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两国人民将永远站在一起
首都各界八千人盛会欢迎印度贵宾
毛泽东主席回拜拉达克里希南副总统
据新华社20日讯
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今天在北京各界人民举行的欢迎大会上说，只要各国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用和平协商的方法处理问题，世界上没有一个问题是不可以解决的。
副总统还主张废除核武器和停止核武器试验。
有八千多人参加的这个欢迎大会，是在北京体育馆举行的。
下午四时，拉达克里希南副总统和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以及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等步入会场登上主席台。
这时，人们一致起立，掌声、欢呼声和军乐声响成一片。
首都的少年儿童向贵宾们献了鲜花。
拉达克里希南副总统在他的讲话中谈到了他对中国人民的印象。
他说，他看到了一个有纪律和充满献身精神的民族。
副总统强调说，只有废除核武器和停止核武器试验，才能使世界趋于团结一致和产生富有成果的世界友谊。
他呼吁各国政府要利用原子核动力为人类谋福利。
副总统最后说，印度政府和印度人民保证遵守在中国所提出的原则，那就是“中印友谊”和“世界和平”。
副总统的讲话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讲话全文见第4版）。
在欢迎大会开始的时候，军乐队高奏中国和印度两国的国歌。
彭真市长首先致词欢迎拉达克里希南副总统。
他说，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像连结我们两国的喜马拉雅山的雪峰一样崇高、永恒、坚固不拔。
彭真说，殖民主义者正在对叙利亚进行露骨的侵略阴谋和挑衅行动，威胁着中近东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是亚非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彭真还说，只要亚非各国人民坚定地团结起来，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站在一起，亚非人民的正义事业一定会胜利。
彭真市长还代表北京市人民向拉达克里希南副总统献旗和献礼。
在今天的大会上，首都的艺术家们还为贵宾表演了精采的文艺节目，其中有印度的舞蹈和歌曲。
表演结束以后，拉达克里希南副总统由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等陪同，走下主席台来到大厅中央。
在这里，副总统向演员们赠送了花篮，并同演员们一起照了像。
新华社20日讯
毛泽东主席在今天下午回拜了印度共和国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博士。
（附图片）
毛主席把一朵鲜花佩在拉达克里希南副总统衣襟上
　新华社记者刘东鳌摄

中锡贸易谈判公报
锡兰财政部驻议会秘书、参议员威基辛格和锡兰国防、外交部驻议会秘书、众议员苏巴辛格共同率领的锡兰政府贸易代表团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已经结束了在北京进行的关于两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商谈。
根据这次商谈的结果，两国政府在1957年09月19日签订了一个为期五年的贸易和支付协定。
签字人中国方面是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锡兰方面是锡兰驻华大使威尔莫特·阿·佩雷拉。
这个协定将在两国目前的贸易协定到1957年底满期后生效。
新协定规定了有关橡胶、大米和其他商品的交换。
根据这个协定，两国政府还签订了一个关于1958年交换商品的议定书。
根据万隆会议通过的关于经济合作和相互帮助的决议以及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两国政府还签订了经济援助协定。
协定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在五年内对锡兰的橡胶翻种计划提供七千五百万锡兰卢比的经济援助。
在北京的谈判是在融洽和友好的精神下进行的。
两国政府相信，在北京签订的这些协定将进一步扩大两国的贸易，加强两国的经济合作和增进中国和锡兰之间的友谊。

全国妇代大会闭幕
通过妇联章程，选出妇联新领导机构
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代表和外宾
据新华社20日讯
中国妇女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十一天的会议，今天胜利闭幕。
邓颖超在下午举行的大会闭幕式上致词说：
这次会议的收获是巨大的。
大会讨论了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指导妇女工作的根本方针，这就是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
邓颖超说，这次大会真正成了反击右派分子，分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讲堂。
通过对右派分子的揭露和批判，使我们更明确地划清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更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邓颖超说，这一切，对广大妇女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她说，我们的大会真正成了动员全国妇女更进一步贯彻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大会。
大家要把大会的精神决议宣传和贯彻到各民族、各阶层妇女群众中去，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大会在今天选举了新的全国妇联领导机构。
有二百零二人被选为第3届全国妇联执委，另有四十三人被选为候补执委。
前届全国妇联执委一百二十六人，新的领导机构比过去有着更广泛的代表性。
大会期间，有一百三十七位代表发言，有二百三十九位代表作了书面发言。
今天，大会通过了关于章蕴代表全国妇联二届执委向大会所作的“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报告的决议。
这个决议号召全国各族各阶层妇女为贯彻执行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不懈地努力。
接着，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章程”。
邓颖超致闭幕词后，由少先队员向大会献花并致词祝贺。
乐队奏国歌后，大会胜利闭幕。
新华社20日讯
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今天中午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出席中国妇女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
新华社20日讯
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陈云和邓小平副总理今天中午在中南海接见了应邀出席中国妇女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妇女代表，并和她们在一起照了像。
（附图片）
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见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时的情形
　新华社记者　邹健东摄

农场管理上的重大改革
在国营农场中，脱离生产的人员在全场职工中间占的比例越小越好。
这是容易明白的道理。
但是，究竟这个比例小到什么程度就不能再小了？
说法可就不一样了。
不久以前，地方国营北京南郊农场、西郊农场和东郊畜牧场，经过慎重考虑、周密调查，下决心大大减少脱离生产人员。
南郊农场把脱离生产人员从八十九人减少到十六人，只占目前职工总数的1.2％。
西郊农场把脱离生产人员从七十一人减少到十三人，只占目前职工总数1.9％。
东郊畜牧场把脱离生产人员从一百二十人减少到十三人，只占目前职工总数1.5％。
这应该看做是国营农场事业上的一项重大改革。
这件事，对于全国各地的国营农场和牧场都有重大的意义。
把脱离生产人员精简到最低的必要的数目，无疑是有很多好处的。
最明显的好处就是可以大大节约开支，降低生产成本。
大家都知道，我国的国营农场和牧场，几年来在开垦荒地、增产农产品和畜产品、培养干部等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各地农场和牧场都还存在着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生产成本过高，劳动生产率较低，完不成上缴利润计划。
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机构庞大，脱离生产人员过多，管理费用和工资在全部支出中所占比重太大。
据今年02月间全国国营农牧场工作会议反映，全国国营农牧场的行政管理人员，在职工总数中所占的比重，一般都在10％以上，有的竟超过了20％。
从今年春季起，各地农牧场在精简机构方面开始做了一些努力，但是，多数农牧场的管理机构还是相当庞大，脱离生产人员还是太多。
黑龙江省八个国营农场经过春季的初步精简以后，脱离生产人员比过去减少了10％到15％，但是仍然占职工总数的11％。
在其他地区的农牧场中，脱离生产人员经过精简以后仍占职工总数5％以上的单位也有很多。
能不能再减少呢？
许多农牧场的领导方面下不了这个决心。
现在，事实摆在这里，大家看吧，既然北京南郊农场能够把脱产人员数目由占职工总数的7.3％精简到1.2％，西郊农场能够把脱离生产人员数目由占职工总数的11.7％精简到1.9％，东郊畜牧场能够把脱离生产人员数目由占职工总数的13.3％精简到1.5％，那末，别的农场和牧场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
这样做，会不会削弱农场和牧场的领导、影响它们的生产和管理工作呢？
北京南郊农场、西郊农场和东郊畜牧场的事实已经作了回答：
这样做了以后，不但没有削弱领导工作，而且大大克服或者减少了官僚主义，大大地密切了干部和群众的联系，使领导力量更加深入群众、深入生产。
“人多好办事”的观点在这个事实面前是破产了。
人多不一定就能把事情办好。
许多农牧场正是由于管理机构庞大、领导层次重叠、人浮于事，才发展了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现象。
在这些企业里，会议极其频繁，表报文件极其庞杂，形成一种沉重的压力，使得领导人员很难深入下层、深入生产过程，不能及时解决生产中的问题。
精简了管理机构，减少了脱产人员，自然就非挤掉不必要的会议和表报不可，领导人员也就可以摆脱办公室里的无形的绳索，就可以到生产中去，切实有效地领导生产。
北京市南郊农场、西郊农场和东郊畜牧场在机构没有精简以前，管理机构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许多事情推来推去，不得及时处理；
精简机构以后，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更好地结合起来，坐办公室的人少了，行政工作、政治工作由党委、行政、工会、青年团的领导干部负责去做；
干部下地劳动以后，有很多问题随时就能解决，工作效率比从前提高了。
当然，在彻底精简组织机构、减少工作人员、改进工作方法的时候，不会不碰到一些思想障碍。
有些工作人员可能对于参加生产劳动有不正确的看法，他们仍然轻视体力劳动。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做好思想教育工作。
这可以同整风密切地结合起来进行。
这个工作也就是整风运动的重要部分。
思想问题解决了，人们就会愉快地走出办公室，投入生产劳动中去，并且从劳动中得到宝贵的锻炼。
北京南郊农场的技术人员，过去每月要用很多时间在办公室里写技术措施计划、生产总结等等；
现在他们能够深入田间，一面劳动，一面进行技术指导，受到了工人们的欢迎，而他们自己也学到了很多在书本上难以学到的具体生产知识和劳动本领。
北京南郊农场、西郊农场和东郊畜牧场已经为全国农、牧场作出了良好的榜样，一切国营农场和牧场都应该学习这个榜样，根据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的原则，在整风中迅速完成精简机构的工作。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各场应该立即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全面规划，制定出精简机构的方案，并且把方案交给职工群众，展开辩论。
在大辩论中，发扬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观点，接受正确的意见，对方案加以补充修改，然后坚决贯彻实行。
我们相信，全国农场和牧场如果都进行了这项重大改革，一定会显著地改善经营管理状况，一定会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起更好的示范作用。

尼赫鲁大使欢宴印度副总统
毛主席朱副主席刘委员长周总理出席宴会
新华社20日讯
印度驻中国大使拉·库·尼赫鲁今晚举行宴会，欢迎印度共和国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来中国访问。
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出席了今晚的宴会。
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在宴会上首先致词说，中国人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刚强而尊严的有自尊心的民族”，“并且实现了政治上的稳定”。
他还说，他这几天在中国看到的一些事实，已使得他确信中国“的确不愧受到我们的祝贺”。
拉达克里希南副总统在宴会上提议大家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长寿和幸福，为中国人民的繁荣而干杯。
毛主席在宴会上祝酒的时候说，感谢副总统阁下刚才对中国人民的很好的祝愿。
我们两国人民将永远站在一起。
祝副总统阁下身体健康，永远长寿。
祝普拉沙德总统身体健康。
被邀出席今晚宴会的，还有副总理贺龙、陈毅、李先念，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彭真、李维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以及我国各方面的著名人士。
出席今晚宴会的还有各国驻中国的使节。
宴会后放映了印度电影“来自喀布尔的一个人”。
（附图片）
拉达克里希南副总统在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市长陪同下同演员们合影　本报记者　高粮摄

接受周恩来总理邀请
匈政府代表团将访华
新华社20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政府邀请了匈牙利政府代表团到中国访问。
匈牙利政府已经通知中国政府，它愉快地接受了这项邀请。

民主德国政府代表团到京
薄一波副总理邀请贵宾共进晚餐
新华社20日讯
应我国政府邀请来华访问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一行四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厄斯纳率领下，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第1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汪道涵和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等人。
代表团将参加我国国庆节庆祝典礼。
新华社20日讯
薄一波副总理今天下午接见了以厄斯纳副总理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全体人员。
接见时，第2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对外贸易部副部长罗成德等也在座。
当日晚，薄一波副总理邀请厄斯纳副总理及代表团其他人员共进晚餐。

波兰军事代表团到京
彭德怀元帅接见并设宴欢迎
据新华社20日讯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邀请来我国作友好访问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在国防部长斯彼哈尔斯基上将率领下，今天下午到达北京。
斯彼哈尔斯基上将走下飞机后，在彭德怀元帅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
接着，在机场上举行了欢迎仪式。
今天到机场欢迎的，有粟裕大将、谭政大将、王树声大将、许光达大将等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还有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
波兰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基里洛克和使馆人员，以及各国驻华武官也到机场欢迎。
据新华社20日讯
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今晚举行宴会欢迎以斯彼哈尔斯基上将为首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团。
彭德怀元帅在宴会上致辞说，波兰人民军是在反法西斯斗争的烽火中诞生的劳动人民的军队，是波兰人民利益的忠实的保卫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波兰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表现的英勇精神和所取得的巨大胜利感到极大的欢欣和钦佩。
斯彼哈尔斯基上将致辞说，以深刻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出来的伟大人民中国战士、苏联战士、波兰战士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战士，警惕地保卫着自己人民的和平劳动，他们不威胁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安全。
陪同出席今天宴会的，有粟裕大将、谭政大将、王树声大将、许光达大将等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以及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
波兰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基里洛克以及各国驻华武官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宴会前，彭德怀元帅接见了波兰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全体人员。

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联合作战揭露一批右派分子
本报讯
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在反右派斗争中联合作战，两个月来已经获得初战胜利。
两社配合首都出版界座谈会，斗倒了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党内右派分子曾彦修；
同时还揭发和批判了一批右派分子。
在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当中，有民盟盟员、世界知识出版社图书编辑室副主任彭世桢，民盟人民出版社支部委员、人民出版社编辑董秋水，民主促进会人民出版社支部主任委员、出版部副主任刘龙光。
彭世桢和刘龙光都曾企图把出版社的党组织置于民盟、民建组织的领导、监督之下。
例如彭世桢宣传他的谬论，说互相监督要有条件，条件就是对共产党实行“事先监督”，他们还极力诽谤共产党，把党说成是自私自利的“宗派主义集团”。
董秋水恶毒地污蔑说党员对群众有三板斧，“先是教条，教条碰壁时就压服，压服不行就打一棍子，戴上一顶帽子。”
揭露的另一个右派分子是人民出版社前第3编辑室主任史枚。
这个右派分子在大鸣大放时期一反平常不问政治的态度，猖狂地鼓动群众反对整风领导小组，并以退出整风相要挟。
他诬蔑说党和政府是人民的“统治者”，认为党在解放后搞的历次运动都不对头，诬蔑群众性肃反运动“是不折不扣的教条主义”。
另一个右派分子张梁木（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地理组组长）在鸣放时期篡夺了黑板报的领导权，与两社的右派分子日夜串连，密议举行三反、肃反不满分子的座谈会，把黑板报变成攻击党的武器。
他还和右派分子曾彦修一唱一和，让曾彦修在黑板报上发表了疯狂反党的“答记者问”，从此掀起了两社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高潮。

刘栋业一贯庇护特务分子
民建福建组织揭发他的种种恶迹
本报讯
民主建国会福建省委和福州市委在反右派斗争中，先后联合举行过九次扩大会议，全面地揭露和批判民建中央委员、福建省工委主委、右派分子刘栋业的反动言行。
整风开始，刘栋业即疯狂地向党发起了进攻。
他恶毒地污蔑党的干部政策是“重政治不重才干”，说党的人事安排没有做到“知人善任”。
他公开提出了他的人事安排原则是“德懋懋官，功懋懋赏”。
刘栋业曾污蔑三反、五反运动说：
“已使是非、公道、廉耻、理性一扫而空”。
在刘栋业的把持下，民建福建组织实行了恶性大发展。
早在1951年，刘栋业就把特务分子萧一健、反革命分子黄其华、黄青松及不法的资本家蔡友兰等拉进会内，并把当时民建福建的组织工作交给特务分子萧一健去经营，大量发展面目不清的人，企图增加他的政治资本，来抗拒党的领导。
刘栋业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是有其一贯的历史根源的。
1919年刘栋业在法国留学时，就与反动青年党头子曾琦、林可机等勾结在一起，并参加反动青年党，成为中坚分子。
回国后不久，他就当上了国民党第3战区第二颜料厂的少将厂长，在任期间，大肆压榨工人。
福州解放前一天，他放走了住在他家里的特务分子刘崇丰，解放后仍与特务分子林君扬等勾结。
在1951年刘栋业任福州市工商联主委时期，他又利用职权，重新重用一批特务分子，把特务分子萧一健委为福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副秘书长。
当特务分子林君扬被镇压，萧一健畏罪自杀后，刘栋业表示非常惋惜。
他在民建会员联组会上特地拿出特务分子萧一健的遗嘱，当众宣读，表示要好好照顾他的家属。

劳动部反右派斗争教育了广大群众
中间状态群众觉悟提高　右派分子臭名昭彰
本报讯
劳动部的反右派斗争已取得很大胜利。
在斗争中，部和各司、局召开的大小座谈会、辩论会有二百多次，发言的有五百多人。
许多原来抱中间态度的人，现在都积极参加了斗争，群众的政治觉悟有显著提高，大部分人开始向左转。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一些幕后活动的右派分子和党内右派分子不断被揭露出来。
在反右派斗争中，许多同志都有理有据并且以亲身经历和解放前后对比的方法，对右派分子进行了透彻的批判。
如工资局徐公民以亲身经历的新旧社会工人政治地位和生活情况驳斥了右派分子梁世昌诬蔑新社会的谬论，群众深受感动，有的甚至流了泪，经过深刻的批判，广大群众已认清了右派分子的丑恶面貌。
如对右派分子叶华湛的批判，开始时有的人只认为叶是腐化、堕落、狂妄自大；
经过系统的批判后，才认识到叶的反动的政治本质，并积极参加了斗争。
又如柳美德同志在反右派初期沉默寡言，随着斗争的深入，认识逐渐提高，原以为他的爱人，不过是思想落后，对领导有些不满，发发牢骚而已，但将他爱人来信中的一些错误言论，集中起来分析以后，发现与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如出一辙，他才大吃一惊，引起了思想上的激烈斗争，最后终于坚决地揭发了他爱人来信中的右派言论，积极投入了反右派斗争。
右派分子在群众正义的驳斥下，已经臭名昭彰，陷于孤立。
他们中大多数已经开始认罪，交械投降。
现在，劳动部正在开展对右派分子反动言行中关于党的领导、民主和自由、人性和党性、人事制度、肃反等问题，有系统地进行辩论，并继续挖掘隐蔽在深处的右派分子，争取反右派斗争的彻底胜利。

在反右派战线上
鞍钢公司工程技术人员揭露王子佑的反共言行
鞍钢公司工程技术人员，揭露了右派分子王子佑的反共言行。
王子佑是鞍钢总工程师技术监督处副处长，他到处宣扬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的谬论，并诬蔑鞍钢公司的经理是“白帽子”，要他们下台。
他和另一右派分子沈乃敏一唱一和地说：
“国民党是小宗派，共产党是大宗派。”
他还诬蔑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只不过是打了一针吗啡针。”
王子佑的反共言行是有历史根源的。
他1926年就加入了国民党，1927年曾任国民党天津市一个区的执行委员。
1936年他到美国留学，回国后，即成为国民党的显要人物。
他还恬不知耻地向别人宣扬：
“蒋委员长请我吃过饭。”
帮助右派学生策划闹事贲效育成了党的叛徒
江西省南昌师专揭露校长办公室主任、党内右派分子贲效育的反动言行。
整风开始，贲效育就和党外右派分子一道向党大举进攻。
他说：
“这次鸣放将来会由章伯钧作结论，因为他是民主党派的头子。”
他唯恐天下不乱，帮助右派学生策划闹事。
有的学生问他是否可以成立全校鸣放委员会时，他说：
“别校虽未成立，我们也可以成立，假如能很快解决问题，倒也是创造经验。”
以后并以校务委员的名义在校务委员会上提出了这个意见。
他还在三十多名学生中赞扬储安平大胆，鼓动学生向省委提意见。
右派分子廖国桢叫嚣要把大字报贴到省委和教育厅去，贲效育就说：
“有些问题是需要上面解决的。”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贲效育极力给右派分子策划后路，帮助他们过关。
随着右派集团的土崩瓦解，贲效育的原形终于暴露出来了。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谬论破产
姚启润在群众反击下丑态毕露
本报讯
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的右派分子姚启润（技术员），在鸣放期间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
他企图挑拨党与高级知识分子的关系，说党对高级知识分子连起码的尊敬也没有。
姚启润在肃反中曾被审查，他诬蔑肃反运动是用机械唯物论的观点审查他，是以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唯心主义来整好人。
他更以要挟的口吻说：
“解铃还得系铃人，也得把我的问题摊开来谈一谈。”
群众对姚启润捏造的反共谰言，都一一予以驳斥。
气象局副局长卢鋈说：
“我可算个知识分子吧，党不仅尊敬我，而且非常信任我，给我很大的权力。
涂长望局长不也是没入党就当了局长吗？
党不尊敬知识分子的说法真是太荒谬了。”
技术员赵君哉说：
对于姚启润的历史问题，组织上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收集了很多旁证材料，进行了很多调查研究工作，与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毫无共同之处。
恰恰是姚启润自己在“大胆假设”组织上没有掌握他的材料，因而在整风中向党进攻，以“小心求证”的姿态，来试探组织上是否对他的问题心中有数。
据揭露，姚启润于解放前曾担任过三青团区队长。
在初中上学期间，他又组织反共小组织“三民主义厉行团”；
高中时代他曾向中统和军统特务告密，破坏进步社团“民主党”，阻挠进步学生运动并发动反苏游行。
解放以后，他还和军统特务严重谊（已镇压）合谋组织“反共地下军”，企图策应蒋介石反攻大陆。
这些反动活动，姚启润参加工作后，大部隐瞒了起来，直到肃反运动时才被迫作了初步交代。

“整人的”和“挨整的”
易槐
一个共产党员犯了错误，就一定要受到党的批评教育以至纪律处分，这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
没有这种经常的党内斗争，党的思想和行动的一致、党的方针路线的贯彻执行就没有保证。
这本来是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都懂得的道理。
可是党内的右派分子却有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把严肃的党内斗争说成是“整人”，并且说有一批人是专门整人的，有一批人是专挨整的。
右派分子的这种论调的用意何在呢？
那就是要把悍卫党的原则的严肃斗争，曲解成“宗派斗争”，既是“宗派斗争”，当然就无所谓是非和原则，那么，不管他们这批所谓“挨整者”采取什么手段去对付所谓“整人者”，也都说不上是反党了。
于是，他们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一次再次地向党猖狂进攻了。
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这次斗争中揭发出来的党内右派分子，有好多都是在过去就犯过严重错误受过党的严厉批评以至处分的。
他们这次的反动罪行，按照他们的逻辑，也可以说是一向挨整受气的人要求翻身的正义行为。
这些右派分子在受了批评处分之后，往往也会装做低头认错幡然悔悟的样子，甚至抹眼泪揩鼻涕睹咒发誓。
其实，这决不是他们有所悔悟了。
用丁玲的话，这叫做“逆来顺受”，用钟惦棐的话，则是“忍气吞声”，暂时的低头，为的是混过关去，腾出手来，准备对党的新的进攻。
他们表面上惯于装出一付“挨整者”受迫害的可怜相；
暗地里却是招兵买马，积蓄力量，等待着有朝01日权在我手，就要变“挨整者”为“整人者”。
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在1955年党处理了他们的问题之后，何尝有一天停止过活动，整风运动一开始，他们认为时机已到，立即向党发动一个分裂文艺界的大进攻，而他们还总是说，他们并不反党，他们反对的只是文艺界党的个别领导同志。
还有安徽省司法厅的那个右派分子陈仁刚。
1952年，他在滁县专署任副专员的时候，曾经因为无组织无纪律而在地委会议上受到批评。
陈仁刚竟然当场拍桌子威胁地委说：
“你们（指地委负责人）把地委的一些部长都搞来斗我，我也可以把专署的科长局长都搞来……。”
你既然可以整我，我也就可以整你，这就是右派分子这种“整人的”和“挨整的”论调的结论。
看来这种谬论对右派分子颇为有利，它可以成为他们向党进攻的一种掩饰，有时候也真会赢得某些人的同情。
可是，原则斗争毕竟是原则斗争，谎言毕竟改变不了事实的真象。
今天，有谁还会相信党对丁陈集团或者其他大大小小的右派分子的斗争是宗派斗争？
其实，这种论调还是害了右派分子自己，使他们失掉了承认错误改造自己的机会，越来越深地陷入反党的无底泥坑而不能自拔。

民建工商联联席会议举行大会讨论一致认为
改变政治立场是工商业者当务之急
据新华社20日讯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和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大会讨论。
在会上发言的有十七人。
大家一致认为经过一星期来的学习和讨论，使大家从思想上逐步认识到当前在工商界全面开展一个以反对右派、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是非常适时和必要的，要求通过这个运动解决工商界的政治立场问题。
有些委员的发言，联系到自己的思想情况，说明只有继续接受改造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光明的道路。
胡厥文说：
“我是资产阶级的一分子，还有不少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必须继续接受改造。”
盛丕华说，在绝大多数的工商业者中，由于思想意识远远落在经济地位变化的后面，就难免有身在社会主义，心在资本主义的情况发生。
他说，他直到李维汉部长指出这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时，才大吃一惊，感到问题的严重。
刘国钧说，他自以为把企业交给国家，对国家就算尽了一点责任，很自满，认为自己政治立场已没有问题了；
在大鸣大放的时候，自己却有一些和右派共鸣的错误言论，这才使自己吃惊，感到工商业者还要继续加强改造。
委员们的发言中，都谈到自己在反右派斗争中的认识，以及对整风运动方针政策的一些体会。
巩天民谈他在参加对右派头子章乃器的斗争中，逐步提高思想认识的情况。
张敬礼说，在帮助共产党整风时，由于自己患得患失，唯恐多言取咎，因而没有采取积极、诚恳的正确态度。
当右派分子猖狂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时，由于自己看不到右派的反动本质，也就没有引起义愤。
他说，如果不改变原有的立场，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来，就不可能和党员、工人有共同的语言和感情，也就不可能达到脱胎换骨自我改造的目的。
韩望道认为工商业者当前的政治任务，就是要下决心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真正的站到社会主义这一边来。

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发展科学普及工作
科普协会的成绩驳倒王天一的谰言
本报讯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最近召开全体干部大会，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辑王天一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王天一是九三学社的社员，现任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宣传部副部长。
大鸣大放期间，王天一到处点火，抓住部分群众的一些不满情绪，大肆煽动，画漫画，写大字报，把共产党所领导的科普协会几年来的工作说成“一团糟”。
王天一还诬蔑说：
“党不重视精神砖瓦，只重视物质砖瓦，”企图煽动一些在肃反运动中被审查过的和过去被批评过的知识分子起来闹事。
在大会上，大家用活生生的事实驳斥了王天一的谰言。
章道义说：
“过去，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没有管过科学普及工作，只有共产党才把这个事业真正发展起来。
去年科学讲演一项近三十万次，超过1955年讲演次数的二十三倍；
全国已建立了一千一百多个支会；
发展了二十一万多会员；
此外还成立了一个科学普及出版社，已经出版了九百多万册科学小册子；
还筹办了新中国第1座天文馆。
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足以证明共产党和政府关心我国科学技术普及事业的发展，那种说科普协会几年来的工作是‘一团糟’的论调是彻头彻尾的造谣。”
王天一说科普协会不如九三学社“温暖”，他提出了所谓“科学家当家作主”的口号。
在会上大家一致指出，协会在团结和发挥科学家对协会的指导作用方面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拿去年来说，学组委员已经增加到五百多人，并且设立了三个科学室专门负责联系科学家，给他们创造了便利条件。
曾经在1954年，组织了科普协会访苏代表团赴苏联各地参观了科学普及工作，他们回来后，许多人已经成了协会的领导骨干，现在都积极参加科学普及工作。
王天一还喊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口号，意思是指党不能领导科学普及工作。
在会上大家指出，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党是能够领导科学家发展科学普及事业的。
王天一在解放前所办的民本出版公司所出版的科学大众每月平均发行量不超过三、四千份，可是科普协会在去年成立的科学普及出版社不到一年时间，“科学大众”的最高发行量达到过十一万多份，并且已经发行到国外。
王天一闭口不谈这种事实，却说什么：
现在科学普及出版社的“党员领导干部箝制我不能发挥作用，出版物质量不如过去。”
全国科普栾兰玉在会上揭露：
1936年王天一被国民党派到苏州受国民党的集中军训后，第2年由国民党中央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长、文化特务张道藩，国民党特务头子潘公展的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以后在伪交通大学积极进行过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双十二”蒋介石在西安被释放后，王天一曾率领学生高呼：
“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
此外王天一还曾经加入过中国革命青年力社等许多反动组织。
右派分子王天一也在大会上发了言。
他承认自己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表示愿意向人民低头认罪。
（新华社专稿）

一挖根就露原形章乃器的反动丑史触目惊心
烧成灰也不反共？
一挖根就露原形！
章乃器的反动丑史触目惊心
他所谓“爱党”，爱的是“蒋家天下陈家党”，他所谓“革命”，革的是共产党的命
据新华社20日讯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民建、工商联中央委员联席会议上对右派头子章乃器作了比较系统、彻底的揭发和批判。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章乃器呼吁一切反共势力团结起来对付共产党
千家驹、吴大琨、冯和法、王达夫、何萼梅五人的联合发言，着重揭露了章乃器历史上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一贯的反共活动；
千家驹代表他们五人所作的联合发言中揭露，早在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章乃器就号召一切反共势力团结起来，进行“彻底的有效的反共”。
他在1927年12月15日创刊了一个彻底反苏反共的“新评论”半月刊，开始以一个政治投机家的面目出现。
在“新评论”第2期上章乃器发表了一篇题为“反共势力的自杀”的文章十分强烈地表明了他的“反共”态度。
他表示“伤心于这次广州的变故”，（指1927年12月11日共产党所领导的广州起义）他怨恨地说：
“共产党的势力，实在是自命为‘反共’的人一手造成的”。
他责怪国民党反动派“以
‘反共’为门面话”，进行内部纷争，形成“反共势力的自杀”，并且“还替共产党造势力！”
他责怪帝国主义列强“在国民党宣布反共以后，它们仍旧是帮助军阀来对抗国民党”，他还责怪中国的资本家，“在总工会飞扬跋扈的时候”，“连应该做、可以做的事都不敢做；
应该讲、可以讲的话都不敢讲”。
“那种懦怯无能的样子”，“比较欧美资本家真真差远了”，他大声呼吁一切“反共势力”，“不要涣散”，不要“自杀”，不要“为共产党造势力”。
章乃器还千方百计为国民党献策，要国民党“用纪律来解决内部的纷争”，要国民党“积极的致力于阐明党义，增高宣传效率”，要国民党“延揽人才”，最后他说：
“倘使能照我上面所说的，我敢说共产党的势力，确是可以不反而自灭的。
就是共产党党员，也尽可以心平气服，不必再做什么捣乱的勾当了。”
千家驹说，章乃器对共产党是表示刻骨的仇恨，另一方面他对于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派却表示衷心的拥护，他在“新评论”第4期所写的一篇“党国的新命脉”中说：
“倘使稍微地意志薄弱一些的人，总不免对国民党灰心”，“但是我呢？
我决不灰心。”
“我仍就把党国两个字用在一起。”
千家驹说，章乃器说他：
“爱护党真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这是一点也不假的。
不过他爱护的“党”是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党”，而不是“共产党”。
不仅如此，章乃器在当时还恶毒地说：
“只有革命的反共，才是有效的反共。
只有革命的反共理论，才是有效的反共理论，谁都晓得，最危险的要算是青年心中的共产毒。
所以要从青年的心理中逐去深入的共产毒，只有灌输比共产学说更完善、更透彻、更有效的革命理论。”
千家驹说这就是章乃器所谓“解放前参加政治生活二十多年中，决心不反共”的真相！
原来章乃器是一个“革命的”反共专家，是提倡“真正有效的反共方法”的先驱者！
抗战开始以后，章乃器针锋相对地反对共产党的进步主张，维护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千家驹又指出：
在抗日战争以后，章乃器背叛救国会，发表了臭名远扬的“少号召，多建议”的主张，继续进行反共的阴谋。
章乃器的这篇文章采取了答辩的方式，内容完全和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针锋相对的：
（一）中共号召“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章乃器却说：
“在国策已经确定的今日，我们却应该少作政治的号召，多作积极的建议，使国策可以早些充实起来”。
（二）在第2次国共合作中，毛主席坚决主张“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对国民党作右倾机会主义的迁就，章乃器却对此进行恶毒的诬蔑，他说：
“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政府既然已经有确定的国策，有点心肝的人，谁还愿标新立异以鸣高。”
他这些话的用意就是要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作无条件的投降，否则就是“标新立异”，没有“心肝”。
（三）中国共产党提出“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给予人民以爱国自由，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正确主张。
但是章乃器却反对动员民众，主张帮助国民党政府继续“统制”民众。
他说：
“对于民众组织方面，我们现在就用不着而且不应该再提出原则的‘开放民众组织’的政治号召”。
其次，章乃器反对给予人民以民主和自由，而主张加强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
他说：
“国策的详细内容，和大政的具体步骤，人民是不应该要求知道的。
好比坐船一样……我们却只好信任舵师”。
他是要人民盲目“信任”国民党政府蒋介石这样的舵师。
（四）中共十大救国纲领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针对着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财政经济政策而发的，但章乃器就出来为官僚资产阶级作辩护说：
“在金融方面，目下已经施行战时的金融政策了。
我们便不必再以‘实施战时金融政策’的口号来号召，而且也不必再来一套耸人听闻的战时金融政策以扰乱人心。”
章乃器称颂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独裁是“历史上一个极伟大的功业”
千家驹等接着揭露章乃器为国民党的假统一，真独裁说尽了好话。
首先章乃器说：
“抗战以后，我们已经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之下统一起来了；
这是历史上一个极伟大的功业，我们千万不要轻视它，而要极端珍爱它”。
这是他用黑字写在白纸上的。
章乃器居然在今年08月17日粮食部大会上说：
“对于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我向来是反对的”。
第2、章乃器用了巧妙的言词，来为国民党制订伪宪法制造理论根据。
他还和当时国民党党棍一样，把一切“光荣”归于蒋介石。
他说：
“蒋委员长对于宪政，曾有‘重礼守法’四字的名训，所以要在守法之外，还要重礼，就是这个意思”。
第3、章乃器特别崇奉“一个领袖”。
他认为，归根到底，“一个领袖”就是“团结之道，建国之道”的根本。
他说：
“要邻里和睦，贤明的家长总要嘱咐众人不许互相冲突，而要把一切纠纷报告到家长面前来解决。
这是对团结的忠诚，也就是对邻里的信义。
不如此，纠纷一定要层出不穷，而终不免于决裂。
邻里间的事情如此，党派间的事情也是这样”。
章乃器也竭力为国民党在财政经济方面的反动统治辩护，这也可以从章乃器在抗战时期所发表的一系列经济论文中得到答案：
第1、章乃器公开提倡希特勒式的绝对统制，他公开主张“经济独裁”，从经济独裁的理论体系出发，又提出了所谓“立体发展论”，以便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控制。
第2、章乃器公开为国民党的恶性通货膨胀辩护。
他为了向蒋介石捧场，竟丧心病狂地和孔祥熙、宋子文一鼻孔出气，根本否认有所谓通货膨胀。
他在“论恶性膨胀”（1939年09月大公报）“物价问题的症结”（1940年09月大公报星期评论）“涨价休战”（1942年09月西南实业通讯）一些文章中说：
“货币基础，极端巩固”，“当前货币问题与其说是膨胀问题，无宁说是紧缩问题”，“物价上涨与通货无关”，等等谬论。
凡曾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生活过的人们都知道当时由于滥发纸币，物价飞涨，严重的形成经济危机，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惶失措，当时蒋介石暗中下令不许报章杂志写“膨胀”二字。
章乃器为了向蒋介石、孔祥熙献媚，维护反动派政权，就不惜昧了良心，一唱一和。
章乃器的恶毒尚不止于此，他还进一步为国民党反动派献计，要举办国民财产总登计，也就是把人民的购买力全部移交给国民党反动派，这是多么毒辣凶狠的计划。
大家总记得，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发行金圆券时，就曾部分地实行了章乃器的计划，即登记全国人民的黄金外汇，结果那次的登记使四大家族发了一亿七千万美元的横财。
章乃器以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自居，事实上，他所代表的不是民族资产阶级，而是抗战时期一小撮最无耻的官僚资本家。
章乃器欢迎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否则他认为民族工业就会衰亡
千家驹说，不仅如此，章乃器为了巩固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不惜主张出卖民族利益，向美帝国主义大借款。
主张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投资。
他还荒谬绝伦地创造了一种理论，叫作“无内忧外患者国恒亡，无竞争者业必衰”。
这就是说，要是没有外国投资的“竞争”，中国的民族工业就会“衰亡”。
直到临近解放的前夕，章乃器还在主张继续向美国大借款，以巩固信用扫地的伪法币制度。
千家驹最后说，从上面我们所引证的章乃器的亲笔自供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自称“出污泥而不染”的章乃器，原来是一个三十年来彻底反共的家伙，是一个披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外衣而混进了新中国来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忠臣孝子”。
他既没有过民主革命这一关，也没有过土改这一关，也还没有过“五反”这一关，因此自然更不可能过社会主义这一关。
过去三个关他都是用两面手法混过来了，但在社会主义这一关头，他却无法再行蒙混过关了。
我们的结论是：
章乃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老手！
千家驹的发言，吸引了到会的全体人员，发言后掌声经久不息。
资耀华、吴羹梅、李文杰的发言，系统地揭露了章乃器从解放以来在经济方面违法乱纪的罪行；
孙晓村、华煜卿、吴觉农、章元善、王艮仲的联合发言，揭发了章乃器力图把民建会变为反动的旧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反动阴谋和活动。
来自四川省的委员徐崇林和童少生揭发了章乃器在四川省合川县云门区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时包庇地主、打击农民，破坏运动的大量事实。

上海滑稽、通俗话剧界清除败类
龚一飞反共言行被揭露
新华社上海19日电
上海滑稽、通俗话剧界四百多艺人，在17日集会揭露和批驳了滑稽戏演员龚一飞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许多著名滑稽演员在会上剥开了右派分子龚一飞所谓艺术上走“中间路线”的外衣，揭穿了他的反动本质。
龚一飞一贯散播“滑稽戏不能为政治服务”的谬论，一味追求低级、庸俗、下流。
他自编、自导、自演的“阿飞展览会”，把欺榨撞骗的流氓阿飞渲染成机智勇敢的“英雄”，对戏中的干部和劳动人民则极尽丑化的能事。
他很早就在“大不同”等剧中借资本家之口，大骂共产党“共产共妻”，说“共产党男女一律平等，如果不一样长短就要削平”。
他曾公然拒绝播唱宣传普选意义的歌曲。
艺人们揭露，龚一飞反共反社会主义更严重的表现在抗拒领导和批评。
当党报刊载了批评他的文章时，他不但不检查自己，反而得意地说：
“报上越批评，生意反而越好。”
他又恶意地向人说：
“报上的批评是人身攻击，我要对他们进行法律起诉。”
他抗拒执行政府的许多措施。
文化局关于合理调配剧场，剧团每年有一些时间到外地和下厂演出的规定，龚一飞污诬说是对艺人的“残酷虐待”，并且四处拉人召开秘密会议，商讨对策。
政府开会要求剧团不要把公蓄金分光，以便到了淡季艺人生活可能发生困难时加以调剂。
龚一飞听了回去，故意把公蓄金马上分光。
别人劝他，他还谩骂说：
“你们是拍政府马屁，我就不卖账。”
他要私自抬高票价，政府不批准，他就破口大骂：
“人民政府比反动派还恶劣，上级杀人不用刀。”
还煽动剧团的人向政府请愿。
人们揭露龚一飞这样反对政府，仇视共产党，是因为他一心想使资本主义复辟，走回头路。
龚一飞一向吃喝嫖赌，过着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他为了钱，不惜在台上台下毒害人民，常对人说：
“钱是真的，进步是假的”。
当他腐化的生活和个人名利受到限制时，他就大为不满，对人民民主专政以及统购统销等政策大加污蔑。
上海滑稽、通俗话剧界将针对右派分子龚一飞的反动言行，继续展开批判，辨明大是大非。

全党动员起来，为彻底打垮右派而奋斗
在民革全党整风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摘要
李济深
新华社20日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在16日召开的民革全党整风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全党动员起来，为彻底打垮右派而奋斗”的报告。
李济深在报告中首先概述了全国反右派斗争的情况。
报告指出：
当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着的反右派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是一场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的斗争。
现在这个斗争已经全面开展，逐步深入，右派分子遭到了全国人民的痛击，开始崩溃。
李济深接着说：
民革右派活动的情况是很严重的。
根据现有不完全的材料统计，全党已经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共达八百零七人。
他们之中的骨干分子，过去都是惯于翻云复雨，纵横捭阖的反动派当权人物。
他们运用自己反动的政治经验，进行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最终目的是要颠覆人民政权，使反动统治复辟，重新奴役人民。
李济深着重指出：
民革右派活动的猖獗，右派政治影响能在不少成员中发生作用，是有它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的。
国民党反动派的社会基础是封建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
民革的成员，主要是从这种反动阶级分化出来的。
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是带有民族资产阶级的色彩，或先或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参加了民主革命；
还有少数人成为革命知识分子。
另有一部分人，则是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逼使他们暂时同革命势力合作。
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国民党旧军政人员，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才投向了人民，并加入了民革。
上述各种人中，在民主革命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革命纲领一贯拥护并坚决为之奋斗的，是左派。
同左派正相反的，是右派。
他们不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肯进行自我改造，对新的国家和社会一贯抱着敌对情绪；
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这两个关，他们根本是混过来的。
介乎左右两者之间的是中间派。
他们对共产党提出的纲领，或则同意，或则抵触，尽管立场不免动摇，但在基本方向上还是愿意跟着时代前进的。
以上就是民革成员在民主革命阶段中左、中、右的政治分野。
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由于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民革成员又表现出新的政治分野。
一部分人在政治上抛弃了资本主义立场，转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成为左派。
这个左派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中有一部分是从民主革命阶段的左派发展过来，有一些是从那时的中间分子转化过来的。
这样的人现在还为数不多。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发展，左派队伍必将逐渐地壮大起来。
但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左派中，也有一些人在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时候，变为中间分子，个别的竟变成右派分子。
占大多数的中间分子，一方面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经过几年来社会改革的实践和学习，他们在从资本主义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转变的长途中开始走了一步，还可以继续接受改造，向前进步。
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放弃资本主义立场，对社会主义和为工农服务，总有许多不心服；
对于新社会总有许多格格不入。
由于中间派在政治立场上具有这样的两面性，当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时候，中间分子消极的一面就不免为右派所利用，对右派寄予同情和支持。
经过三个多月来对右派分子罪恶言行的揭露和批判，中间分子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清醒，他们逐渐认识到只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自己光明的前途，向左转化。
可是，截至现在，还有一些中间分子特别是其中占比重较大的偏右的人，还未能从右派的政治影响下解脱出来，他们对反右派斗争抱有怀疑态度和抵触情绪，有的甚至还要为右派分子辩护，这不但障碍了他们自己的进步，并形成了民革反右派斗争中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
右派分子，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拒绝改造，有的仍然不甘心于封建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灭亡，对新社会抱着刻骨的仇恨。
从历史上看，这些右派分子，或者本来就是民主革命阶段中的右派，或者是新拉进民革组织来的反动分子，也有一些是民主革命阶段中主张走中间路线而至今还不改变其原来立场的人。
归根结底，一切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实质上都是反动派，民革的右派分子多数是反共反人民的老手。
李济深接着叙述了龙云、陈铭枢、黄绍竑、谭惕吾等右派分子的反共反苏活动情况。
他指出：
民革中央和各地方的右派分子，在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中，形成了一个方面军。
他们的主要特点是企图使国民党反动统治复辟。
民革的右派分子，从来就企图把民革组织变成他们实现政治野心的工具。
多年以来，民革内部在政治方向和组织原则上，一直进行着两条道路的斗争。
这种斗争，经常反映在历次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和各种会议以及工作的具体执行上，对于某些重大问题，组织已经作出了正确的决议，右派分子却又玩弄两面手法，阳奉阴违，甚至恣意破坏，背道而驰。
到了鸣放期间，民革右派分子更乘机发动了空前的猖狂进攻；
这不但危害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也造成了民革严重的政治危机。
我们所有愿意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光明大道的同志们，决不能听任右派分子把民革带到死路上去！
李济深接着说：
我们党当前的严重政治任务，就是彻底打垮右派，在斗争中提高全体成员的政治觉悟，进一步改造立场，为我们党进行一般性的整风作准备，并为我们党的根本改造打下基础。
我们必须：
一、彻底打垮右派。
从中央到各个基层组织，必须把右派分子的罪恶活动在广大群众面前充分揭发，把他们的反动言论，批驳得体无完肤，彻底暴露他们的丑恶面目。
三个月来，右派分子阴谋已经大大地暴露，广大成员已经开始擦亮眼睛，纷纷投入战斗，或揭发罪行，或驳斥谬论，在群众有理有力的坚决痛击之下，右派分子有的理屈词穷，不得不低头认罪；
有的开始感到日暮途穷，不得不重新考虑出路；
也还有一些冥顽不灵，企图继续顽抗；
此外，还有不少隐藏的右派分子，群众正在积极揭发，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扩大，必须进行到底，决不半途而废，草率收兵。
在这里我们要正告右派分子：
幡然悔悟、彻底坦白、缴械投降、低头认罪，才是唯一的出路，负隅顽抗，就是自绝于人民。
二、充分发动广大成员。
反右派斗争是一个群众性的运动。
右派分子一切言论行动毕竟逃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
当广大成员积极行动起来，同右派分子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才能使右派分子再无藏身和狡赖的余地。
各级组织的整风领导机构，必须把充分发动广大成员看作是争取全面胜利的一个关键。
要随时注意征求大家的意见，解除思想顾虑，吸收更多的人参加具体工作，组成强大的反右派的战斗队伍。
三、建立强有力的整风领导机构。
必须树立站稳社会主义立场的坚强的领导核心，才能保证反右派斗争的胜利。
目前各级组织已成立的整风领导机构，一般是好的；
但是有的整风领导机构的成员存在着严重右倾思想，在斗争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必须及时加以批判和调整；
有的甚至右派掌握实权，障碍斗争开展，必须进行全部或局部的改组。
四、坚决克服温情主义和逃避斗争的消极情绪。
反右派斗争是每个成员自我改造的重要关键，是对每个成员的一个严重政治考验，我们必须积极勇敢地投入斗争。
但是，目前还有同志置身事外，不肯与右派分子撕破面皮，公开决裂；
有的因为与右派分子有亲朋故旧的关系，在斗争的时候，就不免有些心软；
有的看见右派分子装出一副窘像，便发生“慈悲”之心，还没有斗争，就害怕“过火”。
姑息适足养奸，养痈必然贻患，对右派分子温情，就是对人民无情，这是一个立场问题。
温情主义是必须坚决克服的。
还有同志看到民革揭发出不少右派分子，情况十分恶劣，便后悔参加民革组织，而不积极向右派分子进行斗争；
更有一些同志，在鸣放期间说了一些错话，怕惹火烧身，因而销声匿迹，不敢挺身战斗。
必须认识，反右派斗争是全国人民一场明辨大是大非的斗争，不管是不是党派成员，每一个人都要有鲜明的立场、积极的态度，才能过好社会主义的大关。
至于曾有过一些错误言论的人，更唯有争取在斗争中改正错误锻炼自己，获得提高；
想用任何方式逃避斗争，都是错误的。
五、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斗争方针。
在斗争中要坚持辩论的方式，摆事实，讲道理，并允许右派分子进行辩论，力求做到使他们心服口服，低头认罪。
同时，愈是打得准、揭得透、辩得明，就愈能教育、团结大多数，孤立、分化右派。
不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不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辩论，而在斗争中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或急于进行组织处理，既不能彻底打垮右派，也不能团结、教育大多数的成员。
我们还要争取右派分子的起义立功，向他们讲清政策，晓以利害，指明出路。
六、把斗争深入到基层。
我们党当前反右派斗争的发展还很不平衡，不少基层组织还没有展开斗争，因而许多右派分子还没有被揭露出来，右派的阵地虽然已经动摇，但是还没有全面崩溃。
为了彻底地揭发一切右派分子取得全面的胜利，为了在斗争中深刻教育广大的成员，为了澄清各级组织的政治面貌，在中央和省、市组织领导机构继续深入斗争的同时，必须积极地和有步骤地把斗争深入到每一个基层组织中去。
李济深最后说：
我们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了民主革命，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做了一些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工作。
我们完全有信心取得反右派斗争的彻底胜利。
反右派斗争是我们党进行根本改造的转折点，其目的不仅在于打垮右派，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政治任务，还在于通过这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使全体成员受到深刻的教育，根据毛主席所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明辨是非，划清政治界限，认识前途，下定决心，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为我们党整顿改造组织打下基础，从而使民革能够从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逐步转变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以实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愿望。

听谁的话？
某单位有些群众要出大字报揭露一个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
那个右派分子闻风之后，就向该单位的领导同志说道：
“我请求不要出我的大字报，不然，我就要自杀！”
那位领导同志一听“自杀”二字，就吓的手足不知所措，连忙做出了两条规定：
一、不出大字报；
二、不进行公开斗争。
这两条规定，对群众高涨的斗争热情，无疑是泼了一飘冷水。
可是，有些群众实在无法压抑心头的怒火，还是出了大字报。
那个右派分子看后，也并没有真的就去自杀……。
但是，在激烈的反右派斗争中，应该听谁的话呢？
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会毫不迟疑的回答说：
要听党和群众的话。
可是，在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有的人一见右派分子装死装活，装疯耍赖，就惟恐群众斗争过火，于是就挺身而出，“保护”右派分子过关。
有的人一看右派分子眼泪横流，就大发“慈悲”之心，认为他真的已彻底交代了问题。……事实证明，这样同志是上了右派分子的当；
他们不知道右派分子的装死、痛哭……等等丑态，正是他们企图混关的诡计。
一切热爱社会主义的人都应该从阶级观点出发，丢掉温情主义和右倾情绪，坚决地和群众一起，与右派分子展开不留情的斗争。
　·华实·

斥丁玲的“三八节有感”
罗琼　董边
1942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在国际上正是苏联反法西斯的自卫战争处在最激烈的阶段；
在国内正是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反共高潮，继皖南事变之后，又派遣了三十万反动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
日本侵略军疯狂地扫荡各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
就在这样的时机，丁玲发出了“三八节有感”的毒箭，恶毒地向党向新社会进攻；
妄想消灭革命群众的斗争意志，瓦解革命队伍。
当时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领导抗日战争的心脏。
延安像革命的熔炉一样，从工作中，生产中，学习中培养了几十万男女干部，大批地走上抗日前线。
党为了大量培养女干部，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军事政治学院、民族学院都吸收大量的妇女参加学习。
1939年创立了中国女子大学，上千的妇女在这里紧张地学习。
党为了培养妇女干部，在各种生产战线上、各种工作岗位上都选拔了大量妇女干部，她们在劳动中、工作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并锻炼自己的觉悟和能力。
党对妇女的特有的困难和革命后代是十分关怀的，在当时物质条件万分困难的情况下，女干部生育有产假，有生育补助费，婴儿有哺乳费，甚至女同志用的月经纸都由公家供给的。
当时的延安，正是处在最艰苦的环境里，人民的最高利益是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恢复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经济。
人民完全支持党和政府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来支援抗日前线，进行根据地的生产建设。
“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增加生产”，这已经成为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行动准则。
延安的女干部在党的关怀和教育下，特别在党所发动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中，大大提高了革命觉悟，旧的思想得到了改造，学会了许多革命的生产的本领，自觉地发扬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的优良传统。
人们穿着布衣，住着窑洞，吃着小米，这样艰苦朴素的生活，把许多女干部锻炼得更加坚强，很多人长得又红又胖，过着活泼、紧张、严肃、愉快的革命生活。
很多女同志正确地处理了自己的恋爱、婚姻和孩子的问题。
男女双方在革命斗争中由于政治上思想上一致而产生了相互爱慕，并从而结成了美满婚姻，这种事例是大量地普遍地存在并日益发展着的。
生了子女，尽力的扶育。
托儿所不够，妈妈又要工作，在这种情况面前，不仅在夫妇之间互相帮助，共同扶育子女；
还在女干部之间提倡了组织小型互助带孩子等种种办法，用集体互助的力量，解决困难。
为了帮助一部分女干部纠正自己在恋爱、婚姻、孩子问题上不正确的看法，许多负责同志亲自给予教育和指导。
教育她们用共产主义的道德原则来处理自己的婚姻和家庭问题，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
教育她们应尽父母之力来爱护小孩，要把扶育小孩当做革命工作的一部分。
因而她们之中许多人既做好了工作，又带好了孩子，直到现在她们都生气勃勃地在各个岗位上为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祖国而不懈地努力。
我们每个到过延安的人，想到延安，就会衷心地感激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培育，就会想到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谆谆的教导。
我们想到延安，就会想到延安淳厚勤朴的人民，雄赳赳的红缨枪，奔流的延水，和昂扬的歌声。
想到延安，我们就向往着那种紧张的革命工作，热烈的学习空气，艰苦朴素的生活，团结友爱的情谊。
延安的清凉山、宝塔山，延安的小米，窑洞，乃至延安的一草一木，都使我们感觉到那样亲切，那样可爱。
延安，深深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可是丁玲是怎样看待延安？
怎样看待延安的妇女生活呢？
在“三八节有感”里，她完全抹煞了这样大量的千真万确的事实，她把生活在革命圣地的延安的妇女，描写成是受屈辱受损害的人，是生活在人间地狱的“女犯”。
她甚至苛毒地说：
“在旧的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
延安女同志的命运是三部曲：
就是被迫结婚——回家当娜拉——落后被遗弃；
而把这种悲惨的命运又归罪于是共产党一手缔造的新社会。
这简直完全是诬蔑，除了暴露了她仇恨党的极端丑恶的灵魂之外，没有一点真实的东西。
试想一想，一个只要对革命稍有一些同情心的人，只要稍稍有正义感的人，谁能在革命艰苦的年月里，对延安，对满腔革命热情的女干部，发出这样恶毒的诬蔑呢？
在这样赤裸裸的事实面前，丁玲还狡辩地说“三八节有感”不是反对党的，“她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是“代表一部分人说出了心里的话”。
丁玲真是像她所说的是妇女利益的维护者吗？
完全不是的。
她对待延安和延安的妇女生活，是这样极尽侮蔑的能事；
但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妇女痛苦，则尽力掩盖和粉饰。
谁都知道在国民党统治的年月里，广大劳动妇女受尽了人间的奴役和压迫。
而妓女们为生活所迫，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过着悲惨的非人的生活，她们在性病、穷困、被侮辱被损害中无声的死去。
而老板、领家则去旧来新，仍然坐喝新来者的血。
这种最残酷最野蛮的娼妓制度，是旧社会的病瘤。
而丁玲在她1929年写的“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的小说里，无耻地把旧社会的妓女院描写成为天堂乐园，把嫖客对妓女的态度描写得比自己心爱的丈夫还“有趣”，把老鸨母和妓女的关系，描写成为超过母女的热爱。
她昧着良心地写道：
“她（妓女阿英）为什么定要嫁人呢？
说吃饭穿衣，她现在并不愁什么，一切都由阿姆（即老鸨母）负担了。
说缺少了一个丈夫，然而她夜夜并不虚过呀！
而且这只有更能觉得有趣的……她什么事都可以不做，除了去陪一个男人睡，但这事并不难，她很惯于这个了。……”
（丁玲短篇小说选集135页）这里能看出她对被蹂躏被奴役的妇女有一点同情心吗？
能看出她对旧社会有一点不满吗？
“三八节有感”和“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完全暴露了这个灵魂工程师，这个闻名国内外的“作家”的灵魂是如何丑恶肮脏啊！
美丽的羽毛，再也掩盖不住久藏在她心的深处的仇恨党仇恨新社会制度，歌颂旧社会旧制度的本质了。
在“三八节有感”里，丁玲企图把妇女引向什么方向呢？
1942年，在全国范围内，除掉一部分国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府的管辖之下；
全国绝大部分国土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伪政权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全国男女人民的最迫切要求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解放全中国。
但是丁玲在“三八节有感”里公然讽刺妇女解放首先要改变旧的社会制度、夺取政权的论点。
在艰苦的革命环境里，丁玲竟企图歪曲革命方向，消灭革命群众的斗志，其用心的恶毒于此可见。
她提倡极端有害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引诱女干部抛弃革命，自我奋斗。
她说：
“首先强己”，“强己”，“才有资格去获取一切享受”。
她用这种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至上的思想来侵蚀妇女，来煽动妇女反对党反对新社会。
这难道是代表妇女说话吗？
这难道是为了妇女吗？
完全不是的，她违背了妇女的最高利益和崇高的愿望，企图引诱和煽动妇女反对党反对新社会。
事实证明只有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妇女才获得了解放，所以许多妇女衷心感谢共产党，她们说“爹亲、娘亲、没有共产党亲”，真正表示了妇女们对党的热爱，这也是我们妇女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坚决的回答。

科学家应有的认识
城市建设部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林作砥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徐水月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离开了美国，跨进了阔别多年的祖国。
深圳海关工作人员和蔼可亲的工作态度，祖国各地新工厂企业学校像雨后春笋般的生长，汽车、喷气飞机以及许多一直依靠进口的轻重型机器也能够自制生产，各行各业都在有计划的发展，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这一切远远超过了我们在国外最高的估计。
共产党是科学事业真正内行的领导
在整风运动中，右派分子却抛开了这些史无前例的成绩，故意夸大缺点，疯狂地向党进攻，企图搞垮共产党，把国家拖回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旧道路。
我们对此异常愤慨。
右派分子在科学工作方面提出了反动性的纲领，说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明目张胆地要夺取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权。
右派分子既然要在这里高唱什么“外行”“内行”，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弄清楚领导科学工作的意义是指些什么。
根据我们的体会，科学领导并不是意味着要精通各门学科，要指导具体研究工作，而是在于掌握研究方向，制订研究规划，保证研究条件，组织研究力量等等，使每个科学工作者都能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发挥最大的潜力。
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不但能够领导科学而且领导得很好。
去年制订的国家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就是一个例子。
现代科学的范围包含极广，各门学科的分工也极细。
由于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要完全掌握某种学科中的某一部门已经很不容易，而要求有通晓多种科学的“万能科学家”，那简直是幻想。
拿卫生工程学来说，它只是土木工程中的一个小部门，目前要想在国内选择一位真正符合右派分子说的，“名副其实”的卫生工程的“内行”领导，不是没有问题的。
许多自称为内行的人，事实上也既不是精通一门科学中各种细目的科学家。
并不是社会主义科学研究所要求的真正“内行”。
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只有完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才是社会主义科学工作的真正“内行”的领导。
究竟是谁真正关怀科学家
有些右派分子嚷着要“保护科学家”，似乎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的科学家受到了什么威胁与迫害似的。
然而，到底那种社会制度下的科学家需要保护呢？
根据我们在美国的体会，真正需要保护的却是资本主义国家里的进步科学家。
在美国的各机关学校工厂中，都设有专门机构负责调查及掌握一切人事资料（包括业余活动在内），这些机构与美国特务机关联邦调查局都有密切的关系。
在我们工作的那个大学中有一位物理学教授，就因为有人说他做学生的时候曾经与共产党人有密切往来，学校当局没有等到学期终了就将他解聘了。
从此他一直闲在家中好几年，他先卖了汽车家具，后来又把房子卖了，生活极为困难，当我们去年离美的时候他还没找到工作。
现在再看看我们国家是如何对待科学家的。
为了保证科学家进行研究工作，我们国家曾从多方面（包括生活）作了适当安排，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有少数科学家包括教授，蓄意歪曲事实，污蔑政府，有的还组织政治小集团，企图推翻党的领导。
然而党和政府一直是在耐心的与他们说理，只要他们能觉悟自新还是能得到人民的宽恕。
这种情况，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科学家同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起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还有一部分人不满意我们国家现行的“计划科学研究”，幻想施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所谓“自由研究”。
根据我们亲身的经验，这种“自由研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存在的。
拿工厂企业中的研究工作来说，研究的方向早就由资本家根据他们的需要与利益规定好了，科学家不过是雇来执行这个任务而已，不愿意干的只有辞职。
学校中的研究项目也大多数是由工厂企业或者是某些大资本家组成的基金委员会委托或资助的。
科学家对研究题目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总的说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之下的科学研究工作，只能是为少数资本家们服务的。
如果研究的东西对资本家不利，那是行不通的。
据悉有一位科学家研究出一种长寿命的汽车胎，用这种耐久的车胎每部新车子一付就够了，不需时常更换。
这种事情假使发生在我们的这种社会制度中，政府一定会大力支持和推广；
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就不同了。
因为这种新车胎如果真的大量生产就会直接影响现有橡胶商的营业额，这是对资本家不利的，结果，这个研究成果亦就被资本家们收买下来，而就此埋没了。
难道这是我们所要的“研究自由”吗？
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里有“选择职业的自由”，资本家也有随时“辞退雇员的自由”。
在辞退时普通是给两个星期的通知，过期即停职停薪了。
我们在美国就经常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回国以后，才根本消除这种恐怖与威胁。
我们认为如果要不拿某些表面的物质享受来比较的话，真是看不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科学家有些什么幸福值得我们羡慕的。
科学家应有坚定的社会主义立场
这次反右派斗争是我们回国以后参加第1个规模最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运动，通过了这次运动，我们体会到要做一个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科学工作者应该具备有两个起码的条件：
第1是要有坚定的立场，第2是要能把集体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
聂荣臻副总理在科联扩大会议上曾说过：
“一个科学家如果不能明确地站到社会主义立场，就有可能被人民的敌人所利用。
这样，即使他有丰富的知识，不但不能对人民有贡献，甚至对国家造成损失”。
什么是科学家的社会主义立场呢？
我们认为就是要完全承认在发展科学事业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共产党领导下有计划，有重点的稳步前进。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训练出来的科学家，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刚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不久的人，虽然有着建设祖国的良好愿望，却远不如那些工农出身曾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的老干部那么我们应该向他们那些老干部看齐，学习他们的“忘我”的精神。
把人民集体的利益放在第1位。
回国后短短的一年中，我们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从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更体会到思想改造的重要。
只有抓紧思想改造，才能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

“药”与“糖”
王中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报纸“要像骗小孩子吃药一样，加一些糖，小孩子才吃，否则苦得不能吃。”
真不愧为右派分子的逻辑。
他的这一段话，策略性是很强的，他先给报纸下一个结论：
办得像“药”一样；
然后就是：
非加一些“糖”不可。
大家知道，报纸是宣传马列主义的阵地。
我们从实际生活中也可以体验到：
凡宣传马列主义的水平愈高，报纸就办得愈“甜”，读者也愈喜爱。
马列主义与“甜”是一致的，马列主义本身就是活生生的真谛。
根本无需加什么“糖”。
王中之所以把宣传马列主义称为“苦得不能吃”的“药”，其目的就是为了推销他的“糖”。
他的“糖”是什么货色呢？
即资产阶级庸俗低级的“趣味性”是也。
王中的阴谋就在这里，他的话尽管说得转弯抹角，尽管说得“滑头一些，不露痕迹”，甚至用“药”和“糖”等不伦不类的比喻来比拟今天的报纸，但他的真实企图，就是妄想用资产阶级的“趣味性”来代替马列主义的指导性。
他不是曾经说过吗：
“兴趣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所受到的影响，因此有其必然的东西，我们就要找到这个东西来改进报纸。”
这一句话，道出了王中提倡“加一些糖”的目的，这一句话，也就把王中的狐狸尾巴活活勾画出来了。
·文门·
（摘自地方报纸）

陈端柄站稳爱国立场
西安电力设计分院的五十七岁的副总工程师陈端柄，是个基督教徒，一个爱国主义者。
他一向热心于祖国的和平建设事业，并积极地参加各项政治运动。
在这次整风运动开始，他抱着善良的动机，给党提出了不少意见。
但是，他开始时也把某些右派分子向共产党恶意攻击的阴谋，看成是这些人怀才不遇，向党发牢骚。
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他主张按照耶稣的宽恕精神，和平地解决问题。
他认为“斗争”这个字眼，太刺激了。
可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许多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被揭露出来以后，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右派分子都是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这使他回想起解放前，他在上海电力公司给帝国主义者作奴隶时的生活。
他气愤地说：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今天的自由生活，谁要推翻共产党，我就和谁拼！”
此后，他就积极地参加批判右派分子的会议，并且和右派分子面对面地斗争。
在一次会议上，右派分子安忠义造谣说：
“设计院只有党员干部说话算数，非党干部说的话就不算数。”
当时，陈端柄就站起来驳斥：
“谁说非党干部说话不算数？
我是个非党干部，我对工作所提的意见，党委一向很重视，怎么能说不算数呢？”
另一个右派分子诬蔑我国的法治不如英、美民主，陈端柄就以他在美国留学时的体验，戳穿了这种胡说。
他说：
“我在美国时，曾看见一些中国人因在美国商店附近散步，就被以‘盗窃犯’嫌疑抓去了。
有些中国留学生也常常毫无缘故地被美国当局关起来。
难道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也算民主吗！”
提起英国的法治他更气愤，他说：
“英国的统治阶级根本就没有什么法治，他们在中国制造过‘五卅’惨案，任意枪杀中国人，我们曾亲眼看见自己的同胞在敌人的刺刀下倒在血泊中，你竟然有脸称赞英国的法治，真是无耻！”
三个多月来，陈端柄坚持参加了许多次批判右派分子的会议。
他说：
“通过这次运动，使我认识到爱国立场就是工人阶级的立场，也就是党的立场。
如果我们的立场还没有和党站在一起，那末所谓爱国就只是一句空话。”
（据新华社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章程
总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是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种不同宗教信仰的妇女群众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和教育全国妇女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且组织群众的力量和协同社会各有关方面，为妇女群众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的具体任务是：
团结和教育妇女热爱祖国，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本着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努力在各个生产战线上、各项建设工作中和家庭里积极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教育妇女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执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作出贡献。
动员妇女努力学习政治、文化和生产知识，提高思想觉悟和学会劳动本领，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
关心和保护妇女、儿童的权利和利益，组织群众的力量，开展互助互济活动，积极发展群众性的妇女儿童福利事业。
并且同歧视、损害妇女、儿童的资本主义的和封建主义的思想行为进行斗争。
加强各民族的劳动妇女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增进各阶层妇女的团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努力增进中国妇女同社会主义各国妇女的团结，发展同世界各国妇女的友好往来，联合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妇女，为保卫世界和平、保卫妇女儿童的权利而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在一切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遇事同群众商量，虚心向群众学习，通过妇女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的模范行动和说服教育的方法带领妇女前进。
妇女联合会要加强同各有关方面的联系，努力为妇女群众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在妇女联合会的内部要充分发扬民主，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同一切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和妨碍团结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行为进行斗争。
第1章　妇女联合会的组织机构和组织制度
第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实行代表联系群众的制度。
妇女联合会的基本单位是基层妇女联合会和团体会员。
妇女联合会建立全国领导机关，按照国家的行政区划建立地方的各级妇女联合会。
第2条　妇女联合会的全国领导机关和地方各级领导机关，都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
（一）全国和地方各级妇女联合会的领导机关由选举产生。
（二）妇女联合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地方各级妇女联合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地方各级妇女代表大会。
在全国和地方各级妇女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是全国和地方各级妇女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
（三）妇女联合会的各级组织，必须按照妇女联合会的决议进行工作，下级组织必须服从上级组织。
（四）妇女联合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对于下级组织和妇女群众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必须经常听取，并且认真处理。
（五）妇女联合会的全国和地方各级领导机关，都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第3条　全国和地方各级妇女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在全国和地方各级妇女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按照需要召开代表会议，听取妇女群众的意见，总结和交流工作经验。
代表会议代表的名额和产生办法，由各本级妇女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决定。
第4条　妇女联合会的各级执行委员会，可以根据需要，设立若干工作部门和工作委员会。
地方各级妇女联合会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对具体的组织机构和日常工作制度作出具体规定。
第2章　妇女联合会的基层组织
第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的基层组织，在农村以乡（镇）为单位、在城市以居民委员会或街道办事处的辖区为单位建立。
农村称乡（镇）妇女联合会（简称乡或镇妇联），城市称街道妇女联合会（简称街妇联）。
第6条　基层妇女联合会的领导机关是乡（镇）、街道妇女代表大会。
基层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常任制，每届任期一至二年。
第7条　基层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由上一级妇女联合会或者上届基层妇女联合会委员会决定。
基层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妇女群众选举产生。
代表的选举，在城市按居住区域、在农村按居住区域或者生产组织进行。
除了反革命分子、依照法律剥夺了选举权的反动阶级的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以外，凡是年满十六岁的妇女，都可以根据自愿参加选举。
基层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应当经过选举人的讨论。
选举采用投票或者举手表决的方式。
第8条　基层妇女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妇女代表在基层妇女联合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妇女代表固定联系选举自己的妇女群众，有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向群众传达和解释妇女联合会的决议、号召，带领群众执行任务的义务；
有对妇女联合会的工作提出批评建议和实行监督的权利。
第9条　乡（镇）、街道妇女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讨论和决定乡（镇）、街道妇女联合会的工作任务，选举乡（镇）、街道妇女联合会的委员会。
第10条　乡（镇）、街道的妇联委员会，在乡（镇）、街道妇女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妇女工作。
乡（镇）、街道妇联委员会，选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领导乡（镇）、街道妇联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第11条　乡（镇）、街道妇女联合会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按地区或者生产组织分片召开妇女代表会议，听取群众的意见，讨论和布置工作，总结和交流经验。
第12条　乡（镇）、街道妇女联合会的任务如下：
（一）团结和教育妇女群众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执行上级妇联组织的决议、指示。
（二）反映妇女群众的意见、要求，组织群众的力量，推进妇女儿童的福利事业。
（三）组织妇女群众的自我教育，动员妇女参加学习。
（四）培养妇女工作的干部和积极分子。
第3章　妇女联合会的地方各级组织
第1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按照国家的行政区划建立各级地方组织，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妇女联合会，在自治州是自治州妇女联合会，在县（市）、自治县是县（市）、自治县妇女联合会。
省、县妇女联合会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在专区和县以下的区设立办事机构或者办事人员，代表省、县妇女联合会督促和检查本行政区域内的妇女工作。
第14条　省、自治区、自治州妇女代表大会每三年召开一次，中央直辖市、县（市）妇女代表大会每二年召开一次。
地方各级的妇女代表大会分别由各本级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召开；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提前或者延期召开。
地方各级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都由下一级妇女代表大会或者代表会议、地方性的企业、机关、团体和其他单位的女职工代表会议以及地方性的会员团体选举产生。
第15条　地方各级妇女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审查和批准本级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确定工作任务，选举本级妇女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
第16条　地方各级妇女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在各本级妇女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执行各本级妇女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且根据上级妇女联合会的决议和指示，领导各本级妇女联合会的工作。
地方各级妇女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的会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自行规定。
第17条　地方各级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选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和常务委员若干人，组成常务委员会，领导各本地方妇女联合会的日常工作。
第4章　妇女联合会的全国领导机关
第1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的全国领导机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简称全国妇联）。
第19条　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每四年召开一次，由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召集，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提前或者延期召开。
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妇女代表大会或者代表会议、国家机关、全国性人民团体和其他单位的女职工代表会议以及全国性的会员团体选举产生。
第20条　全国妇女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审议和批准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二）确定妇女工作的方针任务；
（三）修改妇女联合会的章程；
（四）选举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
第21条　在全国妇女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负责执行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妇女联合会的工作。
第22条　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选举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主席团，选举第1书记一人和书记若干人组成书记处。
第23条　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每年举行会议一次，由主席团召集。
第24条　主席团在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负责执行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决议，领导全国妇联的工作。
主席团会议由主席根据工作需要召集。
第25条　书记处在主席团领导下，处理全国妇联的日常工作。
第5章　妇女联合会的团体会员
第26条　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妇女团体，企业、机关、团体等单位中的妇女组织，凡是愿意遵守妇女联合会的章程、执行妇女联合会的决议、自愿加入妇女联合会的，经过全国的或者当地的妇女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的批准，都可以作为妇女联合会的团体会员。
第27条　团体会员可以自由退会，但是必须事先向所在的妇女联合会的领导机关提出声明。
第6章　附则
第28条　少数民族地方的妇女组织，可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和工作需要，根据本章程的原则，作补充规定；
或者经相应的妇女代表大会另外制定章程，报上一级妇联批准。

中日佛教徒在玄中寺举行法会
纪念“净土宗”三祖师
据新华社太原20日电
日本佛教访华亲善使节团和中国佛教僧众昨天在佛教“净土宗”的圣地——山西省交城县玄中寺举行开光法会，并且纪念“净土宗”的三大祖师昙鸾、道绰、善导。
日本佛教访华亲善使节团团长高阶仙珑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都在法会上讲了话。

保政府代表团
访问旅顺口海军部队
据新华社旅大30日电
以于哥夫主席为首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今天由旅大市市长宋黎等陪同访问了旅顺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
于哥夫主席在海岸上检阅了海军仪仗队。
然后，贵宾们参观了编队的舰艇。
在军舰上，于哥夫主席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官兵讲了话。
贵宾们在军舰上同海军官兵合影留念。
快中午时，贵宾们在旅顺口外从军舰上观看了人民解放军海军舰队的表演。

关于“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报告的决议
（1957年09月20日通过）
中国妇女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致同意章蕴同志代表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第2届执行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报告。
大会认为这个报告确切地反映了四年多来我国妇女地位的巨大变化，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妇女工作的重大成就，并指出了工作中的缺点，概括地总结了妇女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正确地提出了现阶段全国妇女的任务。
大会号召全国各族各阶层妇女为贯彻执行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不懈地努力。
大会号召全国妇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地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和全国人民一起，继续彻底揭发和批驳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言行，为在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取得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为继续建成和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而努力奋斗。
大会号召全国妇女坚持执行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根本方针，和全国人民一起，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勤劳节俭的优良传统，努力增产，厉行节约，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
大会深信，我们全国妇女，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更加强团结，更加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从各种生产战线上，从各项工作中，从各种不同的家庭里，为建设社会主义，为妇女儿童美好的将来而作出更大的贡献，创造更辉煌的成就。

南议会代表团到沈阳访问
据新华社沈阳20日电
以斯坦鲍利奇主席为首的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代表团，今天上午十时四十分乘专机来到沈阳访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副主任武新宇陪同前来。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波波维奇也随同前来。
贵宾们在机场上受到辽宁省副省长张雪轩、沈阳市副市长徐志、辽宁驻军首长贺庆绩少将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等的热烈欢迎。
下午，贵宾们在徐志副市长陪同下参观了沈阳第1机床厂。
参观前，斯坦鲍利奇主席在这个工厂举行的职工欢迎大会上讲了话。
贵宾们还参观了沈阳电缆厂的生产情形。
晚上，贵宾们出席了辽宁省副省长张雪轩举行的宴会。

印度尼西亚艺术和作家代表团应邀来访
据新华社雅加达20日电
印度尼西亚马鲁古艺术代表团一行四十人在团长赛因·纳苏蒂安率领下今天坐船到中国去进行访问演出。
代表团是应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的邀请去中国访问的。
印度尼西亚作家访华团也将在9月23日坐飞机到北京去。
这个代表团由印度尼西亚人民文化协会秘书长苏马尔若率领，全团包括男女作家七人。

在全国妇女第3次代表大会上
邓颖超致闭幕词亲爱的代表们！
亲爱的来宾们！
中国妇女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要胜利的闭幕了。
我们的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和关怀下进行的。
我们的大会在到会的四十多个民族的一千二百六十多位代表和全体工作人员的一致努力下，已经胜利地完成了预期的任务。
这次大会的收获是巨大的。
在整个大会期间，绝大多数代表无论在小组会上，在大会上，都踊跃发言，热烈讨论，使我们的大会真正成了反击右派分子，分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讲堂。
大家用确切的事实和有力的论据，揭发和批驳了这次大会代表中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更明确地划清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更充分地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这一切，对大家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整个大会期间，绝大多数代表根据国家所面临的任务和亲身的经历，认真地讨论了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广泛地交流了工作经验，使大家更明确了这个方针不仅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的根本方针，而且也是指导妇女工作的根本方针。
整个会场上充满了勤劳节俭为荣，懒惰浪费为耻的气氛，使我们的大会真正成了动员全国妇女更进一步贯彻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大会。
我们的大会还改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的章程，选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的第3届执行委员会。
我们深信，全国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这次大会所确定的新的方针和任务，在全国妇联新的领导机构指导之下，必将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达到更广泛更巩固的团结，必将对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和创造妇女儿童更美好的未来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整个革命的过程中，始终不渝地重视妇女群众的力量，关怀妇女群众的利益，领导妇女群众建立了自己的组织。
通过这个妇女自己的组织团结和教育了广大妇女和全国人民一起，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近几年来，又依靠了这一组织——妇女联合会，团结、教育了广大妇女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
经过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样的妇女组织是一种最适合中国情况的组织形式，不仅在革命时期需要它，就是在革命胜利之后，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过程中也还需要它。
不仅在妇女没有解放的时候需要它，就是在妇女解放之后，依旧需要它。
妇女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中一项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工作。
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坚定地承担起自己的光荣责任，坚持不懈的努力工作吧！
我们的大会代表，在各种生产战线上、工作岗位上和家庭中，关怀和推动各有关方面的妇女工作，对开展全国妇女工作是能够起很大作用的。
我们之中已经有很多人曾作过令人满意的努力。
我们殷切地希望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种工作岗位和家庭中的妇女代表人物，都能将妇女工作作为自己的光荣责任，自觉地不断地努力，为完成今后的妇女工作任务作出新的成就。
在这次大会上选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第3届执行委员会，和全国各级妇联组织中为数众多的妇女工作者，应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密切联系广大妇女群众，加强与有关方面的协作，为完成大会所决定的任务而奋斗。
我们必须认清妇女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作长期打算，戒骄戒躁，深入群众，钻研业务，坚决克服来自各方面的困难，在工作中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同时，我们要倍加努力地学习马列主义，提高政治水平，提高工作质量，以适应祖国建设日益发展的需要。
亲爱的代表们！
大会加强了我们对祖国、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提高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和热情。
我们要把信心和热情变为实际行动。
今后我们的职责就是通过各种场合、各种机会，把大会的精神决议宣传和贯彻到各民族、各阶层妇女群众中去，使大会的决议成为广大妇女群众的自觉行动，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这次大会，不仅表现了中国妇女的大团结，也表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妇女之间的大团结。
社会主义各国妇女组织的代表，向我们介绍了她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有力地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的制度才能解放妇女，才能为妇女儿童创造美好的生活。
使我们大家都受了一次生动的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
这次出席大会的各国妇女代表和国际妇联派来的代表给我们带来了诚挚的友谊和对中国妇女的美好愿望，并且送给我们各种美丽珍贵的礼品，请允许我代表大会和中国妇女再一次向她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同时，我们还要请她们把中国妇女热诚的友谊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心转达给各国的姊妹，从而更增进我们相互间的了解，使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更加巩固，更加发展。
中国妇女大团结万岁！
世界妇女大团结万岁！

在北京各界欢迎大会上
拉达克里希南的讲话朋友们：
我在贵国和这个盛大集会上所受到的热情欢迎，使我深为感动。
在我亲身到达北京以前，这座城市对我来说一直是一座神话似的城市。
它是一座又古老又现代化的城市，以名胜古迹和现代的成就而著称。
我看到了你们可爱的湖泊，你们美丽的森林，你们富有艺术风味的建筑。
尤其是，我看到了你们的人民，不论老幼，全都充满着热情，满怀着热诚，满怀着友情，满怀着建设幸福的新中国和幸福的新世界的热烈愿望。
没有一个国家会比构成这个国家的人民更伟大。
我在这里看到一个有纪律、热情和充满献身精神的民族。
我在飞机场上和今天早晨在北京大学所看到的群众，他们的值得人们效法的举止，他们既热情而又秩序井然的表现，所有这些都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由于你们的热情是有纪律的，我相信你们的进步也会是迅速而有秩序的。
印度对你们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国家。
我们同你们的思想和文化并不是完全相异的。
就在今天中午，我在你们的颐和园里用午餐的时候，看到了十二世纪一位诗人所写的诗句。
这首诗写道：
昔人来自天竺国，漂渺流云伴飞锡，天半吹落凝不去，化作奇峰耸空碧……道人宴坐无止息，炯若层胸照冰雪，夜深出定汲清冷，寒泉一片西岩月。
铸造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三位伟大的导师老子、孔子和释迦牟尼昭示了同样的富于智慧和同情精神的原则，那就是：
我们不应该为一已的私利工作，而应该为人民的幸福工作。
我们应该忘我地、全心全意地为社会服务。
对于遭受苦难的人类的怜悯是铸造你们的思想和生活的这三位伟大导师的教诲的中心思想。
只要你们的国家能够依靠它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构成整个中国人民的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的无私的献身精神，你们的前途是可以保证的。
先生，你刚才想到一些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今天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亚洲和非洲的复兴。
长久以来一直被奴役的这些地区的人民现在正获得自由。
他们正在以世界公民的身份而不是以他们不久以前还具有的奴隶身份来要求他们的权利。
在过去几年中，亚洲和非洲的很多国家已经得到解放。
仍然有一些国家在为自由而奋斗。
但是，他们最后摆脱奴役获得解放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事业完成得越早，对全人类也越有好处。
原子核动力的发展是我们时代突出的特点之一。
这种动力可以用来造福人类，它也可以用来祸害人类。
如果我们适当地使用这种能量，我们就能拥有富足的经济。
如果我们使用不当，我们就会伤害我们自己，也许还会毁灭我们自己。
这就是摆在我们这一代人类面前的抉择。
至于这种动力究竟是用于好的方面还是用于坏的方面，这不取决于天上的命星，而取决于地上的掌握着国家命运的人。
这取决于政治领袖们，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足够的智慧来掌握这种新武器为人类谋福利。
世界的距离是愈来愈缩小，我们的胸襟却必须越来越宽广。
现在控制着核武器的世界先进国家竟然在竭力影响人们的思想，为战争作准备，这说明人们的思想堕落、心灵腐化，除非发生一些事情，使人类面目一新，改变我们的整个观点，使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先知们一向昭示我们的话：
我们都是兄弟。
谁要是损害一个国家，谁就是损害一切国家。
今天，世界正趋于团结一致，如果要这种团结产生富有成果的世界友谊，那就有必要废除这些核武器和停止这些核武器试验。
给人类带来危害的并不是世界上的弱小国家。
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人的伟大，一个国家的伟大，并不在于体力或者物质财富，而是在于人道，和善，也就是你们所说的仁。
仁不属于任何控制世界或干涉他人事务的国家，不管它有多大；
仁是属于每个帮助别国发展并为全世界的团结而努力的国家的。
世上并没有什么上天指派的人道的教化者。
今天人类所面临的原子核战争的恐怖是令人难于置信的，因此我们必须产生一种人道观念，我们必须彻底改变自己的思想和心意，设法走上谦逊和正直的道路。
这就是目前迫在眉睫的危险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先生，你谈到和平共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做比说要难。
这就是说，只要耐心地处理问题。
只要能得到其他国家人民的了解，只要能了解他们的观点，世界上没有一个问题是不可以解决的。
和平共处的意思就是：
只要用说服、讨论、调解和协商等和平方法，没有一个问题是不可以取得和解的。
除非我们在实践中加以说明，仅仅在理论上忠于和平共处是不够的。
你们是熟悉“道”这个字的。
它就是把人们联合和团结在一起的凝聚力。
它的反面就是“无道”。
它使人们分崩离析，它使社会陷于瓦解，并且造成新的问题。
因此，我们就必须通过这种凝聚力，这种团结的力量来认识：
所有的人内心都是一样的，他们有相同的感情和相同的心理状态。
如果处理得当这个世界就可以成为一个人类的幸福家庭，而不致成为一个疯人院。
只要我们遵守道义原则，只要我们考虑问题时并不完全着眼于物质方面，只要我们这样做，我毫不怀疑我们的前途是有保障的。
如果我们为了物质上的生存而放弃精神价值和道义原则，我们的前途就的确是暗淡的。
我代表我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保证、我们遵守你们在这里、在中国提出的原则。
那就是：
“中印友谊”和“世界和平”。
我还可以肯定地对你们说，实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根据道德行事。
伟大的导师曾经说过：
举起正义的旗帜，吹起正义的海螺，打起正义的鼓，依理行事，你们就能繁荣昌盛。
谢谢你们。

对敌人仁慈就会对人民残忍
——质问鞍山市和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编辑同志：
我怀着激愤的心情，参观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主办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罪证展览会”。
展览会用铁的事实告诉我们，不肃清反革命，就难以保证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的进行。
但是，使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看到有些地方的人民法院对待有些反革命分子的处理实在太宽，判刑实在太轻。
尤其使人气愤的是杀害陈潭秋同志、毛泽民同志等二百五十多位革命志士的罪魁罗继奎、卢秉林两个凶犯判处得令人难以相信的那么轻。
据展览会上公布的材料，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只判罪犯罗继奎有期徒刑二十年；
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罪犯卢秉林也只判了二十年徒刑。
这到底是什么理由？
让我们来看看罗继奎、卢秉林二犯的罪恶吧！
他们早在1944年就分别充当了伪新疆省第二监狱监狱长、监狱官。
在此期间，他们在监狱里用各种毒刑迫害革命同志，而且在屠杀革命志士的时候，每次他们都亲临现场充当刽子手。
陈潭秋、毛泽民两位烈士就是被罗、卢两犯亲自用绳勒死的。
他们残杀手段极其残酷。
他们把被害人由监狱提出来，头上给蒙上一块白布到执行的屋子里，用绳子套在被害者的脖子上勒，勒死后绑上腿和胳膀，用毡麻袋包好扎好，装上汽车运到掩埋地方。
但刽子手觉得这样还不能发泄他们的兽性，他们还要把尸体浇上汽油烧毁，消尸灭迹。
据已有案可查的光罗、卢两犯亲自直接参与杀害的即达二百五十余人。
对这样两个染满人民鲜血的罪大恶极的凶手，为什么不判处死刑而只判二十年有期徒刑呢？
对这样的罪犯实行宽大，不知怎样向死难的烈士交代？
怎样向人民交代？
我翻开意见簿，打算留下这一点点自己的意见，随手一页一页的掀下去，每页上都写着同我一样的感觉——对反革命分子量刑太轻，应当重判。
这种不实事求是、不严肃认真的处理反革命分子的结果，只有纵容敌人重新作恶。
政法部门的同志，请你们重视我们的意见吧！
否则 你们就会以“对敌人的仁慈”换来了“敌人对人民的残害”。
一个观众　张爱群

拉达克里希南在北京参观
据新华社20日讯
印度共和国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博士今天上午在北京参观了著名的北京大学，游览了五塔寺和颐和园，中午同陈毅副总理等在颐和园共进午餐。
上午九时半，拉达克里希南博士由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印度驻中国大使拉·库·尼赫鲁等陪同，首先驱车游览了北京西郊的五塔寺。
这是模仿印度佛陀伽耶精舍建成的一座古寺。
北京大学的师生们列队在校门口欢迎贵宾。
拉达克里希南博士很有兴致地参观了北京大学的哲学系和东方语系教学大楼。
在东方语系的图书室里，他看到那里收藏着很多他的著作。
今天，他又决定把他的一些著作赠给北京大学图书馆。

日社会党访苏亲善使节团离京去苏联
新华社20日讯
以片山哲为首的日本社会党访苏亲善使节团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去苏联访问。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乔冠华、秘书长吴茂荪，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

说明肃反巨大成绩　揭穿右派翻案阴谋
反革命罪证展览会开幕
据新华社20日讯
公安部举办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罪证展览会今天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
展览会有四个部分。
前三部分展出的罪证和图表，说明我国肃反斗争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第1部分共展出历史反革命、反动会道门、资本家进行反革命宣传及隐藏在天主教中的反革命分子等方面的三十四个案件的罪证。
这一部分的一个电动图表上，标明1955年06月到1956年12月，共缴获反革命罪证七十一万六千五百零三件，其中有反动证件一十七万二千七百九十六件，长短枪一万零八百三十七支，子弹五十二万五千四百零二枚，电台五十七部。
第2部分的展览品告诉人们，在1955年07月展开的内部肃反运动中，已经查出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八万一千多名，弄清了一百三十多万人的政治问题。
这部分共展出派遣特务、潜伏特务、现行破坏、政治骗子等方面的四十个案件的罪证。
第3部分展出的是从1955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破获的三十七个美蒋派遣特务案件的罪证。
展览会还展出一些在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时，趁机图谋复辟的反革命分子的罪证。
其中有浙江省金华县“中国义民救国军”反革命组织袭击中共区委会和区公所，山东省馆陶县反革命分子申孟春杀害乡长等案件的图片、凶器和其他罪证。
观众们特别注意参观被右派分子黄绍竑、谭惕吾认为所谓“冤案”的罪证。
其中有被黄绍竑认为“冤案”的北京师范大学反革命分子谢昕、河北省龙关县反革命分子韩国屏等案件的图片和罪证。
这些罪证揭穿了黄绍竑、谭惕吾企图为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翻案的阴谋。
第4部分共展出了盗窃犯、诈骗犯、流氓犯、强奸犯等方面的四十多个案件的罪证。
这部分的电动图表上说明在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严厉地打击了坏分子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破坏活动，刑事案件逐渐减少，社会秩序更加巩固。
这部分展览室里陈列着被刑事犯罪分子偷窃的大批布匹、皮货、胶鞋、手表、人民币和工业用品等财物，这说明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坏情况还相当严重。

京津财贸系统全面整风
职工们广泛运用大字报提出批评建议
领导干部分析研究后能改的马上就改
新华社19日讯
北京财经贸易系统整风运动已经全面展开。
据四十个公司一级单位的初步统计，8月下旬以来职工们已经提出八万多条意见，贴出了八千二百多张大字报。
意见中，有半数以上是针对经营管理和领导作风而提的。
文化用品公司有的职工提出，公司组织货源摇摆不定，不能正确安排生产。
如1955年开展反浪费运动时，公司领导上不调查研究市场情况，大力压缩进货，造成1956年商品供不应求；
于是在去年又进行突击进货，扩大加工，使工厂增添设备和人员。
今年市场趋向缓和，公司又压缩进货，这样对工厂的生产影响很大。
糖业糕点公司职工画了不少漫画，批评领导干部不下基层。
文化用品公司职工给秘书主任范黎贴了三十多张大字报和漫画，批评她“来公司一年半了，开会总是谈业务不熟悉。”
各公司领导干部对职工提出的意见进行了分析研究，凡是能够立即可以改进的，马上就改进。
例如，人民银行根据职工的意见，改变了各储蓄所的营业时间，便利了群众。
纺织品公司根据职工意见，停止推销浅色布，适时以深色布供应顾客。
油脂公司把与各油厂重叠的化验室取消了，将公司化验室的全部人员和器材分配给各油厂，充实了下层。
市商业工作主管部门认为，职工们在大鸣大放中就商业工作各方面所提的意见，对于推动和改进工作有重大意义，要求各单位领导干部必须继续以最大的决心，抓紧时间改进工作，认真严肃地对待职工提出的每一项意见。
新华社天津19日电
天津市一百五十多个商业企业单位9月份以来陆续展开整风运动。
这些单位的近三万名职工已经掀起鸣放热潮，到目前为止提出的批评和建议已经有十一万多件。
各单位职工运用各种方式大鸣大放，而运用得最广泛、显得最活跃的是大字报。
据初步统计，这些单位已经张贴出大字报一万八千多张。
在五光十色的大字报上，有短文、快板、相声，还有短剧、漫画。
在这种活跃的民主气氛中，许多从来很少给党组织和领导人员提意见的人，也开始畅抒己见。
如和平区的十一个单位里，90％以上的职工都提了意见。
糖业果品公司开完动员会的当天晚上，职工们就贴出了一百四十四张大字报。
职工们提出的意见范围非常广泛，包括领导作风、党群关系、经营管理等方面。
如和平路百货商店的干部吉发澄提出：
有些领导干部和一般职工对一些供应不足的商品经常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他批评百货公司副经理刘志明说，别人买棉花排队，刘志明不但不排队，还叫柜长先给他拿四斤，在科长室成交。
文化用品采购站刘宗昌对仓储方面的领导干部提出质问说：
“知道商品霉坏变质，还往外发货，请问：
外地销不了，你们有何看法？
你们只管商品在库内不短不少就万事大吉吗？”
职工们提出的这些意见，受到了党和行政领导人员的重视。
绝大部分单位都已建立了改进小组，及时研究、整理大家的意见。
对于能够立即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问题，都在陆续着手解决。
这些单位在大鸣大放的同时，大部分都注意保证日常业务工作的正常进行。
市煤业建筑器材公司的许多业务人员一面积极鸣放，一面深入到市内八个区的各零售门市部，检查进货、煤球生产及煤的运输等情况，主动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市百货公司领导整风和领导业务的干部都作了具体分工，而且建立了定时碰头研究的制度，以使整风、业务密切结合。

农场精简机构的好榜样
京郊三个农场大批脱产人员投入生产
生产中的问题及时解决　干部工人关系更加融洽
新华社20日讯
北京市又有一个地方国营农场和一个公私合营畜牧农场，大力精简了脱离生产的人员。
北京市地方国营西郊农场原有脱离生产人员七十一人，现在已减少到十三人，使脱离生产人员从占职工人数的11.7％降低到1.9％；
公私合营东郊畜牧场在今年年初有脱离生产人员一百二十人，占职工人数的13.3％，最近精简到十三人，占职工人数的1.5％。
这样，连同最近把脱离生产人员减少到职工人数1.2％的规模较大的地方国营南郊农场在内，北京市已有三个农场在精简管理机构方面获得成就，为我国国营、地方国营农场改变目前机构臃肿庞大、管理费用过高的情况，树立了良好榜样。
西郊农场有一万二千多亩地，职工六百多人，以生产水果、蔬菜、牛乳为主要业务；
东郊畜牧场有二千头乳牛，职工八百多人。
精简脱离生产人员后，这两个单位的总场部都是十个人，包括场长、党委和团委书记、会计以及其他行政人员。
两个单位都有三个分场，精简后，西郊农场的分场只有一个分场场长脱离生产，其余人员如技术员、会计、统计、供销人员等都参加劳动；
东郊畜牧场三个分场的场长都已参加劳动，每个分场留下一个会计，便于计算牛乳产量、成本等。
据这几个农场的负责人谈：
“劳动光荣、勤俭节约”在北京市机关里成为一种政治空气和社会风气后，对他们精简管理机构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北京市大批机关干部下乡长期参加劳动生产，农场干部就说：
机关干部都参加劳动生产，难道我们不能下去吗？
这三个农场的工作人员在讨论党委和行政领导干部提出的精简编制方案后，每个农场里几乎全体工作人员都报名要求去劳动。
有的人还连夜赶回家里，和自己爱人商量，第2天回到场里就报名。
大批脱离生产的干部下地劳动以后，不仅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而且干部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了。
南郊农场的干部在9月07日第1天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以后，工人就去慰问他们。
工人问：
“累不累？”
干部说：
“不累”。
工人又去看看干部的手，有没有磨出泡来。
接着工人说：
“不要操之过急，累了要休息。”
据说，这样亲切的语言，过去是比较少的。
技术人员参加劳动以后，会不会妨碍他们的研究工作？
过去，他们是有这个顾虑的。
现在参加劳动后，技术员们答复说：
肯定不会。
他们说，作物的生长发育、牲畜的饲养管理，平时下去看一看，不容易真正看出多少变化来。
单纯依靠书本上的知识去指导生产，不在劳动实践中去观察研究，是不能得到真正有用的知识的。
这三个农场在精简管理机构以后，对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也进行了改革。
过去，西郊农场会计账目和统计表报很多，总场有会计统计人员六人；
三个分场加上一个蔬菜队、一个机务队，也有会计统计人员八人。
现在，把会计账目、统计项目大量精简，总场设四个会计、统计人员，总管全场会计工作。
过去，每个分场里都有一个人事秘书，主要工作是管思想教育工作和写报告，现在，思想教育工作因为许多领导干部都参加劳动，随时随地都可以做；
写报告之类，由分场场长自己动手，或者打个电话就可以解决，人事秘书也取消了。
这样做法使总场场长和分场场长的联系更加密切了。
东郊畜牧场在精简管理机构时，注意解决领导干部参加劳动后怎样来领导生产的问题。
现在分场场长等干部下去后，做的是喂饲料、切青饲料及其他杂工，和工人们一起劳动。
他们在下班以后，就抽出一些时间汇报工作情况和发生的问题，并且立即进行处理。
这种做法，工人很满意。
工人说，过去干部下来只是蹓一圈就走了，现在的作风可不同了。
干部也感到工作更有办法，他们自己参加生产劳动，了解的情况更加详细，许多事情当场解决，不要像过去那样要拿到办公室去解决了。
在东郊畜牧场担任领导职务的私方人员，也和公方人员一起，都下放到生产中参加劳动。
一分场副场长左连有是个私方人员，在参加劳动之后，仍照常负责他以前所分工的领导职务，他说：
参加实际生产以后，对他熟悉生产情况、锻炼自己，好处很多。

各地供销社改进棉花检验工作
本报讯
为了教育棉农树立勤俭建国和勤俭持家的思想，多产多卖，少留节用，晒干拣净，多卖好棉给国家，全国各产棉区的供销合作社采取了一系列的加强和改进棉花检验工作的措施，大力贯彻“优级优价”政策。
在新棉上市以前，各地举办了技术传授训练班，仅山东、陕西、江苏、山西、河南、河北六个省就为农业社训练了分级员十万多人。
新棉吐絮后，各地又抽派大批干部深入农业社进行宣传教育和技术指导工作。
为了更好地贯彻“优质优价”政策，今年各地普遍实行了对照标准定级、手扯尺量长度、水杂扣补、试轧衣分等办法，同时全国还订购了杂质分析机、电测器、烘箱等各种大型检验仪器两千多台。
许多地区今年在收购工作中接受了去年因忽视中间环节的检查，不能及时发现工作偏差的教训，决定凡是收购农民的棉花在入厂加工以前都要通过一道技术考核，做到及时发现和纠正偏差。
但是，有些地区的检验人员只凭过去的老经验办事，主观地认为初期花等级不会太高，因而出现等级掌握偏紧，甚至压级压价的情况。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已提醒各地注意防止和纠正。
（张兴）

泰山脚下，去年新建的“虎山”水库。
本报记者袁毅平摄

开展大辩论首先要大鸣大放
——中共山东省昌潍地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基点经验的总结——
为了研究总结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我们最近召开了潍县的茅埠、流饭，益都的东坝，昌乐的埠头等四个基点乡的工作会议。
目前这四个乡党内鸣放、争辩均已结束，正在群众中进行鸣放和争辩。
鸣放争辩一经充分展开，不过十几天的时间，农村思想面貌就发生了巨大变化。
嚣张一时的资本主义思想受到彻底的系统的批判，社会主义的正气大为伸张。
最集中的表现，就是群众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合作社稳定了，统购任务超额完成了，党员群众觉悟提高了，工作积极了。
斗争已经在尖锐地进行
这四个乡去冬今春资本主义歪风就已经十分嚣张，到今年夏季，更在小麦统购问题上集中反映出来。
这主要是一部分富裕中农对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抱着抵触情绪，留恋和向往资本主义老路。
他们一方面谩骂统购统销是“国富民穷”政策；
吵口粮标准低，不够吃；
不卖余粮，多要供应，对抗统购统销。
另一方面污蔑合作社“收入年年减少，牲口年年死亡”；
说“高级不如初级，初级不如互助，互助不如单干”，闹退社。
同时钻市场管理的空子，贩卖粮食、花生、黄麻、家兔，进行投机活动。
还在单干的富裕中农也夸耀单干有五大“优越性”（不开社员会、不出义务工、不交农业税、不卖统购粮、不缺零钱花），讽刺社员身子不自由，手头不方便，拉拢社员，孤立干部。
有些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看到有机可乘，也纷纷活动起来，混在群众当中积极进行破坏。
在这种歪风冲击之下，基层党员干部和贫农、下中农当中的多数人，虽然坚定地站稳了社会主义立场，但他们苦于缺乏有理有力的斗争方法；
不少人畏难发愁，甚至要求换班。
极少数人思想迷惑起来，对党的粮食政策和合作制度发生怀疑、动摇；
个别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和富裕中农站在一起反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
总之，在农村的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经尖锐化了。
先在乡支部里鸣放争辩
在这个时候，我们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采用鸣放辩论的群众路线方法，来解决思想上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
在召开县的四级干部会议的同时，选择了四个有代表性的基点乡，创造典型经验，然后有计划地逐步推开，保证鸣放、辩论有领导地前进。
首先在党内开好乡支委扩大会议（吸收分支书记参加），展开一次小规模的鸣放和辩论。
一般是从分析支委本人的思想情况和本乡各阶层的思想动态入手，在充分鸣放之后，转入辩论，批判资本主义思想，划清是非界限，提高阶级觉悟，统一思想认识，把领导运动的指挥机关动员起来。
潍县流饭乡的乡支委扩大会议上，与会的十五个人中，十一个人叫喊国家统购太多，口粮不够吃，说是“一千个问题，归根到底是口粮不足一个问题”。
马上就引起了热烈的争辩。
经过具体算账，回忆对比，真象大白。
叫口粮不够吃的十一个人原来家家都有余粮。
吵统购四十四万斤太多，计算结果，与统销供应相抵只是卖了十二万四千斤，不是太多，而是很少。
并且找出叫喊口粮紧张的四大原因：
一是粮食出了漏洞，走了亲戚，烂了甘薯；
二是薯干、豆子不算粮，没有高粮就喊断粮；
三是到市场卖薯干，向国家买粮食，非法套购从中牟利；
四是心中无数，看富裕中农叫自己也跟着叫。
最后是非弄清，谬论彻底驳倒。
有错误思想的支委口服心服，虚心检讨。
思想模糊的支委，受了深刻教育，觉悟提高了，说出真心话：
“心里有了国家，粮食本来够吃；
心里没有国家，粮食那会够吃？”
坚持正确意见的支委取得了斗争经验，提高了胜利信心。
这样一来，就为全乡党内外的鸣放争辩创造了领导条件。
在乡支委本身思想问题初步解决以后，就进一步地对全乡党内外思想情况加以分析排队，作到心中有数，便于有计划地培养训练积极分子和有目的地来推动鸣放和争辩。
每个人的思想情况在运动当中不断地发展变化，因此，思想排队的工作，也是在运动的全部过程当中不断进行的。
最后，乡支委会又订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计划，具体安排了当前的生产工作，使两者能够密切结合进行。
消除顾虑推动大鸣大放
这几个乡为了使鸣放在党内外充分彻底地开展，达到把各种思想全部摊开的要求，着重地掌握了以下几个环节：
（一）宣布整风，动员鸣放。
这四个乡都是本着整风的主题进行动员，号召帮助乡支委会整风。
首先说明整风的精神和目的，诚恳要求大家打破顾虑开展批评。
其次，指出大家对于统购统销和生产办社等等都有许多不同看法，需要很好讨论研究，号召大家把自己的意见和办法提出来。
（二）进行反复的思想酝酿和组织工作，消除各种顾虑，推动大鸣大放。
一般有四种顾虑：
一，怕给小鞋穿，不敢提意见。
二，提过意见也不见效，还是干脆不提为好。
三，有毛病有错误的怕暴露问题后受批评处分，不愿发表意见，甚至装病逃会。
四，受城市反右派影响，怕鸣放了当成右派。
经过小组、大会反复动员和进行思想酝酿，顾虑逐步消除，鸣放很快进入高潮。
（三）耐心地引导鸣放由浅入深逐步发展。
鸣放开始，往往提的问题范围很广，集中不到重点上去，有的干部积极分子就急于抓重点，认为离了题，不愿听。
经验证明，由浅入深，由远到近，由正面到反面，由一般到重点，是很自然的规律。
一上来就要求转到重点上去，对一般问题不耐心听取，很容易妨碍鸣放。
（四）耐心地倾听各种意见。
有的沉不住气，过早地起来反驳或者解释，结果泼了冷水。
在群众大会鸣放的时候，是否应当吸收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参加？
从四个乡的不同作法来看，自始至终让他们参加好处很大，可以使群众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
（五）在彻底鸣放之后，适时地引导转向重点问题的争辩。
基本的作法是将所有意见加以分析，分别提出处理意见。
流饭乡分为四类分别作出交代：
（1）对正确的批评和建议诚恳接受，并且立即改正。
（2）对有关政策性的意见，如平分口粮不合理，粮食调剂有缺点等，建议上级解决。
（3）属于一般性的意见，如婆媳吵架、离婚等处理不够及时，说明以后注意解决。
（4）对于攻击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政策的错误论点，提交大会辩论，弄清是非。
着重提出：
统购统销好不好；
留口粮标准够不够；
合作化以后，粮食是年年增产，还是年年减产；
社员收入是年年增加，还是年年减少；
合作制度是否有优越性等问题。
依靠群众坚持说理斗争
领导好大辩论，必须抓住四个关键。
一，从党内到党外，从骨干到群众，有阵地地逐步展开辩论。
首先是开好党的会议，通过党内争辩，划清是非界限，提高党员觉悟，统一党内思想，真正形成领导辩论的核心力量。
其次是先开好贫农和下中农会议；
再开好以解决中农思想为中心的中、贫农大会；
然后依靠党团员贫农下中农，向资本主义思想严重而仍然坚持错误论点的少数富裕中农开展辩论，并揭发地主富农的违法与破坏活动，将辩论推向高潮。
不过这些步骤不是机械的，实际上也需要随着斗争的发展灵活穿插进行。
但是始终掌握了坚定不移地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去向部分富裕中农进行争辩的阶级路线，把贫农、下中农培养成为骨干力量。
最后是召开乡人民代表会议或社员代表会，初步总结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研究处理有破坏活动与违法行为的地主、富农，进一步搞好秋季生产、整社工作。
二，发现、组织和培养训练积极分子，扩大和加强进行辩论的骨干力量。
培养和训练积极分子的基本作法，一是通过回忆对比，具体算账，提高阶级觉悟，划清是非界限。
二是通过辩论说理，不断提高积极分子的战斗力量。
领导干部作报告和个别谈话，只是作为辅助的方式。
在争辩过程中积极分子的思想情况也是不断变化的，有的更加坚强起来，有的消极沉默下去。
在斗争进展顺利的时候，容易产生麻痹松懈思想，遇到障碍又易急躁冲动，扣大帽子压服人。
因此，要掌握变化情况，随时抓紧进行教育。
三，始终以事实为依据，以真理说服人。
四个乡在大辩论中，普遍地算了四笔账：
一、生产逐年提高账，二、粮食出入对比账，三、生活逐年改善账，四、国家支援、扶持账。
并且把全乡全社大账和一家一户的小账互相结合起来，摆材料，谈变化，想过去，看现在，回忆对比，现身说法。
这样就展开了一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鲜明对照的图画，说明社会主义有无比优越性，资本主义是一条死胡同。
四笔大账教育了一切人：
积极分子有了思想武器，在斗争中更加理直气壮；
中间状态的群众，觉悟提高了，摆脱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开始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在事实和真理面前，谬论彻底破产，完全陷于孤立；
地主富农的阶级本质和反动面目也更加清楚地暴露出来，提高了农民群众的阶级警惕性。
四，要向个别有严重资本主义言论和行为的富裕中农开展说理辩论。
在向他们开展说理辩论时，首先领导积极分子分析他们的主要错误论点，准备好充分的道理和材料，然后逐个进行批驳。
开始是用全社的大账和积极分子亲身经历进行驳斥，然后用批判对象本人的材料，同他进行算账对比。
一般着重从三个方面去进行批驳：
一是指出解放以前他们在政治上受压迫，终日提心吊胆；
现在是政治上翻了身，过着安稳日子。
二是算他们解放前后的经济收入对比账。
宣称“国民党在未吃过亏，共产党来没沾过光”的富裕中农刘春书，算账结果：
解放前家中七口人种地十大亩，总收入加上雇工剥削所得七千一百五十斤，但是苛捐杂税就征去二千五百八十斤，去掉种子饲料实际只剩下了二千六百七十斤，每人不过三百八十斤。
而去年入了高级社，不仅分得了粮食三千一百一十斤，比解放前多了四百四十斤，还分得了四百元现款。
这就从根本上驳倒了他的“过去收入多，现在收入减少，过去生活好，现在生活不好”的错误论点。
三是指出前途，说明实行社会主义大家都可以过富裕生活，实行资本主义就会有阶级分化，极少数人富裕，大多数人穷，自己也很可能变得更穷困。
目前合作社的收入固然还不太多，但是会逐年增加，再有三、五年时间，就可以达到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
坚定他们走合作化道路的信心。
在进行说理的时候，一定要进行到完全说服对方为止。
如刘春书经过算账之后，群众质问他：
“明明入了社得了这多好处，为什么还说合作社一年比一年糟？”
他检讨了错误，承认合作社的好处，说：
“解放前七口人，现在十八口人（十一口人外出），要不是合作化，土地还是那些，人口增长这么多，别说分钱，光吃粮也不够。”
群众进一步质问：
“既然生活比过去好了，为什么还说‘国民党在你没吃过亏，共产党来没沾过光？
’”他又进一步检讨：
“解放以后，本想靠剥削发家致富过个体面生活，一搞合作化那条路不通了，觉得不如单干自由，才说合作化的坏话。
我是资本主义思想，走了错误道路。”
又进一步问：
“既然认识了错误，你今后要怎么办？”
最后他表示：
“要爱国爱社，国家用什么我拿什么，社里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一定跟着大家把社办好。”
（根据中共山东省昌潍地委的报告摘编）

打退资本主义的逆流
重庆市召开“六员”会议
据新华社重庆17日电
重庆市12日到14日召开了“六员”会议，出席会议的八百多名商业部门的批发人员、对私改造工作人员、公方代表人员、市场管理人员、税收员和银行贷款员，从揭露出的私商大量投机违法的事实中，受到了一次最深刻最实际的社会主义教育。
据会上揭发，重庆市违法工商业者和手工业户的投机活动近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
他们套购和抢购国家统购物资，抬价出售原材料，掺杂掺假，以劣货充好货。
有些合营企业的私方人员组织“地下工厂”，以高额工资拉拢在业工人，盗窃国家原材料，进行黑市活动。
部分手工业户已发展成为大工场。
如缝纫业傅屿夫妻，雇工竟达一百四十多人（现已勒令解散），手工业户黄鉴明从一人自产自销，发展到雇工三十二人，投机商贩的气焰十分嚣张，有的甚至辱骂批发员、殴打公方代表，或集体向国营批发商店无理取闹。
到会人员反映了国营商业、税务部门、银行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中的缺点。
比如商业部门有些干部在安排小商贩的货源时，片面强调照顾，忽视了改造，过多地把一些畅销商品分配给商贩，安排小商贩的营业额一般过大。
税收工作缺乏检查，全市商贩偷漏税款现象很严重，去年以来应征而未征的税款在四十万元左右。
人民银行的贷款缺乏严格的审查和控制。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有根据市场上新的情况，及时地制订出合理的管理办法，使不法工商业者钻了空子，无照工商户日益增多。
此外，有关单位对资本主义投机违法分子处理不及时，应法办的没有法办，应罚款的没有罚款，有的处理得太宽。
这些缺点，无形中纵容和助长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不少人在会上检查，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自己对资本主义违法投机活动和小商贩的自发势力认识不足，产生了太平思想，放松甚至放弃了领导和管理，听任资本主义泛滥，表示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和市场管理工作，今后不仅不应该削弱，而且要大力加强。
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商业局、合作商业局、城市服务局、税务局、人民银行等单位的负责干部，在会上发言，表示决心根据当前市场新形势，进一步采取有效的经济措施和行政措施，加强市场管理和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

新疆生产部队第24农场
精简机构　降低成本
据新华社讯
新疆生产建设部队玛纳斯河流域垦区第24农场，今年增产节约成绩很好。
这个农场在4月以前完成了三万多亩开荒任务，播种面积比原计划扩大一千一百九十五亩，预计可增产原粮二十万公斤、皮棉一万五千公斤。
为了降低成本，农场很注意改进耕作技术，一般作业均保证一次做完，争取不返工。
全场在机器、牲畜和人力使用上，减少了过多的作业层次和不必要的作业量，节省了相当于耕地三千亩、耙地三万亩、打埂二十万公尺的劳动力。
全场还精简了一百七十名间接生产人员，使他们直接参加生产。
此外，该场官兵决心做到今年节约行政办公费用30％，耗油定额降低10％到15％，饲料定额降低25％到30％。

不许美国利用联合国侵略叙利亚
本报评论员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19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大肆攻击苏联和叙利亚的演说。
这篇演说充分暴露了美国统治集团对于世界和平捍卫者——苏联的仇视和侵略中东、镇压中东民族独立运动的野心。
杜勒斯在演说中不顾全世界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的事实，竭力歪曲叙利亚国内局势的真相，竟然在联合国大会上不顾联合国宪章原则而公然干涉叙利亚的内政。
杜勒斯诬蔑苏联支持阿拉伯人民争取独立的政策，把阿拉伯人民的民族主义的正当要求诬蔑为“野心”。
杜勒斯这种诬蔑是不足为奇的。
因为苏联支持阿拉伯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要求，就大大妨碍了美国镇压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的阴谋，使得美国独霸中东的野心难以实现。
这种情况最近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苏联支持叙利亚反对美国侵略阴谋的斗争上。
因此，杜勒斯企图利用联合国来对叙利亚施加压力。
杜勒斯硬说叙利亚的爱国的民族主义者是所谓“依靠莫斯科的人”，说他们“愈来愈多地接管了那里的政治权力”，并且诬蔑他们“正在被激烈的宣传煽动起来反对他们的邻居”。
杜勒斯这样肆无忌惮地歪曲和干涉叙利亚的内部事务，显然是为了给美国干涉叙利亚准备借口。
他在演说中又提到了侵略中东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并且公然威胁要应用这个臭名远扬的侵略计划来对付叙利亚。
他还要联合国来讨论叙利亚的局势。
杜勒斯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由被告变为原告，使联大同意美国的侵略阴谋，从而使美国干涉叙利亚的犯罪行为合法化。
杜勒斯这篇演说，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国对叙利亚的侵略野心，同时证明了他不久以前装模作样的所谓“温和”姿态的彻底虚伪。
这篇演说也证明了最近在叙利亚周围出现的许多情况，是美国侵略叙利亚的准备步骤。
在叙利亚的北线，土耳其军队九个师已经开到叙利亚边境地区。
土耳其的坦克和装甲部队在叙、土边境上进行不平常的调动。
土耳其的飞机在叙利亚边境附近飞行侦察。
土耳其军队在所谓“季节性演习”的借口下进行的这种威胁叙利亚安全的活动，值得严重注意。
在叙利亚的南线上，形势也相当紧张。
以色列正在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而正当这个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在向叙利亚炫耀它的“实力”的时候，作为阿拉伯国家之一的约旦的政府，却竟然对叙利亚大肆攻击，诬蔑叙利亚的爱国的军事领袖是所谓“受苏联雇用的”，并且硬说叙利亚“在准备进攻姐妹国家”。
约旦政府并且公然号召在叙利亚进行颠覆活动。
土耳其、以色列、约旦这种互相配合的行动，是在约旦和伊拉克国王分别回国以后发生的。
在这期间，黎巴嫩和叙利亚边境上又发生了所谓“武装冲突”事件。
同时，北大西洋集团的军事演习也已经开始。
如果把这些情况同美国飞机最近侵入埃及领空和在埃及亚历山大港附近进行侦察活动等等情况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美国正在一步一步地展开阴谋专家汉德逊所拟定的侵略叙利亚的计划。
而杜勒斯在联大的演说，又是同所有这些行动密切配合着的。
但是，杜勒斯是吓不倒叙利亚人民的。
叙利亚政府和人民对于美国的侵略阴谋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叙利亚总理阿萨利宣布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对付任何不测事件。
叙利亚的报纸也要求人民不要被美帝国主义故意散布的乐观情绪所欺骗和麻痹。
这是完全正确的。
美国帝国主义是十分阴险和狡猾的，它镇压中东民族独立运动的阴谋是决不会放弃的。
杜勒斯的演说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因此，在坚持独立的叙利亚和埃及人民面前，还有着长期艰苦的斗争。
任何盲目乐观、麻痹松懈的情绪，都将给美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而不利于斗争。
应当再次警告杜勒斯之流，如果美国要想像侵略朝鲜那样利用联合国来侵略叙利亚，那末它就会遭到比侵略朝鲜更大的失败。
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所有国家，都必须严重地考虑到可能的后果，立即制止美国的狂妄野心，不许美国利用联合国来侵略叙利亚。
对于土耳其、以色列、约旦的那些甘心给美国充当侵略工具的人来说，他们现在还有机会冷静地考虑一下他们这种行为将会给自己带来怎样严重而且危险的后果。
苏联作为世界和平的捍卫者，向土耳其提出了严重的警告。
这个警告当然也适用于以色列、约旦以及其他妄想替美国充当侵略工具的人。
我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美国对叙利亚的一切侵略阴谋和挑衅行动，并且对叙利亚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支持。
美帝国主义在中东的侵略冒险必须予以制止。
中东和世界的和平决不容许美国破坏。
如果美国和它的追随者们胆敢在叙利亚烧起侵略的战火，它们就一定要遭到全世界和平力量的坚决的打击。
美国和它的追随者们必须放弃一切侥幸冒险的打算，认真估量“玩火者必自焚”这句话的严重意义。

世界工会第4次代表大会报告提纲
据新华社20日讯
世界工会联合会总书记路易·赛扬为世界工会第4次代表大会第1项议程准备了报告提纲，供在各国工人中间进行讨论。
提纲摘要如下：
世界工联第14届执行委员会会议（1957年07月24—27日举行）规定将于1957年10月4—15日在来比锡举行的世界工会第4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四大”）议程如下：
（1）关于世界工会的活动和关于为了提高工人生活水平、争取工人的经济、社会与民主权利、争取裁军、和平与民族独立而发展国际工会运动的友好联系和团结的报告。
（2）工会在反对殖民主义斗争中的任务。
（3）经费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4）国际工人团结基金管理委员会关于它的活动、它所取得的经验以及它对国际团结的进一步发展所能起的帮助作用。
（5）关于修改世界工联章程的建议。
（6）选举世界工联的领导机构和经费审查委员会。
自从1953年10月在维也纳举行世界工会第3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三大”）以来，各国工人阶级已获得了新的丰富经验，对整个工会运动都是十分宝贵的教训。
“四大”的任务是把由世界各地千百万男女工人在斗争中所得到的经验，进行分析、研究和比较，并且对其成果作出估价。
“四大”的首要目的是成为一次团结大会，一次进行广泛和友好讨论的国际会议。
它必须帮助确定在各国内和国际范围上开展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方式方法。
它必须帮助建立新的和更广泛的国际工会联系。
（一）事实证实了世界工会第3次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正确性
“三大”提出资本主义垄断组织正在加紧实施他们剥削工人的政策。
“三大”提出了工人有可能团结起来，各派工会必须共同行动，因为它们都表达着共同愿望。
关于保卫和平，“三大”宣布它赞成协商的政策，反对在各国关系方面推行实力政策，而不论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如何。
“三大”重申了世界工联反对殖民主义剥削的主张。
它特别号召全世界工人，支持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结束殖民地制度的斗争。
“三大”建议大大扩展各派工会和各国总工会之间国际联系，而无任何歧视。
这就是“三大”以来世界工联所采取的行动路线，形势的发展再次证明，三大的决议是符合工人和各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
将于1957年10月在来比锡举行的第4次代表大会，也将以这种精神进行筹备工作。
（二）国际形势发展的估计
国际形势发展的特点是，帝国主义遭受着一系列明显的失败，而人民力量则大大加强。
垄断组织的帝国主义扩张，大大受到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限制。
而以尊重每个国家的权利、互不干涉内政、新型的国际合作、反对一切政治和种族歧视作为各国关系的基础的一种新型政策，则越来越深入人心。
各帝国主义国家和各国家集团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日益猛烈。
帝国主义势力并没有放弃他们准备战争和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计划。
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结束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建立了新的生活。
社会主义具有一种不断增涨的吸引力，它摧毁着垄断资本的旧影响。
（三）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和国际工人的支援
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已经唤起了所有国家的工人支援。
目前，这种团结支援已成为整个国际工会活动的基本特点之一。
世界工联自成立以来，一贯支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国工人与人民，目的在于尽力帮助他们保卫其民主和社会权利，并争取其切身的日常要求。
世界工联一再号召附属国家和殖民地国家及领地的工人与工会，把其工会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使工人与其他阶层为民族目的而进行共同斗争的人民建立起联盟，尤其要与农民建立联盟。
（四）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劳动条件
1953年以来，我们看到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和生产率有了重要的提高，这就使垄断组织的发言人将这时期叫做“高度繁荣的时期”。
在这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幕后，却隐藏着旨在实行重大的军备竞赛计划的资本高度集中和对工人的沉重剥削。
从这种情况下，取得利益的只是垄断组织和大地主。
垄断组织正对工人进行宣传战。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进步的最大好处总是归垄断组织，它们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的阶级特权。
因此，工人们和工会必须积极地同垄断组织提出的恶毒宣传斗争。
（五）世界工会活动和工人阶级斗争的成长和统一的必要性
战后的社会特征是世界各地的有组织工人运动的成长。
全世界有组织的工人数字空前高涨。
目前已有一亿六千万男女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组织在许多工会组织中。
世界工联重申，可以达成工会的统一行动以及随后达成地方的、全国的和国际的工会统一，而无需要先提出思想性质的条件，这种思想性的条件往往会导向不可容忍的歧视行动。
工人团结的实际基础就是他们阶级利益的一致性。
这一点就能真正说明，达成地方性、全国性和国际性的统一是有可能的。
近两年来，出席日内瓦国际劳工大会的各全国性工会之间建立了一致的国际行动，属于世界工联、国际自由工联、天主教工联或不属于任何国际组织的全国性工会代表，每年在国际劳工大会上聚首；
这一事实就有力地表明扩大工会的国际联系和争取工会的国际一致行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六）关于侵犯工人的工会权利，争取扩大工会权利和工会民主生活
工人的工会权利宪章是在1954年12月，世界工联理事会第7次会议在华沙通过的。
该文件至今在原则上仍有效，而且依旧适合时宜。
当工人斗争的迂回策略复杂到使资本主义垄断组织难以应付时，他们就公开进攻工会权利和最富有斗争精神的工会组织。
这种政策乃是对工会权利的特别侵犯，同时又是雇主和政府煽动和加深工会的分裂的公开行动。
因此，凡是工会运动分裂的地方，争取尊重工会权利、使其基础更巩固以及使工会组织能依民主方式进行工作的努力，是和工人和工会支持统一的行动分不开的。
（七）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三大”以来的几年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各自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获得了新的突出的成就。
社会主义各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这种建设工作（工会组织和它是有密切关系的）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任务。
社会主义各国的工会组织也坦白地承认它的艰巨性。
他们已提出建议和方案来克服这些困难。
苏联为重新组织其经济区域而执行的巨大计划就是革新精神和创造性的决心的最为典型的例子。
社会主义各国的工会加入了世界工联这一事实，增加了工联的威信和责任。
（八）工会与工人对保卫和平事业的贡献
保卫和平是和人民的各阶层直接有关系的事情，不仅仅有关工会会员的部分。
工会必须加强其保卫和平的活动。
共同努力以促进争取裁军的广泛运动，是符合一切工会的最高利益的，无论它们参加哪个国际工会组织。
（九）开展所有工会组织之间的友好联系和国际关系来重建国际工会运动的统一
工人们自己要求用整个工人阶级的工会力量在国际上的广泛团结，去对抗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为了联合行动和剥削而建立起来的国际集团。
为了达到这个完全符合工人利益的目标，世界工联曾数次向国际自由工联及国际天主教工联提出建议，建议同他们举行会谈，以研究出符合工人阶级的最高利益和给予他们的斗争以最有效的国际支持的行动的方式。
在目前阶段中，各全国性组织，不论它们加入哪个国际或不属于任何国际组织，必须增强彼此的联系。
为了在这方面获得进一步的进展，应该有计划的组织交换代表团，同时组织参加不同国际组织的各国总工会就具体问题进行会谈，以便寻求办法，以消除一切有害于建立新的国际联系的任何误解，并且在加入不同国际组织的各国总工会之间造成一种新的气氛。
通向国际工会统一的道路是要经过工人的斗争的。
有必要说服工人认识到国际工会统一的必要性，以便发动他们来积极参加这个必须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统一运动。
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向“四大”建议，对所有的全国性工会组织发出一个呼吁书，号召举行共同协商，以便确定一个可以为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会组织所接受的最低行动纲领。
它将包括：
（1）国际工会对工人当前的要求进行联合行动；
（2）为建立一个单一的世界工会组织创造条件。
一切支持恢复国际工会统一的人，不论他们在那里，均将对建立一个全世界男女工人的真正国际工会统一宪章发挥他们的作用。

中东风云
叙利亚照会约旦提出指责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20日电
叙利亚政府在9月19日晚间公布了它最近给约旦政府的一个照会。
这个照会指责约旦政府竟向一个“对阿拉伯人不怀好意的外国”表示它对叙利亚的所谓“不安。”
这里提到的“外国”就是指美国。
叙利亚的照会说：
“由于（叙约）两国有着兄弟般的联系，因此它们中间任何一国都应当把它的不安告诉有关的兄弟国家，而不是告诉一个无论如何对阿拉伯人不怀好意的外国。”
来自安曼的消息说，约旦政府在同一天发表了它给叙利亚政府的复照。
这个复照否认约旦政府曾经向汉德逊“提供任何理由”使他得出关于表示“不安”的结论。
这个复照并且责备叙利亚政府对约旦采取“不友好的态度”和“干涉约旦内部事务”。
埃及潜艇在地中海沿岸演习
据新华社开罗20日电
“消息报”9月19日报道，埃及潜水艇正在埃及北部地中海沿岸进行演习。
这家报纸说，埃及和叙利亚联合司令部总部18日在开罗举行了重要军事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埃叙联军总司令阿密尔和联合司令部参谋长哈菲兹·伊斯梅尔。
据报道，美国第6舰队两天前已经在东地中海开始了新的活动。
黎巴嫩军队在19日开始进行演习，同时土耳其集中在叙利亚边境的军队也增加了。
沙特阿拉伯重申支持叙利亚
新华社20日讯
麦加消息：
麦加电台9月19日说，如果叙利亚“受到任何侵略的话”，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的“愿望和政策”就是保卫叙利亚。
这家沙特阿拉伯的官方电台说：
“我们大家都知道最近对于我们的姐妹国家叙利亚的喧嚷的宣传运动。
我们也知道一旦叙利亚受到任何侵略时，他（沙特国王）是准备保卫叙利亚的。
他和叙利亚缔结了条约和联盟，而且始终证明他是尊重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的。”
土耳其在叙边境军事活动频繁
新华社20日讯
塔斯社纽约19日讯：
“纽约时报”驻安卡拉记者报道：
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西部国界采访中得悉，土耳其参加军事演习的有，第1、第2、第33个军团……”。
这家报纸又说，据记者目睹，有七支军事运输纵队载着部队和装备向东南两个方向移动。

加香荣获列宁勋章
新华社20日讯
据塔斯社20日报道：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之—马赛尔·加香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多年来不懈地从事巩固法苏人民友谊活动的功绩。
加香是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今天是他的八十八岁生日。

屏风……
叶菲莫夫（转载苏联“新时代”）

朝鲜新内阁组成
成员名单已经最高人民会议通过
崔庸健当选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
据新华社平壤20日电
朝鲜第2届最高人民会议第1次会议在今天上午闭幕。
会议曾通过了内阁首相金日成提出的新内阁成员名单。
新内阁的成员是：
内阁首相金日成
内阁副首相金一、洪命熹、郑一龙、南日、朴义琓、郑准泽。
民族保卫相金光侠，内务相方学世，外务相南日，司法相许贞琡，国家检阅相朴文圭，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李锺玉，国家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朴义琓，金属工业相姜永昌，机械工业相郑一龙，煤炭工业相许成泽，化学工业相李天镐，农业相韩典锺，电气相金斗三，轻工业相文万郁，水产相朱晃燮，交通相金会一，建设材料工业相崔载河，财政相李周渊，对内外商业相陈班秀，递信相高俊泽，教育文化相韩雪野，保健相李炳南，劳动相金应基，地方经理相郑圣彦，无任所相金达铉、洪箕璜。
会议还选举了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的成员。
崔庸健当选为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李克鲁、玄七锺、金元凤当选为副委员长，康良煜当选为书记长，朴正爱等十六人当选为委员。
会议任命朴世昌为检察总长，并且选出金夏云为最高裁判所所长。
内阁首相金日成在今天的闭幕会议上发表了演说。

美国操纵联大总务委员会否决印度提案
我国代表权问题竟未被列入议程
西方国家硬迫大会讨论“匈牙利问题”
据新华社20日讯
纽约消息：
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19日在美国的操纵下，拒绝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大会议程。
这个问题是印度建议列入议程的。
印度代表梅农在总务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再一次要求把这个问题列入大会议程。
他说，联合国大会有义务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考虑这个问题有助于建立世界的和平和合作。
拒绝把这个问题列入大会议程是不智的和不合乎联合国的规则的。
苏联代表库兹？
佐夫支持印度的建议。
他说，联合国大会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
拒绝承认中国的合法代表是荒谬的、专断的和不公正的。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说，要是没有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当然也就不可能解决有关远东的任何问题。
锡兰代表古纳瓦地尼说，他的政府支持把印度建议列入大会议程。
美国代表洛奇反对把印度的建议列入大会议程。
他提出一个提案，要求大会决定拒绝印度的建议，并且决定本届大会不考虑任何要求排斥国民党分子或者“谋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的建议。
美国这个提案得到英国、泰国、国民党分子、伊朗的代表的支持。
会议接着在美国的操纵下违反议事规程，先就美国的提案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九票赞成、四票反对、两票弃权。
投赞成票的是美国、英国、法国、巴拉圭、伊朗、泰国、荷兰、委内瑞拉和国民党分子。
投反对票的是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挪威和锡兰。
危地马拉和突尼斯弃权。
危地马拉代表卡塔兰说，他的政府虽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但是他并不认为美国拒绝讨论中国代表权的提案在法律上是健全的。
因此他在表决美国的提案时弃权。
在投票后，苏联代表库兹？
佐夫发言说，苏联不能够同意委员会的决定，它保留就这个问题在大会上和其他地方发言的权利。
据新华社20日讯
纽约消息：
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19日决定把所谓“匈牙利问题”列入大会议程。
在讨论中，匈牙利外交部长霍瓦特抗议联合国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
佐夫反对把这个问题列入大会议程。

联大开始一般性辩论
巴西日本等国代表呼吁解决裁军问题
杜勒斯为美国立场辩解恶意攻击苏联
据新华社20日讯
纽约消息：
联合国大会第12届会议9月19日开始进行一般性辩论。
大会会议上首先发言的是巴西代表阿兰纳。
他呼吁大会注意继续进行军备竞赛的危险性。
他特别指出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在决定战争和和平问题上的特殊责任。
他表示相信，地区性和世界性的问题和冲突能够而且必须在联合国中取得和平解决。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接着发言中着重谈到了裁军问题和中东问题。
在这两个问题上，他都恶意地攻击苏联并且竭力粉饰美国的立场。
关于裁军问题，杜勒斯重新解释了西方国家在8月29日提出的所谓“一揽子”裁军建议。
他硬说，“开放天空的计划”似乎是为了建立国际间的互相信任。
杜勒斯闭口不谈完全禁止核武器问题，而只谈禁止生产用于军事目的的分裂性原料。
杜勒斯还不断地为继续进行核武器试验辩护。
他并且重申反对无条件停止核武器试验。
在谈到苏联对西方国家的裁军建议的态度时，杜勒斯再一次企图把西方国家造成裁军谈判僵局的罪责转嫁给苏联。
同时杜勒斯利用裁军谈判的僵局呼吁进一步加强军事联盟和继续扩充军备。
杜勒斯关于中东问题的发言，表明美国打算继续扩大对中东国家内政的干涉。
他硬说苏联想“统治中东”，并且重复说什么叙利亚情势“威胁”到邻国。
加纳代表阿克瓦吉发言说，加纳政府愿意在各国广泛合作的基础上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事业作出贡献。
他的国家也将坚决为保卫有色民族的平等权利而奋斗。
日本代表团团长、日本外务相藤山爱一郎呼吁各国为达成裁军协定、首先是达成禁止核武器的协定而进行更紧密的合作。
他说，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未能达成任何具体结果引起了我们深刻的失望。
他呼吁大国应首先克服一切障碍并且从速解决这个问题。
他继续说，日本人民和政府认为，停止核武器试验具有重大的意义。
停止试验的问题比裁军问题的其他方面都更加刻不容缓。
下次大会预定在20日继续举行。

越南国会会议闭幕
范文同指出工人阶级领导权已获正式承认
本报综合报道据新华社消息：
本月10日开幕的越南国会第7次会议，历时九天，已于19日闭幕。
大会的第1天，胡志明主席作了关于最近访问各兄弟国家的报告，国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孙光阀作了关于国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国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辉燎作了关于修改宪法工作的报告。
11日，国会听取了政府所作的关于国家预算、1957年国家计划、争取国家统一的斗争、梅林水闸事件、工会法草案、土地改革和整顿组织的纠偏工作情况等问题的报告。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以后，18日一致通过政府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
19日，会议宣告闭幕。
范文同总理在闭幕会上讲了话，他说，越南工会法在这次国会得到通过，是当前越南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国会已经正式承认了工人阶级在越南革命事业中的领导权和对国家的领导权。
范文同说，我们要不断进步，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就必须不断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金日成首相再次提出
通过自由普选实现朝鲜统一
朝鲜人民将粉碎美李集团制造紧张局势的策划
据新华社平壤20日电
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今天在第2届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第1次会议的闭幕会议上，再一次提出召开由有关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在保证南北朝鲜一切政党的自由活动的条件下，在没有外力的帮助和影响的情况下，用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秘密投票的方法举行全朝鲜的选举，实现祖国的统一。
金日成在演说中指出，实现祖国的统一是朝鲜人民最重要的任务。
在这方面，他重申共和国政府统一祖国的下列具体方案：
严格遵守停战协定的一切条款，把停战转变为巩固的和平；
一切外国军队撤离朝鲜；
反对美国在南朝鲜建立原子基地；
废除李承晚集团同美国签订的一切军事协定；
把南北朝鲜的兵力分别裁减到十万人以下。
金日成并且要求保证南北朝鲜间的通商和往来。
金日成在演说中谈到了共和国恢复发展经济的成就。
他说，共和国的经济已经基本上治愈了惨重的战争创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不仅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遭到战争破坏的人民生活已经基本上得到恢复，并且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他说，所以能够取得这些光辉的成就是同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正确的经济政策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无私援助分不开的。
金日成说，共和国第1个五年计划（1957年—1961年）的基本任务是：
进一步巩固共和国北部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本上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
在五年计划期间，要用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各经济部门，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
要完成农业合作化，完全解决粮食问题。
金日成说，在对外政策方面，最重要的任务是进一步加强同以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首的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国际主义的友谊团结。
他说，共和国坚持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为同一切愿意同朝鲜友好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而努力。
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要同一切为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和平而斗争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他说，朝鲜人民将粉碎美国和李承晚集团在朝鲜制造紧张局势的策划，对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不容陈达的“劳工问题”和“社会调查”复辟
吕文远
陈达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有“名”的“社会学家”，特别是所谓“劳工问题”、“人口问题”和“社会调查”的“专家”。
但是我们早就说过，他的那些“理论”和“研究的方法”，完完全全是反动的，反科学的。
以马列主义的观点、人民的观点看来，资产阶级社会学是必须从原则上加以否定的。
因此，在解放以后，更具体地说是在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的时候，人民政府决定取消了社会学系，停止了陈达这类“社会学家”所讲授的“劳工问题”等等课程，不再让他们向青年学生散布毒素。
这一措施，毫无疑问是十分正确的。
与此同时，党和政府根据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对于陈达这些人，不咎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如何，都给予了适当的安排。
陈达担任财经学院和人民大学教授、劳动部副司长、劳动干部学校副校长等职，去冬今春又被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党和政府给予他们学习马列主义的便利，希望他们改造思想，改变立场，能够真正为人民服务。
这些安排，对于陈达这样的“学者”，待遇可谓优厚了。
但是，陈达怎样回答党和人民对他的期待呢？
他的回答是：
八年如01日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在今年的春天他更利用党的百家争鸣政策和整风机会向党和社会主义进行了猖狂的进攻。
陈达在今年年初以来，除了在劳动部等单位召集的座谈会上发表了许多放火式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谬论而外，还同章罗联盟骨干费孝通等纠合一起，积极执行章罗联盟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进行了一系列的妄图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活动，阴谋篡夺马列主义的思想领导，为章罗联盟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阴谋开辟道路。
右派分子们叫嚣说：
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许多宝贝东西在我国快要失传了，马列主义有许多“空白点”，必须用资产阶级社会学来补足；
人口、劳工、社会调查这些事你们共产党不会研究，就让我们“社会学家”来干吧；
像陈达这样的“大学问家”多年“闲置”，是太浪费人材了，陈达应当原封不动地是“劳工问题专家”、“人口问题权威”……。
事实果真如此么？
人民政府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这在中国历史上有过么？
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级劳动部门、工业部门、计划部门、统计部门、工会组织以及学校中的工业经济、劳动经济系科，对于劳动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实际工作、研究工作和培养人材的工作，这在旧中国又有过么？
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从成千上万户的工人、农民的家计调查到各种各样的城市和农村问题的调查研究，这在旧中国又有过么？
所有这些，从立场、观点、方法和工作的质量来说，资产阶级社会学当然根本不能比拟；
就是从数量来说，我们现在所做的，同国民党时代伪社会部加上陈达的“国情普查研究所”，甚至再加上帝国主义的什么调查组织所做的来比较，也是他们所根本不能比拟的。
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吹嘘他们有经验，共产党不如他们，这简直是蜗牛倒来嘲笑大象了！
陈达这种“劳工问题”和“社会调查”的“专家”所贩卖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干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勾当呢？
陈达在“劳工问题”上的根本主张，见之于他的代表作“中国劳工问题”一书，那就是拥护资本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工人阶级的解放和工人生活的任何真正的改善。
这也正是陈达一贯的根本政治态度。
陈达宣传资本主义社会“实为自由劳工时代”；
他说社会财富的产生，“资本、土地、管理、劳工四种要素都有功劳，都须有相当的报酬；
他认为“社会里有一部分人要终身受雇于资本家”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资本主义制度是应该永远存在的。
他提出所谓“工业和平”、“渐进式的改良”等口号来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
他把因私有制度和阶级剥削所造成的阶级斗争，归罪于工人阶级，说“社会不安大概是由于工人的骚动”。
他坚决反对工人对资本家罢工，污蔑罢工“损害社会利益”。
他一面叫嚣要“工界自己改善，不作无谓的骚扰，举凡和资本家捣乱，在社会里发生暴动种种情事，理应充分抑制”；
一面竭诚拥护反动统治对于罢工的血腥镇压，说“军警和捕房弹压，是他们职分内之事”，“政府用武力完全是为维持治安或执行法律，遇必要时可以剥夺人民的生命”。
他的所谓解决“劳工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呢？
第1，对于工界，“最重要的问题是减轻生存竞争（意思就是要工人连经济斗争也都放弃），加强成绩竞争（意思就是要工人为资本家更多地创造利润）”；
第2，向雇主们，宣传对工界表“同情”。
尽管陈达口口声声说要请雇主们向工界表同情，但压根儿他是反对改善工人生活的。
他说：
“工人的进款增加，奢侈的恶习跟着发现，劳力供给因受刺激而增加，生殖率因此提高，社会痛苦因此产生。”
陈达还认为与其提高工人的待遇，还不如要工人限制生育。
陈达的所谓解决劳工问题的办法，实质上就是要工人永远勒紧裤带，忍受剥削。
陈达还标榜所谓“独立工会运动”，实际上是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
他把我党领导下的工会运动称做“过激派”，处处加以反对。
对于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他恶毒地歪曲说：
“有些人完全出于爱国热忱，有些人要利用时机宣传共产主义”。
1927年蒋、汪公开反革命后，陈达高兴地预言：
“劳工会左倾的势力，将更受打击无疑”。
以上就是陈达的“劳工问题”的基本“理论”。
从这些内容看，说得正确一些，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劳工问题”，实在应该称做“统治劳工问题”；
资产阶级的“劳工问题”专家，实在应该称做资本家的代言人，并且，不仅是代言人，有的简直就是资本家。
例如陈达，我们最近知道，他也曾经是上海一个铅笔公司的股东哩！
我们再来看看陈达的“社会调查”又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呢？
尽管陈达标榜的是“客观主义”，但是他的调查工作总是有目的的，因而也毕竟是有立场的。
一明了他的调查目的，也就看清楚了他的调查立场。
陈达所作的每次调查，差不多都有一段“缘起”，大都是受人委托或者同人合作。
早如南洋华侨调查，是受太平洋国际学会之托。
再如云南四县的户籍调查，是由伪内政部、伪省政府同陈达的国情普查研究所合作办理的，目的是强化户政，编制保甲，便利派款、抽丁和“查究奸小”。
再如云南三县社会行政调查，是受伪社会部长谷正纲的委托进行的。
又如1945年和1946年在昆明、重庆、上海所作的工厂调查，先是受美国国务院之托，后又同谷正纲、吴开先（伪上海市社会局长）合作完成的。
调查的目的是如此，调查依靠的人，在乡村主要靠保甲长，在工厂主要靠资方人员。
讲到这里，对于“陈达式的国情普查”的所谓“科学性”和“学术价值”，也就无须多加探讨了。
右派分子叫嚣着要复辟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就包括了上述陈达的“劳工问题”、“社会调查”这一类肮脏东西。
这类肮脏东西，彻头彻尾是为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的，彻头彻尾是反人民的，同社会主义为敌的，同马列主义水火不相容的。
我们决不容许这些东西复辟。

“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译本出版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已译成中文，由三联书店出版。
卢梭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民主派，他的思想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
他的思想影响很大，在我国也早就有他的重要著作“社会契约论”（“民约论”“社约论”）“爱弥儿”“忏悔录”等的中译本。
“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是卢梭的早期著作（1754年）。
它不仅杰出地阐述了关于社会的不平等及克服不平等的方法问题，而且精采地显示了卢梭的辩证的思想方法。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这一著作予以很高的估价，认为“在卢梭的书上不但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同出一辙的议论，而且还可以看到卢梭所详细叙述的一系列和马克思运用得相同的辩证说法：
本质上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朝向它的对立面的转化，最后，作为一切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
在这一著作里，卢梭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宣称产生不平等的原因就是私有制的出现和发展。
他认为人类有两种不平等现象：
一种是自然的或物理的不平等，它是自然所设定的，并且由年龄、健康、体力以及精神或心灵的性质的不同所构成的；
另一种是政治或道德的不平等，它从属于一种契约，并且是由人们的同意而设定的，或者至少是由人们的同意而授权的。
本书讨论的就是后一种不平等的起源问题。
卢梭认为在自然状态下，即原始时代，一切人曾经都是平等的、自由的、没有社会压迫、贫困和不公平，而且在道德上都是天真无罪的。
人类不平等的现象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和形成的。
它在人类历史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土地私有制的出现；
二、随着国家的出现，在财产不平等的基础上，形成了政治上的不平等；
三、专制主义的形成。
卢梭认为不平等现象的产生和社会文明有关，由此错误地认为科学、艺术、文化不但不能给人类带来好处，并会使人堕落。
卢梭虽然反对社会上贫富悬殊的现象，但他只是反对个人财产过多，并不是一般地反对私有财产。
他反而认为每人有小量的财产既是社会必要的基础，也是人类平等的基础。
为了解决人类的不平等，他提出“社会契约论”，并企图建立符合这种理论的民主政权，即小型宗法共和国。
卢梭在这里只是企图为未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作辩护，这种要求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带有资产阶级的局限性。
（韦目月）

凯恩斯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有什么价值
北京大学教授　樊弘
一
凯恩斯的经济学说，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它是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服务的。
在经济学说发展史上，它的地位是属于庸俗经济学在垄断资本统治阶段的一个重要的学派。
它的任务，就是把垄断资本巨头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庸俗的观念教条化，并宣布它们是真理。
它一方面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另一方面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进攻，向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进攻。
陈振汉及其追随者徐毓枬等，在他们所草拟的经济学纲领中，强调批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接受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中的概念和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
这在实际上就是企图以凯恩斯的概念和方法，来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而恢复帝国主义及其买办在中国的复辟。
因为在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中，所有的一切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都是为垄断资本巨头服务的，都是反科学的和反人民的。
它们绝对不可以用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而只能用来作为帝国主义及其买办、替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破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
现在我来谈谈，为什么在凯恩斯的就业一般理论中，所有一切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都是绝对不可以用来建设社会主义，而只可以用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和企图帝国主义的复辟的。
二
在凯恩斯的就业一般理论中共有六个基本概念，所有这六个基本概念，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都是庸俗经济学的概念。
因为他们都是把资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庸俗观念教条化和企图对于表面的经济现象，作些似是而非的解释，以备资本家的需要的。
在这六个基本概念中，第1个就是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的概念。
凯恩斯说过：
“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如果聪明底加以管理，比较任何其他看得见的经济制度，从实现经济的目的上说，大概是最有效率的。”
这个概念是凯恩斯用来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工具。
当然不可能用来建设社会主义。
第2个是充分就业的概念。
应当着重地指出，凯恩斯的充分就业的概念，在文字上，虽是充分就业，在本质上乃是强制进步工人失业的概念。
为什么说它是强制进步工人失业的概念呢？
如众周知，在失业工人中，有两类工人的失业：
一是愿意实际工资被降低，但还找不到工作的工人的失业。
二是反对实际工资被降低，因而为资本家所排斥的进步工人的失业。
充分就业应包含这两种失业工人的就业。
但凯恩斯的“充分就业”，并不是兼指两类失业工人的充分就业，而是专指第1类失业工人的充分就业。
所以凯恩斯的充分就业只是部分的，即是虚伪的充分就业，而不能称做真正的充分就业。
凯恩斯认为，在物价上涨时，货币工资不能上升，工人必须听任他们实际工资被降低，才应得到工作；
如果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工人要求增加货币工资，那么，凡属这些因为要求增加货币工资因而失业的工人，不问他们有多少，都是咎由自取，资本家要管也管不了。
这种失业是自愿的，不应称做失业。
因此，在充分就业的概念中，就不应该包含自愿失业的工人的就业。
所以说凯恩斯的充分就业的概念，在本质上不但不是真正的充分就业的概念，而且是强制进步工人失业的概念。
由此可见，凯恩斯的充分就业的概念，并不是要使所有的工人依照现在的生活水平或更高的生活水平，都能得到就业，而是要使不甘心于实际工资被降低并起而反抗它的进步工人失业，从而，把这些工人的失业作为更进一步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的杠杆。
斯大林说过：
不论哪一个资本家，从来不会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完全消灭失业的现象，消灭失业后备军。
因为失业后备军的使命，就是压迫劳动市场，保证工资低廉的劳动人手。
这一句话，对于凯恩斯的充分就业理论完全适用。
显然，任何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是不能接受凯恩斯的虚伪的充分就业的概念，来强制进步工人失业，并把它作为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的杠杆的。
请问陈振汉和他的追随者徐毓枬等，我们能接受这个概念来建设社会主义么？
第3个是工人的边际劳动生产物的概念。
这个概念说，工人的工资等于工人的边际劳动生产物。
意思是说，工人的工资业已收回工人所生产的全部劳动的成果。
工人的工资既已收回工人的全部劳动的成果，当然，工人阶级的革命就变为侵犯资本家的神圣财产的权利，而应当请进监狱或枪毙。
资产阶级曾经使用这个概念作根据来屠杀成千成万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弟兄。
请问陈振汉和徐毓枬等，我们能接受这个概念么？
第4个是资本的边际效率的概念。
这个概念说，资本家的利润率，乃是资本的生产的效率的酬报。
有时凯恩斯还说，它是资本家企业家经营管理企业的劳动的所得。
这即是说，资本家的利润率和利润量都不是来自资本对劳动的剥削。
显然，这个概念是凯恩斯对于资本家所提供的偏颇的阿谀和辩护。
请问陈振汉和他的追随者徐毓枬等，我们能接受凯恩斯的资本的边际效率的概念来给剩余价值辩护么？
第5个是灵活的偏好的概念。
这个概念说，利息是来自货币所有者对于货币的灵活性的牺牲所当取得的酬报。
即是对于货币的用途的牺牲所当取得的酬报。
显然，这个概念乃是代表金融资本家对于利息的看法，和对坐吃利息的资本家所作的偏颇的和阿谀的辩护。
第6个是边际的消费需求递减的概念。
它的意思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的支出在个人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而降低。
这即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需求的缺乏，不是取决于在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大众的贫困和有限的消费，而是取决于人们关于消费的心理的倾向。
如大家所知道的，在资本主义下，由于资本的积累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从而使消费品的需求相对地降低，乃是资本蓄积的绝对的法则，而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需求递减的概念，就是用来否认资本蓄积的绝对法则的客观存在。
请问陈振汉和他的追随者徐毓枬等，我们能接受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需求递减的概念来否认资本蓄积的绝对法则么？
我们能够以事物的表面的现象来掩盖事物的本质么？
由此可见，在凯恩斯的就业一般理论中，所有的基本概念，都是资产阶级的剥削意识的教条化。
都是用来欺骗工人阶级和否认剩余价值法则的存在的。
他们乃是无产阶级之敌、人民之敌和科学之敌。
三
陈振汉及其追随者徐毓枬等，不但主张吸收凯恩斯反科学和反人民的经济概念来帮助社会主义建设、科学建设和经济建设，而且强调吸收凯恩斯的经济分析的方法来指导经济研究工作和财经部门的工作。
应当指出，凯恩斯的分析方法，如同他的经济概念，也是浸透着剥削阶级的偏见的。
因此之故，它也不可能用来建设社会主义，而只能是用来作为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
从凯恩斯的就业一般理论中，知道凯恩斯所使用的方法，并不是什么科学的方法，而只是把垄断资本巨头所惯常使用来欺侮工人阶级的骗术来典型化。
连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也不够格。
这种典型化的骗术，当然也是用来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和向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进攻的。
凯恩斯的典型化的骗术，体现在凯恩斯在经济分析上所应用的模型法中。
凯恩斯在分析工人的就业关系时，首先要在他的脑子里构造一个经济的模型，作为分析的对象。
然后就此经济模型，对于就业问题进行分析。
这个方法，就是凯恩斯所用的模型法。
但凯恩斯在构造他的分析模型时，是极不老实的。
因为在他的分析模型里，把许多关系工人失业极为重要的现实条件都撇开了。
应当着重地指出，凯恩斯在他的经济研究模型中，曾经有意地撇开了垄断统治的条件，只假设了自由竞争的条件。
有意地撇开了技术进步的条件，只假定了技术不变的条件；
有意地撇开了劳动收益递增的条件，只假定了劳动收益递减的条件；
有意地撇开资本的积累、资本的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劳动力的需求相对的减少诸条件，只假定了在固定资本不变、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变和劳动力的需求没有相对降低的诸条件。
凯恩斯就是在他所假定的这些不现实的条件下，来研究随着对于商品的货币支出的变化，或用凯恩斯的话来说，随着商品的有效需求的绝对的和相对的变化，工人就业变化的关系，来研究失业的根本原因和医治它的方法的。
当然，在他所虚构这个经济的模型中，即在他所虚构的这些不现实的条件下，会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结论：
即工人失业的根本原因只是由于工人不同意他们的实际工资被降低，或要求增加货币工资。
如果工人能够同意他们的实际工资被降低，或在物价上涨时不要求增加货币工资，那么，在有调节的资本主义下，是会达到“充分就业”的。
由于在凯恩斯的经济模型中所假定的条件，在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因此，他所提出的工人失业的诊断书和药方也是不能实现他所预期的效果的。
尽管他所开出的药方，经资本家服食之后，亦起了些微的玛琲针的作用。
再说一遍，凯恩斯的经济分析的模型法乃是一种不从客观条件出发，专从垄断资本家的愿望出发，对于工人阶级所策划的一种典型化的骗术。
工人阶级如果不幸中了他的骗术，那么，他们便只能永远给资产阶级作奴隶，别无什么出路。
凯恩斯在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在他的分析就业关系的模型中之所以要撇开垄断统治的条件并只是假定自由竞争的条件，在本质上，就是想以自由竞争来掩盖垄断资本巨头的统治。
使工人阶级相信，好像今日的资本家还是在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家，从而他们所得的利润率乃是日在降低的平均利润率，工人非要资本家不可，资本家非要取得预期的最低的利润率不可。
假如资本家真是因为得不到预期的最低的利润率而消极，那么，企业便要关门，工人便要失业了。
所以当物价上涨之时，工人阶级千万不要要求增加货币工资，而应在物价涨高之时，按照现存的货币工资工作，给资本家以鼓励。
由此可见，凯恩斯之所以要在他的就业研究的模型中，撇开垄断资本统治的条件，只是假设自由竞争的条件，其唯一的目的，只是在于帮助垄断资本家向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猖狂的进攻。
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卑鄙的目的，那么，为什么凯恩斯生在垄断资本的时代，不谈垄断资本的统治，只谈自由竞争呢？
这是完全不可以想像的。
随着就业人数的增加，劳动的收益在历史上是递增的。
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时代，在企业开工不足的条件下，劳动的收益纵令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亦是递增的。
可是凯恩斯在他的就业研究的模型中，对于劳动收益递增的趋势，和对于1936年英国企业开工不足的条件，均一概置之不论。
他只在虚构的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大谈而特谈那“劳动的边际生产物递减的规律”。
这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就是为了他要欺骗工人阶级说：
“你们的劳动生产物是随着你们就业人数的增加而降低的，因此，你们的实际工资也应降低”。
从而达到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的目的。
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卑鄙的目的，为什么当劳动的收益递增之际，不谈劳动收益递增，只谈劳动收益递减呢？
这是不能想像的。
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时代，工人的就业都是取决于资本的积累和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的两大因素，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随着资本的积累和资本的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力的需求日益降低。
特别是由于自然科学日益发达，工厂中自动化的装备日益增多，在资本的积累和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必然有相对剩余人口的诞生，必然使失业的大军成为资本主义永恒的伴侣。
可是在凯恩斯的分析就业的模型中，讳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只谈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条件下，劳动力的需求的增加。
例如凯恩斯在他的就业一般理论中，首先假令技术条件不变，单位成本不变，供给曲线不变，便是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意思。
凯恩斯清楚地知道，假如把资本的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考虑在内，那么，他的充分就业的学说就将失掉欺骗工人的可能性。
为了达到这一可耻的目的，凯恩斯决定，以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变来掩盖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工人阶级相信，只要工人肯接受更低的实际工资来扩大劳动力的需要，那么，充分就业就能实现。
这样就使垄断资本家降低工人实际工资和增加资本家的利润更有了保证。
由此可见，凯恩斯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来掩盖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也是为了欺骗工人。
如果不是为了实现这个卑鄙的目的，那么，为什么他要把这个在实际上对于工人的失业具有莫大意义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完全撇开不谈，单谈那个在实际上对于工人就业并无什么现实意义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变呢？
这也是不能令人想像的。
应当着重指出，凯恩斯在经济分析上的模型法，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使用的“抽象法”，是有本质的差别的。
前者是从垄断资本家的愿望出发，后者是从客观存在出发的；
前者是随心所欲的骗人技术，后者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
陈振汉及其追随者徐毓枬等，想以凯恩斯这种骗术来建设社会主义，其实质就是想以它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从而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
四
政治经济学是有党性的。
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尤其是在垄断资本统治时代的庸俗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学说，是替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及其买办服务的。
它是无产阶级之敌，劳动人民之敌和科学之敌。
为了中国六亿人民的利益，为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旗帜，对于垄断资本巨头的经济学，特别是要对凯恩斯的学说，包括它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进行彻底的批判；
要对陈振汉及其追随者徐毓枬等所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的经济纲领，进行彻底的批判。

不要愧对子弟
张锦明
一个学生入了团，而且担任了团总支的重要工作，回家之后把这件事告诉给资本家的父亲。
按理说这是一件好事情，担任了团总支工作标志着学生本人的进步和组织对他的信任。
但是这位资本家却另有看法。
这样训斥他的儿子：
“不好好念书，搞这些干什么？
你看大街上有坐汽车的，也有开汽车的。
你愿意坐汽车到社会主义呢，还是愿意开汽车到社会主义呢？”
资本家有这种思想是不足奇怪的了。
然而这种思想却不只是反映在一两个家长身上。
最近北京有大批青年学生响应国家的号召走向农村去了。
他们决心作第1代有文化的农民。
在第1个五年中就以自己的劳动作出点滴的贡献，这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却在一些家长中遇到了阻力。
学生本身不能说个个思想都很通，动员他们去参加农业生产也不是没有阻力。
但青年毕竟是纯洁而又热情，只要讲清道理，激起热情，他们是乐于去参加体力劳动的。
这时家长的态度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
今年就发生过这样事情，学生要求班主任老师到他家去动员他的家长，要他家长准许他去参加农业生产。
对这些家长来说，真有点愧对自己的子弟了。
然而，当老师登门拜访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镜头。
一般谈话是这样的，不等老师说明来意，就先开门见山，恭维老师的认真负责，接着就大讲政府的号召，指明参加劳动的光荣，表示自己的全力支持，简直比老师要明白得多。
但且慢高兴，接着话题一转“孩子没考上学校，去参加体力劳动是一条正确光明的道路，我是同意的；
不过他妈总搞不通，舍不得，我也不好勉强”。
本来孩子是两个人的，“他妈”总对这个问题有发言权，而所谓“他妈”又是家庭妇女。
“搞不通，舍不得”就不足深怪了。
这样话既冠冕堂皇又不负责任，使好心教师于钦佩之余，还有同情之感。
真是好主意。
比起自己避而不见，却专使“他妈”出面的似乎更高明了一些。
但是真的高明吗？
未来的世界是属于青年人的，最后青年人会选择他们自己要走的路。
某资本家的儿子就是前例。
在我们的社会里，劳动将永远是光荣豪迈的事业。
还是不要牵扯儿女的进步吧。
没有人能在父母的抚育下过一辈子。
温室中的种苗终于要培置在田野上才能开花结果，不要因为爱儿女而害了儿女。
那样就真的愧对子弟了。

伴侣（摄影）　于敏

整风小集
北京国棉一厂　范以本
春雷
整风运动像春雷响彻天下，
我们立刻迈步把雷声追赶，
我们要说的话是春天的雨水，
冲洗掉党身上的灰尘！
报棚
是谁披着月光舞起铁锤，
把一排排木头竖起，
把一块块竹板钉上木柱，
啊！
那是我们的党委在搭报棚！
彩云
大字报贴满了山峰似的报棚，
像天空飘游着千万朵彩云！
但这云彩不是来自天际，
是来自每个工人的心！
夜雨
他是谁？
肩上扛着一大卷细席，
冒着暴风急雨飞奔，
为了不使大字报叫风卷走，
党委书记半夜起来把它保卫！

“知名不具”
　林孩
锺惦棐向何迟写了一封密信，署名是“知名不具”，并加注解说：
“这是前几天看‘国庆十点钟’时，从一个特务的署名学来的，不想现在居然用上了”。
一学便会，一会便用，看来锺惦棐似乎满有“特务”天才，不过他说“居然”用上，我看未必。
说是必然要用，倒更确切些。
一切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总是打着各种幌子，利用会议发言，写文章，作报告等，公开向党攻击，一面也搞“知名不具”的“地下”活动。
当他们公开的活动失败时，“地下”活动就是他们主要或唯一的方式了。
而且他们是时刻都准备着这一手的。
章伯钧在公开叫嚣搞什么“政治设计院”的时候，暗地里又在开“六教授会议”；
罗隆基公开说要搞“平反委员会”，暗地里也和他的喽啰们密信往还，共图“大计”；
张友松在会议上，在刊物上得意地“我昂起头，挺起胸来，投入战斗”的时候，也向他的部下写了四十多封密信，指挥“战斗”。
至于这个锺惦棐，不也是一面把“电影的锣鼓”打得鼕鼕响，一面和他的伙伴们搞“地下”阴谋活动么？
“知名不具”只是写密信的一种普通方法，特务会用，右派分子又何尝不会用。
要在新社会进行反党、反革命的活动，这方法总是会被采用的。
他们不仅“知名不具”，而且有时连“性别”也会变哩，反党分子陈明不是装做女孩子的声音叫过“企霞叔叔”么？
老舍先生在“答匿名信”中说：
“匿名先生，谢谢你（不管是人还是鬼）的信……”我看这些耍“知名不具”手法的人，他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的阳光之下却感不到丝毫温暖，偏偏要躲到地下去，他们的心里不是有“鬼”是什么？

“闷了一年的话”
晋进
辩论会已经开到第3天了。
虽然富裕中农黄大发已经认输，承认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死路，但是大家仍是抢着发言，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来驳他说的“农业社不如单干好”的错误论调。
社里的五保户周七婆越说越气愤，她指着黄大发说：
“你要搞垮农业社，就是要我的命！”
周七婆讲完话之后，社主任问：
“还有人要发言吗？”
连问几声没人应，算了算几乎所有的贫农社员都讲过了，要讲的差不多全讲了，正想宣布转入辩论另一个题目。
这时一直在闷着头抽烟的张庆志突然站起来大声喊：
“我说！”
他这一突如其来的发言，使几乎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
张庆志是新中农，一直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曾和黄大发搭伴做过生意。
他的入社和黄大发一样，也是很勉强的，入社时还当着大家的面说：
“我到死也不会说农业社有什么优越性！”
入社后除了评分会什么活动也不参加，整天只是埋头抢工分，社干部对他非常头疼，一向把他当作“四类社员”——最最落后顽固的社员看待。
这次辩论会上他一直不吭声，有的社干部还私自庆幸：
真运气，老顽固没有出声，否则又得费许多工夫去打通他那个铁脑瓜。
现在他发言了，真不知他会说些什么！
“你们贫农都说农业社好，我们中农也应该说说！”
张庆志好像和什么人吵架，气冲冲地说，“你们这些中农都不开口，硬逼着我来丢丑！
要知道我想要说的话，整整闷了一年了！
正是因为怕丢这分丑才一直没有说。”
张庆志怕丢什么丑呢？
大家都很感兴趣，所以会场静得连咳嗽都压低了。
“入社的时候我赌咒死也不说农业社有优越性，但我现在闷不住了，我要说：
农业社对我们中农也有优越性！
资本主义这条路是害人坑！”
话未说完，会场都活跃起来，社干部之间互递惊讶的眼色，好像是说：
真见鬼，这是怎么搞的呀！
“大家都看见，我一家七口解放前田无一块地无一片，每年只租到两亩多田来耕，想多租些也租不到，四、五个劳动力年年帮人家打短工。
饭吃不上，粥水不知陷了多少！
“共产党来我才翻过身来，土改分了九亩田，我使力加工加肥得到丰收，由年年借谷吃变成有了余粮。
“我以前的确被资本主义迷了心忘了本。
有了余粮我心事就多了，总是想办法用它来发财，又想放谷花，又想做生意。
“这时大发就来诱我去做生意，吹得天花乱坠，说只要做两转就捞得几十元，回来买田坐吃都可以了。
我信了他的话，卖了七八担谷去贩鸭，谁知贩到营州鸭子全被别人骗走了。”
张庆志转过身来对着黄大发：
“现在我问你，骗鸭这件事你有没有分？
为什么在一起只骗了我的不骗你的？”
黄大发把头埋到两腿间。
张庆志又一口气接着说下去：
“鸭子被骗了，本钱一文不剩，垂头丧气回到家里也不敢讲出来，怕人家笑话。
第2年春天，我手上又有了一些钱就又动了心，扯谎说买石灰骗借了银行一笔钱，凑够两百元又去做生意。
这回是贩鸡。
我上过一次当就小心谨慎了，这次没有被骗走，但商人串通了杀我的价，使我蚀了本。”
他又转过身来：
“我一直都奇怪，为什么他们就不杀你大发的价呢？”
“蚀了本我更不服气，好像赌仔一样，输了再来，一回又一回，但无论如何都搞不过商人。
贩到第5回，本差不多蚀光了。
“借银行的那笔钱又到期了，没有办法，只好卖田，但除了黄大发没有人要买，而黄大发的心好黑啊，只答应帮我还银行借款后再给十元钱，就要我六亩田！
好在银行知道了我的情况，准我缓期分期归还，才没有卖田。
如果不是这样，恐怕我现在一亩田也没有了。
“老实说，到那时我的心还不死，我总想扳回本来。
我还想：
大发能赚钱，我就不能赚了吗？
我根本不想想，做生意怎么是我们种田人的本分？
如果我要赚钱，就一定有另外的人蚀本！
而且，要赚钱除非也有大发那样的黑心！
“我想借钱去扳本借不到，急得我跳来跳去。
后来社里扩社了，我想参加又怕吃亏。
工作组的老高又拿我这件丑事来宣传，说谁要走资本主义就看看我张庆志这个榜样，我觉得很丢脸，一赌气就决定不入社。
后来老高发了一顿脾气，说你张庆志这么顽固，限你三个月内归还银行借款，看你还走不走资本主义道路！”
说到这里，张庆志笑着对坐在桌边记录的副区长高健说：
“老高，你这叫强迫命令哪！
后来县委因为这个批评你，要你检讨，我心里真是舒服极了。
但是现在我说，老高你强迫命令算对了，没有你那一顿脾气，我现在就要给黄大发打长工了！”
他又接起刚才打岔的话：
“我没有钱还借款，就只有入社了，我是不自愿的。
所以那时我说，你逼着我入社，我死了也不会说社有什么优越性。
入了社我什么也不管，就是知道抢工分。
说我落后也好，顽固也好，我一概不理。
“但社的确是有优越性，我一件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就是嘴上不说。
后来你们又都知道，要春耕插秧了，我们家五个劳动力病倒了三个，一直病到夏收，要是不入社，我那九亩田大半都要丢荒。
而且，老实说如果没有社借给医药费，我们三个人现在骨头都打鼓了。
“老实说，要不是农业社实行的多劳多得政策，我们虽然不病死也要饿死。
就是因为多劳多得，我们家以前做下的工分加上夏收的工分，比你们没有病的人少不了几多，我们也增加了收入。
现在我还了银行的借款，还有余！
“我本来想把闷了一年的话说出来，但总是放不下脸。
老实说，如果不是你黄大发在这里胡说八道，我今天还不会说，现在我顾不了丢脸不丢脸了，我要把话说出来，让贫农兄弟也知道我们中农也是爱农业社的！”
张庆志说到最后就像喊口号一样挥动着高举的手。
大家，贫农、中农都热烈鼓掌欢迎他，证明他没有丢脸，丢脸的只是黄大发。
黄大发夹在两腿间的头埋得更低了，低得几乎触到地上。

阴魂不散
刘丰
反党分子袁毓明，勾结大公报右派分子企图复辟反动的旧大公报，并进行了十分猖獗的阴谋活动。
据揭露，他们所嚷的是“不破不立”的恶毒口号。
把那个反动透顶的、做国民党反动思想宣传的旧大公报加以美化；
鼓吹它的反动的“显赫社会地位”和殖民地的可耻的“国际地位”，甚至把它说成是“超然的”民间报纸。
企图搞垮今天的大公报，实现他们的复辟阴谋。
解放前的旧大公报，伪装着“独立姿态”，其实是“以实际精神为反动势力保镖”的，它的历史一直是很臭的。
几十年来的旧大公报，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每一个重要的关头，都是鼓其如簧之舌，为反动的统治阶级利益说尽了好话。
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大公报培养出了许多死心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记者、编辑，这些反动的旧报人，他们一直就是反对革命的。
在今天不好好的改造就成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前大公报记者彭子冈就是认大公报为自己的“再生父母”，而且歌颂大公报的“光荣传统”。
另外那些得到旧大公报衣钵真传的徐铸成、许君远、萧乾、徐盈，现在不都是成了新闻、出版和文艺界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悍将了吗？
至于仍在大公报的右派分子，就更不必说了。
大公报的右派分子朱启平在写给彭子冈的信中，竟得意忘形地说：
“不久我们就可以会师了”。
这就是说他们要“会”反共反社会主义之“师”。
利令智昏，以为他们凯旋的日子就要到了。
的确现在这些旧大公报的反动的老报人也是会师了，可是，这是在报上被揭露的右派真面目的群像。
至于他们想借尸还魂的会师，则永远只是一个可怜的幻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