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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13日讯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今天通过决议，一致批准周恩来总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完全同意政府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态度和方针，并且指出政府的立场和方针表达了全国人民对保卫祖国神圣疆土的坚强意志和维护中印友谊的真诚愿望。
决议希望印度方面迅速撤出入侵中国领土的地点，停止反华煽动，并且同中国开始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友好谈判。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今天上午举行扩大的第八次会议，继续讨论中印边界问题。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进一步说明了中国政府在中国边界问题上的政策。
朱德委员长在会议结束前讲了话。
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决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林枫在发言中，严正地驳斥了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发表的一系列损害中印友谊的言论。
他对于得到印度政府怂恿的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对中国的恶毒攻击，表示无比的愤慨。
他强烈地表示，印度政府的错误政策如果继续下去，“必将给帝国主义可乘之机”，他要求印度政府和印度人民应引起“极大的警惕”。
林枫说，尽管中国一直以中印友谊为重，对于边境事件表现了极大的克制和忍耐，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始人之一，同时又是了解中印边境实际情况的尼赫鲁总理，却也对中国接二连三地发表了很不友好的言论。
林枫指出，尼赫鲁一再声称，中国军队“侵犯”了印度领土，并且说，“这是一个明白的侵略事件”。
这完全是“强词夺理，颠倒黑白”的攻击。
特别9月10日尼赫鲁在印度联邦院的讲话，竟然替英帝国主义辩护，含沙射影地诬蔑中国为“中国帝国主义”，把中国描写成为一个“随便对待，并且企图威吓”印度的骄横狂妄的国家。
林枫愤慨地说：“一向以尊重事实相标榜的尼赫鲁总理，竟然发表完全违背事实的谬论，这实在使人感到十分遗憾”。
林枫还驳斥了尼赫鲁在联邦院所发表的这样一些奇怪的见解，似乎中国人和印度人之间没有共同的政治语言。
林枫说，不论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或是四亿印度人民，都知道，虽然中印两国人民用着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字。
但是我们两国的人民，在处理相互关系问题上，在友好合作的问题上，是充分有着共同语言的。
如果事情真象尼赫鲁总理所说的，我们两国没有共同的语言，那么，我们两国之间又如何能够共同创造出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呢？
他说，如果中国的文字真象尼赫鲁所说的，在和德文、英文以及其他文字互相翻译的时候就会改变原意，那么，一切热心促进中印友好的中印人士，又如何能建立和交流他们的感情和友谊呢？
从中国汉朝以来，特别从唐朝以来更加发展的中印两国文化交流，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很显然，说中印两国没有共同的语言，实在是一种奇谈怪论。
他指出，这种怪论决不会为主张中印友好的广大人民所欢迎，只有帝国主义分子才需要它。
而蓄意破坏中印友好关系的分子，确实在竭力使中印两国失去共同语言。
例如，他们把社会主义的中国，诬蔑成为“汉族帝国主义”国家。
他们把印军侵入中国边境。
说成是中国对印度的“侵略”。
他们把自己挑起的边境紧张局面，叫做“从天而降的国际战争”。
他们把从来没有得到中国政府承认的不合法的“麦克马洪线”，叫做“合法的”“早经中国承认的”边界，如此等等。
林枫说，这种颠倒黑白的行为和“辞汇”，自然只有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懂得，我们是不懂得的。
我们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之间，“共同语言”确实是很少、甚至是没有的。
林枫强调地说，问题的实质，自然并不是什么语言文字问题，而是扩张主义分子硬要坚持一种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
他们把对于中国边境的侵略，硬说成是中国对印度边境的“侵略”，这当然是中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同意的，而且，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伎俩，怎能掩尽天下人的耳目呢？
这对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创者之一的印度政府的信誉，难道会产生任何有利的影响吗？
他说，其实，最符合于印度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解决办法，就是彻底放弃这种强加于人，并且永远不能实现的荒谬企图，通过友好协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先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基础上，解决中印边境问题。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严词指责尼赫鲁总理对待中国的不礼貌、不友好的态度。
他说，印军侵入中国边境，但尼赫鲁总理却一再污蔑中国进行侵略，硬说我们“威吓他们”，也是什么“礼貌”和“友谊”吗？
这是和五项原则完全相违背的。
尼赫鲁先生又说：“在印度，不象在中国，法律承认许多党派，并且保护表示不同的意见的权利”，这是恶意攻击中国没有其他党派，没有表示意见的自由。
我要请问尼赫鲁先生，你这样无视中国民主党派的存在和民主权利的行使，难道不是不尊重中国的一个很好的证明么？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王芸生在发言中警告印度的民族沙文主义者，清醒一些头脑，睁开眼睛看看，迷途未远，赶快回头。
敌视中国人民，不会有好的结果。
王芸生还严肃责斥了印度资产阶级右翼报纸对中国所进行的造谣和诽谤宣传。
无党派民主人士马寅初说，尼赫鲁口口声声说他遵守五项原则，不允许达赖喇嘛和西藏叛乱分子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
但是，实际上西藏叛乱分子却一直在公开进行着反对中国的活动。
这是遵守五项原则的行为吗？
尼赫鲁口口声声尊重中印友谊，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中国边界问题，但是他却不同意我国政府提出全面地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而要一英里、二英里、三英里的来解决，难道这能说明尼赫鲁先生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吗？
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高崇民在书面发言中说，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这次再度掀起的反华浪潮，注定要同他们过去支持西藏叛乱一样，遭到可耻的失败。
高崇民对尼赫鲁总理在今年印度这两次反华运动中所表现出的眼光短浅的行动表示惋惜。
高崇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自己的辽阔的领域，而且是社会主义国家，它绝不会侵略任何国家的一寸领土，也绝不让任何人侵占自己一寸土地。
我国愿以友好态度同印度方面协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陈劭先在书面发言中忠告印度当局不要再做“为亲者所痛，为仇者所快”的事情。
他说，“我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经历了从清末至解放的历史时期。
我知道，中国的任何一个中央政府都没有承认过什么‘麦克马洪线’。
当中国人民已经站立起来的今天，印度政府竟要中国接受这条非法界线，这岂不是痴人作梦，枉费心机。”
陈劭先认为，印度当局攻击中国的言论，只会助长那些制造紧张局势、破坏中印友谊的人的活动，而对于维护中印友谊和世界和平的事业，是有害无益的。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陈其瑗在书面发言中说，印度在中印边境的挑衅事件，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违犯了五项原则，我们华侨不能不表示极大的愤慨，并表示坚决反对。
陈其瑗说，尼赫鲁总理应当采取明智的态度，静思一下：目前中印边界上的局势究竟对谁有利，显然，不是中国，也不是印度，而是帝国主义。
陈其瑗说，我国一向以中印友谊为重，但是两国友谊决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情，而是需要中印两国共同的努力。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谢扶民在书面发言中说，我国各族人民素来是珍重中印友谊的，但是印度扩张主义者半年来发动两次反华高潮，这不能不引起我国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慨。
他代表我国的少数民族人民对印度扩张主义者进行反华喧嚷和公然侮辱我国领袖的行为，以及印度军队侵入我国的领土，表示严重抗议。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侯德榜在书面发言中说，麦克马洪线是英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西藏的产物。
麦克马洪这个人本是英国外交官，为英国侵略殖民地的爪牙。
侯德榜说，当然这条线不可能成为中国边界，尼赫鲁总理本人是清楚的。
若谓分水岭就是天然的界线，喜马拉雅山应作为中、印边界，那也象说莱因河作为法国与德国天然边界一样，这是显然不符合事实的。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在书面发言中说，周总理所表明的中国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是合情合理的，凡是具有理性具有国际和平愿望的人不能不同意。
但是尼赫鲁所持的态度，却与此相反。
陶孟和说，我们要求尼赫鲁不要背叛他的和平中立主义，要切切实实地遵守并推进他同周总理共同倡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九三学社副主席周培源在书面发言中说，尼赫鲁总理对于所谓麦克马洪线十分欣赏，尼赫鲁总理说麦克马洪线“适巧有一个优点”，因为它是一道“明显的分水岭”，这纯属荒诞之谈。
那里的确有一道分水岭，不过那不是印度的，也不是中印共有的，而是我国领土上的分水岭。
印度难道因为那儿有一道分水岭，就可以把我国九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大笔一挥划入印度国境吗？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周叔弢在书面发言中，对于尼赫鲁总理在连日讲话中继续攻击中国。
表示愤慨。
他说，尼赫鲁说中国“骄傲和傲慢”，不顾事实地指责中国“对印度领土的侵略”，这就更加使人怀疑他是否具有“珍视中国友谊”的诚意。
周叔弢说，中国对于印度某些人的反华叫嚷采取克制态度，只是为了维护中印友谊。
如果把这种态度理解成为软弱可欺，那就大错特错了。
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杨明轩在书面发言中说，这次中印边境事件是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继支持西藏叛乱事件之后的又一次敌视我国的表现。
他说，尼赫鲁总理也竟然不顾五项原则和中印友好，说我们是“帝国主义”，是“侵略”，并且硬要我们承认非法的片面强加于人的麦克马洪线。
对此，我们感到极大的愤慨，并表示严正的抗议。
杨明轩希望尼赫鲁以中印友好为重，坚持五项原则，立即制止印度国内一切反华活动，并且撤回越境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为友好协商中印边界问题打开路径。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朱学范在书面发言中说，所谓麦克马洪线，只不过是帝国主义者偷偷摸摸背着人捣鬼的不能见太阳的侵略的罪恶产物。
我是一个邮电工作者，从邮政方面来说，旧中国的邮政曾经被英帝国主义和别的帝国主义长期控制过。
但是我们翻开旧中国历年的邮政舆图，虽然那些地图是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旧邮政当局绘制的，可是从来没有一张地图是以所谓麦克马洪线为疆界的。
可见这条界线在中国任何时候，即使是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最猖獗的时候，也不曾出现过。
可是印度当局强要中国接受那种不合理的边界线，甚至不惜以武力挑衅，企图胁迫中国接受。
我们要正告他们：你们的念头转错了。
站起来了的新中国，不是好欺的。
无党派民主人士张难先在书面发言中说，这回印度总理尼赫鲁好象振振有词，非照麦克马洪线的地图界线把中国的领土划进去不可，这几天各位委员的发言，用千真万确的材料，证明尼赫鲁这种说法是毫无道理的。
我还希望尼赫鲁总理认清楚：过去中国极软弱的北洋军阀、蒋介石政府，都没有同意这条非法的界线，到今天六亿五千万人民已经站起来了的新中国，还能听人宰割吗？
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车向忱在书面发言中说，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印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
他说，继承英帝国主义侵略的衣钵，向伟大的中国和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施加压力，这样一条道路是非常危险的，对印度政府和对印度人民都不会有什么好处。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郭则沉在书面发言中说，中国政府在中国两国边境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态度和方针，完全合乎五项原则的精神，完全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独立后的伟大邻国印度极为有理有节的态度。
郭则沉说，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和他们的宣传机器，在帝国主义的鼓励下，大放反华澜言，甚至公然叫嚣要轰炸中国领土。
可是尼赫鲁先生说，中国“吓唬”了印度，这完全是颠倒黑白。
事实是印度竭尽吓唬中国之能事，甚至不惜把帝国主义讹诈的手段和词汇都搬出来对付一个友好的邻国。
郭则沉说，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怕任何吓唬的。
印度政府当局必须恢复理智，立即悬崖勒马，维护中印两国的传统友谊。
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杨东莼在书面发言中认为，印度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对中国的无理态度，是在干涉中国平定西藏叛乱事件失败以后的逻辑发展。
他说，在西藏叛乱事件发生期间，尼赫鲁曾说他对西藏叛乱事件的态度要考虑三个因素，其中之一是“印度的完整”。
事实上，中国平定西藏叛乱，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跟“印度的完整和印度的自由”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问题很清楚了，原来尼赫鲁总理所考虑的“因素”之一，是要把自己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片面主张强加于中国。
杨东莼说，这一些，使我们对尼赫鲁先生的和平诚意不能不产生怀疑。
事实上，使局势“严重”起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尼赫鲁总理自己。
“解铃还要系铃人”，我们正在等待着尼赫鲁总理当机立断，作出符合和平原则的正确抉择。
民革常务委员刘斐在书面发言中，希望作为五项原则创始人之一的尼赫鲁先生迷途知返，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回到有利于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有利于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光明正确的道路上来。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发表书面谈话说，中国对于过去同样遭受过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邻邦印度，是坚持了友好政策的，对于帝国主义所制造和遗留下来的两国边界上的一些复杂问题，采取极大忍耐、极大谨慎和极大克制的态度，希望双方和平协商解决。
但这不是说，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仍然要忍受一切无理和非法的对待，乃至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挑衅和侵略。
楚图南说，我们要正告印度右翼政党和扩张主义分子，你们企图单方面以非法和不合理的边界强加于中国，注定要彻底失败的。
他说，为维护中印两国人民传统的深厚友谊，为使中印两国边界能够在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得到顺利而且公正地解决，我们对于印度右翼政党和扩张主义分子对中国的无理叫嚣和侵略行为，不能不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回击。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关于中印边界问题 的扩大会议，从11日到13日举行，在三次扩大会议上发言的共有五十九人。
作者：刘庆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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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扩大的第八次会议上一致通过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决议
新华社记者 刘庆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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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三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三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一致批准周恩来总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并且完全同意政府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态度和方针。
中国政府一直主张，中国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
在此以前，作为临时性的措施，双方应该维持久已存在的状况，而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应该使用武力改变这种状况；
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协议，以保证边界的安宁，维护两国的友谊。
这个立场和方针，表达了全国人民对保卫祖国神圣疆土的坚强意志和维护中国友谊的真诚愿望。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于最近时期印度军队菎入中国领土的一系列事件和印度国内一些右翼政客煽动的反华运动表示遗憾，希望印度方面能够迅速撤出入侵的地点，停止反华煽动，并且同中国开始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友好谈判。
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及其在印度的代理人正在力图利用中印边界事件破坏中印两国的伟大友谊，力图改变印度的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
中国人民热切盼望印度人民能够战胜他们这种恶毒的阴谋，以便保卫印度人民、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中印两国具有历史悠久的友好关系，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在维护世界和平，特别是亚洲和平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和责任。
我们相信，通过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的努力，两国之间关于边界问题的分歧，必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互相友好的愿望，得到合理的解决，从而击破两国共同敌人的阴谋，使两国的伟大友谊得到巩固。
之间关于边界问题的分歧，必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互相友好的愿望，得到合理的解决，从而击破两国共同敌人的阴谋，使两国的伟大友谊得到巩固。
===== 二十九个代表团精神抖擞决心创造新成绩八万多名观众情绪激动欢呼体育事业大发展-第一届全国运动会隆重开幕-毛主席；
刘主席；
朱委员长；
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开幕式贺龙副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致贺词 号召把体育运动推向更加普遍深入发展的新阶段
作者：刘东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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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13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今天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隆重开幕。
这次运动会是我国体育运动十年来的检阅比武大会。
它的目的是要团结全国体育工作者，推动群众体育运动的发展和在若干运动项目上创造出优异的成绩，迎接第十周年国庆节。
三时许，乐队高奏“东方红”，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主席台上，全场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和掌声响成了一片。
在主席台上同毛泽东主席一起检阅体育队伍的，有刘少奇主席、董必武副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林伯渠、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谭震林，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康生、薄一波，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政，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在主席台上，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李济琛、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李维汉、陈叔通、程潜、何香凝、林枫，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罗瑞卿、习仲勋，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叶剑英、张治中、博作义。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第一书记胡耀邦，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邢西萍，民主党派、其它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等。
在主席台上的，还有中共北京市委员会第二书记刘仁，北京市副市长万里。
在主席台上的，还有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蔡廷锴、李达、卢汉、荣高棠等。
归国华侨体育观光团出席了今天的开幕式。
出席今天开幕式的，还有应邀参观第一届全运会的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越南民主共和国等国的体育代表团和军事体育代表团，有伊拉克、法国和苏丹等国的体育界代表。
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应邀出席了开幕式。
参加开幕式的共有八万多人。
今天，北京天气晴朗，工人体育场四周插遍了各色彩旗。
主席台上方挂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的巨幅画象，以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和“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等大幅标语。
开幕式由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大会副总指挥黄中主持。
黄中宣布开幕式开始，一千二百多人组成的军乐队齐奏军乐。
在一片雷动的掌声中，由前面抬着国徽、后面手执红旗的仪仗队为先导，参加全运会的各民族运动员个个精神抖擞，列队步入会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国家男女优秀运动员和国家裁判员走在各个代表团的最前面。
这些优秀运动员大部分是运动健将中的精华。
有游泳、田径、航空模型等各项世界纪录的创造者，有世界女子登山最高的登山运动员，有全国纪录的创造者，有国家男女篮球、足球、排球和乒乓球代表队队员，有世界乒乓球单打冠军。
他们曾经为祖国体育运动建立功勋，为祖国争取了光荣。
国家男优秀队员穿着佩有国徽的海蓝色礼服，国家女优秀队员则是五颜六色的时装。
每过一个看台，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后面依次接受检阅的是人民解放军、上海、山西、四川、甘肃、江西、湖南、山东、内蒙古、广东、江苏、广西、辽宁、西藏、云南、宁夏、河北、河南、吉林、安徽、浙江、贵州、青海、湖北、黑龙江、陕西、福建、新疆、北京等全国二十九个代表团的队伍。
每一个代表团队旗后面是三个领队的运动员。
各个代表团运动员穿着颜色不同的运动服，裸露出黝黑结实有劲的腿臂。
女子运动员都穿着短裙衫，头上扎着发结。
队伍里有各行各业的先进人物，工农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三好学生。
他们都受到全场热烈掌声欢迎。
祖国和平建设的保卫者人民解放军代表队、不远千里而来的内蒙古、广西、西藏、云南、宁夏、青海、新疆等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代表团，每走过一个看台，观众都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少数民族地区代表团的领队中，有蒙古族、藏族、回族、维吾尔等民族别具风格的装束，他们象征着我国各民族运动健儿的大会师。
西藏代表团受到了特别热烈的欢迎，这支体育队伍成立只有几个月，有些不久前还是未解放的农奴制度下的奴隶，但是由于刻苦锻炼，在短短的时间内，竞技成绩迅速提高，有不少人已达到国家等级运动员的水平。
乐队奏完国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贺龙致开幕词（开幕词全文另发）。
贺龙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衷心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胜利地开幕，并向到会的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贺龙副总理扼要地讲到我国各族人民在这光辉十年里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空前伟大胜利。
他说：我国体育事业，由于坚泱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为生产和国防服务的方针，十年来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特别是从1958年以来，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全国人民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全民皆兵运动的鼓舞和推动下，无论是群众体育的普及、或是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都获得了飞跃的发展和显著的成绩。
贺龙副总理论述了我国十年来体育运动巨大的成就和获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明确地指出“在今后工作中，必须坚决执行体育运动为生产和国防服务的方针。
加强党的领导，政治挂帅，反对右倾思想，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辉旗帜.继续贯彻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
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
普及群众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加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不断创造新纪录，特别是提高主要运动项目的成绩。
把我国的体育运动推向一个更加普遍、深入发展的新阶段。”
贺龙副总理号召全运会全体同志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政治挂帅，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发扬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和优良道德作风。
同心同德，团结一致，认真负责，虚心学习。
胜不骄，败不馁，以中国人民在大跃进时代的英雄气魄，千方百计地创造优异成绩，把全运会开得好，开得精彩！
贺龙副总理讲话结束。
二十九个体育代表团的一百多名女运动员个个手持一束鲜花，轻快地跑上主席台，向国家领导人献花致敬，顿时场上五彩缤纷的气球腾空而起，一千只和平鸽拍打着翅膀从看台上飞上天空。
台上台下欢呼声和掌声响成一片。
运动员退场时，六百多名少年儿童立即跑向主席台前，跑向外宾看台前，跑向周围观众的看台前，以花致敬，总名为“全民同庆”的团体操表演便正式开始了。
参加团体操表演的是北京一些小学、中学和高等学校的八千名男女学生。
他们先后表演了幸福儿童操、青春的花朵操、群英比武、双人技巧、祖国万岁等体操。
这些体操动作优美、变化多端，反映新中国儿童幸福成长，工农业大跃进，表现我国有历史传统的武术风格。
不断博得观众齐声喝彩。
最后，由北京队和广东队举行全运会足球第二段决赛中的一场比赛。
北京队以4∶1获胜。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主席台上。
新华社记者 刘东鳌摄
新华社13日讯 朱德委员长今天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扩大的第八次会议结束时讲了话。
他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听取了周恩来总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经过三天认真的、严肃的讨论，大家发言一致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同意9月8日周恩来总理给印度尼赫鲁总理的复信。
会议坚决支持我国政府对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所持的严正立场、明确态度和正确方针，认为这种立场、态度和方针，充分反映了中国六亿人民维护我国领土主权不受侵犯的坚强意志，充分表现了我国坚持按照五项原则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维护中印友谊的真诚愿望。”
朱德委员长说：“中印边界问题是英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我国西藏所遗留下来的一个复杂问题。
所谓麦克马洪线就是英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西藏的产物，解放以前，中国历届政府包括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从未承认过。
我国政府考虑到中印两国边界问题的历史背景，考虑到两国边界过去从未正式划定过的实际情况，一贯主张根据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方法，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
为了维护中印友谊，在双方政府对边界问题没有解决和划定以前，我国的军队和行政人员都没有越过这条所谓麦克马洪线。
中国政府这种好心好意，却没有为印度政府所了解。
今天的事实，正如大家所说的，是印度军队侵入了中国，而不是中国军队侵入了印度；
是印度的某些人破坏了五项原则、破坏了中印友谊、制造了边境的紧张局势，而不是中国。
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是任何人否定不了的。”
朱德委员长最后说：“中印两国都是大国，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团结，对于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帝国主义总是在处心积虑地破坏中印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团结。
今天在印度掀起的反华运动，只能有利于帝国主义，而不利于中印两国人民。
我们希望尼赫鲁总理和印度政府以中国友谊为重，立即纠正从军事、外交和舆论等方面对我国施加压力的极端错误作法，立即制止一切旨在败坏中印友谊、败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反华叫嚣。
我们相信，只要根据五项原则，通过和平协商，中国边界纠纷是一定能够得到完满的解决的。”
新华社13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今天上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扩大的第八次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进一步说明了中国政府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
陈毅副总理兼外长说：“周恩来总理在9月8日给尼赫鲁总理的复信中，已经把我国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态度和方针阐述得很清楚。
但是，尼赫鲁总理却说周总理的复信增加了局势的严重性。
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十分惊奇。
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说明中国政府的政策，以正视听。
“中印边界全部没有划定，这是必须首先肯定的事实。
早在1954年尼赫鲁总理访问中国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就向他提出了这一事实。
但是，尼赫鲁总理却认为中印之间并不存在边界问题。
实际上直到今年3月22日尼赫鲁总理在他给周总理的信中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
现在印度却指责中国把关于整个边界的想法藏在心里不说，到后来才提出来，因而是不直率、不公平的。
这种指责显然是毫无根据的。
看来，印度政府现在也不能再坚持中国边界早已全部划定的说法。
但是，印度政府至今还没有从中国边界全部未经划定的事实出发，象中国政府一样，表示努力争取通过友好谈判全面解决边界问题的愿望。”
陈毅副总理兼外长说：“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不能归咎于新中国。
由于有着英国侵略中国的历史背景，中印边界问题十分复杂。
另一方面，既然中国和印度已经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统治而成为独立的和相互友好的国家，这就替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因此，中国政府始终认为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采取合理的、和解的、友好的态度进行协商，谋求边界问题的全面解决。
但是，印度方面不仅不愿意考虑英国侵略中国的历史背景，甚至企图把过去英帝国主义一直没有能够迫使中国政府接受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强加于新中国。
难道这表现了印度对中国的革命有充分了解和充分认识吗？
难道这说明印度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有过丝毫的考虑吗？
“中印边界问题既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的全面解决就需要时间和事先的充分准备。
中国政府在积极寻求对双方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的同时，采取现实的态度，主张双方维持边界的久己存在的状况。
这就说明中国充分考虑了印度已经独立的事实，十分重视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而且在同印度的关系中贯彻执行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中国从来没有、也绝不会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
但是，为了在边界问题全面解决以前维持两国边界久己存在的状况，中国的军队从来没有越过这条线。
1958年底周恩来总理曾经明确地向尼赫鲁总理说明了这一点。
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尼赫鲁总理把周总理的话解释为中国已经承认或者准备承认麦克马洪线，并且据此指责中国现在改变了对麦克马洪线的态度，引起了彼此的不信任感。
我们觉得，彼此的信任感必须来自互相的正确了解。
如果彼此不是采取同情的态度，互相正确了解，那就很难谈什么信任感了。”
陈毅副总理兼外长说：“中国政府主张，除了维持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以外，对于一部分关于边界的争执，中印双方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办议，必须指出，中国政府的这种主张是为了有利于边界问题将来的全面解决。
是为了保证边境的安宁和维护中国的友谊。
印度政府通过印度驻华大使馆，在9月10日交来一个照会。
这个照会已经印发给人大常委的各位委员。
在这个照会中，印度政府表示准备同中国政府通过讨论解决在中印边界东段双方关于三个地点的争执。
但是要求中国军队撤出朗久。
对于这个照会，中国政府不久以后将会给于答复。
在这里，我认为应该再次指出，在中国边界的西段，中国一直严格遵守传统的习惯线，在东段，中国军队也从来没有超过所谓麦克马洪线。
在整个边界都是由于印度的军队和行政人员越境侵占了中国的领土，才发生了争执。
正象周总理在复尼赫鲁总理的信中所指出的，在中国边界的西段，印度的军队越过传统的习惯线，侵占着什普奇山口、巴里加斯、桑、葱莎、波林三多、巨哇、曲惹、香扎、拉不底，印度的行政人员侵占着乌热；
在东欧，印度军队越过所谓麦克马洪线，甚至越过印度现行地图上所标明的、比麦克马洪线更加深入中国境内的边界线，侵占着沙则、兼则马尼、塔马顿。
至于一度被印军侵占、现在由我国军队驻守的朗久，经过我们确实的调查，肯定是在麦克马洪线以北。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印度的军队和行政人员应该撤出中国的领土，而不存在中国军队从任何地点撤出的问题。
即使如此，中国政府还是愿意根据一贯的主张，同印度政府通过谈判解决关于以上各个地点的争执的。”
陈毅副恩理兼外长说：“根据以上所述，任何公正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中国的立场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但是，尼赫鲁总理说，在边界问题上，中国没有公平对待印度，而且企图威吓印度。
我们很难设想，尼赫鲁总理这样说，究竟有什么根据。
相反地，企图把英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产物强加于中国，用武力侵占中国的领土，掀起狂热的反华运动，这难道能说是公平地对待中国，没有对中国进行威吓吗？
事实上。
自从发生西藏叛乱事件以来，对中国不友好的活动在印度一直继续了六个多月。
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到，虽然印度政府多次声明只是允许达赖喇嘛和西藏叛乱分子在印度避难，不承认在印度存在着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西藏政府，不允许达赖喇嘛和西藏叛乱子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不赞成达赖喇嘛和西藏叛乱分子把所谓西藏问题提到联合国，但是，达赖喇嘛在西藏叛乱分子的怂恿下，远远超出了国际惯例所允许的避难范围，一直在进行着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并且以所谓西藏政府的名义向联合国提出所谓西藏问题。
尼赫鲁总理说，印度政府一直设法走中间道路。
其实说得坦率一点，印度政府一直在采取两面手法。
对一个友好的国家采取这样的手法，确实是异乎寻常的。
“我们一直把印度看成是我们的友好国家。
当然，在友好国家之间也免不了有分歧和争执。
但是，我们认为，六个月来中印两国之间的争执，从长远来看，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
但是从事件本身来看，这又都是原则性的争执，必须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才有利于两国的友好相处。
我们深信，只要双方以友谊为重，信守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中印两国之间的一切分歧，都是可以通过谈判得到解决的。
9月10日尼赫鲁总理也在印度联邦院声明他将永远努力寻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办法。
中国政府对尼赫鲁总理的这种态度，表示欢迎。”
最后，陈毅副总理兼外长说：“尼赫鲁总理对于亚洲和世界和平所作时贡献是大家公认的。
9月11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老挝问题，指责安理会任命关于老挝的委员会是完全绕过了日内瓦协议。
他说，取消日内瓦办议所规定的办法是件危险的事情。
他强调在解决老挝问题方面任间真正的成功，只有通过有关各方面达成协议，才能取得。
尼赫鲁总理和印度政府对老挝问题的态度，值得中国政府和一切维护日内瓦协议和亚洲和平的人们的热烈支持。”
===== 祖国神圣领土不容侵印度反华运动必须停止-天津；
武汉；
重庆等地人民一致支持我国政府的严正立场
新华社天津13日电 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和政协天津市委员会今天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中印边界问题。
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各界知名人士在发言中，完全拥护我国政府为中国边界问题所采取的严正立场，并愤怒谴责印度军队侵略我国领土的行为。
民革河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杨亦周说，尼赫鲁在给周总理的信中，充满了荒谬的论点。
第一、他强调“传统的疆界是遵循喜马拉雅山山脉峰顶分水岭为界的地理原则的”。
这种说法完全是片面的。
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个界线，怎么能说是“传统的疆界”呢？
第二、尼赫鲁强调所谓麦克马洪线是“西姆拉会议决定的”，但是大家都知道。
西姆拉会议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西藏地方的一个重要步骤。
所谓麦克马洪线并未在会议上讨论，西姆拉会议的一切决定和秘密条约，既然没有中国中央政府代表签字。
怎么能成为一个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呢？
民盟天津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国藩说，印度反动派掀起的反华运动，只有对帝国主义有利。
对印度人民、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没有丝毫好处。
我们正告印度反动派，绝不容许你们破坏中国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民建天津市委员会主任委员朱继圣说。
尼赫鲁先生硬要把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这是枉费心机。
中国人民绝不容许别人把我国的领土分割出去。
中国民主促进会天津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说：印度当局继承英帝国主义的不光彩的遗产，妄想侵占我国的领土。
印度扩张主义分子颠倒黑白捏造事实掀起反华运动，这不会给印度人民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地，只会国帝国主义坐收渔人之利。
共青团河北省委员书记李兴说，尼赫鲁是五项原则的倡议人之一，我们曾因这一点而尊敬他。
但是他现在竟然硬要把自己的片面主张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并且污蔑我国为“侵略”。
这是令人非常惊异的。
河北省总工会副主席王维奇说，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不但制造中印边境事件，企图侵占我国领土，而且多次纠集暴徒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和领事馆的门前示威，对我们国家和国家岭导人横加污蔑，这是不能容忍的。
我们河北省广大职工，对此表示严正的抗议。
我们要求印度政府立即撤回越人中国境内的印军和行政人员，使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及早缓和下来。
河北省妇女联合会主任彭青说，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从未侵犯别人领土，但是也决不容许别人侵犯我们的领土。
印度政府应当采取明智的态度，通过友好协商合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到会的专家、工程师、医生、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宗教界人士等，也一致斥责印度反动派在中国边界问题上发出的种种叫嚣。
历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郑天挺说，所谓麦克马洪线根本没有在西姆拉会议上讨论过，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参加西姆拉会议的代表瞒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在1914年3月24日，也就是在所谓西姆拉条约议结以前，在德里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用秘密换文方式决定的，这条界线后来标在西姆拉条约的附图之上。
中国任何一个中央政府都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个条约，所以肯定是不合法的。
新华社武汉13日电 政协湖北省委员会12日下午邀请武汉地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各界人士二十多人，讨论中印边界事件。
出席会议的人一致支持我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和边境局势所持的立场，并且严厉谴责了印度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掀起的反华运动。
民盟湖北省委副主任委员周杰说，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维持中印友谊是中国人民的一贯主张。
在中国边界问题上，虽然印军一再越境挑衅，我国还是做了巨大的克制。
而印度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竟然借口边界问题又一次掀起了反华浪潮，印度政府也企图借此来迫使我国接受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的片面主张。
作为五项原则创始人之一的尼赫鲁，应当知道友谊是不能在另一方受到压力的情况下获得的，中国更不可能牺牲自己的领土来换取友谊。
民盟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唐哲说，印度一些政界人士和反华分子借中印边界问题，制造反华歇斯底里，作为一个大国总理和五项原则创始人之一的尼赫鲁也竟然屡次发出我国“侵略”印度这种颠倒是非的谬论，使我们深为遗憾。
他问道：只许印度军队侵入中国境内，却不准中国人民在自己的领土上设防，这究竟是谁在破坏和平共处？
是谁在进行侵略？
他说，我们要告诫印度当局：不要把英帝国主义统治时期侵略西藏的所谓“法律根据”和“传统习惯”继续强加在站了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头上，这些“法律根据”和“传统习惯”是极不光彩的。
我们相信：共过百年患难的中印两国人民是心连心的，一定可以粉碎帝国主义和它们在印度的代理人破坏两国友好关系的任何阴谋。
1955年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代表、湖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陈经畬对印度政府人士、扩张主义分子和右翼政党以及他们掌握的报刊，利用中印边界问题大肆污蔑中国，甚至组织暴徒到中国使馆和领事馆门口“示威”。
猖狂地污蔑我国和政府领袖的反华活动表示极大愤怒。
陈经畬指出：这是一种明目张胆破坏中印关系和毒化中印友谊的行径，是破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活动，中国人员应引起高度警惕。
湖北省副省长聂国青，全国政协委员江炳灵、沈启年，无党派民主人士胡伊默，省天主教友爱国会副主席李道南，省基督教爱国会副主席刘年芬，武汉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陈应桐等，也相继在会上发言，他们一致表示坚决拥护政府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严正立场，他们指出，周总理的复信和报告完全表达了我国人民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坚强意志，体现了我国人民珍视中印友谊的真诚愿望。
他们对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右翼政党和他们所掌握的报刊，蓄意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掀起新的反华运动表示无比愤慨。
新华社重庆13日电 政协重庆市委员会12日举行会议讨论中印边界问题。
在会上发言的各民主党派重庆市地方组织负责人、重庆市工商联负责人及宗教界人士，完全拥护和支持我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所采取的严正立场、态度和方针，对印度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士掀起新的反华运动和印度官员公然对我国进行的无理指责，表示极大的愤慨，并予以严厉的谴责。
民革重庆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夏促实说，众所周知，所谓麦克马洪线从未经过我国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所承认，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
印度政府硬要我国接受它的片面主张，并含血喷人，污蔑我国“侵略”印度，这不能不令我国人民感到极大愤慨。
他说， 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继西藏叛乱事件之后，又一次掀起疯狂的反华运动，制造紧张局势，企图破坏中印友谊，破坏亚洲和世界和平。
他们的这种企图必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嘉仲说，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完全是印度当局一手造成的。
印军越境侵入我国领土，印度的飞机一再在中印边境侵犯我国领空。
我们要正告印度当局：不要搬石头打自己的脚。
印度当局的不明智行动，损害着中印友谊，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
印度政府应当立即撤回越境人员，以和平协商的办法来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
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文彬说，印度当局硬要以所谓麦克马洪线作为中印两国的边界，并以种种威胁为我国施加压力，企图以它的片面主张强加于我国，这是六亿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许的。
中国民主促进会重庆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西林说，我们正告印度政府，帝国主义者正在利用中印边界问题煽风点火，企图破坏中印友谊。
印度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不明智行动，只对帝国主义者有利。
中国农工民主党重庆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傅浚，九三学社重庆分社主任委员税西恒，重庆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温少鹤，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金锡如，民革重庆市委员会委员鲁崇义，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范众渠，重庆市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主席李牧群、副主席宋杰人、高少律，重庆市天主教友爱国会主任委员谢桐甫，重庆市伊斯兰教教长丁岐山，重庆市佛政协会会长释太空等人在发言中，也一致严厉谴责印度掀起的反华运动。
希望印度政府能够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
栏目：在全运会上
新华社13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贺龙13日下午在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上致开幕词。
全文如下：同志们：
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衷心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胜利地开幕，并向到会的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这次运动会，是在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号召，反右倾，鼓干劲，掀起增产节约运动新高潮，为提前在今年内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以辉煌的成就迎接伟大的国庆十周年的欢腾气氛中召开的。
在这光辉的十年里，我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以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英雄气魄，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空前的伟大的胜利。
我国体育事业，由于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为生产和国防服务的方针，十年来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特别是从1958年以来，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全国人民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全民皆兵运动的鼓舞和推动下，无论是群众体育的普及，或是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都获得了飞跃的发展和显著的成绩。
这对于保证和配合生产、工作、学习任务的完成，起了十分有益的积极作用。
现在全国有成亿的人经常参加体育活动。
广播体操已成为广大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保卫祖国安全的全民皆兵运动中，打枪习武已成为千百万人的爱好，并且涌现了许多优秀的射手。
成批的人通过了劳卫制和等级运动员标准。
在广泛的群众体育运动中，涌现了无数的优秀运动员，技术水平也提高很快。
解放后，我国运动员创造和打破了两千八百多次全国纪录，出现了一个世界冠军。
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1956年和1957年只有三人六次打破三项世界纪录，而在大跃进的1958年就有九人八次创造六项世界纪录，增长了一倍多。
在继续跃进的1959年，仅1至8月，就有二十九人在十二个项目中打破了十二次世界纪录，又使我国技术水平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我国体育运动所以得到迅速发展，是和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热情分不开的，也是和全民大跃进分不开的。
不可设想，没有人民精神面貌的改变，没有生产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提高，人民的体育运动会出现这样好的局面。
这一切说明，我国广大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在政治上彻底翻了身，经济生活得到了提高和改善，在体质上也有了显著的增强。
我国体育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是由于党和毛主席，以及人民政府对体育运动的一贯重视和正确领导，对劳动人民身体健康的无限关怀的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把体育运动列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主席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示，党中央关于“改善人民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是“向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的指示，为我国体育运动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党和国家还为体育运动的开展，创造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如在培养干部方面，各省、市、自治区都普遍建立了体育学院或体育学校，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也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各地还兴建了许多体育场和体育馆，这是群众进行体育锻炼和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重要基地。
在今后工作中，必须坚决执行体育运动为生产和国防服务的方针。
加强党的领导，政治挂帅，反对右倾思想，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辉旗帜。
继续贯彻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
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
普及群众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加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不断创造新纪录，特别是提高主要运动项目的成绩。
把我国的体育运动推向一个更加普遍、深入发展的新阶段。
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举行的这届全国运动会，它的规模在我国还是空前的，包括四十二个比赛和表演项目。
在大会的准备过程中，受到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亲切关怀，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
参加这次运动会的，包括各民族的一万多名运动员，他们是从基层、县、市、省层层选拔出来的。
全国共有五千多万工人、农民、学生、干部和部队官兵参加了这次大会的选拔。
形成了一个参加体育活动的高潮。
并多次创造了省、市、自治区纪录、全国纪录和世界纪录，充分体现了体育工作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
这次运动会不仅将检阅我国体育运动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也是表现我国人民力争上游的共产主义风格的比武场。
运动会的目的，是要团结全国体育工作者，推动群众体育运动的发展，和在若干运动项目上创造优异成绩。
希望大会全体同志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政治挂帅，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发扬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和优良道德作风。
同心同德，团结一致，认真负责，虚心学习。
胜不骄，败不馁，以中国人民在大跃进时代的英雄气魄，千方百计地创造优异成绩，把全运会开得好，开得精彩！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总路线万岁！
大跃进万岁！
人民公社万岁！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作者：孟庆彪
栏目：在全运会上
栏目：在全运会上
链球和女子跳远的“及格赛”标准分别是44米50和5米25，都大大超过了1955年全国最高纪录（链球31米81、跳远5米18）的水平。
尽管各地选手在今天的“及格赛”中每人只有三次试扔或试跳的机会（预、决赛共六次），技术水平还没能完全发挥，但从今天出现的成绩看来，预料在14日的预决赛中将出现更为激烈的争夺场面。
女子跳远共有五十八名选手参加，通过“及格赛”标准的十六名选手中，除肖洁萍、刘兴玉的成绩超过了5.60米以外，北京的杨玉敏成绩达到了5.65米、江苏毛阿宝5.56米、广东黄秀珍5.52米、北京桂馥君5.41米、云南李治初5.41米、上海杨肖诚5.38米。
链球“及格赛”共三十八名选手参加，体重一百零八公斤的毕鸣福是脚伤一个月以后第一次参加正式比赛，但他第一次试扔时，就把7.257公斤重的链球扔到55.04米的地方。
解放军的胡景全的成绩也超过了50米“大关”，达到了51.05米。
另外还有六名选手的成绩超过了45米，他们是：解放军贺永宪（47.43米）、山西李风晓（46.26米）、河南陈树彬（46.19米）、北京张宴凯（45.90米）、山东孙久远（45.21米）、解放军那至升（45.05米）。
栏目：在全运会上
新华社13日讯 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前夕，著名撑竿跳高运动员蔡艺墅在12日下午的测验比赛中，跳过了4.47米的高度，不仅打破了他自己今年3月创造的4.45米的全国新成绩，而且也是亚洲的最高成绩。
蔡艺墅在12日的测验比赛中，是从4米开始起跳的。
以后他又跳过了4.10米、4.22米、4.30米和4.40米的高度。
当横竿升到4.47米时，他第一次试跳因过竿后胸部触竿失败，第二次即轻松地跳过了这个高度。
据蔡艺墅谈，他早已打算在全运会开幕之前刷新他自己保持的4.45米的全国新成绩，这个愿望终于在12日这一天实现了。
内蒙古运动员刘正在12日的比赛测验中，也以11秒的成绩平文蕴珍保持的女子80米低栏的全国纪录。
作者：喻惠如牛嵩林李基禄
栏目：在全运会上
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开幕式，这是大会会场。
新华社记者 李基禄摄
大会入场式。
本报记者 牛嵩林摄
解放军代表团入场。
新华社记者 喻惠如摄
作者：牛嵩林/韩荣志
据新华社13日讯 我国目前最大的一个客运车站——北京车站，已经基本建成并交付使用。
这个车站是按照远期规划设计一次建成的。
构成这个车站的主要工程是比旧北京站——前门车站大八倍的车站大楼。
大楼前面是一个能容纳五万人的广场，后面是旅客入站的高架天桥、三条地道、六个月台和十二条铁路股道，建筑面积共达八万多平方米。
铁路股道后面，还留出一大片空地，在客运量进一步增长时，还可以再扩建三个月台和六条铁路股道线。
到那时，车站的设备能力将完全发挥出来，每天能接发列车二百为左右，接送二十万旅客。
车站大楼的立面，建筑师采用了新型结构和民族形式相结合的手法，建筑物的中央部分，是先进的圆拱薄壳结构，两旁是两个四十三米高的钟塔。
大楼的东西两翼，是两座琉璃瓦顶的角楼。
这个有二百一十八米长的大楼墙面，近四分之三都是大玻璃窗，周围配上米黄色的面砖，显得气魄雄伟而又朴素大方。
处处为旅客着想，是这个车站的最大特点。
车站大楼的主要部分，有十八个大小不同的候车厅（室），它能同时容纳一万四千个旅客。
这些候车厅（室）光线明朗，色调柔和，装饰朴素，座位也很舒适。
在供母亲和儿童休息的候车室内，地面和墙壁都是用硬木铺成的，这样可以使儿童不容易受凉；
室内还放着供婴孩睡眠的小铁床和各种玩具。
这个车站的售票厅也很宽敞，大楼的二层有餐厅，三层有电影厅、电视室、俱乐部和阅览室。
车站里，近郊旅客和长途旅客、上车旅客和下车旅客、人和行李的线路都是分开的。
在车站的中心——中央大厅里，目前正在安装四部自动扶梯，每小时可以运送二万四千个旅客。
自动扶梯两旁，还有四部辅助性的电梯接送乘客上下。
这个车站设置的九个问讯处，有的采用了先进的电视问讯设备。
规模这样巨大的车站，如何迅速地接入或发出列车？
这个车站安装的现代化的“进路继电集中设备”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种设备能把全站道岔、信号灯的操纵都集中在一个操纵台上。
信号员只要按动操纵台上的电钮，在十秒钟左右就能打开一条通路，比过去用人力或半机械板道岔的效率提高了五倍多，而且绝对保证安全。
这里还用超短波无线电指挥现场调车。
被称作车站的“嘴巴”和”眼睛”的播音室，也采用先进的广播设备。
播音员坐在播音室里，通过电视机就能看到候车厅内的旅客；
只要按动电钮，装在播音室楼上的录音带就能自动地将开车时刻和旅客注意事项播送出去。
这个车站是在今年1月动工兴建的。
工程十分浩大。
有九十多万立方米的土方工程，铺设的电缆、煤气、通风、通讯等管道的总长度达到四百一十多公里。
在通常情况下，这样的工程至少需要设计一年，施工两年。
但是，实际上它从设计到建成总共只用了十个月时间。
工人门称这座建筑是大跃进的产物。
这个车站在北京崇文门和东便门中间，靠近五十三年以前修建的前门车站，离市中心只有三公里，交通方便。
通车后，将能完全满足目前北京客运量的需要。
新建的北京车站外景
军人候车室
牛嵩林、韩荣志摄
新华社13日讯 据印度新闻处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9月10日在联邦院谈到了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在9月8日写给他的复信。
他认为，两天前发生的这件事情“更增加了局势的严重性。”
他说，“中国关于这个问题的政策，逐渐地、一步一步地变得更加刻板了。”
尼赫鲁总理追溯了1956年同周恩来总理的关于中印边境问题的谈话。
他说：“我的记忆可能不对，他的记忆也可能不对。
不管怎样吧，恰巧我并不信赖我的记忆力，而是信赖在我们会谈后二十四小时之内我在正式笔记上所作的谈话记录。
这些谈话几乎很少被引用过。”
尼赫鲁说，周总理说，“由于我们的友好关系，就中印边界而论，我们将接受麦克马洪线。”
这就是整个麦克马洪线了。
他接着还谈到了一两件事。
一件是，他并不认为这是有效的一条线。
他肯定是这样说的；
英国人曾经不断地扩张，然而我们将承认它，因为曾长期沿用过，也因为我们是友好国家。
我听他这样说以后，想明确肯定我并未误解他的说法。
所以我想，我曾用各种方式三度回头再谈这个问题，并使他重复这一点。
因此关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由于这个问题对我具有某种重要意义，我在随后不久离开时，就把这个问题记下来，它在那里。
现在，这件事被无视——如果不是被否认的话，无论如何，它实际上是被否认了——而且采用了另外一条线，这是我感到遗憾的事。
当然，可能中国国内发生的事情迫使改变政策，我不知道。
那种情况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生，但是，不管原因可能是什么，情况就是这样。
发生了这种转变，它并不是突然的。
即使在这本白皮书内，读它的人将会看到，关于这条麦克马洪线等等的答复……语气并不象周总理昨天的信那样强硬和武断。
中国对这个问题的政策已经逐渐地、一步一步地变得更加刻板了。
为什么？
我说不上。
“毫无疑问，这个问题是我们所关切的问题，这不仅是由于它的后果，而且是由于这种事态发展产生了对彼此的话语和保证的不信任感。
正如一些可尊敬的议员们所说的，这是比几码领土更为重要的问题。
假如存在那种缺乏信任和缺乏信心的情况，那我们怎么样呢？
尼赫鲁还谈到1954年中印谈判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情形。
他说，“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会认为，如果当我们正在处理印度— 西藏问题时，存在着西藏的一小部分在印度或諐印度的一小部分在西藏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本应该提出来讨论。
可是这些问题没有提出来。
我看不出为什么我应该提出这些问题，因为我在这些问题上没有什么话要说。
我接受了边界的现状，没有提起任何东西，这种讨论的整个脉络是，我们是在处理同中国签订的那个条约中西藏和印度之间的一切遗留下来的问题。
把打算要改变西藏和印度之间的整个边界的想法藏在心底里不说，到后来才把它提出来，这种作法似乎不是很直率或公平的。”
尼赫鲁说：“我敢冒昧地说，据我看来，中国为印度的革命缺乏了解，或者说缺乏认识，不仅他们的一些误解，还有他们对印度以及与印度有关的事情的许多做法，或许就是由于这一点造成的。”
他又说：“我希望，我们是曾设法了解他们，了解在那里发生的事情的。
也许我们并没有完全成功，但是我认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们曾经作过这样重大的尝试。
而对方甚至连这样的尝试是否作过，我丝毫都不能肯 定。
我觉得，就象在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前半叶（不是现在）某些西方国家骄傲狂妄、不把世界其他国家放在眼里——它们认为自己是世界的领袖，世界的其他国家应当跟着它们走——一样，现在有些远东国家中也有一种趋向于忘记世界上还有其他不能无视的国家的倾向。
他们忘记了印度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国家，虽然它讲话的语气可能比较温和，象它不仅在最近而且甚至在过去的年代习于所做的那样。”
尼赫鲁说，“我非常钦佩中国人的思想的合乎逻辑、合乎情理和相当冷静。
但是，我有时候怀疑，所有这些原有的品质是不是有一部分已经消失了。
因此我们必须谨慎。
我们当然必须警惕，而且必须采取我们所能够采取的措施来维护我们的完整。”
他说，“我们必须采取坚定的态度，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立场。”
但是，他又说，“我将永远努力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因为我要考虑到未来。
如果将来印度和中国之间长期继续存在敌对状态，未来将是黑暗的。”
尼赫鲁说，“当然，没有进行战争的客观理由，没有实际的理由，没有明显的理由，没有任何理由。
无论你以哪种态度处理它，对我们来说，为这种问题而战，将是极其愚蠢的。
……当这种冲突发生的时候，就发生了扰乱我们内心的信念的某种事情，发生了伤害我们的自豪感、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我们的自尊心等等的某种事情。
……这并不是为了一块领土，而是因为他们感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受到公平内对待，他们受到了中国政府相当随便的对待，并且企图威吓——如果我可以用这个字眼的话——他们。”
尼赫鲁再次说“麦克马洪线”是印度的疆界。
他说，“从取得独立的头几个月开始，在头一两年内，我就屡次在议会说，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疆界。
当我在议会讲话的时候，那就是讲给外界听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那就是讲给中国政府听的。”
他又说，“我们已经向他们（中国）建议——没有其他办法——说我们必须接受现状，并且让我们来就这些各别的地方进行讨论。
我不知道，也不理解我们如何能够讨论这样广泛的地区。
我们可以就那些可能存在着什么争端和可能引起了不满意的个别的地方进行讨论。
接受或者遵守麦克马洪线是一回事，但是在这里那里具体地划线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尼赫鲁不同意过去英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印边界纠纷的基本原因的说法。
他说：“现在我们也常常使用、而他们经常使用的一个很爱用的字眼——但这个字眼中国当局特别爱用——是‘帝国主义’。
不错，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
我们对它有充分的了解，对它极其厌恶。
我们一直在对它进行斗争。
但是在我看来，有时候，这个字眼被用来掩盖每一桩罪恶和每一件事情，好象它是每一个论点的说明似的。
只要说‘帝国主义’，就回答了一切。”
他说，“现在提出这些问题，理由是许多许多年以前英帝国主义曾在那里发生作用。
在我看来，这确是一种奇怪的论点。”
尼赫鲁说，“中国在今天是一个巨大的、非常大的、庞大的国家。
难道这个中国是从‘梵天’（印度教的创世者——编者注）的头脑里产生出来就这样的吗？
它是怎么变得这样大，这样巨大的？
肯定地说，这是靠在过去多少代里它的人民的能力和它的战士们的征服，换句话说也就是靠中国帝国主义。”
尼赫鲁不同意从最近几十年的现代历史上说明中印边界的情况。
他说，“在历史上你把线划在甚么地方？
历史中充满了机遇，充满了盛衰，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事物，充满了民族和国家的融合。
如果那样回溯的话，今天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国家不可以从根本上被动摇和分裂。”
他说，“中国对这些简单的人之常情的因素似乎也不承认，而且归根到底对印度的友谊很不重视，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谈到中印边界情况时，尼赫鲁说，“所有这些边界问题可以分为三部分。
一部分，一般说来，就是从缅甸边界到不丹边界的所谓麦克马洪线；
其次是北方邦、旁遮普、拉豪尔和斯皮蒂；
然后才是拉达克。
你必须分别对待这些地方。
……我们一向认为拉达克地区是不同的地区，并且就边界来说，是一个较含糊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地区，因为确切的边界线根本是不清楚的，不象麦克马洪线那样。
当我们
在1958年，在一年多以前发现中国在拉达克东北角修建了一条越过叶城的公路的时候，我们感到忧虑，我们并不知道这条公路是在什么地方……我们离那个地区有一百英里远。
这是个不能住人的地区，而且一直没有受到过任何的管辖。”
关于中国提出的印度军队侵入中国领土的问题，尼赫鲁说，“什么是侵略，什么不是侵略，当然要看你把分界线划在哪里而定。”
谈到具体发生交火的朗久地方，他说，“我们从我们的人那里得到一种说法，毫无疑问，他们从他们的人那里得到一种说法，两种说法不一样，它们互相矛盾。”
在谈到地图问题的时候，他说：“一方面，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些地图，在这些地图上，印度的大块土地被标得好象是中国的；
另一方面，他们说，地图画得不精确，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改变它们，不过我们不承认麦克马洪线。
谁也不能确切了解，他们对于那条线划在那里究竟是怎样想的。
一个大国采取这样的立场是非常奇特的。
即使我们同意那一点，这也意味着让问题处于含糊不清的状态，而发生麻烦的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
他还特意提到了中缅边界问题。
他说，是他建议周恩来总理和吴努就边界问题举行会谈的。
他说，“但是我遗憾地说，虽然这已是好些时日以前的事——有三年半了——这些会谈还没有在缅甸产生效果。
问题仍然存在。
缅甸有人觉得，给予吴努的有关边界的保证并未为中国所履行。”
尼赫鲁谈到西藏叛乱和印度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时说，“毫无疑问，他们（中国）在那里遇到了困难；
当天，西藏人民遇到的困难要大得多。
也许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事情的反应很强烈，我指的是我们给予达赖喇嘛避难权以及其他某些因素。
我们一直设法走中间道路。
我们尊敬达赖喇嘛。
许许 多多人都尊敬他。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一切问题上都同意他。
在某些方面，他今天的做法是错的。
就我们所提的劝告来说，我们曾经竭力告诉他，说他现在的做法是错误的。
如果他把西藏问题提到联合国去，那将不会有什么好处。”
尼赫鲁说，“我必需说，他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我们的劝告，那就是说，关于不要热衷于政治争论的劝告。
但是有时候他没有接受，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难决定的问题。
我们不想干涉他的事情，我们希望让他享有是限定范围内的行动自由。
但是，无疑这一切必然已经影响到，并且现在仍在影响着中国的情绪，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而不是由于中国对印度、对我们的边界的态度中逻辑或者情理，所以他们本来取一种刻板的态度。”
尼赫鲁在谈到中国友谊的时候说：“我认为我们努力争取他们的友谊是做得对的，而且我可以再说一遍：我们将继续努力争取他们的友谊，任何对印度的今日和未来负有丝毫责任的人，决不能让自己惊恐和激怒，决不能在惊恐和愤怒的心情支配下行动。”
谈到印度的外文政策时，尼赫鲁说，“我不了解，现在已变得严重起来的目前局势同我们的外交政策受到所谓严酷考验有什么关系。
就我而论，就我们的政府而论，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坚如磐石的，它将继续是这样。
别的某个政府可能改变它。
目前的政府不会改变它，目前的政府将坚持不结盟政策，因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而不是见机行事的手段或一时的方便的问题。”
据新华社14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富汗王国联合公报的签字仪式，9月9日上午在北京举行。
周恩来总理参加了签字仪式。
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和纳伊姆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联合公报上签字。
签字以后，宾主热烈握手，互相祝贺。
新华社14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富汗王国联合公报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阿富汗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达尔·穆罕默德·纳伊姆于1959年9月5日抵达北京，同行的有阿富汗商业大臣萨达尔·吴拉姆·穆罕默德·舍尔扎德先生和阿富汗王国政府的其他官员。
在萨达尔·穆罕默德·纳伊姆副首相在北京访问的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阁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阁下接见了他。
萨达尔·穆罕默德·纳伊姆副首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进行了诚恳友好的会谈，会谈中双方就中阿两国直接有关的问题、亚洲的重大问题和世界人民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
双方对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
双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和发展两国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和扩大技术合作的范围。
双方并且表示愿意进一步加强中国和阿富汗之间现存的睦邻关系。
双方重申对万隆亚非会议所制定和一致同意的原则的坚定信念。
双方表示决心致力于维护亚非各国之间建立在和平合作、互相尊重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的和睦关系。
双方希望亚非国家应该严格遵守万隆会议的精神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加强友好关系；
并且认为，亚非各国之间的一切争端都应该通过和平协商来求得合理解决，使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不致于受到损害。
在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问题中，双方表示欢迎苏联和美国领导人对彼此的国家即将进行的访问，因为双方相信，这对进一步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事业是有益的。
双方相信，在这次会谈中双方所表示的信念完全符合两国政府的政策，也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和万隆亚非会议的精神。
萨达尔·穆罕默德·纳伊姆副首相邀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访问阿富汗。
这一邀请已被接受，访问将在明年适当的时候进行。
1959年9月9日于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签字）
阿富汗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达尔·穆罕默德·纳伊姆 （签字）
据新华社13日讯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首都各界人士今晚举行集会，热烈庆祝苏联第二个宇宙火箭发射成功，欢庆苏联人民对人类征服宇宙和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在会上向苏联政府和伟大的苏联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他说，苏联第二个宇宙火箭的发射成功是苏联科学技术和工业建设的巨大胜利，它再一次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它是苏联人民对人类征服宇宙和进一步巩固世界和平事业的贡献。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在会上兴奋地指出，苏联征服宇宙的新胜利再一次证明人类的聪明智慧是无穷无尽的，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人民的智慧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黄炎培表示，他今年虽已年迂八十，但仍然相信他将亲眼看到人类进入月球，同吴刚共饮一杯桂花酒。
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李烛尘、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团主席季方和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都热烈祝贺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苏联科学家和全体人民对人类和平事业作出的贡献。
他们在发言中都强调苏联第二个宇宙火箭飞向月球是社会主义阵营与和平力量日益强大的标志。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指出，正当中国工人和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党的伟大号召为提前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的时候，传来了苏联第二个宇宙火箭上天的喜讯，这是为中国工人和全国人民的莫大鼓舞。
中国工人将更好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为加速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保卫世界和平而贡献一切力量。
全国妇联副主席许广平和刘清扬在会上指出，苏联征服宇宙的胜利消息不断传来，它正为人类开辟空间为伟大未来创造条件。
许广平还指出，同苏联人民正在为人类和平事业不懈努力的远大抱负相反，帝国主义还在地球上对其他国家进行可耻的侵略，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
著名物理学家赵九章、赵忠尧，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茅以升、侯德榜和著名医学科学家诸福棠，都在会上热烈地赞扬了苏联的最新科学成就，并且表示中国科学工作者要更好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加速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赵九章说，宇宙火箭每增加一公斤就要增加一吨重的发射力量，苏联第二个宇宙火箭的最后一级不但比第一个的最后一级增加了三十九公斤，并且火箭的控制系统和其他设备比第一个更好，这充分说明苏联火箭技术又有了巨大的发展。
茅以升强调说，火箭的发射需要强大的工业基础和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的配合，而苏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发射了两个宇宙火箭，这是苏联整个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空前高涨的成果。
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陈垣在会上说，苏联第二个宇宙火箭的发射成功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又一个标志，它是对帝国主义好战分子的严重警告，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福音。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秘书长钱俊瑞在发言中指出，苏联在重要的科学技术方面已经把美国远远地抛在后面。
苏联第二个宇宙火箭开辟了人类进一步征服宇宙的新时期，它是伟大苏联人民的骄傲，也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光荣。
今晚的集会由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李德全主持。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邵力子、共青团中央常委杨海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赵易亚、石景山钢铁公司青年工程师胡兆森、中苏友好公社主任马凤山、国棉一厂女工马耀骧。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发言的人一个接着一个，他们都向苏联政府和人民表示最衷心的热烈祝贺。
===== 苏联宇宙火箭今晨到达月球-火箭到达月球时；
可能成为月球的卫星或继续前进成为新的人造行星
新华社13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消息：苏联第二个宇宙火箭预计在14日清早五时零五分（北京时间）到达月球。
目前，火箭正在按预定的轨道继续向月球前进
这个火箭在到达月球时，有可能成为月球的卫星或继续前进成为新的人造行星。
目前，还不能作出最后结论。
但是，无论是那种情况，火箭都将给科学提供出新的珍贵的材料。
据新华社13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消息：苏联第二个宇宙火箭正在继续向月球飞行。
地面上不断收到从火箭上发出的科学测量的情报。
在莫斯科时间9月13日三时二十分（北京时间八时二十分）时，火箭飞出了苏联各观测站的观测区，这时，它距地球二十万公里，等于地球到月球路程的一半以上。
阿拉木图、布拉干、阿巴斯图马尼、第比利斯、斯大林纳巴德、森佛罗波尔以及苏联其它许多城市的天文台都观测到了宇宙火箭所造成的人造彗星。
布拉干、斯大林纳巴德、阿拉木图、森佛罗波尔等地天文台都拍摄了人造彗星的照片。
新华社13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消息：苏联第二个宇宙火箭在9月13日莫斯科时间九时，已经重新进入苏联测量站和观测点的观测区，并在所剩下的到达月球的全部行程中都将处在观测区里。
到9月13日莫斯科时间十时，火箭离开地球已达二十五万八千公里。
它的座标是：赤纬负十一点三度；
赤经二十时四十九分。
火箭距月球还有约十一万二千公里。
地面的观测站从火箭上获得了有关地球轴射带、地球磁场、宇宙线、流星粒子和星际气体等方面的科学情报。
根据对确定火箭位置的现有的距离和角度的无线电观测，以及根据对经向速度的测量，正在确定火箭向月球飞行的实际轨道。
测量和计算表明，火箭飞向月球的轨道同预定的轨道十分接近。
到9月13日莫斯科时间十四时，苏联宇宙火箭离开地面的距离将达二十九万公里，距月球约八万公里。
火箭的座标将为：赤纬负十二度；
赤经二十时四十九分。
据新华社13日讯 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电台和劳动人民热烈祝贺苏联成功地向月球发射第二个宇宙火箭，欢呼苏联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所获得的伟大胜利。
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劳动报”13日都发表评论祝贺苏联这一伟大或就。
这两家报纸一致指出，苏联发射的飞向月球的火箭标志着人类征服宇宙的新纪元，它是人类和平的使者，是苏联科学技术的又一巨大成就，也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又一个新的胜利。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各地人民听到苏联发射火箭的消息时，异常欢欣鼓舞。
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大柏林区组织第八次代表会议的参加者，12日代表四十五万会员打电报给苏联人民和苏联科学家，祝贺他们获得新的重大科学技术成就。
“自由罗马尼亚报”发表评论说，苏联科学人员的劳动和成就是对人类和平的创造力量的鼓舞。
罗马尼亚人民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也为这个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新的巨大的胜利而感到骄傲。
这篇评论说，当苏联的原子破冰船将要冲破古老的冰层、苏联的新火箭将给宇宙带来新的光明的时候，赫鲁晓夫的访问美国将会打碎“冷战”之冰，走向谅解，促使为和平和进步而斗争的各国人民更加团结。
波兰“人民论坛报”和“华沙生活报”13日夜第一版和第二版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发表了苏联第二个宇宙火箭上天的消息和世界各地对这一事件的反应。
波兰电台12日连续几次广播了这一令人兴奋的消息。
报纸和电台还登载和广播了波兰天文学家别累茨基等人赞扬苏联第二个宇宙火箭的谈话。
匈牙利“人民自由报”和其它扳纸刊登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致苏共中央的贺电。
在贺电中，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热烈祝贺苏联共产党、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工人以及全体苏联人民所取得的新的杰出成就。
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报”发表了题为“欢欣、骄傲、希望”的编辑部文章。
文章说，苏联第二个宇宙火箭的发射是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最强有力、最明显、最令人信服的证明。
这家报纸还刊登了保加利亚科学家和著名社会活动家关于宇宙火箭的谈话。
据新华社13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12日讯：苏联发射新的宇宙火箭成功成了全世界的头号消息，引起了全世界极大的兴趣。
最大的世界性通讯社——路透社、法新社、合众国际社、美联社和新华社在塔斯社发出这个苏联科学技术思想的新胜利的消息后几分钟，就转播了这个消息。
世界各国都认为苏联宇宙火箭的发射是苏联科学和技术的巨大的新胜利。
皇家学会（英国科学院）助理秘书马丁对美联社记者说，苏联发射火箭是“巨大的成就”。
另一位英国科学家、全国宇宙空间研究委员会主席麦西教授说：“俄国人执行的科学计划是重要而有趣的”。
麦西指出，苏联科学家“能够借助火箭上的仪器进行有趣的工作，并取得巨大的成果”。
美国报纸认为发射卫星是苏联科学和技术所取得的巨大进展。
“商业周刊”写道，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宇宙线国际会议后回国的美国物理学家们曾经谈到，“俄国人在这个科学部门中所进行的工作规模之大”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新华社13日讯 伦顿消息：英国官方的英国新闻处11日在一篇为麦克马洪线辩护的资料里，不得不承认，“中国政府一贯否认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
这个英国官方的新闻机构说，英国在1913年到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上是想谋求一项“能使西藏在事实上独立的协定”，而把麦克马洪线“标在这个条约所附的一幅地图上”。
它说，“但是后来中国政府拒绝批准这项条约”，“中国政府一贯否认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
虽然英国新闻四处竭力企图说明这些对西藏地方当局同英国政府一样是“有约束力”的，但是它又不得不承认，“实际上西藏人也倾向于越过这条（麦克马洪）线”。
英国新闻处说，印度政府从英国政府那里“继承”了这条“并没有实际在地上标明”的所谓麦克马洪线。
“泰晤士报”7日在读者来信栏中刊载了贝利的一封来信，其中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把中国西藏地方当局传统管辖的领土非法“割让”给印度。
据新华社13日讯 新德里消息：印度国内外的反动势力正在利用达赖喇嘛来作为反对中国的工具。
最近，达赖喇嘛被人接到印度首都德里。
接着，一个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以扩大干涉中国内政和加强反华诽谤运动的阴谋计划就出笼了。
9月2日，达赖喇嘛从他入印以后一直居住的穆索里到达新德里。
印度官方给予隆重接待。
在车站上，印度外交部副部长梅农夫人第一个走上去迎接他。
人民社会党主席辛哈和这个党的另一个首脑克里帕拉尼、国大党德里邦委员会主席古普塔和德里副市长萨尼等人都到车站欢迎。
车站外面聚集了一群人，不断呼喊反华口号：“中国刽子手滚出西藏去！”
“打倒中国帝国主义！”
他们手里拿着的标语牌写着：“西藏自治是印度的安全的保障。”
达赖喇嘛被送到印度政府的迎宾馆海得拉巴大厦居住。
德里市政机构决定拨付七千五百卢比来举行招待会欢迎他。
他会见了印度总统普拉沙德、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总理尼赫鲁、内政部长潘特、财政部长德赛等印度政府负责人。
他还同菲律宾、日本、美国、英国、泰国、南越等驻印度使节广泛进行接触。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鉴于达赖喇嘛决定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并且有消息说，他正在找寻某个国家把这个问题在联合国提出，人们认为这些会议具有特别的意义。”
消息又说，“尼赫鲁总理曾经在几天前表明，就印度来说，它不会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
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和这些外交家举行的会谈就更有意义。”
在达赖喇嘛到达新德里之前，8月30日在新德里就以他的名义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什么西藏情况“变得黑暗和阴沉到不可估量”，因此“只有向联合国发出呼吁”。
印度外交部一位发言人就这项声明发表谈话时说，“他是一个自由人，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据美国新闻处联合国消息。
9月9日，从新德里以达赖喇嘛的名义用电报发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一封信件，要求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和立即干预所谓“中国部队（在西藏）的侵略行为”。
这封信重复帝国主义和外国干涉者一再提出的所谓西藏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说法，还捏造了所谓中国军队在西藏企图“消灭西藏种族”，“夺去西藏人民的财产”，“无缘无故杀害西藏著名人物”等的一些“罪行”。
在西藏叛乱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平息以后，印度反动势力就在进行这种阴谋利用联合国来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
今年6月间，曾经一手导演臭名远扬的反华丑剧“全印西藏会议”的纳拉扬，就到过穆索里同达赖喇嘛进行了三天的长时间的会谈。
这个前人民社会党领袖在6月26日说，有必要在联合国中提出西藏问题。
他事后到德里去，向英国、南斯拉夫、日本、马来亚等国驻印使节大肆活动，图谋组织一个“亚非委员会”来支持西藏叛匪和攻击中国。
在穆索里进行频繁活动的还有逃亡在国外的西藏叛匪鲁康娃、嘉乐登珠、诺布、索康等人。
嘉乐登珠和诺布是达赖喇嘛的哥哥。
他们带着美国和蒋介石集团所给予的使命，经常包围达赖，怂恿他进行关于所谓“西藏独立”和反对中国政府的种种阴谋活动。
据报纸消息，叛匪在穆索里公然以“噶厦”（西藏地方政府）的名义开会，并且一度在达赖喇嘛的住所前面升起所谓的“西藏国旗”。
此外，同达赖喇嘛会谈过的还有锡金王子、拉达克大喇嘛和一个锡兰“僧侣代表团”，据报道，这个“代表团”曾经同达赖喇嘛讨论了成立一个以他为首的“反共佛教阵线”的问题。
从5月上旬起，穆索里的官员就根据印度外交部的通知，每星期给达赖喇嘛安排一次同公众见面的活动。
据“政治家报”5月20日报道，在印度公众对达赖喇嘛的兴趣减弱以后，印度外交部又作出决定，让摄影记者给达赖喇嘛照相。
随后，经过多方面的活动和周密的准备，达赖喇嘛出面在6月20日在穆索里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
他在会上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一篇谈话，答复了记者提出的九十多个问题，还宣读了一篇声明，里面使用了许多为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干涉者所惯用的诽谤中国的词句，露骨地反映了他们的图谋。
在报道达赖喇嘛的这些活动的同时，外国报纸、通讯社还报道了用他的名义发表的一些声明、电文和信件。
在5月16日发表的声明，呼吁全世界佛教徒为所谓“在西藏牺牲生命和那些仍然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到可怕痛苦的”西藏人祈祷。
据报道，达赖还和一些印度右派人物组织的什么“德里西藏事务委员会”、“印度支援西藏委员会”等互通函电。
此外，据说是达赖喇嘛的“主任秘书”土登诺桑曾经代表达赖喇嘛打电报给蒋介石集团的所谓“各界授助铁幕内人民争取自由委员会”主任谷正纲，感谢他对叛匪的支持。
美帝国主义操纵的反动组织“亚洲人民反共联盟”也曾经打电报给达赖剌嘛表示“鼓励和支持”。
菲律宾的所谓麦格赛赛奖金保管委员会8月15日指定达赖喇嘛为1959年“社会领导奖金”的获得者，以奖励他在西藏的“英勇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这个奖金是为纪念已故的亲美的菲律宾总统麦格赛赛而设立的。
西藏叛匪嘉乐登珠已在8月31日代表达赖喇嘛领取了这笔为数一万美元的“奖金”。
还有消息说，“印度救济西藏委员会”和“美国援助西藏难民紧急委员会”也给了西藏叛匪五万卢比。
关于达赖喇嘛这些频繁的政治活动，印度人士和舆论有不同的反应。
一些右派政党领袖极力主张不加限制地让达赖喇嘛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政治活动。
人民社会党首脑梅达要求让达赖喇嘛在印度“体面地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
印度人民同盟议员巴志帕伊5月8日在人民院叫嚷“如果不能以其它办法使中国领导人走上正路的话，那么，除了允许达赖喇嘛从这里进行活动以外别无其他抉择。”
人民社会党议员达维5月9日也主张给达赖喇嘛以所谓“合理的机会”以便引起全世界对西藏问题的注意。
但是，印度公正的舆论明白地指出了这种政治活动的严重后果。
“箴言报”在4月21日说，如果达赖喇嘛的支持者把印度当作活动的基地，这必然会使印度牵涉到同中国的冲突中去，这样是完全不适当的。
“团结报”在5月13日也说，“达赖喇嘛在我们国家内没有政治地位。
我们国家给了他避难权，条件是他不在这里进行任何政治活动，他不在印度国土上进行西藏战争。”
这家报纸说，邀请达赖喇嘛访问德里，具有政治目的，那就是利用达赖喇嘛从印度的首都来辱骂中国，从而完全毁灭印度和中国的友谊。
“如果这个目的实现的话，那么英美两国的反动派将得到好处，但印度可得不到。
因此，我们强烈呼吁印度政府不要让达赖喇嘛访问德里。”
新华社13日讯 贝尔格莱德消息：最近一个时期，南斯拉夫的主要报刊积极参加了西方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所掀起的反华大合唱。
它们在中印边境事件上颠倒黑白，对中国进行恶毒的污蔑和诽谤，同时乘机竭力挑拨中国同印度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
9月5日的“战斗报”发表评论说，8月的最后几天，关于中国边防军“侵犯”印度领土的消息“传遍了世界”，中国“侵犯印度领土实际上破坏了五项原则”，并说，这种行为“并非偶然”，而是“一贯的”。
这家报纸在它的评论中一方面把印度军队侵入中国领土并袭击中国军队的事实硬说成是中国民“侵犯”了印度，另一方面则竭力袒护真正的启事者，妄想借此达到破坏中印两国关系的目的。
“战斗报”的评论认为“不应谴责印度对中国不友好”，并说，“尽人皆知，它（指印度）一直以自己的全部活动证明它愿意有睦邻关系”。
“战斗报”在9月9日的另一篇评论中则更露骨地挑拨说，在西藏叛乱以前双方都认为是亲密友好并贯穿着潘查希拉原则的印中关系“现在已不再是那样了”。
“战斗报”还连续以显著地位大量刊登西方通讯社和南斯拉夫通讯社驻新德里记者的有关这方面的歪曲报道，并加上煽动性的大标题，诸如：“中国军队拒绝离开印度的边防岗哨”；
“应该维护印度的完整”；
“中国军队进入拉达克高原的三个地区”；
“周恩来离开了自己过去关于麦克马洪线的声明”等等。
“政治报”9月3日以“侵入阿萨姆”为题发表评论，说中印边境事件是“由中国的行动引起的”，并说什么“要把事件责任推到印度身上的企图是虚妄的”。
不仅如此，这篇评论的作者还极力诽谤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妄想给中国加上一个破坏“和平”、“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的罪名。
评论的作者们口胡说中国企图“无止境地延续冷战”、“影响国际局势的普遍和缓”和“毒化经过千辛万苦才获得的气氛，即毒化世界最高负责的政治家们会晤和会谈的气氛”。
这篇评论甚至还威胁说，“坚持使局势继续尖锐化就等于有意识地承担对可能发生的一切责任”。
9月8日的“政治报”画刊则挑拨说，“印度政治家表示害怕，似乎北京的企图是把这三个国家（按指尼泊尔、不丹、锡金）也象把西藏一样放在自己的控制之下”。
同“战斗报”一样，“政治报”也刊登了大量西方通讯社和南斯拉夫通讯社驻新德里记者的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歪曲报道，它们的标题有：“中国军事联合部队闯人印度领土”；
“中国军队侵入印度领土是侵略”；
“周恩来的信使局势恶化”等等。
南斯拉夫其他的一些报纸在利用中印边境事件对中国进行污蔑方面，表现得不甘落后。
“人民军队报”说，“中国军队侵入了印度领土”，污蔑中国“不支持缓和”，“重新采取阻塞国际关系积极发展的步骤”。
“新闻周报”造谣说，中国企图以“武装越境”的办法来解决“有争端的问题”，从而制造了“新的尖锐局势”，并挑拨说，“中国武袋部队进入印度领土，还有一个消极的方面：在亚洲令人头痛的事情增多了”。
“一些邻国，首先是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焦虑，……证明目前喜马拉雅山事件使这个万隆宣言的签字国感到多么地沉重”。
据新华社13日讯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今天致电苏中友好协会理事会主席安德烈耶夫并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祝贺苏联成功地发射第二个宇宙火箭。
电报说，当今年年初，苏联第一次向月球方向发射巨型宇宙火箭的胜利消息传到中国后，我国人民同全世界各国人民一样，都为这个振奋人心的喜讯欢欣鼓舞。
时间只过了八个多月，当中国人民正准备欢庆建国十周年时，苏联又成功地发射了第二个宇宙火箭，这是人类科学历史上的又一次重大事件，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光荣和骄傲。
为此，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和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在9月13日联合举行了座谈会。
座谈会是由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李德全副会长主持的。
应邀出席参加的，有我国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和人民解放军的代表，以及著名科学家和文学艺术界人士。
与会者热烈欢呼苏联人民所取得的又一次伟大的辉煌成就，并向苏联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在发言中，大家一致指出，苏联的宇宙火箭一次又一次地发射成功，这不仅表明了苏联的科学技术达到了新的高峰，而且再一次生动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新华社13日讯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今日打电报给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祝贺苏联发射第二个宇宙火箭成功。
电报中说：“请允许我代表中国科学工作者和我个人，向您并通过您向苏联科学工作者致以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电报说，苏联第二个宇宙火箭发射成功是人类研究和征服宇宙的新的重要阶段。
它扩大了在征服宇宙空间方面国际合作的前景，这将有助于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巩固和平事业。
这个火箭的发射，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苏联科学的和平愿望。
我们完全有理由称苏联的宇宙火箭为和平的火箭。
它更加显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强大，进一步鼓舞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和平事业而斗争的信心。
电报说，我们预祝苏联科学研究事业进一步的发展和获得更伟大的创造性的成就。
欢呼苏联征服宇宙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