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省市委书记会议指出当前首要任务
引导广大青年过好社会主义关
帮助青年在四个问题上提高认识：
一、坚定无产阶级的立场是一个根本问题。
二、坚决清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集体主义精神。
三、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特别是知识分子要坚定地与工农结合，为工农服务。
四、更加热爱党、服从党的领导，永远和党站在一起。
据新华社17日讯
共青团中央在8月25日至9月05日召开各省、市委书记会议，着重讨论了在当前整风、反右派斗争中加强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问题。
会议全面地分析了青年特别是知识青年的政治思想面貌，研究了当前教育青年的主要内容和工作方法，并且对团的组织建设问题进行了讨论。
胡克实和罗毅同志分别代表团中央常委会先后在会议上作了报告和总结。
会议一致认为，当前党所领导的整风、反右派斗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是关系到全体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的斗争；
这个斗争对于青年来说具有伟大的教育和锻炼的意义；
对于共青团来说，是坚持青年运动的共产主义方向的斗争。
在这一次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当中，共青团必须很好地团结和引导广大青年，积极地参加这个斗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地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会议全面分析了我国青年的政治思想面貌。
从总的情况来说，我国青年继承了光荣的革命传统，他们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
党在青年中享有无比的威信，他们坚定地跟着党走。
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以英勇的劳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我国这一代青年特别是知识青年本身也存在着弱点。
他们缺乏实际生活知识和严重的阶级斗争的锻炼，很少了解旧社会生活的苦难，不懂得新社会建设的艰难，正如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中所指出的：
“有些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
在青年中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轻视工农、轻视体力劳动、盲目自大的旧传统影响在知识青年中还是存在着的。
这些问题的产生固然和我们过去工作的某些缺点有关，但是主要的是由于它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
以我国的知识青年来说，他们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他们过去又多是受的资产阶级旧教育，同时，既然我国的资产阶级还正在改造、消灭中，国际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因此它们散布的影响，就是不能低估的。
另外，还要看到，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刻化，迫使人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中间的大是大非问题，不能不更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过去不是问题的，现在成了问题。
过去不尖锐的问题，现在尖锐了，不容人们有所含混。
所有这些，也就是说，青年中许多问题的发生，决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也不是今天才偶然发生的。
会议指出，不懂得这些，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以共产主义思想争取和教育青年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会议指出，过去一个时间内青年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工作曾经有过抓得不够紧的缺点，对于向青年进行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的教育抓得不够紧。
会议认为，在教育青年问题上，还应当注意下列几点。
这就是要爱护青年，但不能娇惯青年，捧青年；
对青年的教育要严格一些，对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要抓紧一点，（但是严格不等于简单粗暴）；
要发扬青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要教育青年克服个人主义，风头主义，巩固地树立起服从党的领导观念；
尊重老年工人、农民、革命前辈，并向他们虚心学习。
在教育青年的方法上要吸取这次反右派斗争的经验，我们要大大提倡群众路线的方法，反对教条主义的方法。
对于青年中的政治思想问题，要采用鸣放和辩论的方法，要善于运用典型去教育青年。
会议指出，在当前反右派斗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中，团的组织必须特别帮助广大青年在下列四个问题上提高思想，提高认识：
第1、是坚定无产阶级的立场，分清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敌我界限，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要使青年懂得，无产阶级立场是符合于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
没有立场，就分辨不了是非，找不到真理。
政治立场问题是一个人的方向问题，是个根本问题。
第2、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集体主义精神。
坚决清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要正确理解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的关系，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反对自由主义、平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影响。
第3、是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特别是知识青年要坚定和工农结合，为工农服务。
第4、要更加热爱党、服从党的领导、永远和党站在一起。
会议要求各级团委把对青年的政治思想工作当作自己的第1工作。
决不能把思想工作看作只是团委宣传部门的事情。
各级团委书记首先都要以身作则地很好地抓思想工作。
并且要特别加强对团的报刊工作的领导。
会议认为，结合整风、反右派斗争和社会主义大辩论，应当认真整顿团的队伍，加强团的组织建设，提高团的战斗力，以便更好地发挥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全国青年中的核心作用。
当前团的组织建设中的首要问题，是整顿和加强团的干部队伍，是提高团的领导骨干的政治质量，也就是阶级质量的问题。
必须把团的干部问题，提到组织路线的原则高度来看待。
会议指出：
团的干部特别是区以上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学生出身，没有经过严重的阶级斗争和劳动实践的锻炼，部分人还存在着比较浓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缺乏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缺乏强烈的阶级感情和对劳动人民的热爱，还保留着知识分子的自大心理，有轻视劳动的错误观点，缺乏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在这次大鸣、大放中也还暴露了极少数是属于混进革命队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很显然，不改变这种情况，不认真地改造和提高团的干部队伍，是不可能使整个团的队伍得到巩固和提高的。
会议要求各级团委认真执行团的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组织团的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决定，在今后若干年内，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把团的干部特别是把没有参加过劳动的知识分子干部下放到农村或厂矿中去，较长时间地参加体力劳动的锻炼，取得工人或农民的资格。
今后在提拔干部时，一般的应首先从工人、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和经过艰苦斗争和劳动锻炼的知识分子中去选拔。
会议还讨论了加强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各级团委机关进行整风、如何边整边改、坚决改进工作等问题。

印度副总统今日抵京
新华社17日讯
印度共和国副总统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应毛泽东主席邀请访问我国，原定在17日乘飞机到达北京，因气候关系延期于18日到京。

周总理接见南议会代表团
新华社17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晚上接见了以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主席彼得·斯坦鲍利奇为首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联邦国民议会代表团。
接见时在座的，有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武新宇。
接见时，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波波维奇也在座。
（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和斯坦鲍利奇主席谈话　新华社记者　刘庆瑞摄

张奚若宴请日社会党访苏亲善使节团
新华社17日讯
以片山哲为首的日本社会党访苏亲善使节团在今天下午到达北京。
前往机场迎接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雷任民等。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顾悌克夫也到机场欢迎。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今晚举行宴会欢迎使节团全体人员。

日访华通商使节团到京
新华社17日讯
由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输出入组合三个团体组成的日本访华通商使节团，在团长池田正之辅率领下，在今天到达北京。
到机场迎接的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雷任民、李烛尘及中国银行和各专业公司的经理等。

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定胜天
哈尔滨战胜洪水威胁
新华社哈尔滨17日电
哈尔滨市防汛指挥部今天宣布：
哈尔滨市已经解除了特大洪水的威胁。
上午十点十五分江面水位已经下降到安全水位一百一十九公尺，水势仍在继续下落。
至此，哈尔滨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已经战胜了有水文记载以来的最大洪水。
今天，哈尔滨市区到处喜气洋洋，几百个消防队员和园艺工人正在打扫江边的斯大林公园，准备在后天重新开放，迎接游人。
在兆麟公园里，工人们正在加紧布置，全市防汛庆祝大会将于21日在这里召开。
参加防汛工作的军队、干部、工人和学生经过短期休息以后，都已恢复工作和学习。

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国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的任务，是为了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革命是没有完成的。
许多人还不认识这一点。
右派分子则从来就反对这种革命，并且发展到在行动上反共反人民。
这个革命是1956年达到高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继续。
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
在1956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
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则最坚决地反对这种改造。
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再四地指出人的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是无法说服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
1956年的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大变革并没有遇到严重的抵抗。
这是因为，在我国农村中，占人口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迫切要求合作化，富裕中农在这种形势下不能不追随潮流，同时他们中间有很多人也确实认识了合作化的利益。
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促进了城市的社会主义高潮，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了，手工业也合作化了。
由于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和合作社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在1956年除了接受社会主义以外，已经没有别的出路。
同时，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经过了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的严重斗争，多数人也大大减少了反对劳动人民的勇气。
至于原来的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原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他们早已名誉扫地，更加没有反对劳动人民的资本了。
自以为还有反对劳动人民的资本的社会力量，主要的是资产阶级的党派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资产阶级党派是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们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参加过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所以是民主党派。
由于这种情况，解放以后，各民主党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治协商机构和县市以上的各级人民政府中都被给予相当的地位。
它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或多或少地参加了一些革命的群众运动，并且曾经多次宣布它们拥护社会主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况大体上也类似民主党派。
实际上，多数民主党派是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基础的，它们的倾向一般也代表着许多无党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起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还多一种资本：
他们的大部分直接参加着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在经济文化的种种部门需要着他们。
在各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知识界中，都有一部分右派，他们是反对社会主义的。
他们并非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今天中国大多数人民的唯一出路，并非不知道社会主义在过去几年中已经为中国造成了01日千里的进步，没有社会主义，这种进步是不可能的。
但是问题是社会主义要求整个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有计划的发展，要求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个人的利益和意志服从于广大人民的统一的利益和意志。
这是他们所认为不能忍受的。
因此他们决心要同无产阶级较量一下。
但是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虽然确是痛恨社会主义，并且自信还有号召的能力，也并没有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竖起反社会主义的旗帜。
首先，如上面所说，他们在全国人民中间是孤立的。
他们不但不能动摇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联盟，也得不到工商业者和富裕中农的多数的支持。
其次，就在各民主党派中和资产阶级知识界中，他们也处于少数的地位。
在各民主党派中，在资产阶级知识界中，由于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共产党对他们所采取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已经形成了一个转入无产阶级立场的左派，但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间还不长，他们也还是一个比较的少数。
各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知识界的多数，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还在动摇观望于左右两翼之间。
他们还没有放弃对于资本主义的依恋，但是他们也并不敌视社会主义。
鉴于这种情况，资产阶级右派在1956年决定按兵不动，等待时机。
按照右派分子的观点，对他们“有利”的时机总是会来的。
匈牙利事件是他们的时机。
毛主席报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又是他们的时机。
1957年05月，共产党决定整风，这对于右派分子当然更是好时机。
于是他们向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发起了大举进攻。
他们攻击社会主义的各种制度和政策，特别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
他们公开地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并且要求共产党下台。
资产阶级右派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假面具撕破了，反对劳动人民的凶恶面目露出来了。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
他们同劳动人民的矛盾不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是敌我之间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曾经趋于缓和的阶级斗争，由于右派的猖狂进攻，再一次尖锐化起来了。
人民群众不能不坚决地彻底地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人民群众认识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不随之以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是对敌视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进行坚决的彻底的政治斗争，直至他们投降为止。
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所谓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说取得政权。
在我国，政权问题在1949年已经基本上解决了。
无产阶级已经牢牢地掌握了国家的命脉，因此才有可能用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但是右派分子的进攻证明，无产阶级对于国家政权的领导，就某些方面说来，还不是巩固的。
无产阶级对于某些国家机关和某些文教组织还没有真正建立起自己的领导。
对于右派分子，无产阶级当然不可能实现领导，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敌人。
对于中间分子，特别是受右派影响较深的那些中间分子，无产阶级也只有一种不甚巩固的领导。
反右派斗争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要在我们国家的一切方面把无产阶级的领导巩固地树立起来。
所谓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说要把右派分子（除非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逮捕起来，或者加以肉体上的消灭。
反对右派分子的方法，仍然是群众性的辩论，仍然是摆事实，说道理，把右派分子一一地驳倒。
我们国家的情况不需要对右派采取极端的政策。
我们要坚决粉碎右派的进攻，我们也要使一切愿意真诚悔改的右派分子得到改造的机会，尤其是要使广大群众在反右派斗争中得到教育。
使广大群众在反右派斗争中得到教育，这里包括左派和中间派。
对于左派，是要使他们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和受到锻炼。
对于中间派，是要使他们在思想上同右派划清界限，克服自己在资本主义立场和社会主义立场中间动摇不定的两面性，是要在思想上进行自我改造，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并且有一部分从中间派归入左派，扩大左派的队伍。
所谓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主要地就是对中间派说的。
中间派是可以同无产阶级合作的，也是无产阶级所必须争取的，但是他们同无产阶级之间有矛盾。
这种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应当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
所谓中间派，就是动摇于左派和右派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革命和反动之间的人们。
左派和右派都是坚决的，而中间派是不坚决的。
就全国人民来说，左派是绝大多数，中间派是少数，右派更是极少数。
但是就目前的知识界的情况说来，如前面所说，左派暂时也还是比较的少数，多数还是中间派。
中间派可以跟着右派走，也可以跟着左派走。
右派之所以敢于进攻，就是由于中间派的存在，就是由于右派还有可能同左派争夺中间派。
因此，不解决这一部分人的政治立场问题，反右派斗争就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
知识分子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他们同经济基础的关系，好比毛同皮的关系。
现在，旧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灭亡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唯一的出路，就是在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开始新生活，就是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全心全意地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否则，知识分子就会成为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
目前的中间派的知识分子，如果不向左转，不向劳动人民靠拢，就多少类似这种“梁上君子”。
这是过渡时期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因为他们虽然并不坚决拥护资本主义，但是毕竟还没有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
他们对旧世界还有留恋，对新社会还有些生疏，常有“不能掌握自己命运”之感。
当然，这种现象是不会持久的。
他们或者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经过一段时间，终将站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方面来。
同样，城市中的工商业者，农村中的富裕中农，多数在目前也在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
无产阶级、广大的劳动人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要团结一切还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们，帮助他们尽量缩短动摇的时间。
为了团结中间派，就要坚决反对右派，并且批评中间派的动摇性。
思想革命就是要革掉他们的动摇性，使他们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工商业工作者和社会主义的农民。
目前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发展成为全民性的斗争。
这一场斗争对于粉碎右派，教育中间派和社会上的一切人，都具有伟大的决定的意义。
当然，一次斗争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为了完全解决问题，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我们有更好的条件来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又将反过来促进和加强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加速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的建立。
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这是右派还敢于进攻和中间派还在动摇的一个客观原因。
只有建立了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充分巩固。
争取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这是我国人民在整个过渡时期的伟大历史任务，它将还需要经过十年至十五年之久。
全国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全体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人民应当团结一致，加紧努力，改进工作，为尽快地和尽可能完满地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建成完全巩固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好党之所恶　恶党之所好
李蕤一身都是反动的“傲骨”
本报武汉17日电
一向是以“正直敦厚”面貌出现的作家协会武汉分会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李蕤，在反右派斗争中，经过群众揭发，原来是一个长期耍着两面派手法的个人野心家，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右派分子李蕤歪曲说党的领导只强调政治，不要文艺特质。
几年来一直抓住这个问题向党进攻。
李蕤对解放初期武汉市提出来“为工人为生产服务”的工人文艺方针，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攻击和歪曲。
他认为这就是忽视文艺特质的“庸俗社会学的理论”。
李蕤非常看不起工农作者的作品，像发表在长江文艺上的工农作者的创作，他一律以“平庸灰色”“水平低”“公式化概念化”等加以排斥。
在1953年讨论武汉市工人文艺方针的座谈会上，李蕤公然说：
“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提法成问题，文艺就是为人服务的。”，
露骨地表明他借反对庸俗社会学为幌子，而企图根本否定工人文艺方针的作用和意义。
为了达到取消党的文艺领导的野心，李蕤一贯采用了两面派手法。
在群众中，他把自己装扮成受打击、排挤、有职无权受迫害的样子，他把党员与他在文艺问题上和工作上的争论，都故意歪曲为对他实行宗派主义的打击和压制。
他恶意地把革命队伍分为“傲骨”和“媚骨”两种，他赞赏所谓“抗上”精神，同情所谓“弱小”。
他认为一贯坚持反党的右派分子姜弘以及有反党情绪、对党不满分子具有“傲骨”、“抗上”精神，凡受组织批评处分，或肃反中受审查者，他都目之为“弱小”，而一一施以温情，加以拉拢。
对于靠近党的党团员积极分子，则诬蔑为“媚骨”，“不是脊椎动物”“逢迎拍马”等。
党内批评了一个党员青年作者的某些骄傲自满情绪，李蕤以安慰他的口气进行挑拨说：
“你这个人树大招风呀！”
意思就是说他遭到别人的忌恨了。
他还拿那些经过领导成员讨论决定的问题去煽动群众起来“去和他们（指领导）闹”并嘱咐说：
“别说这是我告诉你们的。”
在作家协会分会内凡是党的领导认为正确的应该坚持的东西，他一概都在背地里竭力反对、排斥，反之则欣赏，并乘机进行拉拢、挑拨。
只要那里有可以破坏党群团结，败坏党的领导威信的可乘之隙，李蕤的手臂就伸到那里。
他一方面以温情、友谊的假面目拉拢一部分人，一方面即极力攻击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同志都说成是不学无术、品质低劣、狭隘昏庸的人。
李蕤的两面派手法表现在各个方面，他几年来始终表示迫切希望入党。
今年05月份，作协分会党支部大会因受他两面派的蒙蔽，讨论他入党（上级未批准）时，他说他进入会议室就像进入怀仁堂一样使他振奋。
可是就在这个时期，他却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勾结右派作家姚雪垠和右派分子姜弘等，向党进行了恶毒的进攻，他鼓动他们大量而尖锐地写文章攻击武汉党的文艺领导，投给文艺报、文汇报等发表，以便造成对“武汉三大主义的里外夹攻”的局势。
在鸣放中，他以为共产党的形势已岌岌可危，于是表示“在群众的感染与教育下”，就不得不“也准备卷卷袖子，扫掉身上的暮气，而参加战斗了”。
反右派斗争一开始，李蕤马上写了反右派的文章“比一比”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假意歌颂共产党如何正确伟大，另一方面，他却利用他全权领导长江文艺编辑部工作的有利条件，仍然有计划地组织大批向党进攻的文章，在长江文艺的杂文、短论及文艺笔谈等栏目内发表，将长江文艺的理论部分引向资产阶级方向，变成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
自7月09日到9月11日两个月来，经过作协分会大小十七次会议和两天文艺界大会的揭发和辩论，李蕤的右派面目已完全暴露了，但李蕤对自己的问题始终没有主动交代，而是步步设防，百般狡赖。
直到最近一次会议，在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面前，他才不得不承认一些问题，但仍然是避重就轻极不深刻。

拒绝工作写反动文章
周大觉向右派头目献策
本报讯
北京航空学院助教、右派分子周大觉一向对社会主义抱着敌视的态度。
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他拒绝教研室分配的工作，整天忙于搜集材料，准备编写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文章。
在整风开始后，他认为时机已到，就写出“我对目前形势的看法”。
他荒谬地认为三害产生的根源是“生产关系”，只有“改变制度”的办法才能“解决矛盾”。
所以他就恶毒的提出，“党的领导应逐渐退出生产体系”。
周大觉把这篇荒谬透顶的文章献给右派头目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并散发各地。
他在给右派分子葛佩琦的信上说，对“要杀共产党”的话感到“内心共鸣”，如果能介绍一些与他有共同观点的人，则不胜感激。
他还妄想译成英文寄到国外去。

拔除陈仰之右派集团的据点
罗江云反动面貌被揭露
山东青岛市第2中学右派分子罗江云（女）的反动面貌，已被揭露出来。
右派分子罗江云，是以民盟青岛市委副主任委员陈仰之为首的右派集团安设在青岛第2中学的一个据点。
她极力反对历次政治运动，特别对肃反运动更加仇视。
她造谣说肃反运动“过火现象十分普遍”，她主张成立“平反委员会”为“含冤受屈者伸冤”。
为了效忠于以陈仰之为首的右派集团，她还积极攻击青岛日报，提议由民主党派合办“星期日刊”，企图夺取党的宣传阵地。

民主党派要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
李维汉在统战部茶会上向民主党派代表和工商联执委讲话
新华社17日讯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今天晚上在北京饭店举行茶会，招待出席各民主党派全国整风工作会议的代表，及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
李维汉部长在会上作了为了过好社会主义革命关，各民主党派需要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的讲话。
出席今晚茶会的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和全国工商联的代表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共一千二百多人。
李维汉讲话以后，民盟主席沈钧儒和民革主席李济深也讲了话。
他们说，李维汉部长今天晚上的讲话很诚恳、很重要。
民主党派一定要打垮右派，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湖南司法改革成绩巨大右派恶意诬蔑不值一驳
湖南司法厅干部列举有力的事实痛斥鲁兰馨无耻的诽谤
据新华社长沙17日电
湖南省司法厅人员揭露和批判了原湖南省人民法院民事庭审判组长鲁兰馨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恶毒言行。
右派分子鲁兰馨在大放大鸣中竭力诋毁司法改革工作，诬蔑湖南的司法改革“改坏了”，司法改革是把旧司法人员“一脚踢开”；
司法部门“领导水平低”，“一年不如一年”。
因此，他主张对司法改革工作来一个“复查”，企图在“复查”中推翻司法改革的巨大成果。
鲁兰馨还竭力为伪“六法”招魂。
他否认法律的阶级性，说“社会主义法律和资本主义法律没有本质的不同”，“法律有继承性，解放前的法律现在还可以用”，公开宣称：
“我不服从什么阶级不阶级。”
他说，“司法工作不需要强调立场观点，现在审判案子强调这些，我一听就反感。”
鲁兰馨知道共产党不会让旧司法制度和旧法复辟，因此极力反对共产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
他说：
“只有不听党委的领导，自己作主，才叫独立审判。”
针对鲁兰馨这些恶毒的谬论，司法厅广大干部在会上和大字报、黑板报上，用各种事实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大家指出，湖南省在司法改革以前的确发生了一些错案，但绝大部分是旧司法人员办的。
司法改革以后，司法工作突飞猛进，去年下半年，全省绝大部分县就已经消灭了错案现象。
因此，鲁兰馨所谓司法改革“改坏了”的说法，完全是恶意的捏造。
大家指出，在司法改革中，人民政府对旧司法人员作了妥善的安排，对其中的犯罪分子也从宽处理。
旧司法人员中，只有1.3％的人因为罪恶深重被判刑，有的人因为品质恶劣等原因被遣散回家，其余大部分人安排作其他工作，少数人仍旧留作司法工作，鲁兰馨就是一个。
因此，鲁兰馨所谓对旧司法人员“一脚踢开”的说法，显然是在恶意的抹杀事实。
大家同时指出，由于共产党的领导，全省司法工作已经取得伟大成就。
现在全省共有人民陪审员一万六千多人。
全省的案件，除了牵涉到国家机密以及牵涉到个人阴私等的案件以外，都是公开审判的，今年上半年公开审判的案件就占全部案件66.2％。
所有这些成就是右派分子抹杀不了的。
大家举出许多事实，驳斥了鲁兰馨所谓“法律有继承性”的谬论。
据揭露，鲁兰馨在解放后的减租退押运动中，运用他的“法律有继承性”的谬论，公然在作法律解答时宣称：
过去国民党行政院颁布的“二五减租”通令“仍然有效”。
鲁兰馨吹嘘他解放以后没有办错过案件。
但据大家揭露，他在解放后在判案和作法律解答中，就曾经发生包庇地主、资本家和维护封建婚姻制度等事件八起。
例如他在解答一个案件中的问题时，竟然宣称农民解放前欠地主的债“应即归还”。
据揭露，鲁兰馨在大革命失败后就作了共青团的叛徒。
以后他历任伪地方法院、伪高等法院的推事、书记官、代理书记官长等职务十四年，并且当过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为国民党反动派忠实服务。
现在，鲁兰馨对他的反动言行已作了部分交代，司法厅干部正在继续对他进行说理斗争。

知识分子的两面性及其他
——各民主党派整风工作会议侧记
本报记者
关于知识分子两面性的争论
在中国民主同盟全国整风工作会议小组会议上，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两面性问题引起了热烈的争论。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中间分子有接受社会主义的积极的一面，也有留恋资本主义的消极的一面，这一点，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但是对于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和右派是否有两面性的问题，却有些不同意见。
有人认为右派也有两面性。
他举出一个例子：
“他所在地区有一个右派分子，表面上口口声声拥护党的领导，暗地里却串连了一部分教职员向党进攻。
这难道不是他的两面性”。
有人立即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这只是说明右派分子是两面派，会耍两面手法，两面派和两面性当然不是一回事。
更多的人补充了这个意见，他们认为：
右派分子只有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消极的一面，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派，根本没有接受党的领导、接受社会主义的积极的一面。
因此，他们没有两面性，只有一面性。
知识分子中的左派有没有两面性呢？
有人说，左派也有两面性，只不过阴面少，阳面多一些而已，因为他们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
认为：
真正的左派是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他们已经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社会主义的立场上。
大多数人同意这种看法。
他们认为：
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左派和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左派不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左派只能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社会主义立场上，如果还留恋资本主义，那就不是左派而是中间派了。
认为左派也有两面性的人，也举例说明自己的看法：
在大鸣大放中，知识分子中的左派也有同情某些右派言论的，这难道不是消极性的一面吗？
主张左派没有两面性的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所谓同情某些右派言论，如果只是一时认识模糊，而并不涉及根本立场问题的话，那是思想问题或思想作风问题，不能因此就说他们有两面性。
他们认为，所谓左派，是指已经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人，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左派就不要思想改造了。
相反的，为了在大风浪中也能站稳立场，就需要更好的进行思想改造。
右派分子是“鸣放”出来的吗？
民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右派分子？
在民盟整风工作会议的小组会上有人提出说，这是党的大鸣大放政策坏了事。
他认为这一方针提出后，在民主党派中，冲淡了接受党的领导的问题，因此，就放出了那么多右派分子。
多数人不同意这个看法，他们陈述了很多理由，一种理由是：
党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是要大家帮助党整风，并没有叫大家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而且，党早就提醒大家“毒草要铲除”。
另一种理由是：
右派分子并不是在鸣、放中才生长起来的，他们原来就是右派分子，只是在鸣放中才现出原形。
如果一个人本来就不是右派分子，也决不会在鸣、放中放成右派。
很多人都同意这个意见。
大家还举出事实，证明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上海有一个盟员，在鸣、放中，对本单位党组织提出了许多尖锐的但是善意的意见，党不仅没有把他当成右派，而且接受了他的正确的意见，改进了工作。
另一位代表还说：
有些人即使在鸣、放中放出些错误意见，但是，只要不是站在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立场，也不会被当成是右派。
中山大学有一盟员，平时的确一贯地爱护党，这次鸣放中，由于一时认识不清，也曾放出了些错误言论。
党和盟组织帮助他认识了错误，他自己也沉痛地作了检查，大家都很满意。
因此，大家认为：
不是党的鸣、放政策坏了事，而是右派分子利用党的鸣放政策，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怎样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
知识分子通过什么样的道路来改造自己的思想，民盟整风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
有人认为知识分子首先是学习业务，应该通过业务改造自己的立场、观点。
因此，他主张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首先是向科学进军。
许多人的看法不是这样，主张要进行思想改造，首先应该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政治指导业务；
如果离开这个前提，那末，科学家就只能在显微镜底下看原子核，对于五亿工农联盟却看不见，还是没有知识。
有人认为这一说法还不完全，因为知识分子最容易犯教条主义的毛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能言、能知、还要能行。
对于
“能行”这一点，多数人体味特别深刻，他们感到知识分子说道理容易，实行起来难。
好几位代表举出参加体力劳动、和工农结合等问题为例，一位代表说：
他去年曾和农民一道摘棉花，劳动了二小时后，就累得不行了。
另一位代表颇有感慨地说：
知识分子一谈思想改造，总说要和工农结合，可是有些真的下到工厂、下到农村的时候却又鄙视工农，说工农没有文化。
因此他体会到：
知识分子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必须理论结合实践，必须和工农相结合。
“九三”的问题不大吗？
当全国反右派斗争开始的时候，“九三学社”里面曾经流传着这样一种论点：
“我们九三是小党派，问题不大”，“我们九三只有科学家，没有政治家”，“九三是搞业务的，对政治野心不大”。
问题究竟是怎样呢？
在这次整风工作会议上得到了回答。
据各地汇报的不完全统计，全社六千多社员中，初步揭露的右派分子已经有四百四十多人，超过了社员总数的7％。
全国三十六个地方组织中，有三十四个组织发现右派分子。
在太原，右派分子竟占社员人数的三分之一。
像北京的薛愚、南京的高觉敷、青岛的陆侃如、兰州的陈时伟、云南的秦瓒，实际上已经把当地的地方组织变成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
在已经揭露的右派分子中，有首倡“党天下”谬论的储安平；
有诬蔑宪法“不如手纸”、企图组织反动政党的顾执中；
有一贯反党，在鸣放中带领学生来京“请愿”的陈时伟；
有煽动药房工作人员“吐苦水”闹事的薛愚。
杭州代表朱新予说：
“杭州分社原来也认为‘九三问题不大’，后来揭露了以王承基为首的右派集团，大家才不免大吃一惊，感到过去是看错了。”
“看错了”，这是这次到会代表的一致看法。

民建工商联联席会进行大辩论
资本主义思想是否反动？
民建工商联联席会进行大辩论
据新华社17日讯
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的二百多位中央委员，这几天在两会联席会议上展开了一场关于政治立场问题的大辩论。
资本主义立场的反动性，是这次大辩论的中心题目。
自9月12日开始，经过四天的讨论，目前已进入高潮。
许多委员在会上各抒己见，充分发言。
在会议休息时，大家也自动举行房间小组会，自由漫谈。
山东、江苏的委员们在讨论中，认为同一件事物，由于各人政治立场不同，看法也截然不同，如对于社会主义的好处，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三天三夜也讲不完，站在资本主义立场，只用“今不如昔”一句话就把新社会诬蔑成为漆黑一团，这就是立场问题。
再如社会主义改造，从工人阶级立场看，资本家把企业交还工人阶级，是理所当然的，但有些资本家却把交出企业当成一场“交易”，以为企业交出就应该“一本万利”，向政府要名、要位、要利；
右派分子章乃器把资产阶级交出企业看作是“带着礼物”进入社会主义，比工人阶级还“伟大”，这些都反映了资本主义立场的反动性。
来自上海、广州等地的委员列举各地部分工商业者要求退出合营企业，企图走资本主义回头路的事实，来证实坚持资本主义立场的破坏作用。
据调查，仅上海一地，最近二、三个月地下螺丝钉厂已从二十四家发展到二百零四家，退出合营的有六百多户。
在讨论资本主义立场的反动性时，有人提出：
资本主义立场是反动的，资本主义思想是不是反动？
它和立场的关系如何？
北京小组有少数委员认为，资本主义立场是反动的，可是不能说资本主义思想也是反动的，因为一个人即使站稳了立场，也往往会冒出资本主义思想。
章元善、乐松生、莫艺昌、李贻赞、陈邃衡、陆其康等一致认为，把立场和思想割裂开来是不合逻辑的，资本主义立场和资本主义思想都是反动的。
当这一问题的辩论逐步深入后，上海、江苏小组有一部分委员又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说，资本主义思想不能说全部是反动的，应该区别对待，具体分析。
如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资本主义思想是反动的，而在小是小非问题上资本主义思想不是反动的，如果把所有资本主义思想都说是反动的，这对工商业者的改造也是不利的。
汤蒂因不同意这种看法，她说，应该把资本主义思想当作病菌，侵蚀到人体都有坏作用。
例如一个人生了肺病，你不能认为第1期肺病不严重就不去治疗，等到发展到严重的程度就不可救药了，因此她认为资本主义思想不管程度怎么样，都是反动的。
企图合法地保留一部分资本主义思想，对改造是很不利的。
张敬礼说：
我们对资本主义思想应该深恶痛绝，不要在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中，分出那一部分反动，那一部分不反动，这对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没有好处。
委员们又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
既然资本主义立场和资本主义思想都是反动的，为什么陈叔通主任委员在大会报告中说“资本主义立场反动，不等于说今天还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立场的人都反动”？
另一个是：
目前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是很普遍的，这样提出来是否对工商界震动太大了？
漆琪生、刘靖基等人都认为提出资本主义思想的反动性，确会在工商界中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引起震动，这种震动是有积极意义的。
他们用亲身体会来说明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要不是党大喝一声，震动一下，自己也可能要犯更大的错误。
但是他们都认为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不能说都是反动的。
刘靖基说，目前资产阶级中分为左中右三派，右派分子坚持资本主义立场，敌视社会主义，当然是反动派；
而中间分子存在着两面性，他们虽然基本上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立场，留恋资本主义；
但他们能接受共产党领导，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人，在他所做的某些错误事件上可能是反动的，但这个人不能说是反动的。
15日晚上由大会文件起草委员会主持的大辩论会，把论战引向高潮，自动要求参加大辩论的有二百多人，发言极为踊跃。
有的为了说明自己意见，多次要求发言。
这种自由辩论的气氛，是在会议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开始时，大家对中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就工商界整风问题发表的谈话中指出资本主义立场是反动的，感到震动。
但是不少人思想有顾虑，甚至错误地害怕发表意见会被别人扣上“右派”帽子，不愿坦率地表示意见，有的意见很隐晦。
经过大会主席团动员、启发，并且有一部分委员首先敞开了自己的思想，相互酝酿、交流意见，辩论就逐步展开。
目前辩论会还在继续进行。

阴谋篡夺地图编绘出版事业的领导权
章高炜葛绥成反动面目被揭露
本报讯
地图出版社在反右派斗争中，已经揭露出妄想篡夺人民地图编绘出版事业领导权的右派分子章高炜和猖狂放火的葛绥成。
现在正对这两个右派分子进行说理批判。
章高炜是地图出版社的制图技术人员，民革成员。
他认为共产党要整风是因为“处在匈牙利事件的前夕”，以后要“开放政权”，因此他要“以民主党派成员的身份，参加地图社的共同领导”，以逐步篡夺地图出版社的领导权。
章高炜从党的领导到党的政策进行了全面攻击。
他污蔑党对国家的领导是“一党专政”。
他主张“民主党派要能真正独立存在，必须拿出符合它的阶级基础的政治主张来和党分庭抗礼”。
他诬指共产党内“也是少数人领导，少数人决定一切”，“党根本不可信任”。
他本来是一个被政府宽大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但是，他却恩将仇报，污蔑“肃反运动是三大主义的总和”。
他威胁组织恢复他的所谓“名誉”，并鼓动过去“被整被斗的人”向党算账。
葛绥成是地图出版社的编审，九三学社社员。
党的整风一开始，他就煽动对工资不满意的人向党“算账”。
他要党员总编辑下台“去学四、五年”。
他还大骂积极分子在鸣放中“连屁都不放”，对积极分子施加压力，要他们向党进攻。
据揭露，章高炜是由中统头子陈立夫和叶楚伧介绍加入国民党的，曾经取得特字号的党证。
他还担任过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直属北碚区党部候补委员、秘书等职务，曾亲手制作过江西“剿共”地图。
在他参加地图出版社工作以后，仍一贯进行反党活动，散布反苏反共谬论。
葛绥成曾当过英士大学训导长和国民党英士大学区党部书记，还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恶霸地主。

陈体强妄图在国际法领域中称王
首都政法界揭穿他的野心批判他的谬论
据新华社17日讯
首都法学界座谈会今天揭露和批判了披着学者外衣的政治野心家、右派分子陈体强、王铁崖的反动言行，彻底揭穿了他们企图篡夺国际法科学领导权的阴谋。
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孟用潜首先对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右派分子陈体强的反动言行进行揭露和批判。
孟用潜说，陈体强在解放后历次运动中都不是积极分子，而在右派猖狂向共产党进攻的时候，他却成了带头点火的积极分子。
他鼓动别人向党进攻，并且告诉提意见的人要集中攻击党的支部书记。
05月底6月初在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座谈会上，右派分子陈体强、田保生、陈公倬发动一个签名运动，准备写信给那时即将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那封信是一个反党文件，他们在反对所谓高级干部特殊待遇的借口下，将党丑化成一个“反人民的、追逐享乐的封建特权阶级”。
06月07日，他在法学界座谈会上攻击我国的宪法和国家的根本制度，否定我国几年来在国际法方面的成就，恶意宣传“国际法存在有危机，科学水平低得可怜”，企图向党夺取国际法学的领导权，使资产阶级法学复辟。
孟用潜又说，陈体强在国际法学方面的反共活动有他自己一套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也就是有纲领、有计划、有步骤的。
陈体强对于资产阶级国际法学是五体投地的，他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立场。
陈体强说我国的“国际法学存在有危机，科学水平低得可怜”，是不符事实的。
二次大战后，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日益重大的作用。
在国际上同我们敌对的是帝国主义。
我们以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基础，争取团结民族主义和和平中立国家，争取团结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以孤立帝国主义。
在这个斗争中，我们的国际关系一定要按这个战斗方向安排，不能照抄以往的国际关系的历史和国际法标准。
因为那是资产阶级世界做出来和写出来的。
八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也有不少新的创举。
八年来我国国际关系的实践都是在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进行的，其中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应该很好地加以总结，并从法理上加以肯定。
这只会丰富和充实我国的国际法学，那里来的危机呢？
孟用潜又说，陈体强篡夺国际法学领导权的重要步骤是将过去搞资产阶级国际法学的人重新集中起来，成为他可以依靠的一个力量。
这就涉及到院系调整问题。
陈体强积极支持钱端升提出的“院系再调整”，支持钱端升的不要共产党领导的大法学院计划和王铁崖的大国际关系系计划。
陈体强一面支持王铁崖，一面在争夺国际法的领导方面另有一套计划。
陈体强到国际关系研究所担任国际法组长后，一直企图把持国际法组作为他个人的政治资本和反党的据点。
陈体强是政法学会的副秘书长，企图在政法学会成立国际法组，还想另外成立一个国际法协会。
在法学界座谈会上，他公然说：
“我国国际联系日益频繁，将来联合国、国际法院能派谁去？
不能只凭立场而派老干部，应派一些内行的人去，在那里不能在开会时打电报回国请示，要有当机立断的能力”。
陈体强狂妄的个人政治野心在这几句话里暴露得十分明显。
外交学院副院长何戊双在发言中指出陈体强在攻击新中国国际法科学的同时，还攻击了解放后从事国际法教学工作的年轻干部和培养这些干部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外交学院。
陈体强以反对宗派主义为幌子，举出一些所谓“事实”，说中国人民大学和外交学院的年轻人，垄断了国际法的教学工作以及有关的工作。
何戊双说，这是不符事实的。
解放后，有一些老专家在国家机关中工作，有一些专家继续从事国际法的研究工作或做教学工作。
就拿陈体强攻击的东北人民大学来看，那里的老专家不是像陈体强所说的那样“没有开课”，据我们所知，在那里有一位教授担任国际法教研组的组长，并担任一部分讲授工作。
何戊双说，陈体强歪曲事实，是为了恶意攻击共产党。
政法学会副会长张志让，理事阎宝航、周鲠生，国际关系研究员李浩培也在会上发言。
周鲠生在发言中着重地批判了陈体强在国际法科学方面向党进攻的谬论。
他说，陈体强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出发，敌视国家培养的国际法学的新生力量。
陈体强还推崇自己是国际法的“内行”，否定老干部的作用。
周鲠生说，陈体强对于国际法所发出的谬论，可以看出他是恶意地对现状不满。
周鲠生要陈体强深切悔悟，彻底改造。
陈体强在会上作了检讨。
他在检讨中只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没有交代篡夺国际法学领导权等方面的具体活动。
参加座谈的法学界人士对陈体强的空洞检讨表示不满，纷纷写条子要他交代他和章罗联盟以及右派分子钱端升的关系。
北京大学教授、政法学会理事芮沐说，在批判陈体强时，不能不同时提到另一个右派分子王铁崖（北京大学教授），因为他们自吹“现在搞国际法的只有我们两人”。
芮沐说，王铁崖一贯否定国际法科学的党性阶级性，相反的，他主涨大量翻译资产阶级国际法的著作。
王铁崖还叫喊国际法科学在中国“绝种”了，抹煞我国八年来建立法律科学的成就，并说共产党不能领导法学和国际法律科学，企图篡夺共产党在国际法律科学方面的领导权。
到了共产党整风的时候，他的丑恶面目和野心全部暴露出来。
他阴谋计划成立一个不要外交部领导的“大国际关系系”。
他还恶意污蔑政法部门的领导，说“政法界保守，有关门主义”，“共产党借口阶级性强，垄断政法界”。
首都法学界座谈会还要继续举行。

共青团员的第1课
共青团清华大学委员会书记　阮铭
资产阶级右派是青年的最阴险的敌人。
他们处处耍弄两面手法，打起“帮助党整风”的迷人旗帜，煽惑群众向共产党进攻。
他们装扮成“义士”和“剑侠”，向共产党和无产阶级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
他们装扮成“独立思考”的“才子”，以反教条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
他们无恶不作，却装成青年的“知心朋友”，骗取人们的同情和相信，以达到篡夺党对青年的领导，把青年引向资产阶级方向的罪恶目的。
乌云弥漫的日子
清华大学学生中的右派分子，是以否定肃反运动开始来否定整个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
右派分子冯国将、罗兰（原名韦德高）等人，把肃反运动说成一团漆黑。
冯国将污蔑肃反运动的结果是“混淆了敌我。
扩大了人民内部矛盾。
人权、宪法被破坏殆尽！”
罗兰也叫嚣肃反是“人权被蹂躏！
宪法被践踏！”
为了证实他们的这种反动观点，右派分子竟无耻地用捏造谣言来欺骗群众。
右派分子马琦（原名马维琦）还提出了“还政于民”的反动口号。
马琦等右派分子，又打着“独立思考”、“反对教条主义”的招牌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
马琦声称要“坚决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迷信”。
诬蔑党团员是“马克思的自私的逆子”。
学生中的右派集团“庶民社”更以八个共青团员为骨干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这个集团的头目孙宝琮，竟幻想在中国来个“匈牙利事件”。
他曾狂妄地说：
“假如清华有二十个俺这样的老孙，就会闹得天翻地覆”。
直到反右派斗争揭发了他的反共阴谋以后，他还声称要和共产党干到底。
他领导下的庶民社，在短短的十天内，就出了三期油印报，四期墙报，一次“漫画”专刊。
在他们的文章和画里，充满了对党的各项政策和党的干部的恶毒攻击。
同学们在揭露批判这些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深深体会到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
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敌人还没有放下武器。
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和共产党争夺青年。
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积蓄力量、窥测方向，一有时机，就抛出他们的毒剑。
在对钱伟长的斗争中，同学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资产阶级右派在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中，特别看中了青年。
他们妄图夺取党对青年的领导。
并进一步实现推翻整个党的领导的政治阴谋。
这一次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对于每一个共青团员的一次严格的考验。
在斗争中，有人立场坚定、认识明确、积极与右派分子作斗争。
有人投降叛变，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有人动摇于左、右两者之间。
现在来看一看他们的表现吧！
严峻的考验
在右派分子开始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一个短时期内，不少共青团员暂时迷失了方向，发生过犹豫和动摇。
但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高度政治嗅觉的人。
他们在右派分子摆布的迷魂阵中，也嗅得出谁是敌人？
谁是朋友？
06月06日，右派分子进攻最猖獗，校内乌云弥漫之际，建筑系二年级的共青团员罗健敏，第1个贴出“共青团员们，起来战斗”的大字报，号召同志们擦亮眼睛，站稳脚跟，为维护社会主义的利益斗争！
接着，他不顾班上右派分子和一时为右倾思想所蒙蔽的群众对他的不满和几次开会围剿，继续出了几张批判右派分子黄万里的大字报。
同时出来向右派分子展开激烈论战的，还有一批优秀的共青团员和党员干部。
工程物理系的刘乃泉、曹小先等同志，组织了一些阶级立场鲜明，有战斗力的党员和团员建立了战斗小组，向污蔑党的肃反运动的右派分子罗兰进行了斗争，并且首先发动对清华右派头目钱伟长的批判。
第1张批判钱伟长的大字报贴出去后，广大群众对钱的面目还认识不清，不少人起来为钱伟长辩护，但他们并不因此气馁。
再接再厉地连续工作三十六小时，写成了二十二页的大字报“再评钱伟长的态度”，针对钱伟长的右派论点，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批判。
这张说理充分的大字报，立即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机械系的张孝文、吕孝勤等同志，组织了“歌德社”展开了对右派分子黄万里的批判。
还有土木系的周允正、刘方；
建筑系的萧林、过于执、红叶等同志，都是最早一批投入战斗的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他们坚定地依靠党委的领导，冲破党内、团内某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各种阻挠，在乌烟瘴气的清华园里插起了第1批光彩夺目的红旗，聚集清华园内的左派力量，开辟了反右派斗争的前哨阵地。
自此以后，愈来愈多的群众聚集到党的周围，左派的声势一天比一天浩大。
在右派的进攻下，也有少数团内的不坚定分子走上了可耻的叛变道路。
最突出的是电机系团总支委员会。
在总支书记刘倬云的领导下，全部丧失立场，使整个组织在一个时期内完全陷于瓦解、瘫痪状态。
刘倬云本人出身于地主家庭，一贯具有浓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入党后没有得到改造。
整风一开始，他为了保持个人威信地位，
“争取群众拥护”，就到处寻找对党不满和肃反被斗的同学，进行丧失立场的检讨。
他并且纠集两个党支部书记共同贴出向党进攻的大字报，和右派分子一个腔调地污蔑党的肃反政策。
电机系总支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也在刘倬云的领导下到各班去煽动点火，发动对党委的猖狂进攻。
在右派分子进攻的毒焰下，一部分中间群众曾经暂时迷失过方向，分辨不清是非。
甚至对右派分子进行过鼓掌喝采。
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他们中有不少人还搞不通思想。
经过了三个月的激烈战斗，绝大部分群众都提高了思想认识。
例如建筑系有一个女同学，在开始听了冯国将“控诉肃反”的“演说”后，曾经信以为真，还写信给冯国将表示同情和慰问。
但是当全校揭露了冯国将造谣污蔑党的肃反运动和一贯敌视党和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后，这位女同学思想上才起了剧烈的转变，义愤填胸地上台揭露冯国将的罪恶活动和欺骗手段。
许多同学感到这次反右派斗争收获巨大。
有人说：
“三个月的战斗，胜读三年书。”
确是如此。
这三个月对于人们，尤其是对于缺乏实际斗争锻炼的青年学生们，是多么不平常的日子，有多少值得记取的教训啊！
值得记取的教训
现在，清华大学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告一段落，但这只是战斗的第1个回合。
我们正在总结经验教训，以迎接下一学期新的战斗。
我们有哪些值得记取的教训呢？
首先，我们认识到了必须加强无产阶级立场的教育，坚决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
从这次斗争看来，右派分子都有他们一定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
当然阶级出身对人们的思想、立场、作风、感情有深厚的影响。
但重要的问题是要加强教育，进行思想改造。
我们必须继续加强对青年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特别要注意加强阶级立场的教育和组织参加生产劳动，使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改造成为真正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其次，应当加强共青团的组织建设。
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暴露和清洗了少数共青团内的叛徒，使团的组织更加纯洁、更加巩固了。
同时，也发现了不少共青团员的阶级觉悟还不够高，政治嗅觉还不够灵敏。
团的组织，今后还需要继续加以整顿和巩固，以进一步提高团的战斗力。
同时要巩固党对青年学生和共青团的领导。
少数青年学生和共青团员在这次政治斗争中失足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动摇了对党的领导的信任。
因此，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革命的青年学生都必须在思想上清楚地确定党的领导的绝对必要性。
团的组织要教育每一个共青团员为维护党的领导而斗争。

在反击右派的斗争中
新华社记者　陈健
在声势磅礴的反击右派的斗争中，记者访问和接触过不少工程技术人员、机关干部和家庭主妇。
这些普通的、甚至平时不大过问政治的人，如今都成了捍卫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分子。
老工程师据理斥右派
河南工业厅煤矿管理局六十五岁的老工程师胡备三，冒着暴雨，骑着牲口，刚从下边几个矿区检查工作回来，一进机关大门就看到楼上楼下满是大字报。
他在大字报前停留许久，开始有点迷惑，继而十分气愤。
他过去一直认为范凝钫是局里最年青最有才干的工程师之一，可是根据大字报的揭露，范凝钫竟然恶毒地攻击党的领导，污蔑说：
“共产党根本不能领导技术”，“局里的科、局长都是外行”，“新中国不如旧中国好”。
老工程师看到这里，怒不可止，当晚就找领导同志，一定要和范凝钫讲理。
这位老工程师平时不问政治，他的愤怒使局里不少人感到惊讶。
老工程师从事采矿工作已经有三十五年了，光在河南就二十五年。
河南煤矿事业解放前后的变化，他了如指掌。
在说理斗争的大会上，他质问范凝钫说：
“河南最大的焦作煤矿，在解放前，采煤方法全部是旧式的，工人的福利设备几乎等于零，现在全部机械化了，而且有了工人的浴室、食堂、理发店、俱乐部、电影院、托儿所、学校、商店等，这些变化是我亲眼看见的，你能一手遮住吗？
要说到局里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你我都得惭愧，人家不懂，可是肯用心学。
义马新井筹备处的副主任，小时讨过饭，没上过学。
最近他领导工人按期建设了一对中型矿井，我去检查时，质量很好。
咱们的局长温小庭，原来识字不多，可是现在他已经可以在业务会议上，提出工程师们不能提出的技术理论问题了。
面对着这些说不尽的事实，我一向都深深地为它所激动，而你为什么看不见呢？”
右派分子范凝钫在老工程师的铁的事实驳斥下，狼狈万状，哑口无言。
最近记者访问这位老工程师时，他告诉我说：
“我一生的愿望，是把技术献给国家，可是解放前，这路行不通。
解放后，国家的经济建设，蓬勃发展了，我自己有了用武之地，心情很愉快。
我想，只要有共产党领导，自己什么都可以不过问，一心一意干我的技术工作好了，可是，这些右派分子明明是睁着眼说瞎话，想煽起人们对共产党不满。
你想，要是刀把握到他们这帮人的手中，还有咱过的？
我还谈什么技术工作呢！”
老工程师还告诉我，他的三个孩子都是工程师、共产党员。
他说：
“我呢，过去一向都觉着自己老了，不考虑入党了，可是最近，不知怎的，我老想着入党这件事……”。
“我和孩子都反对你”
一个傍晚，郑州铁路管理局的职员家属王兆敏正在做晚饭，儿子潘漱，女儿潘俐匆忙从外边跑回家告诉她，爸爸潘文山是个右派，广播站正在广播。
王兆敏在读报组里参加过好几次关于右派分子的讨论会，一听说自己的丈夫是右派，气得混身直打哆嗦。
这天晚上，她没理丈夫，觉着可恨，羞耻。
她偷偷地溜出去找工会主席，请他帮忙出主意，问他：
自己是个家庭妇女，不识字，究竟该怎样帮助丈夫认罪。
第2天，她照样给潘文山准备了一顿合适的早餐，当她把西红柿鸡蛋面刚端到潘文山面前时，忍不住几乎失声哭出来。
她说：
“老潘呀，你怎么成了右派？
你没良心吗？
你忘记解放前，你01月的工资只能买三十根油条，一家几口挤在一间破草屋里，整年吃不饱，穿不暖，孩子饿的直哭吗？
我跟着你几十年，啥滋味没尝过。
现在你每月九十多元，住三间瓦房，四个孩子一个高中、两个初中、一个小学。
你说共产党不好，说职工的生活没提高，能对得起共产党、毛主席吗？
难道你还盼望过去的苦日子吗？
不成啊！
老潘，我和孩子都要反对你。”
潘文山低着头不说一句话，也不敢正视妻子正义的眼光。
临走时，细声说：
“我正在检查交代。”
这以后，王兆敏几乎每天傍晚都倚在大门口，见到潘文山第1句话就问：
“今天交代得怎样？”
晚上，孩子们都睡了，潘文山坐在灯下写检讨，王兆敏就焦急的坐在一边督促着。
她对潘文山说：
“老潘你的错误很大呀！
昧着良心说瞎话，你对不起所有的人，咱们的孩子在学校都是好学生，听说你是右派，几天都不好好吃饭，你看潘俐都瘦了，你千万不能一错再错，毁了这个家，这家要不是共产党怎么会有今天呢？”
现在，经过各方面的说理斗争，右派分子潘文山已经低头认罪了。

在战斗中成长
——坚持反右派斗争的共青团员吴蕴玉
成都中医学院共青团员、医疗系一年级学生吴蕴玉，在反右派斗争中坚持社会主义立场，和右派分子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表现了共青团员的优秀品质。
吴蕴玉不仅对右派分子作正面的、剧烈的斗争，而且鼓励周围同学不要和他们妥协。
当时学院中的右派分子在他们办的反动刊物上对她进行各种人身攻击，甚至还派人监视她。
但是吴蕴玉丝毫没有动摇，她继续和右派分子进行说理斗争，并揭露了他们用“罢课”“罢考”向党进攻的阴谋。
吴蕴玉的这种维护真理、坚持斗争的精神，得到同学的支持，最近并受到共青团四川省委员会的表扬。
（附图片）
吴蕴玉不仅是反右派战线上的英勇战士，而且还是个努力学习的好学生。
这是成都中医学院的反右派斗争告一段落后，吴蕴玉（左）和同学柯毅正在一起温习功课。
新华社记者　金勖琪摄

立场并不是抽象的
卢宪植
在这次毕业生的政治思想鉴定中，许多学生的自我检查都是“立场坚定”，右派分子也自称为“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说成什么“思想觉悟不高”，或者说自己“具有偏激情绪”等就算了事。
不管他把自己装饰得多么好看，说得多么好听，但大家的眼睛总是隐瞒不过的，当大家把他的思想言行摊开来之后，自己就不得不下结论：
“我的立场不稳”，“我还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
的确大部分学生的立场是较坚定的，他们维护党的利益，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但有一部分学生的立场是动摇不定的，而有的则根本站在原来的地主、资产阶级立场。
立场决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立场的坚定与不坚定，要看你经常的思想和行动，每次政治运动就是检查立场的试金石。
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人，当然是右派分子。
然而经常对政治漠不关心，对各次运动表示沉默寡言，在这次鸣放过程中对右派的言论认为“言之有理”，起了共鸣作用的人，虽不能说是右派分子，但总不能说这种立场是坚定的吧！
平常有这种现象：
当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歪曲、诬蔑或辱骂时，他就会挺身而出，气不可遏地辩驳，维护自己，反击他人，大有不得全胜，决不收兵的气势。
但当右派分子诬蔑和辱骂共产党甚至要叫共产党下台，要把中国拉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时候，你为什么漠不关心？
甚而共鸣呢？
这难道是自己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表现吗？
没有树立起无产阶级的思想，决不会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你如果想知道自己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没有，你就要检查有没有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检查你日常的思想言行，是否与党的利益和社会主义道路相吻合。
一个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抱消极态度、漠不关心的人，他的思想绝不是无产阶级思想。
他也不可能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
（选自西北农学院院刊）

老大娘合唱团歌唱反右派
新华社记者　莫镐群
最近，在沈阳一个职工俱乐部举办的以反右派为主题的晚会上，出现了二十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
她们齐声合唱了“老大娘歌唱新国家”、“向右派分子作斗争”、“谁在放毒”等三支反右派歌曲，博得了一千多名职工不断的掌声。
这二十位老大娘是沈阳市南市区老大娘合唱团的团员。
当她们知道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猖狂进攻以后，表现了无比愤慨，立即集会通过决议，要用歌唱来配合反右派斗争。
一位姓沈的老大娘还写信向她的在部队工作的儿子挑战，信中说：
“你是军人，我是军属，我们都要做个积极保卫人民政权的战士。”
一个多月来，她们已在八个单位的反右派晚会上，在近万名观众的面前，唱过反右派的战歌。
她们一次又一次地使观众掌声不绝，使观众雷动高呼：
“老大娘再来一个。”
人们听了老大娘合唱团的歌声，总是这样谈论着：
“老大娘又走到我们的前头啦，她们真是我们的好榜样。”
在反右派斗争中，合唱团的老大娘们不但用歌声来鼓舞群众的斗志，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还常用谈家常的方式，向群众回忆自己当小媳妇时受气，在日寇和反动派时期吃橡子面、吃霉得发绿的苞米面的痛苦生活。
她们还向群众讲述共产党带给人民的好光景。
老大娘合唱团是在1952年成立的。
它的成员绝大部分是军属和职工家属。
在她们中，年龄最小的有四十二岁，最大的已有六十四岁了。
五年来她们以七十多个配合各项政治运动的歌曲，参加过近四百次晚会的演出。
她们曾用自己的歌声鼓舞了解放军战士和工人。
五年来，她们接到各地寄来的信件已有两尺来高，来信的人里，有志愿军战士，有柴达木盆地勘察队的姑娘，有红领巾的小朋友。

长歌行
李济深
在坚决反右派斗争中，惩前毖后，感赋长歌，愿与我同志互勉之！
由来大众苦沉沦，劳动被呼为小人，？
主奴划然判人格，君轻民贵徒云云，？
奴隶社会何足论，人与牛马视等伦，封建资本两社会，压迫剥削仍因循，马列崛起真理见，不平社会赖翻身。
我国百年多落后，黑暗统治最长久，帝国主义卷地来，官僚资本营蝇狗，？
吮膏吸血各自肥，民不聊生痛疾首，神州沦半殖民地，国之不亡于何有。
10月革命成功始，马列主义证真理，从此人类见曙光，？
中共组织目如炬，中山奋起相提撕，国共合作鱼得水，高潮掀起大革命，形势进展日千里，伤哉先生赉志终，革命事业泰复否。
自兹国运益颠连，独裁统治二十年，内忧外患相煎迫，人民惨痛如倒悬，国土日蹙无底止，大地烽烟炽漫天，水深火热祸孔棘，国势阽危堕九渊，此时革命谁领导，中共义无卸仔肩，号召团结抗暴日，长征北上着鞭先，再接再厉挫凶焰，持久抗战志益坚，获得胜利非幸致，有力援助仗苏联，顽敌已摧固可喜，大憝未除又蠢然，革命进行须彻底，除恶务尽连根搴，？
红旗所向悉披靡，解放功成奏凯旋，中国新生普天庆，万众选出毛公贤，马列主义夙心得，具体实践无差偏，规模阔大高瞻瞩，鸿图硕画策万全，秉钧自具回天手，统一团结史无前。
共和建国才八载，举世望风刮目待，革命尽将旧恶除，劳动拓开新世界，社会主义制度优，人民政权自主宰，对外政策一边倒，和平力量日雄迈，建设更得苏联助，辉煌成就异常快，国家独立趋富强，国际地位彰异彩。
中共领导群情融，赫如旭日升天东，国计民生费荩虑，举废胡能咄嗟中，？
当轴图治心綦切，一夫不获常忡忡，集思广益乃有济，更求党外帮整风，虚怀若谷量如海，使我深佩党大公，讵料右派野心者，心怀叵测苟面从，恶意佯为好意做，趁机打劫势汹汹，才足济奸工惑众，利令智昏塞其聪，党与人民成矢的，社会主义同时攻，阴谋组织兼计划，到处点火张凶锋；
资产知识分子辈，思想意识仍原封，资本教育深中毒，污俗浸染尸生虫；
还有本是资产界，惟利是图蟠心胸，生产资料虽交出，资产意识脑海充，一听右派肆簧鼓，？
自甘鸩毒如醇醲；
复有旧官僚政客，当年威福夸豪雄，一切改革多抵触，兴讹造谤天为雺，只从瑕疵资诋毁，蔑视绩伟与功丰，谬论种种真刺耳，疯狂叫嚣一窝蜂，言行尽皆属反动，坚决斗争勿放松，及早回头原是岸，顽抗到底众难容。
我亦来自旧社会，幸经改造如发蒙，站稳立场明是非，划清界线勿混同，只惭识暗嗅觉钝，辨奸不早何其懵，毒草潜滋损兰芷，非种锄去毋茏茸，力挽狂澜幸未晚，六条标准有所宗，社会主义党领导，恢张大义撞洪钟，全心全意共努力，社会革命定成功，爰赋长歌述微志，严重考验求诸躬。
注一、我国封建统治以来，一向是鄙视劳动人民，被呼为小人。
语见孔子。
注二、孟子曰：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注三、韩愈文，“蝇营狗苟，驱去复还。”
此言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相勾结，残害民生之甚也。
注四、孙中山说：
俄国10月革命成功，带来了人类的大希望。
注五、搴，音牵，拔也。
此言把反动势力连根拔尽。
注六、“咄嗟便办。”
语见晋书。
此言百废待举，不是能够咄嗟立办的。
注七、此言右派鼓其如簧之舌，以淆惑众听也。
五七、九、十三、

驳陈体强关于国际法的谬论
朱力如
我对国际法是外行，但我看了陈体强在法学界座谈会上的发言的第1句话就不能同意。
陈体强说，“国际法，过去在中国一向是很薄弱的，所以只会向外国人磕头”。
把过去中国的磕头外交归罪于国际法知识的薄弱，这是没有道理的，陈体强和他的上司王世杰、王化成的国际法知识总算不薄弱了吧，但他所经手签订的中美商约还不是在对美国人磕头？
所以中国过去的磕头外交并不是由于中国的国际法弱，而是另有更深刻的原因的。
不去研究、认识这些深刻的原因，而笼统说一句，国际法知识薄弱会导致磕头外交，这是站不住脚的。
他的目的只是在于抬高自己而已。
陈体强说资本主义国家有一套国际法，社会主义国家有一套国际法，他这是在事实上和理论上否认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对所有国家都适用、都有拘束力的共同的国际法。
我认为，有不少的国际法规范，是公认的，基本的，共同的，不论对资产阶级国家或无产阶级国家都是同样承认，同样有拘束力的：
例如，关于国家主权的应被尊重，各国内政不能干涉，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各国领土不受侵犯；
各种战争法规（日内瓦战俘公约，不许使用毒气公约等等），以及外交上某些制度和惯例等等。
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在问题的另一方面，存在着“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解释国际法原则呢？
还是用垄断资产阶级思想来解释国际法”的问题。
这两者有着根本的区别。
例如关于尊重国家主权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法学者每每认为，只有白种人国家才能享受主权，他们甚至主张白种人国家的主权是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甚至不受“尊重其他国家合法利益”的任何义务所拘束，因而任意干涉他国——尤其是落后国家——的主权。
又如，许多资产阶级法学家主张被托管的东方殖民地或其他地方要发展到他们所规定的某种标准和程度，才能被批准作为有主权国家。
这是什么话呢？
难道就是西方民族才可以有主权，而东方民族就不应该有主权？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就不是这样，我们认为对一切国家的主权都应该尊重。
我们无论对什么人的国家——白种人的、黑种人的、黄种人的大国、小国——都加尊重。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明白看出西方资产阶级国际法学者和社会主义国际法学者在思想立场、理解问题等方面的根本分歧。
事实上，西方国际法学者和社会主义国际法学者在其他许多国际法问题上都是存在着同样性质的分歧的。
现在问题是，跟西方资产阶级国际法学者的学说走呢？
还是跟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国际法学者的学说走？
如果跟前者的学说走，那么就要欺负落后国家欺负殖民地人民。
这是我们所不能做的。
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法学家过去从来不曾把我们中国作为国际法的主体来看待。
他们说国际法不适用于我们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因为我们是野蛮的。
例如，一直到前几星期，杜勒斯还说我们中国没有证明自己符合于所谓文明国的标准，因而不能进入联合国。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家已经不把我们中国当人了，陈体强还要我们学英美的国际法，这怎能行呢？
跟西方的国际法学者走，这怎能行呢？
陈体强说，在中国的旧国际法学者几乎完蛋了，这是没有根据的胡说。
陈体强本身不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么？
党和外交学会，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领导那一点亏待了他？
没有。
我们对王铁崖错待了没有？
也没有。
旧的国际法学者谁现在是失业的，或没有出路的呢？
也没有。
至于旧国际法学者是不是应该自我改造呢？
当然应该，而且要彻底改造才行。
我认为，我们留学过欧美的旧知识分子，有两个问题极其严重。
这两个问题是：
（一）崇拜欧美：
总是认为从学问上讲，苏联不行，中国更不行，只有欧美是最好的；
论文发表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杂志上，这不是什么国际地位，论文发表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杂志上，那才算有了所谓国际地位。
这种很可耻，也很可怜的崇拜欧美的思想，有些人在我国的伟大的三大运动中并没有解决。
对留学过英美的人来说，今天必须坚决地、赶快地澄清这种思想。
不然的话，就一辈子要做英美反动学说的俘虏，一辈子逃不出他们所布置的学术圈套，一辈子看不清大局，懂不得大义，割不断和帝国主义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做不到真正的独立思考。
这对个人，对国家来说都多么危险啊。
（二）唯法观点：
国际法是解决国际问题的工具之一。
这种工具如果对我们国家、对社会主义事业，对全世界人民的和平事业有用，我们就用它；
这种工具如果对我们本国不利，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对世界人民的和平事业也不利，那我们就不能用它，就应该创造新的工具来代替它。
我们今天的许多旧国际法学者大多数有一种唯法观点，把自己束缚在某些国际法的小框框里，听凭帝国主义宰割。
肃清帝国主义特权，他们说这与国际法抵触。
我们要抵抗美帝侵略，他们又说这与国际法不合。
许多英美国际法学者不承认国际法规范运用于中国，而我们偏偏要自己把对于英美片面有利的国际法反动原则套在自己头上。
这岂不是荒谬已极吗？
我们旧国际法学者的自我改造，必须彻底切实地进行，首先把这两大问题去掉，端正思想，站稳社会主义的立场，然后做出来的工作才能符合本国的和世界人民的利益。
陈体强说，“中国的国际法科学有危机。”
我看了以后大吃一惊。
我们究竟有什么危机呢？
我看没有。
相反地，我们不但没有危机，而且对世界国际法科学已经作出了和正在作出着新的贡献。
苏联和我们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和行动使世界国际法科学更加提高，更加发展，更丰富了世界的国际法科学。
苏联四十年来坚定地捍卫了并且发展了上面所说的那些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创立了社会主义国家间新型关系的新国际法理论和实践；
体现了人民大众反对战争、要求和平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善良意志；
帮助了国际法上民主原则的形成和巩固了国际法的进步意义。
这正是我们每个国际法学者必须虚心向之学习的。
这里是一个宝库，其中贮藏着无穷的对国际法科学十分珍贵的东西，为什么我们的国际法学者看不见，硬说苏联没有多少东西可学，硬要去学资产阶级的一套呢？
我们新中国建国虽只八年，但我们也对国际法作了不少的贡献。
我们正义地捍卫了民族平等、不许干涉他国内政、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实现了各国人民热烈向往和平共处的意志；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继之的亚非会议宣言）集中地体现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最基本的九项原则，并把爱好和平的国家团结起来；
提供了半殖民地国家站起来后肃清帝国主义特权的范例。
我们这几年来做了这么多十分重要的事情，对国际法科学提供了这么多的重要材料，如果我们的国际法学者能够把这些东西加以研究、发扬、提炼，从理论上把它发展起来，那就一定会对世界国际法科学作出很宝贵的贡献。
这样看，中国的国际法学者有什么危机可言呢？
我们的国际法学者如果努力从这些方面来工作，是一定会得到人民的尊重的。
陈体强不从这些方面去考虑问题，硬说我们今天国际法科学已经发生了危机；
说中国国际法学者没有出路，这是闭着眼睛说谎。

中日佛教徒在京举行
中日友好世界和平法会
据新华社16日讯
应中国佛教协会邀请来中国访问的日本佛教访华亲善使节团，今天和中国佛教徒在北京广济寺举行中日友好世界和平法会。
在法会上，日本佛教访华亲善使节团把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人从青岛搬走的一尊铜佛像归还给中国佛教协会。
使节团团长、日本佛教协会主席高阶仙垅在法会上说：
“今日的佛教徒应遵循佛经教义真诚地追求世界和平”。
他感谢中国佛教协会的邀请，使使节团有机会和中国佛教徒一起纪念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并为中日友好世界和平祈祷。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说，一千五百年以来佛教教义在东方的传播，使中日两国的佛教徒在宗教和文化上有了密切的关系。

于哥夫主席去东北访问
在长春参观了地质学院和制片厂
新华社17日讯
以于哥夫主席为首的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去东北各地参观。
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周竹安、第1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曹祥仁等陪同代表团前往东北。
今天到机场送行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李永镐等。
据新华社长春17日电
以于哥夫主席为首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在今天上午十一时五十分乘专机来到长春访问。
贵宾们在机场上受到吉林省省长栗又文、中共吉林省委第1书记吴德、吉林省驻军首长舒行少将、吉林省和长春市政府各部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以及各界人民一千多人的热烈欢迎。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长春领事李承安也到机场欢迎。
贵宾们到长春后，首先参观了长春地质勘探学院。
贵宾们在这个学院中仔细地参观了收藏着三千八百多块各种矿石标本的矿产地质陈列馆和各实验室、仪器设备等。
贵宾们今天还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参观了影片摄制和译制情形。
代表团接受了制片厂厂长亚马代表全厂职工赠送的礼品。
晚上，贵宾们出席了吉林省省长栗又文举行的宴会。

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
由蒙古回东北继续参观
新华社乌兰巴托17日电
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伏克曼诺维奇和他的随行人员结束了在蒙古的访问以后，今天上午从这里坐飞机前往中国东北，继续他们在中国的访问。
伏克曼诺维奇在飞机场上讲话说，他在蒙古的两天访问就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
他看到蒙古有着充分的发展条件。
蒙古部长会议第1副主席曾德致欢送词，祝蒙南两国人民的友谊更加巩固和发展。
伏克曼诺维奇由曾德陪同和前来欢送他的蒙古党政负责人苏伦扎布、莫洛木扎姆茨、扎格瓦尔拉以及中国驻蒙古大使何英、苏联大使莫洛托夫和各国使节握手告别，并且向欢送他的人群挥手告别。

勤俭持家的模范
本报记者　萧明
操持家务，是一种平凡的劳动，也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劳动。
担负着这一劳动的妇女，常常是既要侍奉老人，又要抚养教育子女；
既要烧水作饭洗衣浆衫，又要参加社会上的各种活动。
参加这届妇代会的四川省代表庄朝云和内蒙古自治区代表吴佩兰就是这方面的模范人物。
庄朝云有五个孩子，大孩子虽已十四岁，但是个残废者，不能参加家庭劳动，最小的还只有两岁，这是一个吃饭的人多干活的人少的家庭。
要使这个家庭幸福愉快，首先要设法增加家庭收入。
庄朝云正是这样做的，她虽是一个五个孩子的母亲，但是在当地妇女中，是参加合作社劳动最好最多的一个。
以今年来说，庄朝云已作了二百二十多个劳动日。
庄朝云家还喂有两只大肥猪、一只母猪和许多家禽。
此外，庄朝云还担任了农业社的副主任兼生产队长。
自1953年建社以来，庄朝云领导的生产队一直是全县最好的生产队。
这么多的工作与活计，还作得这样好，这不由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记者提出这个问题时，庄朝云说，要把工作活计好好安排，而且要善于在同一时间里作几样事情。
庄朝云经常一边作饭，一边准备猪的饲料；
一边开会，一边作针线活。
当然，丈夫和孩子也帮助作了许多事情。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农业机械厂的职工家属吴佩兰，也是一个善于管理家务的人。
吴佩兰虽有六个孩子，但把家务管理得很好，又因为她担负着家属委员会主任职务，还要帮助别人把家务管理好。
要过好日子，不光要勤劳，而且要善于节俭。
庄朝云和吴佩兰的生活环境虽然不同，收入情况也不同，但她们的共同的特点，是会精打细算节俭度日。
庄朝云家在每年秋分以后，就要大概的计算一下，全家农忙时一天吃多少米，农闲时一天吃多少米；
饭里边应当掺多少洋芋，红苕，蔬菜等。
庄朝云说：
“这样计算不是因为日子过不去，而是想把日子过的更好。
饭里边掺洋芋、红苕、蔬菜，又好吃又省粮。”
在零星开支上，庄朝云也是能省一个钱就省一个钱。
比如剃头，这本来花不了多少钱，可是总起来就不少，四个男孩子一年至少也得四、五元剃头钱，庄朝云就买把刀，自己给孩子剃头。
庄朝云说总要有点节余，以备意外之用。
现在庄朝云家已储蓄了二百多元。
吴佩兰的丈夫是工程师，收入比较宽裕，但是吴佩兰还是注意节俭，全家一个月连吃带用只花七十多元，余下的钱除寄些给公婆外，就储蓄起来，今年吴佩兰家就买了一百八十元公债。
吴佩兰虽然如此节俭，但是邻居或朋友有了困难，她总尽量设法帮助解决。
因此，请求吴佩兰家帮助的人是不少的，她家的储蓄好像是流动互助金，解决了这家的急需，又解决了那家的困难。
去年冬季新兴的包头市的服装业显得特别不足，职工们正在为缝制棉衣而发愁。
这时，吴佩兰组织起擅长缝纫的家属成立缝纫组，为工人赶制棉衣，而且工价低于市价；
同时，许多职工家庭的困难因此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解决。
陈月英家孩子多，收入少，生活十分困难，夫妻两人因此常常吵架，甚至要闹离婚；
自从陈月英参加缝纫组以后，每月可以收入二十多元，家庭生活就不再困难，夫妻也和睦起来。
厂子里常有些临时性工作，吴佩兰就介绍一些有困难的家属去作些临时工，对离不开家的家属，她就把能拿到家里作的活送到这些家属家里。
吴佩兰就是这样为别的职工家属解决了不少困难。
吴佩兰不光给自己的家精打细算，还很关心自己厂子的增产节约。
家属缝纫组给厂子加工手套，服装店里每付手套要1.23尺布，缝纫组只要1.08尺布，加工围裙，服装店要3.2尺布，缝纫组要三尺。
去年10月间，厂子缺乏原料时，吴佩兰还组织和发动职工家属从垃圾煤灰里拣出来一万六千多斤碎铁，交给厂子，厂子要给钱，职工家属们反映说：
“我们不要钱，我们是为国家增产节约。”
而庄朝云，也正是由于她以巨大的热情和责任心投入生产队的领导工作中，才有可能使她的生产队四年来一直是新都县最好的生产队。
庄朝云与吴佩兰等许多位勤俭持家的模范，在这届妇代大会上受到了人们的注意。
人们深深的体会到，在操持家务这个最平凡的劳动里，不仅需要勤劳朴素的思想作风，而且包含着许多学问和智慧。

北京队——港澳联队举行乒乓球对抗赛
北京队以八比二获胜
本报讯
16日晚，北京队对香港、澳门联队举行了二场女子单打、八场男子单打的三城市乒乓球对抗比赛，结果北京队以八比二获胜。
男子单打比赛中，二十岁的香港冠军容国团以二比一胜胡炳权。
胡在第1局中，尽量将球削至对方左角，然后伺机猛抽，压制了容最专长的快速推挡，以二十一比十九胜第1局，但在第2、第3局中，被容发十分旋转的下转球，迫使胡将球抬高，然后猛力抽杀，连胜两局。
澳门冠军罗锦燊对王锡添的比赛精彩动人。
双方都是横握球拍能攻善守的饶将，在比赛中，双方经常出现由守转攻，改攻为守的场面。
罗锦燊以稳健的防守配合反击，以二比一取胜。
另外八场男子单打和女子单打比赛，北京队全部获胜。
国务院副总理贺龙、陈毅观看了这场比赛、并在比赛完毕后接见了双方运动员。
　（国安）

南斯拉夫代表团游览故宫
据新华社17日讯
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代表团贵宾们今天游览了故宫和颐和园。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陈叔通副委员长陪同在颐和园游览并进午餐。
贵宾们对故宫博物院陈列的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物和艺术品感到很大的兴趣。
斯坦鲍利奇团长说，这些优秀的历史文物不仅体现了中国艺术的发展情况，而且也是人类启蒙时期文化的纪念物，它们在后期更加突出地具有自己的特色和优美风格。
客人们还参观了新近布置好的展览宋、明、清三代优美刺绣的丝绣馆和陈列清代各种艺术品的钟粹宫。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波波维奇也陪同参观游览。

国际田径赛第3天
周连立、刘敬仁取得决赛权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7日电
16日下午四时，罗马尼亚国际田径锦标赛继续举行，但是比赛开始五分钟后即遇大雨，进行到五点钟雷雨交加，各项比赛暂停。
在比赛中，中国运动员周连立和刘敬仁已经取得决赛权。
周连立在一百一十公尺高栏赛跑预赛中，以十四秒八的成绩打破了他自己创造的十四秒九的中国全国最高纪录。
刘敬仁在二百公尺赛跑预赛中，以二十二秒五的成绩取得了决赛权。

十三岁的吕剧小演员宁宇在即将演出前，她的老师李海亭在为她最后修整头饰。
　新华社记者　孙静摄

土家苗族自治州首届人代会开幕
石邦智作自治州五年来各项工作的报告
据新华社吉首16日电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第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昨天在吉首开幕。
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春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
湖南省副省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谭余保，以及贵州、广东、广西和湖北四省的各族来宾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将选举自治州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和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共同研究自治州的各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
昨天会上，原湘西苗族自治州州长、中共湘西苗族自治州地委书记石邦智（苗族）作了湘西苗族自治州各项工作成就的报告。
石邦智说，五年来，自治州实现了自治机关的民族化。
全州农民加入高级农业社的占总农户96％以上，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今年估计全州粮食将比大丰收的1955年增产10.7％，比1952年增产34％。
石邦智说，为了积极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落后面貌，中央在财政经济上给了湘西地区很大的支援。
五年来，国家对自治州各项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达一千零三十万元，发放贷款一千六百九十多万元，救济款三百多万元，优抚款一百六十七万多元。
截至目前止，自治州兴修的小型农田水利灌溉面积由九十六万亩增加到一百三十八万亩。
湘西山区解放前没有一个工厂矿山，现在已经建立大小厂矿五十八个。
交通运输方面的落后状况也已经基本上改变。
自治州文教事业也在迅速发展着。
现在全州共有小学生二十万零三千九百一十九人，比1952年自治州成立时增加三万五千八百二十六人。
其中苗族小学教育发展特别快，平均每六个苗族人当中就有一个小学生。
全州共有中学生和师范生一万二千多人，比1952年增加82％。
为了加强民族教育工作，自治州还特别建立了一所民族中学和两所民族师范。
石邦智特别提到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地区卫生工作的关心和重视。
全州人口已由1952年的一百五十万人增加到一百七十四万多人。

地拉那足、排球队回国
新华社17日讯
阿尔巴尼亚地拉那男子排球队和足球队全体人员，今天早晨由北京乘飞机回国。
他们在中国共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访问比赛。

埃及和意大利电影周
即将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举行
本报讯
由我国文化部举办的“埃及电影周”，自9月28日起将陆续在北京、天津和上海三大城市举行。
参加展出的有四部故事片和八部短纪录片。
故事片“07月的风云”描写了1952年07月埃及革命的故事；
“山谷中的战斗”暴露了革命前大地主欺压农民的事实；
“我们美好的日子”描写几个大学生对一个孤女的关怀、友谊以及他们的爱情；
“生与死”则描写一个药剂师因为配错了药，责任感迫使他百般设法找寻那个不幸的患者的经过的故事。
纪录片有“幸福的日子”、“英军撤退节”、“埃及的石油”、“工业复兴”等八部。
这些片子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埃及人民的生活情形和精神面貌。
通过这些影片，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埃及人民的生活和认识他们的古老优美的文化。
展览周期间，埃及电影工作者并将组成电影代表团来我国进行友谊访问。
据新华社17日讯
“意大利电影周”是由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联合举办的。
电影周将从10月04日开始，陆续在北京、上海、沈阳、武汉、西安、天津、哈尔滨、广州、重庆、乌鲁木齐十个城市举行。
电影周期间将要上映三部意大利故事片：
“苦难的情侣”、“警察与小偷”和“如此人生”。

天津举行工人自行车赛
本报讯
天津市第6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自行车比赛，14、15日在津塘公路詹庄子一带举行。
各产业体育协会和各区职工体育协会二十六个单位的二百五十多名男女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男子组的路程是十公里，女子组是五公里，他们骑的都是普通自行车。
南开区职工体协选手高聚坤，在男子第1组比赛中，一马当先，用十六分四十秒六的时间跑完全程。
女子组共有十二名健儿参加，钟声体协选手、运动健将杨家荣以十分十一秒的成绩获得了第1名。

德军事代表团回京
新华社17日讯
以维利·斯多夫上将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在沈阳、鞍山和旅大等地参观访问以后，今天上午在国防部副部长李达上将陪同下，乘专机返回北京。
代表团在北京稍事休息以后，还将去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等地继续参观访问。

“无事生非”和“决裂”
国庆前夕将在京公演
苏联专家叶·康·列普柯芙斯卡娅同志领导的上海戏剧学院表演师资进修班的七十多个学员，经过一年半的学习，即将结业。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学员们环绕一系列有关课程，排练了两个剧目，一个是莎士比亚的著名喜剧“无事生非”（又名“无事烦恼”或“捕风捉影”），另一个是苏联作家拉甫列尼约夫写的反映10月革命“阿芙乐尔”巡洋舰起义的“决裂”。
这两个剧目在上海正式结业公演后，将在今年国庆前夕来京公演。

沈阳举行消防技术体育竞赛
本报讯
据沈阳日报消息：
沈阳市在13、14两日举行了全市首届消防技术体育竞赛大会。
优秀的消防战士们聚集在沈阳市铁西区的一个宽敞的运动场上，检阅着几年来消防技术的成长。
14日，运动场上进行着百公尺消防障决赛。
一个全副装备的“消防员”扛着梯子，飞快的跑到第1道三公尺半高障碍的跟前，搭梯而过，又奔向第2道障碍——二公尺半高的木墙，他用冲跑的力量，翻过了这道木墙，在跑道上提起两盘十几公斤重的水龙带。
踏上了七公尺长的独木桥。
当他越过了独木桥后，一条低低的十公尺长的木笼，挡住了去路。
他迅速地展开了两盘水带，钻进木笼，匐匍前进。
这位运动员仅仅用四十一秒的时间，就把这一切完成了。
这个运动员是苏家屯消防队的刘东久，他用这个成绩，取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在“挂抅梯”的比赛中，大东区消防队的方连波，以二十五秒一的时间，用梯子挂在窗口上，一层一层地踏上了练习塔的五层楼。
四百公尺接力赛，是消防战士们集体与火搏斗的表演。
他们越过一道道的障碍，把喷水的管枪交给第4棒，然后，由他去扑灭在接近终点的熊熊烈火，这一切动作只用一分三十五秒五的时间。
这种新颖的体育竞赛，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

简讯
广州业余工学院开学
广州业余工学院在15日晚举行开学典礼。
这个学院第1期招收一百名学生，这些学生经过几年学习，将通过国家考试取得工程师资格。
这个学院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所需费用是由国家负担的。
学习时间每周十八小时，业余工学院的教学工作，由广州的有关高等学校的教授和有关工厂的有经验的工程师担任。
大连工学院恢复政治辅导员制
大连工学院这学期恢复了一年前取消的政治辅导员制，以加强对大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
政治辅导室由学院中共党组织直接领导，辅导员将通过日常的学习和生活，具体帮助学生们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
现在，这个辅导室已开始集中力量，组织学生进行以反右派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码头工人上大学
上海又有三位码头工人进了大学。
这三位码头工人是杨全信、王增贵和程莲仙。
他们已分别到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报到。
杨全信和王增贵是杨树浦装卸站的工人，原来都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水平。
1953年他们同时考进了工农速成中学，由于努力学习，都取得了优良成绩。
王增贵还曾被评为优秀生、优秀共青团员，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程莲仙原是上海第二装卸站的抄煤工，长期坚持业余文化学习，1955年考进工农速成中学。
在这以前，上海已有两名码头工人考入大学。
邓新初是去年到武汉大学地质系学习的，解放初还是文盲的李禄山在新学年里已经是北京矿业学院三年级的学生了。
（据新华社讯）

纪念明代戏曲家汤显祖
赣剧团将上演“牡丹亭”
今年是中国明代著名戏曲作家汤显祖逝世340周年，江西省文艺界正在积极筹备纪念。
已预定11月12日在南昌举行纪念会；
并从这一天起至20日左右，展开广泛的纪念活动：
由省赣剧团演出“牡丹亭”（其它省市戏曲剧团也将演出汤氏其它著作），举办有关汤氏生平的资料展览会，出纪念特刊，重新修建当年汤氏在家乡读书和进行写作的所在“王茗堂”，修理汤氏的坟墓等，并将邀请京沪两地有名表演艺术家，来南昌演出汤氏名作。
汤显祖是江西临川人，著作的戏曲除了有名于世的“牡丹亭”外，尚有“紫钗记”、“南柯记”、“邯郸梦”、“紫箫记”等，失传的还不计其数。
在汤显祖活着的年月里，正是明代戏曲传奇的黄金时代，这与当年汤氏辛勤创作是分不开的。
他在中国戏曲艺术史上，有很高的评价。

致公党副主席官文森病逝
新华社广州16日电
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官文森，在今天下午一时二十七分在广州病逝，享年七十二岁。
官文森先生治葬委员会已在今天组成，由广东省省长陈郁任主任，方方、古大存、丘哲、何香凝、陈其尤、陈汝棠、黄洁、曾生、廖承志等三十二人任委员。

要勤俭建国必须勤俭持家
每个妇女都应重视家务劳动、厉行勤俭，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
据新华社17日讯
妇女代表们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妇女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说，妇女在操持家务方面的贡献，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生巨大的作用。
特别在副业生产和节约粮食方面，广大妇女的潜力是无限的。
很多代表在会上用具体事例说明了个人、家庭同国家的重大关系。
内务部农村救济司司长熊天荆在会上说，家庭是国家和社会的组成细胞，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集体同家庭、个人之间血肉相关，有着一致的根本利益，国家的富强依靠每个家庭和个人的艰苦奋斗。
熊天荆说，有些人认为：
家务劳动是卑贱的，只有生产劳动才是光荣的；
又说操持家务是没有出息的，只有参加社会工作才有前途。
她批评了这种轻视家务劳动的思想，她要求每个家庭和个人都要在厉行勤俭中对国家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山东省昌潍专区妇联副主任温桂芝在会上说，这个专区一年以来由于向妇女进行了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教育，妇女在养猪方面作出了重大成绩，这个专区的益都县从去年07月到今年08月，毛猪由四万头发展到七万三千多头。
妇女们养猪事业的开展，不仅直接促进了农业生产，并且大大增加了社员家庭的收入。
根据昌潍专区的调查，有的地方因为增施了猪肥，每亩土地增产了十八斤粮食，养猪的收入占了家庭农副业总收入的20％以上。
安徽省妇联主任吴光在会上也强调了妇女在这方面的重大作用。
她说，现在安徽全省养猪七百多万头。
如果妇女们再多加一把劲，每户平均养猪两头，每户就可以增加六十到八十元的收入，全省就可以多供应国家三百万头肥猪。
每户点滴的贡献，对国家却是一个重大的支援。
代表们谈到粮食的节约时说，妇女是“家庭粮库主任”，节约粮食主要依靠妇女。
山东省昌潍专区在发动妇女节约粮食中，主要是从堵塞浪费漏洞和合理使用着手。
不少农户经过仔细计算和改进生活管理，不仅粮食够吃，而且有剩余。
这个专区曾经以一个乡妇代会主任的家庭用粮计划来推算，每户每天节约四两粮，全专区就有信心在一年当中节约一亿三千多万斤粮食。
云南省江川县三街乡农业社副主任张竹香说，为了千方百计的节约粮食，我们社开展了“一人一窍”运动，一个社一年就为国家节约了一百八十多万斤粮食。
会上强调组织妇女参加各种各样的副业生产，是勤俭持家的一个重要方面。
熊天荆说，河北省安次县在今年02月春荒紧张时，由于发动一万多妇女参加了副业生产，抽出足够的男劳动力参加农业生产，不仅保证了备耕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得到九万九千多元的副业收益，胜利地度过了春荒，云南省江川县三街乡农业社副主任张竹香说，过去我们社不注意发展副业生产吃了大亏。
自从响应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号召以后，我们发动妇女社员出主意、想办法，社内的猪、鸡很快增加了八、九倍，去年全社仅集体副业就收入了七万元。
军官家属李翠霞、驰队、吕秀文的联合发言中，用生动的事例说明许多军队的家属发扬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勤俭持家的情况。
海南岛黎族代表王？
东、广西僮族代表刘碧清也在会上发了言，她们都表示拥护大会的报告，并要在本民族妇女中宣传贯彻“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
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副主席邓颖超在大会休息时同勤俭持家能手高凤琴、夏桂珍、沈玉珍、李春培、孔昭明等人见了面，她们互相亲切问候，并合影留念。

许多军官家属响应号召
参加生产　勤俭持家
据新华社讯
驻全国各地人民解放军许多部队的军官家属们，积极参加各种生产劳动，并且注意勤俭持家。
许多军官家属参加了驻地附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民一道从事农业劳动。
有些驻在城市的部队的军官家属组织了洗衣组、缝纫组，为部队后勤和医疗部门拆洗被褥、刷洗棉衣、缝补工作服。
在部队工作任务紧张的时候，有些军官家属深入伙房，帮助炊事员做饭烧菜、磨豆腐。
在军官家属中，有不少是战争时期的女战士，现在都成了勤俭持家的家庭主妇。
1932年参加红军、当过红江县游击大队长和红四军妇女团参谋长的彭珍，负过六次重伤，成了一等残废，现在她除了给丈夫和孩子们做饭做菜以外，还亲自给孩子们做衣裳，开出一大片荒地种菜、养鸡。
复员军人、某部中尉军医的爱人高峰，常带着孩子上山割柴，去年一年没有买过一根木柴。
七个孩子的母亲翟平是一位将军的妻子，她1938年参加革命，现在是一个十几口人的家庭主妇。
她没有请保姆，一切家务劳动都亲自动手。
某部政治指导员的爱人杨子英，因为“勤俭持家”好，而获得部队授予的“勤俭持家”的奖状。

齐白石遗体入殓
新华社17日讯
齐白石先生遗体今天下午二时在北京医院入殓，入殓后移灵嘉兴寺。
入殓时在场的有齐燕铭、夏衍、田汉、阳翰笙、陈半丁、吴作人、叶浅予、刘开渠、蔡若虹和徐悲鸿夫人廖静文以及齐白石先生家属和生前友好多人。
齐白石先生治丧委员会17日下午开会，定于21日上午八时至下午六时为各界祭奠时间，22日起灵，安葬于西郊湖南公墓。

人造金
新华社哈尔滨17日电
一种能代替黄金镀在装饰品上的人造金，最近在公私合营哈尔滨友联金笔厂试制成功。
人造金是用铜铅合金制成的，它不仅和黄金一样色泽美观，而且由于它着了一道用酚酫树脂制成的透明塑料的保护层，韧性很强，色泽不易脱落。
将在今年10月出厂的友联金笔厂的新产品“敦煌牌”金笔，它的笔套将全部用这种人造金镀成。
友联金笔厂出产的金笔，过去笔套上的卡子和圈箍是用黄金镀成的，成本太高，后来改镀白铬。
现在用人造金代替黄金，按照正常年产量计算，连同保护层在内，每年可以节省黄金一千两以上。

八百里路石油香
沛枫
如果你有机会到柴达木的石油探区作一次旅行，从阿尔金山脚下的冷湖出发，经开特米里克、油泉子，最后到达尕寺湖畔的油砂山，在长达近八百华里的道路上，到处可以闻到石油的芳香，到处可以听到向社会主义迈进的脚步声。
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柴达木的石油勘探事业，在第1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1957年的上半年，又大大跨进了一步。
冷湖是盆地现有大型石油探区之一。
这个探区去年首次喷油的消息，曾经使人们兴奋得不能平静下来。
今年，这里的勘探事业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有更多的井流出了原油，更重要的是已经钻到了深油层。
如今，冷湖已经不是只有一组油层的浅油藏，而是有两个组油层的石油基地了。
在5月的27日早晨，深一井钻进两千八百八十八公尺的时候，取岩心中发现了油砂，在泥浆比重一点三八的情况下还是造成了井喷，油气压力约四百个大气压。
根据现有资料判断，深油层深度大体在两千八百八十八公尺与两千九百零五公尺之间。
这是在柴达木盆地找到的第1个深油层。
开特米里克在去年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地方，除了黄色的沙丘以外，什么也看不到。
今年，钻探工种的轻骑兵——“轻便钻井队”吹起了开发开特米里克的号角，并且很快就传出了喜讯。
在4月29日钻达三十八公尺的时候就喷出了原油，5月05日钻达一百二十多公尺时又一次喷出原油。
油藏离地面如此近，是空前的。
根据化验，原油质量也很好。
这是盆地今年石油勘探事业中的第2个胜利。
油泉子是盆地建立最早的石油探区。
在1955年年底，这里就给毛主席敬献了第一吨原油，是柴达木出油最早的地方。
今年，这个探区又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第9号中深井在7月26日下午到27日上午，间歇性的喷出原油近三十立方公尺，喷射高达八公尺至十公尺。
油色深绿，无水，质量很好。
这证明了油藏面积比原来估计的扩大了。
这口井位于构造的北翼，而过去估计油泉子构造仅仅只是顶部有油。
油泉子今年还建立了柴达木第1个炼油厂。
这个小型的炼油厂，今年计划生产三千吨石油。
目下基建工程正在紧张进行，预计在国庆就可以投入生产。
今年上半年盆地石油勘探事业的另一重大胜利，是油砂山新石油探区的建立。
这里已钻的七口深井、中深井和浅井中，都发现了总厚度在一百公尺以上的油砂。
砂岩疏松，渗透率高，证明油砂山构造油藏面广，油层多，是个很有希望的构造。
说很有希望，根据还不限于上面一些。
05月23日浅一井进行试油，在试采的十七个小时零四十分钟内，共产油一万六千公升，折合日产，每日最高产量是二十一吨。
这是一个具有工业开采价值的含油构造，其特点是，“压力虽小，产量却高”。
09月07日下午九时，青海普查大队中深一号钻机，在马海构造上，钻到四百七十四点七七公尺深的时候，钻孔里冒出原油。
因为这个钻孔曾经遇到四次高压水层和一层气，钻机自始就是用重泥浆钻进的，所以原油没从井里喷出来。
不过，从已经取出的三公尺的油砂岩心来看，证明这个构造是很好的油层。
以上就是今年盆地石油勘探的简单情况。
当广大人民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一定会无限振奋。
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先生们，也许会发抖哭泣，那就由他们去吧，事实永远是无情的。
（原载青海日报，本报略有删改）
（附图片）

宜昌至重庆航期缩短一天
本报讯
长江航运管理局为了超额完成9月份的运输计划，提前一个季度达到第1个五年计划中的货运水平，于9月16日在川江延长夜航地段，使宜昌到重庆上行船舶的航期缩短一天。
这样，到年底许多驳船就可以比现在多航行一次，可以多运输六千多吨从西南运出的物资。

山西磷肥厂安装机器
新华社太原17日电
新建山西磷肥厂已经开始安装生产设备。
山西磷肥厂是我国化学工业部门第1个五年计划中的重点建设工程之一。
它从原料输送到成品包装都是用机械操作。
这个厂还能回收原料化合过程中放出来的废气，生产氧矽酸钠，当作农作物的杀虫药剂。
这个厂投入生产以后，能满足山西全省技术作物对磷肥的需要。

成都兴建无线电器材厂
本报讯
成都正在兴建一座现代化的综合性无线电器材制造工厂——西南无线电器材厂。
这个厂建成以后，将同新建的华北无线电器材厂、北京电子管厂一起翻开我国无线电工业新的一页。
西南无线电器材厂是我国无线电工业基础企业之一。
这个厂的全部技术资料是苏联提供的。
它综合了苏联制造无线电器材的先进工艺，拥有许多自动化和半自动化的机器设备。
为了保证产品质量，部分车间的实验室有空气自动调剂装置，使车间常年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
工人也要带橡皮手套着白衣帽生产。
苏联政府除供给这个厂以主要工艺设备和机器以外，还派来一批专家帮助建厂和生产。
这个厂从1954年10月开始兴建。
目前，主厂房中的一座已经接近竣工，另一座主厂房正在紧张施工，部分机器设备也已开始安装。
预计在今冬明春即可陆续开始产品的确量试制。

我国最大的炼焦炉建成
炼焦副产品回收车间同时投入生产
新华社鞍山16日电
我国目前最大的炼焦炉——鞍山钢铁公司新一号炼焦炉昨天开始生产。
昨天下午一时半炼制出第1批质量优良的焦炭。
这座炼焦炉是采用苏联近代化的设计图纸建设的，主要设备都系国内工厂制造，它炼一炉焦炭的时间比一般炼焦炉缩短两小时左右。
新华社鞍山16日电
鞍山钢铁公司昨天又有一座炼焦副产品回收车间建成，投入生产。
如果拿一百吨煤放到炼焦炉里，除了可以炼成七十五吨焦炭以外，剩下的煤烟进入这个自动化装备的炼焦副产品回收车间，还可以产生煤气三万五千立方公尺、硫安肥田粉一吨多、焦油四吨、粗？
一吨多，可以制成精？
、荼、色恩等二十多种化学工业用的原料，我国将要建设的尼龙工厂，也可以从这里得到大量原料。
在过去四年中，鞍钢已按计划新建和改建了三座炼焦副产品回收车间。
这些车间每年仅生产的硫安，就够六百万亩棉田施肥一次。

松不得
在大鸣大放中间，群众提了许许多多好的正确的意见，对这些意见，应当虚心接受，坚决地迅速地改正。
但是，五个手指不一般齐，全部意见当中也不能条条都对，都符合实际情况。
对这些不正确或虽然正确但目前还行不通的意见，应当加以解释，而不能不加分析地笼统接受。
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在群众气势磅礴的批评面前，弄昏了头脑，忘记了整风的原则，他们不是虚心地去改正自己身上那些不正确的东西，坚持那些正确的，而是对不正确的意见也顺从、迁就。
例如，有的人明明没有病，也给签了病假条子，有的产品明明不合格，也给签了合格证。
这样做，不但损害了国家的、集体的利益；
而且由于采取了这种无原则的态度，群众的批评的矛头仍然会戳到他身上来。
（石六鸣）

江苏省六十四个工厂开始整风
本报南京17日电
记者张竞报道：
江苏省南京、无锡、苏州、常州、南通、徐州、新海连七个市已共有六十四个工厂先后开始整风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些厂正在一面检查边整边改的情况，一面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工厂的民主气氛特别浓厚。
据不完全统计，各厂已经提出的意见已有近万条以上。
南京电子管厂三天内贴出了近百张大字报和漫画，其中有人揭发了该厂财务会计科，有一个月没有核实在职人数，误给离职人员发了工资的事实。
无锡第1批整风的五个工厂，一周来已经贴出九百多张大字报。
为了更好地消除群众顾虑，各厂普遍采用了座谈会和个别访问的形式。
常州大成一厂党委书记成国粹特地访问了科室人员，征求批评意见。
前纺车间主任陶振挥在谈话后，把长期埋在心里的意见提了出来。
与此同时，有些厂党委领导工人进行了关于两条道路的争辩。
如无锡丽新纱厂发动工人对“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资本主义为什么不好？”
“怎样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及民主与集中等问题展开了辩论。
经过辩论，分清了是非，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社会主义觉悟。
现在不服从行政指挥，违犯劳动纪律的现象基本上消除了，缺勤率减少了三分之一。
各厂的生产不仅不受到阻碍，而且有些厂的生产计划完成得更好。
如常州大成二厂在全厂掀起了班与班、组与组、车间与车间的竞赛。
染色车间职工对生产上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因而在六天生产的八千多匹元色卡其布，没有一匹次品，创造了质量优良的新纪录。

湖北省经济面貌大大改观
工业总产值提前一年超过第1个五年计划的水平
据新华社武汉16日电
湖北省工业生产和建设事业在执行第1个五年计划中获得巨大成就，全省旧有的经济落后面貌正在迅速改变。
据记者最近从湖北省统计局获悉，全省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早就提前一年超过了国家规定的1957年的计划水平，比1952年增长一倍半以上。
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26.98％，超过了五年计划中每年递增18.4％的指标，今年上半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又超额4.16％完成了原定计划。
湖北省列入中央或本省五年计划的产品中，已经有原煤、生铁、钢、钢材、铁铸管、内燃机、电动机、双轮双铧犁、民用船舶、滚珠轴承、货车、机制纸、水泥、石膏、棉纱等二十种产品，在去年达到了1957年的生产水平；
今年上半年，又有硫酸、纸浆等产品达到了五年计划水平。
几年来，湖北工业系统试制和生产了好几百种新产品，其中有八○○号高级水泥，震动式打桩机，大桥牌防风防雨火柴，双臂吊车，三六二八型硬质合金车力磨床，三十吨勹十一保温车，空心混凝土电杆，高级石棉压力管，规律变形钢筋和高级合金钢，优质弹簧钢，不锈耐热钢，以及型式众多的条播机、脱壳机、喷雾器等。
这些产品的质量良好。
湖北省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工农业之间的比重和工业内部生产结构起了显著的变化。
在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已经从1952年的16.05％增长到1956年的27.8％。
生产资料工业在工业内部也得到优先发展，特别是作为重工业核心的机器制造工业提高得更快，已经由主要从事修理作业的性质转变为能生产出像货车、金属切削机床等产品的新型工业企业。
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湖北地区各项基本建设任务很大，到今年上半年，地方基本建设投资已经超额5.8％提前完成五年计划。
五年中已经有许多基建单位陆续完工。
工程十分艰巨复杂的武汉长江大桥，已经比国家计划提前近两年建成；
已经建成并投入生产的还有汉阳枕木防腐厂、武汉天一印染厂等许多过去为湖北省所没有的新的工矿企业部门。
这些新建和扩建的工业部门投入生产以后，使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为提高。
仅据汉阳枕木防腐厂、武汉冶电业局（新增能力部分）等十八个企业的1956年产值计算，就相当于1949年全省现代工业产值的一倍以上。
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蓬勃发展迅速改变了旧的城市面貌。
原来商业城市的武汉现在变成以生产为主的工业城；
黄石变成了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

湛江港　（木刻）　黄树德

甘肃省职工进行自我教育
本报兰州16日电
记者柳梆报道：
甘肃省已有近七十个工矿企业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
各单位一般都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向职工进行反击右派的社会主义教育，所以职工们更加关心国家大事，更加热心学习政治，工人内部的团结也加强了。
玉门油矿钻井公司的工人们，过去参加政治学习的只占总工人数的50％—60％，现在已达到90％以上。
建西铁工厂的工人过去不订报，现在有五十多个工人订了报。
职工们都说：
“不订报纸不得了，不学习怎能反击右派呢？”
沙金驿砖瓦厂水泵组工人，从去年08月以来就闹不团结，现在职工们认识到当前的形势，懂得不团结就会抵消工人阶级的力量，妨碍生产，因而增强了团结。
职工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也加强了。

解决问题也要走群众路线
石景山钢铁厂掀起改进工作的高潮
本报讯
中共石景山钢铁厂委员会最近研究了在整风运动中处理群众意见的情况和问题，提出要从五个方面加强工作，保证又快又好地处理群众意见，改进工作。
16日，党委书记张萍同志把这一情况向该厂第1届第3次职工代表会议作了报告。
这个厂的整风运动经过准备阶段和大鸣大放阶段，已经进入着重整改阶段，全厂掀起了改进工作的高潮。
截至9月14日，全厂已经处理群众意见五千二百六十二件，占职工所提意见的20％以上。
通过边整边改，许多生产中的浪费现象得到克服，不少机械设备上的缺陷得到消除，一些积压的合理化建议受到采纳，工人的劳动条件大为改善。
计划科等适当简化了一些表报、手续，减轻了下面不必要的负担。
许多工人生活福利方面的问题得到解决。
不少干部的作风有了转变，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
原来一部分对整风运动采取观望态度的职工，也满怀信心地投入运动中来。
生产中新气象不断出现，许多单位都掀起了提前完成9月份生产计划、迎接国庆节的生产高潮。
但是，由于群众提出的意见多、时间短、运动发展很快，目前边整边改的工作还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
特别是以下三个问题需要注意解决。
首先，有些单位在边整边改中贯彻群众路线不够，在处理问题时，往往只限于在少数领导人员中进行研究，没有贯彻层层动手、分工负责的精神；
没有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自己动手解决问题；
没有吸收建议人共同研究问题处理办法。
因此，感觉力量不足，处理问题不够多，不够快，不够好。
其次，前一个时期，各单位都集中力量处理群众提出的千百个具体问题，解决这些具体问题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没有同时对工厂中的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对问题产生的原因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只是“鸣什么，解决什么”。
就是在已经处理的问题当中，有些工作也只是决定了要加以改进，还没有制定具体的方案；
有些问题也只是安排了计划，还没有完全解决；
有些犯错误的人也只是先承认了下来，还没有从思想上深入进行检查。
对有些问题的处理，也还可能会有错误。
第3，全厂整风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绝大部分职工对于整风运动的精神有正确的认识；
但是在少数职工之间，鸣放中也曾发生相互作无原则的攻击或者过多地纠缠在私生活问题上的现象。
这是应当加以纠正的。
在干部当中，绝大部分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具有一定的自觉性，能够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积极克服缺点。
但是，也有少数干部害怕暴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不作认真的自我批评。
这就需要党组织大力用诚心帮助他们端正态度，提高思想认识，引导他们积极参加整风运动。
为了迅速处理整风中群众提出的各种意见，在全厂进一步掀起一个改进工作的高潮，中共石景山钢铁厂委员会认为，应当继续根据勤俭办企业和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原则，群策群力，大家动手，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工作：
一、分工负责，层层动手解决问题。
除了全厂性的问题由厂部统一审查和研究外，属于各工段、车间、科室范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应该由各单位主动地研究处理；
属于各专业性质的问题，应当发动该专业的职工研究解决。
在解决问题的时候，都应尽量吸收提意见的人共同商讨。
二、各单位对职工提出的意见，要进行一次全面的系统的分析，找出产生问题的原因，从根本上研究改进工作的办法。
对一些重大问题，要组织专门力量，提出方案。
目前，全厂已就生活福利和组织机构等问题成立了专门小组，各单位也应就本单位的重大问题组织专题研究。
三、对职工提出的意见，一定要作到件件有交代，并听取提意见人对问题处理办法的意见。
除了通过职工代表会议分批公布以外，各单位应通过大字报、座谈会和群众大会等随时公布。
四、凡是对干部作风的批评，应组织被批评者和批评者进行同志式的谈话，虚心接受正确的批评，对误解进行必要的解释，以消除隔阂，增进团结。
这一活动一般的应于9月份内进行完毕。
五、鸣放当中职工对有些问题的不同意见，应当展开广泛的讨论，让群众在讨论中辨别出哪些观点和意见是正确的，哪些观点和意见是错误的。

辽宁机械工业大踏步前进
四年七个月生产母机二万多台
本报沈阳16日电
辽宁省工作母机制造工业，从1953年01月到今年07月，共为国家生产了各种工作母机二万二千台。
这些工作母机如果用来装配工厂，可建六十二个年产一万吨冶金设备的重型机器厂，或二十八个年产一百台机车和二千台货车的机车车辆制造厂。
辽宁省机器工业的恢复和建设是和技术改造工作相结合的。
因此，几年来技术水平提高极其显著。
到目前为止，全省先后试制成功了七十四种新式工作母机。
如大连机床厂试制出的1A95联合机床，可以进行车、搪、插、铣等多种操作。
沈阳机床二厂试制成功的四轴排钻可以在一个机床上完成四道工序。

近百个企业洋溢着民主气氛
天津十二万职工大鸣大放
本报天津16日电
本报记者钟林报道：
近一周来，天津国营工业和交通运输企业已有近百个单位先后全面开始整风，十二万多名职工陆续卷入了“大鸣大放”的热潮。
许多企业的职工们，在领导方面召开了动员大会以后，即分组座谈、边谈边写、边贴大字报。
各单位为了便利职工们“大鸣大放”，都准备了纸张和笔墨，还设立了大字报书写处、“鸣放园地”、“鸣放接待站”和“鸣放意见箱”；
并召开各种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
有着七千多名职工的国营天津第1棉纺织厂，在开了动员会后的十二个钟头以内，职工们即在临时赶搭起来的五百多公尺长的报棚上，分七个“鸣放园地”贴出了两千多张大字报；
到第2天的统计，大字报已增至四千三百多张；
两天的小组会、座谈会和大字报共提出了九千七百多条意见。
这些意见中，以有关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和企业生产管理方面的为最多，有关工资、奖励和生活福利方面的次之，其他为有关党群关系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方面的意见。
各单位的领导方面，都集中了相当大的力量，专门负责汇集整理和研究职工们在“大鸣大放”当中提出来的意见，并且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进行处理。
国营天津造纸总厂抽调了十五名工程师和科长，在有关的厂长和副厂长领导下，分组逐条审查和研究职工们在五天内所提出来的五千七百多条意见，到13日为止，他们已研究了两千七百四十四条意见，初步决定能够马上答复并予采纳的有三百零五件，他们准备在日内召开的职工大会上分类答复这些意见，并动员职工继续“放”深、“放”透、“放”尽。
二机部一个工厂有一台大吊车长期闲置未用，职工们在大字报上质问道：
“为什么让大吊车睡大觉？”
厂里立即请求上级把大吊车调去使用；
职工们提出，食堂里凭牌取碗的办法太麻烦，食堂立即决定取碗不要牌。
领导上随即贴出大字报并在广播中宣布了这些措施，职工们喜笑颜开，“鸣”“放”热情更加高涨。
有些老工人原来顾虑领导上没决心改正缺点，现在也增加了信心，积极提出了批评和改进工作的意见。
各单位在整风开始就提出要使整风生产两不误的号召，职工们纷纷提出保证并用实际行动响应了这个号召。
许多单位的职工在贴出批评建议的大字报的同时，还贴出了他们的生产捷报。
09月10日，天津铁路车辆段货修车间的职工们不仅积极参加“大鸣大放”，而且还修好了十一辆车（比计划多一辆）。
天津造纸总厂在开始“大鸣大放”的第1天，纸浆和纸张的产量超额6％完成了当天的计划。
许多企业的职工的出勤率都比平常有所提高。
国营天津第1棉纺织厂的职工，不仅生产和开会的出勤率都比平常高，而且生产秩序和劳动纪律也比平常好。
在党组织的反复教育下，各单位的各级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都能沉住气去倾听群众的意见。
但有的单位的个别领导人员，却发生了沉不住气急于辩解的现象；
有的单位发生了个别医务人员怕大字报的批评，就不坚持制度而放宽了准假条件和要什么药就给什么药　现象；
个别检验人员也有放宽产品检验尺度而影响了产品质量的现象。
这些偏向，经过领导方面发现后即迅速加以纠正了。
据开始“大鸣大放”较早的一些单位所检查出来的材料说明，还有不少职工特别是部分职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思想上还存在着种种顾虑，不肯把自己的真实意见“鸣”“放”出来。
这些单位正在加强边整边改的工作，并继续广泛深入地动员职工群众“大鸣大放”。

长江大桥公路桥路面铺好
新华社武汉15日电
筑路工人们已经在昨天下午铺完了武汉长江大桥的公路桥路面。
现在，长江大桥的公路桥已经同武汉市的公路网完全联接起来。

青岛全市修改炉灶
可以省煤30％——50％
本报青岛16日电
青岛市全民性的节约生产和生活用煤运动，目前已基本形成。
占全市煤炭供应量75％的生活用煤，经过修改炉灶以后，已能省煤30％—50％。
青岛市大力开展节约用煤的工作，是从7月开始的。
为了使全年煤炭供需平衡，市增产节约委员会首先抓住修改现有炉灶的工作。
煤建公司配合各部门采用集体参观、举办图片展览、重点试验等办法，推广使用锅周烟道灶、围灶、转灶等新式炉灶；
对生产用煤则推广单边投煤活动炉牌、三勤三快等方法。
截至10日止，机关、工厂等集体伙食单位的炉灶已修改完毕，全市已有三万四千户居民修改了炉灶。
全市已共节约用煤一万九千多吨。
预计到10月初，全市炉灶就可以改完。

骑驴找驴
有一个工厂，群众在鸣放中提出了七千多条意见。
这个厂的领导干部诚心诚意地贯彻“边整边改”的方针，逐条研究了群众的意见，凡是可以解决的问题都拟定了解决办法和负责执行的人，然后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向群众交代。
但是，不停歇地开了四个半小时的会，只交代完了一百多个问题。
厂长报告得很累，代表们听得也很累。
一百多个问题，要交代四个半小时；
七千多条意见，件件要有交代，那得多少时间呢？
这样搞下去，不要说领导干部要累得支持不住，代表们的生产耽搁不起，就说边整边改，要改到那年那月才能改完呢？
领导干部们正在发愁，想不出办法，这时，上级机关来了一位负责同志。
他看到这种情形很奇怪，便问他们道：
你们发动群众大鸣大放，不正是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来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吗？
为什么改进这些缺点的时候，却又把群众路线忘了，不放手组织群众去解决问题呢？
领导干部们恍然大悟，叹道：
“我们已经骑在驴背上了，却不自知，还在辛辛苦苦地找驴。”

乌兰巴托发表南代表团访问公报
蒙南两国决定发展合作关系
新华社乌兰巴托17日电
今天这里发表了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伏克曼诺维奇和他率领的南斯拉夫代表团访问蒙古的联合公报。
公报说，蒙古政府代表团的访问南斯拉夫和南斯拉夫代表团这次来蒙古访问，对继续巩固和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有很大意义。
公报指出，两国政府负责人在谈话中相互介绍了两国经济及文化的发展情况，并且根据在贝尔格莱德发表的联合声明就发展两国经济、文化合作方面的某些问题及条件交换了意见。
公报说，双方满意地认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两国政府衷心愿望这种合作，并且认为完全有可能。
公报说，为了继续了解两国经济的发展情况，双方将派遣经济代表团相互访问。

匈牙利失业现象基本消除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17日电
据此间“星期一报”说，匈牙利工人失业现象现在已基本上消除。
今年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比去年增加了四万五千人。
现在某些工业部门已经感到人手不足，特别是在体力劳动方面。
报纸指出，就业问题的获得解决，原因之一是在这一时期内个体小手工业者大大增多了。
个体小手工业者在去年09月底有九万六千四百七十五人，而在今年07月底，已经达到了十二万零四百八十三人。

反对联合国干涉匈牙利内政
匈牙利矿工二万一千人签名抗议联合国“五人委员会”提出的所谓“匈牙利问题”的报告并反对联合国讨论这个报告。
图为在匈牙利第7届托托巴尼奥矿工节举行的群众大会上，矿工代表将这个抗议书呈交给卡达尔总理。
匈牙利爱国人民阵线和全国和平理事会联合召开群众大会，抗议联合国“五人委员会”提出的所谓“匈牙利问题”的报告和反对讨论这个报告。
图为大会会场。
　匈牙利通讯社稿（新华社发）

如此“自由世界”
美国律师的生意经
美国律师收费奇昂，迹近勒索。
例如，道勒斯城的“名律师”安得麦尔在某社交场合中，有人偶而询以房屋抵押的法律问题，03日之后，这人即收到安得麦尔的账单，索取咨询费三百美金。
此人无奈，只得照付。
钱可买到画家的称号
近来在巴黎报刊上经常出现惹人注意的大字广告。
登着一些迄今未出名的画家的名字。
这些所谓画家实际上是一批不学无术之徒，但他们拿钱买到了画家的称号。
许多报刊为了赚钱，胡乱称赞某些粗制滥造的劣品为“艺术杰作”。
有些报刊还可以在报上最显著的地方刊登某些画家作品的翻版。
翻版的大小由付钱的多少来决定。
因此使得一些没有经验的法国人，弄不清什么是好画，坏画。

开罗的中国电影节开幕
我电影代表团见到了纳赛尔总统
据新华社开罗17日电
在开罗举行的中国电影节9月16日在开罗歌剧电影院开幕。
埃及总统纳赛尔16日参加了中国电影节的开幕式，并且看了中国电影“祝福”。
这是纳赛尔第1次参加在开罗举行的电影节。
埃及许多内阁部长、艺术家和社会名流，中国大使陈家康和许多国家的外交使节都参加了开幕式。
应邀到埃及参加电影节的中国电影代表团在春雷般的掌声中被介绍给埃及总统。
埃及国家指导部艺术管理局局长雅赫亚·哈基在宣布电影节开幕的讲话中表示，“希望埃及和中国这两个友好的民族之间的文化关系能够扩大和加强”。
中国电影代表团团长司徒慧敏在接连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的简短演说中向埃及人民和政府以及纳赛尔总统表示敬意。
司徒慧敏说，中国人民一向从心底里关心埃及人民，他们为埃及人民战胜三个侵略国家和目前支持叙利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感到骄傲。
中国电影代表团团员白杨和秦怡也讲了话。

泰国陆军控制曼谷并宣布戒严
乃沙立掌握大权　銮披汶下落不明
新华社17日讯
曼谷消息：
泰国陆军部队9月16日晚开入首都曼谷，并且控制了全市。
陆军电台随即广播了泰国陆军总司令乃沙立关于接收市内各重要目标的公报。
陆军当局在17日公布了戒严令。
泰国国王在17日早上发布命令，宣布任命乃沙立为曼谷地区军事司令。
命令说，乃沙立已经取得了权力。
命令还要所有官员今后听从乃沙立的指挥。
泰国陆军的坦克和运输部队的卡车是在16日深夜开入曼谷市内的。
陆军部队迅速包围了政府大厦，把守着各重要通道，并且接管了警察局、邮政局和电话局等机关。
陆军的行动没有遭遇抵抗。
据宣布，陆军当局已经命令坤披猜蒙蒂陆军少将为代理警察总监，接收了乃炮对警察的指挥权。
泰国总理銮披汶的下落不明，陆军电台在17日早上再三广播要求銮披汶到陆军总部报到。
在这以前，乃沙立曾在16日日间率领五十七名陆军将领会见銮披汶，再次要求内阁总辞职，銮披汶没有答应这一要求。
乃沙立原来是銮披汶内阁的国防部长，他在銮披汶要求内阁部长退出商业活动以后于8月间辞去这一职务。
他说，他辞去国防部长职的一个原因是政府的政策同他所主张的不同。
当时还有四个陆军将领同他一起退出内阁。
随后，他同四十五名泰国议会中由国王委任的第2类议员一起在9月10日退出执政党马兰卡西拉自由党，接着有十五名第2类议员在9月11日也宣布退出这个党。
这些退党的议员多数是陆军将领。
乃沙立同时并且提出了要内阁总辞职的要求。
新华社17日讯
曼谷消息：
在16日晚间发动政变的泰国陆军总司令乃沙立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在局势平静以后，新政府将立即成立。
目前的议会将在19日解散，并且将重新举行选举。
乃沙立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泰国将根据同美国缔结的协定，继续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
泰国总理銮披汶的下落仍然不明。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一说銮披汶在离开曼谷以后，已经前往由他的儿子担任司令官的梭桃邑海军基地，另外传闻说他已经前往柬埔寨或者马来亚边境。
被接收指挥权的前警察总监乃炮已经在今天下午被命令离开泰国，有消息说，他将前往伦敦。

潘尼克团长在北京招待记者
介绍印度展览会概况
新华社17日讯
印度展览会代表团今天举行记者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中外记者共六十多人。
展览会代表团团长潘尼克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这个展览会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印两国的贸易和友好关系的发展。
潘尼克说，印度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这样一个形式和规模的展览会，还是第1次。
他说：
“我们希望这个展览会将能使中国人民对印度自从获得独立以来的过去十年中在工业和其他方面的概况有所了解。”
潘尼克介绍展览会的概况时说，这个综合展览会分工业品、纺织品、手工艺品三个馆，共有展品四万八千多件。
参加这个展览会的有印度二百九十九个单位，其中有二百六十六个是私营工业企业，其余的是印度国营、邦政府经营和其他公营的企业。
潘尼克说：
“由于时间、运输等条件的限制，这个展览会未能具有我们原来期望它所具有的充分代表性。”

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斯托伊卡
建议召开巴尔干国家最高级会议
讨论改善有关各国关系与和平共处问题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7日电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斯托伊卡建议召开巴尔干各国政府最高级代表会议，讨论改善和发展这个地区的各国关系以及加强这个地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与和平共处的问题。
这项建议是斯托伊卡在9月10日给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南斯拉夫和土耳其政府首脑的信中提出的。
今天布加勒斯特各报发表了斯托伊卡给这些国家政府首脑的信。
斯托伊卡在信中说，罗马尼亚政府深信建立巴尔干地区各国多方面的和平的合作关系是符合这个地区人民的各方面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的。
斯托伊卡说，“罗马尼亚政府认为有必要毫不迟疑地让有关各国的最高级代表来共同研究合作问题。
因此我建议1957年在某一适当的首都举行由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南斯拉夫、土耳其和罗马尼亚政府领导人参加的会议。
我们也很高兴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这次会议”。
斯托伊卡说，为了使巴尔干各国长久合作，罗马尼亚政府建议签订一项关于保证这一地区的和平及人民的繁荣进步的共同协定。
巴尔干协定应该建立在参加国在权益上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
斯托伊卡还强调指出巴尔干国家协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集团。

美国又要在太平洋大肆试验核武器
日本政府提出抗议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17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国防部和原子能委员会15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美国将在明年04月在太平洋的恩纳威托克试验场开始新的一系列的核武器试验。
纽约消息：
美国16日在内华达州试验场又进行了一次核武器爆炸试验。
这是今年以来美国所举行的第20次核武器试验。
东京消息：
日本政府17日向美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坚决反对美国计划于明年春季在太平洋再次进行核武器试验。
抗议书说，尽管日本国民迫切希望迅速停止一切核试验，美国政府目前仍然在内华达州进行核试验，这是日本政府认为极其遗憾的事情。
日本政府在抗议书中对于美国明年春季在太平洋恩纳威托克岛进行核试验一事也表示遗憾。
它说，由于这个地区接近日本商船和渔船等航行和捕鱼的区域，日本政府不能不表示严重的关心。
日本政府要求美国停止这次核试验，并且停止一切核试验。

老挝双方恢复政治谈判
新华社河内17日电
万象消息：
老挝王国政府和寮国战斗部队双方的政治代表团之间的会议，在停顿了将近六个月之后，在9月16日重新恢复举行会议。
老挝双方在今年04月06日举行的一次会议曾经指出，双方的谈判已经在一些重要的问题，如关于停止敌对行动、和平中立、保障寮国战斗部队的公民权等方面达成协议。
会议认为，这些已经达成的协议符合于日内瓦协定和富马首相同苏发努冯亲王在去年12月28日签署的关于成立联合政府以统一国家的联合声明的精神，并且是解决同双方有关的政治问题的过程中的一个进展。
但是，在此以后，英美法三国政府在4月16日分别把内容相同的干涉老挝内政以阻挠这个国家统一的照会交给老挝政府；
同时，为恢复老挝和平统一所作的努力也遇到国内某些势力的阻挠。
双方政治代表团之间的会议就此中断。
今年08月08日，富马亲王在要求重新授权组阁的演说中，曾经重申王国政府严格遵守双方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协议的立场，并且表示将通过解决寮国战斗部队的问题来恢复老挝王国的统一。

“自由欧洲”电台是匈牙利10月反革命事件的导演者
本报记者　胡济邦
匈牙利政府过去在思想战线上长期忽视了敌人的宣传进攻，相信了一句好的成语“狗尽管狂叫，马队仍在前进”。
的确，十二年来西方国家虽没有停止过对匈牙利的诬蔑，但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在进行。
当1956年帝国主义改变它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宣传策略以后，当它在匈牙利境内得到裴多菲俱乐部和“文学报”等的共鸣时，西方国家的宣传机器，特别是为美国一手创办的“自由欧洲”电台，便给匈牙利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匈牙利人每谈到去年10月至11月期间所引起的思想混乱、残酷的流血、损失巨大的罢工和青少年们的盲目逃亡等一系列悲惨事件时，就不能饶恕“自由欧洲”电台的罪恶活动。
关于这一点，甚至连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报刊也对它作过谴责，认为它的侵略性的宣传和不负责任的谎言，对匈牙利流血事件应负巨大责任。
但是，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所谓“匈牙利问题”的报告，对这个臭名昭彰的“自由欧洲”电台的作用却加以赞扬，而对于“自由欧洲”电台的破坏作用却闭口不谈，只轻描淡写地说某些广播似乎“不够克制”。
“自由欧洲”电台在匈牙利事变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而值得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加以赞扬呢？
当人们了解了这一真相以后，也就可以由此了解这个委员会所编著的“匈牙利问题报告”究竟是什么货色了。
在西德慕尼黑近郊的英国花园附近，耸立着三十二个广播塔，建立了二十八个分布各国的短波站，二十五个广播室，成立大量通讯社，派遣大批间谍人员。
电台每年活动经费在一千万美元以上，内设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五个组，仅匈牙利组就有一百三十二个工作人员，其中有许多是充当美国间谍的匈牙利流亡分子。
从创办开始到1955年，“自由欧洲”电台一贯进行公开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宣传。
从1956年春，帝国主义及匈牙利流亡集团改变宣传策略，鼓吹所谓“民族共产主义”以后，电台特别增设一项对党员广播的节目。
去年10月以前的宣传方针是利用“民主化”的口号和民族主义情绪夸大党的错误，特别是违反法制的错误，挑拨对党、对公安军和对苏联的憎恨。
匈牙利流亡资产阶级通过电台宣传所谓“民族共产主义”，同时称赞纳吉是“代表匈牙利民族利益的共产党人”，颂扬裴多菲俱乐部举行的讨论会和匈牙利作家协会的言论，煽动匈牙利青年的“革命传统”。
这样，纳吉集团很快便和“自由欧洲”电台结成了思想上的统一战线，里应外合，使广大群众逐渐迷失方向，分不清敌我。
在匈牙利所发生的事情经常得到“自由欧洲”电台的迅速反应。
“自由欧洲”电台每天用匈文广播十二小时，事件期间，增至二十小时。
因此，它在匈牙利10月事件中对反革命分子扮演着组织、动员和发号施令者的角色。
去年09月间，美国国会、北大西洋集团和慕尼黑的流亡组织都先后召开会议，商讨颠覆匈牙利的决策，也为“自由欧洲”电台确定了宣传方针。
它们为电台的宣传确定了下面两个阶段：
第1阶段从10月23日到29日，是过渡时期；
第2阶段从10月29日到11月04日，是复辟开始时期。
第1阶段的要求是摧毁国家政权机构，解除革命武装，宣布党为非法，要求苏军撤退；
第2阶段是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产阶级复辟。
当时匈牙利国内的各种反革命组织，行动虽然不一致，但对“自由欧洲”电台提出的指示基本上都遵照执行了。
纳吉在第1阶段的出卖行为，露骨地表现在10月28日的声明中。
在这个声明中，他承认24日所声明过的反革命暴乱是民族民主的革命运动。
这样一来，反革命匪帮和叛徒，像杜达什、基拉伊和马勒特都变成“革命”领导者，可以合法地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自从这些“领袖们”出头露面后，旧时的霍尔蒂军官和匪徒都立刻出来了。
纳吉宣布普遍停火，结果解除了革命的武装，为反革命打开了自由活动的道路。
纳吉解散公安军、警卫军，结果是武装力量过渡到敌人手中。
杜达什匪徒们也拿着警卫军的证件把自己称为合法的战士了。
在苏军撤出布达佩斯的第2天便开始了白色恐怖，因此10月29日已标志着反革命战略的第1阶段已完成。
在第2阶段，纳吉这些慷慨的出卖行为，并不能再满足西方国家的要求，西方国家在考虑等候在监牢中的明曾蒂已可出台上演的时候了。
这时，“自由欧洲”电台军事评论员贝尔上校便广播反对停火令，叫“自由战士”们不要上纳吉的木马计，不要放下武器，要勇往向前继续战斗。
第2天，杜达什的法西斯匪帮，就大规模进攻共和国广场的布达佩斯市党委总部了。
广播员曾狡猾地进行解除革命武装的宣传，说每个穿军装的人可能都是“公安军”。
这样就把“反对公安军的恐怖”扩大到反对所有革命军人的恐怖了。
在大街上，连消防队员也被当作公安军屠杀。
从30日起，各武装小组马上沿街挨户搜查逮捕“赤色分子”。
白色恐怖在“自由欧洲”电台的鼓动下开始了。
31日，贝尔上校又向“自由战士”发出指示：
“要求共产党人退出军队”，“要求国防部长和参谋长的职位，并要求任命马勒特为国防部长。”
到11月03日，马勒特果然当了国防部长。
1956年夏从监牢放出来的霍尔蒂军官基拉伊由少将参谋升为警卫军总司令。
10月31日，反革命分子用凯旋式的行列把明曾蒂从监狱护送到布达佩斯。
这一天，代表政权机构的各种革命委员会在各地成立了。
11月03日，明曾蒂公开宣布“革命”的目的是恢复私有制，要求归还教会的地产。
“自由欧洲”电台诬蔑苏联政府10月30日的声明，鼓动撕毁华沙条约，宣布匈牙利中立，说在共产党统治时期缔结的一切条约都应宣布无效。
基拉伊便坚决要求立即退出华沙条约，杜达什的报纸也极力支持这个要求。
纳吉第2天就执行了这个要求，未经国会批准，便擅自片面宣布中立，提出退出华沙条约的要求。
这一天，艾森豪威尔得意地说：
东欧新的一天黎明了。
在11月04日工农革命政府成立以后，“自由欧洲”电台仍号召匈牙利反革命分子继续作战，欺骗“战士们”说，西方的军事援助就要到来，要求坚持下去，对工人挑拨罢工，以对抗工农革命政府和苏联。
武装匪徒则根据电台指示，对愿意复工的诚实劳动人民实行威胁和陷害。
在11—12月期间，“自由欧洲”电台又以各种欺人的谎言来影响青年人逃往西方，造成了成千上万的家庭悲剧。
“自由欧洲”电台这种史无前例的肆无忌惮的干涉，已引起世界舆论的谴责。
现在，匈牙利政府和人民已经接受了深刻的教训，决不会容许“自由欧洲”电台再来导演类似的悲剧了。

金日成接见风见章
据新华社平壤17日电
金日成首相9月16日下午接见了正在平壤访问的日本政治活动家风见章、安部君子和石野久男。
他们同金日成谈到了日朝协会为加强朝日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关系，建立贸易关系和对两国邦交正常化所作的活动。
金日成表示支持他们为朝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亚洲和平而作的努力，并且强调首先建立朝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

铁托和哥穆尔卡签署联合声明
南波决定进一步扩大合作
双方对当前国际形势和工人运动态度一致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7日电
在南斯拉夫和波兰两国的党和政府代表团举行了会谈以后，铁托和哥穆尔卡16日上午在贝尔格莱德签署了南波两党和政府的联合声明。
声明说，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有关进一步发展南波关系的问题、国际局势中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和当前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
双方代表对于在会谈期间所讨论的问题的态度是一致的。
声明说，两国政府注意到，由于一切和平力量的坚持斗争，最近在国际关系方面取得了一些改善。
不过，今天的局势显示应该进一步作出努力，来消除从目前的冲突温床（特别是在近东）产生的对和平的危险。
两国政府着重指出，它们根据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平等和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坚决奉行各国人民之间进行建设性合作的政策。
两国政府着重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力量在为共处的原则和巩固和平的斗争铺平道路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
声明指出，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下，裁军问题对和平事业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两国政府深信必须继续努力以求至少达成初步和局部的协议，为这个问题的全盘解决打开道路。
两国政府将支持这方面的一切积极倡议。
双方认为，在禁止生产和使用原子武器和热核武器问题上达成协议是极其重要的。
双方认为，欧洲集体安全问题和德国问题同缓和紧张局势的问题也有密切关系。
使德国重新统一成为一个和平和民主的国家，对于世界和平的稳定将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两国政府主张，为了解决德国问题，首先必须重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建立接触，并进行直接谈判。
南斯拉夫政府认为，波茨坦决议划定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承认的、现在的奥得—尼斯河边界是最后的波德边界。
关于近东的情况，双方认为，最近在那里又产生了对和平的威胁，各种形式的压力、特别是对奉行独立政策的叙利亚的压力，正在继续中。
两国政府一致认为迫切需要给予不发达国家经济和技术援助而不附带政治条件，同时尊重这些国家的主权和独立。
两国政府本着提高联合国组织的威信和行动效率的愿望，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必须占有它应得的席位。
声明指出，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历史过程是从伟大的10月革命开始的。
四十年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已经成为工人阶级当权的国家中千百万劳动人民日常实践的事业。
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今后的命运，要求加强共产党、工人党之间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和合作，要求建立工人运动的团结，要求发展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的合作。
为了进一步扩大合作，两国政府决定，在必要的时候，特别是在两国人民的和平和安全的利益需要的时候，协商建立南斯拉夫—波兰经济合作委员会，致力于扩大文化和科学合作，并且要在贝尔格莱德和华沙开辟文化情报中心。
声明最后说，双方代表团表示相信，两国间这种全面合作的发展有助于两国人民的进一步接近和兄弟关系的发展，有助于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进步力量的合作的加强。

阿萨利说叙利亚比以往更坚强
叙政府在考虑向联合国控诉美国侵犯领水
黎巴嫩和平人士号召支持叙利亚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17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
叙利亚总理阿萨利16日说：
“由于叙利亚人民在保卫他们的自由和独立方面所表现的庄严态度，叙利亚今天的地位比以往更加强有力了。”
他说：
“然而，我们将继续以极端警惕的心情警戒着并且注视着局势。”
阿萨利还对新闻记者说，埃及和叙利亚军事首脑9月11日在开罗举行的会谈非常重要，因为会谈的结果将会巩固叙利亚的防务以抵抗任何侵略。
同一天，叙利亚外交部长比塔尔说，叙利亚政府正在研究向联合国提出美国第6舰队最近侵犯叙利亚领水问题。
比塔尔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西方集团发动的、目的在于推翻叙利亚现政府的运动是露骨地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应当根据宪章来制止这种侵略威胁。
比塔尔谴责艾森豪威尔主义，并且指责美国自任为中东的警察。
他在提到土耳其军队在叙利亚边境附近集结的事情时说，在目前这种爆炸性的局势下，让这种军队远离国际边境驻留才是明智的。
开罗消息：
叙利亚驻埃及大使拉赫曼·阿泽姆9月16日在一项声明中说，自从叙利亚揭露了帝国主义的阴谋以来，他不断收到埃及各阶层人民和全国各地人民团体的信件和电报，这些信件和电报都表示决心支持叙利亚，愿意提供援助和志愿参加保卫叙利亚的尊严和自由的斗争。
他说，这种支持证明了埃叙两国长久以来的真正团结。
新德里消息：
叙利亚驻印度大使欧默尔·阿布·里夏9月16日晚在这里说，目前对叙利亚进行的神经战反映了帝国主义强权压制叙利亚民族主义的觉醒和复兴以及奴役爱好自由的叙利亚人的愿望。
他们现在使用“阴谋和诡计要来推翻叙利亚的现政权”，并且“通过经济封锁来绞杀叙利亚”。
欧默尔·阿布·里夏重申叙利亚遵循万隆原则。
他说，叙利亚是不会被这种诽谤运动吓倒的。
叙利亚是一个主权国家，它完全有权利“从我们能找到我们所需的一切东西的地方寻求这些东西”。
据塔斯社贝鲁特16日消息：
黎巴嫩“消息报”发表了黎巴嫩和平人士致全体黎巴嫩人民的呼吁书。
呼吁书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反对叙利亚的阴谋。
呼吁书说，这个阴谋的目的是想消灭拒绝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叙利亚的民族独立政策。
这次阴谋是要由美国、以色列和巴格达条约参加国同时进行挑衅和军事威胁。
呼吁书最后说：
黎巴嫩和平人士呼吁黎巴嫩的全体公民，不分政治观点和党派，都来制止近东战争的发生，都来支持叙利亚。

报刊论文摘要
我们的天下，是党领导的人民天下
争天下，夺取政权，这就是右派分子发动的这一场政治斗争的焦点。
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天下呢，还是右派领导的反人民的天下呢？
我们说：
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好得很；
右派说：
西方民主制度好得很。
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分歧。
今天右派分子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口头上并不承认他们是要改朝换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他们说：
“我也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只是要求把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改良一下而已”。
这不过是骗人的鬼话。
右派分子一切有关“党天下”的谬论，归根结底，就是集中于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和右派分子的根本分歧之点，都是在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上。
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权是不可分离的。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权，人民民主专政，或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变成一句空话。
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推翻人民民主专政。
为了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权，右派分子通用的第1个说法是：
“你们清一色”、“你们统治一切”。
右派说是反对“清一色”，实际上是反对“一色”，就是反对红色，而企图建立白色的清一色。
中国人民为了巩固红色的领导权，迫切需要大量培养红色专家和领导人才。
第2个说法是：
“你们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事实上，在我国，共产党和政权是分得很清楚的；
共产党和军队，和经济机关，和文化机关，和人民团体，也是分得很清楚的；
它们都有各自的独立系统，从来没有人说过，要用共产党去代替政权，代替其他的一切组织。
很清楚，右派的攻击实际上就是反对共产党领导政权，他们想把共产党和政权完全分家。
我们认为，共产党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核心，在总政策总路线方面，在工作方针方面，在行动方向方面，“党政不分”，溶成一片，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
第3个说法是：
“你们只要我们扛旗打伞。”
人们知道：
人民民主专政不但需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坚强领导，而且还需要无产阶级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结成巩固的联盟。
谁都知道，许多非党人士在我们国家机关中担任着重要职务，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中，非党人士占到40％以上。
这能叫“扛旗打伞”吗？
就算是“扛旗打伞”，你们不愿意为人民“扛旗打伞”，难道你们愿意重新再给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扛旗打伞”吗？
第4个说法是：
“你们独揽用人权”，“你们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什么叫领导？
毛主席曾经通俗地规定为：
出主意，用干部。
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为了保证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得到贯彻，实现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作用，共产党必须掌握用人权，但不是“独揽”。
任何人掌握着这个“权”，都要受国家的干部政策和人事制度的约束。
任何人的用人权，不能有随意任用反革命分子之权；
不能有随意任用反对社会主义分子之权；
不能有随意任用私人之权。
否则，我们国家的性质岂不是要变质？
从我们是中国历史上第1个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的朝代来说，这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改朝换代，但是今天的“天子”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工人阶级没有任何私心，对待任何别的阶级出身的人，只要不是敌人，只要他们抛弃自己原来的立场，便都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这种阶级界限的消灭，正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哪里谈得到“一朝天子一朝臣”？
事情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和右派的根本分歧，我们和右派斗争的中心内容，就是争的“天下谁属”的问题。
我们是为人民争天下，而右派分子是为资产阶级争天下。
（摘自中国青年报9月05日王力：
“论党领导的人民天下”）

粉碎资产阶级新闻学复辟的阴谋
李龙牧
在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进攻中，夺取报刊领导权是一个极重要的方面。
他们曾篡改了一些报纸的政治方向，曾力图在另一些报纸打开缺口，并曾大叫大嚷要求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人报”。
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力反对无产阶级新闻学，宣传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企图复辟资产阶级新闻学，毒害新闻工作者的思想，从而由内部破坏报纸。
反右派斗争展开后，右派夺取新闻阵地的野心已被粉碎，反对复辟资产阶级新闻学的斗争也已开始。
这是新闻工作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进行到底。
在复辟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阴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是右派“理论家”王中。
他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新闻学，同时几乎不加掩饰地搬运了资产阶级新闻学的一切主要点而建立了他的新闻学体系。
他在几个省的新闻工作者中散布谬论，攻击党的报纸，妄想影响它们的性质。
他在未来的新闻工作者——大学新闻系学生中播种毒素，狂妄地企图建立他的资产阶级新闻学“学派”；
并采取手段，建立其势力范围，妄想独霸黄河以南。
他疯狂地企图在一些省份逐一办起与党对抗的“同人报”，借以挤垮党报。
由于近两月的批判和揭露，王中反动理论的真相已大白于天下。
这证明一切反对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论客们总是要进攻报纸的阶级性和党性、反对党对报刊的领导的。
这使我们更深刻地懂得了，报刊的党性和党对报刊的领导是我们新闻事业的命脉，我们必须像保护生命一样的保卫这种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根本原则。
我们不能低估资产阶级新闻学在我国传播的可能，及其对我国新闻工作者的腐蚀作用。
首先应该看到，资产阶级新闻学的宣传者在我国还大有人在。
例如，右派分子顾执中便曾借发展新闻教育事业为名，要求恢复传播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阵地。
许多新闻界右派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积极宣传者。
王中的宣传便是与党外新闻界右派配合进行的；
他援引对某些有错误的报刊的吹嘘来证实他的理论，这些右派又利用他的理论进一步宣扬他们的观点，并提出办“同人报”之类的要求，成为新闻界右派向党进攻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资产阶级新闻学在新闻教育工作者中有相当的市场。
复旦大学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中不少人深受王中的影响，甚至有人立志“愿为王中理论终身奋斗不懈”。
其他学校也有一些人完全陷入了修正主义的泥坑。
他们说什么列宁关于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的定义似乎已经过时，不能再适用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企图借以反对报纸为中心工作服务。
他们捏造什么“五性一统于党性”的说法以丑化无产阶级新闻学，实际上是企图否定关于报纸的党性的学说。
他们甚至公然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报纸的根本观点当作“教条主义”，高喊所谓“新闻教学的危机”，不加掩饰地说“与其要教条主义，不如要唯心主义”。
当然，我们的新闻教育事业虽然年轻、还有缺点，修正主义者所诬蔑的那种“危机”却是根本不存在的。
但对于那些从来没有刻苦地、联系实际联系思想地学习和研究无产阶级新闻学，却匆匆地拜倒于资产阶级新闻学之前的人们，那他的言行却正表现了危机之所在。
这是不能不加注意的。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新闻学也经过不同的途径广泛地影响着新闻工作者。
根据已经揭露的材料，王中活动过的报社中都有一些人受了他的影响。
王中没有去过的地方也有这种思想在起腐蚀作用。
“新湖南报”的反党小集团便是因为坚持资产阶级的办报路线，企图篡改报纸的根本方向，并进行反党活动而堕落为右派集团的；
在他们的活动中也使用了王中武器库中的炮弹。
各地新闻工作者中要求办“同人报”、“同人通讯社”乃至“同人广播电台”的叫嚣活动炽盛一时，这也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腐蚀作用的具体例证。
这些人中有一些从来就是右派，但有不少却是因受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腐蚀甚深才完全走入迷途的。
资产阶级新闻学能在相当一部分新闻工作者中发生腐蚀作用的重要原因，是它的宣传现在已穿上了帮助改进工作的外衣。
它的论点常似乎是针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的改正办法，因而有一定的欺骗作用。
同时，缺点在克服过程中，成熟的经验还不多，工作人员的认识也便不能完全一致，因此，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便成了资产阶级新闻学传播和生长的肥沃土壤，或竟直接出现了内外呼应、同气相求的现象。
试举二例。
第1，自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在报纸工作中强调了党报既是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这个特点；
同时指出报纸上的言论不必一字一句完全代表党，并且可以允许发表同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
这是我们报纸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改革。
但人们对这种改革的理解却远不是一致的。
从根本上看可以归结为两种：
一种以为党报是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群众的报纸并不是一个完全新的问题，党性和人民性从来就是一致的。
党报发表与党不同甚至相反的意见，目的是为了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使思想界更加活跃，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愈辩愈明。
党报不必一字一句代表党委，但作为一个整体，它总是党的机关报，不可能是一部分代表党另一部分不代表党的某种混合物。
另一种看法却不然，他们以为党报同时是人民群众的报纸似乎是一个新问题，是为了调合党性和人民性的“矛盾”而提出的。
报纸的言论可以不完全代表党是“开放言论自由”；
在“百家争鸣”中，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不是应该加强而是应该放松，“放”而不“争”。
甚至有人由此认为党报可以不再是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可以和党委分庭抗礼了，因而闹起独立性来，以为必如此才能保障“百家争鸣”。
这两种看法显然是完全对立的。
第2个例子是扩大报道范围问题，在这里也有对立着的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随着建设时期的到来，报纸应该在以报道当前的阶级斗争和生产建设的中心问题为主的前提下扩大报道范围，充分反映人民群众在这伟大时代中的各方面的丰富多样的生活，以鼓舞人们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
扩大报道范围是为了使报纸更好地服务于阶级斗争和生产建设。
另一种看法则以为扩大报道范围就是不要把主要的篇幅再来反映和指导当前的阶级斗争和生产建设，而应该发表那些关于琴棋书画、花鸟虫鱼，女演员蜜月等一类稿件，以适应“读者兴趣”。
很显然，对这两个问题的后一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新闻界右派就这样把我们改进工作的正确口号加以歪曲，来掩护贩运资产阶级新闻学。
而在新闻工作者中，或多或少赞成或同情后一种看法的往往并不是少数，这就是新闻界有供右派思想成长的肥沃土壤的具体原因。
要彻底克服资产阶级新闻学复辟的阴谋，批判其个别宣传者是重要的，但不是足够的。
我们应该继续在新闻工作者中展开大辩论，一面反击右派，一面正确地改进工作。
这将是大大提高我们的党性锻炼的一场大战斗，也将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学彻底战胜资产阶级新闻学的一个最重要的战役。
右派分子为了贩运资产阶级新闻学，曾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新闻学。
例如王中便硬说“无产阶级只有在取得政权后……才有新闻学建设的需要”，使人们觉得它不过是一个几岁的幼儿，没有什么可学。
这种论调曾迷惑了一些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教育工作者。
必须击破这种蛊惑人心的捏造。
必须看到，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因素已有很长的历史。
马克思从一开始政治活动便注意利用报纸这个有力的武器，他最早的不少著作便与新闻学有密切关系。
这是百余年前的事。
列宁创办“火星报”时提出了关于报刊作用的经典性定义，系统说明了他的观点，并在“火星报”的活动中实现了这种观点，奠定了无产阶级党报学说的基础，这也已有五十年以上了。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便注意利用报刊。
在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那样极严酷的白色恐怖中，党便在白区出版的秘密报刊上开始译介列宁论党报的文章，并成立过“中国新闻学研究会”，研究党报的方针和作法，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
只是由于白色恐怖，这些活动还不能取得确定的成就。
但在解放区中则已开始积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办报原则付诸实践。
1942年整风运动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报学说与我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系统的办报路线和方法，由此建立了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学、我国党报学说的基础，并在以后多年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和丰富起来。
王中之流妄图贬低无产阶级新闻学，只是暴露出他们是不顾事实的说谎者而已。
右派分子们还讥笑我们没有出版什么无产阶级新闻学著作。
王中也不胜鄙夷地说：
无产阶级新闻学只有一些“工作指示、决定、单篇论文以及工作总结，尚无系统的、完整的涉及各方面的新闻学”。
的确，现在还没有一本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教科书。
但是，把是否写成了教科书与是否建立了一门科学混为一谈，是一种浅薄无知而又别有用心的诡计。
怎么叫建立了某一门科学呢？
简单地说应该是指掌握了某一种社会现象或自然现象发展的客观规律，加以理论的说明，并能运用这规律来正确的指导实践。
达到了这种程度而没有写成教科书，完全不妨碍我们说已基本上建立了某一门科学。
反之，不能揭示客观规律而编造出无论多少高头讲章，也不过是一些伪科学的骗局。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新闻学尽管各种著作汗牛充栋，但它一切从新闻事业的“超阶级性”这个完全违反事实的胡说出发，因而在一切基本问题上都是伪科学的欺人之谈，根本不可能说是一门科学。
而无产阶级新闻学虽然今天还很不完备，却是唯一真正科学的新闻学，才能说到建立一门科学。
“你们一笔抹煞”。
不，我们并不把资产阶级新闻学看成一无可取，它所积累的关于新闻的采访写作和编辑处理的某些技术经验，有的还可供参考。
但即使是这一部分也决不值得高估。
资产阶级新闻学从新闻事业是“超阶级”的、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这种弥天大谎出发。
他们的记者编辑根据这种伪科学的观点工作，他们的“新闻学者”又根据这种观点处理其工作经验。
反科学的毒素浸透在资产阶级新闻学的每一行中，甚至采访中采取贿买、盗窃的手段也无耻地列入新闻学内。
不先加以彻底批判，便不可能有正确的取舍辨别，无法沙里淘金。
借接受遗产之名为复辟资产阶级新闻学大开方便之门，是决不能允许的。
“你们故步自封”。
不，我们并不否认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还有不少缺点，这门科学还远不完备，需要长期的多方面的努力。
但决不能因而容忍资产阶级新闻学复辟。
正相反，必须粉碎这种复辟阴谋，并在与资产阶级新闻学作斗争中发展无产阶级新闻学的研究工作，才能使它健全和完整起来。
我们已经看到，这一次新闻界资产阶级右派发动的猖狂进攻，和我们对这种进攻的声势浩大的反击，已揭示了极为丰富而生动的事实，足以充分证明无产阶级新闻学的不可战胜性，并为新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材料和广阔的天地，这将使我们的无产阶级新闻学无比地丰富起来。
我们将满怀信心地在粉碎资产阶级新闻学复辟阴谋的基础上，努力加强研究工作，充实和改善教学，使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教学和研究有一个新的跃进。

进一步开展文学界的反右派斗争
巴金　周而复　柯灵　唐弢　章靳以郭绍虞　赵家璧　严独鹤
　罗稷南
今年的春天，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
05月原来是天朗气清百花盛开的季节，可是少数的右派分子，乘党整风的机会，兴风作浪，黑云翻卷，乌鸦昼啼，瓦釜雷鸣。
他们妄想推翻党的领导，根本否定我们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攻击我们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并诬蔑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切错误的根源，他们否定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的效果，他们妄想把绝大多数人民从社会主义大道上拉回去。
右派分子猖狂地到处放火，而文艺界正是他们理想的对象，不仅因为在我们中间也潜藏着右派分子，和他们同声共气；
也因为在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思想中存在着缺口，以致一时是非混淆，反调泛滥。
文学界的右派分子首先提出来不要党的领导，说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攻击我们的组织是暗无天日，一切今不如昔。
他们反对思想改造，认为那样有损“人”的“尊严”，使人站不起来；
他们反对作品中的政治性，憎恨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以为那样就产生了公式化概念化，使作品“干巴巴没有生气”；
他们反对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认为批评有害无益，把作品“一棍子打死”；
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要求创作上的绝对自由，什么香花毒草，都算是作品。
而且认为通过这样的创作实践，也可以收思想改造之效。
一句话，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在党领导下贯彻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用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思想来腐蚀人民的灵魂，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我们认为：
文学工作不仅要有党的领导，而且还要加强党的领导，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失去党的领导，我们就要迷失路途，只要党的领导薄弱，我们就要犯错误。
作家没有党的领导和帮助，就不能深入事物的核心，抓不到事物的本质，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作品来。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新文学，从五四以来，党就领导着我们前进。
作品必须是政治标准第1，其次才是艺术标准。
没有政治标准，只强调艺术性，就落入了资产阶级反动文艺理论的深渊，作品就如同一个没有灵魂、没有思想的纸扎“美人”。
我们的作品，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如果不是这样，在祖国就失去服务的对象了。
我们认为，作家的作品就是他对社会的意见和批评，他必须有鲜明的立场，明显地表示出来他拥护什么反对什么。
一切的作品必须对社会主义有利，一定要以社会主义精神来教育劳动人民，提高人民的工作与战斗的热情与勇气。
我们的作品，容许不同的风格，我们的作家有创作的自由，可以选择广阔的题材，但是不能违背毛主席所提出的六大标准。
违背了这些标准，任何作品就会背离我们时代的精神，和我们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相违背，就会坠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泥淖。
必须肯定，党的文艺方针，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在我们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种成就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所没有的，根据文艺报1957年05月19日第7期的统计：
全国作协会员共七百零八人。
分会会员（新疆、长春不在内）九百二十三人。
全国有作家一千六百三十一人。
中国作家协会各地有十二个分会，内蒙古，延边和新疆先后成立了分会。
从1950—1956年全国文学艺术书籍印出二万八千三百七十种，共印行了：
五亿三千六百七十一万一千册，每月印行的文艺刊物八十三种，发行数额：
三百四十万册，作品最高印数：
“把一切献给党”四百零八万零七百九十五册，“保卫延安”八十三万一千零七十册。
这和解放以前，真是天渊之别，难道是“今不如昔”么？
解放以前，一般的书，印上一万册，是绝无仅有的事，普通只有二千册。
一本杂志，充其量不过印三、五千册。
要忍受书商的剥削，反动派的压迫、删改查禁，甚至逮捕、杀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家队伍中，出现了不少的工农兵作家，他们过去是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有的简直是文盲；
可是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不但学了文化，而且写出了作品，这是根本性的变化，过去从来没有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是绝对不可能有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崭新的开端。
在将来，无可置疑的要涌现大批的工农兵作家和知识分子，组成新的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文学事业的面貌。
我们的兄弟民族，用自己的文字写出作品，有了自己的作家协会组织，在民族的大家庭中，在党的文学园地上，他们呈献了他们多采绚丽的花朵。
但这样说并不是表示我们的工作中就没有缺点，我们的作品还远远赶不上我们社会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
对全国六亿人口来说，作家还是太少；
对于如何领导和帮助创作，我们还没有摸索到很有效的方法；
我们的工作中，还存在着三大主义的旧作风和旧思想。
拿上海来说，它过去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今天又是各样斗争表现最为尖锐的城市，应该是创作的宝库；
可是我们一直没有很好地组织作家深入上海生活，写下有关上海的史诗和里程碑。
但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可以逐步克服这些缺点的。
为什么在铁一般的事实下，丧心病狂的右派分子对于我们取得的伟大成绩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
不仅如此，他们还百般生事，诬蔑造谣，甚至妄想摇撼我们的根本，推翻党的领导！
在文学界中已经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也符合柯庆施同志所提到的三种类型：
一种是为数极少的在反动统治时期和当权派勾勾搭搭，有些鬼鬼祟祟不可告人的关系，本身还说不上是当权派，解放以后，他们感觉到新的社会不合他们的心意，在匈牙利事件以后，以为天下即将大乱，因此跃跃欲试，蠢蠢思动，妄想把中国作家协会也改变成裴多菲俱乐部，来制造混乱，让他们重新爬在人民的头上，实现他们资本主义复辟的“美梦”。
还有一种是一贯在政治上心怀不满，总以为自己是大材小用，或是怀才不遇，处处都是一个我，和他的一个小集团。
这种极端的个人野心便使他们过分夸大自己，而忘记了自己其实是一无所有，甚至只是负号的存在，最后成为人民的累赘，成为人民的敌人。
他们绝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要人民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
等着机会到来，他们就把陈年的怨气扑向党，扑向人民。
他们想换班，推翻党的领导，让他们当家作主，为所欲为。
最近揭发的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反党集团就是最好的例证。
但更多的一种人是过去表面上也算得上是进步作家，在民主革命时期，也曾有过一些表现，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都受过一些考验。
可是单单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反倒停足不前，甚至朝相反方向跑去，这是为什么呢？
这些所谓进步作家，在旧社会里，也忍受了一定程度的剥削和压迫，由于个人的利害，激起了他们的反抗。
在民主革命时期，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比较的容易结合，参加民主革命对他们有好处，因此在革命中也有过一定的表现。
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他们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都有了显著的改善，个人欲望和切身利益便逐渐扩张起来，把个人放到第1位，忘记了集体利益，这样就很难过社会主义这一关。
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这不是流血的革命，可是需要脱胎换骨的大变革，知识分子必须彻底割断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尾巴，站稳工人阶级立场，才能心悦诚服，坚定不移地向社会主义大道迈进。
如果在灵魂的深处仍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对于私有制还有依恋之情，旧的想法和旧的生活方式还使他恋恋不舍，觉得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使自己得到什么反而要失去什么，那就必然要产生抗拒的情绪，走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们必须吸取这个严重的、惨痛的教训。
应该指出：
经济上的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但意识形态上的所有制问题并没有解决，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是极其尖锐的、激烈的，没有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经济基础上的革命还是不巩固的，不稳定的。
我们队伍中间相当多的人或多或少地带着民主革命时期的看法，对两个革命的不同的性质还没有明朗地、清楚地加以区别。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是站在民主革命的立场，进行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为了完成这个历史的使命，我们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来参加这个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在当时社会上是合法的；
但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就是直接的、敌对的思想，我们的历史使命是要通过和平改造，消灭资产阶级，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有人继续坚持资本主义立场，散布资产阶级思想，那就是企图使历史倒退，那就是一种反动的立场。
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更有必要站稳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以社会主义的精神，通过作品去感染人，教育人，为我们祖国沸腾的、飞跃的建设事业服务。
这次反右派的斗争，对我们来说，不仅是教育，也是考验。
看我们是否能在狂风暴雨中掌握坚定的方向，是否能明辨是非善恶，分清敌我，抛弃温情主义，积极地投入反右派斗争。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已经揭露了右派分子许杰、徐中玉、施蛰存和党内右派分子王若望……等。
对于这些右派分子，我们已经举行过全体会员的座谈会十一次，小型会二十多次。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斗争搞得深入透彻，打垮右派分子的一切阴谋诡计，要右派分子低头认罪，重新做人。
（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的联合发言，原载9月04日解放日报，本报转载时略有删节）

一个新战士又诞生了
戈壁舟你呵从人群中站起来，像细柔的垂柳；
你呵从人群中走过来，像带露的玫瑰；
你呵当面对着妄想把祖国拖回去撕碎你的幸福捣毁人类理想的坏蛋你又似一株呵一株高大的白杨。
你给黑夜唱诅咒的送葬曲，你对着黎明唱不完的颂歌。
你在新社会的摇篮里吸着党的乳汁，你呵绝不准许绝不准许谁来诬蔑你的母亲！
怒火烧得你流泪，你高高举起拳头！
让坏蛋们永远地永远地痛骂你这“双辫子”吧，让坏蛋们把仇恨把仇恨带进坟墓！
你呼喊出：
每一句话每一句话都是一把刀；
你端出来：
每一个事实每一个事实都是一颗炸弹；
你的反驳：
每一个论点每一个论点都是一朵真理的火花。
火花照亮了多少颗善良的心，火花也照见了多少狼心狗肺丑恶的罪行！
右派分子不得不低头了！
一个新战士又诞生了！

“传家宝”
夏风
一次反右派的会上，铸工车间陈主任说，他有一件传家宝，愿意拿出来给右派先生们看看。
陈主任的家谱大家是清楚的，从祖父辈就家贫如洗，靠血和汗来维持生活。
到他这一辈，继承的全部遗产是一件破碎如麻的棉袍和一个裂了口的粗瓷碗。
解放那年，光棍一条进了工厂，转年当了模范，成了家，去年提拔为车间主任……哪有什么“宝”可“家传”呢？
为了破开这个谜，散会后，我就跟陈主任来到他家。
陈大嫂正跟大女儿丽丽在院中浇花，见丈夫进来，直起腰一笑。
当她发现丈夫身后还跟着个生人时，即刻止住笑，不好意思地打个招呼：
“请屋里坐。”
进屋后，她一阵忙碌，斟上茶，递过烟，就忙拾弄晚饭去了。
不大会，随着阵阵浓烈的油香，饭菜摆满桌，仍然是老陈爱吃的两样菜：
一个西红柿炒鸡子，一个辣子肉。
“来，吃吧！”
“不。”
我想起了他的传家宝，忙问：
“陈主任，你那……”
“好，你少等会……”他说着从里屋搬出一个未上油的木箱，脸上的微笑登时不见了，手也颤起来。
我像是预感到什么，心怦怦地跳起来了。
我出神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只见他轻轻打开箱盖，拖出一个褪了色的包裹，他剥去一层又一层，我终于看到他剥去最后一层布，露出一团用布丝缠着的烂棉花。
老陈用颤抖着的双手抓起一头，一片片污黑的烂棉花落到地下，好像就是那件烂棉袍的剩余物。
我只觉头轰的一下，像是所有的血都涌上脑门儿，禁不住出了声：
“哦！
这不是……”“你……还记得？”
“谁能忘记呢！……”
十一年前的一个冬天，我住在张家口一个偏僻、狭窄而又肮脏的胡同里。
隔壁是一家“留人小店”。
说“店”只不过好听些罢了。
两间破得不堪收拾的小平房，伸手能超出房檐，进门得毛腰上炕，不然房顶上成串的灰尘就会落满脖颈。
但由于店钱低，就留宿了一些无家可归的老弱残废。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里的顾客中添了一个剽悍、健壮的小伙子：
高高的身材，紫铜色脸堂，粗眉毛，大眼睛，厚厚的嘴唇；
穿戴虽算不上整洁，可也不像其他丐民那样。
一天黄昏，我正在门口托着多半拉窝头啃着，那人慢悠悠地走过来，吃力地牵动了下厚厚的嘴唇，强作了个笑脸，然后贪婪地瞅瞅我手中的窝头。
我会意了，于是匆匆跑回家，拿了个窝头递给他。
他朝我笑笑，转身走了。
后来他悄悄告诉我他姓陈，还说他不是要饭的，也不是工人，是庄户人。
因欠了地主的一担租被赶出门。
母亲在来张家口的途中冻饿而死。
如今只剩下他和双目失明的父亲。
他两天没下去“市”，爷儿俩干巴饿了两天。
那个窝头就是拿给他父亲吃的。
这天早晨，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地上登时落了尺把深。
我背了书包，艰难地一步步地往学校挪动着。
突然，从后边不远的地方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
“等等，兄弟，我背你去！”
回头一看是老陈，抑制不住心中的愉快，可是怎能忍心让他背呢？
然而，扭他不过，他的两只大手抓起我的胳膊一抡，我就跑到他的脊背上了。
从这时起，我俩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了。
早起送我上学，晚间到校门口接我，一天见不着，就觉得别扭。
爸爸知道我交了这么个朋友，也不反对，常常把吃剩下的饭和穿旧了的衣袜送给他。
有一次放晚学时，忽然刮起对面不见人的大黄风。
我木然站在校门口等着老陈，一直等到路灯亮了，还不见老陈的影子。
我摸索着走回家，进门爸告诉我说：
“……老陈被抓走了，说是通了八路……他爸也上吊死了……。”
我猛然一怔，顿时觉得脑门像挨了重重的一击，泪水糊住了眼球，稍定了定神，即跑到店内。
老人已被店家用席头卷去埋了，只留下一件破烂不堪的棉袍。
从此，老陈就没有回店。
有的说病死在狱中，有的说被枪决了。
其实，他并没有死。
到张家口一解放，他出了狱，就进了工厂。
我渐渐从回忆里醒来，偷眼看老陈的脸，他乌黑的大眼睛里嵌着两颗晶莹的泪花，嘴唇剧烈地抽搐着：
“这……就是……我的传家宝……。”
我紧握住他的手，没有说话。
但我心里却在说：
“是的。
这是无价之宝，是那个吃人社会的真实写照！
尽管右派先生们挖空心思的诬蔑、中伤，然而他们却无从抹杀这铁的事实！”

“法”的内外行
流冰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成了右派分子们的符咒。
就连伪法统的镖师张映南，也这样念念有词了。
他认为共产党害了对旧法“打击太重”、“摧残行为”的大“病”。
需要他来“治病”。
于是他剖析病源，曰：
“政法部门的党员领导干部都是‘外行’，‘不懂业务’，而对老法学家又不尊重”。
药方也开出了：
“新旧法应该并重，不能单纯迎接新的，抛弃旧的。”
而且要“在旧的基础上学习改造才能适应需要。”
这真是绝妙好方：
先“新旧并重”，接着便“在旧（法）的基础上学习改造（新法）”。
只要共产党和人民吞下这剂药，保管可以彻底解决了问题：
残民以逞者再为堂上吏；
人民群众重作阶下囚；
至于“党员领导干部”呢，到那时自然都已就地格杀勿论了，是无需再分什么“内行”和“外行”的。
这倒完全“适应”他们的“需要”了，可我们却还不肯上当。
因为我们实在并没有这种“需要”。
所谓“内行”，各行业中之“里手”也。
如正直的科学家，艺术家，确有值得特别尊重的地方。
但是，“国民党的军法官”，“伪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算什么行道，应称作什么家呢？
或可叫作反动的“官”家吧？
竟也有人自居“内行”，而且大言不惭地喊着“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要共产党和人民特别地去“尊重”他们。
真不知人间尚有羞耻事。
于“法”一道，共产党人绝不是外行。
一切反动法学家和旧“官”家，不仅在新“法”面前称不起什么“内行”，而且是相距十万八千里的门外汉。
倘不彻底丢掉他们那一套，要想在新法面前当一名小学生，也是不够格的。
硬要摆出死架子来吓人，得到的岂止于不尊重。

洋奴相
朱薇
右派分子都有他自己心目中的“知己”。
刘王立明是个中国人，但她的“知己”却是美帝国主义。
报载，解放前她向她的美国主子领高薪，解放后直到1951年还继续接受美帝国主义每月三百美金的“津贴”。
她自己有妈妈，但她嫌她是中国人“不体面”，又去认了一位美国“干妈妈”，干女儿得到的好处是“继承”了遗产约一万美元。
“有奶便是娘”。
刘王立明心目中的“娘”，就是穷凶极恶的美帝国主义。
为了金元，什么国家民族，祖宗三代她都可以出卖，解放以来，她一直宣扬美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为她的“知己”尽忠，为她的“娘”尽孝，真是一副十足的洋奴相！
文艺界有萧乾，妇女界有刘王立明，在其他的右派分子中，崇拜“金元帝国”想卖国做洋奴的也不乏其人。
他们在解放前对人民犯了罪，人民宽恕了他们，但他们至今仍奴性不改。
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改造必须“脱胎换骨”，这些洋奴的骨头更是非换不可。

猴子拣西瓜（木刻）
张路
一、猴子在田里想拣个最大的西瓜。
二、“这个小，那个大。”
三、“这个小，那个更大。”
四、“这该是最大的了！”
五、“咦！
想不到河里飘着的西瓜，才是最大的。”
六、最大的西瓜还在桥上，可是猴子呢，跳下水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