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巴就共同边界位置达成完全一致原则协议
两国政府联合公报将于28日晨在北京和卡拉奇同时发表
新华社27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已经就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负责其防务的地区相接壤的共同边界的位置，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原则协议。
关于此原则协议的两国政府联合公报，将于12月28日晨在北京和卡拉奇同时发表。

中蒙两国人民兄弟友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新里程碑
中蒙两国边界条约在北京签订
刘少奇主席董必武副主席参加签字仪式，周总理泽登巴尔主席代表两国签字
新华社26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条约今天下午在北京签订。
周恩来总理和尤·泽登巴尔主席分别代表中蒙两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
刘少奇主席、董必武副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参加了签字仪式。
蒙古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
部长会议副主席尼·扎格瓦拉尔，外交部长彭·沙格达尔苏伦，外交部副部长桑·索索尔巴拉木，大人民呼拉尔代表桑·巴塔，外交部司长德·其米德道尔吉，蒙古驻中国大使敦·策伯格米德，以及蒙古其他贵宾。
中国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还有：
国务院副总理贺龙、陈毅、李先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彭真、陈叔通、程潜，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四光、包尔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我国驻蒙古大使谢甫生，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司长周秋野，礼宾司司长俞沛文等。
签字以后，双方热烈握手，举杯祝贺。
（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和尤睦佳·泽登巴尔主席代表中蒙两国政府分别在中蒙边界条约上签字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

中蒙友好关系史中的重大事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条约，已于昨天由周恩来总理代表我国政府、泽登巴尔主席代表蒙古政府，在北京庄严地签了字。
由于中蒙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和真诚合作，中蒙边界问题迅速解决了，两国边界条约顺利签订了。
这是中蒙两国友好关系史中的重大事件。
这一事件标志着中蒙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并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人民为此而衷心感到高兴，并且向兄弟的蒙古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国和蒙古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亲密的兄弟邻邦。
两国之间四千多公里的共同边界过去从未正式划定。
中蒙边界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
最近期间，中蒙两国政府抱着解决问题的诚意和加强团结的愿望，本着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和互谅互让的精神，就两国边界问题进行友好协商，迅速而圆满地达成了公平合理的协议，签订了两国边界条约，从而使中蒙两国的边界在法律的形式下固定下来。
这不仅进一步加强了中蒙两国的友好关系，而且为社会主义国家处理相互关系树立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中蒙边界问题的迅速解决和两国边界条约的顺利签订很好地说明：
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完全可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处理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找到解决它们之间存在的问题的正确途径；
完全可以通过同志式的友好协商，使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
同时，中蒙两国政府对解决边界问题所作的共同努力和所获得的重大成果，不仅是符合于中蒙两国人民友好团结的利益，而且也是符合于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友好团结的利益的。
中国同许多邻邦都有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
我们一贯主张通过友好谈判，共同努力谋求解决。
在中蒙边界条约签订以前，中国同缅甸和尼泊尔先后顺利地解决了边界问题。
目前中国同巴基斯坦政府就两国边界问题进行的友好商谈，已经就共同边界的位置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原则协议。
同样地，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中国政府也一向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求得合理的解决。
中国边防部队在被迫实行自卫还击之后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的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了我们对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最大的诚意，并且证明了我们的这种主张是不会改变的。
问题完全在印度方面。
现在应当是印度方面对中国政府的主动措施和真诚呼吁，作出积极响应的时候了。
中蒙两国人民之间有着传统的深厚友谊。
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我们两国人民合作互助，彼此支援。
继1960年中蒙两国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之后，现在两国又签订了边界条约。
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将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国和蒙古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两国人民都在满怀信心地进行着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都在为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
我们两国人民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和胜利，都加强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也加强着世界和平的力量。
中国人民在今后将继续同兄弟的蒙古人民一起，为不断加强中蒙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而共同奋斗。

刘少奇主席接见泽登巴尔主席
新华社26日讯
刘少奇主席今天下午接见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的时候在座的有，董必武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彭真副委员长，贺龙、陈毅副总理，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中国驻蒙古大使谢甫生，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司长周秋野和礼宾司司长俞沛文。
接见的时候蒙古方面在座的，有部长会议副主席尼·扎格瓦拉尔，外交部长彭·沙格达尔苏伦，外交部副部长桑·索索尔巴拉木，大人民呼拉尔代表桑·巴塔，外交部司长德·其米德道尔吉，蒙古驻中国大使敦·策伯格米德，以及蒙古其他贵宾。
（附图片）
12月26日，刘少奇主席接见了尤·泽登巴尔主席。
这是刘少奇主席和泽登巴尔主席亲切握手　本报记者　吕相友摄

周总理回访泽登巴尔主席
并在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会谈
新华社26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上午前往宾馆，回访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并且同他进行了会谈。
会谈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随同周恩来总理回访和参加会谈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我国驻蒙古大使谢甫生，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司长周秋野和礼宾司司长俞沛文。
回访和会谈的时候，蒙古方面在座的有部长会议副主席尼·扎格瓦拉尔，外交部长彭·沙格达尔苏伦，外交部副部长桑·索索尔巴拉木，大人民呼拉尔代表桑·巴塔，外交部司长德·其米德道尔吉。
蒙古驻中国大使敦·策伯格米德也在座。

我边防部队继续从中印边境东段后撤
我将11月16日后俘虏印军官兵二千一百多名的情况通知印方
新华社26日讯
据我西藏边防部队报告：
在中印边境东段，我从瓦弄地区后撤的边防部队，于25日又撤出了易古通；
同日，我从梅楚卡地区后撤的边防部队，又撤出了嘎公拉、切德巴让、打当、巴嘎桥等地。
新华社26日讯
据我西藏地方和新疆地方边防部队报告：
我边防部队在11月16日以后的自卫反击战斗中，俘虏了向我边防部队发动进攻的印军官兵共二千一百五十六名，其中包括校级军官十五名和尉级军官十八名。
另外，有六百零八名被俘印军伤病人员，已分别在邦迪拉、梅楚卡、瓦弄、德让宗先后释放，并已由印度红十字会派人将他们全部接运回去。
今天，中国外交部已将上述情况通知了印度驻中国大使馆。
中国红十字会也在今天通知了印度红十字会。

首都盛会欢迎蒙古贵宾
热烈庆祝中蒙两国边界条约的签订
彭真市长泽登巴尔主席一致指出边界条约的签订是中蒙友好关系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
据新华社26日讯
首都各界一万多人今天下午举行盛大集会，热烈欢迎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热烈庆祝中蒙边界条约的签订。
北京市市长彭真和泽登巴尔主席在大会上讲话（全文见第3版），一致指出中蒙边界条约的签订　是两国关系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
彭真市长说，今天签订的中蒙边界条约是两国人民兄弟友谊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的新的里程碑。
泽登巴尔主席说，蒙中签订边界条约是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兄弟合作的鲜明表现。
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主席台上并排高悬着中蒙两国国旗，会场上悬挂着巨幅标语：
“中蒙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下午三时三十分，泽登巴尔主席、扎格瓦拉尔副主席等蒙古贵宾们由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市长等陪同，登上主席台，这时，全场起立长时间地热烈鼓掌，乐队奏欢迎曲。
一群少年先锋队员跑上主席台，向全体贵宾献花。
大会开始以后，乐队奏蒙中两国国歌。
彭真市长和泽登巴尔主席先后发表讲话。
彭真市长首先代表首都人民和全中国人民向蒙古贵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彭真市长说，中蒙两国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圆满地解决了四千多公里长的共同边界问题，“这说明在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之间，不论存在着什么问题，都可以而且也应该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处理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
他说，“中蒙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和中蒙边界条约的正式签订，不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且对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彭真市长谈到当前国际形势正在继续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时，强调说，“尽管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这样那样的冒险挣扎，尽管国际形势中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波折，但是，东风日益压倒西风的总趋势是改变不了的。”
他表示深信，只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联合的斗争，美帝国主义发动新战争的计划是可以挫败的，世界和平是可以保卫住的。
泽登巴尔主席在讲话中对蒙中两国边界条约的签订，表示深感满意。
他指出，这次蒙中两国解决边界问题“是本着友好、互相谅解和照顾相互利益的精神进行的”，“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就使得在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协议”。
他还说，蒙中边界条约的签订，“对于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合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并且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友谊和团结的事业”。
泽登巴尔主席说，“我们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看到，兄弟的中国人民也在帮助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给我国经济上和人力上的援助。
对这种友好的援助，我谨代表蒙古人民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表示热烈的感谢。”
他在讲话中还介绍了蒙古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蒙古政府的对外政策。
他表示，蒙古人民共和国一贯主张立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收复自己的领土台湾，为建立太平洋和远东地区无原子武器区，以及为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野心和阴谋而进行的斗争和努力。
泽登巴尔主席最后说，“我们两国人民今后仍将继续把我们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利益的原则基础上，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
他祝愿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争取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继续取得巨大的成就和胜利。
讲话以后，彭真市长代表首都人民向蒙古贵宾赠旗赠礼。
泽登巴尔主席接受锦旗礼品后，同彭真市长热烈握手，表示感谢。
出席大会的，还有副总理陈毅，副委员长黄炎培、陈叔通，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中国驻蒙古大使谢甫生，中蒙友好协会会长范长江，北京市负责人万里、陈鹏、贾庭三、乐松生等。
蒙古驻中国大使策伯格米德和使馆其他官员，各国驻华使节，以及在北京许多外国朋友们，也出席了今天的大会。
会后，首都文艺工作者演出了歌舞、京剧等节目。

上海博物馆创办十周年
上海博物馆到今年12月已经创办整整十年。
文化部最近授予这个博物馆一张奖状，以奖励它十年来在荟集保藏文物、举办陈列展览、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和宣传教育活动，以及团结社会收藏家等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就；
同时还把另一张奖状授予八十二岁的老馆长徐森玉，表扬他数十年如01日地为保护、收集祖国文物而作出的贡献。
这所解放后新建的博物馆，藏品数以万计。

北京农大教师密切联系生产实际
积极研究农业技术改革项目
据新华社25日讯
北京农业大学的教师们今年开展的一百多个科学研究项目，80％以上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这些科学研究项目，大部分是当前农业技术改革中的重要问题。
例如在作物育种方面：
今年对许多小麦品系进行了观察、选择和培育工作，有几个品系已经表现出抗倒伏、抗锈、丰产、能适应华北地区不同水旱栽培环境等的优点。
在主要病虫害的研究方面：
今年从大量小麦锈病病菌群体中，鉴定出了几个锈病病菌的新类型；
同时证明一个小麦品种对于锈病的免疫性，会在某种栽培条件下，经过若干代的遗传而丧失。
教师们还总结了江苏、安徽、湖南等省部分地区农民运用耕作栽培技术抑制水稻螟害的经验，初步探明了这些措施的效果。
其他如白菜孤丁病、霜毒病、玉米螟等研究项目也都有了进展。
其他取得进展的研究项目还有猪的饲养，绵羊的品种改良，小麦、玉米、甘薯等作物的丰产栽培技术，华北、东北一些地区的耕作制、京郊盐渍土的形成规律及防治方法等。
尽管教学任务较重，今年北京农业大学有条件的教师都积极参加了科学研究工作。
农学、土壤化学等系一些教师还接受农垦部的邀请，帮助东北牡丹江垦区国营农场研究生产中的一些问题。
在保证教学的前提下，这个学校的教师们都能积极合理地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科学研究。
许多教师连点滴时间都不放过。
小麦专家蔡旭常常是出差回来，休息一会就到小麦选种试验地去观察，有时工作到晚上。
由于教师们的努力，今年大多数教师的科学研究时间都达到工作时间10％到30％。
为了充分发挥科学研究的潜力，许多系老年、中年、青年教师还根据研究课题，组织起来，分工协作。
老年教师主要力量放在指导整个研究工作的进行和解决重大问题上。
中年教师担负课题的主要组织工作和部分具体工作。
青年教师搭配成套，使老教师能集中精力研究主要问题。
这样既培养了人材，也加快了研究进度。

发挥宣传网作用
河南安阳县蒋村公社党委对宣传网很重视，规定各级干部在汇报工作时，要汇报党的宣传工作。
经常向宣传员传授新的宣传内容；
深入重点了解群众思想；
总结交流宣传经验；
公社定期召开宣传员代表会，解决宣传员思想和实际问题。
这些规定和作法，保证了宣传网能经常活动。
半年来，公社党委已向宣传员传授了六次。
内容包括国内外形势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党的各项政策特别是按劳分配政策的教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教育。
蒋村公社的宣传工作，注意联系实际。
如在征购工作中，各宣传队针对群众思想进行教育，激发了群众爱国热情，使全公社超额完成了秋粮征购任务。
在向群众进行集体主义教育时，许朴宣传队，结合本大队情况，总结出集体经济几大好处：
如集体人多力量大，能战胜旱涝等自然灾害使本大队庄稼连年增产；
集体道路使大家富裕；
集体可以合理使用劳力，因地种植，达到人尽其材，地尽其力；
集体可以适应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需要，实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等。
向群众这样宣传以后，群众心服口服地说：
“还是集体经济好处多”。
蒋村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注意发挥各个宣传员的特长，采取了多种形式和方法进行宣传。
南马水宣传队把六十名宣传员组成吹拉、弹唱、编写、绘画等小组。
在晚上、阴雨天和休息时间活动。
在选种的时候，他们就编写“快选种”快板，画了“选种好处多”漫画；
促进各生产队组织了选种小组；
光第3生产队就选出各种良种一千二百斤。
张贾店大队在集体主义教育中，表扬了七十二名模范人物，对社员鼓舞很大。
希望各地基层党组织，也像蒋村公社一样重视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建立和健全农村宣传网，让宣传网发挥作用。
中共安阳县委宣传部
申根喜、宋治顺

喜闻乐见　多种多样
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农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农村基层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
宣传网、黑板报等，是我们熟悉的行之有效的宣传和组织形式，值得重新提出来。
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各项工作的先行，善于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方式，宣传才有可能收到更大的实效。
这里提的一些意见和方法，可以促使人们注意采用更多的方法，来加强农村的宣传教育工作。
在进一步巩固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迎接农业技术改革任务的当前，农村里有很多新的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需要用多种方式从多方面来宣传和解答，这也是广大农村干部的要求。

天津出版大批新年画
天津美术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大批新年画，已经分批运往农村发行。
描绘农村人民公社美好图景和歌颂广大社员奋发的劳动热情，是这批年画新作品的主要题材。
这批新出版的年画，目前已发行了一百五十八种、八百二十多万张。

把农村的黑板报办起来
黑板报是一种费力不多而又能收到良好效果的宣传工具。
但是，近来有些黑板报停办了。
如吉林德惠、米沙子等许多公社都没有黑板报，湖南泗汾公社几十个村子，只有两三块黑板报。
但是群众却迫切要求看黑板报，希望办得多，办得好，办得及时，内容广泛，文字简短，形式多样。
湖南醴陵　江世龙　周济川　吉林长春　邹明哲

抓紧当前为明年
——访上海工业战线上的几个生产小组
徐之华　史镇兹
正当许多工厂争取超额完成今年国家计划、着手规划明年工作的时候，我们访问了一些工厂的生产小组，在那里看到了一片繁忙景象。
赶上明年春耕需要
由于大江南北许多地区准备更多地使用电犁耕田，华通开关厂担负了制造电犁开关的较大的任务。
本月05日，我们访问这个厂工具车间的徐方舟冲模小组时，他们已提前把一批电犁开关钢模制造出来了。
这个厂最近设计试制的一种新的电犁开关，作好技术鉴定不久，江苏省有关部门就订货一千台。
这种开关，使用寿命长，雨天也能保证耕作，而且价钱比较便宜。
订货部门向厂里提出：
“这是迎接明年春耕的，请在今年底完成！”
“迎接春耕”，成了一股巨大的鼓舞力量，工人们为自己树立了一个“三高”的生产标准：
高速，高效，高质量。
旧式开关插头的零件加工，是一只一只地车，现在改为冲压，加工速度快得多了。
这一来，就要求尽快供应钢模。
徐方舟冲模小组担任电犁开关插头钢模的最后装配任务。
他们一见到印着“支农任务”四个字的图纸、工艺单，一律优先制造。
我们访问这个小组的时候，徐方舟介绍说，小组的同志听说这批任务关系到农业技术改革，都积极研究增产办法。
一个零件，往往有三四套钢模，给一个老师傅一套一套地去做，速度比较慢。
他们就改变了办法，一接到上道工序送来的钢模半成品，就一人一套，尽可能缩短装配时间，提前把它们送到配套车间。
目前，这个小组手里做的，又是另一些钢模了。
它们也是支援农业的产品，包括制造户外用的小安培自动开关、农村输电配电手动操作开关等新产品所需要的钢模。
花色要多产量要高
当我们访问正在增产搪瓷日用品的益丰搪瓷厂的时候，厂里的同志告诉我们：
全厂11月份花色面盆的生产比例，已经从10月份的71％上升到79％，并且初步摸索到既要产量多又要花样好的办法，明年计划扩大花样二百五十种。
走进这个厂的花样设计室，四壁陈列着千姿百彩的面盆，就像走进了展览馆。
设计员徐冰心的“平湖秋月”正在着色，何作新设计的卡通画也将完成，这是从10月份以来他们设计的第37张新图样了。
春节前后，这些新花色面盆可能就同消费者见面。
何作新向我们介绍说：
国内和国外市场对搪瓷品的要求越来越多。
作为全厂花样技术研究中心的花样技术研究小组（有设计师、刻模工、喷花工、技术员和行政领导干部参加）已集体研究出改进花样设计的办法。
搪瓷面盆里一幅令人喜爱的彩画，是用许多套刻花的套版，分阴阳浓淡，一套一套喷出来的。
但是，套色的套数越多，占用的工时也越多，会影响产量的增长；
套色的套数过少，便会影响花样的美观。
怎样使二者统一起来，做到产量又高，花样又好看呢？
为了解决这个课题，花样技术研究小组在喷花工的支持下，对已经生产的花样认真加以分析，在不影响美观的前提下，把套版过多的适当实行并版，减少喷花套数。
一只具有油画风格的“归帆”花样面盆，喷花套数从原来十八套减为十二套，喷花工的日产量从原来的四十只提高到了九十只。
一只为农民喜爱的“睡莲鲤鱼”花样面盆，经过适当合并套版，日产量提高一倍，还在画面上添上了雅静的睡莲花和幽美的月亮，显得格外好看。
设计师们在设计新的面盆花样时，一方面注意发挥艺术创造能力，画出消费者喜爱的花样，一方面注意从技术上考虑减少喷花套色的套数来扩大生产。
设计员何作新原来是个喷花工，他把徐冰心新设计的“花好月圆”面盆拿给我们看。
他说，这个花样上皓月当空，牡丹含笑，蝴蝶翩翩，画面是很美的。
按这样的景色，过去喷花套数非十二套不行，现在只有八套，色彩却有十种。
这就是说，套数减少，并没有使花样有所减色。
虚心取经求增产
一个多月前，金星化工厂红矾钠生产小组还为生产跟不上市场需要而着急，当我们在12月初访问这个厂时，情况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红矾钠的日产量不是两吨半，而是三吨半左右了。
生产红矾钠的工人懂得自己的产品的作用，制革、制药、染织等工业都少不了它，红矾钠经过加工制成铬酸、红矾钾、红矾铵，又是电镀、制火柴等的主要原料。
从1959年红矾钠试制成功以后，小组工人始终抱着认真的态度，努力增产。
可是，日产量很少能突破三吨。
为什么在最近短短一个多月中，产量就提高了35％以上？
生产组长李康年笑着说：
“这是向人家学来的！”
金星化工厂是上海生产红矾钠的第1家，同业称他们是红矾钠的“开山始祖”。
可是，他们并不以此自满，哪里有先进经验，他们就向哪里学习。
不久以前，他们听到淮海制革厂红矾钠的产量高，原料消耗低，马上赶去学习。
回厂后，运用淮海厂工人的操作经验进行试验，果然立竿见影，锻烧矿粉由每班两炉上升到三炉，为红矾钠增产创造了良好条件。
我们站在反射炉旁，看到工人把矿粉一铲一铲送进炉中，不消几分钟就翻动一次。
李康年说：
“这就是学来的。
翻得勤，拌得透，缩短了锻烧时间。
我们还学来了掌握回转炉的比较好的操作方法。
为了供应明年市场更多产品，还得继续学习下去！”
（原载《解放日报》，本报有删改）

推广良种可以又稳又快
本报记者　宋琤
今年，广东高要县获得了一个少有的好收成。
早稻收成好，晚稻收成更好。
稻谷总产量接近了历史上最高年产量，单位面积产量比年产量最高时候还高三十多斤。
谈起丰收的原因，大家赞扬党的一系列关于人民公社的政策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
赞扬近几年来兴修的水利工程，特别是电动排灌工程和机械，在排涝抗旱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
也赞扬稳步而高速地推广良种获得的显著成效。
今年，高要县有80％左右的稻田采用了良种。
在同等条件下，采用良种的稻田一般要比种植普通品种的增产三十斤到五十斤，或者更多一些。
高要县的农业技术人员在良种推广中，做了许多大胆的有益的工作。
一个良种从引进到大面积推广，往往需要五六年的时间，做这项工作必须慎重。
但是，能不能快一些？
能不能做到既稳又快？
高要县的经验作了肯定的答复：
从讲究效率的观点出发，二者可以统一起来。
他们从引进一种良种到大面积推广，已经由五六年时间缩短到三年左右。
1960年，高要县农场从专区良种公司购进了六两广场矮种，两造种植，就繁育出十二万斤种子。
今年早造，广场矮已经推广到三万五千亩。
广场矮良种高产、耐肥、不倒伏、抗病、分蘖多，适应性强，亩产一般高出其他品种七八十斤，受到生产队的热烈欢迎。
明年早造就要推广到十万亩左右。
同样的（1960年），农场从广州引来十斤木泉种，到今年晚造，已经推广到四万亩。
木泉种和广场矮具有同样优良的特性，成为晚造中最受群众欢迎的良种。
明年晚造，就要代替已经退化的一些旧良种，推广到二十万亩左右，占耕地面积的30％以上。
1958年以前，高要县对良种推广工作还不太重视，引进、培育和推广的良种不多。
当时推广良种的工作注意稳步、慎重，一般都遵守试验、示范、推广的程序，工作没有出过大毛病，但是做得不够多也不够快。
1958年以后，县委开始大抓良种推广工作。
当时大家的热情很高，但是，由于缺少经验和不够实事求是，没有经过试验阶段，就贸然地大量推广适于北方生长的良种粳稻。
结果产量减少，脱粒困难，群众不满意，给以后的推广粳稻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有些技术人员情绪低沉，一部分同志甚至不敢大胆工作了。
失败，并不是因为不该推广良种。
当时，高要县的水利条件还差，全县人民经年累月要对洪水、内涝、旱灾进行斗争。
生产队种植的水稻，产量一般很低，有些亩产量只一二百斤，有的病害严重，群众中一向流传着“巧耕田不如勤换种”的农谚，这说明推广良种是群众的迫切要求。
1959年早造推广粳稻失败了，但是，晚造推广另外一些良种，增产很多。
推广粳稻的失败是因为急于求成，今后推广良种是不是应当慢慢来呢？
高要县委否定了这种看法。
他们一方面强调推广良种要稳步慎重，一切通过试验；
另一方面强调在确有把握的情况下，能快的一定要快，能两年完成的任务，决不要拖到三年。
这几年，高要县农业部门就用这种精神来进行良种繁育和推广工作。
1957年以前，高要县农业部门把良种引进以后，首先要做表证（就是把良种和普通品种作对比试验），对比试验成功以后，再进行大田试验；
大田试验成功，才开始大量繁育，然后推荐给农业社试验推广。
农业社又要经过试验（在小块土地上）、示范（在比较大块的土地上）而后推广。
在农场，从引进到大量繁育，一般要三年左右；
在农业社，从试验到推广，又要三年左右的时间。
虽然，两个过程有时也交错进行，但是，一般说，一个良种从引进到大面积推广，总要五六年的时间。
这样作，稳是稳，但是太慢了。
怎样才能又稳又快呢？
农场的同志经过细心研究，对确有把握的良种，采取了加快繁育的措施。
水稻秧一般是多株并插，他们改用单株插秧。
插秧以后，又用人工剥离的办法帮助秧苗分蘖。
一株秧苗经过几次剥离分蘖，就可以变成许多株秧苗。
加上合理施肥，精心管理，一粒种子在一季就可以繁育成几十斤甚至一百来斤良种。
他们还把对比试验和繁育的过程结合起来进行。
像前面谈到的广场矮良种，引进六两良种以后，一方面作对比试验，同时采取了单株插秧和人工剥离分蘖的办法。
这样，六两良种一造就收获一千三百多斤，经过晚造倒播，两造就收获良种十二万斤。
如果按照过去的办法繁殖，那么，六两种子，经过两造繁育，一年至多能够收获五百来斤。
也就是说，只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过去需要两三年时间的工作。
推广的过程也加快了。
对于确有把握的良种，他们采用多点试验的办法把试验和示范这两个过程合并起来。
在全县范围内，分别山地、丘陵、平原、低洼等几种不同地区，进行不同良种和普通品种的对比试验。
在一个公社里，在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指导下，又把同一良种分别在几个劳力、地势、肥料等条件各不相同的大队进行对比试验。
这些试验田的面积比过去做对比试验的要大些，一般在一两亩左右。
试验成功了，群众也就愿意推广了，而且更多方面的掌握了良种的性能。
对于技术推广站和公社党委来说，由于试验点多，目的性明确，对于这个良种在本地区推广可能遇到的问题，大致可以了解，这比起过去，推广工作不但快，而且细致一些。
这样，一个良种，只要三年左右就可以普遍推广。
高要县已经有80％的耕地采用了良种，但是其中有些品种已经开始退化，因为有这样一套繁育推广良种的办法，就有可能在较短的时期里淘汰那些已经退化的旧良种，这对增产是一个十分有利的因素。
有些同志也曾经对这种作法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快和稳不能并存。
农场的同志考虑了这些议论，并且用事实来证明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他们进行高速繁育的种子，要经过慎重的选择，像前面谈到的木泉种和广场矮种，是从广州和肇庆专区农场引进的。
这些地方的自然条件和高要县基本相同，这两个品种的适应性又很强，既然在试验过程中证明可以增产，为什么在推广工作中不采取快一点的作法呢？
也有个别公社消极的理解群众自愿的原则，不积极支持农业技术推广站的良种试验田，不向群众宣传良种的优越性。
但是高要县委和大多数公社积极支持良种的推广工作，许多领导干部亲自种试验田、负责组织现场参观评比等。
由于领导部门的重视，在这些试验田的周围，良种是不推自广的。
今年秋季，全县已经组织了二千五百多人参观良种试验田，参观的过程中，很多公社、生产队的干部就和良种试验单位订立供应或换购合同。
＊　＊　＊
哪些可以快些，哪些不能很快，完全以一定的条件为转移。
木泉种，三年就普遍推广；
而另外一些良种，在农场已经试验了好几年，还没有大量繁育。
有些品种的某些特性不适合高要的自然条件，需要改变，这个工作往往需要几年时间。
高要农场曾经引进广场种。
这种良种禾秆较高，容易倒伏，农场使用分离的办法从中培育出矮秆的广场一、广场二和广场三良种。
几年来，高要农场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用分离或杂交的办法把某些迟熟的变成中熟、早熟的，把不易脱粒的变成容易脱粒的……。
进行这些工作，需要多长时间就用多长时间，决不在良种的某些特性还不适宜或不够稳定的情况下，就急于大量繁殖和推广。
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高要县在推广良种工作中，并不盲目追求推广数字，而是从多方面注意推广良种的效果。
早造的广场矮和晚造的木泉种同样受到群众欢迎，比其他品种都增产很多。
为什么木泉种明年要比广场矮推广得更多？
正是因早造生产劳动力比较紧张，一种良种推广得过多，就会使劳动力顾此失彼，反而影响产量。
因此，有些良种虽然增产幅度较大，生产队要求大量推广，但是，领导部门考虑到劳动力、肥料，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等复杂因素，就劝告生产队要有所控制，而根据各种条件推广良种，并使原有的农家良种保持一定的比例。

杜甫故里纪念馆开馆
河南省巩县杜甫故里纪念馆已经建成，在最近正式开馆。
这座纪念馆是以巩县南瑶湾村笔架山杜甫出生窑为中心，加上一个展览室组成的。
馆内展出了杜诗的各种版本和校注本，杜甫的画像和塑像。
（据新华社讯）

民航飞机广泛出动支援农业林业
协同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防治农林作物病虫害、护林防火、造林播种和人工降雨
本报讯
中国民用航空部门今年抽调了大批飞机，在全国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协同当地农林部门，进行了防治农林作物病虫害、护林防火、造林播种和人工降雨等工作。
今年飞机治蝗的比重占全部治蝗面积的70％左右，对制止蝗虫的孳生蔓延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今年把支援农业林业生产列为重要任务，并相应地调整了专业航空的作业比重。
1958年时，农林业飞行只占全部专业航空工作量的27％，今年已上升到84％。
民用航空今年在防治病虫害和促进农业增产中起了不小作用。
湖南省常德专区曾在一百三十多万亩的稻田上用飞机防治稻蝗、稻螟，促进了粮食增产，而飞机治虫成本比人工防治低56％。
吉林省洮安、榆树等县，今年用十四架飞机进行防治高粱、大豆和甜菜虫害的工作，防治面积达二百七十七万亩，及时制止了虫害，并节约了九十多万个劳动力。
今年，民航飞机在辽宁、吉林、湖南、湖北、江苏等省防治森林果树害虫的面积，比1961年增加了47％。
东北、内蒙古、云南林区，今年春秋两季都曾派出飞机巡逻护林，及时发现和扑灭不少起林区火灾。
飞机防治农林病虫害，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
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的花拉吐人民公社的社员歌颂道：
“地上最美的是玉麒，天上最美的是飞机。
玉麒不能供我们坐骑，飞机给我们治油腻（蚜虫）！”
（附图片）
湖北省民航局最近派专机为麻城县林区扑灭松毛虫。
这是民航局的飞机正在空中喷撒灭虫药粉　新华社记者　萧述纲摄

用工业品作原料的日用品迅速增长
绝大部分产品的产量，到12月上半月已超过去年水平。
生产的合成洗涤剂和合成脂肪酸可以代替一万五千多吨制造肥皂的动植物油，塑料鞋和塑料鞋底比去年增产一倍到二倍，代替了大量棉布
新华社26日讯
据轻工业部统计，今年列入国家计划的四十四种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除去十一种社会需要量不大的以外，到12月上半月绝大部分产品产量已超过去年全年的生产水平，预计到年底都可以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其中聚氯乙烯鞋和鞋底、合成洗涤剂、合成脂肪酸以及人造丝浆的产量，都已超过去年全年产量一倍到二倍；
自行车、缝纫机、保温瓶、胶鞋、闹钟、火柴、干电池、人造革、日用塑料制品、日用搪瓷制品和日用玻璃、陶瓷制品等，也比去年有较多的增长。
今年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产量迅速增长，不但为城乡人民提供了更多日用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业原料不足所造成的困难。
例如，今年生产的合成洗涤剂和合成脂肪酸，可以代替一万五千多吨制造肥皂用的动物油和植物油。
塑料鞋和塑料鞋底的增产，也代替了大量的棉布。
今年轻工业生产的一个特点，是各地企业以农村作为主要市场，增产了很多适合广大农民需要的产品。
例如上海、天津、青岛等地的自行车厂，今年派人到农村调查，根据农民要求专门生产了一种载重车。
这种载重车的车把、瓦圈和支架等部分都有很大改进，载重量可比普通自行车提高一百多斤，既可乘骑，也能作短途运输工具。
钟表行业根据农民意见，把一些座盘式的小闹钟改成上有提环、下有摆脚的形式；
农民带着下地干活时，可挂也可以摆。
钟面上的计时字码，也由原来的四个字改成十二个字，即使识字不多的老大娘也能辨认。
胶鞋行业按照农民脚型和劳动特点，增产了比较肥大耐穿的力士鞋、解放鞋、元宝雨鞋以及长统球鞋、短统球鞋。
东北、华北的一些陶瓷厂除了大量增产当前农村急需的缸、盆、碗、罐以外，最近又恢复生产很多种农民习惯使用的传统产品，如筒子壶、油芯壶、彩色斗盆、大海碗、粗陶茶壶、茶盅等等。
此外，像玻璃、搪瓷、塑料、造纸等行业，今年也都为农村生产了大批色彩鲜艳的大花面盆，结婚用的花瓶、茶盘，煤油灯罩、灯座，带提环的竹壳热水瓶，糊窗纸，卫生纸，铱金笔等产品。
这些产品在农村市场上深受农民欢迎，为活跃城乡经济起了良好作用。
今年轻工业产品的质量也比往年有所提高。
据上海市最近对搪瓷品、自行车、钟表、自来水笔等一百零九种主要产品的检查，有七十三种产品的质量全部达到轻工业部或上海市轻工业局规定的技术标准，比年初增加了二十三种。
天津市经过评比，在与去年可比的二百五十四种产品中，也有一百十八种产品质量有了提高；
其中包括保温瓶、火柴、自来水笔、闹钟、自行车、缝纫机、搪瓷制品等。
今年各行各业加强对轻工业的支援，特别是重工业的大力支援，为轻工业生产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重工业部门供应给轻工业的钢、钢材、铜、铝、锌、氯酸钾、赤磷、橡胶、聚氯乙烯树脂，以及合成洗涤剂和合成脂肪酸的原料等，比去年分别增加了10％到80％。
品种规格也比过去增加很多。
其中只钢材一项，今年增加的新品种就有做搪瓷制品用的厚度为零点三五至零点五毫米的薄板，作手表发条用的弹簧钢，维修制糖设备用的无缝钢管等二十多种。
在化工原料方面，过去国内供应量很少的制人造革用的乳液法聚氯乙烯树脂和特种增塑剂，制造合成洗涤剂和合成脂肪酸用的二氧化硫、氧化石腊等，今年的供应量都比往年显著增加。
各地轻工业部门为提高生产也做了很多工作。
从年初开始，轻工业部门根据合理调整原则，把原料材料优先供应给产品质量好、原料材料消耗少的先进企业去生产，同时分期分批地组织轻工业工厂与协作厂建立固定的协作关系，改善了原料材料和零件配件的供应状况。
接着，许多企业进一步改善了企业管理和技术管理。
因而在产量增加、质量提高的同时，今年许多轻工业产品的原料材料消耗也比过去降低。
据轻工业部对机制纸、陶瓷、自行车等十二种产品的十四个消耗定额的分析，今年都比去年降低，如每吨水泥袋纸的耗浆量比去年下降了十六公斤，酒精淀粉出酒率提高了2．27％。
今年虽然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增长得较快，但是因为受农业自然灾害影响，农业原料严重不足，因此总的说来，轻工业品的生产还不能满足人民生活需要。
目前，各地轻工业部门一方面正在继续扩大工业品原料的使用范围，另一方面加强同有关部门协作，千方百计扩大农产品原料的来源，争取在明年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轻工业生产。
（附图片）
北京合成纤维实验工厂积极生产尼龙丝。
这是锦纶车间的工人正在精心操作
新华社记者　喻惠如摄

上左：
12月26日周恩来总理（右二）回访泽登巴尔主席（左二）并进行了会谈
本报记者　吕相友摄
上右：
首都各界人民欢迎泽登巴尔主席和庆祝中蒙边界条约签订大会主席台。
左起陈毅、彭·沙格达尔苏伦、周恩来、泽登巴尔、彭真、尼·扎格瓦拉尔　本报记者　吕相友摄
下左：
彭真市长代表首都各界人民向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睦佳·泽登巴尔赠旗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
下右：
首都各界人民欢迎泽登巴尔主席和庆祝中蒙边界条约签订大会会场
新华社记者　张　彬摄

在首都各界人民欢迎泽登巴尔主席庆祝中蒙边界条约签订大会上
彭真市长的讲话
新华社26日讯
彭真市长在首都各界人民欢迎泽登巴尔主席和庆祝中蒙边界条约签订大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
尊敬的泽登巴尔主席同志，亲爱的蒙古贵宾们，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首都各界人民隆重集会，热烈欢迎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同志。
首先，请允许我以首都人民和全中国人民的名义，向泽登巴尔主席和全体蒙古贵宾，致以亲切的问候，并且通过你们，向兄弟的蒙古人民表示衷心的敬意。
泽登巴尔主席是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前来我国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条约的。
现在，我高兴地向大家宣布，中蒙边界条约已经在今天下午由周恩来总理和泽登巴尔主席庄严地签订了。
我们两国政府完成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任务，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得到了实现。
泽登巴尔主席这次访问我国，以及中蒙边界条约的正式签订，标志着中蒙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在这里，让我们为此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蒙边界条约的签订，是我们两国政府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们两国有着四千多公里共同边界。
不久以前，我们两国政府本着加强团结、互相尊重、互让互谅的精神，就两国之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进行了友好坦率的商谈，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达成了圆满的协议。
这说明在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之间，不论存在着什么问题，都可以而且也应该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处理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
中蒙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和中蒙边界条约的正式签订，不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且对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同志们，朋友们！
中蒙两国人民都在进行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
自从蒙古人民共和国进入有计划建设的时期以来，蒙古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是一个既有农牧业也有工业的社会主义国家了。
蒙古人民在1960年实现了发展国民经济和文化的三年计划，完成了对个体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近年来，蒙古的工业总产值不断增长，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
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耕地面积不断扩大。
目前，蒙古人民正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政府的领导下，执行着1961年至1965年的第3个五年计划。
这个计划的胜利完成，将使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一个“农牧业—工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农牧业国”。
兄弟的蒙古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使中国人民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们预祝蒙古人民在今后的岁月里，不断地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在恢复国民经济、完成民主改造之后，又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从1958年起，中国人民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开始执行第2个五年计划。
我们在1960年提前两年完成了第2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一些主要工业产品的增产指标。
最近三四年来，中国人民同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目前，我国各族各界人民，正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周围，更高地举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进一步发扬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为争取明年农业的丰收而奋斗，为争取国民经济的新发展而奋斗，为争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继续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
即将过去的1962年，是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汹涌高涨的一年，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不断遭到失败的一年。
在亚洲，老挝人民挫败了美帝国主义的干涉，并且迫使它在保证尊重老挝独立和中立的日内瓦协议上签了字。
南越人民坚持爱国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
印度尼西亚人民解放西伊里安的斗争取得了新的胜利。
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斗争正在继续开展。
在非洲，又有四个国家在今年获得了独立。
阿尔及利亚人民通过长期的武装斗争赢得了民族独立，为非洲人民树立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榜样。
在拉丁美洲，大无畏的古巴人民，在以卡斯特罗总理为首的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和古巴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团结一致地对美帝国主义的猖狂的军事封锁和战争挑衅进行了胜利的斗争，坚持了正义的五项要求。
他们在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在全世界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人民支援下，保卫了自己的独立、主权和尊严，取得了反对美国侵略的又一次伟大的胜利。
在西欧和北美，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争取改善生活和维护民主权利的斗争，也有了广泛的发展。
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对于保障世界和平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一年来的无数事实更清楚地说明，在目前的世界上，社会主义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帝国主义力量，人民革命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反动力量，和平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战争力量。
尽管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这样那样的冒险挣扎，尽管国际形势中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波折，但是，东风日益压倒西风的总趋势是改变不了的。
同世界人民革命力量日益发展壮大的形势相反，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陷入了日益深重的矛盾和困难之中。
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争夺市场、争夺殖民地和争夺霸权各方面，展开了越来越激烈的搏斗。
特别是在西欧“共同市场”问题上和控制核武器问题上，美帝国主义同它的所谓盟国，更是勾心斗角、剑拔弩张。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衰落和瓦解的过程正在加速，帝国主义正在一天天烂下去。
当然，帝国主义终究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终究是反动派。
美帝国主义绝不会改变它的本性，也绝不会改变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事实证明，肯尼迪政府正在坚持推行独霸世界的“总战略”，坚持镇压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罪恶活动，坚持准备核战争和常规战争的狂妄计划，并且已经把南越作为它进行“特种战争”的试验场。
因此，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对于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决不能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我们深信，只要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民族解放力量、民主力量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团结起来，进行联合的斗争，美帝国主义发动新战争的计划是可以挫败的，世界和平是可以保卫住的。
中国、蒙古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
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支援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
中国和蒙古是亲密的兄弟邻邦。
我们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
我们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中，一向密切合作，相互支持。
最近几年来，我们两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互助合作，有了很大的进展。
1960年05月签订的中蒙友好互助条约，对推动我们两国友好关系的继续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今天签订的中蒙边界条约，无疑将成为我们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的新的里程碑。
中国人民将同兄弟的蒙古人民一道，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一道，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努力，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而努力！
祝蒙古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
中蒙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万岁！
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万岁！
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泽登巴尔主席的讲话
新华社26日讯
尤·泽登巴尔主席在首都各界人民欢迎泽登巴尔主席和庆祝中蒙边界条约签订大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
亲爱的周恩来同志，亲爱的彭真同志，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亿万中国人民，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表示热烈的衷心敬意和最良好的祝愿。
其次，请允许我向你，尊敬的总理同志，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表示热烈的谢意，感谢你们对我们——蒙古人民的代表的关怀和如此殷勤的接待，感谢你们对蒙古人民，对我国所说的热情的、欢迎的话语和良好的祝愿。
我高兴地表示，对于刚才我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在友好、诚恳和相互充分谅解的气氛中签订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条约一事，深感满意。
如所周知，在条约签订之前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代表团曾经分别地在乌兰巴托和北京举行了最后确定长达四千多公里的蒙中边界线的谈判。
我们满意地看到，这些谈判是本着友好、互相谅解和照顾相互利益的精神进行的。
这些谈判是卓有成效的，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就使得在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协议。
蒙中边界条约的签订是蒙古人民和中国人民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
它对于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合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并且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友谊和团结的事业。
同志们，蒙古人民为自己的邻居和朋友——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和成就感到由衷地高兴，中国人民正在鼓足干劲，顺利地克服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建设着社会主义社会，并且正在为各国人民的和平和友好事业而斗争。
大家都知道，作为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和东方各民族解放斗争新时代的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继续，中国革命使亿万中国人民永远地摆脱了百余年来的封建资本主义剥削和帝国主义压迫的桎梏，把他们引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明大道。
继英勇的苏联人民和爱好和平力量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战胜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以及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出现之后，中国革命的胜利，最有力地打击了整个世界帝国主义体系，打击了帝国主义掠夺和压迫各国人民的政策，进一步加强了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进一步地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并且使国际力量的对比起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急剧变化。
曾经身受国内封建主和外国奴役者双重压迫的蒙古人民以关切的心情注视了中国人民为争取自身解放而进行的多年的革命斗争。
我国人民热烈地欢迎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英勇的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这一辉煌的胜利为中国劳动人民的新的幸福生活开辟了广阔、灿烂的前景。
中国人民消灭了地主资产阶级制度，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了工农的国家，并且怀着极大的热忱着手建设和平幸福的生活。
十三年来，中国人民依靠自己顽强忘我的劳动，在兄弟的社会主义各国的支持下，在国内实现了深刻的社会、经济改造，根本地改变了自己祖国的面貌，并且正在扩大人民革命所取得的果实，争取国内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新成就。
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力量，其中包括蒙古人民，都为伟大的中国人民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每一个新的成就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中国革命的胜利为蒙中人民关系史开辟了新阶段，从那时以来，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为了和平和各国人民友好的利益，我们两国人民兄弟的友谊和合作日益发展、巩固。
这些年来，在我们两国人民和国家的生活中，发生了不少有助于蒙中两国人民友好关系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的事件。
在这里我想指出，蒙中人民相互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之一就是196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到我国进行的友好访问和蒙中友好互助条约的签订。
我们坚信，为了我们两国的利益，为了加强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一致，为了争取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和友谊，蒙中两国人民友好和经济文化合作的兄弟关系，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蒙古人民在自己的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实现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并且在加速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方面、在进一步提高劳动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
我国根据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可以通过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学说，完成了由封建主义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性的过渡，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建设。
目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劳动人民，正遵循着规定了我国今后发展新远景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第14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巨大热情实现着这一极其重要的任务。
蒙古人民在争取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中，依靠着伟大的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各国的兄弟援助和支持，我们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看到，兄弟的中国人民也在帮助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给我国经济上和人力上的援助。
对这种友好的援助，我谨代表蒙古人民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表示热烈的感谢。
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是蒙古在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经济合作道路上的极其重大的步骤。
这为我国人民迅速提高本国生产力，把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到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水平，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
在这个国际组织范围内，可以最好地确保使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共同的计划经济活动，确保他们之间的相互合作，作到物力和财力的节约。
蒙古人民把努力巩固同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看作是自己取得成就和胜利的最重要的源泉，将永远忠实于它同伟大的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友谊，永远忠实于不可动摇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我国人民和我们党一向主张全力巩固为共同目标和共同思想所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各国大家庭坚如磐石的一致和团结，并且深深懂得，社会主义各国意志和行动的统一，对于我们阵营的各国人民，对于进一步取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一种迫切的需要。
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互相争吵，在它们中间进行挑拨离间，利用一切可能来达到自己的自私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就在于要全力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一致和团结。
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把不断巩固和坚决维护社会主义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看作是自己最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始终不渝地遵循着1957年和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各项规定。
我们党和我国人民一贯忠实于莫斯科会议声明的这一马列主义原理，即：
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人民的团结一致，他们对马列主义学说的忠诚，这是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的主要源泉。
我们党把今后继续在两条战线上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看做是自己最主要的任务。
同志们，以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我们的时代，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
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因素的时代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和普遍安全的斗争具有愈益广泛的规模和现实意义。
为了把人类永远从可怕的热核灾难中拯救出来，为了使战争不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并予排除，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始终不渝和坚持不懈地执行着旨在防止世界战争、保障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和实现普遍彻底裁军的和平政策。
把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宣布为自己对外政策总路线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所奉行的也正是这一政策。
生活清楚地证明，和平共处的政策是具有生命力的，它完全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并且得到全体进步人类的热烈支持。
这一点从不久前加勒比海地区的危机的事例中就可看出。
当狂妄的美帝国主义者企图以武力扼杀古巴革命，决定手持刀剑进攻自由的社会主义的古巴，从而造成了爆发世界热核战争的直接威胁的时候，苏联的领导人和古巴共和国的领导人共同合作，依靠世界各国人民的热烈支持，采取了坚决而灵活的行动，消除了这一笼罩全人类的毁灭性的危险。
加勒比海地区事件的这种结局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平外交政策的巨大胜利，是和平共处政策的巨大胜利。
古巴事件的发展再次证明，客观地考虑整个形势和国际生活中的具体情况，在政策上作出明智的妥协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我国劳动人民，如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各国人民一样，怀着极大的同情和敬佩的心情注视着英勇的古巴人民在自己的无畏的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的领导之下，为保卫国家的自由和革命果实而进行的英勇的革命斗争。
我国人民和政府十分珍视古巴人民对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并且在今后仍将坚决支持他们为争取自由独立的社会主义古巴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表达全体蒙古人民的意志，完全支持古巴共和国政府的著名的五项要求。
这些要求充分地表达了争取和平的诚意和保卫古巴革命果实的决心。
面临着美国军国主义势力及其侵略性军事集团同盟国不断保持“冷战”和加剧国际局势的企图，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全力支持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的斗争。
蒙古人民和政府今后仍将继续努力促进下述已成熟了的国际问题的迅速解决，如：
德国问题的和平解决；
从南朝鲜和南越撤出美国军队，并在和平和民主的基础上统一这两个国家；
彻底消除帝国主义可耻的殖民制度的残余，等等。
蒙古人民共和国一贯主张从联合国组织的一切机构中驱逐不能代表任何人的蒋介石傀儡，并且立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
作为这个崇高的国际组织的平等成员，蒙古人民共和国将积极促其实现。
我们热烈欢迎并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收复自己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岛，为建立太平洋和远东地区无原子区，以及为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野心和阴谋而进行的斗争和努力。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样衷心地欢迎并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解决中印边界发生的严重冲突而单方面停火并后撤中国边防部队的主动行动。
我们认为，导致两国关系中出现人们极不愿意看到的恶化的中印边界问题只应通过和平办法，即谈判的办法来解决。
本着中印两国共同倡议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解决这一问题，对巩固和平事业将会是一个新的重大贡献。
我们相信并真诚地希望，经过本国人民顽强的斗争而摆脱了殖民主义枷锁的，并且奉行不参加军事同盟政策的印度共和国政府，在求得合理解决边境冲突方面，能够选择和平的办法。
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不仅完全符合中印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亚洲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将有助于世界和平事业，会是对那些想靠这次冲突从中渔利的帝国主义者的冒险阴谋又一次有力打击。
今天全世界人民都看到，死亡贩子们在策划什么阴谋，他们利用中印边境冲突，进行提供武器的阴险勾当，企图重新点燃起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军事冲突的导火线。
但是帝国主义者枉费心机，它们的阴谋是注定要失败的。
和平力量和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正在日益壮大。
英雄的苏联人民胜利地实现着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和新党纲——当代卓越的理论政治文献——所规定的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宏伟计划，勇敢地为全人类开辟着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包括蒙中两国兄弟人民，也正以坚定的步伐走向理想的目标，建造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辉大厦。
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胜利和成就沉重地打击了世界帝国主义体系，鼓舞着人民群众争取和平、自由、社会进步、民主、社会主义的斗争。
我想再一次强调指出，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签定边界条约是蒙中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兄弟合作的鲜明的表现，毫无疑问，我们两国人民今后仍将继续把我们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利益的原则基础上，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
蒙中边界过去和现在都是和平、友谊和合作的边界。
尊敬的总理同志，我们的中国朋友们，我衷心预祝你们以及全体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争取亚洲和世界人民和平和安全的斗争中，将继续取得巨大的成就和胜利。
蒙中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坚如磐石的一致和团结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七百万古巴战士万岁
新华社记者
当我们同古巴人民一同迎接古巴革命胜利四周年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英勇的古巴战士，他们在美帝国主义的严重的侵略威胁下抗击狂风巨浪，保卫了祖国和世界和平。
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为了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用自己的生命来完成任务的烈士们。
七百万古巴战士是古巴最强大的武器，是战胜敌人的最可靠的保证。
在我们的眼前经常展现着七百万古巴战士时刻准备保卫祖国、反对美国侵略的一幅庄严图景。
就在那些难忘的抗击美国侵略的日子里，天空乌云密布，雷声震耳，暴风雨时常吹打着，海洋在咆哮，民兵战士的队伍在海岸上勇敢前进，高唱国际歌，志愿工人的队伍也唱着国际歌，生气勃勃地走向工厂和农场。
记得在一个傍晚，一个头发苍白的老战士在沿海前线阵地上弹着他从自己村里带来的六弦琴，为坐在他周围的战士们低声地唱民间歌曲。
他唱出了古巴革命胜利以前的种种苦难和解放以后的欢乐。
当他唱完这支歌时，战士们感动得不断地为他鼓掌，高呼：
“老爷爷，再来一个。”
这位老战士名叫何塞·伊巴涅斯，他今年八十岁。
当雇佣军入侵吉隆滩的时候，他同十个儿子一起参了军，他高声对部队首长说，“我带来了我家里的一队战士，他们都是工人和农民。”
这位首长赞扬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劝他老人家回家。
这位老爷爷高声说，我要保卫祖国，不要在家里养老。
他终于留下了，他为战士们饲养鸡、牛和种菜。
他经常对战士们说，“我希望你们大家吃得身强力壮，打个漂亮仗。”
他在空闲的时候常给战士们唱歌。
这样，“老爷爷”的名字就在各部队里传开了。
一天，我们在沿海前线看到一位名叫玛丽亚·米拉斯的女战士，她刚刚参加演习回来，她满头大汗，脸上溅满泥浆，手里拿着一支冲锋枪。
谁会想到，就是这张泥脸在前一天还亲着她两岁的小男孩，哄他睡觉呢！
玛丽亚·米拉斯在十四岁的时候，同她父亲一起给起义军送过信。
革命胜利以后，她同起义军的一个上尉结了婚。
在吉隆滩战役前夕，这对夫妇过着美满的新生活，她怀了孕，但后来她的丈夫被反革命分子杀害了。
当最近的一次总动员开始以后，她立即把她的小孩放在她母亲家里，对她母亲说：
“美国佬想卷土重来，我不能再等待了，我去参加民兵保卫祖国。”
在哈瓦那芦雅诺区的制革厂，六十二岁的老祖母安赫利纳·菲格罗亚和十三岁的孙女儿埃梅利纳·拉莫斯，同志愿劳动者一起劳动着。
菲格罗亚的儿子已经到前线保卫祖国。
老太太同孙女儿一起来到了制革厂对厂长说，“我一个人不能代替我儿子以前的工作，我把孙女儿也带来了。
我们两个人一起就能代替他的工作。”
她不听厂长的劝告，一早就来上班，很晚才结束工作。
她每天结束工作时都要算一下她们两个人的工作是不是超过了她儿子一天的工作量。
直到现在，安葬烈士时鸣放的礼炮和庄严的国际歌声还回旋在我们的耳际，号召战士们继续前进，民兵们曾抬起烈士的棺柩，认识或者不认识这些烈士的同志们跟在棺柩后面庄严地走向埋葬英雄的墓地。
葬礼，也就是战斗的宣誓。
一天黄昏，反革命分子放火焚烧了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在哈瓦那的化学用品仓库。
浓黑的烟火包围着仓库。
仓库的工人、民兵和居民急忙赶来，在浓烟里抢救出一桶桶的化学产品。
大部分化学品终于被抢救出来，火焰也被扑灭了，但是，五十多个人被烟火熏得失去了知觉，其中二十一岁的民兵阿耳赫里奥·费尔南德思终于因重伤而献出了生命。
在比那尔德里奥省水泥工厂工作的普通机械工人汉维尔·罗德里格斯为了抢救一个马达，受了严重的烧伤。
他在最后闭上眼睛以前对他的家人和同志说：
“我知道我救出了祖国的马达，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当那天马达由于事故突然冒出火星时，他正在厂里电气部上班。
接着整个马达熊熊地燃烧起来。
他急忙用手、接着用身子扑到马达上去，扑灭了火。
他的身体被严重的烧伤了。
这个工厂的领导人为他派去了最好的医生，但是没有能挽救汉维尔的生命。
古巴的七百万战士用鲜血和汗水写下了拉丁美洲民族解放的史诗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
他们以自己的英雄榜样证明了第2个哈瓦那宣言宣告的真理：
“革命是可能的，各国人民能够进行革命。
在当代世界上没有力量能够阻止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
（新华社哈瓦那25日电）

亚太和联致电支持朝鲜人民的严正立场
谴责美国操纵联合国干涉朝鲜内政
反对美国导演“日韩会谈”的阴谋
新华社26日讯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今天在发给朝鲜拥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的电报中谴责美国再一次操纵联合国干涉朝鲜内政。
亚太和联电报的全文如下：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谴责美国再一次操纵联合国，在排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非法通过干涉朝鲜内政的‘决议’。
美帝国主义继续侵占着南朝鲜，并把南朝鲜变成它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是朝鲜和平统一的根本障碍。
肯尼迪政府最近加紧导演‘日韩会谈’，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共同阻挠朝鲜的和平统一，企图永远分裂朝鲜，并拼凑一个以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为中心、侵略朝鲜和亚洲的‘东北亚军事联盟’。
美帝国主义这一系列的侵略活动，是对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严重挑战。
我们完全支持朝鲜人民反对联合国非法决议的严正立场，美国利用联合国通过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是非法的、无效的。
我们完全支持朝鲜人民反对‘日韩会谈’的严正立场，完全支持朝鲜人民为迫使美国侵略军撤出南朝鲜，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正义斗争。
朝鲜问题必须而且只能在没有任何外国干涉的情况下，由朝鲜人民自己来解决。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同朝鲜人民站在一起，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和侵略活动，并愿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

以实际行动响应“国民会议”的号召
日本各地展开反对“日韩会谈”斗争
执政党强使国会临时会议通过解雇矿工法案的企图失败
新华社26日讯
东京消息：
据《赤旗报》报道，日本许多县的反对“安全条约”国民会议纷纷用实际行动响应日本反对“安全条约”维护和平民主国民会议关于发动反对
“日韩会谈”的群众运动的号召。
自日本反对“安全条约”维护和平民主国民会议17日发出这个号召以来，已经表示支持这个号召的有东京、大阪、兵库、广岛、山口、德岛、福冈、新澙、埼玉、群马、爱知、长野、山形和岩手等县的国民会议。
东京都反对安全条约国民会议已决定在1月24日发起将有一万人参加的反对“日韩会谈”的群众大会，并将向国会请愿。
东京反对安全条约国民会议还将从1月初开始发起反对“日韩会谈”的签名运动。
其他各县反对安全条约国民会议也都将发起全县规模的反对“日韩会谈”的游行，签名运动，群众集会和示威。
据新华社25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国会临时会议23日夜间闭幕。
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企图在这次国会会议上通过规定解雇七万名煤矿工人的“煤炭工业合理化法”，但是遭到了失败。
为了通过这项法案，自由民主党曾经两次延长国会会期，但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议员们表示坚决反对。
24日，日本国会召开第43次平时会议，会期一百五十天。
在野党和执政党将围绕“日韩会谈”等问题展开更加激烈的斗争。

印政府无视国际准则继续逮捕华侨
拒绝我使馆派人探望华侨并拒绝提供被捕华侨名单和关押地点
我有关当局密切注视印当局以虚构“间谍”罪名迫害华侨阴谋
新华社25日讯
新德里消息：
印度政府继续蹂躏国际法准则，在印度各地逮捕和迫害华侨，制造反华气氛。
印度政府迄未答复中国政府12月18日关于决定派船前往印度接运难侨的照会，同时，它还继续拒绝中国大使馆派人探望被捕的华侨，并且拒绝提供被捕华侨的名单和关押地点等情况。
据新德里消息，多年以来一直在全印广播电台工作的华侨赵果夫妇20日在德里被捕，住宅被封，他们十三岁的女儿沦于无家可归的境地。
据《政治家报》21日报道，在阿萨姆邦的马格里塔勒多地区又有二十四名中国国民被捕，其中包括三名妇女。
印度当局在无理逮捕华侨的时候，甚至不顾起码的人道主义的精神。
中国银行驻加尔各答分行职员黄安其夫妇全家在12日被无故逮捕，他们五个小孩也不能幸免，其中甚至有出生才四个月嗷嗷待哺的婴孩也被关入狱中。
加尔各答中国小学校长崔庆祥被捕时，印度警察竟然不准他携带必要的衣服和护照。
据加尔各答消息，印度当局正在对当地的华侨多方骚扰留难。
印度移民局最近调查华侨的收音机，并问他们平时收听什么广播。
华侨申请离境时，须首先答复各种各样的问题，听候甄审。
许多华侨在印度当局进一步迫害的威胁下，纷纷要求祖国早日派船前往接侨，盼望早日回国。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斯坦时报》22日的报道说什么印度当局在新德里的中国国民当中发现了“间谍网”。
这表明印度当局正企图以虚构的“间谍”罪名加紧迫害华侨，制造反华气氛。
对印度当局的这一阴谋，中国有关当局正予以密切注视。

印政府负责人鼓吹加强备战
美报说印度乞求美国大力增加各种军事援助
据新华社24日讯
新德里消息：
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继续鼓吹加强印度的“战争努力”，加紧重整军备。
印度总统拉达克里希南23日在巴杜利的一次集会上说：
“当我们为许多困难所围困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必须按照军事科学的最新规章来重新确定方向和进行改组。”
他说，认为“阿希马”（非暴力）不允许我们使用任何种类的暴力，那是错误的。
印度国防部长恰范23日在孟买说，印度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创造一支强大的、有组织的、用现代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并且使它处于备战状态。
他说，“可能要花两三年时间来完成这件事。
但是必须做到。”
他又说，印度今后将继续进行努力，创造一支强大的现代军队并使其保持备战状态。
据印度报纸21日报道，内政部长夏斯特里已要求各邦首席部长在招募大批各种非正规军队的人员方面，给各邦的“防御委员会”一切可能的援助。
夏斯特里列举了需要补充人员的各种队伍，它们包括“志愿劳动队”、“地方军志愿服务队”、“妇女志愿队”、“运输队”、“国民志愿步枪队”、急救、救火组织和“国民军”。
据新华社25日讯
《纽约时报》24日刊登一篇文章说，印度政府要求美国“大大增加援助”来帮助它对付中国。
文章说，新德里的官员坚持说，“如果美国不充分援助印度的话，印度将难于建立它的防务和使它的经济不崩溃。”
这篇文章报道的印度最迫切需要的军事援助包括：
重新装备几十万人的印军和支持数以十万计的新兵所需要的武器和物资；
为增加军火生产所需要的资本货物；
为支持和开动必要的工业所需的运输工具、电力、原料和部件。
据《华盛顿邮报》12日的一篇文章说，“现在他们既然得到了一段喘息时间，印度的领导人们正试行拟订长期的军事计划。
政府人士说，最后的目标是把目前近五十万人的陆军增加一倍，在支援地面作战的空军方面也成比例地加以扩充。”
此外，印度领导人们还强调需要一个现代化的空防系统，一支大加扩建和现代化的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部队。
文章说，“印度国防部尚未确定下来的印度空军需要可能要耗资十亿美元，甚至更多。”

卡斯特罗总理受到古巴人民的热烈爱戴
新华社发

我代表团访伊后返京
新华社26日讯
由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今天乘火车回到北京。
代表团是应伊拉克政府的邀请，前往巴格达参加巴格达建城一千周年和伊拉克古代哲学家肯迪诞辰的纪念活动，并进行友好访问的。
到车站迎接的有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中伊友好协会副会长罗俊等。
伊拉克驻华大使法迪尔也到车站迎接。

我学联电贺喀麦隆学联代表大会
中国学生全力支持喀麦隆人民斗争
新华社26日讯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今天致电喀麦隆全国学联第14次代表大会，热烈祝贺大会的召开。
电报说，中国学生一向深切同情和全力支持喀麦隆人民和学生为争取民族独立、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进行的英勇斗争。
我们深信，觉醒了的喀麦隆人民和学生将粉碎帝国主义的血腥镇压和阴谋诡计，坚持团结，坚持斗争，向着民族解放的伟大目标胜利前进。
祝喀麦隆学生同全国人民一道在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国和喀麦隆学生之间的兄弟友谊如松柏常青。

抢救印军伤兵的中国边防战士
新华社记者　李健羽　《解放军报》记者　薛毅
记者在中印边境东段我西藏地方边防部队里访问的时候，听到了许多边防战士抢救被俘印军伤病人员的感人事迹。
中国军官背印军伤兵
一天黄昏，瓦弄地区战斗快要结束了。
在战斗中头部和右手负伤的西藏地方边防部队某部军官李荣汉中尉，忽然在一座山的山腰发现一个腿部负重伤的印军士兵，躺在地上，昏迷不醒。
李荣汉想：
这个印度兵伤势很重，如不赶快背下山去治疗，就有生命危险。
于是，他忍着伤疼，蹲下来用左手费力地把这个印军伤兵驮在背上，艰难地向山下走去。
走了一段路，印军伤兵苏醒过来了，他看到背他下山的人，是中国军官，右胳膊还用绑带托着。
他含着眼泪挣扎着从李荣汉的身上滑下来，跪在地上，吻着李荣汉的手，哇啦哇啦说个不停。
李荣汉不懂他的话，但可以理解他的感情，对于背他下山，表示感激和不安。
这时，正好又来了几个中国边防战士。
于是，李荣汉把印军伤兵交给这几个战士，嘱咐战士们一定安全地把他背下山去医治。
战士们按照中尉的嘱咐，互相轮换着背起这个印军伤兵，把他送到我军急救所，及时进行包扎医治。
“你们待我简直像兄弟”
我边防部队某部二班行进在山沟里。
有个战士忽然发现一个印军士兵爬在一棵大树上采野果吃。
这棵树长在悬崖上。
班长杨显文怕印度兵受惊跌下山谷摔死，便慢慢地向他接近，招手让他下来。
这个印度兵是在印军进攻受挫南逃时掉队，窜进山林里的。
十几天来，他白天上树采野果吃，夜晚睡在石缝里，已经饿得很虚弱了。
我边防战士们发现他以后，便拿出自己干粮袋里的糌粑和大米饭给他，但他不敢吃。
战士们无奈，只好轮流背他下山。
回到连里以后，战士们又为他煮了稀饭，打开两个罐头食物给他吃。
这时，这个印度兵才相信中国边防战士对他完全是好意，吃完了给他的东西。
晚上，战士们露营，却给他用枝条搭了一个小棚子，让他睡觉。
第2天，战士们又打开自己的背包，给这个缺衣没鞋的印军士兵，送了衣服和鞋子，把他送到我西藏地方边防部队俘虏收容所去。
这个印军士兵含着眼泪说：
“你们待我这样好，简直像兄弟。”
抢救印军士兵生命
11月21日黄昏，我边防部队略马东战地救护所收容了一个腹部贯通枪伤的印军年轻的士兵。
他脉搏微弱，生命在危险中。
外科主治军医周世忠详细地检查了这个印军伤兵的伤情，认为必须马上开刀。
否则，这个印军士兵在当夜可能死去。
救护所的政委王佐决定全力抢救他的生命。
一场紧张的抢救开始了。
由救护所最有经验的外科主任军医张广森大尉进行手术。
印军伤兵的腹部被割开了，大量淤积在腹腔里的淤血被吸掉了，军医又把右旋醣酐注射进印军伤兵的血管……。
手术一直进行到深夜三点钟。
到东方发白时，这个印军伤兵终于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获得了第2次生命。
（新华社拉萨26日电）

美国八万多码头工人罢工
肯尼迪要工人推迟罢工遭到拒绝
据新华社讯
纽约消息：
美国大西洋和墨西哥湾沿岸港口的八万一千码头工人从23日下午五点钟起罢工，这些港口的运输已经停顿。
罢工是为了抗议船主想在新的集体合同中把每艘轮船的装卸工人从目前的二十人减少几个人。
据估计，如果船主的计划实现，就要有五千名码头工人失业。
码头工人已经在10月初发动罢工，但是美国总统肯尼迪援用塔夫脱—哈特莱反劳工法，强迫工人把罢工延迟八十天。
在这次罢工前夕，肯尼迪还想要码头工人再推迟罢工，但是码头工人拒绝了肯尼迪的要求。

美报评论拿骚会谈时透露
美蓄意剥夺西欧独立核力量
据新华社25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报纸和通讯社在评论美英拿骚会谈中关于导弹问题的交易是美国蓄意剥夺西欧国家独立核力量的一个重要步骤。
23日的《华盛顿邮报》说，美国官员认为拿骚协议是英国“从建立独立核力量的想法后退的很大一步”。
合众国际社记者特勒在谈到北大西洋集团多边核力量的控制权时说，“人们认为，这支拟议中的核力量将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掌握，此人将是一个美国人。
这样的布局使批评家得出不平的结论：
一旦需要扳动扳机时，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核扳机的是美国指头，而不是英国或法国指头。”
特勒表示担心，美国这种做法“将在英国和北大西洋联盟内部引起一连串的麻烦和纠纷。”

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在拿骚会谈中策划阴谋
美英拟订长期援印反华计划
据新华社讯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2日的报道说，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在拿骚会谈中，“悄悄地拟订一项详细的长期援助印度的计划”。
据报道，这项在美国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和英国联邦关系大臣桑迪斯等人协助下拟订的计划分三个阶段：
“首先是恢复印度的装备差、组织不善的防御部队最近受到的损失”；
“第2阶段将包括全面改组印度的防御部队，使它有较好的管理，较精锐的部队和较有才能的指挥官，并且提供战术和武器使用方面的技术援助”；
最后是
“最花钱的阶段，就是用真正新式的武器装备”印度军队，并且建立军事工业。
报道说，美国已向印度提供了四十亿美元。
“现在每年的援助接近七亿美元，这要比美国在整个非洲所花的钱还要多得多。”
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3日刊载发自拿骚的消息透露，拿骚会谈曾讨论了向印度提供更多武器援助以鼓励反华的问题。
消息说，“已就为数大约四千五百万英镑的对印度的武器援助计划达成一致意见”。
美国和英联邦国家各提供大约一半。
这家报纸还透露，“这笔款项将主要用于紧急援助，对那些最近在同中国人作战中失去装备的印度各个师重新供应新的装备。”

英国舆论反美情绪强烈
纷纷主张摆脱美国的控制　发展欧洲的独立核力量
据新华社伦敦24日电
麦克米伦与肯尼迪关于以“闪电”导弹换“北极星”导弹的交易仍然是英国报纸评论的主题，许多报纸强烈谴责美国拆英国的台，并且认为发展独立的欧洲威慑力量已属迫切需要。
《泰晤士报》24日刊载一篇文章指出，在拿骚协议签订后二十四小时，美国空军宣布闪电导弹计划试射成功，这证明美国所提出的放弃“闪电”导弹的理由是不诚实的。
《星期日公民报》23日在一篇社论中说，“英国人在今年圣诞节得到几个残酷的教训。
他们（保守党人）一直对我们说，皇家空军加上闪电导弹，就是我们独立的核威慑力量……而这种力量由于美国的决定一夜之间就消失了。
人们将告诉我们，海军加上北极星，仍然是我们的独立核力量。
而这也可以在美国决定下在一夜之间消失。”
这家报纸认为，美国在拿骚会谈中的作法表明美国认为“盟国的作用就是接受美国的领导，按美国的战略观念行事”。
它说，“我们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英国必须设法自作决定。”
《观察家报》23日发表一系列的文章抨击拿骚协议。
在一篇题为《幻想的破灭》的社论里，这家报纸写道：
英国的独立（核）威慑将被逐步并入一支事实上将由美国人控制的北大西洋条约组织部队里去。
最后，英国的独立威慑将完全消失。
社论认为今后英美两国间“无疑会常有分歧”。
这家报纸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拿骚协议已经在保守党议会党团及其他地方激起了严重的反美情绪。
这篇文章作者认为，在古巴事件以后，美国一直企图对英国发号施令。
《星期日电讯报》认为，肯尼迪的目的“是要彻底消除英国的独立核国家地位”。
这家报纸表示，为了对付美国的这一打算，“英国进入欧洲以及同法国及（西）德发展独立的欧洲威慑力量目前已是迫切必需的事情”。
24日的《每日电讯报》也主张“政府现在应该全面、仔细地研究它的核政策”，认为“英国可能会发现：
从长远来说，为发展一支欧洲威慑（力量）而努力是明智的”。
它还说，“目前已有更多理由来考虑”生产自己的空中发射的导弹的可能性。
英国许多地方报纸也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激烈的评论。
《约克郡邮报》的社论率直地指出，“从‘闪电’导弹到‘北极星’导弹的整个事件中，美国的行为肯定不是一个足为表率的盟国的行为”。
《伯明翰邮报》指出，英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核国家的地位“在纸上还保留着，但是只能把这看作是半独立的地位”，因为它的核力量“将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力量的一部分”，“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支配”。
《约克郡邮报》抱怨说，由于英国的核力量将依靠美国供应的“北极星”式导弹，它的核威慑力量似乎“只不过是向美国老大哥借来的某种东西。
这个国家的威信所遭受的打击将是很大的。”
《利物浦每日邮报》列举了美国在诸如古巴、刚果和“闪电式”导弹问题上的单方面决定，报纸抱怨说，“在最近的若干重大问题上，华盛顿的态度违反了我们的利益”。

访问苏联等国后
广东杂技团返京
新华社26日讯
广东杂技团结束了在苏联、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等国家的访问演出以后，在团长戴碧湘率领下，今天乘火车回到北京。

首都哲学界人士集会
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卢梭诞辰
新华社26日讯
北京哲学界人士今天下午集会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法国思想家卢梭诞生二百五十周年。
中国哲学会副会长艾思奇主持了会议，他在致词中指出：
卢梭是法国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他和当时其他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一起，对法国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旧民主革命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他的影响，今天纪念卢梭是很有意义的。
北京市哲学会副会长任华在会上作了“法国启蒙运动者卢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介绍了卢梭的生平，以及卢梭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对于民主事业的推进所作的巨大贡献。
这次纪念集会是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哲学会、中国政法学会和北京市哲学会共同主办的。

义和团运动期间的资产阶级改良派
——读史笔记——
李侃
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破产，而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所起过的进步作用，也从此完结。
但戊戌变法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的平静，接着而来的，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的反帝爱国大风暴——义和团运动。
曾几何时，那些昨天还是以维新志士的姿态向着封建专制制度冲击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这时早被时代的潮流抛在后面。
他们打着残破的保皇旗帜，沿着改良主义的老路，把历史的车轮向后拉去。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首领康有为和他的高足弟子、得力助手梁启超，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发动扑灭维新派的反动政变中，逃亡海外。
这些流亡的改良主义者，带着幻灭的悲哀，怀着“圣主”的恩德，开始了他们的海外“勤王”事业。
1899年秋，康有为组织了保皇会，拼命在海外华侨中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争夺阵地。
当时缺乏政治经验和警惕性的孙中山，曾设想着联合康梁等改良派共同革命。
但是那个思想已经僵化、怀着“衣带之诏”的康有为，却大摆其“帝师”架子，视孙中山的革命派为叛逆，拒绝会见。
他幻想着有朝01日，卷土重来，以便再以“帝师”身份去推行“维新之政”。
梁启超和康有为比起来，并不那么顽固，他在日本经过孙中山等人的劝说，一度表示附和革命，并着手起草两派合作章程。
康有为听到这个消息，大发雷霆，他决计要把上了“行者圈套”的弟子梁启超“解救”出来。
于是，一封急信，把梁启超从日本调到檀香山去办理保皇会事务。
梁启超临离日本之前，在“合作到底，至死不渝”的诺言下，骗得了孙中山写给兴中会的介绍信，一到檀香山，就以“名为保皇，实即革命”的手法，大肆招摇，结果把檀香山的兴中会会员一大半拉进了保皇党。
这件事后来使孙中山十分悔恨，他在自传里说：
“由乙未初败以至于庚子，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适于其时有保皇党发生，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
义和团运动爆发以后，康有为等一面惊惶失色，恶骂义和团为“匪”，一面又认为这是“勤王”的大好机会，加紧布置。
正当义和团同帝国主义联合侵略军苦战的时候，康有为喊出了
“助外人攻匪以救上”的卖国口号。
而他为改良派所设计的政策纲领和目标是：
依靠英国的支持，推翻西太后政府，然后在上海立国会，成立新政府，“迎上南迁，先布告各国，保护西人洋行、教堂等事，义军一起，即与各国订约通商，复我维新之治。”
他的这个“维新之治”，是建立在英帝国主义的卵翼下的，是以满足帝国主义的利益和要求为前提的。
1900年发生的自立军事件，实际上是一部分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作殊死搏斗中所进行的一次政治赌博。
改良派迫不及待地以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主权为赌注，押在帝国主义和买办官僚身上，结果输得精光。
而他们的丑恶面目，也就暴露在人民面前。
自立军的首领唐才常，原属维新派的左翼谭嗣同系。
谭嗣同的被杀害，给了他极大的刺激，他怀着为同志复仇的决心，到日本搞“勤王”活动。
由于受到革命派人士的劝告和影响，逐渐同情革命。
但是他思想深处扎下的“君主立宪”这个根子并未拔掉，一心一意要救出那个被囚的“圣主”光绪。
因此，就仍然与保皇党康梁等人保持密切的联系。
这样，他在当时就成了脚踏两只船、依违于革命和改良之间的人物。
既想保皇、又说“排满”的唐才常，他既要用保皇“勤王”来号召改良派，又要以“排满”革命来招引革命派。
当然，唐才常的这种意图不能实现，起事之前在上海张园召集的那个“国会”，并没有起到改良、革命两派联合的作用，革命派绝裂而去，剩下来的则是改良派和被改良派拉进保皇党的兴中会中的不坚定分子。
唐才常等联络长江流域的会党，策划武装起事，表面看来，倒也颇为勇敢。
但是这表面上的勇敢却无法掩盖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真正软弱。
他们并不是决心用武力去直接推翻顽固派的政权，而是幻想着取得英帝国主义的支持，策动湖广总督张之洞搞两湖独立。
这种认敌为友的做法，无异是与虎谋皮。
当着臭名昭著的“东南互保”签订以后，唐才常的自立军在英帝国主义和张之洞的政治买卖上就一钱不值了。
在英帝国主义看来，保存西太后政权这个工具，要比张之洞的两湖独立有利得多，何况它在长江流域的既得利益，已经得到两江、两湖两个总督和各省巡抚的看守，可以毫无后顾之忧，放手屠杀北方的义和团，狠劲压迫清朝政府。
在张之洞看来，依靠那些改良派的书呆子和会党群众的支持，当然不如依靠英帝国主义更为可靠。
就这样，正当着唐才常的自立军预期举事的时候，张之洞早就设下了陷井，磨快了屠刀，就在8月21日一天之间，捕杀唐才常、林圭等二十人。
唐才常等苦心筹划的“勤王”起事，顷刻烟消火灭。
唐才常与张之洞进行这次与虎谋皮的交易，不禁使人联想到，这与当年谭嗣同与阴险家袁世凯所进行的愚蠢策划何其相似！
可是，谭嗣同的鲜血和头颅，并没有使得资产阶级改良派得到教训而变得聪明一些。
不过，平心而论，唐才常虽然没有跳出改良主义圈子，并且至死也没有对改良主义的迷途有所悔悟，但是，他敢于发动并直接指挥武装起事，敢于联络会党群众，而且在反动派的屠杀面前，毫无恐惧地慷慨就义，就这一点来说，他比其他一些改良派人物还算高出一筹。
这里不能不提到改良派另一健将梁启超，梁启超是这次“勤王”活动的主角之一。
当着康有为在新加坡主持“大计”，唐才常等在长江流域策划武装起事的时候，梁启超正在檀香山奔走呼号，大肆活动。
他的主要任务是筹措经费，联络各地保皇党人。
为此他几乎天天赴会，日日演说。
为了瓦解兴中会，扩大保皇党，梁启超还加入了他自己也觉得“可笑”的三合会，并且担任了会中“智多星”的角色。
他以吹嘘招摇的办法，从檀香山华侨那里弄到了大量的款子，同时还计划购买武器，雇用外国军队和外国军官。
这期间他与康有为不断书信往还，磋商“军政大计”。
在军事上康有为的计划是先从广西发动，进而占据两湖，然后再向长江下游发展。
梁启超则主张首先占领广东，并以广东为根据地。
他提出这个主张一则是出于对革命派的恐惧和嫉视，他说“中山日日布置，我今不速图，广东一落其手，我辈更向何处发轫乎？”
二则恐怕在军事上陷于“孤军深入，千里馈粮，前有劲敌，后无老营”①的困难局面。
他还以洪秀全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未能先取广东为根据地，以致在永安、长沙遭致军事挫折为戒鉴。
这时梁启超为假想的“勤王”成功弄得飘飘然昏昏然起来，仿佛真有千军万马的“勤王”劲旅，等待他们这些海外的统帅下令指挥。
他要康有为归国“亲自统军”，生怕“主将不在军中，日后对各军无法节制”。
梁启超本人也表示或随康有为“赞帷幄”，“或入别军为应援，不能置身军外”。
他还提出要在广东成立政府，并为这个幻想中的政府制定了对外对内政策。
对外政策有三条：
“（一）保护西人生命财产；
（二）若用兵之地西人商务因我兵事而亏累者，我新政府必认数公道赔偿；
（三）北京政府旧借国债，以海关作抵者，我新政府所管辖之地有税关者，即依其税关所抵之数照旧认还。”
对内政策也有三条：
“（一）将全国之地尽为通商口岸；
（二）改正税则，豁免厘金；
（三）国内人欲从何教，许其自由，政府不分别相待。”
②对于他们的政敌——两广总督李鸿章，梁启超也不主张杀掉，而要用他作傀儡，一则借以表明他们这“新政府”的“文明举动”；
二则是因为“西人颇重视此人，用之则外交可略得手。”
③
梁启超的军事计划，当然不过是纸上谈兵；
而所谓成立政府、施政方针也等于痴人说梦。
等到梁启超回到上海，准备指挥国内“勤王”军事和成立新政府而大显身手的时候，唐才常的人头已经落地两天了，噩耗传来，梁启超孤处上海，形影相吊，一场春梦，又成碎片。
他只得又带着幻灭的悲哀，悄然离去。
不过他为这个梦中政府所制定的六条内外政策，却十足地暴露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反动本质和丑恶面目。
十分明显，这六条政策的出发点，是要讨取帝国主义欢心，满足帝国主义的利益和要求。
他的这个幻想中的政府，不仅完全继承了清朝政府卖国丧权的可耻遗产，而在拍卖国内主权、牺牲民族独立方面，比清朝政府来得还慷慨而彻底。
过去帝国主义压迫清朝政府订立一次不平等条约，也只是提出几个指定的地点为通商口岸，而梁启超索性把全国之地都变成通商口岸，把中国的大门敞开，来迎合美帝国主义一再图谋的“门户开放”。
中国老百姓痛恨洋教，义和团攻击洋教，既然引起帝国主义的不高兴，那么他的“新政府”，就要让帝国主义分子放手传洋教，而不许中国人民反对洋教（实际上当然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政策，除了充当帝国主义的驯服工具，除了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还能指望它什么呢？
面对着帝国主义的猖狂侵略，面对着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对着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浴血苦斗，面对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行将来临，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政治赌博中，竟堕落到如此丧心病狂、利令智昏的地步，连起码的民族自尊都不要了。
而他们过去所高唱的什么保国，什么富国强兵，什么民权自由等等漂亮的口号，到这时候都变成了一钱不值的空话和欺骗。
与康有为、梁启超等进行政治赌博的同时，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另一部人张謇、汤寿潜、陈三立等，则在南京、上海等地，干着另一桩更为可耻的政治交易，这就是在英帝国主义策划下的所谓“东南互保”。
在义和团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猛烈的冲击下，英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和南方的买办官僚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于是，大买办盛宣怀就秉承英帝国主义的意旨，在英帝国主义与地方实力派军阀官僚刘坤一、张之洞之间斡旋牵引，签订了所谓“中外互保章程”。
刘坤一、张之洞等以保护英国在长江流域的侵略权益，抗拒清廷的宣战诏令，镇压境内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为条件，换取了英帝国主义不在长江流域发动军事进攻的“保证”。
在这个可耻的政治交易中，江浙地区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游说奔走，大卖力气，特别是作为刘坤一得力谋士的张謇，对刘坤一的反动决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张謇等人的行径，在屈从帝国主义、仇视人民这一点上与康梁等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康梁的政策不过是纸上空谈，虽然他们向帝国主义表示亲近和慷慨，但由于他们本钱太少，帝国主义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实惠；
而张謇等人的奔走献策，却使这桩于帝国主义和军阀买办官僚都有利可图的罪恶交易成为现实。
等到帝国主义联合侵略军血洗了义和团，彻底压服而又保存了西太后的腐烂政权，于是中外反动派皆大欢喜。
清朝政府在“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可耻媚外政策下，对国家的主权放手大拍卖，帝国主义所要得到的东西都得到了，大买办官僚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依然是清朝政权的柱石，帝国主义的“好友”。
至于资产阶级改良派，则灰得很，除了暴露了他们的丑恶面目之外，什么也没捞到。
他们在人民面前丢尽了脸，以后，他们就专门去干抵制、破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勾当，终于在政治上走到绝路。
注：
①②③均见《梁启超年谱长编》

关于伦理学若干问题的讨论
近年来，各地报刊、杂志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伦理学的文章，现将讨论涉及的一些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伦理学的对象和根本问题
关于伦理学的对象，一般认为是研究道德的科学。
石梁人在《道德和道德科学》（见《新建设》1961年第11期）一文中认为：
道德论或道德学，过去一般称为伦理学，亦有称为道德哲学的，它是研究关于道德的各种问题和规律的科学。
李之畦在《建议开展伦理学的研究》（见本报1961年11月14日）一文中认为：
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科学，而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行为的善恶标准和规范的总和，道德通过社会舆论调整个人与社会集体、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洛戈在《谈谈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几个问题》（见光明日报1961年12月06日）一文中认为：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发展规律、社会本质及其客观作用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道德形成的规律、原则和规范及其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中的意义和作用的科学。
关于伦理学的根本问题，冯友兰在《关于伦理学的基本问题》（见《新建设》1961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
“在伦理学方面，也有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是善。”
“还有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所谓好坏究竟以什么为标准。
这就归结到善恶标准的问题。”
石梁人认为
（见“上文”）：
道德本身的第1个根本问题，就是什么是道德，或者说道德的实质是什么；
第2个根本问题，是怎样进行道德评价；
第3个根本问题，是道德培养的途径。
研究伦理学的目的
冯友兰认为（见“上文”）：
伦理学的研究虽然必须分析道德的行为，但是，它的主要的目的，并不在于历史地叙述某些道德的行为，而在于科学地说明什么是道德，也就是什么是善。
洛戈认为（见“上文”）：
研究伦理学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
因此，在规定伦理学研究的主要目的的时候，就不能把它说成是在于“科学地说明什么是道德，也就是什么是善”的问题，而首先必须从当前阶级斗争的现实出发，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不但需要说明什么是善，而且要研究共产主义道德的发展规律，总结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方法，研究如何克服旧的道德影响和培养新的道德，从而去实践真正的善——共产主义道德问题。
石梁人也认为（见“上文”）：
我们研究任何一门学问，都不应该为研究而研究，而应该为了指导我们的实践斗争。
从我们研究道德学的目的性来说，应该是：
一方面，为了揭发和剖析过去各种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道德学说的虚伪性；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科学地阐明作为人类最高尚的道德——共产主义道德的合理性。
而这两方面的目的，又都是为了从道德这个领域里帮助人们去改造思想，清除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树立共产主义的思想，来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革命利益服务，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服务。
关于动机和效果的关系
冯友兰认为（见“上文”）：
动机和效果是统一的，是一个行为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它的头，一个是它的尾。
但是，在这个统一体中，这两个对立面也不是立于平等的地位，效果是主要的对立面，在作道德判断的时候，必须把重点放在效果上。
朱飞在《关于伦理学的若干问题》（见1961年05月26日文汇报）一文中不同意动机和效果是两个对立面的提法，他认为当动机发生时，还没有效果，所以只有动机的一面；
有了效果的时候，愿望已经实现，不复成为愿望，所以只有效果的一面。
他也不同意在动机和效果的统一体中，效果是主要的对立面的提法。
他认为，各种行为在初发生的时候，动机往往会起主导作用。
因为没有主观愿望，行为就不会发生。
姜法曾、李光耀在《试论动机和效果的辩证统一》（见1962年05月09日文汇报）一文中认为：
动机和效果是矛盾的统一，“实践”与“效果”并不是一回事。
“效果”是指某一行为所造成的最后结果；
“实践”是指由动机出发而到达最终结果、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动过程。
因此，检验某一行为所由出发的动机，不只要看效果，而且要看社会实践。
而冯友兰先生正是把实践与效果看成是一回事，把效果看成是人们行为的最终结果，进而把效果作为检验动机的唯一标准，于是就得出“所谓好的和坏的动机，就是说，由这种动机发出来的行为，能发生好和坏的效果”的结论。
他们认为：
判断人们行为的善恶，又看动机，又看效果；
但是否只有这二者都好时，才能认为是道德的呢？
第1，在多数情况下，可以说动机好效果也好的行为才是道德的行为；
第2，在有些情况下，只要我们通过社会实践及其效果的检验，可以断定人们之某一行为确实是出于真正的好心；
只是由于客观原因或主观能力所限不可能达到预定的效果，那么，我们也认为是道德的。
洛戈（见“上文”）认为：
冯友兰先生把动机和效果当作判断一个行为善恶的首先一个问题，而没有提到只有在阶级利益的标准这一前提下，才能正确解决动机和效果问题，这实质上是把善恶的问题从一定的阶级关系中抽取出来，然后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作抽象的论证，因而动机和效果的问题就成为脱离阶级标准的独立的东西了。
关于道德的共性和个性
石梁人在《试论道德的阶级性》（《学术月刊》1962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
如果把人类一切时代、一切阶级的道德共性加以概括，那就不能不承认就是它的社会性。
在阶级社会中一切道德都具有阶级性，一方面说明了阶级社会中一切道德的共性，一方面又说明了阶级社会的道德。
它同阶级尚未产生以前的社会和阶级残余彻底消灭以后的社会道德有所区别；
同时，它也反映了一切社会的道德所具有的共性——社会性。
周立升、李光耀在《谈道德的共性和个性》（见《学术月刊》1962年第9期）一文中不同意石梁人关于阶级性是阶级道德的共性的论点。
他们认为：
阶级性是阶级社会中整个意识形态的共性；
道德只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
如果说，阶级性是道德的共性，那就看不出道德的共性和哲学的共性、政治的共性、法权的共性、宗教的共性有什么区别了。
他们认为：
道德的共性是，各阶级的道德都是各阶级通过道德评价来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行为规范的总和。
（景泉）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有关阅读古籍和整理古典文献的问题
张舜徽
《史记五帝本纪赞》有云：
“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
司马迁第1次在这里提出“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八个字来。
所谓“好学深思”，说明了“学”与“思”必须统一。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古人早就说过了。
通过对学习发生兴趣，经常去学，并且开动脑筋，深入思考，取得成绩，这自然是人们求知的基本方法。
至于阅读古籍和整理古典文献，还必特别着重在“心知其意”四字上面努力。
所谓“心知其意”并不是只要略窥大意便够了。
相反地、要在深思之后，不仅懂得见之于文字的表面记载，还须进一步了解到没有见之于文字的潜在内容。
古代书籍保存到今天的，不外抒情、记事、说理三种写作。
一大部分抒情的文学作品，托物寄情，意在言外，全靠读者涵泳体会，以推得作者用心，稍有文学修养的人，自能注意及此，用不着在这里谈。
至于处理说理和记事的写作，人们却很容易简单、粗糙。
每每看到一段记载古人言论或行事的写作，便以为照字面理解便行了，没有什么文字以外的内容可以探索的了。
其实大谬不然。
首先，由于古人说话的当时，因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说话的内容也就不同。
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他们都有一番考量的。
即以孔子为例，孔子平日说话，何尝是一成不变？
《论语》记载孔子论“仁”的话，多至数十百条，却各有不同的说法。
而他讲“仁”的根本出发点，又着重在一个“孝”字。
然而孔子对于“孝”字的讲法，也从来没有统一。
他经常是结合具体的人，作出具体的介绍。
例如孟懿子问孝，孔子回答道：
“无违。”
孟武伯问孝，孔子回答道：
“父母唯其疾之忧。”
他的学生子夏问孝，孔子回答道：
“色难。”
子游问孝，孔子回答道：
“今之孝者，自谓能养。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
不敬，何以别乎”？
所以有这样多种不同的说法，不是没有意义的。
汉宋学者们，曾经阐发了这里面的道理。
汉代学者王充，在《论衡、问孔篇》说过：
“武伯忧亲，懿子违礼，攻其短。”
大约孟武伯平日胡作非为，不大爱护自己的身体，所以孔子用“父母唯其疾之忧”来帮助他；
孟懿子平日固执己见，对父母很傲慢，所以孔子用“无违”二字来规劝他。
至于对子夏、子游作出不同的回答，更是对症下药。
宋代学者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二十三说：
“子游为人，爱有余而敬不足，子夏、则敬有余而爱不足，故告之不同。”
像王充、朱熹这样的理解古书，真抓住了孔子当时解答一个问题而有各种不同说法的原因所在，可算是“心知其意”了。
其实在孔子，早就自己道破了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立言不同的灵活方式。
“韩非子、难三”，便有这样一段记载：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仲尼曰：
‘政在悦近而来远’。
哀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
‘政在选贤’。
齐景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
‘政在节财’。
三公出，子贡问曰：
‘三公问夫子政，一也。
夫子对之不同，何也？
’仲尼曰：
‘叶都大而国小，民有背心，故曰：
政在悦近而来远。
鲁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诸侯四邻之士，内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庙不扫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
政在选贤。
齐景公筑雍门为路寝，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赐者三，故曰：
政在节财。
’” 上面所述孔子自己解答的话，虽不载于《论语》，但却保存在《韩非子》中，后来不独“尚书大传”和《说苑、政理篇》都转载了这段故事，连汉武帝元朔六年所下诏令，也引证了孔子论政不同的说法，而加以阐明。
我们整理孔子思想学说的工作者，似必掌握这一点，去仔细理解它，分析它，才不致使古人灵活的思想，变成死板的公式。
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对阅读古籍和整理古典文献的工作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事。
整理古典文献，以有关思想方面的材料为最难下手。
特别是周秦诸子部分，时间距今两千多年，如果单凭后世学术风气来想像古人，用主观判断来强加分析，分析愈精，恐怕距离古人的原意更远。
周秦诸子之学，“皆起于救世之急”，大家都想“以其学易天下”，无疑是他们各有一套安定天下的办法和主张。
他们唯恐自己所提出的办法、主张，有时而穷，不足以适机应变，于是他们针对着当时各国所经常出现的各种毛病，拟定了挽救这些毛病的不同办法。
他们在实施那些办法的时候，本来是结合具体的环境、具体的人物而各有不同；
而后世从事研究的人们，如不注意及此。
虽推演阐发到成千上万的字，却于古人原意未尝有合。
周末显学，以孔、墨为大宗。
从来综括墨子学说的，不外举出他的十大纲领：
一、尚贤；
二、尚同；
三、节用；
四、节葬；
五、非乐；
六、非命；
七、尊天；
八、事鬼；
九、兼爱；
十、非攻。
这样的齐举并列，好像墨子的这些办法是可以在一国家内同时实行似的。
其实墨子原意，何尝如此！
《墨子、鲁问篇》明明说过：
“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
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
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
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
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
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
由此可见，他所标举的十项主张，本来是因时制宜、对症下药的，而不是死板机械地同时使用。
大约尚贤、尚同的办法，是对昏乱不理政事的国君提出的；
节用、节葬，是对奢侈滥费的国君提出的，非乐、非命，是对嗜酒喜音的国君提出的；
天志、明鬼，是对放肆无忌的国君提出的；
兼爱、非攻，是对残暴好战的国君提出的。
假若那个国家，本很俭约，一向是提倡薄葬，那么节用、节葬的办法，用不着向他们宣传了。
其他自可类推。
像墨子这些结合客观具体情况而分别提出的政治主张，后人却将其笼统地登录在一块，甚至还有人怀疑他的主张有自相矛盾之处，岂不是冤枉了古人！
应该深入地去分析古籍中说理作品的精神实质，才能找出古人立说的原意。
这不独适用于研究两千多年前周秦诸子的学说，也同样适用于探讨后世文士的言论。
例如唐代韩愈为什么写《伯夷颂》？
把伯夷“特立独行、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的人格，提得很高，看成为“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的人物。
这种歌颂之辞，显然是韩愈有为而发的言论。
他是拿伯夷的特立独行，来比况自己与世不偶的遭遇。
所以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歌颂伯夷，无宁说是歌颂韩愈自己。
又如宋代苏轼为什么写《荀卿论》？
把荀卿说成是“喜为异说而不逊、敢为高论而不顾”的小人。
认为李斯之乱天下，实荀卿“高谈异论有以激之”。
把荀子骂得一文不值。
这种斥责之辞，显然是苏轼有为而发的言论。
是拿荀卿好为高论异说，致使李斯变本加厉，助秦为虐，来暗射当时王安石创行新法，起用新进少年，“败坏天下”的情况。
所以这篇文章，表面上是骂荀卿，实质上是骂王安石。
像这一类的言论，我们如果不能“心知其意”，窥其本旨所在，反而相信韩、苏所论，是他们的由衷之言，并且思想感情，也不知不觉地受了它的影响。
在个人行为方面，便仰慕伯夷，养成“特立独行”、脱离现实生活的性格；
在学术研究方面，便心怀成见，轻蔑荀子之书为不足观。
那便在思想上做了古人的奴隶，岂不是十分糟糕的事！
由此可见，我们阅读古籍和整理古典文献，凡遇说理方面的写作，自当平心静气，联系到多方面，务求了解作者的时代、处境，以及和他有关的周围事物，找出他发出此种言论的原因所在，而推得其所以然，切实做到“心知其意”，才不致片面地或错误地理解古书。
其次，谈到古代记事的写作，自然以史料为大宗。
史料保存在书本上的，愈早愈不可靠。
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在二千多年前古人早就说过了。
宋、清两代学者，取金石文字勘正经史；
近五十年间的学者，以甲骨刻辞考证史实；
都用实物上面的记载，校订纸本书籍的错误，成绩非常巨大。
但是好学深思的人，应该怀疑到那些古代实物上面所记载的史事，是否真实可靠？
一般整理古典文献、特别是研究古代社会情况的学者，每喜依据铜器和甲骨刻辞中关于记录战争俘获的数字，以考明古代奴隶多少。
这种考证方法是否妥当，是值得商榷的。
大抵实物上面所载战俘数字，多是虚而不实，不可据为典要，在两千多年前，也有人说过了。
《墨子、鲁问篇》有这样一段话：
“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
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曰：
莫若我多！”
根据这段话，推想到古代竹帛金石纪及战争俘获，意在夸大以炫后世，其数多不实，墨子在无意中，把那著竹帛、镂金石、铭鼎彝的通例揭示出来了。
再拿《周礼、司勋》所说“战功曰多”的话来证明，可以肯定远古拿虚数以记战功，意在炫耀威势，三代全是如此。
殷墟卜辞，何能例外？
学者们如果拘泥于数字之多少，便想有所推断，是很不可靠的。
至于铜器刻辞中所记统治者的勋德，更是有为而发，不可不知其意。
《礼记、祭统篇》说过：
“夫鼎有铭。
铭者，自名也。
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
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
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
唯贤者能之。”
这又无异于继墨子之后，揭示了金文的第2个通例！
那里面的记载内容，既是“称美而不称恶”，自然免不了夸大和修饰，还有什么真实可言？
我们如果徒然看到它是远古的原物记载，没有经过后人窜改，便尊信不疑，也同样容易受古人的骗。
历代碑文墓志的原石拓本，可以用来订正史传记载的错误，史料价值很高，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但是封建社会里，有资格在身后刻碑志的人，不外大官僚和大地主。
他的子孙请托文士们写作碑志之文，照例要送润笔费。
作者贪其财利，便不惜歪曲事实，把一个坏人说成好人，恭维一番。
像汉末学者蔡邕，便是做这一类文章的能手，生平收受的润笔费也最多。
他自己曾说一生所撰碑志，只有“郭有道碑”，可以当之无愧色。
可见其他作品，都不免过分夸饰，与事实不相符了。
推之六朝隋唐碑志，也莫不如此。
凡是运用这份史料的工作者们，便有必要在“心知其意”四字上做些工夫。
清代金石学家何绍基，在《东洲草堂文钞》卷十《跋梅蕴生藏唐志石拓本》篇中说过：
“碑志之文，裨补史学。
考古者往往舍史而从碑，以石墨皆当时人纪当时事，非同史家由后人秉笔；
又简册流传，易滋脱误也。
然碑志中，又或有错迕矛盾必不可从者，则由谀墓者率尔失真，无足为怪。”
何氏这段话，是比较通达的见解！
我们必须懂得这个道理，才有利于整理这份文献遗产的工作进行。
历代“正史”的列传部分，大半是用碑志一类的写作为依据而纂成的。
其中可信的材料较少，这自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近代研究明清史的学者们，大抵尊信“实录”，过于“正史”。
其实，“实录”也何可尽据！
“实录”的不可尽据，清初学者胡承诺在《绎志》卷十四《史学篇》中，早就说过：
“‘实录’亦难言矣！
唐太宗欲观‘起居注’，褚遂良、朱子奢、止之，不从。
宰相不得已，撰次以呈。
所书06月04日事，语多微隐。
此日‘起居注’，即他日‘实录’。
是‘实录’有微词也。
韩愈作‘顺宗实录’，当时谓其繁简不当，序事拙于取舍。
穆宗、文宗、皆诏史官增定。
而李汉、蒋系、皆愈婿也，适在显位，故改作者难之，韦处厚遂别作数卷。
是‘实录’有二本也。
章惇、蔡卞，谓《神宗实录》多诬，遂加考问，一时史官，莫不贬责，而攸等遂施改易。
是‘实录’有改本也。
《明太祖实录》，凡三修而后成。
焚其草禁中，副本藏文渊阁。
是一代一代‘实录’，未尝与众共见也。
凡疏留中者，例不得登‘实录’。
所以谢铎检章纶“复储疏”不得，辄叹息泣下曰：
‘纶疏动万言，竟一字不传，何以示天下后世？
’力请于总裁，竟不可得。
是‘实录’所不载者，嘉谟嘉猷，无从蒐罗。
以此观之，‘实录’焉可尽信耶？”
胡氏此言，却又将历代修“实录”的通弊，很概括地揭露出来了。
下至清代“实录”，也自然不能例外。
所以我们今天整理这份遗产，莫有理由可以全盘信赖它。
至于“方志”、“家谱”，史料价值很高，自从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杂述篇》内肯定它们的地位以后，到清代章学诚，更进一步强调了它们在史料中的价值和作用。
近代史学工作者，也就重视了这一大堆宝贵资料，于是整理史实，取材比较广泛，再不拘限于《二十四史》、《九通》、《正续通鉴》这一类书籍的范围，这当然是很好的。
不过，切不可忘记刘知几在《史通、采撰篇》所指出的几句话：
“夫郡国之记，谱牒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
这分明道破了地方志书和一家谱牒，由于那些秉笔修书的先生们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和宗族思想，照例是要夸饰他们的桑梓，颂扬他们的祖先，自然在叙述史实的工作中，只“称美而不称恶”。
那么我们对这些史料的信赖程度，就应加以审慎考虑了。
特别是刘知几所提出的“练其得失、明其真伪”八字，不独阅读方志、家谱时，应该如此；
还可推广运用到整理一切古典文献的工作中去。
总之，古代说理的书籍中，包含了有为而发的言论，和因时、因地、因人而变的不同说法。
记事的书籍中，包含了夸饰的虚设的事实，和称美而不称恶的片面记载。
我们今天阅读它和整理它，都有必要在“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八字上用功，才有下手处。
《荀子、非十二子篇》说的很好：
“信信，信也；
疑疑，亦信也。”
我们对于古人，既不一味盲从，也不全般否定。
信其所可信，疑其所当疑。
这才是实事求是的读书态度。

一片丹心　无限忠诚
——漫谈电影《春催桃李》
边善基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新生的美好事物，愈来愈普遍地占着主导的地位。
对电影创作来说，将当前美好的事物，加以概括、集中，使之成为典型的艺术形象，这是很有意义的。
电影《春催桃李》就是这么一部取材于当前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以歌颂新事物为主题的新作品。
尽管作者在这里叙述的只是上海里弄开办民校的
“一段小故事”。
但从这段故事里，却生动地反映了城市社会主义革命所引起的剧烈变化的人情风貌，塑造了一位在大跃进形势鼓舞下，不怕困难、敢于斗争的崭新家庭妇女形象。
影片对主人公顾三娟的形象塑造，很有光彩。
她是一个解放后才摘掉文盲帽子，在夜校补习还只达到初中毕业程度的普通家庭妇女。
党要她担任民校教师，挑起办好民校的担子。
尽管这项工作，对三娟来说，是生疏而又艰巨的。
但强烈的翻身感，使她感到责无旁贷。
她认为既是人民需要，自己就理应从命。
她听党的话，立志把民校办好。
终于勇敢地挑起重担，排除了重重困难。
显然，影片在她身上所表现的这种知难而进，勇于挑重担的先进行动，是我们新社会无数美好事物中的一个写照。
顾三娟这个人物，所以能让人感到有一种坚忍不拔而又富有时代美的气概，就在于作者不仅为人物创造了合乎生活真实的典型环境，并还为人物的行动找到了有力的依据。
这就是，她对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党始终不渝的一片丹心。
在三娟办校的过程里，她遇到的不只是从无到有、缺乏经验的困难，而更多的，还有来自周围落后的因袭守旧的观念，以及资产阶级思想的袭击。
试想，人物生活和斗争在这个特定的情境里，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信念，就很难做出成绩。
影片对这些情节，通过人物之间由于两种不同思想引起的关系变化和性格冲突，采取起伏有变的结构方法，作了细致的描述。
比如三娟办校，始而遭到里弄文教主任唐同志的反对，认为一无师资，二无设备，哪能“白手起家”？
继而，当学校办起来时，她又偏偏遇上这么一位对手：
解放后第1次参加社会工作，满脑子沾染着旧教育方法的赵玲。
于是在教育姚阿根的问题上，两人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分歧，引起纠葛。
使顾三娟卷进矛盾的漩涡里，从而极有层次地展现了人物的性格。
顾三娟要办好民校，必须不断地排除这些障碍，用自己先进的思想行为，去克服和影响周围的落后、保守的思想。
如果说三娟的形象是在不断克服困难的办校过程里矗立起来的话，那么她的性格特色，恰又集中地表现在她敢于同这些旧思想进行不懈斗争上。
影片有些戏剧场景的设计和细节安排，也是很有色彩的。
可以看出，电影编导是能围绕着人物性格的刻划，而着意经营。
例如顾三娟第1次上课时，由于姚阿根和杨大宝在课堂里斗蟋蟀，引起秩序大乱，一哄而散。
此时恰值唐主任走来，他听信了杨霞的冷语，对顾三娟进行指摘。
说什么“迟垮台不如早收场”，要三娟知难而退。
可是倔强的三娟对唐主任说的话，兀自不答。
她就是俯首奋力地拖着地板。
直到唐主任问之再三：
“你是不是同意不办了”，她才猛地抬起头来，斩钉截铁地说：
“办！”
接着又用力地拖刷地板。
这场戏的构思，是饶有情趣的。
编导在这里赋予人物很少对话而只有“拖地板”的动作，但它却有助于三娟内心活动的烘托。
作者不仅借这个场景，表现了两种思想的尖锐斗争，寓动于静地推动了下面剧情的进展，并还由此深入一步地刻划了顾三娟勤劳、顽强的性格特征。
又如影片结尾时，三娟追赶阿根的这场戏，也是处理得很动人的。
滂沱的大雨，泥泞的道路，三娟为了问明阿根离校原因，独自在郊野追赶着阿根。
结果不慎滑了一跤，正在奔逃的阿根见状急忙回身搀扶。
当三娟了解真相，得悉阿根由于不让别人说三娟的坏话而起来与人打架，并且又怕回家遭受父亲责备、才惊恐地离校时，三娟激动了。
她抱住阿根讲述了勤学的道理。
把自己幼年求学如何困难的情景，娓娓陈述。
阿根流着眼泪倾听着。
戏到这里，将这对赛如母子的师生感情，完全表现出来了。
这场戏好在浑成自然，没有把“戏剧性”装饰在事件的表面上，而是深深地隐藏在人物的内心里。
雨过天青，阿根愉快地踏着三娟所走过的泥泞道路向前行进，这组结尾镜头的设计，确是非常耐人寻味。
影片也还有若干不足之处，比如对唐主任的形象塑造，与其他几个主要人物相比，就嫌弱了一些。
作者没有从唐主任的性格出发，去挖掘人物所以保守落后的原因，而是让他一出场就“见物不见人”的反对办校，作为顾三娟的对立面出现。
这种处理方法，未免有些失之于草率和简单。
正由于此，使戏的结构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整个戏的情节还不能把三娟办好民校和她对阿根的谆谆开导严密地结合起来。
现在看来，这两个事件有平分秋色之感。
好像上半段写三娟办校，而下半段写教导阿根。
唐主任的戏，到了下半段几乎中断。
要是对这个人物能再写得细致些，挖一挖他思想落后的原因，甚至也让他卷到对阿根教育的风波中去，把两个事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突出他转变的过程。
这样会使戏的事件更集中，戏的结构更完整。

圣诞老人的礼物
〔古巴〕拉乌尔·冈萨雷斯·德·卡斯哥洛
山里下来的冷气透过棕榈树，被风吹得愤怒地呼啸着。
他起身拿来几张报纸，准备把吊床糊好，瞥见一个小小的身形，像是一个鬼怪，踮着脚悄悄地向院子里走去。
这使他想起了大儿子华金。
也是在一天晚上，华金出走了。
他那时没有阻拦儿子，因为儿子已经十四岁了，已经是个懂事的大人了。
然而这个儿子还不到八岁，而且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了，其余的都是女孩子。
“你上哪儿去？”
他从吊床上起来问。
男孩子止住了脚步。
他很尊敬父亲，但是这种尊敬仍然不能叫父亲改变主意。
而父亲也懂得，大儿子的话是对的，因此让他走了，但是在现在这情况下再不能这样做了。
“我肚子痛……”
父子俩都知道这只是个借口。
父亲根本就不理这个碴，仿佛儿子什么都没讲一样。
“等你妈妈回来，我告诉她，叫她好好打你一顿。
她不在，你连我的话也不听了。
我在外的时候，你还得照顾妹妹呢。”
妈妈为第1个外孙接生去了。
他希望是个男孩子，他有六个女儿，只有两个儿子，更确切地说，只有一个儿子，华金永远不再用他那恶作剧和十言诗来使家庭充满欢笑了。
那时他总是在不太寒冷的夜里弹着人家教会他的三弦琴，临时编些十言诗来歌唱……
“您不叫我去，可您自己还参加斗争呢？
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您不也整夜整夜不回来吗？
您出去斗争好几次了呢……”
“你要听我的话。”
“但是，我不是个女孩子……”
孩子把小包裹放在松木桌上。
父亲装作没有看见，开始安慰他：
“等你长大了再跟‘他们’去。
现在家里还需要你。”
“可这里没有战斗啊，在家里什么都不能干。”
“你没有武器怎么能去战斗？
人家不收留没武器的人。”
“我可以用石头，我可以去夺乡警的枪……”
完全一样：
一样的情况，一样的词句，现在是尼诺讲的，而那时候是华金讲的。
那时华金的愿望在他那样年纪已经显得过高了。
“你还没有经验，不要去吧！”
他曾经这样对华金讲。
“尼格和维森德都到游击队里去了。
他们给了我一支猎枪，我不能辜负人家的好意。”
“人家都有机关枪，猎枪能管什么用。”
“尼格夺了乡警一支枪。
人家每天都监视着乡警，等他们一落进埋伏，就把他们的好武器夺过来，那时我就可以把这支猎枪送给别人了……”
一切劝说都没有用、他很想保存儿子的生命，但是儿子渴望成为有用的人，投身到由少数人开始的斗争中去。
而他们，村里最年轻的人们，是第1批了解这个斗争规模的人。
父亲只能答应他去了，他快十五岁了，身体高大结实，而且愈来愈向往正义。
以后他只见过华金一次。
黄发又长又乱，遮住他无须的面孔。
他同时感到很骄傲，深怪自己以前未马上答应儿子去。
“爸爸，我夺了一支圣·克利斯托巴尔〔注〕。
但是我把它送到部队里去了，部队需要啊。
不过，还是我这支猎枪好，总叫我交好运。”
他骄傲地说着，很满意自己尽了义务。
而父亲这时却因未去扛枪杆而感到了惭愧。
“你要看见乡警那副怪样，那才好笑呢，我夺他枪的时候，他两腿打战，吓的屁滚尿流的。……”
同伴们都笑了起来，而父亲却笑不出来，干裂的嘴旁只露出了一丝痛苦的微笑。
以后他才懂得他当时为什么笑不出来，因为以后再也不能够活着见到儿子。
“爸爸，我一定小心，等我再夺到一支枪，我就投部队去。”
华金并没有小心，他很大胆，不怕子弹。
一天人们把他送了回来，裹在棕榈叶里，赤裸的身体满是弹痕，像是一个红色的蚕茧，金黄色的头发在黄昏的太阳映照下闪闪发光，一双明亮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好像整个太阳的耀眼光辉都集中在这双眼睛里了。
“这是你儿子的尸体，看你们以后还造反不？……”
尸体滚向茅屋的门前，妻子和女儿放声大哭。
他手无寸铁，只得忍受他们的辱骂，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去。
这群人匆忙离去，也是因为害怕夜晚的来临。
于是父亲瞒着小儿子拿起了大儿子的破旧的猎枪。
白天他是个不可侵犯的农民，晚上就出去打埋伏，给转移的或前进的部队带路。
他就这样来报复用机关枪打死他那金发的儿子的人。
“你现在还不能去，想想你的哥哥，等你长大了，我亲自给你弄一支枪，你想上哪里去，就送你到哪里去。”
“什么时候我才能长大呀？
到那时，也该结束了……”
他回到吊床上，用报纸盖上身子，来抵挡12月猛兽般的寒冷。
除夕，他们是又忧又喜地度过的。
喜的是起义军正在所向无敌地前进，忧的是在这最后阶段伤亡在增加。
“是个男孩子。”
妻子对他说道：
“他爸爸要是知道了，该多高兴啊！”
“还没有告诉他吗？”
“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但愿上帝保佑他能活着回来。”
“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但这是需要的。”
“等一切都结束了，我们会哭上几个月的。”
“那时根本没有时间去哭，好多事将等着我们去做。”
妻子弯着腰，继续烫着她不在家时积下来的衣服。
“罗西达怎么不替我把衣服烫掉？
我要是不在，什么东西都给你堆起来。”
丈夫小心地向周围环视了一下，看到女儿不在这里，说道：
“什么也别对她讲，她这几天很忧闷。”
“为了罗道尔夫？”
“嗯。”
“不会发生什么事的，人家都说医院尽出奇迹呢。”
“必须割掉一支胳臂，是手榴弹炸的。”
妻子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
他们沉默了一会，突然听到远处有爆炸声和机关枪声。
“尼诺哪去了？”
妻子立刻想到了小儿子。
“上女教师家去了，他想在六号前叫老师教会他写字。”
“怎么这样忙？”
“他想给圣诞老人写封信。”
“这末大的孩子了，还搞这一套。”
“老师说这还是他从来不曾有过的幻想呢。”
“我一直反对叫孩子知道什么圣诞老人之类的东西。
为了什么呢？
难道就是为了要什么没什么吗？”
“情况很快就会变的。”
“愿上帝保佑……尼诺到底想要什么？”
“我也不知道。”
后来知道：
原来尼诺想要一支来福枪，好叫起义军接受他参加。
“我劝说他不要这样，可他不听，一定要一支真枪，别的东西都不要。”
女教师对父亲说。
“您干什么叫他给圣诞老人写信呢？”
“我原想，像他这年纪也许要点什么玩玩，没想到他要真枪。”
女教师解释道。
“干大人的事，还太小呢！”
父亲下结论似的说。
01月01日给他们带来了暴君逃掉了的消息。
“巴蒂斯塔跑了……巴蒂斯塔跑了……！”
女教师和所有的学生喊了起来。
“你们怎么知道的？”
父亲半信半疑地问。
“电台广播的……”
“好呀！”
母亲欢呼起来。
大家从小小的矿石收音机里知道了可憎的政权倒台的消息，这是从过去贫困、漫长的岁月度过来的最美好的一个新年，这也是新年的一项最贵重的礼物。
但是尼诺看来还是不太高兴。
他缩在厨房的角落里，双手还紧握着那封费了好大力气才把自己的伟大愿望写给圣诞老人的信。
父亲走近他，伸手抚摸那总是使他回忆起华金的金发。
“你可以要别的东西了，再写一封信吧。”
孩子更加紧握了那封字体歪歪斜斜的信，生怕它飞去似的。
“不，我还是希望他给我一枝真枪。”
“现在已经不需要枪了，战争结束了，我们获得了过去不能得到的一切……”
尼诺抬起他那双明亮的眼睛，这双眼睛好像是从这欢乐的时刻看出更远的事物。
他用成人一般的声音说道：
“为了不叫他们把这一切再夺走，现在还需要斗争，还需要枪！”
可是，父亲还觉得这个孩子很固执呢。
〔注〕是枪的一种牌子
〔孙家孟译〕

夜话
张田
队上明天放假，
月下拉起闲话。
拴娃进城赶集，
问谁捎不捎啥？
奶奶要配副眼镜，
爷爷说买包凉茶。
回乡干部要买口新锅，
落户工人说捎锄一把。
妹妹要一条花手帕，
外带一个蝴蝶卡。
东院大伯写封信，
寄给海防前线的志强娃。
学生画了一幅画，
顺便送给报社吧。
这个要买本《红旗》，
那个要本《果树嫁接法》。
满院委托满院话，
拴娃真应接不暇……
不知谁在旁插句嘴：
“这多事一个人咋办呀？”
厨房里走出德柱嫂，
“嗬，这不用你担心，
人家还有个东庄的她！”
拴娃起来把嫂嫂撵，
嫂嫂边跑边说话：
“拴娃，今个你要惹了我，
闹房时，你防着吧！”

战鼓（木刻）
江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