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长忠
版面：头版
新华社11日讯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今天下午举行扩大的第六次会议，讨论中印边界问题。
会议由朱德委员长主持。
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除了谈到中印边界问题的历史背景和当前实际情况以外，着重阐明中国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态度和方针，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
周总理说，最近中印边界问题之所以紧张，完全是由于印度的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士故意制造的，他们利用边境的一些纠纷，掀起了一个新的反华运动，对中国进行恶毒的攻击，污蔑中图“侵略”印度。
令人遗憾的是印度政府也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在军事、外交和舆论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企图把印度关于边界问题的片面主张强加于中国。
几个月来，中国方面为了中印友谊，一直保持最大的克制和忍耐，但是，这并没有引起印度官方人士应有的反应。
因此，我们不能不把中印边界问题提到庄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印度方面不友好的攻击作出公开的回答。
周总理在报告中重申了9月8日给尼赫鲁的信中关于中国政府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态度和方针。
他说：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印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
在此以前，作为临时性的措施，双方应该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而不片面行动、更不应该使用武力改变这种状况；
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协议，以保证边界的安宁，维护两国的友谊。
周总理说，我相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一定会支持政府对于中印边界问题的这种立场和方针。
周恩来总理详细地谈到中印边界问题的历史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
他指出，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两国间大约两千公里的边界线从来没有正式划定，也没有为全面解决边界问题而进行过谈判和勘察，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中国政府接受印度政府关于中印边界的片面主张。
至于所谓麦克马洪线，那是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产物，从来没有被中国的任何中央政府承认过，因此肯定是非法的。
周总理接着指出，即使中印边界全部没有划定，但是，只要双方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现状，中印两国还是可从很好地和平共处。
过去十年来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个期间，在中印边界的西段，的确发生过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侵入或者侵占中国领土的事件。
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始终采取友好态度加以处理，这些事件并没有引起中印两国关系的紧张。
而最近，在中印边界的东段，虽然完全是由于印度军队越境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并且是越过了所谓麦克马洪线从北而引起了边境事件，但是，印度方面却大肆喧嚷，造成中印关于的紧张。
这是什么缘故呢？
显然，印度国内有一部分人故意要在西藏叛乱事件之后再一次在中印两国之间制造紧张局势，破坏中印友谊，而印度政府也企图借此机会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接受印度在两国边界问题上的片面主张，并且按照印度的意志修改地图，周总理着重指出，这种强加于人的企图是永远不能实现的。
中国政府从不强加于人，而且为了维护中印友谊和五项原则，坚决反对这样做。
周总理最后说，中国和印度是总共有着十亿以上人口的两个亚洲大国，我们在维护世界和平特别是亚洲和平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责任。
我们两国有着历史悠久的传统的友好关系，而且又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两国之间关于边界问题的分歧，即使是一部分争执，都应该通过友好谈判，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而不应该采取可能导致冲突的办法。
周恩来总理报告以后，会议进行了讨论。
周恩来总理作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
新华社记者 刘长忠摄
版面：头版
据新华社11日讯 8月下旬以来，黄河中下游、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各省都已先后获雨。
这些省区大部地区持续约两月之久的严重干旱已告解除。
小部分地区雨量不足仍感干旱，但也有所缓和。
据农业部截至8日的统计：全国受旱农田已减至九千万亩左右。
目前旱情严重的地区计有河南的信阳地区和南阳地区，湖北的黄冈和襄阳等地区，四川东南部和南部，陕西关中地区和渭北高原等。
这些地区或者一直未下雨，或者雨后旱情又有新的发展。
现在，这些地区的人民公社。
仍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大力引水灌田，继续抢救田禾。
据各省不完全统计，各地受旱农田已获灌溉的达二亿二千万亩左右。
河南省原受旱的八千万亩农田都获得了灌溉，其中不少灌过两三遍到三四遍。
今年6、7、8三个月，无论南方北方广大地区都发生了严重的干旱现象。
受旱地区先后延及十七个省区，其中以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四川、陕西等省受旱面积较大而持续时间较长。
8月中旬，广东、广西、福建、浙江和云南各省区部分地区所发生旱象先后因获雨基本解除。
山东和四川部分地区8月中旬也下了雨。
受旱面积减少，旱情有所缓和。
8月下旬，北方长期停留在长城一线的雨区南移到了黄河下游两岸，长江以南的湖南、江西大部地区也先后获雨。
8月底、9月初东南沿海两次台风登陆所带来的暴雨，不仅彻底解除了福建、浙江两省的旱象，而且江苏、山东和安徽大部地区，河南、湖北、江西部分地区的旱象也基本解除了。
从而使受旱地区进一步缩为淮河中上游地区和陕西、四川、贵州、湖南等省部分地区。
广大地区久旱获雨，大大鼓舞公社社员夺取秋季大丰收的干劲。
现在这些地区正开展轰轰烈烈的增产运动，加强了对棉花、晚稻和晚秋作物的田间管理，争取受旱农田不但不减产还要增产。
有些地区已开始掀起兴修农田水 利的群众运动。
现在仍在抗旱的地区，正展开与旱灾夺粮的大战。
版面：头版
新华社11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扩大会议在周恩来总理报告中印边界问题后，开始进行讨论。
委员们在发言中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报告。
完全拥护我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和边境局势所持的严正立场和一贯采取的方针。
他们指出：这个立场和方针表达了全国人民对保卫祖国神圣疆土的坚强意志和维护中印友谊的真诚愿望。
委员们在发言中为印度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掀起的反华运动和印度政府官员对中国的无理指责。
一致表示愤慨。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琛在发言时，表示坚决拥护我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和边境局势所采取的正确立场。
李济琛说：“我们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
他指出：“边境的紧张局势完全是印度一手造成的。”
李济琛说，尼赫鲁总理先生作的有些过分了。
印度政府一口咬定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对我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
这条界线，当时曾经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
也从未被中国任何中央政府所承认，因此肯定是不合法的。
现在印度政府竟要求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进行侵略所造成的局面。
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李济琛说，自从中国西藏地方发生叛乱以来，中国边界的紧张局势，完全是由印度一手造成的。
他对印度总理尼赫鲁最近对于中国的指责感到遗憾。
他说，尼赫鲁的这些言论和作法只能使关心中印友好关系的朋友们感到痛心，使挑拔中印友谊、制造紧张局势的反动派拍手称快。
李济琛说，我国政府向来以中国友谊为重，以和平事业为重，对中印边境问题，一直采取异常克制的态度。
他劝告印度政府应立即悬崖勒马。
他说，我国政府从来不侵犯别人，也从来不会容忍别人的侵犯。
他希望印度政府不要上了帝国主义者的当，要采取明智的态度，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中印边界纠纷。
这符合于中印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希望。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严正地警告印度政府当局：中印两国边境的紧张局势如果继续发展下去。
如果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印度的代理人的阴谋得逞。
首先就对印度不利。
沈钧儒说，中印两国人民自古以来友好相处，但近来印度官方人士、议员、右翼政党和他们所掌握的报刊竟在西藏叛乱事件后又就中印边界问题大肆叫嚣，对中国极尽造谣诽谤之能事，这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他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始人之一的尼赫鲁先生，对于印军侵入我国边境，不反躬自省，反而诬蔑我国进行“侵略”，这不是颠倒是非吗？
沈钧儒指出，印度有一批人始终在制造分裂阴谋，破坏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想把印度拉进军事集团的泥坑里去。
他们的目的就是在亚洲继续制造紧张局势，使印度变成帝国主义的军事基地。
沈钧儒问道：“倡导不结盟政策的尼赫鲁先生难道可以毫无警惕，容许这种阴谋活动继续进行吗？”
沈钧儒说，新中国建国十年以来，在国际事务中始终坚持和平政策。
但是假如有人把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认为是软弱可欺，那就大错特错了。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说，他对印度总理尼赫鲁最近在印度议会中肯定麦克马洪线是中印两国的边界线一点感到非常惊讶。
他说，把我国的领土说成是印度的领土。
把印度军队越境挑衅说成是我国对印度的“侵略”。
这种颠倒黑白，不是违反五项原则吗？
黄炎培说，在1913年到1914年时，正是我国辛亥革命以后不久，当时我正参加政治活动。
我就知道，那时的中国政府就根本没有承认过什么“麦克马洪线”，不仅我国从没有承认，就连二十年前做过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长官的英国人亨利·特怀南也说：“所谓中印边境的麦克马洪线从来就没有得到承认。”
而印度政府竟要中国接受这条非法界线，这完全是继承英国历来对中国西藏地方进行侵略的政策，决不是曾经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国家所应该有的作法。
黄炎培接着斥责印度反动派恶毒攻击我国侵犯别国领土的谎言。
他指出，尼泊尔、不丹、锡金政府负责人辟谣的谈话彻底戳破了这些谎言。
他说，这些造谣诬蔑的行为是可鄙的。
黄炎培说，我国尊重友好国家的领土主权，但是也要求对方同样尊重我国的领土主权。
因此，我们坚决要求印度政府立即撤回越境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来缓和目前的紧张局势，不要上帝国主义挑拨中印关系的当。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发言中指出，周恩来总理在9月8日写给印度政府尼赫鲁总理的信和今天的报告，理直气壮、光明磊落。
可是尼赫鲁总理却给予了完全相反的答复，他竟替英帝国主义辩护，诬蔑我们是“中国帝国主义”，这是非常出人意外的。
郭沫若说，英帝国主义乃至其它帝国主义近百年来侵略中国的史实，是我们这一辈人从小孩子的时候就深刻体验到的。
他质问道，尼赫鲁先生究竟为什么替英帝国主义辩护呢？
郭沫若说，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是真正友好的，他们衷心在高呼“印度中国是兄弟”，并不如一般反华分子所叫嚣的“印度中国再见”。
他强调说，印度方面少数猖狂反华的先生们应该清醒一下了，迷途未远，回头是岸。
我们的政府和人民是永远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
我们衷心希望印度人民坚决地反对挑拨中印关系的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阴谋，督促印度政府为维护中印友谊与和平事业而共同努力。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表示坚决支持我国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持的严正立场，并对印度侵犯中国领土的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
刘宁一说，印度的一些人最近制造中国边境事件，掀起新的反华浪潮，尤其多次在中国驻印度的大使馆和领事馆门前示威，对我们的国家和我国领导人横加诬蔑，对于如此狂妄的寻衅，我国广大职工不能不表示严正的抗议！
刘宁一说，当我们中国过去被人欺凌的时代，都不曾承认过所谓“麦克马洪线”，难道在今天当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的时候，我国政府就会承认这个非法界线吗？
显然，这种可耻的企图，永远是徒劳的。
刘宁一严正警告印度扩张主义者说，中国人民受欺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站立起来的强大的中国人民，坚决不侵犯别人，但也决不允许别人为我国侵犯。
我们希望印度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回到五项原则立场上来，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印军和行政人员，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使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
任何根据片面主张、强加于人的做法，不但不能实现，而且只能损伤两国的友谊，使仇快亲离，遭到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的反对，也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反对。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说：这次中印边境事件，是印度方面对我国的一种挑衅行为，我们全国人民一致感到非常愤慨。
他说，印度在没有独立以前，也是受到英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尼赫鲁总理和印度政府现在偏偏把当时英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说成是一个既成事实，这种态度难道同尼赫鲁总理所一向倡导的五项原则相符吗？
尼赫鲁总理是五项原则的创始人之一，但他竟对最近一个月来印度某些人士破坏中印友谊的行动采取纵容的态度，这是令人遗憾的。
尼赫鲁总理应该认识到印度右翼政党反华活动的严重后果，警惕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阴谋。
陈叔通强调说，我国政府以保持中印友好为重，始终主张用谈判的方式公平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
但是，要保持中印的传统友谊，决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情，而是要中印两国共同努力。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胡耀邦说，我国人民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
他指出，尼赫鲁总理现在亲自出马，向全世界宣布。
硬要我国接受那条界线，这怎么能谈得上尊重别国的主权呢？
胡耀邦说，尼赫鲁总理和印度当权派在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对我国的极不友好的行为，已经引起帝国主义的极大兴趣。
他说，我们的共同敌人那么高兴，那就说明尼赫鲁总理和印度当权派作了多么大的蠢事。
他说：“我们要大喝一声，朋友，你们完全错了，这样走下去对你们肯定是有损无益的。”
胡耀邦说，一切决心做蠢事的人，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不管有甚么障碍，中印两国人民终究会有力量冲破这一切，使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伟大友谊，继续向前发展。
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说，他拥护政府所采取的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方针。
他要求印度政府立即撤回越境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恢复两国边境久已存在的状况。
陈其尤说，最近印度一批暴徒向我国驻印度大使馆和领事馆示威，辱骂我们国家和政府的领导人，这不能不令人感到万分愤慨。
他说，关于中国边界问题，周恩来总理在9月8日给尼赫鲁总理的信中，说得十分详细，是非曲直，已经非常清楚。
问题在于尼赫鲁和印度政府对于处理这件事的态度。
陈其尤说，最近，印度政府在中印边境的一系列的挑衅和尼赫鲁总理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对中国的诬蔑，完全不是从中国友好出发，而是以对待敌对国家的做法来对待友好的邻邦。
这样做，只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中印两国人民是有损无益的。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达浦生在书面发言中说：中印两国都是曾经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对英国统治印度时期所遗留下的中印边界问题，理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以合理解决，绝对不应施加压力，把印度的片面主张强加于中国。
对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要想用施加压力的办法，强迫接受非法的片面的东西，都是枉费心机的。
达浦生愤慨地说，我们对于印度官方人士、右翼政党、扩张主义分子所掀起的反华浪潮和侮辱我国政府领导人的行为，表示坚决的抗议。
我们要求印度政府立即制止这种无理挑衅的行为，立即撤回越境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恢复中国边境的宁静局势，并且通过友好协商的办法，来解决中印边境问题。
国务院的副总理及其他组成人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列席了今天的会议。
会议决定明天继续举行。
作者：胡奇坤/杨比沪
栏目：乘风破浪十年间
迎着初升的太阳，飞机飞临上海上空。
凭窗鸟瞰，碧海晴空，霞光万道。
上海——象一颗闪闪发光的宝石，缀在祖国的胸襟上。
看密林似的高耸的烟囱，滚滚地喷吐着浓烟。
黄浦江上，繁忙地迎送着远方的巨轮。
一条条钢铁长龙川流不息地把原料送进上海的工厂，把上海的机器和日用品运往内地城乡。
在一眼望不尽的高楼大厦中间，车水马龙，人流如梭。
上海人民在安详的和平的生活着，在创造性的劳动着。
上海解放已十年多了，在历史的旅程中，十年时间是短暂的，然而上海有了多么惊人的变化。
十年来，上海走过的道路不是平坦的，上海的安宁和繁荣是经过无数公开的、秘密的、有形的、无形的斗争才换来的。
在这些斗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的陆、海、空军部队，依靠党和上级的正确领导，依靠上海人民的支援，他们为完成保卫上海建设的光荣任务，也贡献了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
翻阅一下旧上海的历史，你就可以知道，上海是百余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地，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压迫中国人民的最大的桎铐。
上海的解放，宣告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破产，和他们的走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
但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对新生的上海进行了各色各样无耻的破坏活动。
上海解放初期，蒋介石匪帮一面指使特务勾结惯匪流氓在市区实行破坏暗杀，造谣捣乱，甚至组织非法武装，冒名接收，招摇撞骗，破坏上海治安，一面宣布封锁上海，轰炸上海。
他们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在长江口布下了大量的触发水雷，四艘中外商轮先后触雷沉没，上海港被堵塞了，航运中断了。
1950年2月6日，蒋匪帮出动了十七架美制大型轰炸机，在上海投下了七十多枚炸弹，炸死炸伤居民千余人，毁民房千余间。
上海电力公司的设备三分之二被炸毁了，以至当晚无法供电。
工厂的机器不再转动了，电梯开到楼中间停了，电车开着开着不跑了，自来水断流了。
那时，敌人狂妄地叫嚷着，要把上 海变成死城市，黑城市，臭城市。
并且断言我们在上海“蹲不了三个月”，“打得进来，管不下去”。
我们的战士以坚定的誓言回答了敌人：我们能够解放上海，就一定能够保卫上海！
十年过去了，无数事实证明战士们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是的，在伟大的建国十周年前夕，解放军战士可以骄傲地向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说：“我们无愧于人民，无愧于祖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十年来，我们守卫的工厂和所有的目标安全无恙！”
“安全无恙”，听来多么简单啊！
这难道是敌人不想破坏我们吗？
不！
匪特分子不止一次企图在深夜里爆炸黄浦江边的工厂和油库；
台湾蒋匪曾经派遣过号称百发百中的特务打手刘全德潜来上海，阴谋暗害当时领导上海人民进行建设的陈毅市长等领导人……。
那么，是敌人的力量不大吗？
不！
仅说在上海解放的第一年里，上海警备部队就捕获了两万多名匪特。
那么，是敌人的破坏手段不阴险吗？
也不！
他们伪装过解放军，冒充过我们的公安人员，用尽了各种毒辣手段。
为什么他们的破坏阴谋没有得逞呢？
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一支具有高度警惕性的、英勇机智的、既善于明枪明刀的厮杀，又善于在无形战线上搏斗的人民军队，所以总是在他们的破坏阴谋没有得逞以前，人民战士雪亮的枪口就顶住了他们的胸膛。
“安全无恙”，这字里行间渗透着多少警备战士的血和汗啊！
上海人民不会忘记，鸿生轮船的船员们更不会忘记，七个战士为了打破国民党武装匪特抢劫鸿生商轮的计划和保护二百多个乘客安全而和敌人英勇搏斗壮烈牺牲的英雄形象。
那是1949年上海刚解放时发生的事。
那七个战士在和十七名武装匪特搏斗中全部壮烈殉难了，但鸿生轮船今天仍然航行在黄浦江上，人们将永远记得，在那轮船的甲板上和滔滔不绝的江水里有烈士们留下的血迹！
透过杨树浦发电厂（这个厂每天要向上海人民输送占上海总发电量一半以上电力）巨大烟囱冒出的滚滚浓烟，人们仿佛还可以看到当年譬备战士和工人兄弟在反轰炸中为保护工厂而战斗在一起，牺牲在一起的壮烈场面。
人们还清楚地记得，上海解放最初的几个月，土匪特务是何等猖狂，但并没过多久，上海的社会秩序便很快地安定下来。
那时，警备战士们，他们虽然都是从农村刚进入繁华的城市，他们虽然在执行复杂的反匪特斗争任务上还十分缺乏经验，但是他们遵循了毛主席关于依靠群众的指示，就很快找到了战胜敌人的法宝。
在这方面，警备模范刘振德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刘振德是某团一连的一个班长。
上海解放不久，他这个班接受了警卫工厂的任务。
由于他们能够做到一切依靠群众，特别是依靠工人阶级，在驻地经常主动帮助工人劳动，装货、卸货、搬运东西，没有多久，他们就和工人搞熟了。
在工人同志的积极协助下，他们首先在苏州河浦获了刚从杭州潜来上海的特务一伙共男女八人。
后来他们在群众的检举和协助下，又陆续扑灭了多起匪特抢劫案件。
半年中，刘振德班先后捕捉匪特四十六名。
群众登报表扬他们“艰苦为民”，刘振德被选为“警备模范”，他们班也被评为“警备模范班”。
警备战士就是这样依靠着人民，长年累月地早晨迎接东升的太阳，夜晚送别西沉的月亮，寒来暑往，风里来雨里去，日日夜夜地守卫巡逻，协助政府和人民建立上海的革命秩序，巩固上海的革命治安。
要打破敌人对上海的空中轰炸和海上封锁，从海上和空中筑起一座铜墙铁壁，这在当时好象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然而，事实又怎样呢？
守卫上海的年轻的海军和空军战士，在这伟大的建国十周年的前夕，也可以骄傲地向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汇报说：“我们不仅早已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上海的海空封锁，而且早在上海海面和天空筑起了铜墙铁壁。”
不过，他们曾经遇到的困难也是巨大的。
他们的建军历史几乎和上海解放历史一样长。
在上海解放初期我们没有自己的飞机可以起飞，没有自己的军舰可以出航，甚至也没有自己的高射炮。
然而，是等到我们的海军、空军完全建设好了再来和敌人作战，还是一面和敌人作战，一面进行我军的海空军建设呢！
他们毅然决然地走了后一条路。
从上海解放的第一天起，海空军战士就和陆军战士一起担当起保卫上海的任务，和国民党海空强盗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海军战士永远忘不了长江口扫雷的那些艰难的日子。
开始是没有船，出不了海，后来把国民党丢下的那些破烂不堪的舰艇修好了几只，又没人使用。
刚从陆军来的战士，他们在过去翻山越岭，横渡江河，冲锋陷阵虽是英雄好汉，但现在面对着茫茫的大海却束手无策。
而一些旧海军人员，因为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有确立，借口艇小浪大，不肯出海。
仍然无法去扫雷。
在那些日子里，中外商船连连触雷下沉，上海航运断绝，港口瘫痪，很多不愉快的消息，象火酒燃烧着海军战士们的心窝。
对敌人的无比愤怒成了推动他们发奋学习海军技术的强大力量。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一支不大的舰艇部队就能够出海了。
1950年9月，正是台风季节，海上风吼浪涌，舰艇开出了长江口，一半人却晕了船。
但当他们想起了航道——上海……，便忘掉了个人的一切痛苦，坚决和风浪搏斗，在扫雷过程中，战士们更是高度地发扬了不惧艰险。
不顾个人安危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张焕民在绞扫雷铜缆时，因风急浪大，被绞轮柄弹回，打断了腿。
杨传法曾被蛇似的扫雷索缠住胸腰。
幸亏一个同志当机立断，用斧子斩断钢索，才救出了他。
有次他们在余山附近扫雷，因风大浪急，舢板放不下去，眼看被扫到的水雷要被风浪卷走，变成危害更大的飘雷。
这时，贺国清顶着风迎着浪扑通跳下了海，向水雷游去。
水雷在随着波浪飘动，触角在水雷的四周伸展着，碰着它，水雷就要爆炸呀！
可是贺国清丝毫也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危，他顽强而又小心地用绳子把水雷拴好，捞了回来……。
朋友们，当你们今天搭船去舟山、宁波、温州探亲时，当你们乘轮去青岛、大连旅行时，你们可知道当年年轻的水兵是怎样铺平了这条航道的么？
上海人民都知道，自从1950年5月11日夜晚，一架B——24型美制蒋机被我军打落后，猖狂一时的蒋介石匪帮的飞机再也不敢侵入上海市区轰炸骚扰了，敌人的轰炸带给人们的恐怖心情是从那天开始消除的，平静安宁的生活也就是从那天开始的。
但是人们也许并不知道，十年来我们的空军战士怎样生活。
日夜呼啸的海洋也有过平静的时刻，而空军雷达兵的工作却没有半秒钟的停歇，雷达操纵手们警惕的眼睛日日夜夜盯着雷达的萤光屏，监视着敌机的活动。
对空监视哨兵，常常熬红了眼睛，冻麻了手脚，日夜不停地监视着祖国的高空。
探照灯手时刻准备用强烈的光柱照出空中妖魔的原形。
高射炮兵时到准备以漫天火网轰炸空中敌人。
他们以阵地为家，上课、出操、玩耍以至睡觉都在阵地上，长年累月地和衣而卧，枕戈待旦。
空军地勤人员为了使飞机安全飞行，常常风雨无阻，昼夜不停地在机翼下工作。
而担任战斗值班的飞行员呢？
更是不分盛夏和隆冬都要穿戴着全副飞行衣帽，坐在机舱里随时准备腾空而起，迎击敌人。
因为战士们都知道，拐出长江口，就是太平洋。
那里，敌人天天在伺机蠢动。
仅1957年某一时期的统计，企图窜入上海防区的敌视，竟达数百架之多。
有一天上午，六架敌视分三批偷偷地向上海上空飞来。
但它们那逃过人民战士警惕的眼睛，我军的铁鹰起飞了，敌人的第一对飞机刚刚飞近上海防空区，就被我军的飞机迎上了。
宋中文驾驶的雄鹰紧紧追赶敌机，敌机往云里钻，宋中文就飞到云里打，敌机贴着海面逃，他就贴着海面打，没等敌人看到上海是什么样子，这架敌机就被打落了。
另一架敌机也被宋中文打得狼狈而逃。
敌人遭到了打击，越来越狡猾了，晴天来吃了亏，就拣雨天来，白天来吃了亏，就学夜猫子，夜里再钻进来。
但是，不管敌人怎样狡猾，不管敌人多么仇恨伟大祖国和上海的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面对着百倍警惕、准备充分的人民战士也无可奈何。
十年来，在保卫上海的空军部队中出现了不少击落敌视的功臣。
如宋中文、张文逸、李永年等。
他们在执行战斗任务中，为了保障上海工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城市人民的安全，大都是在大海上空拦截住敌机进行空战的。
他们有的把敌机打得在空中爆炸，有的经过反复格斗才将敌机打落，有的是与敌人比坚毅顽强，从一万多米的高空一直打到离海面只有一百多米的超低空，最后追得敌机钻入大海，还有的是在夜间将敌机打落的。
十年如一日，今天他们仍然驻守在上海，为上海人民作一名警惕的空中哨兵。
在一切破坏阴谋破产之后，敌人把对上海人民的刻骨仇恨寄托在另一种幻想上。
他们说：上海是个人染缸，用不了多久，你们就会被染黑的。
事实上他们也千方百计想在这条战线打开缺口。
当时留在上海的帝国主义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以及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
常常在我们站岗巡逻的战士面前故意地丢下钞票，企图用金钱引诱我们，可是，结果呢？
总是在战士们愤怒和鄙视的目光注视下又狼狈地拾起钱溜走。
他们也还指使一些女流氓在战士面前做出各种各样的丑态。
企图腐蚀我们，在这些各式各样的糖衣炮弹攻击面前，战士们威严回答说，算了吧！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士。
是的，我们的战士们牢牢地记住了党的教导，坚决地粉碎了糖衣炮弹的进攻。
谁都知道，在解放以前，上海是有名的“冒险家的乐园”，上海的“大世界”是帝国主义暗探、国民党特务、流氓、恶霸和娼妓集中的地方，他们曾经使某些所谓“英雄”在这里打了败仗，可是这些“染料”，在英雄的人民战士面前失去了作用。
不但没有染黑我们的战士，而且跟“冒险家”一起，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人民的战士们，在党的培养和工人阶级思想的影响下，始终保持着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高贵品质，战斗着，前进着。
南京路上的好八连，这是驻上海的一个普通的连队，他们在战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和发扬我军艰苦朴素的传统方面，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的战士在思想战线上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正是这种坚强的意志和英雄的性格才使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无往而不胜。
在这万马奔腾的跃进的年代里，请你看看我们的战士的灵魂是多么美丽，行为是多么高尚吧！
昨天，他们为了解放祖国，解放上海而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
今天，他们为了保卫祖国保卫上海，从来没有停止自己的战斗。
昨天，他们心里怀着对敌人的无限仇恨，和敌人展开殊死的斗争；
今天，他们的心里充满了对社会主义的无限热爱，使他们更加顽 强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
他们说：
为着现代化工厂到处林立，
为着拖拉机拥抱祖国的大地，
只要世界上存在敌人。
我们就要紧紧握住武器。
如果祖国需要我们付出生命，
我们将毫不犹豫。
这不仅是美丽的诗句，也是庄严的誓言。
驻守上海地区的高射炮群在进行训练 杨比沪
作者：石凯
栏目：乘风破浪十年间
打开祖国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遥遥相对地拱卫着渤海；
在渤海湾，由许多大大小小岛屿组成的长山列岛，象海上长城一样，构成京津的海上门户。
在最前哨的某小岛，就是这个京津大门上的门闩。
1949年8月，我军解放长山列岛后，一支部队进驻了这个小岛，从此，他们日日夜夜地守卫在惊涛骇浪里。
用劳动的双手建设家园
部队初上这个无人无树无水的荒岛的时候，吃、住、行真是困难极了。
战士们赶走了毒蛇和老鼠，在山腰里搭起帐篷，支起锅灶；
从此，这里第一次升起了袅袅的炊烟。
岛上没有路，遍地是没腰深的枯蓬野草，草丛里爬行着花斑蛇；
山顶四周又是悬崖陡壁，黑夜和雾天在这里站岗放哨，必须特别小心。
后来，战士们想了个办法，砍来许多葛藤。
把它一根一根地连结起来，从山腰的帐篷直延伸到山顶的哨棚，这样，黑夜和雾天走路的时候，只需一只手摸着葛藤在上走，日子一久，就踩出一条条路来了。
接着，他们用劳动的双手地取材，垒石砌墙、茅草盖顶，修起了一间间简陋的小屋。
为了解决日常生活用具问题，他们用红荆条编筐子，割茅草扎扫帚，战士们管这些叫作“本地产品”。
岛上最困难的是水，望着一望无边的海水，好象是在浩浩无垠的“绿色的沙漠”里。
下雨的时候，战士们把盆呀，锅呀，甚至连茶缸子都端出来接雨水。
天久不雨，一滴淡水就象珍珠一般宝贵。
第一年冬天，大雪封岛，海上交通阻塞，粮菜断绝了，他们一天三餐吃苞米糁子粥，喝食盐水。
战士们就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种种困难，忠诚地履行着祖国交给的职责，勇敢、顽强、艰苦、朴素这些优良品质，在他们的身上闪着耀眼的光芒。
当年的副班长邹本成，现在已是副指导员了，他笑着对我说：“当时虽苦点，但大家荣誉心很强，一心只想把海岛建设成为钢铁堡垒和海上乐园，守牢京津大门；
现在，这个理想终于逐渐实现了。”
十年来，他们在完成战备任务的同时，进行了营房、训练、施工、副业生产等各项建设，为实现这个理想而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今天，在荒山峡谷间，矗立着一幢幢灰砖红瓦的营房，有舒适宽敞的办公室，明亮的宿舍，还有俱乐部、洗澡堂……原来的沙滩，现在变成了体育场，过去用脚踩出来的小径现在已经是宽广的大路了。
他们在半山腰还修了三座水库，打了三眼井彻底解决了吃水的问题；
在营房周围、阵地前后，开辟了一畦畦菜地，在这自古没有种过菜的荒岛上，竟生产出九斤半一棵的大白菜，四十多斤重的大王瓜。
成群的猪、鸡、牛、羊，满山奔跑。
人民战士的本色
在国防施工中，守岛战士们又一次显示了人民战士的本色，他们夜以继日，不眠不休地向顽石、严寒、醋暑作斗争。
为了要完成一个工程的最后三点二米的掘进任务，炮一班班长、共产党员谢广茂，带着九个共青团员坚持不下山、不交班，连续作业两天两夜。
谢广茂红着眼睛，日夜抱着那支突突响的风钻机穿孔，就象在战场上，抱着一挺机关枪在同敌人作战一样。
他说：“岩石，你再硬，咱也要穿透你的心！”
就这样，坚硬的岩石被战士的坚强意志和毅力征服了，完成了掘进任务。
这里，我再叙述一个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抢救同志的英雄的事迹：去年9月15日黑夜，在掘进作业中，战士杨振喜为了抢运石碴，忘了检查矿石车的车间。
他站在一辆装满石碴的矿石车上，向作业口驶去；
因为走的是下坡道，车子快得象飞一样。
当他发现危险的时候，想立即煞车，可是闸坏了，他急得浑身大汗。
这时候，在灯光中，忽地跳过一个人来，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那辆一千五百多斤重的运碴铁车，救了杨振喜。
杨振喜一见是排长严守堂，便一把抱住说：“排长！
是你……”严排长挥着手，好久才喘过一口气来说：“快运碴吧！
以后千万要注意安全。”
杨振喜走后，严排长觉得右胸部象有块大石头压着似地疼痛，但是，他抚摩了一阵，又去参加作业了。
领导上听说后，立刻把严排长送到大陆上的医院去治疗。
经X光透视，他的右胸部第二根肋骨已经骨折了，第三、四根肋骨也受了伤。
但是。
一个多月后，严排长又回到了海岛上和战士们一起修筑“海上长城”了。
长期守备保卫京津大门
守岛部队的领导同志，经常把祖国的地图高高地挂起来，给战士们讲时事课。
去年福建前线的胜利消息传来，战士们兴奋得磨拳擦掌，说：“如果敌人胆敢到渤海湾来侵犯一下京津大门，哼！
咱们也叫它有来无去！”
战士们清楚地知道：必须时刻提高警惕，树立长期守备的决心，保卫京津大门。
他们根据海岛的地形、条件，进行各种军事训练，开展一专多能运动。
在他们当中，出现了许多优秀射手、炮手和技术能手。
今年入伍的新战士、报务员于盛智，只三个月，就学会收发报，能单独值班。
二十岁的新战士许兆义，现在也是一个优秀射手了，他一口一个“俺”地对我说：“上级派俺来保卫京津大门，保卫毛主席，俺得加倍地学习本领。”
他常在月光下、风里或雾里，爬在海滩上苦苦练习瞄准。
他说，他一上岛，就爱上了这个好地方；
还下了决心，等服役期满的时候，再申请超期服役。
老战士对海岛更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亲手建设起来的美好的家园，哪一块砖上没有他们的汗水啊！
那一寸路上没有他们的脚印啊！
服役期满的老战士常是依依难舍，在临上船的时刻，还想多呆一会儿，尽情地看看那阵地、营房、菜地，摸摸路旁亲手栽的小树，擦着湿 润的眼睛，用出远门人的口气亲切地叮嘱战友们爱护“家”，好好地保卫京津大门。
超期服役的老战士觉得自己责任的重大，也感到无限的光荣和幸福。
一次。
我和超期服役的老战士、十五班副班长邓祖贵闲谈，顺便问他是哪儿人？
他回答道：“本地人！”
我不禁奇怪地反问道：“岛上没有一个居民呀！
你怎么是本地人？”
他咯咯地大笑了一阵，又一本正经地说道：“老家在湖南，后在这儿‘落户’，不管怎样，海岛是我的家，我就是本地人。”
从这些含意深刻的话语里，我窥见了他的心灵深处，找出了他为什么要求超期服役，为什么离不开这个小岛的原因。
在我们祖国漫长的海防线上，有多少这样忠心耿耿、以岛为家的好战士呵！
他们把荒岛变成乐园，把海岛建成钢铁堡垒，他们栉风沐雨、日日夜夜地保卫着祖国的心脏，保卫着祖国人民的幸福生活。
栏目：在全运会上
新华社11日讯 应邀来我国参观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体育代表团已于10日下午抵达北京。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体育代表团、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体育代表团、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体育代表团、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体育代表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体育代表团于11日下午抵达北京。
越南体育代表团一行三人由越南体育体操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志贤率领。
罗马尼亚体育代表团一行三人由罗马尼亚体育总会主席马诺利·波德纳拉希率领。
匈牙利体育代表团一行四人由匈牙利体育运动委员会主席纠拉·赫基率领。
捷克斯洛伐克体育代表团一行二人，由捷克斯洛伐克体育联合会主席弗朗齐歇克·富德斯伦率领。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体育代表团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体育总会和运动协会主席鲁迪·赖歇耳特率领。
保加利亚体育代表团团长、保加利亚体育联合会主席热·科列夫稍缓抵京。
新华社11日讯 应邀来我国参观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的伊拉克共和国体育界代表、伊位克教育部体育司学生文娱活动处处长阿卜杜勒·拉扎克·阿札米和巴格达工程学院体育教员、伊拉克篮球协会主席优素福·巴齐等二人于10日下午抵达北京。
法国劳动体育联合会代表团，法国劳工体育运动联合会秘书长雷内·拿破伦尼、法国劳工体育运动联合会体育办公室委员、国立体育学院副教务长莫里斯·巴克和法国营工体育运动联合会蓝色海岸委员会主席阿托斯·班比等三人，及苏丹体育界代表、苏丹足球协会名誉秘书、苏丹奥委会名誉会计阿卜杜勒·拉希姆·沙达德，于11日下午到达北京。
栏目：在全运会上
新华社11日讯 从北京良乡中国人民航空俱乐部传出了捷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飞机跳伞竞赛今天在举行第一天的比赛时，就有二十一名女运动员打破了1958年女子日间600米单人定点跳伞13.02米的全国纪录，其中成绩最好的是 黑龙江队十九岁的牟广琴，成绩是2.795米（两次试跳距地面圆心的平均距离）。
参加今天这项比赛的共有十六个代表队的六十八名女运动员。
在二十一名打破崔秀英保持的全国纪录的运动员中，有十七人是不久前才开始参加飞机跳伞运动的新手。
获得冠军的牟广琴是哈尔滨汽轮机制造学校的学生，她今年1月19日才开始第一次尝试飞机跳伞的滋味。
但今天就战胜了赫建华、耿桂芳等所有的老手。
她今天第一次试跳距圆心的距离是5.26米，第二次的更近，是0.33米。
在今天的比赛中获得优胜名次的其他七名选手是：李淑花（解放军）、李桂珍（解放军）、卜桂兰（山西）、张敏兰（辽宁）、李翠云（黑龙江）、阎宝珍（河南）、耿桂芳（解放军）。
今天打破1958年全国纪录的另外十三名选手是：王素珍（四川）、魏秀玲（北京）、赵成英（四川）、粱漪（江苏）、杨莲珍（山西）、李惠平（河北）、赫建华（解放军）、王乃亭（北京）、侯义德（江西）、顾良珍（黑龙江）、郭新娥（陕西）、赵慧华（黑龙江）、华绍林（北京）。
飞机跳伞竞赛12日将举行的项目是男子600米单人定点跳伞。
栏目：在全运会上
据新华社11日讯 今天解放军男、女子篮球队双双败给河北男、女子篮球队，使全运会篮球决赛的形势起了新的变化。
现在，保持不败的只有北京男、女队和四川男队。
解放军男、女队和四川女队都是五战四胜。
河北男队对解放军男队打出了出人意料的结果。
拥有七名运动健将的解放军队开始攻势很猛，但河北队并不示弱，紧紧跟上，终于在上半场结束时，以40∶38胜解放军队两分。
下半场，河北队打得更为勇猛顽强。
安玉平、刘兆华和米宝荣在篮下屡建奇功，连连得分。
处于劣势的解放军队不够镇静，表现失常，投篮失误很多。
河北队越打越勇，得分扶摇直上。
最后，河北队终以87∶70的优势获胜。
河北女子队双中锋打得十分出色，解放军女子队虽然多次变换战术，仍然阻挡不住河北队凌厉的攻势。
结果，66∶63河北队胜。
北京男、女队和广东男、女队的比赛打得异常紧张。
广东女队上半场曾以29∶27领先两分；
下半场广东队由于主力队员李守筠犯规五次罚下，最后北京队才以63∶57胜。
广东男队上半场也以36∶29
领先7分；
下半场北京队发动快攻，配合准确的中距离投篮，结果以74∶60获胜。
其他八场结果，男子队是：辽宁队胜上海队（89∶62），吉林队胜陕西队（76∶71），四川队胜黑龙江队（75∶73），江苏队胜湖北队（92∶73）。
女子队是：上海队胜云南队（60∶46），吉林队胜贵州队（54∶49），四川队胜山西队（57∶44），湖北队胜江苏队（50∶41）。
下一次比赛将于14日开始分别在北京和天津两地举行。
作者：邓钧照/王冉明
栏目：在全运会上
驻青岛海军部队在全运会“航海多项水上摩托艇”开幕式上作海上跳伞表演。
邓钧照、王冉明摄
栏目：在全运会上体育常识
综合跳伞，是跳伞员跳出飞机后，迅速伸开手脚，脸朝下，身体保持水平位置（最大差角不得超过四十五度）稳定下降二十秒钟，才打开降落伞，向定点着陆。
综合跳伞的成绩也是计算运动员距圆心的平均距离。
但在空中延迟开伞的时间和坠落姿势是否准确，对成绩也有影响。
高空跳伞大多在一万米左右的高空进行。
跳伞员在高空、特别是夜间高空跳伞，不仅要适应高空无供氧设备和地心引力以每小时一百八十公里往下坠的特殊环境，而且要善于在风力等气象变化无常的情况下掌握住身体。
高空跳伞是根据跳伞员离开飞机时的高度和不张开伞自由坠落的距离长短等计算成绩的。
特技跳伞是跳伞中最复杂的一项。
一般只作表演，有单人的，也有集体的。
这种跳伞大多在两千米的高空中进行。
延迟开伞的时间为三十秒或者更长。
熟练的跳伞员在这段时间内，可以作出各种旋转、换伞等高级动作，十分惊险。
跳伞运动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体育运动。
它不仅可以培养运动员具有勇敢、坚强、沉着、机敏等优良品质，还可以为国家培养大批空运救灾、护林防火等专门技术人才，并为空军培养后备力量。
（新华社）
作者：刘天鸣
栏目：在全运会上
全运会的篮球决赛中，11日解放军男女篮球队与河北队交锋，解放军男女队双双失利。
女队以63∶66输了3分，男队以70∶87输了17分。
这是他们两队在篮球决赛中的第一次挫败。
河北女队是这次比赛中的后起之秀，在9日与北京女队比赛的时候，上半时压住北京队打了14分钟，下半时也曾超出北京队11分之多，最后由于缺乏经验，被北京队以紧逼防守与快速反攻战术以65∶55的比分击败。
11日，河北女队及时接受了上一场的经验教训，上一场她们的进攻过于偏重于篮下中锋，使对方能集中力量重点防守；
今天她们首先从外围开始进攻，不到3分钟，李士华一次中投，两次快速切入得了6分，陈秀珊在外围掩护插入也非常活跃。
这使解放军队不得不扩大防区防守外围，造成了河北队中锋的进攻机会。
这一场比赛中河北队中锋雍容及傅彬连投球带罚球共得了30多分，占了全部得分的一半以上。
没有很好地防住对方中锋，这是解放军队防守中的最大弱点。
11日解放军队篮板球组织得不好。
自己所擅长快攻战术没有打出来，中距离篮投得不准。
因此始终没有能打乱河北队的区域联防。
她们在比赛中虽然也因为使用了全场紧逼，在5分钟内，23∶39输16分的劣势，追成42∶42平。
可惜这时没有很好地压住阵脚，随即又被对方以51∶43超出8分。
到最后3分钟内，也曾赶到58∶60、60∶62等很接近的比数，但由于防守不好，不能巩固成绩，以致最后仍然以63∶66败北。
11日的男篮比赛，上半时比分此起彼落，形成拉锯。
最后十几秒钟的时候，河北队快速偷袭投入一球，以40∶38领先两分。
下半时间北队一路领先，以87∶70的优势获胜。
解放军男篮在这场比赛中暴露了一些缺点，他们在球赛中一味地猛打猛冲，缺乏冷静的观察与分析。
上半时曾处于一定的优势，但没有能扩大成果；
下半时在劣势中，始终没有能分析一下情况，作出有数的对策。
河北队的防区缩得很小，很长的时间用区域联防来控制篮下地区。
解放军队有不少中远距离的投篮手，竟没有很好地使用这一战术。
善于中投的马清盛，全场只投了一次中投（没有命中）。
这是第一个失策。
解放军队的第二个特点是篮板球抢得好，因此他们才能组织连续反击及快速进攻。
河北队11日特别重视到达一点，他们组织起来，有计划地事先卡住有利位置，去和身材高，弹跳力好的解放军队争夺篮板球。
解放军队抢得不为不积极，但是没有很好地组织，所以反而没有抢过河北队。
既抢不到篮下球，就失去了不少快攻机会，中远距离篮也就不敢投了。
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失策之处。
解放军队打了很长时间的全场紧逼，这是他们很拿手的战术，但是他们只作到了猛追猛抢，没有冷静去交换补位，以致被河北队用掩护战术一再突破。
河北队安玉平投中十球以上，张春泰投中了六、七个球，大都是被漏入篮下得分的。
这些现象集中地反映出了以下的几个问题：解放军队对这场比赛中思想准备不够；
队员勇敢有余，机智不足；
在艰苦情况下，一时拿不出有力的对策， 去改变不利形势。
解放军队在这一次篮球比赛中虽然败了一场，但并没有失去争夺冠军的机会。
相反，如果能从这次失利中，很好地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清除松懈麻痹情绪，振奋斗志，我们相信，在今后的几场激烈的比赛中还是回以取得更好的成绩的。
（新华社）
图一
图二
图三
新华社11日讯 据印度新闻处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9月4日在人民院答复议员提出的要求印度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的非正式提案时，发表了讲话，全文如下：
副议长，先生，议员先生提出的提案看来相当简单，是一项措词简单的提案。
但是，正如这场辩论的过程已经表明的，在那个提案背后包和含着重要的国际问题和具有重大后果的重大问题。
我想，本院的每一个人为西藏人民的苦难都怀有最深切的同情的感情。
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人人都知道，我们不但给予达赖喇嘛避难权，而且对其他将近一万三千人都给予了避难权。
事实上，我们对所有来到的人都给予了避难权。
我记不得在这次有关西藏的事情中有过我们拒绝给哪一个人避难权的事。
这本身就证明了我们在这件事上的感情。
但是，撇开感情不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呢？
即使是——让我们说——为了表达这种同情的感情，我们到底应该作些什么呢？
有些议员先生对其他国家所作的坏事发表了相当勇敢的言论。
谈论这些事情是十分容易的，要在各国的行为中找出许多错处是十分容易的。
但是如果象印度这样的一个国家要发挥作用的话，我们必须以成熟的方式，以经过深思熟虑的方式，以至少可以有希望获得某种结果的方式来发挥作用。
由我们来作出勇敢的姿态是绝对——我应该有礼貌地说——没有意义的；
如果这些勇敢的姿态对我们发生反作用和反效果，并且因此伤害到我们，或者伤害到我们想要促进的事业，那就比没有意义还要坏。
就这个西藏问题而论，我们可以从许多观点——同印度和中国等等的历史、文化以及其他内容——来考察它。
这是悠久的、错综复杂的历史，我们不需要详细研究它。
在一个国家有悠久和错综复杂的历史的情况下，它就会有充分的材料，它就会提供充分的材料，供任何一方用来支持任何要求。
中国人说，西藏过去处在他们的主权或者宗主权之下。
我不知道几百年来他们用的是什么字眼。
西藏人说，他们在许多时期内是独立的，除了他们被迫处于某种屈从状态的时期以外。
真的，这对历史学者来说也许是有趣的，但是对我们却并无帮助。
当然，事实上在四十年左右的一段时期以后，实际上，从满洲王朝灭亡的时候起，或者是在那时以后不久，西藏实际上是独立的。
即使这样，也并不是百分之百的；
即使这样，中国也从来没有放弃其主权要求。
但是实际上它是独立的。
正象我所说的，它对我们并没有很大的帮助。
当然，如果这个问题在海牙国际法庭出现——当然那是不会的；
这种问题不会在那里出现，因为民族国家并不把这种问题提到那里去，而中国无论如何是同海牙国际法庭毫无关系的——他们是可能考虑这一切问题的。
有两三个主要的考虑是：从国际上考虑，西藏没有被认为是独立国。
它一直被认为是自治国。
但是处在中国的宗主权威主权之下。
在印度独立前，联合王国、俄国——不只是苏联，而且也是在它之前的沙皇俄国——就是这样认为的——这些是主要的有关国家。
世界上其他国家，除了说西藏是某种神秘之邦而外，对它是毫不注意的。
当印度独立时，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或多或少继承了在英国统治时代的情况，它的好的和不好的东西都继承下来了。
我们暂时继续下去。
我们并不喜欢那里的许多事情——我指的是我们在那里所享有的治外法权的特权，它们肯定是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残余。
这不是我们特别高兴的，但是在头一两年，我们太忙，而不能对任问事情进行干预。
其后发生了这次中国入侵或侵犯西藏的事。
我们从来都没有否认中国对西藏的统治地位，不管你们高兴叫它什么都可以。
情况一直是这样。
即使在最近几年来，我们也没有否认过它。
即使在独立后，即使在中国人民政府到达那里之前，我们也没有否认过它。
事实上，我们多少是以仿佛我们承认它的方式采取行动的。
现在，当这件事发生时，我们不得不在法律上面临困难的形势，而且从法律上说，由于我们所接受的和世界接受的情况，我们不能说什么话。
但是我们对于事情发生的那种方式，军队进军以及看来是武力征服和占领西藏的情况，感到相当痛苦和不安。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发出了照会，发出了一两个措词谦逊的照会，表示希望这个问题会得到和平解决。
我仿佛记得我们当时从中国政府得到的答复的措词不是同样谦逊的。
我是就我所记忆的来讲的……
议员：这是事实。
尼赫鲁：这是事实。
我是在谈事情发生的前后次序；
我是凭记忆谈的。
后来联合国会员国萨尔瓦多在联合国就西藏问题提出某种动议。
这个动议主张把这个问题列入大会议程，同时还提出决议草案，谴责据他们说是对西藏的无端的侵略，并且建议任命一个委员会来研究所要采取的适当的措施。
关于这个把一项问题列入议程的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
印度代表——我相信这次代表是纳瓦纳加的詹萨赫布——辩论说，这个问题可以和平解决，最好还是不要以这种方式讨论这个问题。
他又说，我相信，我们曾经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一些保证：他们想用谈判的方法和平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暂时不要把这一项列入议程。
联合王国、美国、澳大利亚、苏联甚至在福摩萨的那个可以称为国民党中国——毫无疑问是由于它自己的某种理由——支持这个建议。
这一项就延期讨论。
延期讨论是得到同意的。
詹萨赫布说，我们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了保证，他是根据什么而这样说的呢？
我很抱歉，我没有带来确切的文件，可是根据我的记忆，我们从中国政府那里接到了函件，这个函件是答复我们的意见和我们的要求的。
函件中说他们要用谈判以及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上，我相信，他们的军队已经在接近西藏东部边界的某个地方停止前进。
当时，达赖喇嘛派遣西藏政府的一些代表也即将到北京去讨论这个问题。
在那时，一直到最近，人们从拉萨到北京去的最方便和最简单的路线是通过印度。
取道戈壁沙漠之类的地方要困难得多，事实上，甚至在中国人民政府执政以后，有好几次，有许多中国人取道印度前往西藏。
这条路线比较简单：从加尔各答一直往北到锡金的甘托克通过纳都拉山口继续前进。
西藏代表在前往北京途中来到了德里。
这是比较自然的。
我也认为，他们要和我们商谈。
这是发生在十年以前的事情。
我记不太清楚事情发生的前后次序。
我知道，他们在德里耽了相当长的时间。
到底什么原因，我不清楚。
总之，他们这样做了。
正是事情的这个前后经过使我们在联合国提出这个建议，因而那个问题没有讨论。
后来，事实上没有同西藏派出的代表团进行适当的谈判。
在他们到达北京以前很久，在西藏出现了其他事态发展。
我想，中国军队再度开始进军。
接着达赖喇嘛和他的代表同他们达成了协议。
当然，这个协议可能是为形势所迫而在压力下签订的，但是这是代表达赖喇嘛等签订的协议。
在这方面，我可以这样说吗？
巴志帕伊议员先生说，达赖喇嘛之所以同中国达成了十七条协议，是由于我向他提出了某些保证。
他又说，这是中国总理访问了印度以后的事。
他把这种事情弄混了。
根本不存在我向他提出任何保证的问题，中国总理没有到印度来，我也没有到中国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达赖喇嘛政府缔结这个所谓十七条协议之类的东西的时候，我没有同中国总理见面。
因此根本不存在我们提出任河保证的问题。
我们接受的只是一一根据从中国政府那里接到的信件——詹萨赫布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里说的话，这就是中国人说他们希望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根据这种情况，这一点就没有讨论。
在这以后，就签订了这个十七条协议，这个协议中对西藏自治给予某种强调。
如果说协议中之所以强调自治是出于我们的压力和我们的愿望这也是错误的。
的确，这无疑是我们的愿望，但是当协议签订时，我们并没有在那里！
也没有要求我们表示意见。
这是中国政府和西藏人之间的事情。
因此关于他们曾经向我们提出保证，后来又败坏了这种保证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实际情况是，几年以后，当周恩来总理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曾经同他谈到西藏问题，当时达赖喇嘛也在这里。
我相信这种会谈的确是周恩来总理倡议的。
他希望向我解释——他的确解释说——他们之所以对西藏采取这样的态度不是由于他要回答我提出的一些指责，也不是因为他认为他有责任这样作，而是因为他认为——我想是这样——我们有着友好的关系，他必须设法使我相信中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态度。
他一开始就对我说，西藏一向是中国的一部分。
“一向”的意思就是千百年。
有时当中国软弱的时候，这种主权就没有正式地行使，但是他说，西藏一向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的论点就是这样。
他又说，但是西藏不是中国本部，而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里居住的不是汉人，中国人是汉人，但是还有蒙古人、满洲人和西藏人等等。
他说，西藏并不是中国的省份，而是中国的自治区，我们愿意尊重这种自治。
这就是他对我说的话。
他继续说，事实上某些人认为我们想强迫西藏接受共产主义，就是荒谬的。
因为西藏人，具体说，非常落后，以致共产主义同西藏目前的情况相距甚远。
但是他说，西藏肯定是非常落后的国家，我们希望使他们在社会、经济等等方面取得进展。
甚至在那时一一就是三年前，在西藏内部，或者不如说在西藏东部边境上，特别是在那样不属于西藏本部而实际上居民是西藏人的地区里，即在西藏东部边境上、但居民是西藏人的康地区里，发生了某种纠葛。
这个地区不久前已并入中国，我记不得什么时候，但是反正不是现在，而是在这一切发生之前。
住在那里的西藏人即康巴人，并不乐意接受中国的某些措施，因为中国政府虽然从没有进行任何所谓土地改革或者其他任何改革的意义上说，是让西藏本部多少保持着原状的，在政治上却牢牢地控制着西藏。
但是他们没有进行干涉——周恩来总理是这样对我说的：“我们不想进行干涉；
让他们自己逐步发展。”
但是，在这个被认为是中国一部分的东部地区——他们是把这个地区当作中国的一部分
看待的——这一点最终导致了那里的康巴人的叛乱——这是游击式的叛乱，这种叛乱在周恩来总理三年前来到这里时已经持续了相当时候——一年或一年以上了。
我们当时没有谈这个问题。
但是他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不想干涉西藏的内部结构、内部自治、社会习俗、宗教等等事情；
但是我们当然不去容忍叛乱和外国干涉。
当然罗，我不知道他在说外国干涉或者帝国主义干涉的时候指的或者想的是什么，但是我发现他们的头脑中有着某种奇特的观念。
我认为他们想的倒不怎么是印度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而是一些外国、联合王国或美国，不知怎的侵入了西藏，因为他们的头脑里牢牢记着这些国家。
他们没有十分了解到，联合王国自从离开印度以来对西藏压根儿不感兴趣。
他们根本不能达到西藏。
他们在那里没有机构，没有代表；
他们在那里甚至没有谁可向他们提供任何消息。
据我所知，事实上，美国在那里也没有机构或代表。
在其他任何国家中唯有印度有代表驻在西藏，那就是印度的总领事，可能还有苏联的；
也可能有蒙古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那里没有欧洲人，也没有美国人。
无论如何他对我是这样说的：——叛乱在继续。
这就是我们那次会谈的情形，你喜欢怎么叫它就怎么叫它。
但是在我看来，这倒是一种解释。
这并不是我向周恩来总理索取得来的某种保证。
我之所以这样说明，是因为可能有人会说：你这样做是否因为你得到了那种保证，从那个意义上讲，这并不是什么保证。
这种关于西藏自治等等的谈话，在我听到的时候。
确实使我感到高兴。
但是我没有权利把他叫来责备一番，对他说：你作了保证，但是你没有履行；
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我必须说，当自治结构由于其他势态发展而完全垮台的时候，我感到痛苦。
西藏的这一内部反叛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渐渐蔓延开来。
它慢慢地从东向西蔓延。
我个人毫不怀疑，大多数西藏人员然在这段时期内没有参加叛乱，但是却是同情叛乱的；
我对这一点毫不怀疑。
这是由于一些并不怎么高深的明显的原因，是由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因：西藏人象其他人一样。
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
当他们认为外来的人进来打乱了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一切结构的时候，他们对这些事情就感到愤懑。
因此这就蔓延了开来，接着又发生了其他事情。
我们不必研究详细的历史，但是拉萨本身的纠纷，我想一部分当然可能是由于中国政府的各种活动引起的。
当统治者、外来的人、外来的统治者不得不同不友好的居民打交道的时候，嗯，关系是很容易想象的。
那下去是健康的关系。
统治者和人民彼此惧怕对方。
当恐惧支配了双方的关系的时候，那很可能会引起不良的结果。
事实上在一个国家成为受支配的国家的一切地方，都会有不健康的关系。
这样就引起了西藏的这次动乱和达赖喇嘛从拉萨逃走前来印度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在那以后，我没有得到任何有关那里发生的情况的确切消息。
我想，我们可以一般地说，西藏的几个部分受到了强大的军事压力，在那里的军事政府的统治下，西藏人远没有享受到自治。
可能我们所听到的关于西藏境内的情况的消息是言过其实的，因为大多数消息必然是从难民那里来的，而难民不管怎么好，由于自己吃过苦头，就容易提供经过渲染的情况，这种情况不是他们所看到的或者他们所听到的。
就这样越传越甚。
因此这些消息可能是言过其实的。
作为一个负责的人，在我得到某种证明以前，我不能重述这些消息。
但是，不论这些消息是不是言过其实，有一点是没有甚么可怀疑的，那就是：在西藏发生了许多令人遗憾的事情，西藏的人民吃了许多苦，而且，肯定不能说，那是生活在一起的一个幸福家庭。
以前当这个问题在本院提出的时候，我说过，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是受两、三个因素支配的。
我提到了其中的两个——我们对西藏人民的同情和我们希望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
现在看来这或许有些矛盾，在目前情况下，这两个因素的确有点矛盾。
这是局势的困难之处。
可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受这两个因素支配的我们的基本态度。
第三个因素当然是而且将始终是印度的完整和印度的自由。
保护这种东西是我们的首要责任。
我为什么要说这番话呢？
因为，我要再说一遍：我们现在可能采取的任何步骤是不能在怒气冲冲——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的情况下采取的。
不能由于我们感到愤怒。
于是就作出某种事情，而不顾这一步骤的后果如何。
我们做事不仅是为目前，而且是为将来——为遥远的将来。
我一向认为，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亚洲国家应当保持友好的和尽可能合作的关系。
这是很重要的，甚至是必不可缺的——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
在印中两国的两千年的关系中，它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任问形式的军事冲突，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事实——我相信你们在任何时候、在其他任问地方都找不到同样的情况。
这是文化关系。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贸易关系。
这是宗教的联系。
在这些很长的时期内，它们不是消极的国家。
它们是活跃的、积极的国家。
在这些日子里。
不象在印度以后的日子那样——那时我们的确是受种姓制度束缚的、消极的、没有生气的国家，不渡海，不同这个人接触，不同那个人会见一一，他们希望有我们发展起来的这种国家——我国人民从事冒险的事业。
他们到东南海各地去。
他们建立了殖民地。
他们建立的不是帝国主义殖民地。
而是独立的殖民地。
事实上，印度在整个东南地区的影响是巨大的，你们今天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中国在那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因此，这两个巨大的、强大的国家经常相遇，可是它们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事实。
无疑，你们在欧洲以及在亚洲都找不到这种事例。
现在，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形或了某种长期的敌对状态，那末在将来，这不仅对印度、可能为中国来说会是一个悲剧，而且对亚洲和全世界来说也会是一个悲剧。
如果你是软弱的，如果你被认为是一个软弱的国家，就不会有自然的友谊。
在弱者和强者之间不可能存在友谊，在企图欺负别人的国家和干愿受欺负的国家之间也不可能存在友谊。
不论个人或集体或国家，都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只有在人们多少是平等的，人们互相尊敬的时候，他们才是朋友。
国家也是一样。
可是在符合这样的条件的情况下，我们的确曾经为印中友谊而努力。
我要说，尽管有着已经发生的和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仍旧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将继续为此努力。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在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任何事情上屈服，或者我们应该让出一部分印度领土给中国来讨好它。
这并不是同任何人交朋友或者保持我们的尊严和自尊的方法。
可是从长远看来，这两个人国成为朋友是非常重要的，不论它们内部的结构和政策如何。
我知道，有的时候，当人们听到恼人的事情、使人生气的事情，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甚至没有得到有礼貌的对待，当我们从中国政府那里接到一些建普通的礼貌都奇特地缺乏的信件时候，要有友好的感觉是困难的。
这一切都是恼人的。
但是人们生气和感到恼火是非常容易的。
无疑，处于负责地位的人有必要不使自己恼火，以保持国家的威严以及我们政策的连续性。
有许多人指责我们说，你们有名的潘查希拉怎么样了；
五项原则那里去了；
死亡了、消失了、埋葬了还是火葬了？
好吧，你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这表明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态度。
潘查希拉是什么呢？
潘查希拉或者说五项原则——它们并不是因为体现在印中两国的条约之中而才成为原则的——它们本身就是国际真正关系的原则，我们过去一直认为这些原则是正确的，即使全世界都否定这些原则，我们还坚持这些原则。
当然，很显然，如果对方不同意这些原则，那么这种关系就不存在了。
可是原则仍然是正确的。
当人们变得足够明智的时候，他们会重新接受这些原则。
因此，并不存在潘查希拉有缺点的问题。
如果你愿意说的话，这可以说是印度有缺点，或者中国有缺点的问题。
但是原则仍然存在。
看法就是这样。
如果你们允许我稍稍离开这项提案的范围，那么我要说，我们必须正视我们边境上和其他地方的某些困难情况：关于中国当局对我们在西藏的人的待遇。
我可以告诉人民院，我每天早晨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一束电报，相当大的一束。
我估计每一束电报中至少有五六封是从北京、拉萨、江孜或亚东来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电报，这些电报都是陈述最新的事情，最新的发展情况的。
当然，我们从江孜、亚东和拉萨收到的电报无法告诉我们西藏发生的情况，因为他们同西藏其他部分没有联系。
他们只能够多多少少看到领事馆和商务处周围的一些情况，然后告诉我们今天的情况是怎样的。
发生了一些小问题。
几乎每天上午，通常至少在我在开始一天的工作的时候，这些电报使我的情绪并不是太愉快的。
我努力设法克服这种情绪。
现在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慢慢习惯于这样做了。
我们必须处理这些困难的问题，这些边境事件，要是有人问我——人们有时要问我一一这些边境事件证明什么，老实说，我不知道对方心中是怎么想的，到底这仅仅是局部的侵略性行为呢，或者只是要让我们规规矩矩——如果我可以用这个俗语的话——不要自以为了不起，还是有更深刻的原因。
我不知道。
我可以告诉人民院，就在昨天晚上，我们收到了中国政府一份相当长的复照。
这是答复我在几天以前就东北边境发生的这些事件提出的抗议的。
这是一份相当长的复照。
自然需要非常仔细地加以考虑。
但是概括地说，这份复照否认我们提出的关于他们侵犯我们的领土并且向我们在那里的巡逻队开枪的指责，而且指责我们侵犯他们的领土并且向他们开枪。
这是完全与事实不符的，是违反这方面的事实的。
议员：违反麦克马洪线。
尼赫鲁：当然我们将仔细研究这个复照，因为它是一份长的、或多或少提出了论据的照会，里面谈到许多地方和其他事情。
我们很快就要，也就是说，在两三天之内就要送给他们一份复照。
请让我再重复一遍我在这里说过的话，在本届人民院会议休会以前，我希望向人民院提出包括自从印度和中国签订关于西藏的条约签订以来——也就是说在过去五年当中——中国政府和我国政府所交换的信件的白皮书，好让人民院了解一直在发生的事情的背景。
整个事情就是这样。
我们一方面自然要保护我们的边境。
当我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希望克制自己，并且约束一下我的强烈的反应，不要在——让我们说——军事措施之类的东西方面走得太远，因为当国家变得激动起来，并且事情牵涉到他们的全部威信的时候。
那么他们常常会被逐渐推向错误的方向。
因此我们设法无论如何保持平衡，这就是说，在我们认为我们是正确的场合采取坚定的政策，但是始终为和解敞开大门，为解决问题敞开大门，只要这是可能的。
概括地说，关于这个边境——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边境事件，他们说我们进行了侵略。
这个村庄或者那个村庄或者这一小片领土究竟是在他们一边呢，还是在我们一边呢，这是一个事实问题。
一般说来，只要这些纠纷是比较小的纠纷，我的确认为，如果两个大国或者两个小国立即冲上去招住对方的脖子来决定这块两英里的领土究竟是在这边还是在那边，特别是如果这块领土是高山上的无人居住的两英里的领土，那是相当荒唐可笑的。
但是当事情牵涉到国家的威信和尊严的时候，那就不是两英里的领土了。
这里牵涉到的是国家的尊严和自尊心。
因此就发生了这种事情。
但是，我不希望——只要我能做到——把这个问题弄到任何一国都别无他法——因为这里牵涉到他们的民族尊严——而只有诉诸武力的地步。
这不是我所希望的……
拉姆·苏巴格·辛格博士：根据最近的报告，边界是在哪里呢？
根据我们从他们那里收到的最近的复照，他们所说的边界是在哪里呢？
尼赫鲁：没有大地图和关于村庄等等的各种小地图，我怎能说呢？
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争端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究竟它可能是在这边或是在那边两英里的地方，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在这里、那里和其他地方的地图如何。
就我而论，我常常说，我们从缅甸边境一直到不丹边境的边界是麦克马洪线，我们坚持这条线。
一位议员：他们是不是……
尼赫鲁：请让我继续说下去，请不要过分重视报纸上刊登的消息。
我就这个问题说的话的权威性要多一些。
这是麦克马洪线，我们坚持这条线。
我们认为，中国政府继续出版一种地图，把东北边境特区的一半、阿萨姆的三分之一和不丹的三分之一画得好象是属于中国的地方，这是非常不相宜的、非常不适当的。
这的确是一种冒犯.在一段时间里发生某些事情和某些错误，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一年又一年，一共十年，继续对我们说：“好吧，在我们有空的时候将研究这个问题”，这并不是很好的答复。
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在大体上接受麦克马洪线之后，我准备讨论对麦克马洪线的任何解释，在这里或那里的次要部分的解释——这是不同的问题——不是这些大块领土，而是次要部分的解释，究竟这个小山是在这里。
这块小地方是在那边或这边，都根据事实；
根据地图和现有的证据来确定。
这是我准备同中国政府讨论的。
我准备接受任何和解的、调解的办法来考虑这个问题，我准备在他们或者我们——不管是哪一方——提出异议的时候，由双方所同意的权力机构就这些次要的修正进行仲裁。
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
我这样说是由于我并不采取那种狭隘的态度，认为我说的都是对的，别人说的都是错的。
但是必须接受总的麦克马洪线。
就我们而论，它是存在的，我们接受它。
关于拉达克的情况是有些不同的。
麦克马洪线没有伸延到那里。
它是受当时的克什米尔统治者古拉布·辛格大君（他是当时旁遮普西赫统治者的封臣）签订的，有一百多年的古老条约所制约的。
这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事。
一方面是1842年的条约，另一方面是拉萨的统治者和中国皇帝的代表，结果是拉达克被承认是克什米尔邦的一部份。
没有人曾对这一点提出异议，现在也没有人对它提出异议，但是拉达克同西藏的边界不是很仔细划定的。
在某种程度上，它为前往那里的英国军官所划定，但是我颇为怀疑他们是否仔细进行过勘察，他们把线划出来了。
这条线一直标在我们地图上。
他们这样做了。
由于那里并没有人居住，因此总的说来，这没有重大关系。
它在过去也没有多大关系。
当时没有人注意它。
现在问题产生了。
我们准备坐下来讨论这些次要问题。
但是根据什么条件来讨论呢？
首先是条约、现有的地图等等。
其次是惯例，这些年来一直是惯例的那些东西。
第三是地理。
我所说的地理是指分水线和山脉之类的自然形势而言，而不是指一小块被分割的平原。
这些都是定为国际疆界的方便地势。
在谈到这个涉及比较简单的问题的提案的时候，我特地提到这种种问题。
现在回过头来再谈这个提案；
且不谈提案人以及某些其他议员对西藏人怀抱的同情，如果我们采取一个行动，这个行动根据在法律上和宪法上都应当是有根据的，我们应当希望它会产生一些结果，产生一些有助于我们实现所谋求的目标的结果。
从是否有根据的观点来看，联合国可能由于两个理由而参预进来。
一个理由是侵犯人权，另一个理由是侵略。
可是侵犯人权只适用于那些已经接受联合国宪章的人，换句话说，只适用于那些已经接受宪章的联合国会员国。
严格地说，你不能把宪章应用于那些没有接受宪章、没有被允许参加联合国的人。
事情就是这样。
其次，要是你谈到侵略，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侵略另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问题；
正如我对你们所说过的，就世界事务而论，相当长时间以来，西藏一直没有被承认为独立国家，甚至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很久就是如此——更不谈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了。
因此要解释为侵略是困难的。
你们可能会说，这些论点是一些颇带法律性质的论点。
但是我只不过是指出所牵涉到的任何困难和程序的宪法方面的问题。
接着，我要谈一下某个实际的方面。
那就是，这样做会有什么好处呢？
假定说我们克服了法律上的模棱两可的地方和法律方面的困难。
结果可能会在联合国大会或者安全理事会——不管在什么地方提出这个问题——展开辩论，一场激烈的辩论，一场怒气冲冲的辩论，一场按着冷战的方式进行的辩论。
在这场辩论进行过以后，这场辩论的发起人和这个动议的发起人将做些什么呢？
再没有别的事可以做了。
他们将回家去。
在把事情搞得更高的温度，搞到高热的程度之后，他们就将回家去。
他们已经尽到了他们的责任，因为他们别的什么办法也没有。
显然，谁也不会派军队到西藏或中国去，因为在匈牙利事件中并没有那样做；
匈牙利是欧洲的一部分，同欧洲各国联系较多。
如果认为它们会在西藏那样做，那是荒诞的。
显然不会那样。
因此，将会发生的只是其他某些国家发表一些激烈的意见，加以否认，然后这个问题就发展到冷战的程度—被拉进冷战的领域—并且大概会在中国政府身上引起反作用，而这些反作用对西藏和西藏人民甚至比现在更不利。
因此最终的结果对西藏人民并不是什么使人感到宽慰的事情，而是与此相反。
这个问题无论是从宪法的观点还是从法律的观点来看，都是不明确的。
事实上，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认为，很难把它提到那里。
从实际的观点来看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那么，除了可能是要满足某种表示同情或者表示我们感到愤慨的内心要求以外，把这个问题提出讨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肯定是能够理解这种内心要求的。
但是，我们决不能被这种要求所支配，让它把我们带到无人知道的境地、危险的境地。
因此， 我不能同意这个提案，并且我要建议人民院也不要同意它。
新华社平壤11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民主朝鲜报”和“平壤新闻”今天都摘要刊载了中国周恩来总理在9月8日写给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信件。
朝鲜“劳动新闻”今天发表了题为“中印边界问题必须而且能够和平解决”的社论。
社论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在9月8日就中印边界问题，写回信答复印度总理尼赫鲁在3月间的来信。
这封回信强调，在任何时候也应该通过和平协商来解决中印间的边界争端问题，并且指出在获致全面解决边界问题的办法之前，要以临时措施维持现有的边界状况，不能以片面的行动或压力来加以改变。
周恩来总理的信又一次如实地证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国的第一天起，就为了亚洲和世界和平一贯遵循的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的真挚性。
朝鲜人民完全支持充满和平愿望的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中国政府的立场和建议是解决中印间边界争端问题的最正当合理的办法，并且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以及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利益的。
中印间长达二千多公里的边界从未正式划定过。
但是，中国政府把中印边界视为友谊的边界，严格地遵守了现有状况，在印度军队屡次侵犯中国领土的情况下，也以友好的做法处理了它，为了两国的友谊继续做了有诚意的努力。
中印国境的局势是从西藏叛乱分子逃到印度后，印度军队越过中印边界的东段，并且开始逐步侵入中国领土时才紧张起来的。
因此，应该由印度方面负完全责任。
印度军队片面地改变了早已存在的中印边界状况，甚至越过了他们主张作为印度国境的所谓“麦克马洪线”，侵入中国领土。
如所周知，就连这条麦克马洪线也是英帝国主义统治印度时作为侵略中国西藏地区的政策的一部分而任意规定的，它是并没有得到中国的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承认过的非法界线。
印度军队不仅越过了这条麦克马洪线，对中国边防部队进行了武装射击，还在他们强占的中国领土的几个地区内保护了武装的西藏叛乱分子。
这不能不被认为是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印度为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非法侵犯，也不能不被认为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事务的干涉。
事实上，这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难以容忍的事件。
虽然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次再次以协商的心地，为了不损害同印度的传统的友好关系，为了不损害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利益，提出了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
中国政府的这种立场将受到亚洲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赞扬。
中国政府在它的回信中希望印度政府撤回侵犯中国边界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立即采取措施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我们认为，印度政府也应该同中国政府一样，以友好的正当的态度立即回答中国政府的建议。
我们爱好和平的人民不能不关切地注意到：首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执行中树立了榜样的中印两国之间发生边界问题的争端的时候，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抓住这个机会，为了利用这个机会达到它的阴险的侵略目的，展开了骚扰活动。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侵略集团，想借此机会在亚洲的两个最大的、友好的、爱好和平的国家间制造不和，而从中获得渔翁之利。
他们想以此来破坏亚洲人民的团结，并且欺骗社会舆论，叫嚷不可能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拼命地挣扎，企图阻挠由于即将进行的苏美两国首脑的相互访问而带来的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这是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绝不能坐视和容许的事情。
正如亚洲人民一致深深体验到的一样，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达到他们的侵略目的，是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和方法的。
中印间的边界争端问题应该早日获得圆满解决，以此来消除亚洲人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借以危害和平和亚洲人民利益的间隙。
在中国政府已经以最大的诚意向印度政府提出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建议的现在，该是印度政府以诚意采取友好的措施的时候了。
看来，印度政府为了使尚未正式划定的中印边界片面地对它有利，正在通过军事、外交和社会舆论对中国施加着压力。
但是，很明显，对伟大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施加的任何压力和方法都决不能成功，反而会使局势复杂化，同时损害两国人民的利益。
印度，由于没有参加侵略性的军事集团，主张用和平谈判的方法解决一切争端，支持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原则，才受到世界人民的信任。
我们认为，印度将不会忘掉这个事实，并没有任何理由退出已被历史证实了的正当的立场。
中印边界问题能够而且必须通过双方的和平和友好的会谈来加以解决。
这是亚洲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一致的愿望。
新华社仰光11日电 据“新仰光报”今天报道，缅甸民族团结阵线和缅甸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在它们发表的声明中都指出，必须警惕帝国主义者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阴谋活动。
缅甸民族团结阵线认为中印边界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边界还没有明确划定。
声明还说，两国的边界问题必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协商解决。
缅甸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指出，帝国主义者企图利用边界问题破坏中印友谊，这种友谊对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有巨大的重要性。
据新华社11日讯 纽约消息：经常反映美国国务院意见的“纽约时报”在中印边境事件发生后，连续发表社论，鼓吹印度应该“尽快地”同巴基斯坦结成军事联盟。
9月3日这家报纸的社论宣传“印度和巴基斯坦新出现的亲睦关系”，并说什么巴基斯坦“要求能同印度达成一种联防安排”。
这篇社论是发表在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刚刚于9月1日在新德里同尼赫鲁会谈之后。
在宣布要举行这次会谈的当天，这家报纸在8月24日便发表社论，对这个会谈安排表示“令人振奋”。
社论里诬蔑中国“威胁”了这两个国家的安全，它并且造谣说连同印度接壤的不丹、锡金和尼泊尔等国也或者是“处于严重的危险中”，或者是遭到了“渗入”。
它竭力煽动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这种“威胁”的面前，“应该尽可能地、尽快地和解”。
到阿尤布同尼赫鲁会谈的前夕，“纽约时报”在8月31日又发表社论，进一步明确提出印度应该同巴基斯坦签订“防御协定”。
这家报纸宜称这种“防御协定”能够帮助印度“调整”它的武装力量，并且能够使印度在中国边境进行的活动中“得到许多好处”，“有百利而无一弊”。
在这以前，“纽约时报”8月17日的一篇社论还透露，美国策划的印巴“共同防御”正是美国在整个亚洲的“防御安排”阴谋中的一个环节。
据新华社11日讯 伦敦消息：英国保守党机关报‘每日电讯报’10日就周恩来总理给尼赫鲁总理的信发表社论，一面承认这封信很有说服力。
一面又继续对中国进行恶毒的诬蔑，企图否定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可能性，以竭力挑拨印度同中国的关系。
周恩来总理的信里指出，处理中印边界问题时，不能不首先考虑到英国在统治印度的时候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历史背景。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在9日抵赖这个历史事实，他说他“否认在印度受英国统治期间英国曾侵略过中国”。
但是，10日的“每日电讯报”承认，“读了中国主张调整它同印度之间的边界的那长篇大论细致详尽的论证以后，很难不感受到它那种总括的说服力。”
“论证中说，印度的边界是英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本身尚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下的牺牲者的日子里凭武力划定的。”
“每日电讯报”承认，这种“政治划分形式”是“西方国家所强加的”。
但是，这篇社论同时却又荒唐地诬蔑信中“提出的那些具体要求是侵略性的，不可容忍的”。
说什么“共产主义往往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
社论把英帝国主义过去片面强行划出的非法界线说成是“和平仲裁的唯一的法律基础”。
它还写道，“由于谴责了西方帝国主义，就是隐含地拒绝了和平仲裁的唯一的法律基础”。
“很难设想这种（中印边界）争端如何能和平解决”。
同一天“每日电讯报”还刊载了一篇报道，继续恶意散布早已揭穿了的谣言，说什么中国军队在锡金和不丹边境集结，“形成侵入的威胁”。
据新华社新德里10日电 印度总理尼赫鲁9月7日向议会公布了中印两国政府1954——1959年期间互换的各项文件的“白皮书”以后，印度一些报纸紧接着在这个“白皮书”上大做反华文章，掀起一阵鼓噪。
它们极力鼓吹“麦克马洪线”是中印边界线，并且以这个从来没有得到中国政府承认的边界线为“依据”。
攻击中国对印度抱有“侵略野心”。
“领袖报”10日在一篇题为“新帝国主义”的社论中用最恶毒的字眼咒骂中国，用战争威胁中国。
它说，“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是否已经放弃了万隆原则，它是否在走向帝国主义。
不要万隆原则就是要战争……如果中国继续侵犯印度边境，它将为世界大战铺平道路。
不管谁可能在这场战争中打胜或打败，中国将被毁灭。”
它威胁说，“我们决不会为了姑息中国而放弃一寸印度领土。
如果周恩来相信和平，如果他希望亚洲的团结——这对它的安全来说是重要的——应当得到维护，他就应当撕毁他们政府发行的、以帝国主义为基础的新的中国地图，折回他的脚步，和平地解决同印度的边境纠纷。”
“文汇报”在10日的评论中诬蔑中国拒绝麦克马洪线是“认真地决定要对印度抱有侵略野心”，是“投向印度的一枚炸弹”。
它对印度使用武力改变现存中印边境现状的作法避而不谈，却反咬一口说，中国的“高压手段是史无前例的”。
报纸硬说，“中国忘掉了潘查希拉”，并且主张：“在我们被指责为煽动叛乱和麦克马洪线被否认以后，争论任何问题都是没有用处的。
我们现在不得不考虑是否要恢复我们同中国的关系的问题。
但是假如没有这种可能性，中国坚持它顽固的立场，那么我们就应该决定印度的国家政治和防御责任。”
那些用尽恶毒字眼辱骂中国的印度报刊，居然大叫中国政府给印度政府的信件中“语言粗暴、不礼貌”。
“论坛报”颠倒黑白并且装出一付可怜相说，不能想象“印度或任何有自尊心的国家在这个问题方面会放弃不可争辩地是它们的领土，以便来姑息一个以掠夺为目的的邻邦，不管它多么强大。”
它把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和合情合理的解决办法诬蔑为“既荒谬又是极端胡闹的”，并且恶意地说，“印度决策人最好记住这样一句格言：跟坏人交往要当心。”
在这一阵鼓噪中，一些报纸大肆叫嚷中国“背信弃义”。
“荣耀报”10日诬蔑中国“把协定仅仅看成几张纸……一当情况变得不利的时候，它们就被当作废纸丢掉了。”
“光荣报”竟从美国的艾森豪威尔那里找到了攻击中国的辞汇，它说，“印度人民过去常常反对艾森豪威尔的这个说法：在遵守条约方面是不能信任共产党人的。
但是今天，我们国家面临了相似的局势。
周恩来给尼赫鲁的保证今天已经不见了。”
“政治家报”和“印度斯坦时报”8日把周恩来总理1956年对尼赫鲁总理发表的关于中国边界问题的谈话，曲解为承认麦克马洪线为中印两国边界，并且硬说“他后来又背信食言了”。
“政治家报”从而还得出结论说，中印友谊、潘查希拉听起来令人怀疑，而象是假的了。
“印度斯坦日报”反诬说，“中国肯定将会用制造同它邻国的边境纠纷及争吵的办法，……加剧国际紧张局势。”
“印度民族日报”趁机挑拨亚洲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大肆渲染说，“印度今天的舆论对中国批评得非常厉害。
亚洲的中立国家在对北京失去信任。
万隆气氛在受到破坏。
西藏悲剧可能是亚洲国家新的觉悟的开端。”
显然，这些报纸是在用这些诬蔑来掩盖它们自己想破坏中印友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制造紧张局势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