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04月17日
△上午读训总四级干部会议[1]的文件。
△午饭后到禄米仓试衣服。
归来，老总接见青年代表后上楼来，谈了革命者要敢想、敢说，要有幻想，才能有创造。
【注】
[1]训总的四级干部会（3月20日开始，开了40多天），是训总内部从1956年起即已开始了的关于反教条主义问题的分歧和争论的继续发展，也是争论得最激烈的一次。
这次会议前，1957年3月，当时训总代理部长叶剑英主持召开过一次训总党委扩大会议，对分歧展开民主讨论，但未能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
后来，叶不再代理训总工作，原副部长肖克被任命为部长、党委书记，原副部长张宗逊调回总参任副总长。
这年12月里，训总内部又发生过关于院校训练方针的一场争论。
为准备召开第7次全军院校会议，院校部副部长王兰麟，处长彭施鲁在准备的文件中，提了一个院校训练方针，内容包括：
以毛泽东著作为指针，批判地学习苏联经验，以我军现有装备条件为主，照顾将来可能的发展，以及与我国战略方针相结合等。
训总部长肖克认为，他在1月军委扩大会上已提了一个训练方针，不要另提方针。
在院校会议的预备会议上，院校部这一行动，又受到不少人发言进行指责。
后来，由于叶剑英表示对院校部所提方针的支持，才得以通过。
这次训总关于院校训练方针的争论，不在应不应另提一个院校训练方针，而是在训练方针的内容上存在歧见。
1957年1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在总结发言中曾谈到训练问题。
指出1956年训练工作取得显著的成绩，也指出缺点还是不少。
希望训练总监部将同志们对训练工作的意见，加以研究，斟酌修改1957年训练计划纲要，然后作为本年度的训练进度计划，下发执行。
讲话没有提到全军训练方针问题。
这次会上，张宗逊也作了有关训练工作的发言，后来写成文章（《关于几年来训练工作的我见》）发表于1957年2月09日《解放军报》，表明了他对几年来训练工作的看法和今后改进训练工作的建议。
195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纪念我军建军30周年的通知中，“号召我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认真钻研毛泽东军事著作，总结我军建设作战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批判地学习苏联及一切外国的军事经验，继续发展党的军事学说，反对脱离我军实际情况的教条主义倾向”。
同年7月，张爱萍副总长为纪念建军30周年，发表了《对现代战争与我军军事训练的管见》—文（载《八一杂志》7月出版的121期），提出“以我军现阶段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并照顾到今后若干年（比如十年）的发展情况，应是我军进行军事训练的基本方针。”
“不能一般地采用苏军使用原子、化学武器条件下的战术进行训练”，不应“在战役和战术演习、作业中，都特别强调以我之优势（我之空、海军及原子
弹）去对待敌人的战略进攻”。
（此文收入1994年出版的《张爱萍军事文集》）后来事实说明，1956年提出反对教条主义以后，虽然收到了一定成效，但持反对立场
的大有人在。
一遇到机会，争论就重新挑起。
1958年3月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训总在贯彻这一指示时，有人把反保守的矛头指向“拒绝学习苏军先进经验，死抱着我军经验不放”的经验主义。
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热潮中，有人指责张宗逊和孙毅等为代表“在建军和对苏联关系问题上是一种修正主义立场“。
训总党委于3月19日写信给军委”黄秘书长转中央“，提出：
“明天我们即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总结8年来的工作，对大字报中提出的问题展开争辩，会议情况后报。”
训总还通知张宗逊副总长，要他参加训总的四级于部会，张请示军委后，参加了会议。
会议上许多发言认为，反教条主义后，部队纪律松懈了，苏联的东西不学了，思想搞乱了，正常训练和教学不能进行了，等等。
有人更指责张宗逊、孙毅、王兰麟、彭施鲁等人是“保守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反苏分子”、“逆流分子”、“右倾”、“右派”。
有一位处长并提出建议，要彭德怀收回在南京军事学院的讲话和向中央的报告。
张宗逊等被指为“右倾”、“保守”的几位同志，也在会上发言给予反驳，会议气氛十分紧张。
这时，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通知已下发，会议无结果而休会。
争论最终转到了军委扩大会议上，在更大的范围、更尖锐激烈的程度上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