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08月02日
同彭一道去文家。
这是七耕作区四十二队的区域。
我去，是想帮社里解决一件前几天发生的事情：各队检查、评比窝子苕，发现这一队把一块地的大窝子红苕种错了。
不仅不合规格，还有栽错了的，把苕种已经发芽的一端倒栽在窝子里。
大多数则是放平栽上。
早饭时候王曾经谈起过这件事，大家都怀疑是苟金芳干的。
他入社较迟，“鸣放”中放过毒，被划为三类分子，栽种那块地时，他又主张过平起栽。
还不止这些，他的大儿子偷过这块地已经栽上的红苕，而他门口那块大窝子红苕，也被偷了二十多窝。
这一切都说明，大家的怀疑是有根据的，但是还得进一步调查，我同彭就去了。
我们先去李清富家里。
李是队长，正在挨户收集水尿，准备为秧子催苗。
我们在他屋侧地埂边谈了很久。
这是个油黑茁壮的青年人，有胡茬子，光景三十上下。
他告诉我们，栽种那块地时，他全部时间是在窖里选种。
他所提供的情况，跟我们已经知道的差不多，只是更具体些。
也有新的材料，就是副队长苟新华一向不负责任，那天他的责任又正是管栽种。
对于苟金芳他也补充了一些材料：一贯唆使儿子偷鸡摸狗！
“不是说他的老大是哑巴么？”我问。
“三个儿子都是哑巴！”
李的母亲，一个五十多岁的、矮胖胖的老妇，她站得远远地在听我们讲话，这是她第一次插嘴，“可是却奸得很！
分柴草，分粮食，不合他意的他硬不要！
哇哇地又比又说。”
“怎么会三个儿子都是哑巴？”我有点奇怪。
“好事情做得太多了嘛！”
老妇人说，含讥带讽地笑一笑。
我们让队长淋秧苗子去了，我们向弯里走去，找副队长苟新华。
这个山弯坡率不大，在最高一台土上，有十几个人正在地里工作；苟新华在使牛。
我们在一块空地上坐下，同苟谈起来了。
副队长身材同李差不多，但是瘦些，而且带点狡猾神气。
他对栽苕那天的情况谈得吞吞吐吐，但却一再强调：“我把口都拌玉了[3]。”
“那么为什么大家还那么听苟金芳的话呢？”我问。
苟没有回答。
他绕着圈子，支支吾吾说他在后面淋粪，又说那天有不少妇女，都是没有种过大窝子红苕的。
他的话漏洞很多，显然想替自己和苟金芳掩盖。
因为他一再说：“这样的事，没有根据怎么能随便说呢！”
可是，当听到另外一块地的红苕被盗的时候，他却一张口就说是给放牛娃儿偷了！
从他显然不可能一下了解到事情的真相，我们让他回地里使牛去了。
等他走后，彭向粮食局下放的杨同志，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人布置了任务，要他向一个姓赖的妇女从侧面进行了解。
随后我们就到那块有许多人挖地的地里去了。
人们正犁地，为大窝红苕挖窝子。
但是，我们的目的，却想看一看苟金芳。
但我们只看到他三个儿子。
这三个哑巴，都面貌清秀，可是神情总跟常人不同，有点茫茫没没的憨气。
同哑巴当然谈不出什么，于是我们又到苟金芳家里去了。
院子相当大，在挨近厨房阶沿上一张方桌旁边，老头儿正站在那里剥蒜薹。
人很瘦削，面白须黄，头上包着帕子，神色冷静狡猾。
灶房外面有个高大健壮的妇女，这很可能是苟的大媳妇了，首先招呼我们的就是她。
苟金芳当然不会说实话的。
他也把栽错红苕的责任推在那批妇女身上，又怪副队长叮咛得太松了。
在谈到自己时，他说他是立起栽的，但他堆土时没有用手扶住，可能土一堆下去就压倒了。
后来我又向他问到种红苕在这一带的经验、习惯，究竟怎么办好？
他并不直接反对栽大窝苕的先进经验，但是他说：“五六年我们栽的大窝红苕最好，主要栽得密，每亩收五六千斤，那时我们几十户一个社，没取消土地报酬。
并入高级社，去年的产量减少了。
这个窝子红苕我还没有种过呢，不知道究竟怎样才能搞好。”
离开老头儿时，我的判断更明确了，事情是老头儿干的，而且是一种破坏行为。
我建议彭多从侧面了解，最好晚上开个队会。
晚上我跑去时，因为耕作区在召开队长会议，老何家里，已经到了一部分人，队会就未开成。
老何把灯照出来了，一看，四十二队两个队长，都已经来了。
从他们那里得知：他们晚上正在吃饭，忽然听到林盘里有树子倒下的声响，但是，等到赶去，连人影也没有了。
我想起来了，文家湾这两天正在砍树，准备做架架车；而且苟金芳有不少树入了社。
我靠近彭问道：“你估计这是什么人干的？”
彭悄声告诉我：“可能是苟金芳，冬天他就把竹林砍光了！
现在社里砍树，他心里会舒服？除了他，就苟新义树最多！
……”
随后彭建议副队长清查偷树的事。
“好嘛，”苟说，“可最好有人一道，多双眼睛看得清楚一些。”
他一边懒懒地说，一边叭着叶子烟卷，满脸都是疑神疑鬼的神色。
而且直到我离开的时候，他还叭着烟一动不动……
我在路上想起了王说的话：“那个鬼地方呀，提起没有一个人不头痛的！
合社以后，随时都在出事。
老何不知向我提过了多少次了，他都怕那个地方了！
每次去解决问题，总要闹到天亮。
……”
何的爱人在向王诉苦：她同何住不下去了，要求找点工作。
她是城里一个小商人的寡妇，解放后做了接生员。
后来，大约五五年，才同何结婚，已经有两个孩子，大的是个女儿，很娇，儿子只有半岁。
这个女人很能说，尽是夸张着何的粗暴，她自己对何的体贴，非常爱护何在群众中的威信。
据王告诉我，她同何已经吵过几次了。
有些争吵，是何引起的。
去年，何时常同人打扑克，打到夜深，她关了门不让他进去。
但何几足就把门踢开了，这件事何在党小组会上曾经作过检讨。
最近的事是这样发生的：有个队把豌豆割了，何知道了，照例大吵大闹：“这是破坏行为！
你们安心叫减产吗？”他爱人认为他话多了，劝他。
他吵得更凶：“我又不是为我个人！
……”
这样，两口子吵起来了，最后女的走来找王。
在她的控诉中还谈到这样一个问题，何不肯动手术节制生育。
“再养一两个怎么得了呢？现在就只这两个，他的负担已经不算小了。
我呢，也要工作，不能老陷在家里呵！
说不对我就把娃儿留给他，自己到城里去参加工作。”
从她的语气看来，仿佛她已经被家务闹得不可开交，而她又多想参加社会活动！
可是，事后王告诉我：“她做啥呵，通共两个娃儿，连饭都弄不到嘴里！
老何经常帮她煮饭喂猪呢，大的也是老何领，到哪里开会都带起一道！
……”
这个女人的生活习惯显然很有问题。
一般乡下妇女，尽管领起三五个小孩，但是同样把家务搞得很好。
有的还得挤时间参加生产。
她们总是用大带小的办法把孩子安顿得很好。
一个小孩到四五岁时，就可以照看弟弟和妹妹了。
如果是五六岁，就背个小背篼，领着两三岁的孩子玩，一面在田野间学着捡些猪草、柴禾……
[3]四川方言，意生花妙口也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