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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支持西藏武装叛乱、干涉我国内政，以及印度警察当局公然纵容暴徒侮辱我国领袖的无耻行为，激起了我军广大官兵的无比愤慨。
许多部队官兵纷纷集会座谈或向报社写信，严厉驳斥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警告公开支持西藏叛乱的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必须悬崖勒马，立即停止对我国内政的干涉。
正在北京参加空军党代表大会的著名空军飞行员高长吉和另外三个同志给本报编辑部的来信说：“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完全是一派无耻谎言，显然是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口吻。
西藏叛乱分子又以达赖名义发表的声明，不但没有遮住漏洞，反而欲盖弥彰，马脚露的更多了！”
工程兵某部翟兆顾、明晶等四同志来信说：“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不过是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搞出的一个极其拙劣的傀儡戏。
世界上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西藏从来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象北方邦是印度领土的一部分一样。
鼓吹所谓西藏‘独立’，不过是白日说梦。”
北京部队某部四支队回民连举行的座谈会上，许多同志以自己的切身体会，驳斥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中对我国民族政策的诬蔑和攻击。
回族战士钟增瑞说：“解放以后，党和政府无微不至地关怀各族人民，我的家乡组织了回族自治区、自治县，各民族一律平等，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却叫嚷说中央违背十六条协议，可是又说不出任何一件具体事实。
显然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
回族战士傲得新说：“党的民族政策，是我们各族人民走向幸福的灯塔，我们决不容许任何人造谣诬蔑，肆意歪曲。”
广大官兵以无比愤慨的心情，斥责公开支持西藏叛乱、干涉我国内政的帝国主义和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
3747部队11支队王明富等三同志给本报来信说：“帝国主义和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们，指使一小撮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武装叛乱，梦想破坏我们伟大祖国的统一，好从中混水摸鱼。
他们完全打错了算盘。
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过去的任人摆布的旧中国了。
扩张主义分子的狂妄野心，除了更清楚地暴露了他们的丑恶面目，给我国和全世界人民提供了反面教材以外，什么目的也达不到的。”
炮兵某部战士刘加伟、华茆茆来信说：“印度扩张主义分子野心勃勃，如此‘热心地’抓住西藏问题连续不断大做文章，指手划脚，胡说八道，干涉我国内政，对这些，我们早就想说话了，只是一直以中印友谊为重，忍耐克制。
但是，他们以为中国人民软弱可欺，愈来愈放肆了。
我们要严正提醒他们：放清醒点，不要自找苦吃！”
各部队官兵一致表示坚决拥护政府平定西藏武装叛乱的各项措施，拥护周总理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所表明的对西藏问题所采取的严正态度。
驻甘肃某部马术集训大队举行的座谈会上，藏族战士根冬才郎说：“我坚决拥护周总理的报告。
我们西藏同胞真正获得解放的日子来到了。
我相信我们全体藏族人民在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一定会顺利地实现民主改革，把西藏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间乐园。”
维吾尔族的尼牙孜同志说：“我们坚决拥护政府维护祖国统一，平定西藏叛乱，并祝贺西藏同胞跨进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新时代。”
某部藏族少尉排长亚玛泽容说：“周总理的报告，句句是真理。
我们藏族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谁是恩人，谁是仇人，人民心里最清楚。
作为一个藏族人和解放军的战斗员，我一定紧握手中武器，坚决镇压我们藏族中的败类，保卫祖国的统一，为创造西藏人民的幸福生活而献出自己的力量。”
9432部队官兵座谈中，一致表示：握紧手中武器，时刻警惕，坚决保卫祖国的统一和安全。
许多官兵在座谈和给本报的来信中，还万分愤慨地抗议印度警察当局公然纵容暴徒侮辱毛主席象。
某高级航校全体人员和总参谋部测绘局冯柏林、李祥琳等四位同志来信说：毛主席是我国六亿人民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侮辱毛主席象，就是无视我国人民的尊严，蓄意向我国挑衅。
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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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人民解放军装甲兵第二届积极分子代表会议23日上午在北京开幕。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陆军装甲兵和海、空军中的登陆、空降装甲兵各部队四百八十多名积极分子代表和列席代表。
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北京市人员委员会和各兄弟军种、兵种都来人祝贺。
坦克英雄沈许和董来扶作为特邀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到会代表们的工作成就和生动事迹，显示出装甲兵部队和院校的一片跃进景象。
某修理营五连连长张寿山，从1957年到现在，改革和创造工具达三十五件，其中二十二件在各级技术革新展览会上进行了展览，为修理部队的建设和提高修理质量作出了贡献。
1957年入伍的坦克驾驶员冯化社，在去年一专多能训练中，由三级驾驶员连跨三级跃进到驾驶技师。
原炮长陶俊入伍三年，二十七次射击均获优秀。
他们在苦心钻研、顽强学习、迅速掌握军事技术方面，为广大官兵树立了榜样。
装甲兵学院语文教员曹永先同志积极改进教学方法，在他的教学班里，90％以上学员的学习成绩都达到“良好”以上。
积极分子代表和列席代表从各个不同的岗位带来了许多先进经验，这些经验将十分有力地推动装甲兵部队今年继续大跃进。
会议开幕前夕，一部分代表进行了“献宝”“取经”活动。
驾驶技师冯化社和车长陶俊来到北京就住在一个房间里。
他们交谈了各自的成就和心情。
陶俊说：“冯化社同志，你真了不起。
我们连的老驾驶员都还没有达到驾驶技师水平哩。
我一定把你刻苦学习的经验带回本连去。”
他俩十分高兴地会见了坦克英雄沈许。
沈许同志在跟他们谈话的时候，特别谈到协作的重要性，他举例说，“炮长的射击技术再好，驾驶员开不好车，你也打不中。”
沈许同志还谈了坦克部队的初创时期的困难情况，大家都说：“现在条件这样好，一定要加倍努力，把保卫祖国的本事学得更好。”
装甲兵副司令员贺晋年、政治部主任程世清在会议上作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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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24日讯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今天上午继续进行大会发言。
代表们用大量事实说明，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跃进的根本保证。
他们还从各方面赞扬了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和丰富智慧。
许多代表在发言中，还以切身的经历，讲述了科学研究工作欣欣向荣的景象。
代表陈再道就军队干部下连当兵问题作了发言。
（全文见二版）今天上午发言的共三十二人，大会分两个会场举行。
据新华社24日讯 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今天上午继续举行大会讨论。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达浦生等许多委员，在会上严厉谴责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叛国罪行。
委员们对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竟然利用西藏叛乱干涉我国内政，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上午在政协两个会场上发言的委员共有三十九人。
他们从各方面反映了我国大跃进中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谈到了民主党派成员、工商界、旧知识分子在为社会主义服务中进行自我改造的情况和体会，并且对各项工作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据新华社24日讯 动员全国人民广泛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保证全面地完成以钢、煤、粮、棉四大指标为中心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这是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今天下午大会讨论的中心。
代表们在今天的大会发言中指出，我国1958年的大跃进是史无前例的。
沿着1958年开辟出来的道路，我国人民将鼓足更大干劲，苦干实干巧干，决心在今年的各个战线上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王鹤寿代表在发言中说，今年我国生产一千八百万吨钢的计划是一个巨大的跃进指标。
这个指标完成以后，我国钢铁工业的面貌就会有重大的改观。
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去年设立起来的许多小型钢铁厂将形成比较完整的钢铁企业，大型钢铁企业的数目增加，过去没有钢铁工业的地区，将出现新的钢铁基地。
在谈到如何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钢铁工业的巨大跃进任务时，王鹤寿说：在工业生产建设中继续坚决贯彻大搞群众运动的方针，发挥现有企业的生产潜力，是完成今年钢铁工业生产指标的重要保证。
张霖之代表就我国煤炭生产情况发言。
他说，1958年全国煤炭产量由1957年的一亿三千万吨，一跃而为两亿七千万吨，已经把英国远远地抛在后面。
煤炭产量由一亿三千万吨提高到二亿七千万吨，美国曾用了十四年的时间，英国曾用了三十二年的时间。
我国煤炭工业的发展速度是史无前例的。
张霖之说，为了胜利地完成和超额完成1959年煤炭工业的生产建设任务，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壮阔，以高产、高质为中心的大面积丰产红旗竞赛运动，已在全国煤矿企业中普遍展开。
各地煤矿正在继续深入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以提高全部采煤工作面的产量，达到大面积丰产的目的。
张霖之说，全国煤矿职工今年一定能够完成和超额完成三亿八千万吨的生产任务，一定能够实现煤炭工业1959年的大跃进。
邓子恢代表说，1959年的粮食、棉花以及农、林、牧业各项增产指标，必须力争完成和超额完成。
这是农业战线上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继续跃进，争取1959年更大的丰收。
（发言全文见二版）
吕正操代表在发言中说，今年，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增长，铁路运输事业也将有很大的发展。
铁路货运量将达到五亿二千万吨，修建铁路五千五百公里，新造机车五百五十台、货车二万七千到二万八千五百台。
他说，完成今年巨大的运输任务，铁路部门必须以煤运为纲，全面安排，合理使用运输力。
吕正操要求全路职工在加速铁路基本建设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强运输组织工作，充分挖掘现有设备的潜力。
他说，这是不花钱或者少花钱，而能迅速增长运输能力的有效办法。
李烛尘代表指出，由于几年来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1958年工农业的大跃进，我国人民对轻工业品的需要量越来越多。
过去只是供应城市的日用工业品，现在开始大量供应农村；
过去只是有钱人才能买得起的高贵用品，现在却成为多数人能够买得起的必需品了。
在1959年我国国民经济继续跃进和人民购买力提高的基础上，轻工业必须而且可能再来一个大跃进。
他说，在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下大搞群众运动，在现有企业中开垦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与在人民公社中举办工业，这是实现轻工业跃进的基本方法。
刘宁一代表号召全国职工开展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保证在产量、质量、品种上，在降低成本方面和降低各种消耗定额方面，全面地完成1959年国家计划的各项指标。
他说，在这一运动中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真贯彻“全国一盘棋”的方针，发扬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树立全局观点，互相支援，确保重点。
刘宁一说，不断地解决先进同落后的矛盾，是提高整个社会生产水平的一个最重要的方法。
把少数先进生产者的水平变为广大职工普遍的生产水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竞赛评比。
他指出，只有通过竞赛评比，树立起标兵，把先进的旗帜高高地举起，才可以激发群众力争上游的热情，鼓舞落后者急起直追，促进先进生产者更加努力。
（下转第四版）
（上接第一版）
张鼎丞代表在发言中报告了四年来的检察工作。
（发言全文见二版）
高克林代表在发言中说，从1955年以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总的看来是下降的趋势。
在1958年，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特别全国农村中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以后，收案数量下降的趋势更加显著。
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胜利的一种反映。
它说明了我们的国家已经更加巩固，社会秩序更加安定。
高克林在会上报告了最高人民法院四年来的工作以后指出，在1959年，要继续贯彻群众路线和司法工作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从司法工作方面，来保障1959年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
何香凝代表介绍了华侨工作和国内侨务工作的成绩。
全国侨联主席陈嘉庚代表的发言，严正地谴责了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支持西藏叛乱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
他说，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任何人想把它加以破坏，中国人民不会答应，华侨也决不会答应。
陈嘉庚指出，帝国主义应该是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的共同敌人，中国人民绝对不会做出印度人民所不愿意的事情，同样的，印度人民也不应该放任怀有野心的政治家作出中国人民所不愿意的事情，如果某些野心家敢于向中国人民进行挑衅，倒是飞蛾扑火。
所有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都继续严厉地斥责了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者支持西藏叛乱和妄图分裂中国的阴谋。
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全体委员列席参加会议。
明天，会议将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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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24日讯 应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七个国家国防部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军事和公安部的邀请，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为首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今天从北京乘飞机前往波兰。
代表团在波兰作短期访问后，再分别到另外七个兄弟国家作友好访问。
到机场欢送的，有陈毅元帅、聂荣臻元帅、叶剑英元帅、黄克诚大将、谭政大将、甘泗淇上将、洪学智上将、李志民上将、刘志坚中将、刘道生海军中将、吴法宪空军中将等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和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
苏联和其它八个兄弟国家的驻华大使、临时代办，以及各国驻华武官也到机场欢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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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24日讯 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邀请前来中国访问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在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代表团团长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耶日·莫拉夫斯基，团员有：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瓦伦特·蒂特科夫，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安哲伊·维尔布兰，中央委员、中央经济部副部长弗朗齐歇克·布林诺夫斯基，候补中央委员、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耶日·特皮赫特，中央委员、卢布林省委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科兹德腊，中央委员、革但斯克省委第一书记约瑟夫·马赫诺，中央委员、奥波尔省委第一书记帕维活·沃雅斯，卡托维兹省委书记耶日·古特曼，候补中央委员、冶金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约瑟夫·凯什钦斯基。
代表团在机场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热烈欢迎。
前往机场欢迎的还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央委员伍修权和中共中央机关负责工作人员熊复、李启新、张香山等。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波兰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傅拉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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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拉萨24日电 “山下边，出星星，不是星星是解放军。
日夜翻山又越岭，为了藏民把身翻。”
在西藏人民中间，在喜马拉雅山上，在雅鲁藏布江滨，传遍了颂扬人民解放军的藏民歌声和军民之间友好相处的佳话。
几年来，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坚决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处处爱护藏族人民的利益。
驻扎在西藏各地的解放军官兵们，都深入了解当地人民的风土人情，学习藏语、藏文，和藏胞密切联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主动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加强军民团结。
西藏同胞一致反映驻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
就是在这次讨伐叛匪的战斗中，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有时用了无主的柴草，也按市价把钱留在原处。
部队行军时，在艰苦疲劳的情况下，也坚持搭帐篷野营，不住民房和喇嘛庙。
在追歼叛匪的紧急情况下，他们还想尽一切办法，把缴获叛匪劫走的牲畜，归还给藏胞。
驻在西藏的人民解放军还帮助藏族人民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广大官兵都积极参加了西藏地区的工农业建设。
几年以来，西藏军区部队与西藏同胞一起打通了数十座海拔几千公尺的大山，在成百条河流上架起桥梁，初步建成了西藏地区的公路网。
解放军官兵们帮助西藏同胞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
驻拉萨解放军从去年10月份起投入了拉萨市东郊水电站的建设工程。
这个水电站建成后，能蓄水二千万到三千万公方，发电六千瓦，可供全市民用和工业用电，并且为全市用水和农田灌溉提供了便利条件。
西藏军区部队还在西藏各地建立了木材加工厂、食品加工厂、牛奶厂、肥皂厂、化学肥料厂、皮革厂、造纸厂等，有力地支援了地方工业建设，鼓舞了西藏同胞的生产热情。
解放军官兵们在拉萨、日喀则、噶大克、普兰宗和其他地区开荒种植的高产试验田，以及把一些过去在西藏没有种植过的粮食蔬菜作物的品种引进西藏高原，让它在那里开花结果，对西藏人民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影响。
对西藏同胞进行农业增产技术指导、赠送优良品种和帮助西藏同胞耕作，已经成为西藏军区部队广大官兵们经常作的事情。
驻西藏部队的医护人员们，还经常替西藏同胞医疗疾病。
为了救治病人，解放军医护人员常常爬山越岭，不辞劳苦到西藏同胞家中治病。
驻阿里某边卡部队给当地藏胞治病二千六百四十人次。
一位被治好了重病的藏民群沛却旦特地从百里外牵着牦牛、拿着哈达送到部队表示感谢。
在与自然灾害作斗争中，西藏军区官兵们为了救护西藏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表现了奋不顾身、舍己为人的崇高品德。
有一次，驻在西藏皮康的解放军部队发现远处一个村子失火了，虽然村子离驻地很远，但是解放军战士们仍然跑步前去灭火。
火很大，浓烟滚滚，战士们不顾危险钻进了冒着浓烟的房子。
战士邹伦贵被烟火熏倒了，同志们把他救出来，让他休息。
邹伦贵清醒过来后，又争着冲进浓烟烈火中替西藏同胞抢救财物。
他们和大火奋战了十几小时，终于把火扑灭了，抢救出青稞四千多斤，羊二百多只，牛十八头，马十六匹。
火熄了，可是藏胞们的房子已被烧毁，怎么办呢？
战士们就把帐篷给他们用，还发了一千多升糌粑面的救济粮。
有一次，解放军战士马福安等在驻地巡逻的时候，发现水势汹涌地冲击着一条堤坝，坝上出现了缺口，而且缺口越来越大，眼看有被冲溃发生水灾的危险。
于是，马福安首先奋不顾身跳下怒涛澎湃的激流中，用身体堵住堤坝缺口，另外两名解放军战士李福贵、赵宗秀眼看马福安一个人堵不住，也跟着跳下水去堵住缺口，直到大批军民闻讯赶来抢救堤坝时，他们三人的身体，已经被春天刚刚溶化的冰冷的雪水泡得发紫了。
由于人民解放军自进军西藏以来，就与西藏同胞建立了一天比一天深厚的情谊。
因此，许多连队在换防时，驻地居民都依依不舍，争着要远道相送。
有一次，驻在江孜附近一个村子的解放军某部移防时，驻地群众组织了一个欢送晚会，男女老少都穿上节日的盛装前来参加。
当主席走上讲台，刚说完“恩人解放军要走了”，台下群众就哭泣起来，全连战士也都流下了热泪。
讲话无法进行，只好开始献礼。
群众送了许多酥油、哈达、鸡蛋，部队再三谢绝无效，最后只得收了一些，留作纪念。
献礼后，军民手拉手围着篝火歌舞。
第二天一早群众就在路旁相待，和战士们话别，男女青年争着为战士们背东西，老大妈们边走边说边哭，一直送了二十多里，还要坚持再送。
经部队再三劝阻，他们才选派了六个男女代表，拉着骡马送了一天，部队到达新驻地时，他们才肯回家。
象这类军民乳水交融的感人事例，在西藏是数不胜数的。
目前，人民解放军平叛部队正在进一步发挥爱护西藏人民的传统，对被叛乱分子洗劫的西藏同胞给予救济，发给他们衣物和救济粮，解决了他们生活中的困难。
当群众缺乏农具时，许多部队也设法发给他们锄头等农具。
驻西藏广大官兵还利用战斗空隙给群众锄地、挑水、治病、扫地等。
西藏同胞恨透了西藏叛国集团，他们许多人见到解放军就如大旱逢甘露，纷纷控诉叛匪的滔天罪行。
西藏人民都说，解放军是“毛主席派来的菩萨兵”。
进藏人民解放军某部，由于积极帮助拉萨人民进行建设，受到藏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慰问。
图为解放军某部代表文绍华向前来慰问的藏族姑娘赠送礼物，回答她们的关怀。
人民解放军部队“张福林班”的战士们正在挖泥、挑土，帮助西藏人民进行建筑。
（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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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24日电 进入西藏山南地区讨伐叛匪的我军各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
群众互相传告：“毛主席派来的菩萨兵到了！”
饱受叛匪蹂躏的藏胞犹如拨开云雾，重见青天，纷纷支援我军剿灭叛匪。
我军进入山南之前，盘踞在这里的匪徒，强迫群众参加叛乱，稍加拒绝，即遭毒打。
匪徒们到处派差、派粮，大肆抢劫。
拉走了青壮年，抢去了大批牛羊。
把许多人家搞得家破人亡。
当我军本月中旬到达泽当和颇章西卡等地时，群众痛哭流涕向我军控诉叛匪残害良民的兽行。
叛匪在仓珠村奸污了所有的妇女，就连十多岁的小女孩和五十多岁的老太婆也未能幸免。
八嘎雪卡有的妇女，竟遭受到十六名匪徒的集体轮奸。
群众慑于叛匪的残暴行为，不敢下田生产，使春耕陷于停顿。
进剿山南叛匪的我军各部队，事先深入进行了政策纪律教育，人人自觉执行政策，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在行军作战中，为了不惊扰群众，凡到初解放的村庄，部队不进民房，在野地露营。
老乡不在家，用了柴草，按市价留下大洋，并留信说明。
在战斗的间隙里，还帮助群众春耕播种。
叛匪抢劫群众的牲口。
被我军缴获之后，都归还了原主。
同时，我军每到一地，也积极展开宣传工作，清除群众的顾虑。
我军的爱民实际行动，使藏族同胞深受感动。
部队所到之处，群众喜笑颜开，在村口路旁向我军鼓掌欢迎，挥手致意。
为叛匪迫害外逃的群众，听到我军到来的喜讯，也纷纷赶着自己的牛羊，返回家乡。
藏胞们欢欣鼓舞地互相传告：毛主席派来的“菩萨兵”到了！
有的藏胞从数里以外赶回牛羊卖给部队。
有的拿出自己柴火给部队烧饭，战士要付钱，他们再三推辞才收下。
有的端来咸菜慰问部队，战士们不吃，藏胞说：“土匪把我家牛羊都抢跑了，你们为我们打土匪，送给你们一点咸菜也算表示了我们的敬意！”
在我军粉碎了山南地区大股叛匪之后，群众情绪更加高涨，广大藏胞为早日扫灭叛匪，自动组织大批人力、畜力，帮助我军架桥、修路、运输。
有的藏胞热情地抱草，来给部队喂马，他们说：“让马吃饱，好快去追歼叛匪。”
泽当藏胞自动组成二百多头毛驴的运输队，帮助我军运送物资。
哲古、拉加里等地有一千五百名藏胞，积极参加修筑公路。
很多地方藏胞，主动向我军报告匪枪，帮助收缴叛匪的枪支。
群众对叛匪十分痛恨，在群马沟有一个藏胞，拒绝给匪派马，还打死打伤匪徒各一名，缴获步枪二支、短枪一支、子弹二百余发，当部队到达时，他把这些武器都献给了我军。
作者：张鼎丞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和彭真副委员长、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
现在，我就检察工作的主要情况，发表一点意见。
四年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我国社会主义法制战线上的斗争，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已经基本肃清，违法犯罪的现象越来越少，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社会秩序空前安定。
从我们国家现在的政治、经济情况来看，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正如周恩来总理在他的报告中指出的，“比从前任何时期都更加巩固了。”
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本原则。
四年以来，各级检察机关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一直是根据这个原则来进行工作的。
检察机关始终把惩办反革命的现行破坏活动，当成自己的主要任务。
在一九五五年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在一九五七年打击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破坏活动的斗争中，以及在一九五八年保卫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都把斗争的锋芒，指向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
四年以来，在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和决定起诉的案件里面，这种现行破坏的案件占百分之七十点八，其余百分之二十九点二，则是罪恶很大、民愤很大，又到处流窜隐藏、心怀破坏阴谋的历史反革命分子。
事实告诉我们，如果不及时惩办敌人的现行破坏活动，不把那些怀有破坏阴谋的重大反革命分子清查出来，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就要受到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就得不到保护。
对于反革命分子，我们历来是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的。
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节节胜利，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越来越高，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更加孤立，而且处于进一步分化瓦解的过程中。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处理，除了少数罪恶严重的坚决分子以外，进一步实行了宽大政策。
这一点，在各级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和决定起诉的工作中，已经明显地反映出来。
据统计，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批准逮捕和决定起诉的反革命罪犯，大约占需要处理的反革命分子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即只处理了其中情节严重的分子，其余百分之四十左右情节轻微的分子，则放在社会上，依靠群众监督改造；
而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批准逮捕和决定起诉的反革命罪犯，大约占需要处理的反革命分子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即只处理了其中情节最严重的分子，其余百分之七十左右情节轻微或情节不是最严重的分子，也都不予逮捕，把他们交给群众监督改造，以观后效。
这种宽大政策的精神，不仅表现在对反革命分子的处理上，而且也表现在对罪犯的劳动改造工作上。
四年来，我国公安机关，根据惩罚管制和教育改造相结合、劳动生产和政治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有效地组织了对罪犯的改造工作。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把大批罪犯改造成为新人，既使他们的反动思想有所改变，又使他们获得了劳动生产的技能，如果他们能够老老实实继续改造下去，他们就完全有可能使自己变成一个自食其力的善良劳动者。
检察机关在劳动改造工作中，对反革命罪犯是否认罪服法、接受改造的情况，实行了检察。
对于真诚悔罪和有立功表现的反革命罪犯，建议有关部门予以减刑、假释或者提前释放；
对于抗拒改造、重新犯罪的反革命罪犯，则起诉惩办。
对罪犯的劳动改造工作，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崇高表现，今后我们应当继续加强这一工作。
我们对反革命分子进一步实行宽大政策，并不等于对少数罪恶严重、进行现行破坏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可以容忍他们的破坏，不加惩办了。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复杂的阶级斗争，不但在国外，在资本主义世界，严重地存在着；
就是在国内，也还是存在着。
要教育群众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敌人的破坏活动”。
我们的面前，还有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派遣进来的特务间谍，还有少数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还有少数的残余反革命分子没有完全肃清，就是那些已经放下武器的反革命分子和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的分子，要把他们彻底改造过来，还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
因此，我们还必须继续提高警惕，加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
最近，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发动了武装叛乱。
这是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叛国行为，是国法所绝对了能容许的。
我们的国家，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依照宪法的规定：“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是任何反动派都否认不了的。
原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集团叫喊什么“西藏独立”，进行武装叛乱，这不仅暴露了他们勾结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外国干涉者破坏中国统一的阴谋，而且是明目张胆地破坏国家的宪法，背叛了祖国。
现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所发动的叛乱，已经被粉碎了。
人民解放军同西藏广大爱国僧俗人民一起，正在继续彻底肃清残余叛匪，这是完全必要的。
我们对于被欺骗裹胁参加叛乱的分子，只要他们放下武器，回到人民方面来，将一律不咎既往；
对于在叛乱中某些一时犯有罪行的分子，只要他们能够真诚悔悟，不再进行破坏，也可以实行宽大政策，不加惩办。
但是，对于坚持叛乱、死不悔改的分子，一定依法严惩。
各位代表：
对敌人实行专政，同保护人民民主是完全一致的，对敌人专政越有威力，人民民主生活就越有保障。
同时，在对敌人实行专政中，又必须防止偏差，才能够保护人民民主权利。
为了准确地打击敌人，防止伤害好人，我们在工作中，历来是严格区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既防止混敌为我，又防止混我为敌。
在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伟大著作发表后，我们又组织干部普遍地、认真地学习了这个著作，进一步掌握了区分两类矛盾的原则，并且不断地总结实际工作的经验，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
同时，各级检察机关在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了群众路线。
特别是经过整风运动以后，克服了“三风、五气”，检察工作的群众路线，有了进一步发展。
很多地方采取了“携卷下乡办案”、“巡回办案”、“就地办案”等方式，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边生产，一边办案，这样不仅锻炼了干部，教育了群众，而且对于分清案件的是非轻重，保证正确地办理案件，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在工作中，还严格执行了法律规定的程序制度，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发挥了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作用。
应当说明，我们国家的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是模范地遵守法律的，对于案件的侦查和审判是极其严肃、谨慎的。
各级检察机关对于逮捕、起诉的案件，根据调查研究，实事求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都进行了认真的审查；
对于被告人和被告人亲属的申诉，也进行了认真的审查处理，注意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对已经判处的案件，也有计划地进行复查，如发现个别错案，及时建议法院予以纠正。
我国的社会交义法制，不仅在巩固专政方面发挥了强大的威力，而且，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发扬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保障人民的民主生活，促进人民内部的团结，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人民是法律的主人。
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由于经过了长期的革命锻炼和革命教育，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组织性、纪律性，因此，守法的自觉性是很高的。
特别是经过全民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人民群众遵守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
但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影响还存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思想、坏习气，还时时刻刻地对新社会起着腐蚀作用。
因此，在人民内部也还有少数不能够自觉遵守法律的人。
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在人民群众中不断地进行了法制宣传工作，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方式，开展了关于法制问题的辩论，进一步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和遵守法律的自觉性。
在全民整风和社会主义法制辩论的基础上，人民群众自觉地订立并推行了社会主义爱国公约，建立了有利于解决人民内部问题的调处委员会，这就进一步改变了社会风尚，不仅人民之间的某些纠纷大大减少，而且进一步树立了热爱集体、热爱劳动、尊老扶幼、团结邻里、和睦家庭的新风气，加强了人民内部的团结，促进了生产。
实践证明，爱国公约是人民群众直接掌握社会主义法制，是人民群众通过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方法，来消灭剥削阶级思想残余的影响，提高共产主义觉悟的一个有力工具。
在处理人民群众中某些不遵守法律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始终坚持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因为这些都是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同敌我矛盾是根本不同的。
至于对人民群众在生产中和工作中发生的某些缺点错误，只能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加以教育纠正。
如果把这些缺点错误当作犯罪行为，采取惩办手段，那就不仅会伤害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且也是一种混淆两类矛盾，把对待敌人的办法用以对待人民群众的严重错误。
当然，对人民内部个别触犯了刑律的人，必须依法制裁，但是，就整个来说，这种惩罚只是作为说服教育的一种辅助手段，同对敌人实行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
实践证明，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巩固人民内部的团结，保障广大人民的民主生活。
总之，四年以来，检察机关在自己的工作中，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法制的人民民主专政方向，把对敌人的专政和保护人民的民主，正确地统一起来。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并不是没有斗争的。
在这个方面，我们主要的是同资产阶级法律观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这种资产阶级法律观点，把法律看作是超阶级的、超政治的，是代表包括反动阶级在内的一切阶级的利益的，其实质是反动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把法制的矛头，不是对准敌人，而是对准人民内部，其结果是放纵了敌人，伤害了人民。
这种资产阶级法律观点，曾经一度成为主要的错误倾向，经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已经基本上被克服了。
但是，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同这种倾向作斗争。
当然，我们对于那种忽视遵守法律、忽视公民权利的错误倾向，历来也是注意防止和进行了斗争的，因为这种倾向同样是不利于打击敌人，不利于保护人民民主权利的。
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人民公社化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国家更加巩固了，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更加提高了，反革命更少、更弱了，因而专政的范围在逐步缩小，人民民主生活在进一步扩大。
但是，社会主义法制对敌人的专政作用，仍然不能放松，必须用国家的法律去制裁一切进行破坏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并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加强对过去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改造工作。
我们相信，全国检察机关，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同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一起，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它的光荣任务。
作者：邓子恢
各位代表：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
农业战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其他各个战线一样，在一九五八年展开了一个大跃进的局面，粮食、棉花和烤烟增产一倍，除了黄麻、洋麻以外，其他各种主要农作物增产的比例，最少都在百分之二十以上；
林业、畜牧业、垦殖业和气象事业也有显著的发展；
农业总产值一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四，这样高速度的发展，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大跃进。
但是，也正如周总理在报告中所说，“对于一个六亿多人口的国家说来，我国工农业现在达到的水平仍然是很低的，为了满足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巨大需要，我们必须继续进行艰苦的奋斗。”
一九五九年是苦战三年中具有决定性的一年，我们必须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沿着一九五八年所开辟的道路，继续跃进，争取一九五九年更大的丰收。
李富春副总理在报告中所提的粮食、棉花以及农、林、牧业各项生产指标，必须力争完成和超额完成。
这是农业战线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为实现这个任务而奋斗。
现在，我想就下面几点发表一些意见：
一、全面地因地制宜地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开展大面积丰产田运动。
一九五八年粮、棉播种面积并不比一九五七年多，但粮、棉总产量却翻了一番，这说明一九五八年的大丰收并不是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而是依靠单位面积产量的空前提高。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根本因素，是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加上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舞了广大农民的革命干劲，从而全面地认真地推行了农业“八字宪法”。
而“八字宪法”中的合理密植又是构成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的中心关键。
为什么农作物实行密植，在同一耕地面积上保持较多植株就能够增产呢？
这是因为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需要通过根部从土壤中吸收肥分和水分，通过叶部从空气中吸收其他养分，并在阳光照射下进行“光合作用”，制成植物性有机物质，才能促进作物的生长。
空气和阳光是大地上到处都有的，在土壤里又蕴藏着许多肥分和水分，我们实行合理密植，在同一面积上种上较多的植株，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土壤的肥力、水分和空中无尽藏的空气、阳光，来促进农作物的生长。
如果种植过稀，植株过少，就等于浪费可能利用的肥分、水分、空气和阳光。
但是如果过度密植，株行距过小，以致枝叶不通风、不透光，不能起光合作用，根系互相打架，反而使农作物不能正常生长，这样即使植株多，而每一植株结穗不多，或者子粒很少、很小，结果也是不能增产，甚至反而减产失收，所以密植必须力求合理，必须保持一定的株行距，使农作物能够通风、透光，根系有伸展的余地，做到“苗不欺苗”，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农作物进行“光合作用”时，除了空气和阳光以外，还需要有足够的肥分和水分。
这在现有土壤里一般蕴藏量是不足的，瘠薄土地就更差，从而不能满足农作物密植高产的需求，这就需要深翻改土、施肥、灌溉，保证农作物“吃饱喝足”，越是密植，就越要加强这些工作。
在农作物播种前还得选用优良品种，在生长期间，还需要注意田间管理和植物保护工作，使农作物安全生长。
所以密植不能孤立地进行，必须要求土、肥、水、种、保、管等工作全面跟上去，才能达到高产，否则不可能收到密植的成效。
由此可见，实行密植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物制宜”的原则。
密植程度必须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土壤水源，不同的气候条件，不同的耕作水平，不同的作物品种和作物特性等来分别规定，决不能机械地用一个规格到处乱套。
凡是合乎这个原则的就叫做合理密植，就能达到高产，反之，就叫做不合理，就不能达到高产，反而要减产甚至失收。
一九五八年，全国极大多数地方都推行了密植，各种农作物种植的密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事实证明绝大多数的密植是成功的。
但是另一方面，确实也有部分农田，由于种得过密而遭受损失。
同时，也还有一些地方仍然保持着稀植的旧习惯，影响到产量应有的提高。
另外，一九五八年在密植中较普遍的缺点，则是只注意植株多、穗数多，而注意提高单株产量则较少。
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态度，总结一九五八年的经验：肯定合理密植是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中心环节，稀植的旧习惯必须改变；
凡是一九五八年成功的密植经验必须积极推广；
失败的必须坚决改变，那些试验有价值但还没有成效的可以在小块试验田里继续进行试验，但在没有试验成功以前决不能盲目推广。
在实行密植时除了保持适当的植株密度以外，今后要更多地注意单株产量的提高，做到结穗又多、又大，子粒又多、又饱。
对于推广这些先进经验，一方面必须采取积极提倡的态度，不能放任自流；
同时又必贯彻群众路线，事先和群众商量，尊重老农意见，通过群众充分讨论来决定，不同群众商量，而强制执行，是完全错误的，也是不许可的。
密植如此，推行其他技术措施都应该如此，我们必须在认真地总结一九五八年经验的基础上，正确地、全面地、因地制宜地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开展大面积丰产田运动，争取今年更大的丰收。
二、坚决战胜自然灾害，保证丰产又丰收。
农业受气候条件的影响极大，气候的变化还不能完全由人们的意志来控制，这就造成农业生产相当长期的不稳定性。
我国又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要求在辽阔的国土上，处处都风调雨顺，更是不可能。
一九五八年是农业生产大丰收的一年，但是遭受到水旱风虫等自然灾害的面积，全国还达四亿七千万亩，经过抗旱防涝的顽强斗争，仍有一亿亩成灾，以致减产或失收。
今年怎样呢？
东北地区，去年冬季下雪很少，开春以来降雨也不多，目前大部分耕地的墒情不够好，必须抗旱播种。
四月十日，安徽、浙江和上海等省、市遭受暴风雨和冰雹的灾害，有一部分冬麦、油菜和早稻的秧苗也受了损失。
这说明要争取大丰收，必须继续顽强地同自然灾害作斗争。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按新建的水利工程估算，可以扩大灌溉面积四亿八千万亩，去冬今春又兴修了一批水利工程，这就为今年同水旱灾害作斗争增强了物质基础。
但是，也必须看到，大中型水利工程，在兴修的当年，甚至在以后二、三年内，往往还不能完全发挥它应有的灌溉效益，因为水库工程或者闸坝工程修起来之后，还必须修好渠道，平整好土地，否则，水还是流不到农田里去。
因此，今年应该首先集中力量在这些工程上做好补修渠道、平整土地等工作，并尽可能提高蓄水量，使这些工程充分发挥灌溉效益。
这比起新修工程来是事半功倍的。
特别是在当前农村劳动力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更应该这样做。
至于水利工程兴修比较少的地区，则应该继续兴修新的工程。
要保证农业丰产，不仅要同水旱风雹等灾害作斗争，还要同病虫倒伏等灾害作斗争。
在当前农业农械不足的情况下，也必须“土洋并举”，大量制造“土农业”和“土器械”，这是许多县和人民公社自己的力量能够办到的，必须大力制造，对于这些“土”的东西，任何轻视的思想都是有害的。
丰产还必须保证丰收、保证妥善管理，使用得当。
一九五八年秋收的时候，农村劳动力十分紧张，人民公社又刚刚建成，组织管理制度很不健全，粮食、棉花、油料、糖料等农作物的收割都很粗糙，收割后有的又因保管不善或者使用不当而遭受损失。
“丰产没有完全丰收”，这是必须深刻记取的教训。
我国耕地面积大，一亩地损失几十斤，加在一起，就是几百亿千把亿斤，这个数字何等惊人？！
因此，今年必须在每一个收获季节以前，切实做好“收、打、藏、管”等各项准备工作，保证丰产又丰收。
目前对于冬麦油菜等夏收作物，必须切实做好防风、防雹、防晚霜、防霉雨、防病虫、防倒伏等工作，以保证麦收丰产；
并切实做好收割前各项准备工作，保证麦季丰收，做到“颗粒还家”，这样来争取今年第一个收获季节大丰收，为今年大跃进打响第一炮。
三、实行多种经营，发展副食品生产。
人民公社必须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所规定的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的生产方针。
发展社办工业，应该是首先兴办直接为当地农业生产服务的工业，如农产品加工和农具、肥料制造等。
公社生产的农业产品（包括林、牧、副、渔各业）除了解决本社的需要以外，还应该发展商品性的生产，以供应城市和国家出口的需要。
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
也只有这样，才能增加人民公社和社员的收入，使它日益巩固和发展起来。
我在这里着重谈一下副食品生产的问题。
由于工业的大跃进，职工人数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八百万人。
随着城市工矿区人口迅速的增加，人民购买力的提高，城市副食品的需要量就大大增长了；
也由于农业的大跃进，农村里公共食堂的建立，农村副食品的需要量也大大增加了。
我国是一个六亿多人口的国家，每人每月多吃一斤肉、半斤油、五个鸡蛋，半年就要多吃掉四十亿斤肉、一百万吨油、二百亿个鸡蛋，这个数字又是何等惊人？！
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曾经一度因为劳动力比较紧张，生产安排不够全面，只注意抓粮棉生产，而放松了副业和副食品生产，这也增加了某些副食品供应的紧张现象。
因此，要求人民公社，今年在增产粮食、棉花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副业和副食品的生产，在大中城市的周围，应该建立起副食品生产基地，人民公社和国营农场，除了供应社员和农场职工生活需要以外，必须把供应城市副食品当做自己的一项光荣任务。
四、继续做好人民公社的整顿和建设工作，进一步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一九五八年秋季，人民公社刚一建成，在当时秋收、秋耕、秋种和全民办钢铁的大运动中，就充分表现出它比高级合作社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当时秋收、秋耕和秋种的工作量，比往年增加了几倍，如果没有人民公社，要在大办钢铁的同时，担负那样繁重的“三秋工作”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人民公社建成的时间毕竟还很短，绝大多数公社刚一建成就忙于“三秋”和大办钢铁的紧张工作，对于巩固组织、健全制度、以及由于建立公社而产生的有关生产、分配、生活福利、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新问题，一时也来不及解决，从而产生一些缺点也是难以避免的。
几个月以来，各地根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进行了整社工作，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于人民公社在现阶段仍然是属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在认识上已经统一起来了。
当人民公社建立初期，一部分干部和群众曾经一度把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混淆起来，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历史发展阶段也混淆起来，并且急于从集体所有制过度到全民所有制，急于从社会主义过度到共产主义，这些糊涂观念，在几个月整社过程中开始得到了澄清。
同时，也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正确地认识到人民公社在现阶段还必须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克服了某些地方在实际工作中一度出现的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的倾向，并且正确地把思想政治工作和关心社员物质利益结合起来，这就大大发扬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经过这几个月的整社，更加明显地看出，人民公社必须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还必须实行分级核算。
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中，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生产小队各级都要做到合理分工、权责分明，分级管理，分级核算。
在这几个月的整社过程中，并接受了原来高级农业社的许多成功的经验，重申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的原则，进一步健全了人民公社的管理制度，克服铺张浪费现象，干部的作风也有了改进。
所有这一切，对于人民公社的巩固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现在，各地的整社工作还没有结束，各个人民公社在最近期间，还要分别召开一次公社的党员代表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总结整社工作，检查和布置生产，清理公社账目，选举各级领导人民和管理人员。
我们必须继续做好整社工作，使人民公社更加巩固起来，更好地建设起来，一九五七年农业合作社，经过整风、整社，贯彻了民主办社，实行社队分权，推行了包工、包产、包成本的“三包”制度，提高了经营管理水平，干部改进了作风，在这个基础上加上党的总路线的鼓舞，从而出现了一九五八年农业大跃进，可以相信，人民公社经过了这几个月的整顿建设以后，一定会在今年农业大跃进中进一步发挥它的优越性，这是实现今年农业更大丰收的可靠保证。
最后，我还想对于黄河的治理情况，作一简要说明。
自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后，治理黄河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治黄规划的鼓舞下，特别是在去年全国大跃进的推动下，黄河上、中、下游都展开了大规模的治理工作。
黄河的根本问题是泥沙问题，治黄的基础是水土保持工作。
在提出治黄规划时，保持水土著有成效的还只是个别村、个别山沟和个别实验站，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到一九五八年六月累计，已做的工程，估计可以初步控制水土流失的面积为十五万八千多平方公里，约占黄河中游水土流失面积的三分之一，原定到一九六七年控制十九万平方公里的规划有可能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
在水上保持的基础上，支流的治理和综合利用工程也正在积极开展。
原规划在一九六七年以前，要在主要支流上修建大型水库十座，现在已经开工或即将开工的大型水库有：泾河上的大佛寺水库、汾河上的下静游水库（改名为下石家庄水库）和洛河上的故县水库等三座。
各支流上由群众广泛举办的小型水库就不胜枚举了。
原计划在干流上共将修建四十六个梯级工程，其中在一九六七年以前修建的有三门峡、刘家峡、青铜峡、渡口堂和桃花峪等五处枢纽工程，现在除桃花峪以外，其他四处枢纽工程都已开工了。
全国人民热烈关怀的三门峡枢纽工程已经在去年胜利截流，预计将于一九六○年开始拦洪，一九六一年开始发电。
此外，山东境内的位山枢纽工程也已开工。
上、中、下游发展灌溉的形势，也已打破了原来的规划。
甘肃的引洮工程，正在开辟长达一千四百公里的山上河道，预计可以引水一百五十秒公方，灌溉一千多万亩耕地。
下游在充分开展中、小型水利工程的基础上，结合大型工程，要求做到黄、海、淮、沂、泗等河流的水源和地下水能够统筹互济，充分利用。
一九五八年在黄河两岸已经修成的水闸有：新乡附近的人民胜利渠新闸，郑州附近的岗李引黄闸，兰考县附近的三义寨引黄闸，封丘县附近的大功引黄闸，东阿县附近的位山引黄闸，利津县附近的打渔张引黄闸等大型水闸六座。
这些水闸对于华北平原的水利化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并且将进一步发挥巨大的作用。
此外，在治理黄河的同时，对于其他几条主要河流，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作。
在淮河流域，在上、中游广泛修建中小型水库，并继续修建昭平吕、临淮岗等大型水库，使洪水得到进一步控制；
在平原地区，开始了河网化的工程，初步摸索到一条解决内涝问题的途径；
在下游，开始了“淮水北调”，分淮人沂的工程，综合解决苏北地区的水旱灾害。
在海河流域，近年来在广泛开展小型工程的基础上，建成了西河蓄水工程、海河挡潮闸和四女寺分洪工程，并正在修建滹沱河、大清河南支和潮白河上游的大型水库，使根治海河工作大大迈进一步。
长江的流域规划和研究工作也正在积极进行。
根治汉水的主要水利枢纽丹江口水库已经动工兴建。
以上情况说明，我国江河的面貌正在逐渐改变，我国人民训服江河的伟大理想必将逐步实现。
但是，在江河没有完全驯服以前，我们对于洪水还必须经常保持高度警惕性，特别是在一九五八年修好的水利工程，未经过洪水考验，大量新修工程还没有竣工，有些旧工程冬修较差，因此今年的防汛工作将比往年更为重要，更为艰巨。
目前南方即将进入汛期，北方距汛期也不远，各地必须克服麻痹思想，及早做好防汛的准备工作，健全防汛组织，准备好防汛器材，保证防汛胜利，以保卫今年的农业大丰收，大跃进。
各位代表，我的发言就是这一些，不妥之处，请各位批评指正。
作者：陈再道
主席、名位代表：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的各项报告。
自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我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一九五八年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一年，我国的国民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大跃进。
这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胜利。
我们深信，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人民在一九五九年将继续大跃进！
在周总理的报告中指出：“在过去的一年中，国家工作人民在深入群众方面有了显著的进步。
广大干部纠正了不同程度的脱离群众的思想和作风，克服了从旧社会沾染来的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和娇气，并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群众中出现。
……农村工作的领导干部定期到公社当社员，工厂的领导干部定期到车间当工人，部队的指挥员定期到连队当兵，一切有体力条件的领导干部定期参加体力劳动，正在形成新的风气。
这是一种革命的、共产主义的风气。”
正象周总理在报告中所提出的那样，在人民解放军中，毛主席关于军队干部每年当兵一个月的号召，已经成为一个制度坚持下来。
去年10月间，毛主席的号召一传达到部队，立即得到广大干部的热烈拥护，纷纷报名，要求第一批下连当兵。
在高级干部的带领下，干部当兵在部队中很快就形成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到今年的2月止，全军下连当兵的干部，已达十五万余名，其中有将军一百六十多名。
干部当兵这一措施，虽然开始实行只有半年多的时间，但这对部队的建设已经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干部下连当兵，对于培养共产主义平等精神，对于打掉三风五气，密切干部同士兵的关系，增强部队的团结，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我军是人民的军队，我军的官兵之间的关系，是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彼此是平等的，只有职务的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早在我军的初创时期，毛主席就把官兵一致确定为我军基本的建军原则之一。
几十年来我军始终遵循着这一原则来处理我军的内部关系。
官兵平等是我军固有的光荣传统，干部下连当兵，就是这一传统在新条件下的进一步发扬。
下连当兵的干部，遵照着毛主席和总政治部的指示，把改进自身的思想作风，密切同士兵群众的联系为主要目的。
下连后，不论职位高低，都以普通士兵的身份和士兵同吃、同住、同操作、同劳动、同娱乐，完全象士兵一样地听从班、排长的领导，认真遵守连队的各种制度，外出请假，回来销假，礼节周到，处处作模范。
连队的一切公差勤务，不管是打水、扫地、倒痰盂、掏厕所，样样抢着干，这些看来是小事情，但要切实做到、做好，就非彻底放下架子，打掉官气不可。
干部真正放下架子同士兵打成一片，对士兵就会有更深切的了解，对士兵越是了解，也就越爱士兵。
这一点，下连当兵的同志都有同感。
我下连当兵之后，同那些年青的士兵生活在一起，感到他们非常纯真、可爱，他们那种生气勃勃的精神和干起活来不怕困难一往无前的劲头，都给我很深的感染，感到自己也年青多了，增添了无限的力量，心想，有这样的好战士，没有完不成的任务，没有打不败的敌人！
干部真正放下架子同士兵打成一片，就打消了官兵之间的隔阂，士兵同将军在一起说说笑笑毫无拘束，走起路来，扶肩搭背，称呼“老张”“老李”或“老同志”，他们心里的话，甚至象找爱人这样的事，都愿意和我们这样的“老同志”谈谈，征求我们的意见。
由于干部以平等精神对待士兵，士兵就把干部当成知心朋友，更加尊重干部、爱护干部，关怀无微不至。
干起活来他们总怕你累着，你一动手干什么，就有几个人来抢着干，有时你努力抢到手，干不了一会，他们就劝你休息，甚至抢走了工具。
我在连队当兵时，为了能在早晨给同志们打点洗脸水或扫扫地，有时要装着上厕所，早起个把钟头。
有一些重活，他们总不让当兵的干部去做，甚至避开不让你知道。
有时为了争上一次夜班放哨，还要假睡听着，等他们叫班时立即爬起来跟着去才成。
抬土的时候，战士总把土筐往自己身边拉，凡是有什么危险，战士就以身护住下连当兵的干部。
如许世友上将在连队当兵参加爆破演习时，战士怕飞起的石块打着他，就自动站在他面前护着。
在生活上，更是关怀备至。
吃饭时，他们总想多分一点菜给你，有时，战士们悄悄地把他碗里的肉放到你的碗里。
当兵干部的饭吃得多他们就高兴，吃得少，他们就认为是不舒服了，心里很着急。
天一凉他们就把自己的衣服拿来给你穿，晚上睡觉，他们怕你冷，悄悄把大衣给你盖上。
战士们对当兵干部这种爱护，完全是出于内心的感情，我们下连当兵的同志，都深深为这种友情所感动。
由于同士兵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因此在当兵期满离开部队时，真是难舍难分。
走的时候士兵送了一程又一程，年青的士兵哭了，年老的将军也激动得止不住眼泪。
军官同士兵有着这样深厚的友情和亲密的关系，我们的军队将永远无敌于天下。
干部下连当兵，更加鼓舞广大官兵的革命干劲，推动了我军各方面工作的大跃进。
士兵们看到下连当兵的干部，特别是将军，处处同士兵一样，样样事情抢着干，他们深受感动。
他们觉得这些老干部过去南征北战，为革命流血流汗，年纪又大，身体又弱，都这样干劲冲天，年轻小伙子怎么能不好好干呢？
在训练、学习、生产劳动中，人人争先，个个跃进。
向“老战士”学习，成了推动部队大跃进的有力口号。
有些工作比较落后的连队，在当兵干部的推动影响下，一变而为标兵连，任务都提前或加倍地完成了。
群众反映，那个连队有当兵干部，那个连的政治情绪就特别饱满，士气就特别旺盛。
干部当兵对于部队的跃进，确实是一股巨大的推动力量。
干部当兵不仅改变着自己的精神面貌，而且也改变了士兵的精神面貌。
在某些士兵中，由于受旧的等级观念的影响，总认为官比兵高一等，当兵不如当官光荣，尤其是当炊事兵、饲养兵更感到不光彩。
可是当他们看到军官，特别是将军同自己一样下连当列兵，当炊事兵、饲养兵之后，立即改变了官贵兵贱的看法，认识到作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共产主义的平等观念在他们脑子里更加牢固地成长起来了。
有这样一个故事：某连一个战士调到炊事班工作，觉得很不体面，因此他不愿意让亲友知道，三个月没有给爱人写信。
可是后来一位将军到炊事班同他一起当炊事员，他看到这位将军每天都抢着做饭炒菜，扫地，擦桌子，给大家端饭端菜，他深受感动，对别人说：“现在我感到当炊事兵和作其他工作一样都是非常光荣的。”
干部下连当兵，特别是年纪大些的干部能否坚持得住呢？
根据下连当兵同志的体会是可以坚持得住的。
我个人也有这样的体会，开始是有些不大习惯，干活之后，感到腰痛、腿酸，但坚持下来就好了，饭量也增加了，也不失眠了，一个月的士兵生活身体变得更结实，体重增加了。
我们年纪大些的同志都如此，年轻的更没有问题。
另外一些体力所不及的事情，士兵们会主动关照不要你做。
干部下连当兵这一革命措施，对于发扬我军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密切官兵关系，改进领导作风，提高士兵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我们决心把这一制度坚持下去，以便更好地改进军队的领导作风，密切官兵关系，同全国人民一道，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贡献更大的力量！
（本版所载代表发言的标题是本报编者加的）
作者：林欣
印度的某些人士在西藏问题上干涉我国内政，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
不过这次利用西藏叛乱事件的这出戏唱得特别喧闹，特别出乖露丑，结果使他们的扩张主义面目暴露得更加完全、更加彻底而已。
有历史事实为证。
1947年，就是印度宣布脱离英国的统治而独立的那一年，在印度开了一次“泛亚洲会议”。
令人奇怪的倒不是这次会议，而是这个会议居然单独请西藏派代表出席，并且在印度当局的同意下，由美帝国主义开始导演西藏的所谓“独立”。
虽然这个“独立”并没有实现，但却使人们看到了在这幕“独立”丑戏的牵线人中，除了美帝国主义，还有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
1949年7月8日，西藏当局以国民党驻拉萨办事处中有共产党员，而这些共产党员又有“捣乱行动”为借口，驱逐了汉人、汉人喇嘛、国民党驻拉萨办事处人员，封闭了汉人学校。
这本是一个由帝国主义策划的，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以便于他们继续统治西藏的阴谋。
正在这时，印度的印度新闻社却出来说话了，它说什么呢？
“西藏从未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就是说，西藏不属于中国。
这虽然没有现在的印度国大党主席英迪拉·甘地夫人把西藏说成是“国家”那么干脆，但却比国大党总书记克里帕拉尼夫人故意阴险地说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要赤裸裸得多了！
1950年，印度政府曾经三次照会我国政府，企图阻止我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
在照会里，一则曰“假如因为中国在西藏的军事行动而使反对中国参加联合国的国家，借有机会来歪曲中国的和平目的，那么中国地位将因此削弱”，再则曰“在目前国际形势中，中国军队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认为可悲叹的”。
怪哉！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中国的领土，印度政府却认为是“可悲叹的”，硬要中国停止这种堂堂正正的行动，这不是干涉是什么呢！
其实，“可悲叹的”倒是印度扩张主义者自己的可耻的事业。
这些先生们继承了英帝国主义的衣钵，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真所谓痴人做白日梦，所想所做固然“美妙”得很，可惜却是永远实用不了的。
他们“可悲叹”之处有三：
其一，西藏从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纯粹是中国的内政，这是连印度当局也不能不承认的；
要对这个基本事实做翻案文章，任你有悬河之口、生花之笔，都将难以做到。
其二，中国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不容侵犯的。
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既然印度的扩张主义者过去并没能达到分裂西藏的目的，那么今天他们又怎能达到？
其三，印度的扩张主义者应当知道，由于他们的事业的罪恶性质，在国际上和在印度国内，他们都是孤立的，得不到支持的。
如果他们硬要倒行逆施，坚持自己卑鄙的事业，那么他们所可能拥有的支持者，便只有美、英帝国主义和其他的反动派。
这里我愿意忠告印度扩张主义者先生们：第一，在这东风压倒西风的年代，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派正如日薄西山，自己的日子还难以打发呢，有什么“资本”可以用来支持你们？
第二，即使他们会呐喊几声，出几个钱，拿几支枪来“支援”你们，你们应当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西藏并不是蝉，但你们却完全可能变成黄雀嘴里的螳螂，因此沦为帝国主义的仆从或附庸。
现在美英帝国主义的一些仆从国或附庸，不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堕落下去的么？
殷鉴不远，该引起警惕了！
印度扩张主义先生们，你们的事业是“此路不通”的，不但不通，而且有葬身的危险。
冷一冷你们发热的脑袋吧！
据说你们中的有些人是崇信佛学的，那么，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是你们回头的时候了！
作者：陆右中苏雅乐图马月御风亚玛泽容沙海
绝不容许侮辱毛主席象
编辑同志：
西藏叛乱事件发生以来，我们在报纸上不断看到印度的反动党派的首脑以及一些印度政府官员，公开叫嚣西藏是“国家”，污蔑我国平定叛乱是“镇压西藏人民要求独立自由的正义斗争的暴行”。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印度当局纵容暴徒在中国领事馆门前“示威”，并侮辱六亿中国人民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象。
我们对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这些丑恶行动，真是义愤填膺！
我们为此向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和印度当局提出严重抗议！
六亿中国人民和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决不容许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西藏永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们更不容许对我国伟大领袖毛主席象进行侮辱。
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者，如果不立即住手，他们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驻京某军事学校
陆右中等四十八人
坚决粉碎破坏祖国团结统一的阴谋
编辑同志：
听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后，我为祖国各民族的空前团结、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感到欢欣鼓舞。
作为一个蒙族战士，我从自己生活经历当中深刻体会到祖国各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的可贵。
在旧社会，千百万蒙族人民身受着封建牧主的奴役。
我自己从小吃不饱、穿不暖，在荒凉的草原上给牧主放羊。
只是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汉族老大哥的帮助下，蒙族人民才翻了身。
现在，我自己成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战士，家乡也变了样，在荒凉的草原上出现了火车、汽车，建立了工厂和农场、牧场，人们在人民公社中过着幸福的生活。
这些成就，都是由于有了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有了各族的亲密团结和真诚合作才获得的。
但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为了维持它们的血腥统治，竟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公然违背人民的意志，挑起背叛祖国的武装叛乱，企图使西藏人民长期陷入穷苦落后的深渊。
他们这种滔天罪行是全国各族人员所决不允许的。
周总理报告中对西藏问题的论述，充分表达了祖国各族人民的愿望，我坚决拥护。
现在，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妄想利用西藏叛乱事件，分裂我们祖国，公然把我国的西藏说成是“国家”，令人万分愤慨。
我决心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坚决保卫祖国的统一，保卫各民族的团结，坚决粉碎一切破坏我们祖国团结统一的阴谋。
蒙古族军官 苏雅乐图
清醒些吧！
印度扩张主义者！
编辑同志：
看了“我军一举荡平山南叛匪巢穴”的消息，异常兴奋。
少数民族的败类、企图破坏祖国统一的西藏叛国集团，注定是要灭亡的。
可是，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竟不睁眼看一看中国人民 的力量，妄想借西藏少数叛国分子的叛乱事件来插一手，以便讨点便宜。
特别是印度扩张主义者，竟借所谓达赖喇嘛的两次声明，大肆兴风作浪，叫嚷什么西藏“独立”！
对此，我们感到无比愤怒！
西藏，是中国的领土。
平息西藏叛乱，是中国的内政。
中国人，管中国事，谁也干涉不得。
西藏叛乱必然平息，西藏永远是中国的领土。
告诉印度扩张主义者，你们还是清醒一些，站起来了的六亿中国人民，决不是好欺侮的！
如果有谁想继承帝国主义的衣钵，企图对我国领土西藏施展野心，那就请他看看西藏叛乱分子的下场！
马月 御风
事实彻底粉碎叛国分子和外国反动派的无耻谰言
西藏人民热爱祖国 热爱共产党
编辑同志：
周总理的报告，句句都说在我心坎上。
党和政府对我们少数民族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
我的家乡在原西康地区的炉霍，解放几年来，政府年年发放贷款，帮助发展生产，公路修到我的家乡，汽车载来了大批的茶、盐和布匹。
1956年党又领导我们进行了民主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压迫，藏族劳苦大众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彻底解放。
每个县区都办了学校，穷人子弟也能上学了，优秀分子还被送到民族学院去培养，这真是过去想都没想到的事。
拿我自己来讲，过去是个放牛娃，现在能懂得革命道理，有了文化，成了人民解放军的军官，这全是由于党的培养和汉族同志的帮助。
藏族人民都说，共产党是太阳，没有共产党哪能有今天。
的确，如果不是党领导我们进行了民主改革，我们今天一定还和西藏的农奴一样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说什么解放军破坏寺庙和宗教信仰等，完全是胡说八道。
解放军是保护藏民宗教信仰和喇嘛寺院的，藏民和喇嘛们可以自由地念经烧香供佛。
但是，少数叛匪披着宗教外衣，以喇嘛寺为据点，进行武装叛乱和各种反革命活动，是决不允许的。
我们对这些叛匪当然要给以坚决的打击。
这里应该指出，过去西康地区叛乱是受到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支持和指使的，他们派出特务和电台，向一些叛匪煽动说有西藏保护你们，打不赢，你们可以往西藏跑。
他们这样肆无忌惮地破坏十七条协议，制造叛乱，还勾结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对我进行造谣诬蔑，真是令人不能容忍。
我坚决拥护周总理的报告，报告里讲的句句是真理。
西藏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谁是恩人，谁是仇敌，人民心里最清楚。
作为一个藏族战士，我一定要紧握手中枪，彻底镇压藏民中的败类，保卫祖国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保卫各民族人民的幸福生活。
藏民一团排长 亚玛泽容
不准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
编辑同志：
作为一个回族战士，我和祖国各族同胞一样，为我军迅速平息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叛乱而欢欣鼓舞，我和藏族同胞一起欢庆西藏的新生！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友好邻邦——印度，最近一个时期出现了许多利用西藏叛乱事件反对我国，破坏中印友好关系的活动。
我国政府和人民以中印友谊为重，在此以前表现了最大的克制。
但是，这些丧心病狂的扩张主义分子，却把中国的忍让看成了软弱可欺，不但不知检点，竟而变本加厉，甚至印度政府官员也干出了散发所谓达赖喇嘛声明这样肮脏的勾当，印度执政党国大党的领袖更公然否认我对西藏的主权，国大党的总书记还在公众集会上说：“国大党将毫不犹豫地向世界宣布中国在西藏的暴行。”
这完全是干涉我国内政的无耻行动。
对于这些干涉我国内政、破坏中印友好关系的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我们不能不表示无比的愤慨和坚决的抗议！
我们严正地警告一切反动派：在伟大的中国人民面前，任何干涉中国内政，分裂中国统一的企图，都必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炮兵上尉 沙海
作者：张廷干马烈
正当红河两岸开镰割麦，迎接祖国大丰收的春天，云南西北高原却成了雪原，雪花象棉桃似地整整下了三天，青山换上了素装。
高原上的藏胞们都一家家围坐在火塘边，暂时躲避这突然袭来的严寒。
但是，驻在那里的人民解放军战士们却不顾天冷雪大，背着木柴、竹简攀登在淹没了道路的雪山上，在冷风凛凛中来回为藏胞们背水、打柴。
守卫在云南西北高原上的人民解放军，就是以这样一些崇高的行动，深受藏胞们的拥护和爱戴，高原上到处传说着军民友好相处的佳话和故事。
自家的亲人，
解放军某部三小队来到中格商以后，全村藏族人民家里的水缸，不论什么时候都是满满荡荡的。
每天下午人们干活回来时，家里的猪、羊都已经喂得饱饱的；
烧火塘用的木柴也给预备好了。
干完一天活的人回到家里看到这些情况，谁也禁不住会满心的高兴。
世世代代受苦受穷的藏胞，对于解放军这些行动更是特别感动。
许多藏族的大爹大妈们，都把解放军当作自己家里的亲人，有点什么好吃的、好喝的，总是先送给战士们。
每逢战士们婉言向他们谢绝时，有的人就生气地说：“整天给我们打柴背水，请你们吃点东西你们都不吃，这还象一家人吗？”
遇到这样的情况战士们总是需要作许多解释工作，才能说服热心的主人不生气了。
难舍难分
每当军队要从这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在原地相处熟了的藏族群众总是恋恋不舍，即使是暂时离开几天，也是这样。
一次，住在南认村的四个战士背上行李准备回队时，这个村子里的藏民纷纷拉着牦牛和马，要来送他们，有十七、八个藏民拉着牲口都争着要送解放军，经过大家的协商，谁也不愿意回去，结果只好所有的人都送解放军去了。
在维西县的江东地区，某部六小队在转移驻地前与藏族人民开了一个联欢会。
会上，许多藏族群众眼泪汪汪地唱道：“你们真是共产党派来的人。
我们要求你们再住三年，没有吃的我们给，没有穿的我们做，要不能住三年，那就请你们再住三天……。”
当小队指导员向老乡们讲话告别时，有的老大妈忍不住哭出声音来了。
部队离开村子的时候，老乡们跟在后面送了一程又一程。
他们一边送，一边用藏语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来歌颂边防军们的模范事迹。
最有意义的礼物
鸡蛋、奶渣和核桃等是藏族人民送给他们最亲近、最尊敬、最信赖的人的礼物。
现在他们经常把这些珍贵的礼物送给边防战士。
南任村在实现民主改革前，村子里80％的百姓缺粮，这时，驻在这个村子的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的官兵们，把自己的三千多斤口粮救济了他们，并且替他们修了一条七里多长的驿道。
为了感激人民解放军，当地藏民抬着过去只有向活佛献礼时才能使用的大盆，装着核桃、鸡蛋和蔬菜来献给解放军，献礼以后，家家户户又拉着战士们到家里去喝酥油茶，把边防军当着最尊贵的客人款侍。
嘉功村的藏族人民在实现了民主改革以后，敲锣打鼓地来向边防军们敬献哈达，连六、七十岁的老人也争着为战士们表演藏族歌舞，他们唱道：“毛主席派来的大军，给藏民带来了吉祥，我们的青稞从来没有今年好，我们的天气从来没有今年暖……。”
一次，金沙江东岸的藏民们在收割庄稼以后，来向边防军敬献哈达、大米和蔬菜，解放军军官说：“我们有大米吃，请你们把大米留着自己吃吧。”
藏民们说：“这些大米不仅代表我们的心意，也代表着我们的幸福生活，解放前我们没有见过大米，解放了，每回过年政府都发给我们大米。
现在，我们自己种大米、栽菜了，你们尝尝我们的米和菜，就知道我们也在毛主席领导下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作者：钟为菊楼
牛铃叮当响，
大车吱吱叫，
翻过千重山，
送来喂马草。
战马吃得饱，
长得壮又高，
奔驰在边疆，
迎风长嘶啸。
军民紧握手，
相互来问好，
藏汉本一家，
齐心把国保。
作者：顾工
一个个显赫的字，
象是一簇簇庆胜利的焰
火，
在我眼前闪亮：
“出师十日，
奔袭千里，
我军一举荡平西藏山南叛
匪……”
在我耳边，
震响起
一长串暴风骤雨般的蹄
声……
我的战友，
紧攥着马鬃，
斜背着长枪，
从这个雪峰，
飞跃到那个雪峰；
我的战友，
呵出团团热气，
挥下大颗汗珠，
迎着喜马拉雅山的冷风，
搜寻着叛匪的行踪……
在我面前，
闪现出
一幅幅激动人心的图画：
藏族同胞，
铺开厚厚的毡毯。
烧好浓浓的热茶，
对歇脚的大军，
一面控诉叛匪的暴行，
一面倾吐感激共产党的
话……
藏族同胞，
捏着腰刀的刀柄，
在前面给大军带路；
驱赶成群的牦牛，
在后面给大军运送弹药、
糌粑。
在我的心头，
翻涌着
一个个欢腾的浪花……
万恶的匪徒，
在冰岩下颤抖，
在红旗前瘫软，
钻出最后的巢穴，
缴出反动的法鞭和印鉴。
祖国的阳光，
照得山坳里的村寨，
更加明亮，温暖；
照得织氆氇的姑娘，
脸颊更加红润、鲜艳…
…。
“出师十日，
奔袭千里，
我军一举荡平西藏山南叛
匪……”
一个个显赫的字，
象是一簇簇胜利的火焰，
闪烁在祖国的高原。
栏目：资料
是谁阻挠了西藏人民迅速实现民族区域自治？
是前西藏地方政府和少数上层反动集团呢？
还是最近在印度提斯浦尔发表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中所说的中央人民政府呢？
大家知道，筹委会的成立是根据国务院第七次会议的决定成立的。
在成立这个机构以前，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事先曾和原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以及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等三方面进行了充分协商，大家对成立这一机构是一致同意了的。
筹委会成立后，委员中90％以上的成员是藏候人士，包括上述三个方面的代表以及西藏地区各主要寺庙、各主要教派、社会贤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而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在委员人数中又占着很大的比重。
中央派来参加筹委会工作的干部，从来就没有超过十分之一。
在筹委会所属各机构以及各基巧（相当于专区）和宗（相当于县）的办事处中，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藏族干部所占比例还要大得多，负责官员也绝大多数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地方官员和藏族人士，而且筹委会的公文来往都是以藏文为主。
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中央人民政府尊重西藏藏族人民实现区域自治的权利和耐心筹划西藏区域自治的决心。
三年以来筹委会常委会共开了二十七次会议，除了其中的两次以外，都是在达赖喇嘛亲自主持下召开的。
达赖喇嘛所以没能参加这两次会议，一次是他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两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另一次是他在罗布林卡有宗教活动。
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对筹委会的工作一贯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并在暗中进行破坏。
就在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同时，前西藏地方政府一方面在表面上拥护筹委会的成立，另一方面却扩充自己的政府机构，破格地大批提升贵族官员，收买他们不要参加筹委会的工作，企图造成西藏地方政府“独立”的局面，并以此而与筹委会相对抗。
这种反动行径不但说明了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反动官员违反了十七条协议，并说明了他们早已在蓄谋策划进行所谓西藏“独立”的罪恶活动。
事实上筹委会在以后工作中，虽然不论事务大小，仍力求通过与噶厦（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合作来执行，而几年来筹委会的许多决议，也都是在会上经与会者一致通过的，但原西藏地方政府对执行这些决议在背地里却进行了种种阻挠，致使这些决议无法实现。
例如1957年12月30日，筹委会第二十三次常委会通过了一项由达赖喇嘛提议的免去西藏地区藏族工作人员和学员所负担的人役税的决议。
“人役税”是西藏反动集团为西藏人民最残酷的封建剥削之一。
几世纪以来，西藏的贵族、寺院和农奴主可以随时命令其管辖下的劳动人民无偿地供他们使唤和奴役。
筹委会的这项决议曾得到了西藏广大人民的欢迎。
可是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却利用种种借口拖延执行，并在群众中暗中散播流言，硬说“人役制是一种良好的制度”、如果“谁敢要求减免，就杀死他”等等。
他们无视筹委会的决议，仍然顽固地依据对所属农奴的人身所有权和土地租贷关系，无限制地对参加工作或学习的藏族工作人员和字员进行残酷剥削。
例如，不断地征收这些人的财物和劳力，不给任何代价，或者毫无理由地收回这些人家耕种的土地等等。
由于这些阻挠和破坏，这个进步的决议一直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不仅利用其对西藏地区的经济和政治上的管理权力，不断地暗中和筹委会分庭抗礼，而且还直接违反十七条协议的规定，大力扩充它所领导下的藏军。
几年来藏军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三分之一。
此外，仅在黑河地区，原西藏地方政府就组织了八百人的武装。
至于安顿别处逃来的叛匪，还不算在内。
为了大量培养西藏地方自治所必需的藏族干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曾决定成立藏族干部学校和训练班，选派优秀藏族子弟去内地学习，并推选藏族各阶层的代表到北京等地参观访问。
对这些进步措施，原西藏地方政府不但不热心支持，反而多方挑剔和阻挠，他们拖延提出人选名单，不让藏族进步人士和藏族子弟得到深造的机会。
1957年以后，前西藏地方政府更变本加厉地公开威胁参加筹委会工作的藏族干部家属，甚至暗中指使人打骂这些藏族干部。
在拉萨叛乱前夕，原西藏地方政府一些反动噶伦在伪“人民会议”上，公然强迫参加筹委会工作的藏族干部在所谓“独立宣言”上签字，并要挟他们在印好的保证书上画押和提供所谓“可靠”的保人，来担保他们不再到筹委会去办公，硬要他们公开表示和筹委会断绝关系。
桑颇常务委员本人就曾在叛乱开始那天（3月10日），在原西藏地方政府反动官员教唆下被叛乱分子打伤了。
几年前，中央人民政府还拨了价值一百四十万元的无偿农具给西藏地区的农民，但也由于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挠，没有能把早已运来拉萨的农具分发给西藏的农民。
从以上事实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究竟是谁阻挠了西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究竟是谁希望永久不改变种种落后、反动、黑暗的统治！
栏目：资料
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三大寺代表和噶厦僧俗官员会议决定请热振活佛出任摄政，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即现在的达赖喇嘛）未执政前掌管西藏政教事务。
热振掌握西藏政教事务后，曾拒绝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一些要求。
抗日战争爆发后，热振曾领导三大寺念经，祈祷中国抗战胜利，并反对英国人在拉萨办学校。
热振的爱国行为，引起英帝国主义的愤怒，他们就策动噶厦内部少数亲帝国主义分子对热振造谣诽谤，强迫热振退休三年，把摄政职务交给当时年已七十的大札活佛代理。
1947年，帝国主义在策动西藏“外交独立”的阴谋失败以后，竟然邀请西藏作为一个“国家”参加当时在印度举行的“泛亚洲会议”。
并策动亲帝国主义分子捏造热振“勾结色拉寺喇嘛”，准备“谋叛”。
噶厦便派噶伦索康·旺清格勒（即现在逃亡印度的叛乱分子）和拉鲁率领藏军二百人，于1947年4月14日连夜赶到热振寺，将热振活佛逮捕，带往拉萨。
热振寺里的佛象和佛塔上装饰的珍珠、玛瑙都被劫光。
热振被捕后，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派兵攻打色拉寺，打死打伤喇嘛八、九十人，色拉寺和所辖十三孔村财物被抢劫一空。
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洗劫色拉寺以后，在1947年5月初把热振活佛杀害在狱中。
栏目：资料
原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藏族），为了谋求西藏的和平解放，于1950年8月22日在主拉萨途中于昌都惨遭英帝国主义特务分子、英国“驻昌都电台”台长福特毒害身死。
1950年7月10日，格达活佛自西康甘孜县白利寺出发赴西藏，7月24日到达昌都。
他到达昌都后，向当地人民和喇嘛寺僧侣宣传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的政策；
说明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喇嘛庙，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帮助人民改善生活，劝说喇嘛寺及头人等不要与人民解放军为敌，汉藏民族应该紧密团结。
格达活佛的这种正义行动，深得广大藏族人民及喇嘛们的拥护。
但是，蓄谋阻挠我和平解放西藏的英帝国主义，却对格达活佛怀着切骨的仇恨。
格达活佛一到昌都，英帝国主义就指使特务分子福特及其帮凶进行监视，并在8月13日给他吃了毒茶后，将他软禁在福特住室的楼下。
格达活佛受毒后，仍要打电报给拉萨的朋友，请他们设法帮助他实现去拉萨的愿望。
这更引起了帝国主义特务分子的恐惧和忌恨，他们再下毒手，终于在8月22日将格达活佛毒死。
福特为了消灭犯罪证据，竟将格达活佛的尸体焚毁，并将格达活佛的随行人员押送拉萨。
栏目：资料读报常识
达赖喇嘛和 班禅额尔德尼
西藏的宗教首领同时就是政治领袖，按照西藏地方历史传统，有两个政治宗教领袖，即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
达赖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说他的智慧象海洋一样辽阔；
达赖喇嘛的称号始自三世达赖。
1575年（明万历三年），三世达赖琐南嘉错应青海蒙古酋长俺答汗的邀请，到青海传法以后，被尊称为达赖喇嘛。
但“达赖喇嘛”的正式封号，是清朝顺冶皇帝封的。
班禅是梵文智慧学识深博广大的意思，额尔德尼是一种尊称。
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清朝康熙皇帝始封“班禅额尔德尼”称号。
达赖驻拉萨，班禅驻札什伦布。
根据西藏的记载，达赖和班禅的第一世都是黄教始祖宗喀巴的大弟子，宗喀巴圆寂（逝世）后，由达赖和班禅两个弟子转世继承衣钵。
此后，每逢达赖或班禅圆寂，便派人四出寻找“转生”的“灵童”，作为继承者。
现在的达赖喇嘛是第十四世，班禅额尔德尼是第十世。
喇嘛
佛教传入西藏（公元七世纪）以后，掺杂了浓厚的原始宗教成份，为了区别于一般的佛教，故通称喇嘛教。
据喇嘛教义，喇嘛是“至高无上”、“圣人”的意思，一般僧侣也叫喇嘛，是对僧侣的尊称。
活佛
活佛是喇嘛中的上层。
自从政教合一以后，活佛一直成为西藏政治上的首脑。
黄教兴起以后，禁止喇嘛娶妻，衣钵继承由父子相承改变为“转世”制度。
活佛又分下面几个等级：
一、达赖和班禅，他们是活佛中地位最高的，是西藏的政教领袖。
二、“甲波朱古”，是仅次于达赖和班禅的大活佛。
“甲波”意为王，“朱古”意为转世。
这等活佛只有四、五名。
他们被清朝政府册封为“呼图克图”这一封号，俗称活佛。
三、一般活佛，即普通活佛，数目很大，这些活佛中有些是西藏的大地主，同时他们大半都利用寺院从事商业活动，掌握一个地方的经济大权。
他们在自己的区域内，有很大的权力。
有些是小活佛，他们也有自己的小寺院和庄园。
噶厦和噶伦
噶厦是西藏地方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它受达赖（前世达赖圆寂即逝世后由摄政代理，直到继任达赖成年执政为止）直接管辖。
噶是命令，厦是房屋，即西藏地方政府发号施令的地方。
噶伦是西藏地方政府最高政务宫。
过去噶厦设噶伦四人，三俗一僧。
解放后人数有增加。
作者：本报评论员
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对于我国内政的干涉，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
印度外交官员在提斯浦尔散发内容恶毒污蔑我国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就是一个干涉我国内政、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严重事件。
可是，在这个漏洞百出的“声明”发表以后，为了给它打补钉，4月22日，又来了另一个“声明”。
这个“声明”除了继续假借达赖喇嘛的名义、改换以第一人称出现以外，根本不敢回答新华社政治记者和印度公众舆论所提出的一连串的问题，结果是再一次弄巧成拙，贻笑天下。
但是，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正在继续玩弄新的花招。
这几天，印度的一些报纸公然叫嚷什么要召开“圆桌会议”，要我与印度政府谈判什么西藏问题。
“印度斯坦旗报”甚至妄狂地说：西藏问题的永久解决“必须依靠中国、西藏还有印度三方面取得某种谅解”。
印度人民同盟总书记瓦克帕伊也公然说：“在恢复达赖喇嘛的合法地位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满意的。”
好一副干涉者的嘴脸！
我们不禁要问：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究竟凭什么要这样肆无忌惮地干涉我国的内政？
他们究竟准备胡闹到几时？
说也可笑，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一方面疯狂地干涉我国内政，另一方面又倒打一耙，把我们对干涉者的正当反击，说成对印度政府和印度舆论“强加压力”。
（印度斯坦旗报）可是，究竟谁在干涉谁，谁在对谁“强加压力”，只有稍有理智，不是不难明白吗？
难道是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成立了间谍中心，专门从事破坏印度的活动？
难道是中国在纯系印度内政的问题上兴风作浪，大作文章？
难道是中国的外交官散布了什么污蔑印度、干涉印度内政的“声明”？
难道是中国在叫嚷印度的某一邦、某一民族必须“独立”，并且公然要对方参加什么圆桌会议进行谈判？
这一切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这种装腔作势，除了说明他们理屈词穷，做贼心虚以外，又能说明什么呢？
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显然是打错了算盘。
他们以为，只要对我们强硬一些，就可以逼我让步，讨到一些便宜。
他们把我们尽力维护中国友谊的态度，看作是软弱可欺。
可是，他们不想想，中国人民平定自己内部的叛乱，有什么可以落得别人说话的呢？
他们也不想想，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在侵略者、干涉者面前低过头，畏惧过，为什么中国人民会突然软弱、胆小起来呢？
是的，中国人民一向十分重视中印两国的友谊，并且今天也在尽力维护这种友谊。
但是，我们决不容许别人利用这种善意来达到别的什么目的。
我们的态度是十分明白的：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的主权决不容许别人侵犯；
平定西藏叛乱是中国内政问题，中国的内政决不客许别人干涉。
印度在我国西藏问题上的许多做法，究竟对谁有利、谁有害，谁高兴、谁忧心，从美英两国的反映，也完全可以看明白。
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一发表，臭名远扬的“美国之音”立刻用三十七种外国语进行关于这个声明的报道。
合众国际社幸灾乐祸地表达美国政府的想法说：“亚非集团国家的人说一个字要比美国政府说成千上万个反共的字眼还要有价值。”
英国更在边旁指手划脚，要印度“无需胆怯”。
“大胆起来”。
一向把民族独立国家看作眼中之刺的美英帝国主义，居然在西藏问题上站到印度一边，光这一点，不值得印度政治家们深思吗？
有消息说，印度总理尼赫鲁昨天会见了达赖喇嘛，讨论了“达赖喇嘛的前途、西藏前途和印中关系”等问题。
尼赫鲁总理曾经一再表示，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希望这种表示是真诚的。
现在，中印友谊由于受到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破坏，正处在严重时刻。
作为一个明智的政治家，必须当机立断，立刻制止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继续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据新华社24日讯 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决反对外国干涉者破坏中国统一的阴谋。
这是首都各族各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中国内政的一致愤慨的呼声。
广大职工纷纷自动座谈或给报社写信，表示以钢铁般坚定的意志，反对任何干涉者。
北京钢厂第一炼钢车间等车间的钢铁战士们，在工余时间开了会，愤怒谴责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破坏我国统一的挑衅言行。
电炉工人张文奎说：任何败坏中国统一的企图都必将遭到彻底破产，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应该头脑清醒些，否则由不会例外。
北京汽车制造厂工具车间车工小组关一宜等十四名工人座谈说：我们车工小组全体工人要求政府把背叛祖国的西藏叛乱分子彻底消灭干净。
广大职工并表示以最大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坚毅行动，支援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西藏叛乱。
丰台区黄土岗人民公社各生产队的大队长和社员们，今天生产刚刚结束后就聚集在一起，严厉谴责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的阴谋，这个公社的社员们表示，要发挥更大的生产干劲，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和蔬菜来支援人民解放军平定西藏叛乱。
有四十多个民族成份的民族学院全体学生和教职员纷纷举行座谈会，对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表示万分愤怒。
藏族学生更却拉加、钦饶甲楚等说：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头脑还是冷静一些好，现在中国已不是清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时代了，站起来了的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
大家还热烈欢呼人民解放军迅速平息西藏叛乱巩固祖国国防的胜利。
据新华社上海24日电 上海市广大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干部和市民纷纷集会，愤怒谴责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支持西藏叛乱、无理干涉我国内政的挑衅行为。
西藏的局势这几天一直是这里的人们最关心的事件之一。
人们对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对我国内政越来越露骨的干涉深为激愤。
他们指出，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不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粗暴地干涉我国内政，结果必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人们对于印度孟买警察当局纵容“示威者”公然在我国领事馆前侮辱毛主席象更加感到愤慨，认为这最对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侮辱，印度当局应当对这件事情负完全责任。
上海船厂、华通开关厂、国棉十七厂、国营上海第一印染厂、第二印染厂等厂的职工们，今天都举行集会，斥责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干干涉我国内政。
华通开关厂工人丁富荣说，印度反动分子想继承英帝国主义的衣钵是决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市郊宝山县吴淞人民公社副社长沈林全在一次集会上说：我们要向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大喝一声：你们走的是帝国主义分子走过的绝路。
我们还要警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你们破坏中印友谊，支持西藏反动分子背叛祖国，是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能相容的。
这对印度人民是没有好处的。
据新华社天津24日电 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支持西藏叛乱、干涉我国内政的言行激起了天津市和河北省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怒。
他们一致指出，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对我国为所欲为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对我国内政的任何干涉，都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天津第一炼钢厂炼钢部值班主任李桐来说，工人们正密切注视着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支持西藏叛乱、干涉我国内政的活动。
叛乱分子妄图分裂祖国统一的阴谋已经完全破产，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对我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必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天津市绒毛加工厂工人左树奎气愤地说，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企图用卑鄙的手法破坏我国的统一，我们绝对不能容忍。
石家庄车辆工厂工人任满昌说，西藏历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是有眼不识泰山、中国人民是任何叫嚣所吓不倒的。
而且不容许外人管中国自己的家务事情。
据新华社24日讯 在西藏研究佛学达三十二年的著名学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错大师今天向本社记者发表谈话，愤慨地谴责22日盗用达赖喇嘛名义发表的所谓声明，不过是假上作假，用谎言掩盖谎言。
喜饶嘉错大师说：第二次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既然明白地承认了第一次所谓声明是在达赖喇嘛“授权下发表的”，这就已经暴露了那个声明不是达赖喇嘛写的。
但是，印度外交官员梅农竟然在第二次所谓声明发表的同一天，还坚持说：“毫无疑问，声明是达赖喇嘛写的”。
这就完全证明有人硬要将无耻的诽谤强加在达赖喇嘛身上。
喜饶嘉错大师指出：从藏文的文体和语法结构来看，一眼就看出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根本就不是西藏的文体，使人不能不怀疑，这个声明头一遍就是用英文起草的。
他说：第一、大家都清楚，达赖喇嘛过去写的信件和文章，发的命令和布告，都是用“我”、“自己”、“吾”等等第一人称的字样来表达的，例如藏语中“可我”、“达”，而从来没有用过第三人称的“他”字。
就是别人称呼达赖喇嘛，也是用“驾前”、“里面的”、“佛”、“教主”等等最尊贵的称呼，是决不能用“他”的字样在文件里称呼达赖喇嘛的。
第二、藏文中根本没有“宗主权”这个词汇，“主”和“权”在藏文中表达的几乎是同一个意思，和主权是同一个概念。
他说：我不知道制造“宗主权”这个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喜饶嘉错说：第三、第一次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一开头就暴露了一个荒谬的论点。
汉人和藏人不同，本是一般人容易了解的常识，声明居然把这当做使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的理由，真是个天大的笑话。
只有最愚蠢的人才说这样的话，我很了解，达赖喇嘛决不是这样愚蠢的人。
据新华社24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通讯社一方面宣传美国官方在西藏局势问题上采取所谓“战略性的沉默政策”，另一方面，却有大量消息表明，美国资产阶级报刊和政客们同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相呼应，正在企图掀起一个敌视中国的运动。
美国的政客们拚命利用中国平定西藏叛乱这件纯属中国内政的事情，极力挑拨离间亚洲国家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妄图煽动它们反对中国，以便利美帝国主义乘虚直入，达到它控制和奴役这些国家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种阴谋从前美国驻印度大使鲍尔斯和众议员伊曼纽尔·塞勒在19日的电视节目中发表的讲话中看得十分清楚。
他们在讲话中无中生有地诽谤中国，胡说什么“这个地区的中立国家第一次尝到了‘中国殖民主义’的味道”。
他们一致认为尼赫鲁“是极力反共的”。
鲍尔斯还说，“印度是保持日本和卡萨布兰卡之间广大地区不受共产党‘控制’的一个关键性的国家”，因此他们一致强调有必要增加对印度的“援助”，使它成为“亚洲的领导者”。
与此同时，消息显示，美国还企图在必要时把达赖喇嘛劫持到美国，以便进一步煽动敌视中国的运动。
据“纽约邮报”16日在一篇题为“华盛顿的内幕”的文章中透露，美国正阴谋把西藏事件提到联合国并要达赖喇嘛亲自到联合国发表“呼吁”。
这家报纸说，美国国务卿赫脱（当时是代理国务卿）曾经表示，“不管达赖喇嘛什么时候愿意到美国来，他都会受到欢迎”。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通常可靠的人士说，19日当达赖喇嘛经过提斯浦尔时，有人把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两封“密封信件”交给他。
据“印度时报”22日刊载的来自美国佐治亚州的一条消息证实了这件事。
新华社新德里23日电“印度斯坦旗报”今天在社论中公然提出一个干涉中国内政的方案，说什么西藏问题“的永久性解决必须取决于中国、西藏——以及印度之间三方面取得某种谅解”。
这篇社论还用威胁性的语调说，“只有使这个问题限于我们三方面中间，而不被容许变为冷战的项目，这种谅解才有可能。
中国坚持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可能造成一种看来矛盾的影响，就是说促使问题朝后者的方向发展”。
这篇充满扩张主义气息的题为“北京的答复”的社论，还把新华社政治记者关于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的评论曲解为“是几乎没有掩盖的威吓”，“十分接近于是对这个国家的舆论的正直性和政府的判断施加压力的做法”。
新华社24日讯 现在把过去几年来达赖喇嘛发表的讲演、文章和给毛主席的电报等内容同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作一对比。
从这个对此中。
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同达赖喇嘛几年来的言论完全相反，显然不是出于达赖喇嘛的本意，而是别人强加于他的。
关于汉藏两族人民的关系问题
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以下简称“声明”）一开始就说：“西藏人和中国的汉人是不同的……西藏人一向有一种要求独立的强烈愿望。”
关于这个问题，达赖喇嘛过去是这样说的：1955年3月9日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七次会议上说：“西藏人民同汉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间发生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文化上的联系已经有千多年的历史。”
1956年4月24日他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作的报告中说：“西藏民族是祖国许多优秀民族中的一个，在共同缔造和发展伟大祖国的光荣历史的过程中，曾经尽了自己的光荣责任，同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和祖国各兄弟民族人民之间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形成了亲密的联系，从而使西藏人民的命运同祖国各族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55年6月29日达赖喇嘛在拉萨各界欢迎他由北京返回拉萨的大会上说：“我们西藏以自己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而感到无尚的光荣和骄傲。”
1958年10月1日他在庆祝国庆九周年的文章中说：“西藏藏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
西藏人民和其它兄弟民族一起，充分享受了自由平等的权利。
符合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中国六亿人民切身利益的光明幸福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是我们西藏人民面前的康庄大道，除此而外，其它的道路是没有的。”
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说：“今后，我们全体僧俗人民要进一步加强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并在此基础上以不断加强团结进步的实际行动，来反对和回击内外反动分子的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各种阴谋活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而共同努力。”
关于十七条协议执行问题
“声明”说：“1951年，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达成了中国和西藏之间的十七条协议。
在那项协议中，接受了中国的宗主权，因为西藏人别无其他办法。”
“声明”又说：“达赖喇嘛和他的政府曾经尽最大力量来遵守十七条协议，但是中国当局一直进行干涉。”
在这两个问题上，过去达赖喇嘛是这样说的：
1951年10月24日他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后给毛泽东主席的电报中说：“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1954年5月22日达赖喇嘛在和平解放西藏三周年前夕发给毛泽东主席的电报中说：“三年来进藏人民解放军正确地执行了民族平等和信教自由的政策，忠实地执行着协议。”
1954年9月16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言说：“自从1951年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央代表、进藏人民解放军及工作干部先后到达西藏以后，执行了中央的民族团结政策，遵守和执行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十七条，这些正确的政策和其他各项措施，都是可以清楚的看得到的。”
他在同一发言中又说：“十七条协议正在实行之中，以便使西藏的政治、经济，进一步走向良好发展的道路。”
1956年4月24日他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1951年，我派代表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在团结友爱的基础上，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从此，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羁绊，和祖国各兄弟民族人民一样，充分享受到了民族平等的一切权利。”
他在同一报告中又说：“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和西藏当时的具体情况和要求而制定的，它完全符合于西藏人民和祖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它给西藏人民指出了争取解放的道路。”
1958年5月23日，他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签订七周年的时候，发给毛主席和国务院的电报中说：“七年来，在中国共产党、您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由于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民以及西藏的僧俗人民积极执行了协议十七条，因而使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不少的成绩。”
关于西藏自治问题
“声明”说：“在中国军队占领西藏以后，西藏政府没有享受任何程度的自治……”，又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权力，关于一切重要问题的决定都是由中国当局作出的……”。
在这两个问题上，过去达赖喇嘛是这样说的：
1955年3月9日他在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上说：“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中，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在帮助西藏进行各项建设和工作的过程中，根据毛主席的伟大的民族团结平等政策。
所有一切大小事宜都同西藏僧俗工作人员和人民进行协商，根据他们的意图逐步予以实施。”
1956年4月24日他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
“五年来，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认真地遵守和执行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用兄弟般的情感对待藏族人民，倾听人民的意见，处处为人民的利益着想，遇事和西藏地方的领导人员充分协商。”
1957年4月22日他在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一周年大会上讲话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具有民族形式的、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的组织。”
1957年9月30日他为庆祝国庆八周年发表的文章中说：“去年成立了包括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昌都地区三方面的统一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从而奠定了藏族充分享受当家作主权利的新基础。”
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并特别指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只保留了进行帮助工作的极少数汉族干部，其余大部分完全是藏族干部。”
“由于藏汉工作人员积极努力，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工作也获得了一定的成绩。”
关于宗教自由问题
“声明”说：“中国武装部队摧毁了许多寺院”，又说，“许多喇嘛被杀，大批僧人和官员被抓去在中国筑路，对行使宗教自由权的干涉增加了”。
关于这些问题，达赖喇嘛过去是这样说的：
1954年3月22日他在慰问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的电报中说：“在解放军的纪律方面，对宗教及风俗习惯都能切实尊重。
自进藏三年以来，不仅丝毫未发生与全体僧俗人民意志不符的事故，并且全系居心公正地谋利于大众，恪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54年5月23日他在为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三周年发表的文章中说：“西藏人民热爱各族人民自己的军队，积极地进行了支援人民解放军的工作。
……西藏僧俗人民在邻近公路沿线的五十八个宗和溪卡组织了许多民工参加了修路工作，出动了大批的牲畜来支援运输。”
1954年9月16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言说：“关于宗教方面，在敌人的各种挑拨离间中，主要的一项，就是造谣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
西藏人民具有很浓厚的宗教信仰，这些谣言，曾经使他们疑虑不安，但是现在‘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的挑拨离间的谣言，已经全部破产了，西藏人民已经切身地体会到了他们在宗教信仰上是有自由的。”
1956年4月24日达赖喇嘛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几年来，由于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严格遵守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认真地保护了喇嘛寺庙，尊重藏族人民的信仰，同时每年向广大信徒发放布施等实际行动，大大地打消了由于帝国主义特务分子造谣挑拨而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喇嘛僧众中引起的疑惧心情。”
1957年4月22日他为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一周年发表的文章中说：“在宗教方面，为了执行中央制订的信仰自由政策、保护寺庙、联络一切宗派、增强团结等有关宗教的任务，还成立了宗教事务委员会和宗教徒的群众组织——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
这些都是在建设政教昌隆的西藏自治政权的奠基工作中的成绩。”
1957年9月30日他为庆祝国庆八周年发表的文章中说：“信教自由、尊重风俗习惯和加强各方面之间的团结等方面，也新增长了成百的善门。”
关于达赖喇嘛被劫持问题
“声明”说：“达赖喇嘛在事前一个月曾同意到中国总部看文艺表演，而日期突然规定在3月10日。
拉萨人民担心达赖喇嘛可能受到某种伤害，因此大约有一万人聚集在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的夏宫，拦阻达赖喇嘛去看演出。”
“声明”中又说什么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和西藏到印度来，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是被劫持。”
关于这个问题，达赖喇嘛在写给中央驻藏代理代表谭冠三将军的亲笔信中是这样说的：
他在今年3月11日写的信中说：“昨天（指3月10日）我决定去军区看戏，但由于少数坏人的煽动，而僧俗人民不解真象追随其后，进行阻拦，确实无法去访，使我害羞难言，忧虑交加，而处于莫知所措的境地。”
同一封信中又说：“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设法平息。”
他在3月12日写的信中说：“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
昨天我通知噶厦，责令非法的人民会议必须立即解散，以保卫我为名而狂妄地进驻罗布林卡的反动分子必须立即撤走。
对于昨天、前天发生的、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的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
他在3月16日写的信中说：“……现在此间内外的情况虽然仍很难处置，但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从内部划分进步与反对革命的两种人的界线。
一旦几天之后，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之后，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
清光绪年间印行的“大清会典”中明文规定了西藏的地域。
图中西藏部分的文卷在一开始就明确写着：“西藏在京师西南。
驻藏大臣驻前藏布达拉城（按即今拉萨）。
其西南为后藏札什伦布城（按即今日喀则）。
……”
这是清光绪年间，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奏书原件。
达赖喇嘛在奏书上说：“……为了释迦牟尼的教和皇帝版图的巩固，我经常去念经祈祷。
……皇上就有关西藏事宜，赐予来人以详细的旨意”。
新华社稿
新华社24日讯 新德里消息：印度舆论在继续谈论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并不是达赖喇嘛自己写的，它们还指出，达赖喇嘛没有理由不可以亲自向报界发表声明。
印度新闻社4月20日发表评论说：“有人臆测，达赖喇嘛没有亲自在提斯浦尔向报界发表声明，那是因为他是神圣的，他不能这样做。
看来，这种臆测相当靠不住，因为甚至他在拉萨过帝王一样显赫的生活的时候。
他也接见外国记者。”
评论说，“对达赖喇嘛的声明仔细研究以后，首都许多人士认为，佛王写给拉萨中国当局的信件可能是真的。”
“政治家报”在19日发表的社论中说，“在提斯浦尔向记者发表的声明的显著的非个人语气（至少声明的英文本是这样，会使人相信这种说法：他是处在受压制——至少是外交礼节上的压制——的情况中。”
社论说：“在写这篇声明（我们认为这不是达赖喇嘛本人写的）的时候对情况的微妙和细微之处倒是非常注意到了，但是完全没有自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