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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报>19621120

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给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

版面:头版

新华社19日讯 周恩来总理11月15日就中印边界问题写信给亚非国家领导人,全面介绍中印边界问题的背景和中国政府的立场,并呼吁亚非国家主持公道,运用自己的影响,促进中印边界问题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得到和平解决。
信件全文如下:阁下:

不幸的中印边境冲突已经进行了几个星期了。
目前这个冲突不仅没有停止,而且还有继续扩大的迹象。
中国政府感到严重的不安。
许多亚非国家也感到非常关切。
我不揣冒昧地写这封信,希望能够有助于阁下促进中印边界问题和平解决的努力。

一、中国一贯致力于和平解决边界问题。
中国不仅同印度有边界问题,同许多西南邻邦也有边界问题。
这些边界问题,究其根源来说,大部分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我们这些国家还没有取得独立以前制造出来的。
在我们这些国家相继取得独立之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又企图利用这种边界问题在我们新独立国家之间制造纠纷。
因此,中国政府认为,在处理这些边界问题的时候,应该认清楚这是亚非国家之间的问题,不同于亚非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问题:应该提高警惕,不上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当。

这些边界问题,既然是历史遗留下的,新中国不能负责,新独立的有关国家也不能负责。
因此,中国政府主张:在处理这些边界问题的时候,既要照顾过去的历史背景,又要照顾已经形成的实际情况;
有关两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另一方,而应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求得对双方都是公平合理的解决。

中缅边界问题实际上比中印边界问题要复杂得多,但是,中缅两国本着上述精神,友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同样地,中尼边界问题也在前不久取得了友好的解决。
对于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也本着同样的精神,力求同印度和平友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尽管中国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作了一切可以设想的努力,为什么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演变成今天这样流血的边境冲突呢?
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为了这个缘故,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介绍一下中印边界问题的背景。

二、在历史上,中印两国人民一直是和平友好相处的。
中印两国之间的边界虽然从未正式划定,但是,在英国殖民主义者来到东方之前,中印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边界争执。
这是因为在两国人民长期和平相处的过程中,按照双方的行政管辖范围,早已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的边界。
中国人民尊重它,印度人民也尊重它。
这条中印之间的传统习惯边界,它的东段是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麓,它的中段是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它的西段是沿着喀喇昆仑山脉(见附图一)。

在东段,印度政府提出争议的传统习惯线以北的地区,历来是属于中国的。
这个地区包括西藏地方所属的门隅、洛渝、下察隅三个部号,面积共为九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三个比利时或九个黎巴嫩。
长期生活在这个地区的居民是藏族或同藏族有密切血缘关系的民族。
例如门巴族,就通用藏文,信奉喇嘛教。
这个地区的地名大部分是用藏语命名的。
例如,人们在这里把河叫做“曲”,娘江河叫娘江曲;
把山口叫做“拉”,色山口叫“色拉”;
把地方叫做“隅”,门地方叫“门隅”。
这里的行政设制是同西藏其他部分一样的,基本的行政单位叫“宗”,例如,申隔宗、德让宗。
一直到英国殖民主义者和印度人来到这里以前,中国西藏地方当局在这里设置行政机构,委派官吏,征收赋税,行使司法权力,这种行政管辖从来没有受到过怀疑。

在中段,印度政府提出争议的传统习惯线以东的各个地方,历来是属于中国的,面积共为二千平方公里。
这些地方的居民几乎全部是藏族。
这些地方历来受西藏地方政府管辖。
西藏地方政府至今还保存着对这些地方行使管辖的有关文件。

在西段,印度政府提出争议的传统习惯线以东和以北的地区,历来是属于中国的。
这个地区主要包括中国新疆所属的阿克赛钦地区和西藏阿里地区的一部分,面积共为三万三千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比利时或三个黎巴嫩。
这个地区虽然人烟稀少,却历来是联结新疆和西藏阿里的交通命脉。
新疆的柯尔克孜族和维吾尔族的牧民经常在这一带放牧。
阿克赛钦这个地名就是维吾尔语“中国的白石滩”的意思。
这块地方一直到现在是在中国的管辖之下。

中印两国之间的传统习惯边界,不仅在很长时期内为中印两方所尊重,而且也反映在早期的英国官方地图上。
一直到1865年以前,英国官方地图对中印边界西段的画法是同传统习惯线大体一致的(见参考图一);
一直到1936年以前,英国官方地图对中印边界东段的画法是同传统习惯线大体一致的(见参考图二A和B)。

三、中印边界纠纷是英帝国主义侵略的遗产。
英帝国主义在完全统治了印度以后,就利用印度人民的无权状态,以印度为基地,把它的侵略和扩张的矛头转向中国的西南和西北的边疆。
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能初,英帝国主义一直在积极进行侵略中国的西藏和新疆的阴谋活动。
它企图打开中国的后门,以便同它侵略中国沿海和中国心脏地区的活动遥相呼应。
1911年,中国发生了推翻专制皇朝的革命。
英帝国主义就利用这个时机,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用承认中国对西藏的所谓宗主权的办法,来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就是在这样的厉史背景下召开的。
但是,即使是在这个全议上,英国代表也未敢公开提出分割中国大片领土的要求。
英国代表是在这个会议的外边,背着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同西藏地方的代表用秘密换文的方式,画出了那条臭名昭彰的所谓麦克马洪线,企图把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国印度。
当时的中国政府不承认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
以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也不承认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
因此,一直到1936年以前,连英国政府自己都不敢公开把这条线画在地图上。

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完全是英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
英帝国主义虽然制造了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它在很长时期内没有敢侵入中印传统习惯线以北和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
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利用当时中国政府无力过问西南边疆的机会,英帝国主义才占领了这个地区的一小部分。

在中印边界西段,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英帝国主义为了寻找一条侵略新疆腹地的捷径,曾经觊觎这块地势比较平坦的阿克赛钦,派遣军事情报人员潜入这一带地方进行非法勘察。
这些人员秉承英帝国主义的意旨,设计了种种割裂新疆的界线。
英国政府曾经一度企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中印边界西段的传统习惯线,但是,立即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

英国企图抹煞中印之间长期形成的传统习惯界线,用割裂中国领土、扩大英属印度领土的办法,来达到它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目的。
但是,即使如此,它也不敢完全否定中印之间的传统习惯界线,把它阴谋制造的非法的边界线和盘托出。
从1865年到1954年以前,英国和印度的地图都没有标出中印边界西段的界线,或者模糊地画出而注明是未定界。
从1936年起,东段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才出现在英国和印度的地图上,但是,直到1954年以前,还注明是未标定界(见参考图三)。

四、印度和中国相继在1947年和1949年取得独立。
两国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了友好的关系。
但是,由于印度方面的原因,中印两国关系从一开始也同时存在着阴暗的一面。

由于两国的共同努力,中印很早就建立了外交关系,共同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了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使中印友好关系有过一定的发展。
我们两国本来应该摒弃一切帝国主义的遗产,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相互的友好关系。
但是,印度政府承继了英帝国主义对中国西藏地方的野心,一直把西藏看作是它的势力范围,至少要把西藏变成中印之间的缓冲地区。
因此,在1950年,印度政府曾经竭力阻挠西藏的和平解放。
在这种企图不能得逞以后,印度就在中印边界东段大举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推进,完全侵占了传统习惯线以北和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
在中印边界中段,印度除了早已承继了英帝国主义对于桑、葱莎的侵占以外,又在1954年以后,侵占了巨哇、曲惹、什布奇山口、波林三多、香扎、拉不底。
在1954年以后,印度还侵占了中印边界西段的巴里加斯。

印度一方面侵占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另一方面突然在1954年出版的官方地图上片面修改中印之间的传统习惯线,把英帝国主义阴谋制造的中印边界线和盘托出,并且作为中印之间的已定界强迫中国接受(见参考图四)。

中国政府不承认印度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事实,但是,中国政府主张中印边界问题应该通过和平谈判,求得友好解决;
在解决以前,应该维持边界现状。
中国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为了争取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也不越过这条线。
关于牵涉到两国边界的地图问题,也只有在双方通过谈判解决了边界问题以后,才能使双方的地图取得一致。
中缅两国和中尼两国关于双方边界的地图,都是通过这样的过程取得一致的。
尽管中国出版的地图关于中印边界的画法是有历史和事实的根据的,但是,由于中印边界尚未正式划定,中国从不把自己的地图强加于印度,另一方面,中国也决不接受印度片面修改了的地图。

由于中国方面坚持通过和平谈判、友好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方针,从1950年到1958年,中印边境一般是平静的,虽然在这个时期,印度已经为挑起日后的边界纠纷和边境冲突播下了种子。

五、西藏叛乱后,印度政府正式向中国提出了大片领土要求。
1959年3月,在中国西藏地方发生了农奴主的叛乱。
印度政府不仅支持和鼓励这次叛乱,而且在这次叛乱被平定以后,收容残余叛匪,纵容他们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
在西藏叛乱爆发后不久,尼赫鲁总理就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大片领土要求。
他不仅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已经被印度占领的中印边界东段的中国领土是合法时,而且要求中国政府承认从来没有被印度占领过的中印边界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是属于印度的(见附图二)。

印度对阿克赛钦的领土要求是凭空提出来的,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这个地区历来是在中国的管辖之下。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这一地区从新疆进入西藏的阿里。
1956年到1957年,中国方面又在这个地区修筑了工程浩大的新藏公路。
事实上,一直到1958年,印度从来没有对中国管辖这个地区的事实提出异议。
可是,印度政府现在说,这个地区一直是属于印度的,只是到了1957年,中国人才偷偷地进入这个地区。
人们不能理解,如果这个地区一直是在印度的管辖之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这里进入西藏并且修筑了一条工程浩大的公路,它为什么没有发现呢?
印度政府只是在中国出版的一本画报上了解到中国修筑了这条公路。
1958年9月,印度方面派出巡逻人员侵入这个地区,但是,立即被中国边防人员扣留。
如果这个地区果真是在印度的管辖之下,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事实上,尼赫鲁总理在1959年9月10日在印度联邦院也说过,这个地区“一直没有受到过任何的管辖”。
他在同年11月23日,又在印度联邦院说,“据我所知,在英国统治时期,这个地区没有一个人居住,也没有任何前哨据点”。
尼赫鲁总理虽然无法正确判断中国方面的情况,但是,他的话的确权威地证明了印度从来没有管辖过这个地区。

印度已经占领了中印边界东段的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上和中段的二千平方公里的领土,现在还要占领中印边界西段的三万三千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这就是说,在印度看来,已经被它占领的中国领土是它的,还未被它占领的中国领土也是它的。
这是耀武扬威的英帝国主义都没有敢于向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提出过的要求。
新独立的印度竟然提出这样的要求,这是完全出乎中国的意料之外的。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印度向中国提出了全面的领土要求,而且还在于印度接着使用武力片面改变业已形成的边界状况,来实现它的领土要求。
印度武装部队在东段越过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占了线北的塔马顿,朗久和兼则马尼,并且在1959年8月在侵占朗久的过程中挑起了第一次边境流血冲突。
1959年10月,印度武装部队又在西段越过传统习惯边界,在空喀山口挑起了更严重的边境流血冲突。
这两次边境冲突是印度要使中印边境局势进一步恶化的预兆。

六、中国政府认为,为了避免边境冲突,必须设法使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同时迅速开始谈判,争取和平解决边界问题。
中国政府决心采取它力所能及的一切可能措施,阻止局势的恶化。

1959年11月7日,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建议,双方武装部队沿整个中印边界的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并且停止巡逻。
这里所说的实际控制线,在西段和中段,除了本函第四节所述已经被印度侵占的中国领土外,同传统习惯线是一致的;
在东段,除当时仍被印度侵占的兼则马尼外,同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是一致的(见附图三)。
中国政府还建议,两国总理举行会谈,讨论中印边界问题。
但是,印度政府拒绝了这些建议。
印度政府在1959年11月16日提出一个反建议,主张在中国新疆的阿克赛钦地区,中国的所有人员撤退到印度所主张的国际边界线以东,印度的所有人员撤退到中国所主张的国际边界线以西。
由于印度实际上没有进入过这个地区,印度这个建议的含义,只是要中国人员片面地从自己的大片领土上撤出。
中国政府当即向印度政府提出责问,既然印度政府主张中印双方在中印边界西段互撤到对方主张的边界线后面,印度政府是不是同意中印双方在中印边界东段也互撤到对方主张的边界线后面,那就是说,印度撤退到中国指出的传统习惯线以南,中国撤退到印度主张的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北。
印度政府无言以对,只是坚持它的建议只适用于中印边界西段。
看来很清楚,印度政府对于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友好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是没有兴趣的;
对于在实际控制线的基础上隔离双方武装部队以避免边境冲突,也是没有兴趣的。
它所追求的,只是如何用武装部队在中印边界西段把中国人员从中国的领土上挤走。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仍然认为,避免边境冲突是最迫切的事情,因而在印度政府拒绝了中国政府关于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并且停止巡逻的建议以后,中国单方面地在边界的自己一边停止了巡逻。
中国政府希望,这样做最少可以使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从而有助于避免边境冲突,保持边境安宁。

七、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总理在1960年4月访问新德里,同尼赫鲁总理举行了会谈。
在会谈中,我反复说明:边界问题应该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一时解决不了,应该维持业已形成的边界状况;
为了避免冲突,应该隔离双方武装部队。
在会谈结束的时候,我把会谈中出现的共同点或接近点归纳为六点,即:

1、双方边界存在着争议。

2、在两国之间存在着一条各自行政管辖所及的实际控制线。

3、在确定两国边界时,某些地理原则,如分水岭、河谷、山口等,应该同样适用于边界各段。

4、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照顾到两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

5、在两国边界问题经过商谈得到解决之前,双方应该各守实际控制线,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但可进行个别调整。

6、为了保证边界安宁,便于商谈的进行,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

我建议把这些共同点肯定下来,以便于两国政府继续商谈。
这六点完全是对等的,没有任何以一方强加于另一方的要求,而且包括了尼赫鲁总理在会谈中亲口向我表达的观点。
但是,尼赫鲁总理竟然拒绝把这六点肯定下来。
这个拒绝实际上意味着印度政府不愿意承认在两国之间存在着实际控制线;
不愿意同意在两国边界问题通过谈判得到解决之前遵守实际控制线,而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
不愿意为了避免边境冲突而使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
甚至不愿意承认双方边界存在着争议这个客观事实。
在这次会谈中,尼赫鲁总理的态度是要中国政府无条件地接受印度的领土要求,不容许有任何谈判的余地。
这些要求是英帝国主义都没有敢向中国政府提出的。
尼赫鲁总理明知道中国政府是绝对不会接受这些要求的。
他坚持这些要求,显然是别有用心地要使中印边界问题长期悬而不决,使中印边境局势长期紧张下去。

随后,在1960年6月至12月的两国官员会晤中,中国方面用大量确凿的材料,论证中国所指出的传统习惯的中印边界线是有历史和事实的根据的。
但是,印度方面主要根据英国旅行家和冒险家的显然不足为凭的材料,硬说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是中印边界东段的传统习惯线,硬说历来在中国管辖之下的阿克赛钦是属于印度的。
这样,两国官员会晤也没有取得结果。

八、印度政府把中国政府在两国总理会谈中表现的和解诚意当作软弱可欺,把中国单方面地停止边境巡逻当作有隙可乘。
因此,在两国官员会晤结束后,印度军队先在中印边界西段,后在东段,越过实际控制线,侵占越来越多的中国领土,进行越来越严重的武装挑衅。

在中印边界西段,从1961年起,特别是从今年4月起,印度军队不断向中国境内入侵,设立新的军事据点。
到这次中印边境冲突全面爆发之前,印度在中印边界西段的中国境内一共设立了43个侵占据点(见附图四)。
这些据点有的接近到中国哨所只有几米的地方,有的甚至设立到中国哨所的后面,切断了中国哨所的后路。
用尼赫鲁总理1962年6月20日在印度人民院里讲的话来说,“印度设置了一些危及中国人的哨所的新的巡逻哨所;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我们这方面的活动,中国人才不得不也进行活动。
全世界有见识的人士都深知,这些地区的情况一直在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改变,中国人对此感到关切。”
印度的《闪电报》当时公开宣扬,印度在这里已经占领一块2500平方英里的土地,并且认为这是国防部长梅农所制定的“拿破仑式的大胆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
入侵的印度军队不断地向中国边防部队进行武装挑衅。
印度的飞机不断地侵犯中国领空,恣意进行骚扰。
印度方面的这些有增无已的挑衅行动,使中印边界西段的局势急剧地紧张和严重起来。

由于中国方面的极大克制和忍让,印度在中印边界西段的入侵没有遇到严重的抵抗,于是它就更进一步地把入侵的活动扩大到中印边界东段。
从今年6月起,印度军队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入线北的扯冬地区,不断扩大侵占范围(见附图四),并且连续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武装进攻,打死打伤47名中国边防人员。
这样,在这次全面的中印边境冲突爆发之前,印度方面已经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造成了一触即发的严重局面。

九、在印度的入侵和挑衅日益加剧和中印边界局势日益严重的过程中,中国方面始终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让。
中国边防部队奉命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开第一枪;
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开枪还击。
中国政府一方面向印度政府提出抗议和警告,声明决不承认印度侵占中国领土的事实,坚决要求印度撤出中国领土;
另一方面丝毫也不放松争取通过谈判来改善中印关系、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努力。

中国方面认为,任何有助于改善中印关系的步骤也必将有助于促进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
鉴于1954年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将于1962年6月满期,从1961年12月到1962年5月,中国政府三次建议缔结一个新的协定,来代替原来的协定。
缔结这个新的协定虽然与中印边界问题无关,但是无疑会有助于改善中印关系。
中国提出这个建议完全是善意的。
但是,印度政府却要中国接受印度的领土要求,作为缔结这个新的协定的先决条件,毫无道理地拒绝了中国的建议。

正是由于中印边境局势日趋紧张,中国政府更加强调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
但是,印度政府一直采取消极的态度。
直到今年7月26日,印度政府才含糊地表示了在双方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边界问题的愿望。
中国政府当即在8月4日的照会中作出积极响应,并且建议尽速举行这种讨论。

但是,印度政府在8月22日的照会中突然改变腔调,坚持中国必须首先从中印边界西段自己的大片领土上撤出,然后才能在双方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边界问题。
这是印度企图把自己的领土要求强加于中国的一种片面的先决条件。
中国政府在9月13日的照会中指出,在双方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边界问题,不应该附有任何先决条件,并且进一步建议,双方代表从10月15日起,轮流先在北京、后在德里开始边界问题的讨论。
同时,为了和缓边境紧张局势,中国政府又一次建议,双方武装部队沿边境全线各自后撤20公里。

但是,印度政府在9月19日的照会中拒绝了中国方面的隔离双方武装部队和不附加先决条件地讨论边界问题的建议,仅仅同意了中国提出的讨论的日期和地点,坚持讨论的内容只能是中国从中印边界西段自己的大片领土上撤出的问题。
中国政府在10月3日的照会中再次建议,双方迅速在官员报告的基础上举行边界问题的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任何一方都不拒绝讨论对方可能提出来的任何有关边界的问题。
这个建议对于两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是公正的。

但是,印度政府在10月6日的复照中不仅拒绝了中国政府的上述公正建议,而且还在原有的先决条件之外,提出了新的先决条件,要求中国部队撤出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的中国领土扯冬地区。
这样,印度政府出尔反尔,提出越来越多的先决条件,终于堵塞了讨论边界问题的谈判之门。

十、印度由于对中国作了一系列错误的估计,不仅拒绝中国的和平建议,而且终于走上了军事冒险的道路。
印度以为中国的经济困难严重到不可克服的程度,美国支持下的蒋介石集团窜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企图牵制了中国的国防力量,中国西南地区的防务空虚,因而认为这是它在中印边界全线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的良好时机。
10月5日,印度国防部宣布在“东方军区”之下成立一个专门对付中国的新军团,并且任命考尔中将为这个军团的司令。
10月12日,尼赫鲁总理宣布,他已下令把中国军队从他所谓的入侵地区实际是中国领土上“清除掉”。
10月14日,印度前任国防部长梅农声明,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
10月16日,尼赫鲁总理从国外刚刚回到新德里,立即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加紧作战部署。
10月17日,印度军队在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对中国方面开始了猛烈的炮火攻击。
10月18日,印度国防部官员宣称,已经把中国人“赶回两英里”。
10月20日清晨,印度军队终于按照尼赫鲁总理的命令,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
中国边防部队只是在受到印度军队的多次猖狂进攻、遭到严重伤亡的情况下,才忍无可忍、退无可退,而不得不实行坚决的自卫还击。

十一、所有的有关事实表明,这次严重的中印边境冲突完全是印度政府长期以来蓄意制造出来的。
尼赫鲁总理本年11月11日在新德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公开宣布,印度早在两年以前就拟定了针对中国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对于战斗的规模、战斗开始后的前进和后退等具体情节,都作了规定。
但是,印度政府却颠倒黑白,诬蔑中国边防部队在9月8日越过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西端部分,从而导致了这次全面边境冲突。
这是不折不扣的撒谎。
实际上早在9月8日以前,正是印度军队越过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西端部分。
这是抵赖不了的。
中国政府手中掌握着1914年关于所谓麦克马洪线的原图。
根据这张原图,这条线的西端起点的纬度清清楚楚地是北纬27度44.6分(见参考图五和六)。
印度政府为了辩解它对线北扯各地区的侵占,硬说这条线的西端起点是在北纬27度48分,这一带的中印边界是在所谓塔格拉山脊的分水岭。
但是,在所谓麦克马洪线的原图上的经纬度是改变不了的,在这张原图上根本没有塔格拉山脊这个名称。
而且,中国在这次边境冲突中缴获的印度军用草图,也明确地标明扯冬地区是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
印度故意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占线北的扯冬地区,并且公开宣布要把中国边防部队从这个地区“清除掉”,这恰恰证明这次边境冲突是印度一手蓄意制造出来的。

中国政府对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立场是一贯的。
中国不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但是,为了争取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也不越过这条线。
事实是,印度首先向北越过了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并且以线南的地方为基地,向中国的边防部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
这样,印度政府就用自己的手最后地破坏了这条线的约束。
为了防止印度军队卷土重来,再度发动进攻,中国边防部队在自卫战斗中当然没有必要再受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约束。
中国一贯争取用和平方法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中国边防部队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是不得已的。
但是,正如同过去三年中国方面的忍让克制所追求的目的一样,现在,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中被迫自卫还击,也仍然是为了促进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
中国边防部队越过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进驻了一些地方,但是,中国方面并不想依靠这样的行动,来解决中印边界东段问题。
同过去一样,现在中国政府仍然认为,中印边界东段问题以及整个中印边界问题,只能通过和平谈判求得对双方都公平合理的解决。

十二、10月24日,中印边境冲突发生后的第四天,中国政府为了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发表声明,提出了三项建议:

1、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
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

2、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
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

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冲突事宜,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

3、中国政府认为,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
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
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总理愿意前往德里,进行会谈。

正如中国政府声明所阐明的,这三项建议中所说的实际接触线,而是指1959年11月7日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的存在于当时中印边界全线的实际控制线。
这表明,中国政府决不承认1959年以来印度方面越过这条实际控制线、侵占中国领土的事实;
另一方面,也决不因为在最近自卫反击中所取得的进展,而把任何片面要求强加于印度。

中国的第一项建议的实质,就是恢复三年来中印边境局势复杂化以前的1959年的中印边界状况,并且使双方武装部队从当时的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
这一项建议要求双方承担的义务是对等的。
如果印度政府同意这项建议,中国边防部队不仅要从目前在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驻地撤到这条线以北,而且还要从这条线更往北后撤20公里,而印度军队则从这条线往南后撤20公里。
如果从目前中国边防部队已经达到的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达旺及其附近算起,中国边防部队要撤退约40公里,而印度军队则仅撤退一两公里,甚至不撤(见附图五)。

中国所以重申并且强调双方武装部队各自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的建议,这是因为经过近三年的痛苦经验,中国政府深深地体会到,在有争执的边境地方,如果不使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边境冲突是很难避免的。
同时,还必须指出,实际控制线并不等于两国的边界线。
承认和尊重这条实际控制线,并不妨碍双方保留各自对边界的主张,而却能为重开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创造良好气氛。

十三、中国政府原本期待印度政府是会对中国的三项建议进行了慎重的考虑以后才作出响应的。
但是,印度政府在中国政府的建议提交给印度政府的当天,就迫不及待地拒绝了中国的建议,并且诬蔑中国的建议是骗人的。
印度政府提出,除非恢复1962年9月8日以前的边界全线的状态,否则就不能进行谈判,并且声明它只准备“在体面、尊严和自尊的基础上”进行谈判。

印度政府所谓恢复9月8日以前的边界状态意味着什么呢?
在中印边界东段,它意味着印度军队重新侵占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的中国领土;
在中印边界西段,它意味着印度军队重新侵占它们从1959年以来在中国境内建立的军事据点。
这种状态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这是印度军队凭借他们已经侵占的有利军事地位在10月20日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的状态。
这是孕育着严重到不可避免的边境冲突的状态。
无论是恢复9月8日的边界状态,或是恢复10月20日的边界状态,都是不公平的,都不可能带来和平。

印度政府不同意恢复1959年11月7日的边界状态,而要求恢复1962年9月8日的边界状态,就证明印度政府从1959年以来用武力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
印度建议恢复的状态是三年来印度军队越过实际控制线、侵占中国领土后的状态;
而中国建议恢复的状态却是三年前中印边境基本上保持平静的状态。
按照印度的建议,只有中国一方面后撤,而印度不仅不撤,还要前进,还要重新侵占中国领土;
按照中国的建议,中印双方互有撤退,而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后撤的距离还会远远超过印度军队后撤的距离。
无论从哪方面看,印度的建议是片面的、强加于人的、是要中国屈服的;
而中国的建议对于双方说来,却是对等的、互让的、互相尊重的。
中国方面还提出举行两国总理会谈,欢迎尼赫鲁总理到北京来;
如果印度政府认为有所不便,中国总理准备再一次到新德里去。
中国提出这样和解的建议,显然是对印度的威信和体面作了充分考虑的。
印度政府强调它只准备“在体面、尊严和自尊的基础上”进行谈判。
但是,它的建议表明,它只考虑自己的体面、尊严和自尊,而不允许对方有体面、尊严和自尊。

十四、我在尼赫鲁总理拒绝了我的第一次呼吁以后,又向他发出了第二次呼吁,希望他回到谈判桌子上来。
但是,从目前种种迹象看来,印度政府不仅无意进行和平谈判,而且决心继续诉诸武力。
印度政府公开宣称印度事实上已经同中国处于交战状态。
印度政府向印度议会提出了、印度议会也已经通过了所谓“把中国侵略者从印度土地上赶出去”的决议案。
印度总统已经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印度已经成立战时内阁,进行军事动员,发行战争公债,并且开始把印经济转移到“战争的基础上”。
战争歇斯底里笼罩着整个印度。
尼赫鲁总理把中印人民的友谊完全置之不顾,公开散布仇恨中国人民的种子,到处号召印度人民同中国人民长期打下去。
印度政府加紧迫害在印度的华侨,无理封闭中国银行在印度的分支机构,粗暴限制中国驻印度使领馆人员的行动,甚至考虑同中国绝交。
印度政府脱下“不结盟”的外衣,公平向美国乞求军事援助,并且正在得到美国军火的源源接济。
大批印度军队和大量美国军火正在急如星火地向中印边界地区运送。
在中印边界西段和东段,印度军队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边防部队的攻击。
印度报纸不断宣传印度就要举行大反攻。
这一切表明,更大规模的边境冲突的危险正在严重地增长着。

十五、中国和印度绝对没有理由因为边界问题而打仗。
为了阻止这种不幸局面的发生,三年来,中国政府作了一切可能的努力。
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友好解决边界问题。
三年来,几乎所有谈判的建议都是中国方面主动提出的。
为了谈判,中国总理去过新德里,并且还准备再去。
但是,三年来,印度政府常常是拒绝谈判,或者是勉强同意了谈判,也不解决任何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
中国政府主张,在和平解决之前维持业已形成的边界状况,具体地说,就是维持1959年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
但是,印度方面先是在中印边界西段越过了实际控制线,最后甚至破坏了它自己在东段所主张的所谓麦克马洪线。
中国要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印度硬是要双方武装部队保持接触。
中国政府主张,为了避免边境冲突,应该隔离双方武装部队,停止巡逻,并且在印度拒绝了中国的建议之后,单方面地在边界自己的一边停止了巡逻。
印度武装部队却利用中国单方面停止巡逻的空隙,侵入中国领土,建立军事据点,步步进逼,使中印边境冲突终于成为不可避免。
如果印度政府具有一点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愿望,中印边境局势是决不会发展到今天这样不幸的地步的。
今天这种不幸的局面是印度政府一手造成的。
印度政府所以要这样做,与其说是由于边界问题本身,毋宁说是为了利用这种局面,煽起反华运动,对内转移人民视线,加重人民的负担,打击进步力量,对外求得更多的美援。

十六、阁下,我是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向你陈述中印边界问题的始末的。
但是,阁下可以相信,中国政府并不灰心,我们愿意向前看。
不管眼前的情况怎样复杂,中国政府谋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中国政府将继续寻求和解的途径,主动地创造有利于停止边境冲突的条件。
中印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矛盾,目前的边境冲突发展成为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对中国政府来说,是完全不能想象的。
这场边境冲突必须而且终究会和平解决的。

自从中印边界问题发生以来,为了促进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许多亚非国家的领导人作了很大的努力。
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我们亚非国家的大敌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我们这些国家都面临着改变落后经济面貌的迫切的建设任务;
中印两个亚洲大国应该和平地解决边界问题,恢复中印友好,加强亚非团结,共同对付我们当前的主要敌人。
他们呼吁中印双方停止武装冲突,立即进行谈判,反对外来干涉。
中国和印度是亚洲两个大国。
中印边界问题只有通过中印双方直接谈判才能取得双方都满意的解决。
中国政府热烈欢迎并且衷心感谢友好的亚非国家的领导人推动中印双方直接谈判而不介入纠纷的公正努力。
我诚挚地希望阁下主持公道,继续运用自己的崇高影响,促进中印边界问题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得到和平解决。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11月15日于北京

(新华社按: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件的附图和参考图将刊载于人民日报及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印边界问题》一书中。)

“八一”男女篮球队双双蝉联全国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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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19日电 正在上海举行的1962年全国篮球甲级队联赛第二阶段决赛,经过前八轮比赛,战局渐趋明朗。
“八一”男女篮球队已经双双蝉联全国冠军。
男子亚军和第三名也已肯定,分别为上海一队和“前卫”队获得。

去年全国冠军“八一”女子队是在18日晚战胜最后一个对手——去年全国第八名上海一队以后,再一次获得全国冠军的。
从11月7日晚联赛第二阶段比赛开始以来,“八一”女子队每战皆捷,是这次联赛唯一保持不败纪录的球队。
在这场比赛中,“八一”女子队打得很出色,有内线进攻也有外围进攻,而且中、远距离投篮和切入上篮的命中率都很高,上半场就以44∶24领先了20分。
下半场,上海一队虽努力反攻,但最后仍然输了12分,以70∶8失利。

去年全国冠军“八一”男子队在前七轮比赛中,即取得了七战六胜一负的战绩(仅以一分之差输给河北一队),积分居于各队之上,取得了全国冠军。
18日晚“八一”队在最后一场对去年全国亚军四川队的比赛中,虽然以77∶87失利,但对他们的名次已毫无影响。
“八一”男子队今年已是自1960年以来连续第三次获得全国篮球甲级队联赛的冠军。

连续击退印度侵略军的反扑后-我边防部队进驻德让宗和萨底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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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19日讯 据我西藏边防部队报告:从西山口地区向南撤退的印度侵略军,18日下午和19日上午,在申隔宗、略马东、德让宗等地,在坦克和炮火掩护下,向我边防部队进行了多次反扑,经过激烈的战斗后,继续向南撤退。
17日以来,在连续击退印度侵略军我边防部队已先后进驻申隔宗、略马东、德让宗等地。
截至发电时止,战斗仍在进行中。

新华社19日讯 据我西藏边防部队报告:我进驻瓦弄地区的边防部队,17日以来,在连续击退印度侵略军的反扑后,至19日晨已进驻萨底、吉牙、萨木维尔等地。

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接见印度尼西亚大使

版面:头版

新华社19日讯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今天晚上接见了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卡尼·卡托迪维约。

接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副部长黄镇、第一亚洲司副司长程之平。

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接见印度临时代办-就有关中印边境冲突问题进行了谈话

版面:头版

新华社19日讯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今天晚上接见了印度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班纳吉,就有关当前中印边境冲突问题同他进行了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副司长张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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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宗烈
版面:头版

西藏米林县羌纳乡牧童拉姆玉珍不幸遇了熊害,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某部卫生员龙彦文(左)进行了急救,现在这个孩子已基本上痊愈。

陈宗烈摄(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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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格来
版面:头版

驻西藏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某部,在帮助当地藏族农民秋收。
新华社记者 格 来摄

《中印边界问题》一书出版

版面:头版

新华社19日讯 人民出版社今天出版了《中印边界问题》一书。

这本书的内容有:1962年10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声明,1962年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给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附:附图及参考图),1959年11月7日同恩来总理给尼赫鲁总理的信,1959年12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照会,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从中印边界问题再论尼赫鲁的哲学》,《红旗》社论《尼赫鲁政府为什么到现在还拒绝和平谈判?


这本书已在全国各地发行。

坚决保卫古巴主权和独立-古巴各界人民一致支持卡斯特罗总理给吴丹的信


新华社哈瓦那18日电 古巴各界人民今天继续表示坚决支持卡斯特罗总理在15日写给吴丹的信件中再度表明的保卫国家主权和尊严的严正立场。

商业职工全国工会今天发表声明说,十万名商业职工从一切方面支持卡斯特罗总理的上述信件,并再次重申保卫我国的自由、主权和尊严的不可动摇的决心。
声明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对古巴领土进行单方面视察。

今天发表类似的声明的,还有全国糖业工人联合会、运输工人联合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联合会、全国铁路工人联合会、汽车司机全国协会、大学生联合会和其它许多群众团体。

古巴报纸刊登了守卫在海防前线战士们寄来的许多信件。
他们在信中表示坚决支持卡斯特罗总理的信,并且表示决心反对美国侵略。
战士古斯塔沃·罗加和他所在的侦察小队的同伴们写的信说:“我们从我们的战壕里支持我们最高领袖的宣告。
我们从我们的战壕里支持他就美国侵犯我国领空的行为发出的警告,因为在我国上空的这些飞行是对我们的侮辱。”
由一些战士写来的另一封信说,“我们支持我们的总司令对美国提出的警告。
我们将坚守在我们的战壕里,直到打退美国的侵略为止。
要尊严,不要屈辱。”
很多工厂、农场、保卫革命委员会、各群众组织和学校都讨论了卡斯特罗总理的上述信件,并表示一致支持。
哈瓦那佩德罗·马雷罗和米格尔·奥拉马斯工厂的工人在一次联合举行的大会上,一致决定展开厂际劳动竞赛,来支持卡斯特罗总理的信件。

更高地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社论纪念莫斯科宣言五周年和莫斯科声明二周年


新华社平壤18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18日发表社论说,千方百计地从精神上和物质上支持各国人民争取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中求得解放的斗争,是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人的崇高的国际主义职责。
今天制止美帝国主义强盗对古巴的侵略,积极支持古巴人民保卫国家独立主权不受美国侵犯的正义斗争,保卫古巴革命,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斗争义务。

社论说,朝鲜人民完全支持古巴人民的英勇斗争和卡斯特罗总理提出的五点要求,坚决谴责美帝国主义对古巴采取的野蛮的海盗行径,并强烈主张美国侵略者立即从古巴缩回它的血手。

《劳动新闻》这篇为纪念莫斯科宣言五周年和莫斯科声明二周年而发表的社论,题目是:《更高地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

社论说,几年来国际国内的所有变化,更加清楚地证实了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正确性及其巨大的历史意义。
朝鲜劳动党始终一贯地忠于这两个文件的原则,并为它们的实现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社论说,成长壮大了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正在国际舞台上决定性地压倒帝国主义势力。
在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和它的影响下,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熊熊烈火中,亿万人民摆脱了殖民地奴隶枷锁,取得了自由和解放;
帝国主义殖民地体系已经进入最后的崩溃阶段。

古巴革命的胜利尤其是现时代的一个伟大的革命事件。
古巴以自己英勇的武装斗争,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首先在拉丁美洲高高举起了社会主义的旗帜。

在资本主义各国,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群众打碎资本锁链的革命斗争正在迅速高涨。
帝国主义遭到来自国内外的强大打击,正在日趋没落衰退。

所有事实更加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和帝国主义的灭亡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合乎规律的过程。
但是,历史经验证明,帝国立义从来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帝国主义者为了保持它日益垮台的地位,正在拼命抵抗,更加顽固地奉行着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社论说,莫斯科声明指出,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侵略战争的土壤。

社论以大量事实指出美帝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社论说,以万恶的战争狂人肯尼迪为头目的美帝国主义,公然宣布“打倒共产主义”是“自由世界”的目的,疯狂地扩充军备,在世界各地布满了侵略性的军事基地和军事集团,重新武装了日本和西德军国主义者,到处进行军事挑衅。
他们口里侈谈“和平”,同时却借核武器威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美帝国主义继续霸占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嚣张地进行反华活动;
最近又唆使印度反动派在中印边界上发动新的侵略。

最近美帝国主义更在加勒比海对革命的古巴进行最无耻的强盗侵略行为。
这不只是扼杀古巴独立和主权的罪恶行为,而且是企图破坏和平发动世界战争的战争挑衅阴谋,是对全世界人民的严重挑战。

一切事实表明,美帝国主义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势力,是现代殖民主义的堡垒,是国际宪兵,是最大的国际剥削者,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本性不但没有改变,而且更加恶毒,更加狡猾,更加冒险。

正因为如此,在当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阴谋保持高度警惕,团结一致,为揭露和粉碎他们这一阴谋,为保卫和平而进行坚决斗争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爱好和平人民的最主要的任务。

社论接着指出,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从各方面为帝国主义的侵略策动打掩护,从而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为美帝国主义忠实服务。
在他们的口里,似乎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已经不具有侵略性,不再是战争的根源。
他们污蔑各国人民的反帝民族解放斗争,千方百计地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效劳,这就进一步现出了作为帝国主义的可耻的走狗的原形。

社论又说,今天,离开反对世界反动头子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就没有任何和平可言。
和平不能乞求,必须用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团结一致的顽强斗争来争取。
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不但不会使国际紧张局势得到缓和,反而只能更加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奢望,更加置和平于危险境地。

社论说,朝鲜人民一贯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坚决斗争,并且正在为迫使美国侵略军撤出南朝鲜继续进行坚决斗争,今后仍将高举反帝斗争的旗帜,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紧密团结,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为世界的持久和平而进行坚决斗争。

社论说,殖民地附属国家人民的反帝民族解放斗争是国际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一部分,是维护和平的强大因素。

社论说:我们党坚决为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而斗争,积极支持各国人民争取本国的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反帝斗争。

社论在强调指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的重要性时说,“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是在击破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争取和平、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
“正因为这样,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修正主义者正在进行各种凶恶的阴谋活动,企图破坏这种团结一致。”
社论指出,现代修正主义者,这些帝国主义的思想奴仆,正在肆无忌惮地进行各种凶恶的阴谋活动,来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阉割其革命精神,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诽谤和离间社会主义国家,颠复这些国家的党和政府。

现代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
它正从思想上和政治上造成更大的危险。
因此,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对修正主义者的凶恶的破坏阴谋保持高度的警惕,彻底粉碎这种阴谋。

社论说,为了保卫和平和革命的利益,一切共产党人都要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更高地举起它的革命旗帜。

社论说:“我们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始终一贯地同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一切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展开了毫不调和的斗争,在任何风浪和考验中,都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今后仍将坚持不渝地忠于这一原则。”
社论说,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它们应当互相帮助、互相合作和互相支援;
它们之间不应当有一国干涉另一国的内政或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国的事情发生,不应当有互相暗算或者表里不一的行动。

社论说,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不断发展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是我们党的对外政策的坚定不移的基础。
我们党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一贯不倦地努力加强同一切兄弟的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捍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社论说,莫斯科宣言和声明有力地鼓舞着坚定地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为了自己的革命事业而向前迈进的朝鲜人民。

我们党今后将继续高举和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最大限度地促进朝鲜革命,以便为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作出贡献。

美国特务逃不出古巴人民的巨掌


11月2日傍晚,老农民胡利奥·博萨结束了一天的田间劳动以后,经过一家烟店旁边的小路回家,突然看到在烟店里有两个神色慌张的人,他们穿着绿橄榄色的制服,长着浓密的大胡子。
胡利奥想起前一天在他所在地区的保卫革命委员会讨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电视演说时,曾谈到必须提高警惕防止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的事,他警戒起来了,拔出了腰间的砍刀,小心地走进烟店。

一个高个子急忙转过身来紧张地对胡利奥说,“兄弟,我们失事落水了,我们是乘一只小船到达海岸的,我们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吃饭了。”
于是,胡利奥请他们到他家里去。
在路上,那个高个子低声地问他说,“这里人多吗?”
听了这句话,胡利奥暗想,一定是两个“蛆虫”。

到家后,胡利奥在给他们做饭的时候,在厨房里悄悄地叫小男孩拉莫把这件事告诉哥哥西蒙和邻居米内澳。
他的哥哥和邻居一面立即派人到起义军驻地去报告,一面拿起两支猎枪来到了胡利奥家里。
这两个特务在两支猎枪和一把砍刀的监视下,想逃走也逃不掉了,他们终于被起义军战士所逮捕。

这两个人原来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
他们是在前几天企图炸毁比那尔德里奥省的马塔阿姆夫雷铜矿的阴谋遭到失败后,从这个矿场逃出来的。

原来,在10月25日上午,当这个铜矿的工人们正在热烈展开支援前线的生产竞赛的时候,值岗的工人费利佩·伊格莱西亚斯突然发现有一枚炸弹放在运载矿石的吊车上。
费利佩立即把这个发现报告了指挥部,于是,这个矿区的一切活动都迅速地停止了,全体矿工都动员起来进行搜查。
随后,工人们又发现了另外三枚定时炸弹,他们立即拆毁了这些炸弹,从而避免了大量工人的伤亡和矿山遭到破坏。

矿工们立即举行了群众集会,他们决定加强保卫工作和以增加生产的实际行动来回击美帝国主义的野蛮破坏活动。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这两名特务从矿区逃走之后,到处碰到站岗的民兵,到处看到农民家门口贴着“保卫革命”、“保持高度警惕”和“打倒侵略者”的标语口号。
因此,他们白天只能躲在甘蔗田里,晚上才出来寻找吃的东西。
最后,由于肚子饿极了,他们只好到胡利奥家里去找食物吃。

据这两名特务供认,那个高个子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出的一批特务的头子,他的名字叫奥罗斯科·克雷斯波。
另一名特务叫佩德罗·维拉。
他们为了执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命令,在10月20日从迈阿密来到比那尔德里奥省的海岸。
还携带了大量的美制武器、炸药和电台。
美国中央情报局交给他们的任务是搜集古巴的军事情报,破坏重要的工业企业,以配合美国的武装侵略的计划。

据特务奥罗斯科招供说,“制定这个计划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对他们说,只要杀死马塔阿姆夫雷铜矿的四百名矿工,再通过进行恐怖活动,就会使古巴的矿山在相当长时间内停止生产。”
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没有预料到的是,当这两名特务进行第一次破坏活动的时候,他们就被古巴人民的革命巨掌抓住了。

马塔阿姆夫雷铜矿的矿工在逮捕了这两名特务之后,举行了群众大会,抗议美帝国主义的血腥破坏罪行和表示了保卫革命的决心。
这个铜矿的行政管理员费雷在会上说,美国特务的破坏活动表明肯尼迪政府侵略古巴的野心永远不会改变。
他宣布,马塔阿姆夫雷铜矿的矿工们已经超额完成了10月份的指标,生产了一万二千八百零二吨铜矿石。
矿工们在会上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
“不听肯尼迪的空话!”
他们一致表示在生产战线上永远坚决地拿起铁镐和步枪。
(新华社记者)

被俘印军官兵写家信报平安-我西藏地方和新疆地方邮电部门为俘虏设立了信箱


新华社19日讯 侵入中国境内向我西藏地方和新疆地方的边防部队发动武装进攻的被俘印军官兵,最近已向他们的家人写信报告平安。
我西藏地方和新疆地方的邮电部门为了被俘印军官兵通信的方便,分别在拉萨市和乌鲁木齐市设立了专门的信箱。
我西藏地方和新疆地方的边防部队俘虏收容所,还供给被俘印军官兵信纸、信封并支付邮资。

简明新闻

栏目:简明新闻

曹瑛应邀赴阿访问

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曹瑛等一行三人,应阿尔巴尼亚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邀请,十九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去地拉那参加阿尔巴尼亚独立五十周年和解放十八周年的庆祝活动,并进行友好访问。
在访问期间并将就中阿两国文化合作执行计划问题进行商谈。

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启程来京

阿尔巴尼亚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一行五人,十八日下午离开地拉那前往北京。
这个代表团是应中阿友好协会的邀请前往中国参加中国庆祝阿尔巴尼亚独立五十周年和解放十八周年活动并作友好访问的。
代表团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农业部长佩蒂·沙姆布利率领。
(新华社)

乘大好形势继续前进 争年终四好全面丰收-某团上下一心狠抓薄弱环节

作者:印志生

本报讯 广州部队某团抓紧时机,鼓舞干劲,狠抓薄弱环节,力争年底前取得四好丰收。

这个团初评后,四好运动的形势很好,初评先进的八个连队,有六个好上加好,没有评上的连队也普遍有提高。
但是党委没有满足这些顺利的形势,他们召开了党委会,学习了广州部队领导机关有关工作落实的指示,进一步分析了当前四好运动中存在的问题。
大家认为:还有许多工作不够落实,首先是思想工作需要加强。
年终临近,主要科目在大部分单位基本结束,“定局论”有所抬头。
比如初评先进的单位感到差不多,产生了自满思想;
初评没有评上和初评后进步不明显的单位则产生了泄气情绪,准备“等明年吧”。
在六个先进单位中,行政管理工作也都还有不落实的地方,高度的自觉的组织纪律性还不够,四好还有缺口。
最后,大家屈指计时,离年终还有五六十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因此,决定乘大好形势,立即动手,抓紧时机,鼓足部队干劲,狠抓薄弱环节,争取四好运动全面丰收。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所属各连队普遍以两天的时间,发动群众,进行了一次检查。
检查全面铺开前,部队首长还率领工作组到先进的四连具体帮助,摸索经验。
通过谈认识,摆问题;
谈进步,立标兵,肯定成绩;
找问题,想办法,狠抓薄弱环节;
订计划,掀高潮,组织落实四个步骤,使四连全体官兵进一步找到了个人和单位的薄弱环节,明确了今后两月突击的方向,也为别的连队作出了榜样。
四连指导员张春昌分析了本连过去工作一起一落的教训后说:“当我们又一次踏上顺利发展道路的时候,党委给我们及时敲响了防止骄傲的警钟,给我们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
其后,根据四连经验,各级首长动手,组织力量,深入到各种连队,进行较长时间的蹲点帮助,使各种工作逐项落实。
还通过各种形式,大力宣扬先进,特别是宣扬后进单位的进步,鼓舞部队干劲、制定落实标准,给连队拿出落实的样子。
另外,又针对部队的薄弱环节,开展了双月无事故活动,防止事故发生。

现在,大战两个月,争取四好运动大丰收的高潮正在形成,到处一片热气腾腾。
战士们已用行动表示出决心,1962年一定要成为四好运动的丰收年。
(邱志生)

抓紧年终宝贵时间-《战士报》社论摘要


今年是创造四好连队运动的第二年,现在已经临近年终了。

有些同志可能认为,今年只剩下一两个月的时间了,做不出多少事情来;
工作成绩是好是坏,已经基本上可以肯定了。
这样想法是不对的。
年终的一两个月,是各项工作面临最后检验的时候,一年来的工作到底做得怎么样,尽管目前已经可以大致看出一个眉目来,但是到底还不能最后作出结论。
最后的结论怎么样,和年终这一两个月的工作成效有很大的关系。
年终这一两个月,又是工作任务最繁重的时候,时间虽短,却可以做和应当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如果干劲足,抓得紧,办法好,就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取得更大的成绩,不然就可能在一转眼之间使工作遭受损失。
更重要的,年终这一段工作不仅直接关系到一年的最后成果,而且关系到明年工作的开端。
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在年终有个较好的结果,就可以大大鼓舞士气,就可以为明年的四好运动创造更好的条件。
否则,就可能造成工作上的被动。

不论是工作成绩较好的连队,还是工作成绩较差的连队,都不应该忽视年终这一两个月的宝贵时间。
先进的连队,不要认为年终四好总评就可以十拿九稳了。
举行篮球比赛,临到最后转胜为败的例子很多。
我们不能因为工作有些成绩就满足起来,仍然要兢兢业业,防止和克服麻痹松懈情绪,使自己的工作成绩更加巩固、提高,这样才有可靠的保证来实现成为四好连队的愿望。
工作较差的连队,就更要鼓起最大的干劲,发扬百折不挠、力争上游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在年终打个翻身仗。
最近,有些连队的事实已经证明,如果能够抓住薄弱环节,认真负责地扎扎实实地去做工作,那么在很短的时间里可以改变落后面貌。
退一步讲,即使年终不能达到四好连队的要求,但它总可以使更多的排和班成为四好,并且涌现更多的五好战士;
而且,把现存的问题解决了,薄弱环节突破了,就可以为明年创造四好连队奠定更好的基础。

不让物资霉烂损坏-海军某仓库养成勤俭节约风气

作者:蔼水

本报讯 海军某军需仓库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军的精神,处处节约国家开支,精心保管物资,从没有霉烂和损坏过一件东西。

这个仓库在1958年以前,装卸搬运都要雇请工人。
后来,同志们提出装卸搬运、翻堆倒垛工作由自己担任。
几年来,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物资一到,仓库主任、指导员就带领战士,到火车站、轮渡码头去搬运。
仓库里的桌椅条凳,门窗家具,都是自己动手修理。
他们还制造了小推车,安装了半机械化的升降机,减少了物品的磨损,提高了工作效率。

战士们爱护仓库里每一件东西。
用汽车搬运服装的时候,他们先检查汽车是否载过硫酸、油质物,或有没有伸出的铁钉,防止使被服腐蚀或刮破。
有一次,从广州运来一万多个罐头,途中被雨淋了,领导上马上组织人力逐个检查,把罐头用棉纱擦得光滑明亮,罐头皮上生有米粒大小的锈斑,都用小刀细心刮净,再擦上防锈油。
被大家誉为“红色保管员”的施吉荣同志,是爱护国家财产的榜样。
在收发转运工作中,虽然品种多、数量大,但他的账目一清二白,从1956年到现在,没出过一点差错。

仓库驻地离繁华的市区很近,但是战士们从不乱花钱,有的战士一月只留一元买日用品,剩下的寄回家补助家庭。
战士们衣服破了自己补,鞋袜坏了自己缝。
仓库里用过的铁钉,都拾起来敲直钉木箱用。
战士们有这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是党支部经常进行政治教育、宣扬好人好事,一点一滴地培养起来的。
(蔼 水)

读报简讯

作者:高星云/林廷桂
栏目:读报简讯

运用报纸推动工作

三五一一部队九连雷达排经常运用报纸解决排里存在的问题。
他们在训练中,学习了报上的《充分发挥革命干劲》、《舍己救人的郑春满》等文章,进一步鼓舞了大家的练兵热情。
在开展群众性的谈心活动中,又组织大家阅读了《谈心》、《谈心的好处》、《如何谈心》等文章,促进了谈心活动的开展。
有的同志还将读过的报纸剪贴在本子上学习。
班长常德亨已经剪贴了好文章三百多篇,他说:“经常阅读这些文章,就能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
(高星云)

分散生产中坚持读报

某部独立分队一小队在山区分散生产中坚持读报。
他们的办法是:①收到报纸以后,立刻读重大的新闻。
②利用生产休息时间读,有时战士们还自动结合起来进行座谈,互相提问题,集体研究。
③指导员经常到班排帮助解决读报中碰到的疑难问题。
④每月组织小型时事测验。
现在全连大多数同志都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他们深刻体会到,报纸是政治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林廷桂)

黄继海是个好管家

作者:方宇翘
栏目:在平凡的岗位上

英雄黄继光的堂弟、共产党员黄继海,今年担任工具保管工作以来,积极负责,不怕吃苦受累,给连队的施工带来很多方便,最近被评为五好战士。
为了把工具保管好,他常在工地上来回跑,和同志们一起劳动,熟悉情况。
见到破损的工具,他就及时修补好。
下工后他又到工地上去收拾东西。
他总是把工具保管得有条不紊,把应修的工具修补得完好无缺,使同志们用啥有啥。
一年来,经他的手就修复了一千五百余件工具。
他在工作中很注意节约,从不浪费一钉一木,见到地上有一颗小钉子也要捡起来。
他对同志们讲:“这些小东西和大机器同样来之不易。”
同志们齐声赞扬说:黄继海真是个“好管家”!

黄继海有空还常帮助炊事员抬菜,磨小豆腐,帮助卫生员消毒碗筷,帮助营里通信员送信送报纸……大家说:黄继海不但保管工作很出色,互助协作精神也很好。
(方宇翘)

黄继海细心修理工具 梁一志摄

刘蕙芳是病人的好姐妹

作者:殷成国
栏目:在平凡的岗位上

刘蕙芳是某医院病人衣物管理员。
数年来,她一直兢兢业业地在工作着。

医院里每天都有几十名病员入院和出院,一切衣物都经过她的手存取。
夏天,特别是雨季,她怕病人的衣物在仓库里受潮发霉,经常打开窗子通风,晴天就一件一件地搬出来晾晒。

那还是1959年的春天,有一个战士病愈出院,身上穿的是一件破军衣。
她看见了,暗想:“我怎么能看着出院的同志穿着破衣服走出医院大门?”
从此,她天天带着针线包,每次晾晒衣物,都是一边翻动,一边检查。
衣服破了就补,扣子掉了就钉,领章开线就缝,见了脏衣服就洗。

今年夏天她病了,领导和同志劝她休息。
恰好,来了一个重病人,在换住院服的时候,她看见病人的两套军衣和一套衬衣都被汗水浸湿了。
她想,这衣服大热天放进仓库,要不了几天就会霉烂。
于是就毫不犹豫地把三套衣服洗了。
第二天,又把破处缝好,叠得板板正正,把军衣放进仓库,衬衣送到病人身旁。
这位休养员感动地说:“刘同志,你真象我们病人的亲姐妹!”
休养员很多,有的同军衔,也有个别的同姓名。
为了衣物不错乱,她做了保管卡片,写好部别、职别、军衔、姓名,编号登记。
在仓库里,衣物摆放得井井有条。
怕挤的东西,专门放在保险地方。
就这样,她保管的衣物,件件无霉烂、无丢失、无差错。
她连续三年被评为五好,三次评为服务态度好的标兵。
(殷成国)

陈爱群是个好炉工

作者:林树浩
栏目:在平凡的岗位上

在一千二百多度高温的化铁炉旁,炉工陈爱群,手里拿着一根十几斤重的铁棍子,一会儿捅通风眼,调节风量,观察火色;
一会儿扒掉渣滓,清理炉底;
毛铁化开了,他又忙着用“勺子”接铁水,送到翻砂模子上。
化铁炉高温的燎烤,火苗子的熏烫,都没有使这位坚强的炉工离开炉子一步。

炉工,这个活儿的滋味——又脏又累,入伍前他就尝过了。
但是,到部队后,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第二天就来到化铁炉旁干起活来。
一次,施工部队急需要四五百个斗车滚轮,任务交给了翻砂班。
大家合计了一下,全班分两班作业,完成任务没问题。
但是只有一个化铁炉和一个炉工,高温炉旁一个人加班加点作业,能顶住吗?
陈爱群坚决表示:“再大的困难,我也能顶住它!
“就在一个星期之中,他开了四次炉,炼出铁水,铸造出四五百个“滚轮”。

从去年6月他来到化铁炉旁,一炉一炉的铁水从他的身边流到翻砂模子上,几千件机械配件,送到了施工的工地上。
化铁炉不知烤干了他多少汗水,勤恳工作着的炉工陈爱群,就在这化铁炉旁获得了“五好战士”和“技术能手”的光荣称号。
(林树浩)

农业集体化是农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笔记

作者:马亦民
栏目:思想战线

全国解放以来,党和毛主席领导我国广大农民,胜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逐步实现了农业合作化,进而实现了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化,使我国农民走上了集体化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在兴修农田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抗御自然灾害、支援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建设等方面,正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近几年来,由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已经走上了健全发展的道路,并日益显示出它的无比的优越性。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在谈到当前农业方面的任务时,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继续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进一步调动农民的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努力发展生产;
同时,要动员和集中全党全国的力量,在各个方面,积极地、尽可能地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分期分批地、因地制宜地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实现我国农业的现代化。
为了更好地领会和深入贯彻执行党的这些指示,重温一下毛主席历来关于农业集体化问题的论述,对我们是十分必要的。

实现农业集体化,使农业生产获得飞快的发展,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广大农民的迫切愿望。

大家知道,过去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几千年来,广大农民一直过着分散的、落后的个体经济生活,受着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长期处于贫困和愚昧的状态。
正象毛主席曾经指出的:“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
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我国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遭受的压迫剥削更加重了。

党领导广大群众,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国农村实现了土地改革。
广大农民翻了身,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生活获得了一定的改善。
但是,土地改革的完成,并没有改变农民的个体经济,因此,它只解决了农民部分贫困的问题,而不可能最终地全部地解决农民贫困的问题。
毛主席在分析土地改革以后我国农村的情况时指出: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时有灾荒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力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⑵道理很明显,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不仅无力采用新式农具和新的耕作方法,无力大量兴修农田水利,无力抵御严重的自然灾害,不能更快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达到丰衣足食;
而且不能按照国家的统一经济计划进行生产,不能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商品粮食和其他工业原料,为工业品提供广阔的市场,因而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
另外,个体小农经济又必不可免地会使自发资本主义势力得到发展,使农村继续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
土地改革完成以后不久,这种趋势就显露出来了。
1955年,毛主席就尖锐地指出了这种情况,他说:“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
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
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
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
⑶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可能使农民彻底摆脱剥削和贫困,而且也不可能使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继续巩固下去。

那末,出路何在呢?
唯一的出路就是集体化。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组织起来》这篇著名的讲话中,就明确地指出:使农民克服永远穷苦的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
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并且指出:“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
在实现土地改革以后,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之指出:“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
毛主席的这些指示,给我国广大农民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为什么我国农民必须走集体化的道路呢?
为什么实现农业集体化是解决我国农民贫困问题的唯一办法呢?
集体经济比个体经济具有哪些优越性呢?

首先,实现农业集体化,能够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有更大的能力抵御自然灾害,能够为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开辟广阔的道路,从而使我国农业生产力获得更快的发展,使人民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

1956年1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
集体经济之所以比个体经济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它比个体经济有着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早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就根据革命根据地群众创造的劳动互助社、变工队和合作社的经验,不断指出了这种劳动互助组织在农业生产上的伟大作用。
虽然那时还仅仅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初级的集体互助组织,但是比个体生产已经有着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
例如,毛主席在《组织起来》一文中说:“今年边区有许多变工队,实行集体的耕种、锄草、收割,收成比去年多了一倍。”
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又指出:“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现时还只能是建立在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民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的互助的劳动组织……但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量的增加,已属惊人。”
解放以后,在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头几年,这种优越性更加日益显露出来。
毛主席在分析当时的情况时指出:“已经建立起来了的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都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这是极好的情况,证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合作社胜过互助组,更胜过单干户。”
⑷“过去三个人做的工作,合作化以后,两个人做就行了,表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⑸在我国农村全部实现了合作化和进一步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以后,这种优越性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挥。

农民群众组织起来以后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不仅表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而且表现在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加强上。
毛主席曾经指出:“一切劳动农民,不论是那个阶层,除了组织起来集体生产,是无法抵抗灾荒的。”
⑹事实充分证明了这点。
例如:湖南邵阳县,解放前干旱灾害严重,粮食产量很低。
解放后,1949年到1952年,全县粮食年产量平均为一亿七千多万斤;
1953年到1957年,在合作化运动期间,年产量平均为二亿二千多万斤。
从1958年公社以后,大办水利,全县产量达三亿三千万斤。
1959年、1960年和1961年曾经遭到一百天到一百五十天的大旱,粮食总产量仍分别达到三亿零四百万斤、二亿四千万斤和二亿八千多万斤。
今年又遭受三次灾害的袭击,由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挥了作用,总产量达三亿多斤,比1961年增长4.15%,这个材料,只不过是许许多多事例中的一个而已。
它说明了只有依靠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才有可能战胜灾荒,使生产获得不断发展。

由于农业集体化的实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强了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保证了生产的不断发展,因而也就不断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使广大农民的生活获得了不断的改善,特别是农村中的困难户,生活日益增加了保证。

我们不仅要看到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给我们带来的眼前利益,而且要看到它将给予我们的长远利益。
我们知道,要彻底改变我国农业的落后面貌,使农民彻底摆脱贫困,就必须改变落后的手工劳动为机器操作,逐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毛主席说过:“中国只有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通通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
⑺而要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是不可能的,只有实现农业集体化,才能够创造必要的条件。
毛主席指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
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
⑻毛主席这一辉煌的思想,照亮了发展我国农业的根本道路,这就是:必须首先实现农业集体化,才能进一步实用农业机械化。

其次,实现农业集体化,能够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必要的条件。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只有农业生产发展了,才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广大的可能性,而只有社会主义的农业集体经济才能够提供这种可能性。
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从以下三个方面精辟地分析和论证了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相互关系:第一,“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重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第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生产,它的其它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为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的使用。”
第三,“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需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
……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
基于上述理由,所以,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合作化完成了,这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大矛盾。”
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证明了毛主席这些论断的无比正确和它的深远意义。

再次,实现农业集体化,对于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有着重大的意义。

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在建国以后,是建立在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基础上。
但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就有必要把这种联盟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即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否则,个体小农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使大多数农民重新陷于破产和贫困的地步,影响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影响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工农联盟也就不可能继续巩固下去,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深刻地指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
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巩固我国的工农联盟,对于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巩固我国人民民主政权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在说明解放后经济建设问题的时候就这样说过:“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主席又指出:“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
可以说,没有建立在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基础上的巩固的工农联盟,没有巩固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那么,社会主义的其他一切也就无从谈起。
正如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明确指出的:“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在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的今天,我国的工农联盟又进入了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把工农联盟建立在逐步实现农业技术改革的新的基础上。
而这只有动员和集中全国力量,积极地支援农业,进一步巩固和发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才能够胜利地实现。

在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程中,必不可免地要经过长期的、艰巨的斗争。

如上所说,由于农业集体经济比个体经济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它提供了农业发展的极大可能性,提供了农民共同富裕的极大可能性,因此,我国广大农民积极拥护农业集体化,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毛主席在实行衣业合作化的头几年就指出:“我们必须相信:(1)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2)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
⑼事情正是这样,我国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胜利地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正在日益健全和巩固。

但是,应当看到,在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程中,必不可免地要经过长期的、艰巨的斗争。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
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⑽“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
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
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
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
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
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
⑾这种斗争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毛主席在1953年10月中央召开第三次互助合作工作会议的时候告诉我们:“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
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
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是我们观察我国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钥匙,它为我们擦亮了眼睛。

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
我国农村中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们不甘心于自己阶级的被消灭,时时刻刻都在企图复辟,乘机进行破坏活动。
毛主席告诫我们说:“反革命破坏合作化运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在合作化过程中,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充分地注意这个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作斗争的问题。”
⑿这些死硬分子和国外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及其走狗现代修正主义者遥相呼应,往往利用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兴风作浪,进行颠复和破坏。
这种斗争在整个社会主义过度时期都会存在的,我们决不能丝毫放松警惕。

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他们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对富裕农民来说,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他们会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遇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
毛主席指出:“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农民,只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他们是动摇的,有些人是在力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⒀富裕农民的这种动摇性,不到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力量十分雄厚,集体收入的分配大大超过他们原有收入水平的时候,是始终会存在的。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
⒁另外,目前农民还保留一定数量的自留地和个人经营的副业,农村中还有集市贸易,这作为当前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是完全有必要存在的;
但这也使富裕中农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仍然有活动的余地。
因此,除了必须大力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逐步实现农业技术改革,增加生产,大大增加农民的集体收入分配以外,还必须大大加强农村中的政治工作。
毛主席指出:“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
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
⒂正因为这样,毛主席历来非常重视党在农村工作中的阶级路线。
毛主席在总结农业合作化的经验的时候指出:“中农是必须团结的,不团结中农是错误的。
但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农村中,依靠什么人去团结中农,实现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呢?
当然只有贫农。
在过去向地主作斗争,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是这样,现在向富农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作斗争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也是这样。”
⒃又说:“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必须建立现行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机关中的优势,而以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作为辅助力量,才能按照党的政策实现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巩固合作社,发展生产,正确地完成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毛主席有一句名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⒅加强对广大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政治任务。
农民社会主义觉悟的不断提高,是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重大保证。
毛主席说:“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
⒆我们知道,农民有着两重性,他们是劳动者,这就决定他们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然而他们又是私有者,这又使他们形成了浓厚的私有观念和个体经营的习惯势力。
而这种私有观念和习惯势力,正是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温床。
对于农民的这种长期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和习惯势力,是绝对不能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去解决的,而必须不断用示范的办法,经过长期的耐心细致的教育,去加以解决。
毛主席在谈到对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时候教导我们说:“这一工作是艰巨的,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
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
⒇这种对农民的长期、细致的思想教育,实质上是思想领域里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这种斗争,在我国农村基本完成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将长期继续下去。

提高思想觉悟,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积极地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实现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必不可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
前几年的经验证明,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总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压制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企图引导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
毛主席指出:“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21〕并指出:“几乎带普遍性地在许多地方存在着的、阻碍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互相呼应着。
……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
〔22〕“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
〔23〕因而他们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社会主义的保卫者,又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我们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肩负着重大的责任。
我们必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尽一切可能积极地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以便使我国人民逐步走向美好、幸福生活的道路。
首先,我们必须树立常备不懈的战备观念,刻苦地练好本领,随时准备粉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一切挑衅、侵犯、破坏和颠复活动。
这是我们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最重要的实际行动。
其次,我们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勤俭建军的方针,继续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搞好部队的农副业生产,适时地帮助人民公社生产劳动,爱护武器装备,节约一切资财,尽可能地为国家减轻负担。
第三,我们必须模范地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并积极地向家庭进行宣传教育,特别是家在农村的同志,要教育家庭成员热爱集体事业,处处关心集体利益,发挥集体生产的积极性。
第四,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不断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阶级嗅觉,在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风浪中,坚决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向一切资产阶级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在任何困难情况下决不动摇,高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信心百倍地为把我国建成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

注:

⑴ 《毛泽东选集》第934页

⑵⑶⑷⑺⑻⑼⒀〔21〕〔23〕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⑸ 《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578页

⑹ 《只有合作化才能抵抗天灾》一文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548页

⑽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⑾⒆⒇ 《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123—124页

⑿ 《必须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作坚决的斗争》一文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册,1142页

⒁ 《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353页

⒂ 《必须对资本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一文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353页

⒃ 《福安县发生“中农社”和“贫农社”的教训》一文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701页

⒄ 《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转变为贫农占优势的》一文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857页

⒅ 《论人民民主专政》

(22) 《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729页

每周干部必读

栏目:思想战线每周干部必读

《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红旗》第二十二期社论)和《发扬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精神》(《人民日报》十一月十五日社论)(两文十一月十六日《解放军报》均转载)

这是纪念莫斯科宣言五周年和莫斯科声明两周年的两篇社论。

我们党在今年九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中指出:“我们应当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坚持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零年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坚决而彻底地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要危险的现代修正主义,这是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主要任务,同时也要坚决而彻底地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这也是长期的任务,总之,是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
这两篇社论根据这一精神,深刻地阐述了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的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同时也论述了反对教条主义等问题。
认真阅读这两篇社论,对于我们认清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任务,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都很为重要。

在这两篇社论中,《人民日报》的社论着重阐述了在当前的大好形势面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在对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的根本区别。
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与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区别,首先就在于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站在全世界人民度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最前列。
现代修正主义者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害怕美帝国主义,害怕各国人民的斗争,把这种斗争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对立起来,以至堕落成为帝国主义的义务宣传员、政治掮客和走狗。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区别,还在于是不是承认被压迫民族有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是不是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
还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红旗》的社论着重指出,共产党人要善于辨别怎样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反对教条主义,而不是借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怎样才是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来反对宗派主义,而不是借反对宗派主义的幌子,用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它指出,现代修正主义者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他们所反对的,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和革命灵魂。
他们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下,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来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们处处迎合资产阶级的口味,把无产阶级的政策改造成为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东西,而且以能讨资产阶级的喜欢,作为决定自己政策的标准。
他们拿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来代替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拿改良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拿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拿人道主义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

两篇社论都指出,尽管我们面临的斗争道路是艰苦曲折的,尽管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还可以暂时地在世界人民头上卷起一阵 乌云。
但是,天是坍不下来的。
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是一定要失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总是要在全世界胜利的。
要失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总是要在全世界胜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