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面：头版
据新华社14日讯 中央机关事务工作方面近五千名积极分子和先进集体代表，昨天和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的跃进誓师大会。
大会号召这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无名英雄”，鼓足更大的干劲，在大搞技术革命、组织机关经济生活、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等方面，争取更好更全面的跃进。
大会在13日下午开始，今天下午闭幕。
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在会上讲了话。
有二十四位机关事务工作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的代表，在会上报告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其中有厨师、保育员、汽车司机、打字员、电话班长、总务科长等各方面的先进人物，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的优异成绩，受到了到会代表的热烈欢迎。
大会表扬了一百一十一个单位的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
会议最后，全体代表在热烈的掌声中通过了倡议书。
习仲勋副总理在讲话中向到会的先进人物表示热烈的祝贺。
他说，几年来，机关事务工作的成绩是很大的。
更重要的是，通过事务工作，进一步加强了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把机关事务工作战线上的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
这些成绩的获得，也为今后机关事务工作的持续跃进，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习仲勋说，机关事务工作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是整个国家建设机器中的一个部件和螺丝钉，也是一支关系到机关工作和生活的后勤队伍。
担负这些工作的同志，可以称得起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无名英雄，他们的劳动都是光荣的劳动，也是受人尊敬的劳动，是同其他工作一样具有政治意义的工作，是党和国家所需要的大有可为的工作，丝毫没有高低贵贱的不同。
习仲勋谈到1960年中央机关事务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组织机关经济生活和大搞集体福利事业，大搞卫生和体育活动，大搞增产节约运动，等等。
他说，在机关事务工作中，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也应当无例外地大搞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
必须承认，在机关事务工作中，大量耗费体力的手工操作是存在的。
他强调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必须注意从政治出发，也就是既要红，又要专，不能只专不红。
必须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去掉自卑感，要树雄心，立大志，攀高峰。
在机关事务工作中还有一部分不能搞技术改革的，应当从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和服务态度等方面加以改进，并且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以促进运动的持续开展。
习仲勋特别指出，组织机关的经济生活，大办集体福利事业，这是一件十分复杂细致的工作。
目前组织机关的经济生活，主要是大办幼儿园托儿所，大办机关食堂，大搞干部家务集体劳动，大搞学生课余集体活动。
办好公共食堂又是组织机关经济生活，大办集体福利事业的中心内容。
要办好公共食堂，必须加强领导，依靠群众。
习仲勋谈到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开展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时说，这是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问题，也是搞好机关干部生活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个革命工作者，不仅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工作的积极性，而且还必须有强健的身体和良好的卫生习惯。
只有思想进步，而又身体强健的人，才能够担负起党所交给的繁重的工作任务。
习仲勋谈到大搞增产节约运动时说，要坚决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
增产节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开源节流。
做机关事务工作的同志必须学会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
增产节约要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要发动群众，深入实际，找窍门，想办法，提高工作效率，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国家机关党委第一书记龚子荣在讲话中，代表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向这些为群众所爱戴的“管家人”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热烈祝贺。
龚子荣说，机关事务工作人员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成为机关职工群众生活的组织者，要把这个光荣的任务当作机关事务工作的方向，不要变成鼠目寸光消极被动的事务工作者。
另外，龚子荣还谈到做事务工作的同志，必须发扬团结协作的共产主义精神，反对本位主义思想；
要经常不断地反对官僚主义，做到和广大群众息息相关，成为群众所爱戴的“管家人”。
大会通过倡议书，号召中央机关事务工作全体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树雄心，立大志，破除任何自卑感和懒汉懦夫思想，在各项工作上攀登高峰，出色地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一切任务。
首先要立即掀起一个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高潮，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实现炊事工具、机关生产工具和其他生活服务工具的机械化、半机械化，并进一步向自动化、半自动化发展。
对于不能搞技术改革的工作，也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力改进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和服务态度，提高工作效率，提高服务质量。
第二、要大力组织机关经济生活，大办集体福利事业。
要尽最大的努力办好公共食堂，做到“炊具机械化，管理科学化，饭菜多样化”，保证大家吃得好，同时还要全面组织机关干部的生活，大力发展以养猪和种菜为中心的机关生产。
第三、要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和体育活动。
第四、大搞增产节约运动，坚决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发扬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克勤克俭的优良传统，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
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在大会结束时讲话说，这次大会将进一步鼓舞全体机关事务工作同志的革命干劲，推动机关事务工作继续跃进。
版面：头版
新华社14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邀请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塞古·杜尔在他认为适合的时候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
杜尔总统已接受了刘少奇主席的这项邀请。
版面：头版
新华社14日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打电报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祝贺西班牙共产党建党四十周年纪念。
贺电全文如下：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值此光荣的西班牙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西班牙共产党全体同志和西班牙人民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四十年来，西班牙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经历了光荣的和艰苦曲折的道路，坚持不懈地领导着西班牙工人阶级和西班牙人民为争取民主自由、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而斗争。
我们曾以十分敬佩和同情的心情关注过西班牙共产党在国内战争时期，领导和团结西班牙人民为反对佛朗哥的法西斯叛乱、保卫民主共和国所进行的伟大而英勇的斗争。
由于帝国主义的无耻干涉，西班牙人民的解放事业遭到暂时的挫折。
但是，二十年来，西班牙共产党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一直保持着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统治的斗争，不但没有中断过，并且日益发展和扩大，使佛朗哥政权面临严重的危机。
目前国际力量对比，已经进一步发生了有利于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巨大变化。
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在玩弄和平手法掩盖下，积极进行扩军备战的真面目，也日益清楚地为各国人民所认识。
在美国扶持下，西德军国主义的复活，是欧洲和世界的一个严重战争危险的策源地。
最近美国策动西德在西班牙建立军事基地的阴谋，正遭到西班牙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我们坚决支持西班牙人民为结束佛朗哥的法西斯统治、复兴民主，为反对外国在西班牙建立军事基地维护祖国独立的斗争。
我们深信，西班牙人民的解放事业在以多洛霍斯·伊巴露丽同志为首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0年4月10日
===== 贾尔卡赛汗主席访问武汉等地后回到北京-蒙古大使沙拉布举行招待会-朱德委员长说；
代表团的访问增进了中蒙两国的友谊
作者：吕厚民
版面：头版
新华社14日讯 由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巴扬勒·贾尔卡赛汗率领的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代表团，今日上午由郑州乘专机回到北京。
到机场迎接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林枫等。
代表团在10日离开北京后，访问了武汉、洛阳、郑州。
陪同贵宾们访问的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张启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连贯。
今天下午，贵宾们在北京参观了红星人民公社。
新华社14日讯 蒙古驻中国大使沙拉布为以贾尔卡赛汗主席为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代表团访问中国，今天晚间在大使馆举行了招待会。
朱德委员长，林伯渠、程潜、林枫副委员长，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沙拉布大使在招待会开始时讲话。
他说，我们高兴地看到，蒙中两国人民间的传统的兄弟般的友谊，正在日益发展和巩固。
蒙中两国领导人的互相访问，都为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给予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代表团的热情欢迎和款待，表示衷心感谢。
大使还兴奋地说，蒙古人民正热情地为顺利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而努力，目前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贾尔卡赛汗主席在讲话中热烈赞颂蒙中两国人民的友谊。
他说，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蒙中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合作关系，今后一定会更加巩固，更加发展。
贾尔卡赛汗主席在讲述他们访问中国的观感时说，我们亲眼看到兄弟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以大跃进的速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使国家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工业、农业获得迅速的发展，将在科学、文化方面攀登一个新的高峰。
他说，我们回国后，将把你们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你们工作的伟大意义，中国劳动人民的奋发热情，他们的无穷力量、积极性和创造性，详细地介绍给我国人民。
兄弟般的中国人民的每一项光辉成就都使蒙古人民感到欢欣。
朱德委员长在招待会上讲话。
他说，以贾尔卡赛汗主席为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代表团，在我国访问期间，会见了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同各界人士进行了接触，参加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贾尔卡赛汗主席并且在会议上发表了精彩的演说。
由于大使同志的安排，今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同代表团的同志们聚会在一起，感到非常高兴。
代表团在我国的访问，增进了中蒙两国的友谊。
我愿借此机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部分委员，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北京市的负责人，以及首都各方面的人士。
外国驻中国的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吕厚民
朱德委员长和贾尔卡赛汗主席（右）、沙拉布大使（左）在招待会上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 吕厚民摄
作者：龚德
本报讯 南京部队直属机关、部队、医院、仓库的炊具革新工作已经在各食堂全面展开，争取在4月底以前，基本上实现燃料用煤气、烧饭用蒸气、主副食品加工机械化、半机械化。
3月初，南京部队领导在大抓部队的技术革新时，也抓紧了直属单位的技术革新。
他们认为：在直属单位中，食堂的手工操作最有普遍性，因此需要大力革新炊具。
并指出：炊具改革对减轻炊事人员的劳动强度，使他们有充裕的时间进行学习和生产，增强部队的机动能力等都有重要的意义，号召直属单位立即行动起来，做出成绩。
各单位热烈响应这一号召，成立了技术革新委员会或技术革新小组，3月下旬，炊具革新运动就普遍开展起来。
后勤部副政委带领技术革新办公室的人员，连续三天到地方上十几个先进食堂和饭馆访师取经，不断地到各单位检查督促。
半个月来，各单位共创制了九十六种土、洋炊事机械，不少单位已经基本实现燃料用煤气、烧饭用蒸气的要求，有些单位基本实现了主副食品加工机械化、半机械化。
4月6日，南京部队在后勤部召开了驻南京陆、海、空三军炊具改革现场会议，会上展出了新近制成的数十种炊事机械。
在琳琅满目的展览会上，有土、洋两种煤气发生炉，它的最大好处是：可以节省烧煤50％左右，好煤、坏煤都可以烧。
有六用切菜机、水力自动淘米机，这些机械构造简单，一般部队都可以制造。
展览会上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只安装在汽车上的小饭锅，这只小饭锅利用废气可以在行车二十五公里内，做好一锅饭，供八个人食用。
参观的同志尝了刚做好的一锅饭，兴奋地说：“有了这个办法，汽车牵引炮兵、汽车兵在行进途中不愁吃不上热饭热水了，这个革新符合实战需要。”
与会同志通过参观，互相学习了各种土、洋机械的构造原理，听取了南京部队后勤部领导同志介绍的炊具革新的经验。
这些经验概括起来有这样几条：一、首长亲临“前线”，带领干部、工人、炊事员上“战场”，加强领导，鼓舞士气。
二、向地方学习，就地取“经”。
三、土法先上马，然后再搞土、洋结合。
四、强调自力更生，解决革新所需要的材料问题。
五、边革新边使用，边改进边提高。
六、全面规划，分段突击；
即把需要革新的项目排队，分清缓急，集中力量逐项革新。
第一步解决当前迫切需要的，如燃料用煤气、烧饭用蒸气；
第二步革新手工操作最繁重的，如和面、磨豆腐等；
第三步革新一般的炊事工具，如做馒头等。
为了加速直属单位的炊具革新进程，他们已经把现有的革新成果，集中起来加以鉴定，选择比较完善的马上推广；
并综合同类机械的优点，迅速设计出更完善的进行推广。
还要继续组织人员学习地方的先进经验和组织部队内部的互相参观，并从已经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中选拔一批有技术经验的人，组成技术革新指导小组，帮助各单位解决某些技术难点，把技术送上门。
又讯 南京部队后勤军需部食堂大闹炊具改革，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基本上实现了燃料用煤气，主副食品加工机械化、半机械化。
这个食堂的炊具改革工作从3月20日开始，截至4月5日，在烧煤方面制成了煤气发生炉，厨房已经不再有煤灰了。
在主食品加工方面，如和面、淘米已经可以不用手了。
在副食品加工方面，由于采用了电磨、手摇去皮机、脚踏打鳞打叶两用机、手摇洗菜机等，笨重的体力劳动大大减少，人力节省很多。
军需部食堂的炊具革新所以进展的这样快，认真学习地方的先进经验是重要原因之一。
从已经完成的革新项目来看，绝大多数是属于仿造或者改制。
学习地方的先进经验大大缩短了自己的摸索过程。
他们在学习地方先进经验的时候，根据本单位的就餐人数、设备条件、材料来源等实际情况，确定了“既要学习又不照搬，学习和创造相结合”的原则。
例如地方上“一家春”饭馆的煤气发生炉很小，照着去制造，就不能适应本单位人多的需要；
而南京耐火砖厂的煤气发生炉大得象一间房子，照着去制造，也不适用于本单位。
他们学习了煤气发生炉的构造原理，设计和制成了完全适用于本单位的煤气发生炉。
同时他们也注意向军队内部的兄弟单位学习。
制造电动和面机时，他们不懂得转数的计算，就请某工厂的同志来帮助解决了这个难点。
这个食堂的炊具改革是以自力更生为主来解决材料困难的。
目前已改革的全部工具只用了二十四元钱，买了四个齿轮和一部分传动皮带。
其他材料大都是利用废旧品。
如从仓库里找到了一架报废了的铡草机，就做了好几样炊事工具。
自力更生，大量地利用废旧材料，不但符合节省的原则，而且可以迅速地制作成功。
（龚德）
群策群力 大胆革新
栏目：评论
许多食堂正在大搞技术革新，以先进的机械炊具代替手工操作。
从今天本报发表的几则消息中可以看到，一些食堂已经迅速获得了成绩，切、洗、蒸、煮样样都用上了机器，看了令人兴奋。
炊具改革，是当前部队食堂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这是一件大好事。
它可以大大减轻炊事人员的劳动强度，大大提高炊事工作的效率。
比如某部修理连使用快速焖饭器，二十八分钟就能做好九十五斤米的饭；
301舰制造的包饺子机，一个钟头就能包八千多个饺子。
劳动效率真是几倍几十倍地提高。
这样，一个人能做几个人或者更多人的事。
由于实现炊事工具机械化半机械化，作饭时间大大缩短，食堂工作人员就能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农副业生产，研究改善伙食，搞好食堂卫生，使饭菜花样更多，把食堂办得更好。
过去由于炊事工具落后，炊事人员工作时间常常拖得较长，对军事政治文化学习以及文化娱乐活动往往很少参加，使用了先进工具以后，炊事员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去进行学习，这就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和技术水平，有利于提高我军的战斗力。
要搞好炊具改革，首先要发动炊事员和食堂管理人员，他们是主力军；
同时也要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特别是要注意发挥部队的修械所、铁木加工厂的作用。
炊具改革的方针同样应该是：自力更生，因陋就简，由粗到精，土洋并举。
炊具改革要靠自己动手，能土就土，能洋就洋。
开始搞得粗糙一些也没关系，只要能够比手工操作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并且保证饭菜的质量只有提高，不会降低，那就是好的。
以后可以逐步改善。
此外，还要尽可能地照顾到部队的特点，搞得适合部队行动的需要。
一些分散的较小的伙食单位，不适于大搞机器的，也要尽可能进行主要炊事工具的改革。
目前，炊具改革这件事部队在搞，地方也在搞。
特别是城市的工厂、机关和学校的食堂，已经创造了许多适用的机器。
我们一定要积极向地方学习，充分利用地方上已有的革新成果；
并且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加以改进和提高，这样就会使我们的革新搞得更快更好，少走弯路。
只要我们下决心，发动群众，善于学习，大搞协作，实现炊具机械化并不是很困难的。
南京部队军需部食堂只用了半个月，就在炊事工作的许多工序上实现了机械化半机械化，修理连经过八天苦战，就创造了六种炊具。
可见，迅速地实现炊具改革是完全可能的。
希望各伙食单位都行动起来，各级领导要从经验上、物质上积极予以支持和帮助，把这件大好事作得又快又好。
作者：何志明
本报讯 铁道兵某部修理连大搞炊事工具改革。
经过八天苦战，创制了快速焖饭器、压面机、切菜机、洗菜机、淘米机等炊事工具，基本上实现炊事工具机械化、半机械化。
这个连使用这些炊事机械以后，大大减轻了手工劳动，节省了时间，提高了饭菜质量。
如使用快速焖饭器做饭，只用二十八分钟就可以做出九十五斤米的一锅饭，做出的饭松软、喷香。
洗菜机只用三分钟就可以把五十斤萝卜洗得干干净净。
切菜机可以把菜切成片、丝，又快又均匀。
用人工需要两小时切完的菜，用切菜机只要十几分钟就成了。
这样，不仅减轻了炊事员的体力劳动，同时，可以使他们腾出时间进行农副业生产、研究改善伙食、参加政治文化学习和其他活动。
这个连在铁道兵党委发出以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指示以后，在修理工作大革新的同时进行了炊具的改革。
党支部在连里反复动员，号召大家坚决反对右倾思想、破除迷信，几次组织炊事班的同志研究、讨论。
开始时，有的炊事员说：“几千年都用手做饭，用机器做饭哪能行啊！”
经过讨论，统一了思想，树立了信心，人人想点子，大家出主意，领导机关也给予他们大力支持，经过八天苦战，制出了六种炊具，初步实现了机械化、半机械化。
现在他们又提出，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努力，制造切肉机、和面机，自造土自来水。
支队在这个连召开了现场会议，号召各单位迅速掀起一个炊具改革的高潮。
（何志明）
作者：张宗尧
作者：张双/张峰/邓庆林刘依群杨国栋丁松寿赵云玉
栏目：锅台上闹革命
木工巧造切菜机
报捷会上，人们把一台手摇切菜机围得水泄不通，一个年青的战士飞快地摇动着木轮，熟练地做着切菜表演。
这个战士就是手摇切菜机的制作者余列怀。
余列怀是九五六三部队木工厂的木工。
两个月前，他在八连看到炊事员起五更爬半夜地切菜，很吃力。
特别是要吃包子的时候，光切菜就累得满头大汗。
他心想要有一台切菜机该多好啊！
于是决心制作一部切菜机送给炊事班。
一有空他就用硬纸壳摆来摆去，试验设计，可是老没有个头绪。
一天中午，他从农具厂经过，农具厂里传来隆隆的电锯声，他马上意识到：用一个木轮安上刀片旋转起来，不就能切东西吗？
他立刻跑回车间，动手做起木轮来。
修械所的同志帮助他做成一把刀。
按照刨子刨木出木花的原理，费了两个半天的时间终于把切菜机装好。
切菜机当场和切菜能手李忠较量，结果：切片比手工切快四点五倍，切丝快九倍。
（张双、张峰）
淘米机工效高
某步兵学校炊事员张宗相、张雨臣、赵文化，没用一分钱，用废旧材料造了一台淘米机，一人操作，二十分钟淘米五十斤，比手工操作快二至三倍。
这台淘米机共分三部分，两个旧脸盆合成一个贮米槽，用罐头盒和铁片做成五页的风轮，用一个装皮鞋的旧木箱做成溜米槽。
溜米槽是梯式的，米从梯上溜进贮米桶，沙子就存在梯空里。
它构造简单，容易操作，省人省力省材料，既适合大食堂用，也适合连队食堂用。
（邓庆林、刘依群）
一小时包八千个饺子
三零一舰机电部门抓紧修舰空隙，利用废料制成一部手摇、电动两用包饺子机，每小时可包饺子八千多个。
过去吃一顿饺子全舰人员要忙碌半天，现在只要四、五个人动手就行了。
（杨国栋、丁松寿、赵云玉）
作者：王毓琛高礼双新华社
艳红的桃花和皑白的梨花象云霞一般环绕在山西平陆周围的土石山上，碧绿的麦田象给整个山峦镶上了一块块翡翠。
在这大地充满了生机的日子里，曾经穿云破雾救亲人的人民解放军北京空军某部官兵，组成一个慰问团，带着战士们关怀阶级弟兄的赤诚的心来到了平陆。
“首都千里送药的英雄来了！”
平陆县十二万人民立刻沸腾起来。
老妈妈把窑洞打扫的更加干净舒适，老爷爷把最好的土产食品一盘盘摆在桌上。
他们把来慰问的空军官兵接到家里，获救的六十一个中毒民工更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
他们紧紧握住战士的手，象见了久别的亲人。
劳动模范张代胜，只叫了一声“毛主席派来的救命恩人！”
喉咙就哽住了。
性格坚强的“女状元”雷兰英，在中毒后命在旦夕的痛苦关头，没有流一滴眼泪，但是现在她禁不住落泪了。
老民工牛成娃举起铁一般的拳头大声说：“是党把咱们阶级弟兄结成一家，是党的阳光和甘露使我们死而复生，我没有别的可以报答党，只有这一身的干劲！”
这个五十七岁的老民工，在中毒获救恢复健康后，拉大车运土，一趟就运两千斤。
六十一个获得新生命的民工这些天开山挖土采取了新的方法，由原来每人每天挖五方，一下子突破了十五方。
阶级友情传遍了平陆周围的每一个山谷。
圣人涧公社西延村人称“老来红”的劳动模范黑司娃，连夜赶来会见“夜行千里送仙丹，赛过当年活神仙”的空军战士，并且编歌唱道：“天上降下来救命王，救命王就是共产党，人民空军是英雄，赛过当年孙大圣。”
从抗日战争中就给八路军扛弹药，运军粮的老民工王文彬，在儿子王孝先获得新生命以后，就组织了家属报恩突击队，哪里困难就在那里突击。
听说空军慰问团来了，他领着突击队通宵防霜，天不亮又从几十里地外赶来，当着慰问团同志的面嘱咐儿子说：“党救活了你，也救活了咱一家人，今后，咱父子俩要干出个样子来，报答党的恩情。”
空军战士们为了学习民工们忘我的共产主义精神，赶到风南公路工地和阶级弟兄并肩劳动。
他们脱掉了军上衣，卷起裤脚，举起铁锹大镐，和民工们一起站在半山腰上开山挖土，展开友谊竞赛。
在“平陆事件”中亲手把药品从飞机上投下来的机械师刘万敏，劳动起来象个小老虎，他一会儿爬到半山腰上抡着大镐开山，一会儿又挑土。
飞行员张品元，一到工地，就挑起沉重的土筐，象飞一般地挑起土来。
当慰问团告别亲人返京的时候，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和平陆人民个个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夹道相送。
姑娘们连夜在手帕上绣上了“友谊感动万颗心”的大字，绣上了全县人民的深情，送给空军战士作纪念。
从平陆到运城的公路上，到处锣鼓喧天，鞭炮轰鸣，到处沸腾着战士和民工的深厚的阶级友情。
高礼双
图是张店人民公社的社员们热烈欢迎送“神药”的英雄们。
高礼双摄（新华社稿）
作者：李梓斌
本报讯 广州部队掀起了开办农牧场的热潮，到3月底，新办的农牧场为去年开办的十倍多，并且取得一些初步的经验。
当去年总政治部发出部队进行农副业生产的指示以后，广州部队所属各部在积极进行业余农副业生产的同时，有些单位就试办了农牧场，在试办中摸索到，主要依靠开办农牧场来满足部队副食品的供应，是一个好办法。
它把分散的生产变成为集中的生产，不但大大减少部队训练和副业生产在人力、时间上的矛盾，而且能够更充分地发挥技术力量，提高生产效率，便于经营管理，从而用较少的人力完成广大部队副食品供应的任务。
同时，也为安置军官家属参加生产劳动提供了场所，并且可以成为官兵劳动锻炼和学习农业生产知识的学校。
去年12月，广州部队党委作了大办农牧场的决定，号召部队迅速上马。
从此，农牧场的数目便急剧增加。
办一个什么样的农牧场？
初期，有些单位对农牧场的根本任务和主要经营项目还没有掌握得很准。
有的不分主次地提出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
有的笼统地提出多搞收得多、收得快的作物；
有的对种植油料作物不够重视，等等。
广州部队党委和领导机关召开会议，研究了农牧场的情况，指出部队的农副业生产应该是业余生产和开办农牧场同时并举，两者的生产项目应该有分工。
农牧场以养猪为主，同时种植油料和饲料作物，以保证部队主要的副食品——肉类和食油的供应。
有条件的农牧场，也可以在保证完成肉、油生产任务的前提下，逐渐地发展多种经营，以增加副食品的花色品种。
蔬菜的生产，仍由部队用业余时间，在营房附近进行。
党委认为，肉类和油料两项比较困难的生产任务交给农牧场担负是适当的，因为农牧场具有集中生产的优越条件，就能够更好地进行生产和获得丰收。
现在所有的农牧场都坚决地执行了党委规定的任务。
广州部队党委提出的办农牧场原则是：因陋就简、勤俭办场。
这一方针贯彻到建设、生产、管理、生活等各方面。
例如，为了便于建场，领导机关在开始时期作少量的投资是必要的；
但是，主要的还是要白手起家。
农场的耕地，主要的是靠自己动手开荒。
如某支队发动群众开荒一千多亩，修建了二千八百多平方米的宿舍和猪圈，每平方米只花了三角一分钱。
农牧场是个生产单位，只有实行经济核算，适当控制生产人员和非生产人员的比例，处处增产节约，才能逐步增加积累，扩大再生产。
农牧场增产节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大搞工具改革，如实现养猪过程的机械化，推广先进农具，把笨重的手工操作逐步用机械化来代替。
农牧场人员的生活福利，一定要给予充分的注意，但是应该逐渐地解决。
起初，有的部队的农牧场还未办起来，就先忙着解决生活问题，没有把资金首先用到主要的方面，影响了建场工作；
也有的农牧场雇请拖拉机站的拖拉机耕地，花钱太多。
这些偏向一经指出很快就得到了纠正。
现在，各农牧场都能把生产摆在首要地位，同时按照国家的规定和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解决本场人员的医疗、幼儿入托、工资等具体问题。
在农牧场的组织领导方面，他们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例如对劳动力的使用，以本场人员为主，必要时请求部队支援。
农牧场的劳动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部分服役期满的义务兵自愿转入农牧场的；
二是军官家属；
三是雇请的少量技术人员。
他们都是专业生产人员，是农牧场的基本力量（在必要的时候，如大面积耕耘、抢种、抢收、基本建设等，可动员部队到农牧场参加突击劳动）。
各场建立了一套生产管理、计划统计、会计核算、行政生活等制度，保证了农牧场的正常生产。
农牧场本身的工作，由党支部委员会统一领导；
有的单位还建立了场务管理委员会，作为监督生产的群众组织。
各农牧场都建立了政治教育的制度，经常注意进行政策和国家法令的教育；
有的农牧场已开始建立文化、生产知识和军事学习制度。
为了有力地指导农牧场的工作，许多领导机关正在亲自培养示范性的农牧场，从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
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各农牧场也提出了一些办法，如：一、在不与民争利的原则下，场址的选择应考虑到以下条件：有水源，土地比较广阔，便于机器耕作，离部队驻地较近，交通比较方便，便于内、外协作，有发展前途。
二、农牧场人员工资福利要逐步解决，目前的做法是：复员战士按规定标准发薪金；
家属的薪金经民主评定、领导批准；
雇请的技术人员的薪金与人民公社的标准基本一致。
三、与当地人民公社建立联系，向他们学习先进的生产经验，并积极主动给他们以支援。
（李梓斌 广州记者组）
作者：北京部队生产办公室
随着部队农副业生产的发展，建立和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实行经济核算，已经成为管理生产和发展生产上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只有经过核算，才能正确地反映经济效果：不仅知道生产了多少实物，而且知道产值多大，成本多少，有盈余还是有亏空，亏空的原因是怎样造成的。
有了这些情况作根据，才便于准确地制定进一步指导生产的计划，和正确地对收益进行分配。
通过核算，还可以向群众全面地展示劳动的成果，从而鼓舞群众的劳动热情，群众也才好监督生产，实行民主管理，以杜绝贪污浪费；
核算还能够促使全体人员更加珍惜自己的生产果实，对财务加强管理，厉行节约有很大好处。
所以哪里有生产，那里就要有核算。
1958年，我们部队开始搞生产的时候，一般不重视建账和算账。
1959年，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组织领导的健全，普遍建立和健全了生产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手续，生产的实物收付和现金出纳有了账目和定期的结算制度，没有账目或账目不清的现象已经很少见。
这比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仅仅这些还是不够的。
因为部队农副业生产，虽然生产的实物是直接用于自给的，但是对产品的消费还要根据生产的纯收益中用于改善生活的部分去补助伙食。
就是说，还必须进行生产的核算，必须有正确的核算方法。
由于开始时对这种思想并不都十分明确，所以在实际工作中曾出现了不少问题。
首先是有的单位认为：“羊毛出在羊身上，自己生产的东西，算账何必斤斤计较！”
因而在产品计量计价上特别大方，把产量计算得过低，把产品计价过贱。
结果是降低了生产成绩，缩小了收益。
虽然伙食改善好了，个别单位还出现了大量的伙食节余，但却相对地减少了扩大再生产的积累。
这时生产的发展是不利的。
当然计价高于市价也是不对的。
这样会影响对生活的改善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一般应略低于市价。
其次，有些人忽视成本核算的重要，说是“生产为了改善生活，不是为赢利，不是做买卖，只要记载下生产成绩就算了，盈亏没多大关系”。
再次，还有的单位只看到生产成绩，想急于收回投资，把固定资产的折旧“一年扣还，省心了事”，这样人为地增加了当年的生产成本，减少了收益。
此外，在生产核算上还有一种片面的看法，就是认为手续越简单越好。
这种说法有其对的一方面，因为核算是为生产服务的，应该简便易行，不要成为生产的累赘。
但是过于粗略，只简不明，不能正确反映生产的全部经济活动，这就达不到运用核算推动生产发展的目的。
应该根据部队农副业生产的特点，建立起一套较完整的核算制度。
为保证核算正确，我们向所属部队提出了“统一核算账簿、统一成本核算范围、统一计价方法、统一核算表报”的“四统”要求，并拟定了一些规章制度，使生产核算纳入轨道，以指导今年生产的持续跃进。
生产核算必须把专业人员负责和发动群众参加结合起来，才能达到目的。
为了使生产的核算工作迅速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应该训练一批兼管或专业财务干部；
另一方面，必须广泛发动群众参加核算工作。
去年，我们开展了一次以党委、支部为领导，有专业技术干部参加，并广泛发动全体官兵动手的群众性算账运动，收到了又快又准确的效果。
短期内迅速算清了全部队的生产产值、成本和收益，为制定今年的规划提供了根据，也使群众得到一次实际的民主管理生产的锻炼。
可以说，这是生产核算的一种多快好省的办法。
这是生产核算的一种多快好省的办法。
作者：毛高翔/钟时
去年，某航校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会。
在这个展览会上展出的不是别的，而是共产党员、副大队长郁善伟同志学过的许多书籍和几十本笔记。
在看展览的人群中，你可以不断听到这样的赞语：“郁副大队长毅力真是惊人！”
“惊人”的是展出的书籍之多；
更“惊人”的是在这些书上，画满了红红蓝蓝的杠杠、圈圈、点点；
许多地方都圈了又画，画了又圈。
书页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注解和眉批。
乍看起来，他象个读书又不爱书的人；
许多书的书角磨光了，书皮、书页格外陈旧。
其实，这些陈旧的痕迹正是他爱书、迷书的记号。
有些书他读过一遍又一遍，谁知道他翻阅过多少遍呢？
就拿“毛泽东选集”来说吧，他已经精读过四遍了。
他读过的书还有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大部分、列宁文选全部、斯大林全集8——13卷、苏共党史、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还有许多本高中物理、化学、代数、英文课本。
决心学习 赶上形势
郁善伟同志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对我们来说好象是小孩需要母亲的奶汁一样，天天要吸吮。”
这句话很形象地表达了他的心情。
全国解放以后，在一片欢庆胜利声中，他曾经产生了一些思想问题。
党及时向他敲起了警钟，指明了方向。
通过整风和思想总结，他认识到：革命事业一日千里地发展，如果不努力学习政治理论，改造自己的思想，就有掉队落伍的危险。
同时，随着革命事业的迅速发展，党把更重的责任交给了他，把他从报务组长提升为副主任。
工作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也使他感觉到，努力学习，提高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的迫切性。
特别是通过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的学习以后，“不努力学习的人是不能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的”。
这句话就象是响亮的钟声一样，经常在他心里震荡着。
所有这一切，使他下定决心要刻苦地学习政治。
联系实际 百学不厌
郁善伟同志在学习方法上曾经走过一段弯路。
开始学习的一个时期，他没有注意紧密联系实际，因此学习效果不够好。
领导上给他指出这一缺点后，他学习了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进一步明确了学习的目的，端正了学习态度，改进了学习方法。
1953年，党宣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国家公布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他也随着制定了第一个自学五年计划。
他在按计划的学习中，采取了一方面根据形势、任务、个人思想确定学习内容，另一方面按着著作顺序系统地学习相结合的办法。
例如，在“三反”以后，他结合自己的思想改造学习了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
他在担任报务主任时，为正确处理和两位副主任的关系问题，他就学习了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整顿党的作风”两篇文章，本着严于责己的精神，找出了自己存在的缺点。
为了深入反修正主义的学习，他反复阅读了两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等。
在“八个问题”的学习中，他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思想。
在系统的学习方面，他注意了在历史的顺序和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学习原著的精神实质。
例如，他在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对当时的社会条件不够熟悉，他就结合学习了中共党史。
在系统的学习中，他选择了和当前实际问题关系较为密切的内容作为重点。
郁善伟同志对时事政策的学习也很重视。
他看报纸不仅注意阅读社论，而且对国内经济建设消息、国际形势的发展都很注意。
他常对别人说：“关心时事是无产阶级觉悟程度提高的一种表现。”
郁善伟同志在文化学习方面也很突出。
他原来只有初中文化程度。
去年，在总政关于普及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号召下，他开始自学数学。
仅在七个月当中，他就利用业余时间学完了高中数学和一本高中物理，演算了两千多道习题。
去年和今年初，上级组织了几次（几何、代数、三角）考试，他的成绩都是一百分。
今年他被评选为出席全军文化教育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
郁善伟同志还随时注意学习和工作业务有关的科学知识等。
例如，他在外文系工作时，每天至少听课两小时，并且自学了大学英语课本和英语的航空常识、原子防护、气象学等。
他在大队工作，除了负责外文班教学领导外，还分工搞副业生产和技术革新。
为了做好这些工作，他又开始学习有关农业病虫害和无线电原理等技术书籍。
对一些尖端科学知识他也很注意学习。
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和惰性作斗争
郁善伟在介绍自己长期坚持学习的体会时说：“学习的最大敌人就是‘惰性’，它会给你制造许多放松学习的借口。
“过去我住在福建时，夏天天气热、蚊子多，刚拿起书来没看上两行，蚊子就叮到脸上、脚上。
我打了几次，心里就烦躁起来。
这时，‘惰性’好象对我说：‘去乘乘凉、打打扑克多好？
现在就少学点吧，等到冬春再补一补吧！
’
“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文选时，我常遇到许多‘拦路虎’，象‘商品二重性’、‘一元论’、‘二元论’等等，有时看五、六遍也不懂。
这时‘惰性’又对我说：‘现在何必自找伤脑筋？
以后有了参考材料再学吧！
’
“在工作比较忙的时候，虽然有不少零碎时间可以利用，可是‘惰性’总好象在劝我说：‘这一阵子太累了，该歇歇了，忙过这一阵子再好好学吧！
’
“今天算了吧，明天算了吧，‘惰性’慢慢地就占了上风。
开始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慢慢就变成只晒网不打鱼。
“后来，我无意中在毛主席的‘愚公移山’那篇文章中受到了启示。
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告诉我们：做什么事情也要有决心，只要有决心，大山也能挖掉。
学习理论又何尝不是这样？
以后在学习中我就注意锻炼自己的毅力，不断地和‘惰性’作斗争。”
的确，郁善伟战胜“惰性”是经过了一个艰苦的思想斗争过程的。
在炎热的夏夜或是在寒冷的冬晨，当他有些犹豫的时候，他马上就想：不能向“惰性”屈服，要咬牙坚持学习。
有时候因为工作或开会回宿舍晚了，很想躺倒就睡的时候，一想到今天的学习计划还没有完成，他马上又坐在灯下翻开了书本。
脑子不清醒了，他就用冷水敷敷头，继续学下去。
在学习中碰到疑难问题，翻来复去都弄不懂的时候，他就想：在共产党员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要知难而进！
他就找人请教。
在没有人可问的时候，他就到处找参考材料；
有时候为了找一本参考书，他跑遍了全城的新华书店。
郁善伟说：“‘惰性’这个敌人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我硬着头皮和它较量了几个回合以后，它就甘拜下风了。
什么事情也是开头难。
等到我学习入了门，逐渐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养成了学习的习惯，再遇到空闲时间，如果不学习一会，就象会抽烟的人见了烟不能抽一样地难受。”
做时间的主人
对于怎样抓时间、挤时间学习，他的体会很深。
他说：“谁有学习的雄心大志，谁就是时间的主人。
时间这个东西你抓它，它就来，你不抓它，无数宝贵的光阴就会从你的身边悄悄溜掉。”
郁善伟真是一个抓时间的能手。
他担任着四个班的教学领导工作和十几个班的劳动生产，工作很忙，事情很杂，参加的会议也多。
可是他每年仍可抽出七、八百小时的业余时间进行学习。
他处理工学矛盾的原则是：工作第一，学习第二，但决不因工作丢掉学习。
因此，他在工作时间一般不学习（领导规定的除外）不聊天，而是集中精力处理工作，争取在工作时间内将工作处理得干净利落。
这样，他就可以抽出更多的业余时间进行学习。
在一般情况下，他每天早晨要学习二十分钟，中午看看报纸杂志，晚上要学习一至二小时。
遇到节日、假日，他也要学习几个小时。
在1958年大跃进的春天，工作特别忙，再加上修水库、搞卫生等等劳动，时间是很紧张的，但是，他每天还坚持一个多小时的理论学习。
出差，是他自学的好机会。
1956年，他在去上海的往返途中，利用乘车和住招待所的时间，看完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大部分。
1959年他在去济南的火车上和招待所里，又复习了一遍“论持久战”、“十大军事原则”、中共党史关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部分。
郁善伟爱读书，但他决不是一个书呆子，他还注意参加文化娱乐活动。
在本单位放映新影片时，每次他都去看。
晚上看完电影以后，他还要坚持一个多小时的自学。
他把星期六晚上作为洗衣服和整理内务、搞环境卫生的时间。
在节假日也常常看到他在菜地里劳动。
因此，大家都说他是一个“会工作、会学习、会休息的人”。
在工作中开花结果
常年坚持自学的郁善伟，政治觉悟和工作水平不断地得到提高。
1957年他在英文系担任主任，并担任党支部书记。
当右派分子刮起了一股妖风的时候，他运用了几年来学习和掌握的理论武器，运用了毛泽东思想，驳倒了右派分子的谰言，组织群众圆满地完成了英文系的反右派斗争的任务。
1958年在教学改革中，他又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不断革命的思想，组织群众大鸣大放，展开了兴无灭资的斗争，批判了厚古薄今、只教书不教人、重技术轻政治、理论脱离实际等资产阶级教学观点，批判了认为英文教学不能跃进的论调；
使大家进一步明确了必须坚决贯彻以我为主的教学思想，必须坚决贯彻党中央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必须在教学中贯彻多快好省的精神。
这样，就推进了教学改革。
例如根据学用一致的原则，发动群众自编教材，自编英文军事词典等。
结果，在党的具体领导和群众大力支持下，使这一期学员提前了十个月毕业，而且质量比过去还好。
郁善伟在工作中很注意走群众路线，他根据各人不同的特点，尽量发挥大家的作用。
他遇事能和群众商量，不懂就问，毫无架子。
无论是除四害、种菜，还是开展英语会话等群众性活动，他都能以身作则，和大家打成一片。
在教员中，有的人思想问题比较复杂，他能够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很好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因此，1958年他被评选为“政治挂帅、走群众路线”的模范，立了三等功。
向红透专深前进
现在，郁善伟同志已进入了第二个五年自学计划的第三年。
今年上半年，他主要是围绕着“八个问题”进行学习，以便进一步理解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伟大意义，提高共产主义觉悟。
下半年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新版下册，以便配合深入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各项政策。
文化方面他今年计划复习高中代数和学完解析几何。
许多同志在他的刻苦学习精神带动下，更加积极地参加了政治文化学习。
英文教学组长彭文汉说：“以前我浪费了不少时间，今后一定要向郁副大队长学习。”
现在彭文汉在假日没有特殊事情从不上街，并开始有计划地学习政治。
在郁善伟同志的带动下，英文组的全体同志都很重视政治学习。
他们成立了时事政策“点将台”，每周问答一次。
去年，一大队有五名教员到前线部队锻炼，郁善伟同志不断去信提醒大家，越是在对敌斗争的复杂情况下，越是要加强政治学习，加强组织观念。
五名教员在前线工作繁忙的情况下，坚持了自学，有的还被评为三等功臣。
最近，某航校在全校干部、职工大会上，把题有“自学标兵”的奖状发给了郁善伟。
全校同志，在“向刻苦自学十年的郁善伟同志学习”的口号下，掀起了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文化科学的热潮。
作者：王达仁
栏目：科学与技术
在蔚蓝色的天空中，人们常常会看到飞机在云中穿行，从地上看来，这些银燕来往自如，十分轻巧。
但是，在云中飞行实际上却是一个复杂的课题。
云中多变的气象情况，要求飞行员进行刻苦的锻炼。
在远处看起来有的云象一团团棉花，外表洁白，平静，有的云反映出红色的霞光，但是走近一看却是另一番情景。
在云上飞行，你可以看到下面云浪滚滚，气流翻腾好象大海里的波浪一样。
而在云中飞行，光线立刻昏暗起来，象在浓雾中航行一样。
云是由空气中的水汽冷却凝成的大量小水滴（云滴）或小冰粒（冰晶）组成的，每一个云滴的直径只有1％毫米左右，在一立方厘米的体积中约有二百到五百个大小云滴。
云滴很密，所以在云中飞行的能见度很差。
云的厚薄不同，所以云中的光线时明时暗。
云滴很轻，经常随着气流的变化而流动。
在有的云（积雨云）中气流的升降特别猛烈，它的流动速度竟达到每秒三十米以上，相当陆地上的十二级飓风，真是汹涌澎湃象海涛一样，所以把云叫做“云海”是很恰当的。
一个没有云中飞行经验的驾驶员初次飞入云层，常常会在明暗交错的光线影响下，产生高度和方向上的错觉。
在较厚的云层中，阳光透过少，所以暗些，在薄云层中，光线要亮些，而在云中飞行，太阳在上，朝亮处飞是升高，朝暗处飞是下滑。
因此当飞机从厚云层平飞到薄云层，光线由暗变明的时候，没有经验的驾驶员就会误认飞机是在爬高。
这时飞机如果下滑，就不能保持预定的飞行高度。
云，使飞机在飞行中产生颠簸现象。
云中的上升和下降气流造成的乱流是飞行的“敌人”。
这些乱流把飞机上下、左右地抛动，并且产生震耳欲聋的冲击声。
这时，飞行员坐在机舱里，就象坐在一辆快速的汽车里突然开到了一条坎坷不平的公路上一样，上下、左右地颠簸、震动，操纵飞机非常困难，而且会使飞行员感到过度的疲劳。
飞机受到的颠簸现象，在不同的云中，程度不同。
在一般的积云中颠簸的时间短，常常是在十分钟以内，可是在夏季的积雨云（下雷雨的云）中，颠簸就极其强烈了。
因为雷雨云中气流的变化很猛，有时竟会使飞机下落几千米，那真是“一落千丈”。
所以“积雨云”是飞行的“禁区”。
在云中飞行，机身还会产生结冰的现象（又叫积冰）。
空气的气温是随着高度的增加而降低的，一般是每升高一百米，温度下降零点六度（摄氏），在几千米高空的云中温度已经在摄氏零度以下，云中的小水滴有的变成了小冰粒，有的低于零度而没有结冰，叫做“过冷的水滴”。
飞机如果碰到了这种小水滴就可能产生积冰现象。
这时在机翼的前缘，天线，座舱前玻璃，炮口等地方就会积上一层冰。
飞机积了冰，容易失去平衡引起机身震动。
这种震动有时会将飞机上的铆钉震松而使飞行员驾驶困难。
不过积冰现象随着喷气飞机速度的增加而减少了，这是因为飞行速度增加后，飞机表面温度增加了，积冰就比较困难。
一般在飞行速度达到每小时八百公里以上的飞机上就很少积冰了。
云，对飞机在海面执行任务也有不利的影响。
飞机在海上进行侦察、投雷、投弹等任务时，要寻找目标，可是太阳光透过厚薄不匀的云在海面上映出了明暗不均的影子。
这些影子很容易和目标混杂在一起，使飞行员分辨不清水下舰艇或水面舰艇的位置。
因此使搜索困难，也使飞行员容易疲劳。
云对空中作战也有有利的一面。
因为云中的能见度较差，在一定条件下（在敌方现代武器装备不够完善的条件下），云就成为歼击机伏击的天然隐蔽场所。
另外，在执行侦察和轰炸任务，到达目标以前也可以采取云上或云中航行，在接近目标时，下滑出云完成任务。
然后，立刻入云。
这样，敌机就难以攻击我机。
因此熟练地掌握云中飞行的技术是很重要的。
要想在云中自如飞行，除了要熟练地掌握仪表飞行（盲目飞行）的技术以外，还要学会识别各种云的外形和它的性质。
例如夏季的积雨云，颜色似黑烟，有的黑中透红，浑身疙疙瘩瘩，底部前缘常有一条滚轴状的云团，很象一大团棉絮，并且有着平顶状的云顶（如图），有的外表呈青色会下冰雹。
又如浓积云的外形象山峰，云顶光秃，边缘明显等等。
飞机如果通过浓积云或积雨云及在云下飞行时都会产生颠簸。
当然，云的种类是很多的，云的变化也较大。
因此，要想在云中做到自如的飞行，必须了解更多的云的知识。
随着科学的发展，现在人们已经能掌握云的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在云中飞行也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积雨云的构造
作者：加戈士那司
栏目：科学与技术
各种战术导弹所担负的战斗任务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它们在结构、发动机和控制系统方面各有不同。
这些区别决定了导弹的性能和使用的方法。
弹道火箭的工作原理
弹道火箭具备有很好的飞行性能和战斗效能，因此现在许多外国的军事家和设计师们，非常重视这种火箭。
弹道火箭没有“翅膀”，它向目标的运动，同普通炮弹一样，是依靠高速度来保障的，不过这种高速度，不是靠炮膛内火药燃气的作用，而是利用火箭发动机产生的推力。
火箭发动机的构造，决定于使用的燃料。
各种火箭发动机的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利用从发动机喷口喷出的燃气流反作用力（推力），推动火箭运动。
这种燃气流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外国的大多数战术火箭，都使用液体燃料在发动机中燃烧产生燃气，这种燃气以很大的速度从发动机喷口喷出。
任何物质燃烧，都需要氧气或其它氧化剂。
飞机的喷气发动机，是利用周围大气中的氧。
弹道火箭大部分时间是在非常稀薄的大气层内飞行，要带特制的氧化剂箱。
弹道火箭是利用专门的涡轮泵或压缩空气的压力作用，将氧化剂和燃料送到发动机；
后一种叫做气压式供给系统，适用于尺寸不大的火箭上。
美国的“下士”火箭就用这种气压式的供给系统。
较大的火箭如美国的“红石”火箭，就采用涡轮式供应系统。
燃料和氧化剂通过喷嘴进入发动机的燃烧室。
在那里它们混合、燃烧而形成气体，燃烧时发动机燃烧室内的温度达到几千度。
为了保护发动机，发动机本身要有冷却系统，如发动机的燃烧室和喷口，经常都复着一个外壳。
温度很低、流速很高的液体燃料或氧化剂，流过内壁和外壳之间，先起到冷却发动机的作用，然后通过喷嘴进入燃烧室。
弹道火箭发动机的燃料和氧化剂在混合时，会形成一种危险爆炸性的混合物，为了保证发动机的安全和可靠的工作性能，必须很精确地调整燃料和氧化剂流入燃烧室。
弹道火箭的组成部分
现代化液体火箭发动机的弹道火箭，是由以下几个主要部分组成：头部（内部装有普通炸药或核装药、引信）、控制仪器、推进剂箱和装有发动机的尾部（见图）。
外国报刊指出美国的“下士”和“红石”弹道火箭的推进剂箱，均在一个舱里。
同时箱壁也就是弹体的表皮，这样可以减少火箭的重量。
在外国军队中，带有战斗装药的火箭头部，是单独运输和保管的，不同火箭放在一起；
在发射的时候，才用固定螺栓将头部与火箭连接起来。
控制仪器装在头部后面的仪器舱内；
在仪器舱上装有检查窗，便于维护使用和进行各种检查。
为了改善仪器在飞行中的工作条件，预先把仪器舱密封起来。
弹道火箭的控制方法
据外国报刊报道，美国的大部分战术弹道火箭都是采用的所谓惯性控制系统，这种控制系统上的敏感元件能够测量火箭在飞行中受惯性力作用而产生速度的变化（加速度）。
根据测定的加速度的大小，专门的仪器就可以确定火箭的速度和它在当时已通过的航路，因为弹道火箭的射程取决于发动机停止工作时火箭所获得的速度，因此当火箭在飞行中获得了确保达到射程所要求的速度时，控制系统就会自动关闭发动机。
不过这样还不能完全保证火箭命中目标，可能产生横向偏差。
控制系统内的专门的陀螺仪，是用来自动检查火箭的横向偏差的。
利用万向吊架上的三自由度陀螺仪的性能，在空间保持陀螺的主轴方向不变。
火箭在飞行时，陀螺仪的轴总是与垂直面相重合（发射前检查好）。
如果火箭离开预定的方向、产生了偏差，陀螺仪外框和它的轴便形成一定的角度，在与陀螺仪外相连的电路上，就产生与该偏差角度大小相应的电流。
这一电流信号，经过放大之后送到控制舵的机构。
通过舵的摆动，使火箭回到正确的航线上来。
弹道火箭与其它飞行器不同，它是用燃气舵来纠正方向的。
燃气舵位于发动机喷口后面喷出的气流里，是用耐热材料制成的。
用燃气舵是因为弹道火箭在高空飞行时，使用普通空气动力舵无效。
飞航式导弹构造特点
只要想一下普通喷气飞机的构造，就可以想象得到飞航式导弹的样子了。
飞航式导弹比喷气飞机的构造简单并且便宜。
例如飞航式导弹没有起落架，弹上仪器也和喷气飞机不同。
飞行员的工作由专门仪器舱内装置的控制仪器完成。
飞航式导弹和弹道式火箭不同，它装有普通飞机上用的空气喷气发动机，但工作的持续的时间很短。
飞航式导弹除了有主发动机之外，还装有固体燃料起飞助推器，用以保证在移动式发射装置上发射。
飞航式导弹的控制原理
飞航式战术导弹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比弹道式火箭复杂。
飞航式导弹比弹道火箭飞行的时间长，又是在稠密的大气层里飞行，所以容易产生很大的偏差。
几年以前，外国在控制飞航式导弹方面，广泛采用由地面向导弹传送无线电指令方法，修正导弹在飞行当中的偏差。
也采用过其它方法，如利用地面雷达不断地跟踪导弹的飞行，如果导弹偏离规定的航线，地面雷达便发出无线电指令脉冲，使导弹回到规定的弹道。
这种控制容易受到干扰。
因此，外国的设计师们现在开始设计能够自动校正飞航式导弹飞行偏差的设备，不需要地面操纵即能飞向目标。
不久前美国空军装备的TM—76“马斯”飞航式导弹，就是利用这种控制设备。
这种控制设备的工作情形，就好象领航员在一架带有雷达和地形图的飞机上工作时一样。
领航员把雷达萤光屏上的反射信号和地图上的方位物对照，来修正飞机的航向。
“马斯”飞航式导弹的控制系统使用的不是普通的地形图，而是雷达地形图。
这种雷达地图，就是把导弹要飞经的地形或地形模型，用雷达拍摄成的一系列片子。
在导弹发射出去之后，一具好象电视机样子的专门机器，对照着雷达片子和弹上雷达萤光屏的反射。
当导弹离开预定的方向时（地形图片预定的方向）这种机器就自动向舵机发出指令讯号，导弹的舵就根据指令讯号控制飞行方向。
但是这种导弹较容易被发现，因为它的控制仪器在工作时，要放射出电磁波。
这种控制设备的另一个缺点是，在战斗条件下不能预先准备好“马斯”飞航式导弹所要飞经的雷达地形图。
外国刊物上指出，在这样情况下“马斯”飞航式导弹，应使用类似弹道火箭上的准确性较差的惯性控制系统。
（原载1960年1月28日苏联红星报，原文根据外国报刊编写，凡鸟译，本报摘编并加小标题）
弹道火箭的构造
作者：今明
栏目：科学与技术/知识小品
将炮弹射到月球上去，这是十九世纪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提出的幻想。
然而实际上这是办不到的。
不要说当时的火炮，就是今天威力最猛的大炮也无法把炮弹射到宇宙空间去，炮弹飞到一定高度，总是要落下来。
好象有一条看不见的链子紧紧地拉着它。
这条看不见的链子就是地球的引力或者叫做重力。
地球的重力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和它有密切的关系。
可是人类很长时期并不懂得这一点，仅仅模糊地感到物体有“向下”的性质。
在十四世纪三十年代欧洲人开始使用枪炮的时候，他们以为炮弹是沿直线进行的，只是在走了一定距离之后，才发生转折，垂直地落下。
许多专家根据这种认识来研究大炮的瞄准，并且作了许多计算工作。
但是因为根本的认识错了，这种研究当然也就毫无成效。
十六世纪的前半期，意大利经常受着土耳其军队的侵袭。
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意大利青年塔尔塔利亚决心帮助他的同胞提高大炮的瞄准技术。
他与当时的炮手、机械士等一些具有丰富实际经验的人们一起研究，发现了炮弹射出后不是沿直线前进，而是沿一条弧线也就是所谓抛物线前进。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问题直到十七世纪牛顿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才得到比较清楚的解释。
由于受到地球重力的影响，炮弹一边前进，一边被地球的重力不断向下拉，以至最后落到地面上。
过去还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一艘商船从荷兰载上了五千吨青鱼，来到非洲一个靠近赤道的港口，在他们再一次过磅的时候，发现青鱼少了十九吨。
是谁偷了呢？
当时谁也答复不了这个问题。
后来人们才发现，任何一件东西，在赤道附近去称它的重量，总要比在其他地方称的重量要轻。
这现象也是因为重力作用的改变而形成的。
据科学家们研究，地球并不是一个浑圆的球。
从赤道的地面到地心的距离，比两极与地心之间的距离要远两万多米。
按照引力的规律，距离愈远，相互间的引力也愈小，因为两极地区的重力比赤道附近要大0.53％。
那是一公斤重的东西，运到赤道附近，就会减轻五点三克。
地下的物质密度常常是不一样的，密度大时重力也就大。
因此重力的变化到处都存在，并且可以用仪器探测出来。
例如铁矿石的密度很大，岩盐的密度则较小，如果地下有空洞，密度就更小了；
又如各种岩石的密度也各有不同。
因此根据重力的变化可以探知地下的岩石和矿藏的分布情况。
这是一种重要的勘探方法。
研究重力对于大炮的瞄准也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发射远程导弹时，更为重要。
多少年来，重力这条锁链一直牢牢地把人类拴在地球上，可是现在苏联的宇宙火箭已摆脱了重力的控制，当火箭具有每秒十一点二公里的速度时就能挣断锁链，飞到宇宙空间中去了。
作者：梁正辉
栏目：科学与技术/弹药常识
炮弹的梯恩梯炸药常常会发生流油的现象。
梯恩梯炸药为什么会流油？
流油以后还能用吗？
这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梯恩梯炸药为什么会流油？
从制造过程来看，这是因为原料不纯和制作过程化学作用不完善，产生了杂质而发生的。
梯恩梯炸药是用甲苯（一种无色的液体）在混酸（硫酸和硝酸按一定比例配合成的）中，经过一个复杂的化学变化制成的。
梯恩梯炸药的学名叫三硝基甲苯。
如果化学作用过程不完全就会产生一些类似梯恩梯炸药，但是内部结构不同的物质，叫同份异构体，同时也会产生少量的杂质。
这些杂质和梯恩梯炸药熔在一起，会降低梯恩梯的熔点，使梯恩梯炸药容易熔化。
如梯恩梯炸药的熔点是摄氏八十点五八度，可是有了杂质，在摄氏四十度以下也会熔化而流油。
一般梯恩梯炸药流油，开始是淡黄色的，然后逐渐变为深黄色、红棕色、茶褐色以至黑褐色。
这种黑褐色的油状物质常常和引信室内涂的油分不清。
这可以采取试验的办法来鉴别它们。
把梯恩梯流出来的油放入浓度为95％的酒精中，如果是梯恩梯炸药流出来的油，酒精溶液变为黄色，如果是炮弹油则由于它不溶于酒精，所以酒精仍旧是无色溶液。
再加入一滴氢氧化钠溶液，前者变为血红色，后者变为紫色，根据酒精溶液颜色的变化可以分出梯恩梯流出来的油。
梯恩梯流油从理论上分析可能会使炸药松软，密度减少，产生膛炸、早炸现象；
也有可能浸湿引信中的传爆药，起钝化作用；
梯恩梯流出来的油可能敏感，射击的时候在高温高压作用下发火。
但是，一般的梯恩梯炸药流油以后，成分虽然稍有改变，实际上爆炸性能完全符合要求，炸药本身的变化也不大，并没有产生松软或出现气孔等现象。
因此梯恩梯炸药在流油以后仍旧可以使用。
只有流油现象特殊严重的才需要重新装药后使用。
栏目：科学与技术/生活顾问
怎样除去暖瓶里的水垢
暖瓶用久了会生水垢，水垢太多，就会阻碍瓶胆内壁银光的反射作用，影响保温。
除垢的办法是用一两小苏打（到西药房去买）加两杯水（约500cc），溶解以后倒入暖瓶轻轻摇荡，水垢少的一次可以除去，水垢多的多洗几次也可洗掉。
怎样洗油腻的碗碟食具
油腻的碗碟食具碰到热水容易形成粘质，也不易洗掉。
如果先用冷水洗一遍，再用开水或碱水洗就容易洗掉。
如果洗积垢，可以用盐和醋放在一起擦。
栏目：科学与技术/小常识
人们利用各种各样的机械代替笨重的体力劳动，大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做人力所远远不能胜任的工作，这就叫机械化。
机械化分成半机械化和机械化。
半机械化是利用机械来干活，动力主要是人力不过有了机械，人的体力就能更充分、更有效地发挥。
譬如手推车、起重杠杆、手摇滑轮、游锤等等，都是属于半机械化范围。
机械化与半机械化的区别就是动力不同。
机械化不是用人力作动力，而是用蒸汽压力、电力、柴油、汽油等等作动力。
象汽车、火车、拖拉机、推土机、工厂中的各种机床、电锉力等，都属于机械化的范围。
机械化尽管有它的优越性，但需要人不停地操纵，人一离开它，机器就不能发挥作用。
自动化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自动化单机是指能够自动完成大部分工序的机器。
机器能自动完成的工序越多，自动化的程度越高，因此，自动化单机又分自动单机和半自动单机。
自动单机需要人进行调整、成批上料、工件检测等工作，工件的主要工序或辅助工序都由机器自动完成。
所以工人能管理更多的机器。
“半自动单机”的自动化程度稍差，它除了能自动完成工作的主要工序以外，工件的装卸不能成批而是一个个地进行，机器要人工开动不能连续操作。
自动化单机的进一步发展就变成了自动生产线。
自动生产线由自动化单机与自动传动机构相联接组成，它使生产能按工序自动地连续进行。
自动生产线的规模要考虑产品的特点以及工序间的间隙性和均衡性。
例如北京强声电影机厂建成的一条自动生产线，它从上料、切料，经传送带送到自动化单机上打孔，再送到另一台车床上车出阶梯外图到产品落入储料箱，完全是自动地进行。
工人只在加工前进行调整，加工时进行上料，检测和排除机器本身的故障。
自动生产线的延长或组合就成为自动化车间和自动化工厂。
工人在自动化车间或自动化工厂工作和在自动化生产线上的工作基本上相同。
化生产线上的工作基本上相同。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4月3日照会印度政府-进一步澄清中印边界从未划定的事实希望促进了解有助于两国总理的会晤-只要彼此相见以诚；
友好协商；
互谅互让；
边界问题一定能够得到满意的解印双方应尽最大努力，勿使两国人民和一切关心两国友好的人民的期望落空
新华社14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960年4月3日给印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照会一件，照会全文如下：北京印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印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致意，并谨申述如下：
中国政府收到了大使馆1960年2月12日的照会，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印度政府在照会中表示，为了两国和世界和平的利益，必须采取积极步骤，来消除引起目前紧张局势的原因和建立两国间友谊的坚实基础，并且认为两国政府必须不迟延地协议一项安排，来完全清除产生边境冲突的危险，并且便利对各国争端的友好解决。
这是同中国政府的历来愿望相一致的，中国政府表示衷心的欢迎。
关于中印边界的事实和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政府在1959年12月26日的照会中已经作了详尽的和全面的陈述。
印度政府在来照中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
但是，印度政府在来照中提出的各种异议并不能动摇上述中国照会所提供的事实和中国政府的立场，而且两国总理不久即将在新德里会晤，因此中国政府不拟对印度政府上述来照所提出的各点一一作出答复。
本照会将只就印度政府提出异议的若干主要问题和一部分事实作某些必要的说明，作为对中国政府1959年12月26日照会的补充。
中国政府澄清这些问题和事实仍然不是为了争论，而是希望促进印度政府的了解，缩小双方的分歧，从而有助于两国总理的会晤。
为了行文的方便，本照会仍将使用在1959年12月26日照会中所说明的关于中印边界西段、中段和东段的概念。
一、中印边界有没有划定和需不需要正式划定
（一）印度政府不接受关于整个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中印之间没有边界条约和协定的论断，但是举不出任何反驳的事实。
印度政府承认1842年条约并没有划定西段边界，但是又辩称这段边界是从十七世纪以来就确定了的，可是依然举不出划定这段边界的条约根据。
关于中段，印度政府承认根本不存在什么边界条约。
关于东段，印度政府只能举出1914年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之间的西姆拉条约和他们双方关于所谓麦克马洪线的秘密换文，但是中国政府早已论证这两个文件是非法的、无效的，而且西姆拉会议根本没有讨论中印划界问题。
基于以上所述，中印之间没有任何边界条约或协定，中印边界全部未经正式划定，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二）印度政府说，全部中国边界，如所周知，是沿着主要的分水岭的，并且说，根据国际惯例，沿着这种不变的天然地形的习惯边界就算是规定了的，不需要双方再正式规定。
这个论点是中国政府所不能同意的。
首先，中国政府早已论证，所谓全部中印传统习惯边界是沿着众所周知的主要分水岭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其次，根据国际公认的原则，国际边界线标志着毗邻国家在各自领土上行使主权的分界线，它必须由有关国家共同加以规定。
因此，即使中印传统习惯线的某些部分具有比较明显的天然地形，它们的起讫点和具体位置也仍然需要由双方共同加以规定。
第三，甚至是英国在过去也没有提出过中印边界无需正式规定的主张，这可从以下事实得到证明。
英国曾经在1899年建议同中国规定克什米尔（包括拉达克）和新疆之间的边界。
在1921年到1927年间，它同中国进行关于划定拉达克和西藏之间的边界的谈判，这一谈判并不是如印度政府所断言的，仅仅为了解决少数几块牧场的归属问题。
在1914年，它还同西藏地方当局秘密地、非法地画了一条关于中印边界东段的所谓麦克马洪线。
如果按照印度政府的说法，中印边界根本无需正式划定，那么，英国过去为什么接二连三地要求同中国划定中印间的各段边界呢？
由此可见，所谓中印边界无需正式规定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三）既然按照国际公认的准则，毗邻国家间的边界必须由双方共同规定，那么，任何一方以任何方式片面地宣布它的国界线或者改变地图的边界画法，显然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对有关邻国也是没有约束力的。
至于以片面行动破坏传统习惯线，扩大占领范围，这自然更不能构成取得领土的合法根据。
中国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历来就坚持这种立场。
可以忆及：第一、中国的历届政府从来不承认英国对中国西藏和新疆地方的领土要求；
第二、在西姆拉会议上和会议后，中国政府明确声明不承认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当时和他日所签订的条约或类似的文件；
第三、中国政府和西藏地方当局对于英国过去破坏中国传统习惯线、侵占中国领土的非法行动，屡屡提出了抗议和交涉；
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也明确地向印度政府说明中印之间存在着未定界问题和中国从来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的立场。
关于这些事实，中国政府1959年12月26日的照会曾经作了详细的叙述。
但是，印度政府却一再断言，中国政府对英国遗存下来的关于中印边界的片面主张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中国政府对领土遭到外来侵占从来没有提出过抗议，中国政府直到1959年9月才忽然改变自己对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等等，这是中国政府感到诧异和不可理解的。
（四）印度政府还争辩说，既然在1954年的中印谈判中双方没有要求讨论边界问题，这就证明边界问题已经不存在。
这个论点同样是不能成立的。
如果认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某一次谈判中没有被提到，就自动地变成不存在了，那是不合逻辑的，也是不可理解的。
而且，中国政府从谈判开始就一再说明，这次谈判只是解决两国间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印度代表也表示同意。
可见1954年谈判并没有解决或者试图解决两国间的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
至于说边界问题不解决，印度同中国西藏地方就不可能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正常关系，这也是不能成立的。
所谓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印度和中国西藏地方的正常关系，这主要是指在中印两国分别获得解放和独立，并且建立了外交关系以后，印度在西藏持有英国遗留下来的特权的状况必须改变，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应该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
至于两国间的未定界问题，在未获解决以前，只要双方愿意维持边境的现状，也并不妨碍双方正常关系的建立，这在国际间有不少的实例。
（五）基于以上所述，可见中印之间从来没有签订过任何边界条约或协定来正式划定两国的边界。
中国政府主张两国政府就边界问题举行全面谈判和达成边界协议是完全有道理的。
把中国政府的主张说成是要求达成什么“新”的边界协议以代替“旧”的协议或是要求“重新”确定两国边界，显然是不正确的。
二、有关各段边界的个别问题
西段边界
（一）有关归属和行使管辖的事实。
印度政府不同意西段边界的有关地区历来属于中国而不属于印度的论断，但是它没有举出任何有力的反证。
尤其是印度政府始终没有举出任何理由来说明这样一种离奇的情况，就是1950年以来，中国的人员和物资一直频繁地穿越这个地区往返于新疆和西藏之间，并且修建了一条纵贯的公路，而自称对这个地区行使管辖并且一直派有人员定期巡逻的印度政府，却长期对此毫无所知。
（二）关于地图。
印度政府说，中国地图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前，对这段边界的画法还同现行印度地图或多或少相符，只是在此以后才改变了画法；
还说，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地图清楚地表明新疆从来没有延伸到昆仑山脉以南。
这些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
事实是，十八世纪以来的许多中国地理图志，特别是一些有权威的，如1784年的“大清一统志”和1820年的“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都载明新疆的境界及于喀拉喀什河河源西南的山脉，这就是喀喇昆仑山脉，这同现行中国地图对边界的画法是基本一致的，而同印度地图的画法并不一致。
至于印度政府所提到的一张1917年出版的“中国邮政图”，它是由当时把持中国邮政事业的法英帝国主义分子，在不征得中国当局同意下擅自绘制的。
同中国人一样曾经长期受过殖民主义侵略的印度人应该容易了解，这张图并不代表中国人的观点，而只代表帝国主义分子的观点。
印度政府说，十九世纪访问过这个地区的英国勘测人员和一些旅行家的地图或记载都同印度现行出版的地图相符，这也不符合事实。
事实上，这些人的地图和记载前后表现了很大的矛盾和混乱。
这种情况正好说明了一百多年以来英国为了侵略新疆和西藏而不断私自窜改边界画法的历史事实。
尽管如此，其中有些人仍然在不同程度上正确地反映了边界的实际情况。
中国政府曾经指出，约翰·瓦克和尼赫鲁总理来信中提到过的海华德和罗伯特·肖对边界的认识就接近于中国地图的传统画法。
这一点印度政府也无法否认，可是印度政府又否定他们的权威性，硬说约翰逊和第二次叶尔羌调查团的调查才是权威性的。
但是，这也不能成立。
以约翰逊为例，他甚至对地形测量都有明显的错误，这在1955年出版的印度测量局局长马松所著的“冰雪之乡”一书中就曾指出过。
约翰逊的图还毫无根据地把中印边界线标到新疆的赛图拉以北，即比现在印度地图上的界线更向北深入中国领土约一百五十公里，这种画法恐怕连印度政府也是不会同意的。
中段边界
关于这一段边界的各争议地点，印度政府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论据，中国政府只想就波林三多这一个问题做些补充。
印度政府说，波林三多同波兰松多不是一个地方，而同波林是一个地方。
这不符合事实。
事实是，波林三多就是印度一般读为波兰松多的地方，不难看出，波兰松多只是波林三多的变音。
而波林则完全是另外一个地方，从来也没有同时被称呼为波林三多。
在尼赫鲁总理1959年9月26日信件所附的注释中，印度政府也明白承认波林三多就是印度控制下的波兰松多。
东段边界
（一）有关管辖的历史事实。
印度政府表示不能接受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包括门隅、洛渝和下察隅三个组成部分的整个地区历来属于中国，而且直到不久以前还由中国行使管辖的论点。
印度政府力图证明这整个地区一向属于印度。
但是，印度政府新近列举的种种理由也都是不能成立的。
（甲）首先在门隅地区，西藏地方当局不仅行使印度政府也承认的宗教职权，更重要的是行使行政职权。
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已经举过许多事例足资证明。
还可举出，曾经在中印东段边境地带进行探测活动的英国地理学家华德在1938年发表在皇家中亚细亚学会杂志上的“阿萨姆喜马拉雅：在巴里巴拉的旅行”一文中虽然毫无根据地说，在1913—1914年，包括达旺在内的门隅地区“已割让给印度”，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不仅在此以前，门隅特别是达旺是“在西藏的行政系统之内”，而且直到他1938年到达门隅的时候，“西藏的行政管理还继续着。”
其次，关于包括瓦弄在内的下察隅地区，则不仅居住着藏族人民，而且历来属西藏管辖。
1944年英军非法侵占瓦弄，经西藏地方政府派桑昂曲宗宗本的代表进行交涉，英军才撤退。
至于处于门隅和下察隅地区之间的洛渝地区，西藏地方政府在那里广泛设有各级行政机构和征收赋税，也是完全有事实根据的。
（乙）印度政府声称，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在遥远的八世纪以前是由瓦曼、萨拉斯塔姆巴和帕拉王朝而不是由西藏统治，可是，并没有举出任何事实根据。
所谓从十三世纪起阿霍姆王朝控制了这个地区的说法，也是不确实的。
阿霍姆王朝的统治范围仅及于布拉马普得拉河北岸的平原地区，从未到达喜马拉雅山的南麓。
从印度阿萨姆省政府所属的历史考古研究部1949年出版的“英国与阿萨姆关系”一书的第一章和附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喜马拉雅山脉以及居住着阿卡人、达夫拉人、阿波人和密闪密人的山麓地带都是在阿萨姆的境界以北，而不在它的境界以内。
至于印度政府一再提到的十九世纪以来英国同这个地带的某些部落所缔结的各个协定，那不难从协定的条文中看出，它们只是关于互不侵犯或接受英国经济援助的协定，不能作为这些部落归属英国和印度的依据。
（二）所谓麦克马洪线是否具有合法性。
印度政府没有再强调西姆拉条约对中国中央政府具有约束力的说法，因为中国中央政府根本没有在条约上签字，更没有加以批准（中国代表陈贻范虽然曾经在条约草案上草签，但是声明这不是正式签字，正式签字须经中国政府批准，而中国政府也立即声明这个草签无效），这个事实是怎样也否认不了的。
但是印度政府着重争辩说：（甲）西姆拉会议讨论过所谓麦克马洪线；
（乙）西藏地方政府有权单独订约。
中国政府愿意进一步澄清这两个问题。
（甲）西姆拉条约的第九条并没有涉及中印边界，条约的附图并没有标出中印边界，这一点如果联系到以下事实就更容易辨明。
首先，印度政府始终没有能够举出在西姆拉会议的哪一天和会议记录的哪一页上出现过讨论中印边界特别是所谓麦克马洪线的问题。
关于一个涉及到面积如此之大的领土归属问题竟然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就在条约和附图上被规定下来，这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在西姆拉条约的附图上，并没有标绘中印之间的界线。
硬要把图上标明的红线（它是用以表示西藏同中国其他部分之间的界线的）的某一特定部分解释为中印边界的一段，这从会议的全部文件中也找不到任何文字的根据。
（乙）西藏地方当局无权同外国单独进行谈判和签订条约，这是绝对不容争辩的。
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对西藏享有完全的主权。
西藏地方当局如果不经中国中央政府的授权和同意，无权同外国进行谈判和签订条约；
即使这样做了，也是非法的、无效的。
这一点，甚至过去的英国政府也不敢忽视。
印度政府所举的1904年的英藏条约——它是英国通过战争强迫西藏地方当局签订的——就是一个例子。
可以忆及，英国在强迫西藏签订这个条约后，还一再要求中国政府签字批准。
这个问题经过反复交涉，直到1906年中英另订条约，并且把上述英藏条约作为附件之后，才算告一段落。
至于1914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代表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关于所谓麦克马洪线的秘密换文，它是瞒着中国中央政府进行的，并且长期对外保守秘密，而中国政府在西姆拉会议期间已经作了一般性的声明，不承认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签订的条约和类似文件，因此这个换文更是非法的、无效的。
中国政府希望，以上所述将有助于进一步澄清有关边界的下述事实，这就是：整个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
双方目前有争议的地区历来属于中国，不属于印度，而且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迄今还在中国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
但是，中国政府愿意重复地说，它始终希望同印度政府经过友好协商，求得边界问题的合理解决，使双方不再在边界问题上有任何争端。
在一些人看来，中印双方的分歧几乎是无法解决的，中国政府不同意这种意见。
中国政府认为，无论中印双方目前在这一个特定问题上分歧有多么大，但是比起两国人民需要千年、万年友好合作这样一个根本性质的问题来说，终究是一个局部性的和暂时性的问题。
只要双方以两国友好和世界和平的根本利益为重，抱有诚意，坚持友好协商和五项原则，采取互谅互让的态度，那么，一定可以克服一切困难，使边界问题得到双方满意的解决。
尽管中国政府曾经一再陈述边界事实和自己的立场，但是从来没有对双方的讨论提出先决条件。
中国政府愿意在讨论中以和解和合理的态度同印度政府共同探讨解决分歧的各种途径，尽力促进讨论的成功。
中国政府一向主张，在边界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双方维持边境的现状，保持边境的安宁，不使这个一时未决的问题影响两国友好关系的巩固和发展。
中国政府一向以极其审慎的态度对待中印边界问题，从未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冲突和边境紧张局势的步骤。
去年在两国边境上一时出现紧张局面和不幸事件，对于中国说来，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和毫无准备的。
此后，中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和提出建议，以求确保边境的安谧，防止使用武力和发生冲突。
印度政府在1960年2月12日的来照中同样表示希望两国政府不迟延地协议一项安排，来消除产生边界冲突的危险并且便利对各项争端的友好解决，这是值得欢迎的。
中国政府希望，周恩来总理1959年12月17日信中所提出的各项建议能为印度政府所接受，作为此项协议的基础，因为上述建议是在充分考虑了双方前此所提的各项建议的基础上拟就的。
中国政府还希望双方并不停顿于这一步骤而能进一步共同努力为边界问题的全面解决做出一项安排，使两国人民不再为边界问题感到困惑和不安。
由于中印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努力，中印之间前一时期的紧张关系已经有所改善，这是令人宽慰和鼓舞的。
现在，举世都瞩目于即将到来的两国总理的会晤，中国人民、印度人民以及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和关心中印两国友好的人民都对这次历史性的会晤怀着殷切的期望。
的确，这次会晤的重要性和两国政府的重大责任是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
中国政府希望，中印双方对此能够有充分认识，并且尽最大的努力，使两国人民以及一切关心两国友好的人民的期望不致落空。
当然，中国政府绝不忽视，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困难，世界上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千方百计地挑拨和破坏两国关系，阻挠会谈的成功。
但是，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相信，两国政府如能相见以诚，努力创造条件，就一定能够使两国的边界争端迅速得到解决，而两国之间的伟大友谊也就不仅不会动摇，而且将会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1960年4月3日于北京
附件：印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1960年2月12日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照会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外交部
印度大使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致意，并谨提到中国政府1959年12月26日交给印度驻北京大使馆的照会。
大使馆奉印度政府指示，答复如下：
二、中国政府没有充分考虑印度总理1959年9月26日给中国总理的信和印度外交部1959年11月4日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照会中所提出的各点，印度政府对此感到遗憾。
中国政府只是重申了它对印度领土广大地区的要求，而漠视了信中所提到的事实。
印度政府殷切地希望，对它所提出来支持它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的事实和历史材料的正确理解，会缩小须加讨论的争端，从而为友好的解决铺平道路。
然而，印度政府不能不遗憾地说，中国政府在来照中不仅不接受无可辩驳的事实，而且无视了重大的边界协定，对协定的条款作了站不住脚的解释或者怀疑了协定的有效性。
这种态度很难导致两国都希望达到的谅解。
三、中国政府辩称，中印边界未经正式划定，并且为支持这种论点而硬说边界并未经条约和协定所确定。
印度政府不能接受这个论点。
以习惯和传统为基础的中印边界是沿着天然的地形，而且这条习惯传统边界的大部分也是为条约和协定所确认的。
整个边界是固定了的，并且多少世纪来一直是众所周知的。
根据国际惯例，沿着众所周知的、不变的天然地形象主要分水岭的习惯边界，就是划定了的，不需要进一步的或正式的划界。
有意义的是，直到最近，没有任何中国政府曾对它提出异议，或者对于印度行使主权管辖直到这条传统边界一事提出抗议。
鉴于所有这些事实，印度政府不能同意必须举行谈判，达成新的协议，来重新确定中印边界。
四、中国政府说，产生目前的争论是由于“中印边界一直没有划定，英国在这方面又留下了一些纠纷的遗产，而印度政府又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令人不能接受的指责”。
印度政府不能接受这句话里的断语和指责。
事实上，目前关于边界的争端和边境紧张局势的产生是由于中国政府在1959年9月8日第一次对大片的印度领土提出要求，并且在此以前和以后侵入了印度领土来支持它的要求。
印度政府一贯珍视其友谊的一个邻邦竟采取这种态度和行动，这使印度政府感到特别诧异和震惊。
尽管有这些不受欢迎的事情，印度政府和人民表现了极大的克制。
印度政府一向愿意探索和平解决的可能性。
但是，不能够在所谓必须谈判新的协议来重新确定整个中印边界的基础上来达到友好的解决。
这样一个谈判的基础会无视过去的历史、习惯、传统和国际协定，因此是印度政府所完全不能接受的。
印度政府愿意再次表明，它准备就有关边界上某些地方的位置的具体争端进行讨论，并且在认为必要的地方通过协议对边界作小的修正。
五、下列各段将简述有关国际边界的基本材料，同时论及中国政府1959年12月26日照会中所提出的论点。
六、首先谈拉达克的一段。
中国政府说：印度政府认为拉达克的边界的1842年条约所确定的。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事实上，从十七世纪以来，拉达克的边界就确定了，并且得到承认。
1842年条约并不是确定边界，而只是确认了它。
十九世纪时访问过这个地区的人，确认这条传统边界是位于印度地图所标明的地方。
中国政府引用了海华德在1870年和罗伯特·肖在1871年所出版的非官方地图和海华德所写的一篇文章，来证明它的论点，即所谓拉达克的传统的东部边界是位于目前中国地图所标明的地方。
但是，海华德只是勘测了阿克赛钦的西端，而肖的路线位于甚至更西边的地方。
因此，他们的意见对于阿克赛钦东部不是权威性的。
后一块地区是约翰逊在1865年勘测的，1873年第二个叶尔羌调查团也访问过这个地区。
因此，关于拉达克东部边界，他们的报告才是权威性的，而他们的地图和叙述证实了传统的印度的画法。
七、中国政府断言，1842年条约是西藏和克什米尔之间的，而现在中国政府所要求的地区的80％左右是新疆的一部分。
印度政府对这一论点感到惊讶。
尼赫鲁总理在他9月26日的信中已经谈到过这一点。
条约本身表明中国是条约的一方。
条约中有关的引语如下：
“鉴于在上帝的面前，由曾经发生的战争所产生的恶感已经完全从心中消除了，现在（各方）都不再有抱怨，今后将无论如何永不丝毫背离或破坏世界之王赫沙吉大人和巴哈杜尔大君同中国可汗（皇帝）和拉萨的古鲁喇嘛之间的同盟、友好和团结。
我们将继续保有拉达克边疆的极限和按照古老的习惯属于它的毗邻地区，而不对老的，确定了的边界以外（的国家）进行侵犯或干涉。
我们将遵守各自的边界。”
事实上，签订这个条约是为了结束西藏对克什米尔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西藏曾向中国求援。
中国照会中说，这个地区的80％在1842年是新疆的一部分，这是没有根据的。
甚至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地图也清楚地表明新疆从来没有延伸到昆仑山脉以南。
八、中国政府说，1899年“划定边界”的建议并无任何结果。
这再一次表明没有把印度总理1959年9月26日信中所述的事实考虑进去。
那封信里清楚地说明，英国人在1899年提出的建议并不是指拉达克东部与西藏的边界，而是指拉达克北部与新疆的边界。
那个建议明文说到，北部边界沿昆仑山脉到东经八十度以东的一点，在此和拉达克的东部边界相接。
这毫无疑问地表明，整个阿克赛钦地区都在印度领土之内，而且中国政府过去没有反对过边界的这一划法。
如果1899年的建议并无结果，这不是因为中国政府不肯按照印度地图所标明的传统画法来承认边界，而是因为即使在当时，中国政府看来也不认为有必要对这个地区的众所周知的边界进行任何正式的划定。
九、印度政府从来没有主张说，边界在1842年或1899年就明确划定了。
的确，既然边界是为习惯和传统所确定了的，而且是众所周知的，就没有必要进行正式划定或在地面上标界来加以承认。
中国政府说有很多无可辩驳的证据来证明中国边界的这一段是未经划定的。
事实上，它所提出的证据只表明边界未曾在地面上标定。
当时英属印度政府在1921年到1927年间所提出的建议，只是要求确定在一个特定地区里少数几块牧场的归属问题。
对主要的界线是不存在争执的，更不用说要求确定边界了。
来照在这个问题上曾引用了罗西安爵士1959年12月11日在伦敦泰晤士报的投书。
但是，这封信所谈到的是试图“在地面上”划界，即标界的努力。
印度测量局1950年所出版的地图注明这段边界“未经规定”，以表明这段边界从来没有从一点到一点详细地描述或在地面上标定。
印度总理1959年8月28日在人民院说，这段边界未曾划定过，这只是表明没有在地面上标明过。
十、中国政府辩称，除碟穆绰克（巴里加斯）地区（据中国政府说，这个地区最近几年被印度“侵占”）外，中国所要求的拉达克的其余部分一直属于中国，并且是在中国的有效控制之下。
这些论点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碟穆绰克地区多少世纪来一直是拉达克的一部分，这是为1684年拉达克和西藏间所签订的条约和此后访问过这个地区的旅行家的记载所证明了的。
至于该地区的其余部分，所谓大部分是在新疆管辖之下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如前所述，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地图清楚地表明，新疆从未延伸到昆仑山脉以南。
因此，这个地区的任何部分都不可能曾是新疆的一部分。
这块领土的任何部分也不曾是西藏日土宗的一部分。
曾在1820年访问过这个地区的穆尔克拉夫脱说，班公湖是日土宗地区与拉达克公国间的分界。
这点实际上符合印度地图所标明的传统画法，而不符合中国地图上的画法。
1847年以边境专员身份访问过这个地区的斯特拉彻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画法，这个画法实质上和印度地图上的画法相符。
十一、极为遗憾的是，中国政府没有提出任何支持的证据，而竟说中国人民曾把这地区用作放牧和采盐的场所。
事实上，所述的这些牧场和采盐场一直是拉达克村民所保有的，他们一直定期地到这些地区来；
而这些村民从未遇到过任何中国的越境者。
所谓1750年起中国政府就设立边卡，对这里行使管辖、进行巡逻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在昆仑山脉以南，从来没有过任何中国的哨所。
二十世纪以来，克什米尔政府的官员和印度商人和打猎队在这个地区自由地走动，不曾碰到过任何中国人在这个地区行使管辖的迹象。
在这些年代里，克什米尔政府和印度政府对整个地区进行了详细的地理勘测。
只是最近几年，中国人员才侵入了这块领土；
中国政府竟用这一入侵作为要求的根据，印度政府对此感到震惊。
所谓印度人员只有三次，而且是在最近几年——1958年9月，1959年7月和1959年10月——进入这块领土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印度人员一直定期地在这个地区巡逻。
只有在中国政府所提到的那三次，他们才碰上了中国部队。
十二、奇怪的是，中国政府竟举出一个以语言学为基础的论点，并且根据阿克赛钦和喀拉喀什这些名字起源于维吾尔语的事实提出了要求。
没有必要严肃地对待这个论点。
印度政府只想指出一个事实，即在几世纪以前印度的影响曾深入中国，西藏和新疆有一些地名是起源于梵文或帕拉文。
和阅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从梵文“库斯达那”演变来的。
还有，西藏阿里地区的现在的名字，是西藏西部的别名纳里·噶尔松中的梵文字“纳里”的缩称。
十三、中国政府在它最近的照会中说，二百年来中国地图中对拉达克边界的划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出版的地图确实是这样的，但是这些地图一致标明的边界线，或多或少是和印度地图上所标明的传统划法相符的。
只是在二十年代末年以来出版的中国地图中，才标出了不同的划法。
晚近中国地图的大致趋向，是把边界线更深地推入印度领土。
十四、异乎寻常的是，中国政府竟对自己的官方地图，如对1893年画的地图，一无所知，并且抹煞“中国新地图和商业地志”的重要性，说它是私人机构的出版物。
事实上，正如该图集序言中所说的，它是以权威性的官方测量为根据的。
然而，印度政府还愿提请中国政府注意中国政府于1917年出版的“中华邮政舆图”。
这幅地图所标明的整个印度北部边界或多或少是符合于印度传统的画法的。
十五、中国政府并不重视这一事实，即印度地图所标明的画法是沿着主要的分水岭的。
它似乎不知道在山区的传统边界线总是倾向于沿着主要的分水岭，而不是依照任何其他的天然地形。
这是因为，在所有可能的天然边界线中，分水岭是最好的，它不会改变，而且易于辨认。
在有一系列山脉的地方，往往是分水岭，而不是别的东西，成为传统的边界，因为山两边的人民在定居时倾向于上溯到河流发源地为止，而不会越过它们。
印度北方边界的划法全部是沿着主要的分水岭，这一点支持了这条线由于习惯和传统而成为边界的事实。
中国政府所谓拉达克的分水岭边界由于有一条河穿过这里而不能成立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世界上很少有任何主要的分水岭，不管它多高和连绵不断，没有被某条河流所穿过；
但是这并不能影响它作为分水岭的事实。
另外一个论点，即所谓现在中国政府所要求的地区容易从中国方面进入而不容易从印度方面进入的事实支持了中国地图的画法这个说法，同样也是站不住脚的。
是否容易进入并不是确定边界画法的标准。
十六、印度政府高兴地注意到，中国政府接受了印度地图关于印度旁遮普、喜马偕尔省和北方省与西藏地方之间的边界的划法，说它“符合实际”。
这一段的画法是符合分水岭原则的，其中大部分在中国地图上也标明了这种画法。
然而印度政府拒绝中国政府对这段上某些地区的要求，即司丕提地区、什布奇山口、尼兰——贾德汗、巴拉霍蒂、香扎马拉和拉不底。
印度总理在1959年9月26日的信中已经举出充分的材料证明这些领土一直是印度的一部分。
中国政府无视这些确切的材料，而只是重复了自己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政府认为没有必要重复它以前说过的话。
十七、中国政府还指责印度政府占领了1954年协定指定为西藏阿里地区贸易市场之一的波林三多。
印度政府拒绝这种说法。
印度政府现在没有，而且从来没有占领这个地方。
中国政府是把这个贸易市场同印度尼兰——贾德汗地区的一个叫波兰松多的地方混淆了起来。
然而，印度境内的后一地点从来也不是贸易市场。
波林三多（也叫波林）的座标是北纬三十一度十九分，东经七十九度二十七分。
这个座标已由高尔先生在1954年3月26日的信中通知了陈家康先生。
波兰松多的座标是北纬三十一度十八分，东经七十九度八分。
在导致1954年协定的谈判期间，被提到的是波林三多（波林），因为它是一个传统的贸易市场。
当时就向中国代表团说清楚，波林三多和波林是同一个地方的不同名称。
当时没有必要提到波兰松多（北纬三十一度十八分，东经七十九度八分），而且事实上在讨论中和后来达成的协定中都没有提到它。
因此，不存在任何误解的余地。
十八、中国政府辩称，西藏当局持有有关它所要求的这些地区的地契和户口、税收簿册，并且举出十八世纪有关巴拉霍蒂的一个文件为例。
印度政府听到这一点有些惊奇。
在1958年中印代表团在新德里就巴拉霍蒂举行的长期讨论中，中国代表团没有提到存在着这些文件。
可以忆及，印度代表团在当时说，他们持有税收记录和其他有利的证据。
十九、印度政府不能接受中国政府关于这里的居民属于藏族血统，因此这些地区属于中国的论点。
实际上，这种基于种族关系的论点早在1957年7月就被周恩来总理本人驳斥过了。
1957年7月9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讲话说，“边界问题直接地关系到聚居在中缅边境的各民族的利益。
因此，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特别需要照顾这些民族的利益。
我们知道，两国之间的边界把聚居在边境的同一民族划分为二，是常见的事。
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在中缅已定界的各段，在我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边界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同一个民族分居边界两旁的情况。
因此我们在解决中缅未定界问题的时候必须事先估计到，有关民族被边界线分隔是难以避免的。”
在印度这个国家里，不同种族和信仰的人享有同样的公民资格。
藏族血统的印度公民数以千计。
学习藏文是印度政府所鼓励的。
这些藏族血统的印度人一向是印度的忠实的公民。
二十、印度政府不能同意：1954年印中之间签订的协定与两国边界问题无关。
的确，在谈判过程中双方都没有要求讨论边界问题。
印度代表团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就印度政府来说，边界是人所共知的，是无可争论的，不可能存在有关边界的问题。
不仅印度官方地图标明了边界线，而且印度当局对所有地区都一向行使着行政控制，直到印度地图所标明的国际边界线为止。
如果中国政府对这些地区中的任何一块所提出的要求是态度严肃的话，可以期望它至少会提到它的要求，如果不加以讨论的话。
的确，周恩来总理在第一次会晤时说过，中印关系日益密切，在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双方可以解决业已成熟的问题。
印度大使当时指出，印中之间未决的只有小问题，但是他希望两国间不留存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论是大是小。
周恩来总理回答说，象印度和中国这样两个有着漫长的共同边界的大国之间，必然会有一些问题，但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顺利地解决。
从周恩来总理这段话的上下语气来看，很难得出推论说，他心目中有着中国对印度地图标明为印度领土并且在印度管理下的大片土地提出的要求。
在1954年1月8日的会议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说，中印谈判是要根据五项原则解决业已成熟了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印度方面接受了这些原则作为讨论的基础。
印度代表团团长在1954年4月29日协定签字后的讲话中说：“我们已经充分讨论了在这个（西藏）地区存在于两国之间的问题”，这表明了在印度方面看来，没有遗留任何争端或问题了。
印度代表团自始至终认为，两国间所有争论的问题都在考虑之中，并且一旦达成解决，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
有鉴于此，中国方面竟说赖嘉文大使在一次据说是非正式的谈话中同意将不讨论边界问题，这是令人惊异的。
二十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竟说在导致1954年协定的讨论过程中根本没有涉及两国边界问题，印度政府只能表示惊异。
当讨论在这个地区规定六个山口的第四条时，中国代表团提出的草案是，中国政府“同意开放”这些山口。
换言之，中国方面主张这些山口是属于中国的。
印度代表高尔先生对此提出反对，他申明这些山口是印度的。
因此，不能说这些山口的归属问题根本没有被提出。
最后取得协议的条文是：“双方商人和香客经由下列山口和道路来往”。
这只能被解释为：使用这些山口不牵涉到归属的问题，因为它们是边界山口。
二十二、中国政府还以根据推想辩解说，边界问题不会在1954年进行讨论，因为当时“两国所最关切和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印度同中国西藏地方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正常关系的问题”。
但是，如果中国政府当时就对邻接西藏地方的大片印度领土抱有要求的想法的话，印度和中国西藏地方之间的正常关系当然是建立不起来的。
中国政府当时完全知道印度官方地图对国际边界线的画法。
它也一定知道1950年印度总理就印度边界问题所作的权威性的声明。
此外，中国政府也知道，经过制宪议会公开会议长时间讨论后通过的印度共和国宪法，在它的附表六中明确提到阿萨姆的各部落区和东北边境特区，中国政府现在企图把这些地方说成是中国的领土。
在1954年协定中，中国政府申明尊重印度的领土完整。
在上述情况下，如果它想在以后对印度的大片土地提出要求的话，它是不会这样做的。
况且，中国总理在1954年和1956年—57年之交同印度总理进行讨论时，丝毫没有表示他的政府对大片土地有要求，恰恰相反，他给人的印象是，修改地图本质上是一个程序问题，总有一天会做到的。
结论很明显，从1954年以来，中国政府改变了它的立场。
二十三、印度政府不能接受这种论点，即不丹以东传统边界线以南的地区一向属于中国，而且直到最近还在中国的管辖下。
在八世纪以前，这片土地一直属于瓦曼、萨拉斯塔姆巴和帕拉王朝，到了八世纪这些王朝屈服于掸族的一个支系阿霍姆人的压力之下。
最后，到十三世纪时，阿霍姆的一个统治者控制了整个王国，并且这个国家命名为阿霍姆，经过发音软化，现在叫阿萨姆。
阿霍姆统治者在这个地区统治了近六百年，最后到1826年为英国在印度的权力所取代。
在阿霍姆统治的最后几年中，对北部部落的控制减弱了，但是当时的印度政府经过几年又在那里重新建立了权力。
然而，阿萨姆的统治者从来没有失去对这些地区的主权，西藏人从来没有取得主权。
传统分水岭边界线以南的部落地区一向是印度的一部分。
二十四、在十九世纪，英属印度政府建立了对这些部落的权力，这些部落承认英属印度政府有权在他们的地区维持法律和秩序。
在英属印度政府同这些部落缔结的协定中提到英国人的领土，这只是意味着这种领土当时是在印度英国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以区别于它只行使松懈的控制的部落地区。
但是这些部落从来没有停止处于英属印度统治者的中央权力之下。
二十五、中国政府提出来支持他们对这个地区的管辖权的要求的唯一证据，是关于达旺和瓦弄地区。
但是达旺和瓦弄只构成中国政府现在要求的大片土地的一个极小的部分，而且就这两个地方提出的证据是同该地区的其余部分没有关系的。
即便就达旺和瓦弄来说，中国政府的论点也是不能成立的。
达旺从来也不是西藏的一部分。
达旺的地方管理权过去掌握在一个土王手里，他有一些联村头人，叫卓里恩，和村落头人，叫卡充，做他的助手。
喇嘛系统在这个地区行使的唯一职权是宗教方面的。
现在在达旺有一个很大的西藏寺院，它的主持和和尚向当地信奉喇嘛教的居民征收宗教捐。
征收这种宗教捐不可能也没有给予西藏当局对达旺的任何领土主权。
中国全权代表在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的发言也支持这一看法。
1914年3月7日，陈贻范说：“支付给西藏人的不是通常所理解的税收，而仅仅是对寺院的捐款。
与其说是税，不如说是慈善捐助。”
1914年6月13日中国外交部长孙宝琦通知英国驻北京公使说，“西藏人自认为对凡有喇嘛教徒居住的所有地方都有权力，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喇嘛们可能有宗教上的权力，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地方属于西藏。”
二十六、再者，某些西藏家族在传统边界以南有过私人房地产并且征收租金。
这种租金不能认为是政府的税收。
甚至在1914年以后还可能支付过这种租金，因为印度和西藏代表之间关于边界的协定保护了私人房地产权。
二十七、中国政府引用了1853年英属印度当局同门巴族人签订的协定，并声称，根据这个协定，印度政府承认门巴族人属于西藏。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应该认为英属印度政府会直接同西藏签订这项协定。
在那些年代里，西藏政府确是在独立进行谈判的，例如1856年它同尼泊尔签订的条约就是证明。
事实上，1853年的协定是关于牵涉到一个西藏人的一件具体的事例，在这个特定的场合，当地的土王们似乎是在代表西藏政府行事。
的确，九年以前，这些土王在1844年以书面的协定接受了英国在印度的权力。
1844年协定的关键性的句子如下：“我们也保证执行从英国当局方面奉到的任何命令。”
二十八、在下洛希特河谷（中国政府称为下察隅）的瓦弄地区，是由密闪密人和西藏流民居住的四个村庄所组成。
西藏流民的存在并不证明这个地区是属于西藏的。
这些流民曾抵抗西藏当局收税的企图。
二十九、说在印度和中国出版的权威性地图对这段边界的划法是符合现行的中国地图的划法，这是不正确的。
正如前面已说过的，1917年出版的中华邮政舆图对边界的划法是同印度地图上的印度划法相符的。
1925年11月北京大学出版了一幅地图，图上标明的中国边界是中国扩张得最多的时期，即1911年以前的清朝时候的边界。
就是在那个时候，不丹以东的边界也是大致上沿着目前的划法。
至于印度的官方地图，印度政府已经提起中国政府注意，印度测量局1895年出版的印度全图，这幅图用浅橘色标明了这个部落地区。
从1938年到1952年，印度测量局用未标定界的记号画出了这条边界，因为事实上边界没有在地面上标定。
但是，由于传统边界线是沿着一条主要的分水岭，印度政府在1954年决定，在地面上标界是不必要的。
因此，以后的地图上就取消了未标定界的记号。
三十、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提到了尼赫鲁先生所著的“印度的发现”一书英文本第三版所附的1945年的印度一图。
这幅具体的地图是出版商加进去的略图，作者不能对它的不准确性负责。
也不应该由此得出任何对印度政府不利的结论。
三十一、中国政府竟坚持对印度与西藏1914年关于确定不丹以东的传统边界的协定的法律效力提出疑问，印度政府对此感到遗憾。
西藏运用自己的权利同外国进行谈判和缔结条约，这并不是第一次。
在1914年以前，西藏曾有好几次同外国进行谈判和缔结条约。
例如，西藏在1856年曾同尼泊尔缔结了一个条约，1904年又同英国缔结了一个条约。
这些条约从未被中国反对过，而且都是充分有效的。
在西姆拉会议上，西藏的全权代表和中国的全权代表是在平等的地位上开会。
这个情况中国政府是明确而毫不含糊地同意了的。
三个全权代表在1913年10月13日会议的第一次会上互换了全权证书。
由达赖喇嘛发给的西藏代表的全权证书明确地说明了西藏在会议上是平等的一方，有权“决定有利于西藏的各种问题”，而西藏代表的全权证书中国代表是认为善妥的。
英属印度代表的全权证书中国代表也是同意的，这份全权证书肯定了三个代表有平等地位，会议的召开就是“为了调整各个政府之间的关系”。
三十二、认为印度和西藏在1914年3月缔结的关于印藏边界的协定是秘密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这是双方有权威性的代表经过充分讨论后缔结、并且由西藏政府批准的协定。
因此，这里面没有什么偷偷摸摸的。
此外，印藏边界在三边条约的附图上是划定了的，而中国代表在1914年4月27日也在这个附图上签了名。
1914年边界协定在1929年版的艾契生的“条约、契约、证书集”中发表过，再前一版是早在1909年发表的。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对这个协定提出过抗议。
事实上，早在这个协定以前，英属印度政府就建立了它对这些部落地区的权力，与各部落缔结了协定，并且创立了包括这整个地区的两个边区。
这些事实都是众所周知的，而且西藏和中国政府都没有向英属印度当局提出过反对。
三十三、中国政府说，在西姆拉会议上只讨论过中国和西藏之间以及外藏和内藏之间的界线，印度政府对此不能同意。
认为中国代表签过字的条约图上的红线只代表西藏和中国其他部分之间的界线、从来没有说明过这条红线的一部分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分界线的说法，也是不对的。
所谓条约附图上红线的麦克马洪线部分代表西藏和中国之间的边界，这种强辩是荒诞的。
经英属印度，中国和西藏全权代表草签的条约的第九条就处理了西藏的边界问题，条约的附图又清楚地表明了西藏同印度的边界。
这就是通称为麦克马洪线的边界线。
中国政府1917年出版的中华邮政舆图把这条线划作印度和西藏之间的边界，并把线南地区标为印度。
现在不论怎样夸大想象力，也不能够硬说那时在麦克马洪线以南还有中国的任何领土。
关于红线代表西藏和中国之间的边界的说法，是同中国政府自己关于线南地区是由西藏当局而不是由中国政府行使管辖的说法相矛盾的。
三十四、奇怪的是，中国政府现在竟想借助于1907年英俄条约，并且争论说1914年的条件是无效的，因为英国受1907年条约的约束不能同西藏直接进行谈判。
中国不是英俄条约的当事者，不能引用那个条约来支持自己的论点。
事实上，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谈判的进展一直被充分地通知了俄国政府。
包括地图在内的一份条约被送给了俄国政府，而俄国政府对谈判和其后的条约都没有提出异议。
三十五、中国的照会谈到中国政府1946—47年所提出的四次抗议。
可以说明，这些抗议是对英属印度管理当局1943年在东北边境特区的一个小地方的行为而提出的。
当时印度政府回答说，“印度政府在该地区所进行的唯一活动，完全限于在印藏边界的印度的一边，该边界被接受已有三十多年了”。
国民党政府1949年11月的抗议，仅仅声明中国没有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
印度对这个抗议没有答复，因为不久之后，印度政府就在1949年12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几个月后，印度政府在1950年8月致中国政府的照会中提到西藏和印度间被承认了的边界应该不受侵犯。
同一年，印度总理公开宣布印度坚持麦克马洪线。
因此，对于印度政府关于国际边界的立场，不能有任何怀疑。
三十六、西藏人从没有对1914年议定的印藏边界提出过抗议。
他们不止一次地承认这一边界线的存在，并且声称他们不想对它的有效性进行争论。
当英属印度的代表在1936年和1938年口头上重申麦克马洪线的时候，西藏政府回答说，它完全知道1914年协定的条款。
倒是印度政府在1943年对西藏人非法渗入印度领土提出了抗议。
每当西藏人趁印度忙于其他事务而企图在印度领土内征收非法的税款时，印度政府就提出了同样的抗议。
印度政府提出抗议，西藏人就撤退了。
关于西藏人在1947年提出的荒唐的要求，尼赫鲁总理1959年9月26日的信中已经充分地予以处理。
三十七、中国政府知道印度政府同不丹和锡金所有的特殊的条约关系。
因此印度政府欢迎中国照会中对于锡金和不丹为一方和西藏为另一方之间的边界的解释。
照会说，锡金和中国西藏地方之间的边界早经正式划定，在地图上既没有任何分歧，在实践中也没有任何争论。
印度政府愿意补充说明，这条边界在地面上也已标定了。
至于不丹，它的北部边界是传统的和众所周知的。
东边和不丹接壤的是印度的东北边境特区，该地区和西藏之间的边界是传统的也是由协议所划定的。
因此，不可能有任何西藏领土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南。
印度政府满意地注意到，中国政府没有对不丹北部任何部分重复它在地图上的要求。
鉴于印度政府对保卫和保持不丹和锡金的完整负有责任，印度政府欢迎中国政府关于它不会侵犯锡金和不丹的领土的保证。
三十八、以上各段已简略地阐述了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实质之点。
中国政府竟重复它原先对朗久事件和羌臣摩河谷的空喀山口事件的说法，印度政府对此只能表示遗憾。
有关这些事件的真相，已在印度的前几个照会中告知了中国政府。
那些照会中所提出的各点迄今还没有得到回答。
只须指出，如果中国人员真是在印度人员撤退后五天才进入朗久的话，印度人员的伤亡就无法解释，同样的，1959年11月24日交给中国驻德里大使馆的卡拉姆·辛格先生的详细叙述，驳倒了中国政府关于空喀山口事件的说法。
印度政府不得不再次申明，如果中国部队没有侵入印度领土，对在印度领土上执行例行的巡逻任务的印度警察人员采取攻势的话，造成印度人员严重伤亡的这些不幸事件本来是不会发生的。
三十九、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所表示的友情抱有同感。
印度人民甚至在取得独立以前就大量表示了对中国人民的友谊。
自从印度取得独立以来，这种友情有很多具体表现。
因此，中国政府对印度的历史边界提出异议挑战使印度人民格外感到惊异和失望。
最近的发展深深地扰乱了印度人民的心情，使他们对几世纪来一直保持平静的漫长边界产生了不安。
因此，为了两国和世界和平的利益，必须采取积极步骤来消除引起目前紧张局势的原因和建立两国间友谊的坚实基础。
四十、必须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由两国政府不迟延地协议一项安排，来完全消除产生边境冲突的危险并且便利对各项争端的友好解决。
中国政府在最近的照会中重复了它原先的建议，即两国政府的武装力量从边界各撤二十公里或双方协议的其他距离，双方武装人员在边界全线停止巡逻。
这些建议已在印度总理1959年11月16日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详细讨论过了。
印度总理在那封信里所提出的建设性的建议，就是旨在达到两国政府都希望达到的目的。
印度政府仍然希望中国政府能接受这些建议。
四十一、中国政府要求印度政府接受这样的立场，即“两国之间的整个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因此，它还有待通过谈判来加以解决”，作为讨论的先决条件。
印度政府显然不可能接受这种它认为是不合理并且违反历史、地理、习惯、传统和国际协定方面的事实的主张。
以上各段所列举的事实完全驳倒了中国政府的论点。
印度政府亟愿取得友好的解决，但是它决不能接受严重损害它的基本立场的建议。
四十二、印度总理在1959年11月16日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表示准备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同周总理会晤，但是他建议两国政府当前的努力应该集中来达成一项过渡性的谅解，这项谅解会有助于和缓目前的紧张局势和阻止局势恶化。
虽然最近几星期来没有再发生边境事件，最主要的急务是达成一项过渡性的谅解。
造成紧张和愤恨的基本原因依然存在。
印度政府还没有能够明白，为什么几世纪以来一直保持平静的漫长边界在去年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竟变成了紧张和不安的策源地。
如果这方面有任何更深奥的原因的话，印度政府是不知道的。
因此，除边界问题而外，为了中国和印度的利益以及一般地为了世界和平的利益，两国政府有必要不吝惜一切力量来消除误解和在坚固的基础上恢复两国之间的传统的友好诚挚的情谊。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印度驻华大使馆（印）
1960年2月1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