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月份的巨大成绩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月份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报告，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材料。
这个材料差不多全部是由数字构成的，然而这些数字并不枯燥，因为它闪耀着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芒，它表明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产生像呼风唤雨一样的神奇的力量。
这个力量初步地在5月份的生产实绩中表现出来：
工业生产比去年同月增长了46％；
基本建设投资额比去年同月增长54.1％；
据不完全统计，二十个省、市、自治区已经建成投入生产的地方工业单位有五十二万个以上；
今年夏收粮食产量预计将比去年增加二百亿斤左右。
稍为注意经济发展和有一些经济常识的人都懂得，工业生产每增加1％，它的绝对数字都是巨大的，而我们在上月份比去年同月增多了46％。
去年全年的粮食产量比前年增加了五十亿斤（二百五十万吨），今年只夏收即比去年增加二百亿斤（一千万吨）。
而夏收粮食的播种面积只占我国全部粮食播种面积的四分之一多一些。
中国还是去年的中国，工人阶级还是去年的工人阶级，农民还是去年的农民，除了今年新生的婴儿以外，六亿人民还是去年的六亿人民，为什么今年的生产就能以比去年高得多的速度前进呢？
关键就在于是不是把一千二百万产业工人和五亿多农民的干劲鼓足，是不是力争了上游，是不是处处多快好省。
1957年没有强调鼓足干劲，没有强调力争上游，中国也前进了，但是前进得不快。
1958年在六亿人民中强调了鼓足干劲，强调了力争上游，中国就以一种异乎寻常的高速度前进，就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大发展的兴旺局面。
由此可见，是否鼓足干劲，是否力争上游，有着多么大的原则性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认为物质生产是第一性的，人的意识是第二性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也认为人的意识——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反作用于物质生产，这种能动性一旦充分发挥出来，就能够极大地推动生产的发展。
解放了的六亿人民的冲天干劲就代表着这种巨大的能动性。
如果采取正确的方针路线，这种干劲就会成为无穷无尽的物质力量。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充分发挥六亿人民的干劲开辟了宽阔的道路，结果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开始改变了并且继续改变着我国的面貌，使我们进入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
有一些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没有认识到六亿人民、就是说没有认识到一千二百万产业工人加上五亿多农民这个决定性的因素。
因而他们对于大跃进，对于高潮，总是采取一种半信半疑或将信将疑的“观潮”态度。
现在就让他们来看看今年05月份的成绩吧。
工业生产增长46％的事实摆在他们的面前，他们总应该改变自己的观点来鼓足干劲和大家一起跃进了吧！
至于还有一些“秋后算账”派，就让他们去怨天尤人吧，无情的事实把他们远远地抛到后面了！
不管秋后情况如何，今年夏收粮食增产二百亿斤总比去年全年粮食增产一百五十亿斤要多五十亿斤。
这笔账是很清楚的。
今年05月份的巨大的生产实绩，实际上还只是前几个月努力的成果。
在高潮日日高的形势下，毫无疑问，今后七个月的生产纪录仍然会有增无减。
事实胜于雄辩，我们还将继续看到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将以更快的速度前进。

变千年祸害为万年幸福
黄河位山水利枢纽全面施工
本报讯据大众日报消息：
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重要工程之一——位山水利枢纽第1期工程全面施工。
八万多民工和技工，正在进水闸、分水闸、沉沙池和渠道工地上，夜以继日地战斗着。
黄河位山水利枢纽工程位于山东省东阿县位山附近。
整个工程包括位山枢纽、东平湖水库和输水总干渠三大部分。
枢纽工程又包括拦河坝、进水闸、沉沙条池、进洪闸、节制闸、分水闸、船闸等四十多个主要建筑物。
东平湖水库可蓄水三十亿公方。
输水总干渠共四条，渠系涉及聊城、泰安、菏泽、济宁四个专区的二十一个县。
全部工程到1960年即可完成。
今年第1期工程将完成位山进水闸、沉沙池、沉沙池分水闸和位山灌区四个部分。
黄河，这支拥有无穷资源的巨流，过去一直是人民的祸害。
黄河下游三千年来决口达一千五百多次，重要改道二十六次。
每次决口、改道，都要使成千上万的人民家破人亡。
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沿河人民对征服黄河作了巨大努力，保证了凌、伏、秋汛没有决口，使沿河人民得到了安全。
但是，因为黄河还没有根治，每到汛期，还给沿河人民很大威胁。
位山水利枢纽工程全部完成后，就可以利用东平湖水库，把三（门）秦（厂）间黄河千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与汶河及卫运河道口以上百年一遇洪水相遭遇的严重情况有效地控制起来，在凌汛期间把黄河水全部蓄起来，从根本上解除洪水和凌汛的威胁。
全部工程完成后还可引水七百八十个流量，灌溉一千四百多万亩土地，而且担负山东全省六千万亩黄河灌区的重要的供水与调节用水任务。
这个枢纽工程将来建成时，还可沟通、开辟南北大运河和东西黄河的航运交通，使二千到三千吨的船舶北通津沽，南达江淮，使停航六十多年的临清到济宁段运河，重新复航；
使七百吨拖轮可从兰州直达渤海。
与治理黄河的同时，在位山地区还将利用黄河水兴修三万八千瓩的发电站。
位山枢纽工程按照国家原计划，是在1959年施工，到1961年完成。
但是工程建设者们响应党中央提出的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和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伟大号召，积极进行准备，经中央批准提前一年在5月01日破土开工。
一个多月来，位山进水闸清基工程已基本完成。

甘肃引洮工程开工后，陇西民工以“要把河水搬上山”的豪迈意志在高山上开挖土方。
新华社记者郝常耕摄

引洮工程之歌
鼓起干劲山动弹
鼓起干劲山动弹，
铁锹一挥水上山，
两担挑起了万亩田，
风云雷电听使唤。
山顶要扬水稻花
引洮上山多稀罕，
干旱地区变良田，
大水上山哗啦啦，
山顶要扬水稻花。
跟着红军的脚步
脚蹬石崖，
手拿钢铲，
劈山填沟，
战斗在岷山。
不怕风和雨，
不怕崖石坚，
要跟着红军的脚步，
把洮河引上岷山。

总路线变成了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
夏粮增产可达二百亿斤
五个月工业产值完成年计划47％，比去年同期增长30％
地方工业建成投入生产的单位已经有五十二万个以上
新华社13日讯
05月份，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继续飞速跃进。
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报告表明：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已经迅速被我国六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
05月份工业总产值比4月份增长了7％（往年一般只增长1％左右，1956年也只增长3％），比去年同月增长了46％，大大超过了往年的增长速度。
全部工业企业1至5月份总产值已完成国家原订的年度计划的47％，1至5月份累计约比去年同期增长30％。
主要产品产量1至5月份累计较去年同期增长一倍以上的有电动机、汽轮机和载重汽车，增长半倍到一倍的有汽油、氮肥、蒸汽锅炉、机床、发电机及蒸汽机车。
原煤较去年增长42％。
轻工业品中，食用植物油增长5％，棉布增长12％，卷烟增长13％，原盐增长14％。
05月份全国基本建设完成投资额比4月份增长16％，比去年同期增长54.1％。
1至5月份投资额累计完成国家原订的年度计划的31.4％。
地方工业建设已经遍地开花，各省基建投资大大增加，据河南、河北、辽宁等二十个省、自治区、市的初步统计，目前已建成投入生产的地方工业单位已达五十二万个以上（有些社办乡办工业单位尚未包括在内），其中县以上经营的单位有二万多个。
今年1至5月份已投入生产的限额以上的厂矿有二十多个单位。
新增主要产品年生产能力：
电力十六万瓩，原煤二百三十五万吨，天然石油十七点四万吨，生铁二十三点五万吨，硫酸四万吨，过磷酸钙二十万吨。
截至5月底止，全国扩大灌溉面积三万九千九百万亩，其中，5月份增加了四千六百万亩；
控制了水土流失面积二十万多平方公里；
共完成土石方三百三十亿方。
农作物春播成绩显著，据初步统计，全国早稻种植面积近一万六千万亩，比去年扩大四千万亩左右，棉花播种面积约达九千万亩，比去年增加三百多万亩。
今年春播较早较快而且质量较好，大面积推行了密植；
施用基肥数量普遍增加。
今年夏收粮食产量预计将比去年增加二百亿斤左右。
油菜籽普遍丰收，产量比去年可增加一千万担左右。
据二十四个省、自治区、市的统计：
到5月底止群众创造和改良的新工具达六万多种。
05月份全国铁路货运量比去年同期增长39％。
交通部直属河、海货运量比上月增加19.6％及3.5％。
05月份市场更趋活跃，全国纯商业机构的商品零售额比上月增长4.5％；
三十二个大中城市的商品零售额比上月增长2.4％。
根据北京、天津、上海等二十个城市的三十九个典型商店的统计，交通器材类比上月增销39.4％，针棉织品类增销9.8％，文化用品类增销6.2％。
05月份八大城市零售物价指数比上月下降1.3％，比去年同期下降2.1％。
（附图片）
05月份工业发展的情况
舒适绘

总路线变成了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
夏粮增产可达二百亿斤
五个月工业产值完成年计划47％，比去年同期增长30％
地方工业建成投入生产的单位已经有五十二万个以上
新华社13日讯
05月份，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继续飞速跃进。
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报告表明：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已经迅速被我国六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
05月份工业总产值比4月份增长了7％（往年一般只增长1％左右，1956年也只增长3％），比去年同月增长了46％，大大超过了往年的增长速度。
全部工业企业1至5月份总产值已完成国家原订的年度计划的47％，1至5月份累计约比去年同期增长30％。
主要产品产量1至5月份累计较去年同期增长一倍以上的有电动机、汽轮机和载重汽车，增长半倍到一倍的有汽油、氮肥、蒸汽锅炉、机床、发电机及蒸汽机车。
原煤较去年增长42％。
轻工业品中，食用植物油增长5％，棉布增长12％，卷烟增长13％，原盐增长14％。
05月份全国基本建设完成投资额比4月份增长16％，比去年同期增长54.1％。
1至5月份投资额累计完成国家原订的年度计划的31.4％。
地方工业建设已经遍地开花，各省基建投资大大增加，据河南、河北、辽宁等二十个省、自治区、市的初步统计，目前已建成投入生产的地方工业单位已达五十二万个以上（有些社办乡办工业单位尚未包括在内），其中县以上经营的单位有二万多个。
今年1至5月份已投入生产的限额以上的厂矿有二十多个单位。
新增主要产品年生产能力：
电力十六万瓩，原煤二百三十五万吨，天然石油十七点四万吨，生铁二十三点五万吨，硫酸四万吨，过磷酸钙二十万吨。
截至5月底止，全国扩大灌溉面积三万九千九百万亩，其中，5月份增加了四千六百万亩；
控制了水土流失面积二十万多平方公里；
共完成土石方三百三十亿方。
农作物春播成绩显著，据初步统计，全国早稻种植面积近一万六千万亩，比去年扩大四千万亩左右，棉花播种面积约达九千万亩，比去年增加三百多万亩。
今年春播较早较快而且质量较好，大面积推行了密植；
施用基肥数量普遍增加。
今年夏收粮食产量预计将比去年增加二百亿斤左右。
油菜籽普遍丰收，产量比去年可增加一千万担左右。
据二十四个省、自治区、市的统计：
到5月底止群众创造和改良的新工具达六万多种。
05月份全国铁路货运量比去年同期增长39％。
交通部直属河、海货运量比上月增加19.6％及3.5％。
05月份市场更趋活跃，全国纯商业机构的商品零售额比上月增长4.5％；
三十二个大中城市的商品零售额比上月增长2.4％。
根据北京、天津、上海等二十个城市的三十九个典型商店的统计，交通器材类比上月增销39.4％，针棉织品类增销9.8％，文化用品类增销6.2％。
05月份八大城市零售物价指数比上月下降1.3％，比去年同期下降2.1％。
（附图片）
05月份工业发展的情况
舒适绘

穿过两千公尺高的崇山峻岭修一条一千多公里长的大渠
惊天动地的引洮工程开工
工程与运河媲美，将把二千万亩旱地变为水田
本报兰州13日电
记者翟其寅报道：
可与我国伟大运河媲美的甘肃引洮（河）上山水利工程，最近提前开工。
这是甘肃人民积极贯彻社会主义总路线，破除迷信，敢想敢干，不畏困难地征服自然、改造山河的一面光辉的旗帜。
引洮工程，从甘肃省南部岷县城北二十公里处的古城村开始，把洮河的水引上岷山，穿过海拔两千多公尺的本寨岭、九甸峡、南屏山、关山、华家岭、月亮山、曲雾山等崇山峻岭，渠道的比高为二百五十到四百公尺，北到靖远的兴仁堡，东到陇东山匿区的董志塬。
总干渠全长一千一百三十公里，十九条干渠总长二千五百公里，总干渠渠面宽四十公尺，引水量一百五十秒公方，最大时可达一百七十秒公方，可把二十三个县市的一千五百到二千万亩旱地变为水田，同时可以通行船筏五百公里。
因此，它不仅是一条巨大的灌溉渠道，也是一条山上运河。
建设这样规模宏伟的水利工程，在半年以前还是没有人敢于想像的。
两年以前，在个别县里虽曾经有人提出“引洮济渭（河）”的建议，但是得不到广泛的支持。
去年，全省广泛传达了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解放了人们思想，在全省内掀起了修水利的高潮。
今年02月间，甘肃省地方二届党代表大会，彻底清除了“甘肃落后论”的影响，批判“怀疑派”、“观潮派”者所谓“没有钱，没有劳动力，没有技术人材，不能搞大建设”的右倾观点，鼓起了全省人民的革命干劲，高举起共产主义的红旗向大自然进军。
这时，在干旱多灾、童山秃岭纵横的甘肃，出现了引水上山的渠道五千余条，扩大水地一千二百余万亩，等于解放前几千年修水地的两倍多。
在这个革命形势下，定西专区提出了引洮方案，立即得到省里和与这一工程有关的各专区的支持。
接着，省里立即组织各方面技术力量，冒着春节前的严寒进行勘查工作。
经过初步设计，这一工程原计划6月底开工，但在党的八届二次大会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提前在6月初开工了。
引洮工程沿线是甘肃最干旱的中东部地区，雨水少，水位深，两千年来旱灾连续不断，周期愈来愈密，“十年九旱”。
经过今年的兴修水利的高潮后，全省唯有这里的四百多万人口、二千余万亩土地还不能最后摆脱干旱的威胁。
引洮工程竣工后，就能把这一带的土地全部水利化。
这项工程灌溉的一千五百至二千万亩地，以每亩增产粮食三百斤计算，每年可增产四十五至六十亿斤粮食，等于甘肃全省1957年粮食总产量的一半多。
同时这里还将引起一系列的变化：
沿线四百多万人口和千万头牲畜的饮水问题将得到彻底解决；
可以加速绿化的速度；
可以扩大草原一千一百万亩，增养牲畜二十多万头；
利用蓄水工程还能大量发展水产；
利用渠道落差建设水电站，可发电四十万瓩，加速这个地区的电气化。
因此引洮工程不是一项寻常的建设，而是甘肃人民向干旱最后的一次围剿，是实现发展农业纲要四十条，使农民过幸福生活的巨大物质保证。
整个渠道工程是十分艰巨复杂的，渠道要穿越一百座隧道，要建筑越河跨沟的建筑一千四百座。
像关山新寨隧洞，长达四点九公里，在我国隧道史上也是少有的。
对于施工中将遇到技术上的一系列困难，例如整个渠道的黄土层渗漏等问题，甘肃省人民将依靠群策群力来解决。
中国科学院也在5月下旬派了一个工程技术队，协同引洮工程局发动群众，采取边试验，边干，边学习的原则，以求迅速解决这个全国尚未全部解决的技术问题。
为加快引洮工程的建设速度，整个工程采取全线查勘，统一规划，分段测量，分段设计，分段施工的方法。
同时按照“民办公助”的原则，充分动员群众用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兴建。
今年施工的地段是岷县古城到陇西大营梁的一段三百三十公里，计划投资一千四百万元，其中群众集资一千二百万元。
现在定西专区各受益县，已有几万劳动大军赶至十个工程地段进行紧张劳动，7月份将逐渐增加到二十万人，保证在两年内完成这项工程。

记载福利史　展览和平花
中国福利会出版纪念册举办展览会庆祝成立二十周年
据新华社上海13日电
06月14日，是杰出的和平战士宋庆龄先生创办和领导的中国福利会二十周年纪念日。
当天，除举行盛大的庆祝会之外，中国福利会还出版纪念册、画册，并举办展览会。
“中国福利会二十年”的纪念册里，刊有周恩来总理的题词和宋庆龄先生、董必武同志的专文，有廖承志、康克清、萧三、伍云甫等人的文章，还有国际友人爱泼斯坦、路易·艾黎等人的纪念文章。
他们记述了中国福利会二十年来，在宋副委员长领导下，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所作的卓越的贡献。
“画册”的第1页是宋庆龄先生和孩子们在一起的照片，孩子们在慈祥的宋妈妈面前是那样的幸福和愉快。
画册还介绍幼儿园、托儿所、少年宫、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等单位的工作和发展情况。
在上海举办的中国福利会二十周年展览会，展出了中国福利会二十年来坚持进步、保卫和平的功迹。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跃前进，中国福利会的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目前它已有七个事业单位：
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托儿所、幼儿园、少年宫、儿童艺术剧院、“儿童时代”社和“中国建设”（英文月刊）社。
从这个展览会里，可以看到中国福利会的这些单位在妇女儿童保健工作方面，在教育培养儿童的共产主义道德方面，在丰富儿童文化艺术生活方面，都起着示范作用。
（附图片）
中国福利会主席宋庆龄和孩子们在一起。
新华社稿（传真照片）

一系列的创造
周叙五作
张社员创造了新式播种机
王社员创造了简易提水工具
李社长创造了施肥器
我刘保管赶快创造大粮仓

丰产榜
东王社
河南沈丘县南杨集乡东王社青年队，五亩一分八厘玉米茬碧蚂一号小麦，平均每亩单产一千一百斤。
红星一社
河南沈丘县新安集乡红星一社孙楼青年队的十八亩八分小麦，平均每亩单产一千斤。
鹤冠社
浙江岱山县太平乡鹤冠农业社今年大麦空前丰收。
有四亩二分多丰产大麦，平均每亩达到一千斤。
鹤冠社在东海衢山岛上，自然条件并不好，大麦单位产量一直只有一百六、七十斤。
五一社
山西永济县五一社的一亩九分旱地小麦，每亩实产一千零六十八斤。
金星社
山西芮城县城关镇金星社有八亩丰产地，每亩实产一千三百斤（初打一次）。
福利社
山西河津县城关镇福利农业合作社的副主任刘子民，亲自培植的一亩零二厘四毫水地丰产小麦，6月07日在镇委会派人参加监督下进行了单收单打，结果每亩平均产小麦两千零六十二斤。

全力做好夏种
芒种已过，全国主要产麦区正是夏收大忙的阶段，而紧张的夏种也随之而来。
在做好夏收的同时，乘胜前进，及时地种好夏播作物，对于完成全年增产计划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全国夏播作物面积达六亿亩左右，约占全年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四分之一。
在这些夏播作物中，有一亿七千万亩左右的水稻，即全国水稻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要在这时候插秧；
有一亿二千万亩左右的夏甘薯和约占全国玉米面积三分之一的夏播玉米，将在麦收后栽插和播种；
此外还有大豆和不少的小杂粮、杂豆和油料、烟草等经济作物，也都在此时播种。
今年许多地方为了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耕地产量，扩大了复种间作的面积，双季稻、麦茬稻、麦茬薯等面积扩大得更多。
这些作物的栽插播种都需要较大的劳动量，并且要争取尽早完成。
而这个时期又是麦收和大秋作物田间管理工作繁忙的季节。
所有这些都说明，夏种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今年各地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为早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在水利条件较差的地区，还是必需作好思想准备。
在麦收之后如果天不下雨，应即进行抗旱播种，决不要存侥幸心理，等雨播种，以致延误了播种期。
历年来各地经验证明，决定夏种作物收成丰歉的关键是争取时间，尽早播种。
早种不仅可以保证作物有足够的生育期，有利于产量的提高，并且可以早腾茬口，争取小麦的适时播种或早耕秋耕。
农谚早有“春争日、夏争时”的说法，必须下决心争时间，坚决作到随收割，随即播种。
为了达到早种的目的，各地应该很好地总结推广群众中已有的好经验，改进与提高夏播作物耕作栽培技术。
在作物生长期中坚决做到保苗、保穗、保粒。
过去由于夏种时间紧，劳力、工具不足，一般种植粗糙，不施肥，不耕地。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大力提高夏播作物的耕作栽培技术，水稻要施足基肥，平整畦面，作到密植匀插；
甘薯要做好深耕起畦，分层施肥，壮秧浅插；
玉米要做到深耕保墒，施足底肥，早种增株。
其他如谷子、大豆等也必须深耕耙平，施足底肥，并加强对地下害虫的防治，保证苗全苗旺。
在夏种中要检查春种作物的生长情况。
除抓紧及时中耕除草和田间管理外，要开展一次查苗补苗运动，突击消灭二、三类苗。
夏种作物出苗后，也要立即抓紧时间全面检查，缺苗的赶快补种移栽，争取作到块块无断垅、垅垅不缺苗。
今年各地积肥的数量比往年有所增多，但是有些地区已经把大部肥料施到春播作物和小麦的田间，夏种作物的底肥并不充足，与增产指标的要求相差较多。
目前各地除了将积存的一部分肥料用于夏种基肥外，应该大力增积肥料，准备早施追肥。
今年夏种一个重要的特点，是黄淮流域地带的麦茬稻、麦茬薯将有大量增加。
这两项高产作物对于这些地区生产的跃进有重大关系，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力争完成种植计划。
在水稻方面，首先应该把秧苗管理好，检查一下秧苗数量是否符合本田需要，以便将来调剂秧苗。
其次要把畦埂渠沟作好，土地平好，肥料施好，宁使地等秧，不要让秧等地。
第3，要传授好插秧技术，普遍作到插秧稀密深浅适度，插得早，效率高。
在甘薯方面：
要加强采苗圃及春甘薯大田的管理，增施肥料，适时灌溉，以便供给更多的壮苗，满足扩种夏甘薯的需要。
今年夏种任务大，要求高，时间紧，又必须做到早种，劳畜力不足成为突出的问题。
因此必须及早作好劳畜力的安排，挖掘劳动潜力，做到男女老少齐出动。
对于可以在夏种前做的农活要集中力量突击完成。
对于劳动力的组织，应根据夏种工作中农活缓急，进行排队，根据工作需要和社员特长，分别组织夏种专业队，各负专责，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最近不少地方农业社举办了农忙食堂和临时托儿所，对于提高劳动效率和解决妇女家庭牵扯，很有帮助。
夏种中要组织共产主义大协作，动员一切力量来支援。
供销社、手工业社、运输业社都要与农业社互相配合。
县与县，乡与乡，社与社，山地与平原，粮区与棉区，城镇与农村，要在人力、畜力、工具方面相互支援。
城镇中的机关、部队、企业、学校的人员，在支援夏收以后，应继续帮助夏种。
供销部门还应该做好夏种的物资供应工作。
为了解决劳畜力不足的矛盾，还要大力推行工具改革。
不少地区最近突击赶制大批夏种农具，使运输更轻便，翻地更深，收打更快，灌溉也半机械化了，这就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各地都应当在这方面努力。
在夏种期间，虽然麦收将毕，但还未能作好分配，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作好农民生活安排，对于口粮不足和生活确实有困难的社员可以预分或补助一些粮食或贷款，使他们安心投入夏种。

实行粮食购销差额管理　促进农业生产更大跃进
山东改变粮食管理体制
本报讯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委员会最近发布了关于改变粮食管理体制的决定。
决定说，为了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有利于国家粮食购销状况进一步稳定，并简化每年核定产量和任务的繁杂手续，根据最近举行的全国粮食会议的精神，决定从今年开始将粮食管理体制改变为购销差额的管理办法。
省、专区、县（市）三级的购销差额（余额或缺额）确定后，五年内不再变动。
省规定的差额由各专区、县（市）包干负责。
根据这个办法，确定全省征购任务为六十亿斤。
这个数字一次包到社，五年不变，增产不增购。
决定考虑到山东省1957年灾情严重，农民底子较空；
照顾到今后大量发展牲畜、毛猪的需要，和适当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又确定1958年和1959年两年，每年可完成征购任务五十六亿斤。
而后三年，即1960年至1962年，随着生产的更大跃进，每年则要完成六十亿斤，以增加储备，以丰补歉。
关于农村粮食统销问题，今后要一年一定。
但是决定指出，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农村粮食统销量应当逐年减少，除遇有灾荒或经济作物特别集中的地区以外，一般地区应在两三年内做到只购不销。
在这一决定发布的同时，山东大众日报特以“让粮食包购五年不变的政策家喻户晓”为题发表了社论。
社论以上层建筑必须适应并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的原理，从根本上阐明了这一决定的适时和它的重大意义。
并且指出，这一决定的实行，不仅可以增加国家的粮食储备，同时可以增加农业社、社员的粮食积累。
因为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跃进，粮食产量年年增加，而国家征购任务则是一次定住五年不变，增产不增购。
这样，农业社增产的粮食，一部分作为社里的公共积累和储备，一部分可以分给社员作储备，逐步做到国家有余粮、社社有余粮、户户有余粮。
这对国家、合作社、社员都有好处。

引洮工程中的几个镜头
本报记者张鸣翟其寅
在通往各个工区的新修的公路上，扛着红旗、背着行李的民工们，络绎不绝；
满载各种建筑器材和给养的汽车、马车和牛车，争先恐后地疾驶着。
在工地附近村庄的石壁上和树干上，都张贴着激动人心的标语：
“要叫关山让路，让华家岭低头”！
“不修完洮河工程誓不还家！”
今年01月间开始踏勘线路，甘肃省水利局、铁道部第一设计院、辵州水电勘测设计院、定西专区党政部门，就抽出一百多个干部，组成了三个踏勘队。
他们冒着大风雪，翻山越岭，不到一个月，千余公里的踏勘任务就完成了。
踏勘以后，接着是测量设计。
这次参加的单位更多，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学校也派人来支援。
这支八百多人测量设计队伍，和踏勘时一样，热情奔放，在冰冷的河水里涉来涉去，在万山丛中选择最好的线路，仅仅两个多月，就完成了三百多公里的一段定线测量，从而使引洮工程提前开工。
今年动工兴建的三百多公里的渠道，估计需要一千四百多万元，除国家投资二百万以外，其余全由群众集资解决。
榆中县一位县委书记带头拿出七百元，陇西全县集资一百五十万元，有一位小学教师，把自己节省下来的三百元全部投入引洮工程。
很多群众表示，“困难一年，幸福万年”，因此能够拿出来的钱，都尽量投到这个水利工程上。
为了支援引洮工程，省级各机关，以及县、乡、社都展开了大规模的筹集物资运动。
省级各机关从自己的仓库中、办公室里共抽出二百五十多种约八千多件物资，交给引洮水利工程局，这个工程局没花一文钱就把摊子铺开了。
当引洮工程进行普遍动员以后，各农业社就展开了报名热潮，有的社几乎是100％的社员报了名。
抽出大批劳动力修水利，庄稼怎么办呢？
妇女们便提出要做到能耕地、撒肥、溜籽、使用播种机，把庄稼活包下来。

引洮河水上山，幸福万万年
中共甘肃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李培福
引洮工程是甘肃人民对干旱的一次决定性的围攻，工程完成后全省人民将基本上摆脱旱灾的威胁。
去年下半年以来，甘肃与其他各省一样，掀起了工业、农业及其他事业的大跃进，而水利事业跃进的最快。
武山县引水上山的东梁渠建成以后，给甘肃消灭旱灾打开了一条路，成为引水上山的一面光辉的旗帜，也显示了人民巨大的力量和智慧。
经过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干部和群众的革命思想解放了，拿东梁渠作榜样，掀起了水利建设的高潮，开展了水上山运动。
到目前为止，全省可浇地一万亩以上，引水上山的渠道已有一百五十余条。
水上山运动的特点是规模大、速度快、质量好、投资省。
在短短六个月的时间里，新修水地一千余万亩。
这时，甘肃省的水利事业已由小到大、由治标到治本、由局部防治到全面治理了。
就在这个基础上，一个更大规模的、引洮河水上山的工程计划诞生了。
这个工程比甘肃现有的最大的渠道大几十倍，计划两年完成。
“山上运河”千里长
洮河发源于甘肃省南部岷山的北麓。
几千年来，这条河一直踞高临下，奔腾向北，由岷县经渭源、临洮至刘家峡南面入黄河，全长五百余公里。
在很长的年代里，洮河东面的两千多万亩土地遭受旱灾的袭击，而洮河水却注入黄河流走了。
引洮河水上山的工程，就是要在上游拔海二千二百五十公尺的岷县的古城，把洮河水拦住，使它回头向东流，通过会宁县的华家岭到庆阳县境内拔海一千四百公尺的董志塬。
渠道面宽三十二公尺，底宽十六公尺，水深六公尺，水的流量为一百五十秒公方，干渠总长度为一千一百三十公里。
建成这条渠，不但可以灌溉二十三个县市的一千五百万到二千万亩土地，还可以利用水的落差发电和通过小型的船只。
因此，有人称这条渠为“山上运河”。
建设这条渠道的工程是艰巨的。
整个渠道要通过大山、丘陵，渠道的比高为二百五十至二百七十公尺，跨越沟壑的最宽处为六百公尺，最窄处为五十公尺。
这条渠道要通过石山一百三十四公里，打隧道五十孔，全长七十公里，最长的杨寒隧道为五点六公里。
整个干渠工程要挖土五点五四亿公方、石方二千四百万公方，加上支渠，工程量会更大。
建设这条渠道的技术是复杂的。
例如测量选线、开山劈岭、架设渡槽、打通隧道、机械化施工、修水库、选择水力发电站址、生产建筑材料等，困难很多。
从人力方面看，整个工程需要二十万劳动力不分寒暑连续工作两年，对人口稀少的甘肃来说，不能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在财力方面，初步估计整个工程需投资八千万元。
上述这些困难，都在甘肃人民革命的干劲下基本获得解决。
整个工程需要一千余名技术人员，我们已从三个方面着手加以解决：
一是集中水电、铁路、科学研究机关等方面的技术力量，并且把中级水利学校搬上工地，让学生参加施工，从实践中加以培养；
一是邀请黄河委员会、各高等院校给予技术上的支援；
一是训练了八百多名农民技术员，已分赴各工段工作了。
这样，全线已拥有技术人员九百多人，其中有工程师十余人，基本上可以保证顺利地进行施工。
修渠所需要的人力，全部由受益区的农民负担，四百四十万农民的热情是高涨的，他们决定抽出百分之十一、约二十万劳动力常年参加建设工作。
定西、天水两个专区和兰州市的群众，已集资一千二百万元。
工程需要的十万立方米木材可以经过清理林木解决，需要的水泥完全采用地方生产的低标号水泥。
许多县，已开始建立木器、铁活、石灰、水泥、炸药、烧砖等简易工厂，以满足工程的需要。
现在，省上已成立洮河工程委员会，统一领导这一工作。
引洮工程是甘肃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大跃进的一个典型的事例，它将给甘肃省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这条渠道的灌溉地区位于甘肃中部，这里是童山秃岭，沟壑纵横，年雨量不过二百多公厘，是全省最干旱的地方。
据历史记载，从1865年到1947年的八十三年间，发生大旱灾十一次，其中连旱二年的一次，三年的三次，四年的一次，素称“十年九旱”。
在这二十三个县市的八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两千多万亩土地、四百多万人口自古以来一直受着干旱的威胁。
建成这条渠，将给中部干旱地区的人民带来二千万亩水地、亩产四百斤的粮食、三十万瓩的电力、地方工业的繁荣、航运事业和水产事业、富裕的生活。
甘肃农业生产的最大敌人是旱灾。
既然在中部最干旱地区可以很快消灭干旱，改变大自然的面貌，那末省内其他地区战胜旱灾、改变自然面貌的工作，则不会遇到太大的困难了。
所以说引洮工程是甘肃对干旱一次决定性的围攻，工程完成后全省人民将基本上摆脱了旱灾的威胁。
事实上，引洮工程不仅仅具有经济上的重大意义，而更重要的还标志着共产主义思想在甘肃省取得了新的胜利。
当我们回顾甘肃解放后过去几年来向大自然进军的情况时，深刻的认识到思想革命的严重意义。
我们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改造客观世界，不仅要改造社会，而且要改造大自然。
人在大自然面前应该是主人，而不是奴隶，人能够认识和掌握自然的规律，改变自然的面貌，使大自然为人们的生活服务。
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了，只有广大人民成了社会的主人，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开始在世界上出现以后，人们才能够自觉地、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去掌握大自然的规律，有计划地、大规模地改造自然的面貌。
因为，只有在消灭剥削的社会里，才能大大解放生产力，才能有雄厚的力量去改造大自然。
正如恩格斯说的：
“随着人类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主人翁，他们也就以同样的程度成为自然界真正的和自觉的主人翁”。
然而，在1957年秋季以前，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认识上述这点的。
相反的，有些人的思想并未解放。
有些人在改变大自然面貌的革命任务中，表现了畏惧的情绪，他们过分强调甘肃省某些落后的条件，夸大了长期干旱、雨量稀少、童山秃岭等客观困难，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这就是“甘肃落后论”者在改造自然方面的认识论。
1956年春天，甘肃省委曾对“甘肃落后论”进行了批判，指出这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是阻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前进的绊脚石。
到1957年冬季，全省取得了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开展了全民性的整风运动，传达了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全省干部、群众中，长了共产主义的志气，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解放了革命思想，鼓足了革命干劲，掀起了工业、农业生产的大跃进。
这时，只用了半年的时间，新修水地即达一千多万亩，几乎等于解放后八年和解放前二千多年所修水地的总和。
引洮工程就是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革命取得胜利的具体表现。
农民的革命风格
引洮工程的计划所以能很快出现，而且一定能变成现实，还是领导思想上大胆革命的精神和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美好生活的革命愿望紧紧结合的结果。
甘肃人民解放以前素来贫困，在长期苦难的生活中，心里蕴藏着战胜自然灾害特别强烈的愿望，也曾表现出向自然进行斗争的智慧。
例如，在最干旱的地区出现的“砂田”，一直是干旱地区防旱的有效措施。
农民长期受到旱灾的折磨，也必然会在思想上留下对自然的畏惧，不能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力量的伟大。
但是，当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以后，党组织用社会主义思想去教育他们，使他们相信自己力量的时候，群众力量和智慧就会得到解放，显示出无与比拟的威力。
最贫困的人民，也是最富于革命性的人民。
甘肃的农民在向大自然进军的时候，表现出了革命的风格：
在困难面前百折不回，为消灭干旱不怕艰苦，对党的号召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忠诚，劳动中充满大胆创造的精神。
农民听说要修引洮工程，立即响应。
农民们给省里打电报说：
“只要把洮河水引上董志塬，要什么我们有什么”；
靖远县的许多农民自动集会，要求参加建设工作，大家表示的决心是：
“不见运河心不甘，水不入靖（远）不罢休”；
临洮县一个十四岁的小学生张裕福，为了支援这个工程，设计了水力火药碾药盘、杠杆起重机、滑轮起重机，可以使这些方面的劳动效率提高五到十倍。
过去几年来，由于甘肃的经济较为落后，有些事业又不能不办，因而我们在办任何一项事业的时候，始终是坚持走群众路线的。
例如，我们所修的大量水地，大都是依靠群众的力量完成的。
但是，像引洮工程，过去甘肃没有办过，工程本身遇到的困难又特别多。
在这个艰巨任务的面前，是否还相信群众的力量呢，有没有完成任务的信心呢，这对我们的干部是个考验。
在这个考验面前我们没有动摇，我们仍然相信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是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完成引洮工程的。
事实证明我们做对了，群众从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给我们以肯定的回答。
所以说，引洮工程，不但对我们干部进行了一次深刻的走群众路线的教育，而且是走群众路线一次伟大的实践。
当我们制订引洮工程建设计划时，也有些人不相信这个计划会变成现实。
我们将用胜利的事实去回答他们。
现在，一万多人已集中到工地，大规模的施工准备工作正在进行，6月初将全面开工。
我们决心在“苦战两年引洮上山，消灭干旱，幸福万年”的口号鼓舞下，在“书记动手，民办公助，全面规划，分期分段施工”的措施下，按期完成这一巨大的工程。
同时，发扬建设引洮工程的精神，组织更大规模的向大自然进军。
我们坚信，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加上不断学习其他省的先进经验，一定能够很快地改变甘肃的自然面貌，使农业生产更加繁荣。

村村设仓送粮上门
宣化改变划片按点坐等售粮制度
本报讯在整风的基础上，河北宣化县粮食战线上的全体职工本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把划片按点、坐等售粮的供应制度，改变为村村有仓，送粮上门的制度。
现在群众买粮不出村，节省了很多人工。
去年冬季深井等灾区村群众反映：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劳动人民、特别是灾区人民的救命政策，可是供应制度却是群众跑路受罪制度。
根据这个反映，县委在群众中进一步了解，确实灾区群众因买粮影响了生产，也影响着生活。
马圈粮点（灾区）供应十三个村一千零三户人家，近的十四里，远的达二十五里，每户平均每月买八次粮（灾区一次只买几斤或十几斤），1至8月份，到粮点买粮就用了二万八千多个劳动日。
调查中群众一致要求多设几个点，给些方便。
县委为解决这个问题，决定在深井片增加八个粮点，定期开仓，巡回售粮。
但粮食局干部说有四怕：
怕增加开支，怕群众抢粮，怕干部贪污，怕手续乱。
总而言之不相信群众。
勉强增加了六个，结果得到灾区群众拥护。
通过整风批判了四怕思想，半月多时间全县三百五十二个村子建立了粮仓，买粮不出村，送粮到户。
村村设粮仓，不但便利群众，而且在整个农村供应制度上起了一种政策性的变化。
从现在看，除中心粮库外，一乡设三个粮食干部即可，比原来减少干部50％。
有些村供应量小或只有交换粮业务，可与社仓统一起来，干部定期巡回开仓，也帮助社仓做到“十无六好”，传授科学技术。
这样粮食统销政策更全面具体深入人心，使粮食工作更具体地做得多快好省，来支持与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
宣化县的做法，现在看来有六大好处：
一、干部更能深入地宣传贯彻粮食政策；
二、保管技术下了乡，帮助农业社学会科学的保管技术；
三、能随时随地摸清群众在粮食上的思想情况和粮食底码；
四、投机倒把粮商粮贩黑市活动彻底堵塞；
五、粮食干部参加了中心工作，学会农村工作方法，专与红统一起来；
六、与供销社、信用社互相支援，消除了过去一些扯皮现象。
（史庆祥）

消灭三类麦要从头抓起
陕西从总结经验中提出八项措施
本报讯陕西省各地最近在总结今年小麦丰产经验，安排明年小麦生产的会议上，提出了明年要消灭三类麦田。
陕西省的三类麦田约占全省麦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左右，三类麦株数少，麦穗小，颗粒少。
这种现象严重影响着陕西省小麦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
各地在讨论消灭三类麦的时候，归纳出形成三类麦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整地保墒差。
好些地区三类麦多数是回茬麦，回茬地犁得浅，耙磨次数少，保不住底墒。
第2是施肥少，特别是施基肥少。
据长安、华阴、洛川、黄龙等二十一个县统计，去冬施基肥的麦田共三百六十二万多亩，约占上述地区麦田总面积47％，其中未施基肥的多数是回茬麦田。
第3，播种量少，播种迟而且粗糙。
去年三类麦每亩下种十一、二斤，比一般的麦田少五斤至十斤。
陕北、关中和陕南等地的三类麦田的播种时间，一般迟了十天到十五天。
例如关中平原播种工作在霜降前就结束了，而去年竟延长到立冬；
陕南地区气候比较暖，小麦播种工作应在立冬前结束，而去年迟到小雪以后。
陕西省流传的农谚是“谷要锄成，麦要种成”，但是，三类麦田的播种工作却恰恰相反，种的十分粗糙，使小麦得不到一个良好的发育的环境。
根据这些原因，各地提出解决三类麦应该从头抓起，并且在作业技术要求上和其他麦田一视同仁。
具体措施是：
一、全部麦田实行深耕，在夏季深翻地运动的基础上再来一个秋季深翻地运动，并充分利用铁锨深翻、拖拉机深耕和双轮双铧犁套耕。
二、全部实施基肥，平均每亩施基肥一万至一万五千斤。
三、用六六六药粉进行土壤处理，彻底消灭地下虫害。
四、全部播种良种，并用药剂拌种。
五、全部实行条播密植，每亩下种量提高到二十五斤至三十斤。
六、有灌溉条件的麦田全部进行灌溉，一般的灌溉三次。
七、所有麦田追肥二至三次，有些县（市）提出追四次以上，每亩施肥量五千至八千斤。
八、全部进行中耕、拔草和碾磨。
为了保证实现上述各项措施，各地都提出了“一早百早”的口号，要提前进行小麦播种前的准备工作。
例如有些县已经计划提前开展积肥运动和推广新式农具，并且普遍采用边收秋、边施肥、边整地、边播种和边打畦等工作法，使小麦播种工作提前十天左右完成，基本上消灭三类麦田，提高小麦单位面积产量。
如果以三类麦赶上二类麦田的产量计算，每亩将增产一百多斤，仅关中地区的三类麦田就能增产三亿多斤。
如果三类麦赶上一类麦（一定有很大一部分赶上一类麦），产量将更高。
据估计明年还会出现三类麦田，但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措施，这种小麦已经是新基础上的三类麦，而且这种麦田的数字将比过去减少很多。
（朱波）

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农民昼夜突击
夏种进度势如奔马
本报讯目前主要产麦区，沿江和黄淮地区的广大农民，紧接着夏收正在昼夜突击夏种。
今年各地夏收十分迅速，一般比往年收割期缩短了六、七天，夏种的进度又快。
到6月10日止，安徽省中稻比去年同期多栽五百二十多万亩，夏玉米播种比去年同期多三十二万亩，甘薯栽插比去年同期多一百零五万亩。
河南、陕西、江苏等省很多农业社提出了“晴天抢收，雨天抢种，日夜不闲，争取丰收”的响亮口号，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掀起了夏种的高潮。
有农民反映今年夏收夏种的进度说：
早上麦一片，
中午全不见；
喝完一杯茶，
绿秧栽满田。
为了争取夏播作物的丰收，许多地区积极进行了翻地、施肥，提高夏种的质量。
河南省南阳专区已种的一百八十三万亩晚秋，其中一百七十多万亩，每亩施底肥一万三千多斤，南召、桐柏等县基本消灭了板种白地。
长葛县抢种的七万多亩晚秋作物中，有四万六千亩，每亩平均施底肥二万斤，并有二万八千亩作到了深翻，一万七千多亩进行了犁地播种，部分并结合深翻进行双层施肥。
为了争取早种，各地及早做好了劳动规划，提高出勤率，推广先进工具，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
在夏收前，还做好了物质和技术等准备工作。
安徽省在夏收前，有二千八百八十万亩地所需的肥料已经送到地头，共送粪五百四十一亿担，占应送粪数量的70％左右。
山东省宁阳县在夏收前把三亿多斤底肥送到地头，并检查和翻晒三十多万斤种子，修好农具一万九千多件，训练了一千多名播种手和技术员。
此外，各地机关干部、军官、士兵、教师、学生和城镇居民都大力支援了夏收夏种。
在夏种中，今年很多地区在水利、肥料条件改善的基础上扩大了复种面积，山西省计划扩大夏季复种面积九百万亩，晋城县四十一万亩麦田将全部进行复种。
陕西省朝邑县今年麦田复种面积决定在去年54％的基础上扩大到70％，三原县计划扩大麦田复种二十三万多亩，进一步合理利用土地，发挥耕地潜力。
（附图片）
四川郫县幸福二社小春作物获得丰收以后，社员们争取秋季大丰收的信心更高。
这是社员们在进行早稻中耕锄草。
新华社记者张齐才、孙忠靖摄

促进黄金生产
冶金部在桂林开现场会议
新华社桂林13日电解放思想，依靠全党全民开采金矿，黄金生产就能大跃进。
这是冶金工业部最近在广西僮族自治区桂林市召开的全国黄金生产现场交流会上总结的经验。
经验表明：
凡是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打破技术神秘观点，加强领导，全面规划，轻装上马，遍地开花的地方，黄金生产就能发展快，投资少、收效大、产量高、成本低。
去年07月以前黄金生产几乎停止的山东省，由于批判没有专家不能开采金矿的迷信，鼓起了开采黄金的积极性。
到目前止，全省开采金矿的县份由原来的一个发展到三十四个。
广西僮族自治区自贯彻全党全民办工业的方针以后，全区各族人民掀起了报矿探矿的热潮。
目前全自治区已经有三十二个县恢复和开始了黄金生产。
在发展黄金生产中，许多地区的矿场采取因陋就简，就地取材，从低级到高级的办法来克服设备困难。
这次现场交流会议是从7日到11日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山东、河北、黑龙江、四川、广西等十六个省、自治区的代表。

含油轴承
含油轴承是用粉末冶金法制造的。
它是多孔性海绵体状，中间的细孔、借毛细管作用相互连通，可直通表面。
在使用的时候，由于轴在轴承中旋转，而使轴和轴承接触点的一面，呈半真空状态，从而将海绵体内贮藏的油，经毛细管作用而吸至轴承表面，润滑轴和轴承的摩擦面。
轴开始转动的时候，由于接触处金属摩擦的结果，使轴承发热而膨胀，但因油的体积膨胀系数比金属大，能把海绵体中的油压到轴承表面，润滑摩擦面，轴停止转动后，轴承温度逐渐下降，表面的油就重新被吸入海绵体内。
所以又称为自动润滑轴承。
含油轴承的发明已有十多年历史，苏联、美国、德国和日本等都在研究扩大利用范围；
苏联正在研究把它用于二十瓩的电动机、机床、汽车、拖拉机、柴油机、纺织机械和农业机械等各方面。
目前世界上制造含油轴承的方法大体上有两种，一是用青铜作原料的青铜含油轴承，一是用氧化铁皮和石墨作原料的铁石墨含油轴承；
华北无线电器材厂现在试制的是后一种。
（韩凤麟）

安装鼓风机的时候
本报记者冯健
武钢一号高炉蒸汽鼓风机站的厂房，入夜电灯烁亮。
铿锵的响声，从窗子里冲出来，朝着工地飞扬，和高炉上风铲哒哒的啸叫交融在一起，震耳欲聋。
这里正在安装两台我国最大的鼓风机。
虽说几十个安装工人当中，只有四个人干过这种安装活，但是，他们正在创造一个奇迹：
鼓风机比鞍钢的大两倍，安装工人比鞍钢却少二分之一；
速度要超过鞍钢，四个月同时安好两台，创造全国最高纪录。
这两台鼓风机是从4月01日开始安装的，计划在8月01日竣工。
工人们冲天的干劲，豪迈的气概，已经成为武钢工地向前跃进的一个榜样。
但是，在两个月前，当鼓风机还没有开始安装的时候，这里却发生过一次小小的风波。
那时候，大跃进的喜讯随着春风吹遍了武钢工地。
一号高炉工地上，人喊马嘶，紧张非凡。
一天，卷扬机站给鼓风机站送来了一份挑战书。
安装鼓风机的钳工们合计了一下，应战了。
他们保证：
两组钳工，五个月把两台鼓风机安装好，向高炉送风。
钳工们兴冲冲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工长陈福堂，没料到，陈工长把脸一沉，只冷冷地说了声：
“好啊！
讨论讨论再说吧”，就拔腿找党支部书记王长余去了。
陈福堂是共产党员，来武钢工地以前，他是鞍钢赫赫有名的胡兆森工段的一个工长。
胡兆森工段在鞍钢安装过十几台鼓风机，创造过多次全国新纪录，成了全国闻名的先进青年工段。
段里常年挂着镶有金色丝穗的大红奖旗。
这次的两台鼓风机，陈福堂他们工段本来打算调四组钳工，五个月安完，因为工人调不来，问题还悬着，陈福堂已经十分焦急，现在听说两组钳工五个月就要同时安完两台，比胡兆森工段的最高纪录还快很多，心里越发不安起来。
他急匆匆地跑到党支部，满肚子怨气地问王长余：
“他们只知道赶工期，也不管有多少困难，将来完不成任务谁负责？”
王长余看陈福堂这样，又好气、又好笑，就反过来问了一句：
“依你看，都有什么困难？”
陈福堂一口气举出了三大困难：
第1、工人少，技术级别又低，不够用；
第2、厂房场地狭窄，两台不能一齐干；
第3、天车只有一台，两台同时安装，就要打架。
最后，特别加重语气说：
“要是工人们把这三个问题解决了，我赞成干；
要是解决不了嘛——干脆，照老计划干。”
说实在话，陈福堂说的这三大困难都是事实。
但是，王长余了解陈福堂的心事。
在鞍钢胡兆森工段的时候，荣誉、夸奖老跟着他；
从东北来到武钢工地，他还常常鞭策自己要干得更漂亮点，不要丢了先进工段的脸。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有时候甚至已经有点害怕困难，逃避困难。
今天，一号高炉需要鼓风机提前送风，安装遇到了困难，难道墨守陈规、畏缩不前，就能保住过去的荣誉吗？
王长余想到这里，对陈福堂说：
“困难确是不少，可你当工段长的，应该以身作则，跟大家一起想办法克服困难，不能往大家头上泼冷水。”
陈福堂走后，他马上通知召开全工段群众大会，发动大家来讨论这件事。
群众大会在晚饭后开了。
陈福堂在会上又提出了那三大困难。
但是，他的话刚刚落音，工人们就议论开了。
钳工组长刘振富，跟陈福堂一起在鞍钢工作过。
他第1个站起来说：
“陈工长说人手不够，这是用老皇历办事，没有把咱们工人的革命干劲算进去，”话还未了，另一个钳工马杰就插进来说：
“人少不要紧，忙的时候，我们把行李扛到工地来住，白天黑夜连着干，这不就得了。”
五十多岁的老架子工孟庆堂，也紧接着打趣说：
“好哇，都搬到工地来住，才能使上劲哩。
我这老头子，是没有拖后腿的人啦，你们年轻小伙子，可要掂量掂量啦。”
孟师傅喜眯眯的那副相，逗得大家都笑起来，齐声说：
“好，好，搬到工地来干哪。”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句句打动陈福堂的心。
特别是马杰，过去从鞍山到兰州，总爱调皮讲怪话，别人都斜着眼瞅他。
今天变得这样积极，陈福堂一点也没想到。
陈福堂心里热呼呼的，可是还拿不定主意，有些怀疑，正想着，老架子工孟庆堂的话打断了他的思绪。
“陈工长耽心场地狭小，这问题也好办。”
孟庆堂说：
“在鼓风机站厂房楼下，开拓一个预拼场，先拼装，再吊装，就行了”。
另外几个工人接着说：
再在厂房外边搭一个临时工棚，清洗小机件；
这样楼上楼下，厂内厂外一齐干，能避免现场拥挤。
两大困难已经迎刃而解，这时，只剩下陈福堂的第3个难题：
一部天车，两个组同时使用，到底会不会打架呢？
“根本不会打架，”刘振富一边看着另一个钳工组长郭洪儒，一边说：
“我们两个组可以倒班干，歇人不歇马，我跟老郭轮流使唤天车，他们白天用，我们就晚上用；
他们晚上用，我们就白天用。
你说行吗，老郭？”
郭洪儒连忙笑着答道：
“甭提了，就像哥俩干活，没有不好说的。”
陈福堂听着，脸上一阵阵发热。
这些看来简单的道理，为什么自己当工长的就没想到？
到现在，他才发觉自己对工人并不算真正了解。
过去，在鞍钢跟工人们一起创造新纪录的时候，他亲眼看到过工人们的经验、智慧有多么深广，却远远没有今天感受得这样深刻。
他越听越感到惭愧，越听也越感到兴奋。
工人们大胆、豪爽的发言，使他心里也豁然开朗起来。
在鞍钢的那些日子，安装一台台鼓风机的往事，在他脑子里一幕一幕地翻腾着。
他忽然想起一个加快安装速度的办法。
但是，他并没有马上说出来，却故意问道：
“大家再考虑一下，两台鼓风机，四个月能不能安完？”
这猛地一问，大家都怔住了。
几十双眼睛直瞅着钳工组长刘振富，——他正低着头在合算呢。
刘振富想，安装三个月，调整试车一个月，可能紧一点，也差不多……。
有了八、九分把握，刘振富于是站起来说：
“大家加点劲，四个月能干完！”
会场上顿时活跃起来了。
架子工、铆工、电焊工、钳工，一个个喜形于色，跃跃欲试。
唯独配管工人们面面相觑，在那里发愁。
配管工组长谢德祥说，按照老规矩，配管工的活总得跟在钳工后头，等钳工把鼓风机主体安完了，配管工才能进场。
到那时候，横竖只剩下月把功夫，天大的本领，也安不完两台鼓风机的管子。
这一说，会场又乱了套了。
有的说，看来非增加工人不可；
有人主张延长工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时，陈福堂才慢吞吞地说出自己的计策来。
“我有一个主意，保证四个月把两台鼓风机安完交工。”
陈福堂胸有成竹地说：
“我们把历来安装鼓风机的老规矩打破，把安装顺序颠倒过来，先安透平机、鼓风机的辅属设备，再安它们的本体，这样就能让配管工提前进场，跟别的工种平行施工，这等于净赚两、三个月的时间。
不过，常规打破了，我们必须同时采取严格的层层检查制度，保证工程质量。”
工人们起初鸦雀无声地听陈福堂说着，继而就吵吵嚷嚷地欢跃起来了：
“好，好，‘八一’一定交工！”
“坚决保证优等质量！”
……
现在，两台鼓风机安装得很顺利，工人们的计划有很大可能会提前实现。
他们大都搬到鼓风机旁边来住了，晚上常常要党支部书记催促才去睡觉。
陈福堂和工人们都怀着一个雄心，一定要在这次安装中，跟胡兆森工段争夺先进青年工段。
一场争论的风波过去以后，陈福堂又去找党支书王长余谈心。
他说：
“遇事找群众商量，真是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工人们智慧这样大，干劲这样足，还怕赛不过鞍钢胡兆森工段？”

介绍鄂城县旭光第1农业社经验
怎样办好社营工厂？
——介绍鄂城县旭光第1农业社经验
逢剑
农业合作社办起小型工厂之后，怎样才能管理得好？
湖北鄂城县旭光第1农业社已经提供了一些良好的经验。
旭光第1农业社在今年春季，没有伸手向国家要钱、要人、要机器，在一个多月内用穷办法、土办法办起了三厂（颗粒肥料厂、农具制造厂、农产品联合加工厂）、五站（农业机械站、交通运输站、沼气发电站、卫生保健站、工农业科学研究站），这些厂、站已经制造了五万斤颗粒肥料，制造和修理了四百多件各种农具、工具。
联合加工厂也开始磨面。
旭光一社今年由于农副业产值比去年增加将近两倍，缺少五万多个劳动日，办起了三厂、五站后，劳动力不缺了。
旭光一社在办起了三厂、五站后，社里的党支部和管理委员会把全社划分为农业、企业、工业、财经四条战线，每条战线有一个副主任领导，社主任掌握全盘工作；
因此全社以农业生产为主，作到了事事有人管，件件有安排。
接着，这个社根据农业生产需要，制订了各厂、站今年的生产计划，并按照农时季节，订出分段执行的任务和要求。
例如在紧张的夏收季节里，旭光一社提出抢收、抢打、快运、快藏，农具厂就提前三天修理、制造了三百多张镰刀、锄头，修理、安装了七十多部喷雾器、中耕器和安全自动喷雾车，还组织了修配小组，巡回田间修理农具；
农业机械站保证在十天内突击完成小麦脱粒；
肥料厂赶制了颗粒肥料，保证每亩棉田追蕾肥期间施足五十斤；
加工厂则日夜为社员加工面粉；
各厂、站的生产紧紧地配合了夏收季节的生产需要。
旭光一社各厂、站的干部、工人，都是亦工亦农，他们形容自己是“下田一身黄泥，进厂双手油泥。”
肥料厂、农具厂和联合加工厂的厂长，都学会了几种生产技能，和工人同样劳动；
各厂的工人，也是下田就是农民，进厂就是工人。
农业社在安排生产和劳动力时，也都服从农业生产的需要。
插秧忙时，各厂的工人，大都下田插秧，过了插秧季节，又回到工厂生产。
各厂、站工人的工资，除了少数下放到农业社的拖拉机手是按月工资制以外，都是按照农业社记工分的办法和农民同样参加分配。
如抽水机手的工作固定，就采取常年包工的办法；
颗粒肥料厂的产品固定，就实行按件计酬；
农具厂和联合加工厂实行按级按时记工等；
这些工厂的工分不过高于农业社社员的收入，也不低于社员的收入。
因此，工人和社员们都满意。
旭光一社管理委员会认为，社里的厂、站必须有农村的制度，不能搬用大厂的制度，因而研究建立了一套简便易行、适用于农村和农业生产的制度。
各厂、站的生产时间完全和农业生产一样，什么时候有问题，就什么时候解决，而不是规定八小时工作制。
工人的福利和劳动保护除了必需的手套由农业社发给外，其他和农业社员一样。
各厂、站的领导干部都参加农业社的管理委员会，了解农业社每一阶段的生产计划，听取社员的意见，布置和改进厂、站的工作；
各厂、站订出的产品检验、材料入库、领料等制度，也是简单易行的。
旭光一社的厂、站，一个多月来，对农业生产真正起到了推动作用，因此，社员们歌颂自己的工厂说：
“加工厂，日夜忙，机动磨，轰隆响，磨的细面像白糖，节约劳力一万多。”
“肥料厂，日夜干，蕾前造肥要五万，保证棉麦增了产。”

提高工业生产水平支援农业生产
南京建立城乡生产技术协作网
本报南京13日电本报记者张竞报道：
南京市的一百多个大、中、小型企业，已经建立了全面的城乡生产技术协作网。
这个协作网包括全市工业和邻县农业、工业、手工业。
参加这一协作网的各单位，通过全面长期的生产、技术协作活动，将要大大加速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更好地支援农业生产。
这个大协作网有四条主要协作线，现在各条线都已积极展开了协作活动。
第1条协作线是全市十三个主要的机械、化工和水泥厂帮助邻县江浦、六合等六个县建立六个适应农业需要的农业机械修配厂。
由一个或两个厂包干一个县，包括提供设备管理干部、技术人员的配备、培训和承担各县、区农业机械大修理业务。
现在各工厂已积极准备在第3季度内为六个县配齐六十三部机床，培养和配备二百个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
汽车制配厂、南京机床厂的党委书记和厂长都亲自到县里去，帮助研究设计和安排建厂的筹备工作，打算提前在6月底以前把溧水、句容两个县的农业机械修配厂基本上建立起来。
为了帮助县乡工业迅速发展，全市又从自己迫切需要的物资中，调出中炭钢和元铁十二吨、水泥数十吨，以及各种工具、零件或零星器材近万吨，全力支援各县办工业。
各县在支援城市方面也尽了义务。
江宁县将自己新冶炼的二百吨生铁，供应了南京市；
句容县提供铝矾土矿石供应南京市作耐火材料的原料；
六合县也将大量供应各种蔬菜，支援大厂镇工业建设。
这种厂和县之间的固定协作，将大大促进城乡工农业的加速发展。
第2条协作线是全市主要产业的大、中、小企业组织起来的。
他们将按系列产品进行协作，采取以大带小，小、大结合，“母鸡生蛋”的办法，进行产品分工，组织生产技术的经验交流，解决互相之间日常协作的问题。
现在全市按产业性质已经编成机床制造、电机、仪表制造、电讯、农业机械、造船、采掘、陶瓷、化学、纺织等十条“辫子”，每条“辫子”，都指定一个核心工厂挂帅，负责该产业的规划。
大自几千人的大厂，小至三、四个人的修理小组，都被组织进来，这就便于在全市范围内调整技术力量、平衡产品布局，更充分地发挥现有工业的潜力和作用。
第3条协作线是组织有关老厂包建全市几项主要的新建项目。
这些老厂要从设计、施工、安装一直到投入生产，连同管理干部、技术人员配备、培训以及投入生产后的技术指导等全部负责包干到底。
如有着悠久历史的永利宁厂现在正在为新建的小型化肥厂与硫酸厂进行筹备工作，这就可以大大加速新建项目的进度。
第4条协作线是对几种技术比较复杂的新产品，组织全市技术力量进行全面的技术协作，以加快这些新产品的试制过程，保证及早投入生产，并且通过这种技术上的协作，提高全市工业生产水平。
最近，南京市二十多个机械工厂，正在通力协作试制两套七百五十瓩汽轮机，支援农业电气化。
这种汽轮机技术要求较高，南京市过去从来没有做过，如果由一个工厂或几个工厂来承担，是不可能完成的，而建造一个专业的汽轮机厂，需要几年的时间和很多资金。
因此组织全市有关工厂和技术力量通力协作，就成了贯彻多、快、好、省方针的唯一有效的办法，现在这部七百五十瓩的汽轮机正在紧张试制，二十多个机械工厂和其他协作单位的职工，决心争取在10月以前完成，向国庆献礼。

斗争是经常的
吴滤
过去几个月里，工业部门的右倾保守思想，经不住广大职工群众用无数张大字报和千万个新纪录、新创造的猛攻猛打，已经宣告败北了。
促进派高奏凯歌，规划一次比一次更宏伟，指标一次比一次更先进，千万人的劳动大军正把一个个规划、一项项指标付诸实现。
在这种万马奔腾的胜利形势下，有些同志以为右倾保守思想再也不存在了，“形势逼人”，谁还敢再沾右倾保守的边？
我们说：
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了。
且不谈即便是在促进派高奏凯歌，右倾保守思想宣告败北的时候，也还有半信半疑的“观潮派”和“随大流”的人；
就是在高插促进派红旗的地方，随着运动的发展，随着新的困难的出现，也会不断地出现新的右倾保守思想。
谁若不信，请看今天本报发表的重庆市和广州市工业大检查的新闻。
以为右倾保守思想既经打倒，就可以“一劳永逸”，再也不会产生，从思想方法上说，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
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是“不断革命”论者。
在我们看来，世界上并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
永久性的工程看来是“一劳永逸”的，其实一切永久性的工程都需要不断维修，而且都只有一定的保险期。
思想领域的事情更是如此。
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像洗脸一样地经常进行。
右倾保守思想在这一回合中败北，在下一回合中还会再起，绝不可能“一劳永逸”，这就需要我们不断革命，不断同它作斗争。
为什么右倾保守思想这样顽强呢？
这是因为右倾保守思想不是什么“身外之物”，决不是你不敢沾边，离得远远的，因而就可以“免疫”的。
右倾保守思想是主观认识落后于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们知道，存在决定意识，主观是客观的反映，社会物质条件的发展总是先于意识形态的发展，人们的主观认识也常常是落后于客观实际的。
客观世界不断地发展着，旧的事物不断地为新的事物代替，在这种永无休止的客观事物的运动中，有些人努力使自己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的发展，洞察客观事物的规律，利用这种规律来改造客观世界，让客观世界为人民服务。
这就是“力争上游”，这就是促进派。
但是，在客观事物的发展中，也总有一些人的主观认识不能完全反映客观的变化，“用老皇历看新事物”，右倾保守思想就不由自主地附在他们身上。
不管这些人多么的不情愿，多么坚决的否认，一旦思想落后于实际，主观同客观发生矛盾，就不可避免地陷到右倾保守的泥坑中去。
思想落后于实际，主观同客观矛盾，是社会生活中永远的现象。
我们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能够树立这个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使思想符合于实际，主观符合于客观。
同右倾保守思想作斗争，就是通过具体的斗争，帮助有右倾保守思想的同志赶上客观形势的发展，保证我们的建设事业不断地跃进。
但是，在任何时候，人们的认识也不可能完全一致，特别是在新旧事物的交替中，在客观事物由量变向质变发展的时候，总有些人的主观认识会落在后面，总会有右倾保守思想；
因而我们同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总是经常的。
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能不断地跃进。

滚珠轴承的代用品
一种可以代替滚珠轴承的重要新产品——铁石墨含油轴承最近华北无线电器材厂试制成功并开始生产。
它将为我国轴承的生产和供应开辟了广阔的园地，对于解决目前我国大跃进时期滚珠轴承供应不足的困难和节约钢材方面将起到巨大的作用。
这种含油轴承的生产过程和技术并不十分复杂，只是把轧钢厂轧钢时产生的废物——氧化铁皮用球磨机磨成粉末，再和石墨粉混合一起，再经过压制、成型、烧结、浸油、研磨等工序就做成了。
这种含油轴承由于原料是轧钢废料，成本低廉，每套只需三角至七角，而同样规格的滚珠轴承，每套要三元至四元。
这种轴承可以代替二十五种不同规格的滚动轴承，青铜轴承及锡锑巴特轴承，现在已在电机、摩托车、汽车、自行车等方面试用，这个厂今年计划生产一百五十万套供应全国应用。
（李宝玉）

用土办法建设的自来水厂
孰子凡摄（新华社稿）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发电厂的职工用土办法建起一座自来水厂。
他们用当地的楠竹做自来水管，用木桶代替水塔；
抽水设备是利用电厂的水泵装配成的。
两年前，州人民委员会曾准备投资四万元要求这个厂修建一座自来水厂。
当时，技术人员认为缺乏钢材，投资太少，没有接受这项任务。
现在只花二千元，就建立起来了。
上图：
自来水厂外景。
左图：
市民用到了廉价的自来水。

第一拖拉机厂连续突破计划指标
将提前制出“德特54”拖拉机
本报13日电本报记者张健虹报道：
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的职工在中共“八大”第2次会议胜利闭幕后，表示要以实际行动响应会议的伟大号召，加速制造出“德特54”拖拉机来，作为今年国庆节的献礼。
今年是拖拉机厂进入边建设，边调整生产，边试制的工作量最大的一年；
同时还额外地承担了一千二百台小型拖拉机制造的临时任务。
01月至5月上半月，这个厂的职工，在整风运动中，连续突破计划指标。
工具车间，4月里制出了拖拉机上用的一千四百四十六种工件，几乎等于1、2两月生产工件的总和。
装配“德特54”拖拉机需用的八千种量具刃具，现在已完成六千种。
此外全厂职工还创制了十几种新的工卡夹具，对于提前出拖拉机，提高产品质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现在职工们又根据“八大”二次会议精神，要求自己在既得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贯彻多快好省，进一步实现技术革新。
（“德特54”拖拉机是一种烧柴油的、履带式农业通用拖拉机，它的发动机的功率为五十四马力。
这种拖拉机既可以拉犁，又可以播种。）

重庆广州大规模检查工业生产
及时批判新的保守思想
本报重庆12日电
重庆市从5月中旬开始，组织了一支包括干部、老工人、积极分子等两万人参加的队伍，群众参加的有一百万人，展开以工业为重点的生产大检查，主要是检查贯彻总路线中存在的新问题。
检查团一边传达、宣传“八大”二次会议的精神，一边根据总路线精神解决新的矛盾，发现最主要的问题是新的保守思想又抬头。
目前与保守派斗争是第2个回合。
第1个回合是双反，斗争的结果是多数把指标拉上去了。
但仍有一部分人对跃进指标抱年终算账的态度。
个别人甚至冷眼旁观，想借完不成计划把指标拉下来。
总的是具体措施跟不上，有的是生产跃进太快，措施来不及，有的是原来措施不具体，需要增加或补充，没有及时解决；
有的满足于轰轰烈烈的场面，原来就没有什么措施或想依靠国家投资、增加设备、人力来完成任务。
因为措施跟不上，在设备、原料、人力供应等方面有不少困难，因此相当一部分干部产生畏难情绪。
“促退派”就出来散播一系列怀疑论调。
检查团展开了反击保守派的尖锐斗争。
“八大”二次会议决议和总路线的提出是反击保守派的有力武器。
经过摆事实、讲道理，重点批判了一部分干部中见难而退、想“下马”的右倾保守思想。
市委决定凡是没有特殊的重大的和不可克服的困难，跃进指标一律不准更动（只准“上马”不准“下马”）；
同时抓住整风和深入贯彻总路线这两个环节，加强具体帮助，大搞措施、大搞协作和技术革命。
目前情况已根本转变，保守派已再一次低下头去。
由于传达了“八大”第2次会议的精神，继双反之后再一次出现了新的生产热潮。
如重庆第3钢铁厂，在检查之初，今年钢产量定七万吨，检查组把这个指标交群众讨论，工人提出只要书记挂帅，厂长出马，解决新建平炉和热装两个关键问题，有把握完成十二万吨。
现这个厂已把生产指标修订为十万到十二万吨。
西原电机厂、治华机器厂5月上半月只完成月计划10％左右，经过辩论，增加措施后，超额完成了5月份计划。
本报讯广州市原来只有少数厂能在今年上半年完成全年跃进计划的50％，现在已经有绝大多数厂有信心完成或超额完成跃进计划了。
这是在中共广州市委组织的红05月工业生产检查团，在检查全市工业生产系统在大跃进中出现的新的右倾保守思想后所取得的效果。
广州市的工厂在整风运动中，订出了今年的生产跃进计划，职工们情绪高涨，生产节节上升，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工厂的领导干部却开始满足于已有的成绩。
前一时期，当许多厂普遍发生资金、厂房、设备、劳动力、原材料不足等困难时，厂的领导干部没有发动群众积极勇敢地去克服，而是等待上级出钱出力来解决。
这种思想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当时有相当一部分工厂认为上半年无法完成全年跃进计划50％的指标。
中共广州市委组织的检查团采取“务虚”和思想交锋的办法，克服领导干部的右倾保守思想。
如中共南区委员会召开了全区厂长、党支部书记和少数工人参加的干部会议，对怎样搞好当前生产的问题进行鸣放辩论。
全区厂房、设备最好的联光布厂产品质量很差，次布率达到5％，但是这个厂的领导干部却在鸣放会上说：
领导上愿意跃进，但是工人和干部害怕跃进，因此质量提不高。
条件比这个厂差得多的二联布厂的干部，在会上介绍了由于充分发动群众想办法，使次布率由10％降到0.13％，驳倒了联光厂领导干部的说法。
经过辩论检查，联光厂的领导干部认为主要是领导上不深入发动群众、安于现状的右倾思想作怪，回厂后就立即发动群众想办法，结果工人们在几天内就提出了几十件合理化建议，现在次布率已经降到0.5％。
开会前，全区一百一十九个厂中有60％的厂不能完成上半年计划，通过辩论，除少数限产的工厂外，绝大多数厂的领导写了保证书，表示有信心完成上半年的计划。
缺乏厂房、设备、劳动力、原材料和资金，一定要上级给人给钱才能解决吗？
不然。
检查团发现有些厂缺少的物资设备，却是另一些厂所多余的东西，甚至一个厂内部也有这种情况。
检查团就组织各单位相互调剂协作，使全市好几百家工厂和手工业社解决了困难。
检查团同时深入各厂，发动群众献计，展开技术革新运动。
如检查团在广华印染厂发动群众采取加宽印染布的花框等办法后，不但可以补足上个月的欠产数字，而且可以超额完成第2季度的生产任务。
南区各工厂的职工发动起来后，在5月份提出了合理化建议三万多条，比今年头四个月的总数还多。
有些合理化建议实行后，使得设备不好的工厂也生产出达到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

中国福利会二十年
1958年06月14日，是中国福利会的二十周年，中国福利会从1938年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开始，经过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解放后到现在，二十年来，在它的创办人和领导人宋庆龄先生领导下，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和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中国福利会二十年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1938年06月至1941年12月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的时期：
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凶焰，在蒋介石军队迅速溃退后，疯狂向中南地区进攻，民族危机深重。
宋庆龄先生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坚决支援抗战，在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同盟。
它的主要工作是支援抗战，向全世界报道中国人民抗战的情况，争取国际爱好和平正义人士的同情，并筹募款物，进行对医药、儿童保育、工业合作社等援助，以支援抗战。
尤其是将筹得的款物，大力送往八路军和敌后解放地区。
当时，解放区医疗工作很困难，西药及手术设备很缺乏。
“保盟”一方面介绍医务干部前去，如加拿大人白求恩大夫，印度人柯棣华大夫等。
他们以国际主义精神，忘我地为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一种支援，就是医药物资的支援，将当时伤病员极需要的药物，如消炎剂、破伤风血清、奎宁、各种疫苗等，以及各种手术设备、化验设备，大批担架、毛毯、被服等，运往解放区。
在解放区的延安、五台山、晋东南、及华北、华中等地，设立国际和平医院；
并支援新四军医院。
白求恩大夫在解放区训练医务干部，建立医务工作制度，对国际和平医院的发展有很大作用。
在进行医药工作同时，也注意儿童的保育工作，支援陕北几个儿童保育院，也支援抗日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
“保盟”支援抗战，主张统一战线，主张民主，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运送物资到解放区去，一方面要遭到敌伪抢劫和国民党的阻挠，甚至没收；
另一方面要经过曲折困难的交通线。
但总是花了人力财力，周密计划掩护，源源不断地运往解放区。
这些都包含着要在政治上、具体工作上同敌人和国民党进行斗争。
1941年12月0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香港，宋庆龄先生乘最后一架飞机离香港到重庆。
香港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后，“保盟”有一部分外国工作人员，受到敌人的迫害。
（二）1942年至1945年保卫中国同盟在重庆时期：
在1942年夏秋间，“保盟”在国内的友人支持下，重新投入工作。
“保盟”的任务与前一时期相同，但环境更恶劣。
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勾当更加明目张胆，与敌伪勾结，封锁解放区，不让物资运送，后来甚至公开抢劫“保盟”运送到解放区的物资。
同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情况有变化，重庆和国外联系和进行工作较困难，当时外国捐募款物机关如美国援华救济会、英国援华会等，又与国民党关系密切。
因此，“保盟”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募得款物，设法运往解放区，一方面“保盟”由于宋庆龄先生的国际地位，以及处理款物的完整记录，得在国际间陈述坚持抗战的人民——解放区人民和抗日军队的需要，并驳斥国内的反动派的毁谤言论。
这些反动派是主张捐款不要运到解放区去的。
工作比前一个时期更艰苦，斗争也更紧张。
在这时期中，“保盟”抓紧一切机会进行工作。
例如继续运送各种手术设备给国际和平医院，支援白求恩医学院教学工作所需要的书籍资料和设备，拨款支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制药厂（据资料记载，1942年八路军制药厂全年开支中，“保盟”捐款占12％以上）。
又如援助边区政府的托儿所二十一处，其中著名的为洛杉矶托儿所。
又援助抗属子弟学校、少年技术学校等。
并继续帮助西北工合延安办事处，支持生产自救。
1943年，河南大灾荒，在敌伪统治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很多人饿死了，还遭到抽丁、捐税重重压迫。
“保盟”在国内筹募了大批款物，前往救济。
（三）1945年至1949年解放前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的时期：
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宋庆龄先生回到上海后便宣布继续她的工作，将保卫中国同盟的名称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
同时，她宣布中国福利基金会将扩大和发展工作，致力战争创伤的恢复和建设工作。
当时的工作，是继续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就是支援边区和解放区的国际和平医院、医学院、托儿所、孤儿院、实验农场、制药厂等事业，并计划在上海、重庆、昆明、成都等地援助贫病作家。
当时有八所国际和平医院和四十二所分院、八所医学院得到医药器材和教学材料的援助，有二千五百名儿童的十所托儿所和孤儿院得到支持，实验农场和制药厂得到了农具、制药原料和技术上的支援。
1946年后，在上海开辟了儿童工作。
在胶州公园旁设立儿童阅览室，1947年春改为第一儿童福利站。
1947年10月在通北公园内（现在沪东劳动公园）设立第二福利站，11月在昆山公园的第3站开幕，同时儿童剧团在第3站内开始创立。
儿童福利站设在工厂贫民区，对周围贫苦儿童进行识字教育、医药保健工作和卫生教育工作。
在上海的儿童文化和保健卫生工作，一方面是掩护中国福利基金会支援边区和解放区的工作；
特别在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向解放区进攻后，上海政治环境更加不利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时候。
但另一方面，上海工作也极有意义，在当时蒋介石反动统治地区，人民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中，大批儿童饥饿疾病失学，通过福利站等工作，挽救儿童，并通过文化教育活动，给儿童进行一定的革命教育。
当时还有个战灾儿童义养会，是由中国福利基金会与国外救济团体合作，在经济上帮助了三十多个机构，支持了五千多个儿童的生活和教育。
使这些机构和孩子，在黑暗统治下度过了极度困难的时期。
“保盟”成立以后的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里，在进行各项支援边区、敌后游击区、解放区以及在上海进行妇女儿童福利工作的同时，不断地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争战的艰苦斗争的真实情况，向国外报道，这对粉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对人民的造谣诬蔑，对建立边区解放区人民与国外进步人士的联系，对争取国际朋友对中国人民的斗争的支持，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1949年解放后至现在，中国福利会在上海的时期：
从上海解放后开始，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一个崭新的人民时代，没有压迫和迫害，新环境给中国福利基金会带来了为人民服务的广阔前途。
1949年内，一方面仍旧帮助临时救济联合会进行难民救济和遣送难民还乡工作；
一方面在研究新的工作方针和任务。
这时开办了一所托儿所（在陕西北路三百六十九号，即现在幼儿园的前身），扩大了儿童剧团。
当时有大批工作人员参加了人民政府和南下工作团，因之又吸收了新的工作人员。
1950年春季，经过一次学习，三个儿童福利站工作结束了，改变为儿童工作研究室（即儿童时代社前身）、少年儿童图书馆、少年儿童文化站、妇幼保健站。
在二季度内陆续开始工作。
08月15日，宋庆龄先生正式宣布，将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称为中国福利会，并确定中国福利会的任务是从事妇女儿童保健文化方面的实验性示范性工作，并进行关于新中国的国际宣传工作。
关于老区国际和平医院等工作，由于全国解放了，各事业由人民政府直接领导进行工作，支援工作任务已完成；
原来的战灾义养会的义养儿童的工作，也同时结束。
1950年底，共有八个业务单位：
儿童剧团、儿童时代社、少年儿童图书馆、少年儿童文化站、妇幼保健站、托儿所（现改为幼儿园）、婴儿托儿所（现改为托儿所）、沪西女工妇幼保健站。
1951年内，在少年儿童文化站原址建筑了新屋，扩大规模，改称少年儿童文化馆，初步具备了少年宫的雏形。
接办了美国教会世界服务会的三个业务单位，托儿所并入中国福利会托儿所，二个福利站改为中国福利会少年儿童图书馆阅览室。
1952年01月，“中国建设”创刊出版；
08月中，二个保健站合并，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正式开幕。
1953年春，将原来少年儿童文化馆和图书馆合并，创立少年宫，于6月01日开幕。
1954年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和文教事业的发展，中国福利会各事业单位工作质量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工作人员在业务水平和政治上都有所提高。
同时，各单位的业务仍有不同程度的扩展，如：
“中国建设”由双月刊改为月刊；
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迁移新址，扩大院舍，增设了床位；
儿童剧团几年来经过不断演出和坚持训练培养干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培养了干部，具备了剧院的条件，在1957年04月10日剧团成立十周年纪念时，正式成立儿童艺术剧院。
并于1958年将延安电影院改建为儿童艺术剧场。
（新华社）

保卫中国同盟的初创时期
廖承志
1938年保卫中国同盟创立，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四年间，我荣幸地在宋庆龄先生领导下，做过微小的工作。
因此这四年间的大事，我还记得一些。
际此保卫中国同盟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将它纪录下来。
保卫中国同盟创立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艰苦抗战的第2年。
抗战必须持久，斗争一定艰巨，只有充分发动群众坚持到底才能取得胜利。
而蒋介石在那个时候，正全面地压迫人民的抗日群众运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进行封锁，断绝粮饷接济，并多方和日本接触，使日本的侵华军队集中火力进攻人民军队。
群众的抗日游击战争到处风起云涌。
他们没有钱，没有医生，没有药品，保卫中国同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宋庆龄先生号召而诞生的。
它的目的就是援助抗日游击战争，给八路军、新四军支援，并救济在游击区和敌后受伤的爱国同胞和游击队的战斗员、指挥员。
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是明目张胆的。
他们搞成了一整套官办的“抗敌后援会”，目的是统一一切募捐，严格控制所有的类似的爱国捐献运动，并通过其特务线索控制南洋各地华侨的爱国捐献团体，企图使每一分钱都落在蒋介石的腰包里。
他们的口号就是：
“进行独立募捐就是反对蒋介石，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反对抗战。”
保卫中国同盟克服了一切困难，毅然担起了它所应当担负的任务。
保卫中国同盟为完成这样的任务，不得不设在香港，直到日本帝国主义进攻香港的时候。
全世界各地支援中国人民抗战的国际朋友，以及爱国华侨，开始点点滴滴的捐款。
到游击区服务的医疗人员、药品，由华侨组成的到游击区服务的战地服务队、救护车队，克服了各种困难，由深圳、东江、河内源源地送达到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伍。
新四军成立时的通讯设备也是保卫中国同盟募捐助成的。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广州，跟着侵占了武汉。
香港成为日本特务横行阔步的孤岛。
在国内，蒋介石的反共阴谋更露骨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募捐更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无耻阻挠和公开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更扩大了保卫中国同盟的活动，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捐款来得更多了。
在延安开办的国际和平医院，就是广州沦陷后由保卫中国同盟发起和接济的。
著名侨领陈嘉庚、司徒美堂先生对协助保卫中国同盟也做了不少贡献。
蒋介石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威胁保卫中国同盟，甚至通过英帝国主义和在香港的代理人进行恐吓和威胁。
但是保卫中国同盟以加倍的努力回答了这些阴谋。
在香港组织了多次的电影、戏剧等各种各样的义卖会进行筹款，支援了八路军、新四军、东江纵队以及各个游击部队。
蒋介石还动员了驻重庆的英国大使来威胁宋庆龄先生，企图劝说她离开香港，放弃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
宋庆龄先生和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辩，英国大使才满面羞惭地走开了。
皖南事件爆发后，宋庆龄先生严词谴责了蒋介石的罪恶行为，同时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向全世界控诉了蒋介石摧残新四军和包围封锁八路军的罪行，取得了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国际朋友和爱国侨胞的声援。
保卫中国同盟还支援了当时香港的进步文化新闻事业。
皖南事变后在香港出版的主张正义的华商报，就是由保卫中国同盟拨款举办的。
保卫中国同盟还进行了支持抗战、反对倒退、反对投降的国际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它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的援华会取得了密切联系，供给他们有关支援中国抗战和八路军、新四军活动的资料。
短短的四年中，保卫中国同盟进行了不少工作。
固然，八路军、新四军主要是依靠群众支持，依靠艰苦朴素作风，依靠缴获敌人的武器弹药和医药用品来解决困难的；
但保卫中国同盟在侧面，在某些角落，是完成了它的任务，并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不禁回想起宋庆龄先生在那四年艰苦的岁月中，在亲友的责难、特务的恐吓、帝国主义殖民者的中伤破坏及蒋介石的威胁造谣下，怎样地进行了坚强不屈的工作。
时间过得真快，已是二十年了，这二十年真是不平凡的二十年。
我又不禁回忆起二十年前在香港宋庆龄先生住宅的一个小客厅里，由五六个人宣布保卫中国同盟成立时的情景，和1949年10月01日兴奋地在天安门上向千百万群众挥手的宋庆龄先生的欢乐心情。
斗争总是一点一滴地进行的。
唯有忘我地进行一点一滴的斗争的人，才能分享到自己的一份劳力在里面的伟大胜利的欢欣和兴奋。

救济福利工作的两种概念
宋庆龄
中国福利会正在纪念它的二十周年。
这二十年恰当中国漫长历史中的两个时代。
我们可以说，中国福利会是在一个时代里诞生，而在另一个时代里长成的。
我们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垂死的痛苦中开始了工作，并曾用我们棉薄的微力来加速它的崩溃；
我们看见了新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诞生和它初期的生长，并用我们的全力参加了它的建设。
因此，我们便于进行比较，能够就两种不同类型社会的救济福利工作，得出某些结论。
一
救济福利工作是每一个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必需的附带物。
自然界并无国界之分，它常常是变幻多端，无法控制的，因此一般都需要有救济工作。
同样，福利工作也并不是任何特殊的政治制度所专有的。
国家本身就含有作为一个机构来为社会服务的意义，它是在历史上某一特定的时期中建立起来的。
当社会从低级发展到更高级的形式，福利设施也随之而发展，为更广大的人群服务，成为国家对它的成员不可推诿的一种职责。
然而，政治制度是从人民一切生活的必需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因此，救济福利工作也就不能不成为这种基础的反映。
在每一个社会里，救济福利工作都受到一般社会法则的支配，这种社会法则在它的环境中也就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因此：
在保护人民免受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在使人民获得现代文明的各项福利措施的救助和慰籍的工作中，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这种服务的概念也有所区别，而且有很大的区别。
各种政治制度的内在特征，也就直接反映在它们对待救济福利工作的态度上，和它们掌握救济福利工作的方式上。
二
在生产手段属于私人所有的情况下，人类社会显著的特点是它的分散性，每个人都孤立地自谋生活。
生活的最高目的是获得生产财富的手段；
没有生产财富的手段，个人便必然为生产手段的占有者所左右。
这就形成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不可解决的矛盾：
从人的天性和需要来说，他必需作为一个社会的人而存在，但社会却迫使他孤立地生活。
这便造成了人与社会的致命冲突。
这种不可解决的矛盾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敌对关系，与追求个人占有的残酷斗争，也就是社会与生产中间的“无法无天”的斗争。
那些占有了生产工具的人，就自动地把剥夺他人作为目标，以便从人、土地和机器取得最高的利润。
“人人为己”，这句话乃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社会法则。
它也就是弱肉强食中的法则。
当然，主张这种社会制度的人们总想装得好看一点。
特别在最近，你可以听到许许多多关于“人民资本主义”或“福利国家”的说法。
这些都是企图欺骗人民，使他们认为旧社会的哲学和结构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认为在国家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生产手段占有者和被剥夺者实际上乃是伙伴的关系，认为国家已成为站在阶级利益之上的人民的慈祥的保护者了。
在整个历史中，现实已经不止一次地粉碎了这种巧妙的宣传。
人类社会生活说明：
在生产手段私人所有制的情况下，必然会发生资本、土地、机器的加速集中；
而当这种两极化发生的时候，政府和大的生产手段所有者便形成了坚强的同盟，这一同盟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反对大多数群众的福利。
绝大多数的人民遭受了严酷的限制；
由于财富分配的极度的不平等，他们大批地发生了精神上和肉体上被摧残的现象。
事实上，即使当破坏这个社会制度的慢性经济危机处于低潮的时期，也存在着对广大人群的剥夺。
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阶段，即使当生产和技术最为先进的时候，即使在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最发展的地方，都是如此。
因为社会的结构使劳动者根本不能收回他的全部劳动价值。
他也许可能以组织的力量，通过工资和“镶了边”的福利等，暂时分得他所生产的财富中较大的一分，然而生产手段所有者的利润不断增加，却说明了劳动者所创造价值的大部分，究竟到哪里去了。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这种情况更要严重好几倍。
人民的经济地位直接影响着他们获得文化教育的机会。
一个人的收入越少，他受到教育的水平也越低，他获得文化发展的机会也越少。
而文化本身也受到了损失，因为交通工具和学习的方便都被控制在生产手段占有者的手中。
他们害怕学问，而且把它作为阶级对立的一种武器。
在公众头脑里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认为一个人善思考，好读书，那末这个人便有些“古怪”，因而也就不适宜和“普通”老百姓接触。
知识分子受到公然的侮辱，在生活和工作上被歧视，而且被认为不可信赖，不能担负公职。
这种情况，已经在那些社会的正直的知识分子主要人物中间引起忧虑，这是并不奇怪的。
美国一位卓越的教育家，最近在纽约时报上用着明显的惊慌的笔调写道：
“也许美国教育制度最严重的失败，就是它在知识界中产生了消极性的趋向。”
不过我们应该看见，在这种情况的后面，却有一只手在摆布着。
在一个现代工业社会的福利事业计划中，必须包括文化教育事业；
但是它的内容却要遭受严格的限制。
政界和大企业的首脑认为，劳动者应集中精力来掌握日益复杂的机器，同时应满足于获得一些“纯粹的消遣”，但是却不能鼓励他们思考。
万一他们要思考，那么最好是把他们束缚在唯心主义的包围中，这样就容易使人们安于现状，使他们相信一切都是静止的，连生产的社会性质与生产手段的私人占有制度之间的鲜明矛盾，也是千古不变的。
让他们把人与人之间的残酷剥削看作一种“自然的反应”，接受它作为生活的准则，这不是再好也没有的办法了吗？
事实很明显：
在旧社会里，大多数的人民是享受不到“福利国家”的恩赐的。
他们所谓“自由”，只能解释为被用一切方法隔离开来，处于分散状态，因而仅能依附于不属于他们自己所有的土地和机器。
他们是无保障的，因为生产手段所有者可以随意把他们赶走。
他们受到各种各样的剥削，被迫着“加快”赶工，在社会生活中受到贪污腐化的糟蹋，缺乏教育和医疗设施，在许多国家里还受到可恶的种族歧视的迫害。
在一个有些人依靠他人劳动为生和有些人的劳动却为他人所剥削的社会环境里，怎么还能谈到“社会同情”呢？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它所有的政治、哲学、宗教、法律、艺术等观念和制度都是为了用尽办法使剥削制度永存，难道还能谈到对个人的关怀吗？
在那种社会里，救济福利工作也正是为了使这种制度神圣化的巨大努力中的一部分。
他们的计划和设施的目的，不外是利用人类的同情和善意，来转移人们对于旧社会中所造成的对人的巨大损害和糟蹋的注意力。
因此，所谓救济福利工作，也就被用来给那些没有对人民尽职的社会，作一些“弥补”的工作。
最坏的时候，这种救济福利工作玷污了“慈善”的名义。
最好的时候，它们也只不过是人民经过艰苦斗争才能获得的一些利益，而且人民必须继续斗争，以免这些计划被人以“反对社会主义倾向”为名，或者在疯狂的扩张军备中，一笔勾销。
实际上，在旧社会里，大部分的救济福利事业正是被当作另一种大买卖来做的。
首先，社会本身制造了一些问题，扩大和促进了“慈善”的急迫需要。
其次，由于那种国家没有足够的条件来制定和实施人民所需要的救济福利工作，于是就培养了大量的私人慈善事业。
然而从人民身上榨取的金钱究竟有一个限度。
（根据1958年01月18日美国出版的“民族周刊”上所刊载的统计，在美国，对于非官方的救济福利事业的捐款，约有70％来自私人，而仅有7％来自大企业，其余则来自有组织的工人和其他团体。）
这样，为了得到较大的一笔钱，在各个不同的组织和经办机构之间，就展开了一场混乱的争夺。
“民族周刊”里的文章提到了这一种亿万金元的“工业”，不过是一座
“角逐的林莽，在这里，为了‘募集’慈善金元所花的时间、金钱与精力，常常和使用这些慈善金元时一样多。”
即使在政府承担这笔费用较多的国家里，福利事业也往往因为机构臃肿，“文牍主义”的流行和不能称职而声名狼籍。
这种在福利事业中通常出现的浪费与混乱，给各种各样的尸位素餐、营私舞弊以至直接的贪污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真正用于救济福利事业的金钱，是微乎其微的。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需要只能间歇地和小量地得到满足，问题不能获得根本解决，最后的结果是大部分人民继续遭受苦痛。
由于这种制度的本身性质，经过在“慈善”事业上的一番效力之后，一般的态度就干脆把这种苦痛看作“不可避免”的不幸遭遇，而且当作苦难者的私人事情来对待了。
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救济福利工作。
在封建和半封建制度的情况下，国家承担的责任就更小了，在那些有能力捐助“慈善”事业的人们中间，社会同情也更差了，因而人民受苦痛也要大上许多倍，因为那种社会已到了最后的垂死阶段。
三
社会主义和所有其他社会制度在本质上完全不同。
供给人们经济和文化需要的生产手段，是属于公有或合作社所有的。
整个社会的需要，决定了如何使用这些手段。
使用它们的目的是，通过有计划的和合理的人力使用，来满足全体人民在各方面的不断增长的需要。
仅仅四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种科学的管理国家的方法是最有效能的，它动员了国家的全部资源和人力，来完成它的目标，消除了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现象。
这样不仅使工业发展速度远远地超过其他类型的社会，同时也使人们从来没有想像到的社会稳定成为可能。
他种经济形式所遭到的周期恐慌的循环法则，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不再发生作用了。
由于无计划和不平衡的发展而造成的周期性大规模的失业，和普遍的悲惨生活，不再发生了。
因此，在旧社会里所必需的大量救济工作，也就不必要了。
在所有的社会形态中，社会主义在其他各方面也都是最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
因为生产工具私人所有制不复存在了，社会进步的取得，不再有对于劳动人民的剥削了。
人类劳动的成果，按照每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而得到了合理的分配。
此外，社会主义制度也标志着每天都在表现着的高度的社会同情。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第1次出现了这样一个社会，其中既没有个人既得利益的集团，因而也不再有被人欲横流的相互倾轧搞得支离破碎的情况了。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生活唯一动力的情况已经失去了它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基础，因此标志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敌对矛盾，已得到解决，而且消灭了。
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基本上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从生产过程中以及人类天性中所产生的相互关怀和合作的风尚，在社会本身中表现出来了。
个人和他的同伴达到了一致，而且越来越多地从一个更崇高的前提，而不是仅仅从个人的欲望来执行他对社会的责任。
他觉悟到必须首先为社会服务，而这实际上就是为自己服务。
因此，每个人的幸福对其他每一个人，都成为同样重要的事实。
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法则。
这一法则的实施，并不像在原始公社里那样，只限于以争取生存为目的。
社会主义制度反映着人类最远大的社会发展，它的水平要高得多，就是供给全体人民以丰富的生活必需品。
同时，人们生活的目的，也决不是像在资本主义之下，仅只是对于商品的“疯狂追求”。
同样地，人们社会行为的标准也更提高了。
在这个社会里，“一切财富中最宝贵的”是人，而不是利润，因而重要的是关于人的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和生产，要求着人们受到广博的教育，同时它们也对每个人提供了不断进步的机会。
在生产不断地和迅速地增长的基础上，国家使人民的身心安泰，成为全民的一种权利。
扩大了多种的福利事业，其中包括不断提高人们才智的教育设施。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给予人们这样的保证，并且给每一个人都开辟了发展智慧的最广阔的远景，不管他属于何种民族，何种种族。
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列主义中心思想，就是使人民群众不断增强的知识力量与他们集体提高公共福利的实际工作密切结合起来，以推动整个社会的前进。
四
解放前的旧中国，是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的重压之下的。
人民背上的负担是那样沉重，他们在贫困中简直抬不起头来。
旧的制度实际上只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在那个时期里，也许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或人民曾经那样地成为国际关怀的对象。
差不多在地球上各个地方的热心朋友们，都参加了这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工作，在中国人民反对内外压迫的历史性斗争中，给与了帮助。
当我们不顾一切地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
中国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朋友和他们的帮助。
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另外一种人和组织，他们也是带着“赠物”而来的。
他们装扮着来做救济和福利工作。
但是他们却把这工作变成了毫无价值的一只“展览箱”，完全不能解决当时的问题。
他们的意图是麻痹和欺骗我国人民，破坏我们的革命精神和民族意志。
可是这些“慈善家们”失败了，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同盟者——中国的反动派一起，只代表着垂死的和无可挽救的东西。
他们已经“太迟了”，因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决定了要把旧社会推翻，而把一个能够保卫和复兴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建立起来代替它。
由于这是我们民族生存的关键，它必然影响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救济福利工作在内。
从开始的阶段，这一方面就有它的代表参加在人民的一边，共同进行了这个巨大的斗争。
保卫中国同盟——现名中国福利会——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因为能有这个光荣的纪录而感到十分自豪。
由于在争取人民的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把我国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国家的面貌已经完全更新了。
这也使我们的救济福利工作有了巨大的改变。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一种公认的地位，它们是我们国家职能中的一个部分，它们关系到全体人民的利益，因此也为全体人民所密切关心。
在今天的中国，一个人或一个地区在困难中孤立无援的情况，已经不可能发生了。
整个社会都感到有责任，因而就会采取行动。
整个社会都已经动员起来，向我们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经济和文化的落后状态进行斗争，这样来使我们全体人民得到一种更美好和安定的生活。
我们同样地在向自然界进行坚决斗争，因为它有时还在我们国家的某些地区造成灾害。
你只要回想一下我们怎样和1950年、1954年和1957年的水灾进行斗争就够了。
这些严重的威胁，都被我们坚决地克服了，而且其效能之高，又是在我们历史上所从未见过的。
同样，我们也展开了抗旱、灭蝗和消灭动植物的病、虫害等等的斗争。
灾荒已经不能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了。
这一切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由于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领导，它坚持了动员人民，依靠他们的社会觉悟的力量，来争取进步和贯彻自救的原则。
在我们国家遭遇到几次巨大灾难的考验下，我们发现了社会主义的救济福利工作的概念，给予我们以克服一切困难的方法。
而且，我们已经迈步前进，开始了一系列的包括各种规模的建设计划，来改变自然面貌，消灭灾害地区，并且把许多水闸、电站、灌溉系统和巨大的工业基地，点缀在我们的国土上面。
这一切显出了社会主义所给予我们的新力量。
这也说明了中国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成为一个人民深陷在不幸的魔掌中绝望无依、因而到处伸手求援的国家了。
一个真正的新中国，已经在世界上站起来了。
我们在福利事业方面，也已有了同样的进展。
劳动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医疗享受、对老年人的关怀、休息和娱乐，这一切在我们的宪法上都已有明文规定，给每个公民以保证。
这是实情：
虽然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可是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来实现这些保证，而且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才能得到完全满足。
这是因为我们长期的落后状态，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全消除的。
首先必须把巨额款项投资在工业经济的基本建设项目里。
不过，这一类的投资已经开始给人民带来了好处，而且还要带来更多好处。
因此，当我们国家在执行这种任务的时候，虽然暂时还只是渐进的，而且不能算完美的，但是随着我们整个国家建设的前进，将会越来越取得更大的成就，得到更大的满足。
在我们面前经常有苏联作我们的榜样。
我们看到，尽管苏联曾经过二十年的战争和战后恢复的时间，它已经有了多么惊人的成就。
许多年来，苏联人民所享受到的教育、医疗和其他种种的福利，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不能做到的。
西方国家的一些专家现在也不得不很坦率地承认这个事实了。
苏联的工业基础已经建立得极其巩固，因而它已能采取一些极其大胆的措施，在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来赶上或者超过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中国人民深信，这也就是我们的未来。
然而我们并不是在等待，我们正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是我国人民在数千年来历史中从未经历过的事情。
随着时间的前进，我们的自给自足的能力，将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而几倍地增长。
此外，中国人民今天不仅已经能够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已有力量来帮助世界上由于各种原因而处于困难中的朋友。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我们就开始这样做了，今后还将继续这样做。
中国人民所以采取这样的合作，并不是作为对于在我们“苦难的年代”中朋友们曾经给予我们帮助的一种“报偿”，而是把在国内指导我们思想和行动的人道主义原则，扩大到国外去。
事实上，也就是使更多的人分享到我们社会主义的成果。
我们以真诚的友谊，全心地帮助别人，不附带任何条件。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来对待别的国家。

祝中国福利会成立二十周年
董必武
中国福利会成立二十周年，谨在这里向它表示衷心的祝贺。
二十年来，中国福利会在宋庆龄先生的领导下，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有着卓越的贡献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福利会曾经是团结了国际上进步和爱好和平的人士，对我国坚持敌后抗战的解放区军民，给予了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援。
它曾将大批的医药等物资运送到解放区，帮助了解放区开展医疗和儿童保育工作；
它还介绍了一些真正同情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际朋友到解放区工作。
这里我们应该特别提到具有伟大国际主义精神的白求恩大夫和柯棣华大夫，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
中国福利会，通过宣传工作，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卓绝、英勇抗战的事迹，向国外作了真实的报道。
这对于解放区的人民同国际上进步人士建立友谊的联系，争取国际上的支援和同情，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发动全面的、疯狂进攻的日子里，中国福利会仍然不顾当时反动政府的压迫和阻挠，继续以人力、物力和财力，对解放区军民进行支援。
它同当时解放区的救济组织——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保持联系，并且通过它资助了在解放区开办的国际和平医院（医院八所、分院四十二所）、医科学校（八所）、托儿所和孤儿院（十几所）、制药厂等医药卫生事业和儿童福利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福利事业。
中国福利会，为支援解放区人民，曾不断同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斗争，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和残暴，驳斥并击败从国内外发出的歧视和诽谤解放区人民的谰言。
在抗战胜利以后，它更积极地配合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同在美国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进行正义的斗争，揭露帝国主义利用“救济”支援蒋介石进行反人民战争的罪恶事实。
中国福利会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
不论是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的独立的斗争中，还是在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求得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的斗争中，它总是站在革命的中国人民的一方面，并且卓越地贡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
在全国解放以后，中国福利会已经不再是在反动统治重重压迫下，极端恶劣的环境里孤军奋斗的一个救济福利组织，而是新中国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同心协力进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人民大众福利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在人民政府和各界人民的支持下，在儿童文化和妇幼卫生保健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它的许多工作都在国内起到了模范作用。
它的国际宣传工作，向世界各国人民报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跃前进的情况，这对于加强并扩大世界各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
在我们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二十周年的今天，国际的局势是“东风压倒西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向前大跃进，我以十分兴奋和愉快的心情，预祝中国福利会，在这种对世界和平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十分有利的形势下，能够在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民福利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中苏经济跃进势不可挡
美报认为美国贸易限制政策自欺欺人
新华社12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10日讯：
“纽约先驱论坛报”评论员李普曼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近十年来，西方和东方经济隔绝的“理论”“受到实践的考验”。
他说，如果参议员诺兰所支持的这种隔绝的整个论点是正确的，那么“这个政策现在就应该表明，它真正引起了苏联经济事务的严重毛病”。
“但是恰恰相反，事实上苏联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惊人的……尽管有各种贸易限制，苏联仍然成了强有力的军事强国，而且在贸易和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方面成了有力的竞争者”。
李普曼说：
“有人认为，我们的管制和抵制可以阻挠和减慢共产党国家的发展，这种主要理论是不正确的。
对苏联和中国的所在地——从欧洲心脏延伸到太平洋的大陆实行封锁一类的做法简直是妄想。
有人认为可以用美国和我们的盟国的贸易限制来削弱拥有丰富资源、广大人民和强有力的政府的这块辽阔地区，那简直是自大狂。
诺兰的理论没有得到实践的证实，因为这种理论是自欺欺人的，它忽视了铁的事实。”
据新华社13日讯据塔斯社纽约讯：
“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赖斯顿11日指责国务卿杜勒斯10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歪曲赫鲁晓夫6月02日信件提出的扩大苏美贸易建议的原意。
赖斯顿指出，美国政府现在在对待苏联的建议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同苏联进行任何贸易，即使是买卖不具有战略意义的商品，也都会加强共产主义体系。
因此要把同共产党人的贸易减少到最低限度——不仅仅减少美国同他们的贸易，而且还要尽可能的减少一切国家同他们的贸易。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判断美国贸易政策正确性的准则并不是苏联能不能从这种贸易中取得某种利益，而是这种贸易总的说来对于美国的利益是不是同对苏联的利益一般大。
赖斯顿指出，主张限制美国同社会主义世界各国进行经济交流的战略现在已经破产。
因为“想把同苏联的贸易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政策并没有引起苏联的混乱，苏联的生产比美国增长得更快，这种政策也没有能阻止苏联向其他国家购买它准备向美国购买的商品。”
赖斯顿说，美国“应当同共产党人扩大贸易，保证美国居民有更多的工作可做，使这种贸易不致落到其他国家手里”。

争取今年大丰收
苏联春播计划超额完成
新华社莫斯科13日电今年苏联的春播工作现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完成，春播计划完成了101％。
到10日为止，全国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总共播种了一亿二千六百万公顷春播作物，比去年同期多八十多万公顷。
其中，小麦、棉花、甜菜、向日葵等主要作物的播种计划都是超额完成的。
由于天气寒冷，今年苏联春播工作比去年开始得迟，但是播种速度却比去年快。
机器拖拉机站的改组在这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促进作用。
首先，在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以后，机器拖拉机站的站长和总工程师都担任了集体农庄的领导工作，技术人员担任了农庄的工作队队长，一百五十万机器操使者也参加了集体农庄的工作。
这便大大加强了集体农庄在春耕春播工作中的领导力量和技术力量。
其次，大批党员和团员参加了集体农庄的工作，使田间工作队也能成立党、团小组，在春季田间工作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
此外，农业机器的利用率也显著提高了。
例如，白俄罗斯共和国在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并把机器归集体农庄以后，全共和国每台拖拉机的生产率就从过去平均耕二公顷多地提高到耕三公顷半地。
在哈萨克共和国的卡拉干达州，全州集体农庄的拖拉机的利用率今年比过去提高一倍，在春耕春播中，机器损坏和停工修理的现象大大减少了。
这些都大大加速了苏联今年春播工作的进行。
今年苏联各地雨水充足，春播作物生长良好，冬播作物现在已普遍扬花吐穗。
预料今年苏联又将获得丰收。

利用科学力量为和平建设服务
苏联试验世界空前大爆破成功
新华社13日讯 据塔斯社报道：
最近，苏联为进行科学考察，在乌兹别克共和国首都塔什干附近成功地完成了一次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大规模的爆破试验。
试验结果证明，大规模爆破的力量是可以控制得非常准确的，这就使得可以利用炸药的力量按照预先拟定的计划来建造运河、壕沟、堤坝和水库。
这次爆破是由苏联矿业研究所、地球物理研究所、化学物理研究所和其他科学机构组成的联合考察团在塔什干附近的塔干萨伊进行的。
爆破以前，在爆破地点很深的地下埋设了上千吨的炸药，并且开凿了许多钻井，井中装有将近一百五十种专门仪器和设备，以确定当炸药在几分之一秒的时间内把大量的泥土抛到四百多公尺高空时、地下地上和空中所发生的各种复杂现象。
此外，在距离爆破地点六百公尺、一千二百公尺、二千四百公尺的地方，装设了敏感的电影摄影机。
为了远距离控制上述一整套设备，还埋设了六十多公里长的电缆。
爆破时，在几秒钟时间内就把几十万立方公尺的土抛到方圆一公里的四周去，同时形成了一个直径一百八十公尺、深四十二公尺的大坑。
这次经过严格计算和惊人准确的爆破所形成的坑的大小和深度恰好完全符合科学家们预定的要求。
苏联“建筑报”不久以前在谈到这次大规模爆破试验的结果时指出，不久以后，爆破手利用这种爆破方法将能够使整个的山飞到空中，使山岳夷为平地。
目前，苏联的科学机构已经着手准备在西伯利亚安加拉河上用上述方法进行大规模的水底爆破，以便加宽安加拉的河床，使河水能够更大量地流入正在建设的世界上最大的布拉茨克水电站的水库，从而把建成水库所需要的时间从五年缩短到三年。
据科学家计算，为了进行这一水底爆破，要在安加拉河河床下埋设三万吨的炸药。

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恰恰适合美帝国主义者的需要
康生
南共领导集团经过南共的修正主义纲领和南共七大向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发动的进攻，已经遭到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严正的回击。
现在，一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的重大斗争，正在展开。
这个斗争，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正义事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对于各国共产党提出的批评，南共领导集团至今提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答复，也不可能提出这种答复。
他们的所谓答复只是诡辩，例如，把自己为美帝国主义者效劳的丑恶行为说成是“寻找和平和国际合作方针的共同因素”，甚至把这种行为说成同苏联外交政策的目的相一致。
他们把南斯拉夫经济对于美国的依赖同苏联关于扩大美苏贸易的建议这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也硬扯在一起。
另一方面，他们又把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他们所作的严正的批评，说成是“干涉内政”、“无原则斗争”和“不利于世界和平”。
但是事实不是谎言所能够掩盖的。
任何一个客观的观察者都能够看出，正是南共领导集团，以它戴着社会主义的面具而替新战争的策划者美帝国主义效劳的政策，对保卫世界和平的正义事业，起着特别有害的作用。
也正因为这样，仇视社会主义阵营和仇视和平的美帝国主义者，才会对南斯拉夫大加赞赏。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世界体系，美帝国主义者为了挽救资本主义更加深刻的总危机，除了继续利用旧修正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这个工具以外，总想从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寻找新的工具。
他们认为，如果能够有一个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内部来分裂社会主义阵营，那是最合乎理想的了。
杜勒斯对于南斯拉夫领导集团的政策能够适合美国的需要，是颇具信心的。
去年08月06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南斯拉夫的时候说：
“有一个不被我们叫做‘国际共产主义’或苏联式牌子共产主义所控制的共产党政权，这是可能的。”
杜勒斯这句话包括这样的内容：
第1，美帝国主义所需要的新工具，应该是不被他们叫做“国际共产主义”的，也就是既要以所谓“共产主义”作标榜，但又是和国际共产主义相对抗的。
第2，这个新工具不能是“苏联式牌子共产主义”，也就是要抛弃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抛弃10月革命的道路，并且是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相对抗的。
第3，这个新工具是要具有以上两个特点的“共产主义”所控制的“政权”。
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在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世界体系的今天，只有在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取得了政权的修正主义者，才能更有效地为帝国主义效劳。
在杜勒斯看来，必须要有这样的“规格”，才是合乎理想的工具，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恰恰是符合于杜勒斯的理想的。
美国大资本家对于培植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这样一个工具，是不惜巨额投资的。
据美国议员诺兰说，美国已经给了铁托政府将近十五亿元的援款（今年03月20日美联社华盛顿电）。
大家知道：
在长达十五万余言的南共纲领草案中，竟一次也不敢使用“美帝国主义”这个名词，正像回避皇帝的“圣讳”那样。
这种情况同样表现在南共领导人的言论中。
比方说，铁托在南共七大的报告中这样描写去年美国侵略叙利亚的阴谋：
“去年对叙利亚施加压力的后果，加速了埃及和叙利亚的联合……”。
关于美国对印度尼西亚的侵略，他说：
“印度尼西亚重演了类似的历史。
由于某些西方集团的阴谋和对印度尼西亚内政的干涉，年轻的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发生了内战。”
总之，好像美帝国主义这个东西在世界上根本不存在！
试问：
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可以在分析目前世界形势的时候，连美帝国主义的存在都不敢指出，这如果不是美元起了作用，又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
要知道，在许多主张和平中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它们的许多政治家和政论家并不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他们却敢于指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南共领导集团竭力否认他们的纲领恰恰是符合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的需要。
但是，事实胜于雄辩。
我们不妨简单地回顾一下近几年来的几件主要的历史事实，就可以看清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丑恶面目，看清他们是如何适应美帝国主义者的需要的。
第1、在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事件当中，南共领导集团扮演了一个挑拨者和干涉者的角色。
他们公然把反革命叛乱称为革命而加以支持，他们鼓励和支持反革命分子所掌握的“工人委员会”进行反对工农革命政府的活动，并且同叛徒纳吉集团保持密切的联系，对纳吉等反革命分子公开加以庇护，南斯拉夫驻匈大使馆成为这些反革命分子的避难所。
只是由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同志在镇压叛乱中和平定叛乱后一贯地坚持了严正的正确的立场，才使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才不得不在表面上支持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政府。
但是，直到今天，南共领导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依然是跟帝国主义、特别是跟美帝国主义互相呼应的。
美帝国主义者再三想把所谓“匈牙利问题”列为联合国讨论的议题，妄想经过美帝国主义者所控制的联合国来“突破”匈牙利这个“缺口”。
而铁托在南共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也表示“南斯拉夫主张在联合国解决这个问题”。
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南共领导集团的主张恰恰符合美帝国主义者的需要吗？
第2、1956年11月，铁托在普拉发表演说，参加了帝国主义者利用匈牙利事件所掀起的反苏反共高潮。
铁托的演说，攻击了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并且宣称南斯拉夫要从各方面努力，企图使“南斯拉夫开始的路线”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内取得胜利，以克服所谓“斯大林路线”。
他们还在报刊上攻击许多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鼓励修正主义分子进行分裂活动。
美帝国主义者对于这些活动是十分赞赏的。
美国资产阶级代言人李普曼在当时就说，让所谓“铁托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流行”，乃是美国的“真正利益”（1956年10月30日“华盛顿邮报”）。
理查兹在美国参议院领袖们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谈中，也认为“鼓励铁托和其它像这样的共产党反对派对我们国家和整个自由世界是有利的”（1956年12月31日“纽约邮报”）。
请问南共领导者们：
美帝国主义者说你们的“主义”是它的真正利益，这难道不就是说你们的“主义”适合它的需要吗？
你们说美国人的话不足为凭，但是为什么你们并不认为这是对你们的“侮辱”而加以反驳呢？
第3、1957年11月，南共领导人背弃在罗马尼亚举行的苏南会谈的协议，拒绝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和在宣言上签字。
他们宣布这是因为莫斯科宣言“包含一些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观点相矛盾并为南共认为不正确的观点和估计”。
这一行动马上博得了美帝国主义的赞扬。
据法新社1957年11月22日的报道，“有清楚的迹象表明，南斯拉夫的态度在国务院引起了很大兴趣。
华盛顿人士普遍的印象是，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再一次坚决表示他是脱离共产党集团而独立的。”
而在铁托于12月08日接见美国驻南大使李德尔柏格以后，“纽约时报”在次日即发表文章说：
铁托“确是提到南斯拉夫拒绝签署这项宣言，是它继续保持独立的又一明证。”
紧接着，美国就又给了南斯拉夫一笔巨额贷款，并签订了供给价值六千二百五十万美元的美国剩余农产品的协定。
关于南共拒绝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和拒绝在宣言上签字，美国新闻署出版的“共产主义问题”杂志在今年的第1期中，发表了一个同南共领导集团“颇多接触”的资产阶级政论家伊·彭庞的文章，其中许多看法是很值得注意的。
这篇文章根据南共领导集团的言论，分析了他们拒绝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和在宣言上签字的真实原因。
他说：
“贝尔格莱德对于宣言中提出的两个基本理论不能同意，即国际局势之继续紧张应该全部归咎于西方，以及，唯一防止世界性灾难的办法是所有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坚强团结一致支持莫斯科的政策和领导”。
彭庞所作的这一估计，从南共纲领草案和南共领导人在南共七次大会上的言论中看来，是和实际情况相符的。
彭庞的文章还说：
“有重大意义的是：
当莫斯科正企图再次加强控制共产主义世界的其它部分时，至少有一个承认是列宁的门徒的国家拒绝屈服。”
南共坚决“脱离共产党集团而独立”，正是美帝国主义所需要的；
南共领导集团反对的这两个“基本理论”，也正是美帝国主义者所坚决反对的。
南共领导集团的这种立场，不正是恰恰符合美帝国主义者的需要么？
第4、在东风压倒西风、美国正在经历着严重经济危机的时候，南共领导集团又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来同莫斯科会议宣言相对抗。
他们在南共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美帝国主义竭力辩护和逢迎，而对社会主义阵营则肆意攻击；
在一系列的问题上，散布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适合于美帝国主义所需要的荒谬言论。
不论在关于现代国际形势的分析上，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在关于共产党的领导作用问题上，在所谓“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上，都是如此。
例如，艾森豪威尔诬蔑苏联是“一个有力地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独裁政权”（1957年国情咨文）；
南共纲领草案也攻击苏联是“霸权主义”。
杜勒斯攻击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外政策是全世界的“重大威胁”（美国“外交季刊”，1957年10月号）；
铁托在南共第7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也诬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外政策是从“实力政策”“大国原则”出发的。
他甚至诬蔑说什么“由于斯大林执行顽固的和不必要的威胁性外交政策”，才是美国扩军备战和建立军事集团、策动签订北大西洋公约的原因。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时时刻刻都在攻击雅尔塔和波茨坦协议；
南共纲领草案也公开反对雅尔塔和波茨坦协议。
又如，帝国主义者为了麻痹工人阶级革命意识，总是故意混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
艾森豪威尔说：
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控制”了一部分资产阶级的“经济生活”，“这种事情最后会导向共产主义，但是，在我们的政府形式中，这种东西也是许多年以来所固有的”（1957年06月05日答“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
南共纲领草案也强调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有所谓“社会主义因素”，这种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关系的特殊形式可以是资本主义保全自己的最后努力，也可以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第1步，也可以同时既是前者也是后者。”
又如，帝国主义者特别仇恨无产阶级专政，杜勒斯在1957年04月22日美联社年会午宴会上的演说中咒骂无产阶级专政是“暴政”，胡说什么“受它统治的绝大多数人民都憎恨这种制度，渴望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
南共纲领草案也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所谓“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国家极权主义”，是所谓“垄断者”，说它已经“由社会的公仆和执行人变为社会的主子”，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并且大肆鼓吹一种被粗暴地歪曲了的“国家消亡论”，来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又如，帝国主义者为了镇压国内的工人运动，常常诬蔑各国共产党受到“根据苏联共产党指导行事的国际共产主义的控制”（1958年01月27日杜勒斯在巴格达条约理事会上讲话）；
而铁托在南共七大的报告中也诬蔑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执行了从属性的政策”，“习惯于接受和贯彻外来的指示”，南共纲领草案甚至还劝诱美国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不要共产党，胡说什么“在实际上不存在什么典型工人阶级政党的国家里，譬如美国，最大的可能就是把工人群众组织在工会里，”认为这样就可以取得什么“政权制度中的领导作用”。
又如，帝国主义者常常利用所谓“反对教条主义”来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胡说什么“国际共产主义已经被教条方面的困难所缠扰”，诬蔑共产主义是“呆板的”（杜勒斯在1957年04月22日在美联社年会午宴会上的演说）；
南共领导集团也竭力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为“教条”，并且荒谬地认为“近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思想落后于现代社会的发展了”，说有人“企图把它变为陈腐的教条和抽象真理的简单总和”，南共领导人还自称为“教条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竭力鼓吹所谓“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各不相同的”，企图借此否定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否定各国共产党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共同规律。
尤其荒谬的，是在美帝国主义者的凶恶面目已经彻底暴露的今天，铁托却在南共第7次代表大会上对美国歌功颂德。
据他说，美国同南斯拉夫的关系的基础是：
“相互尊重，平等合作和互不干涉内政。
如果有某种不符合这一原则的企图的话，那通常是来自某些个人或集团，而不是来自美国政府。”
铁托用十分感激的语调，歌颂美援如何帮助南斯拉夫克服了巨大的困难。
自称为共产主义者、革命者的人竟在自己党的代表大会上替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者捧场，这实在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创举”。
这大概就是南共领导集团常常夸说的他们对于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创造性贡献”了！
美帝国主义已经热烈地为南共纲领草案和南共第7次代表大会喝彩了。
美国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埃尔布里克本月03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
铁托“做得很不错”。
美国的帝国主义报刊，在看到南共的最近的行动以后，兴高彩烈地说道：
“这一事件再度说明，南斯拉夫在共产主义世界内作为一个有吸引力的独立中心的无上价值”（“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58年04月24日社论）。
“铁托最近爆炸性的行动肯定会对苏联外交政策发生破坏作用。
西方会从所有这一切当中得到好处”（1958年05月05日美国“新闻周刊”）。
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非常不愿意别人说他们是为美帝国主义效劳。
当然，如果他们真的转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革命立场上来，那是我们所欢迎的。
但是他们尽管认为说实话的人们是“谩骂”、“侮辱”了他们，却又丝毫不打算改变他们的立场。
最近南斯拉夫报刊重复了铁托在南共代表大会上所表明的顽固地坚持修正主义立场的态度，说什么“任何人如果指望我们放弃我们在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上的原则性立场，那只是浪费时间”。
现代修正主义者就是以这种反动的顽强性博取美帝国主义者的欢心的！
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方才开始。
我们在这一场严肃的斗争中，必须旗帜鲜明，必须坚定地站在原则性的立场上，必须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不容许南共领导集团来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事业！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秘书长表示
无意与廖文毅分子接触
新华社雅加达13日电印度尼西亚外交部秘书长苏维托今天对安塔拉通讯社的记者说，印度尼西亚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同它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他说：
我们不希望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关系受到同只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不相容的事情的干扰。
苏维托是在安塔拉通讯社记者问到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对廖文毅集团所谓“自由台湾运动”派往雅加达“代表”陈志雄的活动打算采取什么态度的时候说这番话的。
记者问到陈志雄有没有同外交部接触的问题时，苏维托回答说：
“没有”。
他又说，印度尼西亚外交部无意同所谓“自由台湾运动”的代表进行接触。

巴中友协拉合尔城分会会长到北京
据新华社讯应中国巴基斯坦友协邀请来我国访问的巴基斯坦拉合尔城巴中友协分会会长拉迦·加詹弗·阿里汗13日乘飞机到达北京。

按人口计算毛织品棉织品产量
拉脱维亚共和国超过美国
新华社13日讯据塔斯社报道：
苏联的拉脱维亚共和国的毛织品产量今年将增加到平均每人四公尺、棉织品产量将增加到每人二十五公尺，比美国1956年这两种纺织品按人口计算的产量多50％。
按人口平均计算，拉脱维亚共和国的毛织品产量现在已经占苏联国内第1位，亚麻织品占第3位。
拉脱维亚各种纺织品的总产量今年将增加到七千二百万公尺（等于在那里的苏维埃政权建立前1939年的两倍半），而到1965年，还将比现在增加将近三分之一，达到九千万公尺。
在今后七年间，拉脱维亚共和国将以高速度发展亚麻纺织工业。
将在这个期间内建成的新亚麻纺织联合工厂每年将共生产七百万公尺亚麻织品。
最近几年来，拉脱维亚共和国纺织工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大大提高了。
例如，在棉纺织工业中，自动化织机和连续生产的精纺机的数目现在已经占全部设备总数的97％。

波工艺合作社访华代表团到北京
据新华社讯应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邀请的波兰工艺合作社访华代表团一行五人，由团长、波兰工艺合作社中央联社主席阿·热布洛夫斯基率领，于12日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清除垃圾消灭苍蝇
河内开展卫生运动
新华社河内12日电据越南通讯社报道，河内市行政委员会最近召开了一次预防夏季疾病的会议，会上决定在河内全市和郊区开展一个清除垃圾和消灭苍蝇的运动。
河内在每星期六都将进行清扫街道的活动，河内市的青年在这种活动中将起带头作用。
已经要求每个市民都买一个竹制的蝇拍，来扑灭家里的苍蝇。
在公共场所，准备广泛使用各种杀虫剂来灭蝇。

美国人民坚决反对核试验
又一艘抗议船开赴恩岛
据新华社13日讯
纽约消息：
美国人雷诺兹11日晚上乘坐一只五十英尺长的双桅船从檀香山开往太平洋恩纳威托克地区，抗议美国政府在那里进行核武器试验。
雷诺兹以前是一个人类学教授，这次同他一起出发去恩纳威托克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儿女，另外还有一个日本人。
雷诺兹曾经在一封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中要求停止核武器试验，并且对美国政府宣布一大片公海地区为危险区提出抗议。

美国防部长对苏联的发展表示惊慌
美社会制度面临严重考验
参议员汉弗来承认美外交政策破产
新华社13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国防部长麦克耳罗伊12日惊呼说，美国的社会制度现在正面临着从未碰到过的“最严重的考验”。
他在哈佛大学校友会毕业典礼日会议上发表的一篇演说中说，“这种考验的基础不只是在武器制造方面，而且是在苏联的真正惊人的经济和工业发展方面，再加上教育方面的同样惊人的发展。”
麦克耳罗伊说，这样一种竞赛使得美国面临某些“艰难的选择”。
他要求美国人民过“更艰苦的生活”以“在冷战中保持优势”。
据美国商务部同一天发表的报告，今年第1季度美国钢产量由去年同期占世界钢产量的35％，下降到26％；
而苏联钢产量则由去年第1季度占17.4％，上升到20％。
新华社13日讯据塔斯社纽约12日讯：
“纽约邮报”刊载了参议院裁军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汉弗来在“美国人民主行动协会”一年一度的宴会上的演说，这篇演说虽然明显地带有为11月国会选举展开政治争论的性质，但是同时却生动地表明了美国现行外交政策的破产。
汉弗来说，“我们现在看到，席卷世界的革命——反对殖民主义、反对贫困和衰落的革命已经尖锐地表现出来。
人们把这个革命叫做‘大有希望的革命’”。
然而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人显然不了解世界上正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对事件有所反应，但是不善于估价它和了解它的原因。
汉弗来说，美国现在没有一个在内行和有效的领导下有系统地推行的具有一定目标的总的全面的外交政策。
可是苏联却有一个总的政策。
苏联奉行的政策考虑到国际局势的各个方面、它是灵活的、随机应变的有办法的政策。
汉弗来说，苏联希望“缓和军备竞赛”，希望“就监督军备问题达成协议”。
他说：
“假如共产人希望和平合作，我们应当表示欢迎。”
然而美国却有人认为美国应当加强军备竞赛。
汉弗来说，“我并不小看同苏联进行谈判或者甚至同它在一个星球上生存的困难。
但是，现在我们 还没有可能住到别的星球上去。
我们要从下面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
或者是共处，或者是完蛋。”
这位美国参议员呼吁把达成停止核试验协定的问题同停止生产军用裂变物质问题和美国关于裁军的总建议中的其他各项分开而单独就这个问题举行谈判。
他说，“我所以要谈到停止核试验问题，是因为它可能是有机会被采纳和实现，而且会成为阻止军备竞赛的第1个障碍的主要建议。”
汉弗来还要求讨论下述建议：
研究以从中欧某些地区撤军为基础的关于统一德国问题的新建议以及关于保证欧洲各国的安全的新协定；
中国参加关于军备监督的任何重要协定的必要性以及解决应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把这一点同重新估价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相配合的问题等等。

苏加诺抗议美国试验氢弹
印度尼西亚人民举行反对氢弹大会
据新华社雅加达12日电 苏加诺总统12日晚上说，他抗议美国在恩纳威托克岛举行氢弹试验。
他说，虽然恩纳威托克岛距离印度尼西亚有几千公里，但是，就原子放射性说来，在那里举行试验就简直像在总统府的隔壁举行试验一样。
苏加诺激动地说：
“作为我的孩子们的父亲，作为印度尼西亚国家的元首，作为一个亚洲人，我抗议氢弹试验”。
苏加诺总统还说：
“作为一个人，即使在纽约和伦敦等地举行原子弹和氢弹试验，我也要抗议”。
苏加诺在演说中指出，我们衷心欢迎苏联的决定，并且希望拥有核武器的其他国家效法苏联的榜样。
苏加诺的演说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
苏加诺总统是在雅加达总统府举行的“反对原子弹和氢弹运动周”的开幕式上发表演说。
印度尼西亚各界人士几千人参加这个开幕式，其中有内阁部长、国会议员和民族委员会委员、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总主席苏维约、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副总书记鲁克曼和白尔蒂伊斯兰党主席阿巴斯等。
会议接着通过了一项宣言。
宣言说，印度尼西亚人民对于今年夏季英国政府在圣诞岛和美国政府在恩纳威托克岛开始进行的一连串的氢弹爆炸试验非常担心。
宣言还说，这些核武器试验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
宣言表示抗议在任何地方举行原子弹和氢弹试验，并且敦促拥有核武器并继续进行爆炸试验的国家立即停止试验。
从今天起，雅加达每天将举行各种群众集会，反对美国和英国进行核武器试验。

资本主义世界危机尖锐化严重威胁意大利
意共中央号召展开群众斗争进行回击
陶里亚蒂谴责南共所采取的政治立场
新华社13日讯据塔斯社罗马12日讯：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11日在罗马闭幕。
会议讨论了副总书记隆哥所作的关于选举结果的报告。
党的总书记陶里亚蒂在讨论中讲了话。
他强调指出，意大利共产党在议会选举中所获得的巨大胜利驳斥了资产阶级宣传的意大利共产党发生了“危机”的胡说。
陶里亚蒂说，共产党在选举中获得的胜利证明党的第8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正因为党制定了符合国内局势的政治路线，才使我们甚至在不利和困难的条件下还是继续向前推进。
他说，为了取得新的成就，必须进行新的严重的斗争，我们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完全能够达到的。
陶里亚蒂接着说，当前局势要求采取广泛的政治行动和群众行动，要求民主力量团结一致。
毫无疑问，同社会党人的团结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不能只限于这一点而需要把团结的关系加以扩大。
我们认为在意大利现在的条件下削弱共产党同社会党的联系是错误的。
我们认为应该巩固两党之间的关系，把它作为发展整个民主斗争的基础。
陶里亚蒂对于社会党某些人采取妨碍两党团结的政策和行动提出了批评。
陶里亚蒂在讲话的最后一部分指出，现在已经形成的国际局势要求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和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紧密地团结一致，因为当前国际生活的特点是帝国主义体系存在着最深刻的危机。
他接着谴责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意识形态和它所采取的政治立场。
全会通过了批准隆哥的报告的决议。
决议说，必须进行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来革新意大利的社会结构，来击退向反动方向倒退和爆发战争的严重威胁，这种威胁来自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的尖锐化；
为此，必须使各阶层人民、各民主政治团体和左翼政治组织一致行动起来。
共产党在争取新的民主团结和我国政局的转变的斗争中是具有决定性的先锋力量。
决议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向坚决保卫共和的法国共产党和全体法国人民致以兄弟般的敬礼。

阿土决定建交
新华社地拉那12日电据阿尔巴尼亚通讯社12日报道，阿尔巴尼亚政府和土耳其政府已经达成协议，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公使级的外交代表。

亚丁的亚法酋长国武装人员宣布
要把反英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
据新华社开罗12日电亚丁的南方阿拉伯人民联盟驻开罗办事处12日宣布，“亚丁保护地”（也门南部地区）西部的亚法酋长国的五千多名武装人员最近在下亚法的德亚伊—阿勒—卡勒迪市举行集会，保证要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亚法酋长国同最近武装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拉赫杰酋长国一样，也是激烈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的。
由于许多酋长国的反对，英国最近企图把“亚丁保护地”的二十三个酋长国拼凑成“联邦”的阴谋，迟迟未能得逞。
亚法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使英国殖民当局惶惶不安。
英国当局已经增派军队进驻下亚法的赫斯纳、加尔和巴格达尔三个城市。

准备反击法西斯制造暴乱的阴谋
法总工会号召工人加强斗争
据新华社巴黎13日电
法国总工会执行局会议经过两天讨论后已经闭幕。
会议通过了一个号召工人们反对暴乱分子可能在6月18日进行的企图的决议，一个关于目前事件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声明和一个关于工人阶级要求的决议。
总工会执行局在关于6月18日的决议中指出：
戴高乐和那些支持他的人们，准备在巴黎和法国各大城市把6月18日变成为一个表示支持个人专权、军事独裁和法西斯主义的日子，那些组织在所谓“救国委员会”里的暴乱分子和那些出卖祖国的贝当分子以及那些进行阿尔及尔和阿耶佐暴乱的人们准备利用这一抵抗运动的纪念日，来组织反对共和国的法西斯示威。
执行局号召一切属于总工会的组织、一切积极分子、工会会员和工人同保卫共和国委员会取得联系，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以便挫败利用这一天来袭击各种工会组织和民主组织的任何暴乱尝试，把这一天变为保卫自由的伟大日子。
总工会执行局关于目前事件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声明中指出，在罢工和示威中结成的工人和一切（民主）组织的成员之间的团结应该进一步加强，以便成为无法抗拒的力量。
法国总工会号召一切工人继续和加强维护各种自由和共和国的斗争，不许别人对他们的权利有任何侵犯。
法国总工会号召立即对任何暴乱尝试予以强有力的回击，号召粉碎一切在企业内建立“救国委员会”或其它暴乱组织的尝试。
总工会号召大家在企业中巩固和大力发展无数的和积极活动的保卫共和国委员会。
总工会号召一切工人，从现在起就准备参加公民投票这场巨大的战斗，以便反对个人专权、反对独裁制度。
决议号召一切组织加强统一行动来保卫经济的和社会的要求，争取普遍增加工资和待遇以及其他福利。
决议号召加强统一斗争以便在阿尔及利亚实现和平。

戴高乐的纲领：
必须改变制度来适应目前的形势
（原载法国“人道报”）

塞浦路斯大主教发表声明
英国要对土耳其人暴行负责
希腊要求安理会注意塞浦路斯局势
据新华社13日讯 塞浦路斯大主教马卡里奥斯12日在雅典对塞浦路斯局势发表了声明。
他强调指出，英国政府要对土耳其族暴民的暴行“负同等的责任，如果不是负更大的责任的话，因为这次可怕的胡作非为的流血、放火和暴力行为是在英国政府的漠不关心或者同意的态度下发生的”。
英国殖民主义者采取“分而治之”的老办法来煽动塞浦路斯岛上希、土两族居民的不和的阴险面目正在暴露出来。
被英国当局流放的塞浦路斯总工会总书记皮萨斯在向记者发表的声明中指出，英国某些机关正在煽动居住在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人和希腊族人进行内战。
他强调，英国对于塞浦路斯最近发生的悲惨事件负有严重的责任。
希腊外交部长阿维罗夫12日晚间宣布：
希腊政府已经写信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要求安全理事会注意由于塞浦路斯岛的土耳其族人的暴行而产生的对和平的威胁，并且已经指示希腊驻联合国的代表，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干与塞浦路斯的局势。
阿维罗夫说，希腊政府还就英国当局的不能保护塞浦路斯岛上的希腊族居民向英国驻希腊大使提出了抗议。
据希腊“新闻报”报道，希腊政府在12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还考虑了“废除（希腊、土耳其、南斯拉夫三国）巴尔干公约，并且声明今后将不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范围内同土耳其进行任何合作”的问题。
来自尼科西亚的消息表明，塞浦路斯岛上土耳其暴民袭击希腊族居民的流血事件已经继续到第6天。
在距离尼科西亚约五英里地方的吉奥内利村，12日骑着机器脚踏车的土耳其族打手用机关枪向一群希腊族居民扫射，打死了两人，三人受重伤。
在塞浦路斯岛东部的法马古斯太，土耳其族暴民12日袭击了想避免受到迫害而正在迁出土耳其族人居住区的希腊族人，至少有十七人受了伤。
目前，这个岛上的希腊族居民正在着手建立自卫队。
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电台在12日不断地向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暴民播送土耳其沙文主义分子的演说，煽动他们反对希腊人。

失业浪潮中的布法罗
布法罗是美国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位于纽约州西北，与加拿大接壤。
著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就在它的西北十七哩处。
布法罗附近工厂林立。
这里有伯利恒钢铁公司的炼钢厂，还有共和钢铁公司、福特公司和杜邦公司等大企业设立的工厂。
在三十年代美国经济恐慌时期，布法罗遭受过沉重的打击。
这里还流传着一个典型的故事：
失业工人的妻子每天早上把一块面包放在丈夫手里，一边推他出去，一边对他说：
“你的工作就是出去找到一件工作！”
现在，1929年的幽灵在布法罗重新出现了。
从不久以前美国“政治月刊”所发表的一篇通讯里，可以看得见失业浪潮中布法罗工人的悲惨遭遇。
布法罗人口约有一百万。
早在今年02月，每五户人家就有一户为失业户。
福特公司、杜邦公司的资本家前不久还在竭力贩卖“人民资本主义”的货色，号召工人购买小额股票，把工人称为“合伙的股东”，说什么工人可以分沾利润。
现在，他们纷纷远走高飞。
福特公司的装配工厂已经关门大吉，杜邦公司的人造丝厂早已搬掉，杜邦公司的软片厂也在打算迁走。
“合伙的股东”不但分沾不到利润，连工作也失去了，生活陷入绝境。
失业人数的激增，造成失业救济处空前的忙碌。
1957年年底，每天申请免费食物的约有十人，今年02月就达到每天三十五人以上。
不久以前人们传说，布法罗当局为了扩建尼亚加拉水电站，准备清除一个墓地。
消息一经传出，成群结队的失业工人纷纷申请清除墓地的工作。
可是后来查明这只是一个谣言。
布法罗失业工人希望从报纸上发现招聘广告，可是他们无力单独购买报纸，往往共同传阅一份。
报纸上并没有招聘消息，可是出现着这样的广告：
“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已于星期三在艾德魏尔德航空站，为耗资二十七万五千美元而设立的动物旅馆举行了揭幕礼。
动物旅馆设备优良，可供狗和其他动物寄宿。
如欲寄存蛇类亦无任欢迎。”
（附图片）
（乐山文　英韬图）

岸信介坚持反动政策
要继续追随美国敌视中国
据新华社13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首相岸信介今天在他成立新内阁以后举行的第1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谈话表明，岸信介新内阁将继续执行追随美国、坚持与中国人民为敌、复活军国主义和镇压国内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内外政策。
岸信介在答复记者提出的有关中日关系的问题时，表示他的新内阁不打算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
他说，改变他的上届内阁的敌视中国的政策“是不适当的”。
谈到在他纵容下发生的日本暴徒在长崎侮辱中国国旗的事件，岸信介仍然表示要采取“静观”态度，企图继续逃避他在这一严重事件上应负的责任。
岸信介在答复有关日美关系的问题时，表示要继续采取屈从和依赖美国的政策。
岸信介表示出他企图依靠美国向东南亚实行经济扩张的打算。
他希望美国在日本使东南亚国家采取延期付款方式购买日本倾销商品的问题上，通过提供美元给予合作。
他表示还要派负责的大臣去美国商谈这些问题。
在对内政策方面，岸信介再次表示他将继续设法修改规定日本放弃战争的宪法，而得以放手重新武装日本。
同时，岸信介表示要实行排斥日本民主势力的“小选举区制”。

札记
“圣诞老人”
美国“民族”周刊最近在报道美国对南越的财政和政治“支持”时，把它誉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圣诞老人的行动之一”。
的确，在过去的几年中，美国送给南越的“礼物”不能算少——“援助”共达十亿多美元。
美国承担了南越军队的全部费用和所有其他政府开支的80％左右。
此外，美国还向南越派出了数以千计的“顾问”。
但是，美国的这些“礼物”在南越引起什么结果呢？
“民族”周刊也承认南越人民的反美情绪正在增长。
例如，美国图书馆在1955年被炸；
大使的寓所在1956年被炸，一家旅馆和美国图书馆在1957年又被炸……。
“民族”周刊没有解释这种现象。
可是南越人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美国的“礼物”就是大灾大难。
美国利用军事、政治和经济的种种手段，长期分裂越南，把南越放在它的控制之下，实行殖民奴役，使南越人民的生活越来越痛苦了。
所谓“圣诞老人”不过是一只披着漂亮衣裳的豺狼！
“替罪羊”
美国商会主席约翰斯顿，也同样对南越人民的反美情绪感到不安。
他在一份公开报告中承认：
在南越各地，“美国吉普车、美国军服和美国的面孔”“是不相称地过多了”。
不过，对于美国把南越变成殖民地因而南越的反美浪潮日益高涨这一根本原因，这位美国商界头子却持另一种观点。
他说：
“我们（美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替罪羊，而我们对之几乎没有份或完全没有份的失职或缺点负责”。
这就奇怪了。
在南越的“美国存在”无处不在，还要强说“几乎没有份或完全没有份”，这只能是殖民主义者的口吻。
所以，说美国是“替罪羊”，也同说“圣诞老人”一样，完全是捏造。

美国经济危机的缩影
美国底特律汽车工业和全国各地许多工业部门一样面临深刻的经济危机。
（上）大批工人失业，工厂的就业处关起大门，挂出不招雇工人的牌子。
（下）失业工人在底特律河边，苦闷地盘算着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工作。
（新华社稿）

马来亚工商部长
保证不让日本货泛滥
据新华社12日讯 吉隆坡消息：
马来亚联合邦工商部长陈修信9日向马来亚的制造商们保证，他决定不让廉价的日本商品在马来亚市场上泛滥，来扼杀本地的工业。

黎巴嫩中部起义人民
向贝鲁特发动攻势
大批政府军官兵转到起义者方面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13日电
据大马士革各报报道，黎巴嫩中部起义人民12日夜间在卡迈勒·琼布拉特指挥下，向贝鲁特发动了广泛进攻。
起义者的先头部队已经开到大马士革—贝鲁特公路距贝鲁特只有二十公里的地方。
据自由黎巴嫩之声电台12日晚间广播，黎巴嫩人民军12日在黎巴嫩北部哈勒巴附近迫使夏蒙集团的武装部队从基卜亚特村全面撤退。
据报纸报道，伊拉克继续在向黎巴嫩派遣大批军队。
06月12日，伊拉克武装部队的四十八架战斗机到达黎巴嫩之后，马上参加了对起义人民控制地区的空袭。
报纸消息说，政府军的一大批官兵已经转到起义人民方面来。
这些起义军官证实，巴格达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最近向黎巴嫩运送了大批武器和弹药，其中包括一批凝固汽油弹，这些凝固汽油弹在黎巴嫩和伊拉克飞机空袭的黎波里、巴尔贝克和赫麦尔的时候已经被用来对付起义人民了。

黎巴嫩反对派严正表示
不同联合国观察员合作
应调查的是美英等国供应武器情况
新华社大马士革13日电据大马士革电台广播，由新西兰军官莫里斯·布朗中校率领的联合国观察员五人，12日从以色列到达贝鲁特。
他们是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1日通过的决议到黎巴嫩去调查黎巴嫩政府提出的所谓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干涉黎巴嫩内政”的控诉的。
同一天，黎巴嫩民族统一阵线在贝鲁特发表声明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影响不了黎巴嫩人民的斗争。
声明说，如果联合国真想平息那里的局势，联合国观察员就应当去调查美国、英国、法国武器运入黎巴嫩的情况和土耳其、约旦、伊拉克的武器、人员进入黎巴嫩的情况。
黎巴嫩反对派领袖、前总理萨拉姆也在12日在贝鲁特向报界发表声明，表示他将不同联合国的观察员合作。
他指出，安理会的决议是同目前黎巴嫩人民的斗争毫不相干。
萨拉姆说，这个委员会应当调查从美国、英国、土耳其、约旦和伊拉克把武器运进黎巴嫩的港口和机场的事情。
他说，这些武器是运给在目前这一特别时期从狱中释放出来的已判刑的罪犯和已被解散的半军事性法西斯组织，其目的是造成部落的不和和扑灭人民运动。
他指出，对黎巴嫩内政最有害的干涉就是“西方各国和它们的仆从国家所实行的以及它们驻黎巴嫩大使馆的行动所恶迹昭彰地表明的政治干涉”。
黎巴嫩巴尔贝克的反对党议员沙菲克·穆塔达也在当天说，联合国观察员的到来将不会改变目前的局势。
人民将继续斗争，直到胜利和击败帝国主义者及其代理人时为止。
据报道，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麦克林托克已经在11日同联合国紧急部队司令伯恩斯讨论了在黎巴嫩设立一个庞大的“观察”机构的问题。
人们认为，美国企图通过这种假借联合国名义的老手法来扩大它对黎巴嫩内政的干涉，镇压黎巴嫩人民的起义。

催工鼓
在农忙的季节里，只要你走进江西修水县卢坊乡的地界，不论在山上、田野，都可以听到“咚咚”的鼓声，这就是该地群众惯用的生产宣传鼓动形式——民间艺术催工鼓。
催工鼓是当群众集体劳动生产时，打鼓手背着鼓，专事催工，边打边唱劳动号子，鼓手领唱大家相和，生产到哪里，鼓就打到哪里，如果谁生产不起劲，鼓就会敲到谁的面前来鼓鼓气。
催工鼓的唱词、鼓板，早上、中午、下午、歇伙都不同，如早上挖地，就唱：
“日头东，日头东，锄头就要工夫深，上年苗稼作得好，下年保险好收成，挂起灯笼满堂红。”
鼓手不仅催工，而且起指挥员的作用，敲起了鼓，就等于吹响了冲锋号，人人都听鼓手的指挥。
（傅之因）

六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
——略答马特
周谷城
1958年04月15日人民日报第7版上，马特发表了“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一文，俨然作总结，评论了许多人，而且把我也排在修正主义之列，要进行批判。
我仔细地研究了这篇文章，感到它从头到尾都成问题。
这里且就几个突出的问题略论如下。
一、逻辑的物质基础并不等于逻辑本身
形式逻辑自成立以来，从不发生有无物质基础的问题，其客观物质基础也从来没有人反对，更不劳任何唯物论者的宣传和介绍。
我在1956年新建设9月号里曾说：
“形式逻辑的规律或思维规律或逻辑法则有来历，也有出路；
有基础，也有作用。
我说形式逻辑的法则只是规定推论过程的，对于事物自身并没有增加什么说明或解释。
所指的是逻辑法则的出路或作用。……思维规律之有物质基础，并没有人怀疑，更不须任何唯物论者的宣传和介绍。”
在1957年新建设6月号里我又说：
“形式逻辑教科书里所讲的逻辑规则如‘名词在结论中的外延不得大于前提中的外延’，‘由两个特称前提不能得结论’，‘每一论式中的中名词在两个前提中至少必须周延一次’，‘前提有一为特称结论亦必为特称’，‘前提有一为否定结论亦必为否定’，‘由两个否定前提不能得结论’等等，都只要求规定思维过程；
自有形式逻辑以来，就很明确，从不引起有无物质基础的问题”。
原因很简单，只因逻辑的物质基础不等于逻辑本身，故把逻辑规律规则等的应用讲清，不涉及其基础，仍不失为形式逻辑。
反之，若把不成问题的基础大讲特讲，把规律规则等的应用搁在一边，即讲出一朵花来，亦与形式逻辑的本身无关。
所以一切形式逻辑教科书，无论是出自苏联的还是出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揭举规律规则后，即讲应用；
物质基础，搁而不谈。
不谈，并不等于否认，只因不成问题。
不独止此，就是把不成问题的物质基础谈得很好，像李志才先生所谈的那样，仍与形式逻辑的目的要求不相干。
我曾说：
“形式逻辑有根据，有对象。
肯定了全体亦必肯定其部分等公理，是形式逻辑所必须遵守的根据；
张三李四有死无死等事实，是形式逻辑所要推知的对象。
我说形式逻辑的规则只是规定思维过程的，对于事物自身没有增加什么说明或解释，所指的是对象。
李志才先生便连忙曰，肯定了全体亦必肯定其部分的‘公理就是具体的反映着客观事物所具有的一般与个别的必然联系。
’一点不错，这条公理是反映了客观事物之一般与个别的必然联系，可作论式的根据。
但问题就在这里：
形式逻辑所不可少的根据并不等于所要推知的对象。
两者截然有别，不能混为一谈。
肯定了全体亦必肯定其部分的公理，是自有形式逻辑以来，千千万万的论式所必遵。
难道千千万万的论式所要推知的对象只有一个？
意义只有一条吗？
对千千万万不同的对象一律赠送它们一条公理曰：
肯定了全体亦必肯定其部分，能算对客观事物自身的性质增加了什么说明或解释吗？”
江天骥先生说得好：
“推论的前提是逻辑地包含结论的”。
结论既已逻辑地包含在前提中，请问经过推论形式，究竟增加了什么？
答曰，什么也没有增加。
逻辑的物质基础对逻辑的目的要求并不发生作用。
可见逻辑的物质基础并不等于逻辑本身。
二、规律和规则等却为形式逻辑所不能少
逻辑的物质基础虽不等于逻辑本身，但规律规则等却为形式逻辑所不能少。
任何一本逻辑教科书都是研究思维过程的；
要使思维正确，必须遵守应该遵守的规律和规则。
例如，高尔斯基和塔瓦？
茨主编的“逻辑”便曰：
“逻辑学只是从思想的结构方面，也就是说从思想的逻辑形式方面来研究我们的思想（概念、判断、推理）。
它揭示出一些规律和规则。
遵守这些规律和规则乃是在获得推出的知识过程中达到真理的必要条件”。
又曰：
“我们之所以研究逻辑规律和规则，是因为遵守这些规律和规则乃是在获得推出的知识的过程中达到真理的必要条件。”
马特则曰：
“王方名……认为人们的社会制约性是逻辑规律的客观基础，实际上就是否认逻辑规律是客观外界事物关系在人的思维中的反映，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原理的，而实质上这是现代资产阶级逻辑理论中约定论的翻版”。
王方名如何讲，不是我要知道的。
但逻辑规律和规则一经由客观事物的关系反映为规律和规则了，对于思维过程，是否具有规定作用或制约作用？
如曰有，则一切研究逻辑规律和规则的教科书，包括苏联教科书在内，是否要一律称之为“现代逻辑理论中约定论的翻版”？
如曰无，则形式逻辑究竟要研究什么东西？
江天骥先生是否定逻辑规律和规则的，他在1957年新建设3月号和4月号里发表长文，一则曰：
“推论规则……不是决定推理正确与否的根据”。
再则曰：
“推论规则只是检查一个推理是否符合逻辑规律的标准，而并不是决定推理正确与否的根据”。
三则曰：
“一个推理不违反规则，是它正确性的标志；
却不能说：
这个推理之能够正确，就靠有这些规则”。
形式逻辑的规律和规则有物质基础，没有任何人反对；
然而为着要强调客观物质基础，竟把从基础反映出来的规律和规则的作用，一并取消，却完全是另一问题。
坚持唯物论，是很好的；
取消逻辑规律和规则的作用，窃期期以为不可。
马特与江先生是同一路线的，自称为“坚持马克思主义逻辑理论的原则”的。
难道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逻辑理论的原则，就要否定形式逻辑的规律和规则的作用吗？
难道苏联的逻辑教科书都是反马克思主义或不坚持马克思主义逻辑理论原则的吗？
三、要使认识与实践发生关系
思维过程合乎规则，可以成为正确论式。
一个论式的前提与结论间不相矛盾，叫作正确性，属推论范围；
前提与事实相一致，叫做真实性，属实践范围。
认识的真不真，是各科的事；
推论的错不错，是形式逻辑的事。
马特不以为然，说我把认识和论证割开了，“要陷于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泥坑”。
其言曰：
周谷城认为：
形式逻辑“的任务重在推论已有的认识或了解”。
“认识的真不真，是各科的事；
推论的错不错，是形式逻辑的事”。
这就是说，形式逻辑只管表述论证，不管对现实的认识。……论证方法和认识方法虽然有区别，但是又有联系，这两者在形式逻辑中是统一的。
论证以认识为依据，离开认识便无从论证。
割裂认识和论证，便要陷于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泥坑。
这里我愿稍稍详细讨论一下，看到底谁要陷入泥坑。
一，论证方法和认识方法“有区别”云云，是什么意思？
我说认识的真不真，是各科的事，意即谓认识要靠各科的实践；
推论的错不错，是形式逻辑的事，意即谓论证要靠逻辑的推论。
这区别您如认为错了，请把您那对的讲点给我听；
如果讲不来，那末所谓“有区别”云云，便是空谈，便是废话，那便是已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坑。
二，论证方法与认识方法“有联系”云云，是什么意思？
我说形式逻辑的任务在“推论已有的认识”，意即依据已有的认识作推论；
您说“论证以认识为依据”，也是依据已有的认识作推论。
请问马特，您我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如果没有差别，为什么您说的就叫两者有联系，我说的就叫两者割开了？
三，论证与认识两者在形式逻辑中是“统一的”云云，是什么意思？
既曰论证以认识为依据，是两者明明分得开。
又曰是“统一的”，则论证以认识为依据云云，还有什么意义？
四，论证以认识为依据如果是正确的，那末认识又以什么为依据？
如果以实践为依据，明明是您所反对的；
如果回转头来，仍以论证为依据，则将陷入循环论证的绝境：
论证以认识为依据，认识以论证为依据；
周而复始，环循无端！
口口声声自命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一谈到认识，就怕触及实践，一听说认识的真不真要靠各科的实践，就以为人家错了，说是把认识与论证割开。
请恕我一句，这里有没有半点马克思主义气息？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
“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
马特偏不相信实践！
不相信实践，便肯相信推论，便肯相信形式逻辑。
然而形式逻辑若不与各科结合，究竟能使我们认识什么？
认识动物？
植物？
天文？
地理？
历史？
社会？
什么也认识不了。
如不相信，请查一查任何逻辑教科书，看它除了规律规则、思维过程和推理形式等，还能给我们什么？
反之，若与实践相结合，为各科服务，据已有的认识，进行推论，使前后不矛盾，效用却是显明的。
任何科学家在进行研究时，或求真过程中，必须一面问自己所认识的，与客观实在符合不符合，另一方面问所认识的，内容前后矛盾不矛盾。
前者属实践范围，后者属论证范围。
从实践可得认识，依据认识可作论证。
例如“房子里无空气会要闷死人”，这是由实践得出的认识；
依此作推论曰，“这间房子无空气，也许要闷死人”，才可以稍稍放松实践。
若自始就只许论证与认识发生关系，却不许认识与实践发生关系，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吗？
请问谁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
四、不要制造反对辩证法的理由
推论的正确，按照逻辑规则做，就可做到。
至于认识的真实，亦即充足理由，则完全不然，它不是按照什么一成不变的规则，一动手就做得到的，而是从实践中逐渐做到的。
旧话虽有所谓“顿悟”，意即忽然一下晓得；
但“顿悟”之前亦必有所谓“渐悟”，意即经过实践逐渐晓得的。
人类在求知的过程之中，永远要求真实，永远要求获得充足理由。
但为历史条件所限，所知者有时未必完全真实，未必都有充足理由。
正因如此，才不断努力，不断实践，以期获得真知，获得充足理由。
我在1956年新建设9月号里说：
“充足理由为求得真知所不可少，但据以为推者未必都有充足理由。
这是古今中外铁一般的事实，不能抹煞。
自古至今，凡用形式逻辑宣传自己的主张的人，其主张未必都具备了充足理由。
就是首创形式逻辑的亚里士多德本人，也不能例外。
亚里士多德是用形式逻辑宣传自己的主张的；
他的著作还看得见。
请问他的主张有百分之几十具备了充足理由。
此后，中世纪的经院学者，近代的资产阶级学者，最近的帝国主义学者，用形式逻辑宣传自己的主张的，更不知有多少人。
他们的主张都具备了充足理由吗？
不仅如此，就是我们自己，天天用形式逻辑宣传自己的主张，我们能保证自己的主张都具备了百分之百的充足理由吗？
例如古史分期，各执一说，都用形式逻辑在宣传自己的主张，他们的主张也未必都具备了百分之百的充足理由咧。”
否则学习研究还有什么意义？
自由辩论还有什么意义？
批判地研究哲学史、思想史等还有什么意义？
由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云云还有什么意义？
马特不以为然，说我割裂正确性和真实性，把两者完全对立起来，就要导致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
其言曰：
在思维形式的正确性和思维内容的真实性的相互关系问题方面，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见解。
一种见解认为形式逻辑只管思维形式的正确性，而不管思维内容的真实性。
在这方面，表示得最坚决、最明确的是周谷城。
他认为形式逻辑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主张。
它可以为正确的主张服务，也可以为错误的主张服务。
主张有对的和不对的，但是依主张所演出的论式，其自身却可以都是正确的。
主张的对和不对，要看它和事实符合不符合；
而论式的正确与否，却要看它自身前后矛盾不矛盾。……割裂正确性和真实性，把两者完全对立起来，就要导致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
什么叫“割裂”？
应该正确的正确了，应该真实的没有真实，然而两者却联在一块。
我们实事求是，如量指出，这叫“割裂”吗？
资产阶级曰：
“凡生产资料应该私有，大工厂是生产资料，所以大工厂是应该私有的。”
这论式违反了形式逻辑的哪一条？
曰：
任何一条也不违反。
错在哪里？
曰：
不应主张生产资料私有。
然则反对私有的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形式逻辑？
如果是形式逻辑，那末形式逻辑竟成了绝对无上的东西，可以代替马克思主义了！
颇闻有人想把形式逻辑绝对化，认为凡合乎形式逻辑的，都是正确的。
那好了，马克思主义不必要了，辩证唯物论可以收起了，唯物辩证法更不用提了。
果如是者，那世界真的变了，我也要跟着变。
但事实上，世界并没有变，形式逻辑还没有绝对化，马克思主义还不能少，辩证唯物论还不能收起；
就形式逻辑而论，更需唯物辩证法的领导。
把形式逻辑绝对化，认为推论合乎逻辑的，主张就是正确的，那只是反对辩证法的一种借口，只是凭主观愿望制造出来反对唯物辩证法的一种不成理由的理由。
马先生！
正确性与真实性未必经常是一致的，就是江天骥先生，也曾在1957年03月号和4月号的新建设里“逻辑问题综述”一篇文章中说：
“推论决不只是纯形式的推演，却是从真的或假设为真的前提合逻辑地得出结论的过程。……推理一般地不是从断定为假的前提出发的。
如果前提是假的，在推理过程中总是被断定或被假设为真”。
江先生大概不想反对唯物辩证法，所以还留下这一手：
前提就是假的，有时亦无妨假定为真。
这就通了。
马先生不然，把正确性与真实性死缠在一起，不许分辨清楚，一方面扬言两者有区别，另一方面却又取消这区别，那除坚持反对唯物辩证法的领导外，找不出其他任何理由。
五、形式逻辑要靠拢唯物辩证法
前提不真，有时只能假设为真，这是迫不得已，并非心所谓安。
然则如何而后可呢？
曰：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实践于所要知道的东西的环境中，比较有办法。
当然，熟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毫无实践，则除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以外，可能一无所知。
但重视实践的人，能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领导，认识总是可以逐渐真实的。
所以我曾不揣冒昧，不止一次地说，形式逻辑要以唯物辩证法为领导：
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
主从虽有区别，时刻不能分离。
尤其是我们同敌人进行论战时，必须坚持这点。
形式逻辑，是敌我共同的武器；
加上唯物辩证法作领导，情形就不同了，掌握在我们手里的武器的威力，更能好好地发挥。
否则以形式逻辑斗形式逻辑，以三段论法斗三段论法，往往陷入了敌人的重围或竟站在敌人一边，而不自觉。
例如，沈秉元先生反对美帝在各国建立军事基地，原是一片很好的心肠，人人应该拥护。
可是他不用唯物辩证法，仍只乞怜于敌人所同样掌握了的三段论法，大谈三段论法的公理，大谈整体包括部分，大谈书包包括像片、衣袋包括钱的道理；
结果他站在敌人一边而不自觉。
多么可惜呵！
他在1956年新建设7月号里有一段辩论曰：
为什么同样一种推论，……后一推论（帝国主义在外国建立军事基地是为了本国的安全；
那末，美帝国主义在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周围建立了军事基地；
因此，美帝国主义也是为了本国的安全。）
就是荒谬的呢？
这还是由于推论本身决定的。
三段论法的产生是有它的客观根据的；
要阐明这一点，必须从三段论法的公理谈起。
三段论法的公理就是：
凡是对于整体所肯定的东西，那末对于其部分也是肯定的。
凡是对于整体所否定的东西，那末对于其部分也是否定的。
这一公理可以作另一种表述，即事物的属性的属性，也就是事物本身的属性。
这一三段论法的公理，是由人们千万次的生活实践中总结起来的，好比像片夹在书里，书放在书包里，所以像片就在书包里。
再如钱放钱包里，钱包又放在衣袋里，所以钱也在衣袋里。
人们根据这些事物的最普通、最常见的关系，总结了三段论法的公理，人们就是根据这些最普通、最常见的公理来进行推理，寻求新知的。
所谓肯定了整体，也肯定了部分；
所谓书包包括了书里的像片，所谓衣袋包括了钱包里的钱等等，究竟与美帝要在外国建立军事基地，从而也要在人民民主国家周围建立军事基地，有什么不同？
拥护美帝，这段文章是足够的；
反对美帝，则必于三段论法之上加上唯物辩证法。
马特说，沈马等的路线是正确的。
不知对这段文章看过没有。
如果没有看，就任意下论评，请恕我一句：
这对学问未免不忠实；
如果看过了，而没有看懂，请再恕我一句：
这对学问未免太粗心。
马特把我排在修正主义之列，要进行批判；
我看这是割鸡用牛刀的办法，殊不值得。
还是另行考虑批判对象吧！
（编者注1956年和1957年，周谷城教授曾连续五次在“新建设”杂志发表文章，论述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问题。）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高举总路线红旗
到实际中去到群众中去
满足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
据新华社13日讯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各个角落，争取提前和超额完成各项研究工作的跃进指标，这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1日举行的第2次常委扩大会议的主要精神。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和所属各研究机构负责人共五十多人。
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潘梓年在会上就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贯彻总路线问题发了言。
他指出，为了贯彻总路线，完成和超额完成已经制定的跃进指标，每个研究工作人员首先必须结合整风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发扬敢想、敢讲、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
潘梓年说，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还必须坚决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要使研究工作受到实际生活的洗炼，满足实际的需要，不脱离实际斗争。
那种认为到下边去深入生活同研究工作有矛盾的看法是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
每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应当根据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来进行研究。
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解决实际生活中提出的问题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贯彻总路线的基本环节。
潘梓年说，还必须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批判工作，经常自觉地同修正主义，同教条主义等不正确的思想和文风进行斗争。
要在研究工作中实现多快好省，还必须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辟一条新的广阔的道路。
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同样可以运用高级、中级、初级研究工作相结合的方法。
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刘导生，学部委员翦伯赞、于光远、冯至等都在会上发了言。
刘导生和翦伯赞主要谈到了在同现实距离较远的史学等学科的研究中如何联系实际和厚今薄古的问题。
刘导生说，研究的对象离现实生活越远，联系实际的问题就越容易被忽视。
在这些学科的研究中联系实际，主要是指用什么观点、为什么目的进行研究，如何使古为今用。
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民群众的观点来研究历史，才能正确认识历史并使古为今用。
翦伯赞说。
有些资产阶级历史学者以史料、考据而自恃。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家并不轻视史料，但是我们反对拿史料来吓唬人，重要的问题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必须反掉。
于光远在发言中指出，所谓“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落后论”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几年以来，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
就全国范围来说，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的源泉在于人民群众。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人员也应当像文艺工作者那样，到人民群众中去“采风”，要研究群众中涌现的先进事迹，同群众中的先进人物密切联系，发扬群众中的先进思想，只有这样，科学家的思想才能先进。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会议结束以前发了言。
郭沫若说，每个科学工作者都要实行政治挂帅，插红旗拔白旗，拿出最大的力量，以期对实现总路线有所贡献。
要不断地自觉革命，只有红才能保证专。
郭沫若指出，对于科学工作者的自我改造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是劳动锻炼。
他谈到，他这次到怀来地区农村“走马观花”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他看到农民用牛粪喂肥猪，惊诧不止，便写了“科学不在远，就在猪圈旁”的诗来歌颂这件事。
他说，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学习人民群众那种实干精神和忘我精神。
科学家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最好的办法就是下去看看。
郭沫若还指出，为了贯彻总路线，实现跃进指标，还必须在组织、制度上采取一系列的具体措施保证。
他建议制定科学人员深入生活的制度和具体办法。
根据大家的发言，会议决定制定各项具体措施，并同有关部门研究解决协作和高级、中级、初级研究工作的结合等问题。
这次会议还通过一项决定，建议中国科学院撤销右派分子向达、沈志远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和他们以前担任的一切负责职务。

天天有收获　日日有营养
深入生活　火热透心　浑身是劲
上海作家参加劳动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本报讯
作家们深入生活、参加劳动和实际工作以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不久，他们在创作上也一定可以得到丰收。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9、10两日召开的“上海创作小组”座谈会，给人这样一个突出的印象。
许多正在工厂、农村、部队和工农兵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作家们出席了这个座谈会，交流他们深入生活的体会和创作的情况。
他们发言中充满了时代跃进的气息，掺和着许多群众的语汇。
许多人都说，到群众中间后，思想上收获很大，心胸豁然开朗，再也不是苦于没有题材可写，而是有写不完的题材，无数英雄人物的形象逼迫着作家去写。
许多作家提出要修改原订的创作规划，创作更多的作品。
“红日”的作者吴强在会上说：
当我3月份从上海出发到苏北农村的时候，一上轮船，乘客大多是来上海买了肥料、喷雾器回去的农民，他们热烈地谈生产，谈跃进，通宵不睡。
经过南通，到如东县，一路上只见高潮一个接着一个，群众干劲冲天，许多新名词我都听不懂。
到乡下和农民在一起以后，真是天天有收获，日日有营养。
许多题材都是现成的，故事都是编好了的。
有一个乡要办一个小型水利工程，男子都出去修大型水利了，就由妇女来搞。
四十岁以上小脚的妇女也参加，吃在工地，住在工地，工地上还办起托儿所，一个月的工程半个月完成。
农村的土地上有着一股强大的力量感染着我，吸引着我。
电影“湖上的斗争”的编剧、女作家王元美正长期住在高邮县一个农业社里。
她说：
过去写农村戏，总认为农村的节奏是缓慢的，现在大不同，农村的节奏快得叫人跟不上。
刚听说乡里要办工厂，过几天，铁工厂、肥料厂、水电站，样样办起来了。
头一天听说要办农业中学，我总以为要有一个时期的准备工作，那知道第2天就上课了。
群众中各种天才都有，许多话都是作家想也想不出的。
有一次我替农民写一副对联：
“千军万马修水利，四面八方……”，写到这里想不出了。
一位农民跟我说：
“四面八方水上田”，修了水利，水自己上田来，真是太好了。
在上海中华造船厂当“出样工”的赵自，每天在黄浦江边巨大的船台上，在鎯头声中和电焊光下装配船体。
他说：
到了厂里，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物天天活跃在我的周围，写作的题材扑面而来，处处都是。
每天晚上写一点，还帮助厂报看稿，辅导车间的创作小组。
现在创作规划中的一个短篇集已完成，另外还写了十多篇小作品。
长期在工厂生活的作家靳以、丰村，在农村的唐弢，在部队的哈华，在公安局的芦芒等都在会上讲了许多生动的故事和体会。
以上海绢纺厂为基点每周下厂两次的老作家魏金枝，也讲了他深入生活中的体会，他们都说在火热的生活和斗争中尝到了甜头，感到自己有力量了，在群众中交上了知心朋友，思想感情也与劳动人民接近了，通气了，同时也找到了文学创作的取之不竭的源泉。
会上还提出了深入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研究了解决的办法，并且修订了各个反映上海人民生活的创作规划。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在会议开始时讲了话。
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巴金在会议结束前说：
从大家的十分生动感人的发言看来，将来的作品也一定同样的生动感人。
这是贯彻毛主席指出的文艺工作者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文艺为政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的结果。
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周而复最后发言，他希望大家多创作一些短小精悍的作品，大力宣传总路线，迅速地反映时代大跃进的面貌。

工人农民出口成诗
陕西编印“总路线诗传单”
据新华社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公布以后，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和陕西省民歌整理组立即编印了“总路线诗传单”。
它的篇幅有八开报纸那么大，三天一期，每期印数五万多份。
写稿的除一些作家外，绝大部分都是工人、农民和一些基层干部，作品大部采用民歌民谣形式，因此受到劳动人民热烈欢迎。
最近半月多来，收到来自工农群众中的诗歌就有一千二百多首。
现已出刊三期。
“总路线诗传单”已经传到了八百里秦川无数的村庄和厂矿。
在田间，在工厂，农民和工人热情地朗诵着诗传单，并把自己的创作写给它发表。
咸阳国棉二厂的工人们下工后，纷纷找诗传单来读。
修机车间工人李余森给诗传单写了一首诗：
“总路线，亮晶晶，好比天上日月星，昼夜不停放光明；
照得大地红通通，照得海洋齐沸腾，万众一心奔前程，十五年越过跛狮英。”
桥梁工人张佑才也写了一首：
“桥梁工人不怕难，千山万水要跑遍，南征北战当好汉，桥梁架满祖国河川。”
诗传单上刊载了许多农业社社员的创作。
鄠县五星四社社员李强华写道：
“八百里秦川一片黄，八百里秦川一片香；
秦岭巴山穿黄蟒，铺天盖地闪金光。
千万把镰刀明晃晃，千万辆马车排成行，千万人歌唱大跃进，千万片麦田里收麦忙。
一队队的红旗随风扬，一垛垛麦堆像山梁；
一串串碎碡紧碾场，一车车麦子进了仓。”
潼关县农民郭文华看了报载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到十三陵参加劳动的消息后，立刻写了一首诗：
“人民领袖毛泽东，勤劳俭朴好作风；
率领中央众委员，十三陵水库去劳动，毛主席挖土忙，一锨一锨送进筐；
千万人眼睛齐看他，千万人身上添力量。”

把市郊变为画廊
天津画家下乡
本报讯在宣传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中，天津美术界的热情十分高涨，提出要把津郊变成画廊。
全市专业和业余美术工作者一百五十余人，分赴津市四郊十三个村镇宣传，仅6月01日一天的时间，就画了七百五十余幅壁画。
这些壁画是在画家和农民密切合作下进行的，画家们在画的大小、位置和着色方面都是十分尊重农民们的意见。
现天津市郊已掀起了一个画壁画的热潮，在街头巷尾都能看到一些宣传总路线的大幅壁画。
天津市文化局为此特召集了各文化馆及有关部门对壁画工作进行了布置，提出：
“人人齐动手，处处有壁画”的口号。
（附图片）
画家吴作人、叶浅予、蒋兆和、邵宇、萧淑芳给河北涿鹿县的农民作了一幅壁画，由郭沫若题字。
新华社记者　时盘棋摄
河北怀来县花园乡的街头诗

把红旗插遍在地上和天上
——看了四川省革命残废军人演出
郭沫若
我们被称为革命军人，
真真感受着荣誉的绝顶。
我们的肢体虽然不全，
我们坚定着革命的雄心。
困难磨折不了英雄汉，
鼓足干劲，什么都可以干。
为革命，失掉了十个指头，
但我们还有着两只手杆。
我们可以比赛乒乓球，
我们可以把口琴吹奏。
我们可以跳舞鄂尔多斯，
我们可以做乐队的指挥手。
昨天手拿枪杆打敌人，
今天演奏音乐为和平。
和平的音乐具有大威力，
鼓舞着文化技术的革命。
昨天猛烈地陷阵冲锋，
今天雄壮地吹奏东方红。
尽管美帝有原子弹、氢弹，
只是在敲撞自己的葬钟。
建设社会主义，人人都有份，
谁都要力争上游，鼓足干劲。
总路线的光辉照耀着我们，
我们也要比赛着多快好省。
革命的英雄主义就是这样，
谁都要敢争、敢鸣、敢做、敢想。
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会有废人，
请看我们，不就是好榜样？
革命的乐观主义就是这样，
谁都要吹吹打打，跳跳唱唱。
唱到远远地超英并超美呵，
把红旗插遍在地上和天上！
1958年06月12日

眼不能用，思想能用
——记工人创作者周应政
舞台上出现了一个灰色衣帽的工人。
他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首金钱板“电气化烘档案”。
他用幽默、诙谐的表情和唱腔，把一个管理档案不负责的懒汉刻画得活龙活现，好像这个人就站在观众的眼前。
在最近举行的重庆市工人的文艺观摩表演会上演出这个节目的人，就是重庆长江电工厂工人周应政。
只是在两块幕布快合拢的时候，观众看见他被另一个人牵引着下场，才发现他原来是个双目失明的人。
四十多岁的周应政在长江电工厂称得上是个活跃的宣传鼓动家。
六年多来，他以厂里的真人真事，写作了三百四十多首曲艺唱词和三幕反映现代劳动人民生活的川剧、一幕快板剧。
创作和演唱，对周应政来说，比别人更困难一些。
周应政过去只念过三、四年私塾，如今眼睛又瞎了。
但是周应政想：
“我看不见，能听得见，眼睛不中用了，思想还能用。”
他常对别人说：
“我生产上不行啦，在别的方面还可以出一分力。”
于是，从1950年起一到晚上就叫孩子把自己送到文化学校去听课。
后来，他又到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办的工人业余曲艺创作学习班去学习了四年。
他就是靠着“听”而精心学习。
他一边学习，一边练习写作。
看不见，怎么写字呢？
起初，他构思成熟以后，念出来，请别人帮他写。
但别人的工作任务也很紧，只得搁下来。
这怎么行呢？
他跑到文化学校去和政治教员商量。
政治教员帮助他想出了用纸板格子写字的办法，一试验，这办法行不通。
最后才想出用铅印房从书本上切掉的一叠叠厚的窄纸条写。
办法想成的当晚，他兴奋极了，马上坐下来写了一篇唱词，从晚上一直写到第2天天亮。
哪知道钢笔没有墨水了，写了一整夜只写清楚了七个字。
他有点懊丧了。
但是他又想：
“工人阶级能叫高山低头，能叫河水让路，一定能掌握文化。”
第2天晚上，他又开始写了，用铅笔代替了钢笔。
几年来，他就是这样摸着厚纸条写作。
在他学习和写作时，厂党委十分关怀周应政，看到他有困难，总是鼓励他，又派同志帮他找材料、找线索。
周应政要尽快地把现代工人的风格深刻地反映出来，还有不少困难。
比如：
他不能亲眼见到伙伴们在车间里劳动的那股生龙活虎般的干劲，那种敢想敢作的英雄气概。
于是，他就常常守在车间去听，听刚经过改进的机器的响声，听伙伴们的对话……。
他听了还不够，还常常到伙伴们的家里去访问。
现在，周应政无论走到哪个车间，总是这个扶着他坐，那个帮助他找人谈话。
工人弟兄们有什么新的革新和打算，总要一件不漏地详细告诉他。
本报记者黎素芬

一诗一画
左海诗杨先让画
经行柳岸又桃溪，景物迷人路亦迷。
借问矿场何处是？
牧童指点此山西。

佩带着红石竹花的人们
刘岚山
我们每人都佩带红石竹花，
红色的花，你们再生长吧，
将来会有别人拿着你们，
而他们就是获得胜利的人。
——巴黎公社诗人路易治·米雪尔
我刚从十三陵水库工地归来，
佩带着红石竹花的法国弟兄，
我知道戴高乐已从墓中爬出，
正在招呼着希特勒的亡魂。
哦，我像你们一样义愤填胸！
希特勒的骨头早已腐烂了，
戴高乐没有办法使他复生。
自由的法兰西永远出卖不了，
保卫共和国的英雄永远不可战胜。
法共呵，我听见你挺进的脚步声！
你们的代表曾经访问过十三陵，
工地上至今还响着他们挖土的声音。
“大坝的胜利支援了法国人民的斗争！”
这祝福激动着十万建设者的心，
朋友呵，我们的大坝今天已经完工！
红色卫星正在世界头顶飞行，
早晨的东风压倒了黄昏的西风。
帝国主义的特洛依木马〔注〕原形毕露，
在红色街垒前，戴高乐寸步难行。
哦，战斗吧，胜利属于公社的儿子们！
〔注〕见6月08日人民日报三版“帝国主义的特洛依木马”注。

在群众面前高声朗诵
靳以
当我最激动最兴奋的时候，我只能用诗歌唱出我满心的欢喜和激情。
我原是以写诗来开始我的创作生活的；
不久我就发现自己缺乏诗人的才华，写得很不好，放弃了诗作；
可是我一直把诗放在文艺中最崇高的地位，只有我满腔热情要倾吐的时候，我就忘记了我自己是一个失败的诗人，根本没有写诗的才能，我就不顾一切地尽情欢唱。
我反复读了刘少奇同志在八届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我感觉到那是最新最美丽的画图，多采而合谐的交响乐章，最激动人心鼓舞人心的诗篇。
我忍不住胸中澎湃的真情，来不及构思和择句，就匆匆地把心里的话流在纸上。
当我在6月08日随着上海的五十万宣传总路线大军，到群众中去；
对着飘着白胡子的老年人，抱着孩子的妈妈们，戴了红领巾的孩子们和许多市民……（工人和学生们和我们一样，他们大部分也都在五十万人的队伍之中。）
我又情不自禁地高声朗诵。
我是这样开始的：
“总路线的灯塔照四方，
六万万人民心里亮堂堂；
一天抵得上二十年，
美丽的画图放红光！”
我顿了顿，抬头一看，每一双眼睛都发着亮，每一张脸都挂着笑；
好像我是替他们说出来心里的话。
我也笑了，我的眼睛睁得更大了，我的声音也更高了。
“东北的鞍钢正扩建，
武钢，包钢边建边生产；
钢铁的花朵处处开，
祖国今年又要造起万座高炉来。”
鞍钢我去过的，上海的钢铁厂和重庆的钢铁厂我也看过；
武钢包钢我只从杂志和报纸上看到图片。
可是一万座高炉是我从早晨报纸上才得到的新鲜资料，是我想像所达不到的；
我及时地修改了我的诗句，我的心是美滋滋的。
人群中三个姑娘笑得最美丽，原来她们是从东北和重庆才来到上海的，她们就在上钢一厂无缝小组工作。
“天上的星斗点点亮，
地上的工厂处处开；
无知的飞鸟漫天游，
错把烟囱当做树林落下来。
白日里太阳照天空，
夜晚原野亮明灯；
祖国大地红通通，
夜猫子再也不敢逞威风。
铁路公路像蛛网，
火车汽车快如风；
轮船要开到北京城，
万里江山处处通。”
修筑了大运河，五河通航，轮船就一直可以从峨眉山下开到了北京！
我们活在一个多么幸福，多么不平凡的时代啊！
在党的领导之下，我们能化理想为现实，化神奇为平凡；
我们真是能翻山倒海，摘星取月，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的了。
“五万万农民齐心干，
挖河积肥千千万。
从此不靠天吃饭，
人定胜天，改变了大自然！
四、五、八百挡不住，
千斤粮呵，万斤菜；
小麦大麦像绿海，
割了麦子显出棉花来。”
我的歌颂还是落后于现实了，不止一个地要麦子亩产二千斤以上，马铃薯一亩就可以收三万斤！
我的思想，我的常识都被现实远远地丢在后边了。
我该提起脚步，奋力猛追。
“不是比十五年多，是更短，
钢铁和主要工业把英国丢后边。
农业也要跑在资本主义国家前，
科学技术赶上先进，只要十二年。”
“多”和“短”虽然只是一字之差，那却表现了六万万人民共同的大跃进！
我们的煤炭明年就可以赶上英国了，我们的钢铁，大约连五年也用不到，就可以赶上。
不仅是东风压倒西风，东风将永远压倒西风！
做为一个中国人民，是值得骄傲的，是应该满怀信心，大步向前的，我更鼓足了劲，充满了全心的感情念出来：
“我们的祖国多么伟大，
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
有了共产党，有了毛主席，
领导着六万万人民，鼓足干劲，齐向前！
多快好省地建设我们的祖国，
人人努力，个个争先；
要敢想，敢说，敢做；
勇猛直前——
为真理而奋斗，为了今天和明天；
把总路线的红旗在祖国都插遍！”
群众鼓起掌来，齐声欢呼；
我也鼓起掌来。
我们共同的为我们祖国鼓掌，向党向毛主席鼓掌，为我们共同幸福的未来鼓掌和欢呼。
我看见老年人的腰挺直了，母亲们把孩子的小手偎在自己的嘴边，红领巾们一边笑一边跳，市民们的脸上都绽开了笑的花朵。
我想：
如果我要是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我不会只动笔，我一定站在高炉、平炉和转炉旁，为祖国炼铁炼钢。

“时代的火光”
捷克斯洛伐克影片“时代的火光”，是根据捷克斯洛伐克已故总统萨波托斯基的小说“红光照耀着克拉德诺”改编的。
影片通过工业城市克拉德诺的工人的战斗生活，反映了第1次世界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为争取建立自己真正的战斗司令部——共产党的斗争，歌颂了工人阶级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和大无畏的气概。
（亦）

母鸡下蛋
石景山发电厂工人陈捷
李书记的传达快完了。
最后他说：
“同志们，赶英国，只有总路线是正道。
就凭我们冲天的干劲，就凭我们的总路线，没有这两条，就不能赶英国。
最近水利电力部决定要在离我们厂四里地的高井，建设一个比我们厂大十倍的电站。
这个工程油水大，怎样能多快好省就怎样干，全厂职工献计献宝，都来当诸葛亮吧！”
李书记的话刚落地，会场里就轰起来了。
从人群里闪出来扩建厂方代表胡师傅，他三步两步跑到台上，对着麦克风大声嚷：
“我在台下坐着，脚心直痒痒，非说不行，我先问一句：
高井那个电站是不是还由工程队承包？
要是还由他们承包就不合乎总路线！
高井电站咱厂自己包干啦，发电厂不光会发电，也能装机器，来个母鸡下蛋！
行不行？”
他这一问，整个礼堂沸腾了，“行！
——行！”
这声音震得人耳朵嗡嗡响，一刹那，大家觉得浑身是劲没处使去，像上了弦的箭，只要一松手，马上就可以射出去。
光做好本厂的工作那能满足？
不下个大蛋不过瘾。
台上的胡师傅急得直摸脖子，一边挥手一边喊：
“同志们别乱！
我还没说完哪！”
等会场静下来，胡师傅接着说：
“打咱厂一扩建，我就跟工程队打交道。
你是甲方的，我是乙方的，好像脑门子上刻着字！
分得那个清啊，整天扯皮。……现在扩建工程正歪泥，我们只能瞪着大眼珠看，使不上劲。
高井的电站要是我们自己包下来，保证比工程队干得又快、又好、又省。
行不行看大家的了，我说行！”
台下又骚动起来。
检修班王班长赶紧和全班的几个人商量，他那锐利的眼光向大家一扫：
“胡师傅提出包干，我们怎办？
咱们敢不敢提出‘全部机器安装我们包’？”
“敢！”
大家异口同声的说。
“好！
要是大家真不含糊，就叫小老虎代表我们上台。
小老虎，快！”
小老虎刚站起来，修配厂的贵师傅一支脚已蹬上了台阶，小老虎赶上去，两个人并肩上了台，上台后又抢着说“让我先说！”
“让我先说！”
震的喇叭吵吵直响，逗的台下直笑。
工会主席见了过来解围：
“装机器也应该先制造，后安装啊！”
小老虎瞪了主席一眼，只好不说什么。
贵师傅一步走向麦克风前，大声说：
“我看呀，母鸡下蛋没问题。
发电厂要变安装公司，我们修配场要变成机器制造场，分三班干。
电站需要什么，我们保证拿出什么来，除了发电机。
可有一样，我们造出来的设备，安装的同志们可得及时装好，别扯后脚！”
贵师傅说完下去了。
小老虎坐在后面气的肚子鼓鼓的，他一个箭步就跨到麦克风面前来：
“我说修配厂的同志们，别替别人耽忧啦，还是多想想自己吧！
临阵别叫我们停工待料。
我代表检修班向大会保证：
我们包下全部机器安装。
起重工不够，我们会培养；
电焊工不够，我们也会培养，这都不在话下，我们说得到就办得到！
到时候看到底谁是扯后脚的！”
小老虎刚离开麦克风，运行场的大康就跟电线杆子似的立在麦克风前：
“你们有天大的本事，没我们也发不了电。
等安装好了，我们保证培养出全套的运行人材，去烧锅炉，去开大汽门，去开水泵，去合闸，把强大的电流送到北京。
不是我们吹牛，同志们，到发电那一天，保证运行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会散了，人们的心不能平静，今天晚上的电灯特别亮，电力特别强，好像高井电站已经在发电了。

“海枯石烂”产石油
长风
在古代，人们很早就知道利用从岩层溢出来的石油，但对石油形成的秘密却无法了解。
人们只好把这种自然现象看作是神的赐予。
随着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各种关于石油形成的学说。
有的说：
石油是从无机物变成的；
有的说：
石油是从有机物变成的。
目前以腐泥说（动植物混合生成）来得准确可靠。
它是这样来解释石油生成的秘密的：
山岭上的岩石，长年累月的受到侵蚀，逐渐风化了。
这些风化物被流水带到江河、海洋中去变成了淤泥。
当海洋中的动植物，像藻类、鱼类、蚌蛤和浮游生物等死后，尸体就沉积到海底的淤泥中，成了有机淤泥。
越沉积越多，就变成了岩石——沉积岩。
海水和岩层使海底那些有机体同空气隔离，不再发生氧化作用。
在沉积物中，有许多不需要空气的细菌，它们起着化学作用，把有机物中的氮、氧、硫、磷等成分分离开来，使碳、氢成分高度集中，（石油是碳氢化合物）几百公尺以下海底地层的温度比较高。
在高压和高温的地层里，有机体经过长期的化学作用，就变成了石油和天然气。
石油虽然形成了，但是它分散在岩层里，还不能形成油田。
由于地壳内部有着高热的岩浆在活动，千百万年来使地壳不断发生升降和挤压运动，有些地方逐渐上升或下降；
有些地方发生折皱作用，形成中部凸起四面倾斜的山脉。
这样，含油地层中的石油和水分也就在地层空隙中流动，不断在储油构造里积聚，形成了油田。
但是这不是海底的油田。
地壳的面貌不断变化着，只是这种变化很缓慢，几十年间不会显著地看出什么来。
正因为地壳在长期的外力和内力作用影响下，“海会枯”，“石会烂”；
海洋会变成陆地，山脉会夷成平原。
从新生代第四纪以后，世界大陆和中国大陆的面貌同今天逐渐接近了。
但那时，我国的长江三角洲、华北平原还没有形成。
据地质学家考证：
在七千四百年以前，华北平原还是一片大海，就是今天的天津在九百年前也还是海洋。
上海土地的出水约在三千年前，而在五千年前，江阴以东还是大海。
现在的四川盆地，原来也是一个海湾，经过几次海侵和海退作用和长期的沉积作用，才变成了盆地。
在那些地质时代曾经是浅海、海湾和大湖的地方，最容易沉积有机物质，形成丰富的油田。
解放以来，地质工作者在找寻地下富藏中，证明了我国是个石油蕴藏丰富的国家。
从新疆天山山脉南北麓起直达陕西北部，绵延地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克拉玛依、乌尔禾、柴达木、酒泉盆地等地下油海。
在四川盆地，在华北平原等地区新发现了许多储油构造。
四川中部龙女寺等三个油田区钻井后开始大量喷油，它已继克拉玛依油田以后，成为祖国新的石油处女地。

燕雀安知鸿鹄志
于大愚
有的县决定自办大学的消息传出后，一般人都受了很大的鼓舞，感到非常兴奋。
因为，按照我们老祖宗的规矩，小小的县分是只能考秀才的，现在我们却要考状元了！
然而，我也听到有些这方面的“专家”，即有些大学教授，却并不以这种做法为然。
他们里面，连有些平时“不谈国事”的人，这回也表示了态度，说县办大学必须“慎重考虑”。
为什么县办大学就要“慎重考虑”呢？
显然不是因为一般地我们办什么事都要深思熟虑。
而是认为小小的一个县分，几乎就没有什么资格办大学。
按照这些“专家”的看法，所谓大学，即非常大，非常阔，非常高深，非常广博，非常神秘，非常了不起的学校也。
必须有堂皇的校舍、大量的经费、无数的规章、成套的制度、进口的仪器、留洋的博士、五花八门的课程、古今中外的学说等等之类，才算“正规”。
当然，上述种种，并不是毫无用处。
正规的大学，我们现在并不是太多，而是不够。
问题在于这些人仿佛就此认为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全部就在那里了。
于是，多年的电机学教授一操作机器就连续烧坏几个电表，仿佛还理所当然；
昆虫学教授下乡不敢承认自己的本行，怕被农民问倒，也不以为耻。
至于在这种大学里培养出的学生有多少业务上的半成品和政治上的废品，似乎就更非这些“专家”的分内之事了。
为什么专家学者们对这些问题没有“慎重考虑”过呢？
原因是，以上种种与政治斗争、生产建设虽然背道而驰，可是和他们所谓“正规”的标准却没有什么不符之处。
到底什么叫正规化？
据我看，就是使组织更健全，制度更合理，设备更完善等等。
其目的在于使革命工作的效率进一步提高，使新事物更容易发现，使好东西更快地成长。
几年来，我国各种事业的突飞猛进，正规化虽然不是唯一的因素，也是比较重要的环节之一。
然而糟糕的是，“正规化”有时竟被某些人理解成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空洞烦琐、脱离实际一类的东西。
甚至还有人干脆认为正规化就是恢复资产阶级的旧传统。
你要干点什么吗？
请先写种种冗长累赘的报告，再经层层形式主义的审核，既要看看合不合一系列的陈规旧制，还要查查古今中外有没有先例可循。
管你实践证明的，天才创造的，群众欢迎的，生产需要的，一触犯什么规章、制度、典籍、惯例、名流、学者、欧美文明、西方习俗、新添的迷信、固有的成见，就一律无效。
真是“家有‘玉匣记’，不能放个屁”。
正规化竟被曲解成迷信书。
使人一举一动都要提防冲撞鬼神。
初中程度的人竟要寻找白蚁生活的规律？
山沟里的县分胆敢办什么大学？
庄稼汉也要当科学研究员？
什么字典里曾经把这些辞儿和他们的名字连在一起过呢？
有些人这样想着，就不免由怀疑而轻蔑地笑了。
他们说：
“这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然而，事实是最不客气的。
事实是，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资产阶级的符咒仙方再也吓唬不住解放了的中国人了。
在全世界的工程师们都无能为力的时候，中国的一个普通工人不就发明了自动化的反围盘么？
当多少生物学家们还在年复一年地进行着“研究工作”的时候，一个初中程度的普通人，不就找出了目前世界上最好的防治白蚁的方法么？
事实是，在现在的中国，不仅初中程度的人研究规律，更低文化程度的人也要研究规律；
不仅一个县自办大学，很多县都要自办大学；
不仅农民当科学研究员，其他各种各样的人都要当科学研究员。
让我不揣冒昧，代替在劳动中长成，对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的各式各样的专家、学者、先进分子、英雄模范们，用一句现成的辞儿，回敬那些泄气的“正规化”先生们：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看杂技去
沈阳市杂技团是一支充满青春活力、很吸引人的年轻杂技队伍。
他们的演出，很好地表现了人民勇敢机智的精神，富有较浓的民族色彩。
看过苏联大马戏团和苏联杂技表演的观众，一定不会忘记其中那些空中飞人、秋千飞人等精彩的大型空中节目。
但在这里，你也将兴奋地看到沈阳市杂技团的青年演员们已经相当熟练地掌握了这些表演技巧。
还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幕间滑稽表演很不错，这是孩子们最最喜爱的节目。
（树）

“祝你成功”
这是一部风格明快、题材新颖的苏联故事片，描写了青年人应该怎样对待生活、学习和工作。
安德烈是个对生活没有一定目标、整天只说俏皮话的年青人，他的表哥阿辽沙——一个伐木工人来到他家等着考大学时，跟他那种种不正确的思想进行了斗争。
后来对生活非常随便的安德烈，终于跟着表哥去当伐木工人，走向生活去锻炼了。
看到这里，我们不期而然地想到了这影片的名字，并衷心地祝他成功！
（之）

豫剧“刘胡兰”
刘胡兰光荣牺牲的事迹，在全国各地差不多是家喻户晓的了。
新歌剧“刘胡兰”的演出，曾获得广大群众的欢迎；
人们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河南豫剧院三团的团员，大都是文工团员出身，他们为了继承和发扬戏曲传统，投身学习豫剧。
该团演出的“刘胡兰”，显示了这些青年演员不仅很好地掌握了这一地方剧种的精华，并且有所创造。
豫剧“刘胡兰”是一出富有生动教育意义的现代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