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扩大会议指出当前整风的迫切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掀起整改高潮
会议尖锐批评某些单位对待整改的官僚主义态度
要求各单位第1把手亲自挂帅充分运用群众路线
新华社6日讯
中央国家机关的整风运动正在深入发展，一个群众性的整改高潮正在形成。
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5日举行第16次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发动群众在鸣放高潮的基础上，掀起整改高潮的一些重要问题。
中央国家机关党委第1书记龚子荣首先在会上报告了当前中央国家机关整风运动发展的情况，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在会上讲了话。
委员们及列席会议的各机关整风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在会上进行了讨论。
会上指出，从最近十多天来，中央国家机关第3阶段的整风运动有了很大的进展，到11月底的统计，在中央国家机关六十个单位所属的司局中，除了三十六个司局还在继续反右派斗争以外，其余司局全部达到整改的鸣放高潮。
共贴出大字报三十二万五千零三十二张，召开座谈会三万四千一百一十二次，共提出意见八十五万五千八百六十六条。
在八十五万条意见中已经整改了的有十六万一千八百六十四条。
党委扩大会议认为，从整个中央国家机关说来，当开始进入整风第3阶段群众正在大鸣大放时，整改赶不上鸣放形势的发展，这是整风运动的一般规律，领导上掌握了这个规律，就懂得在广泛鸣放的基础上必须抓紧一般整改。
当着鸣放的高潮已经形成之后，整改依然赶不上鸣放形势的发展，这就成为当前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缺点。
会议认为，产生这种缺点的主要原因是，决心不足，方法不多，没有贯彻群众路线。
会上指出，至今在中央国家机关中仍然有部分司局单位的领导人不重视整改，不积极进行整改。
例如有的机关群众贴出大字报，讽刺这种在整风中所表现的官僚主义作风说：
“大字报纷纷满院，边改栏虽设常空。”
“只闻鸣放声，不见整改音。”
根据会上所反映出来的情况，在整改中以不负责任敷衍塞责的官僚主义态度对待整改的有各种表现。
例如，有的机关在整改中采取具体问题笼统答复，实际问题抽象表态的官僚主义作法。
有的单位群众批评领取文具用品缺乏制度，有浪费现象。
而处理的意见却是：
“同意，希望大家节约。”
有的领导干部对群众所提的批评意见只作了三句答复：
“大家提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虚心接受，今后希望继续提意见。”
会上指出，这样抽象笼统不着实际地答复问题，就是以官僚主义态度进行整改的具体表现。
其次，有的在整改中答非所问，文不对题。
例如，有的单位群众建议：
“紧缩机构后，办公室、宿舍将会腾出一部分家具，应当登记保管，以后新建单位可以不必再另行添置家具”。
但是这个单位的设备科却答复说：
“盖房子还有不用家具的？”
材料科答复说：
“添家具还有不用木料的？”
显然这种答复同原来群众提出的建议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还有一种是口头接受，而实际行动并不改进，有的并且企图混过关去。
例如有的领导干部竟表示：
“现在东风压倒西风，正在搞紧缩机构干部下放，整改马虎一些是可以的”。
会议严格地批评了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整改的这些表现，并且强调指出，目前摆在中央国家机关面前的迫切任务是，如何在大鸣大放高潮的基础上，集中一切力量掀起一个整改的高潮。
党委要求，应该在12月15日左右，将群众所提出的意见整改到80％以上，以便及时完成整风第3阶段的第2个步骤。
而整改必须注意质量，必须检查实际情况，决不能只满足于整改的条数。
在鸣放高潮之后要紧接着集中领导与群众的力量，以全力进行一次一般整改，这样才能有力地掀起整改的高潮。
会上分析了目前中央国家机关以下的三种情况：
其中有一半的单位目前正在全力进行整改；
有三分之一的单位采取紧缩机构的专题鸣放、专题争辩同整改相结合进行的方式，另有少数单位首先全力进行干部下放的工作，然后转入全力整改。
党委扩大会议认为，从最近半个月运动的实际情况来看，上述第1类单位的做法，运动的发展是比较顺利的。
他们首先集中领导与群众的精力，集中在一段时间内（大约十天到半个月），采取“先易后难”的方法，解决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然后再集中精力去解决干部下放问题。
这样做，不仅领导上比较主动，群众也能保持饱满的情绪。
第2类单位的做法自然也是一种整改的方法，但它的缺点是领导与群众的力量两面兼顾，这就可能拖长了整改时间。
建议这一类单位的领导上要把那些紧缩机构专题争辩中难解决的问题，有意识地放到下一步再去仔细地讨论和解决，以便腾出手来集中力量进行一般整改。
第3类情况是少数单位，既然已经开始下放干部，事实上就不可能两面兼顾，因此只有集中力量把下放干部工作告一段落后再集中整改。
为了要掀起整改高潮，会议认为第2个重要问题是要充分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这样才能达到整改的预期效果。
会上批评了“关门整改”的情况，例如有的机关领导人关门整改，虽然费了很大力气，而群众并不满意，有的甚至贴大字报批评说：
“越改越官僚”。
党委会议认为这种情况值得很好注意。
会上介绍了一些先进单位在整改中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
有的首先在鸣放高潮的基础上，认真对群众提出的意见进行分类排队。
一种是按问题性质分类，一种是按整改的先后与难易分类。
而分类排队是整改的一个重要步骤。
其次，充分运用群众集体力量，使领导与群众相结合，集体讨论与个人负责相结合。
再次，对问题的解决是采取认真负责的精神，而不是敷衍塞责的态度，在这方面有的单位组织群众进行检查，有的单位以召开机关职工代表会议的形式，检查与督促整改，效果都是好的。
党委扩大会议认为，第3个重要问题是必须第1把手负责，加强对整改高潮的领导。
会议指出，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和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是领导好整改工作的关键。
各部的党组书记和各司局的第1把手，必须亲自挂帅，积极参加整改和领导整改。
有些单位在这方面的领导是松懈了，应该注意加强。
最后，会议要求，为了使整风第3阶段的下一步骤（干部下放问题）能够顺利的进行，目前各单位领导上积极着手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各单位应立即建立一个专门负责下放干部工作的小组，统一筹划与准备这一工作。

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扩大会议指出当前整风的迫切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掀起整改高潮
会议尖锐批评某些单位对待整改的官僚主义态度
要求各单位第1把手亲自挂帅充分运用群众路线
新华社6日讯
中央国家机关的整风运动正在深入发展，一个群众性的整改高潮正在形成。
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5日举行第16次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发动群众在鸣放高潮的基础上，掀起整改高潮的一些重要问题。
中央国家机关党委第1书记龚子荣首先在会上报告了当前中央国家机关整风运动发展的情况，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在会上讲了话。
委员们及列席会议的各机关整风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在会上进行了讨论。
会上指出，从最近十多天来，中央国家机关第3阶段的整风运动有了很大的进展，到11月底的统计，在中央国家机关六十个单位所属的司局中，除了三十六个司局还在继续反右派斗争以外，其余司局全部达到整改的鸣放高潮。
共贴出大字报三十二万五千零三十二张，召开座谈会三万四千一百一十二次，共提出意见八十五万五千八百六十六条。
在八十五万条意见中已经整改了的有十六万一千八百六十四条。
党委扩大会议认为，从整个中央国家机关说来，当开始进入整风第3阶段群众正在大鸣大放时，整改赶不上鸣放形势的发展，这是整风运动的一般规律，领导上掌握了这个规律，就懂得在广泛鸣放的基础上必须抓紧一般整改。
当着鸣放的高潮已经形成之后，整改依然赶不上鸣放形势的发展，这就成为当前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缺点。
会议认为，产生这种缺点的主要原因是，决心不足，方法不多，没有贯彻群众路线。
会上指出，至今在中央国家机关中仍然有部分司局单位的领导人不重视整改，不积极进行整改。
例如有的机关群众贴出大字报，讽刺这种在整风中所表现的官僚主义作风说：
“大字报纷纷满院，边改栏虽设常空。”
“只闻鸣放声，不见整改音。”
根据会上所反映出来的情况，在整改中以不负责任敷衍塞责的官僚主义态度对待整改的有各种表现。
例如，有的机关在整改中采取具体问题笼统答复，实际问题抽象表态的官僚主义作法。
有的单位群众批评领取文具用品缺乏制度，有浪费现象。
而处理的意见却是：
“同意，希望大家节约。”
有的领导干部对群众所提的批评意见只作了三句答复：
“大家提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虚心接受，今后希望继续提意见。”
会上指出，这样抽象笼统不着实际地答复问题，就是以官僚主义态度进行整改的具体表现。
其次，有的在整改中答非所问，文不对题。
例如，有的单位群众建议：
“紧缩机构后，办公室、宿舍将会腾出一部分家具，应当登记保管，以后新建单位可以不必再另行添置家具”。
但是这个单位的设备科却答复说：
“盖房子还有不用家具的？”
材料科答复说：
“添家具还有不用木料的？”
显然这种答复同原来群众提出的建议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还有一种是口头接受，而实际行动并不改进，有的并且企图混过关去。
例如有的领导干部竟表示：
“现在东风压倒西风，正在搞紧缩机构干部下放，整改马虎一些是可以的”。
会议严格地批评了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整改的这些表现，并且强调指出，目前摆在中央国家机关面前的迫切任务是，如何在大鸣大放高潮的基础上，集中一切力量掀起一个整改的高潮。
党委要求，应该在12月15日左右，将群众所提出的意见整改到80％以上，以便及时完成整风第3阶段的第2个步骤。
而整改必须注意质量，必须检查实际情况，决不能只满足于整改的条数。
在鸣放高潮之后要紧接着集中领导与群众的力量，以全力进行一次一般整改，这样才能有力地掀起整改的高潮。
会上分析了目前中央国家机关以下的三种情况：
其中有一半的单位目前正在全力进行整改；
有三分之一的单位采取紧缩机构的专题鸣放、专题争辩同整改相结合进行的方式，另有少数单位首先全力进行干部下放的工作，然后转入全力整改。
党委扩大会议认为，从最近半个月运动的实际情况来看，上述第1类单位的做法，运动的发展是比较顺利的。
他们首先集中领导与群众的精力，集中在一段时间内（大约十天到半个月），采取“先易后难”的方法，解决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然后再集中精力去解决干部下放问题。
这样做，不仅领导上比较主动，群众也能保持饱满的情绪。
第2类单位的做法自然也是一种整改的方法，但它的缺点是领导与群众的力量两面兼顾，这就可能拖长了整改时间。
建议这一类单位的领导上要把那些紧缩机构专题争辩中难解决的问题，有意识地放到下一步再去仔细地讨论和解决，以便腾出手来集中力量进行一般整改。
第3类情况是少数单位，既然已经开始下放干部，事实上就不可能两面兼顾，因此只有集中力量把下放干部工作告一段落后再集中整改。
为了要掀起整改高潮，会议认为第2个重要问题是要充分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这样才能达到整改的预期效果。
会上批评了“关门整改”的情况，例如有的机关领导人关门整改，虽然费了很大力气，而群众并不满意，有的甚至贴大字报批评说：
“越改越官僚”。
党委会议认为这种情况值得很好注意。
会上介绍了一些先进单位在整改中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
有的首先在鸣放高潮的基础上，认真对群众提出的意见进行分类排队。
一种是按问题性质分类，一种是按整改的先后与难易分类。
而分类排队是整改的一个重要步骤。
其次，充分运用群众集体力量，使领导与群众相结合，集体讨论与个人负责相结合。
再次，对问题的解决是采取认真负责的精神，而不是敷衍塞责的态度，在这方面有的单位组织群众进行检查，有的单位以召开机关职工代表会议的形式，检查与督促整改，效果都是好的。
党委扩大会议认为，第3个重要问题是必须第1把手负责，加强对整改高潮的领导。
会议指出，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和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是领导好整改工作的关键。
各部的党组书记和各司局的第1把手，必须亲自挂帅，积极参加整改和领导整改。
有些单位在这方面的领导是松懈了，应该注意加强。
最后，会议要求，为了使整风第3阶段的下一步骤（干部下放问题）能够顺利的进行，目前各单位领导上积极着手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各单位应立即建立一个专门负责下放干部工作的小组，统一筹划与准备这一工作。

习仲勋在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扩大会上号召
鸣放高潮后再掀起一个整改高潮
新华社6日讯
在5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第16次扩大会议上，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在会上作了讲话，号召中央国家机关在鸣放高潮后，再掀起一个整改高潮，并且抓紧时机，做好干部下放准备工作。
习仲勋说，中央国家机关已经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整改鸣放运动，这里还存在着一些什么问题呢？
首先，鸣放广度够了，深度不够。
多少人参加鸣放？
有多少大字报？
开了多少次座谈会等等，从这些数字里可以看到鸣放是很普遍的，但也要看深度。
也就是说，既要数量也要质量。
要看鸣放的内容，看重大问题是否揭露了，三个坏主义是否揭露了。
根据了解，有的对顶头上司还不敢提意见；
有的对互相之间、上下之间的批评还有顾虑；
有些负责干部之间的不团结现象还没有扯开来谈；
有些对有严重思想毛病的人揭发还不够，特别是对负责干部中的一些有严重思想毛病的人揭发的少。
其次，情况说明，在鸣放高潮的初期，广而不深是合乎运动发展规律的，势必反复多次才能逐步深入。
否则，就会变成夹生饭。
这种情况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广泛鸣放的基础上，立即抓紧一般整改；
结合整改，再组织专题鸣放，使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举行各种座谈会，辩论会，把关键性问题摆出来，才能使鸣放向深透方面发展。
习仲勋说，专题鸣放仍应当是大鸣大放，要上下交叉；
辩论会和大字报相结合；
专题鸣放和整改相结合。
开始出大字报揭露的“鸡毛蒜皮”的事多一些，这不奇怪，我们提倡有什么放什么；
但不及时地引到重要的问题上，就会变成偏向。
习仲勋说，有必要组织检查组普遍检查一下，要像交通部那样鸣放深透，又要像铁道部那样整改坚决。
当然，交通部的整改还要紧紧跟上鸣放；
铁道部在整改中也必须结合专题鸣放。
以深入的鸣放，来推动进一步的整改。
习仲勋接着着重谈到整改问题，他指出，整改形势已经到来，整改比鸣放难，鸣放是提出问题，整改是解决问题。
鸣放开始可以海阔天空地有什么放什么，整改却不可以乱整乱改。
整改不力是当前的主要缺点。
虽然不少单位领导上已经重视整改，但是一般说来，多数单位仍是整改跟不上鸣放，整改不多、不狠、不细；
或是放手鸣放，而关门整改，表现出劲头不足，办法不多，不走群众路线，就事论事，不求深改，或是以官僚主义的办法来整改。
习仲勋说，第1机械工业部为了扭转整改不力鸣放冷场的局面，决定立即造成整改高潮，他们的作法和经验很好，值得推广。
根据一机部检查证明：
由于整改跟不上鸣放，有些单位的鸣放已出现“泡蘑菇”的冷场局面，群众贴大字报质问领导上为什么不改，他们要求既要有“鸣放声”也要有“整改音”。
群众的这种批评是对的，我们应该重视这些意见。
整改不力主要是决心差，方法少两条原因。
虽然鸣放高潮形成的快，意见多，时间短，特别是干部下放问题逼得紧，也影响到整改，但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有些领导干部对在鸣放高潮之后，紧接着掀起一个整改高潮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鸣放与整改和业务工作没有安排好，以致放松了对整改的领导。
也有个别领导人“怕下不了台”，或者是没有章法的乱改一通。
总之是决心不足，方法不够。
有的单位出现这样的情况：
一般整改跟不上群众鸣放，领导上不重视“鸡毛蒜皮”的一般整改，丢开芝麻，专门想抱大西瓜，企图撇开一般整改而转到深入整改，结果群众对大问题不熟悉，以致思想转不过来。
习仲勋强调指出，只有在一般鸣放的基础上才能深入鸣放；
只有在一般整改的基础上才能深入整改。
有的单位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整改，所谓具体问题，笼统答复，实际问题，抽象表态；
答非所问，文不对题；
口头上改，行动上不改。
这实际上是丢包袱，推责任的错误作法。
有的部门整改的情况证明：
一般的80％到90％的问题，都可以在本部门内自行整改。
也只有把大部分问题在短期内集中整改以后，才可能使领导上腾出手来，好好研究处理有关业务方针、政策和体制、机构编制等重大问题。
否则，那些大量的小问题会始终摆在那里，小账不还，大账更难还。
为此，必须下决心，想办法。
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依靠群众，想尽一切办法，全力进行整改。
可以先易后难，可以采取“分级分片，各账各还”的办法，一批一批的改。
凡是属于司局、处科的问题，司局、处科就去改；
属于个人的问题，个人就去改，谁的事情谁办，这也就是大家负责的群众路线。
在这个时候领导上应该集中力量抓主要问题，抓监督检查；
不要为大字报埋没，要人掌握大字报的命运，组织群众力量，对大字报编号整理，分批抄录，然后进行综合、排队、分析、解决。
工作要做透，但也要抢时间，这就必须讲究方法。
习仲勋说，火烧起来以后，必须烧掉坏东西，所谓集中整改就是要烧掉90％的问题，10％的问题可以到深入整改时再烧掉它。
现在我们党委的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领导各单位掀起一个整改高潮，形成一个热烈的整改运动。
习仲勋谈到，有的机关已经采取召开职工代表会议或者是机关工作人员代表大会的办法来推动整风运动，这是一个好办法，它可以把群众运动有组织地开展起来。
这种方法和形式就是群众运动的具体表现，也可以更好地贯彻领导意图，使领导与群众更好地结合起来。
这种会可以多开几天，开长一些，但不是天天开会，几天集会一次，代表经常活动在群众中。
休会期间，代表回去组织群众讨论，然后把群众意见集中起来，研究以后再拿下去讨论，这样反复几次，等一般问题都在群众中解决了，再把一些重大问题通过会议确定下来。
为了加强整改，各单位可以考虑召开这种会议。
采取这种领导核心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解决的问题也就有了稳固的群众基础。
关于在鸣放中揭发出来的典型的坏人坏事，违法乱纪事件以及严重的思想作风问题，整改中可以先行处理，特别有些部门群众对这些问题意见很多，不先解决就不好走下一步。
习仲勋最后谈到干部下放问题，他说，这个问题逼得很紧，领导上不主动就被动了，对整风运动大有妨碍。
大家报名要下去，各地方也都作好准备。
你这里冷了下来就不好。
现在各单位就应该利用整改时间，由专人分工负责掌管这个问题。
接着一般整改之后，就展开关于下放干部劳动锻炼的辩论。
现在看来，是否需要劳动锻炼的问题基本上是解决了。
现在的问题是：
加强下放准备工作，把下放工作跟上去。
但是如何下放？
下放人员到了农村之后怎么办？
一系列具体的问题现在都提出来了，这就使得我们必须及时研究，提出可行的处理办法，因此各单位的领导必须结合群众很好的去考虑这些问题。

周总理提出干部下放基本方针
统一安排　全面锻炼
　国务院会议通过汉语拼音方案宣传工作计划要点
新华社6日讯
国务院在11月29日和12月06日，先后举行了第63次和第64次全体会议。
在第63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对于干部下放参加劳动锻炼问题作了指示。
他指出，全国规模的下放干部参加劳动锻炼这件事情，也是政治上思想上社会主义大革命的一部分。
干部下放的基本方针是：
统一安排，全面锻炼。
周总理提出，各部门应成立专门小组，由负责干部亲自参加领导，保证作好干部下放工作。
在六十三次全体会议上，听取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报告，讨论和批准了僮文方案；
听取了国家建设委员会的报告，讨论和批准了武汉长江大桥工程验收交接报告书。
会议还批准了“爆炸物品管理规则”，这个规则将由公安部发布施行。
会议还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在江苏省设置灌南、通如、沙洲、黄桥等四县的决定”。
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撤销贵州省贵筑县的决定”。
在第64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国务院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公积金的决定”。
这个决定将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执行。
会议听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的说明后，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宣传工作计划要点”，计划要求从12月11日到1958年01月11日的一个月时间内，进行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宣传工作。
除了通过报纸进行宣传以外，还将举行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报告会和座谈会，并由政协全国委员会组织五个工作组到各主要城市举行报告会和座谈会。
另外，还将由教育部举办全国普通话教学观摩会，由各省、市、自治区推派成绩优良的中小学生和教师参加。
宣传计划还规定编印宣传和教学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各种书籍挂图，在广播电台教学拼音字母，录制拼音字母留声片，修改宣传普通话的电影片。
第64次会议还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设置版纳景洪等五个县级版纳的决定”。
两次会议最后都通过了任免名单。

培养红色科学队伍
首都一千多名科学干部下乡去劳动锻炼
新华社6日讯
中国科学院北京各单位和院本部第1批下放参加农业劳动的一千零九十名干部，6日晚开始分批出发。
这批到农村去劳动锻炼的科学干部中，80％以上具有高中到大学毕业的文化水平；
有三分之二是初级研究人员和助理业务人员，其余三分之一是科学行政干部。
全体下放干部中党团员占了将近半数。
下放干部分成四个大队，分别到河北省石家庄专区的建屏、井陉、赞皇、藁城四个县的农业合作社去当社员，有的在平原农村，有的在山区农村。
中国科学院事前曾派了中共党委副书记、干部局局长和干部局
工作人员分头到中共河北省委、石家庄地委和上述各县的县委去联系和了解情况；
干部局局长并将送他们下乡。
在上述四个县里，中国科学院各派了若干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干部去做下放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
下放干部在动身以前，曾经听了有关劳动锻炼、时事政治和今冬明春的农业生产任务等报告，中国科学院党组织针对有些下放干部的顾虑——业务人员怕下乡后耽误了业务；
行政干部和助理业务人员怕下去后不再回来，作了充分的思想教育工作，使他们认识到下乡参加体力劳动，在劳动中把思想改造好，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这是最根本的收获，有了这个收获，才能使业务迅速地提高；
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这批下放干部由于经历过反右派斗争以及在动身前党组织对他们进行了深刻的思想教育工作，所以情绪都很高，对于下乡参加体力劳动的认识和态度大多都是正确的。
文学研究所一个青年在他的申请下乡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过去几次写了入党申请书，但总觉得自己距离一个党员的标准还很远，因而没有勇气交给党组织；
这次（党号召下乡）应该是我拿出行动来的时候了，我决心彻底改造自己，争取入党。”
好些下放干部和他一样，准备在农业劳动中经过锻炼后争取作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
院本部办公厅一个女青年第1次申请下乡时领导上没批准，她急得哭起来了，但她并不灰心，接二连三地申请，终于获得批准。
有一个青年科学干部的家长知道他要下乡以后，从上海打了一个电报给他，伪称有病要他速回上海家里去，他立即把这份电报公布出来，同时贴出大字报表示自己决心下乡，决不让家庭阻挠。
但是也有不少家长不但不拖后腿，还写信给中国科学院领导人员，表示很高兴让子女到农业劳动中去锻炼。
语言研究所二十多个下乡的干部被分配到平原地区的藁城县去参加劳动，他们联名向领导上打了一个报告，要求改派他们到较艰苦的山区去劳动。
有些下乡干部表示要争取作了农业劳动模范再回来。

捷军事代表团到京
彭德怀元帅设宴欢迎
据新华社6日讯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邀请来我国作友好访问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在国防部长洛姆斯基上将率领下，6日下午到达北京。
捷克斯洛伐克军事代表团一行十人。
团员有伏萨赫洛中将、科洛夫腊特尼克中将、普尔赫利克少将、贝德日赫少将、拉洛上校。
下午一点四十分，军事代表团乘坐专机到达机场。
当洛姆斯基上将与代表团全体人员走下飞机时，在机场上迎接贵宾的彭德怀元帅、粟裕大将、谭政大将、萧华上将和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等上前跟他们一一握手。
洛姆斯基上将由彭德怀元帅陪同检阅了仪仗队，他用中国话对受检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士兵说：
“同志们好！”
士兵们声音宏亮地回答说：
“部长你好！”
接着，在机场上举行了欢迎仪式。
彭德怀元帅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向远道而来的捷克斯洛伐克亲密战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和崇高的敬意。
他致欢迎辞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下，现在已经成为一支训练有素、装备完善的现代化部队，它正在坚定不移地保卫着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和平。
他说，你们这次来我国访问，对增强中捷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将作出有益的贡献。
洛姆斯基上将致答辞，他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致以问候。
他说，我们捷克斯洛伐克的劳动人民和军人，以极大的关怀注视着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英明地、创造性地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军队建设。
新华社6日讯
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6日晚上举行宴会，欢迎以洛姆斯基上将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全体人员。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贺龙元帅、陈毅元帅、聂荣臻元帅等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出席宴会作陪的还有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驻华大使布希尼亚克和各国驻华武官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彭德怀元帅在宴会上致辞，欢迎兄弟般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使者——洛姆斯基上将和代表团全体人员。
他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同光荣的苏军和其他兄弟国家军队，是捍卫社会主义事业和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是我们忠实可靠的战友。
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能够跟你们分别守护着伟大社会主义阵营的东西边界而感到自豪和责任的重大。
彭德怀元帅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在建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这一成就不仅对保障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独立和自由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对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防御力量也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我们为你们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并愿趁代表团来我国访问的机会，学习你们宝贵的建军经验。
洛姆斯基上将接着致辞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作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主要支柱之一。
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地大、人多，而主要是因为中国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和团结，以及对巩固世界和平起了巨大的影响。
洛姆斯基上将说，我们有中国人民和军队这样的同盟者和兄弟而感到自豪。
你们的党和军队所取得的丰富经验，是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宝库的重大贡献，是我们在巩固我国军人的战斗力量和政治力量工作中吸取教益的重要泉源。
宴会上，宾主热烈为中捷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兄弟友谊干杯。
宴会前，彭德怀元帅接见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军事代表团的全体人员。

芬大使举行国庆招待会
　周总理和孙士敦大使互祝两国人民幸福
新华社6日讯
芬兰驻中国大使孙士敦6日晚在北京举行招待会，庆祝芬兰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
周恩来总理，李济深、黄炎培副委员长，陈毅、李富春副总理和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出席了招待会。
周恩来总理和孙士敦大使在招待会上互祝两国人民幸福，国家繁荣，互祝两国的友好，互祝吉科宁总统和毛泽东主席的健康。
在芬兰国庆前夕，芬兰组成了新内阁。
周总理在会上并祝芬兰新内阁总理菲安特阁下的健康。
出席这次招待会的，还有我国政府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首都各界代表人士，以及各国驻华使节。

一课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新华社记者　华敏
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大殿的门里，并排竖立着两幅高大的全身照片。
两张照片的面貌是那么相像，可是衣着却完全不同。
一个是衣衫褴褛、头戴破草帽、手挽破提篮、握着打狗棒、打着赤脚的叫化子形象，一个是衣着极为整洁、胸前挂着钢笔、口袋里装着笔记本、手上带着手表的农村工作干部。
他们却是同一个人——湖北省黄冈县马曹庙乡农业技术指导站长刘介梅。
这两幅照片是6日开幕的“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上首先引人注意的展品，就在照片左面的标语牌上，写着刘介梅在黄冈县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言论。
他说：
“天天叫喊群众生活改善了，这只有鬼相信。
要吃点，粮食只有那么多；
要穿点，布票要打折；
买肉要肉票；
买油要油票……我看，要农民拥护共产党，最好是取消统购统销这个办法。”
“县委光在上面喊合作化这优越，那优越，我看就不如土改那两年优越。”
“共产党在土改的时候是为农民，现在是整农民，搞工作困难多，累死人，还不如过去讨饭被狗咬。”
难道事实就真像刘介梅所说的那样吗？
展览会以这个农业技术指导站站长亲身的生活经历，以无比雄辩的生动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幅接着一幅的彩色图片说明，刘介梅的家庭从祖父起，就因歉收、地主逼债出卖全部土地而破产，开始过乞讨游荒的日子。
刘介梅自己在赤贫如洗的家庭里出世后才满月，母亲就抱着他出门讨饭，这种乞讨生涯一直延续到十四岁。
这时，刘介梅虽然还没成年，但是刚刚丢掉了讨饭棒，就到一个富农家里当了长工；
两个妹妹还不满十岁，就被迫送给别人当了童养媳。
在这些饥寒交迫受人欺凌的苦难岁月里，刘介梅的遭遇就像图片所展示的，是一部惨痛的血泪史。
做长工不但受尽折磨，还要遭受毒打。
他的母亲也就是这时在贫病交迫中死去了。
图片告诉观众，讨过十二年饭，做过十年多长工的刘介梅的悲苦命运，一直到解放时才结束。
在土地改革中分得了六亩三分好田和全套耕牛农具以及前有池塘后有菜园的四大间新瓦房，为了表明刘介梅过去的生活景况，展览会展出了刘介梅和他全家在解放前拥有的全部财产，这就是摆在观众面前屈指可数的：
刘介梅童年用来讨饭的破瓢、逃荒用的破箩筐和曾祖父传下来穿过四代人到刘介梅十二岁才轮到他穿的破棉袄，以及放在只有三条腿的破木床上的破篾席、稀烂的破棉絮和补纳了五、六层补钉的蚊帐。
据讲解员说，这些破棉絮和蚊帐还是刘介梅曾祖母的嫁妆。
计算起来，传到刘介梅已有八十多年了。
在陈列的展品中，还有一双三个人合穿的木屐和一些没有底的竹篮、没有顶的草帽和支离破碎的木盆等。
刘介梅口口声声反对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是不是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真的搞糟了呢？
他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真的不如过去讨饭被狗咬好呢？
展览会作了最清楚的说明。
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挂着新蚊帐铺着太平洋被单，在解放后才添置起来的雕花镂空红漆床，八床新棉絮，新置的桌、椅、箱、柜和胶鞋、皮鞋、细瓷茶壶、热水瓶以及刘介梅一家大小在五年时间里添置起来的八十多件各式衣服，这些衣服中不仅有单衣、夹衣、棉衣和男装、女装、童装，还有刘介梅本人新添的毛线衣、羊皮袄；
衣服的质料从细布到斜纹、府绸、卡叽色色俱全。
而合作化和统购统销后生活上升的图表又表明：
到1956年，刘介梅全家每人的平均吃粮已逐步上升到五百四十斤，比1948年增加了二百二十六斤；
全家的食油用量1956年比1948年增加了七倍——达到十七点四斤；
过去从来很少吃到的猪肉，由于现在实行了凭票购买办法，1956年就吃了四十二斤。
刘介梅解放以后特别是合作化以后生活的巨大变化，是他过去乞讨无门、吃糠咽菜，一件衣服不分老、少，不分寒暑穿三、四代的痛苦年月所无法比拟的，在这些事实面前，在黄冈县三级干部会议的辩论会上，就连刘介梅自己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刘介梅解放以后的生活变化，也代表着他家乡的农民和全国农民生活的上升和跃进。
人们在这里从图表上还可以看到，刘介梅家乡的所有贫农、新、老下中农在合作化以后，到1956年，他们的总收入就比1952年增加了54％，其中八户贫农的收入，甚至比1952年增长了一点九倍。
由于生产的发展，全国农民的生活景况也有了巨大改变。
据展览会提供的材料，现在全国农村中，有80％的农户已经达到合作化以前的一般中农的生活水平，其中有20％到30％，并且已经达到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
在解放以前，全国贫雇农就占70％，当时，全国贫苦农民每年交给地主、富农的粮食将近一千亿斤，占到全国粮食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土地改革和合作化以后，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例如在1956年，全国农民的留粮总数就达到三千一百五十六亿斤（原粮），比1953年增加了四百三十七亿斤，在同一时期，国家供应农民的粮食又由1953年的四百零五亿斤增加到1956年的五百二十二亿斤，农村每一人口的平均实物消费量，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植物油的消费量由1949年的一点七斤增加到1956年的三点八斤，食糖也由零点三斤增加到一点七斤，1956年棉布的消费量也比1949年增长了三倍多，全国每一人口用布量达到了二十市尺。
全国农民在解放以后和合作化以后生活改善了、提高了，刘介梅自己的生活改善和提高得更为显著，他为什么好了疮疤忘了痛，攻击合作化政策和统购统销政策呢？
展览会上的图片、资料作了深刻的剖析。
原来这个在解放以后减租减息、清匪反霸到土地改革一系列斗争中表现非常积极，并接连三次被评为黄冈县的工作模范又被吸收入党的刘介梅，在分到地翻了身以后，由于受到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迷失了方向，一心向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个人发家致富的美景，因此，当他在1953年开始富裕起来的时候，他就计划拿出五石谷、两匹布和积存的二百元工资放债，向本乡雇用长、短工依靠剥削收入而致富的曹其斋看齐，如果按照刘介梅的发家计划发展下去，它的后果以及当时的农村又将会出现怎样的情景呢？
人们通过图表可以清楚地看到刘介梅计划放账的钱、布、谷再加上已经放出的一石谷和一匹布，按“大加一”利息滚到1957年，就能得到九十六石谷、三十二匹布和三千二百元钱，拥有这些财产，就相当于本乡最大的樊汉三、齐玉廷两户地主那样大，有二百户农民因他的高利贷剥削而贫困破产。
而事实上当时刘介梅的家乡——大屋湾等三个行政村，已经出现向两极分化的现象。
全村二百二十九户农户中，已有五十八户贫农和新老下中农开始下降，其中有二十二户已开始借高利贷和出卖青苗以及田地、耕牛等生产资料；
而靠各种剥削收入上升的只有二十户，他们都是新老上中农和富农。
可以想像，如果刘介梅的个人发家梦想得到实现，那么整个农村将重新回到少数人靠剥削致富、多数人贫穷破产的悲惨境地，所不同的，只是现在的刘介梅做了当年的财主，而更多的人成了当年的刘介梅。
但是，历史是不会重演的。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实现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政策，堵塞了刘介梅的资本主义道路。
刘介梅的放高利贷的资本主义行径受到了批判和限制，借以发家致富的五石稻谷被作为余粮统购。
因此，曾经积极参加过民主革命的刘介梅在这伟大的转折面前和党的路线开始背道而驰，对统购统销深怀不满，对合作化表示反对，同时又不接受党的教育和劝导，这些就是他开始蜕化和在大鸣大放中攻击统购统销、攻击合作化的由来。
现在，刘介梅经过辩论、对比、批判之后，醒悟过来了。
在他亲自帮助布置起来的展览会上，人们看到他面对着唤起辛酸回忆的破旧衣物表示深切的忏悔。
在今天参观这个展览会的广大群众面前，他痛切的说：
我错了，想不劳而获靠剥削致富的资本主义思想害了我，共产党教育和挽救了我，使我从走向黑暗的迷梦中清醒过来。
社会主义是共同富裕，资本主义是一人发财，千百万人受穷，今后，我一定把资本主义的根子彻底挖掉，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一面生产　一面整社
山西省八千多个农业社开始大鸣大放
湘潭专区七个地委委员到达整风前线
本报讯
山西农村在开展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大辩论的基础上，已转入全民性的整风运动。
全省的两万多个农业社，除在五百六十多个社进行了整风试点，并已于10月底先后结束外，目前进入第1批整风的社共有八千二百多个，其中多数系联村社、大型社和落后社，也有少数先进社。
这八千多个农业社的整风工作，目前正在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阶段。
榆次、忻县等地一部分动手较早的社，已转入整改阶段。
和顺县五星社经过深入的思想发动，解除群众的各种思想顾虑后，十天时间即鸣放出有关粮食问题，合作化问题，党、团员干部作风，经营管理，财务制度等方面的意见一千七百多条。
目前该社党支部和管理委员会正组织群众紧密结合生产进行大辩论和大力整改。
为了切实把运动搞好，进一步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打好明年的增产基础，各地党委都十分注意加强了领导。
除确定一个书记专责领导外，并组织了农村整风办公室，以帮助党委了解掌握情况，发现解决问题，总结推广经验，及时指导运动。
同时抽调出一万三千多名县、区干部（包括下放的干部在内），统一组成一支整风队伍，分别深入到乡、社进行具体帮助。
（郭增基、张大基、武艺宽）
本报讯
湖南省湘潭专区农村的整风运动，11月中旬在五千零四十五个农业社内开展。
目前大部分社都进入全面大鸣大放，结合大力进行整改的阶段。
湘潭地区的中共各级党委很重视对农村整风运动的领导。
全区从专区、县、乡各级领导机关中共抽调了一万五千多干部深入到农业社中去工作，平均每个社约有三个干部。
中共湘潭地委也派出七个地委委员到整风前线去指挥。
全区各县在11月上旬举行的扩大干部会议上，都认真检查了当前生产、总结了整风试点社的经验，着重帮助干部正确认识冬季生产与整风之间的密切联系。
这五千多个农业社开始整风时，首先是大力抓紧生产，组织生产高潮。
主要作法是：
宣传、学习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组织参观访问，研究增产的典型经验；
然后检查当地生产情况，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从而制订今冬生产计划和明年生产规划。
在制订计划时，很多社又发动群众进行鸣放争辩，并且注意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从全专区的五千多个整风的农业社看来，现在已有96％的社出现了生产高潮。
在组织生产高潮的过程中，这些社又大力宣传整风的意义和目的，了解各种思想情况，酝酿鸣放。
岳阳荣家湾等四个乡八百三十一个社干部，经过讨论后有七百四十四个表明了态度，决定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搞好整风，有的自己也鸣放出不少意见。
在广大群众中也正在酝酿大鸣大放，很多人已消除顾虑，作好了准备。

工人的知心朋友
——记湖北省松滋硫磺矿工会主席李斌
本报记者　曹葆铭
这是党的事业
1953年年底李斌刚由荆州地委机关调到松滋硫磺矿担任工会主席，便叫个老工人领他进洞去看看。
这算什么窿洞呢？
巷道还没有桌子一半高。
工人们都是一手端着木油灯，一手着地，两脚一前一后蹲着走。
李斌不会这样走，只会爬。
刚进洞，他就感觉呼吸困难，气直喘；
背也不断擦着顶板。
大约爬了一半路，他实在有点吃不消，就叫道：
“休息一下。”
谁知领路的老工人把他当资本家看待，冷冷地说：
“还远哩！
你爬不来，就出去。”
共产党的干部头次进矿就半途爬回去了，这会在群众中造成什么影响？
他把心一横：
“今天就是拼了命，也要跟着你爬到底。”
他就这样从上午十点钟爬到下午四点，爬完了三十多个工作面。
刚出洞，他两腿酸痛的站不稳，连头带脚和光着的上身都擦满了泥。
许多工人嘻嘻哈哈地围拢来，问他：
“身上痛不痛？”
他刚说：
“还好。”
背后就有个青工喊道：
“哎哟，背都擦破了！”
一些工人连忙给他打水、拿毛巾，还帮助他洗背。
他回家去，因为背上有伤和两腿酸痛，真是躺也躺不住，坐也坐不住。
到了第2天，他还下不了楼。
李斌一来就听人介绍过：
这座矿是刚由资本家那里接手过来的。
全矿就只有一座土砖砌的西式楼房，干部们都挤在里面办公、睡觉。
他们吃的全是老白菜，但这还是从四十里外爬山越岭挑来的。
小孩要吃颗糖，也得走二十里山路，走上三四个钟头，到集镇上去买。
工人们都是赤着身子在洞里干活，浑身上下都是土。
工人们没有宿舍，也没有工棚，一天干完十二小时后，就睡在炼磺池边，夜里还要招呼炼磺的炭火。
“这工作能干得了？”
他亲自进洞体会一番以后，一连几夜都睡不好觉。
他想请求调动工作。
但是，一个共产党员能在困难面前退缩么？
自己不干让谁干？
党委书记阎起根是他1948年就认识的老干部，已经五十多岁了，但人家还在这矿上干的挺起劲。
他自己也曾经为矿工们的困苦生活激动过，决心要改变矿山的面貌！
工人替他打水洗背的热情，更鞭策着他。
他耳边响起了地委工业部长在他临行前谈的话：
“山里工作很苦。
但这是党的事业，一定要搞好！”
在劳动中同群众建立感情
李斌说服了自己以后，又遇到新的困难：
工会怎样搞生产？
他听说别人的经验是组织生产会议。
正好，炼磺工人有的一天能出一百三十多斤硫磺，但有的才出一百一十斤，相差悬殊。
他马上召集生产会议研究原因。
工人们都说：
“产量是一人高几天，低几天，全凭运气。”
“火中取宝，运气不好，就是炼不出磺来。”
后来越说越邪门，有个工人竟说他的产量长期提不高的原因，是有个女学生跨了他的炼磺池，倒了霉。
李斌当然不同意这些意见，但是，大家认为他不懂矿上的生产，说也没用，都闭口不讲了，弄得会议不欢而散。
他会后又找几个老工人个别扯谈，他们仍然认为“产量高低，全凭运气”。
后来，他发现一工场熊太权的产量最高，便去找他研究。
他一连去炼磺池边找了几次，这个有二十多年工龄而性情暴躁的老工人，有时转过身来瞪他一眼，有时干脆理也不理。
这咋办呢？
土改时期的工作经验帮助了他。
他改变了下工场“转转、站站、看看”的作风，去帮助工人干些零星活。
熊太权在修补炼磺的坛子，他就在旁边拣枯炭，同时扯谈：
“这样做有啥好处？”
熊太权见他没有架子，也就回答说：
“要把坛子整好，缝子堵塞，磺才从下边走，不跑散。”
熊太权在生火炼磺，他也去一边劈柴火，一边问：
“为啥要这样做？”
熊太权又向他讲：
“煤巴（煤泥）搞利索些，不霉火。”
慢慢地，他同熊太权谈的时间长了，也就总结出了熊太权产量高的经验：
“坛子整好，缝子堵紧，煤巴搞利索些，不霉火。”
他又把这个总结同几个老工人研究，他们也认为总结的不差。
他这才召集第2次生产会议，推广熊太权的经验，产量很快就普遍提高到平均一百五十斤。
李斌从这里得出了经验：
必须放下架子，在劳动中同群众建立感情，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外行变为内行。
因此，尽管矿洞环境很坏，他也赤身端着木油灯下去，跑遍了每条巷道、每个工作面。
在洞里，他一边帮助工人装矿石，推篓子，一边了解情况，熟悉生产。
这使他后来就能说服工人“减少私巷、加大主巷”〔注〕将巷道由一尺半高加大为三尺半高，改善了劳动环境，提高了生产效率。
带头战胜困难
他们这座矿是在半山腰上，三面环山，前面顺着矿洞口是条大水沟，每年在生产上都要遇到三大困难。
严冬，矿山上积雪两尺来厚，而工人们要背着两百多斤重的矿石在陡坡上行走。
雪给安全生产造成很大威胁。
李斌总是天一明就亲自率领干部去工场扫雪铺路，扫完才吃饭，使工人们一开始生产就很方便。
秋末冬初，山上水源枯竭，必须下山挑水。
有一年天旱，工人们就翻山越岭去五里外挑水。
路上有个很窄的陡坡，九百多步，稍不小心，就会连人带桶摔下岩去。
他们一天的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需两千多担，挑水工人怎么也忙不过来。
李斌也就亲自去挑水，带动了许多干部和工人都去挑水。
盛夏暴雨，各山的水都往矿洞前面的大水沟流，随时都有淹没矿洞、停止生产的危险，李斌又日日夜夜在矿山上检查情况，以防山洪袭击。
前年的一个夏夜，打雷，闪电，暴雨。
从高山直泻下来的洪水，冲得全山哗哗响，冲得山坡滑溜难行。
十一点多钟，李斌还同工会干部周介民打着雨伞，去各工场巡查。
他们一走到一工场二号洞门口，就发现前面的水沟被矿渣堆堵住了，急涨的山水倒流回来，流进了矿洞，还差尺把高就要将洞门封死，而洞里还有三十多个工人在生产。
眼看就要造成一场严重事故！
他慌忙丢下雨伞，叫周介民守住洞口，自己跌跌扑扑跑到山上工人宿舍喊叫：
“赶快起来，去排水！”
一声吆喝，工人们都带着耙锄赶来了。
他又一边叫人下洞去喊那三十多人，一边在暴雨中带头挖沟。
半小时后，他们挖开了三条大沟，山水便急速消退。
二号洞第2天仍然照常生产。
怎样对待生活小事
从1955年下半年起，他们的生产根本好转了。
他们先后用奖励基金盖了四千三百多平方公尺的宿舍，省工会也在这里投资建了个工人俱乐部。
工人反映：
“在深山里建起了大街。”
这样，工人生活该没问题了吧？
但二工场的工人刚搬进新楼，就向他反映：
“厕所不够，得想办法解决。”
他想：
“像厕所这样的小事，找我干什么！”
没有注意。
后来工人又找他，还拉他去看，他见一百五十多人住在一起，厕所只有两个蹲位，是少了，便将意见转给行政，但行政也没解决。
第3次，工人就在职工代表会上提出批评：
“你们每天早晨来解手试试看。”
这才引起他的警惕，赶快催行政花了几十元，加盖了个厕所。
工人见了他都欢欢喜喜地说：
“还是提意见好，厕所解决了。”
但是，有的工人不讲卫生，拉的厕所遍地屎尿。
有一天，他又拉着团委书记说：
“我们两人带带头，打扫厕所去。”
团委书记扫地，他撒石灰。
接着党委书记和经理也来动手了。
他们几下就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在门边搁上一把扫帚，写了个很俏皮的牌子：
“瞄准射击，注意卫生。”
这样，工人也自觉保持清洁了。
李斌每天上午处理了日常事务后，总要去工人宿舍，探看一些生病的工人，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有一次，拖磺工刘兴典病的盖了两床被窝，眼泪噙噙地躺在那里。
李斌问道：
“吃药没有？”
刘兴典说：
“没有水。”
“为什么不去倒？”
“走不动，也没有人。”
李斌立刻去隔壁端来开水，扶他起来吃了药，又替他冲了碗糖水喝，再盖好被窝。
一个多钟头后，李斌不放心。
又来看他，见他烧的更厉害。
便急忙找工场的工会主席，两人将他搀扶到住诊所去了。
刘兴典事后提起这事还很激动：
“这比家里照顾的还好。
要不好好生产，就对不起人。”
今年04月，全矿有一半以上的职工得了流行性感冒。
医务人员忙不过来。
李斌又将工会的干部和积极分子组织起来，亲自带头担任护理员，给病人端水送饭，招呼病人吃药，安置病人睡觉，忙了一个多月。
在处理生活问题上，李斌并不是群众说什么，就给什么。
今年第3季度，二工场有的工人认为生产好了，应该将1954年初盖的草房（一部分工人宿舍）改为瓦房。
但全矿今年只剩下四千元奖励基金了，行政还准备用来将矿洞口上的生产用的茅棚改为瓦房。
工人的要求与领导的意图有了矛盾。
李斌便将这个问题交给职工代表会讨论。
代表们争论的很热烈。
有的说：
“睡在草房里，半夜失火，水又少，很容易出事故。”
有的说：
“如果洞口前的茅棚失火，硫磺烟子一熏，洞里的人一个也出不来。
更危险！”
这样，大家都同意这部分工人宿舍暂时不改建，而将这笔钱用来改建洞口的生产厂房。
工人们还由此进一步明确了生产与生活的关系，掀起了争取超额完成全年生产计划的热潮。
教育和培养新的一代
他们这座矿1953年才二百多人，到1955年下半年就发展到一千人，新工人很多。
这些工人大都是附近乡里来的，他们当时有句很流行的话：
“忙时在家种田，闲时上山挣点油盐钱。
不为几个钱，我来矿里干啥？”
当他们成为固定工人后，也还抱着这种态度。
如何向这些新工人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便成了工会的重大任务。
李斌除了一般地宣传教育外，很注意在这些新工人中扎根串连，培养积极分子。
他亲自培养的淘矿工彭立荣，这个青工是贫农出身，很忠厚。
但他当时最大的缺点是：
开会不到，吃了饭就睡觉，生产不落后也不上前。
李斌在工场里向他讲：
“老彭，下班后，我们仔细谈谈。”
他“嗯”了一声，就不讲了。
但当李斌去宿舍找他时，咳，他却躺在床上说：
“我今天搞累了，要睡觉。”
他就这样拒绝了李斌不下十来次。
不过，李斌已从旁打听清楚：
他家人口多，生活困难。
他父亲嘱咐他：
“到矿上多拿点钱回来养家。”
他的叔父彭仪卿是矿上的老工人，旧时做工压断了腿，被资本家赶走，弄得一家人无法生活，妻子跟人去了，自己讨米要饭。
直到解放后，人民政府才帮助他把妻子接回来，全家团聚。
因此，李斌仍然一有机会就找他扯谈，问他多大年纪，家里多少人，生活怎样。
他总是问一句答一句。
问他这座矿山是哪个的，他也答：
“不晓得，做工拿钱就行了。”
两人逐渐混熟了。
李斌就问他：
“你父亲有几弟兄？”
他说：
“两三个。”
“叔父在哪里？”
“矿上那个跛了腿的，就是我叔父。”
“怎么跛的？”
“资本家压断的。”
“怎么不医？”
“他饭都没吃的，还医！”
“你们为啥不给他医？”
“我们也自身难保，没钱给他医。”
“唉，像现在就好了。”
“现在还有啥说的？
政府多好！”
李斌看他有觉悟，便给他讲解两个社会制度和共产党，进行正面教育。
后来，彭立荣找他帮助填写加入工会的表，他也不放过机会：
“这么漂亮的小伙子，还不会写字？”
“没读过书嘛！”
“过去怎么不读书？”
“我父亲吃的都没有，还有钱供我上学？”
不断地诱导他回忆过去，对比现在，启发他的阶级觉悟。
渐渐地，二十来岁的彭立荣在工作、学习等各方面都积极起来了。
工人选他当工会小组长，他对收会费、叫人开会，都做的挺好。
这时，李斌帮助他总结自己淘矿的操作经验，使产量由每人每天一千四百斤提高到两千斤。
李斌又帮助他去总结高光忠等人的操作经验，使一个筛子的使用效率由淘洗四万二千斤矿石延长到七万斤。
教给他各种工作方法。
他后来还被评选为丙等劳模，到县里去开会。
去年肃反，彭立荣和三个工人脱产去各大城市跑了几个月。
那三人回矿后表示：
“宁肯少拿几个工资，也要脱产当干部。”
但是，彭立荣刚回来，李斌就教育他，要他回小组生产，他二话没讲，第2天就去淘矿，把手都磨起了泡，也仍然坚持下来。
今年流行性感冒袭击矿山，很多干部病倒了，他又脱产搞了一个多月的工场领导工作。
但当生产秩序恢复正常后，他又回小组生产去了。
经过李斌长期的帮助和教育，彭立荣现时已成了一工场的党支部副书记兼工会劳动保险委员，但他仍然不脱产，生产和政治工作都搞的挺好。
他还培养了陈良珍、易绍林等许多积极分子。
陈良珍还被工人选为生产组长，并入了党。
经过这样将近四年的努力，李斌已经做到：
全矿一千零六十名工人，他能讲出八百多人的姓名、家庭情况和劳动情况。
他的工作经验引起了湖北全省工会干部的兴趣。
他被选为出席中国工会第8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注〕这个矿从前是一个人就开一个巷道，他们把这种巷道叫做“私巷”。
私巷都只有一尺半高，人很难行动，但要都加大为三尺半高，力量来不及。
故需要将“私巷”减少，集中力量加大主要巷道，以改善劳动环境。

市场巡礼
上海的自由市场
上海自由市场一度出现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已经初步纠正。
现在流入自由市场的国家统购和统一收购物资显著减少，在街头兜售花生的小贩几近绝迹；
在黑市交易中价格一度被抬高三、四倍的贝母、生地等三十八种中药材，现在价格已基本稳定。
前一时期退出合作小组的蔬菜摊贩，又带着检讨书回到合作小组来了。
近两、三个月来，上海市工商行政部门制订了统购和统一收购物资的管理办法，在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站，严禁这些物资流入自由市场，同时加强对小贩进行从事正当经营、爱国守法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教育，因而自由市场的交易更趋正常。
为科学服务
现在上海市场上购买科学仪器和化学试剂比过去方便了。
该市国营商业部门加强了对这些商品的经营。
交通电工器材公司指定了两个商店负责供应科学技术部门所需用的电器仪表和电料设备；
化工原料公司第四商店设立了有关商品的供应专柜。
化学试剂商店经营的化学试剂由第3季度初的一千六百多种增加到二千二百多种。
许多商店为了适应需要，扩大经营小包装的科学技术用品，并且通过建立要货登记制度，实行送货上门等办法。
　重庆扩大商品花色品种
重庆市经营日用工业品的商店增加了许多新的花色品种。
过去，重庆市国营商业部门的批发与零售业务常常脱节，许多商品积压在仓库里，不能与消费者见面。
如市百货公司采购站的雨衣，本来有一百多种花色品种，但市场销售的只有二十多种。
为了扭转这个现象，前不久批发部门召开了基层商店营业员代表会议，同时展出文化用品、百货、医药等九千多个花色品种的商品，让营业员们选购。
如文化用品公司的基层商店第4季度所需要的商品本来早就买好了，但经过这次会议，又选购了十六万八千多元的小宗的新品种。
南京农业书籍销量激增
新华书店南京中山东路门市部为了配合广大知识分子学习农业知识，从11月份起设立了农业知识书籍专台。
服务员将所有农业知识书籍全部陈列出来。
这里每天都围满了顾客，其中有已经被批准下乡当农民的机关干部，也有正在积极争取当农民的干部，还有很多的中小学生。
据这个门市部十天来的统计，农业知识书籍的销售量比平时增加了近六十倍，销量最大的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和各种作物丰产经验，以及养猪法、养兔法等。
·新华社·
漳州水仙运京
当隆冬花卉纷纷雕零的时节，如果在室内向阳的地方养上一株丛茂的水仙花，那鲜艳粉白或粉黄的花朵衬托着绿油油的青叶，散发出阵阵的芳香，会将人们的心情带到温暖的春景里。
北京市供销社土产经营处，为了满足首都群众多方面的需要，早在9月上旬，即指派专人向水仙花产地福建漳州市有关经营单位，签订了一万头水仙花的购销合同。
产地花农知道水仙花要运往首都，特意挑选了粒大又新鲜的，妥善加以包装，提前交了货，使她和首都的水仙花爱好者早日见面。
目前这批水仙已由北京市花木公司统一销售，现已开始供应市场。
　·普天德·

广东省委负责人谈农村大辩论情况
干部作风有改变　意见大部已处理
据新华社广州5日电
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3日对记者说，在农村大辩论中社员提出来的迫切而又可能立刻解决的问题，全省大多数农业社能够注意解决。
省委负责人说，全省农业社社员鸣放时提出的意见，绝大多数基本上是善意的和建设性的，这些意见主要集中在改善当前生产管理、干部作风等问题上；
少数意见是错误的。
大多数农业社根据边整边改精神首先解决了当前生产管理中的问题。
据11月份惠阳专区五个县四百九十三个社的统计，社员们提出的二万四千条正确意见中已有57％的意见被采纳。
其余的意见一时难以办到的，也向群众作了解释。
这样做了以后，大大鼓舞群众鸣放的情绪，提高了他们生产积极性。
省委负责人说，现在农村干部的作风有了较显著的改变，普遍参加了劳动。
河源县八十二个社的一千多个组长以上的干部，有六百多人被社员批评后逐步改正了缺点，普遍做到下组下户下田，工作深入以后，从谈心中了解到有二千二百多户困难户需要帮助，就积极设法帮助他们解决了困难，进一步密切了干部和社员间的关系。
省委负责人指出，整改当中，贫农和下中农社员对富裕中农问题提的意见也是较多的。
这个问题也是整改得较好的。
惠阳县和平农业社一方面批判富裕中农资本主义的思想，勉励他们好好办社，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另一方面对减少收入的某些富裕中农户也作了具体安排。
据高要专区五个县一千四百四十二个社11月中旬统计，已经解决和正在处理有关富裕中农问题和办社中某些遗留问题的社占总社数的74％。
负责人说，近来在秋收冬种大忙期间，全省农业社更普遍改进劳动组织，强调冬种的集体经营。
按照广东省领导机关的计划，在冬季生产和粮食征购工作告一段落后，全省农业社将在大辩论后进行全面有系统的改进工作。

怎样才算是一个好的工会工作者？
陈之衍
怎样才算是一个好的工会工作者？
湖北省松滋琉璜矿的工会主席李斌的事例，向我们提出了答案。
把工会工作看成是党的事业，而不是什么不重要的事；
生产上有困难，工会干部带头去战胜困难；
具体入微地关心工人的生活，而不是大而化之认为这是生活小事；
和工人交上了朋友，而且成了工人的知心朋友，在一千零六十名工人中能够讲出八百人的姓名等等。
归结起来，李斌树立了正确的群众工作作风，这是答案的主题。
也许你会说，以上这些并没有多大了不起。
确实这些事迹也不像黄继光舍身为国那样惊天地泣鬼神，然而却有不少工会工作者做不到，或者认识不清楚。
你说工会工作是党领导的重要工作，有人却说，工会工作者是没有出息的三等或者四等干部。
你说工会干部要协助行政搞好生产，有人却说，生产是行政的事，工会只管食堂、俱乐部。
你说工会干部一定要深入群众和工人交上朋友，有人却只呆在办公室里，或者一个月两个月大模大样地到车间工地走一走。
不用说一千多名工人中叫不出八百个名字，能叫出八十个名字就算不错。
看起来要做到李斌所做到的那样，也还不是绝顶容易，问题首先在于你是不是把工会工作当作党的事业、是党领导生产不可缺少的助手、是工人群众的共产主义学校。
其次要看你有没有决心树立起像李斌那样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工作作风。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我们已经有了许多像李斌这样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会干部，但我们还需要更多。
因为这样对党对工人阶级有利。

背擦破了李宏仁插图

12月04日，世界工会联合会总书记路易·赛扬代表世界工联向大会赠旗。
受旗的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
新华社记者　吕厚民摄

少数民族工人的队伍在成长中
——访少数民族代表——
本报记者　叶剑韵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以外，还居住着五十个以上的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的人口虽然只有三千五百多万，占全国总人口的6％；
可是居住的地方却占了全国总面积的60％。
在反动统治的年代里，他们受尽了压迫和摧残。
解放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建国以来，到1956年，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建成了四百二十三个现代工矿企业。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南北相继建成了一百多个有相当规模的钢铁、机器制造、纺织、缫丝、皮毛等工业企业。
内蒙古刚成立自治区的时候，只有不到六十个作坊，勉强称为近代工业的只有几处设备破旧的小发电厂和一所毛织厂。
现在现代化的工厂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了。
规模宏大的包头钢铁联合企业，正在加紧建设。
桂西僮族自治州去年新建扩建了四十多个厂矿，目前，正在建设一座年产八千到一万两黄金的田阳金矿厂。
在四川，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草地上，几座奶品加工厂、发电厂和煤矿也正在修建和准备修建。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工业产值，已占到自治州工农业总产值的76％。
正在进行的空前规模的地质勘探工作，更预示着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发展的光辉远景。
从1952年开始，先后有九十多个地质勘探队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查勘。
据已经取得的地质资料证实，在少数民族地区有藏量极为丰富的铁矿，有溢流地下的石油海，有取之不尽的煤层，还有有色金属、稀有金属、非金属矿和水力资源，真是应有尽有。
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有了迅速的发展，一支少数民族的工人队伍已经形成。
现在，这支队伍虽然只有十六万人，可是，这件显明的事实却告诉了我们：
各少数民族从根本上改变经济落后的状况，逐步走上先进民族的行列，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局面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就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蒸蒸日上，少数民族工人的队伍迅速成长壮大的时刻，我访问了来自祖国边疆出席工会第8次代表大会的少数民族代表。
新疆自治区维吾尔族代表、自治区工会副主席乌守洛夫的谈话，像诗一样燃起了人们的希望和理想。
他说，新疆各族人民是善于骑马的，解放后，民族工人成长的速度就像快马加鞭一样，不是几倍、几十倍，而是成百倍的。
反动统治时期，全区的少数民族工人还不足五百人；
现在已经发展到十二万五千多人；
明年将发展到十五万多人。
拿南疆的主要城市喀什市来说，解放前没有一个二十人集中在一起生产的厂子。
现在，这里有了水力发电站，全市拥有数千名产业工人。
北疆的伊犁，在鼎盛时期，也只有一个近百人的皮革厂，现在百人以上的厂子就有好几个。
全区成立了三个州工会，三个市工会，十六个县工会，十四个产业工会……
我国少数民族的人民，是勤劳勇敢的。
他们用坚忍的双手，用火热的心情，积极地从事社会主义建设。
内蒙古代表团里有一位蒙族姑娘叫莫德格，她是呼伦贝尔盟特尼河国营牧场的一个挤奶工人。
她一走进牧场，她的优异的生产成绩就被记载在牧场的光荣榜上。
冬天，大雪封闭了草原，奶牛因缺乏饲料开始死亡。
这个十四岁就给牧主放牛放羊的姑娘，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的日子里，从一尺半深的雪堆子中间挖出草来。
草虽有了，奶牛连饿带冻躺在地上爬不起来绞草吃。
这时她就想了个办法，给它们煮玉米粥吃。
一天喂三遍、饮三遍。
别人管理十七条牛，她却管理了三十八条。
这许多牛，不仅没有一头死亡，相反的还获得了七成膘。
她饲养的奶牛，由一天挤二十公斤奶提高到二百八十公斤。
刚进牧场，企业是新办的，设备很差，牛棚没有墙壁。
冬天，草原上的风像尖刀一样刮得人直抖索。
她每天要工作十个小时，牛棚又分散，往返要走几十里路才能挤完一趟奶。
她的手冻破了，生了疮，出了脓，可是她没叫一声苦。
她常对人说：
“我是一个普通的牧羊姑娘，今天能够参加社会主义的国营牧场工作，为社会主义出一分力，苦一点累一点算不了什么。”
这几句朴素的言语，充分地反映了各族人民热情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心愿。
各族人民热情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结果，首先是本民族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各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也得到了改善。
出席大会的云南省彝族代表普长亮的谈话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
普长亮今年二十六岁，家住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龙武县二区落水洞乡。
1952年当他二十一岁的时候，他由一个少数民族的农民变成一个少数民族自己的工人了。
这是一个心境舒畅的小伙子。
他讲了云南的冬天，也讲了那里的春天。
“就在这四季如春的地方，”他说：
“党和国家帮助我们办了许多工厂，我们小小的龙武县城也办了铁工厂，我就是这个铁工厂的锤工。”
提起小城镇的铁工厂，人们想像得到那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带有手工操作的小厂子，可是，普长亮谈起来，这件事的意义，却非同小可。
“我们祖国有个鞍钢，彝族人民把它看成是一颗掌上的珍珠。
龙武铁工厂只有一百多个工人，比比鞍钢，就像用一粒稻米去比一只大象。
小虽小，那里的各族人民，却把它看成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他怕我不能领会他的意思，又反反复复地说了许多情况。
根据他的解释，这个小小的铁工厂应当叫做学校，应当叫做各族人民的聚宝盆。
过去，别说年青人，就是七八十的老年人也没见过龙武有过一个工厂。
那时候，大山地区的各族同胞，受尽了商人的剥削。
买一根针要七、八斤米，换一把锄头要七、八斗。
姑娘们把竹片削细了缝衣服，小伙子们在大山里砍倒了大树，用火烧去枝叶，再把树干烧得细细的，就这样做成犁、耙等农具。
解放后情况虽然好多了，但从老远的地方把物资运进山区，在交通不便的条件下，缺农具依旧是各族人民的一大困难。
自从龙武办了铁工厂，情况大大地变了。
他们不仅可以在供销社里挑选各式的犁铧和锄头，而且这些东西，还是本族工人亲手做的哩。
普长亮说，他刚进厂的时候，一句汉语不会说，一个汉字不会写。
经过了五年，他的汉语程度已经快相当于高小毕业了。
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规定的六百九十四个重点建设项目，就有四百七十二个项目分布在内地和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
现在第1个五年计划就要结束了，第2个五年计划正在召唤着我们。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少数民族工人的队伍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扩展。

在中国工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工会代表决心贯彻执行大会精神
　发动群众掀起生产新高潮
十一位外宾强调加强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
据新华社6日讯
中国工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继续举行。
十三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表示要认真贯彻执行这次大会的精神，发动广大职工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掀起一个群众性的新生产高潮；
要千方百计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的方针，用实际行动支援农业生产。
王家扬（全国总工会生产部部长）代表在发言中着重谈到了迎接生产新高潮的问题。
他说，新的生产高潮同以往生产高潮的基础和条件都有所不同，它是在伟大的整风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他说，工会组织在新的生产高潮中，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把整风运动进行到底，通过整风运动，活跃民主生活，狠狠地改进工作。
要协同企业行政方面很好地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
重视各种创举，要善于运用典型推动全盘。
同时，还要改进合理化建议工作，注意发挥老工人的作用和开展多种多样的竞赛活动。
张兆美（中国石油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代表在发言中，列举了很多事例说明新的生产高潮的苗头已在石油工业企业中开始出现。
他说，在这样一种新形势的面前，我们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使它成为石油工业系统中深入开展增产节约的巨大力量。
韩黎民（国营山东造纸总厂工会主席）代表和曹桂芳（国营西北第1纺织厂细纱工区工会小组长）代表，介绍了他们所在的工厂和小组根据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的方针，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和进行工会工作的经验。
陈庆泉（安徽省工会联合会主席）代表在发言中说明工会组织发动职工支援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
他说，在支援农业生产上，工会组织的任务是：
广泛地组织职工群众，学习和讨论“1956年到1967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加强工人和农民的联系，并在这一基础上组织群众制定支援农业生产计划。
在一切生产和供应农民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企业中，工会组织应当发动职工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以实际行动支援农业生产。
还必须加强县镇工会工作的领导，使县镇工会工作密切围绕着发展农业生产来进行。
贾洪奎（吉林肥料厂工会副主席）代表在发言中以吉林肥料厂的建成和生产情况，说明了工业支援农业的重大意义。
赵西山（陕西省延安县工会主席）代表在发言中介绍了延安的职工过去怎样一贯地发扬艰苦朴素和勤俭办企业的精神。
他特别介绍了延安的丰足火柴厂。
辛广义（青岛市工会联合会主席）代表在发言中说，在我国建设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投资举办了许多福利事业，显著改善了职工生活。
但由于职工生活问题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许多生活福利问题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
因此教育和组织职工运用自己力量来解决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是工会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
上海港务局码头工人、先进生产者吴良先代表，在发言中也介绍了他们运用群众力量克服群众困难的办法。
他们的基层工会建立了职工家属死亡互助会，互助条例中规定如有一名职工直系家属死亡，每一会员出两分钱，以他们的装卸区三千四百人计算，有家属死亡的职工可得六十八元，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但对拿出两分钱的每个人来讲，并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可以增进职工间的团结友爱。
王瑛璞（北京市工会联合会副秘书长）代表在发言中介绍了北京市工会组织举办家属托儿站的情况。
他说，托儿站有很多好处，花钱少，解决问题多，有群众的积极支援和爱护，容易办好。
王榕（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资部部长）代表在发言中着重在工会工资工作问题上发表了意见。
他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发展，职工工资水平的提高和工资总额的增长是相当快的。
今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预计要比1952年提高42.8％，工资总额预计要比1952年增长一点二倍。
我国职工的生活，现在不仅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而且绝大多数职工的工资比抗战以前也有了相当的提高。
但是，目前工资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在这次整风中，职工对工资工作提出了许多批评和意见。
意见中主要不在于工资水平的高低，而是各类人员之间的工资关系不够合理，有些工资制度不够实际，计件定额有偏松偏紧的现象，奖励工资制度有些混乱等等，通过这次整风，我们要努力克服这些缺点，改进工作。
王榕还指出，宣传党和国家的工资政策，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职工的觉悟，并且在职工觉悟提高的基础上，正确地处理工资问题，这是工会经常的重要任务之一。
忽视工资的物质鼓励作用是不对的，但是过多地强调物质鼓励作用，放松对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就会助长职工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和平均主义思想。
对职工有关工资问题的申诉和要求，工会必须分别情况，认真对待。
工会组织应该不嫌烦琐、不分巨细，做到事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
王榕还强调说，工会必须向全体工会干部和广大职工群众，宣传解释一切要从六亿人口出发，从发展生产出发，从巩固工农联盟出发，正确地对待工资和生产的关系。
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韦锡琢（长春第1汽车制造厂工会主席）崔东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工会联合会副主席）代表等。
明天，大会将继续举行。
新华社6日讯
在工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举行的全体会议上，有十一位来自亚洲、非洲、欧洲地区的工会代表在会上致词。
他们向大会表达了热烈的祝贺，并强调提出各国工人阶级要进一步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团结。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中央职工会副总书记哈沁·达利夫在祝词中，着重谈到了印度尼西亚人民为解放西伊里安进行的斗争。
他说，为了这一斗争，现在印度尼西亚工人已经进行了第2阶段的行动，在所有的荷兰企业中进行了连续二十四小时的罢工。
哈沁·达利夫相信印度尼西亚人民在这一斗争中，必将得到中国工人和全世界工人的支援，他说，你们的支援一定会增强反对殖民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精神。
在他致词结束的时候，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会执行主席表示，中国工人阶级将始终不渝地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收复西伊里安的正义斗争。
伊朗工人和劳动人民工会中央联合会总书记礼萨·鲁斯塔致词。
他说，虽然伊朗全体人民都要求和中国建立邦交，但伊朗统治集团听从美国帝国主义的指示，至今还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伊朗谚语说得好：
“蝙蝠虽不愿见太阳，但太阳的价值和用处并不因此而逊色。”
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从波斯湾直到里海的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伊朗政府是会被迫承认中国的。
他的致词受到了全体代表的热烈欢迎。
日本工会总评议会副议长藤冈三男代表总评的三百五十万会员向大会致热烈的祝贺。
他说，我们注视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并且愿意从中吸取各种经验。
藤冈三男在指出中日两国工人的互相往来已经有了发展之后说，我们相信，日本工人和人民的斗争，成为巨大的力量，必将迫使日本政府恢复中、日邦交。
全日本产业别工会会议议长市川福平致词说，不仅日本工人，而且亚洲、阿拉伯以及全世界的工人都很关心你们的大会，并且预祝大会成功。
他表示相信中国工人阶级一定能够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日本全国产业别工会联合会代表佐藤乐造在祝词中，对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会的成就表示敬佩。
他说，如果中日两国工人的频繁往来继续下去，那么这次没有和我们一起来参加大会的其他日本工会团体，不久也将会开辟同中国工会友好的道路。
佐藤乐造说，中日两国工人之间的联系，必将成为推动两国恢复邦交和和平发展的力量。
来自日本的这三个工会组织的代表在致词后都分别向大会赠送了礼品，大会执行主席分别向他们表示感谢，并且说，中日两国工人和人民的友好团结和互相支援，一定能够在反对原子弹与氢弹的制造和试验中，在争取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作出卓越的贡献。
朝鲜职业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韩相斗在致词中，代表朝鲜工人阶级向在战争时期和战后时期积极援助朝鲜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中国人民表示谢意。
他说，朝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有着悠久的历史，两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和友好关系，不仅对亚洲及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已经成为充分发扬和表现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高尚道德品质的榜样。
韩相斗说，现在美帝国主义者和李承晚正在违反停战协定，企图在朝鲜重新挑起战争。
但是，不管美帝国主义怎样无视朝鲜人民的愿望，它们的侵略阴谋一定要破产，朝鲜的和平统一一定能够实现。
韩相斗致词后向大会赠送了锦旗和礼品。
毛里求斯农业工会代表巴雷德在致词中表示他们能到中国来感到很荣幸。
他说，我们同还受着帝国主义束缚的其他被压迫的落后国家一样，也从中国、苏联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那里找到了鼓舞自己、进行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斗争的力量。
蒙古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德·巴拉吉尼姆代表蒙古工会向中国工会和工人阶级热烈致意。
他在祝词中说，中国工人阶级同全体人民一起，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这些事实向全世界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的优越性。
由于伟大的邻邦苏联和中国对蒙古的兄弟般的无私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最近几年在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方面获得了巨大的进展。
蒙古人民对于中国给予我们的无私帮助感到无限欢欣。
我们的任务是要继续发展和巩固这种友谊和联系。
巴拉吉尼姆致词后，向大会赠送了锦旗和影片，瓷器等礼物。
波兰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波莱斯拉夫·吉伯特致词说，波兰人民对于英勇的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怀着诚挚的和兄弟般的同情和友谊。
我们对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在巩固世界和平事业上和开辟世界社会进步的道路上所起的作用，有着极高的评价。
波兰人民和全体工人阶级，都特别重视同中国工会的越来越密切的合作。
吉伯特致词后把模仿华沙的城徽塑造的一座美人鱼的塑像送给了大会。
罗马尼亚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巴斯库·尼古拉致词说，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就，巩固和提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罗中两国有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和巩固和平的共同意志，这些共同的东西使我们两国人民和工会组织永远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尼古拉致词后也向大会赠送了礼品。
越南总工会主席黄国越在致词中转达了越南总工会和越南全体劳动人民对大会的祝贺。
他说，中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反帝斗争和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创造性的非凡成就，使得战无不胜的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光辉，使正在进行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好战分子的各国人民更加充满了斗争信心。
越南人民和越南工会，一向把中国劳动人民和中国革命运动，看作是他们的榜样。
他表示今后要进一步加强两国人民的亲密团结。
黄国越致词后，向大会献旗和赠送了礼物。
大会副秘书长陈用文在今天的会议上向大会宣读了意大利总工会致大会的贺信。
由意大利总工会书记处书记桑蒂和拉马签名的贺信说，意大利总工会由于它的总书记维多里奥同志的突然逝世而面临着一些困难而急迫的问题，因此只能向大会发出这封贺信。
贺信说，我们知道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不仅完成和超额完成了第1个五年计划，而且已在准备去实现更加远大的计划。
意大利劳动者确信有一天他们也将走上你们的同样道路。
在上午的大会进行中，大会执行主席宣布，昨天到达北京的赤道非洲总工会代表托莱—冈加·阿贝尔，智利工人统一工会全国组织书记路易斯·菲盖罗阿，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工会代表伊斯梅尔·拉伊斯，全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工会代表苏达诺，泰国工人大会总书记乃素帕猜·西沙蒂已经出席了今天的大会，全体代表起立鼓掌对他们表示热烈欢迎。

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副主席
肯尼致词主席先生、同志们：
我作为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的代表，来参加中国工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深感荣幸。
我是作为第1个澳大利亚工会的正式代表来参加中国工会的代表大会的。
你们慷慨的邀请使我的妻子能够陪同我一起来。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到目前为止，我们两人都感到这是一次很好的经历；
我们所获得的知识，将长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我代表澳大利亚工会向你们致以兄弟般的敬礼。
并且深信，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也将能够参加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的下届工会代表大会。
我相信是这样的，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所属几个产业工会的代表们在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曾经得到了兄弟般的招待，他们的访问是愉快的。
建立这种友好关系，对于我们两个国家都是有利的。
主席先生，同出席大会的许多代表们一样，我也是以一个州的代表的身份参加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的。
澳大利亚有六个州，我的家乡是在新南威尔士州，是澳大利亚人口最多和工业最发达的一个州。
多数代表无疑地会知道，澳大利亚的工人已经基本上组织在工会中。
我们幸运地有着一个年青的国家。
澳大利亚工人们曾经遭受过困苦，并且曾经不得不为得到今日的处境而斗争。
我们的生活水平是高的，我们要使我们的工会运动保持强大和警惕，以便保证维持这种水平，并且提高这种水平。
澳大利亚工会运动热望参加国际工会运动的工作，致力于解决经济落后国家的问题，但是工人当中还存在不团结的现象，我看这些困难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
一个统一的世界工会运动非常必要，我真诚地相信，在最近的将来，能够达到这种团结。
最近由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主席蒙克、执行委员海斯、里德莱和麦克唐纳等组成的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代表团曾经为了庆祝“五一”节来到中国访问。
我原来也被推选参加那次访问，但是因病不得不辞谢。
那个代表团回澳大利亚后，蒙克主席发表了如下的声明，我相信所有代表都会对这个声明感到兴趣的。
“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代表团在中国旅行了八千英里，访问了十个城市，其中包括北京、中国东北的工业区、上海和华中。
“我们所作的报道都力求从事实出发，就像我们所看到、所听到的那样，且不说代表团本身的政治见解，或中国政府在政治问题上遵循的或正在采取的政策，除非这些政策是与中国工人和农民的福利有关的，如生活条件的改善、工资标准以及重要公用事业的改善。
“我们所看见的情况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清楚地亲眼看到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提高，居住条件有了改善，工人因伤或因病不能工作时，他们的家庭可以享受劳动保险。
“在中国，全体人民的福利受到照顾还是第1次。
解放前的政权对农民和工人的福利很不关心，而只是关心如何剥削他们。
假若他们对自己低微的生活水平提出抗议，他们就会受到当权者武装力量的无情镇压。
中国人民忍受这样的封建状态如此之久真是令人惊奇的。
我们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中国政府正在恰当地计划这个国家的发展。
从通过农业合作化来增加农业生产，建立工厂以提供必要的生产器材和各种机器以及消费品的生产看来，它的经济计划是健全的。
“在工厂尚未建成和开工以前，就在工厂区为工人造好住宅，这种措施是周到的。
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其他许多国家都缺乏这样的计划。
到处都可以清楚地看到：
生产提高了，新工厂建立起来了，还有新的工人家属宿舍、新的医院、新的大学和其它设施。
“无疑地，各阶层的人民都接受了政府的政策，无论他们是私营企业的资本家、参加了公私合营的资本家，或是国营企业的管理人，农民、工人或是所有的自由职业者。
“最近各阶层人民参加了整风运动，政府鼓励自由发表意见和对政府工作政策提出批评。
这些讨论表明人民是注意到政府正在进行或者将要进行的工作的。
这些讨论给政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回音板，来估量人民对政府政策和行政措施有何反映。
这些方面，在有着自己的自然资源、而目前熟练劳动力又受到一定限制的情况下，要以如此快的速度来完成还需要做大量工作，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任务。
对于那些从事制定、估量和管理经济，为满足不断上升的生活需要而提供生产资料、增加消费品的人们说来，这个任务简直是骇人的。
“无疑地，这个政府将会正确地注意为适应国家的发展所要求的平衡，而不致发生其它一些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所遇到过的问题。
增加工人的工资，而不能使他们买到消费品来真正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总是会引起不满的。
“不论人们对于外交政策、国际阵营和其他今天引起了国际争端的一些问题的政治观点或意见如何，我们认为，争取和平和避免今后发生战争，是全中国人民的真诚愿望。
这使我们受到感动。
“这个国家近百年来被各式各样的战争摧残得支离破碎。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中国人民现在要求进入一个没有战争的时代。
“他们的愿望是别人让他们建设他们的国家，增加农业和工业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取得更好的居住条件和更好更充分的社会服务”。
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是正义的，正好像在法国、俄国和美国曾经发生过的变革一样，同样是正义的。
我们觉得，尽管联合国作了努力，但是各大国之间还是不一致的。
主席先生，我不能想像，认为在全世界的领袖中间，竟有这样一个全无人性的政治家，他想在这个世界上发动一个氢武器战争或者原子战争，这种战争，即使不会完全摧毁文明，也会消灭难以计数的普通人。
我们多少年来牺牲了千百万生命，通过战争与革命而争取得的自由是太宝贵了。
我们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失掉它，无论是经过大灾难，或是由于大大小小的背叛。
在我离开澳大利亚不久以前，澳大利亚工党在国民议会的领袖，也是前联合国的主席伊迈德博士宣布说：
除非“冷战”缓和下来，实际上是不可能在任何问题上达成协议的。
而“冷战”假如继续下去的话，那末我们就为人类开辟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将引向说不尽的恐怖与灾难。
更近一些时候，我们听到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呼吁各大国的领袖们对各个国际问题找出和平解决的办法。
国际局势趋向和平，有赖于具有不同政治思想的领袖们愉快地获得谅解。
要解决世界上千百万人民的经济苦难，前面还有极艰巨的任务。
让我们为解决阻碍着人类前进的经济灾害，来贡献出我们的全部力量。
让我再一次对你们的慷慨的邀请表示感谢。
你们的邀请使我有可能参加这个大会。
我热烈地希望，在你们召开下一届代表大会的时候，你们定下的目标已经实现。

阿根廷工会代表
阿尔巴致词同志们：
我很荣幸地受“阿根廷争取工会民主独立运动”的委托，代表我们运动的全体成员，出席这次中国工会代表大会。
我深信通过大会的各项报告和讨论，我将能获得许多有助于我国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
同志们，我谨代表阿根廷劳动人民向中国工人同志们，向代表各国工人聚集在这里的各代表团致以兄弟般的、战斗的敬礼。
同志们，我可以说，你们的情况与我们的不同。
你们享有讨论和决定自己问题的广泛的民主。
我相信你们是以极大的热情和愉快的心情劳动着，因为你们的劳动不是为了喂肥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们，而是为了你们自己和国家的利益。
你们的政府是一个为人民工作而又得到人民拥护的政府。
人民与政府共同一致地在建设着伟大的祖国。
同志们，在我们国家里，资本家对劳动人民进行着无情的压榨。
他们把自己引起的日益增加的经济危机的后果强加在劳动人民的肩上。
千万个工人曾经被关进监狱。
经过工人们长期的斗争，很多同志获得了释放，继续站在斗争的岗位上。
但是我们仍然有很多工人被当作政治犯关在监牢里。
同志们，尽管我国工人阶级处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他们的战斗力和斗争精神却不断地增长着。
罢工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今年09月27日三十万五千人参加了二十四小时的罢工。
10月22日和23日有四百万工人举行了四十八小时罢工，这次斗争提出了下列五项要求：
普遍提高工资；
反对物价上涨；
释放无辜的工人政治犯；
废除冻结工资的法令；
废除驱逐在我国进行斗争的外国劳动者的专制法令。
同志们，我们的总工会曾经被政府解散过。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所有的工人团结在一个统一的工会内。
但是资本家极力想分裂我们。
我应该指出，工人们的愿望是建立统一的工会。
因此，我们的团结任务是艰巨的。
最后，我愿意指出你们这次工会代表大会将有助于加强和巩固中国和阿根廷两国劳动人民和世界各国劳动者的兄弟般的联系，将有助于巩固世界和平。

从一个展览会看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
农村里的情形究竟怎样？
今年夏季以前流行一时的“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搞糟了”的诬蔑是怎样来的？
秋季以后社会主义的正气怎样压倒了资本主义的歪风？
开展了关于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以后农村里出现了什么样的景象？
大多数的农业合作社究竟办的怎么样？
农村人民生活究竟改善了多少？
农村再过一些年会变成什么样子？
06日在北京开幕的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用大量实物和图片集中地鲜明地形象地具体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如果说今年上半年举行的全国农业展览会是农业生产战线上连年增产的大检阅，这个展览会就可以说是农村思想战线上新的胜利的大检阅。
这两个展览会都是农业合作制度的优越性的有力证明。
这个展览会以湖北黄冈刘介梅一家几十年来的生活经历和刘介梅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变化为主要部分；
同时也展出了北京郊区农民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情况，全国各地农业合作化以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农村的远景。
贯串着整个展览会的一根鲜明的红线，就是农村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这场斗争，1955年下半年在经济上（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57年下半年又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斗争现在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掌握有利时机乘胜扩大战果。
这场斗争也不是在一次运动中就可以取得最终的彻底的胜利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继续进行下去。
这个展览会将会有助于动员更多的人更积极地参加和支持这场斗争，并且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武器和方法。
刘介梅是个什么人呢？
本报过去曾经作了介绍（见9月30日人民日报）。
简单地说，刘介梅一家三代讨饭，做佃户和雇农；
他从小讨了多年饭，十四岁就当长工，一直到当地解放。
解放以后，他翻身了，发家了，成了富裕中农；
他在反封建斗争中站在最前列，当了模范，入了党，后来当了区级干部。
今年08月间，在黄冈县三级干部会上，他却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农业合作化，要求取消统购统销政策。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不是简单的“忘本”二字能够说明的。
刘介梅自己并不是不记得过去的苦日子了，他在辩论会上还说“要说苦我过去比谁都苦”。
他也不是不会算今天的生活同解放前的对比账，他甚至“不算账也承认统购统销没有降低我的生活”。
那末，他究竟是为什么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呢？
为什么“提起统购统销就头疼”，甚至总盼着农业社垮台呢？
这根由，从刘介梅攻击党的政策的谬论中就可以找出来。
他曾经说：
“县委光在上面喊合作化这优越，那优越，我看就不如土改那两年优越！”
他还认为囤粮放债是“凭本事赚钱”。
症结就在这里。
土地改革以后的两年，那是什么样的两年啊！
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把农村生产力从封建制度的桎梏下解放了出来。
1952年，全国大丰收；
1953年，又是丰收年。
富裕中农经济大大活跃起来了。
一些富裕农民囤积粮食，经营投机买卖，以至雇工、买地，在“四大自由”之下“飞黄腾达”起来；
一些人至今还认为那是“黄金时代”，不胜怀念。
刘介梅的经济情况也正是在那时候迅速上升起来的。
他家里凭着在土地改革时期分得的比较优厚的斗争果实，加上他自己的工薪收入，又有两年间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就有了余粮余钱；
他的妻子已经开始放高利贷，他还日夜打算更多地放高利贷。
他的奋斗目标是“赶上曹其斋（当地一个错划为上中农成分的漏网富农）”。
就在这些富裕中农迅速上升起来的同时，许多贫农和中农的生活却趋于下降了。
在刘介梅家附近的三个村二百二十九户当中，就有五十八户（约占总农户的四分之一）受到富裕农民的剥削变得更加贫困甚至破产。
这些富裕农民囤粮不卖，国家收购粮食以供应无粮和缺粮人民的工作也发生了困难。
一部分富裕农民，包括刘介梅这样的人在内，已经迈开步子向资本主义的深渊走去。
1953年党宣布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路线，并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进一步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
刘介梅就是从这时候跟党发生了根本的分歧。
党指出了一条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他却迷了心窍一心要走“一家富裕万家穷”的邪门歪道。
他并不否认现在的生活比解放前好，也比前几年好；
可是，他总认为：
如果不实行统购统销和合作化，他就可以囤粮放账，现在的生活就会更好。
其实，他这个发家计划也并不是保险的如意算盘；
他家去年五口人生病，要不是社里帮助，如果像他放高利贷那样借高利贷，要不了几年，就又有可能倾家荡产。
他却全没有想到这一点，真是“财迷转向”了。
正如他自己后来说的：
“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拦了我的路。
我和党不一条心了。”
一些人大叫大嚷“农业合作化搞糟了”“统购统销搞糟了”的真相，原来不过如此——只是对这极少数做着个人发财的糊涂梦的人们来说，似乎是“糟了”。
其实，从长远利益说，对他们这些人也并不“糟”；
对其中一些人来说，就拿眼前利益来看，也并不比过去“糟”。
展览会上展出的大量典型的事例和全面的统计，都证明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的实际效果是多么好。
绝大多数农民和农村干部，是多么坚定地在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多么热情而又耐心地同有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的人们作斗争。
刘介梅思想只是富裕中农思想的一种典型——极少数原来的贫雇农，在翻身上升以后迷路忘本了。
在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可以更多地见到的还有另一种典型——一部分老中农，特别是老上中农，固执地留恋着老路。
在这个展览会上，前一种典型，除了刘介梅以外，还可以看到同是黄冈县的、人们称之为“小刘介梅”的夏存汉、北京郊区的张成，等等；
后一种典型，有北京郊区的孙全智、李世忠、陆文山、曹庆功，等等。
比较起来，后一种人更顽强地坚持着或者向往着资本主义道路，抗拒以至破坏社会主义道路。
他们有的在勉强随大流入社之后在社内从事破坏活动，有的在社外钻空子显示“单干的优越性”。
他们散布流言涣散社员的信心，挑拨干部和群众关系，时常不参加集体生产，进行商业投机活动，以至煽动社员闹退社；
要不，就对社干部施加压力和引诱，甚至争夺农业社的领导权。
改变农业社的经营方针，使农业社变成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组织，囤粮囤布，瞒产私分，不卖余粮，不还农贷，不扩大公共积累，不照顾困难户，实行“包产到户”，变相单干，等等。
他们之中一些人失去了多年以来的投机剥削的自由，确实感到“今不如昔”，因之也就力图阻止历史的车轮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
对这一部分人能不能说服呢？
展览会上的许多材料证明，只要坚持团结—斗争—团结的方针，针对他们的具体思想展开大辩论，用充分的事实和道理使他们了解社会主义可以使他们的生活同别人一样稳定地上升，了解社会主义可以使他们将来的生活比富裕中农的生活还要好多少倍，了解囤积、投机、剥削别人对国家、对人民、对他们自己有多大的危害，他们的绝大多数是能够离开资本主义道路转向社会主义道路的。
从民主党派人士、工商界人士、机关干部、部队官兵、学校员生、工厂商店职工和其他市民在大鸣大放中发表的言论看来，对农村也有不少错误的以至反动的想法和看法。
有些是受富裕农民的影响而产生的，有些是从本身的资产阶级观点派生出来的。
其中有些错误的以至反动的言论，实际上又对农村发生了不好的影响（从展览会上展出的一些事例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农村里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实际上也是全国全民性的一场斗争。
因此，这个展览会不但可以教给我们向农民更普遍更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方法，不但对于教育农民有很大的作用，而且对于教育城市各界人民也有重大的意义。
同时，这个展览会的主要部分是介绍刘介梅这样一个干部的思想变化，它对于所有干部来说也是有极大的教育作用。
这个展览会以揭示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主，又展现了农村和农业的发展远景。
人们从展览会中看到：
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在两条道路斗争中的胜利，这样美好的远景就不可能实现。
当我们把今昔生活对比起来看的时候，决不应该满足于目前已有的成就，而应该记着过去的苦难，加强现在的斗争，争取将来的幸福。

　从资本主义迷梦中醒来！
　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开幕
本报讯
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已经在6日上午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
观众们在展览会第1部分，看到了刘介梅解放前后两个不同生活时代的衣服、用具等实物，以及反映他从翻身忘本到思想转变的照片和图表。
在展览会第2部分中，观众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北京市郊区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前后出现的新旧两条道路斗争的情况和各个阶级的动态，还看到了那些叫喊缺粮缺布的人的假象和丑恶面目。
接着，观众们在展览会第3部分，看到了我国的农业生产在解放以来，特别是合作化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06日上午，刘介梅本人还在展览会的电影馆，和部分观众见了面，当众作了检讨，表示要下定决心，和自己的忘本思想作斗争，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依靠积极分子注意居民特点
天津在居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取得经验
新华社天津6日电
新华社记者石坚、朱泽民报道：
天津市在街道居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并且取得初步经验。
天津市从10月中旬开始，在中共天津市委、各区区委和各区人民委员会领导下，在九个区的二十五个居民委员会中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工作。
这些地区包括劳动人民集中居住的、各阶层居民都有的、工商业者聚居的等不同类型。
根据试点的初步经验，在街道居民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抓紧以下几个环节。
先对积极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使他们学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第1，首先在街道积极分子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发动他们开展鸣放和辩论，提高他们的认识，使他们学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由于街道居民多、分散，各阶层都有；
街道工作干部少，对情况不很熟悉；
而积极分子，包括居民委员会主任、委员、小组长、妇女代表等，很多人已从事街道工作好几年，同群众有比较密切的联系，情况熟悉，因此紧密依靠积极分子来领导居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十分重要。
全市各个试点首先在一千多名积极分子中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
发动他们大鸣大放，畅所欲言。
仅据十三个居民委员会四百六十四名积极分子的统计，在鸣放中共提出意见两千多条。
这些意见，大部分是正确的。
一些不正确的意见，经过辩论，基本上得到澄清。
大部分积极分子经过鸣放和辩论，受到了锻炼，提高了觉悟，增强了辨别是非的能力。
在这个基础上，由街道干部和积极分子组成领导运动的核心小组，依靠积极分子发动群众。
事实证明，积极分子在启发广大居民积极参加鸣放和辩论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宣传解释
　消除居民顾虑掀起鸣放高潮
第2，采取各种方式反复深入地进行宣传解释，消除居民中的各种具体思想顾虑，发动居民大鸣大放。
许多街道居民在鸣放初期表现十分积极，但是也有不少居民存在着顾虑。
许多劳动人民反映：
“没有党的领导，哪有今天这样好的生活”，认为没有什么意见可提；
有的对干部的缺点抱着原谅的态度，认为“现在的干部多么和气，还不知足！
小小的缺点，也值不得提。”
有的怕打击报复，怕得罪干部。
有的怕提了意见不起作用。
有些年轻的妇女不愿当着很多人面前发表意见。
部分资本家、小业主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属，错误地认为在街道居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是开展反右派斗争。
为了消除这些顾虑，各区一般都由副区长、街办事处主任等反复进行动员，通俗地讲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义和目的，并且深入到户访问，针对居民的各种具体顾虑进行宣传解释。
区、街的负责干部还向居民表示接受群众批评的决心；
如有打击报复行为，区人民委员会一定为居民撑腰。
同时，为了便于居民鸣放，灵活采取了院会、片会、个别接待、意见箱等各种形式。
在发动居民鸣放时，又启发他们由日常生活的问题谈起，进而联系到对国家政策的认识。
经过上述步骤，在居民中掀起了大鸣大放的高潮。
据各居民委员会初步统计，共提出一万多条批评、建议，从日常生活、街道干部作风、商业部门的经营作风、公用事业到国家政策，各方面的意见都有，基本上达到深透程度，为开展大辩论打下了基础。
　采取回忆对比的方法展开辩论
　不能机械搬用机关学校的经验
第3，在鸣放深透以后，针对街道居民的具体特点，发动居民展开辩论。
根据鸣放中提出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辩论的内容以市场某些物资供应紧张和排队问题、粮和布计划供应政策、民主生活、社会风气的改变以及社会治安等问题为主。
此外，在不同的地区对鸣放出来的比较突出的问题，也分别展开了辩论。
如工商业、手工业家属聚居的地区，辩论了公私合营、合作化的优越性。
有些地区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较多，就辩论了就业、还乡生产问题。
在家庭妇女中还辩论了家务劳动同样光荣和勤俭持家等问题。
由于街道居民中参加运动的大多是家庭妇女，文化水平低，又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习惯，因此不应该机械搬用机关、学校开展辩论的方式，不要强调不同意见互相交锋，也不能光讲大道理。
辩论的方式应该生动灵活。
各区在试点中一般采取了漫谈、回忆对比、算细帐、由翻身户讲自己的体验等方式，摆事实、讲道理，使居民明辨是非。
群众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事实上就是受到了两条道路的教育，就是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例如在辩论某些物资供应紧张和排队问题时，有人提出旧社会排队新社会也同样排队，许多居民就指出这根本不同。
有些老大娘回忆起解放前的排队情况，那时排队买的是山芋面、豆饼、掺头发丝的玉米面，有时排一天也买不到，饿的没有办法就吃烂菜帮、谷皮子；
那时有的人为了能买到粮食，不得不和自己几岁的小孩一同去排队，结果孩子竟冻病惨死。
许多人谈到解放后排队买的是猪肉、红糖，甚至是糖炒栗子、电影票。
通过这些活生生的对比，居民们非常感动，许多人认识到“没有过去的苦，不知道今天的甜，今天生活的改善都是共产党带来的。”
河东区在试点中对一个街三百多户居民进行了调查，发现全街居民平均每人每月收入为十六点二元，最高的三十元，最低的也有八元。
南开区太平庄街居民通过算细帐，弄清楚了解放前后吃肉、穿衣的变化情况，具体地说明了生活有了改善。
居民们通过这些生动具体的事实，更加痛恨旧社会，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这种回忆对比的方法，不仅对于生活得到改善的劳动人民适用，对于其他阶层也同样适用。
例如有些资本家家属联系到解放前后妇女地位的变化、丈夫有了政治地位、子女有了前途，小业主联系到合作化前后的变化等，也明确了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
系统地进行正面宣传教育
巩固辩论中已获得的成果
第4，经过辩论以后，必须从正面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使居民把个人经济生活的变化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联系起来，以巩固和提高居民的社会主义觉悟。
在进行正面教育中，一般都系统地讲解了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国家计划供应的好处，如何正确对待就业问题，家务劳动的意义等。
有些街道还讨论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文件。
经过这些正面教育，居民在辩论中所受到的教育就进一步得到提高。
　整个过程中要贯彻边整边改精神
第5，在鸣放、辩论以及正面教育的整个过程中，必须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
因此，必须作好干部的思想工作，教育区、街和有关部门的干部相信群众大多数，虚心听取群众批评，严肃认真地对待群众意见。
对一些能立即改正的缺点，要及时加以改正；
对一时不能解决的，也要向居民做负责的交代。
有些零售店经营作风有缺点，售货员服务态度不好，就用大字报向居民表示了改正的决心，有的商店负责人还向居民作了检讨。
这样就进一步提高了居民参加鸣放和辩论的积极性。

基督教界代表通过大辩论受到深刻教育
热爱祖国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据新华社6日讯
各地基督教界代表，在10月28日到12月04日召开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10次常委扩大会上，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这次会议成为一个很好的课堂，代表们通过大辩论的自我教育的方式，提高了觉悟，纷纷表示要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民立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警惕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基督教反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阴谋活动，并且大力协助政府贯彻宗教政策。
在大会上发言的共有一百多人。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圣公会主席主教陈见真在会上说，全国七十万基督徒是六亿人民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对于六亿人民有利的事情，我们基督徒要坚决地去干，对于六亿人民不利的事情，我们坚决地不干。
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贫困和压迫，它里面充满了爱人的精神，表现了政治与道德的高度一致性。
作为一个真正为了信仰和有爱心的基督徒，不能不热爱今天的社会主义祖国。
中华卫理公会会督江长川、贵阳中华基督教会牧师陈衡和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副总干事罗冠宗等人在会上的发言都曾指出，教会内部两条道路的斗争，实质上就是这样两个问题：
到底要把教会变成帝国主义和反动阶级利用来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工具，还是使它成为真正爱国爱教的善良基督徒的教会？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涂羽卿、圣公会会长赵复三和圣公会河南教区主教曾友三等人指出，有人说，共产党不信神，不能领导信仰，因此就不能领导教会和基督徒。
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对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的诬蔑，也是右派分子借以反对共产党的借口。
首先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基督徒，必须和全国人民一道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因此，中国教会和广大基督徒必须在政治上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至于基督徒的个人信仰，共产党一向采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过去不干涉，今后也不会干涉。
对于右派分子恶意造谣混淆视听的谎言，必须彻底揭穿。
许多人在会上强调指出，为了引导全国基督徒愉快地渡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必须把以反帝爱国为中心的三自爱国运动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教会内的残余影响。
中国基督教联合书局总干事江文汉列举许多事实，证明帝国主义至今仍在千方百计地利用暗藏在中国教会内的坏分子来进行反对新中国的罪恶活动。
江文汉说，这次会上对基督教界右派分子的揭露，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帝国主义对中国教会的长期影响真是“阴魂不散”。
教会中有少数人至今还和帝国主义分子保持联系，或者不愿割断这种联系，企图复辟帝国主义在中国教会的势力，这些都是教会中的“暗礁”，必须时刻提高警惕。
中华基督教自立会牧师谢永钦，上海聚会处传道人左弗如，金陵协和神学院副院长丁玉璋、教授孙汉书和中国基督教信义会南阳福音堂牧师林子扬等人在会上的发言，着重通过对右派分子所说“爱国与爱教不能一致”、“进步和信仰虔诚互相对立”等谬论进行了批驳。
他们指出，为了把即将在全国基督教界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好，必须肃清这些谬论在某些教徒中的影响。
谢永钦说，右派分子所以要把爱国与爱教、进步和信仰对立起来，证明他们所持守的不是纯正的信仰，而是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三自爱国运动的不法思想和行为。
会上，上海基督教界代表陈惠珍、胡宝明、蔡文浩，山东代表吴焕新、王神荫、李明与河南代表陈率真等人的发言，揭露了少数反动分子、流氓和坏分子利用教会和“自由传道”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以及破坏教会、危害社会治安的罪行。
陈惠珍等人在会上要求广大爱国教徒要彻底揭发这种罪行，协助政府严厉地加以取缔。

文化部举行中国杂技晚会招待波兰华沙杂技团
新华社6日讯
文化部6日晚在北京天桥剧场举行杂技晚会，招待正在北京访问的波兰华沙杂技团。
中国杂技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杂技队、战友文工团杂技队和铁路文工团杂技队在晚会上联合演出了十九个精采节目。
波兰华沙杂技团团长包·罗斯齐谢夫斯基和全体团员应邀出席了晚会。
应邀观看演出的还有正在北京访问的波兰文化代表团的团员们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一些外宾。
中国杂技演员的演出，博得了客人们的热烈掌声。
在历时三个钟头的演出结束后，波兰华沙杂技团团长包·罗斯齐谢夫斯基和部分团员到舞台上向中国演员们献花和握手祝贺。

　文化部和中苏友协设宴欢送苏芭蕾舞团
新华社6日讯
文化部和中苏友好协会总会6日晚在北京举行宴会，欢送苏联国立新西伯利亚歌舞剧院芭蕾舞团全体人员。
芭蕾舞团1日在广州举行了访华闭幕演出后，5日来到北京，他们将在7日回国。
芭蕾舞团副团长泽利曼诺夫和团员一百六十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和使馆人员。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和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戈宝权在宴会上先后讲了话。
他们一致对芭蕾舞团三个月来在我国不辞辛苦的演出，表示感谢；
并且祝贺他们在增进中苏两国人民友谊方面作出的贡献。
芭蕾舞团副团长泽利曼诺夫也在宴会上讲了话。
他说，他们来中国已经一百天，到处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欢迎。
他们回国后将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国的情况和中国的歌舞音乐节目，他们愿意成为苏中友协活动的积极分子。
宴会结束后，宾主双方还互赠了礼品。
芭蕾舞团团长利加乔夫和其他团员九人已先期回国。

　日本社会党亲善使节团离北京赴各地访问
新华社6日讯
由铃木义男团长率领的日本社会党亲善使节团一行十三人于6日晨离开北京。
使节团将去南京、上海、广州等地参观访问后返国。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秘书长吴茂荪，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雷任民等今天都去机场欢送。

缅友好经济考察团到东北参观
新华社6日讯
缅甸联邦副总理吴觉迎和夫人以及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6日早晨乘飞机到东北各地参观。
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杨英杰和我驻缅甸大使姚仲明等陪同贵宾前往。
到机场送行的，有我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等人。
新华社长春6日电
应周恩来总理邀请来我国访问的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在缅甸联邦副总理吴觉迎率领下，6日上午乘飞机到达长春。
贵宾们在机场上受到吉林省省长栗又文、长春市市长周光以及当地政府和人民团体负责人的热烈欢迎。
陪同贵宾前来长春访问的有我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杨英杰、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王雨田。
下午，贵宾们参观了第1汽车制造厂，这个厂的副厂长马成斋陪同贵宾参观了各个主要生产车间。
当贵宾们来到汽车总装配线末端的时候，一辆崭新的汽车刚刚装配完成。
吴觉迎副总理对马成斋副厂长表示祝贺，他说汽车厂的建设，是中国一个很大的成就。
参观结束后，举行座谈。
副厂长马成斋首先详细介绍了这个工厂的生产建设情况。
吴觉迎副总理和其他贵宾就这个工厂的生产、建设和职工生活等方面提出许多问题，并且和主人交换了意见。
晚间，吉林省省长栗又文、长春市市长周光等设宴招待贵宾。

过去是穷排队　现在是富排队
天津太平庄街居民认清了买东西为什么要排队
据新华社天津6日电
新华社记者朱泽民报道：
买东西为什么要排队？
这个问题在天津南开区太平庄街居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这条街上住着四百多户人家，参加运动的绝大部分居民都是家庭妇女，在鸣放和辩论会上一扯就扯到买东西排队问题。
家庭妇女李桂珍有一次提起排队的事不满意地说：
“旧社会买东西挨个，新社会也挨个，什么时候才挨出个头来？”
这个问题，很快引起家庭妇女们的辩论。
五十多岁的赵连慧大娘一听就沉不住气了，她说：
“过去是穷挨个，现在是富挨个。
我大女儿在敌伪统治时期深更半夜排队买来的谷子，里面带着老鼠屎，人吃了就中毒，我只好用它装了枕头，这话有十多年了。
现在挨个买大米、买肉，这怎么能说是一样呢？”
提起旧社会的排队，翻身的劳动人民都有一肚子苦水。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刘淑贞七岁的女儿在数九寒天的夜里去排队买玉米面，一夜就冻坏了，没几天得病死了，她在辩论会上说：
“孩子活着现在十七岁了，这要是在现在，我的闺女还能死吗？”
家庭妇女徐淑芬回忆她的二儿子半夜排队买玉米面被伪警察打的鼻青脸肿的情况时，激动地说：
“过去排队是穷人活受罪，现在我家01月收入二百多元，排队去买肉，这是多大的变化？”
经过这场辩论大家都鲜明地看到了新社会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闹清了新旧社会排队的不同，有的人还不明白：
为什么社会主义还有排队的现象。
家庭妇女张桂兰在辩论会上说：
“过去半夜买肉也能买到，现在一过早晨十点就没有了，这一定是东西比过去少了。”
这又是个新问题：
今天供应的东西是不是比过去少了才造成了排队现象？
于是大家又开展了辩论。
居民委员会主任、退休老工人佟恩荣在大家面前算了一笔吃肉的帐：
在敌伪统治时期，他一个月工资只够七天生活，下了班还得去卖烟卷，饥一顿饱一顿地维持着一家五、六口人的吃喝，那时候，别说吃肉，大年三十给孩子们吃口棒子面饽饽就算解了馋。
现在，两个儿子工资加上他的五十多元养老金，每月收入二百多元，一个月能吃十五顿肉。
他说：
“过去吃肉的人少，现在连我一个月都吃十五顿肉，这是肉多了还是少了呢？”
家庭妇女朱淑珍也算了一笔用布的帐，她说：
“我丈夫过去只有一件棉袄，现在有四件，还有一件皮袄，儿媳妇穿灯心绒的裤子，这是布少了吗？”
经过大家算细帐，张桂兰也明白了：
并不是东西少了，而是现在大家都吃肉了，穿的也多了，买东西的人一多，就出现了排队现象。
这正说明了人民的生活在一天天好起来。
大家明确了现在产生排队现象的原因以后，又围绕“如何对待排队问题”展开讨论。
很多居民表示不要制造人为的紧张。
很多人检查了买东西“乱起哄”，东西越少越挤着买的不良作风。
曹云清大娘在辩论会上说：
“现在东西不涨钱，什么时候买都行，为什么总得挤着去排队？”
很多家庭妇女还提出了具体办法。
潘秀清认为：
“米面不吃饿得慌，红糖和肉可吃可不吃，人挤的时候就不买，不挤再买，大家都这样，排队的就少了。”
工人家属倪春芳和夏凤兰建议家庭妇女们以后别零买粮食，她们说：
“工人工资发整的，我们天天零买粮食，又占工夫，又显着门市部总挤着是人，这样对过日子也计划不好。”
于是很多人提出了三不排队：
人多不排队、东西少不排队、家里有的不排队。
现在，太平庄街几个合作社和门市部门前拥挤和排长队的情况已经很少了。

　领导干部重视群众意见的一例
我们一般领导同志的工作都很忙，比较高级的领导同志就更忙。
但是，忙尽管忙，却并不影响他们分出一部分精力来亲自动手处理一部分群众提出来的问题。
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同志，就在这一方面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在国家计划委员会转入整改后的大鸣大放中，交通局的苏勤和徐一新同志，贴了一张大字报，要求李富春同志帮助解决计委交通局和交通部的关系问题。
因为过去两方面联系得不够密切，交通局需要参加交通部有关计划工作方面的一些会议不能参加，需要的这一方面的资料也得不到。
这张大字报是11月05日贴出的，11日这两位同志就得到了主任办公室的复信。
告诉他们：
李富春同志看了他们的大字报后，自己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交通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孔祥桢，请求交通部考虑以后召开有关计划工作方面的一些会议，以及派人出去检查工作，是否能通知交通局派人参加，有关资料也请送给交通局一份。
交通部办公厅已在11月22日通知各个有关单位，按照李富春同志提出的意见来办理。
现在，计委交通局和交通部的联系已较过去加强了。
从李富春同志亲自动手处理群众提出的意见这件事可以证明：
领导干部，甚至像李富春同志这样的领导干部，虽然工作异常繁忙，也仍然可以抽出一部分时间，来处理应该由他们解决的问题。
能不能这样做，就在于对群众的意见重视不重视，对整改究竟有没有决心。
如果重视群众的意见，决心进行整改，那么，即使很忙，也还是可以挤出时间来。
当然，这并不是说事无大小都要领导干部亲自动手解决。
但是，在鸣放期中群众对领导提出来的意见，如果应该解决而又可以解决的，领导干部最好自己动手解决。
这样，不但可以迅速解决问题，而且可以大大鼓舞群众对整改的信心，将整风运动推向前进；
而领导干部也可以通过处理群众提出来的问题，密切同群众的联系，可以更加直接地了解实际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

关于苏联宪法节
问：
12月05日是“苏联宪法节”，这是怎样规定的？
答：
1936年12月05日，非常第8次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的新宪法。
因此，每逢12月05日便成了苏联人民的传统节日。
问：
1936年通过的苏联新宪法和1924年通过的苏联第1部宪法有什么不同？
答：
1924年的苏联宪法是反映了10月革命胜利的成果，政权转入劳动者手中的事实；
1936年的新宪法则是反映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事实，并且从法律上巩固了苏联人民1924年到1936年间所取得的各种成就。
问：
苏联宪法有什么特点？
答：
苏联宪法是全世界第1部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宪法。
这部宪法用极简明的词句，说明了社会主义和最彻底的民主制度在苏联已获得胜利的事实。
它不仅鼓舞苏联人民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社会而继续进行不懈的斗争，并且向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指出争取和平、自由和幸福生活的方向。
因此，苏联新宪法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文件。
苏联宪法第1条说：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为工农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公有制度明确地被记载在宪法条文里。
宪法第3条说：
“苏联全部政权属于城乡劳动者，由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实现之。”
苏联最高苏维埃是苏联最高的国家政权机关。
最高苏维埃由民族院和联盟院组成，他们都是有平等权利的议院。
联盟院代表苏联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
民族院代表各族人民的特殊利益。
苏联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是苏联的政治基础。
劳动人民有了这种民主的基层的政权组织，就可以积极地发挥管理国家大事的主人翁作用。
新宪法保证了社会主义民主、自由的真正、彻底的实现。
它规定苏联全体公民享有：
选举权；
劳动权；
教育权；
在年老、患病、或丧失劳动力时的物质保证权；
妇女在生活各方面都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
苏联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的平等权利、各族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谊都具体地写在新宪法里。
新宪法保证了苏联公民的信仰自由。
法律保证苏联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及示威自由。
问：
苏联宪法和资本主义宪法的不同点是什么？
答：
苏联宪法是以社会主义在苏联已获得胜利的事实为出发点，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
资本主义宪法是以资本主义制度“永远”存在的信念为出发点，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
苏联宪法不仅确定公民的权利，并且切实地给以物质保证，以实现这些权利。
资本主义宪法只限于形式上确定公民的权利，而不能保证这些权利的实现。
（刘）

列宁格勒举行群众大会
　庆祝原子破冰船下水
新华社6日讯
据塔斯社列宁格勒讯：
苏联“列宁号”原子破冰船在5日当地时间中午十二点举行了下水仪式。
有好几千人参加了这次群众大会。
共产党列宁格勒州委会书记米特罗法诺夫宣布开会。
苏联海运部副部长科列斯尼琴科、列宁格勒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诺维科夫对全体科学家、工程师和工人们这一巨大胜利表示祝贺。
接着发出了下水的命令，这个重达一万一千吨的船身以每秒五公尺的速度滑到？
瓦河的河面上。
苏联国旗悬在世界第一艘原子破冰船的旗竿上迎风飘扬。
拖船随后把破冰船拖到造船厂的碇泊处旁，最后的建造工作将在这里完成。
（附图片）
苏联第一艘原子破冰船“列宁号”12月05日在列宁格勒下水。
（新华社稿）

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
通过新的五年计划草案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6日电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报道，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联邦院和生产者院12月04日上午在分别举行的会议上，讨论并且通过了1957—1961年南斯拉夫社会经济发展计划草案。
这个计划规定，在五年中工业生产将增加68％，平均每年增加11％；
农业生产将增加42.7％，平均每年增加7.4％。
在这一天的上午会议上，议会还制定了有关建设多瑙河—蒂萨河—多瑙河运河系统的法案，以及有关马其顿土壤改良工作的法案。

苏联科学影片“通往星球的道路”中两个有趣的镜头：
左图是宇宙飞船到达月球了；
右图是乘宇宙飞船飞往月球的第1批乘客。
他们穿着宇宙服。
塔斯社稿

　我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到达东京受热烈欢迎
据新华社东京6日电
由李德全、廖承志率领的中国红十字会访日代表团6日傍晚到达东京。
代表团是应日本人民团体的邀请到日本访问的。
代表团在羽田机场受到了由七十多个民间团体组成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欢迎委员会的代表、日本各界代表以及华侨代表一千多人的热烈欢迎。
北海道的地方议会代表和名古屋市的地方议会代表也赶到机场来欢迎代表团。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欢迎委员会会长大谷莹润致词，对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表示衷心的欢迎。
他说，这次代表团访问日本的目的是来对日本人民送还中国殉难烈士的遗骨表示谢意。
同时，日本方面也对中国红十字会协助送回日本侨民和已被释放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表示衷心的感谢。
大谷说，当迎接和平、友好和人道主义的使节——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的时候，我们觉得如果能够把双方的和平与友好的愿望结合在一起，并且互相合作，一定能够很快地消除目前摆在两国之间的不合理的状态，恢复中日正常邦交。
在大谷致词以后，日本四十多个团体的代表向中国代表团献花致敬。
接着，代表团团长李德全致词，她首先感谢日本朋友们的邀请和欢迎，她接着说，自从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第1次访问日本以来的三年里，虽然日本和中国还没有恢复正常关系，但是中日两国人民以及两国人民团体之间的来往和联系是日益频繁、日益密切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也有相当大的进展。
我们的友谊日益增进，相互的理解也日益加深，这一切都足以说明，中日两国友好合作的前途是光明的。
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
李德全最后表示愿为中日友好和保卫和平而努力。

我学生代表团
　向叙利亚各界告别
据新华社讯
在叙利亚访问的中国学生代表团4日晚间在大马士革举行告别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有叙利亚教育部长西巴依，教育部秘书长富塔耶，叙中友好协会秘书长齐尔克利以及叙利亚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等共七十多人。
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陈志方也出席了招待会。

把莫斯科宣言运用到革命实践中去
朝越匈等国党政群众组织发出号召
新华社平壤5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讯：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今天在平壤举行全体会议。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在会上作了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和政府代表团参加10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典礼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
金日成说，10月革命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显示了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和全世界亿万劳动人民的团结。
莫斯科会议显示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一致。
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工人运动和和平力量的团结，是在为和平、民主、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决定性的保证。
金日成号召朝鲜劳动党全体党员深入地研究莫斯科会议宣言等文献，并且采取具体的措施把它们贯彻到人民群众中去。
他说，毫无疑问，这些文献将加强朝鲜劳动党员和人民的信心，鼓舞他们取得新的胜利。
金日成说，目前，维护朝鲜的和平和和平统一祖国是朝鲜人民当前最主要的革命任务，朝鲜劳动党为此多次提出了合理的现实的方案，并为它们的实现而继续斗争。
金日成强调了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重要性。
他说，朝鲜人民通过自己的生活和斗争切实地体验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巨大的力量。
朝鲜人民认为，同以苏联为首的兄弟国家的友好团结具有生死存亡的利害关系。
他说，朝鲜人民将支持苏联人民，向他们学习，并且永远同他们在一起。
朝鲜人民将为加强同中国人民的血肉相关的友好关系和同其他各兄弟国家的团结而努力。
新华社河内6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国会常务委员会、祖国战线主席团和越苏友好协会常务委员会在昨天举行联席会议，听取了去莫斯科参加10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典礼的越南劳动党和政府代表团的报告。
会议通过决议，热烈欢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和平宣言。
决议表示要通过努力学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苏联的先进经验创造性地运用于越南的革命实践中。
越南“人民报”今天发表社论，强调指出莫斯科会议的两项宣言对越南革命的指导意义，并且号召越南人民认真学习这两项宣言。
社论说，当越南劳动党正在准备举行党代表大会、总结过去的革命经验和制订新阶段的革命路线的时候，这两个文件对越南劳动党是很重要的。
新华社布达佩斯5日电
据匈牙利通讯社报道，匈牙利全国和平理事会在12月04日举行了会议。
全国和平理事会主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作家达尔瓦什·约瑟夫，在会上就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的和平宣言和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和平大会的号召作了说明，并且指出：
在今后一段时期，匈牙利和平运动的任务是广泛宣传这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
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声明，号召匈牙利所有和平拥护者作更大努力来保卫世界和平。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局委员、国民议会议长罗奈伊以及其他和平运动人士出席了这次会议。
另外，全国和平理事会主席团决定在明年上半年组织一次各国人民友好月。

火箭威力强大　发射既远又准
陆海空军装备面貌一新
　·“苏联海军报”载文谈现代化军队使用火箭武器·
新华社5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海军报”4日刊载的一篇关于现代化陆海军使用火箭武器的文章说，火箭技术不仅根本地改变了空军，而且已经改变了现代陆海军的整个装备面貌。
火箭成了一种独立的武器。
由于它的发射装置简便，因此它已经有可能在各种舰只上被广泛采用，从而大大提高这些军舰的战术性能。
由于有了火箭武器，目前海战距离可达一千公里。
带原子弹头和氢弹头的火箭弹的制造成功，已经从根本上扩大了潜水舰队的使用范围。
潜水艇可以装设在水上和在水下发射的火箭，射程超过一千二百公里。
文章谈到在空军和防空中采用火箭武器的问题时说，火箭比起轰炸机和歼击机来说，在战斗能力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带有原子弹头的高射炮用的导弹也是有效的防空武器，它每射击一次不仅可以歼灭个别的飞机，而且可以歼灭在任何高度编队飞行的机群。
文章接着指出，超远程弹道火箭是强大的武器。
苏联首次在世界上制造出来的洲际弹道火箭拥有完善的操纵系统，因此，它可以十分准确地命中和摧毁地球上任何地方的军事目标。
为了摧毁大范围内的目标，可以采用超远程带翼火箭（飞机—导弹）。
这种火箭用天文航行控制系统操纵，命中率不受射程的影响，射程可达八千公里。

苏联卫星巧夺天工
轨道角度和讯号频率都设计得好
美国科学家卡特表示钦佩
新华社6日讯
旧金山消息：
美国史坦福研究院主任芬莱·卡特最近说，苏联人在放射人造卫星时所选择的卫星轨道角度是一件巧夺天工的事，因为这个角度恰好使卫星行经地球上所有有人居住的地区的上空。
他说，苏联卫星上所发出的无线电讯号的频率设计得恰到好处，因为全世界的业余收听者都可以不花什么钱就能够收到它。
相反的，美国预先设计的卫星信号频率很高，只有使用特制的收听机才能收到。
这位美国科学家说：
当苏联卫星发射以后，美
国曾经有人指责苏联故意不让别人知道追踪卫星的方法。
他说，这完全与事实不符。
他指出，早在6月份，苏联的一个业余无线电刊物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地描写卫星的作用、观察卫星的方法、信号的性质以及其他各种材料”。
隔了四个月美国才把这篇文章译成英文。
他说，这件事倒是证明“我们是可悲地行动缓慢，要不然就是没有足够注意别人在做些什么，再不然是两者兼备”。

苏联电力具有惊人的发展远景
　四十年后年产量将增加四十多倍
在这一竞赛中美国决没有胜利的希望
新华社莫斯科6日电
著名的苏联工程师马尔金最近在“劳动报”上发表文章说，到公元2000年，即大约再过四十年，苏联的电力年产量将至少从今年的两千一百亿度增加到十万亿度。
这就是说，四十年后苏联的电力年产量将增加为今年的四十七倍多。
同美国报刊预计的材料相比，那时苏联的电力年产量大约将超过那时美国的一倍。
马尔金的文章谈到了苏联电气化事业的惊人发展远景。
他说，到公元2000年，苏联按全国人口平均计算的电力产量大约将从现在的一千度增加到两万度到两万五千度。
马尔金同时指出，美国的报刊也发表了不少预测今后几十年中美国电力生产增加情况的材料。
它们力图证明，到2000年美国的电力生产将增加到五万亿度到六万亿度。
他说，很显然，在同苏联展开的电力生产经济竞赛中，美国是没有获得胜利的希望的。
马尔金指出，苏联初步计划在今后十五年中把电力年产量增加到八千亿到九千亿度，这个计划很可能提前完成。
目前，苏联动力学家正在继续努力勘察动力资源。
从资源分布情况看来，苏联电力生产今后将越来越向东部地区推进。
东部地区拥有巨大的河流，那里的煤藏量据最近计算已经等于目前全世界火力发电站每年用煤总量的两万倍。
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发电，将使苏联电力生产迅速增长起来。
马尔金说，包括西欧各国在内的整个欧洲地区对电力的需要将愈来愈指靠苏联东部地区。
因为西欧各国有限的动力资源将不能满足它们对电力的需要。
因此，西欧各国清醒的经济学家很早以前就把他们国家动力工业发展的前途同苏联东部地区联系起来。
苏联科学家和工程师现在已经在考虑建立欧亚大陆统一动力网的问题。
这个动力网将把欧洲和亚洲的动力系统连接起来，而目前正在建设的苏联统一动力网将成为它的组成部分和主要环节。

赫鲁晓夫同志对巴西记者指出
各国人民团结斗争能维护和平
据新华社6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5日电：
巴西记者马尔托雷利和巴西“记事”电视公司及圣保罗州联合广播电台代表弗勒里前些日子曾经请求苏共中央第1书记赫鲁晓夫答复一些国际方面的问题和苏巴关系问题。
赫鲁晓夫在11月21日接见了巴西记者，并且答复了他们所关心的这些问题。
现将各个问题以及赫鲁晓夫的答复刊载如下：
苏联欢迎同巴西关系正常化
恢复贸易往来扩大文化交流
问：
关于恢复苏联和巴西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的可能性问题，您的看法如何？
答：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过，苏联是主张同所有的国家——不管它们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如何——建立正常关系的。
我们认为，这是一条导致加强国际和平和友谊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在苏联和巴西之间，在它们建国以来这段期间里，从没有发生过任何纠纷和冲突。
相反地，在纳粹法西斯势力威胁和平、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奋起反对它们的这段时期里，苏联和巴西人民在这场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是站在一个阵营里的。
因此，我觉得苏联和巴西（就领土而言，巴西是世界的大国之一；
就人口而言，它超过了欧洲许多国家）之间现在缺乏正常关系的这种现象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
由于我们两国没有建交，所以不可能直接进行贸易。
巴西无法把它没有足够市场的出口商品卖给我们，同时也无法向我们购买工业品，特别是它所需要而又不能从其他国家得到足够数量的装备和运输工具。
自然，我们欢迎在恢复苏联和巴西之间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方面的任何措施。
问：
如果我们两国恢复邦交，同时考虑到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产地，苏联是否会向我们购买这种商品呢？
此外，你们还愿意向巴西购买什么产品和货物呢？
你们可以把什么产品和货物卖给巴西？
例如，你们能把钻探石油并以及提炼石油方面的装备品卖给巴西吗？
答：
苏联进口咖啡，同时我国的消费者也都知道巴西的咖啡。
在相互贸易的条件下苏联可以向巴西购买咖啡、可可豆、皮革原料、糖、棉花以及其他巴西商品。
可以预料，随着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互相交换的商品的范围还会扩大。
至于说到苏联可以向巴西出口什么，苏联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作为一个向许多国家输出机器和装备的大出口国，当然可以向巴西出售它所需要的各种机器和装备，例如石油钻探设备、提炼石油的装备、电力装备、车床、筑路机器、各种仪器和器械、运输工具，其中包括油槽船、汽车等等。
苏联还可以向巴西提供石油产品、混凝土、金属、纸、赛璐珞、染料、化学产品等类的商品。
问：
据您看，怎样才能扩大苏联同巴西之间的文化、体育和其他联系？
答：
当然，首先必须两国都具有建立和发展这些联系的愿望。
苏联方面准备尽力同一切国家（包括巴西在内）扩大科学、文化、体育和其他联系。
如果苏联和巴西之间的关系能够正常化，并且能够互派外交使节，就会有助于扩大两国之间的这些联系。
我们将欢迎巴西的文化、科学、体育代表访问苏联，苏联的有关代表也访问巴西。
为什么不能让巴西的大学生和专家到苏联的高等学校以及苏联的大学生和专家到巴西的高等学校求学呢？
他们可以互相交流文化、体育、经济和工业方面的经验，互相学习，互相合作。
我们认为，苏联和巴西人民之间缺乏广泛的接触是不正常的现象。
随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就会不难看出，我们两国人民是互相尊重，互相同情和互相谅解的。
如果各国和平共处和平竞赛
人类将有一个长久和平时期
问：
注意到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有可能和平共处，人类是否能指望有持久和平呢？
答：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作准确的预测是极端困难的，特别是在像裁军、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在欧亚两洲建立安全体系等这样一些头等重要的国际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协定的情况下。
反动势力可能企图挑起战争，掀起新的世界冲突，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的。
但是这不仅不会削弱而且反而会加强我们的这样一种深切的信念：
政治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必须执行和平共处的政策。
现在的问题是：
或者是带有一切后果的原子战争、或者是和平共处。
正是因为新的世界大战的严重危险威胁着人类，所以需要进行坚决顽强的斗争来争取实现和平共处的原则。
为和平共处、为防止战争而奋斗的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日益增长。
以侵略性最大的集团为代表的帝国主义者力图发动战争。
但是，他们遭到各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反抗。
因此，可以说，只要全体人民，一切善良的人们团结起来争取和平，他们是有力量约制西方国家侵略集团，并且防止爆发新战争的可能性。
实现政治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的先决条件是：
放弃“实力地位”政策、不把战争当作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法、停止“冷战”和停止扩充军备，换句话说，就是要消除一切蕴藏新战争危险的那些因素。
因此，如果各国都坚决遵循和平共处原则，也就是说，如果各国间建立起相互谅解和信任关系，如果一切争执问题都将通过谈判方式求得解决，而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之间意识形态的矛盾通过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在满足人民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方面的和平竞赛方式而加以解决，那么可以确信地说，人类将可以有一个长久的和平时期。
这正是苏维埃国家建国四十年来所全力以赴的最高目标。
现有五个可能的战争策源地
但是强大和平力量能予制止
问：
根据您的答复，我们想问一下，您认为可能发生新战争的最危险的策源地在什么地方？
答：
很难回答这个问题，要知道，在帝国主义者还强大的一些国家的统治集团当中，还有一种疯人，他们常常不知自己所干的是什么。
这种人可能在许多地方挑起新的军事冲突。
但是今天乌云密布最严重的地方是中近东，不过应当指出，由于爱好和平国家的行动，就是在那里也出现了光明，乌云正在被驱散。
如果各国人民今后仍保持警惕，他们能够制止侵略集团想在这一地区挑起军事冲突的企图。
在欧洲，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发动新战争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的。
一些国家的帝国主义集团正在加紧复活德国军国主义，集中力量来对付苏联和欧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这里也存在尖锐的矛盾症结。
但是，在欧洲，如果客观地分析一下局势，那么，像第2次世界大战前夜的那种战争前夕的局面是不存在的。
今后事态怎样发展，这取决于许多情况，首先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警惕，取决于他们为防止战争、争取国际和平而进行的斗争。
第3个可能的战争策源地是朝鲜。
虽然朝鲜战争已经停止，但是那里仍旧存在着大批的武装部队，特别是美国的武装部队。
大家知道，北朝鲜也存在着相应的武装部队。
我们深信，北朝鲜是不会采取军事行动的，因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尽一切努力来防止战争，来通过和平的道路实现国家统一。
然而，在南朝鲜，那里除了美国武装部队，还有大批李承晚军队，并且从那里不停地发出战争的叫嚣。
那里有一些可能蓄谋挑衅的丧失理智的人。
第4个可能的战争策源地是台湾。
大家知道，美国占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台湾，并且怂恿盘据在那里的蒋介石进行挑衅行动。
但是难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会放弃自己的领土吗？
美国统治集团毫不考虑到中国人民的利益，维持这一地区的紧张状态，并且加强其走卒蒋介石的阵地。
我们还可以谈谈越南，由于美国统治集团的行动，众所周知的日内瓦协议的履行遭到破坏。
南越政府对北越采取的政策，使得双方的关系尖锐化，国家统一问题不能解决，这样，南越也是可能爆发军事行动的战争策源地。
这就是有发生军事冲突危险的几个主要地点。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其他地点不可能发生这种冲突，特别是美国侵略集团方面还在鼓吹“冷战”。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爱好和平的政策，它们武装力量的强大，其他国家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会制止帝国主义者狂妄的发动战争的政策。
目前西方出现了一种所谓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进行局部战争或者小型战争的理论。
帝国主义者想通过这种战争方式来镇压民族解放运动，颠覆不合他们心愿的政府。
然而很难想像，在目前条件下的小型战争会是局部性的。
如果发生这种战争，就会迅速蔓延为世界大战。
两颗卫星已总结了两种制度
是社会主义赢得了这场竞赛
问：
苏联发射两颗人造地球卫星无疑是苏联科学的巨大胜利。
人造地球卫星可以给人类带来什么好处呢？
答：
目前，恐怕地球上没有一个角落的居民不对苏联卫星感到兴趣。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是科学的最新成就。
这是科学技术思想方面的一个巨大跃进，这是实现人类星际旅行幻想的第1个实际步骤。
由此而给人类带来的益处是无可置疑的，正如任何一种卓越的科学发现应用于创造的目的而不是用于破坏的情况一样。
我们的科学家在观察卫星运行的同时，收集了非常宝贵的科学资料，这些资料有助于解决人类一系列重大的科学问题。
问：
您认为，苏联发射两颗人造地球卫星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有什么影响？
答：
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首先对科学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但是不能否认，它对我国国防也具有重大意义。
要知道，只有在洲际弹道火箭基础上才能够发射人造卫星。
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在外国引起各种不同的反应，首先，它引起大家对苏联科学技术成就的赞扬，而那些敌视我国的人对我国的科学技术成就则表示惊惶不安，并且要求加紧扩充军备。
头脑比较清醒的政治家们作出这样的结论：
现在是结束“实力地位”政策的时候了。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就裁军问题、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问题所提出的建议，总之，我们就裁军问题所提出的整套建议，本来是应当受到西方国家的积极欢迎的。
要知道，这些建议提出了导致停止扩充军备、使各国人民免去“冷战”祸害的、现实的、完全切实可行的措施。
但是，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由于苏联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的成就，却正在加紧另一种过程。
那些决定美国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的统治集团着重加紧扩充军备。
美国商务部长不久以前重新提出了希特勒的“多些大炮，少些牛油”这个陈旧的口号，这并不是偶然的，但是，这是一种歇斯底里，如果不加以制止，它就会给人们，首先是给那些患这种歇斯底里病的人带来致命的后果。
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好比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赛作出了总结。
社会主义赢得了这场竞赛。
我国工人和农民掌握政权并克服了难以置信的重重困难后，消除了沙皇俄国原有的落后现象，建立了强大的工业、机械化的社会主义农业，培养出了许多工农知识分子。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科学技术方面开辟新道路的干部成长起来了。
由于苏联科学家、工程师和工人们的努力，苏联第1个发射了人造卫星。
这再一次鲜明地证实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科学、文化发展得更好更快，人民在各方面的创造性得到了发展。
可是我们的敌人几十年来硬说苏维埃国家是不会摆脱落后的。
不，我们摆脱了落后，并且在历史上的一个短时期内赶过了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这意味着，苏联当前的任务——在经济方面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会胜利地完成。
这是无可怀疑的。
在平等和不附带政治条件下
苏联愿助巴西发展民族经济
问：
巴西的农业必须机械化。
苏联能不能供给巴西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呢？
答：
苏联在农业机械化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我们正在把拖拉机和各种农业机器卖给其他国家，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机器卖给巴西。
问：
苏联能不能供给巴西原子能发电站的装备？
如果能够的话，那么苏联工程师能否把这方面的工作传授给巴西工程师？
答：
大家知道，苏联参加了国际原子能机构。
这个机构的任务就是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帮助其他国家，其中也包括培养相应的干部。
因此苏联在这方面可以通过上述国际机构或者直接在双方协定的基础上同巴西进行合作。
问：
苏联能否帮助巴西发展重工业，可以用什么方式帮助呢？
答：
只要巴西向苏联提出要求，这个问题是可以考虑的。
苏联供应许多国家整套装备，帮助它们发展民族工业，在建设企业和训练当地人员方面给予技术援助。
供应工业装备和技术援助可以在商业的基础上进行，在双方平等、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基础上进行。
问：
您有什么话要我们转达给巴西人民吗？
答：
请转告巴西人民，我希望他们在争取巴西经济繁荣，争取进一步巩固他们的民族自主和国家独立，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和友谊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文内小插题是本报编者加的）

互相想摸底　双方未投契
英国和西德会谈走过场
本报伦敦5日电
英国与西德的会谈，在今天短短的一天中仓促结束。
这是继美英华盛顿会谈后西方国家间举行的一系列双边会谈中的一个。
西德总理阿登纳“因病”推迟了对英国的访问，使伦敦方面表示真诚的“遗憾”。
西德的代表，仅是外长勃伦塔诺和外交部的一名次长；
英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有首相麦克米伦、外交大臣劳埃德、财政大臣桑尼克罗夫特。
这就给人一种印象：
英国曾热望在北大西洋集团巴黎会议前的一些双边会谈中大显身手，抬高自己的地位，然而这种希望往往落空。
双方会谈后发表的简短公报，重申必须“按照1957年07月29日柏林宣言的原则”来“统一”德国，表示支持西方国家的裁军建议和“同意”自由贸易区的“早日建立”。
人们认为，这些都是官样文章。
写上这些，无非想借以表示两国间的“团结”与“一致”而已。
关于争执了两年之久的英国在西德的驻军费用问题，公报笼统地称之为“欧洲支付情况中所产生的问题”。
事实上，当上星期六英国把这个问题提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讨论以后，双方就已在这个问题上陷入僵局。
可见驻军费用的问题在这次会谈中也不占重要地位，双方距离并没有缩短。
那末，举行这样一次急急忙忙的会谈，究竟为了什么呢？
英国官方发言人说，会谈的主要目的是为即将到来的北大西洋集团首脑会谈“作准备”。
这就如“星期日泰晤士报”所说的，英国显然是希望西德能对“互相依赖原则的实际解释作多方面的澄清”。
但是，勃伦塔诺会谈后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波恩政府认为“互相依赖”乃是有关国家间就“共同目的”及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互相协商。
这就跟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对“互相依赖”的原则大相径庭。
在麦克米伦看来，所谓“互相依赖”，是“西欧国家必须互相团结，还必须依赖美国”，并由英国来充当美国在西欧的代理人。
所以，这次会谈实际上只是巴黎会议前夕英国和西德互相摸一摸对方的底牌而已。

从美国大学生腐化堕落看美国社会病态
“美国信使”杂志刊载一个大学生的来信
编者按“美国信使”杂志11月号“大学论坛”栏下刊载了一个大学四年级学生的一封长信。
作者在这封信中揭露了美国大学生的腐化堕落，并且指出这是美国社会病态的缩影。
现将原信全文译载如下：
先生：
今天的大学学生只不过是他的文化的一面镜子。
学生的社会地位、礼仪举止、禁忌戒律、从俗随流、言论和兴趣主要是学生和他的环境相互影响的产物；
在这个意义上说来，他的智力状况和任何类别的美国人是相似的。
大学生的智力游戏，他们抢女同学三角裤这种常常是愚蠢的取闹，他们的缺乏个性和他们的从俗随流是同任何其他类别的人完全一样的。
大学生联谊会的入会礼和自由讨论可能是无聊的，但是并不比我们在每周出版的通俗杂志上读到的小说、比我们报上的闲谈栏里的内容、比同女士们玩牌时候的谈话更无聊。
美国各大学校园里共有的一切愚蠢的举动都在美国人民的文化形态中找得到相同的东西。
校园里对于政治似乎是十分冷淡的。
大学人士对于目前的世界大事干脆就是不感兴趣。
理由是明显的。
今天美国使自己保持一种可以称作“新新政”的经常准备状态。
我们的经济不是1930年代的政府赞助的“缓慢的社会主义”，我们的经济现在是靠花费几百亿防御费用的办法而得以保持平衡并维持下来——这种办法使得我们的制造商、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劳动大军和工业都很紧张忙碌，愉快繁荣。
于是学生们、以及跟他们相像的成年人，都达观地接受这种情况，因为他们知道在这方面他们是无能为力的。
大学生的这种态度被许多人误认为政治上的冷淡。
许多大学生今天对于文学差不多一无所知。
他们写的东西文理不通，除了裸体画以外，不愿意也不能够讨论任何形式的艺术。
对于他们的堂皇的大学图书馆里的不朽杰作，他们不屑一顾，而贪读充斥书摊的低级书刊和猥亵杂志，结果是脑满肠肥、腹内空虚。
在美国各地，像一群黑蚂蚁拥到一块烂糖上去一样，千百万人蜂涌到当地书摊上贪婪地阅读每一期他们喜欢的揭人丑闻的杂志。
这些人如饥如渴地一口气读完这些东西，对于以揭露某些人私生活的面貌出现的卑鄙恶毒的含沙射影的东西反以为荣。
在把这些杂志囫囵吞枣融会贯通以后，贪婪、饥渴的眼睛又转到了最新出版的流行小说……最新的、最下流的、最猥亵的书上一饱眼福，这些书的作者才华有限，进行写作完全是为了用使美国读者在生活中得到发泄的刺激和有限的满足这种办法来牟利赚钱。
许多大学生搞啤酒会、校园选举和美女选拔比赛这样的无聊事情来取乐，这种娱乐既低级又浪费时间。
但是美国家庭妇女也放下家务不理，在下午扭开电视机消遣，欣赏不胜枚举的广告闹剧，在大家面前出现的是一些可怜的苦命人，为了奖品和钱互相比赛彼此的苦命。
这些可怜的、没有思想的人非常像生物实验室里剖腹开膛、让大家研究的老鼠，以他们自己的切身问题来供广大的听众妈妈们消遣。
我是说美国的大学学生仅仅是他的文化的产物。
他的一套习惯并不比全体美国公众的习惯更荒唐可笑。
如果他是一个完全的、不可更改的、彻底的从俗随流的人的话，那仅仅是因为他的文化崇尚从俗随流；
归根结底，大学生与其说是从大学本身，不如说是整个文化学到他的价值标准的。
如果一个大学生害怕辩论，那只是因为他被有意识地和无意识地教导说，在美国，个人的理想和永久的人的价值不如处世的能力重要，而“处世”就是说在看清“形势”以后再表示意见。
“如果没有精彩的话要说就干脆什么也不要说”的愚蠢滥调，从一个人能说话的时候起就毒害着他的思想。
陶冶个性书籍的作者、成功之道的廉价思想的宣扬者使他相信，在美国吃得开，在通行的意义上“成功”的人是那些不得罪任何人，讨好一切人的人。
他们宣扬说，决不要标新立异，决不要显得特殊，尤其是必须人缘好；
又宣扬说，决不要，千万不要讨论宗教或政治，表示意见没有用，除非是表示同意或肯定的意见；
又说，同教师，或联谊会，或老板意见不合的人是怪物、是不受拘束的人，是激进分子，或者是遭到肮脏的、难听不堪的、下流的无聊的辱骂，这种辱骂只是有时胆敢略有不同意见的人会遭到的许许多多辱骂之一而已。
大学生像一般美国人民一样，都是他自己建造的监狱里的囚犯，他不惜任何代价寻求他的同伴的赞同就是他的监狱的门锁、铁栅和高墙。
他害怕表现不同的自由，这把他牢牢地锁住了。
任何一点奋发情绪、任何一点才能、任何一点热情都必须顺从寻求别人的赞同这个目的。……
美国大学生今天对于任何形式的艺术都十分无知、对政治冷淡、趣味平庸、谈吐无聊，对于他们虚度光阴，寄情于像棒球击球率、投手得分和淫书淫画等美国时行的荒唐玩意儿，一般是毫不介意的。
大学生全力来没有意义地追求“‘我们’的快乐”，但是这种寻求是他们的长辈——美国公众最先进行、鼓励、贯彻和为他发扬光大的。
但是，鉴于啤酒会、复活节游行、投手得分的辩论以及大得汽车房都装不下的耗油奇多的金属怪物（指大型轿车——译）的盛行一时，很可以问一下：
我们的社会在这么多方面呈现病态的原因何在？
尽管我们的国家赋有富饶的自然资源，有生气勃勃、强壮有力、勤劳生产的人民，以及为这样复杂和庞大的国家和人民设计出来的大概是最优秀、最实际和成功的政府制度，我们仍然好像生了重病，这一重病阻碍了美国整个文化的成长，限制了我们，使我们在这个才华洋溢、物资富足的海洋里只能在绘画、雕刻、文学和哲学方面作出很少一点有价值的文化贡献。
贯彻美国生活各方面的病态的中心思想，最能说明美国人民的特点的哲学是“唯利是图”。
为什么美国的父母们要使他们的子女成为从俗随流的人，成为许许多多但求经济保障的人。
为什么美国的父母普遍都不再自豪地说，“这孩子肯定有他自己的主意”，而是说“这孩子真是知道一块钱的价值”？
这是因为美国人，普遍的、一般的广大美国人并不真正“知道”一块钱的价值。
他们把钱看得太重了。
为了钱，他们牺牲一切，并且教导他们的儿子们牺牲一切。
看来，今天我们的文化价值制度的一个根本的中心思想，我们作为人民和一个国家的普遍的、贯穿一切的目的，是对物质目标的追求。
当然，一个制度的一部分如果是按照固定的价格出卖劳务和产品给顾客，以牟取一定程度的利润，那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当这个牟利的目的走了样，当“利润”的概念开始了毒癌一样的恶性大发展，把这个制度的所有其他方面都罩在它的庞大的、黑暗的、病态的阴影下的时候，当这个制度走样得很厉害，以致“资本主义”只意味着“利润”，而“唯利是图”成了教导青年的最重要的教训的时候——于是，我们的制度固有的竞争办法就超出了是一种经济生活方式的范围，就成了一种社会的、感情的、精神的、道德的和心理的生活方式……成了一种伦理。
于是竞争成了感染整个文化的危险的、溃烂的毒素……于是商人通过电视广播节目，靠比赛人间不幸来推销他们的产品……于是著名的牧师表示，他们所宣扬的真纯的宗教上的心灵平静，是能够而且必须像推销质量真纯的肥皂那样来兜售——就是靠演戏、靠舞女、歌手、靠似乎是今天一切商业事业的特征的喧闹而令人厌倦的广告花招来兜售。
显然，今天美国的半资本主义的经济被太多的人太经常地看作仅仅是牟利的经济了。……
有着大规模生产的脑子和集体化的血液的“身体健美”的美国，在外表上看起来是十分健康的，然而身患肢端肥大症……手臂太长了，伸出来抢东西的、抓东西的手太大了，太贪婪了，脑子太小了，而且是千篇一律的。
这个“怪物”在黑暗中寻求快乐的时候，用钱，用“唯利是图”作为灯塔。
这盏灯的萤火虫一样的亮光是这么黯淡、这么微弱、这么不实在、这么细小，它投在狭窄的人人践踏的路上的光是这么不完全，以致这个怪物在颠扑以求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愿意放弃表达，甚至是持有独立理想的权利，如果这些理想同老板、公众、企业……“这些给钱的人”冲突的话。
这个怪物不知道为什么他所养育的一代人这么沉默。
这是因为——大多数的孩子是这样——他们学爸爸的样，爸爸没有时间说话、交谈、表达思想，因为他除了睡觉以外就是醉眼惺忪地颠扑追求渺茫的、遥远的但是吸引人的更大的物质幸福的目标。
　都克大学迪克·瓦瑟曼

伊夫尼起义军连打胜仗
反西班牙斗争扩展到西属撒哈拉
新华社6日讯
拉巴特消息：
伊夫尼起义人民在反抗西班牙殖民军的战斗中继续取得胜利。
在起义军的强大打击下，据守伊夫尼东南端提利奎因的西班牙军被迫在4日撤出据点，夺路而逃。
目前只有首府西迪·伊夫尼和南部的三个零星小据点还在西班牙殖民军控制下。
起义军在5日发表公报，表示对最后胜利的临近充满信心。
据摩洛哥独立党机关报“旗帜报”5日报道，反西班牙殖民主义的斗争已经扩展到西属撒哈拉部分。
在埃翁一带举行起义的人民已经取得了第1次胜利，打死了好几十名西班牙殖民军。
摩洛哥共产党4日发表声明，谴责法国和西班牙帝国主义者狼狈为奸。
声明指出，在西班牙空军侵犯摩洛哥领空时，往往有法国飞机参加。

印度尼西亚外长表示
　希望荷兰倡议恢复谈判
否则印度尼西亚将同荷断绝邦交
新华社6日讯
巴黎消息：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5日在巴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荷兰政府不采取新的态度和行动来解决西伊里安问题，印度尼西亚政府就将同荷兰断绝外交关系。
苏班德里约指出，他所说的应该由荷兰政府采取的“新的态度”，就是由荷兰方面倡议恢复谈判来讨论西伊里安的地位问题以及两国之间的其他问题。
苏班德里约在记者招待会上还表示，印度尼西亚希望同荷兰的关系正常化。
在解释“关系正常化”时，苏班德里约说，“我们需要友好正常的关系，没有现在这样的干涉。”
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关于印度尼西亚政府是否要把国内所有的荷兰企业收归国有的问题时，苏班德里约说，我国政府希望能够和平地解决同荷兰的关系问题。
我们正在等待荷兰采取主动，并且始终愿意谈判。
但是在这个期间，局势正在恶化，我们可能不得不采取某些措施。
据海牙消息，荷兰方面人士在评论苏班德里约的这次谈话时表示，荷兰政府将不考虑倡议同印度尼西亚政府进行谈判。
他们说，任何这种倡议必须来自印度尼西亚。
苏班德里约是在纽约参加了最近联合国大会关于西伊里安问题的讨论以后，在4日到达巴黎的。
他在巴黎曾经同印度尼西亚驻海牙的外交使节马拉米斯就荷兰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商谈。

印度尼西亚接管荷兰企业运动已经从雅加达发展到其他城市
新华社雅加达6日电
接管荷兰企业的运动已经从雅加达发展到印度尼西亚的其他重要城市。
在万隆，所有在荷兰企业工作的印度尼西亚工人已经成立了接管委员会，并且接管了橡胶制造公司、爪哇橡胶公司以及两家印刷所。
在三宝垄，印度尼西亚工人昨天已经接管安达银行等三家荷兰银行。
在雅加达，佩戴红色臂章的印度尼西亚工人守卫着几家荷兰银行，他们正在防止荷兰人从这些银行移走任何重要文件。
这些银行至今还未接管。
雅加达的荷兰人经营的南洋旅馆昨天已经由印度尼西亚工人接管，它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旅馆。
印度尼西亚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和解放西伊里安行动委员会主席苏迪比约昨天晚上在电台向全国军民发表演说，要求同解放西伊里安斗争有关的反对荷兰帝国主义的行动都在解放西伊里安行动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
他们说，接管荷兰企业应当取得当地军事当局的同意。

杜勒斯的“中立”
美国在联大表决西伊里安问题的时候，再度弃权。
杜勒斯把这个行动美其名曰“中立”。
但杜勒斯很清楚，美国采取“中立”态度是意味着什么。
美国操纵着联合国的多数，它的弃权可以同投票一样保证使荷兰得到必要的否决票数。
人们记得，杜勒斯是多么憎恨中立的。
他在去年夏天曾经两次辱骂中立主义“不道德”。
他甚至在受到广泛的斥责之后，仍然坚持这种说法。
他说中立主义之所以不道德，是因为它“不关心别人的命运”，当记者问道：
“那在国际方面是如何表现的呢？”
杜勒斯恰好在这时记起了联合国，他说：
“我愿意说，首先是通过联合国会籍表现出来，会员籍本身约束所有的会员国要遵守一道对抗侵略的原则。
这表示出对别人的关心”。
照这样说来，杜勒斯是多么尊重对抗侵略的原则，又是多么关心别人反对侵略的正义行动的。
但是，正是在联合国，又是在对抗侵略的西伊里安问题上，杜勒斯却成了“中立”主义者了。
大言不惭的杜勒斯，怎么能够从“中立”的字眼中找到美国支持荷兰侵略者的临时避难所的呢？
杜勒斯是标准的变色蜥蜴。
他拙劣地辩解说，印度尼西亚和荷兰双方的论点“几乎势均力敌”，以致使他“看不出”应该支持哪一方。
这就是说，印度尼西亚要求收回自己的领土西伊里安的论据是博不到美国的支持的。
在这个反侵略的问题上，对抗侵略的原则是不适用的。
美国资产阶级报纸倒是替杜勒斯的真实意图作了恰切的注解。
“华盛顿邮报”有一篇社论的题目干脆就是：
“让我们支持荷兰人”。
因为，正如“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赖斯顿所承认的，“美国有许多利益”是和印度尼西亚的利益“相矛盾的”。
因此，美国在西伊里安问题上的“中立”，同它咒骂民族独立国家（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和平中立政策，并没有什么矛盾。
如果有什么矛盾的话，只是在于：
美国咒骂中立主义是真的，它在西伊里安问题上的“中立”是虚伪的。
杜勒斯所以要假借中立之名来掩盖美国的新殖民主义面目，是因为他在反殖民主义浪潮面前并不是有勇气的。
（恕）

美国公开替荷兰撑腰
　对印度尼西亚反荷斗争进行威胁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6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怀特5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不愿意排斥这种可能性：
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艾利逊“可能自己毅然地”“告诫”印度尼西亚人说，他们的反对荷兰的活动可能使印度尼西亚受到同荷兰所受到的同样的“伤害”。
怀特还说，也可能是华盛顿的美国官员们在同驻在那里的印度尼西亚的代表们进行非正式会谈中表示了这种看法：
印度尼西亚“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小心行事”。
怀特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极力否认美国已经“正式”向印度尼西亚政府提出了警告。
雅加达消息：
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艾利逊6日访问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代理秘书长苏维托·库索莫维达格多，他表示了美国对印度尼西亚和荷兰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的情况感到“忧虑”。
艾利逊还说，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些美国人也感到“威胁”。
苏维托对艾利逊说，印度尼西亚政府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对荷兰采取的行动，并不是针对美国的，也不是针对个别的人的。
另据美联社伦敦消息，在伦敦的西方高级外交官员在5日晚间透露，西方国家正在就印度尼西亚的局势问题进行紧急会谈。
参加紧急会谈的有美国、荷兰、法国等国家和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亚等英联邦国家。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5日承认，英国和荷兰政府正就印度尼西亚局势问题取得联系。
但是，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否认，西方国家正就这个问题举行紧急会谈。

　美国导弹部队又到台湾
据新华社6日讯
美国“协防台湾司令部”司令道伊尔最近证实，美国派往台湾的一支新的“斗牛士式”导弹部队已经运到台湾。
据报道，这支导弹部队是有六座放射器的美国第17战术飞弹中队。
以前报道，在今年05月间曾经有美国“斗牛士式”导弹部队开到台湾。

西欧人民的迫切任务
本报评论员
对西欧各国的人民说来，用行动来打退死亡和毁灭的威胁，是一个迫不及待的任务。
带有氢弹的美国飞机在他们头上盘旋，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准备把使用这种武器的决定权交到军人手里，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核战争的危险将会增加，而这个战争一旦爆发，首先遭殃的是作为这些飞机的基地的西欧国家。
法国、英国、西德、比利时、丹麦、希腊、意大利、卢森堡和荷兰等国和平运动代表们集会呼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公众行动起来，防止欧洲国家面临着的“新的巨大的危险”，是完全适时的。
第2次世界大战在西欧人民心灵中留下的创痕还没有消失。
现在，战争策划人又在积极布置，要把西欧变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侵略性军事集团的原子军火库和导弹发射场。
西方好战集团现在企图以“互相依赖”的口号作幌子，把西欧国家紧紧地绑在自己的核子战争的战车上。
这不但蹂躏西欧各国的主权，而且完全违反这些国家人民的意志和根本的利益。
把西欧国家放到准备核战争的第1线，决不可能增加这些国家的安全，而只会加剧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和这些国家遭受战争毁灭的危险。
它们真正的安全在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各国达成裁军协议，把欧洲中心地带原子中立化，取消外国的军事基地，并且立即停止核试验和禁止使用核武器。
西欧国家和平运动代表的呼吁书应该是向和平进军的第1个步伐。
西欧各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就是用行动来保卫和平和本国的安全，立即制止携带氢弹的美国飞机在西欧上空飞行，拒绝把西欧作为原子军火库和导弹发射场，并进而促成各大国逐步达成全面的裁军协议。
无论如何，必须立即制止好战者的黑手。
不久前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所发表的宣言中令人信服地指出了防止战争的现实可能性，并且号召“给世界以和平”。
只要一切珍视和平的人们一致行动起来，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锡兰工会在北京代表宣布支持解放西伊里安
新华社6日讯
正在北京参加中国工会“八大”的五位锡兰工会代表在5日联合发表声明，宣布他们“衷心支持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解放西伊里安的决定”。
这五位代表是锡兰民主工人大会主席阿齐兹、锡兰工会联合会主席曼迪斯、锡兰劳工联合会代表维蒂雅萨卡拉、锡兰独立工商工人工会代表贾雅瓦顿尼和锡兰码头工人工会代表佩里拉。
这份声明已经由锡兰工会代表送交在北京的印度尼西亚工会代表。
声明说，“我们毫不怀疑，整个锡兰工人阶级将在印度尼西亚人民解放迄今处在荷兰帝国主义铁蹄下的领土的正义斗争中给予他们最充分的支持。
我们还支持印度尼西亚政府和劳动人民接管所有帝国主义控制的企业的决定和已经采取的步骤。
我们谴责联合国组织没有能够和平解决西伊里安问题。”

中国摄影艺术的一次大丰收
——记第1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
陈勃
中国摄影学会主办的第1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在八百多位摄影家、摄影工作者的踊跃参加下，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严肃认真的评选之后，最近和大家见面了。
这里展出的三百二十一幅作品，是我国摄影家们近年来的一部分精心杰作，也是中国摄影艺术界一次空前未有的大丰收。
第1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是“百花齐放”中开放的一朵花，也是“百花齐放”的一个果。
党的“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对我国摄影艺术创作的繁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鼓舞了摄影家们的创作积极性，指出了艺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道路，它把我国的摄影艺术事业引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使摄影艺术成为社会主义的花朵。
第1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是丰富多采的。
这里的像诗篇一般的作品告诉人们：
我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江山秀丽，物资丰富，我国的人民热爱劳动，热爱和平，国家的建设01日千里，欣欣向荣。
这里有许多作品深刻地反映了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反映了人们的幸福生活。
石少华的“钢锭”、袁苓的“万民欢腾”、王文西的“丰收”和王志渊的“古树幼苗”等，都是一些很好的作品。
“钢锭”的作者利用了摄影的透视，把巨大的钢锭和人作了强烈的对比，远远几条斜射的光线，表现了厂房的宏伟气魄，整个画面把钢锭生产显示得更加伟大壮观，使人觉得，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靠重工业做基础。
“万民欢腾”表现了千百万群众正在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而欢庆。
“古树幼苗”，通过一群天真活泼的儿童在古柏树下的欢跳，象征我们时代的新生。
这里有许多作品深刻而细腻地表现了人们的内心世界，表现了新时代的人物性格和人与人之间的新的关系。
李仲魁的“在结婚登记处”、蔡尚雄的“优秀饲养员彭桂英”、李义芳的“我也来试试”等，也是几幅很好的作品。
这些作品的作者以特写的手法，刻画了各个主人公的纯朴的形象和性格。
“在结婚登记处”，抓取了一位民族姑娘在结婚登记时的一瞬间，表现了她当时的全部情感的变化，她羞答答，嘴唇紧紧地咬住自己的绢巾，在她的眼睛里流露出愉快、纯洁和幸福。
这种感情的流露，只有在解除了民族压迫，在妇女真正得到解放以后才有可能。
另外，王一波、柯复的“过马路”、吕厚民的“毛主席在工厂里”、周虓、高常福的“送水”、曹桂江、吕相友的“助民收网”和铁矛的“伟大的友谊”等作品，生动地反映了新社会人和人之间的新的关系。
从这些新的关系里可以看出，在我们的国家里，人们正在树立一种新的道德风气，团结、友爱、互助、爱国家、爱人民，已经成为我国人民的美德。
这里还有香港摄影家们的作品。
张光亮的“强拆”，强烈地反映出，香港的劳动人民在棍棒的驱使下进行着工作，他们被迫用自己的双手拆毁自己的家室。
看了这些作品，人们都会为自己生活在新中国而感到幸福和自豪。
第1届摄影展览的作品，题材十分广泛，风格也是多样的。
除了反映工农兵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以外，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像、静物、风光、花卉，以及鸟兽鱼虫等作品。
蔡俊三的“甜蜜”、薛子江的“热闹的灌县”、黄翔的“黄山雨后”等就是这类作品中的佳作。
老摄影家蔡俊三的“甜蜜”是一幅好作品，他以纯熟的摄影技巧，独特的风格，表现了我国丰富的南方特产——蜜柑。
“黄山雨后”是一幅很好的风景照片，作者利用雨后尚存的薄雾，表现了景物的前后层次，把我国的锦绣河山描绘得更加瑰丽多姿。
这一届摄影展览的作品，在摄影技巧上，如光线的运用，色调的控制，暗房制作，构图等各方面，都有着较高的水平。
特别是一些老摄影家的作品，他们在表现实物的质感或丰富的层次上，都各有独到之处，很值得年轻的摄影工作者学习。
特别是港澳摄影家和海外侨胞摄影家的作品，使这次展览的题材和形式更加丰富多样。
第1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是我国优秀摄影作品的一次大检阅，也是进一步繁荣摄影艺术创作的一个开端。
通过这次作品的展出和创作经验的交流，这支新的艺术花朵，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大花园里，还将长得更旺盛，开得更鲜艳！

把冬季体育活动活跃起来
哈尔滨的冰上运动
哈尔滨今年的冬天比往年来的迟了些。
直到11月的最末三天，一场大雪才把水银柱压缩到零下8—15度，把祖国北方这个美丽的城市带入了严寒的季节。
哈尔滨人，尤其是青年人对冬季的到来更欢喜若狂。
市内三个最大的公共滑冰场已在11月28日开放了。
位于市中心的南岗体育场，在28日这一天接待了两千余名滑冰爱好者。
在儿童体育场，一千一百多名“小燕子”云集在这里，你追我赶。
今年哈尔滨市的冰上活动，随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将更加活跃。
全市大型的公共冰场今年就有九处。
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也都浇冰场。
职工冰球队从去年的三十二个增加到七十四个。
学校冰球队今年有六十多个。
哈尔滨机车厂今年又成立了冰球第7队。
为了迎接即将在哈尔滨举行的全国工人冰上运动大会和全国速度滑冰测验会，哈尔滨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于12月15日到明年01月15日举行全市职工速度滑冰通讯比赛大会，掀起哈尔滨市群众性冰上运动的高潮。
目前已有六千多名职工报名参加这项比赛。
（代田秋）
广播操在铁道部
在首都的国家机关中，铁道部和它直属机关的工间操是比较好的。
早在1953年，铁道部在部、局长的带头下，大多数的职工都坚持不断地参加了工间操。
今年上半年，铁道部体育协会还根据不同的年龄和爱好，把一百四十多名中、老年的工程师组织起来，在工间操的时间里一起练习太极拳。
目前虽然到了冬天，寒风吹来会令人一阵阵地发抖，但在铁道部一万多名职工中，除了下放、出差的以外，每天参加广播操的职工仍然达到85％以上。
在西郊的设计总局、工程总局职工的出操率还达到了100％。
今年11月，铁道部体育协会开始推行第3套广播操时，体协的干部还耽心第3套广播操运动量较大，职工刚开始做后由于腰酸背疼而影响大家以后的出操。
实际上第3套广播体操受到了普遍欢迎，做操的人不是减少反而更踊跃了，五年来大家坚持不断地参加了第1、二套广播操的锻炼，早已替大家打下了基础，何况还有不少的小伙子都参加了锻炼小组，都是运动场上的好手，无怪他们更喜爱第3套广播操了。
（郭　安）
坚持冬季锻炼
为了战胜严寒，坚持冬季锻炼，北京俄语学院体育教研组、团委会和学生会共同研究了“关于冬季体育锻炼优秀班”奖励办法，鼓励同学积极参加以长跑为中心的冬季锻炼，以改进同学们的健康情况和培养同学们的坚强的意志。
这个奖励办法公布后，同学们都踊跃报名参加。
二年级九至十六班同学已经开始了“到长江大桥”的象征性长跑，估计在新年时到达。
二年级一至八班倡议跑到“第2颗人造卫星上去”。
全程一千五百公里，大家斗志高昂，信心百倍。
另外，全校的班级篮球赛已经开始，二年级同学举行了拔河，修冰场的活动也早已开展起来，在为冬季锻炼创造条件。
（柯苗）

米丘林遗传学在发展着
　——记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召开遗传学会议
李继耕
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为了纪念10月革命四十周年，10月08日到1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关于动物、植物以及微生物的遗传性和变异性的会议。
自从举世闻名的1948年08月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以来，这次会议是第1次全苏性的遗传学讨论会。
参加会议的人包括：
著名的遗传学家李森科，努日金，格鲁森科，多尔古森，普列森特，伊塞也夫，库什聂尔，费金逊；
个体发育问题专家拉祖莫夫，诺维科夫，库彼尔曼；
著名的植物受精问题专家波连科夫，梅特外捷娃；
细胞学家考斯特留克娃，马克洛夫；
著名的选种家尤列夫，皮塞列夫，库丘莫夫；
小麦分类专家雅库波曾聂尔；
小麦—鹅冠草杂种的培育者拉普琴科；
植物生理学家金杰里，鲁宾；
微生物学家吉莫科夫，莫洛姆切夫，克拉西尔尼科夫；
病毒学家西霍夫，日丹纳夫；
畜牧学家瓦先克赫，普森尼契奈等。
会上共提出学术报告约二百篇。
这些报告集中地反映了在短短九年里米丘林遗传学在从事解决许多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当中所获得的最新成就。
同时从许多报告所引用的文献里，也可以看出这一先进生物科学对世界其他各国，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1天会议的第1个报告是努日金的“关于遗传性‘物质的携带者’问题的现状”。
报告中除扼要而明确地指出遗传学中两个方向——米丘林方向和孟德尔、摩尔根方向对这一问题的基本分歧以外，还强调说明遗传性的染色体理论和基因理论的不正确，甚至也被摩尔根派遗传学家自己所获得的实验结果（如位置效应）所证明；
相反地，愈来愈多的实验结果证明米丘林遗传学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经得起实践考验的。
否认无性杂种获得的可能性，一直是摩尔根派遗传学家反对米丘林遗传学的一个论点。
格鲁森科在以“无性杂种工作的发展”为题的报告中，批驳了反对者们最近提出的一些试验根据，其中特别提到德国的斯图普和比莫的工作。
根据格鲁森科的报告，斯图普和比莫都在自己的试验中得到了真正的无性杂种，他们却避而不谈，反公开宣称：
他们没有证实李森科的工作。
在格鲁森科的报告中引证了美国、英国、法国、中国、日本等国许多科学家们所获得的大量关于无性杂种的事实，并且进而论证了这一方法在选种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就和意义。
他的报告使人们对这一问题争论的性质的了解，有很大帮助。
植物个体发育中的阶段性问题，在这次会议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这一问题的研究，对米丘林遗传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这方面提出报告的有：
拉祖莫夫的“春化作用研究的现状”；
诺维科夫的“在第3阶段改变光周期条件时植物新性状的获得”；
库彼尔曼的“从阶段发育理论角度看植物个体发育的基本规律”；
普列森特的“论植物发育阶段的联系性质”等。
特别值得提起的是拉祖莫夫的报告，他不仅具体地驳斥了某些反对者的观点，而且还指出在这一方面今后研究的任务。
动物遗传方面库什聂尔的报告“应用于家畜饲养中的杂种优势效果的提高”具有很大意义。
他指出正确地选择亲本种畜，对于后代杂种优势的大小有直接的影响，并且建议用轮回杂交方法在后代固定这一优势。
此外，普森尼契奈报告了饲料在家畜个体发育中的作用；
瓦先克赫论证了关于家畜遗传性的控制等。
在微生物和病毒遗传方面提出报告的有：
吉莫科夫的“病原微生物变异性的几个规律”；
穆拉切夫的“微生物变异性问题的现状”，克拉西尔尼科夫的“微生物在外界作用影响下的变异性”；
西霍夫的“病毒遗传问题”等。
会议的最后一天，李森科院士作了题为“论生物种的生活规律和它对实践的意义”的报告。
根据丰富的实验观察材料，李森科院士再一次全面地论证了种和种的形成，种内和不同种个体间的相互关系，并且一一反驳了反对者在这方面对他的批评。
会后，参加会议的人们还实地参观了李森科院士就这一问题所进行的试验。
会议在总结和发展米丘林遗传学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次会议充分显示：
作为米丘林生物学重要组成部分的遗传学，正在具有成效地发展着。

钢锭石少华摄

驳“党天下”的谬论
孙定国
储安平为了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又更进一步地反对党的领导，这是很自然的。
刘少奇同志在党的第8次代表大会上说：
“在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中不可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力量，在于他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工作经验，善于把全国人民的智慧集中起来，并且把这种智慧表现为统一的意志和有纪律的行动。
不但在过去，而且在今后，为了保证我们的国家能够有效地处理国内和国际的复杂事务，都必须有这样一个党的领导。
这是全国各阶层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根据实际生活所共同承认的。”
看来，储安平是十分不满意这一点的，他正是疯狂地向着这一点进行攻击。
当然从储安平的阶级本能出发，他是能够了解到，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办法把无产阶级专政搞垮。
要搞垮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首先来攻击以至取消共产党的领导。
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因此，储安平无耻地提出“党天下”的谬论，说什么“……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须调整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
据我看来，关键在于‘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
我们在这里应该首先指出，储安平所说的调整我国的政治生活，不是别的，就是要以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所谓急须调整，就是急须实行资产阶级复辟。
储安平用“党天下”来诬蔑和攻击共产党，这是十足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办法。
因为这个“党天下”是导源于“家天下”的。
我们知道，蒋介石有个“蒋天下”，章伯钧和罗隆基也想有个“章天下”“罗天下”，而储安平也想在“社讯”或者是光明日报来一个“储天下”。
这种家天下的思想是私有制的产物，是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的思想。
它和无产阶级以及它的先锋队是根本无干的。
中国早在礼运上就出现过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吕氏春秋也提到过“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明末的一些进步思想家，也大力地宣传过“天下者天下人的天下”的思想。
戊戌政变的领袖康有为还写过乌托邦的大同书。
这些人的善良心愿，是可嘉的，但是，它总是一个美好的空想。
这种空想在欧洲也出现过，这就是乌托邦的作者马尔和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
事实证明真正要作到世界大同，真正要作到天下属于天下人，那就必须依靠彻底革命的、伟大的工人阶级，那就必须依靠这个阶级的先锋队——伟大的共产党。
因为只有负担着彻底消灭私有制的历史任务的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才是各种形形色色的“家天下”的坚决反对者。
我们坚决地扑灭了蒋天下而又坚决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希望的章天下罗天下以及什么储天下之类的东西，就是铁证。
因此，我认为储安平的“党天下”的理论，本来是不值一驳的，甚至于也不需要和他去辩论什么我们的那些机关那些学校有多少党外人士在那里工作的问题，因为那是不关重要的。
事实上我们直到今天还不过一千二百万党员，这个数字和六万万五千万人口比较起来还只不过是沧海的一粟，在这里有谁能够来一个清一色的党天下呢？
我认为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在于我们不能因为储安平骂我们是“党天下”，我们就感到有什么理屈了。
相反，我们应该明白表示，今天这个新中国的天下，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
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才是属于人民的，这个天下，才是真正属于人民的天下。
中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都感觉到，我们美丽祖国的每一矿山，每一工厂，每一机关、学校，每一铁道桥梁，以至于每一寸土地，都是属于集体的而又都是属于自己的。
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才实现了我们先人几千年来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和“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的远大理想。
而共产党员的工作，就是要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增强人们对自己的国家当家作主的思想。
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当然资产阶级右派根本不能这样理解。
储安平在这里，却是在借口于“党天下”而来攻击以至于取消党的领导。
因此，我们就不能不被迫的在理论上来阐明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中的领导作用问题。
在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着重加以说明。
首先应该说明，“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这是列宁的一个著名公式。
斯大林在他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第1条中就对列宁的这个公式作了如下的解释：
“必须使得党不把自己看成为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物——像社会民主党在实际上把自己看成的那样；
也不能看成为职工会的不要钱的附加品——如同某些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分子有时对于这点所反复说的那样；
而应看作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之最高形式，负责领导无产阶级的其他一切形式的组织——自职工会到国会党团——的使命。”
这就是党不只是一个有组织的部队，而且是超出于工人阶级其他一切组织的最高组织形式，其天然的使命就是在于领导工人阶级其他一切组织。
因此，党领导着政府，党领导着军队，党领导着工会，党领导着合作社，党领导着工矿企业，学校，党领导着妇女的青年的群众组织，最后，党还要领导着各民主党派；
党在这一切组织中实现着政治、思想上的领导，这是天经地义。
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是储安平所最痛心的，他给我们党的工作划出了圈圈，限定了范围，说什么党只“需要掌握国家的机关的某些枢纽”，而认为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我们说，在这里没有过分的地方（更不用说太过分了），而只是还有不够的地方。
党在政治上是领导一切的，怎么只能掌握国家的某些枢纽？
什么是枢纽？
什么不是枢纽？
什么地方应该有党的领导，什么地方不应该有党的领导？
储安平应该说得更清楚些。
试问储安平，光明日报算不算个枢纽，这个枢纽由你掌握了，你就改变了它的政治方向，成为鼓吹资产阶级复辟的报纸，党到底应该掌握不应该掌握？
党的政治领导，是通过它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去进行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大小单位都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
没有这些头儿（不管是书记也算，组长也算），党的政策方针又通过谁们去贯彻去实行呢？
你们要头儿，到这里点火，到那里串联，却独独地不叫共产党在各方面各单位有个头儿，这是用意何在呢？
话要说穿了，就是：
不是共产党的头儿，就是章罗联盟的头儿，不是无产阶级的头儿，就是资产阶级的头儿，不是左派的头儿，就是右派的头儿，不是能接受党的领导的头儿，就是反对和抵抗党的领导的头儿。
这难道还不很明白吗？
当然，在这里还必须说明，我们国家在过去、现在以及到将来，是不能都是清一色的党员干部作负责工作的，事实摆得很清楚，不论从中央政府一直到基层单位，大量的优秀的非党干部，在做着负责工作，他们出色地完成了国家和人民交付给他们的光荣任务，共产党员以尊敬的心情，把他们看作是良师益友。
而遗憾的是章伯钧和罗隆基都是我们国家的部长，储安平本人也是中央一级报纸的总编辑，真可谓国家待之不为不厚矣，可是他们偏偏辜负了国家和人民的委托，偏偏要作右派。
那有什么可说的呢？
从这里看来，党和国家是永远也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头儿、依靠章罗联盟的头儿去贯彻执行它的政策方针的。
从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我们又受到一次教训，你们那些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阳奉阴违，三刀两刃的两面派。
一样的政策，一样的方针，一到你们的手里就要变质。
你们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来恢复资产阶级的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
你们利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来阴谋资产阶级复辟，颠覆人民民主专政。
你们利用反对宗派主义来取消共产党的领导；
利用反对教条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
利用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来制造矛盾，扩大矛盾以至于转化矛盾，希望在中国闹出个匈牙利事件。
因此党要实现它的领导，就必须有它的各级组织，就必须选择忠实的党员非党员从事各方面的领导工作，党就必须依靠共产党员的头儿，左派的头儿，而不能依靠章罗联盟的那些右派的头儿！
可是你们又要说，那是外行领导内行。
是的，我们不需要掩饰自己的缺点，我们有些干部对于在建设时期的某些专业是生疏的，我们承认我们有些外行的地方，但是，我们还必须说明，外行是可以变成内行的。
我们的同志可以向专家学习，可以向老师请教，向朋友请教，我们有许多老党员老干部，从阶级斗争的能手变成了科学技术方面的能手，确实是一天一天地增多起来了。
他们不会永远是外行。
而特别重要的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党的老干部，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你们总不能不承认他们是真正的内行吧？
如果你们想要否认这一点，那末，你们有什么办法来说明中国革命到底是怎么胜利的，社会主义建设到底是怎样胜利的这一最基本的事实呢？
当然在这里，我们还必须强调指出，安排在任何大小单位的党员干部是要密切联系群众的，是既要领导群众前进而又要向群众学习的。
我们的一切工作是依靠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的共同合作来进行的。
党在使用干部方面并没有清一色。
非党的干部只要他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党是给予以高度的政治信任的。
党总是提倡党员干部和非党干部的亲密合作的，共产党员排斥非党干部是非法的。
正因为是这样，党员干部和非党干部的亲密合作是我们事业胜利的重要基础。
可是，不论是党员干部还是非党干部负责的任何单位，党对于他们都是无例外地实行政治领导，党不能把自己变成不值钱的可有可无的附属品。
总之，我们始终坚持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领导力量——这一列宁的公式。
储安平的种种攻击都是徒劳的。
其次还要说明，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而同时又是工人阶级先进部队与工人阶级千百万群众联系的真正体现者。
因此，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党领导着无产阶级专政，但党并不是直接来实现这个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就是党的专政。
我感到说明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储安平正是利用人们对此还有些错误观念，向人们进行蛊惑，向党攻击。
列宁说过：
“一般和整个说来，结果就是一个在形式上非共产党的，灵活而比较广阔的，很有力量的无产阶级的机关，而党就是经过这个机关，去和本阶级以及群众密切联系的，阶级专政就是经过这个机关而在党领导之下来实现的”。
如果“没有一些把先进阶级先锋队和这阶级群众，把这先锋队和劳动群众连结起来的‘引带’，那就不能实行专政”。
列宁又说：
“党是把无产阶级先锋队吸收到自身中来的，而这个先锋队就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
没有职工会这样的基础，便不能实现专政，便不能执行国家机能。
这些职能是必须经过一些也是新式特别机关，即经过苏维埃机关来实现的。”
列宁的这些指示十分重要，这就是说，党不是直接来实现专政的，而党是实现专政的领导力量。
这就是说，专政是国家机关的事情，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事情。
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是个国家的概念。
而党的作用则是对于国家进行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领导，对于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党是用自己的纲领路线来领导国家和群众的，而纲领路线的彻底实现，则是依靠群众的自觉自愿的行动。
我们党的中央和毛主席把列宁的这些理论用之于我们的国家，就采取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人民通过代表大会来行使自己的权力。
这种权力集中地表现在宪法的第1条和第2条中。
宪法的第1条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第2条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而为了贯彻这种民主集中制党又提出了有名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公式。
在我国不论是三反、五反运动，肃反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不论是当前所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都是通过这种群众路线的方法来实现的。
（而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把群众路线的方法又提高到大辩论的新形式）。
这样，既保证了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同时又加强了国家和人民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强大力量。
对于国家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等，也同样是如此。
即以著名的农业四十条纲要为例，也足以说明问题。
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里，专政与民主相结合，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根本原则就是如此。
而储安平这个右派分子，对于这一切不是熟视无睹，就是根本歪曲。
他只看到党在发号施令，而没有看到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
甚至于他对于一个科一个组有个共产党员在那里工作，都感到刺眼，并且造谣地说：
“事无巨细，都要看共产党员的颜色办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
据说，这就是党的“莫非王土”的思想，由于这个思想，使中国形成了“一个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
并且还说，这样，就使党外人士丧失了“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真是极尽了煽风点火、挑拨离间的能事。
所有这一切，储安平无非是在说，今天的中国就是我们党在专政，就是我们的党员而且都是一些宗派主义分子在对党外人士的专政。
因此，人们应该起来打倒这个专政，赶走这些宗派主义分子。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当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如同列宁和斯大林所曾经分析过的，——有一件事实要算是党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即国家和其他群众组织，非有党的领导指示，便不会决定任何一个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
为什么储安平偏偏要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恶毒的攻击呢？
显然，储安平的这一套也正就是一切右派分子所叫喊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罗隆基叫喊的“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以及谭天荣所说的”爱非斯城的壮年人一齐绞死，把城交给青年人管理”的政治蛊惑和政治煽动。
一句话，就是要叫共产党下台！
要叫共产党员滚开！
在这里，我们应该正告储安平，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是健康的、正常的，生气勃勃的，你们可以举出一百条一千条缺点和错误，但是你们没有办法推翻最根本的一条，党在正确地领导着国家和人民，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建设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的干部中的大多数，是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
你们可以举出他们一百条一千条缺点和错误，但是你们没有办法推翻最根本的一条，他们是在党的领导下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他们是资产阶级右派最坚决的敌人！
当然我们党从来不掩盖自己的缺点，从来也不姑息犯错误的党员，谁要是违背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如果真正有人独断专行，搞宗派主义，那就不仅要受到群众的反对，而且还要受到党的指责和批判。
至于储安平所说的“群众”是什么样子的“群众”，那就值得考虑了。
是右派分子吗？
是谭天荣和林希翎吗？
是储安平和费孝通吗？
如果是你们这些人，那共产党员是没有必要也没有办法和你们团结一致的！
我们也不想对你们进行领导，因为你们是敌人！
储安平在这里还说什么“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之类的话，我们也不必去理睬，因为你们的自尊心，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本性，对共产党，对工人阶级的一种仇恨心的表现；
我们也不希望你们对我们的国家有什么责任感。
因为能引起你们的责任感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因为你们所反对的什么清一色，实质上你们是在希望来一个“白一色”。
只要“白一色”的资产阶级专政出现了，你——储安平也就有了高度更高度的责任感了！
当然，我们也不是不希望你们在真正地脱胎换骨之后，真正对于我们的国家有点责任感！
再其次关于储安平所说的：
“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我们也不能不说几句话。
“党天下”的问题，既然是储安平用以攻击和诬蔑共产党的一种虚构，那么说它又是宗派主义的最终的根源，那当然就说不通了。
但是，在这里我们还应该多少给储安平讲一点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
思想这东西，总不能是最终的根源，因为思想还有它的物质的阶级的根源。
宗派主义这个东西，在我们党内确实是有的，但是它又是和我们党的思想根本不相容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它不仅不产生宗派主义，而且我们的党公开宣布宗派主义（不管它是对党内同志或者是党外人士）在党内是不合法的，我们把它和官僚主义一样看作是阶级社会的产物，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资产阶级的私有制才是产生宗派主义的根源。
因此，我们和这些东西作斗争的时候，总是把它叫作是肃清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这显然是十分公道的。
在我们批判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到，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共产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中的最主要的东西。
应该毫不隐讳地说，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灵魂。
必须永远记住无产阶级专政是和党的领导永远站在一条工作路线上，是按照一个方向行动着的。
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也就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主义制度。
（这篇文章是孙定国同志11月28日在九三学社中央和光明日报联合举行的批判储安平反动言行大会上发言的第2部分）

下乡去！
上山去！
屠岸下乡去！
上山去！
——响应党的号召：
叫只会拿笔杆的手去插秧扶犁握锄操镰刀！
叫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去晒晒太阳，洗洗澡，把个人主义的毒菌统统晒死，把自私自利的污垢兜底洗掉！
下乡去！
上山去！
——响应党的号召：
去再一次参加革命，在这革命的洪流里
把自己彻底改造；
在人民群众中生根长大，在劳动锻炼中学习提高；
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是我们努力奋斗的光荣目标！
下乡去！
上山去！
——响应党的号召：
我们没有丝毫牵挂，有的只是战士的激情，革命者的自豪！
家庭的困难，挡不了我们路，安逸的生活拉不住我们的脚；
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把祖国的一切森林原野荒山大漠全都推上社会主义繁荣的康庄大道！

　两种止咳祛痰药
咳嗽，是呼吸器官常见的症状，到了寒冷的冬天尤其多见。
冬季常见的咳嗽，有些是由急性呼吸系传染病引起的，如伤风、感冒、急性支气管炎等，都有咳嗽的症状。
还有些慢性呼吸系疾病，如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等，也都常有咳嗽。
咳嗽，本来是一种保护性的生理反应。
多数咳嗽是由于气管里有痰，刺激了气管粘膜上的神经才引起来的，通过咳嗽就可以把痰排泄出来，不让它在气管里停留。
所以，虽说咳嗽是一种病态，但对于人体却是有利的。
对于一般咳嗽，只要病人没有什么痛苦，并不需要加以特别处理。
倘使咳嗽得很厉害，甚至妨碍食欲、引起呕吐、影响睡眠；
或者痰很顽固不易咳出来，病人很痛苦，那就非加以处理不可。
中国医药公司现在制有两种止咳祛痰的成药出售，都是根据卫生部规定的方子配制的。
一种是供成年人用的止咳祛痰片；
另一种是小儿止咳糖浆。
止咳祛痰片里含有远志、桔梗、贝母、甘草、氯化铵、铵叶油和八角茴香油等七种原料。
小儿止咳糖浆的主要原料，是氯化铵、桔梗、甘草、苯甲酸钠、橙皮酊和蔗糖。
这两种药对伤风感冒引起的咳嗽很有效。
　（学）

“卫生口罩”和口罩卫生
史光简
药房里卖的口罩，都有个纸袋，袋上常写着“卫生口罩”；
卖口罩的小商贩叫卖时，也喊“卫生口罩，谁买！”
在大扫除或大风天气外出时，戴口罩可以防止吸进灰尘；
在呼吸道传染病流行时，戴口罩可以预防感染。
有呼吸道传染病的人，戴口罩可以防止把病菌传给别人，并能使自己避免感染杂菌增加病情。
无论是健康人或病人，戴口罩是为了讲卫生防疾病。
但是，如果“卫生口罩”不卫生——口罩的大小、厚度不标准，或是太脏，那么，戴上这种口罩就达不到讲卫生防疾病的目的了。
什么样的口罩才算合标准呢？
一般大人用的口罩要由六—八层纱布制成，四寸宽、三寸长，并经过消毒的，才算是合标准的“卫生口罩”。
健康人戴上不合标准的“卫生口罩”，在呼吸道疾病流行时，很放心地出入在公共场所，甚至任意接触病人；
病人戴上不合标准的“卫生口罩”，随便接触健康人，这十分危险，很可能造成疾病的相互传染。
为了广大人民的健康，希望制作口罩及卖口罩的单位，一定做合乎标准的、真正的“卫生口罩”。
口罩合乎标准了，还必须注意清洁。
在街上买来的口罩，最好先消毒——用开水煮十几分钟，晒干后再用。
口罩需要准备两个，经常换洗。
口罩湿了或洗了，不要贴放在炉筒上或暖气格子上烘，最好放在日光下晒或火旁烤干。
口罩不要借别人的用，以免互相传染疾病。
口罩不要两面用，因为外面的一层容易沾染灰尘和病菌。
不用时，要用洁净的手帕把口罩包好（或用纸袋装好）放在衣袋里，不要挂在胸前或随便地往衣袋里一塞。
每次洗口罩时，最好能放在开水中煮十几分钟，消消毒。

在前哨阵地上的十分钟
志愿军某部　喻一挺
“好！
再来一次！”
一位上校和一位少校正在比赛握力。
第1次上校失败了，同志们在替自己的首长助威。
于是，上校同志又握住了少校的手，又重新比赛起来了，眼看着上校的手吃不住劲了，但只见他一咬牙，抵住啦！
同志们都在欢笑着、喊着看这场紧张的握力比赛，这位上校，是我们的副部长，他头发都快苍白了，但挺直的腰干，显示着这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战士的特有的军人风度，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始终给人以和蔼可亲的感觉，不管是军官或士兵都愿意和他接近，愿意和他说几句话。
“不行！
再来一次！”
这是同志们在上校第2次比赛失败后的有力的支援的呼声。
这使上校同志又抖擞起精神，要和少校同志作第3次比赛。
于是，两只有力的手又紧紧的握在一起了。
你也许以为这位连胜两次的少校同志是一位年青力壮的小伙子吧？
不是的，这也是一位老战士，他入伍已经二十四年了！
长期的地下斗争生涯和紧张的革命战争生活使他的面貌和他那四十二岁的年龄很不相称，满脸皱纹，头发都开始脱落了。
猛一看，少校的年龄甚至不会比上校小。
上校终于第3次失败了。
他喘着气，笑着说：
“要不是少了一根骨头，说不定我还可以连中三元呢！”
他一面说着，一面卷起右手的衣袖，在这一刹那，出现在同志们眼前的是上校同志右手肘下那一块凹进去的四周起皱的巨大的伤疤！
在这一分钟里，上校同志那缺少了一根骨头的右臂把同志们带进了那战斗的白天和黑夜，没有一个人说话了。
不知是那一个调皮鬼，也许是为了打破这难受的沉默吧？
对首长说：
“部长同志你右手不行用左手来比吧！”
上校同志笑着对他说：
“左手也不行啊！”
说着，他卷起了左手的衣袖，指着肘说：
“你看，这也不完全啊！”
不是吗？
关节已经有半个没有了！
这个小小的生活片断，发生在1957年11月01日下午大会休息的十分钟里，地点是在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前哨阵地上。

多晒晒太阳
熊秉清
我国民间有一句话：
“日光不照临，医生便上门”。
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
人们都有这样的经验：
晴天，到屋外晒晒太阳，感到精神焕发，心情愉快；
相反地，在阴雨连绵的日子里，人就提不起精神来，浑身都不大得劲。
这只是人们的感觉，实际上，太阳光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还远不只此。
太阳光里含有三种光线。
一种是我们眼睛能看到的光线，叫做可视线（分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
其余两种都是眼睛看不到的光线，一种叫红外线，另一种叫紫外线。
红外线在太阳光里含得最多，它的热能穿过皮肤、深入肌肉组织，使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因而有促进身体吸收养料和排除废物的作用；
红外线还能兴奋神经，改善内脏器官的活动，使人精神振奋，记忆力增强，食欲旺盛。
紫外线在太阳光里含得最少，但对身体健康的关系最密切。
人的皮肤里面有一种叫胆固醇的物质，经紫外线照射后，能变成丁种维生素。
丁种维生素在身体里能促进钙、磷的吸收。
钙和磷是构成骨骼和牙齿的主要材料，身体里若缺乏了丁种维生素，即使吃进去很多钙和磷，也不能被身体吸收和利用。
我们看到有的小孩得软骨病，有的妇女怀孕后牙齿变坏或脱落，那就是因为饮食中长期缺乏丁种维生素，同时又没有常晒太阳的缘故。
紫外线还有很强的消毒杀菌作用。
很多传染病的病菌如结核菌、伤寒菌等，经紫外线照射，几个钟头就被杀死了。
平时，我们把被子放在太阳底下晒晒，或者打开窗门让太阳光射进屋子里来，正是因为太阳光不仅能除潮湿，而且是一种天然的很好的消毒杀菌剂，对身体健康有莫大的好处。
另外，紫外线还能使皮肤里的色素增多，加强皮肤的抵抗力。
一般说来，农民和经常在室外活动的人，他们不需要再多晒太阳。
但是经常在室内工作和活动的人，由于和阳光接触的机会较少，他们就特别需要抓住机会多晒太阳，接受太阳光的恩惠。
阳光普照大地，它对一切生物都毫不吝啬，只要我们愿意，晒太阳是可以不必讲究什么方式的。
但是，隔着玻璃晒太阳，除了得到一些温暖外，别的好处就不多，因为紫外线不能透过玻璃。
在高山上，由于空气中水蒸汽和灰尘较少，紫外线比较多；
在海滨，因为海水的反射作用，紫外线也不少。
因此，住在高山和海滨附近的人，可以常到高山上和海滨去晒太阳。
晒太阳虽然对身体有很多的好处，但如果晒的时间太久了，皮肤会发红、发肿、发痛、生水疱，更严重的，还会出现头痛、心跳、食欲不振、全身无力、睡觉不好等现象。
这也是我们在晒太阳的时候不可忽视的问题。

对凶手的考察
庄农
徐懋庸说自己是不怕牺牲的“勇士”，“社会阴暗”的“扫除者”，“真理”的代表，“正义”的化身，总之，是“伟大”极了。
然而事实却证明，他只不过是一个作恶多端的凶手，所谓“拚得一身剐”者，原是想把共产党“拉下马”来的。
要罪证多得很。
他自己列出的就有八大“罪状”，算得上铁案如山了。
有一项叫作“恶毒攻击高级干部、领导干部”。
只是这一项的事例，也便数不清。
半年多中的近百篇杂文，一半以上，都干的是这勾当。
至于，“蝉噪居漫笔”、“武器、刑具和道具”、“大场面的墙”、
“百家争鸣的逆风”以及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有关所谓“民主”的那一套杂文，只不过是罪证中较显著的，绝不是全部。
徐懋庸攻击“高级干部”的手段有多种多样：
漫骂有之，诬蔑有之，挖苦、丑化、暗箭中伤、含血喷人不一而足，而且种种又无所不用其极。
结果，在徐懋庸的笔下，那些“八级高干”、“九级高干”、“省委书记”、“部长级领导”、“一个高级领导”和“一个更高级的领导”等等，竟是连一个像样的都没有。
他们或者被辱骂为“顺从主子而又制服主子”的“奴才”；
或者被挖苦为不学无术只是靠了“秘本”向人兜售“灵丹妙药”的江湖骗子；
或者被丑化为“昏庸”“多忌”“怯懦”“心胸狭隘”“色厉内荏”的脓包样的统治者，是“一挤就垮”的。
既然这些“高干”如此不济，原是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但徐懋庸却偏偏又说他们可怕的很：
是“捕鼠的猫”、“捕蝉的螳螂”。
总之是坏透了，古往今来，世界上从来也没有这样肮脏过、混乱过、黑暗过。
倘不由徐懋庸之流的“扫除者”们出来彻底“扫除”一番，是毫无别的办法可想，世界将要永无天日的了。
这是多么恶毒的诬蔑！
然而，人民却不耐烦再听徐懋庸之流喋喋不休，在他们眼里，是非、功过、善恶、丑美、真伪样样都是分明的，并非徐懋庸之流的花言巧语所能迷惑，终于忍无可忍，亲自动手来“扫除”他们了。
挥手之间，把徐懋庸之流的社会渣滓、垃圾、蛆虫们，便都扫集起来（其实，也不过只是一小撮），堆在墙角下。
这一来，现了原形，那些兴妖作怪、为非作歹的所谓“勇士”者流，其实不过是可鄙而又可笑的丑角罢了。
然而，他却又要为自己辩解。
说是不能把凶手只看作是凶手，还要由“研究人的专家”，去考察一下促使他们犯罪的经过才行。
因为据他说也许“会发现这个人曾经因为犯了轻微的罪过而受到过分严厉的惩罚，这使得他仇恨社会制度，这引起他的反抗……”。
（3月15日人民日报八版回春：
“简单与复杂”）
这是凶手的不打自招、又是凶手的狡辩。
于是，我们来考察这个凶手的犯罪经过。
正是徐懋庸“做八品文官，在一个小的范围里当权”的时候，他利用这“权”任性地破坏党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
党于是对这个身为共产党员的“文官”检查、批评、教育了一番，并且给了行政撤职和党内警告的处分。
然后，又调他到另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去，还是“做的文官”，仍然还“当权”，可算是待之不薄了。
然而他却“怨毒入骨”，立志“报仇”。
这次是利用“权”来组织小集团，公然地干起了反党活动。
党于是再来教育他，给以留党察看的处分，但仍留在党内加以挽救，而且送他到科学院去作研究工作，这不能说不算仁至义尽了，但他却利用着“心有常闲”的时间，更集中的大量的作起反党活动来，半年之中向党投射出了近百篇、二十多万字的毒箭。
而且还宣称：
要“破釜沉舟”、或者是你“下台”，或者是我“消亡”，总之，是“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了。
其实，所谓对“惩罚的报复”，也不过是一种掩饰本来面目的幌子。
我们可以考察出这凶手的更深的根底来。
据徐懋庸说，他“希望党的生活、国家生活方面”能够按照他的主意“有所改造”。
比如说改造成这个样子：
对叛徒要尊敬，对凶手要同情，把剥削应看作善良、美德，对夺取政权者要“谦让”，马克思主义应该取消，即使不取消起码也要“剜去阶级性”，无产阶级专政要废除，现在的领导统统要下台，对所有人不分阶级一律平等一视同仁等等。
据说，他原想对党进行和平改造的，然而他又知道，“不经过斗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都是“不肯自行消亡的”。
于是便大力发动：
“不要怕不民主”，“不能等他们自动放手”，要用“杀身成仁的精神斗争”，而且要集中攻击“高级干部”（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的骨干），他们是“一挤就垮”的，并没有什么可怕。
他向那些还怯于公然反党的人大喊“随我来”，充当了反党的急先锋。
然而，雄谋成虚话，凶手就擒了。
而且终于开始说了一些实话。
大意是说：
为了达到攻击高级干部的目的，材料并非事实，有些是幻想、牵强附会、歪曲、夸大，而且是东拉西扯，在几篇文章中写了又写不嫌重复，手段是卑鄙之至的（摘自徐懋庸检讨材料）。
我们的考察，加上这自我的招供，证明了：
徐懋庸“是一个凶手”，“仅仅如此而已”。

换换室内的空气
学文
冬天，在气候寒冷的地区，室外活动减少，室内生活时间增多，这原是一种自然现象。
每天只要能保持一定的室外活动时间，一般说来，对于人的健康并没有什么不利。
但是有个问题需要注意，那就是室内的通风问题，使室内经常有足够的新鲜空气供应。
人为了维持机体的生活机能，必须通过呼吸从空气里吸取氧气，同时把身体里产生的二氧化碳呼出去。
所以在人常住的屋子里，如果通风不好，室内空气里的二氧化碳气就要渐渐增加，同时氧气就相对的减少，使室内空气变得污浊而不适于呼吸。
二氧化碳对于人体虽然没有毒害，但氧气减少和空气污浊，对于人体却很不利。
有些人因为怕冷，到了冬天，总是把门窗关得很严；
甚至把门窗上一些微小的缝隙，也糊得严严的。
这种作法，对于健康很不好。
特别在升着火炉的屋子里，更容易发生煤气中毒的危险。
怎样才能使室内经常有充分的新鲜空气呢？
这主要靠有通风的设备。
这种通风设备并不复杂，一般住人的屋子，只要在门、窗或墙壁上留个通气口（即气窗），就完全可以解决通风问题了。
留多大的通气口呢？
这和屋子的大小、住人多少、空气流通速度、以及是否生火炉等都有关系。
一般说来，在不升火的情况下，一个人住的房间，有一个十平方寸左右的通气孔，就可以保证新鲜空气的充分供应。
不过这是指房屋构造极其严密的情况说的，事实上一般房屋门窗都有相当空隙，人在进出时门也时开时关，这都可以解决一部分通气问题。
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季，室内外温度相差较大，空气流动快，通气口就可以小些，而且不必经常开着，每天开四、五次，每次开半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另外，室内有人吸烟或者作重体力劳动，通气孔就需要多开几次，每次开的时间也要长些。
特别是室内生火炉时，更需要经常把通气口打开，以防煤气中毒。
人在睡眠时，需要空气量较少，所以夜间可以把通气孔开得小些。
通气口最好采用卷窗的方式，以便根据需要，调节窗口的大小。

梯田（第1届全国艺术摄影展览作品）　杨时铎

舞台和银幕
　“百丑图”里百丑出
右派分子现原形
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给了每一个人深刻的教育。
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话剧院和中国评剧院，正在上演杨华生等编剧、揭露右派分子丑恶面貌的“百丑图”，更带给首都观众生动的形象教育。
实验话剧院演出的“百丑图”，经过导演精心设计的独特手法，演员夸张但又真实的表演，以及简洁、富有特色的舞台美术和音乐伴奏，合谐地组成一副多彩的、风格化的讽刺漫画，给观众留下了新鲜、难忘的印象。
是一出值得一看的讽刺喜剧。
中国评剧院“百丑图”的演出，使得爱好评剧的观众也能迅速地通过自己所熟悉的戏剧形式，看到右派分子的面貌。
“百丑图”首先是在上海用滑稽剧形式演出的；
现在，许多城市的话剧团体和某些适合反映现实生活的剧种也都在上演这出戏。
　（树）
细腻、深刻的“证据”
苏联影片“证据”是根据作家希尔瓦托的同名舞台剧改编摄制的。
故事发生在旧俄时代的巴库：
一个石油工业主，为了夺取别人的财产，以达到垄断所有油井的目的，竟无耻地去偷窃一份掌握在自己女儿手中的证据。
这份证据是他的女儿从自己的爱人那儿得来的。
为了誓忠于自己的爱情，为了抗议父亲的无耻行径，当证据被自己的父亲销毁了以后，这个女孩子也用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故事结构并不复杂，然而描叙却是细腻动人的。
通过这部影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以及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是如何被淹没在单纯的利己主义和金钱关系里。
（方）
银幕上的李二嫂
根据王安友的同名小说改编、由山东吕剧团演出的电影“李二嫂改嫁”，是一部好影片。
它的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朴实的表演，最吸引我。
故事是大家熟悉的：
一个年轻寡妇李二嫂，生活孤单，没有乐趣；
虽然整天从早忙到晚，非但得不到婆婆“天不怕”的安慰和好言语，反而受到刁难和辱骂。
她想和情投意合的青年农民张小六结婚，不但婆婆从中阻挠和破坏，而且自己也被旧思想束缚住，深怕“人言可畏”。
经过一些风波，李二嫂终于和张小六结婚了。
故事发生在山东农村。
影片里，从自然景色、院落屋室的布置等环境气氛，到人物的一言一行，都给人以真实、亲切的感觉。
扮演李二嫂的演员郎咸芬，把李二嫂的勤劳、善良，在艰难处境中的复杂心情演得很好。
王俊英扮演的张大娘，让人觉得忠厚、可亲。
感到不足的是：
一些不易懂的山东土话没有改成普通话。
　（张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