周总理接见宇都宫德马夫妇
新华社30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晚接见日本自由民主党众议院议员宇都宫德马和他的夫人，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廖承志、赵安博、萧向前等。

周总理接见锡兰大使佩雷拉
新华社30日讯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下午接见了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并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章文晋。

周恩来总理函复尼赫鲁总理
新华社30日讯
此间今日发表了中国外交部12月29日致印度外交部的备忘录。
对于备忘录中提到的尼赫鲁总理12月01日致周恩来总理的信件，周恩来总理已于12月30日给尼赫鲁总理写了复信，并由中国外交部交给了印度驻华大使馆。

应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的邀请
苏班德里约副首席部长将访华
新华社30日讯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约博士应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邀请，将于1963年01月02日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我边防部队忠实执行我国政府停火后撤的决定
国防部发言人声明：
我边防部队于12月30日继续主动后撤。
到12月底，东段除达旺地区外，已分别后撤至1959年11月0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以北和实际控制线附近地区；
西段已大部撤出实际控制线我侧二十公里地区。
这充分表明，我方为巩固停火、和缓边境紧张局势和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出了积极努力
新华社30日讯
我国防部发言人今日就我边防部队继续从中印边界东西两段主动后撤发表声明如下：
我西藏地方和新疆地方的边防部队，根据我国政府的决定，将于12月30日继续从中印边界东西两段主动后撤。
在中印边界东段，我进驻达旺河以南地区的边防部队，将于12月30日和31日从申隔宗、略马东、西山口、江、邦嘎江寺、鲁克塘、波辛山口等地，全部后撤至达旺河以北地区；
我进驻里米金和梅楚卡地区的边防部队，将于12月30日从塔克新、阿夏比拉、马加、拉曼、林嘎尔等地，全部后撤至1959年11月0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以北地区；
我进驻瓦弄地区的边防部队，将于12月30日从航堆、明期、如能等地，全部后撤至1959年11月0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附近的打坝、古玉通等地及其以北地区。
在中印边界西段，我边防部队将于12月30日继续全线后撤。
除了奇普恰普河、加勒万河、空喀山口和班公湖地区的少数哨所外，大部分哨所的边防部队均将撤出1959年11月0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我侧二十公里地区。
我边防部队从12月01日奉命主动后撤以来，到12月底，在中印边界东段，除达旺地区外，我边防部队已分别后撤至1959年11月0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以北和实际控制线附近地区；
在中印边界西段，我边防部队已大部撤出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我侧二十公里地区。
这充分表明，我边防部队忠实地执行了我国政府1962年11月21日声明所宣布的决定，为巩固停火、和缓边境紧张局势和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总理简历
新华社30日讯
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总理简历
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阁下1916年04月17日生于锡兰康堤的一个贵族家庭里，这个家庭定居于萨巴拉加莫瓦省巴兰戈达地方。
她受教育于科伦坡圣布里杰特教会女校。
二十四岁时同当时担任卫生与地方行政部部长的所罗门·班达拉奈克先生结婚。
班达拉奈克夫人在婚后有更多机会参加科伦坡的社会工作，她曾在锡兰妇女协会、全锡妇女协会和僧迦罗文化学会工作。
自从她的丈夫所·班达拉奈克在1956年04月担任总理以后，班达拉奈克夫人常常随同她的丈夫出国。
她同他一起访问过的国家中，有美国、英国、瑞士、印度、巴基斯坦和马来亚。
在她的丈夫逝世以后，她出来竞选和准备取得她的丈夫在议会中所占的席位，但是在补缺选举举行之前，议会就被解散了，于是她担任锡兰自由党主席。
这个党在她的领导下，在1960年07月20日的大选中取得了胜利。
班达拉奈克夫人从1960年07月21日起担任总理兼国防、外交部长。
（据锡兰国防和外交部新闻司的材料编写）（附图片）
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

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到广州
数千广州市民到车站热烈欢迎广东省省长设宴欢迎贵宾
新华社广州30日电
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和随行人员今天下午从深圳乘专车到达广州。
贵宾们在车站上受到了数千广州市民的热烈欢迎。
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是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并就亚非六国会议推动中印直接谈判，以导致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我国领导人交换意见的。
随同她来我国访问的有不管部部长兼国防和外交部驻议会秘书费利克斯·迪亚斯·班达拉奈克，总理私人秘书腊特瓦特，总理秘书韦拉昆，班达拉奈克部长的私人秘书拉克希米·迪亚斯·班达拉奈克夫人，保安官钱德拉塞克腊。
班达拉奈克夫人等贵宾将在31日离开这里乘飞机前往北京。
广东省省长陈郁，广州市市长曾生和夫人，广东省副省长杨康华，广州驻军首长温玉成中将等广东省和广州市的负责人，前往车站欢迎锡兰贵宾。
由北京专程来广州迎接锡兰贵宾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俞沛文，以及中国驻锡兰大使谢克西和夫人前往深圳迎接贵宾，并陪同贵宾到广州。
在广州车站上，中国和锡兰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无数彩旗和欢迎贵宾的巨幅横额互相辉映。
下午二时十分，贵宾们乘坐的专车在喧天的锣鼓声、掌声和欢呼声中徐徐驶进车站。
班达拉奈克夫人走出车厢时，陈郁、曾生和夫人、温玉成中将等迎上前去，同她以及随行的其他贵宾热烈握手。
在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乐队奏锡兰和中国两国国歌。
班达拉奈克夫人由陈郁省长陪同检阅了仪仗队。
一群盛装的女青年把鲜花献给了贵宾们。
陈郁省长在欢迎仪式上讲话，热烈欢迎锡兰贵宾们。
他说，锡兰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早就存在着深厚的传统友谊。
近年来，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指导之下获得了新的发展。
最近，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总理倡议召开了科伦坡亚非六国会议，对促进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作了积极的努力。
现在，总理阁下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来到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我们相信总理阁下的这次访问，将使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并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作出有益的贡献。
在新的一年就要到来的时候，我们祝中锡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发展，祝锡兰国家繁荣、人民幸福。
班达拉奈克夫人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
她说：
我来到中国不仅以锡兰总理的身份，而且也以三周前参加科伦坡会议六个亚非不结盟国家的代表的身份。
我召开这个会议，因为我真诚希望通过友好国家的帮助能够在中印边境上恢复和平，这就是我今天到达这里的坚强信念。
班达拉奈克夫人说：
当我在中国逗留的时候，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贵国政府和人民的成就。
虽然我的访问是短暂的，我衷心希望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紧密的友谊联系。
祝锡中两国人民的友谊绵绵不断。
接着，锡兰贵宾由陈郁省长等陪同绕场一周同欢迎的群众见面。
欢迎的人们挥着彩旗、花束，演奏着富有特色的广东音乐，舞着醒狮，热情欢迎锡兰贵宾。
欢迎的群众还不断高呼“锡兰贵宾，欢迎您！”
“中锡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岁！”
女青年们把一束束鲜花献给锡兰总理和随行贵宾。
今天到车站欢迎的还有广东省和广州市的政府和驻军的其他负责人。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副领事陈文通也到车站欢迎。
新华社广州30日电
广东省省长陈郁和夫人今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和随行的锡兰贵宾。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广州市市长曾生和夫人、广东省副省长杨康华、广州驻军首长温玉成中将等广东省、广州市的负责人。
中国驻锡兰大使谢克西和夫人、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俞沛文也出席作陪。
陈郁在宴会上讲话。
他衷心地预祝随着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总理的访问，中锡两国在维护亚非团结、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中将更紧密地合作。
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总理在宴会上说，锡兰对中国具有真诚的友好愿望，这种友谊在今后的年代里将日益发展和加强。
她表示深信，她的这次访问将进一步促进锡中两国的互相了解和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
宴会后举行了文娱晚会。
今天下午，锡兰贵宾由陈郁、曾生和夫人、谢克西和夫人等陪同，参观了毛泽东主席早年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和六榕寺，还游览了越秀公园，观光了广州市容。
（附图片）
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应周恩来总理邀请来我国访问，12月30日到达广州，受到广东省省长陈郁（左一）和广州市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　蔡忠植摄（传真照片）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意大利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具有光荣的斗争历史的党。
意大利共产党人和意大利无产阶级，在墨索里尼黑暗统治的年代，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艰苦岁月以及在战后时期，都有过令人钦佩的英勇斗争业绩。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意共的同志们和意大利人民，向来怀着深切的敬意。
中国共产党本着增强兄弟党友谊的一贯立场，应邀派遣代表参加了12月初举行的意大利共产党第10次代表大会。
我们本来希望看到，这次代表大会能够有助于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有助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某些领导人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不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对敌的利益，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粗暴地攻击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
出席意共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不能不在致词中严正地声明，我们不同意陶里亚蒂和意共某些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和诬蔑。
但是，陶里亚蒂和意共某些领导人表示“坚决拒绝”中国共产党代表提出的意见，并且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坚持要进行“公开的辩论”。
这样，意共的第10次代表大会，就成了最近出现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逆流的一个突出的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陶里亚蒂等同志对我们的攻击，对他们发表的一些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违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革命原则的观点，不能保持沉默，不能不进行公开的答辩。
我们愿意坦率地说，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某些领导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同我们存在着原则的分歧。
看了陶里亚蒂在意共第10次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和他的总结发言，看了意共第10次代表大会提纲，人们不能不感到，陶里亚蒂和意共某些领导人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越来越远了。
尽管陶里亚蒂等同志惯于用那种晦涩的、暧昧的、使人们不容易看懂的语言，来掩饰他们的真正观点，但是，如果揭开这一层薄薄的面纱，人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观点的实质。
他们对帝国主义抱着极大的幻想，否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体系的根本对立，否认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根本对立，主张用国际范围内的阶级合作代替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建立一种所谓“新的国际秩序”。
他们对本国垄断资产阶级抱着极大的幻想，混淆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阶级专政，主张用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也就是所谓“结构改革”，代替无产阶级革命。
他们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过时”，篡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学说、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他们抛弃了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否认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规律，也就是10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并且把所谓“意大利道路”，也就是不要革命的道路，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
归根到底，陶里亚蒂和意共某些领导人的主张，实际上就是：
资本主义各国人民不要革命，被压迫民族不要进行争取解放的斗争，全世界人民不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所有这些，实际上恰恰是适应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需要。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准备讨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同我们的所有分歧，只就其中的几个重大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
（一）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首先表现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
陶里亚蒂在意共这次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中说：
“1960年秋，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当时中国同志们提出了某些观点，大会拒绝了这些观点。”
陶里亚蒂故意含糊其词，没有说出中国同志们究竟提出了哪些观点，但是他接着提出战争不可避免是整个争论的起点，这显然是指责中国共产党人不相信新的世界战争可以避免，指责中国“好战”。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是捏造的。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防止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
我们一贯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
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并没有过去。
但是，在国际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新变化的情况下，只要全世界和平力量联合起来，组成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统一战线，进行坚决的斗争，就能够防止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战争。
如果帝国主义胆敢冒险把新的世界战争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那末战争的结局必将是帝国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
在1957年和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我们都申述了这些观点。
两次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共同文件，包含了我们的这些观点，而不是像陶里亚蒂所说的那样拒绝了这些观点。
陶里亚蒂和某些同志明明知道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立场，却一味地加以歪曲和攻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他们同我们之间的真正分歧究竟在哪里呢？
这主要表现在下面的三个问题上。
第1，中国共产党认为，现代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
美帝国主义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
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就必须不断地彻底地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使全世界人民保持高度的警惕。
社会主义力量、民族解放力量、人民革命力量和世界和平力量超过帝国主义力量和战争力量，这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正在疯狂地扩军备战，威胁着世界和平。
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把我们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计划，诬蔑为我们不相信世界战争可以避免，他们实际上是反对揭露帝国主义。
他们在许多场合公开地反对揭露帝国主义。
他们虽然在口头上也承认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但实际上千方百计地美化帝国主义，在人民群众中散布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
人们记得，三年前，在“戴维营会谈”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有人就曾经大肆宣传艾森豪威尔真诚希望和平，说这个美帝国主义头子也像我们一样在为和平操心。
人们也记得，当1959年12月，艾森豪威尔访问欧洲，到达意大利的时候，意共某些同志竟然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组织盛大欢迎，要求意大利所有政党和各阶层人士一致向艾森豪威尔“致敬”。
在欢迎标语中有这样的话：
“罗马共产党人欢迎艾森豪威尔并代表首都的二十五万选民表示相信和希望：
美国总统和苏联总理的会见在各国人民心中引起的伟大和平希望不致泯灭。”
（见1959年12月04日《团结报》。）
现在，我们又听到有人宣传肯尼迪比艾森豪威尔更加关心世界和平，说肯尼迪在加勒比海危机中表现出对维护和平的关怀。
请问，这种替美帝国主义涂脂抹粉的做法，难道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正确方针吗？
艾森豪威尔政府派遣间谍飞机侵犯苏联，肯尼迪政府侵略古巴，以及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进行侵略、威胁世界和平的种种事实，难道不是反复证明美帝国主义头子并不是什么和平的天使，而是好战的恶魔吗？
那些一而再、再而三地美化帝国主义的人，难道不是在存心欺骗全世界人民吗？
非常明显，如果按照这些人的说法，美帝国主义已经不是世界和平的敌人，因此也就无需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了。
这种公然违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错误观点，只会使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迷失方向，有害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有利于美帝国主义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第2，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不断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不断加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不断加强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不断加强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使世界和平得到可靠的保障。
世界和平的取得，应该主要依靠全世界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斗争。
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同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进行旨在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谈判，在不损害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取得某种妥协，达成一定的协议，是必要的。
但是，在任何时候，世界和平的取得，决不能仅仅依靠谈判，决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决不能离开人民群众的斗争。
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把我们这种正确的主张歪曲为不相信世界战争可以避免，他们实际上是不相信并且反对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来防止世界战争。
他们要全世界人民相信帝国主义的“明智”、“保证”和“善良愿望”，把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同帝国主义的“互相迁就”、“互相退让”、“互相迎合”和“明智的妥协”上面。
他们不惜损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抛弃革命的原则，甚至要求别人也牺牲革命的原则，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
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损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抛弃革命的原则，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是绝对得不到真正的和平的。
相反，只能助长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气焰。
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说得好：
“和平的道路，并不是牺牲各国人民权利、侵犯各国人民权利的道路，因为这恰恰是导致战争的道路。”
第3，中国共产党认为，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不可分割的。
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削弱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力量。
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越发展，就越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人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应该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
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指责我们的这种正确的主张是“好战”，他们实际上把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对立起来，同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对立起来。
在他们看来，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只能接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恩赐”，而不能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否则就是妨碍世界和平。
他们认为，当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武装镇压的时候，如果用革命的战争来反对反革命的战争，就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
他们的这种错误的主张，只能被认为是反对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起来革命，要求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放弃自己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永远忍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奴役。
事实证明，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的每一个胜利，都打击和削弱了帝国主义战争势力，都加强和壮大了世界和平力量。
如果采取害怕革命、反对革命的立场，导致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事业遭受挫折和失败，那只会损害和平力量，增加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
总之，在如何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坚决揭露帝国主义，主张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主张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主张最广泛地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士，同时一贯主张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利用谈判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
所有这一切，正是为了有效地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这种主张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符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
这是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正确方针。
我们坚持这个正确的方针，正是深信依靠上述各种力量的联合斗争，能够防止世界战争，怎么能说这是不相信世界战争可以避免，怎么能说这是“好战”呢？
如果按照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的主张，美化帝国主义，把和平的希望寄托于帝国主义，对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采取消极和反对的态度，向帝国主义屈服和投降，那只会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假的和平，或者带来真的战争。
这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一切爱好和平人民不能不坚决反对的错误方针。
（二）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陶里亚蒂和某些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还突出地表现在对于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方面。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如果爆发核战争，人类将遭受空前的灾难。
正因为这样，我们一向主张全面禁止核武器，即完全禁止试验、制造、储存和使用核武器。
我国政府曾多次建议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所有国家的无原子武器区。
我们也一向积极支持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为禁止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而进行的一切正义斗争。
那些关于中国共产党低估核武器的破坏力和要把世界拖进核战争的种种说法，都是荒诞无稽的诬蔑。
在核武器和核战争问题上，我们同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的第1个分歧是：
核武器出现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是否已经“过时”。
陶里亚蒂和某些人认为，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对于战争的正义性质的定义应当另作其他考虑”。
他们实际上认为，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战争已没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别。
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
我们认为，核武器的出现，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
事实上，在核武器出现以后，世界上发生的许多战争，仍然是政治的继续，仍然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
那些认为战争已没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别的人，实际上是反对进行或者拒绝支持正义的战争，堕入反对一切战争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立场。
在核武器和核战争的问题上，我们同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的第2个分歧是：
究竟对于人类的前途应该抱悲观主义的态度，还是应该抱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
陶里亚蒂和某些人大谈什么“人类自杀”、“人类毁灭”，认为“甚至连谈论这一部分残存的人类在社会制度问题上可能倾向于什么，也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悲观绝望的论调。
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阵营拥有强大的核优势的情况下，在各国人民反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斗争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进一步丧失核优势、被迫认识到它的核讹诈政策已经不起作用、认识到如果它发动核战争只会加速自己的灭亡的情况下，全面禁止核武器是可能的。
历史上已经有过禁止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武器的先例。
1925年，各国在日内瓦达成了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就是一个证明。
在我们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防止核战争的步骤以后，如果帝国主义仍然不顾一切地发动核战争，那也只会是帝国主义的灭亡，而绝不是人类的灭亡。
莫斯科声明指出，“如果帝国主义狂人发动战争，世界人民将清除和埋葬资本主义。”
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深信，历史的发展只能是人类毁灭核武器，而决不会是核武器毁灭人类。
那些“人类毁灭”论者违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文件的论断，只能表明他们对人类的前途、对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完全丧失了信心，堕入了失败主义的泥坑。
在核武器和核战争的问题上，我们同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的第3个分歧是：
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才能够有效地达到禁止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的目的。
陶里亚蒂和某些人热中于宣传核恐怖，并且公然说，在美帝国主义玩弄核讹诈面前“害怕得发抖”，是“有道理的”。
陶里亚蒂还说，“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避免战争”。
按照陶里亚蒂和某些人的这种说法，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和核讹诈政策，岂不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无条件屈服，就是把一切革命理想、一切革命原则，一古脑儿抛弃吗？
难道这是共产党人应有的立场吗？
按照这样的做法，难道就真的能够防止核战争吗？
人们不能设想，自己“害怕得发抖”，就能够感动美帝国主义大发善心，放弃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放弃它的核讹诈政策。
事实恰恰相反，自己越是“害怕得发抖”，美帝国主义就越是猖狂，它的胃口就越大，它就越要以核战争相威胁，提出得寸进尺的要求。
难道这样的教训还算少吗？
我们认为，为了动员人民群众反对核战争和核武器，有必要让他们知道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
低估这种破坏力显然是不对的。
但是，美帝国主义正在竭力散布核恐怖来推行他们的核讹诈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应该在指出核武器的破坏力的同时，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核恐怖宣传，着重指出禁止核武器和制止核战争的可能性，应该使人民群众的和平愿望，化为对帝国主义核威胁政策的义愤，把人民群众引导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的斗争中去。
共产党人绝对不应该充当美帝国主义核讹诈政策的义务宣传员。
我们认为，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必须加以彻底的揭露，必须最广泛地动员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针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计划的每一步骤，进行坚决的斗争。
我们深信，依靠各种维护和平的力量的联合斗争，能够挫败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
这是争取实现禁止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的有效的正确的方针。
我们愿意奉劝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还是丢掉你们的悲观的错误的论调，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振作起来，积极参加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核讹诈政策、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斗争吧！
（三）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竭力反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
陶里亚蒂在意共这次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中说，“肯定说帝国主义是一只简单的纸老虎，用肩膀一推就倒”，“是错误的”。
还有的人说，现在帝国主义是有核牙齿的，怎么会是纸老虎呢？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如果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不是无知，那就是故意歪曲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论点。
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人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比喻作纸老虎，这是从长远的整体的观点看问题，是从本质看问题。
就是说，归根到底，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1946年08月间，毛泽东同志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时候，第1次提出了这个论点。
当时，中国人民正处在困难的情况中。
美帝国主义大力支持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拥有兵员上和装备上的巨大优势，开始发动了全面内战。
在敌人的疯狂进攻面前，在美帝国主义无敌的神话面前，敢不敢斗争，敢不敢革命，敢不敢胜利，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命运的最重大的问题。
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同志用“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清楚：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
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
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
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
1957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阐述了这个论点。
他说：
“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
“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
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
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
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
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科学论断早已为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所证实，并且鼓舞了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
请问陶里亚蒂同志和那些攻击这个论点的人，毛泽东同志的论点究竟有哪一点不对呢？
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分析，同列宁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
列宁在1919年曾经把当时“称霸世界的”英法帝国主义比喻做“泥足巨人”。
他在当时说过，“人们以为，世界帝国主义是一种巨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一个落后国家的工人要起来反对这种力量，简直是发了狂。
现在……我们看到：
像一个制服不了的巨人似的帝国主义，在大家眼中已成为‘泥足巨人’”。
“所有这些似乎是强大的和不可战胜的国际帝国主义力量是不可靠的，是不可怕的，它们已在腐烂”。
（《列宁全集》三十卷，第一○七至一○八页。）
列宁所说的“泥足巨人”，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纸老虎”，不是同样的道理吗？
请问，列宁的这个论点又有哪一点不对呢？
是不是列宁的这个论点“过时”了呢？
历史上有过无数的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在1917年02月革命和10月革命之前，机会主义者跑出来说，沙皇和资产阶级政府的力量是了不起的，人民群众如果拿起武器，那就是发疯。
可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坚决反对了机会主义思想，毅然领导工农兵群众推翻了沙皇和资产阶级政府。
历史证明，沙皇和资产阶级政府不过是纸老虎。
在第2次世界大战前夜和大战期间，绥靖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曾经跑出来说，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战胜的。
但是，各国人民坚决反对绥靖主义和投降主义，他们终于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历史同样证明，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主义也不过是纸老虎。
我们认为，是不是在战略上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看作是纸老虎，这是一个如何认识革命力量和反动力量的大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一切革命人民敢不敢于斗争、敢不敢于革命、敢不敢于胜利的大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全世界人民斗争前途和历史命运的大问题。
在任何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家，都不应该害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
在帝国主义横行霸道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的今天，应该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害怕革命力量，而不是革命力量害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
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首先应该有战胜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革命信心、革命雄心、革命气概，否则，任何革命是永远没有希望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家，只有坚决反对一切投降主义和软弱无能的思想，用“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思想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灭敌人的威风，长自己的志气，使广大人民群众具有革命的决心和信心，具有革命的远见和坚定性，才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
帝国主义有了核武器以后，丝毫没有改变它的腐朽、没落和外强中干的本质，也丝毫没有改变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毛泽东同志在同斯特朗谈话中第1次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时候，正是在帝国主义有了原子武器之后。
毛泽东同志在那次谈话中就指出：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历史证明，帝国主义有了核武器，并没有吓倒一切敢于斗争的革命人民。
中国革命的胜利，朝鲜、越南、古巴、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都是在美帝国主义有了核武器的情况下取得的。
帝国主义从来都是武装到牙齿的，从来都是要吃人的。
不论它有大炮牙齿，有坦克牙齿，有火箭牙齿，有核牙齿，还是有现代科学技术所可能装备的任何牙齿，都改变不了它的腐朽、没落、纸老虎的本质。
归根到底，核牙齿和任何牙齿，都不能挽救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
帝国主义的核牙齿和任何牙齿，最后终将同帝国主义一起，被世界人民送进历史博物馆里去。
那些攻击“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论点的人，显然完全丧失了一切革命者应有的革命气质，变成了鼠目寸光、胆小如鼠的人。
我们奉劝这些人，还是不要把自己的命运同帝国主义的命运连在一起吧！
（四）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还表现在和平共处问题上。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
中国是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同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并且先后同也门、缅甸、尼泊尔、阿富汗、几内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加纳签订了友好条约或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同缅甸、尼泊尔等国圆满地解决了边界问题。
这些事实，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可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竟然有人大肆诬蔑和攻击中国反对和平共处。
他们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掩饰他们自己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
在和平共处问题上，我们同那些攻击我们的人的分歧在于：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努力争取在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国际关系。
从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来说，这样做是没有任何困难的。
障碍是来自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
绝不能设想，实行和平共处，可以不经过斗争。
更不能设想，和平共处关系的建立，就可以消除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消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的对立，消除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对立。
1960年莫斯科声明指出：
“各国间的和平共处，并不像修正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
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但是，陶里亚蒂同志和那些攻击中国的人却认为，通过“和平共处”，可以“革新全世界的结构”，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在全世界“建设一个能满足人和各国人民对于自由、福利、独立、个人的全面发展、尊重人格、各国之间的和平合作等愿望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创立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
这就是说，通过“和平共处”，可以改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对立、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对立的“世界结构”，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存在的条件下，就可以消灭一切战争，实现“没有战争的世界”。
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这种主张，完全篡改了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原则，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实际上是在国际范围内以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鼓吹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溶合。
现在美帝国主义正在叫嚷建立所谓“自由世界大家庭”，妄想通过所谓“和平演变”，把社会主义国家合并到所谓“自由世界”中去。
铁托集团正在为美帝国主义帮腔，鼓吹世界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
那些主张在和平共处中“革新全世界的结构”的人，难道不应该同美帝国主义划清界线吗？
难道不应该同铁托集团划清界线吗？
至于所谓通过和平共处，可以达到“没有战争的世界”，更是绝顶荒谬的。
在目前形势下，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结成广泛的国际反帝统一战线，共同斗争，能够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战争。
但是，防止世界大战是一回事，消灭一切战争又是一回事。
战争的根源来自帝国主义和反动派。
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存在的条件下，这样的或那样的战争都是可能发生的。
战后十七年的历史表明，各式各样的局部战争就一直没有间断过。
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总是要起来革命的。
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用武力来镇压这种革命的情况下，发生国内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认为，要消灭一切战争，达到“没有战争的世界”，这只能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制度，消灭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之后，而不可能在这之前。
在和平共处问题上，我们同那些攻击我们的人的分歧还在于：
我们认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同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是两类问题，不是一类问题。
和平共处的原则只能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相互关系方面，而不能适用于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的关系方面，也不能适用于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的关系方面。
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问题，是要进行革命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统治，而不是也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和平共处。
但是，陶里亚蒂和那些攻击中国的人却把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的观点，引申到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的关系方面。
他们说，关于“仍然折磨着十亿人口的饥饿问题”，“不发达地区生产力和民主的发展问题”，只“应当通过谈判、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以及避免采取使局势恶化、从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的行动，来加以解决”。
他们不高兴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火星。
他们说，星星之火可以引起世界大战。
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要被压迫民族同殖民统治者“和平共处”，要被压迫民族容忍殖民统治，而不要进行反抗，不要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更不要进行民族解放战争。
如果按照这种说法，中国人民，朝鲜人民，越南人民，古巴人民，阿尔及利亚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民起来革命，岂不是都违反“和平共处”的原则，都犯了错误吗？
我们很难理解，这种论调同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说教究竟有什么差别？
特别令人惊异的是，陶里亚蒂和某些人还把国际范围内的阶级合作的观点，引申到“共同干预”不发达地区方面。
他们说，“不同社会结构国家”的合作，能够为了促使不发达地区的进步而进行“共同干预”。
这种说法显然是替新殖民主义散布幻想。
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地区的政策，不管采取什么形式、什么花样，都只能是殖民主义的掠夺政策，而绝不会是关心不发达地区的进步。
至于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应该支援不发达地区的人民，首先是支持他们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他们独立以后，还要支援他们发展民族经济。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绝对不能附和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国家的殖民主义政策，更不能跟他们一起“共同干预”不发达地区。
如果谁这样做，那就是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那就是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利益服务。
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同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究竟能不能“和平共处”？
所谓对不发达地区进行“共同干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刚果事件就是最好的回答。
当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对刚果进行国际干涉的时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曾经有人认为这是实行国际合作的范例，认为通过联合国的干预，就可以消灭殖民主义，使刚果人民获得独立自由。
然而，结果究竟是怎样呢？
刚果民族英雄卢蒙巴被杀害了，卢蒙巴的继承人基赞加被拘禁了，许多爱国志士也被杀害或者被拘禁了，蓬蓬勃勃的刚果民族独立斗争遭到了严重挫折。
刚果不仅继续遭受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奴役，而且沦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陷于更大的苦难之中。
请问那些现在仍然在鼓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同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和平共处”，鼓吹对不发达地区进行“共同干预”的人们，难道你们忘掉了刚果事件的惨痛教训吗？
那些诬蔑中国反对和平共处的人，攻击中国在同印度的关系方面犯了什么错误。
他们不问事实真相，不分是非，一味指责中国不应该同印度发生冲突。
在这个问题上，陶里亚蒂说，“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求中所包含的一切合理的和正确的东西。
我们也知道武装行动是从印度方面的一次进攻开始的”。
这种态度，比起一味诬蔑中国方面挑起边境冲突的那些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要公正一些。
但是，另一方面，陶里亚蒂仍然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中印武装冲突是“没有道理的、荒唐的”。
请问陶里亚蒂同志，中国面对着印度反动集团的狂妄的领土要求和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到底应当怎样做才是有“道理”的和不“荒唐”的呢？
难道中国只有在印度反动集团的无理要求和军事进攻面前屈服，才是有“道理”的和不“荒唐”的吗？
难道社会主义的中国只有把自己的大片领土拱手让人，才是有“道理”的和不“荒唐”的吗？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反映了他们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观点是：
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只能一味迁就，甚至在遭到武装进攻的时候也不应该自卫，而应该放弃自己的领土主权。
试问，这种观点，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又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那些诬蔑中国反对和平共处的人，还攻击中国人民支持古巴人民反美斗争的正义立场。
当英雄的古巴人民和他们的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坚决拒绝侵犯古巴主权的国际视察，提出五项正义要求的时候，中国人民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贯立场，在全国举行了巨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坚决支持古巴人民维护独立、主权和尊严，这有什么过错呢？
但是，有人一再攻击中国为加勒比海局势制造困难，要把世界推入热核战争。
这是对中国的最恶毒、最卑鄙的诬蔑。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古巴人民反对国际视察、维护主权的斗争，怎么说得上反对和平共处呢？
怎么说得上是我们要把别人推入热核战争呢？
难道要中国也去向古巴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接受国际视察，才符合所谓“和平共处”吗？
如果有些人口头上也表示支持古巴五项要求，而实际上却又反对中国人民支持古巴，那末，这岂不正是暴露了他们自己支持古巴五项要求的虚伪性吗？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来认为，决定历史命运的，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而不是任何武器。
我们多次说过，我们从来没有主张过在古巴设立导弹基地，也没有阻挠过从古巴撤出所谓进攻性武器。
我们从来不认为，玩弄核武器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我们也从来不认为，在加勒比海危机中避免热核战争就是“慕尼黑”。
但是，我们过去坚决反对、现在坚决反对、将来也坚决反对用牺牲别国主权的办法，去换取同帝国主义的妥协。
这种妥协，只能被认为是不折不扣的绥靖主义，不折不扣的“慕尼黑”。
这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毫无共同之点。
（五）
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的某些同志，不仅实际上主张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而且把他们的这种“和平共处”的概念，引申到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的关系上来。
陶里亚蒂说：
“我们在我国国内形势下所采取的整个行动，无非是把争取革新全世界的结构的伟大斗争转化到意大利国内。”
这个“整个行动”，就是所谓“在民主与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也就是所谓通过“结构改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意大利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当前所采取的路线，尽管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但是，这终究是由意大利同志自己决定的事情，我们从不试图干预。
现在，既然陶里亚蒂同志把他们的“结构改革”论说成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并且片面地说和平过渡已经“成为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战略原则”，而这个问题又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涉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人民争取解放的根本问题，我们，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员，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不能不表示我们的意见。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
“工人革命中的第1步是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
这个思想贯穿在列宁的全部著作中。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强调要打碎和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他说：
“工人阶级应当打碎和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他还说过：
“除了政权，一切都是幻影”。
1957年莫斯科宣言在论述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规律的时候，首先指出，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毫无疑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莫斯科宣言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当然也是适用于意大利的。
但是，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却认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作的分析已经“不够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已经改变。
按照他们所提出的“结构改革”论，在现今的意大利，不要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不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也不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只要在意大利宪法范围内，经过“一系列的改革”，通过实行大企业部门国有化、经济计划化和扩大民主，就能够“循序渐进地”、“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
他们实际上是把国家看成是某种超阶级的工具，认为资产阶级国家也能实行社会主义政策；
把资产阶级民主看成是超阶级的民主，认为无产阶级依靠这种民主也能上升为国家的“领导阶级”。
这种所谓“结构改革”论，完全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现今的意大利，是一个由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着的资本主义国家。
意大利的宪法，尽管包含着意大利工人阶级和意大利人民多年来英勇斗争得来的某些果实，但是，它仍然是一个以保障资本主义所有制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宪法。
在意大利实行的民主，正像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民主一样，是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在意大利实行的国有化，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只能为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
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维持它的剥削和统治，有时也可能采取一些改良办法。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进行日常的经济斗争和争取民主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进行这种斗争，是为了部分改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为了教育和组织群众、提高群众觉悟和积聚革命力量，以便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进而夺取政权。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赞成争取改良的斗争的同时，坚决地反对改良主义。
事实证明，一旦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超出了垄断资产阶级所能允许的范围，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意大利政府，就实行镇压。
这种阶级斗争的不可改变的规律，难道不是已经为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了吗？
怎么能够设想，垄断资产阶级会自动放弃它的利益和统治，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呢？
关于这一点，陶里亚蒂自己也不是完全不知道的。
他虽然竭力鼓吹在资产阶级宪法范围内，可以“粉碎大垄断资本统治集团的权力”，但是，到底怎样才能粉碎这个权力呢？
他回答说：
“我们不知道”。
可见陶里亚蒂和意共的某些领导人的“结构改革”论，并不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对客观实际的科学研究出发的，而是从唯心主义和幻想出发的。
但是，他们竟然把这种连自己都知道不可靠的东西竭力加以宣扬，并且把它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
他们这样做，实际上只能起腐蚀和软化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维护资本主义统治、从根本上取消社会主义革命的作用。
这不正是一种新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吗？
近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些共产党的蜕化分子和一些社会民主党的右翼分子，纷纷鼓吹所谓“结构改革”论，并且以此攻击共产党。
这些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所谓“结构改革”论同社会民主主义是多么相似，而距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多么遥远！
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或者非和平的方式来实现。
有人企图借此为“结构改革”论辩解，这是徒劳的。
片面地把和平过渡说成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战略原则”，也是错误的。
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如果能够实现和平过渡，当然是对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有利的。
某一个国家如果出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时候，共产党人应该争取这种可能性的实现。
但是，可能与现实，愿望与能否实现愿望，究竟是两回事。
事实上，迄今为止，历史上还未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
共产党人不应该把革命胜利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和平过渡上面。
资产阶级从来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
共产党人决不能丝毫放松对于革命的准备，必须准备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当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革命的时候，用武力去打倒它。
这就是说，共产党人应该准备两手，即在准备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同时，必须具有革命的非和平发展的充分准备，这样才能在革命形势到来的时候，在资产阶级使用暴力镇压革命的时候，不致陷于措手不及的境地。
而且，即使能够用和平的方式取得政权，也还要准备立刻应付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反革命武装叛乱。
共产党人应该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艰苦地积聚革命力量上，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迎击资产阶级的武力进攻方面，而不应该片面地强调和平过渡，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上面，否则就必然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陷于完全无准备的被动的局面，以至葬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某些领导人所谓“在民主与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论点，使人想起老牌修正主义考茨基的某些言论。
考茨基在四十多年前说过：
“我推测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在所有已经建立民主的地方，可能使用和平的经济、法律以及道德手段，而不是用暴力来实现。”
（考茨基：
《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出版。）
难道共产党人不应该同考茨基之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划清界线吗？
（六）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有多么远，从他们最近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打得火热的种种事实上更加暴露出来。
意共这次代表大会，邀请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铁托集团的代表参加，并且给他们提供了反华的讲台。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公然为铁托集团辩护，吹嘘铁托集团的“经验的价值”。
我们愿意提醒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你们究竟还承认不承认莫斯科声明对你们的约束力呢？
1960年莫斯科声明写得清清楚楚：
“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1957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
难道莫斯科声明对铁托集团的谴责是错误的吗？
难道各国共产党一致通过的决议，可以任凭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些人的主观意愿而丢到九霄云外去吗？
无论如何，事实毕竟是事实，共产主义叛徒总归是共产主义叛徒。
莫斯科声明的论断是任何人也推翻不了的。
铁托集团并没有抛弃他们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而且在不久前公布的南斯拉夫宪法草案中坚持了这个修正主义的纲领。
铁托集团并没有改变投靠帝国主义建设所谓“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而是更加卖力气地替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效劳。
最近，美帝国主义又赏给了铁托集团一笔一亿多美元的“援助”。
铁托集团继续披着“超集团”、“积极共处”的外衣，千方百计地破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破坏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团结。
随着铁托集团修正主义路线的发展，随着铁托集团对美帝国主义依赖的加深，南斯拉夫早已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早就一步一步地在南斯拉夫复辟。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不是通过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变或帝国主义的入侵，而是通过铁托集团的蜕化而逐步实现的。
在这里，正如列宁早就指出的，“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
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
（《列宁全集》二十五卷，第三五七页。）
一个国家的性质，是由哪个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和它执行怎样的政策来决定的。
现在的南斯拉夫，国家政权掌握在铁托集团手里，这个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背叛了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和南斯拉夫人民的根本利益，实行一整套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路线。
在南斯拉夫农村中，富农和资本主义势力迅速增长，阶级分化正在加剧。
在南斯拉夫整个经济领域中，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和利润法则起着支配作用，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正在泛滥。
听听帝国主义对铁托集团的评价，不是没有益处的。
美帝国主义把铁托集团比作“带头羊”，就是说要通过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影响，企图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从社会主义阵营中带出去，带到肯尼迪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
南斯拉夫的实例，向人们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蜕化变质现象的出现，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这并不是难以理解的。
列宁曾经说过，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变质，在一定条件下，从苏维埃职员中能够产生很少一部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正是列宁所指出的这种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已经在南斯拉夫占了统治地位。
陶里亚蒂同志在总结发言中说：
“当你说资本主义已经在南斯拉夫复辟时——大家都知道这不是真的——就没有人信你说的其余一切了，因为大家都认为其余一切也都不过是夸大其词而已。”
他似乎以为，这么一来，就可以全部驳倒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
可是，诡辩改变不了真理。
他们一口咬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唯一的理由，是在南斯拉夫没有看到一个资本家。
当人们戴着有色眼镜观察事物的时候，总是难以洞察真相的。
既然陶里亚蒂等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理解，同铁托集团有许多共同之点，当然也就难怪他们对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视而不见，对南斯拉夫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视而不见。
尤其令人诧异的是，有些人在竭力吹嘘他们同铁托叛徒集团的亲密关系的同时，却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说我们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是“不能允许的”。
这些人不择手段地想把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排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同时又处心积虑地想把莫斯科声明所确认的叛徒铁托集团硬塞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里来，他们这样做，究竟目的何在呢？
中国有句俗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同铁托集团那样亲如手足、而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又这样深恶痛绝的人，难道不应该想一想，自己已经站到什么地方去了吗？
（七）
陶里亚蒂同志以及同他抱有相同观点的同志，在一系列问题上同我们的分歧，归根到底，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已经过时，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是否已经过时这样根本性质的问题。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借口时代的变化、民族的特点等等，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莫斯科宣言中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规律不适用于意大利。
意共的一位领导人贾·巴叶塔在这方面走得更远。
他说：
“马克思主义是多么的不同于列宁主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又多么不同于列宁的列宁主义”。
他们正是在这样的借口下，修改了和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和推销他们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谓“意大利道路”。
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历史的发展，不但没有使马克思主义“过时”，而是恰恰相反，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在全世界无产阶级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地得到了新的发展。
列宁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在列宁逝世以后的年代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又在各自的革命斗争中，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
但是，这一切新的发展，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而绝对不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
列宁所开辟的10月革命的道路，以后为1957年莫斯科宣言所总结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是世界各国人民消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共同道路。
尽管从10月革命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10月革命的道路所体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越来越显示出夺目的光辉。
陶里亚蒂为了替自己的错误观点辩护，竟然说中国共产党执行的路线“同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03月至10月的革命过程中所遵循的战略和策略路线丝毫不相符合”。
这完全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历史实际。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尽管中国革命同其他国家的革命一样，具有许多特点，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向把中国革命看成是伟大的10月革命的继续。
中国革命，正是沿着10月革命的道路而取得胜利的。
陶里亚蒂对中国革命的歪曲，只能表明他企图为他自己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社会主义革命共同规律的独特路线制造借口。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按照各国的具体条件，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规律。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一定时间和一定条件下提出的某些个别论点，在另一时间和另一条件下，由于情况变化，就必须代之以新的论点。
不这样做，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就会给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损失。
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借口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新现象，根本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以修正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弃共产主义事业。
某一个共产党在某一个发展阶段上，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可能成为主要的危险。
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指出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正如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指出的，就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现代修正主义。
现代修正主义“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反映资产阶级思想，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在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剥削者的压迫的斗争中，在争取和平、民主、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在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中，使工人和劳动群众解除武装，使他们涣散。”
目前，现代修正主义者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借口反对“左”倾冒险主义而取消革命，借口策略的灵活性而鼓吹无原则的妥协，实行投降主义。
如果不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最近出现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逆流，再一次证明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论断的正确性。
关于修正主义的主要特点，列宁说过，“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
（《列宁全集》十五卷，第19页。）
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民总是要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出的正确的道路前进。
虽然这条道路是艰难的、曲折的，但这是达到胜利的唯一道路。
社会历史的发展不会顺从帝国主义的“理论”，也不会顺从修正主义的“理论”。
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政党和什么集团，不论在工人运动中曾做过多少工作，只要一旦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并且顺着这条道路滑下去，那就只会变成资产阶级的奴仆，受到无产阶级的唾弃。
×　×　×
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公开讨论了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同我们之间的主要分歧。
这本来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如果不是他们首先公开挑战并且坚持要公开辩论的话。
但是，即使在我们被迫公开讨论的时候，我们仍然诚挚地希望，通过同志式的讨论，能够消除这种分歧。
尽管令人惋惜地看到陶里亚蒂和同他抱有同样观点的同志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越来越远，我们仍然热烈地期待着他们不要越陷越深，能够迷途知返，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回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上来。
我们愿意向前看。
我们多次提出，应该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来解决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问题。
我们认为，各国共产党人应该以对敌斗争的共同利益为重，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重，遵循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团结。
这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期望。
一百多年来各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是充满着马克思主义同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激烈斗争的历史。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来就是在战胜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前进的。
今天，各式各样的修正主义者尽管可以喧嚣一时，但是，这并不表现他们的强大，相反，恰恰暴露他们的虚弱。
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修正主义思潮、新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适应着垄断资产阶级和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实质上是垄断资产阶级和美帝国主义的政策的产物。
但是，各式各样的修正主义，既不能阻挡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的胜利发展，也不能挽救帝国主义的最后灭亡。
1913年，列宁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论述到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的时候指出，马克思主义虽然遭到机会主义者的歪曲，但是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发展不断地使它获得了新的证实和新的胜利。
列宁当时正确地预言：
“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
（《列宁全集》十八卷，第五八四页。）
现在，我们感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处在一个新的重大的历史关头。
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斗争，正重新尖锐地提到各国共产党人的议事日程上来。
我们深信，不论经过怎样复杂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终归是要取得胜利的。
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全世界发出了勇敢而豪迈的召唤：
“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一条锁链。
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这个伟大的召唤，鼓舞着一切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者，鼓舞着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使他们充满对未来的信心，坚毅地冲破一切障碍，奋勇向前。
现在，国际无产阶级队伍越来越壮大，各国人民觉悟越来越高，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思想越来越多地吸引着受苦受难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
让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全世界工人阶级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潮流面前发抖吧！
马克思列宁主义终将取得最后胜利，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终将取得最后胜利！

为让金门等岛同胞和蒋军安度新年
福建前线炮兵停止炮击两天
新华社福建前线30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发言人今日宣布：
为了让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上的祖国同胞和蒋军官兵安度新年，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奉命在1962年12月31日和1963年元旦两个单日停止炮击，以示关怀。

南汉宸设宴欢送日本贸易界朋友
新华社30日讯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送日中贸易促进会理事长铃木一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副会长宿谷荣一、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专务理事木村一三和他们的随行人员，并且同他们以及正在北京的日本各友好商社的代表们一起，迎接新年。
在洋溢着热烈友好气氛的宴会上，南汉宸和铃木一雄先后讲话，共祝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贸易关系，在新的一年中获得更大的发展。
今天晚上同日本朋友们一起欢聚的，还有廖承志、李烛尘、卢绪章、李绍禹、萧方洲、孙平化、萧向前等各方面人士。
在北京的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也应邀出席宴会。

古中友协主席发来电报
热烈祝贺中古友协成立
新华社30日讯
中拉友协和中古友协今天收到了古中友协主席巴耳多梅罗·阿耳瓦雷斯·里奥斯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报对中古友协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
电报说，我们怀着非常愉快的心情知道了要成立中国—古巴友好协会的消息。
这个协会的成立必将进一步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关系与支持。
我们预祝这个新的组织在它崇高的事业——进一步加强兄弟般的联系和反对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辉煌的成就。

12月30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日本自由民主党众议院议员宇都宫德马和夫人。
周总理和宇都宫德马及夫人交谈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

大会通电
首都各界人民庆祝古巴革命胜利四周年和中古友协成立大会通电，全文如下：
首都各界人民今天举行了隆重集会，热烈地庆祝古巴的胜利四周年和中国古巴友好协会的成立。
大会向英雄的古巴人民、向古巴人民的伟大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向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和古巴革命政府致以热烈的兄弟的祝贺。
古巴革命的伟大胜利，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它不仅永远结束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古巴的反动统治，为自由、独立、繁荣、幸福的古巴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而且为世界上一切被压迫的人民和民族，特别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把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四年以来，在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领导下的英雄古巴人民，在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彻底地完成了民主革命之后，坚决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拉丁美洲建立起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
目前，古巴正进行着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在经济、文化、国防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中国人民为古巴人民的革命胜利和建设成就而热烈欢呼。
美帝国主义非常害怕古巴革命影响的扩大，千方百计地企图扼杀古巴革命，但美帝国主义的这些罪恶活动，一个个都被英雄的古巴人民彻底粉碎了。
两个多月以前，美帝国主义又冒世界的大不韪，借口所谓古巴拥有战略的“进攻性”武器，悍然对古巴进行了海盗式的军事封锁和武装挑衅。
但是英雄的古巴人民并没有被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所吓倒。
在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的坚强领导下，古巴人民举国一致，同仇敌忾，又一次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锋芒，取得了反美斗争的伟大胜利。
古巴人民的这一胜利斗争再一次严峻地考验了革命的古巴人民，并且再一次证明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和坚强团结是任何反动势力都摧毁不了的，是比任何武器更加可靠、更加强大的力量，英雄的古巴人民不愧是伟大的人民，菲德尔·卡斯特罗不愧是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战士！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坚决支持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所提出维护古巴的主权，维护进步人类的尊严，保卫社会主义国家荣誉的五项正义要求，坚决支持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和古巴革命政府所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和革命立场。
我们坚决相信英雄的古巴人民一定能够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斗争。
在全世界人民的正义支持下，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保卫住国家的主权和革命的果实，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取得最后胜利。
古巴必胜，美帝必败！
首都各界人民庆祝古
巴革命胜利四周年
和中国古巴友好协
会成立大会
1962年12月30日于北京

巴中友协会长电周总理祝贺中巴边界谈判取得原则协议
周总理复电阿拉维会长致谢
新华社30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打电报给巴中友好协会会长阿拉维，对他的贺电表示谢意。
电文如下：
卡拉奇巴中友协会长哈蒂姆·阿拉维先生：
在中巴双方本着平等合作和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友好协商，就实际存在于两国之间的边界的位置和走向取得原则协议的时候，承蒙来电祝贺，谨致谢意。
祝中巴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日益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12月30日
新华社30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收到了巴基斯坦中国友好协会会长阿拉维的祝贺中巴边界谈判顺利达成协议的电报，电文如下：
北京周恩来总理
巴中友协向阁下最热烈地祝贺巴中边界谈判顺利达成协议。
通过这件事，中国政府又一次向全世界有力地证明，它是一贯真诚地愿意同中国的一切邻邦——包括蒙古、尼泊尔、缅甸，而现在是巴基斯坦——保持和平友好的关系。
会长　哈蒂姆·阿拉维
1962年12月27日于卡拉奇

我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发表声明
严斥英国《论坛》周报刊载冒用周恩来总理姓名的彻头彻尾伪造的信件，企图中伤我国政策，诽谤我国领导人信誉
新华社31日讯
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今天就英国《论坛》周报刊登一封伪造的周恩来总理的信件发表声明，全文如下：
1962年12月28日的英国《论坛》周报刊载了一封冒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姓名写的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为此严正声明，《论坛》周报刊载的上述所谓信件是彻头彻尾的伪造，其目的在于中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诽谤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信誉。
这种诉之于伪造和诽谤的犯罪行为，并不能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国家领导人带来丝毫损害，而只能证明这些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分子已经堕落到何等卑鄙无耻的地步。
在英国的报刊上竟然出现这样下流犯罪的行径，这不能不被认为是对英国整个舆论界的一个极大的侮辱。
新华社31日讯
英国《论坛》周报12月28日刊登一封冒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姓名写的信，妄图中伤中国的政策，诽谤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信誉。
这封题为《消灭和平贩子》的信件说什么“让我们（指中国人民）使1963年成为解放年”。
它还说，由于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阴谋诡计，中国“在1962年受到了暂时的挫折”，但是中国“必须决心在纽约埋葬他们”。
这封信接着造谣说，中国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已经制订了一项会使敌人阵营出其不意并击败他们的计划”。
据说，这项绝密的计划规定：
“首先将解放欧洲”。
这封信件的伪造者不顾中国政府公开支持印度政府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手中解放自己的领土果阿，但是他却说，“从现在起我们（指中国人民）将不倦地努力争取解放果阿并使它重新和葡萄牙合并。”
这封伪造的信件还恶毒地挑拨中国同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关系，并且为了无耻地诽谤中国，在伪造的信件里还把叛徒托洛茨基称为伟大的同志。

我将204名印俘名单航寄印红十字会
新华社30日讯
中国红十字会今天打电报通知印度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今天由北京航寄二○四名被俘印军人员的名单给新德里印度红十字会。
名单中包括校级军官二名和尉级军官三名。
电报说，在这批被俘印军人员的名单上还写明了他们的通信处和健康情况。
今天，中国外交部也把上述被俘印军官兵名单的人数，通知了印度驻中国大使馆。
这二○四名被俘印军人员数字，中国红十字会已在12月16日通知了印度红十字会。
这批被俘印军人员，和中国红十字会前已寄出名单的九百二十七名被俘印军人员，都是我西藏地方和新疆地方边防部队在11月16日以前的自卫反击战斗中俘掳的。

新西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姆·威廉斯同志到京
新华社30日讯
应邀来我国访问的新西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姆·威廉斯，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飞机场欢迎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央委员伍修权，中共中央机关负责工作人员熊复等。

热烈欢迎锡兰贵宾
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今天到达北京。
这次班达拉奈克夫人的光临，是锡兰政府首脑第1次访问我国，是我们盼望了很久的友谊的聚会。
中国人民怀着兴奋的心情，热烈欢迎我们的锡兰贵宾。
中锡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
远在公元一世纪初，我们两国就已经建立了文化和贸易方面的密切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锡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锡兰是最先承认我国的国家之一。
锡兰政府一贯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反对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特别在1952年，锡兰政府毅然不顾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同中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贸易，表现了对中国人民的极大支持。
十年来，中锡两国之间充满了友好合作的纪录。
今年10月，中锡两国又签订了第3个五年贸易协定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使中锡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向前又跨进一步。
中锡两国人民的这种深厚友谊，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的照耀下不断发展和巩固的。
我们两国都曾经遭受过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都有着维护亚洲和平、建设自己的国家的共同愿望。
我们两国都是万隆会议的参加国，并且在会上同其他亚非国家一起，确立了维护民族独立、争取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友好合作和反对殖民主义的原则。
近年来，我们两国为维护和发扬万隆精神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锡兰总理在访问中国期间，还将向我国政府领导人转达亚非六国会议对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意见。
我们对于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这样不辞辛劳地奔走，表示极大的敬意。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向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一切国际争端。
我们已经根据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先后同缅甸、尼泊尔分别圆满地解决了边界问题。
最近，又就中国新疆和巴基斯坦负责其防务的地区相接壤的共同边界的位置，同巴基斯坦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原则协议。
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爱好和平和维护亚非团结的真诚愿望。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继续为维护亚洲和平和亚非各国的友好合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关于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一向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合理解决中印边界争端。
几年来，中国政府曾为此作出了重大的努力。
但是，印度方面却始终拒绝谈判，坚持无理的先决条件，根本拒绝协商。
最后，印度方面竟悍然不顾一切，对中国边防部队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导致了极为不幸的边境武装冲突。
中国政府本着自己的一贯立场，在冲突发生后不久立即提出了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倡议。
随后，中国政府又采取了主动停火、主动后撤等措施。
但是，迄今为止，印度方面对中国的和平倡议和主动措施不但没有作出积极的响应，反而仍然向美国要求大量军事援助，继续叫嚣战争。
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亚非各国人民的不安。
我们希望，在锡兰总理倡议下举行的亚非六国会议所作的努力，将能推动中印两国重开谈判，使中印边界问题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
这将是对亚洲和平的一个巨大的贡献。
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问我国正是1962年结束，1963年开始的时候。
锡兰贵宾们将同我国人民共度这个充满着希望的新年，这是中锡友好关系史上的一件大喜事。
我们相信，通过班达拉奈克夫人的访问，中锡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必然会大大加深。
而中锡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也必将大大有利于发扬万隆会议精神，增进亚洲国家团结友好和互助合作的事业。

“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古巴万岁”
邮电部即将发行一套纪念邮票
新华社30日讯
邮电部将于1963年01月01日古巴革命胜利四周年纪念日发行一套“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古巴万岁”纪念邮票。
这一套纪念邮票共六枚，用影写版套色印刷。
第1枚为红和棕色，印着一个坦克模型，这个坦克模型原来是美帝国主义走狗、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的司令部里的陈列品，是劳尔·卡斯特罗副总理1959年07月托中国访问古巴的第1个代表团（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带给中国人民的象征中古两国人民之间深厚友谊的一件重要礼物；
第2枚为黄绿和黑色，印着持枪保卫祖国的古巴男女民兵像；
第3枚和第4枚都是枣红色，分别印着古巴人民举行示威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人民举行示威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场面；
第5枚为土黄色和黑色，印着一个持枪高呼的古巴战士像，背景是一列威武的坦克炮塔，象征古巴必胜；
第6枚为红、蓝和棕色，印着古巴国旗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像，象征着胜利属于古巴人民。

欢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古巴昂首前进祝中古人民战斗友谊永世长存
首都集会庆祝古巴光辉节日和中古友协成立
彭真、陈毅、郭沫若、陈叔通和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出席了大会
刘宁一热烈赞扬古巴人民反美斗争的胜利指出这再次证明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
皮诺·桑托斯说古巴人民正在为实现卡斯特罗总理提出的五项要求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据新华社30日讯
首都各界一千多人今天隆重举行庆祝古巴革命胜利四周年和中国古巴友协成立大会，欢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古巴昂首胜利前进，祝中古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永世长存。
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彭真、陈毅、郭沫若、陈叔通，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在北京的古巴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朋友，出席了大会。
大会通过电文，热烈颂扬古巴革命的胜利为世界上一切被压迫的人民和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电文强调指出，古巴人民取得的反美斗争的伟大胜利，“又一次证明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和坚强团结是任何反动势力都摧毁不了的，是比任何武器更加可靠、更加强大的力量，英雄的古巴人民不愧是伟大的人民，菲德尔·卡斯特罗不愧是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战士！”
大会在政协礼堂举行。
会场上挂着大幅红底金字标语：
“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古巴万岁！”
“中古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岁！”
下午二时三十五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同古巴驻中国大使皮诺·桑托斯，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副团长伊·贝略·里奥斯等走上主席台。
这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
大会由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会长楚图南主持。
楚图南致开会词后，中国古巴友好协会会长刘宁一在会上讲话（全文见第6版）。
刘宁一强调指出，古巴革命的胜利，是当代国际政治生活中有着极为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
它在美帝国主义统治的后院，点燃了革命的烽火，照亮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争取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道路。
刘宁一说，古巴人民胜利斗争的经验，对于斗争中的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都是极其宝贵的财富。
这再一次充分证明了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只要敢于和善于同它进行斗争，它就有可能知难而退，相反，如果屈膝退让，它就会得寸进尺。
刘宁一说，中国人民一向是古巴人民最忠实最可靠的朋友。
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中，中国人民和古巴人民结成的深厚的革命友谊，是任何力量破坏不了的。
中国古巴友好协会的成立，是这种革命友谊日益发展的一个标志。

皮诺·桑托斯大使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全文见第6版）。
他说，古巴人民现在生活在也将长期生活在战斗戒备状态中，因为我们还面临着危险。
我国人民在拿着工具和书本进行学习和从事建设劳动的时候，也得紧握住步枪。
大使说，古巴人民正在为实现卡斯特罗总理提出的五项要求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大使说，古巴不侵略别人。
古巴为和平而斗争。
他指出，古巴没有输出革命。
革命是不能输出的，革命是本国的产物，美帝国主义和中南美的封建寡头势力的剥削把拉丁美洲带到了极端。
拉丁美洲人民群众迟早会起来同帝国主义和大庄园主进行清算。
皮诺·桑托斯大使热烈祝贺中古友协的成立，祝中古友协在发展中古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中获得成就。
刘宁一会长和皮诺·桑托斯大使的讲话，在全场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
讲话以后，古巴驻中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前古中友协秘书亚美利加，在会上宣读了古中友协给中拉友协和中古友协的贺电。
大会结束后，中古友协举行了庆祝酒会。
各方面的负责人姬鹏飞、张致祥、陈少敏、李德全、冯基平、朱穆之、李梦华、郭建、张寅安，中古友协的理事们，出席了大会和酒会。
（附图片）
首都各界庆祝古巴革命胜利四周年和中古友协成立大会。
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会长楚图南在致开会词　新华社记者　陈娟美摄

我外交部发表致印度大使馆备忘录
驳斥印度外交部备忘录故意横生枝节、颠倒是非，坚持恢复1962年09月08日边界状况，为其拒绝对中国提出的停火、后撤、官员会晤等措施作出积极响应寻找借口。
指出印度政府的这种无理立场完全违反尼赫鲁总理给周总理信中总结出的和平解决中印分歧的五项原则
新华社30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今天发表了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答复印度外交部12月19日备忘录的备忘录，并且也发表了印度外交部1962年12月19日的备忘录和印度总理尼赫鲁12月01日给周恩来总理的信。
中国外交部的备忘录全文如下：
中国外交部收到了印度外交部1962年12月19日的备忘录。
这一备忘录再次表明，印度政府故意横生枝节、颠倒是非，坚持恢复1962年09月08日的边界状况，为其拒绝对中国提出的停火、后撤、官员会晤等措施作出积极响应寻找借口。
印度政府的这种无理立场是完全违反尼赫鲁总理1962年
12月01日给周恩来总理信中所总结出的和平解决中印分歧的五项原则的。
一、关于中印边界西段地区
中印边界西段传统习惯线中国一边的整个广大地区，是中国的领土，一直在中国的有效管辖之下，而从来没有为印度管辖过，这是确定不移的事实，决不是印度政府凭空捏造所能推翻得了的。
印度政府无法否认，一直到1958年，它从来没有对
中国政府在这里行使有效管辖提出过异议。
但是，后来却从历史上找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证件，企图牵强附会地把这个地区说成是印度的。
在1960年两国官员会晤期间，印度方面是这样进行辩论的：
首先空口无凭地断定面积达二万七千平方公里的阿克赛钦、林济塘等地属于一个名叫唐克西的小村子管辖，然后提出证件证明唐克西是印度管辖的，因而得出结论说阿克赛钦和林济塘等地是印度的。
这种荒谬可笑的论证方法当然不能被认为是严肃的。
与此相反，中国方面提出的证件，却无可置辩地证明，中国政府在整个西段地区行使着有效的管辖，包括设治、巡逻、控制通道、检查行旅、征收赋税、进行广泛的勘察和测量、修筑公共工程，等等。
印度备忘录提到的1927年的证件是中国方面提出的许多有力的证件之一。
这个证件明确无误地证明了阿克赛钦和林济塘等地是属于新疆的和田管辖的。
几百年来，中国在这里行使了有效的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50年从旧中国政府接管了这一地区，并且继续行使有效的管辖。
而印度方面一直到1958年对这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却毫无所知。
因此，难怪一直到1959年09月10日，尼赫鲁总理还在印度联邦院说过，西段地区“一直没有受到过任何管辖。”
这对印度政府说来当然是事实。
尼赫鲁总理的这番话彻底推翻了印度方面提出来的用以证明印度曾经在这个地区行使管辖的一切所谓证件。
印度政府无法否认印度军事人员在1958年09月、1959年07月和10月三次非法侵入西段地区而三次都为中国方面所拘捕或击退的事实。
但是，它又企图证明，在1961年以前，除了这三次之外，还有别的印方人员进入过西段地区。
它煞有介事地说，甚至在1950年以后，在1951年、1952年、1954年、1956年和1957年，印度的勘察队和巡逻队还经常到这个地区去。
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在两国官员会晤期间，中国方面曾经当面要求印度官员提出证件来证明它的说法，而印度方面却连一个证件也提不出来。
而且全世界有常识的人都会问，如果印度方面在1958年以前真的经常巡逻这个地区，为什么它们没有发现中国边防部队频繁地来往这一地区，并且在这里勘察、修筑了一条工程浩大的公路呢？
印度备忘录还列举了印度政府1958年07月02日、1958年11月08日、1959年07月30日和1959年11月04日四个照会，来企图证明中国方面没有在中印边界西段停止巡逻。
这真是可笑到了极点。
在1959年10月20—21日空喀山口事件以前，中国方面从来没有说过停止边境巡逻。
印度备忘录列举这些照会不仅无的放矢，而且恰恰证明中国方面的边境巡逻一直及到传统习惯线。
中国政府只是在空喀山口事件以后才下令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前沿停止巡逻。
当中国政府1959年11月07日提出的双方武装部队各自后撤、停止巡逻的建议遭到拒绝以后，中国边防部队又进一步在实际控制线中国一边二十公里的地区内停止了巡逻。
周恩来总理在1959年12月17日给尼赫鲁总理的信中把中国政府的决定通知了印度政府。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边防部队严格执行这一命令。
印度备忘录提到的1961年10月31日的照会，指控中国继续巡逻，这完全是凭空捏造，中国政府在过去的照会中已经痛加驳斥。
事实上，中国边防部队一直到1962年05月，才在西段地区奉命恢复边境巡逻，来抵御印度军队有增无已的入侵挑衅活动。
中国政府在1962年04月30日的照会中把这一决定也通知了印度政府。
中国方面无论停止边境巡逻，或者恢复边境巡逻，都是光明磊落的，印度政府休想从中找出什么岔子。
二、关于扯冬地区
自从印度方面全面推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来，双方对中印边界东段的1959年11月07日实际控制线的位置是清楚的。
关于扯冬地区的争执，这是由于印度方面在1962年06月利用中国方面停止巡逻的空隙，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并且在9月进行武装挑衅所引起的。
印度方面硬说扯冬地区是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
但是，印度唯一的所谓依据只能是中印双方都掌握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原图，根据这张原图，扯冬地区分明是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
而且，中国在最近的边境冲突中缴获的印度军用草图，也明确地标明扯冬地区是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
印度政府不论怎样纠缠，也抵赖不了印度故意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占线北扯冬地区是赤裸裸的侵略和挑衅行为。
扯冬地区的问题本来是极其简单的，是非也是分明的。
印度政府现在却横生枝节，把关于扯冬地区的具体争议和整个东段的划界问题纠缠在一起。
印度备忘录提到印度总理11月14日给周恩来总理的信所附备忘录中关于“东段”一节的评论，要求中国表示态度，究竟是接受分水岭的原则，还是接受经纬度的原则。
中国政府在12月08日给印度政府的备忘录中和在12月
09日交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月08日的谈话中已经全面地驳斥了这些评论，并且充分地说明了中国的观点。
中印边界东段还没有经过谈判加以确定，因此，根本不发生中国接受什么划界原则的问题。
中印边界东段只存在一条双方行政管辖范围所及的实际控制线。
马及墩地区和图龙山口地区都在这条线的中国一边，印度政府从未提出异议。
现在，印度方面又企图对马及墩地区和图龙山口地区制造出一个新的争议，来掩盖它对扯冬地区的侵略，这完全是徒劳的。
印度备忘录提到有一个所谓1953年的文件。
这个文件不仅无补于印度的论点，而且是对印度在1951年02月占领了西藏的达旺以后企图进一步扩大侵略的控诉。
从这个文件可以看出，尽管印度方面企图侵占勒村居民的草场，并且向他们勒索草费（也就是印度备忘录所谓的税收），勒村居民仍然认为这个草场是他们的。
印度的侵略野心并没有得逞。
事实上，从1951年到这次印度入侵以前，扯冬地区一直是在中国的有效管辖之下。
三、关于朗久
印度政府在备忘录中引证周恩来总理1959年12月17日信
中的一段话，来作为双方曾经同意都不占领朗久的证明。
但是，周恩来总理的建议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双方不仅在朗久，而且在其他双方有争议的边境地点都不派驻武装人员。
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并且具体提到了这些地点，即兼则马尼、巴里加斯、什布奇山口、桑、葱莎、波林三多、巨哇、曲惹、香扎、拉不底。
这是一个完整而不能割裂的建议。
印度政府没有接受这一建议。
因此，怎么能够认为双方已经同意都不在朗久派驻武装人员呢？
印度政府这样不择手段，任意歪曲周恩来总理的信件，来为自己的无理立场辩护，这才真正是武断到了极点。
四、关于乌热
在乌热问题上，印度政府也玩弄了类似的花招。
印度政府很清楚，中国从来认为乌热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连印度政府提出的双方都不派民政人员进入乌热的建议都不能接受，怎么可能同意更加无理的由印度单方面派民政人员来控制这个地区的要求呢？
不可能设想，中国政府会接受这种无理要求。
事实上，无论在1959年以前或以后，中国政府对于印度派遣所谓民政人员非法进入乌热地区没有一次是不提出抗议的。
五、关于停火问题
中国政府注意到了“印度方面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妨碍停火声明的执行”的表示。
但是，必须指出，不妨碍中国单方面的停火，并不等于印度正式同意停火。
正是因为这样，目前的停火状态还是不稳定的。
自从中国单方面实行停火以来，印度军队在西段已多次侵入斯潘古尔湖地区，在东段不断跟踪中国的后撤部队进行挑衅；
印度飞机也一再侵犯中国领空。
印度挑起的历次边境冲突都是从这类挑衅活动逐步发展起来的。
现在，在中国边防部队主动后撤的过程中，印度方面故态复萌，这不能不引起中国方面和关心中印边界问题和平解决的亚非国家的严重注意。
尼赫鲁总理12月01日给周恩来总理来信中所提出的和平解决中印分歧的五项原则的第1项是，“我们应该为和平解决我们的分歧创造适当的气氛”。
中国方面的主动停火、后撤和遣返印军伤病人员，无疑是符合于这项原则的。
但是，印度方面不仅继续在边境进行挑衅，加紧扩军备战，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故意恶化两国关系的措施。
印度政府片面破坏协议，关闭了它在中国的领事馆，并且迫使中国采取同样的行动。
印度当局对旅居在印度的华侨进行了残暴的迫害，把两千多名华侨关闭到集中营里。
印度政府甚至决定检查中印之间的来往邮件和电报。
印度政府的这些行动是彻底违反上述原则的。
六、关于脱离接触问题
中国政府注意到印度政府赞成双方武装部队在一项共同协议的安排的基础上脱离接触。
但是，印度政府认为，“这种安排只能以消除1962年09月08日中国政府对印度领土的进一步侵略为基础”。
中国政府已经反复地、详尽地论证过，所谓9月08日前的边界状况是印度从1959年11月07日以来进一步用武力侵占大片中国领土的状况，是印度军队借以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的状况。
恢复这种状况是违反边界问题只应通过谈判解决、而不容许使用武力造成既成事实的原则的，因而是中国政府绝对不能接受的。
印度备忘录把1962年09月08日前的边界状况说成是一条什么线，这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09月08日前的边界状况是双方的阵地犬牙交错，根本不能形成一条隔离双方武装部队的共同基线。
印度备忘录指责中国提出的1959年11月07日实际控制线同事实不符，印度政府举出的唯一理由，是尼赫鲁总理11月14日给周恩来总理来信所附备忘录中提出的所谓实际控制线的位置应该以中国的边防哨所的位置为准的说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1962年12月08日的谈话中和同一天中国政府在给印度政府的备忘录中已经充分驳斥了这种说法，指出不能把行政管辖范围和边防哨所的位置混为一谈；
而且即以边防哨所而言，远在1959年11月07日以前，中国已经在靠近中印边界西段实际控制线的中国一边设立了一系列的边防哨所。
印度政府不管怎样狡辩，也不能否认这些事实。
诚然，1962年09月08日以前印度军队占有的位置同1959年11月07日实际控制线是存在着差别的，这种差别按照印度备忘录的估计约为二千五百平方英里的土地。
但是，这种差别恰恰是印度在过去三年中利用中国边防部队停止边境巡逻的空隙、背信弃义地以武力侵占中国领土所造成的。
印度用武力侵略造成的这种差别，既不能否定、也不能改变1959年11月07日实际控制线；
相反，恰恰证明以1959年这条线作为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的基线是最为公平合理的。
尼赫鲁总理提出的五项原则中的第3项，据说是摘自周恩来总理11月04日给尼赫鲁总理的信。
周恩来总理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中国政府的这项建议以1959年的实际控制线为基础，而不是以目前双方武装部队的实际接触线为基础，这就充分说明，中国方面没有因为最近在自卫反击中所取得的进展，而把任何片面要求强加于印度方面。”
这句话所包含的原则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双方都应该尊重1959年的实际控制线，任何一方都不应该用武力改变这条线，造成既成事实，强加于另一方。
中国方面正是根据这个原则，建议以1959年的实际控制线作为隔离双方武装部队的基线，并且主动地在中印边界东段撤出这条线以南近两万平方公里的地区。
印度方面坚持恢复1962年09月
08日前的边界状况，恰恰是违反了这个原则，要求中国承认1959年以来印度用武力破坏这条线、侵占大片中国领土的事实。
尼赫鲁总理提出的五项原则中的第4项，要求双方采取步骤，“应该符合双方的体面、尊严和自尊”。
按照中国政府提出的双方武装部队从1959年11月07日的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中国边防部队不仅要在中印边界东段撤出1959年实际控制线以南的广大地区，而且还要在中印边界全线，从1959年的实际控制线再后撤二十公里，这样，实际上将远离他们在1962年09月08日的位置。
这表明了中国对印度的体面、尊严和自尊的最大照顾。
但是，印度坚持恢复1962年09月08日前边界状况的无理要求，却根本不符合中国的体面、尊严和自尊。
尼赫鲁总理提出的五项原则中的最后一项，规定双方建议采取的措施“丝毫不损害任何一方关于边界的正确画法的主张”。
这正是中国政府一贯的主张。
但是，印度却坚持恢复1962年09月08日前的边界状况，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
这就是说，印度要中国在谈判还没有开始以前就满足印度对中国的大部分领土要求。
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同意这种无理的要求将不损害中国对边界的主张。
七、关于双方官员会晤问题
中国政府注意到，印度政府并不反对双方官员举行会晤，但是认为必须先有一个双方共同协议的关于停火和后撤的安排。
当然，如果双方对于这样一种安排达成了协议，双方官员的任务会简单得多。
可惜，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协议。
在中国政府看来，这种情况不能成为推迟双方官员会晤的理由，而恰好说明这种会晤的迫切性。
分歧只有通过会晤和讨论才能解决；
不会晤，分歧永远也不会缩小，更说不上消除。
尼赫鲁总理提出的五项原则中的第2项就说，“我们应该通过和平的会谈和讨论以友好的方式解决我们的分歧”。
中国政府正是根据这项原则，不断地建议双方进行谈判。
现在，中国政府等待着印度政府用实际行动来表明它真正愿意遵守这项原则。
1962年12月29日
印度外交部的备忘录
印度外交部的备忘录全文如下：
中国外交部1962年12月09日交给印度驻北京大使馆的备忘录，除了用蛮横、专断的语调提出三个问题之外，还充满了对事实的歪曲。
所谓中国政府已经在以前的许多文件中详细地阐述过它对它所说的中印边界西段传统习惯线中国一边的广大地区行使行政管辖的情况，这是一个完全虚假的说法。
1960年两国政府官员晤谈期间，中国方面连管理过阿克赛钦地区的证据也根本没有提出过，且不要说更往西伸延到它所谓的实际控制线的地区了。
而印度方面则提出了关于在这个地区征税、摊派税捐、维持法律与秩序和建设公共工程的大量证据。
中国官员所能提出的，只是没有得到证明的所谓曾经在阿克赛钦征税的说法。
他们所能够提供的所谓关于阿克赛钦地区和林济塘地区的仅有的文件，只是1927年新疆省长的一份呈文和中国政府次年就此通过的一项命令。
对这个文件作一番仔细的研究，就可以看出它同阿克赛钦根本无关，而是关于昆仑山脉以北的一个地区的。
虽然中国方面声称阿克赛钦地区和林济塘地区从十八世纪以来一直被广泛地利用来开采盐矿和放牧，但是它既没有从新疆政府的档案中、也没有从现代的记载或记述中提出任何证实这种情况的文件。
它连曾经在阿克赛钦地区行使过行政管辖的证据也提供不出，却厚颜无耻地说拥有文件证实中国的行政管辖达到它所谓的传统习惯线，这显然是虚假的。
中国的备忘录在提到1958年和1959年印中两国军队之间发生的三次事件时说：
“除了这三次以外，在1961年以前，再没有一个印方人员进入过这个地区”！
事实是，甚至在1950年以后，即中国政府虚妄地声称它已经进入阿克赛钦地区的那一年以后，印度官方勘察队和巡逻队还是经常到这个地区去。
1951年，有一队人从列城到林济塘和阿克赛钦去。
1952年，有一队人经空喀山口直到拉那克山口。
1954年和1956年，有巡逻队到拉那克山口去。
1957年09月，有一队人经沙马尔堡到喀拉塔格山口去。
1958年夏天，另一队人到萨利吉勒加南地区和阿拖哥湖地区去。
印度官员经常巡逻这整个地区。
1960年双方官员进行讨论期间，已经把这些事实很清楚地通知了中国方面，尽管中国政府现在存心不顾这些事实。
中国的备忘录说，从1962年05月起，为了抵御印度的入侵，
“中国方面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区恢复巡逻，并且建立了一些新的边防哨所。”
以下事实证明了这种说法的明显虚伪性：
1962年05月以前很久，印度政府便曾就中国方面侵略性的前进巡逻、对执行正常职务的印度人员的骚扰和在西段建立军事哨所提出过多次抗议。
印度政府1958年07月02日、1958年11月08日、1959年07月30日、1959年11月04日、1961年10月31日的各次照会，就中国军队在这整个较早时期内进行的前进巡逻和建立军事哨所提出了充分的证据。
尽管中国政府继续声称“扯冬”地区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和在它的有效管辖之下，但是它根本没有像中国备忘录所说的那样，“无可辩驳地论证了它是在中国的有效管辖之下。”
相反，印度政府却一再提出了详细事实来证明，除了这个地区是在构成麦克马洪线在这一带的最高分水岭以南这一具体事实以外，它还一直处在本政府的直接行政管辖之下。
甚至近至1953年08月，西藏错那的中国官员也曾写道，所收的税应交存印度政府，关于这一点，有着书面证据。
中国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这一点已在印度政府1962年10月16日的照会中非常清楚地指出了。
关于这方面，请参看印度总理11月14日给周恩来总理的信所附备忘录中“东段”一节的评论。
中国当局应当明白地说明它究竟接受最高分水岭原则，还是要严格遵照1914年地图上面的经纬度。
如果它遵循后者来支持所谓对“扯冬地区”的要求，那么它就应当准备接受同样的推论，马及墩地区和图龙山口地区都应该是印度领土的一部分。
在提到朗久时，该备忘录非常大胆地说：
“印度备忘录说，双方曾经同意，不论是中国的或是印度的人员，都不得占领这个村子，这完全是凭空捏造。
请问：
双方政府何年何月通过何种方式曾经协议都不‘占领’朗久？
对于这个问题，印度政府不可能提出确切的证明。”
请中国政府参阅周恩来总理1959年12月17日给印度总理的信的第3段，该段申述如下：
“在达成上述的协议之前，中国政府本着和解的精神和走向全线撤军的愿望，准备同意首先达成这样的局部解决，那就是，把你在来信中提出的双方不在朗久驻军的建议，同样适用到其他双方有争议的边境地点。”
关于乌热，中国政府当记得印度政府在1959年09月13日的照会中曾提到：
“如果中国政府不同意这个建议，印度政府将像前几年一样派遣民政人员去对印度政府一向认为是印度领土一部分的这一地区行使管辖权。
但是这些人员将不携带任何武器。”
对于这份照会没有收到任何答复，印度政府于是一直派遣印度警察人员在夏季前往巴拉霍蒂。
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所提出的三个问题的态度已经表明在印度总理1962年12月10日在印度议会的讲话中：
（一）中国政府关于停火和后撤的声明是单方面的声明。
但是就停火而论，印度方面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妨碍停火声明的执行。
（二）印度赞成双方军队在一项共同协议的安排的基础上脱离接触。
但是这种安排只能以消除1962年09月08日中国政府对印度领土的进一步侵略为基础。
如果中国政府对某一特定地区是印度领土一点提出争议，这是应该由司法决定或类似决定来解决的事项。
然而事实是，中国所侵略的那些地区早就在印度的占领之下，这是无可争辩的。
印度政府已经说明它对所谓1959年11月07日实际控制线的理解。
它不同意中国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同事实不符的。
正如本备忘录前面举出的例子所证明，过去五年中两国政府间的来往信件可以确立这些事实。
中国政府不能期望印度会同意显然同事实不符的所谓1959年11月07日实际控制线。
（三）显然，如果双方官员要会晤的话，他们必须奉有关于他们所要实施的停火和后撤安排的清楚和确切的指示。
除非他们得到了这种务必是印度政府和中国政府间一致协议的指示，否则他们就无法进行工作。
因此，必须事先确定要实施的是哪一条线。
在紧接1962年09月08日以前的实际控制线和中国政府所规定的1959年11月07日实际控制线之间存在着一个差别，即中国由于过去三个月的入侵和大规模进攻而占领的约二千五百平方英里的印度领土。
印度政府不能同意由中国当局保持它最近入侵印度领土所取得的好处。
印度政府感到遗憾，中国当局故意把1959年11月07日实际控制线同它所谓的领土要求，特别是在西段的领土要求混淆起来，并且威胁说，如果印度政府不接受这一专断的实际控制线，就要进行反击。
很清楚，这是不符合中国政府自称的下述愿望的，即所谓愿意以入侵和冲突发生前的实际控制线为基础，使双方部队脱离接触，以便回到和平谈判和讨论的途径来解决两国政府在印中边界问题上的分歧。
尼赫鲁总理
给周恩来总理的信
印度总理尼赫鲁给周恩来总理的信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先生阁下亲爱的总理，
感谢你在1962年11月28—29日午夜经由贵国代办送交我国外交部的11月28日来信。
自从1962年09月08日你们的军队开始进一步侵略以来，在我们之间交换的信件中呈现出可以据以和平解决我们的分歧的下列原则：
（1）我们应该为和平解决我们的分歧创造适当的气氛。
（这一点你在11月28日来信中也谈到）
（2）我们应该通过和平的会谈和讨论以友好的方式解决我们的分歧（这一点你在11月28日来信中也重申过）。
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可以考虑应该采取什么旁的相互协议的和平方法来解决我们的分歧。
（我1962年10月27日的去信）
（3）不应该企图依靠在最近的冲突中取得的进展来把单方面的要求强加于任何一方。
（你11月04日的来信）
（4）为拟议的会谈和讨论所作的必要准备步骤，应该符合双方的体面、尊严和自尊。
（你11月28日的来信）
（5）这些拟议的安排的实施，丝毫不损害任何一方关于边界的正确画法的主张。
（你1962年11月04日和11月28日的来信）
然而，你所建议的退到你所说的“1959年11月07日的实际控制线”后面的后撤安排，是不符合上述各项原则的。
尽管作了澄清，我还是不能明白为什么“1959年11月07日实际控制线”可以像你11月15日致若干亚非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信附图3和附图5所画的那样；
在对“1959年11月07日实际控制线”所作的澄清中，也提到了这些图。
在这方面，请你参阅我1962年11月14日去信的倒数第2段，该段说明了我们认为1959年11月07日实地存在的中国方面的实际控制线。
你在来信中提到，这条线是任何一方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任意加以规定或解释的。
但是，这正是贵国政府向印度政府作出关于“1959年11月07日实际控制线”的澄清时的做法。
你们所谓的“1959年11月07日实际控制线”，在西段只不过是一系列的孤立的军事哨所。
1959年11月，无论在克孜勒吉勒尕、新隆、迪拉、萨木崇岭，或是在这些地区西面的任何地区，都没有任何种类的中国哨所；
在斯潘古尔的南面和西面，中国方面也没有任何哨所。
这一点你是知道的。
尽管如此，贵国政府现在主张的在拉达克的“1959年11月07日实际控制线”却是沿着你们的军队在1962年10月20日发动大规模进攻以后所建立起来的控制线。
这肯定是企图在初步停火安排的掩盖下在实际上保有中国所要求的地区，为了取得这个地区，你们的军队从1962年10月20日起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这也违反了以上第2段中所述的第1、三、四、五项原则，这些原则也是你在历次来信中所重申的。
贵国政府所规定的在中段和东段的“1959年11月07日实际控制线”也是这样。
贵国政府称之为乌热的巴拉霍蒂，从来不在中国控制之下。
事实上，如果你参阅关于这个问题的过去信件，你就会发现存在一项谅解，就是对巴拉霍蒂的行政控制将仍归印度方面，只是由非武装的民政人员来管理这个地区。
至于东段，朗久是在印度的行政控制之下，一直到中国部队在1959年08月进攻那里的印度驻军为止。
自从那时以来，它就不在任何一方的行政控制之下。
我们两国政府交换的信件也清楚地表明，兼则马尼以及中国的澄清称之为克节朗河和扯冬地区的位于塔格拉山岭以南的多拉地区一向在印度的行政控制之下，一直到1962年09月08日中国军队在这个地区发动新的侵略为止。
1962年10月24日的三点建议和1962年11月21日关于停火和后撤的声明，其目的显然在于对不论在1959年11月07日或在1962年09月08日以前的任何时候都从来不在中国行政控制之下的地区取得实际的控制。
这些建议不仅违反了上述第2段中所述的第3项和第4项原则，而且肯定是企图要损害印度在保持它对边界问题的立场方面的地位。
你在11月28日的来信中提到，“中国政府决定采取的主动措施，并不以印度方面同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作为条件”。
然而，后来你在信中却说，“仅仅是中国一方面把自己的边防部队撤退到1959年实际控制线本侧二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并不能保证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也不能防止边境冲突的再起。
相反，如果印度方面不合作，已经实现的停火还会有遭到破坏的可能。”
这些说法看来是互相矛盾的。
不论怎样，印度政府如果要对中国政府所宣布的所谓单方面停火和后撤的措施采取任何态度，它必须清清楚楚地知道“1959年11月07日实际控制线”是什么，而且那条线也不能由中国政府根据它的所谓主张或者根据由于它的进一步侵略而到达的位置而加以片面确定。
根据以上所述，我愿再一次请你接受我们提出的明确的直率的建议，就是，至少1962年09月08日以前的状态应该恢复，以便创造有利于回到和平途径的必要气氛。
如果双方真诚愿意回到和平的道路上来，那末，根据这种安排是不会有发生任何冲突的危险的。
如你所知，以往之所以发生小冲突，是因为你们的军队攻击了防止从1957年以来一直在进行的对印度领土的侵略性的偷偷入侵的那些小小的印度巡逻队或哨所；
而当你们的军队从1962年09月08日起对印度领土发动了无端的恣意入侵时，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
我国外交部已在11月30日向贵国驻德里的代办送交一份要求进一步澄清1959年11月07日实际控制线的备忘录。
我希望我国外交部这份备忘录和我这封信将会导致对什么是你所谓的“1959年11月07日实际控制线”这个相当混乱和复杂的问题得到积极的澄清。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签字）
1962年12月01日

中古人民兄弟般的革命友谊
夏里巴
中国和古巴相距万里，浩瀚无垠的太平洋把我们分隔在两个半球上。
但是中古两国人民却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
从地理和历史方面来看，中国和古巴有许多不同，但是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给我们两国烙下了最基本的、共同的屈辱的烙印。
正是殖民主义者把中国人带到古巴，把两国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最早到古巴的中国人，大概是十九世纪初从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转到古巴去的。
1847年，第1批“契约华工”八百人从厦门乘船前往古巴。
在此后近三十年中，是中国人大量移民古巴的高潮时期。
据清人谭乾初著《古巴杂记》：
从1847年到1874年，前往古巴的
“契约华工”共计十四万三千零四十人，除去旅途死亡者，到古巴的实数为十二万六千零八人。
这是欧洲殖民者奴隶贩卖历史上丑恶的一章。
来到古巴的中国人和来自非洲的黑人弟兄，在古巴的甘蔗种植场、烟草种植场和其他地方，为西班牙殖民者的大种植场主从事奴隶劳动，受着残酷的剥削。
古巴的种植场奴隶主对华工的骇人听闻的虐待，引起了伟大的马克思对欧洲殖民者的愤怒斥责：
“……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去充当连奴隶都不如的牛马以及在古巴被卖为奴的受骗的契约华工横施暴行‘从至杀害’的情形，我们一点也听不到。”
就是这样，中国人、非洲黑人和古巴劳动者的血汗流在一起，浇灌了古巴的甘蔗林。
共同的苦难的命运把他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休戚相关。
1868年，不愿意做奴隶的古巴人民掀起了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战争。
在这个时候，在古巴的中国人和黑人一样，站在起义者的一边，积极参加了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和争取古巴的独立自由的斗争。
此外，不堪忍受奴役待遇的华工也单独地爆发过多次反对殖民奴役的暴动。
据不完全的材料，在十年战争（1868—1878）时期，有一千多中国人投入起义者的行列。
在1895年开始的民族独立战争的新阶段中，参加战斗的中国人的人数更多。
例如，在米斯将军指挥下的军队中有华侨约五百人；
在阿兰高将军指挥下有中国战士四百人；
在林摩斯指挥下有一百七十个华侨；
格拉斯亚将军手下有两百华侨战士。
所有参加起义的中国人都战斗得异常英勇和出色。
他们当中有的人是参加过太平天国革命的老战士，当时为了古巴的自由解放，又重新拿起武器，投入战争，成为骁勇善战的英雄。
许多中国人因卓著战功而升任起义军的尉官和校官。
例如，有一位马上尉，在去古巴前参加过反清斗争。
古巴独立战争爆发后，他就领导蔗糖厂内的华工加入革命。
有一位萧旦少校，原在古巴经商，十年战争爆发后弃商投奔革命军。
1878年停战后，又重理旧业，等战争再次爆发时，他又慷慨地把自己家藏粮食全部拿来资助起义军。
何塞·马蒂的战友冈萨洛·德·奎沙达将军，专门写了一本赞扬参加独立战争的中国人的书《中国人与古巴独立》，对中国战士在战斗中的英勇事迹给予了崇高的评价。
他写道：
“在古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不曾拥抱过自由的事业。
在古巴争取民族独立的悲壮的战争中，中国人像猛兽一样在战场上搏斗。
他们曾在工厂里为改善士兵的战斗条件贡献一切。
他们曾在战争中忍受了一切饥饿和困苦。
当他们一旦被俘，又视死如归，壮烈牺牲。
他们为古巴独立慷慨地流尽了自己最后一滴不留名的鲜血。”
为了纪念中国人参加古巴独立战争的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哈瓦那矗立着一座两丈多高的纪念碑——“旅古华侨协助古巴独立纪功碑”。
在这座碑上刻有西班牙文的题词：
“在古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逃兵，没有一个是叛徒”。
这是中古人民用鲜血凝结成的战斗友谊的永久象征，它将永远保存在中古两国人民的记忆里。
1898年古巴人民终于打碎了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枷锁，但是古巴并没有赢得真正的独立。
美帝国主义盗窃了古巴人民的胜利果实。
新殖民强盗代替了旧殖民主人。
古巴重新沦为华尔街的殖民地。
在美帝国主义侵略古巴以后，当不再需要中国劳工的时候，美国军事占领当局就颁发了第一百五十五号命令：
禁止中国人移植古巴。
此后，中国人前往古巴的人数就大大减少。
但是以前到古巴的大多数华工都没有回国，许多人在古巴定居下来。
在三十年代古巴人民反对马查多的暴政的斗争中，中国烈士黄淘白——古巴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书记之一——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为了纪念他，古巴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和革命教育学校。
在卡斯特罗领导的“07月26日运动”中，也有进步的华侨青年参加。
在起义军的军官和士兵中，也有许多华侨子弟。
古巴作家费利克斯·杜科武德拉斯写道：
现在“古巴的华侨和他们出生在古巴的子女，在曾经为古巴独立而进行过斗争的他们的祖先的传统鼓舞下，已经把‘誓死保卫祖国，我们必胜’的口号作为他们自己的口号，热烈地参加了保卫他们称之为第二祖国的古巴的斗争。
在全国革命民兵中有一支队伍是由华侨后裔组成的。”
1959年古巴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古两国人民用鲜血凝结成的这种革命友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在英雄的古巴人民第2次争取自己独立的解放斗争中，在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斗争中，中国人民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并给以全力的无保留的支持。
已经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和已经获得独立的古巴人民，在过去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中是同甘苦共患难的战友，在现在反对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新的斗争中，更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革命的同志、兄弟和战友。

兄弟的中古人民永远互相支持互相鼓舞
刘宁一在首都庆祝古巴革命胜利四周年和中古友协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尊敬的古巴驻华大使皮诺·桑托斯同志，亲爱的古巴和拉丁美洲的朋友们，同志们，朋友们：
在这新年的前夕，首都各界人民以十分高兴的心情在这里欢聚一堂，热烈庆祝古巴革命胜利四周年和中国古巴友好协会的成立。
请允许我代表首都各界人民和全中国人民，向英雄的古巴人民，向古巴人民的伟大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向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和古巴革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和兄弟的敬意。
01月01日，是古巴人民光辉的革命胜利的节日，也是值得全世界人民庆贺的日子。
四年以前，在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起义军，在古巴全国人民的支持下，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终于在1959年01月01日彻底地推翻了反动的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取得了全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从而使古巴成为美洲的第一块自由的土地。
一个年青的富有生命力的古巴共和国诞生了。
古巴革命的胜利，是当代国际政治生活中有着极为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
它不仅使古巴人民永远结束了贫穷、落后、被奴役、被剥削的命运，不仅为古巴的独立、自由、繁荣幸福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而且在美帝国主义统治的后院，点燃了革命的烽火，照亮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争取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道路。
英雄的古巴人民，不仅敢于在世界上最强大最凶恶的反动势力——美帝国主义的身旁起来革命，而且在革命胜利以后，能以坚强的毅力，在极端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在反革命残余势力和美帝国主义的破坏、颠覆和武装干涉下，不断地把革命向前推进。
革命的古巴人民，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的领导下，坚持了正确的革命路线，彻底地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古巴历史上第1个人民民主政权。
代表着七百万古巴人民利益的古巴革命政府，在全国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废除了大庄园主制度，消灭了封建主义残余，没收了美国在古巴的垄断企业，消除了美帝国主义在古巴的经济实力。
古巴人民在彻底地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之后，又坚决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在拉丁美洲、在西半球建立了第1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为了迅速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英雄的古巴人民在以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为首的古巴革命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改革，并且以巨大的努力开始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一个繁荣的古巴已经展现在古巴人民的面前，古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自由幸福的生活，已经开始变成现实。
伟大的古巴革命，在拉丁美洲的土地上树起的光辉革命旗帜，有力地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特别是拉丁美洲的革命人民。
古巴人民用自己的革命经验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所写下的两个哈瓦那宣言，已经成为拉丁美洲人民团结斗争的纲领。
“走古巴革命的道路”已成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保卫古巴革命”、“要古巴，不要美国佬”已成为拉丁美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一致呼声。
随着时间的推移，革命古巴的影响，将越加深远。
伟大的社会主义古巴的诞生，使全世界进步人类欢欣鼓舞，但是，却遭到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深恶痛绝。
为了消除古巴革命的影响，扼杀革命的古巴，坚持与世界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从革命古巴诞生的第1天起，就把古巴看做是眼中钉，不断地对古巴进行经济封锁、外交讹诈、颠覆破坏，直至组织雇佣军，对古巴进行武装入侵。
但是美帝国主义的这一切罪恶活动，一个接一个地被英雄的古巴人民彻底粉碎了。
两个月以前，美帝国主义又以古巴拥有所谓战略“进攻性”武器为借口，对革命的古巴进行了海盗式的军事封锁和战争挑衅，妄想以“实力地位”和核讹诈政策来迫使古巴人民屈膝，以达到它扼杀古巴革命的罪恶企图。
这是美帝国主义对古巴人民、对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又一次严重的战争挑衅。
但是，有着长期反帝斗争经验的古巴人民，在自己伟大的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的领导下，丝毫没有被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和军事封锁所吓倒。
相反的，他们举国一致，同仇敌忾，在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下，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迫使美帝国主义不得不解除对古巴的海盗封锁。
古巴人民这一伟大胜利，不仅有效地维护了古巴的主权和独立，保卫了古巴人民的革命果实，保卫了古巴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而且维护了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尊严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荣誉，对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古巴人民这一次胜利的反美斗争，进一步地提高了古巴人民的革命觉悟，增强了古巴人民的革命团结。
在这次斗争中，古巴人民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和坚定的革命立场，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把古巴革命从胜利引向了新的胜利。
古巴人民胜利斗争的经验，对于斗争中的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都是极其宝贵的财富。
这再一次充分证明了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只要敢于和善于同它进行斗争，它就有可能知难而退，相反，如果屈膝退让，它就会得寸进尺。
决定历史命运的是人民群众，而不是武器。
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和坚强团结是任何反动势力摧毁不了的，是比任何武器更加可靠，更加强大的力量，正如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所说，不可战胜的古巴人民是永远拆毁不了的强大的战略武器。
古巴人民的这一胜利斗争，使全世界人民都清楚地看到古巴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人民是具有坚强革命意志的、勇敢的人民，菲德尔·卡斯特罗是一个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家。
中国人民十分敬佩古巴人民的英勇斗争，并为古巴人民反美斗争的伟大胜利热烈欢呼。
请允许我代表首都各界人民和全中国人民再一次向伟大的、革命的英雄的古巴人民、向古巴人民的伟大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向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和古巴革命政府，致以最崇高、最热烈的兄弟的敬意和祝贺。
同志们，朋友们！
美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加勒比海的紧张局势，虽然由于古巴人民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已经暂时缓和下来，但是正如11月25日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全国领导委员会和古巴政府声明中所指出的，对古巴人民来说，现在还没有和平，还仍然遭到美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
美帝国主义仍然没有停止对古巴的经济封锁，仍然在对古巴进行颠覆、破坏活动，仍然在对古巴进行海盗攻击。
美国军用飞机和军舰仍然在侵犯古巴的领空和领海，美国仍然霸占着古巴的领土关塔那摩。
美国政府仍在继续策划利用美洲国家组织对古巴进行干涉，组织古巴反革命分子，不断对古巴进行各种破坏和袭击。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挑衅和侵略没有停止，也决不会停止。
肯尼迪所谓不入侵古巴的“保证”是一文不值的，美帝国主义得寸进尺的侵略本性是决不会改变的。
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和古巴革命政府所提出的五项正义要求是绝对必要的，完全正确的。
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坚决支持古巴人民的正义要求。
只要美国一天不接受和履行古巴人民提出的五项正义要求，加勒比海就一天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和平。
为了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古巴人民现在还面临着复杂而尖锐的斗争。
但是古巴人民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它有着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我们坚决相信，保持着百倍警惕的、全民武装的、英雄的古巴人民，在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的坚强领导下，一定能够击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略，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中国人民一向是古巴人民最忠实最可靠的朋友。
中国人民一向把古巴人民斗争的每一个胜利，看做是对自己的支持和鼓舞，并且把支持古巴人民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看成是自己崇高的国际义务。
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中，中国人民和古巴人民结成的深厚的革命友谊，是任何力量破坏不了的。
中国古巴友好协会的成立，是这种革命友谊日益发展的一个标志。
兄弟的中古两国人民将永远团结在一起，互相支持，互相鼓舞。
我们的友谊，将与天地共长久，我们的事业将与日月共光辉。
古巴革命胜利万岁！
英雄的古巴人民万岁！
中古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岁！
古巴必胜，美国必败！

古巴人民既手拿工具和书本也紧握步枪
古巴大使在首都庆祝古巴革命胜利四周年和中古友协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陈毅同志，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彭真同志，人大常委副委员长郭沫若同志， 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会长楚图南同志，中国古巴友好协会会长刘宁一同志，同志们：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常举行许多充满革命精神的声援古巴的活动，每一次都非常动人地表现出中国人民对古巴人民的兄弟般的情感。
在感谢你们今天下午出席大会的同时，我愿借这个机会表示古巴人民对中国人民的高尚的友好感情。
1953年07月26日，在我们古巴人民的领袖和民族英雄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下进行了武装起义，从而开始了我国的革命。
就在四年以前，在推翻了腐朽的、反动的、亲帝国主义的和残杀我们祖国人民的巴蒂斯塔专制政权以后，这次革命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这四年中，我国人民取得了许多进展：
实行了土地改革，把美国企业和本国大庄园主霸占的土地，重新归还给了人民；
把美国垄断资本家及其在古巴国内的同盟军——反动的大资产阶级的企业收归了国有；
开展了空前未有的教育运动；
并且在社会主义计划化的基础上，开始发展了国家经济的各个部门。
这一切措施的结果是，在很短时间内，人民创造的财富，已经转到作为合法主人的人民自己的手中。
失业现象在农村实际上已经根除，在城市里，也大大地减少了。
在拉丁美洲，古巴已成为第1个消灭了文盲的国家。
在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生活中，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一天天地提高，虽然这还得取决于人民准备进行的和正在进行的很多工作。
但是，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祖国和平建设的崇高任务，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死敌美帝国主义的阻挠。
美帝国主义不惜使用种种卑鄙和残酷的手段，来破坏古巴革命，企图毁灭革命带给我国人民的光辉幸福的前程。
美帝国主义从经济上封锁古巴，在国际上发动了诽谤古巴的运动，并迫使拉丁美洲各国的傀儡政府同古巴断绝了关系，美帝国主义组织、武装并指挥了雇佣军在吉隆滩入侵，这次入侵被古巴人民的武装在不到七十二个小时内击败了。
美帝国主义过去和现在都支持古巴的卖国反革命集团，期望他们卷土重来，反对古巴。
美帝国主义并在古巴周围的若干地方设置了侵略性的军事基地。
两个月以前，代表整个美国财政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寡头的美国政府，对我国领土和领海实行了海盗封锁，并准备对古巴发动一次直接的军事进攻。
当然，我不必叙述这次事件的详细经过情况，大家对此还都记忆犹新，这不仅因为它是一次刚刚发生的事件，也因为它是一次严重的戏剧性的事件。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应该强调指出由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提出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五项要求。
因为这些要求现在仍然有效。
五项要求明确地并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保证消除所谓加勒比海危机的条件，即要求美国停止它在古巴上空进行的间谍飞行；
要求美国停止从海上或空中向美国政府所豢养的古巴的破坏分子、杀人犯和匪徒运送武器。
要求美国停止利用恶毒的中央情报局特务，来进行反对我国政府的各种阴谋破坏活动；
要求美国停止在国际范围内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和施加经济压力；
最后，要求美国把武力霸占的我国领土和领海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归还古巴。
而这个基地已成为美国对古巴和拉丁美洲进行侵略和挑衅的中心。
我们古巴人民为实现五项要求而斗争！
如果不是陷于不可思议的诡辩的话，那么还有哪个正直的和尊重国际法的人和国家会不支持这五项要求呢？
如果不是海盗式的权利，那么，美国有什么权利为所欲为地封锁我们的领土呢？
如果不是最野蛮的权利，那么，美国有什么权利进行颠覆活动，来反对我们这样一个受到全体古巴人民一致热情而坚决支持的政府呢？
他们凭什么权利非法地明目张胆地对我国的领海和领空进行侵犯呢？
如果不是卑鄙的强权的话，那么，他们有什么权利对我们可爱的和神圣的古巴领土的一部分进行军事占领呢？
美国政府宣称，他们这种令人难以容忍的行动是由于他们担心古巴会变成侵犯美国的基地。
我们知道，这不过是个借口。
我们知道古巴的武器是为了自卫而不是为了侵略。
我们知道，古巴远在具有像今天这样的自卫手段以前，美国反对古巴的运动就开始了。
即使美国所担心的本来就不存在的古巴会对美国进攻的说法能成立的话，那么古巴还不更有千倍的理由要求视察美国政府确切无疑的从那里发动了，而且想继续发动对古巴的入侵的那些领土。
我国政府正是根据上述理由才于今年11月提出了五项正义要求。
这些要求得到了真正维护世界和平的各国人民和政府的支持。
古巴不侵略别人。
古巴为和平而斗争。
正像第2个哈瓦那宣言所说的，古巴没有输出革命。
革命是不能输出的。
革命不是商品，可以进行买卖。
革命是本国的产物，当剥削阶级强加在人民头上的压迫和贫困达到无法忍受的地步的时候，当各国的经济和社会的现实情况迫使各国人民不得不进行革命的时候，各国人民就必然会以自己的方式起来革命。
美帝国主义和中南美的封建寡头势力的剥削把拉丁美洲带到了极端。
拉丁美洲人民群众迟早会起来同帝国主义和大庄园主进行清算。
这一点古巴不能负责。
古巴虽然树立了它的榜样，发挥它的不可避免的历史作用，但这绝不是输出革命。
同志们，尽管帝国主义不断进犯古巴，古巴人民继续进行着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
在几个星期以前，我国总统多尔蒂科斯说得好，我国人民经历了最富有戏剧性的历史时刻，全体古巴人民表现出昂扬的战斗意志。
我们时刻准备战斗，也准备作出必要的牺牲。
就在危机高潮以后不久，古巴人民就又以同样的纪律转入和平建设的任务。
尽管这也许是暂时的和平。
这样，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和往常一样坚持不懈的工作和更加保持警惕的同时，又进行了促使我们复兴的任务。
也正如多尔蒂科斯同志在表达我国亲爱的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时所说的那样，我们古巴人民的这种努力不知什么时候又会中断。
我们现在生活在，我们也知道将长期生活在战斗戒备状态中。
因为我们还面临着危险。
我国人民在拿着工具和拿着书本进行学习和从事建设劳动的时候，也得紧紧握住步枪。
古中两国人民友谊万岁！
毛泽东主席和所有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万岁！
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和平与社会主义阵营万岁！
争取解放的各国人民万岁！
和平万岁！
打倒美帝国主义！

平壤和地拉那集会庆祝古巴革命胜利四周年
永远同古巴人民并肩斗争反对共同敌人
野坂致电卡斯特罗祝两国人民的战斗团结进一步加强
据新华社平壤30日电
平壤市各界人士两千多人今天下午在大剧场隆重举行大会，庆祝古巴革命胜利四周年。
朝鲜党政领导人金一、李周渊、韩相斗，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康良煜，外务相朴成哲，朝鲜古巴团结委员会委员长朴世昌和各界人士出席了大会。
古巴驻朝鲜大使拉萨罗·比戈阿和大使馆外交官员以及古巴留学生应邀参加了大会。
各国使节也出席了大会。
朝鲜内阁副首相李周渊在大会上讲话时赞扬了英雄的古巴人民在卡斯特罗总理的坚强领导下所进行的光辉的斗争，高度评价了古巴人民革命在拉丁美洲和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影响。
李周渊说，朝鲜人民坚决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古巴的罪行。
他指出，临近死亡的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必须同它们进行斗争。
和平不能乞求，必须依靠人民斗争去争取。
李周渊又说，帝国主义最害怕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它们为破坏这种团结，利用了现代修正主义。
他说，现代修正主义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麻痹世界人民，庇护帝国主义。
朝鲜人民坚决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敌人——现代修正主义，同时，同教条主义等一切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无情的斗争。
李周渊最后说，朝鲜人民永远同古巴人民一道前进，祝愿古巴人民的正义斗争取得新的胜利。
古巴驻朝鲜大使在大会上也讲了话。
据新华社地拉那29日电为庆祝古巴革命胜利四周年，阿尔巴尼亚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和阿尔巴尼亚—美洲国家友好委员会28日在地拉那人民剧院联合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
出席庆祝会的有：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果戈·努什、外交部长贝哈尔·什图拉、党中央委员皮罗·古绍、人民军中将萨迪克·别克特希、劳动党地拉那市委员会第1书记德尔维什·拉波以及各群众团体的负责人等。
在阿尔巴尼亚学习农业经验的古巴青年小组也应邀出席了大会。
庆祝会由努什主持。
阿尔巴尼亚—美洲国家友好委员会主席法特米尔·加塔在会上讲了话。
他在讲话中介绍了古巴人民在卡斯特罗总理领导下，为争取祖国自由、独立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以及在帝国主义的威胁下，为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自由与独立的坚定立场。
加塔在讲话中严正谴责了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侵略。
他说，我们过去是、将来也始终和革命的古巴在一起，并日益加强阿古的兄弟友谊和进一步地发展两国的经济和文化关系。
古巴青年代表比斯图罗·克鲁斯也在会上讲了话。
据新华社29日电
东京消息：
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于古巴革命四周年之际，向古巴统一革命组织第1书记菲德尔·卡斯特罗致贺电。
野坂在贺电中指出，美帝国主义者仍然打算对革命的古巴采取侵略行动。
他说：
日本共产党和进步力量坚决支持卡斯特罗指出的五项要求。
野坂说：
“日本和古巴相隔虽远，但是，反对共同敌人的共同斗争把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愿这种战斗的团结进一步加强”。

生产战线上的古巴战士
新华社记者
过去一年里，古巴人民在生产战线上就像在海防前线一样，进行了紧张而艰巨的斗争。
面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和经济封锁，古巴工人阶级克服困难，提高了生产。
工人们在需要他们的时候，拿起武器走上前线；
包括妇女、老人和儿童在内的许多志愿劳动者，随即接替了他们的岗位。
为纪念攻打蒙卡达兵营而被命名为“七·二六”的机车，满载前往海防前线的战士和大炮，或是工地急需的建筑材料，不间断地奔驰在广阔的平原上。
四年前，何塞·拉米雷斯机车修理车间的工人为了配合菲德尔领导的武装斗争而举行罢工，烧毁了这辆机车。
为了支持革命，这个机车修理车间的工人在今年07月的短短一个月里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克服了缺少零件的困难，在7月26日修好了这辆机车，使它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反侵略斗争服务。
造酒业全国模范工人内克托·皮亚戈，是哈瓦那一家生产有名甜酒的造酒厂的工人。
革命胜利以来，他从来没有缺过工，对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总是十分警惕。
美国的经济封锁造成了工厂零件配件供应的困难，他便和其他工人一起，利用废料制造零件配件来维持生产，以后，他还采用了一种机器，增加了生产，降低了成本。
在模范工人受奖的全国大会上，政府领导人宣布奖给他一幢新房屋。
他接受了全国模范工人的奖状，却退还了新房的房契。
他说，“我有经过修缮还能使用的旧房子，最好把新房屋给那些最需要房屋的工人，我一定好好地保护这张奖状，作为对我和工厂全体工人的一种鼓励。”
在生产战线上的古巴模范工人也是海防前线的优秀战士。
在紧张的反侵略斗争的日子里，一些建筑工人离开了正在修建的新住宅，来到前线。
马蒂列罗·埃利塞奥·洛伦索和他在哈瓦那修建住宅的同伴，在前线利用电力压土机在一星期内修造好了三条战壕和两间隐蔽所，并且教会战士们使用这种机器。
木匠和泥瓦匠在前线学会使用机关枪，还用棕榈叶搭了许多营房。
绘画工人何塞·费尔南德思成了一位优秀的机枪手，他像挥动画笔一样熟练地操纵着他的机关枪。
他对记者说，“只要菲德尔叫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将一直待在战壕里。”
当一位工人战士走上前线的时候，就有二、三名新工人接替他的工作岗位。
在哈瓦那郊区的一个服装工厂里，晚上有许多老太太和小姑娘代替她们的儿子或父亲在劳动。
玛丽亚·弗朗西斯科老太太提出同小姑娘进行竞赛。
她对那些女孩子说，“我虽然年纪相当大了，但劳动却不会比你们差。”
玛丽亚的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上了前线。
她代替了女儿在工厂里的工作。
这位老太太在送别她女儿去前线时说，
“我会到工厂里去接替你的工作，你要像你的兄弟们那样去迎击美国入侵者。”
哈瓦那石油公司的电话员路易莎·费尔南德思刚生下一个小儿子不久就开始了全国总动员。
她一出院，就带着她的婴儿去办公室上班。
她在办公桌旁边放了一个摇篮，一直坚持工作。
她说，“我们不应该离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反对美国进攻的战壕，也不应该离开生产的战壕。”
（新华社哈瓦那28日电）

肯尼迪向获释的吉隆滩被俘美国雇佣军打气
再次叫嚷要在古巴使反革命复辟
新华社30日讯
迈阿密消息：
美国总统肯尼迪昨天再一次叫嚷美国要在古巴实行反革命复辟。
他说，美国“最强烈的愿望是，古巴有朝01日会恢复自由”。
肯尼迪是在专程赶到迈阿密去“欢迎”最近为古巴政府释放的去年在入侵吉隆滩时被俘的美国雇佣军的俘虏时说这番话的。
他对这批被释放的俘虏说，“我代表我的国家向你们的勇敢和你们的事业表示敬意。”
他还说，“美国帮助使你们获得自由，因而有机会再次表现，一切为争取自由而战斗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
肯尼迪接受了这批美国雇佣军俘虏献给他的、被古巴人民在吉隆滩所歼灭的那支反革命武装“二五○六旅”的一面军旗。
并且说：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这面旗将在自由的哈瓦那归还给这个旅”。
肯尼迪还竭力为这批刚被古巴释放的美国雇佣军俘虏打气，要他们“进行合作”，消除“不安的分歧”，“以保持这个旅队的精神，以便有朝01日古巴人民将获得一个自由的机会进行自由的选择”。
在这以前，肯尼迪还在棕榈海滩接见了一批古巴反革命首领。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肯尼迪告诉他们说，他希望有一天能访问“自由的”古巴。

印巴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会谈结束
新华社卡拉奇29日电
巴基斯坦和印度在拉瓦尔品第举行的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部长级会谈今天结束。
两国代表团发表的联合公报说：
“两位部长在12月27、28、29日举行了五次会晤，在这些会晤中讨论了克什米尔问题的各方面。”
公报还说，巴基斯坦代表团团长巴托可能在1963年01月15日到新德里继续进行这个会谈。

哥穆尔卡应邀到基辅与赫鲁晓夫会谈
新华社30日讯
据塔斯社基辅29日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哥穆尔卡，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克利什科应苏共中央第1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波德戈尔内和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科罗特钦科的邀请，于12月27日到基辅进行非正式访问。
赫鲁晓夫、波德戈尔内和科罗特钦科于12月27日和28日两天同哥穆尔卡、西伦凯维兹和克利什科举行了会谈。
哥穆尔卡、西伦凯维兹和克利什科已于12月29日回国。

图为12月13日在德让宗被我边防部队释放的印军伤病人员在离开前向我红十字会代表和医务人员合掌道别
图为12月19日在德让宗又一批被我边防部队释放的印军伤病人员向我医务人员挥手告别　新华社记者　袁克忠摄（传真照片）

新老殖民主义者为加丹加再次火并
“联合国军”和冲伯军队发生武装冲突
新华社29日讯
利奥波德维尔消息：
美国侵略刚果的工具——“联合国军”同在老殖民主义者支持下的冲伯军队在加丹加省省会伊利沙伯维尔展开的武装冲突到29日早晨仍在继续中。
战斗是在27日开始的，双方都使用了迫击炮。
据联合国发言人28日宣布，经过二十四小时激战后，“联合国军”28日占领了城郊冲伯军队总部所在地的卡拉维亚村。
在这个城市的联合国文职官员已奉命撤退。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联合国军”还包围了在伊利沙伯维尔的冲伯“总统府”。
这是新老殖民主义争夺加丹加的又一次火并。
这次冲突是在一个美国高级军事代表团刚刚结束了在刚果的活动以后发生的。
美国军事代表团在21日到达刚果后，曾分别同阿杜拉、蒙博托和在刚果的联合国高级官员会谈，并到加丹加视察了“联合国军”。
这个代表团在27日返回美国。
“联合国军”和冲伯军队的战斗使伊利沙伯维尔的水电供应中断。
消息说，“联合国军”军官和冲伯官员28日开始就停火进行谈判。

朝中方面强烈抗议美国舰艇武装挑衅
指责美国侵略行为进一步加剧了朝鲜紧张局势
新华社平壤29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讯：
昨天在开城举行的第一百六十二次军事停战委员会会议上，朝中方面对美国向朝鲜的一艘巡逻艇进行挑衅性的武装袭击事件提出了强烈抗议。
12月23日，一艘美国海盗舰艇侵入大约离茂岛一英里的朝鲜的海面，向朝鲜的一艘巡逻艇进行了突袭和射击。
12月26日，又从汉江江口南岸向朝中方面进行了一次突然的炮击。
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首席委员张正桓少将指出：
这种袭击不仅违反了停战协定，而且还粗暴地践踏了公认的国际法原则。
他说：
由于美帝国主义者的这种侵略行为，朝鲜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朝鲜的停战状态受到严重威胁，朝鲜的战争危险正在增加。
张正桓要求美方立即停止这种恶毒的武装袭击，严惩应对这种挑衅行为负责的人员，立即采取负责措施以防止这种敌对行为的重新发生，向朝中方面道歉并把执行这些要求的结果报告军事停战委员会。
张正桓在会上宣布：
朝鲜人民决不容忍美国侵略者的罪行，并挫败它们的一切侵略行为。
他还就美方派遣一艘中型登陆艇于12月25日进入朝鲜东海的沿海地区这件事向美方提出抗议。

缅甸等国报纸赞扬我国同邻国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
呼吁印度同中国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
新华社仰光29日电
曼德勒缅甸文《人民报》今天发表文章评论中蒙边界条约的签订和中巴就共同边界位置和走向达成原则协议说，“中国在建国以来的十三年中同它的四个邻国和平解决了边界问题，这是一个奇迹。”
它指出，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如果双方在真诚、互谅互让和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边界问题，这种问题是可以得到和平解决的。
中缅边界问题、中尼边界问题、中蒙边界问题和中巴边界问题证明了这个道理。”
文章说：
“如果中国能够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同它的较小的邻国解决边界问题，就没有理由使它不同印度这样的大国在同样的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
文章指出，中国正在同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作斗争，它不愿同印度发生战争。
“中国的朋友和敌人都非常清楚地知道，中国的领袖们是多么眼光远大和襟怀宽阔。”
文章强调指出：
“不论印度右派、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怎样竭力企图贬低中国的威望，稍稍懂得一点政治的人都知道，破坏边界问题的解决的不是中国而是印度。”
文章最后要求印度立即走上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道路。
新华社雅加达29日电
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今天发表社论说，中国同蒙古签订了边界条约并且同巴基斯坦就实际存在于两国之间的边界位置和走向达成了原则协议，这再一次证明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社论说，中国同巴基斯坦就边界问题达成协议这件事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巴基斯坦是一个政治和社会制度同中国不同的国家。
社论指出，中国已经同缅甸和尼泊尔签订了边界条约。
“这些具体的行动再次证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这些重要的事情也证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没有侵略意图。”
《新闻服务报》28日的社论指出，由于中国和巴基斯坦就边界问题达成原则协议，印度应当仔细地考虑一下：
印度在西方国家不断煽动下继续采取反对中国的态度是否正确。
新华社巴格达28日电
伊拉克《自由人之声报》今天发表评论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同尼泊尔以及缅甸签订了边界条约之后，又同蒙古人民共和国迅速地签订了边界条约，从而在它和它的一些邻国之间建立了安定的状况。”
评论说，“每一个人都很清楚：
中国希望像它同尼泊尔、缅甸以及蒙古所作的那样，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它同邻国之间还没有解决的边界问题。
中国并不像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各地的追随者徒劳无益地指责它那样企图进行侵略。”
评论表示希望中印边界问题也能得到解决。

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举行会议
庆祝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29日电罗马尼亚第4届大国民议会第4次会议27日至29日在这里举行。
罗马尼亚党政领导人乔治乌—德治和毛雷尔等出席了会议。
会议通过了1963年国家预算和森林法；
批准了国务委员会自大国民议会上次会议以来所颁布的法令。
会议还选出亚历山德鲁·沃伊廷诺维奇为最高法院院长，奥古斯丁·亚历克萨为总检察长。
会议最后一天举行了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庆祝会，罗马尼亚党政领导人、大国民议会代表和各界代表三千多人参加了这个庆祝会。
乔治乌—德治在庆祝会上作报告时回顾了罗马尼亚建立人民政权的经过和十五年来的主要成就。
他说，1962年的工业总产值计划已在12月24日完成。
1960—1962年三年内，工业生产增长了55％。
在这期间，共新建了一百八十个工业企业和车间。
农畜业的生产也有了增长。
乔治乌—德治说，1963年工业生产将比1962年的生产增长12％，劳动生产率将增长9．3％；
工业投资将增长12％。
他说，在农业方面，1963年的任务是增加农畜业生产，这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条件。
乔治乌—德治在报告中还谈了国际问题。

美帝国主义在多米尼加的新罪行
一个村庄的农民拒绝参加反民主的投票竟遭到亲美政权军队的血腥镇压和屠杀
据新华社哈瓦那29日电据此间今天从圣多明各收到的消息报道，多米尼加亲美反动政权的军队昨天对圣胡安德拉马瓜纳省帕耳马索拉村的农民进行了血腥屠杀。
这个村庄的农民曾经反对在12月20日举行的反民主“选举”，并且大批地拒绝参加投票。
昨天，帕耳马索拉村的许多农民试图阻止逮捕他们的领导人，而遭到政府军队开枪镇压。
在农民同军队冲突过程中，两位农民领导人和二十三个农民遭到杀害，三十多个农民受了伤。
此外，政府还逮捕了六百七十三人，并焚毁了整个村庄。
被捕的两个农民领导人的兄弟普利尼奥·本图拉已经同四五百个农民一起逃往山区。
多米尼加解放运动在今天清晨发表的声明里指出，政府对农民的屠杀“是美帝国主义在我国犯下的新罪行”。

越南职工开展劳动竞赛竞提革新建议
工业交通部门提前完成全年生产计划
新华社河内30日电
越南重工业、轻工业和交通邮电部门都提前完成了1962年国家生产计划。
重工业部门在12月22日全面完成了今年的生产计划，总产值达到计划的101．8％，比1961年增长37．4％。
各种主要产品都超额完成计划指标，工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5．7％，成本比1961年降低4．5％。
重工业部门今年有四十四项大小工程施工。
其中占总投资额90％的十六项重点工程良好地完成了计划。
太原钢铁联合企业建筑工地、北江氮肥厂建筑工地和海防水泥厂扩建工地等都超额完成今年施工计划。
重工业部门今年为各部门装备了各种车床六百八十多台，各种类型的发动机六千五百多台；
供应农业一千二百九十多台抽水机，十万九千三百多吨各种化肥和五百吨农药。
越南年青的机械工业现在完全能够装备一个地方机械工厂，或一个修理和生产几种工业和其他部门所需的零件的工厂。
今年，机械工业试制成功许多新品种，并且非常注意为农业服务。
轻工业部门提前十二天全面完成了今年生产计划。
工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比原订计划提高5．3％，成本降低3％。
交通邮电部门也都超额完成了今年生产计划。
交通部门的货运量比去年增长3．8％，客运量增长11．7％，邮电部门的总产值比去年增长8．4％。
上述各部门职工曾热烈开展劳动竞赛，不断提出生产合理化建议和技术革新建议，因而保证了生产计划的胜利完成。
（附图片）
在越南北方新兴工业区越池新建的越池发电厂已提前五十四天完成了1962年的生产计划。
这是工人在检查高压输电线　越南通讯社稿（新华社发）

陶里亚蒂在意共第10次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摘要）
本报讯
12月02日，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意大利共产党第10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劳动阶级团结起来，争取在民主和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总报告，摘要如下：
大会的中心议题
陶里亚蒂在报告中首先谈到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
他在回顾了战后世界形势的变化以后说，应当不仅看到暴风雨在威胁着我们，而且晓得向人们提出向自由和和平的未来迈进的可靠道路。
因此，这就是我们向我们代表大会提出的中心问题。
我们是一个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和斗争的党。
我们有责任研究我们应当如何行动，应当如何在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条件下向实现这个任务迈进。
陶里亚蒂接着谈到战后以来意共的政策是有连续性的。
他说，意共的最终目标只能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他又强调不能把自己封闭在这个立场上。
他说，向社会主义前进事实上应当，而且不能不按照如下方式实现的，即：
它在任何时刻都要切合每个国家的实际条件，应当考虑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应当考虑民族特点，政治斗争的各个方面和各种条件，应当考虑民主生活的程度和形式、工人和人民运动的组织、力量、传统和方向，就是说，应当在我们所处的国际关系范围内来考虑这些问题。
他接着说，意共早已探索和肯定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意大利道路。
早在1944年，意共就已指出，“今天意大利工人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干俄国干过的事情”，指出“工人阶级知道：
今天，争取立即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不是他们的任务”。
意共总的战略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能够实现一系列经济社会结构的改革、同时使劳动阶级的一切有组织的力量掌握国家领导权的进步民主制度。
陶里亚蒂说，保守反动的领导阶级始终准备在他们认为有助于他们的目的时施用公开的暴力。
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曾付出了鲜血和引起了死亡。
人们在争取民主自由要求和保卫和平时曾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总罢工，在公共广场上发生冲突和牺牲。
但是，他说，在抵抗运动中和成立现行共和制度期间作为我们指南的那个前景，并未关闭。
相反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在我们面前敞开着。
这个前景就是开展政治斗争和民主与和平的群众运动，来改变现行制度，同时把整个社会推向社会主义。
我所说的和平，首先是指希望防止战争，但也是指把内战看做一种应当避免的灾祸以及认为今天存在着能够避免这个灾祸的一些条件。
我们把这个政策叫做在民主和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
关于核战争
陶里亚蒂强调说，我们把和平放在第1位。
他说：
众所公认：
一旦在大国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因此也就是一旦发生新的世界冲突，那么肯定这个冲突是会用原子和热核武器进行的。
他认为，原子和热核武器将消灭一切。
这就是说：
任何一方都不会幸免于这场毁灭。
他说，使用热核武器进行的一场世界冲突会意味着在设想的交战地区——这个地区今天大约包括当前整个文明世界——我们文明的各个地方都会遭到毁灭，现在无从肯定：
在这场毁灭之后，幸免于难的人们是否还有条件生活下去。
在这种前景面前，甚至连谈论这一部分残存的人类在社会制度问题上可能倾向于什么，也是没有意义的。
事实上，我们所面临的会是人类的自杀。
他说，核武器的发现和普遍扩散，是武器性质的质变，这意味着只要把这种武器用于战争，那么战争就变成在质的方面和以前不同的东西。
在这种战争性质的改变面前，我们的学说本身要求作一些新的考虑，要求做进一步深化和有新的发展。
陶里亚蒂一方面说：
为反对威胁一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侵略者而进行的保卫战，永远是正义的。
即使在核武器的问题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自己保持在敌人的水平上，哪怕要作出巨大牺牲。
但是，他又说，如果很清楚：
核战争对于双方都是自杀，那么可不可以承认：
争执双方的集体自杀竟是件正义的、合理的事情呢？
因此，用军备竞赛来同军备对抗，并不是什么解决办法。
恐怖的均势只能意味着灾难性的原子屠杀工具的不断积累，只能意味着这种工具在地球各个地方的散布，从
“实力地位”出发挑拨战争的帝国主义政策的无休止的继续。
整个作法是要导致冲突和原子灾难。
陶里亚蒂说，解决办法在于相反的方向，即在于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原子军火库被束之高阁，将被消灭和摧毁，因而灾难也一定可以避免。
他说，应当肯定：
和平共处对全人类来说都是一种不可少的必要。
二者必居其一：
不是和平共处，就是原子毁灭，也就是我们的文明、或者说我们大部分文明的结束。
在这两条道路面前应当选择哪条道路，是勿庸置疑的。
关于古巴事件
他谈到了古巴事件。
他说：
一般都承认：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紧张过。
过去几周，竟然达到战争结束以来从未达到过的紧张程度。
有人说，人们都害怕得发抖了。
说得有道理，因为一连几天似乎不能避免核冲突的爆发。
他说，其所以没有发展到这种地步，那完全是由于苏联的主动，它提出合理的妥协，从而使暂时缓和成为可能。
陶里亚蒂说：
在过去几十年，在国际关系一贯所处的条件下，要使古巴人民保卫和拯救自己的独立是十分困难的。
可以肯定地说，古巴会被侵占，它的自由会被破坏，殖民压迫和剥削制度会复辟。
因为古巴得到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援助，才使古巴人民能够继续生活和工作下去。
他还强调说，在最尖锐的决定性关头，当似乎肯定美国极端分子输了一局，原子冲突就要爆发的时候，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苏联又一次善于采取行动，避免战争，建议并接受一种体面的妥协，那就是：
用撤走导弹武器来换取帝国主义放弃侵略古巴，因而也就是换取对古巴独立的保证。
关于战争与和平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陶里亚蒂说：
关于这个问题，过去和现在都在国际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激烈的争论。
1960年秋，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当时中国同志们提出了某些观点，大会拒绝了这些观点，同时取得了一个共同的明确观点。
但是，上述观点目前又以一种公开的和激烈的争论方式被重新提出来。
人们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这是整个争论的起点——因为说可以避免就会是说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了。
这是没有的事，也是不可能有的。
但是，我们说，问题不在于帝国主义的本性。
问题在于国际力量对比，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存在、巩固和不断加强，造成了一种局势，在这种局势下帝国主义领导集团已不再能为所欲为了。
他还说，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在那些最极端的准备犯一场罪行的集团同其他那些动摇不定的、归根结柢还愿意避免那种可能引起原子战争的狂热的集团之间，是存在分歧的。
陶里亚蒂说，看不到客观形势的这些变化，或者肯定说帝国主义是一只简单的纸老虎，用肩膀一推就倒，都同样是错误的。
正是在客观形势的这些变化的基础上，不仅避免战争成为可能的，而且制订一条争取实现和平共处的积极政策也是可能的。
关于和平共处
他说，称和平共处为一种妥协是正确的，但是只是部分的事实。
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力量体系存在的时候，双方为了肯定和发展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声明放弃战争，从而谴责革命的输出和反革命的输出，这是一种妥协。
但是，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要素、一个前提，虽然它有巨大的重要性。
牢固地保住这个前提以后，应提出和应该实现其他一些更为坚固和更为广泛的目标。
他强调，在当前局势中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尖锐的，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的问题，现有的均势是基于两大军事集团的存在与对立。
如果要创造一些能够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的条件的话，就必须改变这一局势。
和平共处是国家之间关系的另外一种制度，这一制度是建立在相互了解、信任、排除战争的竞赛，以及充分保证各国人民的自由与独立的基础上，因而，也就是建立在合理解决今天仍然存在的、引起摩擦与不断冲突的一些问题的基础上。
我认为，把那些认为这基本上应当是当前共产党人国际政策纲领的人指责为背叛马克思主义学说，背叛革命事业，把他们扣上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甚至是对敌人卑躬屈节的帽子，那是荒唐的。
和平共处意味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为解决今天的经济社会问题展开竞赛，在这些问题中就有仍然折磨着十亿人口的饥饿问题，就有不发达地区生产力和民主的发展问题。
陶里亚蒂强调，在古巴冲突中，苏联领导人在最严重关头建议合理妥协，以求拯救和平，这是他们的功绩，而不是他们的罪过。
为了这种负责行为，所有人都应当感谢苏联领导人。
说什么这种负责行为是出自恐惧，出自抛弃各国人民独立的事业，是不可容忍的、荒唐的、应当毫不犹豫地予以谴责的事。
怎么能把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中执行的政策同慕尼黑会议上对希特勒的投降行为等量齐观呢？
提出上述性质的看法，意味着不理解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战略应当是什么。
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战略不是建立在头脑发热和冒险之上的，而是建立在相互了解、谈判，因而也就是建立在沉着地、合理地要求可以为双方接受的解决办法之上的。
关于中印边境冲突
陶里亚蒂在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说，至于中印边界的严重武装冲突，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仍然保持以前发表过的意见的实质。
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求中所包含的一切合理的和正确的东西。
我们也知道武装行动是从印度方面的一次进攻——我们不晓得这次进攻的规模如何——开始的。
所有资产阶级报纸对这个消息大肆叫嚣，说什么印度开始进攻，要把中国军队从他们的阵地赶走。
所有这些我们都没有忘掉。
这并不妨碍我们继续认为：
在两个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它们任何一国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帝国主义野心——中间发生武装冲突，是没有道理的、荒唐的。
这两个国家都是万隆会议和聚会的倡导者，它们有责任通过和平途径来解决一个有关边界的问题，何况这条边界又是通过几乎人烟绝迹的地方。
中印之间的武装冲突只能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和平的斗争的发展方面产生消极影响。
这种冲突只能使印度领导集团更加严重地向右转。
而且，它对于那批中立国家，也是一个严重打击，这些中立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是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中的一个积极因素。
陶里亚蒂说，我们对中国同志怀有很大的尊敬。
我们了解他们为把中国人民从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而进行的英勇斗争。
我们知道他们在受着侵略威胁，由于帝国主义及其奴仆们的勾当而被排出联合国大会的艰巨条件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中已经取得怎样的进展。
我们了解他们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的倡议过去有过怎样的价值。
为此，我们在看到他们进行一场我们不理解其必要性的武装冲突时，感到担心。
因此，我们高兴地欢迎他们单方面停止军事行动的创议，并且后撤，从而使必不可少的和平谈判有可能开始和取得结果。
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趋势
陶里亚蒂说：
意大利需要开始并且加速恢复世界统一市场，这个统一市场的恢复就是和平共处的经济方面。
我们需要发展我们同中立国家和“第3世界”各国的各种关系，这是为了促进新的自由国家内的新经济的自由发展。
在谈到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时，陶里亚蒂说：
近年来，特别是在西欧，更明显的是在那些最近一次战争中遭到失败的国家中出现了生产力的扩张以及技术上显著的革新和进步。
其结果，出现了生产和国民收入的增长，有些时候其速度相当迅速。
这种进展是不平衡的，跳跃的，它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
它既不是一种经济革命，因而也不是制度性质的改变，而是一种发展，它证实了这一制度本身演进的规律。
伴随着这一发展的是殖民主义的崩溃，这样，这一发展就给整个资本主义提出了若干新的非常尖锐的问题。
事实上已形成了不平衡和深刻的矛盾，而各国整个巨大的、强有力的经济体系正开始遇到实质上的变化。
整个制度的基本矛盾就变得更为尖锐，更为明显；
而在各个国家中，阶级斗争的状况就更激烈了。
在工人阶级面前有着国家，工人阶级应该懂得在国家这一场地上进行活动，并且应该与国家较量。
陶里亚蒂在谈到“欧洲共同市场”问题时说，由于生产力扩张以及所有经济的进程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国际性质，经济一体化是今天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趋势。
他说：
共同市场是企图拖延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的。
他接着说：
事实上，今天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存在着一种推动力，推向结构改革以及与经济发展、生产力新的扩张有联系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
曾一度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计划化和规划化的概念，今天被越来越广泛地讨论和接受，就是在一向是保守的，并与落后的、甚至是资本主义以前的概念有着联系的天主教教会的社会学说中，今天这种概念也有一定的地位，国家的经济性质的任务得到了承认。
当然天主教教会的学说以及资产阶级领导集团接受这种计划经济和纲领，其目的显然是通过在国内以及在国际上采取合理化的措施来保存资本主义制度。
但这不失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成熟的一个标志。
列宁说过，在几乎所有大国中，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现代形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这样一个阶段，越过这个阶段前进，就是社会主义。
因而有必要进行探讨，以及制定一条行动路线，这就不仅要求运用、而且要求发展和丰富我们的理论。
关于争取民主与争取社会主义
陶里亚蒂说，中心的问题仍然是在争取民主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间建立紧密的有机联系问题。
我们的任务是保卫民主体制，还要发展民主、并使民主体制具有符合今天条件的经济和社会内容。
这就是实行经济结构改革的意义、国有化的意义、国家计划和规划的意义所在。
把国家推上这一领域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积极的事情，只要同时有民主因素存在并得到发展，这种民主的因素不仅采取传统的公共辩论的形式，而且迫切要求实行监督和民主的领导，这样使得工人阶级和各行业的劳动人民可以进行干预，以便把国家的干预变为反对大资本权力，打击、限制和击破大垄断集团统治的斗争工具。
这样，就可以打开一种新型民主的前景，一种革新的民主的前景。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陶里亚蒂谈到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问题。
他说，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是我们的运动的团结问题。
正如1957年和1960年的国际会议文件所说的那样，这种团结应当从忠于我们的学说的原则，以及从国际无产阶级团结一致的加强中产生。
就是应当在这种团结的范围内和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对我们之间可能有争论的问题进行兄弟般的辩论。
他接着说：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假借在争取和平共处和持久和平斗争的意义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分歧——在这个问题上同中国同志也有分歧——而发动的运动，与共产党人之间的辩论毫无共同之处。
这种宣传运动是不能容许的、是挑衅性的，对进行这种宣传运动的人也是有害的。
这种宣传运动假装是反对修正主义，实际上是在于保卫宗派的教条主义。
这种教条主义满口挂着革命的冠冕堂皇的大话，而不知道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所面临的在民主与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真正任务。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拒绝批评斯大林的神话，也就是拒绝承认最近一段时间构成我们思想和行动的主要准则。
他们一方面硬说要对帝国主义进行正面进攻，而另一方面又排斥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群众斗争，这种斗争是目前反帝斗争的形式。
他们大声宣称自己是国际主义者，但是他们的国际主义在于攻击共产主义运动集体制订的正确立场，企图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破坏团结，以此来消除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
陶里亚蒂说，使我们感到十分惊奇的是，中国同志们并没有看到这是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今天所起的真正作用，而且同他们保持着一种不能允许的团结一致。
陶里亚蒂说，应当以适当的武器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斗争。
他说修正主义的立场在工人阶级中是最危险的。
但是，不能用词句来同这种倾向斗争，也不能局限于官僚主义式地重复旧日的言论和立场来同它斗争。
要用政治主动行动来同它斗争，勇敢正视形势提出的新的斗争目标，而教条主义则是我们在实现这些任务中遇到的最严重的障碍。
关于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改革
在谈到国内政策时，陶里亚蒂说：
意大利是近几年中经济发展最快的欧洲国家之一，也是由这一发展引起的结构变革最深刻的国家。
意大利已由一个农业工业国变成为一个工业农业国。
这些变革的结果使得意大利获得了过去所没有的国际竞争能力。
他还说，我们不能不提一下一个国营企业——国家碳化氢公司——对整个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这个公司是在违反国内外大垄断集团的意志的情况下对传统的结构作了某种改革的基础上成立的。
但是，他又说，经济奇迹却没有解决我们社会的对于人民生活有着决定性意义的问题。
陶里亚蒂说，意大利社会需要一个深刻的革新工作。
必须奠定新型民主的前景，通过尊重我国宪法所规定的纲领性指示并将其付诸实施，来为实现这个前景而工作和斗争。
应当对经济结构进行一些改革，以便有可能实现民主经济发展。
我们一向认为，如果没有国家的干预和领导，这一革新工作是不可能实现的。
所以我们接受并促使一些垄断资本生产部门的国有化。
在进行这些改革时，私有经济的积极性将永远享有极为广泛的活动余地，我们绝不建议消灭这种积极性，因为我们相反的是预见到在我们所希望的经济社会革新工作中有这种积极性存在和参与。
我们同意政府的经济纲领原则。
如果国家实行计划政策成为政府行动的轴心，那么我们只能够把这件事当作是一个进步来欢迎。
他说，我们要求的计划政策应当是民主的。
国家首先应当支持工人组织争取扩大他们的各项权利和合同权力的行动。
实际上这样就使一种民主因素去发挥作用，即为限制大资本权力而进行监督的因素。
陶里亚蒂说：
意大利现行国家，能够实行这种民主计划化政策吗？
我们相信能够实行，但是条件是：
要实现国家结构的改造，这是由共和国宪法所规定和指示的。
我们指的是建立区域机构，确立、保卫和扩大宪法所规定的地方自治，议会发挥其决定与监督的职能。
他说，我们满意地看到，其他党派逐渐意识到我国民主制度的这种新发展，对于全国的利益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甚至在执政党的队伍中，在它或其他天主教组织所召集的会议上，也可以看到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一些新倾向和提出一些新方针。
闭眼不看政府纲领某些条文中所体现的积极面，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陶里亚蒂谈到应当为争取向左转进行公开斗争时说：
向左转首先意味着使人民群众、使被剥削者和贫苦人民享有更多的福利，享有自由、社会公平和文化，意味着全民领导国家。
他说：
改善经济条件有可能由于整个经济变化而被取消，保卫政治权利也有可能由于反动派的进攻而被取消。
为了设法避免上述两种情况，工人阶级应当能够作为在政治关系上和经济关系上提出自己的创议和目标的积极、自主的因素来进行干预。
资产阶级领导阶级在由于工人运动所取得的力量而不能再把工人阶级的干预置于不顾时，就只得接受这种干预，但是，它们会从各方面力图减少这种干预的效力，把这种干预引向具有纯粹的恩惠主义性质的次要目标。
陶里亚蒂说，劳动人民的处境的任何改善，即使是有限的改善，对特权和剥削的任何打击，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事实。
没有比“越糟越好”这一政策更愚蠢更有害的了。
除了这些临时性措施之外，还有两个根本问题，工人和人民的要求必须触动这两个问题，即经济结构问题和社会的政治领导问题，以求削弱，可能的话则是粉碎资产阶级领导集团的绝对统治。
因此，就要考虑结构改革、国有化、经济民主发展计划等等。
在这个问题上，有人提出表面上看是比较严肃的异议。
争取这些目标的斗争是在现行国家内部进行的，而现行国家保持着它的资产阶级国家性质，因此，不会有什么质的飞跃。
说得好。
我们知道国家的阶级性是什么，它不会因为通过一项或一项以上的国有化就有所改变。
我国宪法——它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宪法——也没有改变国家的性质。
但是，这个道理还是抽象的。
为了把道理说得具体，就应当研究一下目前领导阶级的权力集团是怎样形成的，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就应当研究一下依靠政治性的进展来改变这个权力集团的可能性和方式。
问题在于看一看从现行国家结构出发，通过在今天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其内的民主组织基础上展开的行动实现宪法规定的深刻改革，是否有可能开展这样一个运动和取得这样一些成果；
这个运动和这些成果能够改变当前权力集团并且为形成另一个有劳动阶级参加并且获得他们应有的职能的集团创造条件。
显然，在接受这个在民主和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前景时，我们抱有一种逐步发展的看法，根据这个看法，很难具体地说到何时才会实现质的改变。
我们所预料的是：
在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和根深蒂固的民主组织的一些国家里，劳动阶级为争取成为领导阶级，从而为开辟通向革新整个社会结构的道路而进行的斗争，可以延展到一个长时期。
陶里亚蒂说，当工人阶级已经在数量上和组织上很强大的时候，当它今天在像意大利这样一个国家里拥有从事工会活动和政治运动的能力的时候，它就要以更为复杂和灵活得多、但是也更为有效得多的形式来加强自己的权力。
其办法是：
保卫民主制度和代议制度，要求区域和地方自治，为实行一些根本改革而斗争，提出实行下层监督和直接民主形式的新建议。
陶里亚蒂说，工人阶级可以找到来自非无产阶级居民阶层的谅解和合作，形成一个巨大的统一整体，用孤立垄断集团的办法，击破围绕这些垄断集团而建立的权力集团，为建立另一个权力集团而创造条件。
他说：
这个经济社会革新方案包含着许多新事物。
它包含着在一个以劳动和社会公平为基础的社会里有不同的政党存在，而通过这个战略所要达到的正是这样一个社会。
并不是所有可能在反对大垄断资本的斗争中意见一致的政治集团，今天都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
我们知道这一点。
但是，存在着日益有助于在群众中间启发社会主义觉悟的条件，我们的责任就在于为启发这个觉悟而努力。
甚至在天主教组织和教会人士方面，今天也有一些人拥护社会主义原则了。
教会最近采取的社会立场中的新东西，就是表现出一种社会主义思想的压力。
也不能认为，受到革新要求和保守精神逼迫的教会领导集团能够对社会主义世界长期继续采取冷战立场。
陶里亚蒂说，中左政府的形式给民主力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进一步行动的场地，这是很好的。
陶里亚蒂最后谈到了党的任务。
他强调，党必须革新和加强。
他说，革新和加强，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全神贯注、需要毅力、探讨和创造精神。
我们的组织从属于生产过程这一点应该是坚定不移的，但大会要研究新的结合形式，以便使这种从属于生产过程更能扩大和更加有成效。
（小标题是本报加的）

贾·巴叶塔在意共第10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要）
本报讯
意共书记处书记贾·巴叶塔12月05日在意共第10次代表大会上发言，集中攻击中国共产党，主要内容如下：
我们党是这样一个党：
当我们要对这个党说中国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说阿尔巴尼亚。
我认为，不能援引八十一国党文件来反对我们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做是纯属形式的。
我们应当考虑，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工人运动的实际情况究竟怎样。
有些是国内政策的问题，在这方面，同志们，我们还得提醒，必须防止狭隘主义，力戒即席行事。
也必须防止干涉，这种干涉对革命运动的发展是不可能有好处的。
我们不愿意调查人民公社或你们辽阔的领土上开了多少花。
（按：
这一句话，在大会上散发的发言稿中已被删去），我认为，关于各个党的内部政策问题，至少应当提出这样的警告，如果我们可以说是警告的话：
存在着在威望借口的掩盖下故步自封的危险，这种危险会阻碍经验和思想的交流。
可是，问题还不止于此。
还有国际政策和和平问题。
这些问题是所有人的问题，如果不愿无视现实的话，那就谁也不能无视这些问题。
在1956年，我们也感觉到了这些问题。
在新近古巴危机似乎要挑起战争，并引起如此尖锐的对抗时，我们也感觉到这些问题。
当我们感到加勒比海岛和喜马拉雅山是多么靠近我国的时候，我们又感觉到了这些问题。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是多么的不同于列宁主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又多么不同于列宁的列宁主义，但是，如果我们忘记了把这些导师变为能够改造世界的哲学家，把他们变为革命者、领导人和活动家的那种大胆思想和热情，那就糟糕了。
昨天，我们在这个讲台上听到了中国同志对我们党和它的政策进行的严厉攻击。
他们同时说，他们准备乐意考虑举行会晤和进行研究的主张。
我们当然不能说不考虑这种必要性。
我相信，我们准备本着兄弟般精神对待这个问题的意愿，并不比中国同志小，而且我们在这里表示出这个意愿。
但是，我们也同时应当对某些肯定是明显的问题，对某些在某种意义上说至少对我们具有先决意义的问题，进行答复。
首先我们坚决拒绝旨在拒绝或削弱对苏联和平立场与和平共处的赞同和支持的一切企图。
这几天，我们也为古巴人民的英雄气概而受到感动并且表示给以支持：
我们也敬佩这个国家的人民的不屈服的伟大意志，这个国家的人民是由它的革命的党、它的战士、它的领袖——我们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所领导。
但是，当我们心情激动地想到古巴人民的英雄们时，我们当然不能忘记这个国家的人民是为苏联保卫住的，苏联拯救了和平。
赫鲁晓夫的名字不可分割地同和平这个词联系在一起，苏联的名字同古巴独立的得救联系在一起。
中国同志们，你们说你们在我们政策的某些要点上同某些意大利同志不一致。
那么，请允许我提醒你们——我本来认为这不需要。
我们是一个列宁主义的党，它没有派系。
你们不应该对代表大会向你们致敬时发出的热烈鼓掌有所误会：
这种热烈鼓掌是支持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表示。
你们不应当对代表大会的衷心欢迎有所误解，这种衷心欢迎是对一个伟大的共产党的兄弟般的友好表现。
但是全代表大会一致赞同中央委员会的政策。
全代表大会一致反对你们这种无法接受的攻击。
全代表大会一致谴责你们的立场，我们不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
你们在这里提出了你们的三点不同意。
首先，你们按照你们的提法，提出了所谓结构改革问题。
这个问题许多同志都知道，它包括在我们代表大会的提纲里，包括在你们往往引证的国际文件中，这些文件承认这个斗争的革命意义，这些文件是我们政策、我们行动的基本点。
这一点只是因为深切符合意大利人民利益才没有写到纸面上。
你们提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我将仅仅略为提它一下。
这是阿尔巴尼亚问题。
我们并不那么为这件事感到不放心，即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师、自命是锋芒指向苏联共产党、所有其他共产党和我们党的原则纯洁性的捍卫者。
使我们不放心的、真正严重的问题是我们向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
这一行动的目的何在？
它为什么得到鼓励？
为什么有人支持它？
我们肯定不能接受来自这一方面的对我们的机会主义的指责。
最后，你们提出了我们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关系问题。
然而，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提出过批评，而且我们也许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先这样做的：
我们曾同他们就卢布尔雅那代表大会的问题进行论战，但是这些批评、这些论战和这些争论，并不能阻止我们看到实际存在的现实。
而我们无论如何也不理解：
他们怎么会变成你们在世界各地不断重复的那些咒骂中的那种样子。
但是，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你们也愿意是马克思主义者。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现实吧。
你们在这里对我们说：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和盟员的罪过之一就是在南斯拉夫恢复了资本主义。
但是，我们是这个国家的邻居，我们曾经不止一次派过代表团去那里。
我们可以向你们保证一件事，即：
在南斯拉夫的工厂里，我们没有碰到资本家。
因为我们主张团结，我们认为思想分歧、政治分歧不应该阻碍关系，并且如果可能，不要阻碍共同的行动。
因此，意大利共产党人希望赫鲁晓夫同志和铁托同志之间的会晤将是向一切在世界各地为争取和平与社会主义而战斗的人的团结又迈进一步。
最后，是公开不公开辩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意见。
你们常常宣称：
辩论不应公开。
我们在我们的提纲里写到——而且我们早已在我们的各项决议中说过：
就国际政治的重大问题进行的负责任的辩论，也能公开。
但是人们不能说愿意要一种方法，而做的是另一套……。
就像中国同志们这几年所作的那样，就像周恩来在莫斯科的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那样，他宣称不同意赫鲁晓夫报告的立场；
就像世界和平理事会成员中国同志们在赫尔辛基所作的那样，他们没有通过被其它运动和其它共产党的代表们通过的一项决议。
这是他们的权利，他们这样做了，我们对此不同意，但是我们看不出，在这种做法和宣布不愿在公开辩论中来讨论同大家有关的问题的说法之间，有什么符合的地方。
此外，近几天来，在索非亚和布达佩斯都不断重复同样的事：
你们在这里也这样做了，据我们所知，你们单在你们的报纸上以日益清楚和严重的方式这样做了。

陶里亚蒂在意共第10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发言（摘要）
本报讯
陶里亚蒂12月08日在意共第10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总结发言，摘要如下：
陶里亚蒂强调意共十大上的讨论具有非常突出的国际主义。
他在表示感谢各共产党、社会党、工人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之后，接着说，这当中有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一部分是不和谐的调子，我愿意敬奉几点意见。
不过，首先我愿意向中国共产党代表同志重说一遍：
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怀着尊敬、敬意，对它的领导人是有感情的。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在摧毁殖民制度，在全世界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起了多么大的作用。
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写给我们的充满热忱的贺信表示感谢。
但是，我们拒绝中国共产党代表在这里提出的批评，而且我们很坚决地拒绝这些批评，这些批评既涉及一些国际方面的问题，也涉及一些我们政策的问题。
陶里亚蒂说，首先，我愿以完全友好的方式向这位中国同志说，某些论据是不应当使用的，因为人们在夸张他自己的论据的同时，就破坏了他所说的一切东西的牢靠性。
当你说资本主义已在南斯拉夫复辟时——大家都知道这不是真的——就没有人相信你说的其余一切了，因为大家都认为其余一切也都不过是夸大其词而已。
此外，中国共产党代表同志提出的论点都是引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举行辩论和作出决议的论点，在我们整个讨论中，都提到这些决议。
这就是1957年的决议和1960年11月会议的决议。
幸好，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些决议包含着一条政治方针总路线，这些决议都不能越过这条路线。
这些决议指出了在目前世界形势下我们政治战略的若干关键问题。
但是决议接着又让各党根据本国特点、他们工作和战斗的条件以及在本国内开展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来开展他们的行动。
再说，中国同志在他发言的整整一个部分中正确地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之前的一段时期中，曾由于执行一条它自己的政治路线而前进了，而这条路线是同——比如说——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03月至10月的革命过程中所遵循的战略和策略路线丝毫不相符合的，中国政治路线规定了结成各种联盟，以便以适合于中国条件的方式，来使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取得政权。
陶里亚蒂说，因此，你们不否认这些特点，而我们也不否认这些特点。
但是，存在着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在我们的决议中已被明确说明了。
然而，在这些基本问题中，有一个问题是首要的和主要的，那就是关于争取和平和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的问题。
八十一国党的决议说：
“能够制止帝国主义侵略者实现他们的世界战争计划的时候已经到来。
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努力能够防止世界战争”。
从这一避免战争的可能性的论点出发，得出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战略。
实际上，这一决议还说：
和平共处政策是符合各国人民的基本利益，因此也符合意大利人民的利益的。
这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所坚持的第1点，而且我们在依据业已作出的这些对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都具有约束力的决议进行我们的工作时，还将继续坚持这一点。
他接着说，中国同志提出讨论的第2点，关系到我们争取结构改革的政策。
在这一点上，人们进入了同我们面临的客观条件、民族特点、意大利及其他国家的经济政治斗争的发展更加密切联系着的范围。
但是，基本路线，即使是在这方面，也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
在这同一个决议中指出，共产党人的任务是，保卫和发展民主，使经济关键部门国有化和使这些部门管理民主化，以便把全部经济引向和平目标，满足人民的切身要求，实现彻底的土地改革，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条件，保卫农民、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垄断组织的专权。
决议还说：
共产党人为争取所有机构、所有行政部门、政治部门和文化部门中的公众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普遍民主化而行动。
但是，这正是我们政策的关键，而中国共产党代表同志在这里批评了这个政策，他说：
这个政策不符合意大利人民的利益。
陶里亚蒂说，人们不懂，在有八十一国共产党参加的如此重要的会议上，怎么能通过这样一项决议：
在这项决议中竟提出一条不符合像意大利人民这样一个在欧洲生活中占有这么大分量的人民的利益的政治路线——也就是我们的路线。
他说，因此，我们拒绝就这个问题所提出的批评，同时，相反地，我们号召全体同志，并且呼吁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们，遵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认为应在目前制定的这些伟大战略路线。
陶里亚蒂接着说，关于我们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之间的争执，我们批评阿尔巴尼亚同志，因为他们的辩论不是一种辩论，不是像在由国际团结联系起来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之间能够而且应该展开的那种讨论。
他说，这就是我们谴责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地方，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中国同志不要保持同他们的团结。
他说，我们根本不愿意在我们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形成一种深刻而持久的分裂局面，不过，我们正式要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重新采取共产党人之间的讨论应该而且能够采取的语调，如果他们愿意讨论的话。
他又说，我们愿意同中国共产党保持紧密的、兄弟般的、互相了解、谅解和友好的关系。
为此，我们在昨天大会通过的提纲中，我们用尽可能最平静的语气插入了我们的批评意见。
陶里亚蒂说，但是，我自己在政治委员会讨论代表大会的最后决议时，坚持主张在这项决议中尽管拒绝对我们路线的批评，但是不要明确提到中国共产党，因为这一决议是要在广大群众中散发的，它有鼓动的性质。
我认为不指明中国共产党是有好处的，目的在于避免和中国同志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我还要说一点。
我认为党的新领导机构应该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一代表团到意大利来，特别是来了解我们的党，来看看我们在什么条件下工作，看看我们真的是为意大利劳动群众利益而斗争的党，同时还可以同他们交流思想，以便在各方面增进和加深了解。
我认为，在我本人甚至在党的新领导机构选出和能这样做之前所能做到的范围内，我可以在这次代表大会的讲坛上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这一邀请。
陶里亚蒂在发言中还谈到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联系。
他说，在我们向意大利工人阶级和意大利人民提出的有关国际问题的目标，同我们提出的有关我国经济政治结构的革新和必要的改造的目标二者之间，是密切相通的。
陶里亚蒂接着说，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争取各国人民自由的斗争，同工人阶级和劳动阶级争取在民主和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斗争，彼此正是相通的。
因此，我们在我国国内形势下所采取的整个行动，无非是把争取革新全世界的结构的伟大斗争转化到意大利国内，而革新全世界的结构的斗争前提在于争取和平共处，避免世界原子冲突，通过和平和裁军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国内经济政治改革、改造我国经济的目标和改造我国政治结构的目标，所有这些都是同我们所从事的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完全相通的。
他说，今天我们提出代替中左政策的政策。
我们承认中左政策中包含的那些积极因素。
我们今天提出的代替政策就是我们称之为向左转、转向我国真正革新的政策。
陶里亚蒂谈到意大利共产党同社会党人的关系，强调两党团结的前景。
他针对意大利社会党出席意共第10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龙巴迪的发言说，龙巴迪同志认为今天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所面临的目标是：
从在国家内部展开的斗争出发，为实现这个国家的政治改造而前进。
我们现在并不要展开辩论，探讨上述论点的创始权。
他说意大利社会党的机关报硬把我们所谈的事情中所有正确和有益的东西的创始权归诸他们自己。
但是龙巴迪所提出的公式同共产党人所奉行的政策，二者之间，基本上是相符的。
陶里亚蒂说，在讨论中有一位同志发出不和谐的声音，他对我们提纲中的两点作了若干保留。
关于国际关系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一点，我基本上已经作了答复。
关于我们对某些帝国主义领导集团所作的判断一点，我们对这位同志说，看不到分歧是一个严重错误。
当看不到有分歧时，就再也不能制订政策了，就会故步自封，就会站在一堵墙面前，不能跨过去了。
为此，当涉及最大的那个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时，我们应当看到这些分歧怎样成熟着，这些分歧的根源不是在这些人的头脑里，而是在肯定存在于美国人民群众、工人群众、学生和知识分子当中，同样也存在于全世界的和平和进步的意愿之中。
陶里亚蒂最后再一次强调：
我们的任务是致力于改革和团结。
我们愿意、而且也将在和平和民主中向社会主义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