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大字报
除五病
一片忙乱无序。
二大技能：
一、原则领导。
二、开会扯皮。
三不够：
了解干部不够。
关心职工生活不够。
听群众意见不够。
四不善于：
不善于使用干部。
不善于培养干部。
不善于作具体工作。
不善于深入下层。
五个嗜好：
好人马众多权威大。
好人多好办事。
好事无大小专人负专责。
好留点机动人员抄抄写写。
好留点机动力量应付中心工作。
劝患有以上病者应从速医疗。
处方如下：
一、彻底打破保守思想。
二、拆掉官僚架子。
三、适当作些具体工作。
四、改进工作作风。
五、在不影响生产的基础上大刀阔斧的改进业务，削减机构。
药引：
勤俭办企业，精简30％到50％。
　会诊者　玉泉善
请领导给点工作吧！
在根本不需要事务员的情况下，官僚主义的干部科，便将我由安全科调到技术科作秘书下的事务员。
08月份发了两次工资。
09月份发了一次工资一次奖金，别无什么事情。
每天的时间我真没办法混过去。
我的精神很不好受，希望领导能给我一点工作，曾先后多次要求，干部科和技术科人事员均答不能解决，现在只有请人事副厂长给解决一下吧！
半失业的人　窦永成

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
哈达博士到北京
周总理等到机场欢迎
新华社22日讯
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来我国访问的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哈达博士在今天到达北京时说：
“我这次来中国访问希望能对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之间的友谊有所贡献。
通过互相间的努力，这种友谊将更为淳厚和永恒。”
哈达博士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在今天下午四时由广州乘飞机抵达北京。
他在北京机场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首都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
哈达在机场的讲话中说，他昨天在广州和今天在北京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已使他感到“就好像置身在自己的国家里一样”。
虽然语言不通，但他觉得中国人民在接待他时那种“充满了真诚友谊的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哈达在追述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几世纪以来的友好关系后指出，由于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先后挣脱了“外国帝国主义的束缚而获得了独立”，这就使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友好关系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他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从一开始便承认我国是一个独立自主国家的国家。”
他还说，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已使得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友好关系越来越良好”，“这充分证明存在着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可以相互增进和加深兄弟般的友谊”。
哈达博士在讲话中还提到亚非会议的另外两个共同信念，它们就是“一致谴责殖民主义”和“确认世界持久和平可以获得”。
哈达说：
“现在所有的民族已经越来越相信，只有和平，我们才能够使全人类获得发展和幸福”。
他还说，“我们必须通过保卫和平来巩固各民族间的兄弟情谊和文化创造”，并以此来防止原子战争。
这位印度尼西亚贵宾的讲话，不时被机场上欢迎群众的热烈掌声所打断。
在哈达讲话前，周恩来总理致词欢迎贵宾。
他说：
“哈达博士是我们伟大的邻邦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著名的政治家。
他曾经长期从事于反对殖民统治和争取祖国独立的斗争。
他对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建设和发展，有过重大的贡献。”
周恩来说：
“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对于保卫自己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世界和平抱有共同的愿望和决心。
近几年来两国人民之间具有悠久传统的友谊在新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
哈达博士，我深信，你这次访问必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
贵宾们在周总理陪同下绕机场一周和欢迎群众见面时，机场上欢呼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友谊的口号声与鼓掌声此起彼伏，许多热情的女青年不断把鲜花献给贵宾。
今天到机场欢迎的，还有副总理陈毅和他的夫人，副总理薄一波，副委员长黄炎培、陈叔通，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和他的夫人，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政府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
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维约普拉诺托和各国驻中国使节也到机场欢迎。
（附图片）
哈达博士和夫人向群众招手致意新华社记者　邹健东摄

同群众商量办法　向群众尽快交代
首都厂矿解决问题具体迅速
新华社22日讯
首都四十个国营厂矿企业的中共组织贯彻边整边改精神，迅速解决了第1批一万五千多个问题以后，最近又有二十四个单位召开整风以来的第2次职工代表大会，由各单位的党委会宣布了第2批问题的解决方案。
据国营北京第2棉纺织厂、北京电报局、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等单位的统计，第2批要立即着手解决的问题加上第1批已经解决的问题，已经占群众意见总数中可以马上解决或可能在最近时期内解决的数字的60％。
据很多单位的负责人谈，他们有充分的信心在今年国庆节以前，除必须经过群众辩论和转交有关部门或请示上级机关解决的问题以外，其他问题可以基本上解决完毕。
现在，很多单位党组织的各级领导人，都离开了办公室，在各车间各小组同群众共同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工矿企业内的大字报、黑板报、有线广播，每天向职工公布解决问题的消息。
在石景山发电厂，各部门解决问题的大字报和党员干部对自己缺点的检查报告，不断加贴在原有的大字报上。
职工们在这些大字报前，非常认真地阅读，有的职工还贴出大字报称赞他们解决问题具体迅速。
有一张题目为“接受批评，改进工作，第1批干部即将回到生产上去”的大字报贴出以后，受到职工群众的普遍欢迎。
这张大字报报道：
工厂已经决定将六名车间主任级的干部下放作班长和工人，将五个班长级的干部下放作检修、翻砂、铣床工和司机，以充实基层。
在宣布第2批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前，各单位的中共组织都抽调大批干部，对群众提出的意见进行了全面的分类排队。
为了尽快地向群众作出交代，他们每天工作到深夜，打字机的声音彻夜不停。
国营北京第3棉纺织厂、北京第1汽车附件厂等单位，在对群众的意见进行排队时，印制了卡片，把数万条意见进行了详细的登记，以便真正做到群众的意见“条条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不遗漏一条”。
为了使第2批问题得到迅速彻底的解决，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党委还成立了解决问题检查组，分赴本公司各单位督促检查。
根据各厂矿企业解决第1批问题的经验，在解决群众提出的问题时，必须走群众路线，发动大家一起解决问题。
在处理第1批问题时，有些单位因为没有注意发动群众发生了上忙下闲的现象，领导干部忙得不可开交，问题还是解决不好。
这种状况目前已经基本上扭转过来，普遍注意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北京第1汽车附件厂的做法是：
有关全厂性的问题，由厂整风办公室成立的各种专门小组会同有关单位解决，属于各车间、科室的问题分别交由车间、科室的领导方面有计划有领导地发动群众解决。
这样做的结果，在短短的两天内全厂就解决了四百多个问题。
在大力解决问题的同时，许多单位的职工已经认识到，有些问题必须经过大家的辩论，提高认识，分清是非以后才能解决。
现在有些单位的职工已经对青年工人工资是高是低、生活福利目前是多是少等问题展开了辩论。
根据这一情况，现在各厂矿企业的中共组织，除了用极大的精力督促各部门迅速改进工作以外，同时也抽出了一些人，组成专门小组，开始研究如何有组织地领导职工群众就他们在大鸣大放期间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辩论。

哈达博士拜会周总理
周总理设便宴招待贵宾
新华社22日讯
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哈达博士偕夫人和随行人员，在今天下午六时拜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拜会时在座的，有陈毅副总理和夫人，李富春副总理，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会长包尔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屈武，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亚洲司司长章文晋和礼宾司代司长王雨田。
新华社22日讯
周恩来总理和夫人今晚举行便宴，招待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哈达博士和夫人。
应邀出席的，还有印度尼西亚外交部美洲司司长莫诺努图，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维约普拉诺托和夫人。
出席作陪的，有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

在企业中大鸣大放边整边改
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工矿企业的整风运动正在逐步开展。
这些地方的国营企业和一部分公私合营企业里，大鸣大放已经形成高潮。
大字报琳琅满目，吸引着广大群众的注意。
成千成万的职工通过大字报、小组会、座谈会畅所欲言，对企业的领导工作和领导干部提出了直爽的、尖锐的批评。
许多企业已经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认真地研究了职工们的批评和意见，积极地改进工作。
北京四十个国营厂矿企业，已经从职工们提出的五十万条意见中，整理、归纳出一万五千多个问题，列为第1批要解决的问题着手解决。
大鸣大放的高潮必将带来边整边改的高潮。
大鸣大放的健康风气发展起来，将使企业中形成一种生动活泼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生气勃勃的局面。
这种局面对于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对于改进企业的领导工作，都是十分必要的。
北京等地的经验证明，我们的企业管理工作这几年来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是密切的，但是工作中的问题也还不少，唯有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才能充分揭露缺点；
也唯有认真地边整边改，才能鼓励群众继续大鸣大放的积极性，收到整风的实际效果。
因此，一切已经开展整风运动的企业，要特别注意边整边改；
一切正准备开展整风运动的企业，在发动群众大鸣大放的同时，也要注意边整边改。
有些同志担心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会发生纪律松弛的现象，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
当然，在企业中进行整风运动，必须严格服从生产的特点，必须做到整风和生产两不误。
而这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北京和上海的经验都已经证明，只要事前作好必要的准备工作，如对干部、群众讲清整风的意义，特别是下定边整边改的决心，领导干部主动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积极解决群众中的一些迫切的问题，并且安排好生产工作，这样就可以使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
许多工厂，尽管在车间外面的大字报棚前，人们议论纷纷，思想沸腾，但一走进车间，人们却照常地紧张地进行劳动，秩序井然。
在8月下旬，正当北京各工厂开始进入鸣放高潮的时候，全市工业生产总值超额7.7％完成了计划，比去年同期的总产值提高12.5％。
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了，只要领导上掌握得好，大鸣大放不但不会影响生产，而且会有力地推动生产。
工人们普遍反映说：
“放得痛快，干劲也大”。
群众是不是会提出一大堆难题来为难领导呢？
这种情况当然会有，但群众的意见绝大多数是好的，基本上是正确的。
北京四十个国营厂矿职工所提出的五十万条意见中，绝大多数是从改进生产管理和改进干部作风出发的，这类意见约占66％；
属于生活福利和工资奖励方面的意见，约占20％，其中大多数也是应该解决而又可能解决的，只因为过去领导上对群众生活关心不够，长期积压下来没有得到解决。
现在要解决这些应该解决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群众在大鸣大放中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完全不是给领导为难，而是对领导改进工作的莫大的督促和帮助。
只要领导干部有边整边改的决心，何至于“为难”？
由于群众的意见绝大多数是正确的，所以边整边改就是完全可能的。
工人们称赞这次整风是“开花短、结果快”。
至于一部分原则上虽然正确，但目前确实办不到的意见，只要向群众耐心解释，也完全可以取得群众的谅解。
有些领导人员因为有比较严重的缺点，怕“引火烧身”，因而不敢发动群众大鸣大放。
然而，引火烧身有什么可怕呢？
共产党员既然把全体人民的利益放在第1位，抱定最大的决心，为人民的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难道烧掉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还有什么可惜的吗？
还不是极大的好事吗？
应当认识，如果不把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缺点和错误烧掉，我们就不能巩固地团结群众的多数，就不能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就不能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样就必然会严重地危害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当然，在企业的大鸣大放中也会出现一些错误的意见，甚至会出现一些荒谬的言论，这并不奇怪，也没有什么可怕。
群众中有些人不了解国家的和企业的全面情况，光从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意见难免错误；
有些人受了非工人阶级思想的影响，分不清是非，意见也难免错误；
还有些人本来就是非工人阶级出身，参加工人的队伍也不久，更难免表现出同工人阶级格格不入的见解。
对于这些错误的意见甚至于荒谬的言论，正需要公开提出来交给全体职工群众去进行辩论。
通过群众的大辩论，正好明辨是非，驳倒一切谬论和错误的意见，进一步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发挥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作用。
在企业中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群众性的大辩论中，工人阶级应当有自己的鲜明立场。
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人民为之长期奋斗的伟大理想。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
工人阶级应当无情地揭露和粉碎资产阶级右派企图篡夺国家领导权、恢复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阴谋。
应当教育自己队伍中每一个成员，在政治上保持高度的警惕性，经常向那些混进工人队伍中的坏分子的危害行为作斗争，也向那些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妨碍党的领导的错误意见作斗争。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必须经常注意克服自己队伍中的某些涣散现象，特别要注意帮助新工人，改造他们原来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正确地认识个人和集体、个人和国家的关系，认识自由和纪律、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使自己的队伍成为一支有觉悟的、团结的、有战斗力的队伍。
在企业的大辩论中，必须引导群众充分地认识，如果没有这样一支队伍，工人阶级要保持自己对全国人民的领导是不可能的。
在企业的大辩论中，还要使群众认识：
在我国这样一个地大、人多、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历长时期的艰苦奋斗。
工人阶级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保持大公无私的高贵品质，努力生产，克勤克俭，以身作则，带动全国人民勤俭建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
工人阶级必须懂得没有必要的积累，就不能扩大生产，也就不能逐步改善生活；
而且只有全体人民的生活都得到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才是稳妥可靠的，才不至于脱离大多数群众首先是农民群众。
经过大鸣大放，边整边改，企业的面貌必然能够焕然一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然能够更加顺利地发展。
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拉达克里希南离京去蒙古
新华社22日讯
印度共和国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博士和他的随行人员，今天上午由北京乘专机去蒙古人民共和国访问。
印度驻华大使兼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拉·库·尼赫鲁也同机前往。
到机场送行的，有贺龙副总理、章汉夫副部长以及印度驻华大使的夫人和蒙古驻中国大使等多人。

澳共主席狄克逊到北京
新华社22日讯
前来中国访问的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狄克逊、政治局委员坎贝尔和中央委员张德勒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和中央委员刘宁一等。

石景山钢铁厂职工要求
彻底革除机构庞杂的病害
本报特约新华社22日讯
石景山钢铁厂有些职工最近贴出大字报揭露本厂管理构机臃肿庞杂，他们要求按照勤俭办企业的方针进行彻底改革。
石景山钢铁厂每平均一百个生产工人就有四十九个非生产人员，其中约有三十人是为生产服务的职员和技术、警卫、勤杂人员，其余的是为职工生活服务的人员。
根据一些职工的揭发，机构臃肿主要表现在指挥系统和助手部门太多。
这个厂由厂长和五个副厂长分别领导生产、人事、经营、总务和基本建设等六个组织系统的工作。
协助正副厂长工作的助手部门——科室就有二十多个，共七百多人。
全厂的福利工作人员有一千一百多人。
这个厂的文教福利事业很庞杂，有宿舍、食堂、医院、学校、托儿所、浴室、剧院、花园苗圃、牛奶场、豆浆房、汽水场、一直到修马路、修水道、清洁和绿化工作等等。
一般城市应有的公共事业，这个厂几乎样样俱全。
据大字报揭发，有些部门人浮于事的现象很严重，有些工作人员每天只有四、五个小时的工作。
由于机构庞杂，办起事来关口多，手续多。
编计划、检修机器、发工资等很多工作，都要经过很多关口和手续。
实现一项技术措施就要经过几个关口审批，如果这项措施需要改动一下，又得重过几关。
就像发工资这种事，也需要经过下面十次繁琐的手续：
（1）由车间记工员计算工人出勤日数，填写工人工资等级交给车间核算组。
如果是计件工人，还需要由车间劳动组织组计算工人计件定额交给车间核算组；
（2）车间核算组计算工人工资；
（3）会计科审查和综合各车间核算组报来的工人工资；
（4）把各车间工资账交给财务科；
（5）财务科到银行领款；
（6）财务科把款交给车间核算组，把账交给会计科；
（7）车间核算组把钱交给工长（或组长），工长（或组长）盖章；
（8）工长（或组长）把工资发给工人，工人盖章；
（9）工长（或组长）再把有工人图章的单据交给车间核算组；
（10）车间核算组把有工人图章的单据上报财务科，入档。
由于分工过细，系统过多，机构庞杂，制度繁琐，而且这些组织机构和制度又缺乏强调工作中协作和统一的一面，过分强调了矛盾的一面，强调层层监督，相互制约。
因此，这种庞杂的组织机构和制度就成了本位主义、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温床。
工作中拖拉、扯皮、互不信任、各搞一套等现象很多。
例如生产、技术和技术监督三个科，每天都要统计产品产量和质量等情况，彼此工作重复，统计结果又往往不一样。
由于扯皮的事情和公文很多，党委书记、厂长、总工程师和车间的干部，就不得不用很多时间排难解纷，转批公文，影响更深入的研究生产和思想工作。
现在，职工们在整风运动中提高了阶级觉悟，他们在大字报上揭发了这种阻碍社会主义工业更快发展的现象，并且发出了彻底改革的呼喊。
这些大字报现在已经引起了工厂领导上的充分注意，并正在研究改进措施。
下面抄录的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两张大字报。
（附图片）
石景山钢铁厂过去混匀矿石要用人工，劳动强度很大，从前有的工人曾建议用厂内现有的电铲等机械设备代替人工，但有关部门认为这样作会影响铁的质量，因而未被采纳。
整风运动中，领导上慎重地考虑了这个问题，经过试验，证明这样作不会影响铁的质量，现在已并决定采用机械设备。
新华社记者　喻惠如摄

军官家属踊跃回乡参加生产
新华社22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许多部队最近在随军家属中展开了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动员她们树立劳动光荣的思想，回乡参加劳动生产。
这一教育已经收到了显著成效。
许多军官家属纷纷报名回乡，决心到农业生产战线上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某部到9月初为止，已经有八十五户军官家属返乡，另有一百八十户也已报名准备返乡。
某部最近报名回乡生产的军官家属已达三百十五人。
武汉驻军某部二十多位军官家属也在不久前走上农业生产岗位，许多劳动人民出身的妇女都带头响应号召，走上了农业生产岗位。
许多部队在动员军官家属回乡生产的同时，采取了帮助她们投入生产劳动的许多具体措施。
有些部队正在筹建军营农场；
有些部队已经组织一批无家可归的军官家属，参加驻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劳动。

平顺县领导机关坚持群众路线
干部集体下乡巡回办公效果良好
中共山西省委批转平顺县委报告，建议各县仿行
本报讯
据山西日报报道：
中共平顺县委实行县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集体下乡（县里各机关只留少数必要的干部守门，办公室随着领导同志搬到乡下）巡回办公的工作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日前中共山西省委批转了平顺县委“关于把机关办公室搬到农村实行巡回办公的总结报告”。
省委认为，平顺县的这一新的工作方法，在农村已经实现了高级合作化之后，是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很好的一种方法，这样做对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作风是有极大好处的。
省委建议全省各县仿效平顺县委的办法，每个县在每一年内，至少组织一次集体下乡巡回办公。
新工作方法的提出
组织县级机关干部集体下乡巡回办公的工作方法，是平顺县委根据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精神，为了改变领导作风，密切联系群众，适应合作化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于去年11月间就提出来，并发动各机关干部进行了酝酿讨论的。
今年
04月中旬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以后，县委又经过慎重研究，认为采取这一新的工作方法，对于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大丰收，巩固合作社有极大好处；
同时分析了当前乡乡已经通了电话，上下左右可以随时取得联系，大批干部下放，基层领导已经充实，各基点派有县委委员或副部长分管一片工作的种种有利条件，随即作出决议，并积极进行组织，于4月27日即开始了集体下乡巡回办公的工作。
力量组织和具体活动
本着中心与系统、机关与下乡相互兼顾的原则，组织工作队伍。
除机关保持一定力量坚持日常工作外，抽出主要力量深入下去进行工作（一般下乡力量占到三分之二左右）。
这次组织集体下乡的干部有一百一十四名，其中科、局长以上干部占60％以上，共组成九个工作组，一个办公室（随同县委第1书记），在县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
出发前进行了短期的训练，使大家明确下乡的目的、任务和方法，做到心中有数。
工作组完全改变过去凭开会、表格统计的老一套的方法，坚持了群众路线。
各组，每到一乡之后的大体步骤是：
（一）先向乡干部讲明工作任务和要求；
（二）深入实际（田间、家庭、学校），同农民一块劳动，发现问题；
（三）利用各种形式和场合，广泛向干部、群众传达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精神，大胆发扬民主，发动群众提出意见和批评；
（四）帮助乡、社干部把群众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和解决；
（五）帮助各乡修订十年远景建设规划，修订大丰收计划，订出各项有关制度，推动各项工作。
在集体下乡巡回办公期间，如何坚持了县委集体领导的原则？
（一）三个书记除各领导一组外，抽出三分之二时间集体活动，逐乡巡视工作，全县五十个乡亲自到过四十六乡，了解情况，及时指导；
（二）随同书记的办公室用一半时间与各工作组联系，掌握情况向县委汇报；
（三）在每一批中间召开一次县常委电话会议，分析情况，解决问题；
（四）创造典型，利用通报、广播、小报，推广到全县；
（五）县委抽出一定时间承办公文，上级文件由交通员迅速送达乡下，县委阅读办理。
良好的效果
在党内外广泛地宣传贯彻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精神。
据统计，有三万五千余群众直接听到了县委对毛主席报告的传达，占应受教育群众总数的59％，登门访问了农户四千七百六十三家，占总户数的16％。
和九千七百七十人进行了谈心和访问。
通过这些活动，根据毛主席报告的精神，向党内外群众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阶级教育，讲明两类矛盾的性质及其互相的关系，批判了只注意人民内部矛盾，忽视阶级矛盾的偏向，从而提高了干部、群众的阶级觉悟，揭发和打击了地主、富农和坏分子的造谣和破坏。
通过这些活动，还充分发扬民主，发动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意见，谈心思，全县共提出批评、建议一万二千四百四十八条，并就地解决了其中的80％左右。
总结经验，接受教训，进一步明确了建设山区的方向。
在此次集体巡回工作中，主要发现了羊井底和玉峡关两个不同的典型，并抓住这两个典型进行对比宣传，帮助各乡修订了建设计划。
羊井底乡办社六年来，由于党支部加强领导，认真贯彻了全面发展生产的方针，在保证完成当前增产任务的前提下，几年来投入基本建设工十万余个，保证了农、林、牧、副业的全面发展。
因之，该乡虽于1956年遭受特大灾害，但总收入仍比以往提高。
相反，玉峡关党支部对于建设山区全面发展的思想不明确，仍以过去领导小生产的方式来领导大生产，因此变化不大。
根据以上两个不同典型，县委在帮助各乡修订建设计划时，特别强调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全面发展多种经济，并帮助各乡研究了必须相适应的解决水、肥、工、煤、路五大问题。
经过修订十年建设规划以后，干部和群众反映：
方向明确，劲头高涨，增加信心，有了办法。
修订生产计划，推动大丰收，解决具体问题，巩固合作社。
工作组到乡后，从检查推动大丰收入手，针对各社具体情况和存在的问题，除着重纠正了在粮食增产上的盲目乐观和消极悲观两种情绪，并教育干部把大丰收的思想工作贯彻始终外，同时并帮助乡、社解决了大量的具体问题，改进了各方面的工作。
帮助一百零六个社修订了增产计划，使之更加符合实际，从而鼓舞了群众的增产信心。
帮助合作社解决了劳动、财务管理上的一系列问题，如改进劳动管理的三十五个社，改进牲口饲养管理的五十个社，整顿财务工作的三十五个社。
第3，在遭灾地区，县委提出“小麦歉收秋田补，山货减收副业补”的口号，具体帮助各乡、社研究了生产救灾的办法。
第4，认真帮助合作社改进积肥办法，解决肥料问题。
如杏城工农社养猪不垒圈，牲口不垫圈，去年牛、羊、猪圊肥四项仅积肥两万二千多担，经过研究帮助，今后执行定时定量垫圈出圈，每年即可积肥十八万多担，第5，挖掘水源，引河水上山。
过去几年全县水浇田只有一千余亩，这次实地帮助阳高、石城、王曲等八个乡挖掘水的潜力，共可增加水浇地六千至一万亩。
第6，推动了防洪抗灾工作，巡视中发现有十五个村庄、二百零八户居住有受洪灾危险，及时组织了防洪保护和迁移工作。
边学边整边改
对于县委和全体干部是一次实际的教育，也是一次深刻的整风。
在近四十天的活动时间中，不仅大大推动了各方面的工作，而且也深深教育了干部，丰富了领导。
县委和下乡的全体同志，一致感到把办公室搬到农村去巡回办公，就是边学、边整、边改的统一实践。
在这一方面最突出的收获是：
（1）普遍深入了全县五十一个乡，二百三十个社，五百一十八个自然庄，使领导上比较全面地了解了各地区自然条件、生产、生活状况，和党内外的思想状况。
这对制定计划，指导生产，提供了依据，可以避免和减少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现象发生。
密切了党群关系，群众说：
“土改时的老干部又下来了”。
此次，参加集体下乡巡回办公的干部到村以后，不但登门访问，和群众亲切交谈，而且都和群众一块劳动，据不完全统计，共参加劳动七百九十余个工作日，这不但进一步密切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而且也增强了干部的劳动观念。
群众反映说：
“土改时的老干部又下来了”。
“毛主席教养下的干部文武双全，白天劳动，黑夜工作”。
广武群众说：
“为了大丰收，县委和农民一块劳动，这真是毛主席教养下的好干部。
我们也要当毛主席教养下的好农民，共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同时也教育乡、社干部认识到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重要，而且也克服了部分青年轻视体力劳动的错误思想。
统一领导，互相协作，克服了过去中心工作与系统工作矛盾的现象。
过去中心工作与系统工作的矛盾是个老问题，党委抽调干部下乡搞中心工作，有些系统领导有意见，他们错误的认为“中心是党政，系统是自己”。
此次在县委统一领导下，组成工作组，协调动作，全面配合，到农村之后，全面了解，统一研究，统一解决，最后大家都很满意。
有的说：
“过去是条条下达，家家插腿；
这次集体下乡，既搞了系统，又服务了中心”。
特别是乡、社干部十分满意，他们说：
“过去是干部下乡，提出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这次集体下乡，提出的问题大部分可以得到解决”。
从而也进一步密切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有效地加强了党委的集体领导制度，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的原则，充分发挥了集体领导的作用。
克服了过去一部分县委委员下乡，一部分委员在机关坚持工作，使个人负责和集体领导结合不起来，对有关的重大问题，不能及时研究解决的现象。
此次集中一片，定期研究讨论，四十天时间，电话召开常委会五次，全体县委会议两次，对于工作中的较大的问题都坚持了集体讨论，加以解决。
同时还减少了机关文牍主义。
据县委会和县人民委员会两个机关统计，在办公室搬到农村这四十天中，下发公文八十九件，比过去同时期减少了29％，乡、社干部十分满意。
总之，把机关办公室搬到农村中实行巡回办公，其结果是大大丰富了领导，深深地教育了干部和群众，广泛地发现和解决了问题，密切联系了群众，推动了大丰收，巩固了合作社，因之，县委满意，干部高兴，群众欢迎。

延长徒工学习时间是否合理？
北京电子管厂是去年开工的厂。
新工人约占全厂职工的80％。
根据国务院的规定，今年有相当一部分徒工不能转正晋级。
因此，在这次大鸣大放中，徒工转正晋级问题就成了争论的中心。
这里发表的是有关这个问题的大字报的一部分。
徒工晋级太快
目前徒工晋级太快。
我访了几个老师傅，知道他们过去学徒要三、四年才出师，出师后只能拿到最低的工资。
有很多老师傅工作十几年，现在才四、五级工。
但现在我们的学徒工，短的只五、六个月，长的只一年左右就升为三、四级工。
我自己就是到老厂学徒六个月回厂后，工资改革时就晋到了四级工（像我们这样在今后相当时期内不应再升级了。）
老师傅积累了十几年的经验，我们只不过做了一、二年的工作。
发生生产事故以后，青年技工就慌忙，有的甚至无法处理，而老师傅却能很沉着地处理。
再说，老师傅工作十几年、二、三十年，对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大，应该得到较多的报酬。
但我们呢？
从小受家庭的抚养，长大了又受到社会的教养，到工厂学徒对社会还没有什么贡献，每月就拿四五十元，顶上一个农民半年生活。
这很不妥当。
我认为徒工的晋级制度有缺点，升得太快了。
这除了助长青年人的自满情绪，对加强工农联盟也不利。
因此，我完全拥护国务院关于延长徒工期限，减少徒工工资。
青工　刘学熹
请国务院赶快定出办法
刘学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我们青年人实习了几个月或一年，就升为三、四级工人，的确很不合理。
由于我们青年人学徒期限短，晋级太快，不仅影响新老工人的团结，更主要的是助长了青年人的骄傲、自满，不尊重老师傅，不努力钻研技术的毛病。
因此，我希望国务院赶快制定延长徒工期限，减少徒工工资的具体办法，同时对去年和前年参加企业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如已晋到三、四级的人，应规定二、三年内不再升级的办法。
青工　王术桐
徒工工资不合理吗？
我在旧社会也作过两年学徒，在一家药房是学生意。
吃饭时，我的两眼就要看着店主、店娘们吃，他们碗里只剩一口饭的时候，就得赶快用双手去添饭，稍一迟延，就要遭白眼。
为了学几个英文药名，就得将每月两斗米的薪金（约合现在四元钱）拿出一斗半来交给店主。
没有星期天，每天工作至少十七小时，一打盹，就要挨骂。
这种痛苦的生活，至今回想起来还难过。
现在的学徒工每天八小时工作，一进厂就学技术，每月还有二十五元工资，待遇还低吗？
希望你们听听过去在旧社会学过徒的人的谈话，那就会感到现在自己是在乐园中了。
孔志和
想一想，徒工们
你们在人民的培养和关怀下，从学校走进了工厂，老师傅耐心教你们技术，国家还给你们很高报酬。
你们应感谢党和人民的教育。
可是，你们今天没有给国家创造财富，反而在那里争论工资。
过去我们学徒的时候，每天太阳没出来就起床，晚上不到九点不能睡觉，没有星期日，有时还受打受骂。
这样苦熬了三年，所挣的工资只不过等于你们现在一个月的工资。
你们现在在现代化的工厂里，做着极轻的体力劳动，学着先进的技术，吃的是大米白面，住的是高楼，比过去要强百倍千倍，我看真是天堂。
老工人　赵玉振
不该延长徒工晋级时间
许多老师傅认为现在的徒工晋级太快，工资太高。
我认为这些意见是迎风拍马。
我在旧社会里当过三年多的学徒。
在这三年当中，我的工作是抱小孩、烧饭、担水、扫地、倒便壶等，不是学技术，而是作佣人。
1954年我一考进了技工学校，就整天和机器打交道，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就掌握了四级工技术。
难道我们有了相当的技术，就不应当有相当的级别吗？
让有相当技术的徒工延长晋级，这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行为吗？
我认为延长徒工晋级的时间是不合理的。
“录音收音机”
现在徒工跟过去不一样
有的老师傅把现在的徒工与过去的徒工相比，这是不恰当的，旧社会里的学徒不懂文化，老师傅又保守，不肯教，学徒只是做零七八碎活的活计。
现在学徒都有一定的文化，老师傅不保守，学徒能专心一意地学技术，所以技术提高得很快。
现在徒工的晋级并不是都快了，不能一概而论。
按劳取酬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如果徒工达到技工水平，就应该晋级，不能因一部分人而涉及整体，这样很容易造成老师傅与徒工的矛盾。
“一群”
维护社会主义利益
我们坚决支持刘学熹的意见和老工人们的意见。
“录音收音机”和“一群”的意见是错误的。
你们认为老工人的意见是“迎风拍马”。
就算是“迎风拍马”，但是他们迎的是社会主义的风，拍的是社会主义的马，他们是维护社会主义利益，还有什么不好？
老师傅们的技术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应该很好地向他们学习，不能因为自己有点文化，就瞧不起他们。
晋级太快是会助长骄傲自满情绪的。
我厂有些初中毕业生，学习一年，回厂就评为三级、四级工，可是和老师傅比，无论是技术、经验都相差很远，技术是很窄的。
延长学徒期限，对国家和徒工本身都是有利的。
根本谈不上什么资本主义剥削。
正如老工人所讲的，青年人的文化和技术还不是国家培养出来的。
我们应该感谢党和国家，感谢老师傅们。
钟宝禄、张道诚等十一人

沈阳六十多个工厂大鸣大放
许多职工对机构臃肿等现象提出批评
本报讯
拥有五十万产业工人的沈阳市，近一周来已经有六十多个工厂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职工群众在大鸣大放中，情绪极为高涨。
皇姑屯机车客车修理工厂职工，三天就贴出大字报三千五百多张，提出四千五百多条意见。
沈阳矿山机器厂三车间统计，平均每个工人贴出的大字报在两张以上。
一到午休时间，这个厂几十个代笔处都拥满了写大字报的人群。
一群群职工在大字报前面边看边议论；
有些被批评的干部，正在认真地记录群众的意见。
记者最近在一些工厂中采访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是：
职工在鸣放中提出的绝大部分意见都是善意的、积极的和正确的；
错误的意见所占比重很少。
据沈阳矿山机器厂三车间对四百张大字报、一千三百条意见进行分析的结果，其中善意的批评就占90％以上。
各厂职工在鸣放中提出的批评，涉及的面很广，对领导作风的批评占的比重最大。
对厂一级领导干部，群众较多的意见是：
开会多，深入少，对群众的疾苦不够关心。
对车间一级干部的批评，最多的是命令主义和作风简单粗暴。
对工厂生产管理方面的机构臃肿、计划不周、管理紊乱、浪费严重等现象，许多人提出了批评。
皇姑屯机车客车修理厂的一张大字报上说：
我厂现有的干部足够管理两个同样规模的工厂。
我建议中央有关部门考虑将企业中的干部抽调一部分轮流去农村支援农业生产。
另一张题为“干部车间”的大字报，批评机车车间这几年任务没有增加，干部却增加了十二名。
这些增加的干部每年的工资，即能修理一台机车。
大字报要求工厂领导坚决精简机构。
另外，对职工生活福利方面的问题，不少职工也提出了意见。
现在，沈阳这批开始整风较早的工厂已经掀起鸣放的高潮。
在这些工厂里，工人阶级内部的民主生活空前活跃，职工们畅所欲言，不少人都指名道姓地批评有缺点的领导人员，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态度。
各工厂都抽调了一批人员专门抄录和整理职工提的意见。
有些能够马上改进的工作都已在着手改进。
沈阳市其他工厂将在10月份全部开始大鸣大放。

深入到基层群众中间去
本报评论员
今天，本报发表了山西平顺县委把机关办公室搬到农村实行巡回办公的报道。
从这里，我们想讨论怎样进一步贯彻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工作作风问题。
领导和群众密切结合，从来都是我们党所提倡的。
几十年来，在这方面我们取得很大的成绩。
十四年前，毛泽东同志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就是从丰富的实践中总结出来，并且加以提高的。
虽然这样，但是领导和群众密切联系的问题，仍是我们工作中经常存在的问题。
这个问题所以存在，一方面，因为领导机构中不断增加新的成分，其中有些人不仅不善于深入地联系群众，而且带来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各样的不良作风，这些，都阻碍了和群众的接近。
另一方面，由于革命事业迅速地向前发展，干部的思想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比如：
土地改革时期是一种形势，合作化时期又是一种形势。
不同形势下群众会产生不同的要求。
如果不能适应这种情况，就会落在群众的后面。
所以联系群众，应当是我们经常密切注意的问题。
在全国农业生产合作化已基本上实现以后，农村情况已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密切联系群众的问题就更显得重要了。
因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在群众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新的问题，必须及时地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才会更好地前进。
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先决条件，就是要领导干部深入群众，去发现和研究问题。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存在的问题就会越积越多，将不仅会阻碍了实际工作的进展，而且可能会给坏分子留下了可乘之隙，他们就便于利用来进行破坏活动。
整风开始以来，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机关本着边整边改的精神，在检查领导工作中的缺点以后，提出了许多改进办法。
在这些改进办法中重要的一项就是精简领导机构，把能够抽出来的干部下放到基层组织去，送回到生产岗位上去。
根据十九个省（区）、市的不完全统计，最近，已有十万干部回到了生产岗位，二十万干部充实到基层组织中去。
这些，对改进工作、联系群众方面，无疑的会产生重大作用。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必须同时改进现有的机关工作，加强和群众的联系。
领导干部经常下去检查工作是一个良好的方法，但这还只是少数的人。
需要让更多的机关干部和群众直接接触，真正地了解群众。
今天，平顺县的报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平顺县实行机关巡回在农村办公的效果是很显著的。
在短短的四十天的巡回工作期间，县委直接向三万五千多群众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登门访问了四千七百多户，访问了九千七百多人；
根据毛主席报告的精神，深入地在群众中进行了一次阶级教育。
在群众阶级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样，全县群众共提出批评、建议一万二千四百多条，经过研究，有80％的意见就地得到了解决。
这个事实说明，只要下决心深入群众，真正地采取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长期在机关工作的领导干部也就有可能广泛地和群众接触，就能够在群众中深入地宣传党的方针，贯彻党的政策。
在传达政策指示方面，通常的方法是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或者逐级下达到乡，然后传达到群众中去，这种方法是难免不发生差异的。
由领导干部直接到群众中，进行传达的，那就只是个别的。
平顺县委这一次直接向三万五千多群众传达了毛主席的报告，使群众直接领会到中央的精神，这将会成为他们解决农村问题的有力武器。
在传达毛主席报告的时候可以这样做，在宣传党和国家其他重要政策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做。
只有领导干部广泛地和群众接触，才能够迅速地了解群众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及时地予以解决。
对待群众中存在的问题，也有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法：
一种是稳坐机关，从逐级转来的汇报中，研究问题，确定方案；
一种是离开机关，深入到群众中，去发现问题，及时地加以解决。
两种不同的方法，也将产生两种不同的效果。
前者，不仅延长了解决问题的时间，而且由于对实际情况的隔膜，有时就必然要发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毛病；
后者，就可以避免这些缺点，真正地发现和解决群众中的问题，将实际工作推向前进。
平顺县这次听取了群众一万二千四百多条意见，并有80％的意见就地得到解决，这在推动实际工作的进展上，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这里，丝毫也没有低估机关工作的意思，更不是要求一切机关的领导干部都将机关办公室搬到群众中去，而是说一切领导工作都应当建立在密切联系群众的基础上。
平顺县委巡回办公是县级机关联系群众的一种最好的方法，别的县、别的机关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创造更多的联系群众的方法。
现在，我们正在反对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
一般说来，我们的干部决不会愿意充当一个官僚主义者或主观主义者，只是由于没有很好地联系群众、联系实际，因而才沾染上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毛病。
平顺县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榜样，大家应当很好地向他们学习。

第1汽车厂在鸣放中
及时扭转处理问题迟缓现象
据新华社长春22日电
第1汽车制造厂在职工大鸣大放的同时，积极改进工作。
到19日止，仅铸工、发动机、木工等十个车间，就有一千三百多条意见得到解决。
这个工厂职工在鸣放中提出四万多条意见。
最近厂长连续召开了两次车间主任、处长联系会议，批判了某些领导干部对工人意见处理迟缓的现象，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工人大鸣大放中，必需虚心诚恳地倾听群众意见，大力改进工作。
凡是可以解决的问题，要迅速解决；
不能解决的问题，也要立刻向工人说清原因。
目前各车间根据这一要求，已经开始形成一个处理工人意见、改进工作的高潮。
这几天，在各车间的大字报面前，已经有更多的人在抄录意见。
厂长饶斌和党委副书记史坚，都特别重视工人给自己提的意见。
厂长看到工人给他提出意见以后，立即同提意见的人谈话，着手解决。
技术检查处、劳动工资处、技术安全处、会计处、干部处的领导干部们，每天都抽出时间到车间去抄录工人意见和找车间党组织搜集意见，准备进行分析归纳，研究解决。
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工部主任、工长等在自己贴的大字报上，除了表示接受批评以外，还说明已经改进了的情况。
木工车间加工部锯加工组，过去因为劳动力使用不合理经常忙闲不均。
这次工人提出意见以后，第2天工部主任就同工人研究，解决了这个问题。
工人说：
“领导解决问题真痛快！”
为了彻底贯彻边整边改的方针，厂党委对改进工作已经作了深入的检查。
厂长也每周开会检查各个分工的厂长研究处理工人意见的情况。

边整边改工作在北京第1机床厂
国营北京第1机床厂最近积极改进工作，改进领导作风。
领导人员亲自动手，分头研究和解决目前急需解决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
为了改进领导作风，这个厂制定了一项制度，规定党委委员都要分工联系一个车间或一个科室。
这是党委副书记田耀川（右第1人）深入加工第2车间和车间干部一起研究修改工时定额。
喷漆工段喷漆时所散发的漆沫，对人体健康有影响，工厂领导根据工人的意见，已决定在这个厂房里安装一座抽走漆沫的设备，改善工人的劳动环境。
这是正在制作中的吸尘器。
新华社记者　喻惠如摄

长沙衡阳各机关认真边整边改
据新华社长沙21日电
湖南省级机关和长沙、衡阳两市市级机关正在根据工作人员在整风中提出的意见，努力改进工作。
全省对外贸易系统职工从5月以来提出的合理意见二百多条，已经有九十多条得到处理，正在处理的有六十条。
衡阳市各机关职工提出的合理意见约七百多条，已经有四百多条意见中提出的问题得到解决。
省航运厅根据职工提出的合理意见，制定了分港分月财务收支计划，改变了从前只问生产不问成本的偏向。
各级机关的领导作风都比以前有了改进，能够迅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工业厅派出干部一百多人，组成工作组，到各厂矿检查增产节约运动，帮助解决了许多问题，使直属六十个厂矿8月份完成总产值计划101.85％，二十八种产品中就有二十种超额完成计划。
公路厅厅长到平江县解决了这个县路面坏不能通车、影响紧急运粮的问题。
这个厅的四个工程师深入工地检查，仅一个月时间就节约桥梁、码头等工程投资十万元。

上海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问题严重
反右派斗争逐步发展到基层
据新华社上海22日电
上海市各民主党派以反右派斗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已由市级领导机关逐步发展到基层。
各民主党派的区级整风领导机构已经建立起来，一部分基层组织已经开始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
最近上海各民主党派都召开成员代表会议或干部扩大会议，讨论把运动推向基层的问题。
这些会议都强调：
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在开展以反右派斗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时，一定要争取所在地区和所在单位共产党组织的领导和帮助，同时在斗争中必须贯彻摆事实、讲道理的精神，使广大成员人人受到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这些会议还就民主党派成员中存在的“家丑不可外扬”以及温情主义、置身事外等妨碍运动开展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有些成员对自己党派的市级整风领导机构在反右派斗争中的右倾表现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据初步揭露出来的材料说明，上海各民主党派的区级领导机构和基层组织中问题也不小。
民革上海市的十八个地区组织中已发现至少有七个地区的区委正主任委员或副主任委员是右派分子。
农工民主党区级组织负责人中的情况同样严重，在现有十四个区的六十五名委员中，已初步发现有十三个右派分子，其中主任委员有六人。
其他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中，也有不少有右派分子甚至被右派分子操纵，以致在大鸣大放中一度发生政治上的混乱，有的甚至沦为右派集团和右派分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工具。

不许右派利用工会反对工人阶级
全总直属机关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
本报讯
全国总工会、各产业工会全国委员会以及全总所属在北京的报社、出版社和干部学校等四十多个单位反右派斗争正进入高潮。
已经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有高元（党员、办公厅档案处长）、郑焕宇、张增三、丁勋（全总干校文化教研室教员）、王青（工人出版社第4编辑室副主任）、张照邻（工人日报副刊编辑）、杨晋（海员工会工资部干事）、戚家仪（邮电工会财务部副科长）、庄博清（全总工资部干事）、王福康（重工业工会生产部干事）、靳鑫（工人日报总务科员）等。
这些右派分子把工会组织当成了攻击的主要目标。
有着十六年党龄的党内右派分子高元是向党进攻的骨干。
他对工会的性质、作用、任务进行了恶意的攻击。
他说“工会的作用只能从工人对工会的要求来考虑，不能从党和国家方面来考虑”，还说“支柱、纽带、学校是党加给工会的作用”。
他在党和工会的关系上强调“党的立场和阶级立场就有所不同，“工会可以在党的领导下，工会也可以不在党的领导下。”
他在工会与行政关系上主张“唱对台戏”，根本反对工会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的调节作用。
他在工会与群众的关系上则挑拨说现在的“工会不能代表工人，工人不相信工会”。
他为了达到分裂工人运动，瓦解工会，还主张“工人可以自己组织工会，不一定参加全国总工会”。
右派分子张照邻以笔名“浣花溪”和“昭灵”仿照“草木篇”发表了“夏虫篇”和“奇怪的图书分类法”，对党作了非常恶毒的攻击。
他在“奇怪的图书分类法”里写道：
“有些厂矿和机关的领导上曾把干部与工人简单划分为进步与落后两大类……。
那所谓进步的一类人中怕也会有梁实秋，而‘落后分子’里面，未尝没有夏衍吧？”
企图借此来攻击积极分子和党的干部政策。
07月上旬开始，各单位先后向右派分子展开了反击。
广大群众都积极参加了战斗。
他们运用了大字报、大小辩论会等形式向右派分子进行了说理斗争。
到目前为止已开大小会三千三百多次，出大字报一万一千张，黑板报三百一十九期，漫画一百三十多幅，共有三百零三万字。
为了展开说理斗争许多人重新学习许多理论书籍和政策法令文件。
如为了驳斥右派分子高元的理论，全总办公厅和全总干校教研室的教员都有专人作了系统的准备，重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刘少奇有关工人运动的文章。
因此能够给高元以彻底驳斥。
全总干校刘云雁说：
“像高元这样右派的工会‘理论’，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它腐蚀工人运动。”
在辩论会上，许多人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反驳了右派分子。
全总干校教员周克亚说，右派分子张增三在诬蔑党的干部政策是“唯成份论”中说：
“周克亚受了七、八年的教育也要按地主分子论”，这纯粹是胡说，我来学校以后担任了重要的教学工作，被选为团支部委员，并且被党列为发展对象，难道这是“当地主分子看待吗”。
工人出版社在辩论会上有六个公务人员发了言。
曾经历过清朝、军阀、国民党、日伪统治压迫的老工人沈巨彰说，今天老年人生活有保障，若在旧社会这是根本办不到的。
右派分子王青为什么说“人民生活没有改善”，共产党“冷酷无情”呢？

争取做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冶金工业部技术司副司长　王之玺
解放后我在冶金部门工作了九年多，这里我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来驳斥右派分子的谬论。
首先谈有职无权问题。
九年来，我在鞍钢、沈阳、北京工作期间，无数的事实，使我感觉到党员和非党人士合作共事是亲密无间的，非党人士的正确的意见是永远得到支持的，不仅没有感觉到“有职无权”，相反的倒是因为冶金工业发展迅速，老是感觉到自己的能力赶不上工作的需要。
关于这件事我还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
1949年初鞍钢开始恢复时，厂内积存的焦炭不多，炼焦炉尚未开工，为了保证恢复工作的需要，我订了几条限制使用焦炭的办法；
当时公司里其他燃料也很缺乏，某个部门的同志
（党员）对限制使用焦炭的办法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同时拒不执行。
当领导上了解这一情况后，坚定地支持了我的意见，对那位拒不执行的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这件事情虽然很小，但说明了远在解放初期，共产党对非党人士的职权和正确意见就是很尊重的。
此后我在沈阳、北京工作时期，和党员间彼此了解更深，职权问题更不存在。
其次是共产党能不能领导科学技术的问题。
外行能否领导内行问题，我们是学科学的，科学的本身，就要求我们根据事实来作推论；
只要平心静气的回忆下列几个问题，就可以得出明确的答案。
第1，我们看看解放前高等学校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那时候全国有多少高等学校？
有多少教授职员？
有多少学生？
现在比解放前增加了多少倍？
解放前科学研究事业没有共产党领导，那时候有多少研究机构？
有多少研究人员？
每年有多少研究经费？
作了多少研究工作？
现在比解放前增加了多少倍？
解放前的工业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工程技术人员为资本家服务，那时候的钢铁厂有几个？
电厂有几座？
煤矿有几处？
规模如何？
年产量如何？
现在比解放前又是多了大了多少倍？
只要是一位诚实的有良心的人，绝不能否认几年来在科学、教育、工业、农业、文艺等各方面的巨大发展，八年胜似几十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如果不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运用马列主义的原则，结合中国经济建设的具体情况，正确的制订方针路线，并组织党员，团结拥护社会主义的非党人士和广大工农群众，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一历史上空前的成就，难道说还有可能吗？
第2，怎样算外行？
怎样算内行？
现在的领导干部是否都是外行？
我以为从近代科学技术的领域来讲，外行和内行都是相对的。
从不同的学科来说，一个专门学机械的，对机械是内行，对冶金就是外行；
从一个学科内的不同领域来看，一个学钢铁冶金的，对钢铁冶金是内行，对有色冶金就是外行；
再细分一点，一个学炼铁的对高炉操作是内行，对炼钢和轧钢就是外行。
跟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更加细致，内行与外行越是变为相对的了。
因此全部精通一个工业领域或一个学科的内行，实际上是没有的。
我们再看看现在的领导干部——老干部的业务水平如何？
是否都是外行？
全国解放以来，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全体党员随着革命形势的转变，要放下自己熟习的东西，去学习自己不熟习的东西——特别是科学技术和工业管理。
八年来，大量输入科学教育界和工业界的干部，绝大多数都能虚心学习，钻研业务，现在大部分已变成了熟悉业务，能正确处理专业问题的领导干部。
有一部分基础较好、学习特别努力的同志，已经提高到成为某一专业的专家。
这是铁一般的事实，难道还有什么人可以否认吗？
第3，对领导的要求是什么？
领导人员应该具备那些条件？
根据我的看法，领导人员的第1个条件应该是马列主义的政治思想水平。
今天我们进行工业建设，也必须依靠马列主义这一武器，掌握了马列主义，才能具体的分析情况，全面考虑问题，认清主要次要矛盾，正确的制订方针政策，安排工作计划。
这样我们的工业建设才不致走弯路。
领导者的第2个条件是业务水平。
为了正确地处理业务问题，正确地制订方针政策，一般的业务知识也是很必要的。
熟悉业务程度愈高，处理问题的把握就愈大。
领导的第3个条件是组织才能和群众路线问题。
作为一个领导人员不能只依靠个人来进行工作，必须善于团结干部，组织并发挥各级工作人员的力量来进行工作。
另方面也必须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的积极性，用群众的智慧来完成工作任务。
按照以上三个条件来衡量现有各方面的领导，我可以肯定的说，绝大多数老干部是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
根据以上各点，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右派分子不顾事实，否认几年来各方面建设的巨大成就，自封内行，诬蔑党的领导为外行，硬说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企图篡夺党的领导，消灭社会主义，他们的恶毒阴谋，难道还不是昭然若揭吗？
我们应当承认，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在知识分子中是有一定的市场的。
这特别是在反右派斗争展开的初期。
某些知识分子所以同情右派，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在作怪。
这也说明了八年来知识分子虽然经过了思想改造，但这种改造是不深刻不彻底的。
现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革命虽然已经完成，社会主义思想革命的关还没有过。
这次反右派斗争，正如陆定一同志所说：
“我们同右派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
不要社会主义，不要工人阶级的领导，不要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不要联合苏联，那就只能亡国。”
我们知识分子们应当深刻地认识这一运动的重要性，积极的参加斗争，并为进一步进行思想改造，争取过社会主义的关，争取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吴祖光的“小家族”是怎样腐蚀青年的？
新华社记者　孙世恺
“小家族”的一个“忠实弟兄”蔡亮，最近从西安特地赶到北京，他没有像往日那样到“小家族”里去“团聚”，而是走上了批判吴祖光右派言行大会的讲台，揭穿吴祖光统率的“小家族”腐蚀青年的黑幕。
蔡亮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在1949年就参加了共青团，被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拖进“小家族”右派小集团以后，踏上了歧途。
四年前，蔡亮还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时，就和“小家族”骨干分子杜高建立了“友谊”。
他进入“小家族”后，经常听到这样互相的吹捧：
“天才呀，神童啊”！
我是中国的“别林斯基”、“契呵夫”，你是未来的“中国列宾……”。
“小家族”的“家长”吴祖光就以“神童”自居，扮演出“良师益友”的面孔，经常夸奖他周围的这伙青年的“才华”，热心倡导“个人奋斗成名成家”，利用各种方法煽动青年人的自大狂。
蔡亮加入“小家族”不久，吴祖光就别有用心地邀他画一幅插画，本来画得不怎么好也摆进名画家们的插画之列，放在一本名叫“艺术的花朵”散文集中出版了，以标榜蔡亮的“天才”。
蔡亮很感激“小家族”家长对他的赏识。
以后，他在中央美术学院刚毕业时，准备投考留学苏联，“小家族”便作为全家族一件大事到处吹嘘他的“天才”。
但是这位“天才”没有考取，便在学校里大闹情绪，以至借酒消愁，当团的组织正在耐心地帮助他教育他的时候，“小家族”又伸出了毒手。
在一次“家族宴会”上公然宣称要用他们“家族”的力量把蔡亮培养成“中国的列宾”。
杜高还说：
“考不取留苏不要紧，搞艺术的最后还是要靠作品吃饭，以后就拼命画吧！”
当时，蔡亮格外感到“小家族”的“温暖”。
同时，“小家族”又如同毒害其他青年一样，对蔡亮宣扬“超阶级的爱”和“心灵的美”。
杜高就经常向他介绍胡风、路翎的文艺观点，并且说：
“发掘小人物心灵的美，才是最好的艺术，要爱一切人才是伟大艺术家的情操。”
他听了这些谬论更加钦佩“小家族”是“天才的结合”。
蔡亮过去在党和团的教育下有一定的进步，在中央美术学院里学习时曾担任过班长，对团组织是无话不谈。
可是，被拖进“小家族”以后变成了另一个人。
对团组织疏远了，对谁也瞧不起，竟认为团的组织是“小儿科”、团的组织生活是幼稚、没有趣味。
但是在学校里却津津有味地贩卖胡风、路翎的谬论和吴祖光、杜高等人传播的政治性的流言蜚语。
蔡亮回忆起走过的这段弯路时，怀着沉痛的心情说：
我受着这些思想的毒害，对待团的组织越离越远，终于完全从思想上组织上堕落到右派小集团的泥坑里，作了共青团的叛徒。
吴祖光正是这样贩卖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并施舍所谓“温暖”“友爱”，和共产党争夺青年。
蔡亮被腐蚀的经过是这样，再看看在“小家族”里被称为“小妹妹”的陈敏凡失足堕落的经过吧！
陈敏凡生长在一个中农的家庭，1949年她才十四岁就投到革命队伍里，很快入了团。
她在四年前由部队调到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在工作上有股青年的热劲和朝气，曾提出申请入党。
后来，她认识了“小家族”骨干分子田庄，从思想到生活才开始起变化。
田庄看到陈敏凡爱好文学。
他们见面，田庄就高谈一套所谓文艺“理论”，陈敏凡虽然不懂，却感到很新鲜。
后来，由田庄介绍认识了吴祖光、杜高、汪明等人。
“小家族”那伙人知道她在北京没家，年纪又小，逢年过节或星期天，便找她去玩，逛公园吃馆子。
又常听“小家族”成员说，“共产党乏味，不讲人性”等等，慢慢使她感到“小家族”真是“温暖的自由天地”。
杜高等人在她的面前又拼命宣扬“个人奋斗”，“骄傲才是高尚的情操”等谰言。
并鼓动她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她终于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巨著，没有得到别的收获，却接受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个人主义的“战斗精神”。
当时，她回到机关便感到和同志们没有“共同的语言”，对共青团的组织也冷淡厌恶了。
甚而有时，想尽一些花招逃避团的组织生活，听了团组织的报告就咒骂是“公式化、概念化”。
她拒绝团组织对她的帮助，逐渐地从思想感情上投靠到“小家族”里。
在肃反运动中，她因为和“小家族”的关系，曾受到审查。
以后，和“小家族”成员在一定时期割断了联系，在工作和思想上都有了一些进步。
机关内评级评薪时，她也被提升了级别，同志们也都鼓励她。
但是不久，她又和田庄搭上关系，当她和田庄结婚时，吴祖光在家中备好丰盛的酒饭招待她和田庄，对他们在肃反运动中被审查、受处分深表“关切”，用甜言蜜语煽起他们的“冤情”，使她又体会到“小家族”所倡导的“人性”和“友爱”。
在整风期间，她不仅和“小家族”成员策划推翻肃反运动时对她作的正确结论，还在机关里和其他右派分子一唱一和，造谣生事，写大字报攻击党的领导。
陈敏凡就这样被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糖衣炮弹所毒害，变成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忠实工具！
吴祖光的“小家族”向青年射出“名利”、“温情”的毒箭同时，又放出腐蚀青年的另一支毒箭，迷惑青年上钩。
吴祖光是个十足的旧社会“遗少”，引导他的“小家族”追求地主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
他诱惑他周围的青年经常大吃大喝，吃遍了北京有名的饭馆酒楼，酒足饭饱之余高谈女人，把两性关系说得低级下流，使得一些青年受其腐蚀。
吴祖光又经常拿出他“珍藏”的淫书淫画和刺激性感的画片，使青年上钩。
有时还聚赌打牌，通宵不睡。
因此，有些青年被腐蚀得神魂颠倒，意志消沉。
现在，经过北京戏剧电影界全面而彻底地揭发和批判，已经揭穿了反动“小家族”的黑幕。
吴祖光也不得不承认说：
“解放之后，特别是近几年，我的家已经成了个垃圾堆了，我是充满肮脏的东西，所以我招来的都是一群有毒的苍蝇，从我这里把毒素又传播到社会上去。”
（本报特约稿）

图书馆的情况好得很
对新中国的图书事业，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毫不例外地诬蔑一番，说：
“新中国一团糟，图书馆事业也是一团糟。”
“图书馆事业存在着危机”。
但，在我们看来，却是好得很，并没有什么“危机”。
解放后，很多图书馆的藏书增加了。
例如，不久以前迁入“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目前拥有藏书一百十一万零四千九百一十册，为1949年藏书十一万三千九百七十七册的近十倍。
现在的辽宁省图书馆是原来的东北图书馆，藏书从1948年的七、八十万册，目前增加到一百六十多万册，仅次于北京图书馆。
解放前，上海唯一的公共图书馆（即现在的上海人民图书馆）全部藏书中文书约有九万册，西文书有两万册，解放后的短短几年里，藏书增加了八倍。
公共图书馆数目也在与年俱增。
1954年全国大型公共图书馆有九十多个，为解放前最高年的一点九倍。
今年，增加至一百零九个。
这些图书馆收藏书刊三千多万册。
政府给图书馆经费的拨款，也在增加。
天津市人民图书馆解放后每年的经费约三万元，1956年增加到二十三万元。
南京图书馆是在伪中央图书馆的烂摊子上扩大起来的，现在每年经费约二十四万元。
而1948年上半年，上海图书馆的全部办公费和事业费仅够应付每月的水电开支。
各地图书馆为使藏书得到充分的利用，广泛开展了馆际互借工作。
今年06月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又决定建立全国性的中心图书馆，编制全国图书联合目录。
上海图书馆在1956年一年里，与该市七百四十多个单位建立了外借关系，外借书籍达一万八千余册。
图书馆工作人员经常带着新编的书目，深入机关、企业及科学研究部门拜访读者。
北京图书馆还与五十九个国家的六百三十六个单位建立了交换关系，使专家、学者能看到国内没有的重要书籍。
各地图书馆都在尽力收集散存书籍。
如福建省图书馆去年在该省各地收集了散存书籍两万多册，把全省六十六个县市地方志补充齐全，并得到了许多珍本、善本书籍。
我国图书馆的管理工作也在不断改进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图书分类法的改革，新的图书馆分类法逐渐代替了僵死的十进分类法。
在编目工作上也有显著的改革。
新的中、小型图书馆分类法已经编成，在最近已公布。
培养图书馆专业人材的单位，除了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系外，今年03月间，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南京图书馆等单位联合举办了全国省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专修科两年来招收了二百多名在职干部为函授生。
科学院、高等学校、公共图书馆等系统都举办过多次的图书馆干部短期训练班，培养了大批专业干部。
去年12月底在南京图书馆还举行了第1届图书馆学科学论文讨论会。
会上宣读了十多篇论文。
这对于推动图书馆学学术研究，改进工作有极大的作用。
几年来，出版了一般性的“图书馆工作”，学术性的“图书馆学通讯”，介绍苏联先进经验的“图书馆学翻译丛刊”，资料索引有“全国主要报刊资料索引”等等。
我们的图书馆事业也跟其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样，在日新月异地发展着，右派分子的诬蔑是徒然的。
　（本报国内资料组）

归纳右派言论逐一核对事实　逐一进行批驳
安徽人民代表围攻右派分子获胜
本报合肥22日电
在最近举行的安徽省第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代表们对右派分子进行了猛烈的斗争。
这些右派分子是陈仁刚、李湘若、戴岳、程士范、李则纲、张东野、张节、余立奎、潘锷鏱、石原皋、杜仲和、马轶尘、张立之、张宽、王心仪、陈次权、杨素冰、荣德馨、黄梦飞。
全省各地人民为了支援人民代表的正义斗争，纷纷写信、派代表来揭发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形成了会内会外合力对右派分子的围歼。
右派分子在真理面前理屈词穷，不得不纷纷向人民低头认罪。
民建安徽省工委会常委、合肥市副市长、右派分子张东野在交代中说他欣赏章伯钧、葛佩琦的反动言论是因为他也恨共产党，他承认和右派分子刘秉钧、金孝章等组织的反党小集团是以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为目的；
组织路线是“以民建为基地，以落后分子为骨干，拉拢中间，打击积极，逐步扩大反党力量”；
向党进攻的步骤是“上层示范、中层影响、下层全面开花”。
右派分子戴岳（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党组书记）交代了他在鸣放前后指挥文联反党小集团向党进攻的罪恶活动。
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右派分子潘锷鏱承认“在鸣放初期，确有变天思想”，内心里对章乃器的反共言论有“共鸣”，作了章乃器反动言论在安徽的“批发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科联主席程士范交代了他反共活动的目的“是想夺取党对安徽科学工作的领导权”，交出了反共小集团成员名单，并承认这个小集团是他的“政治资本”。
右派分子张节（民革安徽省委委员、省农业厅副厅长）在鸣放中曾诬蔑积极分子是“吹毛求疵”，“鸡蛋里找骨头”，“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这次会议中代表们拿出了大量事实来同他辩论，他理屈词穷，承认他是造谣诬蔑。
右派分子李则纲（民盟中央候补委员、省文化局副局长、省博物馆长）除了在鸣放中向党进攻外，还一直隐瞒了他的伪戡乱委员等反动身份，甚至在人民代表面前还要否认，但当代表们拿出国民党的档案等材料来对证时，他不得不低头承认。
代表们同右派分子张立之（蚌埠市工商联主委、市民建副主委、副市长）在下面三个问题上展开了论战：
帝国主义经济制度好，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好？
资本家好还是公方代表好？
资产阶级分子还要不要继续改造？
张立之在代表们的有理有力的驳斥和揭发下，无法再辩，不得不交代其反共目的。
此外各地司法系统派来的代表还揭发了陈仁刚在司法方面宽容反革命的不少罪行。
代表们同右派分子的斗争采取了“段段清”的斗争方法，即将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归纳成几个问题，逐一核对事实，逐一进行驳斥，使右派分子在确凿的事实和充分的理由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

攻击党的领导　向往资本主义民主
中宣部一撮右派分子丑态毕露
本报讯
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从7月份以来深入地开展了反右派斗争。
目前，已被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有：
马家驹、席炘、俞康金（党员）、陈步、侯德彭（党员）、曾宪法（团员）。
陈步、侯德彭和曾宪法还结成一个反党小集团，同某些高等学校、机关、团体的一些右派分子密切接触，策划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这些右派分子攻击的对象，首先是党的领导和党员干部。
俞康金把全党丑化为“上级欺压，下级吹捧，得利在先，吃苦在后”，“置人民痛苦于不顾”“的维护私利的封建剥削集团”，并诬蔑党是在“步步紧地在建立”“封建等级制度”。
马家驹诽谤老干部是一群自私、虚伪、专横、愚蠢的人。
席炘诬蔑党充满了“封建道德霉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他主张取消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
侯德彭则认为党的领导“妨碍了科学的发展”，主张把科学事业完全交给资产阶级科学家去管。
这些右派分子造谣说党“只忙于改造别人，不注意改造自己”。
曾宪法把我们的首都污蔑为昏庸、腐朽、黑暗的帝俄时代的“彼得堡上流社会”，并声言要向这个社会“投进一颗炸弹”。
这些右派分子，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十分向往。
他们都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民主，都以我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民主的发展阶段”就进入社会主义为憾，主张社会主义要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民主”和“自由”。
俞康金更猖狂地要“痛下决心，采取革命的办法改变”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对于肃反运动，他们也极尽诬蔑之能事。
陈步公开叫嚣肃反“违反宪法，侵犯人权”，肃反是“肃群众”等。
这些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深远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
马家驹出身于汉奸官僚家庭，曾加入过国民党和青年党。
席炘出身于地主家庭，是日伪新民会的分子，并在日寇投降后积极歌颂蒋介石。
俞康金原是贫农家庭出身，解放后他的家庭上升为富裕中农，他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同他的富裕中农家庭的资本主义思想互相结合，就使得他背叛了党，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曾宪法、陈步、侯德彭，出身于资产阶级或自由职业者家庭，他们都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生活颓废，思想堕落，因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而仇恨党，厌恶社会主义制度。

福建各地政法部门揭露一批右派分子
本报讯
福建省各地政法部门最近两个多月来揭露出了一批反对共产党领导并恶意攻击政法工作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这些右派分子是省司法厅长何公敢、省高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林登文、吴大新和福建省、厦门市、南平市等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任敦卿、任家德、姚焕兴等人。
他们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进行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他们叫嚣说“党委不懂法律、不能领导政法工作”，狂妄地要“共产党员退出政法部门”。
他们还千方百计地到处攻击肃反、镇反运动的成就，为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伸冤”。
何公敢除了到处散布谬论，从各方面攻击和污蔑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成就外，还一再污蔑“共产党从上到下没有一个懂得法律”，“现在的政法工作是一团糟”。
谩骂对旧司法人员的教育、改造工作是“一棍子打死”，妄图以此否定和夺取共产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权。
何公敢还散布所谓“全民民主”的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反动政治主张，企图把民主扩大到反革命、劳改犯身上。
他一再主张惩治反革命罪犯要“轻些、轻些、再轻些”，而对因思想落后而发生的一般错误行为则主张“要绳之以法，严加惩处”。
身为司法厅长的何公敢竟把一个曾杀死过革命同志的反革命分子王钦妹，说成是“只有落后言行，应无罪释放”；
对他的一个被判处劳动改造的反革命朋友，也要求从轻处理，并威胁经办的干部说：
“他是我的老朋友，你们要好好办理。”
（新华社专稿）

鲁迅笔下的市侩　出版界的阴间秀才
李小峰妄想挂帅使资本主义复辟
新华社上海22日电
上海出版界一个隐蔽着的右派小集团的“主帅”和幕后人被揭发出来了。
这人就是曾经侵吞鲁迅先生巨额版税，被鲁迅斥为“市侩”的所谓出版界“巨头”李小峰。
李小峰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前夕到上海文化出版社担任编辑部副主任，从此以私营四联出版社的小宗派为基础，积极培植自己的势力。
去年他参加农工民主党以后，不仅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内积极执行了恶性大发展的方针，建立据点，打击共产党的领导，而且到上海文化艺术界大力发展组织，扩展自己的势力。
今年大鸣大放中，李小峰明目张胆和他小集团的“军师”许君远、“大将”仇标等策划向共产党进攻，在文化出版界“挂帅”，以便使资本主义复辟。
在14日、18日上海出版界的两次反右派座谈会上，与会者从各方面揭发和批驳了李小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李小峰右派小集团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利用整风运动的机会，狂妄地打击共产党的威信，阴谋取而代之。
李小峰把社会主义出版事业说得一团糟，他的小集团放出空气说，上海文化出版社“势在必分”；
李小峰还厚颜无耻地鼓动一个编辑提他当社长。
李小峰和许君远共谋，提出办不要共产党领导的“同仁出版社”，并且拟出了一份主要骨干都是他们宗派集团的所谓组社名单。
与会者还揭发李小峰为了树立自己的特权，实现他个人的野心，在鸣放中造谣污蔑共产党员和人事工作。
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共产党员编辑级别都在十级以下（出版级），李小峰却故意造谣说：
“党员有特权，评级最起码评九级。”
与会者揭露了李小峰的反动历史，证明这个伪装进步的所谓“忠厚长者”、“好好先生”，早已在出版界获得了“老狐狸”和“阴间秀才”的绰号。
李小峰所开办的北新书店自从伪装进步，侵吞了鲁迅先生的巨额版税后，二十多年中一直投靠国民党和汉奸，出卖民族利益。
抗日战争时期，李小峰和他的汉奸大哥开办复兴旗子公司，制销汪伪青天白日旗，旗上有“和平反共建国”的反动口号。
李小峰用以攻击人民出版事业、自我吹嘘的北新书店的丑恶历史，使他所制造的出版事业“今不如昔”的谎言不攻自破，使人们更加看清了他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的险恶用心。
上海文化出版社反右派斗争开展后，许君远、仇标等右派分子早已被揭露出来，但这个小集团的“主帅”李小峰却还巧妙地隐蔽着。
与会者指出，任何狡猾的右派分子，决不能够漏网，反右派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一生为人民服务　为艺术创造辛勤劳动
齐白石公祭仪式在京举行
苏联等十七个国家拍来四十多封唁电
新华社22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人民艺术家齐白石的公祭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嘉兴寺举行。
灵堂布置得庄严肃穆，周恩来总理以及各有关部门、团体和国际友人等赠送的花圈、挽联陈列和悬挂在灵堂的四周。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林伯渠、陈叔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以及各有关单位、人民团体的代表和齐白石的生前友好和他的学生共约四百人参加了公祭。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沈钧儒在公祭前也来吊唁。
前来参加公祭的还有埃及驻华大使馆文化专员巴德朗以及外宾多人。
郭沫若在公祭开始时讲了话。
他说，齐白石先生是中国伟大的画家，同时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们最敬仰的伟大的画家。
他一生为中国人民服务，为提高中国的文化服务，可以说他是尽了他应尽的人生责任。
郭沫若说，齐白石出身于劳动人民，他的一生贯串了自我牺牲的崇高的劳动精神，他所以能有这么多和这么光辉的成就，主要是因为他有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的劳动精神，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和后代们学习景仰。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蔡若虹介绍了齐白石将近一个世纪的生活历程，指出他的一生是辛勤劳动的一生，也是无穷丰富的艺术创造的一生，就是在齐白石的生命的最后一年中，他还创作了约四百幅作品。
钟灵接着代表齐白石治丧委员会宣布，委员会收到了世界和平理事会以及苏联等十七个国家的许多单位、团体、个人拍来的四十多封唁电和国内各地拍来的许多唁电，他并且宣读了一部分电文。
在齐白石的家属向与祭者行礼致谢后，公祭结束。
公祭后即移灵赴西郊湖南公墓安葬。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夏衍，以及齐白石的生前友好和家属等都到墓地参加了安葬仪式。
新华社22日讯
齐白石先生治丧委员会这几天收到了来自世界和平理事会以及苏联等十七个国家的四十多封唁电，悼念人民艺术家和1955年国际和平奖金获得者齐白石。
来电吊唁的单位有世界和平理事会，苏联亚洲团结委员会和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日中友好协会，英中友好协会，以及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越南民主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印度尼西亚、意大利、英国、日本、缅甸等国的文化部、美术家协会等文化艺术机关、团体。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世界和平理事会国际和平奖金评议委员会书记豪尔赫·萨拉米亚—波尔达，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片山哲，意大利争取与中国发展经济文化关系研究中心主席帕里等人，都来电吊唁齐白石。
智利画家万徒勒里也来信吊唁。
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缅甸、挪威等国的驻华大使馆、埃及驻华使馆文化专员，以及印度人民戏剧协会的代表比斯瓦斯等都分别赠献花圈，表示哀悼。

南议会代表团在旅大访问
据新华社沈阳22日电
以斯坦鲍利奇主席为首的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代表团结束在沈阳的访问，今天上午八时三十分乘专机离开沈阳去旅大访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武新宇陪同前往。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波波维奇也随同前往。
贵宾们参观了大连海港并游览了市容。
午后，贵宾们参观了大连机车车辆厂，访问了金县友谊果园集体农庄。
晚间，贵宾们应邀出席了旅大市市长宋黎举行的宴会。

叙利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到达北京
新华社22日讯
叙利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一行六人，在叙利亚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托菲克·雅兹率领下，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
他们是根据中叙文化合作协定1957年执行计划来中国访问的。
当天晚上，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邓拓设宴欢迎。

哈达访华人员名单
新华社22日讯
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哈达博士访华人员名单
穆罕默德·哈达博士——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前副总统，哈达夫人，哈达女儿，阿·莫诺努图——制宪议会议员、外交部美洲司司长、前驻华大使，古农·伊斯康达——农业部秘书长，特科·苏莫迪维利约教授——商业部办公厅主任，穆罕默德·穆克明——雅加达州长，阿·古苏摩·乌多约——外交部高级官员，哈·阿·洛欣先生——哈达岳父，依·旺沙韦察耶先生——哈达秘书，苏维多中校——陆军总部参谋官，苏亚特莫中校——陆军总部参谋官，沙努西·加利博士——哈达私人医生，沙努西·加利夫人（哈达妹妹），黄运周——哈达顾问，黄运周夫人，苏·苏尔约哈迪沙布特罗——警察局督察，卡申诺·沙斯莫约——外交部亚洲太平洋司官员，瓦哈迪——警察局巡官，布·贾·察·巴门察——“拉查瓦里”米厂经理（哈达侄儿），穆斯达利——摄影师。

坚决支持叙利亚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
北京五千多大学生集会欢迎叙学生代表团
据新华社22日讯
北京市各高等学校五千多位学生今晚在北京大学举行盛大集会，欢迎叙利亚学生代表团，表示坚决支持叙利亚人民反殖民主义的英勇斗争。
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赵震江在会上致词，代表北京市学生和北大学生向客人表示热烈欢迎。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胡启立讲话，他说，最近美帝国主义在叙利亚阴谋策划的军事挑衅和颠覆活动，引起了我们全中国学生的愤怒。
我们全中国学生和全中国人民一起，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起，坚决支持叙利亚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在这一斗争中，我们将永远是你们的最忠实的朋友和弟兄。
代表团团长哈利勒·哈立德·阿卜杜勒·努尔讲话，向中国人民对叙利亚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支持表示感谢。
他说，我们一定能击败帝国主义的阴谋。
阿拉伯各国人民坚决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永远不会让帝国主义在我们尸体上跨过去。
他还介绍了叙利亚独立后在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代表团团员米歇尔·阿斯阿特也在会上讲了话。
他说，我们只要同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人民在一起，我们一定能战胜帝国主义。
这个应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邀请来中国访问的代表团共六人，是在今天下午三时到达北京的。
他们是根据中叙文化合作协定来中国访问的第1批叙利亚学生代表。

开设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
本报评论员
全国高等学校过去向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教育，树立学生的社会主义思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培养了许多社会主义大学生，学校里的马列主义理论队伍，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形成。
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妄图在高等学校学生中传播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于是马列主义教育便成为他们进攻的对象。
他们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来反对马列主义政治课。
在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工作中展开资产阶级方向和社会主义方向的斗争。
这场斗争不仅是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而且已经发展成为政治战线上尖锐的阶级斗争。
在反右派斗争中，辩明了大是大非。
高等学校应该走社会主义方向，还是走资本主义方向，已经很清楚了。
绝对不能放弃党的领导，而要加强党的领导；
绝对不能放松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而要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马列主义在高等学校的阵地必须坚持，广大教师和学生要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有许多学生，过去没有好好学习马列主义，甚至不愿学习。
他们只顾读死书，忘却了政治，以为自己可以置身“世外桃源”。
结果怎样呢？
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攻中，因为他们不关心政治，也就分不清大是大非，分不清敌我，经过反右派斗争的实际考验，眼睛才擦亮了，才认识到不关心政治是危险的。
现实生活本身就是沸腾着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必然产生不正确的政治观点，就会给野心家牵着鼻子走。
全国高等学校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反右派斗争，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反右派斗争的群众性的斗争高潮已经过去，但是还需要继续补课、发展、深入，从思想上、政治上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彻底粉碎各种谬论。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一场全民性的社会主义大辩论。
通过这场大辩论要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的问题，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在全民性的大辩论中，在向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情况下，客观形势也就向高等学校学生提出参加全民性的社会主义大辩论这个要求。
发动高等学校学生参加全民性的大辩论，在高等学校各年级开设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作为全体学生参加全民性大辩论的阵地，向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这就成为十分必要的。
但是，向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单靠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的教学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运用课外各种方法和一般教学工作密切结合进行，才能达到切实而深入地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的目的。
过去高等学校中进行马列主义教育，从课程的系统性、科学性出发，这自然是很必要的，但是常常忽视了当前的阶级斗争、革命运动、党的任务和教学对象的具体情况，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
因此，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必须结合革命实践，切实贯彻“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改造思想”的教学方针。
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是全民性大辩论的组成部分，活生生的马列主义教育，更应该密切联系实际。
马列主义政治课和一般自然科学知识课不一样，任何时候都不能把马列主义政治课看成简单的知识课；
自然，也不能把马列主义政治课当作四书五经来读。
对于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更不能同对待一般知识课来看待。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的教材不仅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更重要的是来自生活和斗争，要学会把我们自己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毒草（各个高等学校里都长出了一些毒草），经过锄掉作为肥料，来增强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抗毒素。
过去那种认为高等学校学生年青，思想单纯，只要进行正面的系统的理论教育，不必联系学生思想情况来改造思想的看法是不对的。
高等学校学生大部分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受到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很大影响。
因此，只有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帮助学生提高认识，改造思想，才能防止把政治课变成空谈，防止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才能培养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那种空谈理论，鄙视实际，提高个人，反对改造的做法，只能培养出以马列主义所装饰起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的教学和学习中，应该用无产阶级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克服非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这是一门课堂上的功课，同时也是一场尖锐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首先要把各人思想摆到桌上来，提倡辩论，充分说理。
在全部教学过程中，重要的一环是讨论和辩论。
必须放手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使大家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讨论，畅所欲言。
在讨论和辩论中，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进行说理教育，以便达到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的目的。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学校，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学习过程生动活泼，思想收获又极为丰富。
这种经验值得学习，结合具体情况来运用。
马列主义教师在思想上要认识到开设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的重要意义。
大家过去做了很多工作，熟悉的是过去一套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
过去讲课中固然灌输给学生马列主义基本知识，但是比较忽视现实性、战斗性和具体性，常常从教研室的计划和课程的抽象的科学体系出发，而忽略了教学对象的具体情况。
很多教师不了解学生的思想情况，而且不觉得有必要去了解。
因此，也就不能根据具体情况，从实际出发去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在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中，必须克服这个缺点。
教师要到学生中去，了解学生，熟悉学生，才能争取到发言权，做到有的放矢。
应该指出，那些想作空头的马列主义理论家的人们对阶级斗争不感兴趣，对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的开设抱着怀疑态度。
这是不对的。
但是，还应该指出，修正主义者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下来贩运资产阶级的私货，它比教条主义带有更大的危险性。
我们应该把马列主义当作革命行动的指南，当作阶级斗争的武器，当作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的指导思想，一方面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一方面反对丢开普遍真理的修正主义。
这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的态度。
有些人有顾虑，认为用一年或半年的时间，来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会影响了学生的马列主义学习。
会不会这样呢？
从革命实践的需要，从教学的实际效果，从改造学生思想这个角度来看，从在整风中、在阶级斗争中来提高马列主义思想水平来看，这样做不至使学生少学了马列主义，而只会使他们多学了马列主义。
许多学生都说，经过这次反右派斗争，三个月的收获，比三年政治课学习的收获还大。
这就是说，在实践中学习马列主义，比课堂中学习得好，在斗争中比书本上学习得好。
马列主义教师也应该把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这门课程当作自己学习的课程，通过对这门课程的教学来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既当先生，又当学生，既教学生，又向学生学习。
目前，各地高等学校正在积极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的准备工作。
广大的高等学校学生，也都热烈欢迎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的开设。
各地党委和学校党委应该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和推动。
各方面的工作要密切配合进行。
任何忽视都是不对的。
通过这次深入的、系统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高等学校师生的社会主义觉悟必然进一步提高，立场必然更加坚定，必然能更好地改造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北京市高等学校马列主义教师发表意见
怎样教好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
北京市高等学校马列主义教师发表意见
本报讯
北京市高等学校新学年已经开始了。
各学校各年级普遍开设“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
如何教好“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
本报记者曾就这个问题访问了北京市一些高等院校的政治课教师。
他们一致表示积极拥护开设这门课程，并将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使理论联系实际，改造自己的思想，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应该开设这门课程
很多教师认为在反右派斗争时，广大青年学生中暴露出来很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适时的也是必要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干之说：
从抗战开始到现在二十年的时间中，我一直都在教政治课。
过去解放区学校中的政治课的特点是从实际出发，教员讲课前先了解学生的思想情况，课后参加学生的小组讨论会，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讲解。
教员和学生都经常参加各种实际斗争，参加生产劳动。
解放后，政治课的项目开的多了，注意系统地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必要的。
但是，偏向传授抽象知识，而忽视从实际出发。
这次党中央在高等学校中为了树立社会主义革命观和克服教条主义倾向，开设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是完全必要的。
怎样教好这门课呢？
我认为首先是教师们必须加强思想意识的改造，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认真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其次是加强思想方法的改造，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密切注意理论联系实际。
教师们一定要到学生中间去，参加他们的辩论会，了解学生的思想情况，作为作辅导时解答问题的根据，克服过去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真说，通过阶级斗争来对青年进行马列主义教育，是培养他们建立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最好办法。
北京农业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罗新说：
高等学校的师生员工，在这次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经受着一种严重的阶级斗争的锻炼和考验。
但是要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还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进行一次深入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完全必要的。
清华大学助教余顺吾说：
过去对政治课的教学方针问题一直都有争论，有的认为应该系统地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的则认为要理论联系实际，改造思想。
因为意见不一致，也影响了教学效果。
目前，中央决定开设“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这对学生和教师说来都是必要的。
接受教训，改进教学
教师们觉得在过去的政治课教学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也还存在着一些缺点，现在要针对过去工作中的缺点，改进今后政治课的教学工作。
北京大学教授冯定说：
政治教员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过程中要起核心作用，要深入学生中去体会学生的思想。
政治课今天需要，将来也还需要。
政治课应该首先解决思想问题。
政治教员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学生在政治思想上提高认识，学生在政治上如保持错误的认识，那么就不能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甚至会妨害社会主义事业。
如果说讲理论，社会主义本身就是理论，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就是最好的理论，就是马列主义。
马列主义就是这样从实际出发而发展起来的。
学习政治理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不在记忆，而是怎样理解的问题了。
要对问题理解得深刻，靠记忆和复述的方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采取辩论的方法，可以启发学生思考问题，深刻地理解问题。
北京石油学院讲师李木说：
过去几年理论教育，过多的注意讲授的系统性。
很多教师主要精力用在翻阅材料、书籍、写讲稿等等，却不去了解学生的思想情况，脱离实际。
这些缺点要在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中予以克服。
教育者必先受教育
很多教师表示：
为了保证教好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这门新课程，教师们应该首先加强思想意识的改造，教育者必先受教育。
北京矿业学院讲师吕凤举说，作为政治课的教员，他不仅是教育别人的人，而且必须首先进行自我改造，使自己能够言行一致，成为真正的党的宣传员。
教师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有些人为个人主义的发展找借口，不愿干社会工作，而愿多念些书，或写写文章，为考取副博士准备条件；
有的甚至不愿参加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
这都说明了资产阶级的名利观点在部分教师中还存在着，这就要下定决心改造自己，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只有首先自我改造好了，才能担负起改造别人的任务。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真说：
更重要的是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这里，首先要克服一部分人过去理论不联系实际，轻视党的宣传员工作，以个人名誉地位出发，妄想作有名有利的“理论家”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
其次，必须努力在工作中改造自己，改变立场。
清华大学讲师饶慰慈说，教师要到学生中间去，一块学习，这对教师们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过去对学生的思想情况还是注意的，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问题却忽略了。
北京航空学院讲师孔令闻说，政治教师们应该全心全意投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这一工作。
在过去的教学工作中，没有把改造思想作为政治课的突出的工作中心，不了解联系实际就是为了改造思想。
因此，在工作中也忽略了经常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对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学生中的反映及其特点没有进行研究。
今后应该克服和纠正这些缺点，使政治教育工作出现一个新局面。

民主德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上海
新华社上海22日电
以维利·斯多夫上将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在国防部副部长李达上将及我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武官宋登华上校陪同下，于22日上午由南京乘专机飞抵上海访问。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中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海军中将等人。
晚间，王必成中将设宴欢迎军事代表团全体人员。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正式成立
新华社吉首20日电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已于20日闭幕，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正式宣告成立。
这次会议共召开了六天，听取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筹备委员会主任张孟旭关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筹备工作的报告，原湘西苗族自治州州长、中共湘西苗族自治州地委书记石邦智关于湘西苗族自治州五年来的工作成就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和中共湘西苗族自治州地委副书记赵德新关于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
代表们对上述报告分小组认真进行了讨论，有五十六个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十四个代表发表书面发言，一致拥护和通过这些报告。
会议根据国务院关于撤销湘西苗族自治州建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决定，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在今天选举了自治州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和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选出石邦智（苗族）为州长，彭祖贵（土家族）、赵德新（汉族）陈彦滨（汉族）、龙再宇（苗族）、田荆贵（土家族）、石元机（苗族）、黄穆如（土家族）为副州长，田开胜（土家族）、石拔英（女、苗族）、齐寿良（汉族）等三十七人当选为州人民委员会委员，董千祥当选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州长石邦智代表当选人员在会上说：
我们感谢自治州各族人民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将努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紧密地和大家团结在一起，勤勤恳恳地为自治州各族人民服务。
最后，会议通过了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致敬电，以及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致敬电等电文和各项决议。

紧张的劳动愉快的生活
参加茶淀农场的学生如同生活在家里一样
新华社22日讯
到天津附近茶淀青年农场参加生产的北京两千名高、初中毕业生，过着紧张愉快的劳动生活。
农场原有的七千多亩水稻快要成熟了，现在青年们正在兴奋地做着修道路、修场院、磨镰刀等秋收前的准备工作。
在通往稻田去的二十一条道路上，布满了欢乐的人群，大家把道路上的沟填平，野草拔掉，然后再用石滚轧平。
两个二百多亩大的场院已抢修完毕，正在安装变压器、脱粒机。
沟通南北两场的公路将在国庆节前赶修完成，它将被命名为“青年路”。
这些青年人在劳动中展开了挑战竞赛。
许多人表示要在劳动中争取入党入团。
现在农场里的共青团组织已收到六十多人的入团申请书。
每当收工回来之后，整个寂静的大院子顿时欢腾起来。
有的人到图书室看报、看杂志，有的人去捉螃蟹、摸鱼；
各生产队的篮球、乒乓球代表队也利用这个时间练习，准备选拔全场的代表队去参加总场举行的运动会；
一百三十多人参加了舞蹈团、话剧团、合唱团、说唱团，他们正排练在庆祝丰收、庆祝建场典礼时演出的节目。
每一个生产队都派一个有生产经验的脱产干部，带领这些青年人劳动，教给他们生产技术。
北京市教育局还抽调了好几个中学教师到农场来作干部，主要是对参加生产的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作学习和生活上的辅导工作。
为了照顾女学生的特殊问题，场里专门派来了不脱产的女干部作她们的生活辅导员。
青年们感到在这里得到的照顾，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
（附图片）
女学生在农场的果园里劳动。
在一望无际的稻田上，农场工作人员在向新来的青年主人们介绍情况。
农场里大批的拖拉机吸引了年轻人。
旭日初升的时候，他们在田野里做早操。
　
新华社记者　楚英摄

英国游泳队到北京
据新华社22日讯
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英国游泳队一行十三人，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全面改造山区自然面貌
雁北提前开始农业基本建设
据新华社讯
以全面改造山西雁北地区自然面貌为主要目标的农业基本建设，已经在左云、阳高、朔县等县一部分收完秋季作物的地区提前开始。
预计到10月初，雁北地区将有四十多万人参加这个运动。
这次农业基本建设，以水土保持、水利建设、植树造林和发展山区交通事业四项工程为主，结合改良耕作制度等增产措施，在统一规划综合治理的方针下进行。
阳高县大泉山的水土保持成功经验，将在全区推广，今年雁北全区要求出现五百个“大泉山”。
雁北地区有关领导部门最近曾经召开专门会议，总结去年的经验，检查今年工程计划和准备工作，并且计划建立专门领导机构，抽调二百到三百个干部深入指导。
各县也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领导。
雁北地区绝大部分是山地和丘陵高原，过去因为缺乏树草覆盖，又加耕作粗放，风大砂多，使良田变瘠薄，是历史上有名的荒凉地带。
解放以来，雁北地区开始治理工作，自然面貌逐渐改变。
今年的农业基本建设计划完成后，雁北地区将发生更大的变化。

城门乡的两场大辩论
福建日报记者　中共闽侯县委城门乡工作组
争论早已发生
靠近福州郊区的闽侯县城门乡，有一千多户人家，1956年办了两个高级农业社。
95％的农户都入社了。
合作化的优越性并不是“吹牛”。
这个乡，每亩田平均产量已由解放前的六百五十斤提高到一千零五十斤，农民的生活普遍改善了。
但是，即使如此，斗争也并没有结束。
去年秋收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曾经一度尖锐起来。
在农民中可以听到许许多多的争论，这些争论都是围绕着合作化和粮食问题，围绕着两条道路进行的。
看到这种情形，乡人民委员会和中共城门乡总支委员会就召开了乡人民代表大会，在农民中进行了一次社会主义教育。
但是，因为没有发动全民性的大辩论，所以思想问题没有透彻地解决。
今年夏收以后，社里进行夏收分配和粮食征购工作的时候，歪风邪气又起来了。
农村的富农分子和一小部分富裕中农，说合作社搞坏了，故意叫喊“早稻减产”，准备不卖或少卖余粮，全乡统购任务只完成55％。
再加上地主、富农分子的挑拨煽动，群众思想混乱，生产情绪下降，出工率由原来的90％降到60％。
有的社员和干部打算弃农就商……看来农业社是碰到了危机；
一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大辩论，已经不可避免了。
夏收以后，中共城门乡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决定以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为主要内容，在全乡开展一次大辩论。
最初，他们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了多次座谈，启发大家提意见。
但是，意见提得并不多。
怎么回事？
因为很多人有顾虑，怕戴“右派”帽子。
怎么办呢？
总支和工作组分村召开群众会，进行了一次动员，着重说明农村大辩论和城市反右派斗争不同，这是一次农民的自我教育运动。
为了让群众大胆地、充分地“放、鸣”，支部和工作组还决定采取“先放后辩”的办法。
这样一来，就大放大鸣起来了。
前后五天，各生产队都开了几次座谈会，80％以上的人在会上发了言。
从大放大鸣的情况看，富裕中农中不满意甚至反对粮食统购统销的较为普遍；
在合作化问题上有所不同。
据城门农业社调查，八十四户上中农中愿意留在社里的有四十四户，表示要退社的有二十二户，还有十八户处在动摇状态。
至于贫农和下中农，他们对粮食统购统销是拥护的，但是也有人认为“免购额”低了一点。
在合作社方面，贫农意见较多的是对果树的“定年限按比例分红”办法不满，要求把中农的果树入社统一经营。
也有人对合作社借钱不方便有意见。
他们对合作化是坚决拥护的。
他们说：
“生为社里人，死为社里鬼。”
“听共产党的话，永远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全民性大辩论之前
各种意见都放出来以后，对正确的合理的意见，总支和工作组予以采纳，并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加以解决；
对于错误的意见，决定拿到群众中去讨论。
为了把这次大辩论搞好，在全民辩论之前先开了党员会和贫农下中农会两个会。
党员会吸收一部分贫农积极分子参加。
这个会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
一、我们要领导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党员能不能搞资本主义？
二、为什么会放出这样一些谬论？
三、怎样才能把各种谬论驳倒？
大家首先尖锐的批判了总支副书记林佑民、城门村分支书记黄珠英的资本主义思想行为，同他们进行了辩论。
最后，他们都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自私自利”走错了道路。
在划清两条道路的思想界限以后，把解放以后粮食增产、工业交通、文化卫生、农村建设、生活改善等方面的事实摆了一下。
这样一来，原来怕驳不倒人家的人也说“有了本钱”。
有的说：
“他们的谬论是用纸糊的，我们用事实去同他们辩，可以百分之百地辩赢他们。”
贫农下中农的会是分七片召开的。
会上把放出来的一些谬论拿出来先辩论一次，借以训练辩论队伍。
会上引导大家用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进行“三对比、三算账”。
“三对比”是：
比解放前后的生活变化；
比农业社和单干谁的力量大，谁能增产增收；
比统购统销前后的粮食市场变化，看怎样对人民对国家有利。
“三算账”是：
算入社增产账，算解放前农民受地租、高利贷、奸商剥削账，算解放前后粮食增长账。
经过对比，算账，广大的贫农下中农认识自己的生活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也认识到这改善正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
然后，又讨论了贫农下中农的一些错误言论，分清了大是大非。
贫农下中农的积极性发动起来以后，敢于大胆讲话了。
这时候，领导方面又发现有些人有排斥和斗争中农的情绪。
于是又向大家讲清楚：
我们对有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辩论，只是为了驳倒他的资本主义言论，反对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通过辩论来教育改造他们，更好地团结他们。
合作化问题的大辩论
在大辩论的基本队伍形成了以后，接着以生产队为基础划分二十六个辩论小组（吸收单干农民参加），辩论了两、三个晚上。
全乡90％的人都参加了辩论会。
各个生产队在三天大辩论中，主要辩论了两个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和粮食统购统销问题。
许多辩论会上，贫农、下中农和少数富裕中农针锋相对，论战十分激烈。
首先辩论：
“办社以后生产和收入是不是增加了？”
在城门社新华生产队的辩论会上，老上中农林大品第1个站起来说：
“现在入社十户有九户坏，生产是年年低，收入是年年少。”
原来坐在角落里的贫农林春华马上站起来反驳说：
“说入社十户有九户坏，这是昧着良心说话。
拿我来说，解放前穷得没有衣服穿，在乡里欠债也是有名的，一年要欠几十担谷。
入了社，我就不用借债了。
去年一家六口全年分了四十多担谷子和甘薯，柑桔、马铃薯也堆满楼顶，邻居向我开玩笑说：
楼板杠都要压弯了！”
贫农林长水也抢着发言：
“解放前我连老母亲也养不起，光景多么惨！
去年入了社，我收入三百多元。
从记事起都没有收入过这么多。
现在我养一家四口，吃饱穿暖。”
新下中农林家顺也大声说：
“怎么能说入社没裤穿？
在座二十多人，现在哪个衣服不比过去穿得好？
过去我们这些人只有两个人读过书；
现在子弟大都上学了。
这不是入社后改善了生活吗？”
社员林依乖说：
“办社后生产是不是年年低呢？
其实，办社年年都增产。
过去乡里白水秧占六成，去年高级社第1年就消灭了白水秧，每亩稻子平均收到一千零五十斤。
今年早稻又比去年收成好，排下里过去是十年九损，每亩只收几百斤，去年改良了土壤，‘死洋’变成了‘千斤洋’”。
老上中农林知柱也不赞同林大品的谬论，他说：
“我看办社后生产有增加，生活就是好。
我现在儿子读初中，女儿念高中。”
一场舌战，驳得林大品无词以对，他只好承认自己讲的话没有事实根据。
其他生产队的辩论会上，贫农、下中农、社员也驳斥了类似的谬论。
大家算了一个账：
去年全社粮食产量达到一百三十二万斤，比解放前增加了五十二万斤。
入社前每户贫农全年平均收入只一百五十九元，而去年每户平均收入达二百三十三元。
七十三岁的五保户林兰蘩说：
“我见过前清、国民党、共产党三个时代，觉得共产党最好。
办了合作社，连我这个孤独的老人也有了依靠。”
“今年工分价值比去年低了。”
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也是争论中的一个焦点。
老下中农、生产队队长林依金说：
“去年分配的时候，农业和果树统一分红，所以一个工分分到一角四分。
今年果树社里只抽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没有同农业合起来计算，所以一个工分才分到一角。
表面看来，工分价值低了一些。
如果把果树和副业计算在内，大多数社员收入都增加了。”
健康生产队社员在会上替一户叫喊“工分价值低”的老上中农算了账，证实他农业和果树收入合计，也比去年增加了。
新下中农林有火说：
“过去我替别人做工，一天只赚一两斤米，养不活自己，现在做一天能分一元多，买谷十多斤，一家三口吃不了。”
在辩论中，有人说“合作社不如单干户”，“劳动、用钱、留粮都不自由”。
这也引起了一场大辩论。
身受单干苦楚的贫农张依华说：
“没入社的时候，我种二亩多田，劳动力差，割稻要请别人割，收成很坏，一年到头只在收割的时候吃几顿饱饭，以后就‘白老鼠’（很穷的意思）了。
那时的我，衣服破了用纸糊，刮风下雨都发愁。
1955年入社以后，我的穷根挖掉了。
去年办了高级社，收入更多了。
现在我穿的是新背心、卡其裤，换了一个人啦！”
西楼生产队队长林知福说：
“合作社和单干比，真是天上地下。
老下中农林知康今年春耕退社以后，就碰到很大困难。
单枪匹马，积肥抗旱受限制，一亩八分田没有追肥，早季减产，比社里同等田地少收了一百八十斤。
他现在已经后悔，对他哥哥说想再回到社里来。”
城中生产队辩论“入社自由不自由”这个问题的时候，揭了所谓“单干自由”的底子。
有人揭发：
单干农民林家潮把应该卖给国家的四百斤余粮拿去做黑市买卖；
单干老上中农林传渠、林传涵兄弟，参加反动富农林传添的投机集团，贩卖柑桔、荸荠、荔枝等，从中获取暴利。
大家都说：
这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
发展这种自由，大家又要陷进贫困的泥坑里了。
我们农民一定要办好合作社，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粮食问题的大辩论
在粮食问题的辩论会上，首先争论的是“粮食统购统销好不好？”
健康队老上中农林家铿说：
“解放前粮食吃得痛快，解放后半饱半饿。”
新下中农林有雄一听这话，立刻反驳：
“我解放前后的生活，就不像你所讲的那样。
我想起解放前就心酸。
那时候，我才是真的半饥半饿，哑子吃黄连，对谁吐苦水？
现在我全家吃白米，没有人挨饿。
做人要讲良心话，不能说谎。”
新下中农林元元接下去说：
“过去我和林有雄一样命运，过着半饥半饿生活。
我父亲就是因为生病又吃番薯渣，才折磨死的。
解放前我一家一年才吃六、七百斤粮食，现在留粮有三千多斤，比过去多吃很多。”
他们还算了一笔账：
全队二十户社员，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去年每户留粮比统购统销前平均增加一百三十三斤，每人平均增加三十三斤。
社干部林有竹说：
“现在吃稻谷大口五百十七斤，小口留四百十三斤，都够吃。
统购统销以后，再也没有谁半饥半饿了。”
上中农林家铿无词以对。
别的生产队在辩论“统购统销好坏”、“粮食吃多吃少”的时候，也十分激烈。
敖峰村争论中算了一个大账：
全村一千七百二十亩田，解放前只收一百三十六万斤粮食，每亩平均八百斤，除还租五十二万斤和高利贷二十万斤，农民只剩六十四万斤；
就算高利贷二十万斤能买回，也只有八十四万斤留粮。
人口二千二百人，每人平均只吃三百八十斤。
1956年收了一百七十万斤粮食，除去征购农民还留粮一百十六万斤，按照现有人口，每人平均可吃四百三十斤，统购后比解放前每人平均增加五十斤口粮。
城门村原来是个缺粮村，1941年米价高涨，01月十八跳，穷人没钱买米，勒着肚子挨饿。
全村单单那一年就卖掉儿女一百二十人，饿死七十二人。
持反对意见的人，在这些事实面前也无话可说了。
束塔队还辩论了“隐瞒产量对不对”的问题。
这个队的上中农吴用松等几户组成的生产组隐瞒了产量五百斤，大家对他们说理。
贫农吴依枝说：
“我们农民入社是希望把社办好，有些中农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年年瞒产。
我们三组种了十多亩田，明明割了三十多担，起先只报十几担，想隐瞒一半。
如果每个小组都这样，国家统购任务就要落空。”
社长王茂玉也说：
“统购任务完不成，就难实行工业化；
没有工业，农民就没有抽水机。
束塔洋过去是死洋，十年九旱，现在有了抽水机就变了样了。
再说，组里瞒产，不只对国家不利；
社里粮食少分了，工分价值低了，社员闹意见，对社也不利。”
一席话说得吴用松等理屈词穷，同时也提高了大家的认识。
各个组自动报出隐瞒的粮食产量二千多斤。
在争辩“粮价是否合理”的时候，敖里村老上中农林家国感叹地说：
“解放前粮价高，肥料价低；
现在谷价低，肥料价高，做来做去还是农民饿半死。”
贫农林旺官驳斥说：
“你说解放前谷子贵，可是我们贫农，那里有贵的谷子卖？
镰刀放下，谷子没入仓，就要还债交租子，还要卖新谷买油盐，私商趁这时杀价，结果卖贱谷，以后还要买贵米。
想起这些事心像刀割！
那时候只有地主、富农和少数富裕中农才能够卖贵谷子、放债，损人利己。
这样的人全村有几户？
再说肥料，解放前闲季粪便宜，忙季粪贵，买便宜粪只是富农和老中农，可是我们贫雇农到插秧时节还不知肥料在哪里。
现在粮价稳定，粪价也不贵，比以前合理得多。”
仙歧队社员陈伯樵等，也和王尤祥火热地辩论粮价提高对谁有利的问题。
陈伯樵边算账边说：
“我们仙歧队全年粮食除自给外，卖出不过四千斤；
如果一担谷提高一元，也不过才多收入四十元。
可是粮价一动，物价都动了，一尺布只要起价五分，我们一百五十五人，每人买一丈六尺，就要多出一百二十四元，结果对自己并没有好处。
何况粮价贵了，物价波动，对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利。
粮价万万提不得！”
社会主义思想掌握了群众以后
两场大辩论，使城门乡农民的思想面貌，起了一番深刻的变化。
贫农、下中农，更加靠拢党，热爱社。
他们说：
“我们跟共产党订合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少数受到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贫农、下中农，分清大是大非以后，很快地觉悟过来，坚定地站到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
通过大辩论，还团结了富裕中农的多数。
他们之中有不少原来就是拥护社会主义的；
少数具有自发倾向的人，大辩论后态度都有转变。
俊新生产队十六户社员中，上中农占六户；
今春以来，有四户上中农弃农经商，不下田劳动，贫农批评他们是“同床异梦”。
现在，这四户上中农都回头来参加生产了，贫农社员高兴地说：
“这样就一条心了。”
斗争了反动富农林什添以后，歪风邪气打下去了，投机倒把，粮食黑市等非法活动，悄悄地收起来了。
全乡原来卖了二十六万斤余粮以后，就叫喊“已经到顶了”；
现在，已卖粮三十万多斤。
原来说统销粮食无法压缩了；
现在经过家庭主妇们研究后，已减少了统销量四万斤。
最近又有四户社外农民申请加入敖峰社。
合作社的出工率，已提高到90％。
敖里队原来要把两亩上好水田改种经济作物。
现在打消了这个主意，加紧补苗追肥，力争秋季丰收。
全乡掀起了追肥、耘草的热潮。
全乡党员干部在这次大辩论中，受到了最好的教育和锻炼。
许多人学会了走群众路线，学会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许多人懂得了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灵魂的道理。
在大辩论之前，有些党员干部对群众觉悟估计不足，思想顾虑很多。
看到了群众高涨的社会主义热情以后，信心增强了，工作劲头更大了。
一些受资本主义迷惑的走入歧途的党员干部，开始清醒过来了。
（原载福建日报，本报作了一些删改。）

愉快的劳动
首都各机关干部，最近展开了帮助郊区农民秋收的热潮。
大批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都踊跃地参加了这种劳动。
图为中央某机关的工作人员帮助丰台区黄土岗农业生产合作社收场。
本报记者刘长忠摄

棉花丰收快摘快卖
安徽
本报讯
安徽省近三百万亩棉田，由于入秋以来气温较高，日照力强，因而成熟期普遍提前，丰收已成定局。
据有关部门预计：
今年全省皮棉产量可达八十万担，比去年增产50％以上，比丰收的1955年增产10％以上。
产区农民现已开始紧张采摘，部分地区新棉已经上市。
为积极支持纺织工业生产，保证市场棉布和絮棉供应的需要，棉产区的供销社都已提前做好了采购和加工的准备工作。
各主要产棉区共设立了三百一十八个采购点和采购组，与农业社的距离一般都在十华里到二十华里之间，棉农售棉当天可以往返。
县供销社所属的二十二个动力轧花厂职工，已在淡季中将所有的轧花机检修了一遍，棉花进厂后就可立即开工生产。
各地供销社都已召开过采购棉花的干部会议，或棉农代表会议，宣传贯彻省棉花统购会议的精神，布置了棉花统购的具体任务。
目前，各地供销社正组织大批人员，深入到农业社和生产队，摸实棉花产量，与棉农协商核定留用量和出售量，并组织农业社集体出售新棉。
陕西
本报讯
陕西省产棉区的棉农正踊跃把新收的棉花卖给国家。
据渭南、华阴、三原等十四个县到9月上旬的不完全统计，棉农卖给国家的新棉已有一百一十七万多斤。
今年棉农卖新棉不仅卖得早，而且质量也好。
朝邑县收购的七万多斤棉花中，80％都是四级以上的棉花。
郃阳、华阴所收新棉也都是三级、四级，四级以下的棉花很少。
为了做好新棉收购工作，棉区各地一般都举办了农业社棉花分级人员训练班，受到分级训练的有五千多人。
同时全省还训练了五百多名棉花检验人员。
今年，农业社一般在收获中也都重视了提高棉花质量。
现在，棉区收购棉花的力量已经安排和调整。
今年在咸阳、泾阳、三原、高陵等地新建的籽棉加工厂，也将先后投入生产。
新疆
本报讯
新疆天山南北一百七十五万亩棉花生长繁茂，丰收在望。
玛纳斯河流域的早熟棉花已经裂绽吐絮，吐鲁番盆地正在收摘新花，主要棉产区塔里木盆地周围的棉花最近也开始吐絮。
今年新疆各地棉花的播种面积虽然比去年减少4.8％，但棉花的总产量估计可以接近或超过去年。
人民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种植的四十多万亩棉花，单位面积产量可以比去年提高17.8％，平均每亩可产籽棉两百斤以上。
江西
本报讯
江西省各地积极进行新棉收购工作。
该省棉花丰收已成定局，总产量估计可达四十七万担，比去年增产20％。
全省棉农在“增产棉花支援国家”的口号鼓舞下，积极售棉。
全省9月份的收购任务，至9月15日就完成全月任务的74％强。
但不少地方棉花收购工作赶不上棉农售棉的要求。
主要表现在购棉的准备工作不足。
如安福县收购轧花准备工作做得太晚，到9月15日尚不能开秤收购。
吉安县十二个植棉农业社摘籽棉达十万多斤，迫切要求收购，但白沙收花站没作好准备工作而不能收购。
江西省人民委员会于20日召开紧急电话会议，指示各行署、专、县加强棉花收购工作的领导，提高收购效率，满足棉农售棉要求，作到快收，快轧，快运。
棉花收购工作中另一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在个别地方出现了棉花自由市场，如崇仁县发现一富农在市场上出售籽棉价格高于国家统购价格近50％。
吉安县市场上皮棉价格高于国家统购价格一倍多。
会议指出：
这种现象虽不普遍，但必须注意防止和取缔。
对棉农进行教育交代政策，鼓舞他们把棉花卖给国家。
会议对按质论价政策、棉农留用棉等问题也作了研究。
　（连斌）
湖北
据新华社讯
湖北省襄阳专区二百一十万亩棉花的总产量估计至少可以达到五十万担皮棉，比年景最好的去年还要增产近三成。
每亩棉花的平均产量也将由去年的十九斤皮棉上升到今年的二十五斤皮棉。
去年收成最好的随县，今年又获得十八万多亩棉花平均亩产将近四十斤皮棉的大面积丰收。
历来被当地农民称做“望天收”的襄阳、枣阳、光化三个县北部的许多棉田，今年也破例丰收，亩产棉花预计能达到二十斤皮棉。
襄阳专区过去由于农民资金、劳力缺少和技术落后，每亩棉花产量低的只有五、六斤，高的也只有十来斤。
合作化以后，才改变这种低产的面貌。

生猪生产还要大发展
全国养猪重点县座谈会交流生产经验
新华社讯
全国养猪重点县座谈会18日结束。
这个会议是农业部和城市服务部9月09日在北京联合召开的。
会议上充分交流了各地发展生猪生产的经验。
会议期间，朱德副主席、邓子恢副总理和内务部谢觉哉部长都先后到会讲了话，指示大家在第2个五年计划中进一步作好发展生猪生产工作。
会议一致认为，从重点县和重点社的养猪生产情况来看，大量养猪不仅是解决肥料来源、增产粮食的有效办法；
同时也是增加社员收入、改善社员生活的重要途径。
河北省平谷县大辛寨村，由于养猪多，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96％，缺粮村变成了余粮村；
内丘县仙人村建设农业社，1956年养猪收入达到五万三千一百二十元。
由于社员收入增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巩固了。
根据座谈会提供的数字，到8月底全国养猪已达一万一千八百多万头，比6月底农业部统计全国养猪数又增加了四百多万头，比我国历史上养猪最多的1954年增加了一千六百三十四万头。
从到会的养猪较多的二十三个重点县和三十六个重点社的养猪生产情况看，南方十三个重点县已达到平均每人养猪零点四六头，每户养猪二头，每四亩耕地养猪一头，二十个重点社已达到平均每人养猪零点七三头，每户养猪三点二三头，每二点四六亩耕地养猪一头。
北方的十个重点县已达到平均每人养猪零点三四头，每户养猪一点六二头，每一零点四九亩耕地养猪一头；
十六个重点社已达到平均每人养猪零点七六头，每户养猪三点七一头，每四点零四亩耕地养猪一头。
但目前南方十三个省、市平均每户只养猪一点一头，每八亩耕地才养猪一头，而北方的十三个省市（不包括新疆）则平均每户只养猪零点七一头，每二十九亩耕地才养猪一头。
这说明我国养猪生产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今后必须继续大力发展。
会议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继续贯彻执行今年02月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中指示的“私有、私养、公助”的方针，这个方针是扶助养猪业发展的主要关键。
会议认为，在当前我国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还赶不上消费增长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我国生猪能够食用青绿粗饲料的优良特点，采取“以青绿粗饲料为主，适当搭配精饲料”养猪的方针是适当的。
农业生产合作社除应充分利用农作物副产品秸、秆、藤、蔓等养猪外，还要进一步挖掘青粗饲料来源，大量采取利用野生、水生植物喂猪。
今后农产品应该尽可能就地加工，增加养猪的精饲料；
过去农产品集中在城镇加工而后再将副产品运往农村的不合理状态应加以改变。
关于防治猪病和改良猪种问题，会议要求各地发动和依靠农业社做好生猪的饲养管理，以及清洁消毒等工作，积极开展预防注射，贯彻“防重于治”的方针，要求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上消灭猪瘟，并控制猪丹毒、猪肺疫的流行。
生产种猪的地区，应该由省农业主管部门划定为良种猪生产基地，大力繁殖提高，有计划地加以推广。
会议认为城市服务部提出的促进和扶植猪、牛、羊等副食品生产的方针，对全国生猪生产和其他副食品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扶植作用，今后应该大力加强收购工作，特别要注意加强山区和交通不便的地区的收购工作，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促进副食品生产的全面发展。
会议着重指出：
各重点县的养猪经验是极为丰富的，各地应该互相学习，同时，各级领导还需不断加强对生猪生产的组织领导工作，建立基地，培养典型，进一步推动生猪生产的发展。

迎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青海省委要求各级领导机关认清大辩论后的新情况
充分运用群众积极性在秋冬两季大力兴修农田水利
本报讯领导好大辩论，迎接农村生产新高潮，——这是中共青海省委会和省人民委员会在9月09日晚联合召开的电话会议上发出的号召。
这次会议就当前农业生产和农村大辩论等项工作作了安排和布置。
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张国声同志在电话会议上说：
当前在农村有两件大事，一是农业生产，一是大辩论。
这两件事都是密切关联的，都要认真做好。
大辩论搞好与否，是关系农村社会主义阵地能否巩固的关键问题。
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十分重视，有计划、有步骤的把这次运动搞好。
他说：
农业生产是农村经常的任务，农业生产是有连续性的，每一个时期都应采取适应这个时期的措施，一步跟上一步，一环连上一环，因时因地制宜，积极努力地进行。
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生产，增加收入。
有些地方在秋收以后放松生产工作，这种情况需要很快改变。
张国声同志指出：
随着大辩论的深入开展，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提高，农村将要出现新的生产高潮，所以必须认识这个新的情况，适应新的情况。
要使社会主义大辩论和农业生产紧密的结合起来。
要反对漠视这种情况的右倾思想。
在政治思想工作上反对右倾思想，在生产上也同样要反对右倾思想。
会上，张书记还就兴修农田水利和翻秋槎等项工作作了指示。
他特别指出，兴修水利一定要依靠民力，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充分利用群众中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办。
此外，还要加强宣传教育，改变有些干部和群众秋季不重视兴修水利和以为冬天不能搞水利的旧认识旧习惯。
为了加强水利工作，各县应成立水利机构，编制由各县自己调整，乡也应成立水利机构，农业社也应有专人负责领导此项工作。
省委常务委员、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孙君一同志在电话会议上说，今年秋、冬农田水利工作开展得好坏，是关系到明年农业能否增产的重要问题，希望全省各地切实贯彻执行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指示的“天旱要修，天不旱也要修，年年修，经常修”的精神，积极作好这一工作。
全省1958年计划扩大灌溉面积二十四万亩，除国家经营的灌溉渠道计划灌溉面积九万亩外，要求群众自己兴修的农田水利工程扩大灌溉面积十五万亩。
此外，孙君一同志在报告中还要求各地做好翻秋槎、造林育苗，积肥、冬季灌溉、牲畜饲养管理、水土保持等项工作。

为备战打掩护　给裁军泼冷水
杜勒斯鼓吹所谓“有限战争”
据新华社21日讯
纽约消息：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10月份一期的“外交季刊”上发表一篇文章，鼓吹美国要积极准备用核武器来进行所谓“有限战争”。
他说，为了准备“小型战争”，要在1960年前使“中苏边界周围的各国”拥有一种“有效的力量”，一种“十分机动的、布置十分妥当的”核武器，例如“原子核大炮”等。
杜勒斯在文章中公然说：
规定某种军事力量水平的裁军谈判“一直是并且将永远是一种徒然的工作”，历史上的“裁军”努力“已经证明无效”，因为军事潜力是“无法估计”的。
杜勒斯重申，美国的核武器试验不能中断。
他指出，不要认为，“人道的本能将阻止我们（美国）使用核武器”。
他说，美国正在研究一种“原子武器储存”，并且准备在北大西洋集团欧洲地区建立这种储存和对这些地区的国家供应原子武器。
杜勒斯在文章中竭力企图要人相信，现在可以用“战术性原子武器”来从事所谓“有限核战争”。
他说，这样也许可能使美国“较少地依靠大规模报复的威慑力量”。
人们记得，几年来，杜勒斯一直是积极鼓吹“大规模报复”的。
但是，这种鼓吹“原子核大屠杀”的言论并没有吓倒别人，倒是在美国盟国及美国国内引起了恐慌。
特别是在苏联洲际导弹试验成功以后，美国国内对所谓“大规模报复”的疑惧更加甚了。
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杜勒斯在继续鼓吹核战争的时候要变换说法，提出所谓“有限核战争”的“新战略概念”。
实际上，正像原子武器根本很难区分为所谓“战略性”和“战术性”一样，所谓“有限核战争”也同样是欺人之谈。

匈外交部发表声明
匈牙利内政不允许任何人干涉联大决议将被丢进历史垃圾箱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22日电
匈牙利外交部21日发表声明说，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通过的关于所谓“匈牙利问题”的决议是再一次企图干涉匈牙利的内政，它是为美国的政策服务的。
这个决议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因此，它不能对匈牙利人民起约束作用。
匈牙利人民今后也决不会允许任何人干涉自己的内政。
匈牙利外交部认为，联合国大会辩论中所提出的论点，没有一个不是已经被匈牙利政府以确凿的证据和在法律上无可反驳的论点所否定了的，但是决议草案的提出者仍然一再企图以诬蔑来掩盖历史事实。
声明指出，他们用尽一切手段企图在匈牙利继续制造不安，扰乱匈牙利人民的和平劳动。
这说明了他们不仅想干涉匈牙利内政，而且想给失败了的反革命法西斯力量撑腰。
外交部的声明还指出，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为了在会上取得票数，不惜使用了外交压力。
虽然如此，从票数上仍然可以看出，代表世界人口多数的政府并没有支持这个决议。
声明说，帝国主义集团所以经常需要提出“匈牙利问题”，是想以此作为借口来在联合国大会以及在其他政治场合转移国际注意力。
我们很清楚：
赞成决议的国家中大部分都是在美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或者是受了特别委员会的欺骗才投赞成票的。
声明说，匈牙利外交部相信在联合国会员国的多数中，要求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力量必定会胜利，并且会很快看清干涉匈牙利内政的尝试不会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因此，关于“匈牙利问题”的荒谬报告和有关的决议将被投入到历史的垃圾箱中。
外交部的声明最后表示，联合国第12届大会应当取消对“匈牙利问题”的讨论，而去讨论真正的成熟了的国际问题。

叙利亚人民给侵略者准备好了坟墓
程良平
到过大马士革的人都说它是世界上最美丽而古老的城市之一，而大马士革的9月又是它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时光。
09月的大马士革不仅是风和日丽、景色诱人，而且还由于第4届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的开幕，使得这个城市呈现出更加繁荣的景象。
据说，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去年接待了一百三十万外国客人，超过了这个城市人口的三倍以上。
这些天来，当我走在大马士革的街头，走过电影院、戏院、学校或其他任何一个角落，到处都发现人们脸上浮现出笑容，听到人们的欢笑声。
在大马士革的街头巷间张贴了许多有关中国杂技艺术团和埃及著名的女歌唱家奥木·克露松在这里演出的广告。
当夕阳落山，红霞笼罩西天的时候，人们就像潮水一样地涌往大马士革国际博览馆中心去观看各国的展览品和一些国家的艺术表演。
晚上，美丽的大马士革镶嵌了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光彩夺目的彩色喷泉和焰火，显得分外美丽。
叙利亚人民是多么愿望他们能够永远地生活在和平与欢乐的氛围中啊！
他们愿望美丽的9月永远也不离开他们的祖国、他们的乡土。
但是，叙利亚人民在欢乐之余，却深深地感到他们所热爱着的和平今天又受到严重的威胁了。
这是由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它们在阿拉伯世界的失败，它们现在正千方百计地企图通过内外夹攻的办法来搞垮叙利亚，从而孤立埃及，以便鱼肉整个中东。
自从今年08月中叙利亚当局破获了美国大间谍案以后，美国在叙利亚周围的阴谋活动更加加紧，而且方式也更加露骨了。
美国不仅在最近发动了一个矛头针对叙利亚的宣传攻势，继续在叙利亚内部和周围一些阿拉伯国家策动反对叙利亚的阴谋，并且还在所谓“事实调查”的名义下派遣了副国务卿帮办汉德逊到中东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
前些时候，美国军舰和飞机更公然向叙利亚政府和人民“显示武力”，进行了军事挑衅。
但是，叙利亚人民越来越懂得了一条真理：
和平是不可能要求帝国主义赐予的。
我最近参加了在大马士革举行的阿拉伯妇女大会和一系列为揭露和谴责美帝国主义颠覆阴谋而召开的群众集会。
这些集会表明：
目前站在斗争最前线的、热爱和平的叙利亚人民，他们不仅仅懂得和平的意义，而且懂得怎样保卫和平。
这些天来，我虽然没有参加在阿勒颇、哈马和荷姆斯等城市举行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但是我从大马士革的一些群众集会上听到了阿拉伯人民对美帝国主义挑衅行为的响亮回答。
几乎每一个群众集会的会场的主席台上都横挂着大幅标语，上面写着：
“军队和人民团结起来”，“彻底肃清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击败美帝国主义对叙利亚的新阴谋！”
在每次集会上，当叙利亚知名的和平人士、著名的诗人、作家、工会领袖和教授等在群众欢呼声中走上讲台揭露美帝国主义对叙利亚的侵略阴谋的时候，你都可以从每个与会者的面部表情里看到他们对美国侵略阴谋的愤怒的情绪，但是当讲演人以他们擅长的讽刺口吻刻画出美帝国主义的丑恶面貌和在中东的狼狈形状时，你又会从人们的笑声和欢呼声中体会到阿拉伯人民对击败帝国主义阴谋具有十足的信心。
所有发言者都指出，叙利亚人民和军队的坚强团结，整个阿拉伯人民的相互支持，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特别是苏联和中国人民的支持，一定可以击破帝国主义的阴谋，一定能够彻底地粉碎“艾森豪威尔主义”。
大马士革各界代表最近还在各种集会上驳斥了所谓“共产主义渗透”的说法。
他们指出，叙利亚所坚持的是阿拉伯民族解放和积极中立的外交政策，但是他们深深感谢苏联、中国以及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在经济上和道义上对于阿拉伯人民正义事业的援助和支持。
发言者只要一提到苏联和中国，会场上顿时就响起了雷动般的掌声，群众在欢呼“苏联—阿拉伯人民友谊万岁！”
和“中国—阿拉伯人民友谊万岁！”
的口号时，紧接着总要高呼三声“阿希”、“阿希”、“阿希”（即万岁！
万岁！
万岁！）
。
的确，叙利亚人民现在越来越清楚地明辨出谁是他们的朋友，谁是他们的敌人。
帝国主义的造谣现在不但欺骗不了阿拉伯人民，相反地只会激起人民的更大愤怒。
近几天来，你只要打开叙利亚报纸，你就会看到很多关于苏联、中国以及其它爱好和平国家人民支持叙利亚人民斗争的消息，其中包括苏联给西方的照会，中国和苏联报纸最近发表的支持叙利亚斗争的文章。
随便到什么地方同叙利亚人谈起话来，他们对于苏联和中国人民的支持都表示衷心感谢。
叙利亚人民现在正密切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注视着美国在叙利亚内部和通过周围某些受西方指使的国家所策划的新阴谋，并且在继续揭露美国为策划新阴谋所制造的各种借口。
同时，具有同帝国主义斗争经验的叙利亚人民，现在正满怀信心地准备不惜以一切代价来保卫自己祖国独立和中东的和平。
有一个叙利亚青年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对我说：
“美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吓不倒我们。
如果美国敢于对叙利亚发动战争的话，它将会遭到英法侵略埃及期间所遭受到的同样命运。
这里等待它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侵略者的坟墓。”
我想，如果有人要问我叙利亚人民对于美国侵略阴谋的态度的话，我认为这位青年表达了整个叙利亚人民为反对美国侵略和保卫中东和平的决心和坚强意志。
（9月12日）

大彼得湾从来就是俄国的内海
英国外交部17日宣布：
英国在9月10日就苏联7月21日宣布在海参崴外面的大彼得湾区域为苏联内海界限，禁止外国船只和外国飞机自由航行和飞行事提出
“正式抗议”。
在这以前，日本和美国也曾为此事先后向苏联提出过类似的“抗议”。
它们在“抗议”照会中诬蔑苏联把大彼得湾作为内海是“违反国际法”和“违反公认的公海自由的原则”。
美国政府的照会更狂妄地诬蔑苏联政府“企图以片面行动非法侵占一大片公海”。
美、英、日三国政府所提出的“抗议”是企图以玩弄国际法的名词来否定历史事实和一个主权国家的合法权利，因而是毫无道理的。
按照国际法的一般概念，有两种海湾可以被沿岸国家认为是内海：
一种是由同一沿岸国家的领土所包围，而且它的通海的入口（即湾口）宽度不超过一定限度的海湾；
另一种是基于历史上的理由或基于海湾特殊性质的理由，其湾口并无一定限度的海湾。
关于第1种海湾的宽度，国际法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最初认为通海入口的宽度不超过六海里，以后又有人主张扩大到十海里。
1955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提出的方案主张把宽度扩大到二十五海里，但是1956年该委员会重新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又提出仍以十五海里为限的新方案。
由此可见，海湾湾口的宽度问题还没有得到公认的看法，但是，海湾宽度逐渐扩大的趋势是很明显的。
因此，英、美、日三国政府以海湾的领海为一般领海的两倍（即六海里）为理由来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关于第2种海湾，即历史性的海湾，是指对某一个沿岸国家在长期以来具有重要的经济上或其他利益的关系、而长期以来这一沿岸国家又对海湾不断掌握控制权的那种海湾。
对这种海湾，不论其湾口多宽，沿岸国政府都有权宣布为内海。
这种海湾不仅为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所公认，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前述两次讨论海湾问题的会议所承认，而且事实上也存在着很多这种海湾。
例如：
法国主张把入口宽度为十七海里的堪卡尔湾作为内海；
挪威主张把入口宽度为三十二海里瓦伦格尔湾作为内海；
加拿大主张把入口宽度为五十海里的哈得逊湾作为内海。
而这次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的英、美两国也同样主张有这种海湾，如英国的福耳斯湾，有七十四点五海里宽，布里斯他湾有一百海里宽，美国的辙塞比克湾和德拉威尔湾也都有十二海里和十海里宽。
这些事实足以证明：
这种历史性的海湾的宽度，是远远超过一般作为内海海湾的宽度的。
苏联政府7月21日宣布的大彼得湾区域的内海界限，是完全符合上述历史性海湾的条件。
因此，英、美、日三国政府的“抗议”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大彼得湾从来就是俄国的历史性海湾。
不论在经济上和国防上，它对苏联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沙皇政府在1901年也曾宣布过大彼得湾是俄国的内海。
苏联政府7月21日发表关于大彼得湾的内海界限的公报，不过是重申这个历史事实，并提醒其他国家注意到苏联在该地区的历史性的权利而已。
所有这些事实和根据，其他国家都是很清楚的。
美、英、日三国所以要提出毫无根据的“抗议”，其目的无非是妄图混淆国际视听，为他们侵犯苏联主权、染指苏联内海和制造国际纠纷准备条件。
中国政府和人民完全支持苏联政府重申把大彼得湾作为苏联的内海，并且认为这是苏联政府为维护自己的不可侵犯的领海主权并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正当行动。
任何国家都无权加以干涉。
无数事实证明：
真正违反国际法和侵犯公海自由的，并不是苏联，而恰恰是美英等西方国家。
例如英、美两国不断在公海上试验能够发生严重危害的放射性作用的核武器，已经引起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严重抗议。
而美蒋在公海上劫持各国商船、油船以及美国飞机、气球的侵入苏联和其他国家的领空，更是对国际法的直接破坏。
我们相信：
英、美、日三国政府诬蔑苏联的“抗议”不但不能欺骗世界舆论，相反地将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蔑视，因为正义完全在苏联方面。

扫除中东的帝国主义基地
叙总统号召阿拉伯人团结
比塔尔在纽约指斥美国在叙利亚制造政变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22日电
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21日在这里主持第3届阿拉伯律师代表大会的开幕仪式时，再一次号召一切阿拉伯人为阿拉伯的团结而努力，以便扫除和削弱中东地区的帝国主义基地。
他还要求制定统一的法律作为无所不包的团结的基础。
库阿特利强烈地谴责西方国家的政策。
他说：
“它们一直坚持封锁我们，有时用无中生有的谣言和夸大的说法来包围我们，有时用陆军部队和海军部队来包围我们。
我们经常反驳这些无中生有的谰言，但是它们却按照仔细拟订的计划专心致志于它们的阴谋活动。”
谈到亚喀巴湾问题，库阿特利说：
杜勒斯说，亚喀巴湾问题是属于国际法院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但是事先他却说，以色列有权通过亚喀巴湾，这样就向全世界表明，美国式的公正就是向国际法庭强加预先拟好的决定。
库阿特利说，巴勒斯坦、苏伊士运河、亚喀巴湾、阿尔及利亚、也门和阿曼问题是正义和公道的问题。
帝国主义是为了它们自己的既得权利和永久利益提出要求的。
库阿特利最后说：
捏造的谣言和夸张不能够改变我们的态度，大批的军队和舰只决不能动摇我们致力于保卫我们的权利的决心。
参加大会的有两千多人，其中包括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利比亚和突尼斯的八百名代表和律师，大会将举行五天。
各代表团团长发表演说时，谴责艾森豪威尔主义、巴格达条约和帝国主义新策划的反对叙利亚的阴谋。
据新华社22日讯
纽约消息：
叙利亚外交部长比塔尔21日到达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他在机场上向记者发表声明说，美国驻叙利亚的外交官员“企图影响某些叙利亚军官搞政变”，这是叙利亚同美国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
比塔尔驳斥所谓苏联干涉叙利亚的谰言，他说，“一个西方国家正在阿尔及利亚进行侵略。
另外也是一个西方国家正在阿曼和也门进行侵略”。
比塔尔还指责美国支持以色列。

拉达克里希南到蒙古访问
据新华社乌兰巴托22日电
印度共和国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今天中午坐飞机到达乌兰巴托。
当拉达克里希南走下飞机的时候，桑布和泽登巴尔、达姆巴、苏伦扎布、阿维尔齐德等蒙古党政负责人向前和他握手。
拉达克里希南在机场讲话表示支持蒙古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并且代表印度人民向蒙古人民致美好的祝愿。
桑布在致词中对前来访问的印度副总统表示衷心的欢迎。
印度副总统坐车进入乌兰巴托市的时候，沿途受到首都劳动人民的夹道欢迎。
印度副总统下午拜会了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
随后，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拜会了拉达克里希南。
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在下午七时半设宴招待印度副总统。

日本当局企图扑灭砂川町的怒火
非法逮捕爱国工人和学生
据新华社22日讯
东京消息：
东京警视厅今天对参加过反对扩充美军基地的日本爱国工人和学生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
被逮捕的有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会书记长小野寺正臣等八名学生和十七名工会会员，借口他们曾经在今年6、7月间支持过东京都砂川町居民反对扩充美军立川基地的斗争，“违犯”了根据日美行政协定所制定的“刑事特别法”和“暴力行为”等。
日本共产党、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社会党和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会的代表，今天已经向警视厅抗议。
同一天，约有三百名日本学生在东京警视厅前面举行示威游行，要求释放被捕的八名学生。

沙特阿拉伯交通大臣说
沙埃相互信任不可动摇
据新华社开罗22日电
现在正在开罗访问的沙特阿拉伯交通大臣阿齐兹20日对“金字塔报”记者说，“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的相互信任十分坚强，任何阴谋都动摇不了。”
沙特国王的兄弟苏勒坦·本·阿卜杜勒·阿齐兹说，“沙特阿拉伯甘心情愿地把它最好和最珍贵的财产——它的军队交给埃及，再也没有比这个事实更能证明沙特阿拉伯对埃及的信任了。
沙特阿拉伯军队的总司令是埃及军队的总司令阿密尔少将。”
阿齐兹说，“帝国主义今天的活动目的是要转移我们对我们的真正敌人以色列的注意。”
他对纳赛尔的领导表示敬意，说他的领导“象征着所有阿拉伯人的希望”。
沙特阿拉伯驻埃及大使20日晚上在这里说，沙特国王通知他说，沙特访问叙利亚是表示沙特阿拉伯政府和军民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叙利亚。

法共庆贺加香荣获列宁勋章
据新华社巴黎21日电
法国共产党议会党团和“人道报”社分别在20日上午和下午举行集会，庆祝马尔赛·加香八十八岁寿辰和荣获列宁勋章。
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艾蒂安·法戎在议会党团集会上的祝辞中强调指出，加香对于人们向他表示的崇高敬意是当之无愧的。
加香在欢呼声中接受了献礼和花束。
“人道报”总编辑安德烈·斯梯以“光荣归于加香”为题在21日的“人道报”上写道：
直到我们庆祝加香八十八寿辰的今天，加香还一刻不停地进行着争取法苏友好和保卫和平的斗争。
这种斗争使他对于苏联授给他列宁勋章当之无愧。
“人道报”20日登载了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对加香寿辰和荣获列宁勋章的贺词。
贺词说：
“马尔赛·加香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不可动摇的支柱，是为全人类铺设了通向未来的光明大道的国家。
他和法国全体自觉的爱国者都一直认为苏联是法国的当然盟友，并且一直没有停止为扩大我国和这个伟大的国家之间的牢固的友谊而进行的斗争，这个友谊是我国的独立与和平的最可靠的保证”。

简讯
访问东欧的蒙古政府代表团返国
乌兰巴托讯：
由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率领的蒙古政府代表团，在访问了东欧八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后，22日上午坐飞机回到乌兰巴托。
我电影代表团在埃及受热情接待
开罗讯：
埃及国家指导部长拉德温20日晚设宴招待中国电影代表团。
参加宴会的有埃及政府高级官员、作家、文艺批评家、艺术家等一百人。
同一天，纳赛尔总统的夫人在总统寓所举行茶会，招待中国大使陈家康的夫人以及中国电影女演员白杨和秦怡。
德国统一社会党招待苏共老党员
柏林讯：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20日举行盛大的招待会，招待以苏联共产党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莫斯卡托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老党员访德代表团。

美国外交官做贼
破坏印度古迹盗窃宝物
据新华社新德里22日电
“闪电”周报报道，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人员滥用外交便利偷运宝石，破坏印度古迹和财产。
据这家周报9月14日出版的一期说，美国大使馆有个叫博临的人最近“因公”秘密访问了亚格拉。
他同考古部门的几个职员进行了接触，通过他们安排了一次同有名的泰吉·玛哈尔陵的一些看守人员举行的秘密会议。
在会议中，博临透露了一个阴谋：
要偷走镶嵌在大理石雕刻品中的宝石，劫掠建筑物和大规模地损污这座亚格拉古城的古迹。
博临答应给他的同谋者以大量金钱作为报酬。
虽然博临的阴谋是以泰吉·玛哈尔陵作为主要目标，可是这个阴谋最初的实施对象是亚格拉堡的一所古老的宫殿，在一夜之间，美国收买的贼就偷走了数百颗宝石。
后来发现，其他一些古迹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然而，当局的严密警戒和及时的行动使泰吉·玛哈尔陵免于遭受劫掠。
对外国代理人犯罪活动的调查表明，他们定期地在这个地区收买盗窃得来的古迹宝石，并把它们运出印度。

苏联人吃得越来越好
食物消费量增长速度占世界首位
销毁食物量　美国称第一
新华社莫斯科22日电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今年第11期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在已往的十五年到十八年内，苏联在人民食物消费量的增长速度方面占世界第1位。
这篇文章引用了统计数字来比较苏联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人民食物消费量的变化情况。
以1955年同1937年相比，苏联人民几种主要食品消费量的增长比例如下：
肉类和脂肪——77.8％，鱼类——62.5％，牛奶和奶制品——32.6％，鸡蛋——107％，食糖——50％。
美国以1953年同1935到1939年的平均数相比，肉类和脂肪的消费量增加27.5％，鱼类不增不减，牛奶和奶制品减少了11.5％，鸡蛋增加31.9％，食糖不增不减。
英国以1953年同1934年到1938年的平均数相比，肉类和脂肪的消费量减少了12.3％，鱼类减少了31.3％，牛奶和奶制品减少了23.2％，鸡蛋减少了1.5％，食糖增加了4.4％。
法国也以1953年同1934到1938年的平均数相比，肉类和脂肪的消费量增加了11.1％，鱼类减少了33.3％，牛奶和奶制品增加了6.8％，鸡蛋增加了20.1％，食糖增加了20.8％。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苏联这五种食物的消费量都在增长，而美国有两种没有增加，一种反而减少。
英国四种消费量减少，一种也只是略微增加了一些。
法国的情况也远不如苏联。
根据苏联一些工业部门的典型调查，苏联工人家庭的食物消费量在战后增加很快。
以1956年和1940年相比，按人口计算，肉类和脂肪增加了88％，鱼和鱼制品增加了69％，食糖增加了一倍，牛奶和奶制品也增加了一倍，鸡蛋增加了76％。
集体农民家庭按人口计算，1956年和1940年相比，肉类和脂肪增加了63％，鱼和鱼制品增加了一点四倍，牛奶和奶制品增加了48％，食糖增加了三点四倍，鸡蛋增加了一倍。
在居民食物消费品的组成中，面包的比例有些下降，肉、糖、牛奶、蔬菜等所占的比例提高了。
文章指出，和苏联的情形相反，资本主义国家人民食物消费量的水平不断降低。
根据联合国的官方材料，资本主义世界食物不足的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已经从1939年的31％增加到1955年的59％。
美国的“圣路易邮报”曾经写道，美国有四百万居民实际上是过着饥饿的生活。
这篇文章还表明，美国许多工农业产品的生产量暂时还占世界第1位，但是人民消费水平占第1位的却不是美国，例如，美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肉类消费量只占世界第6位。
在销毁食物方面，美国却占第1位。
在美国，一方面许多人过着饥饿的生活，另一方面却大量销毁食物和用食物来喂牲畜。

苏联舰队访问拉塔基亚
受到叙利亚军民的欢迎
新华社大马士革22日电
苏联巡洋舰“日丹诺夫号”和驱逐舰“自由号”在21日中午到达叙利亚的拉塔基亚港进行友好访问。
苏联舰队最先受到一批叙利亚鱼雷艇的迎接。
在进港的时候，“日丹诺夫号”上升起了叙利亚共和国的国旗并且鸣放礼炮。
叙利亚海岸炮也齐放礼炮二十一响表示答礼。
由叙利亚武装部队副参谋长阿明·尼福里将军率领的叙利亚总参谋部军官们组成的代表团登上了“日丹诺夫号”，向苏联舰队司令科托夫中将和舰队全体人员热烈地致敬。
科托夫中将随后拜会了拉塔基亚的军政长官。
苏联海军官兵们受到拉塔基亚居民的热情欢迎。
叙利亚总理阿萨利说，由几位部长和高级军官组成的正式代表团将在22日上午从大马士革启程前往拉塔基亚，以欢迎苏联舰队。

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的鸟瞰

越南和老挝达成协议
双方从边界地区撤军
新华社河内22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老挝王国两国代表团已经同意双方从在两国边界的芒苏和南堪地区撤退武装部队。
越南人民军驻河内部队的司令官21日晚举行宴会招待老挝王国代表团。
司令官在宴会上致词表示越南和老挝两个邻国的友谊将日益加强的愿望，并且希望目前进行的边界问题将获得进一步的成就。
老挝王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通沙瓦说，目前举行的谈判所取得的这个第1个成果，是老挝的一个目标。
通沙瓦率领的老挝王国代表团是为了进行确定芒苏和南堪地区的双方边界问题的谈判在9月14日到达河内的。

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
于光远
09月18日郭沫若院长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的讲话，对章罗联盟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关于社会科学的部分作了透彻的分析，并对资产阶级右派在“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的活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作了深刻的揭发。
它是郭沫若院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的发言“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进一步的发挥。
目前哲学社会科学界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和发展。
这一斗争的意义十分重大，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估计。
这是反击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线。
这条战线上斗争的特点是直接捍卫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的科学表现，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摆脱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争取解放，并在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我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顺利进行。
目前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间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为要在这个阶级斗争中取得彻底胜利就一定要有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科学。
同时，为了解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课题，也一定要正确运用并努力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今天中国已被公认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资产阶级右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地位是怀着深刻敌意的，他们懂得要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就一定要进行挖心战，打倒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面旗帜。
事实上他们也就这样做了。
他们在这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罪恶活动。
他们反对思想改造，用两面派手法把自己的政治和思想面目隐藏起来。
他们长时期酝酿如何达到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篡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的领导地位的目的，并阴谋筹划具体的策略和步骤。
而当他们以为时机到来的时候，就积极展开了活动，在各种场合丑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给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擦脂抹粉。
最后，资产阶级右派把他们这一方面的思想简明扼要地记载到章罗联盟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中去，而且在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方面按照这个纲领的精神进行了许多具体的宣传和组织活动。
我们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旗帜高高举起，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同右派作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现在我想讨论一下我们究竟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采取什么态度，讨论一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的根本分歧。
在这里我们可以来看看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关于社会科学问题”这一章的第2节。
这一节用字不多，但内容十分重要。
这一节开宗明义写道：
“要发展社会科学，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
这句话分析起来就包含这样三点意思：
第1，他们肯定资产阶级所谓“社会科学”是真正的科学。
这样他们就树立起一面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抗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旗帜。
第2，肯定解放以来，共产党和政府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是错误的。
具体说来就是：
“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
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没有可继承的。
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
对旧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
第3，肯定在我国应该着重发展的是资产阶级所谓“社会科学”，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
这一句话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从整句话的精神来看，就很明显，否则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发展社会科学，首先（请注意是首先不是其次）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请注意是旧社会科学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的态度”。
他们提出的要求就是“对待旧社会科学应当是改造而不是取消，因此应当恢复的应即采取适当步骤予以恢复，应当重视的就应重视起来。”
资产阶级右派的这些观点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
资产阶级所谓“社会科学”究竟能不能说是真正的科学，历史早就有了结论。
当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还起着革命作用的时期，资产阶级在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方面是有过一定贡献的。
把哲学暂且撇开不说，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在历史学方面资产阶级的先进学者曾经创立了各种学说，提出了种种问题。
但是由于他们剥削阶级狭隘利益的限制，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社会科学，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
他们站在人类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并对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它的经济制度，作了具体的深入的分析，特别是写出资本论这样的著作之后，才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的变革，使人们对社会的研究变为真正的科学。
恩格斯“马克思墓前演说”和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中，都把马克思在社会科学上的作用同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的作用相比。
恩格斯说：
正如达尔文发现生物界的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列宁说得更明白：
正如达尔文第1次把生物学放置到完全是科学的基础上来一样，马克思第1次把社会学放置到科学的基础上来。
到了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之后，一方面由于进步的思想家可以不必再暗中摸索，由于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这盏指路明灯，一切真正追求真理的先进的学者不再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研究学问，而坚持资产阶级社会政治观点的人，只是那些自愿当资本家的“帮办”的学术界二三流的角色。
另方面由于资产阶级日益反动，他们的所谓“社会科学”便更不惜制造谎言，达到服务于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目的。
因此现代反动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不但是不科学的，而且是反科学的。
严格说来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是根本不存在的。
判断一门学问是否是真正的科学，首先要看是否掌握到客观的规律。
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掌握到客观的社会发展的规律。
因此不是真正的科学。
这些本来都已成为中学生都知道的常识，但是现在右派的学者们却不顾事实，硬把资产阶级的谎言称之为社会科学，因此我们就不得不在这里重复这些早已众所周知的真理。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同资产阶级学说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这个斗争推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削弱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影响。
但是在解放以前大学和研究机关掌握在反动派手里，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当然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教育和科学事业进行了根本的改革。
在这个社会主义的改革中对有关资产阶级所谓“社会科学”的各种问题的处理，就是从上面所说的原则上否定这个基本态度出发的。
某些不应该开的课程停开了，某些不应该设立的系停办了，某些不应该进行的“研究工作”停止了。
我们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不如此，就不能使我们的教育和科学事业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就不能防止青年遭受反动思想的毒害。
对待这样带根本性质的问题，我们的态度是坚定的，不会因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在情绪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或者由于他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在新中国地位表示不满而发生任何动摇。
但是也必须指出我们采取的步骤是慎重的。
1949年我们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到1950年我们提出课程改革，中间经过二、三年时间的研究讨论，到1952年才最后实施院系调整。
同时我们对过去研究资产阶级所谓“社会科学”的人的工作都作了安排，帮助有些人转业，使他们学到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知识。
请问共产党和政府这样处理问题的态度有哪些不正确的地方？
右派对课程改革、院系调整，横加诋毁。
其目的就是要把高等学校当作他们集结反动力量，培养他们的接班人，煽惑青年，号召资本主义复辟的据点。
我们能够允许他们干这样的罪恶勾当吗？
在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上有两个问题是必须说明的。
一是对待文化遗产的问题，一是百家争鸣的问题。
章罗联盟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在谈到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的时候，故意用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旧社会科学”，“资产阶级社会里的社会科学”，“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科学”，以及不加任何形容词的“社会科学”这许许多多的名词，把概念弄得这样混乱不堪，是有它恶毒目的的。
他们一方面把自己装做文化遗产的保护者，另一方面又肆意攻击，把我们描写成拒绝任何遗产，一切要“从头创造”的野蛮人，把我们描写成排斥一切异己的宗派主义者。
右派的这种攻击有一丝一毫的根据吗？
他们竟荒谬到这样的程度，说什么我们“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里过去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说我们认为“社会主义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没有可以继承”等等。
这是十足的胡说八道。
谁都知道，马克思主义也是资本主义社会里形成的社会科学，难道我们说它是“不科学”吗？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继承“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是不可想像的。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最重视历史遗产和真正继承了历史遗产的。
列宁说得好：
“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已十分明显地表明：
马克思没有丝毫与‘宗派主义’相像的东西，它绝对不是一种什么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出来的偏狭顽固的学说。
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所已提出的种种问题。
他的学说是直接继承那些伟大的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学说而起的。”
除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普列哈诺夫的著作中看到马克思主义者对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的推崇。
就是资产阶级学者所作的农村调查、发表的政论等等，列宁在“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一文中也给以很好的评价。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哲学，反动的“社会科学”却坚决采取拒绝的态度。
右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家，认为这种态度是我们拒绝优秀的文化遗产。
对这种责难我们可以学习列宁在上面所说的那篇文章里提问题的方法问他们一声：
为什么不能相反地说，这种拒绝是表明我们主张把这些反动的反科学的东西，从人类历史优秀传统中清洗出去呢？
当然，我们对资产阶级所谓“社会科学”采取原则否定的态度，并不等于说我们根本不去理睬它们。
资产阶级反动的哲学和反动的所谓“社会科学”在今天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是占统治地位的。
在这些国家中它们起着很大的作用。
它对我们的国家也不断发生影响。
同时欧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输入中国后，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中国资产阶级学者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的发挥。
因此如果不让这些错误思想表现出来，不去研究他们的这些错误的学术观点，我们就不能有力地给以驳斥，因而也不能清除它们在知识分子中间、在人民中间的影响。
同时在资产阶级反动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中也不是一点对我们有用的材料也没有。
为要研究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社会现象，我们就要利用这些“学者”们的著作。
照列宁的话说，不利用这些资产阶级的有学识的帮办的著作，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就不能前进一步”。
问题是我们在利用这些著作的时候，一定要认清并批判它们的反动倾向，不允许奴隶般的追随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更不允许借口可以利用资产阶级学者著作中的某些有用的材料，来进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宣传。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
依据这个方针，去年在某些高等学校开设了某些介绍与批判唯心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如凯恩斯经济学）的课程，中国科学院也着手安排过去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先生们的研究工作。
这个方针必须继续贯彻。
但是决不允许右派分子利用这个方针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以此为借口妄图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篡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的领导地位。
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不着有什么改变。
资产阶级右派对解放以来我们对“旧社会科学”的态度，表示如此愤懑，进行如此恶毒的攻击，目的就是要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制造社会舆论。
资产阶级右派除了公开地提出要“重视”、“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外，他们在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中还提出了另外一个要求，那就是：
主张“对旧社会科学”应该进行“改造”，反对采取原则否定的态度。
这个提法曾经迷惑了一些人。
但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从根本上既然是反科学的、反动的，试问怎样来对它进行改造呢？
对这个问题，右派用行动作了回答。
他们不是提出要“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学”吗？
他们不是提出要吸收凯恩斯的某些原理来充实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吗？
右派分子所谓“改造”，难道不就是要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打扮得漂亮一些，穿上一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以便混水摸鱼，欺骗青年吗？
在右派看来这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的一条阻力较小的出路。
我们一定要揭穿资产阶级右派的这种卑鄙阴险的手法。
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毫无疑问必须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
某些阶级性比较不强的学科如语言学、考古学等等也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进行。
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
要发展社会科学，当前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首先要改变对旧社会科学的态度”，而是进一步深入开展社会科学界反右派的斗争，彻底粉碎右派分子图谋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的阴谋，把关于社会科学的形形色色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驳倒。
这是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
为了取得这一斗争的胜利，还要在首都和外地进行一个时期的工作。
但是社会科学界的斗争还不能进行到这里为止。
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还要在学术界展开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辩论，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在我国学术界曾经发生过影响的首先是资产阶级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进行彻底的清算。
我们相信，经过这场社会科学战线上的大论争，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在我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一定会更加大大削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队伍将会更加壮大，对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内容，因为增加了这方面的生动的战斗的材料，将更加丰富。
让我们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为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而战斗吧！

斥右派的所谓“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学”
吴江
在资产阶级右派图谋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锣鼓声中，所谓“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学”或“新的社会学”的调子曾经响得很高。
费孝通的“社会学的对象和内容决定于它的任务”一文专门提出这个问题。
替罗隆基“看家”的赵文璧也来了一个像是从政治到“学术”的大转变，提出了一个所谓“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学的大纲”，并附一个声明，说他今后不再跟罗隆基搞政治了，准备同吴景超等同从事于此事业。
有的人并非右派分子，但也对这件事情表示兴趣，附和这个口号，这便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加以分析：
既不可把那些并非右派分子的人提出或附和这个口号也一律当作政治问题看待，但也不可把右派分子提出这个口号仅仅认为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阴谋。
右派分子为什么这样热中于“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学”呢？
大家都知道，无产阶级社会学在世界上已经存在一百多年，传到中国来也已经有了四十年光景了，世界上自从有了无产阶级社会学，才使社会学第1次真正成为科学，而资产阶级的社会学不过是一种伪科学。
我们认为划清这两种“社会学”的界限是完全必要的，而目前的资产阶级右派学者却正是想竭力混淆这种界限，从内容一直到名称上。
既然无产阶级社会学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早就存在了，而且已经引导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类（包括我国六亿人民）走向了胜利，为什么现在还提出“建立”的问题呢？
这不是怪事么？
这同在目前情况下还提出社会科学有用无用的问题来一样，理所当然地，要引起人们的疑问。
把有些思想糊涂的人撇开不谈，对于右派分子说来，他们果真是想“建立”（或“充实”）什么无产阶级社会学么？
当然不是的。
他们这样叫喊，无非是出于以下两个用意：
第1，用费孝通的话来说，就是在这个牌子下搞私货，使他们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货色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装，大势所趋，他们不这样做也不行。
这一点容易明白，不必多说。
我想着重指出的是他们的另一个居心，这就是，他们提出“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学”或“新的社会学”的口号来，是为了容易争取那些被他们称做“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人们。
费孝通知道，现在仍有一些过去搞过资产阶级社会学而至今对于这一行仍颇有感情的人，这些人知道资产阶级社会学不行，但又觉得并非一无可取，他们也愿意真心学习马克思主义，但又觉得丢掉旧的一套不甘心，“从头来过”太冤枉。
总之，他们有动摇性。
费孝通对这些人投下了两个钓饵：
一是说他们如何如何被轻视，安排不妥当，发挥不了作用，“像是背了包袱赛跑，越跑越慢”，据说这都是因为共产党把资产阶级社会学否定了的缘故，共产党如果不改变对待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态度，这些人就将永无出头之日；
其次，是向这些人灌输一个信念：
为了争取自己的学术地位，充分发挥作用起见，他们必须同费孝通等共同把“建立新的社会学”的任务担当起来。
“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有它自己的社会学”——费孝通这样提出问题。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已经犯了教条主义，固步自封，“闭着眼睛不解决实际问题”，而资产阶级社会学则有很多长处，善于解决社会具体问题，特别是善于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因此这个社会学只要改头换面前途仍大有可为。
“我们现在就是要努力建立这个新的社会学，”费孝通说。
怎样建立呢？
是要“从若干当前社会问题的具体研究入手，开始从实践里来建立”，这个实践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就是费孝通自己在“知识分子问题调查”和“重访江村”中所做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放火”。
但费孝通总是做贼心虚，所以他又再三补充说：
“如果觉得社会学这个名称不体面，不妨称为社会调查”。
费孝通懂得某些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心理：
他们一方面害怕再接近这个不体面的旧社会学，另一方面却又不甘心放弃旧社会学，现在听说有“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学”的事业可做，自然就会有人比较放心地跟着费孝通等人走。
“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现在究有多少人已经在思想上或行动上上了费孝通的钩，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可肯定的，那就是费孝通等提出的“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学”的口号，确实已引起了一些人的兴趣。
在这些人当中，除了一些不忘情于旧社会学的人以外，还有一种人是既不懂旧社会学，也不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但居然也相信了他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不能研究人口问题、家庭问题，马克思主义不注重社会调查等，因此须要依靠资产阶级社会学来填补这些空白的奇谈怪论。
人们说：
怕钓鱼。
今天看来，钓鱼的人是谁呢？
正是费孝通等右派分子，不是别人。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另一个右派分子赵文璧提出的“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学的大纲”。
赵文璧在章罗联盟被揭发，他本人也遭到批判以后提出这个“大纲”，表示他已经开始了一个“转变”。
实际上他的“转变”仅是形式上的，不过是由罗隆基的“管家”转变为费孝通等的“管家”而已。
但他同样地也没有帮了费孝通等的忙，他所提出的“大纲”倒是进一步暴露了费孝通等的阴谋。
我们只须指出两点：
其一，当费孝通谈到他的“新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时，措词原是十分谨慎的，他在表面上也不能不说他的“社会学”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来进行具体社会问题的分析研究的，赵文璧却坦白地说出：
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能说服人，不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里发生的新问题，因此必须恢复社会学，他们的“社会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包括社会学。
其二，费孝通在谈到他的“社会学”的使命时，还是小心地掩盖同章罗联盟的“政治设计院”、“政策研究委员会”的关系，而赵文璧的“大纲”却直接指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他提出今后学术研究机构和社会活动家（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人士）同政府和领导党之间应当有分工，即由学术研究机构和他们这些社会活动家，用“社会学”来调查研究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供政府和领导党采择执行，而政府和领导党只要听从他们的建议就行了。
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
费孝通等人的所谓“新社会学”就是直接为章罗联盟的“政治设计”和“政策研究”服务的么？
赵文璧也有一点“功劳”，他的功劳就在于向我们揭明费孝通等人所宣传的什么“建立新的社会学”或“无产阶级社会学”等等，乃是他们政治阴谋的一部分，而不是什么学术问题。
当然，我已经说过，有人也提出或附和“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学”的口号，或者曾经有过类似的说法和想法，但并不怀着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这不能认为是政治问题，这是可以区分清楚的。
有些人，不论过去搞过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或没有搞过这种社会学的，如果他们在学术观点上表示不能同意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某些观点，而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学在某些方面比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更有长处，更能解决问题，这类意见无论在过去或今后，都是可以自由争论的。
但右派分子并不是这样，他们是在学术问题的掩盖下来搞政治阴谋，他们实际上都是些反动政客。
因此，我们对于这些人所说的什么“建立新的社会学”等等动听的言词，有必要提高政治嗅觉。
这不是什么“条件反射”，而是为了避免过于天真，以至上他们的当。

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历史是为了革命
雷海宗所说的，从恩格斯死后马克思主义就停止了发展。
这种议论不能认为只是他的学术见解，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态度。
因为这种议论，实际上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列宁阶段，否定毛泽东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的发展，否定半个世纪以来各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的阐发，甚至否定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虽然他后来也做了一些辩解，说他的马克思主义停滞论，只是限于历史学的范围。
但就是在历史科学的范围内，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停止它的发展，列宁的许多著作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
毛泽东主席的许多著作，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的研究方面奠定了基础。
虽然列宁、毛泽东所论述的多是近代史方面的问题，但在这些著作中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基本理论。
虽然他们在论述历史问题的时候，总是结合革命问题，但并不能因为结合了革命就说不是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就是一种斗争的科学，革命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而是为了改变历史，即为了革命而研究历史。
（摘自1957年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第3期翦伯赞：
“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

驳所谓“等级制度”
等级制度是一定社会的产物。
在封建社会中贵族等级的形成是由于他们“高贵”的血统，他们的身分和平民截然隔绝，不能混淆。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掌握了百万资财的富翁尽管没有贵族的称号，依然是和普通劳动者截然隔绝，不容混淆的。
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领导人绝不能高踞在人民之上，而是人民的勤务员，他们既没有什么“高贵”的血统，也没有私人掌握企业和庄园；
他们只是由于在革命斗争中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才被推选到领导岗位上去的。
他们除去因工作需要，不能不接受国家给予的一定待遇外，在私人生活上他们和普通人民是完全平等的。
在我国已经基本上消灭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今天，已没有产生等级制度和特权阶级的基础，因而也就决不会在上层建筑中产生什么等级制度和特权阶级。
（摘自9月12日中国青年报叶蠖生“驳所谓‘等级制度’”）

不倒翁齐白石遗作

勤劳的一生
——齐白石先生生平介绍
蔡若虹
齐白石先生于1861年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吉子坞星斗塘一个贫穷的农民家里。
父亲名贳文，母亲周氏，全家靠种田、织布为生。
白石先生幼年好学，六、七岁的时候，他的祖父用火钳在炉灰上写字教他认字，他就能过目不忘。
八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将辛苦积蓄下来的一点零钱，买了纸、笔、书本送他到外祖父处读书，但是未满一年，就因为家里需要劳动力停止了上学。
于是他就帮助父亲放牛、砍柴，像所有农家少年一样，很小就参加了家庭的生产劳动。
他在劳动之余，非常喜爱画画，也喜爱写字，因为家境贫寒，他只能把旧账簿上的纸裁下来作为画画和写字的用纸。
他的祖母感叹地对他说：
“03日风、04日雨，哪有文章锅里煮；
明天没有米，看你怎么办？”
可是他不怕困难，贫穷不能阻止他学习的愿望；
当他放牛的时候，总是把书本儿挂在牛角上，一边放牛，一边读书。
他从小就有这样坚强的性格，既参加劳动又不放弃学习。
当他十二岁的时候，因为身体很弱，不能种田，他的父亲就送他到木匠齐满家里去当学徒，他开始学粗木工，十五岁以后，才转学雕花木工，雕刻家具上的精细花纹。
因为他雕花的手艺非常出色，又因为他的小名叫阿芝，所以乡里的人们都亲切地叫他“芝木匠”。
他做了十多年的木工，也练习了十多年的绘画，直到二十七岁的时候，他才认识了当地有名的文人和画师，他经常向他们请教，逐渐在诗文和画理上得到了启示。
从此以后，他就在劳动生活的基础上开拓了艺术生涯；
他不仅学习写诗、刻图章，而且兼作画工，为乡里人作衣冠像（肖像）。
他的学习态度是非常忠实和刻苦的。
在没有灯油的夜晚，他烧起松火束读书；
为了练习刻图章，他总是把石头刻了又磨掉，磨掉了又刻，他在学画方面，更有独到的见解。
他吸收了古人艺术的优点，但总不忘记自己的创造；
他反对不切合实际的空想，强调实际生活现象的观察，他经常注视鸟兽、虫鱼的特点，揣摹它们的精神，描写它们的动态；
他曾经说：
“为万虫写照，为百鸟张神，只有龙未曾见过，不能大胆敢为也，”这就说明了他在青年时代，就建立了现实主义的观点，这给他后来的艺术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的艺术不仅追求形似，而且更着重神似；
不仅保留了古人表现技巧的精华，而且还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在四十岁以后，白石先生曾经五次游历南北各地，凡是中国的五岳名山，长江巫峡、洞庭湖、珠江，以及黄河流域等地，都有着他的行踪。
他在游历中画了很多山水画稿，后来又画了五十多幅册页，这就是他早期作品中比较有名的“借山图卷”。
由于国内军阀战争，白石先生在五十岁时避难来到北京，以篆刻和卖画为职业。
六十岁以后，他就长住在北京。
并且担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
从这时开始，他的艺术造诣，就日趋成熟，创作数量很多，表现的方面也很广，无论诗词、金石、书画，无一不精。
画的内容很多，无论是山水、花鸟、昆虫、人物……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他的作品贯穿着一种劳动人民对于现实生活的朴素的愿望，他用精细而又准确的技法去表现那些活泼泼的生命，流露了他自己对于生活的无限热爱。
他用简练而深沉的笔触去表现壮丽的河山，流露着他对于自然风物的深厚感情。
他也常常用尖锐的讽喻来表现人物，这又说明了他对于当时政治环境的憎恶和不满，……他的艺术思想是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不能分开的，他的艺术形象也总是劳动人民所熟习的，这就形成了白石先生艺术生命的特色。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北京以后，他辞却了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的聘请。
在严寒无火的冬天，他把学校配给他的煤火也退回去了，他宁可受冻也不接受敌伪政权的待遇，他在自己的门口，贴上一个“画不卖与官家”的字条，不让当时的权贵走进他的大门。
从这些行动里面，可以看出白石先生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
一个遭受过贫困压迫、饱经战争忧患的老人，不难从生活经历里面寻找着真理：
只有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才有前途，只有为劳动人民造福的人才是真正可以信托的人。
因为他是这样，所以当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他就在实际生活的接触中，找到了真理。
他十分喜欢地迎接中国人民的解放，并且受到党和政府的百样关怀。
他好像年轻了很多，创作的兴趣越来越旺盛了。
他不断的作画。
他画了一幅巨大的作品送给毛主席，他用太阳、白鹤和松树的形像来比喻共产党和毛主席，他的比喻是和中国劳动人民歌颂党歌颂毛主席是完全相同的。
1952年，他为了祝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创作了大幅的百花与和平鸽的图画，歌颂和平。
白石先生被中央美术学院聘请为名誉教授，又被选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
他的作品大量出版，他的名字家喻户晓，并且获得了国际的声誉。
1953年01月07日文化部授予白石先生以人民艺术家的光荣奖誉，同年10月又被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主席，1954年，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同志在北京亲自授予白石先生以民主德国艺术科学院通讯院士的荣誉状；
1956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又决定齐白石先生为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金的获得者。
近年以来由于白石先生年高力衰，健康情况已远不如前了，但就在最近一年中，他仍然制作了三四百幅作品。
1957年09月16日，白石先生在北京医院病逝。
白石先生的一生是辛勤劳动的一生，也是无穷丰富的艺术创造的一生，在他将近一个世纪的生活历程中，饱和着中国劳动人民的善良的坚强的品格，他的艺术成就，在中国和世界的艺术宝库中留下了不朽的财富。
他为保卫和平所作的贡献，也在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历史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他的名字和中国劳动人民永远连在一起，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连在一起，这是齐白石先生的无上光荣，也是全中国为了争取和平、争取人类幸福而斗争的人们的光荣。

向师傅认错
董善元
傍晚一阵骤雨，洗去了一天的炎热，凉风吹过，已经有几分秋意了。
公私合营悦生堂国药店店员小周从区店参加过说理斗争会回来，心情很不平静。
夜里九点多，他独自坐在灯前沉思，越想心里越热，脸胀红了，汗从额角渗出来。
他从抽屉里取出一本业务学习笔记，这是他去年春天进店作学徒后预备的；
上面已经记满了药名、药性……，他曾经手不释卷地在上边用过不少功夫。
可是算来已将近半年没有动它了。
打开本子，几乎每页都有工楷的毛笔字改正过的错别字，还有添注上的药品别名或药性禁忌等等，这是小周的师傅老店员王汝明戴着花镜给他修改过的。
王师傅常说“我学徒的时候，打杂三年还摸不着进柜台，现在我们要帮助你在一年以内掌握业务，在咱们这一行还是从来没有的事呢。
咱们做的这行当可关系着人命哪，丝毫也马虎不得！”
这些话曾经给过他很大的鼓舞，可是怎么好久不曾想起来了呢？
小周一边想一边翻着本子，忽然包教保学合同从本子里掉出来。
半年没有检查了，他没有勇气展开它。
于是阖上本子，站起来向前柜走去。
他拉开太阳灯，柜台里一片雪亮。
一年多以前，几乎每天晚上师傅都带着他熟悉药材和药斗子的部位。
一百多个斗子，四百多种药材，师傅一遍一遍地教他，常常在别人睡了以后，他们师徒还不肯休息。
今夜只有他一个人，感到孤零零的，柜台里好像比平日空旷了几倍，而且似乎每个药斗子都在问他“你师傅呢？”
他清晰地回忆起一件事：
有一次别人都睡觉了，他又偷偷地起来记药斗。
不知什么时候，师傅也跟来了。
他向他讲述了药斗排列的规律，并且带点责备地说：
“以后要好好睡觉，晚上睡不好，白天工作上出点差错可不是玩的。”
壁钟敲过十下，打断了他的思绪。
一抬头，眼光正落在墙头的锦旗上。
那是年终评奖时，公司奖给这个店里的六对师徒的，小周也是其中之一。
可是受奖以后，他一下子觉得自己学成了，师傅也不过如此。
店里的私方经理这当儿就常常当面夸奖他年青有为，还说“你比老店员头脑灵活，前途不可限量。
不会像你师傅那样，干了三十多年还不过是个售货员。”
慢慢儿，小周对师傅的态度变坏了。
有一次他抓错了药，被师傅马上发现和纠正了，晚上严格地批评了他，小周却说师傅故意给他小鞋穿，师徒争论起来。
这时那位经理又过来作和事老了：
“何必呢？
人非圣贤，谁能无错，莫说是新手，我经理下柜也免不了出个差错。”
这一来火上浇油，小周竟对师傅说“你甭怕我学成了显不出你来！
这是新社会，教会徒弟饿不死师傅了。”
王汝明实在忍不住气了，他说“好，你翅膀硬了，自己飞吧！”
师徒的感情从此破裂，以后便谁也不理谁了。
今天下午，小周参加了全区店员们和私方经理的辩论大会，听到王汝明和很多老店员揭发了那个经理的阴谋，知道了五反运动以来资本家怎样对老店员们怀恨在心，这才识破了那个两面三刀的豺狼。
他后悔下午在会上自己的发言还是不够劲，他恨不得咬那个豺狼一口。
现在他清醒了，“对！
向师傅认错去！”
小周关上灯向宿舍走去。
王汝明的屋里正有两个客人在谈话。
小周好久没有到这里来了，他走到门口，正好和师傅的眼光碰在一起，不知怎的他觉得有点胆怯，转了个弯又回到自己宿舍去了。
他想：
当着别人的面多么难为情？
万一师傅不理自己，那不就更下不来台吗？
同志们都睡了，小周还是楞楞地坐着。
忽然，他想到给师傅写封信去认错。
写了半截又觉得不对头：
天天在一起，干嘛来这一套？
刚搁下笔，师傅却在门口出现了。
小周不由地迎上去“师傅，您还没睡？”
“嗯，别吵醒别人，咱们到院子里坐一会吧！”
月亮从云层里钻出来，凉风轻轻地撼动着满院花影，鲜薄荷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
小周搬过两个凳，师徒对面坐下来。
借着月光，王汝明还隐约地看到小周的眼里含满了忏悔的泪水……。

蛙声十里出山泉齐白石遗作

齐白石的画
叶浅予
有这么一开白石老人的尺页，画着一个葫芦和一只甲虫。
葫芦很大，占了尺页的一大片，小甲虫只有一粒瓜子那么大，两个形体的比例相差悬殊，可是这两个形象在这幅画里是同等重要的，谁也不能压倒谁。
画家在处理这样一幅画的时候，自然必须使小甲虫格外突出，才不至于因大失小。
白石老人是画草虫的能手，要他刻画一只活生生的小甲虫并不费力，问题在于如何使小甲虫在和大葫芦的对比中，夺得视觉的胜利。
这里，白石老人运用了色彩的对比效果：
在葫芦的黄颜色上点了一点甲虫的红颜色，这一小点红色在一大片黄色的衬托下，显得十分醒目，于是小甲虫的形象鲜明地突出来了。
而且，由于红黄两色的对比作用，葫芦的色感似乎也显得强烈一些。
因为，假使没有红色的对比，单纯的黄色在白纸上的色感是不很显著的。
这是白石老人使用色彩的独到之处。
在任何一个绘画展览会里，只要有齐白石的画，那末，最突出的一定是他的画。
说也奇怪，那怕是他的一幅小品，夹在别人的大件里排着，也仍然能够突出。
为什么齐白石的画如此吸引人呢？
要分析起来，会涉及到美学、造型艺术和民族传统等许多问题，一时不容易说得清楚。
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齐画爱好者来说，关于齐画的艺术特征还是可以体会一点的。
首先，我们感到白石老人所画花、果、虫、鸟无一不是生气勃勃，栩栩欲动，挑逗起人们对于这些小生命的爱悦之情。
站在这些画幅前面，总想多看一会儿，不忍离去。
我们知道白石老人在年轻的时候，对这些自然界的生命有浓厚的感情，自己种植花卉果木，养虫养鸟，朝夕观摩，反复描绘，因而掌握了这些东西的典型性。
更由于他的勤学苦练，和创造才能，所以能匠心独运，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概括能力和洗练的笔墨技法。
以画虾为例：
虾的精确的形态，虾的有弹力的透明体，虾在水中浮游的动势，把艺术造型的“形”、“质”、“动”三个要素完满地表现了出来。
这样丰富的内容，老人用的是极简练的笔墨，不能多一笔，也不能少一笔，一笔一笔可以数得出来。
以极简练的笔墨表现极丰富的内容是艺术造型的最高标志。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小小的几只虾，能在千紫万红中突现出来。
白石老人九十一岁的时候，有一天，作家老舍抓了“蛙声十里出山泉”这一句诗，请老人画。
这句诗所表达的意境，不容易用绘画形象来表现。
比如，“蛙声十里”就是一个难题，而且规定的背景是“山泉”只能在山泉上做文章。
老人思索了几天，终于画出了一幅杰作。
画是四尺长的一幅立轴，画着一片急流，从山涧乱石中泻出，水中夹带着几只蝌蚪，高处抹了几笔远山。
这乱石、流水、蝌蚪，代表着画家多么巧妙和深湛的想像啊！
又如，老人画的一幅棉花，题了“花开天下暖，花落天下寒”两句旧诗，寓意也是很深的。
白石老人也画人物，在他的人物画里，有时流露了他对旧社会的爱和憎，表达了他的人生观。
有一幅不倒翁，他题了这样四句诗：
“乌纱白扇俨然官，
不倒原来泥半团，
将汝忽然来打破，
通身何处有心肝。”
又一幅画着一个老翁，也题了四句诗：
“宰相归田，囊底无钱；
宁肯为盗，不肯伤廉”。
从这两首题画诗里，可以看出白石老人敦厚的人品和高尚的气节。
这样的人品和气节，赋予他的艺术以朴素明快的风格。
白石老人不仅在高度的艺术造诣上是后学的典范，他的人品气节也当得起正直人物的崇高标志。
他的艺术和人品将永远为后世所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