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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中印边界问题不能不首先考虑到英国统治印度时期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历史背景。
印度政府竟要求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局面，作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根据。
更严重的是，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施加种种压力，甚至不惜使用武力来支持这种要求。
这不能不使中国政府感到深切遗憾。
中印双方应考虑历史背景和当前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
在此以前，作为临时性措施，双方应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而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应使用武力改变这种状况；
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协议，以保证边界安宁，维护两国友谊。
希望印度政府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这样，中印边界一时的紧强局势就会立刻和缓下来，笼罩着两国关系的阴云也会迅速消散，使关心中印友好关系的朋友感到宽怀，使挑拨中印关系、制造紧张局势的人受到打击。
新华社9日讯 印度总理尼赫鲁在9月7日向印度议会提出了白皮书，其中公布了尼赫鲁总理在今年3月22日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给周恩来总理的信。
周恩来总理已在9月8日写信答复尼赫鲁总理。
周恩来总理给尼赫鲁总理的信全文如下：新德里印度共和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先生阁下亲爱的总理先生：
我已经仔细地阅读了阁下1959年3月22日的来信。
从来信中我发现，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两国政府的立场有着基本的分歧。
这使我有点惊异，同时也使我不得不用较长的时间来考虑如何答复你的来信。
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
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不首先考虑到英国在统治印度的时期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历史背景。
从很早的时候起，英国就抱着对中国西藏地方的侵略野心。
英国曾经不断唆使西藏脱离中国，企图把一个名义上独立的西藏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
在这个阴谋不能得逞以后，英国又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要求把西藏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而让中国保留所谓对西藏的宗主权。
与此同时，英国还以印度为基地，广泛地向中国的西藏地方甚至新疆地方进行领土扩张。
这一切就是中印边境问题长期存在纠纷、悬而不决的基本原因。
中印两国都是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
这种共同的遭遇，本来应该很自然地使中印两国对上述的历史背景抱有一致的看法，并且采取互相同情、互相谅解和公平合理的态度，处理两国的边界问题。
中国政府原来以为，印度政府是会采取这种态度的。
但是，出乎中国政府的意料之外，印度政府竟要求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局面，作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根据。
更严重的是，印度改府对中国政府施加种种压力，甚至不惜使用武力，来支持这种要求。
这不能不使中国政府感到深切的遗憾。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印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
在此以前，作为临时性的措施，双方应该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而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应该使用武力改变这种状况；
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协议，以保证边界的安宁，维护两国的友谊。
这正是我在1959年1月23日给你的信中所表达的基本思想。
中国政府仍然认为，这是我们两国解决边界问题所应该遵循的途径。
从1959年3月22日阁下来信看来，似乎你并不完全反对这一原则。
现在，我愿意就阁下来信中所提出的各项问题并且结合最近中印边境的形势，进一步说明中国政府的立场。
一、
我在1959年1月23日给阁下的信中曾经指出，中印边界是
从未经过正式划定的。
阁下在1959年3月22日的来信中对此表示不能同意，并且力图证明中印边界的绝大部分是由过去的印度政府和中国中央政府之间的专门的国际协定所确认的。
为了证明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我愿意提供以下的事实：
（1） 关于中国的新疆地方和西藏地方同拉达克接壤的一段边界。
1842年，以中国的西藏地方当局为一方和克什米尔当局为另一方， 的确订立过一个和约。
但是，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并没有派人参加这个条约的签订，事后也没有批准这个条约。
而且这个条约也只是泛泛地提到拉达克和西藏将恪守各自的疆界，没有具体规定和说明这段边界的位置。
显然，不能用这个条约来证明双方正式划定了这段边界，更不能据此要求中国政府接受印度政府对这段边界的片面主张。
至于1847年中国政府官员向英国代表表示这段边界是明确的，这也只能说明当时的中国政府对于这段边界有它自己的明确的看法，而并不能作为双方边界已经正式划定的证明。
事实上，直到1899年英国政府还曾经建议同中国政府正式划定这段边界，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同意。
今年8月28日，阁下在印度人民院也说过：“这是旧克什米尔邦同西藏和中国土耳其斯坦的疆界。
没有谁划定过这条疆界。”
由此可见，这段边界是始终没有划定的。
但是，中国和拉达克之间，由于历史的传统，确实存在着一条习惯线，中国出版的地图历来都是按照这条线标明中国和拉达克之间的边界的。
英国人约翰·瓦克根据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命令所画的“旁遮普、喜马拉雅山西部以及同西藏接壤部分”图（这个地图附在1854年出版的英国人亚历山大·克守汉少校所著的“拉达克”一书之内），对这段边界的标法，同中国出版的地图相当接近。
后来英国和印度的地图把大片中国领土划入拉达克境内，这是既无法律根据、又不符合双方历来行政管辖的实际情况的。
（2）关于中国西藏的阿里地区同印度接壤的一段边界。
从你的来信看出，你也同意这段边界是未经两国正式划定的。
不仅如此，事实上双方对于这一地区许多地点的归属，历史上就有争执。
例如在西藏札布兰宗西南的桑、葱莎地区历来属于中国，三、四十年以前逐渐为英国人所侵占，中国西藏地方当局几度同英国交涉，均无结果，成为历史悬案。
（3）关于不丹以东的中印边界。
印度政府坚持这段边界是早已明确划定了的，所提出的根据是，在1913—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上，中国政府、西藏地方当局和英国政府三方面的代表共同划定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
我曾经多次向阁下说明，西姆拉会议是英国阴谋把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重要步骤。
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所谓内藏、外藏的界线和西藏同中国其他部分之间的界线。
同你在来信中所说的相反，所谓麦克马洪线从未在西姆拉会议上加以讨论，而是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
于1914年3月24日，也即是在西姆拉条约签订以前，在德里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决定的。
这条界线，后来是作为西藏同中国其他部分之间的界线的一部分，标在西姆拉条约的附图之上的。
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从未被中国的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所承认，因此肯定是不合法的。
至于西姆拉条约，当时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就没有正式签字，这是在条约上清楚地注明了的。
在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秘密换文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英国既不敢公布有关的文件，也不敢改变地图上关于这段边界历来的画法。
这条非法的界线曾经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就是西藏地方当局，后来也对这条界线表示不满。
并且在1947年印度独立以后致电阁下，要求印度归还这条非法界线以南的中国西藏地方的全部领土。
这块领土相当于中国的浙江省，有九万平方公里之大。
总理先生，中国怎么能够同意强迫接受这样一个丧权辱国、出卖领土、而且这块领土又是如此之大的非法界线呢？
中国历来出版的地图对不丹以东中印边界的画法，真实地反映了所谓麦克马洪线划出以前的传统边界的实际情况。
1947年印度测量局出版的“西藏和邻国”图和1929年大英百科全书的附图，对这段边界的画法，都同中国出版的地图一致。
印度军队也只是在1951年中国西藏地方和平解放前后，才大规模地向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推进。
因此，所谓这段边界早已明确划定的说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阁下在来信中还提到中国和锡金的边界。
这个问题象中国和不丹的边界一样，并不属于我们目前讨论的范围。
但是，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再一次说明，中国愿意同锡金和不丹友好相处、互不侵犯，而且一向尊重它们同印度的正当关系。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出版的地图历来对中印边界的画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而且英国和印度出版的地图对于中国边界的画法，最初也同中国出版的地图大体一致。
事实上，不是中国出版的地图，而是英国和印度出版的地图，后来对于中印边界的画法作了片面的修改。
虽然如此，但是，由于中印两国还没有通过友好谈判和共同勘察划定边界，因此，中国并没有要求印度修改地图。
1954年，我也曾根据同样的理由，向阁下说明，中国政府在目前修订旧的地图，是不适宜的。
但是，印度国内却有一些人对中国出版的地图大肆喧嚷，企图制造舆论压力，迫使中国接受印度关于中印边界的片面主张。
用不着说，这种做法是既不明智、又不足取的。
二、
如上所述，中国政府对于中国边界问题一贯遵循着十分明确的方针，一方面肯定中印边界全部未经划定的事实，另一方面又面对现实，特别考虑到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积极寻求对双方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并且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绝不片面改变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在中印边界的东段，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中国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
这是为了维持边境的和睦，以利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和解决，丝毫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承认了这条线。
鉴于阁下在最近给我的两次来信中，对于我过去曾经向阁下说明的这一点，显然有误解，我认为有必要再一次清楚地作以上的说明。
在中印边界的西段，中国严格遵守传统的习惯线，对于印军一再侵入或者侵占中国领土的事件，中国政府始终以友好的态度，采取不同的方式，分别地加以处理。
例如对于印度的军队和行政人员侵入乌热的问题，中国政府力求同印度政府谈判解决，避免冲突。
对于侵入中国新疆西南部地区和侵入中国西藏地方的班公湖地区的印军，中国边防部队在依照国际惯例解除他们的武装以后，采取了说理的态度，要求他们离境，并且发还他们的武器。
对于印军先后侵占什普奇山口、巴里加斯、桑、葱莎、波林三多、巨哇、曲惹、香扎、拉不底等地区，中国政府在发现这种情况以后，总是进行彻底的详细的调查，而不是立即激动地向印度政府提出指责。
这些措施证明，中国政府是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护中印友谊的。
尽管发生了上述的全部由于印军越境而引起的边界事件，但是，直到今年年初为止，中印边界的气氛总的说来还是良好的。
在大约两千公里全部未定的中印边界上，始终没有发生军事冲突事件，这个事实本身就有力地证明，两国边界尚未划定以前，只要双方采取友好和合理的态度，在边境地区是可以保持和睦而不出现紧张局势的。
三、
但是，自从西藏叛乱发生以来，由于不能由中国方面负责的原因，边境局势日益紧张。
大批西藏叛乱分子逃入印度以后，印度军队立即在中国边界的东段节节进逼，不仅片面地改变了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越过了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秘密换文的附图上 标明的所谓麦克马洪线，而且还越过了印度现行出版的地图上所标明的边界线，这条线据说就是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实际上在许多地方比所谓麦克马洪线更加深入中国境内。
印军侵占了朗久，侵入了雅斜儿，并且仍然侵占着沙则、兼则马尼、塔马顿等中国领土，包庇在这个地区的西藏武装叛匪。
印度的飞机也一再在中国边境侵犯中国的领空。
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不久以前，非法侵占朗久的印军，竟对驻扎在马及墩的中国边防部队进行武袋袭击，使中国边防部队不得不为了自卫而予以还击。
这是在中印边境上发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事件。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最近在中国边境出现的紧张局势，都是由于印军越境挑衅造成的，应该由印度方面负完全的责任。
但是，印度政府却反而对中国政府提出种种毫无根据的指责，叫嚷中国侵略了印度，把中国边防部队在以及墩地区的自卫行动说成是武装挑衅。
印度的许多政界人士和宣传机关更乘机散布大量反华言论，甚至公开主张采取轰炸中国领土等更大规模的挑衅行动。
这样就掀起了半年来在印度的第二次反华运动。
印度不承认中印边界未经划定的事实，变本加厉地从军事、外交和舆论等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印度的企图是要把自己关于边界问题的片面主张强加于中国方面。
必须指出，这种企图是永远不能实现的，而且这样做，除了损伤两国的友谊，使边界问题更加复杂化、更加难于解决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结果。
四、
中印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是建筑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的。
中国政府一贯认为，我们两国之间的一切分歧都必须、也一定能够通过和平协商求得解决，而不应该使两国的友好关系受到影响。
中国把西南边界看作是和平友好的边界。
我可以向阁下保证，最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派出警戒部队驻扎在中国西藏地方的东南部，只是为了防止残余的西藏武装叛匪出入边境，进行骚扰。
这样做，显然有利于保证边境的安宁，而不会在任何方面形成对印度的威胁。
阁下是五项原则的创始人之一，对于巩固和发展中印友谊作出过重要的贡献，而且经常强调中印友谊的重要性。
对此，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有深刻印象的。
因此，我把中印边界的全部情况，系统地向阁下说明。
我希望，阁下和印度政府将会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这样，中印边境一时的紧张局势就会立刻和缓下来，笼罩着两国关系的阴云也会迅速消散，使关心中印友好关系的朋友们感到宽怀，使挑拨中印关系、制造紧张局势的人受到打击。
致亲切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59年9月8日于北京
附：尼赫鲁总理1959年3月22日给周恩来总理的信
（尼赫鲁总理给周恩来总理的信见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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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9日讯 阿富汗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达尔·默罕默德·纳伊姆亲王和他的随行人员，在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和我国驻阿富汗大使郝汀陪同下，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
贵宾们将在郑州等城市参加访问后离开中国。
周恩来总理致词欢送贵宾。
他说：“副首相殿下在北京逗留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通过这几天来的亲切友好的会谈，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加深了。
这对于增进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无疑地是有重要意义的。
我们深信，由我们两国人民和两国政府所培植的友谊花朵，将会开得更加鲜艳、更加茂盛。”
周恩来总理说：“副首相殿下，现在当我们同你和其他阿富汗贵宾们握别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充满着惜别之情。
我愿意借这个机会请你把我国人民对阿富汗人民的真挚情谊带给贵国人民，并且向尊敬的达乌德首相殿下和尊敬的穆罕默德·查希尔国王陛下转致我们的敬意。”
纳伊姆副首相在告别讲话中说：我愿以我自己和我的同伴们的名义向你们表示感激。
因为，我们在你们伟大的国家的美丽的首都受到了盛情款待。
副首相说：“由于我们对这个邻邦的丰硕的文化、对它的悠久的历史以及对它最近几年取得的进展很感兴趣，我们一直以钦佩的心情注视着这个邻邦，注视着你们在建设自己的国家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现在，我亲自看到了我预料中的情景，看到了你们赖以取得成就的干劲，这使我感到很愉快。
我知道，当我们阿富汗的同胞们听到你们为了给这片美好的国土带来更大的繁荣而取得的进展时，他们将会感到很高兴。”
副首相说：“在我们告别的时候，我们内心中感到满意。
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在这个友好的首都的短期逗留将会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我们悠久的友谊。”
周恩来总理和纳伊姆副首相讲话后，机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前往机场欢送的，有国务院副总理贺龙、陈毅和我国政府各部门、人民团体、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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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9日讯 陈毅副总理今天说：“我们完全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9月9日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定成立所谓老挝局势调查委员会问题发表的声明。
老挝问题是老挝当局应该正确履行日内瓦协议和万象协议的问题，联合国根本无权过问。”
陈毅副总理今晚在保加利亚驻华大使庆祝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十五周年的招待会上谈到了目前的老挝局势。
他在讲话中还说：“任何以联合国家干涉老挝问题的企图，只会加剧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而不利于老挝问题的解决。
我们认为，美国必须撤走它在老挝的军事人员，撤销它在老挝的军事基地。
以印度为主席的老挝国际委员会也应该立即恢复活动，以维护老挝的和平。”
陈毅副总理又说：“美国统治集团一小撮反对国际局势和缓的人们，正唆使老挝的反动派向联合国提出所谓越南民主共和国‘侵略’老挝和要求联合国派‘紧急部队’到老挝去的问题，以便扩大他们一手造成的老挝战争，毒化国际气氛。
越南民主共和国一贯严格遵守日内瓦协议，为维护印度支那和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任何诬蔑和捏造都不能改变这一铁的事实。”
陈毅副总理的讲话受到了出席招待会的中外人士的热烈欢迎。
据新华社9日讯 保加利亚驻中国大使潘切夫斯基今晚在北京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十五周年的伟大节日。
周恩来总理出席了招待会，他在招待会上致词，祝贺中保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
潘切夫斯基大使在招待会开始时首先讲话。
大使在讲话中向他的中外客人介绍了保加利亚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
大使说，保加利亚人民同中国人民“在兄弟的友谊和合作中并肩前进。
十年来，中国人民在把自己的祖国变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实用了发展中的巨大跃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忠实捍卫者，它勇敢地反击着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企图破坏中国人民安全和团结的一切挑衅。”
潘切夫斯基大使最后热烈地祝贺中国人民在大跃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陈毅副总理接着讲话。
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保加利亚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陈毅副总理说：“十五年来，保加利亚人民在光荣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伟大苏联的帮助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我们为保加利亚人民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欢呼，并且祝他们在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陈毅副总理说：“保加利亚人民在保卫欧洲和世界的和平、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促进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合作等方面，出作了巨大的贡献。”
陈毅副总理说：“十年来，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两国友好关系，获得了全面的发展。
这种关系对于促进两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共同高涨，起着极其良好的作用。
我们还将为进一步发展中保两国人民间的这种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各方面的合作关系而努力。”
潘切夫斯基大使和陈毅副总理讲话以后，会场上分别奏起了中国和保加利亚两国的国歌。
他们的讲话受到了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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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9日讯 新德里消息： 最近印度的一些人掀起了一个新的反华浪潮。
从印度总理尼赫鲁自8月上旬在议会中提出所谓中国“侵占”印度领土的指责的时候起，印度官方人士、议员、报刊和右翼政党就大肆叫嚣，对中国进行毫无道理的攻击和诬蔑。
德里报纸仅在8月29日到31日的三天内就发表了约三十篇恶毒攻击中国的评论，各种各样捏造的关于所谓中国侵犯印度的消息充斥报纸版面。
而亲美的右翼政党更加嚣张，它们聚众游行，向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寻衅，叫喊“打倒中国帝国主义者”、“打倒周恩来”等挑衅口号。
自8月6日起，印度总理尼赫鲁曾接连在印度人民院和联邦院以及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关于中印关系的讲话。
他在8月7日、13日、25日、28日、31日和9月4日的讲话中专门就中印边界问题指责中国。
他指责“中国把别人的一大块领土划作自己的领土”。
他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印度的完整”，并说印度“有责任在不丹和锡金受到任何攻击时保卫他们”。
尼赫鲁在8月28日和31日猛烈地指责中国。
他把印度侵占中印边界东段中国领土并攻击驻扎在马及墩的中国边防军队的事实，说成是中国侵入印度边境地区并向印度军队开火。
他并硬说“这是一个‘明白的侵略’事件”。
尼赫鲁在8月28日还在人民院发表声明，宣布印度政府把“东北边境特区”置于军事当局管辖之下，并且派军队到那里去。
第二天（8月29日），从新德里发出的消息又说，印度陆军当局已经在阿萨姆邦乔哈特附近建立了一个“作战总部”，印度政府还下令派到那里的陆军部队在必要时向中国军队开枪。
在尼赫鲁发表这一连串的讲话后，一些议员立即在议会上纷纷攻击和诬蔑中国，并提出什么“保卫边境”、“实行安全措施”之类的意见。
有的议员还当场要政府轰炸“东北边境特区”所谓被中国人占领的地方，“以便把它从中国人手中解救出来”。
还有的议员根据尼赫鲁提出的所谓中国的新藏公路穿过了印度领土的说法，要印度政府“用武力把中国人赶出去”，或者把公路炸毁。
在那几天，德里报纸的第一版几乎都是用“中国侵犯印度领土”之类通栏标题。
“中国军队在印度领土上升起中国国旗”，“中国军队侵入不丹、锡金，威胁尼泊尔”等彻头彻尾的谣言，连篇累牍地在印度报纸上出现。
许多报刊对中国使用了最恶毒的词句：“中国侵略成性”，中国是“汉帝国主义”，“比西方帝国主义更糟”，“北京跃进到印度领土是有更深的野心的”。
亲美的反动报纸乘机叫嚷“把中国当作朋友是错误的”，要求“结束同中国的友谊，改变印度的外交政策”。
一些右翼政党和反动政客在这个破坏中印友好关系的运动中，更是推波助澜，大肆活动。
这些仇视中国的人嚣张到了极点。
从8月30日到9月6日，他们在加尔各答、德里和孟买，先后五次纠集追随他们的一些喽罗，在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门前示威。
据报纸报道，右翼政党和执政党国大党的地方组织是这些反对中国的活动的组织者。
示威者挑衅地叫嚷着所谓“打倒中国帝国主义者”，“中国强盗们滚出印度”，“打倒周恩来”。
在他们拿的旗帜上还写着“西藏的独立对印度的安全必不可缺”，“中国侵略者滚出西藏”，“中国帝国主义者滚出印度”等等。
人民社会党的一些地方组织，还筹备举行所谓“抗议中国侵犯印度日”和“不许干涉印度周”等阴谋活动。
新华社9日讯 新德里消息：印度右翼政党以至执政的国大党的地方组织，最近公然接连纠集它们的暴徒到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门前举行反华示威。
9月6日晚间，印度人民同盟纠集了一批暴徒在新德里中国驻印度大使馆门前举行示威。
他们恣意叫骂：“中国强盗们滚出印度”、“中国帝国主义者滚出印度”、“中国侵略者滚出西藏”、“侵犯边境事件是不可容忍的”、“中国帝国主义者不许干涉印度”、“重新假造的印中边境地图”。
“撤出占领地区”、“对锡金、不丹和尼泊尔的侵略就是对印度的侵略”。
他们还辱骂中国领导人：“周恩来该死”、“周恩来可耻”、“打倒周恩来”。
他们打的旗帜上还写着：“中国的潘查希拉是谎话”、“西藏的独立就是印度的安全”。
人民同盟的首领巴志帕伊还煽动说，“印度必须象一个人一样觉醒起来。
（中国）紧跟在地图上的侵略以后又来了实际的侵略。”
在这以前，8月31日晚上，曾经有一批暴徒聚集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门前举行反华示威。
他们叫喊：“打倒中国帝国主义者”。
暴徒首领发表了演说，诬蔑中国是“侵略者”，说中国的一切成就都是吹牛。
这批暴徒在大使馆门前叫嚷了半个小时。
据“印度快报”报道，这批暴徒是所谓印度“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徒。
这个党的主席社贝公然说，中国应当按照麦克马洪线修正它的地图。
同一天，一批人民社会党分子曾经在中国驻孟买总领事馆前寻衅。
他们高呼“打倒周恩来！”
“打倒共产党中国！”
等反动口号约达半小时之久。
他们还举着写着要求中国撤出“印度领土”和边界国家的标语。
他们的首领、人民社会党孟买党委书记丹德瓦塔还向集会的人宣读了一项“备忘录”，诬蔑中国政府“冷酷地扼杀了潘查希拉”。
备忘录还说，“中国对印度的侵略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这是对西藏起义的人民进行残酷的镇压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9月3日，印度人民同盟一批党徒在中国驻孟买总领事馆外面举行示威。
他们拿着黑旗，高呼反对中国的口号，说什么中国“侵入”印度的领土。
示威者竟然要中国政府“无条件道歉”，赔偿“侵犯边界”所造成的损失。
甚至作为执政党的国大党的地方组织也参加了这种对中国极其不友好的活动。
据“甘露市场报”消息，国大党加尔各答中区委员会8月30日纠集了一批人到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前面举行了反华示威。
示威前，他们集会抗议所谓“中国的侵略”。
国大党西孟加拉邦委员会副主席高希在会上煽动说，对于中国不断“侵入”印度北部边境的事件，任何一个爱国的印度人都不会是消极的旁观者。
必须坚决要求“侵略者”离开印度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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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9日讯 9月9日十一时四十分，美国海军巡逻机一架侵入我广东省西沙群岛的永兴岛上空。
对于美国军用飞机的这种军事挑衅。
我外交部发言人奉命提出第六十五次严重警告。
作者：陈世基
本报讯 党的八中全会的决议传到广州空军部队以后，广大官兵的情绪立即沸腾了，决心再鼓干劲，力争上游，以优越的成绩作为向建国十周年献礼！
连日来，广州空军各部队的跃进捷报频传。
4237支队引导二连官兵干劲十足，他们在前两天的一次实战中，情况报知密度较前提高了一倍；
2856部队开展五好飞行日运动，保证训练质量逐日上升；
通信器材修配厂把原订十天完成的定向台遥控箱，提前四天半完成了。
歼击机部队正以战斗姿态投入高空和低空战术训练，他们的口号是：“敌人飞机高来高打，低来低打，全力以赴，力争叫它有来无回，确保祖国领空安全！”
4872部队绝大部分干部，组成若干工作组深入基层单位，具体帮助解决工作中的难点，提高工作质量。
这个部队在今年上半年的战斗训练和防空作战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
在战斗训练方面，飞行员的平均飞行时间比飞行日利用率最高的1956年同期提高了59％，并且普遍加强了战斗使用课目的训练，动作切合实战要求。
和去年同期比较，训练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
例如有的部队空战射击完成率提高了80％，空战完成率提高了20％。
某夜航部队老飞行员拦截射击完成率竟达百分之百。
地面部队战斗训练成绩也很大，某支队各种课目训练成绩，经考核总评都在“良好”以上，其中大多数课目达到“优秀”水平。
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是因为广州空军部队广大官兵鼓足干劲，大搞群众运动的结果。
他们 较为普遍地运用了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抓两头带中间、开展革命竞赛、组织现场评比，以及适时召开现场会议等去年大跃进中行之有效的丰富经验，使群众的冲天干劲落到实处，让部队始终保持高涨的战斗情绪。
例如当2882部队首创飞机“四无”的先进事迹以后，广州空军领导机关马上召开现场会议，在所属各飞行部队中开展“四无”运动，有效地提高了飞机维护质量，延长了机件寿命，对战斗训练和防空作战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高射炮部队还开展了战备标兵竞赛，促使广大官兵兢兢业业地作好战备工作，上半年仅4728部队就有两个连、一个排和三十四个班被评为战备标兵单位，二百多名官兵被评为战备标兵，使部队始终处在良好的战备状态中。
最近，广州空军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到会干部细致地研究了部队训练和思想情况以后，决定大战9月，以优越的成绩向建国十周年献礼。
会议指示各部队在大搞群众运动、开展革命竞赛的同时，要注意改进工作方法，以保证部队沿着健康的道路飞速跃进。
现在，在飞行部队、地面部队、机关、工厂和医院，都展开了轰轰烈烈、扎扎实实的革命竞赛。
他们不顾南方骄阳的威逼，勤学苦练，埋头工作。
飞行员们在太阳底下反复作模型表演，在摄氏四十度高温的座舱里坚持操作练习，地勤人员披星戴月，早上四点钟起床，晚上有时要干到午夜以后。
地面部队官兵也是干劲十足，他们在党的八中全会决议鼓舞下，更加热情地投入战备训练。
例如有些野战高射炮部队常常是餐风露宿，住在潮湿的帐篷里，有时吃不上菜，生活比较苦，但是，他们的战斗情绪却非常饱满。
他们说：为了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再苦点也算不了什么。
（陈世基）
作者：孙立/李开泪
可是，飞机到了空中就不象在地面想的那样。
飞机在不稳定的气流中颠簸着，加上速度快，明明看着两条鲜红色的标线，可是怎么也对不上，一加油门，冲到前边去了，一减油门，又掉到后边去了，着陆的时候，张怀连老远就看到在自己的名字下边画了个大黑点（两分），心就凉了半截。
团长是他的带队长机，见他情绪不好，温和地对他说：“怎么一下子变成老头了，是不是因为没有飞好。
那不要紧，才飞嘛，和同志们谈谈，找找原因。”
大队党支部书记厉秀峰在当天晚上召开了支委会，决定由飞行员张福三等几个同志找张怀连谈谈，帮助他解决飞行难点，赶快跟上队。
这几个同志平时也很要好，坐在一起，三说两说，问 题找出来了。
原来张怀连在飞行 中，往往是看了主标线，就忘了
副标线，对准了副标线，主标线又扔开了，在油门使用上也有问题，当他发现自己的飞机掉队了的时候，心一急，就想赶上去，飞机就忽的一家伙冲到前边去了。
原因已经找出来了，张怀连 就下了狠心，一定赶上去！
他的 衣袋里总是有一个铝质小飞机模型，在上边刻上标线，一有时间就拿出来看，正面看，反面看，苦苦的钻研，到第三天他就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在他的名字下面画上了一个蓝点（四分）。
这一天，张怀连的爱人要回 家乡去。
他刚把爱人送上火车，就下起倾盆大雨来。
公共汽车停驶了，明天还要编队飞行哪！
他给自己下达了命令：一定连夜走回去。
他顶着大雨，走了三个多小时才赶回机场。
……
第二天早上，张怀连来到停机线上，机械师王尚仁和机组的同志习惯地迎上来，并且热情地说：“飞吧，机长同志，一切都准备好了。”
“谢谢你们。”
张怀连一眼看到飞机座舱盖上涂写一首快板诗：
机长怀连飞我机，
五机位置编得齐，
修准飞稳安全保，
考核五分争第一。
“谢谢你们。”
张怀连感激地和机组的同志们握过手，进入座舱，等待起飞信号。
……
自从受阅训练以来，张怀连共飞了三十六个起落，除了刚开始时弄了两个黑点以外，只有四次是蓝点，其余全都是鲜艳的红点，因此获得上级机关书面嘉奖。
张怀连（左）和他的战友在研究标线。
作者：钱则松
本报讯 福建前线某空军基地指挥所战勤人员，发扬高度英勇顽强、临危不惧的精神，战胜了十二级台风的突击，确保雷达完好无损。
8月23日深夜，台风从福建沿海登陆以后，很快就威胁到了临近海岸的某机场雷达站。
指挥所的战勤人员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立即组织了一个三十多人的抢救组，在侦察参谋黎明辉的带领下，奔向雷达阵地。
雷达阵地位于一座五百米高的山头上，由指挥所到那里要经过一条曲折的羊肠小道。
抢救组艰难地爬到半山腰时，风力突然增大了，一阵狂风把队员苗长青吹得一晃，他连忙攀住身旁的一块石头，可是这块石头长得不结实，和人一起滚下了一丈多深的山沟里。
苗长青的身子和头部都被摔坏，神志昏迷，但是当他清醒过来发现自己是躺在山沟里的时候，又坚强地爬上山去。
高大的雷达象大海里的一叶小舟，被狂风吹得摇摇欲坠。
抢救组的同志们用很多根粗大的铁绳，一头拴在雷达铁架上，一头拴住自己的腰部，坐在地上，两脚蹬住石头。
风力由十级增大到十二级，人的力量抵不过风的力量，雷达象铁牛一样拖着三十多个人向前滑动。
越滑越近，离山边只有二十米了，黎明辉同志一面指挥一面喊着：“同志们，使劲拖呀！
不能泄气呀，坚持就是胜利！”
大家应着：“有人在，就有雷达在！”
但是，雷达仍然象个怪物似的继续向前滑动，眼看着三十多个人和雷达就要葬身山沟。
这时候，黎明辉急中生智，拿起一根铁绳，不顾生命危险爬上雷达天线。
下边的人替他担着心，为他捏着汗，有人还大声地叫起来：“黎参谋，当心！”
黎明辉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危，勇敢地爬上去用铁绳拴住了摇摆的天线，下边的同志赶快把另一端拴在一个坚固的岩石上，这时雷达这才停止了滑动。
抢救组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搏斗，取得了胜利。
台风过去以后，雷达还是巍然地屹立在山顶，警惕地监视着天空。
他们这种为了爱护国家资财表现出来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在部队里流传着。
（钱则松）
本报讯 6008部队二十二支队修理连刘少先小组，是个出色的坦克修理小组。
乘员们对他们修的车非常满意，都说：他们修车又快、又好、又省。
这个小组的同志热爱坦克修理工作。
他们每天抹满一身油泥，夏天顶着太阳在烫人的装甲板上作业，冬天修车又冰得刺骨，但他们从不说苦，以自己是坦克“医生”而自豪。
他们说：我们早修好一辆坦克，就为国防建设多贡献一分力量。
小组长刘少先善于组织领导，每接受一辆坦克，他都要向乘员详细了解情况，判断损坏或出故障的原因，然后召集全组研究怎么修，最后再根据每个人的能力，明确分工。
他们的工作忙而不乱，比如拆卸传动部分机件，车上有人干，车下也有人干，你拆他接，工具、零件摆放整齐，既省时间，又避免了差错。
小组的同志工作认真、细心、踏实，从不违反操作规程，就是拆个螺丝也要根据大小、长短，使用不同的工具和适当的力量，不让把螺丝撑坏。
有时，轴承或其它一些机件卸不下来，他们从不硬敲，而是认真研究，接受别人的经验教训，采用压力或加热法，不让机件损坏。
他们一方面严格按规程办事，同时又富有创造精神。
工作中不断研究，积累经验，改进操作方法。
例如过去避震弹簧断了，要拆下负重轮才能更换，现在经过他们研究改进后，只要把负重轮稍微悬空就可以了。
这就缩短了一半操作时间。
这个小组成员之间团结互助精神很好，老同志耐心帮助新同志，新同志虚心向老同志学习，工作协调，新同志的技术也很快提高了。
（修理连）
本报讯 1227部队某高炮团一连四班，八年零七个月没有发生过任何损坏武器机件现象，树立了一面爱护武器装备的光荣旗帜。
这个班在八年多中，先后经过了三十余次行军战术演习，三次移防，十四次实弹射击，三个月的游动作战，共长途行军三万余公里。
由于全班人员兢兢业业，维护装备，使武器经常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因而先后荣获锦旗五面、奖状四个，通令嘉奖三次，立集体三等功二次。
八年多来，虽然老兵不断复员，新兵不断入伍，人员更换很多，但他们班爱护武器装备的优良作风，都一代一代地传下来，每逢调来新兵，他们总是向新同志介绍四班的光荣事迹，用生动的事例来教育和启发新战士保持荣誉。
使人人从思想上认识到：武器是祖国的财产，是军人的第二生命，从而养成爱护武器装备的良好习惯。
下雨下雪，炮手们宁愿自己雨淋受冻，也要脱下雨衣雨布，把炮盖严，不让武器受损。
八年多来，他们始终坚持了维护制度，并且从实践中摸索到一套比较系统的经验。
他们维护保养火炮的分工是这样的：一炮手负责炮右侧，二炮手负责炮左侧，三炮手负责炮前侧，四炮手负责炮后侧，五炮手负责炮座，六、七炮手负责工具和炮弹。
火炮各部分是谁操作，谁负责维护擦拭保养。
规定制度严密，一天一小擦，一周一大擦；
操作后一小擦，风雨后一大擦。
小擦小检查，大擦大检查，交班前后要检查，行军休息要检查，检查发现机件有毛病，及时报告领导，立即采取措施排除。
另外还建立了对武器维护值班制度，每天都有专人负责值班，随时检查登记维护武器装备的情况。
在维护中，他们还做到“三不”：工具、机件不乱放乱扔，操作时不用力过猛，转不动不硬转。
在擦拭时特别注意节省用布和用油。
几年来，他们共节约新布三百三十余尺。
（海军军械部）
作者：苏良质
2742部队20号机组的同志们正认真检查，准备迎接新的飞行任务
苏良质 摄
作者：姜文品/辰生
去年9月的一天，某部六连一群年青的战士，紧紧拉着身穿列兵服的济南部队司令员杨得志上将、政治部主任李耀文少将和干部部长陈美藻少将等人的手，象送别亲人似地无限依恋。
战士牛宗权、张春仲、王保印等流着激动的眼泪，一个劲地说：“首长，真舍不得你们走啊！”
杨得志将军轻轻扶起张春仲的头，安慰他说：“别难过，我们现在不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了么，老杨老李的叫得挺甜。
我们人走了心不走，以后有机会一定来看你们。
人来不了，也一定写信给大家。”
随后他又说：“我是六连的兵呀，希望六连不断地前进！”
将军们人走了 心没有走
一年的时光过去了，将军们仍然和六连的同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他们把六连当成自己的第二个家，时刻关怀着六连工作的进步。
一年来，他们联名给六连同志写过六、七封信，个别和班长、战士们通信的就更多了。
六连同志把将军们的每一封来信都当成是最重要的指示，用实际行动回答首长们的关怀。
他们也经常把连队每个时期的工作情况，写信向将军们汇报。
这样，六连无形中就成了将军们了解部队情况、指导部队工作的一块“试验田”。
在将军们的鼓舞下，六连的同志的确在不断地奋勇前进着。
去年上半年，将军们还没有来当兵之前，六连实弹射击打了三个练习，成绩是一个优秀，一个良好，一个不及格。
下半年，将军下来当兵之后，打了五个练习，成绩全部是优秀。
今年，他们担任国防施工任务，只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全年任务的79.2％。
杨司令员临走的时候，嘱咐他们要搞好副业生产，减轻国家的负担。
他们按照这个指示，今年自己集资养了三十九头大猪，条条肥头大耳，没有一个生病的。
养猪的老炊事员朵善桃和新炊事员王导喜成天在水渠里捞杂草给猪吃，就是在倾盆大雨中，也不停歇，朵善桃常说：“杨司令员在这里当兵，拉大车抢着架辕，干活泼泼辣辣，咱们小年青的淋点雨算啥！”
他们把几十头猪养得滚圆滚圆的，得到了部队的“养猪先进单位”奖旗。
老红军传统 在连队扎根
将军们在六连虽只一个月的时间，但是，他们带来的老红军、老八路的优良作风，却在连队里得到了发扬光大。
在这里，到处可以看到同志之间团结友爱的动人故事，到处可以看到官兵之间亲切谈心的融洽气氛。
连长祁有效经常这样说：“党把一个连队交给我们，祖国的父老把他们的子弟托付给我们，我们一定要象将军们那样，和战士们亲密相处，把这些阶级弟兄带好，共同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他永远不能忘怀杨司令员在当兵期间和他谈家常的情景，杨司令员给他讲了自己小时候怎样跟着父亲给地主干活，怎样给地主放牛，怎样给资本家当工人，又怎样和哥哥一起当红军，等等。
杨司令员是那样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使他体会到一种同志间的革命的感情，他感到自己应该用同样的感情对待自己的下级和战士。
在杨司令员当兵的时候，他到战士宿舍去查铺，怕惊醒了杨司令员，就和指导员特地买了海绵底的胶鞋。
现在他每次晚上查铺，也都要换上这双胶鞋，为的是不惊醒战士们的甜睡。
说到将军们对官兵们的影响，六连同志都喜欢以二排长胡开云为例：这位1950年入伍的少尉排长，是在1956年越级提拔起来的。
去年上半年，组织上为了让他能够得到良好的锻炼，决定将他下放当副排长。
开始他怎么也想不通，他说：“组织上既然已经提升我当排长，我又不是干不了，为什么又要叫我当副排长？”
在他的思想深处，主要是爱面子。
下半年，杨司令员等当兵来了，他惊奇地想：这么高级的首长，这么大年纪的人，怎么还下来当兵呢！
几天以后，他见几位将军同志和战士一样，一切工作都抢在前面干，尊重班、排长的领导，和战士们有说有笑，一点架子也没有。
他猛省过来了，急忙跑到连部，又跑到营部，要求把他下放到底当战士，好好地锻炼一下思想。
领导上没有批准，他还急得不行。
从此，他心情舒畅，工作积极主动，热爱战士，成了连里最受战士热爱的干部之一。
今年春天，他在本排当了一个月兵，被评为“五好”战士。
有些同志和他谈起过去的事，他总是把脑袋一拍说：“别提啦，现在我可认识到了，一个人职务大小，不影响为人民服务。
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早给杨司令员他们洗刷掉了。”
新老战士个个争上游
现在，凡是在六连工作的人，不论是老的还是新的，人人都决心为将军当过兵的连队增光。
今年上半年，全连记功、受奖和被评为“五好”的就有六十九人，其中新战士就占二十八人。
和将军在一起当过兵的老战士服役期满了，都不愿离开这个光荣的连队。
被留下超期服役的老战士，现在成了优秀的骨干。
杨司令员当兵时所在的四班，战士们也都有了显著的进步。
班长尹必辉，去年因为工作有成绩，出席了济南部队的积极分子会议，在会上再次会见了杨司令员；
现在他已经当了副排长，最近就要进军事学校学习。
老战士张春仲已经当了班长，他领导的班在今年的国防施工中三次被评为“五好班”，他们施工的地点，被人们称为“红旗洞”。
平时说话很少，只知埋头工作的新战士王保印，也有了很大进步。
杨司令员在临走的时候，曾经抓住他的手，亲切地叮嘱他三件事：第一要争取当“五好”战士，第二要争取入团，第三要努力学文化，摘掉文盲帽子。
现在，他已经圆满地做到了这三点。
最近，他自己动笔写了一封信，向杨司令员报告他实现了三点要求的喜讯。
李耀文少将探家
4月20日下午，又是六连的一个喜日子。
这天，李耀文少将来探望大家。
他还没到连里，同志们就都迎了出来。
几十张嘴巴热情地问个不停：“李主任好！”
“杨司令员好吧？”
“陈部长好吧？”
忙得李主任不知回答谁的好。
他在人群中找到了六班长向运华，一把抓着他的手，关切地问：“班长同志，你的眼好了吧，给你捎来的眼药收到了吗？”
向运华感激地说：“早就好了，谢谢首长。”
官兵们把李主任拥进连部，恨不能在几分钟内把连队的全部情况都告诉李主任。
李主任和战士们手拉着手，臂挽着臂，去看同志们种的莱，养的猪，又到工地各处看了看，还亲自试了试同志们自己做的新式穿孔工具。
回来的时候，又到六班宿舍去看了看。
这时，人们发现在李主任的后面，紧跟着一位老大爷，李主任进屋，他也随着战士们挤了进来。
他笑眯眯的，象看到了什么新奇东西似的高兴。
李主任听说这位老大爷是战士李金铎的父亲，就连忙上前，一手握着老大爷的手，一手握着李金铎的手，向他们问好。
老大爷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半晌才说：“主任，你可辛苦啦，老远的来看战士们。”
李主任说：“老大爷，我去年在这里当过兵，常想念同志们呀！”
老大爷感慨地说：“将军当兵，可是古来没有的事呀，咱们解放军能这样做，太可佩啦！
不光战士们高兴，乡亲们听了也喜欢，老人们都说，把孩子交给这样好的首长和这样好的部队，是再放心不过的了！”
随后他又对同志们说：“你们这些年青人，可要在部队上好好的工作，保卫祖国。”
李主任要走了，战士们依依不舍，送了很远。
张春仲一直追到小塘边，高声喊道：“李主任，你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争取到济南去给首长们报喜！”
李主任从车窗里探出身子说：“好啊，你们去，我到车站去欢迎你们！”
李主任和战士们手拉着手，去看同志们种的菜……
辰生插图
作者：徐明先
栏目：乘风破浪十年间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背上冲锋枪，在昏暗中踏着崎岖的山路，爬上山顶，迎接海岛的黎明。
火盆似的太阳爬上海面，发出万道金光，碧蓝的大海上，海鸥在飞翔。
一队队的渔船，扯满白帆，破浪前进。
今天是我下连当兵的最后一次值勤，眼前的一切都显得特别美丽诱人。
在这一年平凡的日子里，有着许许多多不平凡的事情，使我深受感动，永志不忘。
1958年2月，我刚刚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不久，听到总政治部号召部队中的知识青年干部下连锻炼，我立即报了名。
愿望终于实现了，我背着背包，来到海防前线某部“许昌连”三排六班当战士。
海防前线部队的训练劲头特别足。
在跃进会上，战士曹四庚说：“只要老同志能打优秀，我们班保证满堂红。”
看来，我们班的战士要与我比着干了，我怎么能往自己脸上抹灰呢？
不由得狠狠下了决心说：“我保证优秀。”
实际上，心里也没有个底。
说来好笑，当了七八年兵，连火药味还没有闻过呢。
起早落黑，抱着枪在预习场上瞄呀，练呀，眼睛困了就闭上它背背要领。
第三天，技术检查组来了，我认真地瞄了三枪。
“瞄得还不错，不过还要狠狠加把劲。”
休息的时候，我从伙房打来开水，走过俱乐部门口，只听得有人在谈论我的射击技术。
“徐明先连瞄准点还没有找着哩。”
“要很好帮助他。”
这是王指导员的声音。
我听了检查组同志的话，心里又感激，又焦急。
他们没有当面指出我的缺点，是怕我灰心泄气。
我心里沉不住气，悄悄地拿起枪又去瞄准了，脑子里一直在不安地翻腾着。
“你瞄到哪里去了？”
指导员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爬在我身边了。
我一看，枪口准星对着山顶树杈上，自己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接着，陈再英、曹四庚等同志都来帮助我。
我顾不上休息了，抓紧时间，一个劲地练，肘部磨起疙瘩，我也不管。
后来，有几次天不亮我就起床，争取多瞄几枪，我下决心要把技术练到家。
严峻的考验来到了。
指挥员第一个就唤到我的名字，靶场的空气显得特别紧张起来。
“徐明先，打个优秀有把握吗？”
团长走过来，打破了沉寂。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
“要沉着，不要胡思乱想。
体会体会要领，一定能够消灭‘敌人’！”
团长好象猜透了我的心思，他的话给予我很大鼓舞。
我的心慢慢静下来。
卧在射击台上，把子弹推上枪膛，“砰！
砰！
砰！”
清脆的枪声掠过海面，报靶的小红旗立即跳了出来。
背后的同志们一齐欢呼起来：“优秀，优秀！”
同样艰苦而有意义的磨炼发生在施工工地上。
太阳象火球似地烤着大海，一阵阵热风逼人。
在山腰工地上，我们日夜不停地向坚硬的岩石进攻。
头一天，对于我，一切都很陌生。
锤怎么拿法，怎么个打法，我都不知道。
我还没有打上三锤，就滑了锤，差点把班长的门牙敲掉。
班长肩头挨了一下，衣服被扯破了，露出了鲜红的一大块皮。
当时可把我吓坏了，班长却不在乎地揉揉肩头，说：“来罢，胆子要大，多打几锤就行啦。”
两三天过去了，我腰酸腿痛，手掌也攥不拢了。
陈再英拉过我的手，大叫起来：“哎呀，手上长满了血泡。”
同志们知道了这事，都不让我抡锤。
我想，这正是锻炼的好机会，决不能松劲。
咬咬牙，又坚持了半个月，手掌上的血泡变成 坚硬的老茧，我也和其他同志一样，能够急速准确地挥动铁锤，我感到这才是最大的愉快。
10月中旬，我们的司令员同志坚中将、副政委方中铎大校也来我们连队当兵了。
有一天，老周同志拿起十二磅大锤，旁边的小王把它抢了过去，换了一个人磅锤，老周同志笑着问道：“怎么，你看不起我这个老头？
我还要和你比赛比赛！”
他脱了衣服，光着脊背，拿过来十二磅重锤就打将起来。
汗珠从脸上滴滴达达直往下落。
我看着他身上的几处伤痕，受到很大感动，想起周司令员的模范行动，我觉得浑身是劲，大锤也象轻了许多。
11月4日，是我生平最难忘的一天。
那天，天气特别睛朗，上午我们在家休息。
十点多钟，阳光照着山坡，我们看见从工地上走过来一群人，有一位穿便衣的首长走在前头，走近一看，呀，是党中央副主席少奇同志，我惊喜交加，差点叫起来。
少奇同志走进我们的大寝室，就在双人床上坐下。
他看到桌上的报纸，就问大家：“你们看不看报纸？”
我是读报员，就抢先回答：“我们每天都读报，连队的读报制度从没有间断过。”
少奇同志满意地点头微笑讔说：“很好，你们做得对，应该养成读报的习惯。
人民战士嘛，应该是文武双全的。”
少奇同志接着把亲切的目光转向我，“你叫什么名字？”
“报告副主席，我是六班战士徐明先。”
少奇同志还问我家住哪里，什么时候入伍，我一一作了回答。
这时，参谋长张明中校在旁边介绍说：“他是知识青年干部，下放锻炼的。”
“锻炼得怎么样？”
少奇同志关切地询问。
当时我非常激动，真想把满腹话一下子倾吐出来，但是我又怕过多地占了少奇同志的宝贵时间，只好作了一个简单的汇报。
最后我说：“在连队学到了不少东西。”
少奇同志向我伸出手，我紧紧地握住它，觉得全身热呼呼的。
他那慈祥的目光好象在鼓励我要更好地向工农同志学习。
敬爱的少奇同志，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的谆谆教导和殷切期望。
只要我军全体干部能够保持这种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发扬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军民一致、同甘苦共患难的光荣传统，就能大大地提高我军战斗力，克服任何困难，使我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 总政治部“关于各级干部每年下连当兵一个月的规定”
作者：潘中亮
栏目：思想战线人民日报观察家评论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发表以后，美国宣传机器大力忙碌起来。
从美国新闻处起，直到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报刊，都开足马力向中国人民发出各种各样的攻击和诽谤。
它们说，中国的大跃进已经“惨败”；
“不但没有跃进，反而脸朝下倒了下去”；
人民公社也受到了“挫折”；
中国人犯了“重大错误”；
中国“正处在严重的困难之中”。
本报今天全文发表的美国新闻处的述评（前几天已经发表过它的摘要），就是这些诽谤家的一篇代表作。
我们建议我国的人民好好看一看这一篇述评，因为，同它的作者以及一切高声咒骂中国的人们所期望的相反，他们的咒骂由于如此不顾事实，只会增加我国人民的自豪感，只会给我们的超额完成今年计划的热火朝天的竞赛运动增加新的燃料。
美国的官方评论家企图利用我们核实去年生产数字和调整今年生产指标这件事，大做其文章。
他们扳着指头算来又算去，似乎从这里可以算出什么对他们有利的奇迹来。
然而，这种魔术毕竟是不存在的。
如果要就这个题目做文章，那么也只配有两篇文章可做：一篇叫做中国人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一篇叫做中国人民正在以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无法达到的高速度跃进再跃进。
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看来，美国的官方评论家在观察事物的时候，缺乏最起码的方法——比较法，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他们竭力回避他们最讳忌的比较法。
中国和美国，如果要说什么“惨败”、“挫折”之类的话，那么，遭到惨败、挫折的究竟是谁呢？
1958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增长66％，美国却下降6.3％；
其中钢产量（不算土钢）中国增长49.5％，美国下降24.5％；
生铁产量，中国增长30.5％，美国下降17.6％。
我国1958年的粮食产量比1957年增长35％，比1949年增长131.3％，而美国1958年比1949年才增长23.2％。
至于棉花的产量，我国1958年比1957年增长28％，比1949年增长372.5％，而美国1958年比1949年却下降28.1％。
按照调整后的1959年的指标，中国的粮食和棉花产量今年又将比去年的特大丰收将再增加10％，钢将增加50％，煤将增加24％……。
而美国呢，对不起得很，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同你们的1959年计划相比，因为你们根本不知经济计划为何物。
你们的经济发展是象醉汉一样踉踉跄跄，谁也没有办法“计划”它的行径。
但是，人们有理由要求美国宣传机关的老爷们回答：如果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叫做“挫折”，叫做“惨败”，叫做“脸朝下倒了下去”，那么你们的那种经济状况究竟应该叫做什么呢？
美国宣传机关的老爷们也忘记了他们不久以前讲过的话。
当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的时候，他们曾经表示惊奇，承认中国获得很大的成就。
美国“全国计划协会”的一篇报告就认为，“在共产党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它的经济发展是非常惊人的。”
1956年，当中国公布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美国许多资产阶级报刊又把它叫做“野心勃勃的目标”。
“华盛顿邮报”写道，“从1958年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一个国民收入迅速上涨的蓝图”，中国工农业“都将有巨大百分比的增长”，中国将“以加倍迅速的步伐赶路”。
这就是说，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更高，因而发展速度也就更快。
可是，经过一年多的大跃进，中国发生了什么事呢？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已经满怀信心地宣布：中国人民将以两年的时间提前完成这个“以加倍迅速的步伐赶路”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
请问美国的宣传家们，既然你们把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叫做“惊人”，第二个五年计划叫做“迅速”，那么怎么忽然间，当中国人民宣布将提前三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就变成“挫折”，变成“惨败”，变成“脸朝下倒了下去”呢？
美国新闻处的述评说中国人似乎犯了“重大错误”，它正在“勉力其难”地“解决这一局面”；
其实，真正犯了错误的、真正“勉为其难”的，恰恰是由于不敢面对事实而陷于自相矛盾的美国宣传机关自己。
美国新闻处的评论家在大肆诽谤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同时，居然对中国的老百姓表示了“关怀”。
它恶毒地说“大陆中国的老百姓将是这个政权为了弥补它在计划工作和执行大跃进方面产生的错误所造成的损失而作的疯狂努力的最大受害者。”
美国新闻处并且说，中国人民对人民公社是“怨声载道”的。
对于这种种诬蔑，我们中国人与其说感到愤怒，不如说是可笑。
中国人民是为了自己的自由幸福而热情劳动的。
不论是大跃进，还是人民公社，都是六亿五千万人民要求最迅速地改善自己状况的伟大意志的产物。
有了大跃进，有了人民公社，我们就得到了更多的钢，更多的煤，更多的机器，更多的粮食和棉花，更多的工业品和农产品，更多的学校、医院、托儿所、图书馆和花园……。
1958年我国全国人民生活水平比1957年提高6.7％，其中农民提高了9.7％。
美国的老爷们把这一切都称为中国老百姓的大苦大难，并且“勉为其难”地流下几滴“同情”的眼泪，这不是极其可笑吗？
看来，美国的老爷们这种假慈悲的目的无非是想要煽动中国人民反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但是，华盛顿的这些蠢才们怎么不想一想，难道他们真有本领煽动中国人民自己反对自己吗？
正当中国人民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号召下，更高地举起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肚的旗帜胜利前进的时候，从美帝国主义者那里发出了这些诽谤和攻击，应该说不是怪事，而是常事，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否则，世界上还有什么帝国主义，还有什么帝国主义同各国人民之间的生死斗争呢？
否则，人们怎么能证明我们关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宣传”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呢？
好，“拿证据来”，本报今天发表的英国新闻处的这篇述评，就是千千万万个证据中的最近的一个。
作者告诉我们，帝国主义者是怎样观察中国、观察世界的，他们喜欢什么，希望什么，又害怕什么。
这样，中国人民就从反面懂得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美国新闻处的述评对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表示“关怀”，尤其是一段极有价值的文章。
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具有右倾思想的人从美国新闻处的文章中发现，美国老爷们的世界观、观察问题的方法、对中国大跃进的某些观点同自己何其相似的时候，他们将得到怎样的教训呢？
因此，尽管美国的评论家是希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依照太平洋彼岸的老爷们的要求而行动，但结果却将会从反面帮助他们，促使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人们从自己的错误中猛省过来。
至于美帝国主义者的“错误”，那是无药可医的。
捣乱，失败，再一次捣乱，再一次失败。
这就是帝国主义的规律。
美国的评论家断言：“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的核实后的数字“比原来宣布的数字可靠”，并且还预言，中国人民不可能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说“这些数字还要降低”。
这种顽固的愚蠢症，也是无药可医的。
帝国主义者对于人民的力量，对于革命运动，对于新兴的社会制度的成长，总是不相信，不承认的。
即使在他们被迫承认某些事实的时候，他们也无法真正理解这些事实本身。
但是不管他们说什么，中国是在继续跃进着，以西方世界所无法采取的速度跃进着。
目前在中国各个劳动战线上，正是捷报频传。
这就是对于帝国主义诽谤者的最有力的回答。
让帝国主义者象秋虫一样振翅悲鸣吧，中国的历史车轮将以隆隆巨响压过他们所能发出的一切大大小小的噪音，向前飞驰！
（载9月9日人民日报）
作者：振峰
栏目：思想战线
西方老爷们！
用不着谩骂、诅咒和发狂，
属于你们的“荣誉”，
我们决不去争抢。
衰退和危机，
是你们的“独创”，
这项“冠军”的奖章，
将永远戴在你们的身上。
作者：施强
栏目：思想战线
去年8月底，党发出了把钢的产量翻一番，在1958年内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伟大号召。
从那以后，在我国辽阔广大的土地上，出现了激动人心的奇景：几千万人上山采矿挖煤，大炼钢铁，到处煤烟腾空、人声鼎沸；
入夜，火光烛天，气象万千。
在人们的欢呼声中，通红的铁水滚滚奔流，耀眼的钢花四处飞溅——好一幅六亿人民夺钢大战的壮丽图画！
伟大的战斗取得了伟大的胜利：1958年钢的产量不是一千零七十万吨，而是一千一百零八万吨！
在这个胜利基础上，今年上半年，钢的生产（不包括土钢）又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6％。
在欢庆这一伟大胜利的时候，人们不能忘记在夺钢大战中“小土群”的汗马功劳。
我们要为“小土群”记功，我们要为“小土群”庆功，坚决反击对“小土群”的污蔑。
那末“小土群”的汗马功劳究竟表现在哪里呢？
实现了党提出的把钢的生产加一番的伟大号召，赢得了政治上的伟大胜利，这是“小土群”的第一功。
成千成万个设备简陋的被有些人瞧不起的小土炉子，却吐出了成千成万吨滚滚的铁水和钢水，它们源源不绝地注入全国钢铁生产的洪流。
这股洪流，最后突破了一千零七十万吨的宏伟指标。
“小土群”的特点是自力更生，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它们投资少，建炉快，出钢铁多，真是多快好省。
“小土群”是革命群众的革命创造，这个创造迅速吸引了几千万人，掀起了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炼钢铁运动。
就是这些“小土群”，在政治上作出了不平常的贡献：它们向人们再一次证明了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的正确性，证明了党领导的群众运动的巨大威力；
它们在赢得钢铁生产的空前高速度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
它们大大地长了人民的志气，鼓舞六亿人民继续大跃进；
它们大大打击了敌人，使敌人的嘲笑、污蔑破产，眼看着我国钢产量飞速增长，只能顿足捶胸，却永远望尘莫及。
树立了共产主义风格，进一步激发了六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赢得了思想上的伟大胜利，这是“小土群”的第二功。
全党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也是一次共产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全国劳动人民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大为焕发。
参加过大闹“小土群”的人，在这个运动中流过汗、出过力的人，在谈到自己的体会时说，当看到铁水和钢水从土炉里冲出来的时候，我们头脑里的保守思想、迷信思想、不相信群众的思想，也一起被冲垮了。
“炼钢炼铁又炼人，敢想敢说又敢干。”
“新事出新人，困难出英雄。”
这是人们的共同体验。
这个在大炼钢铁中更加发扬起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不仅在去年和今年，而且在今后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将发生十分深刻的影响。
改变了我国钢铁工业的面貌，赢得了经济上的伟大胜利，这是“小土群”的第三功。
有人说，“小土群，在政治上是有功的，在思想上也是有功的，但是在经济上就不见得了。
他们只看到在“小土群”逐渐向“小洋群”（小高炉）发展过程中，国家要给予必要的补贴，只看到产品的质量暂时还比较差，成本比较高，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大闹“小土群”以后，我国钢铁工业的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因为大闹“小土群”，无数没人知晓的“地下宝藏”被发现了，几千万人在全国范围内来了个对于煤、铁等地下资源的大普查，为我国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极丰富极宝贵的资料。
因为大闹“小土群”，现在，几乎全国所有的省和自治区，都建立了或大或小的钢铁工业的基础，而去年以前，我国只有八、九个省市有一些钢铁工业。
河南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去年这个时候，河南全省没有一个象样的钢铁厂。
可是河南人民在去年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中，大搞“小土群”，成了全国闻名的钢铁高产省。
今年，它已一跃而为全国产铁的重点省份之一，从1月到8月，已经产铁三十九万一千二百多吨，产钢一万五千四百多吨。
这一年工夫，“小土群”给河南省带来的变化有多大！
因为大闹“小土群”，才有今天的“小洋群”。
现在星罗棋布、遍及全国的总容积达到四万三千立方米的小高炉，是由“小土群”发展起来的。
是“小土群”替它找到了适当的位置，是“小土群”替它准备了技术力量，是“小土群”替它提供了许多设备的。
由于在大搞“小土群”过程中探明了地质资源情况，于是经过去冬今春合理定点，才在许多资源条件适当的地方建立起小高炉群。
现在这些“小洋群”的冶炼工人，绝大部分就是大搞“小土群”的人们。
“小洋群”的许多设备，就是由“小土群”炼出来的土钢土铁制造的。
河南焦作市焦北钢铁厂的历史，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去年这个时候，河南军区的广大官兵和河南人民一起，大炼钢铁，建立了许多“小土群”。
在合理定点中，设立在焦作的“八一钢铁厂”和焦作市二十九个钢铁厂合并成立了焦北钢铁厂，“小土群”变成了拥有十座自动化小高炉的“小洋群”。
厂内的许多设备，例如有十几里长的轻便铁路，就是用自己炼出来的土铁制造的。
厂内的五千名工人，一年以前，绝大部分都是农民，现在都成了熟练的冶炼工人。
这个厂的“八一车间”车间主任是志愿军转业军人阎尚志，一年以前不要说炼铁，连矿石啥样都未见过。
仅这个车间最近已日产“洋铁”八十吨。
他们要在9月10日以前争取日产“洋铁”一百吨。
由“小土群”发展起来的象焦北钢铁厂那样的“小洋群”，全国何止千百个！
现在开工生产的全国小高炉总容积（四万三千立方米），几乎等于全国大高炉总容积（二万四千立方米）的两倍。
这些小高炉今年将生产生铁一千万吨左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总共将生产生铁五千五百万吨左右；
从1963年开始，将每年生产生铁一千五百万吨以上。
由于钢铁工业的大跃进，带动了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的大跃进。
如果没有去年的“小土群”，就没有今年的“小洋群”，也就没有今年的一千万吨生铁，也就没有1963年的年产一千五百万吨的炼铁能力。
如果只靠现代化大高炉来增加一千五百万吨生铁，得建设二十多座容积有一千多立方米的大高炉才行，这在目前条件下，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
“小土群”创立了如此丰功伟绩，我们怎能不热烈地歌颂它呢！
当然，我们现在大谈“小土群”的功劳，并不是说，可以忽视大、中型现代化的钢铁工业的建设；
积极地建设大、中型洋法生产的钢铁企业，仍是主导方面。
但是，我们决不能把“小土群”的功劳一笔抹煞，把现在的小高炉说得一无是处。
“大中小结合”、“土洋”结合，是党的“两条腿走路”的既定方针。
现在事实证明，这一方针完全正确。
从土到洋，这本是事物的发展过程。
全国人民大闹“小土群”，并不是甘心永远停留在土炉土法的生产水平上。
大闹“小土群”，正是积极地为钢铁生产的现代化创造条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土就会变成洋，小就会变成大。
这是客观事物由普及到提高，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必然规律。
去年的“小土群”变成了今年的“小洋群”就是最好的证明。
土和洋又是互相促进的。
去年用“小土群”的办法，大大促进了和支援了现代化钢铁工业的建设和生产，反过来，现代化钢铁工业的发展，又使“小土群”逐步提高，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成了“小洋群”。
到明年，“小洋群”又将发生变化，技术装备又将提高。
若干年以后，现在被称为“现代化”的“洋法”生产，那时就将成为“土法”生产了。
我们要预见到这种变化，并且要自觉地去促进这种变化。
总之，我们必须表扬“小土群”的汗马功劳，坚决反对贬低和否定“小土群”的错误言论。
因为这些谬论实际上是对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的攻击，是对党的总路线的攻击，是对党的“两条腿走路”方针的攻击，必须击退这种攻击。
“小土群”的汗马功劳，将记载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史册上，千秋万世被人们传颂。
作者：胡默
栏目：思想战线
1958年以来在我国广大农村出现的伟大的人民公社，是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是我国农村中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和发展。
人民公社这一新型的社会组织，比起它的前身——高级社来说，具有更多的优越性。
作为一个经济组织来说，我国目前的人民公社，是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
在这一点上，它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基本上相同的。
今天的人民公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是以大体上相当于原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
在分配方式方面，它的主要的分配方式，无论是按劳动日计酬也好，工资制也好，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但是，人民公社并不是仅仅把许多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起来，换上一个名称而已，它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之间有着许多重大的带本质性的差别。
人民公社的组织规模是很大的。
比较起来，高级社是个小集体，而人民公社是个大得多的集体。
全国七十多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组成了二 万四千多个人民公社，平均每个人民公社相当于三十个合作社。
在组成人民公社以后，虽然生产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仍然是基本核算单位，但是，各个生产队的生产、分配、以至劳动力的安排等，都是在公社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
各个生产队之间虽然基本上独立地进行经济核算，但是，在等价交换的原则下，又可以由公社统一组织相互协作和支援。
这种大规模的统一经营，自然就有着比原来的高级社大得多的威力和优越性，可以办到许多原来高级社所无法办到的事。
作为一个经济组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基本上只经营农业，而人民公社却是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多种经济事业的综合经营者。
这样，就不仅扩大了经营范围，而且十分有利于充分运用广大农村的人力和各项资源，有利于农村各项经济事业的相互促进和综合发展。
我们知道，我国农村经济是很落后的。
要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实现农业机械化，农村工业化，乡村城市化，固然一定需要城市经济的支援，特别是城市工业的支援。
但是，我国农村拥有五亿多人口，偌大的范围，如果仅仅依靠城市的支援，纵然可以达到目的，也将是一个比较长远的过程。
人民公社对于各项经济事业的综合经营，就是在农村的各项经济事业上充分地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为我国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农村工业化、乡村城市化找到了一条很好的道路。
公社化以来，短短一年的时间内，成千上万的农具工厂、土化肥工厂、各种农产品加工厂等等，已经如雨后春笋，散布在全国农村。
无疑，不论从数量或者质量来说，这都还仅仅是开始，它的发展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只是一种经济组织，而人民公社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统一组织。
因此，人民公社十分有利于农村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全面发展。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不仅使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获得进一步巩固，使公社的所有制具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并且为未来国家政权对内职能的消亡指出了道路。
人民公社统一领导民兵组织，进行民兵训练，使民兵工作和生产更密切地结合起来。
人民公社统一领导公社的文化科学卫生事业，这就不仅使农村的文化科学卫生事业能够更有效地为生产服务，而且大大有利于农村科学文化的普及与提高，有利于逐步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只是集体生产的组织者，而人民公社既是集体生产的组织者，同时也是集体生活的组织者。
人民公社统一领导与组织全体社员的集体生活，这就可以更快地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发展公共食堂、托儿所等集体福利事业，可以在分配中实现一定成分的供给制，等等。
这些，对于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的觉悟也都很有好处。
以上是人民公社和高级社在组织规模和职能上的差别。
从这些差别上就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巨大的优越性。
这种优越性，不论是原来的高级社或者如某些人想象的高级社的联合组织，都是不具备的。
更重要的，人民公社和高级公社在经济性质上还是有区别的。
现阶段的人民公社虽然和高级社一样，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它在目前还是以生产队的所有制为基本的，但是它却包含着更高的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成分，包含着共产主义的萌芽。
作为一个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如果对这一点缺乏敏感，看不到它，或者对它估计不足，那是一个错误。
首先，人民公社已经有了一部分更高级的集体所有制，就是公社的所有制。
公社直接所有的一部分社办企业、事业和公积金、公益金，在目前虽然还不很多，还是一部分，但却有着很大的发展前途。
它终究要发展成为全部的占统治地位的东西。
随着企业积累和各生产队积累的增加，加上国家的投资，公社所有制的扩大必将是很快的。
可以预见，从小集体所有制逐渐向大集体所有制过渡，将是自然的趋势，有如水到渠成。
其次，由于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公社的所有制中就带有一些全民所有制的因素。
随着公社所有制的逐步增长，随着将来国家投资的增加，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也就必将逐步扩大。
经过若干年以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就可以很自然地逐步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再次，人民公社虽然目前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同时也已经存在一些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萌芽。
公社分配中程度不同的供给制成分和一些免费的公共福利事业，就是这种萌芽的表现。
在将来公社生产发展到很高的程度、人民的觉悟也达到很高的水平的时候，随着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成，这种共产主义的萌芽也将发展成为株高叶茂的大树。
广大农民对这一点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他们歌颂：“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总括起来，人民公社比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它的特点是：组织规模大得多，职能范围广得多，并且具有更高的集体所有制的成分，具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具有共产主义的萌芽。
因此，它不仅在今天象一个巨人一般有着强大的威力，而且象一个初生的婴儿，蕴蓄着未来无限发展的生命力；
不仅是今天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力武器，而且是将来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的组织形式。
它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仅有着量的差别，还有着质的差别。
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叫嚷着说：“人民公社退回到农业合作社的阶段”“公社已经缩小为农业合作社的大联合组织”“公社实际已告解体”。
让他们去自我安慰吧！
表现着我国六亿人民伟大智慧的人民公社，必将以一天比一天更加光辉灿烂的成就，来打他们的嘴巴。
一些想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车轮拉向后退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看不到人民公社运动的巨大意义，认为办人民公社是“多此一举”，他们必将在越来越多的事实面前低头认输。
作者：李智
栏目：思想战线
作者：袁作
栏目：思想战线当兵小记
我们班里有个小曹，小个儿，很精灵。
夏天，他常常穿着件破汗背心在库房装卸物资。
别人劝他买件新背心，他说：“对付着穿吧！
今天节省一点，正是为了将来多穿一点。”
后来，我上街给他买了一件背心，但他在干活时还是不穿它。
提起他的节约精神，我刚到班里的时候实在是半信半疑。
比如去年他领了七十二元津贴费，就储蓄了六十多元。
他常写信问家里缺不缺钱花，老人回信总是说：“你在部队里多储蓄点钱，留着退伍后结婚用吧！”
可是，后来省里发行地方建设公债，副指导员一号召，他回到班里第一个报名认购四十元。
有人同他开玩笑：“小曹，地方公债三年还本，你也等三年以后再结婚吧！”
他诙谐地回答：“没关系！
全国人民都在讲节约，当然也包括我和我那个现在还不知姓甚名谁的爱人在内，到时候，不花钱，一样可以结婚！”
也许有人容易把生活上的艰苦朴素同吝啬、小气等字眼联系起来，其实，两者是完全相反的东西。
一个是共产主义的美德，一个是个人主义的毒瘤。
5月间，我曾托小曹到军人服务社捎双鞋垫，他没给我买，却把上级发给他的鞋垫同钱一起交给了我。
7月间去公社帮助夏锄，他见我穿着半新的军服，觉得劳动时穿了有点浪费，就暗地把自己的一套旧军服带上，到公社后非叫我换下不可。
在连队，象这样艰苦朴素的人物是很多的。
他们的可贵之处，不仅仅在于他们吃得起苦，更重要的是，他们节约每一点财和物都是为国家着想，为六亿人民着想，为其他的同志着想。
这正是我们常说的共产主义风格，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的。
作者：吕宋
栏目：思想战线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提出：今年钢产量不包括土钢在内要达到一千二百万吨。
一千二百万吨，这是个什么样的数字呢？
古人说：“温故而知新”。
翻一翻我国产钢的历史吧！
1890年，就是清朝的光绪十六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大冶开办汉阳钢铁厂，这个厂共有两座炼铁的高炉和两座炼钢的转炉。
高炉建成后，在1900年产生铁二万六千吨，转炉建成后在1907年产钢八千五百吨。
这是我国建设现代钢铁工业的开始。
以后，1917年起，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东北鞍山开办钢铁企业。
到1936年，全国钢的年产量达四十多万吨，但其中三十六万多吨都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手里。
解放前钢的年产量最高的年份是1943年，产九十二万吨，但其中绝大部分仍然产在日本占领下的东北地区。
国民党曾经吹嘘很久，说要办一个年产十万吨的钢厂，但是直到他们的反动统治崩溃的时候还是句空话。
相反，他们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接收”的过程中，把各地已有的钢铁工业搞得一团糟，全国钢铁生产一落千丈。
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夕全国钢的年产量下降到四万吨左右。
温故：解放前夕的年产量是四万吨左右；
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是九十二万吨；
从1890年开始建立钢铁工业起，到年产量高的1943年，平均每年只增长一万七千吨。
知新：今年生产一千二百万吨，是解放前夕的三百倍，是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十三倍；
今年的增产量四百万吨，是1890年到1943年每年平均增产量的二百三十五倍。
英国从年产八百万吨左右增加到一千二百万吨左右，花了二十二年的时间，而我们在一年内就办到。
知道了上面那些历史情况，就懂得：一千二百万吨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从八百万吨到一千二百万吨是一个特大的跃进。
作者：明勋
栏目：思想战线星火小集
不论做任何事情，除了要有十足的干劲以外，还要有好的措施和办法。
有了好的措施和办法，就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就象劈木材：如果只是举起沉重的大斧盲目地往下劈，可能费力很大，效果却不好；
如果调查研究一下木材的纹路，顺着纹路往下劈，就既省力，效果也好。
也象解绳结：如果一把抓来生拉硬抽，结果是越拉越紧，用的力气再大，也断然解不开；
如果调查研究一下绳结的结构，按着结构顺序解，就可以解开了。
因此，在定出了正确的指标、鼓起了十足的干劲之后，提倡一下大抓措施是很有必要的。
作者：李华
栏目：思想战线星火小集
某次听报告，报告人举了个例子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很能发人深思。
他说：任何人都能平平稳稳地坐在一张凳子上，不会跌倒。
这是一种主观能动性，应用的是力的平衡的规律。
杂技团的演员们，能够将十几张凳子，用各种方式叠起来，然后在上面站很多人，而且做出各种惊险的动作，也不会跌倒。
这也是一种主观能动性，运用的也是力的平衡的规律。
显然，在这里，客观条件是一样的（都是凳子），运用的规律也是一样的，可是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程度却大不相同。
这里告诉我们一条真理：在尊重客观规律这个前提下，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是无穷无尽的。
同一条规律，你如果用低级的、简单的方法运用它，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就较小；
你如果用各种复杂巧妙的、高级的方法运用它，就可以发挥出很大的主观能动
新华社河内9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今天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关于成立一个调查老挝局势的委员会的非法决议发表声明。
声明全文如下：
9月8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不顾苏联代表的坚决反对，通过了美国代表提出的关于成立一个调查老挝局势的委员会的建议。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9月6日打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电报中，已经就培·萨纳尼空政府把老挝问题提交联合国的问题阐明了它自己 的观点。
对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作出的上述决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认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美国的建议，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特别违反了五大国一致的原则，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的规章，并且严重破坏了得到各大国承认的1954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的上述决议的目的，在于取消老挝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而它是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老挝当前局势变得极其严重的时候，当老挝外交大臣和国防副大臣到曼谷加紧为东南亚条约军事集团对老挝正式进行武装干涉进行准备的时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上述决议将促使美帝国主义和培·萨纳尼空政府进一步扩大老挝内战，准备新的战争，严重威胁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安全，破坏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地区的和平。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反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上述决议，并且认为它是非法的。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不能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东南亚条约军事集团正在准备直接干涉老挝的新的阴谋表示关切。
美帝国主义和培·萨纳尼空政府必须对它们的行动所造成的一切后果负完全的责任。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重申，消除老挝当前紧张局势的唯一途径就是尊重和正确履行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并且立即恢复老挝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的活动，以及时制止美帝国主义和培·萨纳尼空政府的挑起战争的阴谋。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米哈伊洛夫大将检阅了陆海军部队。
检阅之后，他走上检阅台，代表保共中央和政府向全国人民热烈地祝贺节日。
他号召全国人民再接再厉，实现三、四年内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光荣任务。
阅兵分列式在九时三十五分开始。
走在最前面的是军事学院和陆海军的队伍。
他们步伐整齐，精神焕发，表现出了保加利亚人民军队的英雄气概。
这时，在灿烂的阳光中，闪闪发光的喷气歼击机群掠空而过，接受祖国人民的检阅。
紧接着通过广场的是伞兵部队和强大威武的炮兵和坦克部队。
阅兵结束后，开始了群众游行。
据新华社索非亚8日电 今晚在索非亚人民歌剧院举行盛大集会，隆重庆祝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十五周年。
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在大会上作了报告。
于哥夫在报告中谈到解放十五年来保加利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
他说，在很短的时期内，保加利亚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完成了深刻的革命改造。
保加利亚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先进的工业——农业国。
1958年的工业总产值比战前1939年增长了八倍，1958年的农业总产值比战前增长了43％。
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不断的改善。
1958年的国民收入比1939年增长了一点四倍。
在人民政权年代中，文化事业达到了真正的繁荣，国民教育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于哥夫指出，保加利亚从去年11月开始的国民经济跃进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
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计划完成了101.4％，比去年同期多生产了约24％的产品。
他宣布：棉布、食用植物油、烟草、砂糖等产品的产量在今年内就将达到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定的1962年的指标。
于哥夫强调指出，保加利亚国民经济跃进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事实，最令人信服地说明，保共制订的经济跃进纲领是切实可行的。
于哥夫代表保共中央和政府， 表示衷心感谢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给予的兄弟般的真诚无私的援助。
新华社9日讯 伊拉克“国家报”3日就中印边境事件发表评论说，“在人民中国和印度的边境上发生了一些小事件。
我们相信，只要这两个国家在许多总的原则方面是共同的，只要它们致力于世界和平并且彼此都怀着善意，这些事件是很平常的事情，不会扰乱这两个亚洲大怜国。”
评论说，“很多人都知道，在印度有许多帝国主义豢养的坏分子。
这些分子专门在两个友好国家之间制造尖锐的裂痕，以便卑鄙地利用这个裂痕在这两个怜国中散布猜忌和怀疑，使之发生冲突甚而至于战争。”
评论说，“这些坏分子素为帝国主义所豢养，如果两国政府都不提高警惕，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就能得逞。”
评论说，“我们能够说——并且我们深信——人民中国永远不会对印度有野心。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可能有殖民地或梦想着统治和殖民地化。”
同一天，印度尼西亚“东星报”在就中印边境事件发表社论说，捏造所谓中国军队“进攻与轰击”印度边界的消息，目的在于欺骗世界舆论，转移人民对帝国主义干涉其他国家的行为的注意。
然而他们不能掩盖他们的谎言。
报纸说，所谓印度中国边境事件只是帝国主义的走卒为了造成印度的危机和亚洲的分裂而煽动的挑衅而已。
这从一系列的事件可以得到证明，从在西藏的挑衅、老挝的争执到喀拉拉邦的危机，所有这些都是他们煽动起来的。
报纸又说，由于帝国主义的挑拨，印度内部的政治危机继喀拉拉邦事件后表现在梅农和三军参谋长的辞职方面。
如果所传三军参谋长的辞职员的是由于他们反对梅农的国防政策和反对印度——中国和平政策，那么在喀拉拉邦和在印中边境地区的挑衅是由三个参谋长煽动，就不是不可能的了。
他们攻击梅农只是为了掩盖他们的诡计。
报纸指出，看来只有继续采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坚持和平共处的政策，印度政府才能克服它目前的危机。
从帝国主义者的利益的观点来判断，他们在尼赫鲁——梅农政府中制造危机的目的只是在于给东南亚条约组织分子和在印度的帝国主义走卒提供执政的机会。
据新华社9日讯 印度“团结报”4日就印中边界问题发表社论说，“我们一方面说，我们希望通过友好的谈判来解决（印中）边界纠纷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制造了一种符合结束一切友谊和使任何谈判都不可能进行的气氛。
应当毫不犹豫地说，如果举行了后一种办法的话，这将意味着自杀。
如果我们走上这条道路，这将使我们陷于悲惨的境地，而这个责任将要由那些由于一心想当领导而疯狂和忘记了国家利益的政治党派来当担。
那些把宣传谎话和众人听闻的消息作为信条的报纸也将对这负责。”
这家报纸强调指出，“如果我们希望和平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就必须加强印度和中国的友谊。”
这家报纸认为，印度那些反中国的宣传着想通过不断对中国进行恶毒的宣传和造成由人民社会党首领克里帕拉尼代替尼赫鲁的可能性来取代尼赫鲁的政策。
在这以前，“团结报”编辑兰比尔8月21日曾在这家报纸上发表社论，反对现在印度国内的反华宣传，他并且指出，“如果这种宣传不停止，这个国家肯定会受到损害。”
社论说，印度人民同盟、人民社会党和印度其他反动报纸曾经利用达赖喇嘛的声明进行宣传，而“同时这些领袖和政党又挑中了喀拉拉邦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刚刚 完，他们又转而捏造新的谣言，说中国在印度边界上集结大批部队。
他们说中国正在准备把拉达克、不丹、尼泊尔、锡金和阿萨姆北部合并成为一个喜马拉雅联邦。
这一切谣言没有丝毫真实之处。”
社论说，“不管中国在西藏的军队是多还是少，我们没有权利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西藏，而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社论说，中国军队在印度边界一带集结的消息是英美报纸方面发出来的，“印度报纸根据这些消息大写充满毒素的文章。”
社论说，印度的反华诽谤家们曾经借“所谓西藏人的自由斗争”为名，展开了“恶毒的诽谤中国的宣传，使得那些相信中印友谊对两国都有利的人开始不寒而栗。
西藏的争端同印度毫无联系，可是这些不聪明的人却把它变成了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争端。”
社论说，“我国报纸目前所进行的这种毫无意义的宣传对我们国家是没有好处的”。
印度“联系”周刊最近发表一篇关于印中边界问题的文章指出， 最近印中关系的恶化“主要是由于外国人的不怀好意的居心所造成的，它并不是这两个有关国家实际发展的结果。”
===== 尼泊尔大臣；
不丹首相和锡金大君-否认中国军队“侵入”的谣言
新华社9日讯 尼泊尔内政和司法大臣乌帕德亚亚6日在香港说，并不存在中国“侵略”尼泊尔的事情，迄今为止，在尼泊尔境内没有见到中国军队。
乌帕德亚亚是6日路过香港的，当时他正率领尼泊尔代表团前往纽约参加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十四届会议。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加尔各答消息，乌帕德亚亚4日晚上经过加尔各答时，就已经否认关于中国人“侵入”尼泊尔的消息。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加德满都消息，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4日在下议院说，“在尼泊尔的北部边境地区没有发生什么麻烦的事情。”
谁也不应该感到恐慌。
最近西方报刊和印度的一些报纸曾散布谣言说，“中国军队侵入尼泊尔”，“中国准备建立包括尼泊尔在内的喜马拉雅联邦。”
据报道，柯伊拉腊说，尼泊尔正在奉行中立政策，它要同印度和中国都保持友好关系。
柯伊拉腊对中印边界事件表示遗憾。
他希望，这些事件会得到友好的解决。
新华社9日讯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加尔各答消息，正在印度访问的不丹首相多尔吉9月1日否认所谓“中国军队侵入不丹”的消息。
多尔吉在加尔各答对这家通讯社的记者说，“中国军队没有侵入我国领土”。
他又说，“虽然我大约在四个星期以前离开不丹，我一直通过无线电和我的国家联系。
如果发生过这类事情的话，我会立即得到情报。”
在这以前，多尔吉曾经在8月28日在加尔各答发表声明说：“不丹不是印度的保护国；
在印度同不丹缔结的条约中也没有关于防御的任何条款”。
多尔吉在他的声明中说，“不丹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及时作出的保证，即一旦发生外部侵略，印度政府将帮助不丹政府。”
西方通讯社和一些印度报纸最近曾捏造了许多关于“中国军队在不丹边境集结”、“中国军队侵入不丹”之类的谣言。
印度的一些议员在议会上也大肆渲染这些虚构的消息。
尼赫鲁8月25日夜联邦院回答议员的问题时说，他不知道中国军队是否在不丹和锡金边境附近集中。
但是他说，不丹和锡金同印度有条约关系，“我们有责任在不丹和锡金受到任何攻击时保卫它们。”
新华社9日讯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加尔各答消息，锡金大君纳姆加尔5日在加尔各答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并不打算侵犯锡金领土，因此不用担心会向锡金进行任间渗透。
他还说，他并没有听说中国军队在西藏——锡金边境沿线集结。
他否认了这个谣言：锡金北部的人民由于传说中国声称锡金属于它而感到惊慌。
纳姆加尔说，他不知道最近西方报刊和印度一些反动报纸曾大肆传布的中国打算建立由尼泊尔、锡金、不丹和拉达克组成的“喜马拉雅联邦”的事。
他又说：“这是一种推测，我并不认为中国人会提出象这样的建议。”
纳姆加尔大君是在前去伊斯坦布尔参加结核病会议的途中经过加尔各答的。
新华社9日讯 伦敦消息：二十年前做过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长官的英国人事利·特怀南2日在写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里指出，所谓中印边境的麦克马洪线从来就没有得到承认。
特怀南说，“自从中国人开始印发说明印度的边界止于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的山麓的地图以来，印 度的政府，无论是英国人管的还是印度人管的，一直强调所谓麦克马洪线。”
特怀南说，“但是试图以喜马拉雅山山顶作为边界的麦克马洪线并不存在而且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特怀南指出，历届中国政府一直拒绝批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1913——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所提出的条约。
特怀南认为，印度政府是“奉行了一种探测和渗入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和喜马拉雅山之间的广阔腹地的积极政策”。
新华社9日讯 新德里消息：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从8月6日到9月4日不到一个月的期间内，曾经先后十次在印度议会上发表有关中印两国关系问题的谈话。
尼赫鲁在最近几次谈话中，着重谈到中印边界问题。
8月28日在人民院，尼赫鲁在提到一些在中印边境上发生的事件时说，“在一两处地方，曾经发生过而且现在还不断发生中国侵略的事件。”
8月31日在联邦院，他又提出了类似的说法，竟然指责中国进行“明白的侵略”。
早在8月7日，尼赫鲁已经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到了中国边界问题，他说，假定发生了关于边界的争端，这可能是小争端，但是，他认为中国的地图“根本不是在这个意义上的边界争端，中国地图的问题是，中国把别人一大块领土划作自己的领土。
在那里，在共产党执政以前就一直有这种情况，这是他们的习惯。”
尼赫鲁在谈话中分别谈到了关于中印东段边界和拉达克地区边界问题。
关于中印东段边界——中国的西藏地方同印度东北部接界地区（印度称为“东北边境特区”），尼赫鲁一再强调“我们坚持麦克马洪线”。
他8月13日在人民院说，就印度而言，麦克马洪线是国界线，“这根据条约规定是确定不够的，根据惯例和权利也是确定不移的，而从地理上来说，也是确定不移的”。
他说：周恩来在几年以前给我们的印象是：考虑到一切的情况，中国接受麦克马洪线是两国之间的国际疆界。
9月4日，他又在人民院说：“我们认为，中国政府继续出版一种地图， 把东北边境特区的一半、阿萨姆的三分之一和不丹的三分之一画得好象是属于中国的地方，这是非常应当反对和非常不适当的。
这的确是一种冒犯。”
尼赫鲁接着说：“在大体上接受麦克马洪线之后，我准备讨论对麦克马洪线的任何修正；
在这里或那里的次要修正——这是不同的问题——，不是这些大块领土，而是次要的修正，究竟这个小山是在这里，这块小地方是在那边或这边，都根据事实，根据地图和现有的证据来确定。
这是我准备同中国政府讨论的。”
尼赫鲁曾经在8月28日和31日向议会两院报告了最近在中印东段边界发生的一些事件。
据他说，今年8月7日，有一支中国军队“侵犯”了东北边境特区坚则马尼的边界。
8月25日，又有中国军队在马及墩以南的地方进入印度地区并且开了火，俘虏了印度的一支前哨队，还包围了一个叫作朗久的印度前哨站。
他认为，“这个问题比起某种偶然或意外的边境纠纷来要严重得多。”
他说，“毫无疑问，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明白的侵略事件。”
尼赫鲁在8月28日说：“虽然我不愿意对这种局势大惊小怪，而这些事件本身也都是小事件，但是促使这些小事件发生的因素是有点难于了解的。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警惕，必须尽力保护我们的边境。”
他说，在分界线上这一英里那一英里的小争论可以在会议桌上讨论，但是问题涉及大片领土时就不是讨论的问题了。
他在8月31日又说，“我几乎不可能告诉联邦院，我们在这种问题上已经采取了什么军事的或者这一类的步骤。
要防止两千英里长的边界上的人民活动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
但是采取某些步骤来击退这种人民活动或者加强我们的防备是可能的。
但是联邦院应该记住，虽然我们当然有责任保卫我们的边境并且加强它们，从而保护印度的完整，但是通常就大国来说，人们不会好象它们之间发生了战争一样，突然动手，全面地打起来。
人们会考虑这些事情，人们会设法通过讨论等办法来解决问题。
同时，人们在受到进攻的时候会进行自卫。
对于中国或者印度说来，高山中的一两英里的地方究竟属于他们还是属于我们，实际上显然没有多大差别。
但是，如果条约遭到破坏，或者采取了侵略性的态度，那的确是有重大关系的。
在发生这些问题的地方，我们必须采取双重的政策，一方面当然是要进行防御，另一方面始终要通过举行会议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有议员问他，这个地区的所有权是不是有疑问，或者说，印度是不是肯定它是属于印度的？
尼赫鲁答复说，“有的，中国人不仅怀疑，而且还声称这一地带归他们所有。
我不知道这话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
至于拉达克地区，尼赫鲁8月31日在联邦院说，“由于在1842年代表古拉布辛大君一方和拉萨的古鲁萨希布喇嘛和中国皇帝的代表另一方签订的条约的结果，整个拉达克地区，包括阿克赛钦，成为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一部分。
自从那时以来，这个地区就成为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一部分。
后来，英国军官曾屡次企图划定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同西藏之间的边界。
曾经要求中国政府派代表合作来做这个工作。
他们没有参加。
但是，中国专员在1847年1月13日曾发表声明如下：‘请容许我指出，这些地区的边界已经充分地、明确地划定了，因此最好是遵守这项古老的安排，事实将会证明不再另外采取任何划定边界的措施要方便得多。
’”他在8月31日还说：“中国人没有接受那条线。”
他说：“这个问题显然是一个需要考虑和讨论的问题。”
他在9月4日又说，“拉达克同西藏的边界不是明确划定的。
在某种程度上，它为前往那里的英国军官所划定，但是我怀疑他们是否仔细进行过勘察，他们把线划出来了，这条线一直标在我们的地图上。”
在这以前，尼赫鲁8月28日在人民院说，“在整个这一地区，并没有实际的分界线。”
“这是老的克什米尔邦同西藏和中国土耳其斯坦的疆界。
没有谁划定过这条疆界。
但是，经过某种概略的勘查以后，当时的政府规定了那条边界，我们一直接受并承认这条边界。”
他又说，有消息说，中国的新藏公路“穿过了我们（印度）拉达克东北部的一角”。
他认为，中国的地图“大笔一挥就很粗略地把拉达克的一部分地区包括进去了”。
尼赫鲁也向议会谈到了在中印边界西段发生的一些事件。
他说，从1957年10月到1958年2月，中国军队“越过国际边界”，今年7月，印度派去的一支侦察队被中国军队俘虏，后来又放回。
关于今后中国关系，尼赫鲁9月4日在人民院说，“现在，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同中国发展了某种长期的敌对状态，在将来，这不仅对印度和可能对中国来说会是一个悲剧，而且对亚洲和全世界来说也会是一个悲剧。
如果你是软弱的，如果你被认为是一个软弱的国家，就不会有自然的友谊。
在弱者和强者之间不可能存在友谊，在企图欺负别人的国家和被欺负的国家之间也不可能存在友谊。
不论个人或集体或国家，都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只有在人们多少是平等的，人们互相尊敬的时候，他们才是朋友。
国家也是一样。
可是问题在于我们的确为印中友谊而努力。
我是不是可以说，尽管有着已经发生的和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仍旧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将继续为此努力。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情，或者我们应该让出一部分印度领土给中国，来讨好它。
这并不是同任何人交朋友或者保持我们的尊严和自尊的方法。
可是从长远看来，重要的是，这两个大国应该成为朋友，不论它们内部的结构和政策如何。”
尼赫鲁还多次谈到了报纸上的这类消息：所谓“共产党代理人在拉萨的群众大会上谈到中国要解放不丹和锡金”；
中国要建立包括锡金、不丹和阿萨姆邦的“联邦”；
“中国在锡金进行宣传说，不丹和锡金今后几年内会回到中国的怀抱。”
他8月28日在人民院说，“我们无法查核这些消息是否真实。
这种消息当然引起了锡金、不丹和印度边境地区的其它地方的人民的忧虑。
我们的态度是十分清楚的。
印度政府有责任保护锡金和不丹的边境以及这两个国家的领土完整；
对不丹和锡金的任何侵略将破看作是对印度的侵略。”
他在谈话中还提到中国军队对不丹人民“可能偶尔进行过一些威胁”。
尼赫鲁在议会上还谈到关于印度和中国西藏地方的贸易问题、在西藏的“印度血统的人”问题、印度香客前往西藏的问题等。
尼赫鲁9月4日在人民院又谈到他对西藏叛乱事件的看法。
他重复了过去多次说过的，“对西藏人民的苦难怀有深切的同情”、“中国对西藏的统治地位”、“西藏自治垮台了”、西藏叛乱的原因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等说法。
尼赫鲁还表示不赞成把西藏事件提交联合国。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先生阁下
亲爱的总理先生：
一、谢谢你1月23日的来信，这封信我已经用它所应得的细心和注意读过了。
二、贵国政府对我们访问中国去考察你们的水利方法和计划的小代表团给予了便利，为此我对你很感激。
还有两个代表团——一个去考察农业增产的方法，另一个去考察你们的钢铁计划——不久也将抵达中国。
我毫不怀疑，这次考察贵国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显著进展的机会，将会给他们教益。
三、我们很高兴地在印度接待了章汉夫先生，我希望他的短暂的访问很愉快，并且使他能够看到一些我们自己在开发我国资源方面的努力。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双方的这种相互访问能够大大有助于解决我们两国在努力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方面各自所面临的有些类似的问题。
四、接到你的来信，我又查考了确定印度和中国西藏地方之间的疆界的基础。
诚然这条疆界的所有各段并没有都在地面上加以标定，但是听到说这条疆界在任何时候都未曾为中国政府所接受，却使我有点惊异。
你也许知道，传统的疆界是遵循以喜马拉雅山脉峰顶的分水岭为界的地理原则的，但是除此以外，它的大多数部分是由当时的印度政府和中国中央政府之间的专门的国际协定确认的。
如果我提请你注意这些协定中的几项，也许是有利的：
（1）锡金——印度的保护国锡金同中国西藏地方的边界，是由1890年的英中专约所确定，1895年共同在地面上标定。
（2）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拉达克区——1842年克什米尔为一方与中国皇帝和拉萨古鲁喇嘛为另一方之间的一项条约提到印中在拉达克区的边界。
1847年中国政府承认这段边界是充分而明确地确定了的。
现在中国主张属它的地区，在官方地图上一向被描述为印度的一部分，曾由印度官员测量过，而且连1893年的一种中国地图也标明它是印度的领土。
（3）麦克马洪线——如你所知，所谓麦克马洪线是从不丹的东部边界东迤，划定了中国同印缅的边界。
和你所听到报告的情况相反，事实上这条线是在1913年——1914年中国政府、西藏和印度的全权代表在西姆拉举行的三边会议上划出的。
在接受这段疆界的画法的时候、西藏全权代表伦兴夏托拉在换文中曾明白地说，他已经从拉萨奉到训令，同意专约附图上所标明的疆界。
这条线是在充分讨论之后划出，其后为正式换文所肯定；
并且没有任何东西说明西藏当局在任何方面不满于协议的边界。
再者，虽然出席会议的中国全权代表对内、外藏之间和西藏、中国之间的界线表示反对，无论在讨论期间或者在他们在专约上画押时，都没有提到中国方面为印藏疆界有任何保留。
这条线适巧有一个优点，它是沿着形成北边的西藏高原与南边的山麓地区之间的天然分界线喜马拉雅山脉的峰顶走的。
以前我们讨论时，特别是1957年1月你访问印度时，我们很满意地注意到你准备接受这条线作为这个地区的中印疆界，而且我希望我们将在这个基础上达成谅解。
五、这样，就占我国同中国的边界的大部分的这三段来说，我们出版的地图上所画的边界是具有基于地理、传统和条约的充分权威性的。
剩下的从尼泊尔、印度、西藏三方交界处到拉达克的一段也是传统的，并且是沿着明显的地理特点的。
在这里，边界也是沿着处于南面和西面的水系与北面和东面的水系之间的明显的分水岭走的。
老的 税收记录和地图，以及几十年来印度行使行政权力及到边界一事，肯定了这种画法。
六、至于巴拉霍蒂（你们称乌热），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应该通过协商来解决它的合法归属问题。
在去年进行的谈判中，我们提供了广泛的文件证据，说明这个地区一直在印度管辖之下，并且深处在我们的边疆之内。
在能够提出相反的证据以前，实地调查很难提供什么有用的线索。
虽然如此，我们同意双方协议不派民政或军事官员到该区去。
不幸，你们的代表团不同意我们的建议。
我得悉，由于在我们的民政人员在去冬之初撤走之后， 带有武器的中国民政和军事人员成批地派入该区扎营，从那时以来情况已起了很大的变化。
如果我们所接到的关于冬天有一批武装的中国人员在霍蒂扎营和建立永久性建筑物的报告是正确的话，看来正在采取不合习惯的片面行动，来支持你们对争执中的地区所提出的要求。
七、我很希望，研究了上面各段以后，你会信服，我们的地图所发表的我们疆界的画法不仅是根据天然的和地理的特点，而且也符合传统，并且一大部分是为国际协定所肯定的。
我不需要赘言，独立的印度将是最后一个国家在它的确定的疆界以外进行任何侵占。
正是基于相信我们两国共同疆界的总的问题业已得到令双方满意的解决，我才几次公开和在议会里宣布，对于出版了的地图上所标明的我国疆界，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
我们原以为我们的立场已经为贵国政府所明白了解和接受。
然而，由于我们两国政府之间不幸对疆界的画法在几处地方存在一些看法的分歧，我同意双方应该尊重在最近的那些争执发生之前所存在的情况，双方都不应该试图采取片面行动去行使自认为属于它的权利。
再则，如果有任何土地为最近所取得的话，这种情况应予纠正。
八、你会理解，继续出版把大块印度和不丹的领土划入中国的中国地图，是不符合长期确立的习惯和条约的，这并且是引起我们极大关切的事。
正如我在前次信中说过的，我们很珍视我们同中国的友谊。
我们两国制定了潘查希拉原则，这些原则现在已在世界其他国家中得到广泛的接受。
要是这些边疆问题现在影响到我们两国间存在的友好关系的话，那会是极其不幸的。
因此我希望在这件事上能早日达成谅解。
致亲切的敬意。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签字）
1959年3月22日于新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