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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整改高潮中，千万张大字报对领导作风的缺点，尤其是官僚主义的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某些领导干部不接近群众，不了解下情，不能切实地解决问题。
有的领导人和下级干部共事几年，对他还是“相见不相识，惊问客从何处来”。
某团政委到职两年，不知道本团许多连队的驻地。
领导干部下部队较少，有的虽是下去了，但十八天走了二十个单位。
群众在大字报上批评他是“公费旅行”。
志愿军一些同志批评某部政治机关“平时不积累材料，临到总结往下要”。
他们在大字报上写道：“部队训练、营建中，各种工作有汇报：数字有统计，典型有材料；
个别经验开过会，各连到团献过‘宝’。
但是助理员们还是往下跑，‘喂！
你们的军训政治工作怎么搞？
’答：‘这些材料早上报，师团检查有通报。
’他却说：‘我没看着，你们再汇报。
’”
不少机关办事拖拉、工作互相推诿，文牍主义严重。
总后勤部政治部一张大字报揭发：“总后勤部营管部写一个报告送给总后勤部党委。
总后副部长、副政委阅后，批给党监察委员会办理；
监委转给了营管部，营管部又上呈总后党委；
党委转给政治部，又回到监委会；
监委会又送给另一位副政委，后转给参谋长，又转给某副部长；
后来又第三次回到了监委会，又由监委会送到了某副部长；
最后又到了党委会。
总计这个文件共旅行了一年半，结果还是没有下文。”
某部干部部召开一个会议，到会的只有二十个人，每人发言也要写出底稿印好后照念。
广州部队某部各种报表多达一千多种，群众在大字报上称为“第一文件工厂”。
某些领导干部应该亲自动手的不亲自动手，不愿意做费脑筋的事。
领导机关的文件，有些需要下级干部先行起草的，不能件件要求领导干部亲自去做；
但是有少数同志却是事情不分大小，只要讲话就一定要下级干部写文稿。
团拜贺词、点名讲话、干部调动欢送词也都要别人代写。
某军直工科长在三八妇女节会上讲话，也要下级给写材料。
下级草拟的文件，某些领导干部只在上面批个“照发”、“打印”或者“不能用”，从不详细审阅和修改。
有些干部到上面开会，还得带个秘书替他整理材料。
负有海边防任务的一个部队里，有一张大字报说：“我们对战备工作检查不少，但效果并不好。
原因是首长不亲自下去，下去也不亲自动手了解，而是靠参谋检查写成材料。
首长只是在临走时作指示，但指示的内容又是由参谋代写的。”
沈阳部队某部一张大字报说：“首长什么事情都要助理员写稿子，自己照着念，究竟是谁领导谁呢？”
个别干部意志衰退，缺乏振作的革命精神，也受到了应有的批判。
有张大字报以“方城之戏不可过多”为题，劝告某些干部少打麻将牌。
某部队政治部有一个副部长工作马虎，对他养的三只猫却照顾得无微不至。
同志们在大字报上送给他一付对联。
上联是“处理问题缺乏思索，借口‘没有把握’，请示部长考虑决定”；
下联是“批改材料不动原封，总说‘只能这样’，交给各科上报下发”；
横批是“没有主观，绝对客观，袖手旁观”。
另有一篇大字报批评一个科长，也是一付对联。
上联写“入城以来，弃过去艰苦朴素传统，藏中外古玩、洋玩，琳琅夺目，快哉乐哉，谁能相比”；
下联写“晋校之后，举当年南征北战功劳，喜各种勋章、奖章，荣誉满身，足矣够矣，何求上进？”
横批写“悬崖勒马，整风是岸”。
此外，群众还对某些领导思想上对群众积极性估计不足的右倾保守情绪，和对违法乱纪现象的迁就放任倾向进行了批判。
对于群众在大字报上的批评揭发，多数领导机关认为，我们各级领导作风的主流是好的，具有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的干部也占绝大多数，因而在建军的各项工作中都取得了重大的成绩；
但是在某些环节和某些干部中确实也存在着不少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以及其他不正确的作风，必须在整风中予以烧掉。
他们欢迎和接受群众这些批评，力求深刻检查，对症下药，研究改正办法，边整边改，在不少问题上已经有了明显的改进。
但是也有少数单位对这些意见还没有重视起来，或者因为忙于进行动员家属还乡、干部下放等重大工作，一时还没有来得及拿出更多的精力考虑这方面的整改。
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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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8日讯 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主席团、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部长会议7日为格罗查主席逝世举行了联席会议。
会议决定：从1月7日起到10日举行葬礼时止，在全国举行哀悼；
为格罗查主席举行国葬。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组成的参加格罗查博士葬礼的政府代表团，已经乘飞机前往布加勒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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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8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月8日发出命令，在1月10日——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大国民议会主席团训席彼·格罗查博士殡葬的日子，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和各市人民委员会所在地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学校、人民团体和停在港内的轮船，一律下半旗一日志哀。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决定派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参加格罗查博士的葬礼。
代表团团长是郭沫若，团员是包尔汉和柯柏年。
郭沫若和包尔汉今天从布达佩斯飞往布加勒斯特，柯伯年已在罗马尼亚。
今天，北京有七千多人到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吊唁格罗查博士逝世。
我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还分别写信、致电吊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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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8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次会议，6日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适当提高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公积金比例的决定”。
这个决定对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四十三条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所留公积金比例的规定作如下的改变：在生产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并且在保证绝大多数社员的收入逐年有所增加的原则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年收入的实物和现金在依照国家的规定纳税并且扣除生产消耗以后，经过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所留公积金的比例包括归还到期的基本建设的贷款和投资在内，可以超过8％，经营经济作物的合作社，可以超过12％。
但是，也不宜超过大多，以免影响绝大多数社员收入的逐年增加。
至于遇到丰年或者荒年，公积金需要多留或者少留或者不留，仍然按照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办理。
通过决定前，会议听取了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关于适当提高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公积金比例问题的说明。
他说：
一、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了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实现农业生产的跃进发展，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并且在今后的十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就必须积极增加农业生产的基本建设（包括：兴修水利、添置牲畜农具、购置除虫器械等等……），从而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不断地增加社员收入。
农业合作社为了增加一些基本建设，就必须付出一定的劳力和资金。
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它的利润是上缴给国家，列入国家预算收入的，它增加基本建设和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投资，自然也由国家预算拨付。
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合作社增加基本建设和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投资，如果他要由国家预算拨付，显然是国家的财力年不允许的，必须是主要靠农业社自己的力量去解决，国家当然尽力给予必要的援助。
农业合作社依靠自己的力量逐步增多一些基本建设，不仅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可靠道路，而且又是巩固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制度的物质基础。
有了较大的公共财产，农业社就会像钢骨水泥般的巩固起来。
二、根据近年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事实，适当地增加农业社的公共积累，也有着完全可能的条件。
1956年全国已有80％的社和75％的社员增产增收。
1957年是中等年景，粮食和各种农作物比1956年都有增加，据若干典型调查，山东、山西、浙江、陕西、江西、河北、广东、辽宁、湖北、吉林、黑龙江、福建等省不完全的统计，有20％左右或者30％左右的农业社，已经赶上或者超过了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
甘肃张掖专区全区平均的生产水平已经赶上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已经有70％的社员的收入水平赶上或者超过了当地富裕中农的收入水平。
敦惶县全县平均每个农户收入一千五百七十七元（全县共九千九百零四户农户），每人平均二百七十七元六角（全县农村人口共五万三千七百四十四人）。
三、1957年下半年以来，在农村中，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公布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展开了全民讨论，新的农业生产高潮已经形成。
适当增加农业社的公共积累，以便增多一些农业生产的基本建设，实现农业生产的跃进发展，已经成为大多数农业社的要求。
实际上已经有一批合作社公积金的比例超过了8％或者12％。
四、公积金的比例增加与否和增加多少，仍然必须从各个地区、各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实际状况出发，仍然必须坚持以不断发展生产和社员收入逐年有所增加为前提，不能增加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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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漫谈，许多真实的思想情况讲出来了。
有一个党员干部认为自己出身农村家庭，读书时已参加过劳动，不再需要锻炼；
自己有专长，下去是浪费。
大家诚恳地帮助他作了分析，指出：过去他虽然参加过劳动，但主要是过的学校生活，受的资产阶级教育，还是有必要进行劳动锻炼；
他搞的是统计工作，不算特别的专长，下乡经过锻炼，立场、观点才更坚定、明确。
经过大家的帮助，最后他愉快地走上了劳动战线。
另一个党员干部在第一次被批准下放后，言谈中流露出他是因为同领导干部关系不好才被批准下放的。
领导干部知道后便把他留了下来，并和他个别谈话，党的支委会也开会帮助他提高认识。
现在他认识到并不是什么同领导干部关系不好，而是自己确实需要锻炼，并愉快地准备随第二批下放干部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这个局的一个技术员张觉生，在申请上山下乡的热潮中也写了申请书、保证书，但当他被批准下乡当养路工人时，他便要求到车辆修理部门去，说当养路工人就坚决不走。
领导上就把他留下来。
在欢送第一批下放干部之后，下放干部朝气勃勃的精神和光荣感给了他很大启发，他又重新要求下放。
广州铁路管理局为了在干部中树立劳动光荣和服从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思想，还组织老工人谈劳动的体会，组织大家漫谈学习文件的心得，使全体干部都进一步认识到：知识分子参加劳动后失去的将是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得到的将是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和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
这样就大大地鼓舞了干部参加劳动的积极性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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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全军各个机关里，青年知识分子干部热情要求下放锻炼的愿望正在实现。
有的单位已经决定了第一批下放干部。
福州部队有一千多名机关干部得到批准下放，其中五百七十二名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作为开路先锋，已经到达海防第一线和守卫前沿岛屿的连队。
兰州部队六个主要单位的统计，有七百七个多名机关干部将在1月中下旬下放到驻在甘肃南部的果洛、柴达木牧区的连队和县兵役局。
南京部队第一批将有四百名青年军官下放到连队。
在广东军区直属机关第一批下放的九十二名干部中，有五十六人到连队当列兵和轮机兵，当副排长、排长、司务长、副连长和副政指等职务。
有的单位作出了分批下放干部的规划。
济南部队计划在春节前下放一千五百人，其中有六百名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将到海岛和施工部队锻炼。
广州部队确定在二、三年内，把需要到基层锻炼的干部分三、四批全部下放。
北京部队的规划中也要求在三、五年内下放所有需要锻炼的机关干部。
在进行干部下放的工作中，许多单位作了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
福州部队在首长作了动员报告以后，又组织干部学习了有关文件，介绍了地方下放干部的生活和劳动经验；
然后采取自愿报名、小组评议、支部和部门首长同意、领导批准的方式，展开了群众性的自我教育，使领导意图逐渐和群众的自觉要求一致起来。
广州部队司令部在辩论中，着重使干部树立能上能下、能升能降的思想，从根本上端正下放态度。
有的干部积极要求下放，但是把机关工作说得毫无意义，认为干部关工作影响了自己的进步。
通过辩论，分析了这种认识是片面的，指出干部下放锻炼同时也是为了加强机关工作，对克服机关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有深远的影响。
被批准下放的干部情绪都非常高，他们把下放看作是党对自己的爱护，培养和信任。
某校文化教员张大征在题为“我的喜讯”的大字报上写道：“我被批准当战士了，这是党对我的信任、培养！
喜悦的心情，难以形容，只想出四个字：当好战士！”
有的同志把这次批准下放形容为自己继参军、入党后一生中的第三次大荣誉。
作者：韩荣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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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5部队下放干部、中尉沈杏清是大学毕业生（左），他十分兴奋地来到海防最前线，第一次到连队当战士。
图为战友给他介绍阵地情况。
韩荣志 摄
栏目：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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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军各机关、院校正在掀起一个干部下放的高潮。
广大的干部纷纷贴大字报和写信申请到基层、边疆和生产中去锻炼。
有的干部已经下放了，有的已作了准备，只要领导上一声令下，马上就可启程。
应该看到，这是部队在整风运动中出现的新气象，是广大干部热烈响应党的三中全会决议的实际表现，也是干部经过反右派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以后政治觉悟大力提高的表现。
干部下放，对我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十分重要而迫切的措施。
实现这个措施，可以达到精简机构，改进作风，加强下层和锻炼干部的目的。
然而，就其最根本的目的来说，还是为了全面地锻炼干部，在实际斗争和劳动中去改造干部的思想。
解放以来，我军吸收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
这些同志有朝气，热情高，有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
大多数同志在工作中表现很好，对我军的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他们大部分没有经过生产劳动的锻炼和实际斗争考验。
有的一开始就在机关、学校工作，没有过过连队生活，和士兵没有什么接触。
他们有很多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过去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与工农群众格格不入，轻视甚至鄙视体力劳动。
有些人虽然参加革命多少年，还是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文弱书生，与革命军官应有的条件相距很远。
在少数人的思想深处，还是资产阶级的王国，他们所向往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生活方式。
这种人对党的事业三心二意。
他们到了适当的气候，就会出来放毒，起来反党反领导，成为政治上的右派分子。
那些没有受过实际斗争锻练和立场不稳的人们，往往在大风浪中站不住脚，经不起考验，迷失方向。
因此，除了政治上的右派分子之外（他们与我们之间是敌我问题），就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说来，是一个思想改造的问题。
怎样改造呢？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到实际斗争中，到劳动生产中，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
艰苦的实际斗争，是一炉永不熄灭的烈火，它可以把经得起这种考验的人们锻炼得像钢铁一般坚强，也会把思想中的一切腐朽的东西烧成灰烬。
有志气、有决心到最艰苦的斗争中去磨练的人，他们才有可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获得真正的改造，才有可能和他们原有的剥削阶级的立场和影响一刀两断，踏踏实实地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忠于党的事业、忠于劳动人民的“勤务员”。
没有经过实际斗争锻练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只要有可能调出来，领导上都应当有计划地调他们到基层去工作。
有的可以分配到边疆海防前线等艰苦的地方去锻练，有的可以到生产部队、工程部队、铁道部队去参加劳动。
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和士兵群众打成一片，学习士兵的本领，与士兵同吃、同住、同操作。
现在有些部队已经下放了一批干部，9162部队的中尉郑步明、曾树梅和准尉林宜金等人已经戴上船形帽，当起真正的战士来了。
他们干得很起劲，并且下决心一切从头学起。
我们青年同志都应当有这股劲，放下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架子，扎扎实实地锻练几年，努力把基础打好。
我们可以预计到，经过几年实际斗争的锻炼，在下放干部中一定会出现很多德才兼优的干部。
那时候，人们将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干部下放这个革命的措施，对于我军现代化建设和干部本身的锻炼具有如何深远的意义。
但是，下放干部，不应当只限于青年知识分子。
有些经过长期战争考验和有实际工作经验的老干部，现在看来，也应当有计划地抽调一批到下层去工作。
他们下放，主要的意义不是锻炼，而在于加强下层工作。
目前，团以下机关部队的工作任务是很繁重的，干部变动也较大，新提起的干部经验不足。
加之这几年来，有些领导机关从下面抽调干部多了一些，显得上面有些“浮肿”，下面有些“虚弱”，非常需要从领导机关抽调一批得力的骨干去加强和充实下层，以消除这种头重脚轻的不健康的现象。
有些老干部原来是在下面工作的，他们在下面工作感到比较顺手，有办法，调到大机关来了，反而发挥不了自己的才能，加之机关人多事少，也会影响他们的工作情绪。
另外有些老干部，长期作机关工作，对于下面的实际情况比较隔阂，必要时把这些同志调到下面去工作，就可能使他们的工作经验更加全面和实际，下面的同志也需要这样的干部去帮助他们提高。
我们还应当通过这次干部下放，在干部中造成一种“可上又可下”的风气。
现在，我们有些干部，因为长期脱离体力劳动，长期坐机关，住大城市，群众观念和劳动观念逐渐削弱。
有的人滋长了资产阶级思想，贪图物质享受，迷恋家庭生活，计较个人名誉地位，对革命事业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消极态度。
在这些同志的脑子中，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只愿上升、不愿下降，只愿为官、不愿为民，只愿当正职、不愿当副职，只愿坐机关、不愿下部队，只愿住城市、不愿到艰苦的地区去工作。
应当指出，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思想倾向，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结果。
对于干部中的这种思想倾向，不管是青年知识分子干部还是工农分子干部，不管是新干部还是老干部，不管是下级干部还是高级负责干部，都应当进行严肃的批判和斗争。
对于那些不服从调动，违抗组织纪律的干部，如果经过说服教育仍不转变，必须给以应得的处分。
我们要通过干部下放，使广大的干部都增强劳动观念和群众观念，增强组织性纪律性，树立起一切为了社会主义，一切为了现代化建设，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能上也能下，哪里艰苦到哪里去，哪里需要到哪里去的好风气，使广大干部都能大大振作革命精神，下决心刻苦锻炼自己。
对干部下放，领导机关应当认真地做好思想教育和组织工作，一方面要充分估计到干部这种高涨的政治热情和对下放的迫切要求，同时也要看到干部思想情况的复杂性。
因此，在工作中既要耐心、细致，反对简单从事；
也要坚持原则，反对姑息迁就。
要真正做到使干部“离者愉快，留者安心”。
目前有些单位申请下放的干部达到90％以上，这种高涨的热情是可贵的，但是实际情况并不能都放下去，而且下放的干部也要分期分批地放，不能一下子放下去。
但是什么时候放，放到哪里，谁先放谁后放，还得领导上作很好的安排。
因此不管即将调离的干部，或者是继续留在机关工作的干部，都要安心地工作，把自己的任务完成好。
同时也应当认识，即令继续留在机关工作，也同样是可以得到锻炼和提高的。
至于有一些干部需要退出现役，转业到农业战线上去从事农业生产，因为这是属于另外的一个问题，以后我们还要专门来谈，这里就不谈它了。
干部下放是当前我军建设的一个重要措施，也是干部本身的迫切需要，我们要通过干部下放和其它一系列的工作，努力提高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实际斗争的本领，为建立一支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经过实际斗争锻炼、有坚强的群众观念和劳动观念、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经得起风险并且能够掌握现代军事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干部队伍，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报讯 到1月3日止，总参谋部警备部已有二百零一名干部抱着坚强的决心和喜悦的心情离开机关，走上了部队基层岗位。
总参警备部这次下放二百零一名干部，加上准备上山下乡的人，超过了留在机关工作的人数，早在1956年年底，警备部就酝酿紧缩编制，精简机构，党委决心很大，确定了初步方案。
党委和各部门为此进行过不下数十次的研究，精简了一些人，合并了一些机构。
但是，由于有些部门的领导同志在思想上总认为人多好办事，喜欢摆大摊子，怕人少了完不成任务。
在这次大鸣大放中，群众揭发了许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进一步证明了党委决定精简机构的决心是正确的，给了某些部门的领导同志很大的启示。
特别是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以后，许多领导同志思想更明确了。
党委又连续开了一个星期的扩大会讨论这个问题，除了批判保守思想以外，还把所属部队的数量、任务、工作量等情况，一一摊到桌面上来，打了一笔大算盘。
同时，根据群众在鸣放中提出的意见，检查了过去机关工作忙闲不均，潜力没有充分发挥的情况。
在讨论中并估计到，通过整风运动，大力改进了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即使缩小了机构、减少了人，仍然可以使机关工作大大提高一步。
领导思想上明确以后，决心也就容易下了。
各部门都主动地提出了精简计划，政治部在讨论时确定抽出75.1％的干部下放。
对于每个干部来说，要真正弄通干部下放的重大意义，并愿意到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也是一个不断提高思想的过程。
党委负责同志对直属机关干部作了动员报告以后，很快掀起了报名下放的热潮。
几天之内，有98.1％的干部写了申请下放的大字报，要求到基层、到边疆、到海防去，有的要求上山下乡。
其中不少人真正是认识好、觉悟高、态度正、思想通的，但也仍一部分人决心不强，甚至思想不通。
比如，有的人怕下放以后生活不习惯；
怕没有基层工作经验，到基层后出洋相，希望先进学校学习再下放；
有些专业干部怕下放以后丢了专业，得不偿失；
有的人还留念城市生活，考虑地位、待遇问题等。
根据这些反应，领导上一方面组织大家学习了有关的文件，提高认识；
一方面组织群众展开辩论。
在辩论中，群众从红与专的关系，从作为一个军官要不要熟悉部队里最起码、最实际的军事知识等方面，解决了专业干部下放是不是得不偿失的问题；
从是不是愿意放下架子到实际中去、到群众中去学习等方面，批判了希望先进学校，然后下放的思想；
从下放锻炼的根本目的上，批判了怕下放后生活不习惯、留恋城市生活的思想。
接着确定下放名单，这对每个人又是一次深刻的教育。
确定名单的方法是自己报名申请，群众讨论，组织批准。
首先领导上向群众宣布本单位的编制，然后每个人提出自己下放的理由以及下放到哪里去的意见。
群众根据工作的需要及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讨论谁去谁留、谁先谁后、谁下基层、谁上山下乡等等。
最后组织上审查批准。
大家对这样确定的名单很满意，认为“留得妥当，走的合适，真正做到了组织、本人、群众三满意”。
名单确定以后，又进一步组织群众评下放的决心计划，巩固下放锻炼的决心和信心。
每个下放干部都打出了自己下放锻炼的计划，交群众讨论，看是否切合实际。
讨论中，大家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提出希望和要求。
如提出某同志生活作风特殊、自由散漫，下放以后要纠正；
某同志与同志团结差，不放后要注意团结连队干部，耐心对待士兵；
某同志粗枝大叶，下放以后要加强工作责任心等等。
因此，大家订的计划都很具体。
名单确定后，领导上就普遍找下放干部谈了话，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以及下放前后有什么具体困难，凡可以帮助解决的问题，都尽量帮助解决。
领导上还与接受下放干部的单位进行了联系，让下放干部一到部队就有工作做，不住招待所。
还要求接受单位在部队中进行一次加强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团结的教育。
有些下放干部要在下放前把家属送回家，领导上给予了多方面的协助。
有些已到期的预备党员，支部及时讨论了他们的转正问题；
未到期的，也写了详细的材料，转到下放单位去。
组织上给每个人作了鉴定，并把鉴定和他们的决心计划书一并转到下放单位，使下放单位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计划。
下放干部临走时，组织了热情的欢送。
李天焕部长在欢送会上勉励他们：“放下架子，虚心学习；
改造思想，明确立场；
艰苦朴素，克服困难；
服从领导，搞好团结；
努力工作，忠于职守。”
下放干部纷纷地说：“组织上对我们太温暖了，我们绝不辜负党的期望。”
有的同志说：以这次领导上的工作做得又深又透，真正是负责到底。”
现在许多下放干部已经到达了下放单位，正在参加为期一周的短期集训，以便了解当前部队的中心工作，执行勤务的一般要求，有关的条令、条例，以及连队干部的职责等。
他们很快就将正式开始工作。
本报讯 志愿军掀起大整大改高潮，领导作风大有改进。
从去年12月中旬志愿军召开各大单位党委书记联席会议之后，各单位抓紧了两项工作：一是又快又好地把前一段鸣放的意见处理80％以上；
二是在专题鸣放的基础上，就领导作风的主要问题认真进行检查，并提出改进方案。
在掀起大整大改高潮以后的半个月当中，全军整改的项目很快就达到鸣放意见的73％。
他们改的速度所以这样快，主要有四个原因：一、冬训任务完成，整改力量集中；
二、重视了材料的研究和整理；
三、逐级抓紧检查督促，采用了通报情况、交流经验和先进带动落后的办法；
四、领导干部改的决心增强，做到了依靠群众、逐级负责，分级分片、各账各还，先易后难、大小并举，并且重视了质量。
在鸣放中，群众意见最多的是领导作风问题。
绝大部分团以上党委和领导干部，都抓住这一重点作了自我检查和改进。
许多干部批评领导上工作不深入、脱离实际，在重大工作上，不愿亲自动手等现象。
但是整改以来，这种情况已有了显著的改变。
最近就有六个团的政治主任，带领工作组住在连队，吸取经验，指导社会主义教育。
炮兵某团团长为了加强对战备工作的指导，亲自到指挥所组织接班，还率领参谋长、参谋深夜到连队组织演习和查哨。
有些领导干部过去完全依靠别人代写讲话稿，现在自己亲自起草了。
过去某团领导干部连购买公债的动员讲话稿也要别人代写，最近开党代表大会时总结、决义都由领导干部分工起草。
炮兵某团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写指示、报告后，体会到了三大好处：一、督促自己深入部队了解情况；
二、通过自己的思考，进一步总结了经验；
三、知道写材料的难处，今后就不再随便向下面要书面材料，对下面送来的材料也就慎重研究了。
群众在鸣放中对领导作风上脱离群众的特殊化倾向提了很多意见，整改中领导上也有了明显的改变。
绝大部分师、团领导干部都和机关干部一起出操、一起劳动。
有些领导干部和大家一起上山打柴，一起帮厨。
领导干部和干部谈心的现象，也渐渐多起来了。
整改以来，领导机关与部队的关系也有了改善。
某师一位分队干部说，过去到机关有三难：睡觉难、吃饭难、找人办事难。
现在方便多了。
有的单位财务部门派人下连队发薪金和办理报账手续，连队干部感到很满意。
作者：王志
栏目：建议
近几年来，有些部队雇请的职工越来越多，他们有的没有通过劳动部门介绍，有的没有经过一定机关审查，就随意在驻地附近雇了一些农业社的社员，来当炊事员、清洁员、公务员、洗衣员和花匠等。
如某部一个支队就雇了一百多个职工。
目前国家机关正在大力下放干部，有成千上万的人将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
大批随军家属，也响应国家号召，陆续回乡生产。
我看军队的职工也应当尽量减少。
这样不但能节省军费开支，还能增加农业战线上的生产力量。
（王 杰）
作者：晓瑞
我们营整顿官兵关系，前后共经过两次鸣放：第一次是在合作化问题鸣放中，摆出了一些官兵关系的问题；
第二次是在第二阶段教育开始，又组织士兵进行了专题鸣放。
共收集到千余条意见。
辩论前，我们对军官做过两次动员工作，着重强调端正检查态度，明确检查目的。
认真地批判了军官中两种不正确的态度：①认为民主检查就是军官挨整，费力不讨好，每年都要弄一身“不是”；
②认为这次既然军官也可以参加辩论，就想对那些落后士兵好好整一整、辩一辩。
经过动员纠正了这种态度以后，营、连干部都分别找出代表，在士兵面前表示态度：虚心接受意见，坚决改正缺点，绝不报复。
从士兵给领导提出的批评和意见中看，我们营在官兵关系上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管教方法不当。
这中间又有四种情况，一种是有些军官不去管。
他们多是1955年提拔起来的和从军校出来、未经部队实际锻炼的知识青年军官。
第二种是有些军官不敢管。
他们从过去的“整支”和民主检查中吸取了所谓“教训”，认为多管不利，少管为佳。
第三种是还有些军官不愿管，他们怕麻烦，下班后就回宿舍或在俱乐部里玩。
第四种是少数军官粗暴硬管，一发现士兵的缺点就瞪眼珠子，训斥硬整。
如通信连三排1955年入伍的士兵反映：我们排长，给他提了三年意见，可是他的脾气还没有改正。
第二，个别军官好占公家的小便宜，有的经常派士兵买菜弄煤，影响不好。
第三，有些军官家属生活上不够检点，如出门不拿家属证，和哨兵吵嘴等。
第四，对士兵生活不够关心，突出的表现在伙食问题上。
也有少数士兵夸大官兵生活差别，造成对军官不满的情绪。
第五，对下级军官特别是连对排的军官管理不严。
我们对士兵提出的这些意见和批评，采取及时研究、分类排队、迅速改正的办法来处理。
营的领导每天都抽出两小时专门研究士兵的意见，各连是随时研究士兵意见，需要改的和能够改的就在点名时间宣布。
对士兵的意见，我们一般分为四类：正确的、误解的、认识偏差的和错误的，分别进行不同的处理。
对于正确的意见，凡属应该改而又有条件改的，我们都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立即改。
如在伙食问题上，我们责成副营长和一名对伙食管理有经验的军官负责管理。
最近一周来士兵们反映很好，有的说，伙食改进有四个优点：高粱米饭没有壳了；
菜有味道；
饭菜卫生；
菜汤好喝了。
有的说，菜的花样也多了。
对营的领导和个人领导作风方面的意见，经过研究讨论，由营党委书记统一向全营士兵表示了态度。
对个别较突出的问题，刚由当事人亲自向士兵表示态度。
如士兵对参谋长的爱人出入营门与士兵闹意见反映很不好，参谋长同志除对爱人进行教育外，并在自由活动时间，亲自领着爱人去给士兵赔礼道歉。
士兵们反映很好，有的说，军官都改了，我们也得深刻检查自己，克服缺点。
对个人主义较严重的军官，除加强对个别教育外，还准备在干部的社会主义教育当中，或在一定的会议上进行检查、批判和处理。
对有些问题应该改但是现在办不到的，就适当地解释。
在解释中虚心诚恳，耐心地说明情况而不是一揽子包下来。
对于有些属于认识偏差和错误的意见，我们就交给士兵进行辩论。
辩论的结果，收效很好，坚持错误意见的人受到了批判，思想认识得到了提高。
在辩论中体会到：要想把官兵关系调整好，首先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士兵说出心里话。
要把提意见的面放得宽一些，提得深一些，领导上改得快一些。
只要这样，在官兵关系的辩论中，就能收到良好效果。
本报讯 福州部队动员家属还乡的工作形成高潮，还乡家属已达家属总户数的56.55％。
炮兵部队、16医院等分别达到70—90％以上，江西乐安、泰和、峡江、南康县兵役局和福建南平市兵役局等单位的家属已经全部走完。
机关不如部队的情况也有了改变，福州部队领导机关已有53.4％的家属还乡。
还乡家属数目的迅速增多，主要原因是各单位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较前更加细致和深入。
对家属还乡的具体困难，除协助家属自己作好充分准备之外，有些单位还掀起了群众性的互助活动。
福州部队还在福州、南平等地设立了还乡家属联络站，协助解决过路家属购买车、船票等问题。
目前，福州部队动员家属还乡的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二军械仓库等单位直到现在仍没有一户家属动身；
有的单位只满足于数字，对已经暴露出来的某些思想问题没有彻底解决；
也有个别单位表现了简单粗暴的作风。
福州部队政治部已指示所属部队认真纠正上述缺点，落后的单位要赶上去，成绩较大的单位不要自满松劲。
作者：杨木易
本报讯 0974部队最近结合整改，在部队进行了一次全面彻底的物资、装备、器材的点验。
这次点验清查出大批的多余物资，仅某师就清查出多余的军服一万多套。
某团点验后统计，现在平均每个士兵有四双鞋；
就是穿鞋费的电话兵平均每人也有三双。
从这次点验中看出：战士日用的主要物资（衣、鞋、袜、毛巾）的供给标准是不低的。
过去有人反映鞋子、衣服不够穿，是缺少根据的；
领新缴旧制度执行的不够严格，战士谎报丢失，不愿交旧的现象还很严重，如单衣、衬衣每人应保存两套，但点验时发现很多人都超过此数，有的战士竟有七套单衣四套衬衣；
此外，丢失现象也很严重；
许多战士还建立了一套“小家务”，准备带回家去。
该部在点验之后，对于多余的军用物资进行了妥善的处理。
并结合点验情况，向部队普遍进行了教育。
某团将点验出多余的东西进行了展览，组织士兵参观，并发动士兵算细账。
解说员在解说一个战士的“小家务”时说，当兵的带上许多东西，还能打仗吗？
对参观的士兵教育很大。
（杨木易）
作者：丁学恒
本报讯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支援南北疆各族人民的农业生产和农业合作化，取得很大成绩。
从1953年到1957年，兵团共抽出二千多名干部帮助二十五个县的五百四十九个农业社生产，并给全疆农业社培养了农具手、作物栽培和水利灌溉人员四千八百六十三人。
1956年，阿克苏和玛纳斯军垦区接待全疆各地农业社二千多名农民到农场实习，向他们传授了先进耕作经验。
五年来，兵团让出六十五万四千五百三十七亩土地给各族人民，给他们代耕、代播、代收过二十万四千六百余亩，支援人力、畜力四十五万五千多个劳动工日，赠送各种优良品种一百一千五万八千多斤，调拨优良品种四百二十六万余斤，帮助积肥二百一十一万余斤，挖修水渠五十九万六千余公方，赠送各种生产工具一万八千九百余件。
同时，兵团还经常向各族人民免费施医。
仅1956年就诊治病员一万八千多人，治愈病畜一千二百余头。
在生产建设兵团支援下的农业社，五年内生产都提高得很快。
各族人民深切地体会到，解放军是他们最好的朋友，每年“八一”建军节和春节，带着蔬菜、瓜果、鸡蛋和羊来慰问部队。
天山南北人民唱着：“让天下的人都变成作家，让天下的树都变成笔，让天下的水都变成墨，写也写不完解放军的恩情。”
（丁学恒）
作者：李华德王平李广彬吴苍王长根
保持光荣的连队
0432部队五大队九连除四害成绩很大，据最近一个月的不完全统计，共捕鼠一千零六十六只。
全连涌现出了不少除四害能手，如中士郭保元同志一个月捕鼠一百三十七只，李继仁同志一个月捕鼠八十八只、挖蛹约四斤。
该连一直保持着卫生模范连队的光荣称号，1953年被评为全国丙等卫生模范连队，并接受了毛主席授予的锦旗、奖状和奖金。
目前，创造卫生模范连的老战士，差不多都复员了，但新入伍的同志们，却继承了老战友们的光荣，把卫生优良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
他们的卫生工作，不用别人督促，都主动地按时理发，洗澡、剪指甲、晒被褥、烫洗内衣，并做到饭前、便后洗手。
这些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此外该连每逢星期日或年节，总是来一次彻底的卫生整顿，并经常地帮助当地居民大扫除。
当地群众深受感动，纷纷来信表扬他们。
由于他们重视了卫生工作，因此全连五年内未发生疟疾病人，痢疾发病率也很低，建连十一年以来无一人发生食物中毒。
（李广彬）
某营三年灭鼠十五万余只
驻哈尔滨某营的营房，原是日寇制造细菌的工厂地址。
为了根除疫祸，保障人民生命的安全，该营三年来一直坚持了以捕鼠为主的除四害活动。
在“消灭一个老鼠就是消灭一个敌人”的口号下，全体官兵利用业余时间和假日，积极去田间捕捉鼠雀，获得了很大成绩。
据统计，三年来共捕鼠十五万一千余只，打麻雀一万二千余只，挖蛹三十六斤多，灭蝇二十五万六千余个。
该营由于除四害有成绩，曾三次获得哈尔滨市除四害模范单位的称号，并获得黑龙江省军区的奖励。
各连也分别受到哈尔滨市区的奖励。
此外，还涌现出了六十三名模范人物。
现在，全营在“保持荣誉，继续创造新成就”的口号下，又紧张地掀起了新的除四害高潮。
北京炮兵部队初获战果
北京炮兵部队大张旗鼓地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
该部所属某师从1月2日到6日共捕捉老鼠三千五百七十余只，麻雀二千四百余只，扑灭苍蝇四万一千余个。
炮兵某预校在两天内就捕鼠八百八十五只。
新年前夕，该部直属机关和分队从首长到士兵，以及家属、保姆，人人动手对办公室、宿舍、食堂、厕所进行了彻底的大扫除。
他们特别注意了打扫死角，如挂图背后，桌布下边，以及仓库等处，常年无人到过的角落里的垃圾也都清除了。
同时他们还向四害开火，现已获得初步战果，仅七天的时间就灭蚊蝇三千七百余只，麻雀一百六十余只，老鼠一百九十五只。
（李华德、王平）
首长带头消灭鼠雀
驻南充某部，去年12月初开展了一个规模宏大的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到12月27日止，共消灭鼠雀一万三千三百余只。
该部所属0536部队和736小队，每人平均捕捉鼠雀十六只以上。
一贯坚持捕捉鼠雀的李祥炳同志在二十天内就捕捉了五十一只鼠雀。
在除四害活动中，该部首长亲自出马，如某团团长、政委带领群众翻山越岭，不顾风雨捉鼠捕雀。
目前，该部已向所属部队发出通报，要求各部争取1月份获得更大的战果。
军民合作消灭四害
驻各地部队正积极协同当地人民开展除四害讲卫生运动
某部行军路过湖北孝感刘家大湾宿营时，官兵们刚放下背包就拿起扫帚帮助房东打扫卫生。
王长根摄
驻济南市某部战士，在夜间帮助一个补习学校的少先队员们捉麻雀。
（解放军画报社供稿） 吴 苍摄
作者：赵鹏飞杜国岱
栏目：出海归来
锻炼了值更军官
303舰枪炮长苏纪刚虽说学过值更军官的职责，但是在过去停靠码头、早出晚归的训练情况下，却很少有机会实际锻炼。
因此，究竟值更是怎么回事，他心里没有底。
经过出海训练以后，在这方面他受到很大的锻炼。
有一次出海，夜间舰艇在某海湾抛了锚。
为了节约，舰上停止了照明供电；
可是还没有来得及添加锚灯，就轮到他交班了。
正在这时，四十公尺远的地方，有一艘船突然朝着303舰驶来。
因为没有锚灯，对方未能发现这儿有舰抛锚。
双方有相撞的危险。
可是临时再添加锚灯，已经来不及了。
这时，幸亏刚接过班的值更军官急中生智，马上用手电筒显示了信号。
对方才迅速掉转方向，从303舰旁绕过。
从这里，苏纪刚深深体会到值更军官的责任重大，不能有一点疏忽大意。
此后，他就更加重视值更业务的学习了。
在每次航行中，他都按照值更的职责，反复操演怎样规避水雷、敌机和敌快艇、舰艇以及突然发现目标后的处理等课目，并将所学的东西尽可能地运用到值更工作中去。
现在，不管是晴天还是雾天，他都能够准确地运用雷达进行远方侦察，判断情况，圆满地处理各种情况。
因此，舰首长对他的值更非常信任，不止一次地把指挥全舰的航行任务交给他。
人们可以看到他站在舰桥上熟练地指挥着军舰，察看海图，测舰位，校正航线，警惕地巡视着周围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
他已经是一个经过锻炼的值更军官了。
（赵鹏飞）
我能在大风浪中操舵了
记得出海的头一天，军舰就碰上了海涌，涌潮来势很凶猛，舰首忽儿潜入水中，忽儿又被涌头抬起，从半空摔下来。
这时，战斗警报拉响了，操舵比赛开始。
我刚抓着舵轮，立刻感到情况比在港内训练时复杂多了：航向不断变动，指挥台值更官不时向我喊着“偏右了”“偏左了”。
军舰受水流、风浪的影响，有时左右摇摆”有时又前后俯仰。
航线弯弯曲曲，像条蚯蚓一样。
竞赛结束以后，我心里难过极了。
这时，大队长鼓励我：“只要下定决心，在海上苦学苦练，就能够学好。”
这句话给了我很大力量。
在以后的二十天海上训练中，不论刮大风，下大雨，天气如何恶劣，我都坚持着操练。
经过出海训练以后，我们又举行了一次操舵比赛。
我在五级风浪中操作，航向偏差最大也只有三度。
现在在狭窄水道中航行，领导上也敢放手让我操舵了。
（杜国岱）
作者：越凯
站在“农民立场” 说话的几种人
在农村问题的辩论中，有不少人，自称是站在“农民立场”代表农民说话的。
他们中间，大体有这样几种人。
一种人是右派分子，他们以“农民立场”作幌子，来掩护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
另一种人实际上是站在富裕中农立场说话的。
富裕中农当然也是农民的一部分，不过，富裕中农的利益和贫农下中农的利益是有区别的。
这两种人，在大辩论中，都受到了比较深刻的批判。
我这里要谈的是“农民立场”中的第三种，这一种人是从农民的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出发，对党的某些政策表示怀疑、不满。
在我们部队中，这种人比前两种要多，这种人的言论流传得也比较广。
他们的立场，在这一次大辩论中，多数还没有受到批判，或者没有受到很好的批判。
这些同志的看法
这些同志的立场，和那一些站在富裕中农立场的人是有区别的。
站在富裕中农立场的人，认为合作化冒进了，认为单干比初级社好，初级社比高级社好，他们是不赞成合作化的；
他们认为统购统销统死了，他们埋怨这个政策堵塞了自发的资本主义道路，他们是不赞成这个政策的。
而我们所谈的这一种“农民立场”的同志，他们是拥护合作化道路的，并且也是一般地拥护统购统销政策的。
这一部分站在农民立场的同志，他们对于党的苦干基本政策是有怀疑的。
他们的怀疑，不是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方向，而是从对农民生活水平比较低这一点不满意出发的。
在他们看来，目前农民生活所以比较低，是由于党的政策有毛病，是党和国家对农民不关心，对农业投资太小，对工业投资太多；
农产品价格太低，工业品价格太高；
工人工资太高；
统购统销中给农民留的粮食太少，等等。
因此，他们认为党不能代表、或者不能完全代表农民利益，而他们就要站在农民立场来代表农民利益，为农民说话。
应该指出，这些同志主观上也自以为是代表农民利益说话的。
他们要求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愿望，和党也是一致的。
他们和我们主要的分歧，是在于采取什么办法去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他们的错误
这一部分站在农民立场的同志，他们只想到农民的利益，而想不到别的劳动人民的利益。
譬如说，他们的多给农民留粮食的主张，就不问国家有没有粮食供应城市居民，供应工人，供应军队。
因为，在我国今天这样的粮食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如果家家农民都要多留一点粮食，国家就完不成收购计划，就无法供应别的劳动人民。
再譬如说，他们的压低工人工资来改善农民生活的主张，不仅是不合理的（因为工人的工资本来是工人自己劳动所得，不是得自农民），不仅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工人人数少，降低了两千四百万工人的工资，对于改善五亿多农民的生活根本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并且，这种主张本身，就是只管农民不管别人的主张。
这一部分站在农民立场的同志，他们对于农民，也是只管这一部分农民，不管那一部分农民的。
譬如说，他们主张生产粮食的农民家家多留一点粮食，他们就不问灾区的农民、经济作物区的农民、以及农民中的缺粮户，对这些农民的粮食供应，国家又到哪里去弄粮食？
也可以这样说，这些同志也只管粮区农民的丰年，不管他们的歉年。
因为，如果粮区农民在丰年的时候，家家都多吃粮，没有余存，到歉年的时候，不够吃，怎么办？
这一部分站在农民立场的同志，只着眼于分配，只想在今天这样的工业农业水平都还落后的情况下，多给农民争一点粮食，多为农产品争一点好价钱；
他们想不到，他们所提出来的主张，对发展生产会发生什么后果。
譬如说，他们只想多多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压低工业品的价格，他们没有想到，如果真是这样办，国家的工厂因为亏本了，只好关门。
即使不关门，因为工业劳动中创造出来的价值都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了，国家也就没有积累了，建设也就没有资金了，国家的生产事业也就不能发展了。
国家要发展工业生产，这像是养老母鸡孵小鸡，在工业发展过程中，供应农民以价廉物美的工业品，在工业发展过程中，来逐渐降低工业品对农产品的比价。
站在农民立场的同志要杀鸡取卵，要现在立刻大大降低工业品的价格。
国家要发展农业生产，要实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四、五、八”。
站在农民立场的同志只想在今天这样的粮食产量不高的情况下，多给农民争一点粮食。
这一部分站在农民立场的同志，即使想到发展生产了，也只知道发展农业生产，要求大大增加对农业的投资。
农业生产当然应该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的方针，就是要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
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对农林、水利的拨款也并不少（有七十五亿多元），并且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对农业投资的比重还要提高。
但是，这一部分站在农民立场的同志，他们不懂得发展重工业对于国家工业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对于建设现代化国防的意义，不懂得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理。
他们要为农业来和重工业争投资。
他们不懂得，就是要发展农业，要使农业现代化，他必须首先要有重工业。
因为，如果我们国家自己没有重工业，农业现代化所需要的水利机械、化学肥料、农业机械，又到哪里去买呢？
如果我国自己没有重工业，大量对农业投资了，又买什么东西呢？
难道我们依靠国外进口水利机械、化学肥料、农业机械吗？
那么，我们又拿什么出口去交换呢？
拿农产品出口吗？
如果那样办，我们国家就会永远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永远只是一个农业国。
并且，我们这样的大国，要靠进口来实现农业现代化，不知道要哪年哪月才能够完成。
显然，要使我国农业现代化，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建立我国自己的重工业。
他们和党的根本分歧
归纳起来，他们和党的根本分歧是这样的：
党的政策是从社会主义的利益出发的，是从六亿人民的利益出发的，是从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的；
而那一部分站在农民立场的同志，只是从农民的利益出发的，并且只是从部分农民的利益出发的。
党的政策正确地处理了农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照顾了农民的眼前利益，使农民的生活年年都有所提高，同时又坚持眼前利益必须服从长远利益，即服从社会主义的利益、工业化的利益；
而那一部分同志却只顾到农民的眼前利益、个人利益，他们只着眼于分配，不管生产，只着眼于消费，不管积累。
归根结底说来，只有党才能够代表农民的真正利益，而这一部分站在农民立场的同志，实际上他们并不能够代表农民的真正利益。
他们的阶级根源
这一部分站在农民立场的同志，他们是反映了今天农村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思想情绪的。
这一部分农民，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方向是拥护的，他们在行动上也参加了合作社，但是，他们在思想上对私有制还有留恋，对公有制还不习惯，在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
农民，他是一个劳动者，在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是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这也是中国农民的主要的和基本的一面。
但是，农民又是一个小私有者，又是一个商品（农产品）的出卖者。
这就决定了他们有给自己多留一点粮食的愿望，有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愿望。
在党的教育下，他们可以认识到今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一致，认识到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一致；
但是，在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又常常会在这种矛盾面前动摇不定。
正是农民中这样的思想情绪反映到我们部队来，所以，我们部队中也就有这样一部分同志是站在农民立场的。
农民立场必须改造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农民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今天农民中已经出现了很大一批先进分子，他们是坚决拥护社会主义的，是无条件地拥护党的政策的，是完全听党的话的。
这一部分农民，他们的立场已经不是农民了，而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了。
这一部分先进农民的数量正在一天比一天增长。
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军官，我们应当改造我们的立场，使我们的立场真正转到党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
毛主席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们应当在教育农民中，尽我们的一份责任。
至少我们也不能落在那一部分已经转到工人阶级立场的先进农民的后边。
如果我们的发展立场不改造，也很容易转向富裕中农的立场，并且对于右派分子的言论，也会失去嗅觉，也会被欺骗而上当。
作者：陆其明
我登上这个远离祖国大陆的小岛，到某部炮兵连去。
走到连部门外，就听里边有人激动地说：“连长，你们一定要参加我们村选举人民代表！”
另一个声音说：“那怎么行？
小林，我们是由部队的系统选代表的，一个人也不能选两次呀！”
“你们来这里四五年啦，和我们村的人一样，不参加选举不合理。
……”
我推门进去，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连长看了我的介绍信，热情地招呼我坐下，然后望了望他对面那个二十三四岁的青年说：“小林，这是我们舰队来的，你问问他行不行？”
我摇摇头，并解释了一番。
小林没吭声，连长转变了话题：“你们民兵昨天的‘班进攻’操演得怎么样？”
小林说：“操演是操演了，可不知道是不是合乎标准。
……”连长说：“下课后，我就派一班长去！”
小林走后，我刚要和连长谈谈我来的目的，不巧他要去开干部会，我只好等他。
无意中，我被桌上的一周工作计划表吸引住了，这个计划表不仅有连队军、政、文训练，还有：星期一下午，六至八时，第二生产队参加社里锄草；
星期二上午，七至八时，一班长去民兵队上课；
星期四上午，指导员参加社务会，研究购置农具问题；
星期六下午，六至八时，各班做好春耕准备工作。
……
正读着，通信员进来拿水壶，我好奇地问：“这是谁订的计划？”
他说：“还有谁？
我们连长呗！”
通信员很健谈，他告诉我：“这村成立合作社的时候，连长总是教育我们：‘这个社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就是社里的人！
爱社要像爱我们的阵地一样。
’连长这样教育我们，他自己也真这样做，一有空就去访问社干部，召集连里军官商量怎样给社里工作，经过和社里研究，决定凡是需要我们劳动的，都放在中午和晚上。
连长就把这些订在周计划里……”
“我们连长对我们可严啦！”
通信员继续说：“一天晚饭后，我到山坡上那个花坛去浇花，回来的时候，连部里一个人都不见啦，这时我才想起这是社里开水沟的时间。
这可糟了。
等我赶到工地去，已迟到了半个小时。
当时连长没有讲什么，回到连部，马上来了一个紧急集合，我还以为要传达什么紧急任务哩，那知道是张口就问大家：‘你们说，合作社劳动纪律第八条是怎样说的？
’大家齐声回答：‘按时耕作，不能随便迟到早退！
’我知道不妙，走到队前，要求检讨。
……”
通信员正有兴致地说着，电话铃突然响了，说有任务，叫他马上上山去，我也跟着他来到阵地上，刚走到指挥所门口，就听连长说：“通信员，你请四排长林德胜马上来一趟！”
我来这里以前，营长分明告诉我这个连只有三个排，哪里来的四排长？
我走进指挥所，一会儿就听门口有人报告：“连长，有什么指示？”
我一看，呵！
原来四排长就是我刚进连部时，和连长争辩的那个青年农民。
连长向他布置完任务，转过身来，望了望我说：“这是我们的老战友，他们都是民兵，在这里担任着阵地警戒的任务。”
我正在感到惊异，连长却说：“你还不知道？
还有五排哪！”
我问：“五排是干什么的？
都是些什么人？”
连长说：“五排负责后方勤务，都是青年妇女，排长是妇女主任！”
接着他告诉我：这两个排是村里自动组织的，他们还抓住过特务哪！
说着连长哈哈地笑起来。
天色渐渐的暗了，坑道里闷热，连长拉我到外面去乘凉。
只见阵地上巨大的炮口，指向着敌人可能出现的方向。
山脚下穿着各种便服的民兵，出现在崖石之间。
我觉得这里好像住着一家人，若不是有着服装的差别，你就很难辨别出谁是炮兵谁是民兵呢！
栏目：报刊文摘
什么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只是这种矛盾主要地不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而表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
怎样分析两类不同的矛盾？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既可以表现为敌我矛盾，也可以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
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前一种情况是比较少数的，后一种情况却是大量的。”
“资产阶级右派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不了解反右派斗争是一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你死我活的大是大非斗争，不坚决进行这个斗争，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从大鸣大放和闹事中所暴露的问题来看，绝大部分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其中一部分是由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富裕中农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动摇和不满，这些是反映了两条道路的斗争；
一部分是由于各级领导上对于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还缺乏经验，在工作上和作风上还存在不少的缺点和错误，广大群众对于新的制度还感到不习惯和不适应，这些就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忽视敌我矛盾是错误的，但是决不能夸大敌人的力量。
不能把不属于右派的一般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的动摇和不满看作敌我矛盾，也不能把富裕中农对于社会主义的动摇和不满看作敌我矛盾，错误地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些矛盾。”
党为什么在一个时期强调人民内部矛盾，而在另一个时期强调阶级斗争？
“形势的发展，是时紧时松、曲折前进的。”
“在三大改造高潮前后，资产阶级分子敲锣打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农村中富裕中农也鉴于大势所趋，加入了合作社。
在那个时候，如果突出地强调阶级斗争，就不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
我们及时地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整风，是完全正确的。
当右派分子和其它反社会主义分子利用整风的机会向党进攻，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反动面目的时候，我们提出反右派斗争和彻底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使右派分子完全陷于孤立的地位。
由此可见，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是有起伏的。
在这次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阶级敌人被迫退却，斗争形势可能在一定时期缓和下来。
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和其它反社会主义分子决不甘心死亡，在某种条件下，又会向社会主义发起新的进攻。
这种斗争的起伏形势，将在若干年内反复地发生。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国内阶级斗争，将通过这种起伏，逐步地减弱以至消灭。”
（摘自1957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上全胜”，小插题为本报编者所加。）
作者：陈蜀尧
栏目：在预备役岗位上
本报讯 在去年12月份举行的湖北汉阳县烈、军属荣誉、复员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及拥军优属模范大会上，湖北军区嘉奖了平息汉阳一中反革命暴乱事件有功的张学万等二十一位（原报道为十四位）复员军人，并举行了隆重的授奖仪式。
湖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徐在先在授奖仪式上讲话。
他说：“张学万、叶华清、朱太平等同志在汉阳县一中反革命事件发生的时候，挺身而出与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这种机智勇敢的爱国主义行动，不但是全体复员军人的学习榜样，也是全体现役军人的学习榜样。”
徐副主任还勉励他们戒骄戒躁，谦虚谨慎争取功上加功。
讲话之后，徐副主任在热烈的掌声中代表湖北军区把奖状、奖品发给张学万、叶华清、朱太平、唐兴余、杨伟唐、张良国、王连生、朱德稳、王少禄、金明早、文馨远、徐远鹏、李云楼、李振、汪洪湖、叶自立、王大桐、涂前春、李仁望、刘家雄、刘振等二十一位同志（其中张学万、朱太平、叶华清三同志为一等奖）。
会上，叶华清代表受奖同志讲话，表示要更加坚定立场，更好地保卫农村治安，保卫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劳动生产中，在农村的一切工作中起积极带头作用，来回答党和人民的关怀。
湖北孝感军分区副司令员陈建章，汉阳县县长韩茂林都在会上讲了话。
作者：郑训
栏目：在预备役岗位上
一提起去年6月在汉阳县一中反革命暴乱事件中，赤胆忠心，挺身而出，保卫党、保卫政府和保卫社会主义，英勇地向暴乱者进行坚决斗争的张学万等二十一个复员军人，谁都关切地想知道他们的最近情况。
去年12月中旬，我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来到了汉阳县一中反革命暴乱的地点——蔡甸镇。
这个繁华的小镇今天一切都正常了，在这里，只要你随便问一问街上的居民，他们就会竖起拇指说：“张学万那一班复员军人真是好样的，要不是他们，我们还不知道要受多大损失呢！”
我就在这个小镇上，在附近的乡村里和高山上，走访了这些赤胆忠心的人们。
这里我只先说说张学万、叶华清、朱太平、张良国等几位同志的近况。
张学万回乡生产
张学万原是汉阳县棉花经理部新沟采购站的临时工。
他在站里工作积极，又能团结群众，曾不断受到上级的表扬。
最近，他不断在报上看到各地干部响应党的号召要求下放，军官家属要求回家生产的消息，就一连向县民政科写了两封信，申请回家生产。
他的爱人，开始思想有些不通，经过他白天说，黑夜说，终于说通了。
去年12月中旬，在他去省里参加复员军人模范大会以前，就跟爱人一起带着孩子，高高兴兴地回到家乡。
他的年逾六旬的老母亲看见他们回来，高兴地笑着说：“好，好，好，我早就盼望你们回来了，我给你们看孩子，你们都去农业社参加生产吧！”
叶华清寻水开山
叶华清住在一个山区，他担任高庙乡民利社的党支部书记。
这里山多地少，很多劳动力要靠采石为生。
可是去年夏天，采石队因运输困难，石料销路不广，赔款八百多元，干部没信心，全队三百多个男女队员生产情绪低落，有的社还想把多余的劳动力抽回去。
在这种情况下，叶华清受了乡总支的委托，担任了采石大队的大队长。
他知道影响采石生产的主要问题是运输困难，就驾起小船到黄石山、横山和因山下探找水路，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他登山涉水，夜以继日，终于找到了水路，和新的开采位置。
然后他又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到武汉等地交涉了房子，租借了十二只驳船。
群众顾虑解除了，采石大队掀起了空前未有的生产热潮。
仅两上月的时间，采石队就增加了一万七千多元的收入。
乡总支和群众对叶华清表示非常满意，总支书记说：“像这样的复员军人如果有十个，我乡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定提前完成！”
（本节完，全文在下次本栏续完）
张学万和他母亲、爱人商量参加农业生产。
郑 训摄 （照片）
栏目：在预备役岗位上小言
听说汉阳县张学万等二十一名复员军人受奖，我们十分高兴，也有一点感想。
他们为什么受奖呢？
就是因为去年6月汉阳发生反革命暴乱的时候，这些同志一个个挺身而出，坚决地打击反革命，英勇地保卫了政府，保卫了党。
他们的美名到处传，都说这一班复员军人站稳了革命立场。
在战场上，敌我两军摆开阵势，真刀真枪，你死我活地干，谁是敌，谁是友，看的十分清楚。
可是在政治斗争中，在不流血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敌人就不那么明显了。
张学万等同志正是这一点值得赞扬：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分清敌我，都能保持革命战士的警惕性。
所有的复员军人都该这样。
我们不要光看到：现在是和平建设了，敌人已被打倒了；
也一定要心中有数：残余的阶级敌人还在拚命跟我们斗争，他们不像战场上的敌人那样好发现，所以我们更要擦亮眼睛，处处提高警惕，事事敌我分明，随时准备保卫党，保卫人民，保卫社会主义！
作者：吴名力模
栏目：在预备役岗位上
去年10月下旬，在香港新界道风山上出现了一只性情暴烈的斑豹，一家农民的黄牛被斑豹咬伤。
这个消息立即在香港轰动开了，香港报纸的大红字标题道：
“大虫环游新界！”
“野豹在西贡（香港九龙区的一个风景区——编者）出现！
村民目击饿豹食牛，鸣锣围攻，终被逃逸！”
香港道风山等地居民，无不谈虎色变！
吓得夜间不敢出门。
于是，香港的英国警察出动了，全副武装的英国“山地部队”也出动了，甚至有人出一千元（港币）悬赏金，希望出来一位勇士击毙或擒获凶豹。
但是，结果呢？
大豹照常在香港施展它的威风，到处巡游，每天都要捕食农民的耕牛、猪、狗和家禽……
这头斑豹在香港闹腾了一个多月以后，便北上涉过深圳河，来到广东省惠阳县境内梧桐山（与香港交界处）。
这里山高林密，斑豹满以为是一个安乐窝呢，它哪里知道，这是英雄人民管辖的地方，再不能跟在香港一样横冲直撞了。
12月4日早上，惠阳县第四区三洲田村农民到山里伐木，隐约听到山上有猛兽的啸叫声。
小青年廖铁良悄声高兴地说：“可能是我昨天晚上安置的捕兽夹捉到了大兽。”
他喜出望外，拔腿跑回村叫他哥哥廖进财等三个青年进山捉兽。
他们来到陷阱跟前，发现捕兽夹不见了，痛地是血，有一条血迹向远处伸去，他们又沿着血迹朝着长潭坝方向追踪。
当他们过了长潭坝，一个惊险的场面出现了！
原来那头大豹就窝藏在他们跟前的草堆里，它的右前爪被紧紧地夹住了，正在那里挣扎着要扯掉弹弓夹。
斑豹见有人来，便一跃而起，伴随着震人心弦的怒吼声猛扑过来。
在这紧急的时刻，两个青年飞跑下山，高声呼喊：“快上山打大豹呀！”
村里的民兵队长立即集合了十多个人，往山上跑去；
当地驻军也派出一名军官，带领三个战士前去协助。
狡猾的斑豹见人多势众，便窝藏在一个凹下去的坑洞里，枪也打不到它，有经验的民兵终于用猎狗把斑豹引诱出来。
这时候，一排子弹对准斑豹扫了过去。
只见斑豹腾空一跃，机智勇敢的民兵又趁机射出一排子弹，这头凶猛的、在香港横行一时的大豹，终于倒在地下不动了。
一位路过深圳的香港商人，听说民兵打死了曾在香港闹得人心惶惶的大豹，一定要买了豹头和豹尾带回香港。
当他携带豹头、豹尾抵达九龙的时候，他立刻成了重要的新闻人物，被许多新闻记者包围起来，争着采访我民兵打豹除害的新闻。
香港各报刊都用头号大标题以显著的地位发表了惠阳三洲田村民兵打豹的消息。
当时很多人都说：祖国的民兵就是有办法，大豹在香港闹腾了一个多月，没有弄到它一根毛，可是它一出界就完蛋了。
有人感谢地说：“祖国民兵给香港老百姓除了一大害，咱们受福不浅！”
力 模插图
作者：张凤鸣潘贤昌
栏目：在预备役岗位上
劲头大 成绩好
参加南昌军分区分宜县第二类预备役训练的军士和兵，为了集中精力学习，事前都妥善安排了生产和家务。
有90％以上的人还自动制作了瞄准用的三脚架和沙袋。
九个在外县支援兴修水利的青年，一听说要训练，马上从百里之外赶回来。
还有人为了受训，把婚期都推迟了。
在训练中，不少人的手磨肿了，甚至出血了，但是谁也不叫苦。
不论雨天、风天，他们都不闲着，学习好、纪律好、互助好的“三好”学员的事迹，越来越多地贴在教练场的竞赛栏里，经过十三天训练，有80％多的人获得优秀、良好等成绩。
（潘贤昌）
为了当好教员
在安山乡靶场上，每到清晨，便看见一队队的人在紧张地操练。
这些人是不久前才从军队复员回来的军官、军士和兵。
他们有的是农业合作社的领导人，有的是锅驼机手。
现在他们为了担当预备役训练的教员，又在预备役岗位同团聚了。
他们亲切地交谈着训练中的心得，反复研究怎样把教员当好。
他们每天起早贪黑地练。
尽管冷风刺骨，枪筒冰手，他们都照常进行卧倒、起立、匍匐前进的动作，有时从上午一直练到过午，把休息都忘了。
在第一练习中，在教练场上贴出了十一期大字报上，连篇累牍地表扬了他们刻苦练习的精神。
（张凤鸣）
训练不忘劳动
这些日子，每天一到傍晚，昌黎县各预备役训练乡，就有成群的小伙子在挑水浇麦、挖运泥肥、修渠凿井，忙个不停。
这是参加训练的民兵在利用晚间休息的时间，帮助驻地农民进行生产。
一天训练的劳累，也压不住他们欢乐的歌声。
在训练的十四天中，他们共挖地一千多亩、浇麦一百六十多亩，挖泥一百五十多万斤、修渠七千多丈。
泥井乡的群命为了表彰这些出色的成绩，特地赠他们一面红旗。
晒甲坨乡的共青团员们也被他们带起来，要向他们学习和竞赛。
（张凤鸣）
据新华社8日讯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人最近对本社记者发表谈话，概述了目前爱国卫生运动开展的形势。
他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群众已把爱国卫生运动和生产、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了他们自觉的运动。
负责人说，爱国卫生运动发展到目前以除四害为中心的新高潮，它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了往年。
现在运动已经逐渐普及到全国广大地区的各个角落。
现在，讲卫生、除四害开始成为许多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群众对运动的认识比过去提高了，经验丰富得多了，领导运动的各级组织也更健全了。
这是这次运动高潮的特点。
现在，许多省提出了响亮的口号：每县一个“四无”乡，每乡一个“四无”社，每个市区一条“四无”街。
全国每乡每街、家家户户都动起来了。
江苏省已有三千八百六十一个村、镇和居民点消灭了四害中的一害。
山西省仅稷山、屯留两县在这次突击运动中已捕灭鼠雀六十四万三千只，“四无”村已从过去的七十二个增至一百零四个。
河北省靠近内蒙古的张北、尚义、康保、商都、沽源等五个县基本上已消灭了家鼠和野鼠。
湖南省通过灭蚊、灭孑孓、防蚊、治疟等办法，全省1957年疟疾患者比1956年减少了43％，现在他们又满怀信心地提出要在1958年年内再使疟疾患者降低一半。
江苏省镇江市是血吸虫病流行地区，沿码头的六千条船上的船民过去多年来都把粪便倒在江里，习以为常，造成了血吸虫病传布的因素。
从1955年起到现在，船民实行了粪便管理，在岸上设置粪窖，控制了血吸虫病的传播，同时每年还可积肥八十万担。
江西省余江县发动群众土埋钉螺（血吸虫病的媒介），一举三得：基本上消灭了血吸虫病；
清沟除草，沟泥草皮积了肥；
填旧沟开新沟，有计划地进行了灌溉，使许多旱田变了水田，增加了粮食产量。
天津市蔬菜、食品、杂货等行业也把卫生工作和生产紧密结合起来。
例如出售酱油部门不但做好一般清扫工作，而且改进了历史上沿用的管理操作办法，使酱缸、酱油里不生蛆。
负责人着重指出：我们的运动是家家户户动手，人人动手，是普遍地、大片地搞。
不少地区四害被消灭了，千百年来不讲卫生的习惯改变过来了，清洁卫生工作坚持下来了，田增产，人增寿，爱国卫生运动不但对于防除人类的疾病和保证牲畜健壮有很大好处，而且又积了肥，改进了水利，提高了庄稼产量。
这次运动高潮能够迅速达到这样广泛深入的程度，是由于农业、手工业合作化的完成，组织起来的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有排山倒海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掀起移风易俗、消灭四害的卫生运动。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提出了除四害和消灭几种危害重大的疾病的要求；
加上这几年来工、农业等各方面生产建设的突飞猛进，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鼓起了群众千斤的劲头，坚定了群众百倍的信心，使群众有了力量，有了方向，有了奔头，有了办法。
据新华社8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7日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1957年12月9日写信给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在我们的时代里，争取和平、争取停止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可能导致人类巨大灾难的“冷战”、争取各国和平共处的斗争，是世界各国人民、一切善良人们的切身事业。
他说，我们主张，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争取进步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竞赛中证明到底哪一种制度较是优越的。
赫鲁晓夫的这封信是对罗素去年11月23日在英国“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的一封给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公开信的答复。
罗素在他的信中要求美国总统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举行谈判，以使能够“坦率地讨论共处条件”和“寻求达成协议以消除未来的不和”。
赫鲁晓夫在复信中说，苏联政府和共产党现在和将来都要尽一切努力来制止新战争的爆发。
赫鲁晓夫说，苏联不止一次地建议不要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领土以外的地方配置核武器，还特别建议，美国、英国、苏联就不在西德和东德的领土上配置核武器的问题达成协议。
他还谈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提出的关于在欧洲建立无原子武器的地区的建议。
赫鲁晓夫在信中说，社会主义国家在尽一切努力来防止核武器的进一步推广。
遗憾的是，这在目前还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积极响应。
相反地，其他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美国和英国正在采取一切能够采取的措施，把自己的北大西洋集团的伙伴更深地拖入原子备战之中。
赫鲁晓夫接着指出，即使能够防止核武器在世界上进一步推广，这也决不能消除爆发核战争的危险。
苏联认为，只有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生产和使用得到普遍禁止，并且把这类武器的储存销毁以后，原子战争的危险才能完全消除。
赫鲁晓夫说，差不多十二年来，苏联政府一直坚持这样解决问题，并向联合国提出了不少旨在达到这一目的的具体建议。
如果西方国家表现出消除原子战争威胁的真诚愿望，那么在明天就可以采取步骤立即停止试验和放弃使用核武器，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开端，从而在消除原子战争威胁的道路上有所进展。
但是，遗憾的是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美国政府，以及英国和法国政府有这种愿望。
问题在于：决定这些国家的政策的集团希望在自己的武库中仍然拥有战争这样一种作为达到外交目的的手段。
赫鲁晓夫表示他同意罗素在信中的一段话，罗素说，“唯一的需要就是：东方和西方承认它们的相互的权利，承认双方都必须学会同对方肩并肩地生活，并且在企图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时候，能以论据代替武力。
不需要某一方放弃对自己的学说的信念，只需要它放弃用武力推广自己的信念的企图。”
赫鲁晓夫说，他之所以赞成这段话，是因为这些话完全符合苏联从立国的第一天起就作为外交政策基础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主张。
赫鲁晓夫说，苏联过去和现在一直致力于这样来改善同美国的关系。
我们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不少具体步骤。
例如，1956年1月苏联政府曾向美国政府建议签订一项美苏友好合作条约。
我们的这一建议仍然有效。
赫鲁晓夫接着说，苏联的领导人过去和现在一向认为同其他国家的国家领导人直接接触是改善国际关系的有效方法之一。
我完全支持您提的关于要苏联和美国的领导人进行会谈并坦率讨论共处条件的建议。
苏联方面曾不只一次地表示，苏联和美国的高级代表人物的会谈，无论对苏美两国或是对世界和平事业都会有极大的好处。
我们根本不打算、而且也不愿意依靠牺牲任何其他国家——不论是西方国家或东方国家、大国或小国的利益，或是依靠恶化美国同任何国家的关系来同美国进行谈判。
我们主张美苏领导人会谈，但是，能否进行会谈就要看美国领导人了。
赫鲁晓夫接着说，毫无疑问，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事业不仅有赖于苏联和美国，其他国家，其中当然包括英国，他应当对这一事业提供自己的贡献。
很遗憾，不能说英国政府目前的政策对这一重要任务的解决有过什么帮助。
把不列颠群岛变成美国核武器和火箭武器的基地，不论对国际和平事业或是对英国本身的安全都没有什么好处。
赫鲁晓夫强调说，今天的世界局势已经严重到这种地步，以致凡是能够为减少战争危险和消除战争威胁出一把力的人都应该尽力为之。
各国人民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越是宏亮地发出自己的呼声，战争冒险的信奉者发动新战争的机会就越少。
赫鲁晓夫对罗素说，我相信，您发出的要求苏美共同努力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巩固和平的呼吁，一定会得到一切珍视和平利益的人们的共鸣和支持。
我的同事和我完全同意这个呼吁，并且希望您对改善各国相互关系的热诚愿望得到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的支持。
编者按：
据新华社兰州5日电 张掖专区正在加紧筹建十六个集体农庄，迎接甘肃省和北京市等地参加河西走廊粮棉基地建设的两万名下放干部。
这十六个农庄分布在富饶的河西走廊上的武威、永昌、民乐、山丹、酒泉、玉门和安西等七个县。
垦地面积约为九十万亩。
这里有比较优裕的灌溉条件，种植粮食作物在头两年每亩产量就可以达到二百斤以上。
为了使下放干部来到农庄后能及时投入生产，顺利地完成今年平均每人开垦两亩荒地的任务，张掖专区的党政领导人都亲自主持建立农庄的计划工作。
他们曾多次研究了农庄的土地质量和灌溉条件等问题，并直接参与了勘查工作。
现在，各县有关部门和农民群众，正积极为未来的庄员们准备房屋、车辆、牲畜和其他用具。
安西县农民已决定修好通到各个农庄的简易公路，并且在赶修农庄附近“移民新村”的四百多间房屋，先借给下放干部居住。
专区合作供销部门在赶制数百辆大车和大量小型农具。
牧区的兄弟民族也挑出二千头最好的牲畜，供给下放干部从事生产之用。
综合新华社讯 苏联“真理报”8日以“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重要贡献”为题发表社论，评论苏联再次裁减武装部队决定的重大意义。
社论说，苏联这一次裁减武装部队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次裁军正当西方国家，首先是北大西洋集团国家，重新竭力加紧军备竞赛的时候。
苏联是在不断地减少军费开支，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则年年增加军费开支。
例如美国，单是直接的军费开支在一年内就计划增加到四百到四百三十亿美元，并且还在公开讨论到1960年使军费开支达到五百亿美元的问题。
1958年美国垄断组织将签订总值达二百三十亿美元的军事订货合同，即比去年多50％，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有势力的垄断组织鼓吹军备竞赛的原因。
“真理报”说，如果西方国家也采取相应措施来支持这个重要步骤的话，那将会大大地缓和欧洲的紧张局势。
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报纸都对塔斯社关于再次裁减武装部队的声明纷纷发表社论和评论，热烈欢迎这一措施。
苏联决定再一次裁减兵员三十万人的消息引起了西欧各国报纸热烈的反应。
法国的民主报纸把塔斯社的声明看作是苏联和平政策的新表现。
法国、西德等西方国家报纸，对苏联的裁军决定也表示欢迎。
尽管法国许多资产阶级报纸力图把苏联这一措施说成是“和平攻势”或“宣传姿态”，但是这些报纸也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地承认，苏联这个措施有助于缓和国际坚强局势，它使西方国家更加陷于被动。
所有西柏林报纸和大多数西德报纸7日也在显著地位报道了苏联政府的这个决定。
这些报纸特别着重地提到，在这批裁减的兵员中，包括四万一千名驻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的苏军部队。
许多国家的报纸都强调说，西方国家应当效法苏联的榜样。
据新华社莫斯科8日电 世界上第一列由电子数学机器操纵行驶的电气火车在苏联初步试验成功。
“劳动报”最近报道了这次由“自动司机”操纵的列车行驶的经过。
这次行驶是在夜间进行的，机车上的一切工作都是由专门自动装置操作的。
这个装置成功地执行了自己的任务：及时按照自动闭塞装置的讯号采取相应措施，在必要的地段保持规定的限制速度，在快到站的时候自动选择制动点，减低速度和平稳地停在月台旁，并且正点到达目的站。
负责在机车上观察操纵情况的司机沙普柯特别满意地指出，“自动司机”可以成功地代替最熟练的司机。
现在设计师们正在进一步改进这个机组的个别部件，今后还要作更细致的试验。
在头几年间，司机还必须留在机车上观察。
作者：阿·恰奇
单位：阿尔巴尼亚
在群山蜿蜒的国境线上，有一个秀丽的山岗。
山岗右边是高山野林，山下田野里，果树扬花，麦浪起伏。
在这景色如画的山岗上，驻扎着一队矫健的边防战士。
他们风餐露宿，日夜坚守着祖国的边疆。
清晨，阳光染红了山巅。
清脆的起床号音划破了山野的寂静。
从各个营房里传出了急促的脚步声。
几分钟后，战士们都集合起来作早操。
早操完毕，准尉赫·鲁却伊给战士们讲解了边防战士守则。
接着，另一位名叫约西非的军官，带着大家作演习。
约西非是一个很年轻的军官，看起来活像一个青年战士。
他既严肃，又和蔼。
在紧张的训练和工作之后，山岗上顿时欢腾喧闹起来。
边防战士休息了。
他们有的簇拥在留声机旁欣赏歌曲，有的高声歌唱，有的在一起打纸牌。
这里也常常展开体育活动。
战士赫·塔雷和兹·各奇乌没有同大家在一起玩。
他们两人独步山岗，饱尝大自然的美景，思念着远方的恋人。
“我们村里的风景也是挺美丽的，”塔雷说，“我们村里的人对合作社可关心啦，大家都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合作社。”
“可不是吗！
我们那儿也一样，”各奇乌回答说，“你们那里谁劳动得最好呢？”
塔雷没有回答。
但是，不久同志们都知道了，塔雷的未婚妻是个劳动能手，同时也是全村的一朵花。
后来，当战士们在山坡旁集合时，塔雷和各奇乌也来了。
大家在一起唱了一支阿尔巴尼亚民歌。
歌声刚落，战士阿姆奇乌吹起了风笛，笛声传遍了整个山谷。
边防战士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就在大伙尽情玩乐的片刻，值班的战士仍然警觉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注视着周围的动静。
夜深了。
山谷、树林和花草都沉睡着。
战士们从这一边走到那一边。
他们并没有感到现在是平静的。
他们眼尖手快，甚至连翻一张纸的声音都能听得出来。
黎明时分，突然听到一声枪响。
战士们飞快地报告给司令。
大家立刻准备出发。
老战士姆·塔乌齐对这一带的地形很熟悉。
他带着大家向“各里纳”道追去。
道路非常险要，战士们都跑得满头大汗。
当他们赶到山巅的时候，大家看到了加凡里手里正抓着一个企图偷越国境的叛徒。
战士们下了山，在山头附近围成一个圆圈。
他们慢慢地走向森林，继续进行搜捕。
到处都是静静的。
没走多远，战士们发现有两个黑影蹲在田边。
“举起手来，你们被包围了。”
姆·塔乌齐命令说。
三个人都被带到司令部。
其他的战士都向加凡里、塔乌齐和奇加祝贺，祝贺他们在昨晚立的功劳。
边防战士们在休息
据新华社8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政府的决策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6日举行会议，讨论有关美苏关系等问题。
在这次会议举行以前，美国政府内部已经经过了长期的幕后斗争。
据美国报刊报道，站在斗争一方的是竭力阻挠同苏联谈判的国务卿杜勒斯，另一方是坚持美国对谈判应当采取新态度的总统裁军问题顾问史塔生。
但是会议最后还是通过杜勒斯提出的给布尔加宁的复信草案。
华盛顿消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7日在国会开幕几小时后就提出一个加紧军备竞赛的补充预算，要求国会在本财政年度内（到今年6月30日为止）增拨十二亿六千万美元来加速发展导弹。
艾森豪威尔还要求授权在已经拨出的政府经费中把一亿一千万美元也移作发展导弹和其他有关军事计划之用。
“新德意志报”7日报道了关于西德、法国和意大利三国联合制造原子武器的秘密计划的消息。
消息说：法国国防部是沙邦—戴尔马最近的一次讲话表明，法国和西德两国政府打算在最近将来开始这种联合制造工作。
“新德意志报”报道，西德几家有关的大公司在几个月前向西德国防部提出了关于西德在“不违反”巴黎协定条款的情况不参加原子武器生产的计划。
计划规定：这些原子武器工厂将在在意大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区，工厂的设备和建造将由西德方面负责。
同时，据西德“法兰克福晚报”报道：西欧正在开始出现一个“波恩—巴黎—罗马的军备三角地带”。
据新华社雅加达8日电 7日晚间二十一时左右，在雅加达最热闹地区之一的圣地大街发生了恐怖分子投掷手榴弹的事件。
有十三人在这次事件中受伤。
恐怖分子投掷的手榴弹是在一家电影院门前的电车站附近爆炸的。
雅加达的宪兵和警察立刻赶到现场进行了调查。
雅加达卫戍司令达赫亚尔在事件发生之后对记者说，从手榴弹的弹片和撞针上可以看出，这次爆炸的手榴弹同恐怖分子向苏加诺总统投掷的手榴弹是完全一样的。
雅加达“人民日报”指出，反动分子认为在苏加诺总统出国期间是他们制造骚乱的最好的时机，但是他们以后会明白，他们打错了算盘。
栏目：给连队讲时事
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地完成了。
全国人民都非常高兴。
现在，大家正在加油加劲，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也就是1958年，除了继续大力发展工业以外，还要来一个农业生产大跃进。
今天讲的时事，就向同志们讲一讲这个问题。
什么叫农业大跃进呢？
跃进就是说，不是慢慢地向前走，也不是一般地快步前进，而是像跳远似地跳跃前进。
争取1958年农业大跃进，就是说在1958年，我们要使农业来一个跳跃式的大发展。
农业生产大跃进是一件大事情。
这是因为，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由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生产的发展赶不上工业和整个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1955年和1957年，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已经受到了相当的影响。
为了改变农业落后的状况，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工业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
要求农业在今后十年内，来几个大跃进，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俗话说，“十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
1958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端，所以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是很重要的。
那么，1958年能不能实现大跃进呢？
我们的回答是：一定能够。
为了实现1958年的农业大跃进，我们的党和政府，已经召开了许多会议，想出了很多办法；
全国人民也正在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用极大的热情，从各方面争取大跃进的实现。
第一是大兴水利，大量积肥。
水利肥料是大量增加农业产量的法宝。
农民常说“有水才有粮”，“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
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去年9月间发出指示，号召全国人民大兴水利，大量积肥。
从去年10月起，全国展开了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的大运动。
这个运动规模大，劲头足，进度快，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空前的。
据二十个省、区在12月间的不完全统计，每天出工修水利的人数有六千三百万人以上。
安徽省每天平均出工一千一百余万人，占全省农业劳动力的80％以上。
甘肃许多山区的农民，都把水渠修到了大山高山的顶上。
从1957年10月到12月下旬不到三个月内，全国各地扩大的灌溉面积，已经达到四千七百多万亩。
比1956年冬季到1957年秋收以前的一年中扩大的灌慨面积还多。
现在，全民性的大兴水利运动，还在继续向前跃进。
积肥方面也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例如河南省到去年11月25日止，就已经积肥一千九百九十六亿斤，可以供给河南全省麦田平均每亩施肥二千多斤。
第二是开发山区。
开发山区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我国大陆的全部面积当中，山区、半山区约占80％左右。
如果把山区的生产发展起来，全国人民的吃穿就有了保证。
为了开发山区，去年11月1日至19日，党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了山区生产座谈会。
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山区进军！”
的战斗号召。
现在，全国已经下放了上百万的干部到农村和山区去，他们一方面是到劳动战线上去锻炼，一方面也是加强了农业生产战线。
许多领导干部已亲自带头上山。
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方志纯同志已经率领干部再上1927年到1931年曾在那坚持斗争的大茅山，亲自去制订开发山区的规划。
第三是保持水土，改造洼地。
我国许多山区和丘陵地区都有水土大量流失现象。
我国平均每年有几千万亩到一亿几千万亩耕地遭受水灾，有几千万亩到一亿亩耕地遭受旱灾，大部是由于水土流失造成的。
因此，控制水土流失，就是根治水早灾害，迅速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最有效的办法。
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去年12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水土保持工作会议后，水土保持工作正在各地积极展开。
历年的经验证明，涝灾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严重灾害，华北和松辽平原，是我国主要的涝灾地区，一般年分受涝面积九千五百多万亩，占全国易涝面积的92％。
要实现农业生产大跃进，就必须解决这上亿亩的洼地的防涝问题。
目前，水利部和农业部正在联合召开十一个省市改洼治涝会议，研究改造洼地的办法，制订改洼治涝的规划。
第四是全国各部门、各阶层都在积极地支援农业。
首先国家对农村水利的投资增多了。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在农林水利方面的投资，占全部国家投资的8％左右，现在国家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把对农业的投资提高到10％以上。
其次，各工业部门也决定大力支援农业的发展。
在化学肥料方面，国家计划到1962年，使化学肥料的年产量达到五百到七百万吨，比1957年提高数倍到十倍。
另外第一机械工业部决定在今年制造五十万匹马力的农田排灌动力机械，以及简易水稻收割机、水田耕作机、小型拖拉机、小型谷物联合收割机、摘棉机、载重半吨到一吨的烧煤气的汽车等适合我国农村需要的农业机械供应农村。
同时，商业、文教等部门，对于怎样支援农业生产大跃进也作了安排。
从以上情况看出，全国已经从各方面掀起了农业生产高潮。
只要全国人民继续努力，1958年来一个农业生产大跃进是完全可能的。
作者：力模
栏目：农村珍闻
九十斤的大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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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模插图）
一斤四两重的大葱
（甘肃日报、河南日报）（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