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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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各部队各学校正在进行干部和学员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的方向是否明确，做得是否充分，对于将来这个教育的实施和收效有着重大的意义。
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呢？
它可以有两条路线，两种办法。
一种是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广泛发动群众的办法；
另一种是从书本或教学大纲出发，采取先生讲、学生听的所谓“正规教学”的办法。
我们坚决主张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的办法。
社会主义教育的任务是要使干部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克服资产阶级思想，争取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
要解决思想问题，单靠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原理和现成结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必须要求大家把思想上的矛盾摆出来，放手让群众去争论，用正确的意见战胜错误的意见，最后使问题得到真正解决。
这种社会主义大辩论怎样才能开展得起来呢？
这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和走群众路线，无论在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上都应当贯彻这个精神。
教育内容怎么样确定呢？
要从实际出发。
这就是说，要从全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政治形势出发，要从干部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所暴露出来的实际思想问题出发。
这些问题就是大辩论的主题，也就是社会主义教育的内容。
当然，把这些要辩论的问题分清主次、先后，排列一个次序，订出大致的计划，并且根据这些问题指定一些学习文件，都是必要的；
但是，决不能把上级或别的单位的现成的计划与教学大纲搬来，依样画葫芦，照讲照念。
这种从本本出发，从现成的“大纲”出发，是不能够很好切合实际情况的。
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放弃领导，在大辩论中只去讨论一些枝节琐事，放掉了大是大非问题。
教育方法主要是依靠教员讲课呢，还是主要依靠干部、学员辩论呢？
应该主要依靠群众、依靠辩论。
当然，在辩论之前，领导上可以作一个动员性的启发报告，把问题摆出来，使大家明确争论的焦点和辩论的目的，这是必要的。
而在辩论开始以后，就要求群众敢于大胆提出自己的各种怀疑和问题，表明自己的看法，展开争论。
在争论的过程中，也要提倡看文件，找资料，找证据，深思熟虑。
这样的方法既可以充分暴露出错误的认识，以便了解病情，对症下药；
也可以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群众的智慧中找出最有说服力的论点，去批判和克服错误思想。
这样就可以通过争论，使大家学会运用理论去解决问题，使大家从这种实际的思想斗争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
在社会主义教育当中，领导干部要针对大辩论中提出的问题，作出解答；
学文件也要有目的地联系大辩论中提出的问题；
总结报告也要以辩论中的问题作依据，不要讲抽象的空洞的道理。
有些同志总是希望上级发一个系统而完备的大纲或教材，自己加上一些数目字或本单位的事例，照着讲课。
这是一种脱离当前实际斗争，脱离干部和学员的思想实际的懒办法，它是不可能深刻而有力地解决大家的思想问题的。
用群众路线的办法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事先也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我们认为至少应该做好下列几项工作：
首先，在反右派斗争已经结束的单位，要自下而上地进行一次群众性的反右派斗争的总结，以便使大家把自己在反右派斗争中所体会到的东西加以归纳和总结，使之成为下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基础。
领导上也可以通过这个总结，研究哪些问题、哪些论点已经在反右派斗争中解决了，哪些还没有解决或解决的还不透，未解决的问题焦点在哪里，难点是什么，以便拿到大辩论中去继续寻求解决。
同时还可以总结一下反右派斗争的经验，研究哪些方法与经验教育群众最有力。
这些经验可以供给社会主义教育参考和使用，也可以用这些经验训练教育干部，使之提高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本领。
其次，各单位应当普遍进行干部和学员的思想情况调查工作。
领导机关可以选择一些典型单位进行调查，调查要全面，要有具体分析，不要只注意搜集消极因素，不要只是把干部中的各种思想问题作些现象的罗列。
要通过这种调查研究工作，找出要在社会主义教育中解决的主要问题，也可以根据问题找出某一类问题的典型人物，以便于教育中更好地联系实际。
再次，为了做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准备工作，对一些将要领导辩论的基层干部进行一些训练是必要的，但这种训练不要用讲课听报告的老办法，而应当同样采用群众路线的新办法，同样要在集训干部中展开思想辩论，首先解决这些领导骨干的思想问题；
使领导教育的人首先受到教育，并使大家通过实践，学习和积累领导这个思想教育运动的经验。
此外，还可选择一两个小单位，进行典型试验，先走一步，取得经验，教育干部。
在这一教育运动开始的时候，要充分做好动员工作，打破群众的顾虑。
要向群众反复说清楚这些道理：反右派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是整风运动的两个不同性质的阶段，反右派斗争主要是解决敌我矛盾，社会主义教育主要是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
这两个阶段虽然有某些联系，但是两者的目的和方法是不一样的。
反右派斗争是通过讲道理、摆事实的办法，斗倒右派分子，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低头认罪。
而社会主义教育则是通过民主讨论的办法，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达到明辨是非、治病救人的目的。
社会主义教育过程中必须继续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政策。
没有一个敢于提出疑问，愿意暴露思想的畅所欲言的气氛，争论是不容易开展起来的。
这次教育运动是一个生动活泼的群众性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过程，因此加强辩论中的理论指导就有重要意义。
在辩论学习中主要要好好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在教育开始之前，党委应当组织负责干部，明确分工确定专人作启发报告，指导阅读文件，解答问题和作辩论总结。
宣教干部和政治教员要在党委领导之下，全力参加这些工作。
各级领导干部在这个教育运动的过程中，自己应该好好钻研有关的文件，亲自领导学习，亲自作总结报告。
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广泛发动群众，加强理论指导，加强党委的领导作用，这样来开展这一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中匈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是世界和平和人类正义事业的坚强保证；
中匈兄弟般的互相支持和合作，大大有利于两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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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4日讯
周恩来总理和卡达尔总理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字。
中国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副总理陈云、贺龙，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郝德青，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王雨田，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李汇川。
匈牙利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国务部部长马罗山，匈牙利驻中国大使诺格拉第，情报局局长西尔莫伊，计划局副局长瓦伊，外交部亚非处处长科什，匈牙利驻中国大使馆参赞沙尔。
签字后，双方互相敬酒祝贺。
新华社4日讯
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卡达尔·亚诺什为首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在1957年9月27日至10月5日间在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北京、沈阳，参观了一些工厂、农场、学校和名胜古迹，并且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八周年国庆观礼。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同中国人民热情的会见，再一次体现出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在访问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接见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在访问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领导人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进行了会谈。
参加会谈的，中国方面有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副总理贺龙，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大使郝德青。
匈牙利方面有工农革命政府总理卡达尔·亚诺什，国务部部长马罗山·捷尔吉，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诺格拉第·山道尔，代表团顾问情报局局长西尔莫伊·伊斯特万，计划局副局长瓦伊·彼得，外交部亚非处处长科什·彼得。
会谈是在诚挚和友好的空气中进行的。
在会谈中，双方回顾了自从今年1月两国政府代表团在布达佩斯发表联合声明以后的国际局势的发展，同时就当前国际形势中的重要问题，就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加强中匈两国友好合作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
双方指出，去年秋天，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埃及的军事进攻和对匈牙利的颠复活动所造成的一度紧张局势，经过埃及人民和匈牙利人民的英勇斗争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坚决反对，已经重新趋向和缓。
但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还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仍在继续进行各种阴谋活动，制造新的紧张局势。
因此，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必须随时保持高度警惕，继续加强斗争，为进一步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建立世界持久和平而不断努力。
双方认为，大国就裁减军备问题达成协议是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最重要的步骤之一。
双方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采取的加紧军备竞赛和以核武器和导弹武装其军事集团国家的政策，并且严厉谴责他们在裁军谈判中的破坏行为。
双方重申，中匈两国政府完全支持苏联政府在裁军问题上的正确主张，并且认为，苏联政府在第十二届联合国大会上就各国和平共处的宣言、在国际监督下停止试验核武器、各国承担不使用原子武器的义务和局部裁军等问题所提出的建议，对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裁减军备问题的解决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德国的统一问题必须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由东西德直接协商求得解决。
西德参加侵略性的北大西洋集团直接威胁到包括匈牙利人民在内的欧洲各国人民的安全和和平发展。
双方完全支持1957年7月2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提出的、由东西德协商组成主权独立的联盟作为统一德国的初步措施的建议和1957年8月13日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和政府代表团会谈时提出的、关于在和平、民主原则上统一德国和维护欧洲和平的主张。
双方认为，这些建议和主张完全符合于全德人民的民族利益，并且有利于欧洲的和平和安全。
双方支持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召开巴尔干半岛各国政府会议的建议，并且认为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仅完全符合于东南欧各国人民的利益，而且对维护欧洲的和平具有重大的意义。
西方帝国主义集团正在用一切办法，力图恢复或者保持他们由于中近东各国人民有成效的解放斗争而丧失的或正在丧失的殖民统治。
双方特别强调指出，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为了加紧推行“艾森豪威尔主义”，最近以来明目张胆地对叙利亚策动了一系列的颠复活动，并且直接进行军事恫吓，企图取得对叙利亚的控制，以便实现他们进一步镇压亚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奴役亚非人民的罪恶目的。
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这些阴谋活动，严重地威胁着中近东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
双方重申支持亚非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坚决谴责美帝国主义对叙利亚的侵略行为和英法帝国主义集团对阿曼和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武装进攻。
双方声明，两国政府将继续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起，为捍卫中近东的和平进行不懈的斗争。
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是两国外交政策基本原则。
两国政府重申将根据这一原则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继续为促进国际间的友好合作和维护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共同努力。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是世界和平和人类正义事业的坚强保证。
两国政府一向把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当作自己最高的国际义务，并且将为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而继续努力。
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十分惧怕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团结的加强，他们从不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挑拨离间和阴谋破坏的企图。
去年10月间他们在匈牙利制造反革命叛乱，企图推翻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匈牙利人民在伟大苏联的援助下彻底粉碎了反革命的复辟阴谋。
美国侵略集团不甘心他们在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中的失败。
不久以前，美国挟持联合国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所谓“匈牙利问题五国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并且非法通过了可耻的决议。
最近联合国不顾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严正抗议，在美国操纵下，又将所谓“匈牙利问题”列入本届联合国大会的议事日程。
美国的这一切作法是企图利用联合国继续干涉匈牙利的内政，并且转移世界舆论对美国侵略行动的指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完全支持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1957年9月10日关于所谓“匈牙利问题五国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的声明和维护匈牙利国家主权的正义立场，并且坚决谴责美国侵略集团妄图利用联合国继续对匈牙利内政进行干涉的阴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完全支持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所采取的坚定措施，并且认为，匈牙利人民在恢复国内正常生活、发展国民经济和进一步加强同社会主义各国友好关系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有利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巩固和繁荣，而且也是对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
双方满意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近年来获得了不断的发展。
这种兄弟般的相互支持和合作，大大有利于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双方还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交换了意见，并且决定在最近互派经济代表团进行参观访问，以便根据两国的实际情况，进一步研究扩大两国经济合作的可能性。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友好访问和两国政府领导人之间举行的会谈，大大有助于进一步加深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团结，并且有助于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
1957年10月4日于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 工农革命政府总理
周恩来（签字） 卡达尔·亚诺什（签字）
周恩来总理（右）和卡达尔总理（左）在联合声明上签字。
新华社记者 郝建东摄
作者：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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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6日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建军节，我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今天打电报给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防部长波·洛姆斯基上将表示祝贺。
电文如下：
值此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建军节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成员，并以我个人名义向您，并通过您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全体将士致以热烈的、衷心的祝贺。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是一支现代化的、强大的人民武装。
它忠实地保卫着祖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忠实地保卫着世界和平。
祝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在今后的建设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中、捷两国人民军队永恒的战斗友谊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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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维利·斯多夫上将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3日由北京乘专机回国。
斯多夫上将在临别时讲话说：我们谨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致以敬意。
我们将把你们给我们的许多深刻印象带回到我们的祖国，带回到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西线。
我们将把你们高度的训练水平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的政治信念，告诉给我们的士兵和军官。
彭德怀元帅祝代表团一路平安。
他对斯多夫上将说：请你把中国人民和军队的无限关怀和敬意，带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和军队。
让我们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在我国曾访问了沈阳、旅大、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城市和该地驻军。
他们在返京途中，还在武汉参观了长江大桥，并为长江大桥题词留念。
又讯 2日晚上，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全体人员。
毛主席同客人们进行了一小时的谈话。
他请客人们转达他向皮克总统和乌布利希同志的问候，并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切都好。
在接见的时候，代表团向毛主席赠送了礼品。
又讯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在2日举行宴会，为代表团饯行。
彭德怀元帅在宴会上说：你们这次访问，进一步加深了我们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互相了解。
中国人民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德国人民的忠实的朋友，德国人民在争取和平统一自己祖国的斗争中，毫无疑问地可以得到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
斯多夫上将在讲话中说：我们跟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部队的战友们，在真挚而深刻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交流了经验；
我们双方对巩固和平以及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
最后，他对中国同志给予的盛情招待表示感谢。
彭德怀元帅在机场上和斯多夫上将握手告别。
本报记者 郝建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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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斯多夫上将，1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我军官兵发表了广播讲话。
斯多夫上将在广播中说：在逗留中国期间，我们到处看到中国人民正在满怀信心地和有目的地建设社会主义，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人员正在孜孜不倦地尽一切力量使自己的军队成为强大的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军队。
我们在参观你们的陆、海、空军部队的时候，受到你们非常热情和由衷的招待，并且同你们的军官、士兵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交流了经验。
斯多夫上将说，我们回到自己的祖国后，将传达中国人民及其军队对于德国人民及其军队所抱的巨大同情和深厚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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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3日讯 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在今天晚间接见了以国防部长斯彼哈尔斯基上将为首的波兰军事代表团。
接见时在座的有彭德怀元帅、许光达大将、肖向荣中将和波兰驻中国大使基里洛克。
本报讯 波兰军事代表团1日在北京参加了国庆观礼。
代表团是在沈阳、抚顺、旅大、南京、上海等地参观访问后，于9月29日回到北京的。
代表团在南京时，先后访问了军事学院和南京部队领导机关。
在军事学院的欢迎大会上，斯彼哈尔斯基上将向到会同志介绍了波兰人民军的创建历史和近年来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
27日贵宾们曾前往雨花台革命烈士墓凭吊革命先烈，晋谒中山陵；
还在暮色苍茫中兴致勃勃地游览了明孝陵，并登高远眺金陵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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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军各部队根据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指示，开展了养猪、种菜等副业生产活动，已经有了很大的收获。
在有条件进行生产的地区，不少部队做到了蔬菜、肉食一部或大部自给。
部队进行副业生产，不仅为国家创造了财富，减轻了市场的负担，同时也改善了部队的生活。
特别是驻在边疆、海岛的部队，过去副食品主要依靠内地供应，损耗率大，又不新鲜，遇到恶劣的天气，就不能保证及时供应。
开展副业生产以后，他们经常可以吃上自己生产的鲜肉、鲜菜，伙食就有了显著的改善。
但是，目前在副业生产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为了取得更大的成绩，真正把副业生产管好，我们特提出几点意见和大家商讨。
第一、要明确认识部队进行副业生产的目的。
部队进行副业生产决不单纯是为了改善伙食，更重要的是为了给国家增加财富，减轻副食品市场的负担。
目前，我国由于生产发展赶不上日益提高的人民生活的需要，市场上一部分副食品供不应求。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生产，尽量自给一部分副食品，就可以减少国家供应的困难，把更多的副食品让给人民群众。
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密切军民关系的一项重要措施。
如0217部队在今年几个节日中，基本上没有向市场购买猪肉，群众反映很好。
但是，有些部队还不能这样做。
他们虽然自己养了不少猪，还是按原来规定的供应量到市场去买猪肉，这就违背了副业生产的根本目的。
改善伙食是必要的，但也要有一定限度，不能超出标准过多，脱离当前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第二、部队副业生产是业余性质的，不能影响训练、工作，不能增加编制；
因此就必须加强领导，统一安排，改善经营方法，以解决训练和生产的矛盾。
整个副业生产应由党委统一领导，指定专人负责；
政治部门要负责副业生产的宣传教育，发动群众，掌握政策；
后勤部门要负责副业生产的具体组织工作，进行技术指导，组织交流经验；
连队也要指定一个行政首长或支部委员兼管副业生产的领导工作。
关于生产的组织，根据各部队经验一般不宜过大，最好以排、班为生产单位，这样可以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便于经营和组织竞赛；
但大量的时间紧迫的劳动也可由营、连统一组织。
我们认为，如果发动广大官兵每人每星期抽出几个小时的休息、游戏时间进行生产，是完全可能的，这样，一个连队每月就有几百个劳动日，就可以进行相当规模的生产。
制定具体的生产计划，提出切合实际的生产指标也很重要。
在制定生产计划时，要考虑到本部队的需要、收菜的季节和与当地农业社的订购合同三个方面。
目前有些部队由于自己种了菜，而忽视了与农业社的订购合同，影响了菜农的生产积极性，这样到了蔬菜淡季，必然会影响农业社对部队的蔬菜供应。
还有些部队盲目生产，缺少计划，蔬菜旺季生产过剩，甚至烂掉一部分，这都是需要很好注意的。
生产蔬菜多的单位，可以设法贮藏一部分，如入窖、腌菜、泡菜等，以备冬季食用。
此外，还要加强生产的技术指导，例如有些部队猪的死亡率很高，这就要求兽医部门把对猪疫的防治工作列为重要任务之一；
有些部队初步试验破坏猪的甲状腺使其迅速长肥的方法，也应总结经验逐步推广。
第三、副业生产的收益分配是个重要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会违背副业生产的目的，影响明年的生产，也会妨害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各单位的生产情况不同，收益的分配也不能强求一致。
处理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是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扬经济民主，让群众讨论提出意见，然后经过首长批准执行。
我们认为，除了从生产收益中抽出一定比例适当改善部队的伙食以外，还要抽出一部分做为次年生产的基金。
为了启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对先进的生产单位和个人也可以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
此外如欢送复员老兵，欢迎新兵入伍，过年过节开茶话会时也可以开支少量的钱。
但总的精神必须注意节约。
第四、部队开展副业生产，必须严格掌握政策，做到不与民争利，不损害群众利益。
开荒种菜，要尽量利用营房、射击场周围的土地，如利用非军用公共土地，必须通过政府，征得同意后方能使用；
有些部队营房的粪便已供给农业社使用，需要自用时必须与农业社很好协商；
猪仔供应紧张的地区，部队要尽量自己养母猪生小猪，必须购买时要遵守政府的规定，不得争购和抢购。
总之，要处处遵守政策，处处照顾群众的利益。
作者：文磁鲍志成达自成
沈阳空军超过指标
沈阳空军部队今年已开垦土地一万六千余亩，除种上了粮食作物一万二千余亩外，还种上蔬菜三千八百余亩，按最低单位面积产量计算，可生产蔬菜一千五百九十余万斤，比去年增加了一倍。
据今年7月底统计，该部共养猪八千五百余口，比去年增加了三倍多。
到今年年底，预计可增加到一万余口。
沈阳空军部队党委很重视对副业生产的领导，发动了广大官兵参加生产劳动。
后勤部门也积极采取措施，如召开养猪座谈会，组织各部队参观养猪场，加强猪的卫生防疫工作等。
（沈阳空军军需处）
英雄的上甘岭上开花结果
驻守在上甘岭阵地的志愿军某部炮兵连，积极参加了生产活动。
战士们在受过炮火洗劫的山坡上，种植了各种蔬菜和粮食。
每当休息时间，大家都紧张愉快地到地里浇水、施肥、拔草。
这个连队原来计划今年每人生产二百斤菜，十五斤粮食。
由于大家辛勤劳动，现在已大大地超过原定计划，共收蔬菜二万五千余斤，苞米两千五百斤。
除了本连食用和储存了一部分留作冬季食用以外，还支援了友邻部队五千八百多斤蔬菜。
（文磁）
振峰插图
昆明部队成绩大
昆明部队大力开展副业生产。
党委曾要求所属部队争取今年蔬菜自给50％到70％，边防部队与内地少数部队尽量做到全部自给；
肉类也要争取一年左右达到部分或全部自给。
目前不少部队已达到或超过了这个指标，如驻河口部队生产的肉类已达到标准的170％；
驻思茅某部一支队生产的蔬菜已达到标准的218％。
在边疆地区进行生产是有很多困难的，但官兵们都想办法克服了。
如当地买不来菜籽，战士们就写信向家里要；
当地买不到猪仔，就跨山越岭跑到几百里以外买回来，有的部队还自己养母猪繁殖小猪；
驻博尚部队创造了“连续交叉轮换种菜法”，平均每亩地年产量达到二万二千八百余斤。
在部队中，还出现了一个南瓜四十斤，一个萝卜二十斤，一口猪六百余斤的罕有成绩。
（卫侑中）
洛阳步校课余生产忙
当你走进洛阳步校的营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畦畦的大葱、豆角和果实累累的西红柿，紫得发亮的大茄子，绿得可爱的青辣椒……。
这些蔬菜都是官兵们在课余时间生产的。
目前练习营已收了八千余斤菜，除了本单位食用外，还以低于市价二分之一的价格卖给了军官和职工家属一千五百余斤。
给养科郭振清同志一个人就生产了笋瓜二百斤，西红柿三百斤。
8月上旬，洛阳市人民委员会号召机关、工厂、学校、部队抢种蔬菜支援灾区，争取每人上交十斤干菜。
全校官兵即开展了业余垦荒活动，共开出四十八亩九分地，种上了萝卜、白菜，目前这些菜长的很好，丰收在望。
（鲍志成）
柴达木战士吃上了新鲜菜
3954部队驻在柴达木盆地，全体官兵在这拔海二千七百余公尺的高原上，用自己的双手开垦了野草丛生的荒地六十余亩，种上了菠菜、白菜、萝卜、大葱等。
官兵们生产情绪很高，一到课外活动时间就自动跑到菜园去劳动。
由于他们精耕细作，蔬菜长的很好，据两个分队的不完全统计，到8月27日为止，已收蔬菜五万四千余斤，预计还可再收十万五千余斤。
此外，还养了许多猪和羊。
过去这个部队吃菜，要从一千多里以外的西宁运来，每斤菜的运费高达一角二分，而且损耗极大。
官兵们由于吃不到新鲜蔬菜，患夜盲症的很多。
现在情况大大改变了，不仅能吃到自己生产的各种新鲜蔬菜，而且菜的数量和花样也多了，战士们很满意。
（达自成）
振峰插图
===== 用实际行动回击右派！
-解放军、志愿军一些部队实弹射击获得出色成绩
本报讯 解放军、志愿军一些部队在反右派斗争中练兵情绪空前高涨，实弹射击获得了出色的成绩。
0199部队二分队的炮手们在进行单炮实弹射击时，车上炮上都贴满了“用实弹射击成绩回击右派！”
的大字标语。
射击结束时，十二门火炮有九门打了“优秀”，三门“良好”。
二炮瞄准手赵中山第一发炮弹就把坦克靶打飞了，新靶刚换上，“轰”的一声，又被他的第二发炮弹打掉了。
去年，用汽车把坦克靶拉到靶场，很多又照原样拉了回来。
今年，炮手们和分队首长却担心靶子不够用。
0199部队二支队二连无后座力炮的炮手们，在靶场上大显身手。
一班打了“优秀”，二班比一班打得更好，用一分三十秒的快速度，就把靶子打飞了。
该连十门火炮全部打了“优秀”，按教程规定还节约了四十一发炮弹就完成了射击任务。
5061部队四个支队参加实弹射击考核也全部“优秀”，出现了许多十二发十一中和八发七中的优秀炮手。
曾于1943年10月在鲁中岱崮顶上坚守十八昼夜，击毙日伪军四百余名，荣获山东军区嘉奖命名的“岱崮连”，在反右派斗争中训练也更加紧张，他们为了保持荣誉、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决心努力提高杀敌本领，在基本射击第一、二练习取得总评“优秀”以后，夜间射击第二练习又获得“优秀”，百分之百地完成了练习。
志愿军322部队的指战员们，一方面积极投入反右派斗争，一方面更加紧张地进行战斗训练，他们的口号是：“以实际行动贯彻执行党的整风指示，以优异成绩严厉打击资产阶级右派！”
第一训练期结束时，该部队防坦克炮、自行火炮的实弹射击，都获得总评“优秀”的成绩，个人获得“优秀”的占参加射击人员的73％。
参加这次实弹射击的都是去年入伍的新炮长，他们用事实驳斥了右派分子所谓“党不能领导科学”的谬论，大家一致认为只要有了党的领导，再复杂的军事科学技术，也能掌握到手。
志愿军333部队军士教导营在“决心以实际行动反击右派进攻！”
的口号下，学习情绪高涨，训练成绩比去年更出色。
上半年步兵武器各个练习十五次实弹射击全是“优秀”，战术和共同科目的阶段测验，也同样取得“优秀”的成绩。
本报讯 总后勤部于9月16日至25日召开全军汽车部队干部会议；
着重研究了汽车部队建设、车辆管理和油料使用等问题。
会议首先肯定：我军汽车部队在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上和执行军事运输上是有很大成绩的。
不论在战时或平时，在高原或内地，他们担负着繁重的运输任务。
特别是高原执行任务的部队，常年生活在拔海三千至五千公尺的高原上，公路蜿蜒在重山叠岭之间，山高路险，坡陡弯急，夏天道路泥泞、坍陷，冬季冰雪阻道，但汽车部队以坚定的大无畏精神克服了困难，完成了任务，出现了不少模范单位和模范人物。
新疆部队汽车团两年半以来行车数千万公里，没有发生死人毁车等严重事故。
全军有数千台万公里以上的安全车。
新疆部队汽车团张会中同志曾安全行车二十余万公里。
兰州部队汽车某团班长吴金胜同志，一次在唐古拉山上开车被大雪阻挡，他冒着严寒，日以继夜地躺在冰雪地上烤车，终于保护了车辆，继续执行任务。
节约方面也有很大成绩，许多单位油料消耗都比规定的标准低，有的部队全年耗油量比标准低22％。
许多单位重视废旧材料的回收、修复和利用，仅兰州部队两个单位在过去十个月中就修复各种零件八万七千多件，价值十万余元。
会议在研究了汽车部队的基本情况以后，提出了当前汽车部队建设上的一些问题。
（一）加强思想教育和行政管理。
由于多数汽车部队长期担负着艰巨的运输任务，整训时间不多，领导上存在着“用多于管”，汽车部队本身也有“忙于任务，疏于管理”的缺点。
有些单位事故还比较严重，部分人员组织纪律松懈，闹待遇、闹享受、闹转业，甚至个别人员残存着流氓习气，骄傲蛮横。
因此必须加强汽车部队的思想教育，尤其要结合目前的反右派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采取有组织有重点的思想辩论，明辨大是大非，以提高全体人员的阶级觉悟，进一步密切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强调服从组织、遵守纪律、爱护车辆和物资器材，消除单纯技术观点、名利思想、残存的流氓习气和不遵守交通规则等不良现象。
在辩论中应该以边整边改的精神，通过民主讨论，采取一些与部队建设有利而又可行的措施。
其次必须坚决贯彻条令条例与制度，严格管理，改变和防止“用多于管”、“忙于运输任务、疏于管理”、“使用与建设脱节”的偏向。
要求各级领导及有关部门在授予汽车部队任务时，照顾到部队的训练与建设，并给予具体指导和帮助。
同时军区后勤首长或参谋长应有一人负责所属汽车部队的领导；
汽车部队的领导干部应以三分之二的时间，深入连队具体指导小分队的执勤与训练。
（二）加强专业训练，提高部队技术水平。
会议认为，我军汽车部队专业技术水平一般说来可以适应当前任务的要求，但多数干部还没有受过正规的专业技术训练。
一些干部缺乏专业知识。
一些干部缺乏指挥和管理部队的经验，因此必须加强专业训练。
对干部训练应提倡结合执勤的在职训练的方法；
对驾驶员与技工的训练，除加强新兵集训及专业基本技术训练外，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执勤进行训练，结合执勤因人施教、因地施教、因时施教，以师带徒。
采取互教互学、包教保学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克服训练工作上、特别是技术训练上的保守思想、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
在训练中应特别重视夜间、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下的锻炼，以备战时所需。
（三）贯彻执行计划运输和节约号召。
会议认为，正确地制定和执行运输组织计划，对保证部队供应、节约运输力、克服浪费有着重大的意义。
几年来已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一般说计划与执行的准确程度还不够好。
因此要求加强运输工作的组织领导，贯彻执行计划运输。
要求各军区后勤司令部，尤其是计划部门，在首长意图下加强运输工作的组织领导，与有关部门密切协同，及时了解与搜集有关部门的运输计划和要求，并结合运输力和道路、自然气候等条件订出切实可行的计划，报经首长批准后实施。
在执行中严防因小失大，被临时零星任务打乱了计划。
因此，计划不应订得过死，车辆可留一定的机动数，以保障主要任务的完成。
为了节约运输力，确定汽车部队无论单车或车队，均有利用回空车辆捎运物资的任务。
在厉行节约、克服浪费中，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和行政管理外，应注意发扬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表扬先进人物和模范事例，及时推广先进经验，发动群众互相监督，批判一切浪费和不爱护物资器材的现象，按纪律条令奖励爱护车辆、物资、器材及节约有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作者：孟岩鲁维璧
9021部队二支队二连在二十多天的试验工作中，摸索出一条经验，就是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必须细致地解除群众顾虑，使大家敢讲心里话，才能热烈展开辩论。
二连从8月下旬到9月上旬辩论统购统销问题。
工作步骤是按暴露、辩论、总结教育三阶段进行的。
起初，士兵顾虑很大：有的怕领导和同志们给扣右派帽子；
有的怕讲错挨整；
平时积极的同志，怕讲错了在领导和群众中造成坏印象；
有的认为讲出来也解决不了具体问题，还不如不讲了；
预备党员、要求入党入团的同志，怕讲错影响转正、入党入团。
因此，谈的时候光讲好的，不讲坏的，谈远不谈近，讲本村不讲本家，谈事实不谈个人认识，吞吞吐吐，模棱两可。
如康成书在发言中说，统购统销政策很好，但买粮站队，耽误生产，应该开放自由市场，免得有钱买不到粮。
不少同志则根本不发言。
为了打消士兵的顾虑，首先消除干部中怕不同意见多，怕争论不下的顾虑，要求干部大胆放手，让士兵毫不保留地把心里话讲出来。
接着便分别在党团内和士兵中反复进行动员，表明了领导的态度，把“底”（教育目的和意义）交给士兵。
明确提出：在辩论中要防止讽刺、打击、扣帽子；
要实事求是，坐下来摆事实讲道理；
允许坚持和保留个人的意见。
此外，还召集一些初步暴露有不同认识的同志进行座谈，对有顾虑的同志进行了个别谈话。
经过以上工作，士兵摸到了“底”，顾虑消除了，两天中，除个别同志外，都发了言，有的人发言三四次。
问题暴露得越彻底，辩论就越起劲，越深刻。
辩论中士兵们运用讲切身经历、回忆对比等方法，展开了面对面的论战。
问题虽很尖锐，但态度方式都是和风细雨的。
真正做到了以理服人，使持有错误意见的同志心服口服。
如刘明轩同志原先坚持认为：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后，粮食不够吃，因此出现了黑市。
辩论后，端正了认识。
杜永成同志提高认识后，揭露了他父亲不肯卖余粮，把粮食埋在羊圈底下的自私行为。
士兵们认清了统购统销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杜绝资本主义道路的好政策。
大家很喜欢这种教育方法，说这种自己教育自己的办法好，理由足，思想豁亮，提高很快。
还说：这堂课，比一年的教育收效还大。
干部也深深体会到：一、只要相信并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消除士兵顾虑，贯彻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就能搞好大辩论；
二、这是一种最好最深刻的群众路线教育方法；
同时也是增强干部群众观点的好方法。
在统购统销问题辩论过后，继续辩论农业合作化、工农关系等问题。
这时工作组的同志盲目地认为经过前一段辩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好搞了，对群众新的顾虑估计不足，因而动员工作不成熟。
结果，工作走了弯路。
开始暴露问题的时候，一个士兵发言，大家就“顺杆溜”。
只谈好的，不谈或很少谈不同意见。
主要的原因是：一、经过统购统销问题的辩论，士兵确实提高了觉悟和明辨是非的能力，一部分同志开始认识到过去对这方面的看法和认识不对，所以不讲了。
二、有些同志经过第一个问题的辩论，不愿再受批判，有意见也不提了。
三、在座谈中又发现一个原来没有估计到的顾虑，就是一些1955年入伍的士兵认为：快走了，别闹一身不是，讲两句好话算啦。
这些人军龄较长，他们不暴露思想，就大大影响了其余士兵。
根据这一情况，领导上又反复进行动员启发，说明把话存在心里，只作复员打算，不能提高觉悟，对军队建设和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没有好处，并提出：提问题和意见时，不要太受拘束，合作化、工农生活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讲。
后来参加座谈的同志首先毫无顾虑地讲出了心里话；
在他们的影响下，大家也都尽情地讲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共提出了四百多条意见。
二连的经验证明，在暴露思想时，辩论的五个题目，分成两组（合作化、统购统销、工农生活为一组，部队内部问题为一组）为最好。
士兵多是把前三个问题一齐谈的，首先解决了这些关联到两条道路的根本问题，然后再转而解决部队内部的一些矛盾，步骤分明，互不影响，又打下了思想基础。
分题逐个暴露和辩论，既费时间，又易产生新的顾虑，弊病较多，不宜采用。
作者：吴大中
本报讯 担任修建三盛公黄河大铁桥的铁道兵某桥梁支队的一批新兵，正在老兵们的帮助下迅速地成长起来，经过短期现场操作后，一般都已掌握了许多较复杂的技术，成为工程作业中的新生力量。
这批新入伍的士兵学习技术的热情很高，他们决心学好技术接替即将复员的老兵的工作，担负起“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责任。
这批新兵在老同志的带领下，边作边学，现在，大都已成为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车床工、钳工、镟工、铁工、木工、修理工、电焊工和汽车、汽船、铲运机、掘土机的司机。
在采用世界最先进桥梁施工技术——“射水沉椿法”进行联合打椿作业的各种技术兵员中，有70％的人员都是新兵。
他们已比较熟练地掌握了高压水泵、蒸气锅炉、打椿机、卷扬机等新式机械进行联合作业。
现在已有二十六人因积极学习技术，在施工中作出了出色的成绩，被评为技术能手和先进生产者。
被评为一级技术能手的新兵徐明科，是这个桥梁支队通信连的列兵，他由于积极钻研，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就学会检修电话总机和单机的技术，并修理了五十七部电话单机，能迅速准确地排除一般的故障，在施工的紧张阶段保证了电话的畅通。
被评为二级技术能手的袁德玉，只有高小一年级的文化程度，调到车工班后为了很快地学会各种计算尺的换算，刻苦自修算术，用自己的津贴费买有关车工技术的书看，虚心向老同志请教，不到半年，他就达到了三级车工的技术水平。
（吴大中）
本报讯 经过十个多月的辛勤劳动，铁道兵已于9月16日把新安江水电站专用线——兰（溪）铜（官）铁路的钢轨铺到了终点——朱家埠车站。
通车后，大型机械将源源不断地运到水电站建设工地，为水电站提早施行机械化施工创造了条件。
（远）
本报讯 沈阳炮兵各部队在新纪律条令的学习中，大大提高了遵守纪律的自觉性。
开始学习时，不少人存在着糊涂观念。
有人认为立功战时容易平时难；
个别连排干部和班长认为惩戒权较前小了，顾虑取消禁闭后部队难管；
甚至有人顾虑新条令中没有取消处分的规定，怕犯错误后背一辈子“黑”等等。
根据这些情况，5443等支队在教育前，反复研究了新旧两个纪律条令的内容，还搜集了有关的材料，分门别类、对症下药地对部队进行了解释和教育。
由于课前准备充分，讲解通俗实际，很快地澄清了一些人的糊涂思想，端正了认识。
许多部队采用了多种方法，使条令学习和实际行动结合起来。
5443支队确定每月检查一次执行纪律的情况。
5082支队在“评红星”的群众性活动中，增加了评纪律的一项内容。
他们还开展了遵守纪律的“红旗竞赛”，值班员在交接班时，都要汇报执行纪律的情况，连里每天要向士兵作一次纪律讲评。
目前，在部队的队列生活和组织生活中，已出现了许多好现象。
集体活动做到秩序良好，行动整齐，反抗领导的现象基本上杜绝了。
过去有的官兵见到上级便躲开，不敬礼，这种情况现在也改变了。
执行纪律条令，还推动了训练工作，许多个人和班排，由于立功情绪很高，在实弹射击中都取得了优秀的成绩。
作者：张萍
0389部队直属队的同志，积极进行副业生产。
他们经过辛勤的劳动，现在已经养大了三百多只鸡。
养鸡能手张文朝，正愉快地将劳动果实——鸡蛋送往部队。
张萍摄
作者：本报评论员
军队内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大鸣大放的机会，对我军高度统一集中的领导制度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也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他们说我们军队里“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军队里没有自由”，“军队的纪律性束缚了个性的发展”。
他们还主张“命令也可以自由地执行，自由地不执行”。
右派分子这些胡言乱语，在我们久经考验、具有高度组织纪律修养的官兵中间，当然是没有市场的；
但是，在一部分认识不清的人，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头脑里，还能引起一定的共鸣。
我们应当看到，右派分子用“扩大民主”“争取自由”作掩护，企图从思想上涣散我军的组织纪律，削弱和破坏我军战斗力，其用心是非常恶毒的。
谁都知道，统一集中的指挥，严格的组织纪律，行动的一致，是军队能够打胜仗的重要条件。
军事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它要求每个成员善于准确地执行任务，不怕任何困难和牺牲。
因此，军队的纪律比工厂企业和其他组织，要求更加严格。
军队没有纪律，就不成其为军队，就不能打胜仗。
高度的统一集中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在现代战争中比过去更加重要了。
因为现代化的战争，是建立在拥有大量复杂军事装备的各兵种精确协同的基础上的。
在一个战役中，参加作战的不仅有步兵、炮兵、工兵、装甲兵、防化学兵、通信兵等兵种，而且有空军，有时还有海军协同作战。
如果军队没有高度统一集中的意志，缺乏严格的纪律，就不可能有精确的协同。
现代作战的另一特点就是进展迅速，情况瞬息万变，时间是以分秒计算的。
执行命令稍有迟误，就会贻误战机，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例如，在进攻战斗中实施冲击的时候，工兵和坦克已经开辟了冲击道路，步兵却没有按指挥员指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地点，敌人就有可能设法封锁突破口，阻止我们的进攻。
向炮兵阵地送军火的司机如果迟到了，就会造成炮火中断，使炮兵不能完成射击任务。
这就可以看出，任何一个人执行命令不坚决，都可能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坚决准确地执行指挥员的命令，是保证作战取得胜利的绝对不可缺少的条件。
而右派分子却主张“自由地执行命令”，如果真的按右派分子的要求去做，我们军队的战斗力不就完全瓦解了吗？
列宁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在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包括军队、警察和法庭）以后，没有严格的纪律，就不能建设自己的军事。
在战时，列宁写道，胜利的取得不仅要依靠完善的技术，而且要依靠掌握技术的部队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的年代，列宁曾强调指出，没有自上而下的极严格的纪律，就不能战胜敌人。
战斗中坚决地执行命令，严守纪律，是靠在平时的军事训练和日常生活中培养起来的。
同时，部队的训练和教育工作要取得成绩，也要有严格的纪律作保证。
一个部队纪律松驰，也就往往不能完成训练任务，而且容易发生不应有的武器损坏、人员伤亡等事故。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建军以来，就非常重视纪律建设，毛主席手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军行动的准则。
我们军队的指战员能够自觉地遵守纪律，这是我军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团结人民群众，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的保证。
不论平时或战时，破坏纪律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破坏纪律实际上就是瓦解和削弱军队的战斗力。
虽然我们人民解放军是一支具有严格纪律的军队，是一个统一集中的战斗集体，但是，说我们军队“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只有纪律没有自由”，却完全是右派分子的恶意污蔑。
我们人民解放军，在古今中外所有的军队中，可以算得上最讲民主的军队。
民主作风是我军一贯保有的优良传统之一。
我军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系统的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
在平时，不仅在党的会议上下级可以批评上级，就是在行政会议上，被领导者也有机会充分提出工作上的意见和对领导上的批评建议。
而且在一定时期，还专门开展民主运动，让士兵批评军官，下级批评上级。
在作战的时候，只要情况允许，还让官兵们参加讨论，以便更好地完成战斗任务。
士兵们有权参加伙食的管理和监督。
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军是具有很好的民主传统的。
我们军队也是有自由的，只要不违背革命的利益，不破坏纪律，每个人的个性和特长，尽可以充分发挥。
右派分子说“军队一点民主也没有”，“军队的纪律性束缚了个性的发展”，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问题很明显，不是我们军队没有“民主”“自由”，而是我们所主张的民主、自由和右派分子所要求的“民主”“自由”根本是两回事。
我们主张军队的民主是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实行民主是为了发扬群众的积极性，集思广益，帮助领导，改进工作，增强团结，更有利于实现统一集中的领导。
我们主张军人的自由，是在纪律约束之下的自由。
而右派分子则热衷于所谓“绝对民主”“绝对自由”，他们把“服从命令听指挥”就叫做“不民主”，遵守纪律就叫做“不自由”。
原来他们要求的是瓦解我军的纪律，破坏我军的统一和集中，削弱我军的战斗力的“民主”“自由”。
右派分子余培岳甚至公开要求给他以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自由。
要在我们军队中寻求这样的“民主”“自由”，那当然只能是妄想。
我们每一个忠诚的革命军人，一定要识破右派分子的阴谋诡计，一定要全力维护我军的统一集中，坚决地服从指挥员和上级首长的命令，巩固部队的组织性纪律性。
我们之所以要这样作，原因在于我们不是一个普通的公民，而是武装部队的一员，我们担负着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
如果没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就不能完成这一崇高的使命。
为了全国六亿人民的共同利益，我们就要不断地巩固我军的纪律，提高战斗技能和组织性，增强团结，保证意志的统一。
这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本份和应尽的职责。
作者：郭锡侯
我参加了石湖沟高级社的辩论会和宽甸县组织的区、乡、社三级干部大辩论。
几天中了解了一些农村情况，搜集了一次材料，学习了一些组织辩论的经验，同时也使我从中受到了一次现实的、生动的阶级教育。
我感到看农村问题（当然不仅是农村问题）必须有明确的阶级观点，否则就会被某些假象所迷惑，辨不清是非。
（一）谁说“党的政策是好的，就是被干部搞糟了？”
“合作化制度是好的，统购统销政策也是正确的，就是被干部搞糟了”。
一到农村去，就常常听到这样的反映，在部队中也听到这样的议论。
过去我对这问题未加认真研究和分析，听了以后总觉得是个问题。
这次参加了农村辩论，农民们给我解答了这个问题。
说“政策被干部搞糟了”的是哪些人呢？
举几个从辩论会上听来的例子：石湖沟农业社社员、富农白万喜，去年在合作化高潮中随大流入了社，入社后感到大车牲口都归了大社，不能自由跑买卖了，花钱不如以前方便，也不能放高利贷了，不能发展资本主义了，粮食也要定量，总之一切都不“自由”了。
因而对合作社有许多意见，常背地骂干部说：“干部成天搞合作化，党的政策都叫他们搞糟了。”
富农刘庆玉破坏生产判处徒刑，是由生产队长检举的，因此刘庆玉一家子都对队长不满，他们还经常偷合作社的东西，占社里的便宜。
有一次刘庆玉的弟弟偷社的粪，被队长看见批评了一顿，老太太就指东骂西地说：“你们这些干部还能干几天，走着瞧！”
刘玉太的妻子给群众跳神治病，骗取了许多钱财，耽误病人治病，社干部知道了，加以制止，不准她再骗人，她也心怀不满，说“干部干什么都强迫命令”。
社员们在会上揭发的例子多得很，如去年合作化以前，有些富裕户隐瞒产量，不卖余粮，村干部给他们评了产量，对他们进行监督；
有的不愿出义务劳动，村干部派了他们；
入社以后有些人不遵守劳动纪律，只是关心自留地，有的挣了社里的工分打回来桑叶喂自养的蚕，有的去进行投机买卖，这些坏现象社干部都不能不管。
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作斗争，他们就不满意，骂干部。
说“党的政策是好的，就是被干部搞糟了”的人，大多数是对合作化和统购统销不满意的地富分子和富裕中农，但他们为什么不直接说合作化不好，说统购统销不好呢？
因为这样说太露骨，容易遭到群众的反对，因此他们就来个表面上赞成，背地里反对。
他们到处寻找农村干部的某些缺点，加以夸大、渲染，进行恶毒的诽谤和污蔑，说农村干部有强迫命令作风，只顾完成任务，不管农民死活，这也不对，那也错了，说农民对干部都有意见，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党的政策是好的，就是被干部搞糟了。”
农村干部有没有缺点呢？
必须承认是有的，因为合作化事业搞起来才一年多，没有经验，产生一些缺点是难免的。
如石湖沟农业社在鸣放会上，也有些社员本着爱护合作社集体事业的精神，给干部在工作上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要求过高过急等毛病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意见，这是应该的。
通过自下而上的批评和党的不断教育，缺点是会逐步克服的。
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农村干部都是忠心耿耿、积极负责的，有了缺点也能勇于改正。
对于他们的缺点，决不是某些别有用心的分子所说的“党的政策都被他们搞糟了”，假若我们不加以区别，一味责难农村干部，挫伤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对党的事业是不利的。
（二）谁说“合作化不如单干好”？
在石湖沟农业社辩论会上，有人这样发言：“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单干户，你看单干户周二搂子大车晃晃的，吃的穿的比社员好。”
还有人说：“单干户有四大优越性，一不纳税（指社里的公益金、公积金），二不开会，三不出义务工，四可以做生意。”
还有人说：“社里的地不如单干户干净，地里有草，牲口瘦了。”
听了这些发言以后，我感到有些不解。
宽甸县合作化已经一年多了，去年是丰收，80％的社员都增加了收入，合作化的优越性表现得很明显，为啥还有人说合作化不如单干呢？
会间我打听了一下，才知道说这样话的都是些什么人。
一个是富农白万喜，一个是富裕中农王凤祥，另外还有几个也是中农。
提起白万喜，谁都知道他偷着往社里的大豆堆里拉屎的事。
他还背地煽动社员说：“去年是大社，今年分小社，明年就单干”，“等到80％的社员要求退社，我就领你们造反”。
王凤祥在社里也是最不服从领导的一个，还拉拢五户落后社员退社。
他私自买了一头骡子，准备秋后退社。
针对以上的发言，社员们展开了热烈的辩论。
贫农张宝山说：“我过去全家三口人还养不活，现在我家十口人，不仅够吃够用还有余，去年还分了九百斤水稻子。
过去过年都吃不到大米，现在成了家常便饭了，谁说合作化不好？”
贫农蔡全兴说：“1955年低级社时，全乡由国家供应了二十三万斤粮，去年成立高级社后，国家只供应了六万斤，成立高级社头一年就增产了十七万斤，大多数社员都增加了收入。
王凤祥！
你看没看到这些优越性？”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大爷说：“俺们可不能照王凤祥、白万喜、周二搂子那样学，照他们那样学，大家都得受苦，我要不入社，我的老命就没有了。”
还有的社员说：“合作化拔掉了穷根，扎下了富根”，“我们要共产党，要合作社，不要资本主义”。
还有的说：“毛主席、党中央真英明，提出在农村整风真是时候，资本主义思想不整就要作怪。”
一气把白万喜、王凤祥驳得哑口无言。
（三）谁说“留粮标准低了”？
宽甸县农村中，在前一时期，到处是一片缺粮声。
有的说：“粮食统购统销是好的，就是留粮不够吃。”
有的说：“明天就没吃的了。”
有的说：“再不给粮食就到地里去掰苞米吃了。”
甚至有个别乡、社干部也向县里写信报告缺粮情况说：“若不采取措施，饿死人我们负不起责任啊！”
到底留的粮食够不够吃呢？
宽甸县去年是个丰收年，留粮标准一般是四百八十斤左右，为什么不够吃呢？
这次我参加了县里三级干部对粮食问题的辩论，也了解到是什么人在喊“留粮标准低了”。
灌水区有一名社干部是新富裕中农，辩论时发言说：“三定以后，不仅缺粮户缺粮，余粮户也缺粮。
牲口饿瘦了，因为饲料被人偷吃了，牲口是‘三有一无’，有皮有骨有毛无肉。
人饿在炕上起不来，生产没有劲。”
这个发言遭到了各组热烈的驳斥。
灌水区的干部摆了许多事实驳倒了这个谎言，大家指出他家现在还有很多粮食，喂的猪、养的鸡都长得很肥，人也很健壮，并没有饿在炕上起不来。
下露河区某社参加开会的十八名干部用亲身的对比驳倒了这个无根据的说法。
十八户中解放前富裕户三户，平均每人每年有粮五百斤，吃点买点的十二户，平均每人只吃三百斤左右，缺粮户三户才吃二百四十斤，而现在都分到四百八十斤粮，不仅够吃，而且很宽裕。
原来叫喊粮食不够吃的多数是些富裕户，他们以前粮食宽打宽用惯了，现在要限制在四百八十斤上，自然就感到不够了。
还有些富裕户在社员中散布两条“经验”：一条是共产党反正不叫饿死，没吃的就叫喊；
一条是多要少给，早要晚给，不要不给。
因此缺粮的也叫，不缺的也叫，本来缺半个月，硬叫缺两个月。
石湖沟二社五队经过教育后，算了粮食账，四十五户中只有八户不够吃，这八户中两户是喂猪浪费掉了，其余三户是因为姑娘回来住娘家吃了很久。
不缺粮的都讲出了心里话，真有少数缺粮的（以前吃粮无计划）同余粮的自动调剂后，也就不叫了。
本报讯 继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多次大会之后，9月23日起，首都音乐界又连日举行四百人以上的大会，揭露、批判反动透顶的音乐界右派分子黄源洛。
参加大会的有中央实验歌剧院、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乐团、民族音乐研究所、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京剧院、中国评剧院、北方昆曲剧院、总政文工团、海政文工团等二十六个音乐艺术团体。
音乐家协会主要领导人及音乐界人士吕骥、李伟、周魏峙、马可、李焕之、瞿希贤等同志也参加了大会。
到会者还有中央文化部刘芝明副部长。
黄源洛是海政文工团音乐教授。
在大鸣大放期间，他把自己扮演成“五四”运动的继承人、新音乐运动者、新歌剧的鼻祖，穷凶恶极地在海政文工团、音乐家协会煽风点火，向党展开了狂热的进攻。
黄源洛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异曲同工，大喊党不能领导专业，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否定党对音乐艺术的领导。
他污蔑党不懂业务，他说：“领导，真正对业务来说，他是空的，没有真正结合实际的思想武器，他只有一支红缨枪，而且生锈了，这支武器越到上面，就锈得越厉害。”
又说：“不懂业务，一层不如一层，造成可怕的局面。”
说“群众像狂澜般的向科学文化大进军，领导却在那里向后拉”。
黄源洛还恶毒地污蔑说：“中国历史上是士大夫占住乐坛，使音乐不能进步，今天音乐艺术的领导，仍在外行手里，我觉得大有问题。”
他的意思是只要共产党存在，音乐艺术就会停止不前。
黄源洛射出的另一支烈性毒箭是说党有宗派。
说党“不相信新区的知识分子”，对他们是“敬而远之”，把他们“压得透不过气来”。
他说：他们“不单没有任何权，其实连建议权也是没有的”。
他认为在军队工作，更是受歧视。
这是“因为这里不存在真理”。
他污蔑党不能“以赤子之心”对待人和人材，“居高临下随便践踏”。
黄源洛攻击党“护短”，说党庇护解放区培养的一批干部，而这些人缺乏音乐技术水平，只能写些3+3+4或4+3+3的群众歌曲，而他们偏偏被放在领导岗位上。
说这是“以德代才”。
他对近代受群众热爱的音乐家，也加以诋毁和嘲笑。
说聂耳（他是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曲家，他的作品成了时代的声音）是个没有学过音乐理论的、只会写几首小歌的人。
说曾写过“自由神”“保卫马德里”“抗大校歌”“保卫大武汉”等作品的吕骥同志，是“水平不高，没有写过好东西”。
在大鸣大放期间，黄源洛诋毁我国文艺界，说是硬搬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那一套来对待今日的音乐文化建设。
说既是土教条又是洋教条。
说“音乐界领空被庸俗社会学笼罩着”。
并且无中生有地说：“……只有这样，才使领导有一套崭新的见解，可以把群众骂的狗血喷头；
只有这样，才使领导可以说：‘你们低，你们身上有毒，你们只有请我来给你割，给你治’；
只有这样，才可以恢复日渐衰落的领导在文艺思想方面的威信。”
在历次说理斗争会上，黄源洛的反党谬论受到同志们无情的揭露和驳斥。
到会者用大量事实说明党领导的音乐事业不是停止不前，而是有了蓬勃的发展。
这里只举两件：解放前的几十年，我国连一座国立的音乐学校都没有，就是当年比较大的、黄源洛旁听过的上海音专也只有几架钢琴。
解放后，短短八年间，国家办了多少个培养音乐工作者的学校，还有音乐学院！
只上海、天津两个学校，就有两百多架钢琴。
学生自己出钱租钢琴练习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另一件事是：在解放前，我国人民看过多少外国艺术团体、专家来中国表演？
可是解放后，外国文化艺术团体、专家来我国访问演出多得数不清。
还有，过去在国际上，谁知道中国有些什么艺术？
但今天我国文化艺术代表团走遍了全世界，受到各国人民的重视和欢迎。
这次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有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参加艺术竞赛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共二十一项比赛节目，我国就参加了十四项，而且得了三十四枚金质奖章，三十一枚银质奖章，十八枚铜质奖章。
共八十八个节目就得了八十三枚奖章。
这些令人信服的事例，完全驳倒了右派分子黄源洛的污蔑性谬论。
古琴研究会九位同志有力地驳斥了黄源洛的谎言，他们说：古琴音乐在解放前遭到了几乎绝响的厄运，解放后在党的领导关怀下，失传了五百年的大曲广陵散，已被管平湖等七人实际弹出了；
在全国各地将八十六位古琴家的二百六十二个琴曲用录音机录成了永久资料；
搜集了宋、元、明、清以来古琴印本和稿本谱集一百四十三种，共得古琴曲三千多个不同的传谱。
没有党的领导，怎么会有这样的成绩？
到会者反复说明：只有党才能领导文化艺术事业；
有党领导，文艺事业才会欣欣向荣地发展。
到会者揭穿黄源洛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贩卖他的私货——洋奴思想。
黄源洛故意说我们把音乐当成商品，是“音乐与政治结合才有使用价值”。
很显然，黄源洛是在否定音乐服务于政治，企图把大家引到糜烂淫秽的宫庭音乐的道路上去，动摇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个不可动摇的基础。
到会者还揭穿黄源洛所谓“保护民族音乐”的花招。
他用我们“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套出“民族形式——经过现在音乐理论技术创造加工——民族形式”的另一个公式。
实质上这个公式是取消民族音乐的三个阶段，实际上是：“否定民族音乐——全盘西北——世界主义”。
黄源洛所谓“保护”，实际是要彻底打击他认为“原始的”“落后的”“而且是有罪的”民族音乐，这是很明白的。
在说理斗争会上，黄源洛对他的反党谬论，一再地掩饰辩解。
他在9月8日写了三点意见，10日写了四条申辩，11日又作了十条检讨，说来说去只是“艺术灵魂不健康”。
到会同志对黄源洛这种不肯老实交代自己问题，对党耍花招、撒无赖的态度表示气愤。
大家严正地揭发黄源洛一贯反共的丑恶面目。
原来黄源洛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右派分子。
解放前，他曾参加过励志社，经常为励志社国民党高级官员演出。
以后又在三青团中央干校任教。
在担任三青团音乐月刊“青年音乐”编辑时，写了不少反动歌曲。
被聘为南京国立政治大学教授后，曾为“天上人间”这个歌剧作曲，其中有“八仙祝寿”的场面。
“天上人间”是祝寿歌，是黄源洛对蒋介石六十寿辰的献礼。
1948年全国解放前夕，湖南成立“戡乱委员会”时，黄源洛奉命写过“戡”中国人民之“乱”的“戡乱歌”。
解放后，黄源洛仍然坚持过去的反动立场。
到会者揭发，他在1951年整风时，就曾辱骂和仇视领导，和这次大鸣大放中没有两样。
这就是黄源洛“教授”“学者”的真面目。
到会者表示绝不放过黄源洛这个老右派分子，决心要把他所设下的层层防线，在说理斗争中击溃，直到他低头认罪。
现在对黄源洛的揭露、批判正在进一步的开展。
作者：马小龙
解放军报5月16日第三版所登黄梦陶同志的题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副题是“为小知识分子鸣不平”的文章，在我们单位曾经引起了一阵思想波动。
我们这里的一位文化教员看了这篇文章后，就愤慨地说：“我极端拥护。”
接着就将这篇文章推荐给七、八个平时对党不大满意的文化教员看，引起了一些人（小知识分子）的共鸣。
不几天，领导上批准了这位文化教员去考大学，并给他大量的时间复习功课。
但他不愿意在本单位复习，要到山西他姐姐处；
领导上要他写报告送政治部批，他却要领导上一边送报告，一边让他走。
领导上不同意这样做，他就对人说领导上对他考大学不支持，并说“领导无知，不近人情”。
他这种说法，还博得了一些教员同志的同情。
当然，这种现象不能完全归罪于这篇文章。
但这篇文章也确实是起了煽动的作用，上边仅是一个较突出的例子。
关于文章中列举的某师首长的讲话，宣传干部的汇报，知识分子的自修等，都被一些人引证到我们单位的一些个别现象上，并加以夸大。
最近我们这里正在对这一问题——党对知识分子是否关心的问题进行辩论，是非已经基本弄清。
对照我们这里的情况，我认为这篇文章有很大的片面性的错误，而且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作了不符合事实的渲染。
黄梦陶同志只看见了部队中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和改造中的一些个别缺点，并加以夸大来为小知识分子鸣不平，但对小知识分子存在的一些共同性的突出缺点，却一字不提，把领导和知识分子当中存在的一些内部矛盾的责任，完全推在领导身上，好像知识分子在解决这个矛盾上不负什么责任。
我认为，这样无论对于小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或对于改善领导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都是不利的。
这篇文章对小知识分子只起了煽动他们对党对领导不满的作用，没有起到教育作用。
如黄梦陶同志说：一些宣传干部的工作，只是在小知识分子中收集一句怪话，大肆渲染，向上汇报，某些领导又根据这一材料对小知识分子进行分析批评，结果是造成满城风雨，四面楚歌。
好像小知识分子在军队里已遭到四面围剿，压得透不过气来了。
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特别不合乎事实的是，黄梦陶同志说：“有的干部（指工农干部）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有空不是打扑克，就是扯乱谈，领导上却熟视无睹，甚至还认为这是没有问题的好干部。”
这样的干部即使真的有，但又有哪些领导认为他们是好干部呢？
在黄梦陶看来，领导上是专找小知识分子的缺点，不看他们的优点，而对工农干部的缺点却熟视无睹，真是太不平了。
我认为黄梦陶同志才是光看领导上的缺点，不看小知识分子的缺点哩！
我们单位经过辩论后认为：我们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上主要的缺点是迁就的太多，片面地强调了他们好学上进，积极热情的一面，但对他们中一些人狂妄自大、不服从党的领导、看不起工农干部等突出的缺点，却放松了教育。
在党的发展工作和干部晋级晋衔工作方面，去年我们在三十多名非党小知识分子中发展了九名预备党员，三年来在四十多名知识分子青年中晋级二十二名、晋衔二十四名。
但主要的缺点，也是偏重于他们的“才”的一面，偏重于他们一个时期的表现，未能完全作到从本质上进行考察教育，致使极少数立场不稳、带有严重个人主义的，甚至对党极为不满的人，一度进入党内或被提拔了，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在对待知识青年的自修问题上，我们几年来，除组织领导他们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以外，还针对他们的思想反映，进行了“什么是前途”、“什么是幸福”等问题的专题辩论。
在文化教学方面，除了组织系统的业务知识学习外，还规定一定的时间进行自学，并给要去考大学的同志充分的复习时间。
尽管这样，他们中确实还有些人，在工作时间看小说，放着作业不批去地方学校听课，在业务工作还未作好的情况下自修数学、语文，准备转业复员。
难道这都是正常的现象吗？
不应当批评教育吗？
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应当作为教训接受下来。
我觉得今后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领导，既要看到他们的优点，也绝不能忽视他们本质上的缺点，我们要全面地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
作者：虎
6月中旬，武昌高级军械技术学校正处在放鸣初期。
五十五班的学员中有些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开始蠢动起来，企图煽动群众闹事，用大民主的方式攻击领导。
一天，学员们正在课堂里学习，一个一贯对党、对学校不满的分子郑剑琴，起来要求全班同学通过他起草的一封给校长的信。
他把信从头到尾念了一遍。
学员李降南坐在课堂靠后面的座位上，他仔细咀嚼着信中的话。
他越听越感到不对头，信中充满了对领导上恶毒的攻击。
他想：帮助党整风应该是和风细雨的，像这样蛮横无理的要求也能说是帮助党整风吗？
不，绝不能让这封信在群众中散布坏影响。
他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响亮地提出：“我不同意！”
右派分子对他这种态度极为恼怒，马上和他争辩。
这时，有些认识不清的群众，也跟着右派分子对李降南同志进行攻击。
李降南一时感到孤立，但他坚信“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这条原则，他理直气壮地和他们辩论，他说：“要求校长倾听我们的意见，这是正当的；
但采取这样的形式，用这样恶毒的语句，显然不是对领导应有的态度！”
“难道我们不能通过组织向领导反映，或用更好的方法达到提意见的目的吗？
事实上校长并不是像信里所形容的那么官僚主义。”
他的意见获得了一部分群众的支持，李忠富同志首先和他站在一起反对通过这封信。
接着，越来越多的人站到他这边来，终于使这封恶毒的信没有付诸表决。
后来，几个右派分子又组织了“八人小组”，出大字报，写标语，煽动群众无理要求学校延长学制，并要求公开所谓“神密的档案”。
李降南同志对右派分子别有用心的要求非常气愤。
有些受了右派分子欺骗的人责问他：“你是组长，平时爱说话，现在大放大鸣了，你为什么不带头呢？”
有的人骂他“保守”。
这时他几乎处在四面包围之中，他为了搞清自己是否真的“保守”，翻阅了许多党的书籍和报纸，结果，他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作法是正确的，于是更加坚定起来。
他向同学们提出，组织“八人小组”、写标语要求延长学制等行动是否已超出了和风细雨的范围，让大家考虑，以便争取更多的群众清醒过来。
反右派的动员令一下，李降南同志揭发了右派分子兴风作浪的大量事实，使五十五班的反右派斗争顺利地开展起来。
在斗争中，那些曾经非法组织“八人小组”的右派分子企图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李降南同志及时揭穿了右派分子的阴谋，并鼓励一些思想糊涂、曾经被右派分子利用过的人迅速转变立场，勇敢地揭露右派分子的罪行。
在整个反右派的过程中，李降南同志始终是站在斗争最前列的一名勇敢的战士。
他响亮地提出：“我不同意！”
远明插图
一个完整的邮电通俗网已建立起来
据新华社4日讯 一个完整的邮电通信网已在我国建立起来。
这个邮电网现在已拥有自办局、所两万三千八百个，长途电话线路长度三十万零六千对公里，市内电话容量六十五万八千门，邮路长度二百一十七万公里。
这个邮电通信网的绝大部分都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的。
邮电通信网的迅速发展，改变了我国旧有邮电通信支离破碎的状况。
解放以前，北京有线电路只能通达很少地区。
现在，以北京为中心沟通全国各地的邮电通信网，使北京和全国每个地区都脉脉相通。
上海、沈阳和汉口及其他主要工业城市都装置了高频多路载波机设备。
现在正在进行工业建设的洛阳、西安、兰州、包头、乌鲁木齐和石家庄等城市，都能及时同首都取得通话联系。
新建设的包兰铁路、兰新铁路、康藏公路、大伙房水库等建设工程地区，也都建立了很多的临时邮电局所，架设了电话线路。
邮电工作人员还组织了三百多个流动电台服务组，流动在江河沿岸和高山丛林中。
这些地方发生的汛情、灾情以及气象情况，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传达到全国各有关单位。
解放以前，县城和乡村的通信很少见过电报和电话这样的工具，现在，每个县城和区都可以通达电报和电话。
去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以后，农村掀起了建设县内电话的高潮，全国62％的乡都安装了电话。
绝大多数的国营农场和拖拉机站也都安装起电话。
在国际事务方面的邮电通信联系这几年也有很大发展。
1952年我国只和苏联、越南等少数国家建立了正式的电话、电报联系。
现在已和世界上三十二个国家建立了直达有线或无线电报和长途电话联系，并同四十六个国家通邮。
邮政通信方面，经过这五年的建设也有很大的发展。
过去只有交通便利的城市和中心地区通邮比较方便，广大农村通邮很困难。
现在，北起满洲里，南到海南岛，东起沿海，西到西藏拉萨，都已经能够很快地传递邮件。
五年来，农村的邮路已发展到一百九十万公里，比解放前的乡邮路增加了十多倍。
许多偏僻山区和农村的居民，过去要从乡村跑到很远的县城才能寄或者取一封信。
现在，到最近的邮电局所或农业社，就可以收到远方亲友或家人寄来的信件和包裹。
从1953年到今年8月底，全国通过邮寄的函件、包裹共五十多亿件，超过了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
今年的邮寄业务量将比1952年增长一倍多。
民用航空五年内航线增长一倍
据新华社4日讯 新中国民用航空从1950年开航以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飞行安全记录，在任何航线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机毁人亡事故。
这和旧中国的民航成了显明的对比：仅在1946和1947年中的两个月内，旧中国民航就坠毁了六架飞机，有一百五十六人死亡。
目前，中国民用航空线长度已增长到两万六千公里，为1952年的两倍。
现在民航飞机已在以北京为中心的联接三十八个国内城市和六个外国城市的二十九条定期航线上飞行。
此外，中国民用航空局还和世界各国的四十多个航空企业建立了直接和间接的航空联运关系。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客货空运周转量（按吨公里计算）平均每年增长近30％。
在五年内空运的货物当中，支援各地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器材要占全部货运量一半以上。
中国民用航空局还正在积极准备开辟北京至上海和北京至广州以及其他城市的夜间航线。
河南新建十五对煤矿竖井
据新华社郑州4日电 煤炭蕴藏量十分丰富的河南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动工兴建十五对大、中型竖井。
其中有的已经建成，有的还在继续建设。
在几年前还是一片荒野的平顶山、鹤壁地区，现在已经形成为新型的煤炭基地。
解放前被认为衰老了的焦作煤矿，也已经恢复了青春。
这个煤矿的王封和李封两对矿井，经过几年来的改建，不仅延长了开采年限，年产量也从解放前的四十万吨提高到一百八十万吨。
在改建王封、李封两矿井的同时，还恢复了原来因被水淹而废弃了的三十九号井，新建了小马村、中马村、北朱村三对竖井。
现在，小马村矿井已经投入生产。
今年焦作煤矿年产量预计可以达到二百二十万吨，比五年计划开始前一年增加30％。
旅大制出大批轮船、机车、电车
据新华社旅大4日电 旅大市四个制造运输机械的工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造出了大批轮船、蒸汽机车、电车、电机车、货车和工矿车辆。
这四个工厂是大连造船厂、大连机车车辆厂、大连电车厂和大连工矿车辆厂。
大连造船厂近几年来制造的远洋拖轮、近海客艇、巨型油驳船、海洋渔驳船、水上工作船等新型轮船，绝大部分都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试制成功的。
这个工厂试制成功的一种水上工作船，可以修理在航行中或者停泊在港口的船舶。
由大连机车车辆厂制造的和平型机车和建设型机车，是我国最早独立制造的两种新型蒸汽机车。
大连电车厂制造的有轨电车和无轨电车，不仅供应本市需用，并且供应沈阳、鞍山、哈尔滨、长春等外地城市需用。
大连工矿车辆厂制造的自动翻车、底开车、矿车、小蒸汽机车和各种冶金车辆等共四十多种。
现在这些工矿车辆已经大量供应各地工厂、矿山参加运输。
据新华社4日讯 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一样，苏联的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大大超过资本主义国家。
据苏联报纸报道：在从1913年到1956年的四十多年期间，苏联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增加了十二倍，而同一时期美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却只增加了不到一倍，英国和法国只增加了60％。
和1932年比较，去年集体农庄的现金收入已经增加为二十倍以上，平均每个农庄的现金收入从二万二千卢布增加到一百一十四万三千卢布；
全国农庄的公积金在同时期已增加为二十一倍以上。
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俄国农民每年向地主、富农和沙皇政府交纳的租金、捐税等，差不多要占自己生产收入的20％。
现在集体农庄庄员每年向国家交纳的税收还占不到他们农业生产收入的4％。
去年苏联集体农庄庄员获得的净收入已经增加为1913年的四点四倍（按比较价格计算）。
除个人收入以外，国家每年还要给农民支付大量的抚恤金、多子女补助金、医药费用以及其他社会文化福利费用。
据大概统计，按每个参加劳动的农民平均计算，去年国家用在这方面的支出大约等于1913年的三十八倍。
收入的增加使苏联农民的购买力不断地提高。
按人口平均计算，去年全国集体农庄庄员家庭购买的纺织品已经比1940年增加了一倍多，其中高贵的纺织品如丝织品和毛织品增加了三点三倍到十五倍半；
他们消费的肉类、鱼类和鱼类制品、牛奶和牛奶制品以及糖，在这同一时期增加了63％到三倍以上。
农民们为自己购买小汽车、摩托车、收音机和其他昂贵的工业品，早已经不是稀罕事了。
据新华社4日讯 以斯坦鲍利奇主席为首的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代表团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今天早晨乘飞机离开北京去广州。
刘少奇委员长和副委员长黄炎培、彭真、李维汉，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等到机场欢送代表团。
刘少奇委员长在机场致欢送词时表示，感谢代表团带来了南斯拉夫人民的兄弟友谊，并请代表团把六亿中国人民真挚的友情和良好的祝愿带给兄弟的南斯拉夫人民。
斯坦鲍利奇主席在告别讲话中表示，要把在中国的见闻，告诉正在以关切和愉快的心情注视着中国人民的伟大成就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
作者：凯伏尔特
单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 总政治部宣传鼓动部
十三年前，即1944年10月6日，为了逐步肃清领土上的法西斯占领者，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军与光荣的苏联军队并肩踏上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土，这一天就作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的节日，记载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
苏军从德国法西斯的羁绊中解放出捷克斯洛伐克，这是我国人民生活中的翻天复地的转折点，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变革的开始。
苏联及其武装力量粉碎了德国法西斯，为我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诞生创造了前提。
这样，以共产党为首的、工人阶级所领导的人民群众的反法西斯革命斗争就能变成胜利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个革命使我国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就努力建立武装力量，使之促进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并成为解放祖国的新的人民军队的核心。
为了这一目的，便在苏联建立了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军，它成为新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的基础。
在苏联解放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国内便开始了使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斗争。
这一斗争也全面地反映在军队中。
共产党尽力使新的军队与人民保持联系，使它保卫民族民主革命的成果。
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在国内特别是在军队的指挥人员中，虽占很重要的位置，但他们没有能在革命过渡的过程中将军队拉到自己方面来，用军队来反对人民。
在1948年2月的决定性斗争中，当资产阶级企图进行反革命叛乱的时候，绝大多数军人都站在人民这一边。
反动派的叛国暴乱以彻底溃败而告终。
共产党领导下的我国工人阶级取得了胜利，并把政权全部集中到自己手里，为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
我人民军的建设也从1948年2月进入了一个新的决定性的时期。
1950年是我人民军建设中的重要阶段。
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由于美国扩张侵略政策所引起的国际局势的不断紧张，使我们从新的观点上考虑我军建设的速度问题。
党领导军队对旧的军事学说倾向的复活和非政治的单纯军事技术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代表这些错误倾向的并且不愿意彻底执行党在军队中的路线的人被清除出军队。
在军队的指挥成分方面作了一些改变。
继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尖锐地攻击了旧的、残余的对待士兵的态度。
同时进行了军队的改组，实行了新的条令与规则。
所有这一切便使我军接近了自己的榜样——苏联军队。
目前，我军正努力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军事与政治力量。
军事技术的空前发展及由于这种发展所引起的战斗指挥方法的改变提出了新的、复杂的和艰巨的任务。
因此，共产党强调指出：我们的责任是永远要与时代的要求和进步一起前进。
捷共全国代表会议指出：在我军的建设过程中，在军事技术方面，在解决为了把军队建设成能在现代化战斗条件下作战的军队的问题上，虽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军队的阶级与政治素质却未能同时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相应地得到发展。
例如没有充分发挥军队中的党组织与共产党员的积极进行政治教育工作与组织工作。
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在干部工作中由于单纯军事与技术观点的影响，也过于重视专业与技术而忽视政治方面。
同时过高估计军队生活的特殊性，也使一些军人，特别是军官沾染盲目自满和过分夸耀的习气，影响到军队与人民的关系。
根据对这些缺点的分析，我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进一步加强军队的阶级与政治素质。
这些措施，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和其它军人之间，掀起了消除缺点和克服执行党的军事政策方面的错误的运动。
在党的组织中政治生活有了显著的发展，提高了党组织在分队、兵团与军团中正确解决和贯彻党的指示方面所起的作用。
党组织和政治机关顺利地展开了克服工作中目标不明和形式主义缺点的斗争。
士兵群众在解决各种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任务方面的积极性提高了。
在指挥员的指挥与领导工作中正在克服狭隘的军事技术观点的因素，从而努力加强自己的指挥能力并注意加强政治工作的指挥员增多了。
同样，在军队与人民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毫无疑义，所有这一切都提高了我军的力量，并为它以更快的速度去提高军事技术水平创造了有利的前提。
如果总结我军在相当短的建军时期所取得的成绩时，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尽管在执行党的军事政策上存在着缺点，但军队的建设中的进步是巨大的。
我军是现代化的、能在复杂的和困难的现代战斗条件下作战的军队。
至于谈到军队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它具备无产阶级专政军队所固有的一切基本特征。
我军力量的无尽源泉是它的国际主义精神。
我们的战士以他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组成部分而自豪，以我军能和曾摆脱了资本主义枷锁并建立了工农政府的其它国家的军队站在一起而自豪。
全体军人都知道，与我们并肩站着的有忠实的同盟者——伟大的、英勇的中国人民的军队——这是我军力量的伟大的精神源泉。
中国人民解放军所走过的道路，是我党在制定自己的军事政策任务时取得很多教益的源泉。
特别是最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巩固阶级与政治素质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是对社会主义类型军队学说的发展的卓越贡献。
当前国际关系的发展又一次证明：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集团是不会甘心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的，它们想尽一切办法企图挑起新的军事冒险。
然而，实践却证明，战争挑拨者的企图，永远会在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各国的无敌力量和这些国家军队的力量面前碰壁，这些力量随时都能使当代的世界征服者的脑筋清醒过来。
（中国驻捷大使馆代译，本报略有删节）
捷人民军在进行军事演习——步兵和坦克合作战
甘肃
开垦荒地近500万亩 1500万亩旱地变水田
据新华社兰州4日电 甘肃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兴修小型水利取得很大成绩。
五年来新修水田七百四十多万亩，连同1952年以前的，现在全省已有一千五百多万亩水地。
五年计划期间新修的这七百四十多万亩水地，大部分是群众自费兴修，不要国家开支。
根据农业和水利部门估算，旱地变水地以后每亩最少增产一百五十斤粮食计算，这新修的七百四十多万亩水地一年即可增产粮食十一亿多斤。
甘肃省的特点是：多山、干旱，全省山区面积占70％，三百多年来平均每两年就要发生一次比较严重的旱灾，解放后甘肃省各级中共党组织和人民政府把发展小型水利作为增产粮食的重要环节，提出“水就是粮食，水就是命”的口号，每年动员了几十万到一百多万农民兴修水利，这样水地的数目便空前迅速地增加。
很多地区的水地增加了一倍、二倍，有的甚至几十倍、几百倍。
一些原来只有几十亩或几百亩水地的县，现在变成了拥有几万亩或十几万亩水地的县。
据新华社兰州4日电 甘肃省河西走廊和北部黄河平原地区，五年来共开垦荒地四百九十二万亩。
据初步勘测，河西走廊和北部黄河平原上可以耕种的荒地有一千多万亩。
这两个地区土质肥沃，水源充足，是建立粮棉基地的理想地区，是农作物高产区。
敦煌县今年播种的八万亩棉花，平均亩产皮棉一百零五斤，高出全国平均产量一倍以上。
张掖县今年的三十三万亩春小麦，平均亩产四百斤，创造了全国小麦大面积丰产的最高纪录。
在今后几年中，这里还将扩大耕地面积两三百万亩。
可以供给三百九十万亩耕地的十三项水利工程，明年起将陆续开工。
辽宁、河北、青海
迎接农田水利建设高潮
据新华社4日讯 辽宁、河北和青海三省农民积极迎接农田水利建设新高潮。
辽宁省明年要扩大农田灌溉面积十万公顷、排涝面积三十二万公顷、水土保持面积二十六万多公顷。
并力争秋冬完成明年全年施工计划的60％以上。
河北省正在为今冬明春开展水利建设高潮进行积极准备。
保定、通县、邯郸、邢台等专区建立了水利建设委员会。
中共河北省委已组织了各专区、县党、政领导干部分赴各地参观水利建设典型工程。
现在，山区正在勘测水库、渠道等，平原地区正在打新井，修复旧井。
青海高原上的各族农民在完成了今年扩大十五万亩灌溉面积的计划以后，决定今年冬再增修五万亩小型水利灌溉工程。
截至目前，青海高原上共有水浇地约一百七十万亩，差不多等于解放前水浇地面积的两倍半，平均每人有一亩二分多。
“八一”拖拉机站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建立
本报讯 10月1日，我军捐献的一个“八一”农业机械拖拉机站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建立。
昆明部队某部查玉升少将代表部队参加了建站典礼。
这个包括二十五个标准台，可耕五万亩土地的拖拉机站是我军捐献的三十六个拖拉机站中的一个，也是建立在云南兄弟民族地区的第一个拖拉机站。
大理白族自治州党政机关代表和祥云等县参加建站典礼的群众纷纷反映：这是对自治州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极大鼓舞，今后大家一定要以争取农业大丰收的实际行动答谢解放军。
我军捐献的“八一”拖拉机站在云南地区共有两个。
另一个拖拉机站正积极筹备在蒙自建立。
作者：丁峻
兴建在江苏省江都县仙女庙的仙女庙电力灌溉站，今年5月已开始灌溉，使十一万五千多亩农田适时栽下了秧苗。
农民们普遍反映：今年正逢栽秧季节，天气大旱，要不是共产党领导搞电力灌溉，今年就栽不成秧了。
上图：江都县丰乐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在开闸放水。
下图：灌溉区的秧苗已一片青绿。
新华社记者 丁峻摄
栏目：时事评论
今年6月，法国布歇—莫努里内阁刚登台的时候，西方报纸就曾纷纷推测说，这是一届短命内阁。
现在，这一预言已经应验：这个为时仅三个半月的内阁已经垮台。
布歇—莫努里内阁垮台的直接原因，是政府的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根本法”草案在9月30日国民议会的信任投票中没有获得通过。
这个“根本法”草案虽然用让阿尔及利亚“自治”等美丽的词藻加以装饰，但是阿尔及利亚的国防、财政、外交、司法、警察等大权仍然掌握在法国殖民者手里，它不过是为了缓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和蒙蔽世界舆论的一种欺骗手法，因而遭到了法国共产党及其他进步力量的反对。
同时法国右翼保守势力也由于害怕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力量的壮大，连名义上的“自治”也不肯给予阿尔及利亚，因而也投了反对票。
这样，就使得布歇—莫努里内阁没有得到议会信任而提出辞职。
法国统治者以及美英政府原来对于这一“根本法”草案是满怀希望的，它们认为只要在联合国大会讨论阿尔及利亚问题之前，这个草案在法国国民议会获得通过，就可以有利于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内进行反对民族独立运动的活动。
现在，这一如意算盘落空了，这不但是法国殖民者的重大失败，也是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沉重打击。
布歇—莫努里内阁的垮台是早就播下了种子的。
这个内阁上台以后，就变本加厉地加紧对阿尔及利亚进行镇压，追随美英继续阻挠裁军，并且执行压榨劳动人民的经济政策，使法郎贬值，从而把进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巨大损失转嫁到法国劳动人民的身上。
这样，就不能不招致法国人民越来越大的不满。
布歇—莫努里内阁即使不在“根本法”草案被否决的问题上被击败，也是度不过它的经济难关的。
现在，法国在又一次经历着内阁危机。
据法国报纸说，这个危机将是长期性的，还不能肯定谁将来领导下届政府。
但是，布歇—莫努里内阁的垮台，乃是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政策的惨败，是法国人民对这个战争日益增长的抵制的巨大胜利”（法共中央政治局声明），则是毫无疑问的。
因此，不论是谁组阁，如果它不能结束对阿尔及利亚的肮脏战争和殖民统治，它就仍然不会得到人民的信任。
据新华社合肥4日电 今年淮河两岸一片丰收年景。
阜南县的蒙河洼地，这个过去“蛤蟆撒泡尿都要被淹”的地方，今年获得了少见的大丰收。
在十八万多亩的耕地上，全部长着丰硕肥大的庄稼。
在蒙河洼地最洼的马家湖，七百多户的淮新农业社已经收好三百八十四亩水稻，每亩平均产量达到二百五十斤，其中有二十八亩出现了每亩产一千斤的新纪录。
淮新社社主任盛其兰告诉记者，蒙河洼地今年之所以获得丰收，主要是洼地蓄洪工程拦住了淮河的水。
盛其兰说，要是在往年，碰上今年这么大的水，洼地早就淹得可以行船了。
怀远县的马头城乡过去是一片旱地，每亩只能收几十斤旱粮。
去年政府在这里建立了电力灌溉排水站，使这里的旱地变成了水田。
马头城农业社老年社员程守明说：“这样好的水稻，一亩至少可收五、六百斤。”
淮北今年共改种水稻一百多万亩，都得到了丰收，单位面积产量一般在三、四百斤左右。
淮北地区现在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水稻好、水稻好，人吃大米牛有草。
这样的高产没见过，明年还要多种稻。”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为时十二年，法国政府就更换了二十三次之多。
在这些内阁中，寿命最短的是1950年葛义政府，为期只有三天，最长的是去年上台的摩勒政府，但也不过一年零三个多月。
法国这种现象被戏称为“走马灯”。
现将各届倒台内阁列表如下：
政府总理 当政时间
戴高乐 1944年9月11日——1945年11月6日
戴高乐 1945年11月21日——1946年1月20
古 安 1946年1月29日——1946年6月11日
皮杜尔 1946年6月13日——1946年12月13日
布鲁姆 1946年12月16日——1947年1月16日
拉马第 1947年1月21日——1947年11月19日
舒 曼 1947年11月24日——1948年7月19日
马 里 1948年7月26日——1948年8月28日
舒 曼 1948年9月2日——1948年9月7日
葛 义 1948年9月11日——1949年10月4日
皮杜尔 1949年10月26日——1950年6月24日
葛 义 1950年7月2日——1950年7月4日
普利文 1950年7月13日——1951年2月28日
葛 义 1951年3月10日——1951年7月10日
普利文 1951年8月11日——1952年1月7日
富 尔 1952年1月20日——1952年2月29日
比 内 1952年3月8日——1952年12月23日
迈 耶 1953年1月6日——1953年5月21日
拉尼埃 1953年6月27日——1954年6月12日
孟戴斯—弗朗斯
1954年6月19日——1955年2月5日
富尔 1955年2月23日——1955年11月29日
摩勒 1956年2月1日——1957年5月21日
布歇—莫努里
1957年6月12日——1957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