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达成一项交易
供应日本四十万吨开滦煤
新华社13日讯日本八幡、富士和日本钢管等七家著名钢铁厂以及东京瓦斯等六家煤气公司派来谈判进口我国煤炭的代表，已与中国矿产公司达成一项由中国供应四十万吨开滦煤的协议，这一项交易的协定书，已经在今天下午由日方代表人冈崎文勋和中国矿产公司经理商广文签字。

中美记者入境采访要平等互惠
中国代表团在中美会谈后举行记者招待会
新华社日内瓦12日电在中美大使级会谈第70次会议后，中国代表团今天下午两点在日内瓦中国总领事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它在今天上午会议上向美方提出的关于中美双方在平等互惠基础上允许对方记者入境采访新闻的建议。
大约二十名外国记者参加了记者招待会，其中包括塔斯社、合众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安莎通讯社、伦敦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的代表和几家广播公司的记者。

于哥夫同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安东·于哥夫同志是保加利亚革命工人运动和共产党的杰出活动家、人民民主保加利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于哥夫同志在1904年08月05日生于一个贫农家庭。
早年丧父，从小做工。
于哥夫同志十四岁时进入普罗夫迪夫的烟草工厂作工。
他积极地参加了当地烟草工人的斗争和罢工。
1920年，他加入了保加利亚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并积极地参加了革命青年运动。
他是普罗夫迪夫及其他城市烟草工人罢工斗争的主要组织者之一。
1928年，于哥夫同志加入了保加利亚共产党。
1933年以前一直是普罗夫迪夫党的区委委员，以后担任党中央的重要工作。
1934年，于哥夫同志侨居苏联，在列宁党校毕业。
1936年回国后，立即加入了党和工会所进行的革命斗争。
1937年，于哥夫同志被选为保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一直到现在。
1940年，于哥夫同志代表党中央领导了席卷全国的烟草工人罢工。
于哥夫同志曾因进行革命活动而遭受多次逮捕和流放。
1941年，他被希特勒匪军拘捕投入集中营，很快就逃了出来。
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于哥夫同志是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人民解放起义军总参谋部委员。
他在开展全民性的反法西斯斗争中，在准备和进行1944年09月09日的人民起义中起了巨大作用。
保加利亚解放后，于哥夫同志被任命为祖国阵线政府的内务部长，1950年担任重工业部部长，1952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
1956年04月，国民议会一致选举于哥夫同志为部长会议主席。
1956年09月，于哥夫同志曾率领保共代表团来中国参加中共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
（附图片）

南驻华大使波波维奇举行招待会
欢迎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访华
伏克曼诺维奇宴请我国家领导人
新华社13日讯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波波维奇今晚举行招待会，欢迎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访问中国。
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在招待会上首先致词。
他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繁荣，祝中国在很短时期内发展国民经济变成工业发达的国家，并祝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身体健康。
周恩来总理接着致词感谢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的友谊的祝贺。
他说：
我们中国人民以同样的心情祝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际和平事业中所作出的成就。
周总理还提议为中国和南斯拉夫两国人民的友好，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为世界人民的友好和世界和平，为南斯拉夫人民的领袖铁托总统身体健康和为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波波维奇大使和南斯拉夫同志们身体健康干杯。
在大使的三百多位客人中，有副总理陈云、陈毅、薄一波，副委员长李济深、郭沫若、彭真、陈叔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等和中国各方面的著名人士，以及各国驻中国的使节。
在酒会上，宾主欢聚在一起饮酒交谈。
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还同外交使团的人员们谈了话，并且和参加酒会的中国各少数民族的青年在一起合影留念。
这个洋溢着友谊的招待会共进行了两个小时。
新华社13日讯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伏克曼诺维奇今天中午举行宴会，招待我国国家领导人员。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贺龙、陈毅、薄一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张闻天、王稼祥、叶季壮、沈雁冰、曾涌泉、曹菊如、王雨田等出席了宴会。
随同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访问中国的南斯拉夫同志们，和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波波维奇也出席了宴会。

叙总理和武装部队总司令说
叙利亚准备好应付一切事变
新华社13日讯大马士革消息：
叙利亚总理阿萨利12日说，叙利亚已经准备好应付一切事变。
他说，什么也不能吓住我们，因为我们对我们所保卫的权利以及阿拉伯各国人民和自由世界为此而给予我们的支持具有充分信心。
阿萨利还指出，内阁阁员每天在开会研究局势。
据新华社开罗13日电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司令阿菲弗·比兹里将军9月12日在单独接见中东通讯社记者时说，叙利亚没有被美国的威胁吓倒。
叙利亚人民决心要保卫他们的自由；
准备应付任何局势，履行他们的义务和取得胜利。
他说，叙利亚在地球上不是孤立的。
我们在世界上并不是单独对付帝国主义者的。
比兹里是在9月11日偕同叙利亚陆军情报处长萨拉杰到达开罗的，他们在同纳赛尔总统和埃及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密尔会谈后，已在9月12日离开开罗回国。
比兹里说，他这次到开罗是来研究一般的局势的。
叙利亚军队同埃及军队是一体的，它们有着统一的计划。
在谈到叙利亚同美国的关系的时候，比兹里说：
“对于叙美关系的现状，叙利亚不负任何责任。
我们对美国的威胁置之不理。”
在谈到叙苏关系时，他说，叙苏关系是联合国宪章的两个签字国之间的正常关系。
他强调说，叙利亚的武器是为了进行防御，而不是为了侵略。
他说，叙利亚并没有殖民地要维持，也没有市场要排斥竞争者。
比兹里在同一天对开罗“金字塔报”记者说：
“我们已经准备好对付一切万一情况。
假如帝国主义要进攻叙利亚，同它交战的将是全世界，其中包括侵略国的人民支持的团结一致的叙利亚人民。”
他警告帝国主义者应该从英、法、以色列三国侵略埃及事件中接受教训。
比兹里说，美国策划要在叙利亚发动的政变原定由前叙利亚总统施舍克里和叙利亚驻罗马的武官侯赛尼领导。
他们被帝国主义利用为引诱叙利亚陆军军官来参加阴谋活动的工具。
他说：
美国人“以为美元可以做到一切事情，而忽视了这一事实：
在只有荣誉和尊严才有价值的国家里，美元是没有地位的。
他们所付给他们自以为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军官的钱，已经归我们所有了，我们就用这些钱来搜索他们的特务。”

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效克服官僚主义
政府认真对待善意批评
国务院八办向工商界报告处理工商界意见的初步结果
用铁的事实戳破所谓“反右派斗争是抵制鸣放”的诬蔑
新华社13日讯国务院第8办公室今天邀请出席民建中央委员会和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的全体人员举行座谈会，向他们报告政府对工商界人士提出的意见的处理经过和改进办法。
出席会议的有两会中央委员和政府各有关部门的代表共五百多人。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国务院第8办公室主任李维汉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国务院第8办公室副主任孙起孟主持，他说，今年05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8办公室联合邀请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意见，会上除少数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恶毒地向党进攻，并已遭到广大工商业者的回击以外，大多数的批评和意见是正确的、善意的，当时就成立了三个小组作了深入的研究，现在有些问题已经解决，有的正在研究。
接着由国务院第4办公室副主任周光春、劳动部副部长刘子久、商业部副部长吴雪之和国务院第8办公室副主任许涤新分别就有关问题作了报告。
周光春谈到公私合营工业的情况和问题。
他说，一年多以来，公私合营工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显示了合营企业的优越性。
表现在：
生产一般提高30％以上，产品质量有很大改进，职工情绪高涨，劳资纠纷减少，私方人员的积极性得到发挥。
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也有所改进。
绝大多数工厂在合营后改进了劳动条件和职工福利，有条件的工厂实行了劳动保险，有些工厂实行了劳保合同。
此外，还提拔了工人干部，安排了私方人员，广大职工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后，思想觉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周光春指出，目前公私合营企业存在的缺点和问题主要是：
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企业管理方面还有些一般化的做法，不少合营企业的表报多、会议多，管理机构和其他非生产人员增多，工厂的权限还缺乏明确的规定等。
周光春说，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对这些缺点和问题，已作了研究，并提出初步解决的办法，报国务院批准。
今后准备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进：
一、加强公私合营工厂的政治思想工作，切实贯彻群众路线和勤俭办厂的方针。
二、在企业管理方面，今后工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公私合营工厂规模的大小，结合现在的管理基础、技术设备条件、产品品种繁简、从事制造还是修理、经营方式、生产集中还是分散等条件，提出不同的要求，分类进行管理。
三、报表多、会议多，必须认真加以精简，目前已规定了一些精简的办法。
四、用提高和发展生产的办法来逐步改变合营工厂管理机构和非生产人员过多的现象，逐步降低非生产人员和全厂职工的比例数字。
此外，关于公私合营工厂的财务管理的权限和人事调配权问题，周光春也提了很多具体改进意见。
刘子久从国家生产发展的情况，以及城乡关系、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关系、工商业者同工人的关系等各个方面，说明有些人要求目前多增加工资是有困难的。
他希望大家正确地认识生产和生活的关系，并且不能从一时一地，或某一企业的生产，而是应该瞻前顾后，从全局观点来处理工资问题。
他指出目前只能适当地保证生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生活。
吴雪之就小商小贩社会主义教育、改造以及合营商店的一些具体问题发表了意见。
他说，商业部认为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可以通过开展大辩论的形式来进行，辩论的主要题目，除了工商界整风中所提出的题目以外，还可以着重辩论两个问题：
一、究竟是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好？
还是单干好？
二、正确地认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
辩论第1个题目的目的，在于帮助广大小商贩认识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包括参加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不论对国家、对自己，都比单干好，使小商贩认识到应当爱国守法，服从国营经济的领导。
那些企图摆脱国营经济的领导，不遵守国家的物价政策，不服从市场管理法令，进行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的行为，都是企图脱离社会主义道路，回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完全是错误的。
辩论第2个题目的目的，在于帮助小商贩认识到国家对小商贩采取“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政策的正确性，认识到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
批判那些只顾多分红、多得工资，而不留公益金、公积金、互助合作基金，不愿把公积金的一部分统筹联合使用于较大范围的基本建设，甚至企图把以上这些基金分掉的错误思想。
关于公私合营企业董事会和业务改进委员会问题，吴雪之说，合营企业原有的董事会一般仍可以继续存在，至于行业董事会，因它的作用和任务同业务改进委员会、同业公会的作用和任务重复，今后只有某些特别需要的行业，才成立全业性的董事会。
吴雪之说，商业部确定按专业公司系统成立业务改进委员会，北京、广州、长沙、青岛等地已在上半年进行试点，准备将各地经验加以总结以后，再行逐步推广。
关于大城市商业局、专业公司和市辖区的区委、区人民委员会对基层商店的领导分工问题，以及小商小贩进一步改造等问题，吴雪之都作了说明。
许涤新说，5、6月间中央统战部的工商座谈会上大家提出的意见共归纳成二十四个问题，目前已经解决和处理的除上面几位同志已经报告的以外，还有下列几个问题：
一、关于公私合营企业清产核资遗留问题，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已提出了处理办法，并经国务院批准下达。
这些规定是：
（1）根据国务院1956年02月11日颁布的“关于公私合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财产清理估价几项主要问题的规定”，在这个规定公布以前已经进行过财产清估的合营企业，如果清估偏紧偏松，或提取公积金过大，其清估结果不再作变动。
如果个别企业因为种种原因必须予以照顾，可由当地有关部门和私方代表协商，适当提高定息息率，增加的息率从1956年01月01日起计算。
（2）有的地方，清产核资时从原企业的资产中提取一部分“准备金”，作为偿还未了债务之用。
现在对这笔未用的“准备金”可以转作原企业私方的股本，如果企业原来有公股，按原私股比例转作私股。
（3）企业合营时的待处理财产，除去一部分一时无法处理的财产（如冻结外汇等）以外，其他待处理财产，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加以处理了结。
二、对于已经裁并改组的华侨企业，如果有一定数量的华侨投资，仍可加挂原来厂、店的牌号；
华侨企业原来已经注册的商标，在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原则下，可以恢复使用；
今后对华侨企业的裁并改组，必须注意到对华侨投资和对外贸易方面的影响，慎重进行。
三、关于女私方人员在生育期间的工资待遇，现已规定不论女私方人员核定的股金多少，一律按照她们所在企业的女职工同等待遇。
四、关于工会同工商联的工作关系，经政府和全国总工会研究后，确定今后对两会有关的问题，两会市级机构可以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定期或不定期地互相交流情况，适当解决一些问题；
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联合举办文娱活动；
两会基层组织在企业党组织的领导下，也可以协商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双方还可以举行一些专门问题的会议。
此外，关于大家提出的工商联同各有关业务部门的关系和经费开支问题，已经提出了解决办法，并已在今年07月07日公布。
关于私营工商企业的文书、材料、账册的处理问题，也已经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国家档案局研究，并提出了处理的意见。
许涤新最后说，除上述问题外，还有公私共事关系、私方的福利待遇同工商联互助金的界线等问题，因牵涉的方面比较广，目前正在进一步研究。
孙起孟最后说，今天的会议从两个方面有力地驳斥了右派。
一方面，从政府有关部门的报告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到底孰优孰劣，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到底是不是关心人民，认真为人民服务。
另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的报告还戳破了右派分子所说的反右派斗争是为了抵制鸣放的污蔑。
事实证明：
政府对工商业者提出的善意批评和意见是十分重视的，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才能坚决地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并且认真加以克服。

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效克服官僚主义
政府认真对待善意批评
国务院八办向工商界报告处理工商界意见的初步结果
用铁的事实戳破所谓“反右派斗争是抵制鸣放”的诬蔑
新华社13日讯国务院第8办公室今天邀请出席民建中央委员会和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的全体人员举行座谈会，向他们报告政府对工商界人士提出的意见的处理经过和改进办法。
出席会议的有两会中央委员和政府各有关部门的代表共五百多人。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国务院第8办公室主任李维汉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国务院第8办公室副主任孙起孟主持，他说，今年05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8办公室联合邀请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意见，会上除少数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恶毒地向党进攻，并已遭到广大工商业者的回击以外，大多数的批评和意见是正确的、善意的，当时就成立了三个小组作了深入的研究，现在有些问题已经解决，有的正在研究。
接着由国务院第4办公室副主任周光春、劳动部副部长刘子久、商业部副部长吴雪之和国务院第8办公室副主任许涤新分别就有关问题作了报告。
周光春谈到公私合营工业的情况和问题。
他说，一年多以来，公私合营工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显示了合营企业的优越性。
表现在：
生产一般提高30％以上，产品质量有很大改进，职工情绪高涨，劳资纠纷减少，私方人员的积极性得到发挥。
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也有所改进。
绝大多数工厂在合营后改进了劳动条件和职工福利，有条件的工厂实行了劳动保险，有些工厂实行了劳保合同。
此外，还提拔了工人干部，安排了私方人员，广大职工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后，思想觉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周光春指出，目前公私合营企业存在的缺点和问题主要是：
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企业管理方面还有些一般化的做法，不少合营企业的表报多、会议多，管理机构和其他非生产人员增多，工厂的权限还缺乏明确的规定等。
周光春说，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对这些缺点和问题，已作了研究，并提出初步解决的办法，报国务院批准。
今后准备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进：
一、加强公私合营工厂的政治思想工作，切实贯彻群众路线和勤俭办厂的方针。
二、在企业管理方面，今后工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公私合营工厂规模的大小，结合现在的管理基础、技术设备条件、产品品种繁简、从事制造还是修理、经营方式、生产集中还是分散等条件，提出不同的要求，分类进行管理。
三、报表多、会议多，必须认真加以精简，目前已规定了一些精简的办法。
四、用提高和发展生产的办法来逐步改变合营工厂管理机构和非生产人员过多的现象，逐步降低非生产人员和全厂职工的比例数字。
此外，关于公私合营工厂的财务管理的权限和人事调配权问题，周光春也提了很多具体改进意见。
刘子久从国家生产发展的情况，以及城乡关系、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关系、工商业者同工人的关系等各个方面，说明有些人要求目前多增加工资是有困难的。
他希望大家正确地认识生产和生活的关系，并且不能从一时一地，或某一企业的生产，而是应该瞻前顾后，从全局观点来处理工资问题。
他指出目前只能适当地保证生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生活。
吴雪之就小商小贩社会主义教育、改造以及合营商店的一些具体问题发表了意见。
他说，商业部认为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可以通过开展大辩论的形式来进行，辩论的主要题目，除了工商界整风中所提出的题目以外，还可以着重辩论两个问题：
一、究竟是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好？
还是单干好？
二、正确地认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
辩论第1个题目的目的，在于帮助广大小商贩认识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包括参加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不论对国家、对自己，都比单干好，使小商贩认识到应当爱国守法，服从国营经济的领导。
那些企图摆脱国营经济的领导，不遵守国家的物价政策，不服从市场管理法令，进行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的行为，都是企图脱离社会主义道路，回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完全是错误的。
辩论第2个题目的目的，在于帮助小商贩认识到国家对小商贩采取“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政策的正确性，认识到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
批判那些只顾多分红、多得工资，而不留公益金、公积金、互助合作基金，不愿把公积金的一部分统筹联合使用于较大范围的基本建设，甚至企图把以上这些基金分掉的错误思想。
关于公私合营企业董事会和业务改进委员会问题，吴雪之说，合营企业原有的董事会一般仍可以继续存在，至于行业董事会，因它的作用和任务同业务改进委员会、同业公会的作用和任务重复，今后只有某些特别需要的行业，才成立全业性的董事会。
吴雪之说，商业部确定按专业公司系统成立业务改进委员会，北京、广州、长沙、青岛等地已在上半年进行试点，准备将各地经验加以总结以后，再行逐步推广。
关于大城市商业局、专业公司和市辖区的区委、区人民委员会对基层商店的领导分工问题，以及小商小贩进一步改造等问题，吴雪之都作了说明。
许涤新说，5、6月间中央统战部的工商座谈会上大家提出的意见共归纳成二十四个问题，目前已经解决和处理的除上面几位同志已经报告的以外，还有下列几个问题：
一、关于公私合营企业清产核资遗留问题，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已提出了处理办法，并经国务院批准下达。
这些规定是：
（1）根据国务院1956年02月11日颁布的“关于公私合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财产清理估价几项主要问题的规定”，在这个规定公布以前已经进行过财产清估的合营企业，如果清估偏紧偏松，或提取公积金过大，其清估结果不再作变动。
如果个别企业因为种种原因必须予以照顾，可由当地有关部门和私方代表协商，适当提高定息息率，增加的息率从1956年01月01日起计算。
（2）有的地方，清产核资时从原企业的资产中提取一部分“准备金”，作为偿还未了债务之用。
现在对这笔未用的“准备金”可以转作原企业私方的股本，如果企业原来有公股，按原私股比例转作私股。
（3）企业合营时的待处理财产，除去一部分一时无法处理的财产（如冻结外汇等）以外，其他待处理财产，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加以处理了结。
二、对于已经裁并改组的华侨企业，如果有一定数量的华侨投资，仍可加挂原来厂、店的牌号；
华侨企业原来已经注册的商标，在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原则下，可以恢复使用；
今后对华侨企业的裁并改组，必须注意到对华侨投资和对外贸易方面的影响，慎重进行。
三、关于女私方人员在生育期间的工资待遇，现已规定不论女私方人员核定的股金多少，一律按照她们所在企业的女职工同等待遇。
四、关于工会同工商联的工作关系，经政府和全国总工会研究后，确定今后对两会有关的问题，两会市级机构可以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定期或不定期地互相交流情况，适当解决一些问题；
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联合举办文娱活动；
两会基层组织在企业党组织的领导下，也可以协商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双方还可以举行一些专门问题的会议。
此外，关于大家提出的工商联同各有关业务部门的关系和经费开支问题，已经提出了解决办法，并已在今年07月07日公布。
关于私营工商企业的文书、材料、账册的处理问题，也已经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国家档案局研究，并提出了处理的意见。
许涤新最后说，除上述问题外，还有公私共事关系、私方的福利待遇同工商联互助金的界线等问题，因牵涉的方面比较广，目前正在进一步研究。
孙起孟最后说，今天的会议从两个方面有力地驳斥了右派。
一方面，从政府有关部门的报告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到底孰优孰劣，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到底是不是关心人民，认真为人民服务。
另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的报告还戳破了右派分子所说的反右派斗争是为了抵制鸣放的污蔑。
事实证明：
政府对工商业者提出的善意批评和意见是十分重视的，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才能坚决地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并且认真加以克服。

在美国唆使下蓄意挑战
以色列土耳其兵临叙利亚边境
新华社大马士革13日电叙利亚军方发言人12日晚间指责以色列军队在9月11日破坏停战协定，进入叙—以边境的非军事区。
这位发言人说，以色列军队乘着三辆军用卡车和六辆坦克，同两辆联合国车辆一起进入了叙—以边境非军事地区内的塔瓦菲克村，并且赶走了当地的阿拉伯居民。
在叙利亚方面同联合停战委员会接触以后，以色列军队退出了这个村子。
叙利亚代理国防部长阿泽姆12日在谈到这次事件时说，叙利亚正在密切注意以色列在叙利亚边境的动向。
据“群众报”13日报道，美国副国务卿帮办汉德逊到中东时曾经答应给以色列一亿一千七百万美元作为侵略叙利亚之用。
汉德逊还向以色列保证，如果以色列向叙利亚发动进攻，将把叙利亚同约旦交界处一片阿拉伯难民居住的土地划归以色列，并且给予以色列在亚喀巴湾通航的权利。
这家报纸说，以色列军队进入非军事区是一种挑衅行为，目的在为进攻叙利亚寻找借口。
新华社13日讯据塔斯社13日消息：
叙利亚武装部队副参谋长尼福里对“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尔说，在美国“唆使”下，土耳其向叙利亚边境集结军队。
他估计，集结的军队有两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坦克师。
据这位记者从大马士革报道，尼福里还嘲笑了所谓这些军队只是在进行演习的说法。
尼福里说，国籍不明的喷气式飞机，也许是美国、英国或土耳其的飞机，近四天来在叙利亚北部拉塔基亚地区上空飞行。

我国家领导人接见伏克曼诺维奇
伏克曼诺维奇同周恩来、陈云会谈
新华社13日讯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今晚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伏克曼诺维奇和他的随行人员。
接见时在座的有：
国务院副总理陈云、邓小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以及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波波维奇。
新华社13日讯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伏克曼诺维奇，今天上午和下午分别同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副总理会谈。
南斯拉夫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南斯拉夫联邦国务秘书处副秘书长维莱比特，国家银行行长古齐纳和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波波维奇等人。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张闻天、叶季壮、曾涌泉和曹菊如。
（附图片）
朱副主席、刘委员长、周总理接见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
自左至右：
曾涌泉、彭真、陈云、波波维奇、刘少奇、伏克曼诺维奇、朱德、维莱比特、周恩来、古齐纳、邓小平、巴乌姆。
新华社记者邹健东摄

欢迎来自索非亚的友谊使者
中国人民欢迎你们，来自季米特洛夫的光荣祖国的朋友们！
欢迎你们，来自索非亚的和平友谊的使者——以于哥夫同志为首的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保加利亚人民是勤劳、勇敢和智慧的人民。
保加利亚人民过去为解放自己而进行长期艰苦斗争的英雄事迹，曾深深地感动过中国人民。
保加利亚人民在光荣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短短的十三年中，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也赢得中国人民的无限钦佩。
在解放以前，保加利亚曾经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
但是，当人民粉碎了资本主义剥削的锁链之后，立即就显示出自己惊人的力量。
保加利亚人民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下，建立了资产阶级统治时代从未有过的重工业，并且迅速地发展了轻工业。
1956年，保加利亚的现代化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67.5％，完全改变了解放前贫困落后的状态，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农业国。
现在，保加利亚不仅可以出口工业品和机器，还能帮助中国、叙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设计和建设完备的工业企业。
在农业方面，保加利亚已经基本上实现了集体化；
70％的田间工作，已经由机器来完成。
十多年来，保加利亚人民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生活水平已有了显著的提高。
亲爱的兄弟们，你们的这些成就和贡献，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信心。
保加利亚人民是热爱和平、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人民。
远在1943年，季米特洛夫同志说过：
我们需要保加利亚同苏联的忠诚友谊，正像每一个生物需要太阳和空气一样。
他还指出，对待苏联的态度，是忠于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主要尺度。
这些话深深地铭刻在每一个保加利亚爱国者的心中。
保苏两国人民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历史友谊，是在争取保加利亚人民摆脱压迫者世世代代的桎梏的共同斗争中，在反对法西斯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结成和巩固起来的。
保加利亚人民始终坚定地为保卫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而斗争。
保加利亚人民支持各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的愿望，坚决反对美国企图独霸中东和奴役阿拉伯各国人民的“艾森豪威尔主义”。
保加利亚人民曾经进行不懈的努力，以求达到各国普遍、大量裁减军备，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
他们反对北大西洋联盟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的活动，谴责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和原子战争的准备。
他们决心奋不顾身地履行对华沙条约所承担的义务，并主张以全欧集体安全体系代替军事集团。
保加利亚人民特别关心巴尔干半岛各国之间的友好睦邻关系。
保加利亚人民坚持不渝地努力捍卫联合国宪章。
保加利亚人民对于中国人民为维护自己在国际事务和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为争取恢复国家领土完整而进行的斗争，一贯给予真诚的支持。
亲爱的兄弟们，你们的这种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你们的和平外交政策和正义行动，对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对维护欧洲及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保两国人民具有着亲密的兄弟友谊。
1952年，中保两国签订了第1个贸易协定和五年文化协定。
从此以后，两国的经济来往不断加强，两国的货物交换促进了双方生产力的发展，并更加完满地满足两个兄弟国家人民的需要。
在过去五年中，两国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文化合作，互相派遣了几十个文化艺术代表团，互相交换留学生。
两国的文化、艺术和科学工作者之间的频繁接触和交流经验，对于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促进两国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我们相信，通过以于哥夫同志为首的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和我国党政领导人和人民群众的广泛接触，中保两国兄弟般的友谊合作，将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这不仅有利于两国的繁荣和幸福，而且也有利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与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加强。

丁一石狂妄反动骂倒一切
本报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汉族话剧团的工作人员正在揭露和批判剧团导演右派分子丁一石。
去年秋天，他从北京调到新疆工作后，就以“艺术大师”自居，说什么“自治区党委没有一个懂文艺的，不学无术，土里土气。”

他还诬蔑“新疆没有一点革命味道”，在这里工作的汉族干部没有一个好人，都有大汉族主义思想。
鸣放期间，丁一石倍加嚣张。
他说：
“我国有许多事情都是从国务院坏起，一直坏到下边。”

全国妇代会上剥开了这个右派分子迷惑人的外衣
刘王立明是美国金元豢养的走卒
直到1951年她还每月接受三百美金的津贴，解放以来她一直在宣扬美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积极参加章罗联盟的阴谋活动
据新华社13日讯出席中国妇女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跟踪追击右派分子刘王立明。
根据揭露的材料证明，这个似乎令人迷离难解的刘王立明，原来是一个拜倒在金元之下的为美帝国主义所豢养的忠实走卒，是一个同罗隆基鼻息相通狼狈为奸的老牌右派。
在昨天和今天的大会及浙江省的小组会上，代表们对刘王立明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和批判。
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沈兹九在今天的大会上揭露说，刘王立明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就是一个老右派。
她长期为美帝国主义所豢养，从解放前到现在，她利用中华妇女节制会和民盟这两个合法组织，充当了章罗联盟反共反人民的骨干，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阴谋活动。
沈兹九说，解放前，刘王立明坚决主张走“中间路线”，企图保持美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统治。
1947年正当革命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刘王立明在上海公开主张：
“中共不要渡江。
江北归中共，江南归国民党，中间划一中立区由联合国来管。”
又说：
“今天要和平，国共双方划出一条中立地带，请英美驻兵。”
沈兹九认为刘王立明这种无耻行为，“同中国历史上的卖国贼没有什么两样”。
解放以后，刘王立明公开为美帝国主义作宣传。
1952年她竟利用赴朝慰问的机会，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前宣扬美帝国主义的所谓“民主”。
并且还在受伤的志愿军战士面前别有用心地煽动说：
“可怜啊！
为什么要战争！”
沈兹九说，刘王立明说这种恶毒的话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
沈兹九说，刘王立明还曾经亲自对她宣扬美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无耻地吹嘘美国的导弹如何如何厉害。
沈兹九揭露，刘王立明从入盟那天起，就和罗隆基密切勾结，他们主张“中间路线”，反对民盟三中全会决议，反对民盟四中全会决议，种种活动都是一鼻孔出气的。
当罗隆基和张东荪在1950年组织反共集团进行阴谋活动的时候，刘王立明配合他们的活动公开对苏联进行恶毒的诬蔑，并且把她的家当成了反共集团阴谋活动的“机关”。
随后，她又把她的儿子刘光华也输送进去，充当了罗隆基的小喽啰。
李公朴烈士的夫人张曼筠在今天的大会上揭露刘王立明说，刘王立明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基督教徒，她口口声声喊“救人救己”，实际上却在害人害己。
她所崇拜的“救世主”就是金元，她所向往的“天国”就是金元帝国。
她从十九岁开始就投靠了美帝国主义，后来担任了美帝国主义御用的远东妇女节制会的工作，每月领取一百元美金的高薪和一百二十元美金的办公费，还继承了她一个美国“干妈妈”的遗产约一万美元。
直到1951年，刘王立明还继续接受美帝国主义每月三百元美金的津贴。
张曼筠说，美帝国主义的钱是不会白花的。
通过刘王立明的手所花费的每一元美金，都包含着政治阴谋和政治目的。
而刘王立明确实使金元充分发挥了作文化侵略的作用。
张曼筠还说，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丑恶本质，也集中反映在刘王立明身上。
刘王立明向来借口兴办儿童福利事业以歛聚钱财，充塞私囊。
直到解放后，她还曾继续套购外汇，经营美钞黑市交易，借民盟总部的公款给奸商作投机生意，并且骗取给儿童乐园的捐款。
张曼筠最后说，她在会场上看见不少烈士的妻子和烈士的妈妈，她很激动。
她说她的丈夫是蒋介石反动派用美国的无声手枪打死的，刘王立明的丈夫是日本帝国主义暗杀的，这些杀夫之仇现在都由共产党给报了。
她质问刘王立明说：
今天你向共产党进攻，良心何在？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小校长、模范教师陶淑范在昨天下午的大会发言时，就刘王立明在高小毕业生的升学和青少年的出路等问题上所发表的荒谬言论进行了驳斥。
刘王立明在今年03月间全国政协开会时，曾借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全部升学问题向共产党进攻。
她曾说，不解决中小学毕业生升学问题，就要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严重的后果就是：
儿童和青少年消极、苦闷和不满，家长们感到失望和增加负担，父母的工作效率就要降低，社会上游手好闲的人增加等等。
她还说，高小毕业生的升学和高中毕业生的出路只有两条，就是当老师或当学生。
陶淑范驳斥了刘王立明这些荒谬言论，她说，中小学毕业生不升学和失学根本是两回事，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教育方针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青少年在学校学习一个阶段，然后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完全是正常现象。
从几年来教育事业的发展来看，中小学发展的速度不但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少有的。
在刘王立明看来，不升学即当教师，这是唯一的出路，而把广大青年参加体力劳动视为是没有出路。
陶淑范说，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参加体力劳动同样是光荣的出路。
刘王立明说不解决中小学生升学问题，就要有严重后果。
陶淑范说，从半年多的事实来看，刘王立明估计错了。
今年没有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并未闹事，仅据辽宁省为例，到8月中旬，就有十三万五千多名本届中小学毕业生兴高采烈的参加了农业生产。
在昨天和今天浙江小组举行会议时，很多熟悉刘王立明底细的人同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刘王立明在两天小组会上的交代中，她扯谎欺人，避重就轻，极力回避与章罗联盟的关系。
可是她又说，“成立妇女节制会成都分会是为了给章罗扩充声势，如果这个分会响应了章罗阴谋，我的罪就更大了”。
刘王立明还狡赖她在成都将成立的妇女节制分会交给潘大逵领导是“因为成都妇联不领导”，狡赖她搜罗有政治问题的人作会员是“事先不了解”。
成都妇联会主任王泽当场将这些狡辩一一揭开。
王泽说，成都妇联从来没有讲过不领导节制会，而是因为成都分会的成立是非法的。
刘王立明急不可待地找了潘大逵领导，表示她根本就不想让妇联领导。
王泽还说：
刘王立明说不知道分会这些人的政治面目更是无耻的谎言。
成都分会成立后，连他们分会的人都自己嘲笑自己说：
“简直是个劳改大队。”
可是刘王立明一再说“没有关系”。
廖静文还揭发刘王立明在整风开始时，派一个叫做李蒨云的人来她家进行放火造谣的事实。
李蒨云说，刘王立明曾经讲，“现在人民生活很苦，吃糠吃菜”。
又说：
“人民大学有一个女孩子，下笔数万言、很有才干，在革命部队长大的，她有反党情绪，这能说是受别人煽动吗？”
李蒨云还说：
“共产党整风是用来整别人的”。
临走时李蒨云又说：
“刘王立明叫我转告你的这些意见，请你考虑考虑。”
章乃器的妻子杨美真在小组会上说，去年，我们一同去西德出席世界妇女节制会会议时，刘王立明在一个教堂里讲话时说，“我再多呆几天，就不想回去了。”
刘王立明不想回国要到那里去呢？
会上她没有作出交代。

天津人代会上大辩论的大收获
绝大多数右派分子认罪服输
一些有温情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参加了同右派的斗争
据新华社天津13日电新华社记者孟帆报道：
04日开幕的天津市第2届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在取得反右派斗争的辉煌胜利后，已经在今天闭幕。
在这次会议上，七百多名人民代表和列席人员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行了九天的大辩论，右派分子毕鸣岐、王华棠、张纪正、雷海宗、许忠杰、傅筑夫、聂国屏、杨思慎、雷爱德、何迟、荣子正、董少臣、王履和、赵光庭、王大川、关颂坚、李立民的反动言论被反驳得体无完肤，最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低头向人民认罪。
当代表们听到要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消息，就积极地搜集材料进行反右派的准备。
有些代表白天出外调查访问，晚间整理材料直到深夜；
有些代表还聚在一起共同研究了右派分子的材料，准备进行系统的批判；
有的代表深入选区征求选民对反右派斗争的意见。
会议一开始，人民代表和列席人员就携带着大批材料，信心百倍地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同右派分子展开了论战。
在代表们的充分揭露和彻底批驳下，一批最顽强的右派分子也无法狡赖，不得不进一步交代他们的罪行。
右派分子张纪正说自己仅仅是发表了一些类似右派分子的言论，不是什么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问题。
代表们指出：
张纪正污蔑共产党
“不事生产、光剥削人民”，他要党员干部“下台”，去干“铺床”、“扫地”的工作，难道不是明显地向共产党进攻吗？
张纪正曾叫嚣“工会要起反对党的作用”，还主张由“以医护联盟为基础的先锋队来领导医院工作”，这不是企图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吗？
张纪正这才张口结舌，无话可说，开始认罪服输。
在会议的第3代表组，代表们以具体事实驳斥了右派分子荣子正散布的“资产阶级是勤劳起家”、
“在企业合营时清估财产，样样估得不值钱，结果减少了资方的股金”等谬论。
车重远代表揭露了荣子正残酷剥削工人的事实，列席人员郭泽长指出：
全行业合营时清产核资是采取资本家自点、自估、自填、自报的办法，有些资本家一度发生估产偏低现象，经政府检查后已经纠正。
如全市印刷等十四个行业的六百多个企业，经检查后估值就调高了六十多万元。
当时政府为了使一千多户业不抵债的企业得到改造，还减免了资本家积欠国家的债务八百多万元，职工也自动减免了工资五十多万元。
这些事实都说明荣子正是无中生有，有意煽动工商业者向共产党和政府进攻。
在代表们的据理驳斥下，荣子正不得不承认他是“故意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有资本主义万岁的思想，一方面想要名，一方面又舍不得钱。”
在这场大辩论中，转变极为明显的是一些原来不大发言、对右派分子有温情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认清了大是大非以后，也都争先恐后地起来和右派分子展开辩论。
在对右派分子雷海宗展开斗争的时候，有的人开始时认为雷海宗只是
“学术思想问题”，“和别的右派分子不同”。
当许多人揭露了雷海宗不仅在鸣放时诋毁马列主义，而且早在十多年前就依靠蒋介石公开从事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才认识到是被蒙蔽了。
许多代表经过这场斗争，深刻地体会到加强思想改造，克服个人名利思想的重要性。

并非“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
于辅成利用职权破坏法制
判处反革命罪犯无罪煽动反革命罪犯翻案
新华社昆明13日电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干部最近连续集会，揭露右派分子于辅成的反动言行。
于辅成是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员、共青团员。
他一贯假借所谓“法律观点”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诬蔑共产党“重人治不重法治”，说国民党反动的“六法”也比今天“无法”要好。
于辅成并且在审判工作中故意采取了有法不依法的恶毒手段。
他给他自己定下了这样一个方针：
有机会就多放一些，放不了就在量刑上给反革命分子减轻判处。
据揭露，最近一年多以来被于辅成这样审理的案件就有四十多件。
例如有一案件中的反革命分子，解放前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特务活动，到云南大学开列黑名单破坏过学生运动；
解放后又积极支持过一个反革命集团的活动，因而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徒刑。
当这个反革命分子上诉到省高级人民法院时，于辅成却将他的许多罪证无理加以否定，改判为免除刑事处分。
据揭露，于辅成甚至煽动反革命分子翻案。
他在审理一个抗拒改造、破坏生产的劳改犯的案件时，竟毫无根据地告诉被告说：
“原判被告罪行事实有出入”，企图鼓动这个犯人翻案。
对一些根据宽大政策教育释放的犯罪分子，于辅成在宣判时竟私自“代表”法院向被告承认“错误”。
许多人在批判这个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时说，于辅成是一个混入国家司法机关和共青团内的阶级异己分子。
于辅成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他从1951年混入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以后，就曾经多次煽动地主向农民反攻倒算。
如1953年，他乘回到四川省云阳县家乡省亲的机会，就向一些地主、富农分子散布“土地改革搞糟了”，“土地改革只能分土地，不应分浮财”等谬论，企图煽动这些地主、富农分子向农民倒算。

打垮右派分子对人民法制的进攻
首都政法界驳倒楼邦彦
据新华社13日讯首都政法界今天举行了有四千人参加的大会，批判以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为首的右派小集团的反动言行。
根据会上所揭发的材料，证明这个小集团是章罗联盟的一个组成部分。
北京市司法局办公室主任常真首先在会上系统地揭露了楼邦彦及其小集团成员陈建国、郭可宏、赵威侯、朱平等人的罪恶活动。
常真指出：
在整风开始后，楼邦彦就积极地煽动群众闹“大民主”，他公然说：
“和风细雨是对你们共产党说的，非党干部不受这个限制”，
“如果非党干部也强调和风细雨的话，就会使他们有顾虑，不敢对党提意见”。
楼邦彦还公开主张把政法界的所谓“矛盾”到“大马路上去讲”，他说，如党组阻止这样行动，就是阻碍“群众对党提意见”。
常真说：
楼邦彦小集团的活动是章罗联盟阴谋在全国范围内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夺取领导权的一部分。
楼邦彦反动小集团和章罗联盟领导下的钱端升、楼邦彦、王铁崖反共集团有密切联系的。
而后者是章罗联盟在政法界的一个反共堡垒，他们阴谋夺取党在政法界的领导权，妄图组织一个“大法学院”。
常真揭露了楼邦彦还与储安平、浦熙修、费孝通等右派分子有联系。
常真说：
楼邦彦这个小集团活动是有理论、有主张和有目的的，他们污蔑我们国家没有民主自由，并表示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准备流血牺牲。
他们污蔑我们的法制是立法迟缓，无法可依，破坏了法制。
他们全部否定了肃反运动。
他们借反对宗派主义为名反对司法改革，反对党员干部充当政法界领导骨干。
他们妄想以这样活动来证明一切错误根源是在共产党，因此必须把共产党推下台。
会上许多人对这个小集团的纲领和主张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和揭露。
北京市律师协会筹委会第2法律顾问处副主任郑孟平引用大量事实说明现在我们国家具有历史上空前广泛的民主和自由，他说：
右派分子不承认这些民主和自由，还要争取民主自由，他们需要什么民主自由呢？
请听他们自己回答吧！
楼邦彦曾说过：
“我热衷于轰轰烈烈、五花八门资产阶级民主热烈场面。”
大鸣大放期间出现了一些谬论，右派分子陈建国高兴地说“得到了满足”，“才是民主”。
显而易见，他们所需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他们想以这样的民主和自由把共产党搞臭，搞垮。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庭庭长马润生指出：
据不完全统计，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们国家颁布的法律、法令及单行法规就有四千多件，其中有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也有许多重要法律，这怎么能说“立法迟缓，无法可依”呢？
马润生说，楼邦彦曾说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在三反五反后，指示法院对贪污分子依法从重处理，是“以党代政”“干涉审判”，因为张友渔是中共北京市委委员。
马润生说：
根据当时人民法院组织暂行条例的规定，人民法院受上级法院和同级人民政府双重领导。
当时，张友渔是副市长又是北京市政法委员会主任，他无论以那种身份对法院工作作出指示，都是完全合法的。
即使他以中共北京市委委员的身份向法院党员或党组织发出指示，保证国家法令具体有效地贯彻执行，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中央政法干校教员朱育璜说：
楼邦彦等右派分子攻击人民法制的另一论调，是说我们以“政策代替法律”，妄图以此来证明我们是没有法律的，以此来抵消八年来的立法工作。
朱育璜说：
“右派分子这个阴谋是枉然的，我们十分重视法律，但不是迷信法律万能的。
因此我们认为即便有了法律，为了适应我国阶级关系和社会生产的复杂情况，还必须有相应的政策为指导。
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法律。
以镇反为例：
我们和反革命的斗争在制定惩治反革命条例以前，就是根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等政策为指导的。
而在制订了惩治反革命条例以后，这些政策仍然指导我们正确地运用法律，而且适应着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在不同时期又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来指导这一条例的贯彻执行，这样就更有力的分化瓦解了敌人，更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
北京市中级法院审判员余樾在发言中指出：
楼邦彦等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夺取专政工具的罪恶目的，以反宗派主义的名义极力反对司法改革。
楼邦彦说：
“过去对政法界旧知识分子是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办法。
过去我们遭到了两个方面的彻底否定，一是政法界知识分子全部历史被否定，二是政法界的全部科学知识被否定。”
余樾说：
法律是一定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是一个阶级保护自己的有力武器。
旧的法律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
而旧社会的司法人员所谓正派人也是很少的，绝大部分都是贪赃枉法、敲榨勒索，无所不为。
他们直接充当反动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如果不经过彻底改造是不可能从事人民司法工作的。
由此可见，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的反动国家观、法律观，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必须否定，必须废除，旧司法人员必须彻底改造。
余樾说：
我自己是官僚家庭出身，曾当了六年伪法官，如果人民政府对旧司法人员像楼邦彦所说的是一棍子打死的话，那我早就被打死了！
但是我八年来始终没有脱离审判工作！
北京大学教授龚祥瑞在发言中揭露了楼邦彦一贯反共反人民的丑恶历史，龚祥瑞说：
在楼邦彦半生丑恶的历史中，至少有三次积极反共的行动。
第1次是在1934年，楼邦彦在重庆脱掉了学者的外衣，放下了教授的架子，投奔到胡宗南的剿共军队里充当“政治总教官”。
第2次是1947年，他在北京搞所谓“中间路线”。
实际上，1946年他还在重庆三青团专门训练特务和青年军的干部学校里讲了两个月的课，和蒋经国喝酒跳舞。
1947年人民解放战争已到了决定胜利的阶段，蒋介石政权完全溃烂得不可收拾了，楼邦彦还向蒋介石献策，主张坚决打内战，不要有行宪的打算，宪法解决不了问题，要狠狠的打共产党。
第3次反共阴谋就是这次在借帮助党整风的牌子下，跟随着章、罗联盟发起的反共反人民的进攻。
但是这一次他的失败更大。
发言的人把楼邦彦小集团的谬论一一驳斥得体无完肤，楼邦彦的原形再也无法掩藏了。
在群众的要求下他走上台，但是他的“检讨”却空空洞洞，没有具体内容，引起到会的人很大的愤慨。

粉碎资本主义法制的复辟阴谋
上海法律界全面反击右派分子
据新华社上海13日电新华社记者综述三个月来上海法律界反右派斗争的情况说：
上海法律界的反右派斗争，三个月来已经在各个方面全面展开。
许多右派分子妄图夺取人民民主专政的“刀把子”，使资本主义法制复辟的阴谋已经被揭露出来。
目前有的右派分子已经开始低头认罪；
有的企图蒙混过关；
有的仍在死命顽抗，但他们已经众叛亲离，孤立无援。
根据已经揭露的材料，上海法律界的右派分子有：
披着“君子”外衣、一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复旦大学教授王造时，曾任国民党政府检察署检察长、复旦大学教授杨兆龙，曾写过反动书籍向伪国大献礼的罗家衡，复旦大学教授张孟文，以民盟盟员何济翔为首的包括刘和平、张中、龙镇中、李国籍等人的右派小集团和普陀区人民法院审判员严文雄。
这批右派分子以王造时为“主帅”，以杨兆龙为“先锋”，他们从法学理论、国家法制、政法教育、司法改革以及肃反和民事、刑事案件等方面，向共产党展开了一系列的恶毒进攻。
杨兆龙在1956年年底就发表“法律的阶级性和继承性”，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学放出第1支毒箭。
这个右派“先锋”提出，法律没有阶级性，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国家的法律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没有区别。
在今年06月，杨兆龙又发表“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诬蔑我国目前没有法律。
同时，王造时诬说解放后“只有人治而无法治”，现在是“无法可依，有法不依，违法乱纪”。
王造时、杨兆龙等还诬蔑目前高等学校法律系办得“一团糟”，企图恢复资产阶级的社会学、政治学等课程。
这时，法院工作的右派分子何济翔小集团同王造时、杨兆龙“内应外合”，在民盟上海市委右派集团的策划下，在司法部门大肆招兵买马，成立了民盟司法工作组，为王造时、杨兆龙收集和捏造错判案件的“材料”，作为向共产党进攻的炮弹。
张孟文也同罗隆基呼应，企图组织“平反冤狱委员会”。
这些右派分子并同新闻日报的右派分子陆诒、陈伟斯勾结，由新闻日报召集一批他们物色的旧司法人员和教授举行座谈会，进一步攻击我国法制，诬蔑工农审判人员，煽动反革命罪犯翻案，煽动旧司法人员“归队”，企图造成向社会主义司法阵地进行全面进攻的浩大声势。
由此达到要共产党退出法院，动摇人民民主专政的支柱，篡夺国家司法大权的目的。
上海法律战线上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曾召开了大小数百次会议。
到会的人都以大量的事实，据理同右派分子展开了辩论。
工农出身的审判员、陪审员们，以自己办案中的成绩回击了右派分子的诬蔑。
曾在旧司法界工作过的人员，也以亲身的体会，说明旧司法人员必须进行改造。
许多法律系教授以充足的理论，集中地批判了“法律没有阶级性”、“旧法可以继承”等反动论点。
在大辩论中，许多人还揭露了这些右派分子的丑恶历史，并且揭露这批口口声声拥护法制的人有不少是不守法的人。
现在上海法律界广大人士正以高昂的斗志，准备在前一阶段斗争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各个方面展开大辩论，集中地批判旧法观点，彻底揭露右派分子篡夺司法权的阴谋。

过去媚美拥蒋现在反对共产党
孙毓棠原来是个洋奴政客
据新华社12日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6月26日展开对孙毓棠右派小集团的斗争以来，截至目前为止，已举行了大小辩论会二十三次。
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已经败露。
孙毓棠是章罗联盟科学纲领的拥护者和传布者。
他曾参加了制定这个纲领的座谈会，积极地出谋献策，并到处叫卖。
他的中心目的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排斥马列主义，取消共产党的领导。
孙毓棠非常同意费孝通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和依靠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的滥调。
他认为“现在已不是对付一下的问题，而是应该从根本上改变局面”。
他为了削弱共产党在经济所的领导，他和外面右派分子相配合，提出所谓“科学家办科学”的口号。
他认为，共产党可以领导思想教育，不能领导科学，党员科学家也不堪作领导。
孙毓棠的同谋者章有义就提出一个具体主张：
“研究员（包括副研究员）轮流当所长”。
据他们自己交代说：
经济所副研究员以上的人员中，党员极少，如果他们这个主张能实行的话，就可以“削弱一部分党的领导”。
孙毓棠借口反官僚主义，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他说他过去在旧清华和英国牛津大学时，真是“如鱼得水”，“顶天立地”，“上面没有人来压，下面也不压助教学生”，而今天在他的头上，却是“一层层的楼阁亭台”，“行政在学术生活之上，把学术生活压得像我犯了气喘病一样喘不过气来”。
他狂妄地提出学术不要计划，说甚么科学院“十二年规划是自上而下来的”，不切实际，有了“计划检查，实际就是干扰。”
孙毓棠造谣生事，利用两面派的手法挑拨群众同共产党等方面的关系。
他捏造了一些“事实”，说“党对旧知识分子的知识积累估计不足”，对知识分子的使用“简直是变相的劳动改造”。
他诬蔑党不关心青年，在党支部面前说“青年人不服从领导”，在青年面前说“党对青年的培养不负责任”，只有他是知识分子的同情者。
孙毓棠是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工会主席、民盟中国科学院支部组织委员。
这个右派分子之所以如此猖狂地反共反社会主义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孙毓棠原来是一个洋奴政客。
1939年后，他先后做了“当代评论”（由特务头子朱家骅出钱主办）和昆明伪中央日报的“史学”副刊的编辑；
1943年在昆明正式参加国民党；
1944年在国民党为美军举办的译员训练班（政治训练工作由陈雪屏、蔡维藩等特务头子主管）中，他担任教官；
1944、1948年两度发表的“中国民族的发展”一文为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中的民族沙文主义找“理论”根据。
1947年在国民党的联合国代表团中充当专门助理，作了国民党卖国的“帮凶”。
在解放前夕，他还在“新路”周刊举行的“中美关系”座谈会上，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涂脂抹粉，为蒋介石的垂死统治出谋献策。
孙毓棠同右派头子罗隆基，右派骨干分子费孝通、吴景超、潘光旦等，远在解放前，就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
因此，解放后不久，孙毓棠即混进民盟，摇身一变而成为一个“进步学者”，并到处吹嘘，骗取人民的信任。

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活动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许广平在全国妇代会上的发言
现在我介绍一下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问题
（一）
丁玲、陈企霞集团在文艺界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他们长期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
1955年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揭露与批判了丁、陈反党小集团的活动。
两年来他们不但没有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继续进行反党活动，并企图在整风中翻案。
这个反党集团，是以丁玲为首的文艺界中的一爿黑店。
没有丁玲的挂帅，陈企霞的大旗是摇摆不起来的。
丁玲住在北京多福巷十六号，围绕着她居住的还有这个集团中的人。
有人称多福巷十六号为“裴多菲俱乐部”，从这里经常吹起一股黑风。
某人党性强，他们就说“这个人是为做官”；
某人靠拢党，他们就说“这人拍马屁”；
谁公开骂领导，他们就说“这人有胆量，敢说话”；
谁因为条件不够不能入党，他们就说这是“党的关门主义”；
甚至有人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而受到党的批评，他们就说“这人家庭生活没有幸福”。
这个集团的活动方式是十分卑鄙的。
他们对人宣传说要讲友情，讲道义，讲诚恳；
但是他们对党无情，不讲道义，不讲诚恳。
他们讽刺靠拢党的人是“拍马屁，往上爬”，反党的却是“英雄”；
在会上公开发言是“卑鄙无耻”，在背后攻击党、骂人，反而是“光荣”；
他们进行反党的勾当，说“工作是光荣的”，但别人做些正当的工作，就说这是“往上爬，假积极”。
为了达到反党的目的，他们不择手段。
从这次揭发出来的材料看，他们利用一些同志对他们的真相不清楚，而冒充好人；
利用党在某些工作中的缺点对党进行攻击，却扬言他们是在为真理而斗争；
利用有些人对党不满而贩卖他们的所谓同情；
利用有些同志的温情主义来找寻对他们的支持；
利用同志们在工作中一些正常的不同意见来制造不和；
利用有些人对他们的好心爱护而作为进攻党的资本。
他们明拉暗扯一些臭味相投的人，鬼鬼祟祟，在一起言不及义——言不及社会主义。
这个集团中的一些走卒，为了拉拢别人，使用的手法达到令了人作呕的地步：
你要是画家，他就说你画的好；
你要是作家，他就说你写的好；
你要是青年，他就说你有前途；
你要是老年人，他就说你有修养。
总之，他们一心一意的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反党的勾当，企图分裂文艺战线的统一和团结，破坏文学的社会主义方向，阻碍党的方针、政策在文艺界贯彻执行。
从地方到北京总有那么一条线，在和党的方针、政策对抗。
以前大家不清楚是什么道理，现在才明白原来有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这个反党集团在作怪。
我们必须粉碎这个集团，保卫文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巩固党的领导。
（二）
丁玲是这个集团的头子。
我在这里向大家报告一下她的反党言行。
她是一个名作家，但不是以文艺为武器、为工具来为人民服务，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
而却是提倡“一本书主义”。
她主张“一个人有了一本书，便有了一切，谁也打不倒他。”
有人没有机会出国，她便挑拨说：
“不叫你出国，因为你没有一本书。”
谁觉得没有被领导重视，她便说“因为你没有一本书”。
她也曾对我说：
“你就是做了很多工作，算得了什么呢？
写东西才是自己的。”
就这样她到处宣传一本书主义，叫人家不要勤勤恳恳接受党交给的任务，好好去工作；
却叫人家专为个人的名利进行写作。
丁玲极端骄傲，目空一切，虚伪、骄横、个人征服一切的反动思想渗透了她。
在文学讲习所里，挂她个人的照片，在她家里，她把托尔斯泰的照片和自己的照片并排挂在一起。
自封为世界上的伟大作家之一。
她自己向人说：
在苏联、外国朋友不愿见周扬而愿见她。
她曾向别人表示，苏联有一位著名作家拿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两本小说相提并论很不应该，好像这样就使她受了侮辱，她曾在自己编的文艺报上发表苏联同志讨论她的作品的消息，借以为自己捧场。
她对我们党内外作家都看不起。
对郭沫若、茅盾、老舍这样的大作家都不尊重，对赵树理同志很看不起。
她一再对人说“为什么老把赵树理压在我的头上。”
其实，从来也没有任何人把赵树理压在她的头上，倒是她想尽方法来打击赵树理同志。
她不但拿文学当个人获取名利的资本，而且拿它来作反党的工具。
她在自己负责的如文艺报和文学讲习所里搞独立王国，在这个王国内，不允许任何人批评。
在她主编时期的文艺报，经常和“人民文学”唱对台戏，常常借故批评“人民文学”，破坏两个编辑部的团结。
1954年，有人匿名写文章攻击赵树理、周立波、刘白羽等，把这一匿名稿同时投给“人民文学”“文艺报”，丁玲知道这个情况后，非常高兴地说，“如果他们（指人民文学）不发表，我们就把它当法宝抛出去”。
同是在党领导下的刊物，而丁玲竟恶意的看待它。
丁玲是一个党员，但在她的思想里却没有组织，没有纪律，公开提倡“骄傲是美德”。
她曾向青年人说：
“你们骄傲一点不算什么，我年青的时候，比你们还骄傲呢！”
她的作品任何人都不能批评，有人曾经写文章批评了她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就无中生有地说这个人是“周扬的高足”，是为了打击她。
经过这次揭露证实这个人还是跟他们在一起密谋筹办“同人刊物”的，那里是别人有意组织文章来打击她呢？
她骄傲自满，目空一切，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彭真同志略为批评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就对彭真同志非常不满，见了彭真同志都不愿打一个招呼。
她心目中还有党吗？
（三）
前面说过，丁玲在文艺界，培植个人势力，建立独立王国，1955年秋天，作家协会党组举行扩大会议，把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盖子给揭开了。
但是自从去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特别是今年整风以来，他们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又卑鄙的阴谋进行翻案勾当。
这个反党集团的成员，到处制造谣言，准备翻案。
说什么“丁、陈事情的发生，是由于丁玲写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得到了斯大林奖金，有了国际声誉，因此别人嫉妒了，才整她的。”
企图用攻击个人的方法，达到反党的目的，用淆乱黑白，混淆是非的方法来模糊群众的认识。
整风开始以后，丁玲有步骤、有计划的先派遣她的党羽在党组会上放炮，然后看到时机成熟，便亲自出马，猖狂地对党进攻。
她先向到会同志诉苦，她说：
“戴了反党小集团的帽子，不敢走出多福巷，不愿参加会议，如人代会、妇代会、学习会等”。
这是一种污蔑，是一种歪曲，1955年党虽然对她进行了批评，但并未限制过她的任何活动，相反的倒是对她很照顾，她要到那里就到那里，要见什么人就见什么人。
她到过四川、云南等地，许多学校还请她讲演，许多报纸还请她写文章，这怎么能说由于“戴了反党小集团的帽子”就没有自由和地位呢？
至于人代会、妇代会、学习会等，是她听信冯雪峰等人的教唆，故意不来参加。
难道这不正是表示了她对党的抗拒态度吗？
丁玲是一个作家，她懂得“被迫害者”这种字眼容易打动人的心弦，容易博得人们的同情。
因此，这次她口口声声伪作委屈的诉说她是“贫雇农”，她是失无可失的无产阶级，她是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人，仿佛她既然是“贫雇农”、“无产阶级”、“被迫害者”，那么党就成了“地主”、“资本家”、“迫害者”了。
多么恶毒的词句啊！
她一再地说：
“我是刚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人，能有工作条件就行，个人绝不追究责任。”
好像党犯了什么错误，她却宽宏大量不再追究责任了。
其实，她的威风却真不小呢？
在一次会议上，她问：
“党组都是那些人？”
人家一一告诉了她以后，她马上转身说：
“陈明记上”。
她气势汹汹，想要一个一个的来整他们呢，请看，这不是威胁党是什么呢？
她自己觉得她了不起，搞反党集团有资本，因此，对一位党组负责同志威胁说：
“不团结我这个人，把我踢出文艺界，把我搞得很臭，不要紧。
但文艺界总要团结，党总要团结的。”
仿佛没有她，文艺界就不能团结，党就不能团结，地球也不能按照规律来运动了。
不是党要把她搞臭，倒是她要想尽方法企图把党攻倒。
她组织反党集团，在这个集团中间，她活像一个武则天，有军师、有文臣武将、有打手，又有通讯员和联络员。
有自己的“作家”、“理论家”、“诗人”、“杂文作者”……那么一大堆。
他们的思想里都有浓厚的阶级异己分子的敌对思想因素。
他们专讲个人第一主义，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擅长小广播，播送流言蜚语，找各种机会来对党进攻。
丁玲的反党活动，是打着所谓反对宗派主义的幌子来进行的。
她曾经说，她要“通天通地”，所谓“通天”就是指向中央告状，所谓“通地”就是指发动群众。
因为照她说来，文艺界的领导同志是“瞒上欺下”的，中央和群众都受了他们的“蒙蔽”了。
从这次揭发的材料来看，这完全是一派谎言。
有的同志指出，你说中央不了解文艺情况，那么武训传问题、红楼梦研究问题、胡风问题、草木篇和“电影锣鼓”等问题不是中央提出又是谁提出来的呢？
而且丁玲口口声声说她只反对个别领导同志，那么她写的“三八节有感”与发表的“野百合花”也只是为了反对这些个别领导同志吗？
再说你要发动群众，为什么你们用阴蔽的鬼鬼祟祟的方法来对付党呢？
为什么胡风害怕“公家人”，而你共产党员丁玲也害怕自己的所作所为被公务员知道呢？
实际上他们反党言行已经公开暴露无遗了，他们的党羽李又然曾对陈企霞说：
“我要杀人！”
陈企霞说：
“我真想放火！”
李又然又说：
“我现在才体会到打渔杀家中的一句台词‘要杀他的全家，方消我心头之恨’的情绪。”
请看，这只是反对个别领导同志吗？
丁玲不但在党内进行活动，而且勾结文汇报，企图里应外合向党夹攻。
她做好圈套，先使她的党羽柳溪到文汇报去泄漏所谓“丁陈事件”的底，然后等文汇报浦熙修和姚芳藻来了以后又故意说“这事你去问邵荃麟他们，他们党组知道。”
企图用这办法来对党将一军，迫使党在人们眼睛尚未擦亮以前向社会上宣布所谓“丁陈事件的底”。
用心之险可谓毒之极矣！
丁玲曾经说“自己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什么也不想了，只想到桑干河上过一辈子算了。”
这是真话吗？
不是的。
她还有一个更大的阴谋，就是准备在今年10月间举行的第3次全国文代大会上提出所谓“丁陈事件”对党进攻。
如果失败，她就声明退出作家协会，妄图在国际上发生不良影响，对党造成不利。
丁玲由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发展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不是偶然的，这从她的家庭出身和她的长期的反党的思想实质都可得到证明。
“丁玲出身于封建大地主家庭，她的父亲阔绰到这般程度：
他看见人家骑马姿势好看，就派人重金买回许多白马，每匹都给配上白缎绣花马鞍，然后要人们骑着，在他面前奔驰取乐。
她的母亲在自己的花园里专门架起一座秋千，来打着消遣。
就在这样的家庭里，再加上颓废享受文学的影响，使丁玲的思想里，深深的打上这个阶级的自私、骄傲和绝望的烙印。”
在1922年，她加入过无政府主义党，后来凭着小资产阶级狂热参加了革命。
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被捕自首变节。
丁玲对敌人是这种态度，对党却是壁垒森严、戒备很深的。
1940年她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一本小说里这样写道：
“每个人一定有着某些最不愿告诉人的东西深埋在心中”，这次整风当中她又这样说道：
“我得警惕一些，他们（指党）是很会整人的。”
就这样，她把叛党的事实，一直欺骗党，不向党交代。
她到延安以后，任弼时同志、陈云同志、李富春同志都审查过她的历史，但是她丝毫不作交代，一直隐瞒了七年之久。
丁玲在延安时期，不但没有向党立功赎罪，而且继续干着反党活动。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她自己写了“三八节有感”，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恶毒地向党进行攻击。
当时，除发表反党文章外，她还和坏分子萧军搞在一起，和党闹对立。
萧军因为有丁玲的支持，所以很猖狂，到处咒骂党，为王实味辩护，气焰嚣张，不可一世。
解放以后，丁玲担任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讲习所所长，先后主编过“文艺报”和“人民文学”，还担任党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可以说，党几乎把文艺方面的领导权都交给了她。
但她还说党不信任她，不重视她，专门纠集一批坏分子和党闹对立。
同志们，对这个阴谋企图，我们不能轻视。
他们搞反党集团，秘密组织同人刊物，进一步分裂文艺界，这是我国当前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文艺路线与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斗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美术界的江丰，也准备在今年10月间要搞一次分裂活动，如果我们把问题联系起来看，我们就不能忽略这个问题的严重意义。
这次揭露和粉碎丁陈反党集团是有历史意义的。
从左联时代起，三十年来，由于他们这些人反党言行，影响到整个文艺界。
这次斗争的中心问题是保卫文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巩固党的领导的问题，并解决文艺界党内长期存在的一个反党活动的问题。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分清大是大非，维护党的原则，为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从这次揭发丁、陈集团来看，在我们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内，一个人如果他要离开共产党，甚而至于反对共产党，那么，不论他是党员也好，非党员也好，一定会碰得鼻肿脸青，头破血流的。
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教训，也标志着在党正确的领导下是无往而不胜利的。
这一小撮反党的敌人必须彻底交代，向人民低头认罪。

北京戏曲界反右派斗争片断
新华社记者孙世恺刘佩珩
北京戏曲界上千人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斗争了近两个月。
在这场斗争中，老艺人和青年演员都活跃起来了。
这里所记录的，仅是北京戏曲界反右派斗争中的一些片断。
一支追击队
曾经被右派分子李万春一手操纵的北京市京剧一团，现在演员们一变过去消沉的状况，生龙活虎地反击右派分子。
北京市京剧一团是个民间职业剧团，部分成员是李万春的亲戚和徒弟。
当戏曲界开始进行反右派斗争，这个剧团还是李万春的“天下”的时候，唱老生的演员赵维环和琴师康君彤等就把李万春的师兄弟白玉春争取过来，组成了一个反右派斗争小组，投入了战斗。
这个斗争小组的人员废寝忘食地去搜集和研究李万春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一天夜里，康君彤和赵维环等到熟悉李万春情况的毛世来剧团了解材料，直到第2天四点多钟才回家。
有时候他们在夜间演完戏以后，还研究材料，赶写发言稿，编写大字报，过了午夜一、两点才回家睡觉。
也有些演员中午不休息，到李万春活动过的天桥一带和被他拉拢过的老艺人家中访问，具体了解李万春“放火”的情况。
他们参加戏曲界批判李万春的大会的时候，斗志更加昂扬，本着“摆事实，讲道理”的精神，经常把右派分子质问得理屈词穷，无言可答。
白玉春是李万春的师兄弟，跟李万春有十多年的交往，过去他被人们称为李万春的臂膀。
近一年来，他就察觉到李万春有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更明确认识到上了李的“贼船”，决心及早回头。
他自己就揭露出李万春排挤共青团员、企图篡夺北京京剧界领导权等阴谋活动二十多项，击中了右派分子李万春的要害。
在反右派斗争逐步深入的时候，参加“追击队”的人也愈来愈多了。
包括李万春得意的徒弟和干儿子，也揭发了李万春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还召集秘密会议策划反攻的十条计划等。
他们在斗争中擦亮了眼睛，追查出右派分子张伯驹和李万春召开秘密会议的活动，有的人还把右派分子召开秘密会议的记录都拿到了。
李少春的变化
李少春从今年01月患了嗓病，就一直在家中休养，很少参加什么活动。
戏曲界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他却抱病投入了战斗，有时一天赶三班，上下午参加反右派辩论会，晚上又准备发言。
别人劝他多休息一会儿，他都回绝了。
批判右派分子叶盛长、李万春、吴祖光、张伯驹，他都参加了。
他用自己亲身的体验，有力地驳斥了右派分子的言论，打得又狠又准。
例如右派分子说“共产党不关怀照顾艺人”。
李少春就以亲身的经历粉碎了右派分子的谰言。
他说：
“我嗓子闹了点毛病，组织上不但替我介绍医院去检查诊治，还叫我多多休养，在休养期间，给我安排了适当的学习机会。
党的领导是伟大的、温暖的。
铁一般的事实俱在，怎能够灭却良心诬蔑党呢？”
有人问他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感受是什么？
他诚挚地回答：
“从这次反右派斗争中，使我真正认识了党，时刻不能离开党的领导。”
这句话确实说出了他参加反右派斗争以后在思想上的重大收获。
他在中国京剧院一次反右派斗争会上，听到大家揭露一些人由于争名夺利堕落到右派泥坑的种种事实，深深打动了他的思想。
会后，他便写了一首打油诗，诗的末句这样写道：
“右派分子的‘我’，教育了我。”
同李少春朝夕相处的人们，也感到他和党的关系再不像过去那样若即若离了。
他近几年来由于思想改造不够，考虑个人得失多些，对党组织表示冷淡，在一定时期对工作又表现消沉，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坚决地向左转了。
面对面的对质
人们还记得在三个多月以前，曾经发生所谓北京市文化局阻挠筱翠花演出“马思远”的事件。
身披“尊重”和“发扬”传统艺术外衣的右派分子张伯驹，扮演一个“主持正义”的角色在北京和平餐厅亲为此事举行记者招待会，曾经迷惑了许多人。
现在真相已经大白。
请看筱翠花和右派分子张伯驹在一次会上面对面对质：
筱翠花气愤地指着张伯驹说：
“你是罪之魁，恶之首。
我来和你对质，是你先来煽动我演出‘马思远’的，还是我先找你的？”
张伯驹双手扶着桌子站起来低着头说：
“是我先找你让你演出，不是你先找我的。”
筱翠花一向是沉默寡言的人。
但这回在北京戏曲界第1次批判张伯驹言行的大会上，他却首先站出来发言，撕破了情面，激昂慷慨地揭露张伯驹煽惑他演坏戏，在戏曲界“放火”的情况。
三个多月以前，张伯驹百般鼓动筱翠花演出“马思远”。
筱翠花认为这是禁戏，已经有二十年没演出，既无服装又无配戏的人，不肯演出。
张伯驹却别有用心地从中硬拉他演出。
并且欺骗筱翠花说已经跟文化部门都接洽好了。
当文化部门告知这出禁戏在政府未开禁以前不能演出的时候，张伯驹便抓住这件事加以歪曲渲染，在戏曲界放了一把大火。
在事实面前，张伯驹的诡计被揭穿了。
曾经被张伯驹蒙蔽的老艺人筱翠花在反右派斗争中也清醒过来了。
（新华社专稿）

国家对农民经济支持有多大？
右派分子曾经大肆挑拨国家同农民的关系，说国家光是从农民手里拿东西，剥削了农民，农民生活很苦，“濒于饥饿的边缘”等等。
难道事实真是这样吗？
事实上国家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生活，对农民的经济支援数字是相当不小的。
（当然，我国工业化建设刚开始不久，国家还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来投放在农业方面。）
事实胜于雄辩，请看下列材料：
农业投资：
从1950年到1956年的七年中，国家投入水利基本建设的经费共达三十点七亿元，发放救灾和救济的经费约有十三点一亿元，用于推广优良品种、新式农具，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等经费约有十二点八亿元，以上三项共计约五十六点六亿元，这个数字约等于农民在七年中交纳的农业税款一百六十亿元的35％强。
仅以淮河为例，大家都知道淮河两岸在历史上就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的重灾区。
解放后，国家为了根治淮河，共投资达八亿元之多，修建了大型山谷水库七座，较大的湖泊洼地蓄洪工程十二处。
这些工程共可拦蓄洪水二百八十五亿多公方。
同时疏竣整理大小河道长度共达七千六百多公里，整理包括淮河大堤在内的堤防五千八百多公里。
已经进行治淮工程的地区，在一般年份降雨情况下，基本上春秋两季，都可保收。
农业贷款：
从1950年到1956年的七年中，国家先后发放的农业贷款累计数字共为八十多亿元，到1956年底还没收回的农业贷款就达三十点三亿元，超过1955年农业税的收入二千二百多万元。
技术援助：
国家对发展农业技术的帮助，几年的成绩也是很大的。
请看下面两个表：
农业拖拉机站发展情况
单位1953年1954年1955年1956年
站数个1189138 326
拖拉机台数标准台113 7782，3779，862
新式农具、农药、化肥的推广
单位1952年1953年1954年1955年1956年
双轮双铧犁部3517，694 17，804 368，3151，070，000
化学肥料吨295，088555，209807，8331，174，9181，620，000
农药吨1，71715，27641，28667，397160，000
此外，在1950年到1956年的七年中，国家还一共办了二百二十八所农、林、渔、牧高等和中等学校、学院，共培养出九万三千多名学生，他们已经成为一支农业战线上的庞大的技术力量。
同时，建立了二百一十所科学研究机构和一万四千四百九十九处农业技术推广站。
此外，国家从1952年到1956年供给农民双轮双（单）铧犁，双轮“收割机”、播种机等农业机械和新式农具共二百七十七万架，化学肥料五百三十万吨，农用药剂十七万吨，农用药械二百五十三万架。
这些措施在帮助农民提高农业生产上都起了很大作用。
（本报国内资料组）

巧妙还是拙劣？
黄植
上海新闻日报的右派分子陆诒，曾经得意地利用狮子的报道问题来狠狠地攻击党和国家的保密工作。
如今“狮子保密”问题已真象大白了。
如果事实真如陆诒“揭露”的那样，公园里新来了一头狮子都不让登报，不让上海六百万市民知道，记者们连给狮子拍照的自由也没有，真正是岂有此理！
但是事情果然是这样么？
上海园林处负责人摆出的事实，却把陆诒的谎言完全揭穿了。
我们并不否认，当国内外的敌人经常伺隙向我们的建设事业不断进行破坏的情况下，我们的某些建设和工作是要进行必要的保密的。
然而，有那么一批人，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持有和我们完全不同的态度。
他们一向不满意国家在敌我斗争中适当保持工作中的机密，他们毫无根据地夸大保密工作的缺点，说它怎样怎样不好，怎样怎样影响了别的工作；
有的人就千方百计把国家的保密制度说成同人民利益是对立的，挑拨群众的不满，以达到取消保密工作让国家在敌人面前毫无戒备，门户洞开的目的。
右派分子是惯于颠倒是非、将黑说白的。
不过狮子保密问题和其他一些谣言比较起来，是更加无耻、更加毒辣的，他巧妙地通过人民生活中的事件来进行挑拨，企图激起更多人的不满。
然而右派分子白费了心机，当人民把他们的阴谋拆穿之后，只更见其拙劣可笑与卑鄙可耻而已！

“狮子保密”真相大白
右派分子陆诒曾在上海市政协召开的座谈会上说：
“报上新闻很少，因为新闻要统一发布，什么都要保密。
狮子到上海要保密，西郊公园替‘南娇子’找了头雄象也要保密。”
陆诒这些叫嚣，当时引起了文汇报右派分子的共同兴趣。
05月07日该报从北京发来专电，把狮子保密和左叶事件连在一起。
事实真相究竟怎样呢？
上海市园林管理处处长夏雨在不久以前举行的市人代会会议的书面发言中，揭穿了陆诒的造谣和污蔑。
夏雨说：
去年从西德运来的那只非洲狮子，经一个多月的远洋航行，下船后就运往虹桥路园林处的动物繁养场暂时隔离检疫。
当日下午，新闻日报记者要求拍照，园林处表示同意，并通知中山公园主任等候与记者接洽。
但新闻日报记者延至下午八时才到达中山公园，如果再赶到虹桥路，时间更晚。
狮子是关在一个狭小的木箱子里的。
狮子只能躺着，无一点活动余地（事实上也无法拍照）。
动物繁养场又无充足的灯光设备。
即使用镁光灯拍摄也是拍不成的，而且对狮子的惊动又大，可能发生意外危险。
我们对他说，等明天将狮子移到铁笼里去后再来拍照。
经过多方面解释，记者才将信将疑而去。
后来这头狮子改放在中山公园兽笼内，我们曾通知各报前来拍照。
去年07月18日解放日报登出了这狮子的照片。
这就是所谓“狮子保密的真相”。
夏雨指出：
问题很清楚，不是什么解放后“新闻不自由”的问题，而完全是陆诒捏造事实。
（摘自解放日报）

质问俞钟骆
谁在“出入人罪”？
——质问俞钟骆
冯若泉
右派分子俞钟骆是最高人民法院顾问，民盟最高人民法院支部主任委员。
他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上，怀着根深蒂固的旧法观点，极端地仇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
他在大鸣大放期间，对党所领导的人民司法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攻击。
现在，我着重对他在审判政策方面提出的所谓“出入人罪”的谬论加以驳斥。
俞钟骆在首都法学界座谈会上，曾污蔑我们的审判工作是“罪与非罪的界限不清”，他说：
“判案时因时、因地、因人作不同的处理，从好的方面说合乎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从坏的方面说是“出入人罪”。
“出入人罪”者，任意出罪人于无罪或入无罪人于有罪之谓也。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审判案件时可以无法无天地将无罪判成有罪，有罪判成无罪，或轻罪重判，重罪轻判。
俞钟骆提出的“出入人罪”的谬论，还有其更恶毒的目的。
他把唯物辩证法与“出入人罪”相提并论的说法，不仅说明了他对唯物辩证法的无知和曲解，而且也反映出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我们审判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如何地切齿痛恨。
他攻击的矛头，不简单是对着具体的审判工作，而是指向党和国家整个的审判政策的指导思想。
因此俞钟骆“出入人罪”的谬论，是和他要撵共产党“下台”让旧法人员“上台”的企图，以及他平日散布的各种反动的旧法观点一脉相通的。
我们的审判工作真是“出入人罪”、一团漆黑吗？
众所周知，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从来就是本着“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的原则办事的。
在认定事实方面，我们历来就反对主观臆断、偏听偏信，历来就强调实事求是，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查明真相，并且采取多方面的监督，使案件获得公正处理。
这是法律已有规定的，而且早已形成为我们的审判作风。
在运用法律方面，我们不仅严格地依法办事，而且在刑事案件的论罪科刑上，还根据当时国家的政治形势和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掌握依法从宽和依法从严的界限。
处理每个刑事案件时，我们总是周密地考虑到各种犯罪的情节，其中也包括犯罪的时间、地点和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在内。
例如对各类反革命分子的处理有不同；
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某些犯罪案件的处理有不同；
对偶犯的处理与累犯的处理有不同；
等等。
法定刑一般是相对确定的，在法定刑的幅度之内究竟是从轻还是从重，是应该考虑到阶级斗争的情况和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不同情况来加以权衡的。
审判实践表明：
只有这样，才能恰当地处理案件，正确地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有力地打击和分化敌人，切实地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利益。
由此可见，“判案时因时、因地、因人作不同处理”，难道不正是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在审判工作中的具体运用么？
这与俞钟骆所谓的“出入人罪”，有丝毫相同之处吗？
还应指出：
人民法院为了保证案件得到正确地处理，还依法实行了公开审理、陪审、辩护、合议、上诉、复核、再审等审判制度。
在审判工作中，即使发生了个别错案，也都本着“有错必纠”的方针，及时予以平反和纠正。
这种勇于承认错误，坚决纠正错误的精神，是历史上任何反动法院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
上述情况说明，我们在审判工作中对于罪与非罪界限的划分基本上是清楚的，对案件的处理一向是非常严肃和慎重的。
俞钟骆“出入人罪”的谰言，除了说明他不顾事实的恶意污蔑、血口喷人之外，找不到别的解释。
俞钟骆肆无忌惮地污蔑我们“出入人罪”，似乎他是真正重视保护公民权利、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
其实，他一贯地替反革命分子百般辩护，开脱罪责，而对劳动人民却极尽污辱之能事。
这里我们举出两个具体案例来看看究竟是谁在“出入人罪”？
是谁在颠倒黑白？
远在1950年，前平原省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一件奸污、伤害妇女的案件，被害人刘改英是一个天主教堂中工友的女儿，被教堂的中国籍神父乔志亮奸污，外国神父怕教堂中黑幕暴露，强迫刘改英嫁给教徒申希成，当刘改英被乔志亮奸污后怀孕，又去找乔志亮时，竟遭外国神父毒打，因而起诉到法院。
俞钟骆在办理这个案件时，竟把神父奸污劳动妇女的罪行说成是：
“刘改英与有宗教束缚不能结婚的神父相奸，按照反封建的观点，即令是乔志亮主动，也谈不上什么错误和犯罪。”
同时，他又诬蔑说：
“刘改英嫁给申希成为妻，虽系被人强迫，但已是有夫之妇，竟又与乔志亮续欢，应当论以通奸之罪，予以处罚。”
很明显，俞钟骆是在颠倒黑白地“出”犯罪分子乔志亮于无罪，“入”被压迫、被污辱的劳动妇女刘改英于有罪。
不久前，俞钟骆在参加讨论黄云涛反革命死刑复核案时，充分表露了他的反动立场。
黄云涛解放前曾任伪湖北省新洲县举东乡乡长兼“戡乱主任”，一贯从事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曾先后捕杀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熊绍皮等革命干部和进步群众十八名；
当杀害我区长白清时，更惨无人道地把人头割下，挂在树上威吓群众。
解放后黄犯假造印章，企图逃往国外未逞，隐藏在广州，又与其他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结，隐瞒罪恶。
黄犯在被捕后，仍然捏造姓名、籍贯，企图逃脱罪责，最后在确凿的罪证面前，无法抵赖，才被迫认罪。
像这样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处以死刑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俞钟骆却极力替黄犯开脱，说什么“黄犯是历史罪恶”、“到国外去并非以反革命为目的，而是想逃命”、“经简单的开导已坦白认罪”，主张从宽处理，不判死刑。
从以上两个例子不难看出俞钟骆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维持什么人的权利！
也不难看出俞钟骆到底是怎样在“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到底是谁在“出入人罪”，难道还不很明白吗？
俞钟骆在解放前，长期在上海当律师，他曾为汪伪行政院秘书长兼储备银行副总裁陈春圃等大汉奸进行辩护，开脱罪责，原来他就是惯于“出有罪人于无罪”、“入无罪人于有罪”的“出入人罪”的专家。
俞钟骆一向自称是自由职业者，实际上，他在抗日战争时当过上海通用药厂的经理，大做黄金投机买卖，直到现在还拥有黄金三百余两、股票近万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资本家。
这就是一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俞钟骆的真实面目。

一批少数民族古老的用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调查景颇、佧佤、怒、独龙等四个民族的工作过程中，搜集到这些民族的三百多种生产和生活用品，对研究这些民族颇有意义。
调查组搜集到的一把长约二十公分的木质鹤嘴小手锄，是解放前独龙人的主要生产工具，使用这种小木锄挖地，每人每天约能挖十六平方公尺的土地；
调查组搜集到的渔网和弩弓也是独龙人的主要生产工具。
从横断山脉上怒族聚居地区搜集到的以石器较多，有磨光的石刀和考古学上极为罕见的一面磨光的石斧。
调查组还搜集到最值得注意的一件古代景颇人使用的牛角取火器，这些民族使用的木锄、弩箭、竹酒罐、祭祀用品等，给调查组提供了许多材料和线索，来研究这些民族的社会发展史。
（新华社讯）

加强消防工作领导广泛组织群众防火
许多地区火灾事故显著减少
据新华社13日讯我国的消防事业几年来已有显著发展，许多地区发生火灾的次数和由于火灾而受到的损失已较过去显著减少。
1956年，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西安、沈阳等十四个大城市的火灾损失较1952年减少了31.8％。
全国各地都普遍利用报刊、广播、电影、幻灯、宣传画、通俗消防知识资料和举办展览等形式，对广大群众进行防火宣传教育。
很多地区和企业单位结合防火宣传教育，建立了群众性的义务消防组织。
仅北京、上海、重庆、武汉、沈阳、西安等市和浙江、安徽两省就有义务消防人员三十多万人。
在城市和部分农村地区还普遍开展了防火检查和改善火源的工作。
1956年仅沈阳、旅大、广州等九个城市，在企业单位和基本建设工地发现的火险，有70％以上都及时采取措施进行了处理。
重庆、上海、杭州、温州等市，还改善了居民住宅中的危险炉灶、烟囱、电线和灯火等三十六万多件。
目前，各级消防机构已经建立，所有城市都建立了直接同火灾作斗争的消防队伍，器材装备也有了改善。
全体消防干部和民警经过勤学苦练和实际工作的锻炼，业务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并涌现出不少模范人物。
现在一般城市的消防队接到火灾警报后的出车时间，比解放初期的速度提前了一倍以上。

北京乒乓球队胜香港队
本报讯香港乒乓球队昨晚在北京体育馆内，对北京队进行了一场女子单打和男子团体赛的友谊比赛。
比赛结果，女子单打双方各胜一场；
男子团体赛，北京队以五比三获胜。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贺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观看了这场比赛。
男子团体赛第1对是香港队容国团对北京队王传耀。
容国团以发很厉害的下旋球迫使王传耀慢慢地搓球，同时趁机用快速的推挡，使王传耀左右奔跑，不能使用反手猛抽的专长，以二十一比十八胜得了第1局。
第2局，王传耀已渐渐熟悉了容的发球，于是改用正反手猛抽，结果以二十一比十一取胜。
第3局双方争夺更激烈，打到十六平时，王因过分紧张，接连碰网、出界，最后以十七比二十一败北。
第2场姜永宁对今年香港亚军邓洪波的比赛也很紧张。
邓以猛烈的正、反手抽击配合放短球，当姜永宁急忙赶前救球时，邓立即猛抽姜永宁的中路。
但是姜永宁比赛经验丰富，削球稳健，救出了不少险球，同时趁机给邓高球，诱邓猛抽出界。
结果姜永宁以两个二十一比十八连取两局。
第3、第4场傅其芳、王传耀分别胜了吴国海、邓洪波。
第5场傅其芳对容国团比赛时，富有比赛经验的容国团压住了傅其芳的左角，利用傅不能反手抽球的弱点，进行猛攻，迫使善攻的傅其芳以削球来防守，结果傅其芳以二比一败北。
这时北京队已以三比二占先。
姜永宁对吴国海时，姜以稳健的守球连胜两局，不料下一对傅其芳又以二比零败给邓海波，比数成四比三。
在第8对王传耀对吴国海时，王传耀以猛抽压住了吴国海，以二比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国安）

国务院关于加强消防工作的指示
消防工作是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项重要措施。
几年以来，在各级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实行了“以防为主、以消为辅”的方针，初步开展了群众性的防火工作，整顿了旧有的消防组织，提高了消防民警队伍的灭火战斗能力。
在部分消防工作基础较好的城市，较有成效地组织了同火灾的斗争，火灾的发生次数和损失已见减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物资财富的不断增长和集中，火源火险的逐渐增多，消防工作的任务也就随之日趋繁重。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有些地区和部门对于同火灾的斗争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在发动和组织群众防火方面，在消防的组织、业务建设和科学技术水平上，都还落后于客观实际的需要。
因而，当前火灾情况还是严重的，不论在城市、集镇、工矿、企业和农村，火灾都还不断地发生。
例如安徽省蚌埠市门台子烟厂，因建筑物不符合防火要求，于今年04月04日发生大火，几乎全厂被毁，损失达四十余万元；
沈阳市新力三酸再生厂，因对化学原料贮藏不当，于7月08日发生火灾，烧毁硝酸、盐酸等二万余公斤，使全厂生产停顿；
天津市新建的一个有五千四百平方公尺的阅览馆，眼看在今年09月中旬就要竣工了，但是由于麻痹大意，突于9月03日发生大火，一年来辛勤的劳动，在三小时内就大部分化为灰烬；
01月09日广西省三江县高武屯也发生一次大火，烧毁房屋一百九十七间，粮食五万多斤，农具九百三十件，并烧死二人、耕牛十七头。
在所有发生的火灾当中，本来有些是可以避免的，但往往由于防范不严、制度松懈等原因，就没有能够避免，从而给国家财富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为了进一步加强消防工作，有效地制止火灾的发生，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特作如下指示：
第1、各级人民委员会和各有关部门必须切实加强对消防工作的领导，批判和纠正对火灾的严重情况熟视无睹和不关心消防工作的错误思想，并且应当根据城市、工业建设的发展，将城市消防设施相应地加以规划。
国民经济各主管部门必须加强所属单位的消防工作。
在组织同火灾的斗争中，继续贯彻“以防为主、以消为辅”的方针。
在城市以保卫工厂、企业、基本建设工地，在农村以保卫基层财贸单位、棉粮仓库、农业生产合作社为重点，加强消防的经常工作。
在贯彻消防措施中，应当使消防安全与发展生产密切结合起来。
既要尽量保证免受火灾的危害，又要注意经济合理，防止要求过高，不切实际，造成浪费的现象。
第2、依靠和组织群众自防，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地积极地参加消防工作。
为此，必须广泛深入地开展群众性的防火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广大群众的防火警惕性，普及消防知识。
各级人民委员会应当根据当地火灾发生的特点，有计划地进行这一工作。
宣传部门应将消防作为经常的宣传内容之一。
在宣传教育和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应该根据需要，在城市的街道、企业单位、县城、集镇、棉粮仓库、国营农场和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逐渐建立起义务消防组织，设置一些必需的灭火工具，以便进行经常的防火和必要时的灭火工作。
第3、加强消防工作的组织建设。
各级公安机关应当将消防监督机构建立与健全起来，并且调配一定数量的工程技术人员。
凡是需要建立而现在还没有建立公安消防队的城市（尤其是新兴的工业城市），应当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相应地建立起来。
消防警力不足的城市，应当根据实际需要适当加以充实。
实行二班制的值勤制度，如果编制不足，在采取内部调整或者减少值勤车辆的办法后，仍然不能解决，可以由当地人民委员会在全市编制内调整解决。
同时，应当加强消防队的训练和教育，以不断提高灭火战斗能力。
为了逐步改善消防的技术装备，除加强对现有消防器材的检修保养和地区之间适当地加以调剂使用外，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应当将消防车辆、器材、化学灭火剂的生产和供应，全面地加以规划。
消防事业所需的经费应当由各级人民委员会列入地方预算开支。
企业专职消防组织，应当进行一次调整。
凡是几个企业位于一处，相距较近的，各企业单位除保留少数专职防火人员外，应当将现有企业专职消防队连同技术装备转交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统一领导和统一设置消防站，所需经费仍由各该企业按比例分担。
今后在企业单位建立消防组织的原则应当是：
规模较大、火灾危险性较多的企业单位，应当单独建立专职消防队，公安机关在业务上给予指导；
有些企业单位根据其规模、火灾危险性等情况，虽然应当建立专职消防队，但是由于和其它企业相距较近，为节约经费开支，可以由市人民委员会根据工业区域的分布情况统一设置消防队（站）；
一般企业单位，应当视实际需要配备一定的专职防火人员，并且组织这些专职消防人员所领导的义务消防队。
第4、中央各有关工业、财经部门应当根据所属单位不同的特点，分别制定相应的防火办法或防火技术规范。
各地方和各单位也应当因地制宜规定一些具体的防火制度，使人民群众有所遵循。
在工厂、企业中实行防火责任制度，以保证各项消防措施的贯彻执行。
第5、各级公安机关必须进一步加强消防监督工作，在国民经济各部门有步骤地推行预防火灾的安全措施，监督各种防火规则、办法的贯彻执行，结合有关部门，依靠广大群众组织经常的防火检查工作。
对于违犯消防规则、办法和技术规范而造成火灾损失的责任者，应当根据情节轻重，给以治安管理处罚或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为了不断地提高我国消防事业的科学技术水平，应当有计划地培养消防技术干部，逐步开展消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以适应同火灾作斗争的需要。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1957年09月11日

河南郑州市初中毕业生田阳亭（左）和纪贵生（右）在向老农学习扦高梁的方法。
雪雁摄

教师都应担负思想教育任务
北大二十多位教授提出建议
据新华社13日讯北京大学二十多位教授建议学校领导上动员和组织全校所有教师都担负起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任务。
这个建议是教授们在10日和11日学校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的。
教授们认为，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不仅应该通过政治课，同时应该通过每门专业课，特别是社会科学和文学的课程。
因为这些课程都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应该在讲授中树立起鲜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
他们对前一时期教学中的客观主义倾向提出了批评。
教授们建议在最近一个时期内，社会科学、文学等科系的课程应该结合批判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以及学生中的一些糊涂思想来进行教学，以便帮助学生在各项专业课程中树立起工人阶级的观点。
参加座谈会的教授们一致认为，要担负起这一任务，教授们也必须首先加强社会主义自我教育，努力改造思想。

明清大书法家选品
在北京北海公园内展出
本报讯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在北海公园内天王殿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展出的明、清书画选品，已有三批。
04月初展出的第1批计八十多幅，书画参半。
作者上起明永乐，下至清光绪，约五百年。
其中如姚公绶的竹石、夏言的行书长卷、吴墨井题山畴和尚的山水、恽南田题王石谷的夏寒图、焦秉贞画张得天肖像、顾太清的文杏图等都是精湛而少见的作品。
07月初换了第2批展品，数量和上批相等，但全部是画。
其中华冠的人像表现了国画写真的传统艺术；
袁耀的山水，明暗向背，全同西法；
王石谷的三幅山水，表现了不同时期的成就特点。
这次展览会上并对这些作家的简历作了简要介绍。
截至9月01日止，参观人数已有十四万余人次。
第3批于9月02日展出，全部是书法，计有手卷、册页、条幅、楹联等约二百件。
其中明代人徐渭（青藤）的草书联，笔致洒脱，不拘成规。
冒起宗的草书长联，用笔豪放，气势飞腾。
倪元璐的草书长联则以遒劲秀挺见胜（按明代书家楹联传世者绝少）。
条幅有吴宽的行楷和文澂明的草书深得苏、王神髓。
还有史可法的行草，苍劲圆润，世所罕见。
清代人傅山的行草，流畅自如。
郑簠（谷口）的草隶，融化分草隶精神，古拙多姿。
陈介祺的楷书，端庄平整，脱去馆阁气息。
以上均为不可多得的真迹。
（朱欣陶）
（附图片）

林则徐博物馆搜集遗物
在广东虎门乡五里外的“林则徐公园”中，新建了一座“则徐博物馆”，正在分头征集鸦片战争及林则徐的遗物。
举凡林则徐当年所用的武器、旗帜、服饰及各种器具、文件、档案、碑文都在征集之列。
现在已搜集到几尊当年在虎门沿岸布设于各炮台、要隘间的大小古炮，以及一些当时所用的刀、剑等武器和各种烧烟的用具。
这些遗物古迹斑斑，很是珍贵。
该馆将于近期内开放。

漳州老人整理民间文艺
漳州市有二十余位老年人正在孜孜不倦地整理他们尚能记忆的漳州民间故事、寓言和锦歌。
七十八岁老艺人林廷，研究锦歌有五十九年的历史，现在他已整理出锦歌二十余首。
其中有流传已久、反对封建暴政的神话“海底反”，讽刺二流子不爱劳动的“懒汉歌”，民间传说“漳州教子桥案”、“斧头记”等；
他还在改编二十余年前创作的流行在闽南一带的红军入漳的锦歌。
七十一岁老人杨巽从已经整理出了“双刀会黄德美”、“陈圭壁”、“简大狮”等农民起义故事，并重新校对、整理了“漳州新旧桥考”、“江东桥之变迁”、“漳州瓷窑谈”等名胜古迹考。
六十一岁老人陈家瑞也已整理出了“蔡美故事”和“由漳州名牌商品展览说到漳产的山珍海味”等。
六十岁老人吴家端已经整理出“南山寺古钟和石佛来历”、“掩耳盗铃”等寓言。
（翁井波）

珍贵邮票在京展览
最近正在首都美术展览馆展览的“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集邮展览会邮票及一部分中国邮票设计原稿展览”，受到了集邮爱好者的热烈欢迎。
展览会上展出的邮票极为丰富，有我国清代驿站的排单和火票，清代大龙票实寄封；
各革命根据地发行的邮票实寄封；
1920年05月07日北京——天津间往返线开航时，盖有紫色长方形“由飞艇收讫”特戳的首航封；
中国早期的旧邮票；
罕品“变体”与“样票”；
红印花加盖暂作邮票组版式；
还有以“苏联”、“美澳洲”、“亚洲”、“欧洲”、“动植物”、“运动”、“国际劳动节”、“国旗国徽”、“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团结”、“新中国”、“为了和平与友谊”分类的各种珍贵邮票。
这个展览会是中国集邮公司举办的。
参加展览的集邮者共十一人，有荣获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集邮展览会一等奖的姜治方，也有获青年奖的十五岁的樊渝杰。

适应工业发展培养新的建设人材
西安上海部分工业院校进行调整
国务院批准高等教育部会同各方面提出的调整方案
据新华社13日讯交通大学决定分设在西安、上海两地以后，高等教育部紧接着会同中央各有关的业务部门及陕西省、西安市、上海市等地党政领导机关反复慎重地研究了西安、上海两地部分工业院校的部署，并且提出了调整的方案。
国务院已于9月12日批准了这个调整方案。
在这次调整以前，西安原有交通大学、西安动力学院、西安航空学院、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四所高等工业学校，咸阳有一所西北工学院。
由于国家工业部署有所调整，第2个五年计划中培养干部的任务有些变动，因此，各校的设置和任务需要重新安排。
这次调整，是将上述五所学校合并为三所。
原西北工学院除纺织、采矿和新设的地质专业调入交通大学外，其余全部和西安航空学院合并，组成一所为国防工业服务的多科性的高等工业学校，定名为西北工业大学，校址设在西安。
在咸阳的原西北工学院教职员工学生将分年迁往西安。
西安动力学院撤销，并入交通大学。
西北农学院的水利土壤改良专业系工科性质的专业，也并入交通大学。
这样，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将逐步发展成为和西北工业建设紧密结合的工科大学，今年下学期将设置包括机、电、水利、地质、采矿、纺织、理科等类的二十三个专业，其中应用数学、工程力学、矿产地质勘探三个专业是新设的。
西安建筑工程学院仍然是为工业和民用基本建设服务的工学院，专业设置不作变动。
上海方面机电类的高等工业学校，为了避免专业设置上的重复浪费和分散力量，这次也作了调整。
决定南洋工学院并入交通大学。
造船学院由交通大学统一领导，行政工作统一，相同的各专业合并。
经过这样调整后，交通大学上海部分连同划归领导的造船各专业，将共设置机械、电机、造船等类十九个专业，其中热力机械制造专业是在这个新学年才开始设置的。
以上调整方案都曾经过有关各校的教职员工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表示同意。
目前有关调整合并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预计不久都可就绪。

郭康雕刻“百万雄师渡长江”
广州市第一象牙雕刻生产合作社的艺人郭康，正在一枝四尺长、六十多斤重的象牙上雕刻“百万雄师渡长江”。
这件艺术品刻划英勇的解放军胜利渡长江的情景，人物有一百四十多个，还有船只、岸上堡垒、江上波涛，都是立体型的。
近三十年来，像这样大型的象牙雕刻，还没有见过。
这件艺术品从今年02月开始设计，雕刻以来，已经刻出许多人物，还刻出了船只的初型，预计明年06月可全部完成。
最近期间到该社参观的越南、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突尼斯等国外宾，都很赞赏它的规模的伟大。
今年07月间，上海科学电影制片厂到该社拍电影时，已把这件艺术品摄入镜头。
在这以前，郭康曾雕刻了一件“渡金沙江”的象牙雕刻，在今年04月间由陶铸省长买去送给当时正在广州访问的伏罗希洛夫主席。

黄绍竑向司法机关进攻的又一阴谋破产了
韩国屏是一贯破坏革命的罪犯
最高人民法院决定维持龙关县原判，撤销河北高级法院的改判
据新华社11日讯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3日决定撤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反革命分子韩国屏判处教育释放的错误判决，宣布维持河北省龙关县人民法院对韩国屏的原判，即判处韩国屏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这一判决已经在7日执行。
反革命分子韩国屏一案曾被右派分子黄绍竑利用来向人民司法机关进攻。
他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发言说，如没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认真监督”，反革命分子韩国屏就将“冤沉海底”。
据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查，反革命分子韩国屏1946年在太原市工业学校担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后来又担任区党部书记。
在此期间，他曾在这个学校里发展国民党员，并领导学校里的国民党员组成宣传队，在公共场所进行反共宣传，大肆污蔑共产党。
1947年韩国屏在北京辅仁大学读书时，先后同学校中的特务分子勾结起来，破坏学生运动和监视进步学生，并和另外两名反革命分子到进步学生杨光烈家中大肆搜查。
这个学校的一部分进步学生在韩的迫害下不得不先后离开北京。
解放以后，韩国屏隐瞒了主要反革命身份和罪行，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曾多方阻挠街道成人夜校的学员、教师参加人民解放军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且公开诽谤人民领袖。
抗美援朝开始后，他又乘机在农民群众中进行挑拨。
1955年08月他在河北省龙关县干部业余学校任教员时，因上述反革命罪被逮捕。
韩国屏被捕后，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才承认了他的主要反革命事实。
1956年11月，龙关县人民法院根据上述情况判处韩国屏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1957年02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错误地撤销了上述判决，对韩国屏改判教育释放。
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河北省人民检察院的检查，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议。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抗议，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审理，认为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反革命分子韩国屏所交代的历史反革命问题及其在解放后的反革命造谣破坏行为，没有认真分析查究，即认定韩国屏历史反革命问题“已大部作了交代”，并说韩国屏在解放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行为是“落后与反动言行”，这显然是错误的。

克服本位主义，消除水利纠纷
本报评论员
地区间的排水纠纷仍是值得严重注意的一个问题。
特别是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省与省间有纠纷，省境专区与专区、县与县、乡与乡、社与社之间也有很多的水利纠纷。
只是省与省之间反映到中央来的就有二十多起。
在一省以内的，据山东省报告，去年六个专区的统计，共发生水利纠纷八百五十四起，其中菏泽专区就有六百三十四起。
河北、河南等省内的也很多。
有的严重到形成数千人打坝扒坝的斗争，地区间、干部间、群众间有尖锐的对立情绪。
为了满足群众生产要求，很多省区已长期地投入了一大批干部反复地进行勘查协商，以便求得解决。
目前，这种情况还是严重的、紧张的。
这些纠纷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类型：
有一些河道上游来量大、下游泄量小，在没有进行大规模治理控制洪水以前，在遭遇到已有工程不可抗拒的洪水的时候，必然要有计划地采取临时分洪等措施，以减少损失。
由于影响地区间的利害，在分洪滞洪区域的选择上彼此有矛盾，上下游、左右岸堤防防御洪水标准问题长期得不到统一，现在仍然不能解决。
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工程设计考虑不周，或因对洪水没有适当的安排出路，因而在运用上也有纠纷。
如河南洪北洼地的内水河滞洪区工程，在河南、安徽交界处仅修了黑李段拦洪大堤，既没有很好的计算水量，也没有给洪水安排出路，更没有做控制工程，一旦运用分洪，不但增加河南省的灾害，下游安徽省的灾害也不能避免，因此造成了两省地区间严重的纠纷。
这个纠纷经过几个月勘查协商，最后在中央主持下，合理地做了临时处理。
再如江风口分洪闸所分出的洪水，在邳、苍广大地区漫流，群众为了保护农田庄园，苍山县则做围田，缩小了上游行洪面积；
邳县在下游筑坝，以阻水下泄。
这样，两个地区干部群众间就尖锐对立起来。
群众要排水增产，但对排涝措施没有全盘规划、统筹安排，很多是从本单位、本地区的利益出发，所做的工程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多是上游强调挖沟排水，将沥水迅速下泄，以减少上游沥水成灾；
下游强调堵坝或抬高路基或平地打坝，甚至把河道或桥孔堵塞，阻水下泄，以减少下游淹没面积。
因而上扒下堵，引起纠纷。
今年的纠纷以这一类型为最多。
在做工程的时候，多是闪电突击，先造成既成事实，怕先协商对方不同意，工程做不成。
如河南省平舆县和安徽省临泉县丁洋河水利纠纷就是如此。
河南将洪河支流大黄港加高堤防，增大了丁洋河向临泉县泄水量；
临泉县则把丁洋河打坝堵死，并沿县界将周潢公路加高，将所有排水沟港全部堵死，阻住了平舆县沥水下泄，互不事先协商，统盘考虑，因而形成了严重的纠纷，曾一度发生集中三千多人武装扒堤的事件。
此外，水利工程和铁路、公路相互也有矛盾。
有的铁路、公路桥涵小，或打乱了排水系统，阻碍了排水，与群众发生了纠纷。
在处理已经形成的水利纠纷问题上，往往因为双方干部只从本单位片面的利益出发，而不照顾整体利益，互相争持不下，协商数月达不成协议。
有的达成协议而不贯彻执行，或再三推翻协议，致使纠纷长期纠缠不清。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矛盾，必须对邻省、邻县、邻乡、邻社的一切防洪排涝水利措施加强领导。
必须做的工程应先召开有关方面的会议，进行勘查研究，按流域，按区域，从全面出发，对上下游、左右岸，防洪排涝蓄水排水等方面统筹兼顾，权衡利弊，合理安排，做出全面规划。
征得各方同意，按规划按计划有领导地施工。
要立即制止那种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盲目挖沟排水、盲目堵坝阻水的混乱现象。
凡小型农田水利和排涝工程，则必须服从整体规划。
与规划有矛盾，只利自己不利别人的工程，应停止施工，维持现状。
所做工程不够完备的，应想尽一切办法，迅速改善。
今年汛期各地水利纠纷仍然不断发生。
现在汛期很快就要过去，今冬明春各种水利改善工程，应及早打算适当安排。
各地有关部门对已经存在的有纠纷的工程和地区，以及今后防洪排涝的改善工程，应主动互相协商，共同进行勘查研究，本着互利精神及早提出计划，改善工程，使纠纷正确地彻底地解决。
在河流和地区的防洪排涝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以前，现在存在的各种纠纷，应从照顾全局、相互关怀、团结互利的精神出发，参照历史自然情况，尽量减少损失，实事求是地协商解决。
凡是达成协议的或原有协议的，应教育干部和群众，坚持执行协议。
各级党委人委以及监察部门应认真执行协议，进行检查监督，对执行好的给以表扬，对破坏协议或造成损失的适当处理。
纠纷能否顺利解决，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是否采取正确的态度。
各地干部能事事从全民的整体利益出发，纠纷就会迅速解决，协议也就能彻底执行。
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各地干部要不断地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加强干部的整体观念，克服以邻为壑的本位主义思想。

农村中的一场严重的斗争
——陶铸同志在韶关地委三级干部会议上谈农村整社问题——
中共广东省委第1书记陶铸于9月06日在中共韶关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农村整社问题的讲话。
他在讲话中谈到下列几个问题：
正视当前农村中存在的矛盾；
组织一次规模巨大的、深入的关于两条道路的大辩论；
坚决采取措施，系统地改进工作，大力地整顿落后社；
把农村中的党团组织整顿好。
必须正视当前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
陶铸首先指出，必须正视当前农村存在的矛盾。
当前农村中的矛盾，概括起来，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到底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到现在还有不同的意见，这就是矛盾的表现。
这个矛盾不解决，农村工作不仅不能前进一步，而且还要倒退。
他接着指出：
这次农村整社，就是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继续，也就是正在全国进行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虽然已经在经济战线上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很好进行，还没有在农民群众中彻底弄清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
在政治上，还有许多合作社没有建立起坚强的社会主义领导，有少数社甚至几乎解体。
这样，社会主义在农村就还不是很巩固的。
因此，在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以后，还必须接着在政治上思想上进行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对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而且要持续若干年。
这样，社会主义的制度才能在农村中完全巩固。
陶铸接着说：
事实上，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目前农村中一切工作的中心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关键。
这个问题解决得好，生产就搞得好，干部和群众的情绪就会很高；
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干部和群众的情绪就不高，生产也就搞不好。
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以后，没有强调在农村中必须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提醒大家注意。
去年省的党代表大会，强调反对干部中缺乏群众观点、不关心群众疾苦和强迫命令的思想作风，这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就是今后也是正确的。
但是现在看来，这次大会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就是在国家和农民以及合作社和社员的关系上，过分强调了照顾农民的利益，而对服从国家计划和维护集体利益则强调得不够。
加上开放自由市场以后，放松了市场管理，给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分子钻了空子。
因此，去年下半年以来，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就从潜伏而逐渐趋于表面化。
许多干部对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认识发生偏差，缩手缩脚；
地主、富农和反革命管制分子，则乘机活动，加上城市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影响，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更加突出和尖锐起来。
这种矛盾和斗争是不是表现在合作社和统购统销的工作有没有缺点、要不要改进这样一些问题的争论上呢？
陶铸说：
不是的。
我们工作上的缺点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
共产党人从不隐讳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而且要采取坚决的、严肃的、负责的态度加以改正。
否则，就不能前进。
这次通过大鸣大放大争来整顿合作社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克服缺点，改正错误，把社办好。
但是那些否认合作化的优越性和统购统销的必要性的人，却不去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工作中的缺点，采取积极的改进工作和解决问题的态度，而是夸大缺点和问题，企图从各方面打击合作社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统购统销这个正确的措施，以便最后瓦解合作社和破坏统购统销。
这就不是小是小非问题，而是大是大非问题。
这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接着，陶铸指出：
在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有部分富裕农民和部分干部对社会主义表现了不同程度的动摇，甚至还有少数人企图走资本主义的老路。
有某些富裕农民公开讲：
“合作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户”“统购统销是国家剥削农民”，根本否定合作社的优越性和统购统销的正确性。
更严重的是，在党员和干部中，也有人同情、附和这种叫嚣，反对社会主义。
对这个问题，只能有两种态度：
一是走回头路，解散合作社，取消统购统销，其结果就必然是取消社会主义；
其结果，必然是大批农民再回到贫穷破产的苦难生活中去。
一是坚决和这种资本主义思想作不调和的斗争，改进工作中的缺点，把合作社办好，把统购统销工作做好，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保障广大农民过繁荣幸福的生活。
陶铸说：
在这个严重的斗争面前，每个人都必须表示明确的态度：
拥护什么？
反对什么？
他说，现在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党团员和干部在这个斗争面前是站得住脚的，是拥护合作化和拥护统购统销政策的；
所有革命的人民，特别是农村中占80％以上的贫农和下中农，是拥护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政策的。
但是，也有少数人反对。
什么人反对呢？
除了已经被我们打倒了的阶级敌人——地主、富农和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以外，就是一部分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农民和还没有经过改造的好吃懒做的懒汉和流氓。
他们只是一小部分人，但是他们和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及党内的右派分子互相呼应，明目张胆地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作恶毒的、疯狂的攻击。
因此，斗争显得十分尖锐和突出。
陶铸在作了上述分析以后，概括地说：
这就是当前农村的基本形势。
在这形势之下，我们绝不能有丝毫的动摇，绝不能退却。
我们必须信赖群众的多数，在农村中不断扩大社会主义的阵地，逐步缩小和消灭资本主义的阵地。
这就是这次开展农村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和全面整顿合作社的全部意义。
为了战胜资本主义思想，必须放手大放大鸣大争
怎样才能打垮资本主义思想的进攻，使社会主义思想取得胜利呢？
陶铸指出，必须大规模地深入地组织一次关于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放手在农村中大放大鸣大争。
这是目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要形式。
他说，我们要把这次大辩论看作是农村中继土地改革运动、合作化运动以后的第3次伟大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陶铸再三强调在大鸣大放大争中摆事实、讲道理的重要性。
他说，农民是重视事实的，而事实是最雄辩的。
只要把事实摆出来，算清账，讲清道理，农民就会把事情弄清，接受社会主义的道理。
我们必须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坚决依靠基本群众，贯彻阶级路线，在大辩论中取得胜利。
陶铸还指出，经过辩论以后，把少数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孤立起来，使大多数农民从资本主义思想影响下摆脱出来，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就不是过去一般的整社方法所能够解决的，必须拿出最大的决心和力量来，进行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才能做好。
这场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斗争是尖锐的，但必须是农民内部说理的斗争，不要施加压力，要摆事实，讲道理。
只有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仔细分析各种论点，充分依靠当地各种有说服力的具体材料，才能把道理说透，以理服人。
任何简单粗暴、形式主义的做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极力避免。
组织一支强大的社会主义的阶级队伍
什么是搞好大辩论的关键呢？
陶铸指出，关键在于经过充分的大鸣大放之后，能够接着组织一支强大的社会主义的阶级队伍，每个合作社都不能例外。
目前，一部分合作社还没有认真组织好一支强大的社会主义的阶级队伍。
好的合作社已初步形成队伍，但缺乏训练，不够强大；
办得差的社根本还未形成队伍，只有少数积极分子在孤军作战。
为了组织强大的阶级队伍，要有坚强的领导核心，通过核心去团结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农民和争取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仍有点动摇的人们。
有了这样的阶级队伍，就有可能去同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农民进行说理斗争。
在组织阶级队伍的同时，对破坏合作化、破坏统购统销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以及进行破坏活动而屡教不改的流氓分子，应由政府根据他们违法罪行的轻重分别予以严肃处理。
必须采取措施，系统地改进工作
陶铸在讲话中强调指出，除了按照阶级路线办事以外，还必须同时坚决采取措施，系统地改进工作。
陶铸提出，从全省情况来看，在国家同农民的关系上，在社同社员的关系上，在合作社同单干户、退社户的关系上，都要在大鸣大放大争中加以改进。
资本主义思想在落后社影响最大，要集中力量把落后社整好。
对于秋收前的整社工作问题，陶铸着重提出了对落后社的看法和整法。
他说：
全省约有15％甚至还更多一些的合作社是落后社，资本主义思想在这些社里面的影响最大，办好这类社，就等于消灭了资本主义在农村中的一些据点。
因此，要集中力量把这类社整好。
这类社的主要标志是领导严重脱离群众，接近解体状态；
生产搞不好；
没有或基本没有形成社会主义的阶级队伍；
资本主义思想泛滥。
我们要认识这类社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绝对不能轻视这个工作。
要整好这类社，必须派强的工作组去领导，系统而细致地解决问题。
县委书记要亲自抓这类社的整社工作。
什么是大鸣大放大争搞得好的标志？
陶铸提出：
要看在运动之后农民的阶级觉悟是否提高了，党组织、党员和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是否提高了，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人是否被孤立了，整个社的生产工作是否搞好了。
在整社的同时，要整顿好农村的党、团组织
陶铸指出，在农村中的党团组织必须整顿好，整社要同时整党、整团。
他说，搞好合作社最重要的一条，是我们的党应成为社内的社会主义领导核心，能够领导农民经常对资本主义思想作坚决的斗争。
陶铸最后说，在这次农村的大放大鸣大争中，要提高干部的阶级觉悟，坚定干部阶级立场，改进工作作风。
现在要过社会主义关，这一场全民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和干部中来，因此更加要整好党和干部的队伍。
要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分子，和消失革命斗志的蜕化分子，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有高度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和坚强的革命意志，应该朝气勃勃、百折不挠地用一切办法来克服困难，做好工作。
这一次全省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成为对每一个党员的最好考验。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怎样才有自由？
山西农民报开展了专题讨论
在农业生产合作社里
怎样才是民主？
怎样才有自由？
“山西农民”报开展了专题讨论
新华社讯“山西农民”报从4月到8月组织了农业社内部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等问题的专题讨论。
在讨论过程中，大家一般地联系思想，深入学习了民主办社的方针、意义，批判了某些干部怕实行民主，认为实行民主干部难当，走群众路线是麻烦等不正确的思想。
同时也批判了有些社员缺乏主人翁感觉，只图个人清闲不愿过问社内事务。
通过讨论，广大干部和社员进一步理解了民主办社的意义，干部增强了民主办社思想，社员树立了当家作主的观点。
很多问题在报上讨论以前，先在社内开展了群众性的酝酿，然后把得到了的结论和遗留的分歧点写出来投稿。
因此讨论从开始就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真正经过争论，解决思想问题。
例如晋城县新胜农业社第1生产队在抢种晚秋时，社员们不到中午就走散回家，并且批评劝阻他们的生产队长是违反民主。
最近，这个队在报纸开展讨论的影响下，作了一次辩论。
开始有人认为只要大伙同意就算民主，干部就得服从，否则就是违反民主，不走群众路线。
辩论会上没有马上批判这种错误认识，而是把问题伸展开来作详细分析。
结果，社员了解到这样“民主”下去，庄稼长不上，秋季无收获，是挨饿受罪的“民主”，很自然地认识了讲民主没有界限，没有纪律，是成事不足，坏事有余的假民主。
思想认识提高以后，谁是谁非就划清了界限。
带头走散回家的社员冯小六受到严厉批评，坚持正确领导的生产队长受到全社表扬。
在讨论自由和纪律问题时，广灵、交城、宁武等地的农业社，也对社员乱拿社里玉米穗，社员随便外出不参加劳动等具体问题，作了集体研究，从而对自由与纪律的关系得到清晰的认识。
大家都认识到在农业社里，人人都有自由，同时也有自觉遵守的纪律约束。
社员既有享受社里自由的权利，也有遵守纪律的义务。
在讨论中也发现一些颇费唇舌的争执问题。
如对落后社员该不该讲民主、包括强迫工作效果好还是走群众路线效果好等，大家都耐心详尽地作了批判教育。
宁武县大河堡农业社社员关二毛旦在讨论中曾长期固执地认为要讲民主就不要集中，要集中就不要民主；
而且从他所在的社里一直讨论到报上。
经过大家列举了好多具体事实，才使他清醒过来。
讨论结束时，由“山西农民”报编辑部作了总结。
全省有75％以上的县都投了稿，报社共收到二百八十多篇发言稿。
但是仍然不够深刻，在实际工作中还会遇到复杂的情况和困难。
编辑部希望大家进一步展开争论，巩固讨论的效果。

山丹祁家店水库
这是甘肃省山丹和张掖两县农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资助下，修建起来的中型水库——山丹祁家店水库。
这个水库不仅可以使山丹河下游的三万多亩农田得到及时的灌溉；
同时，那里的六、七万亩荒地也可以开垦出来。
据初步估计，将来开垦出来的荒地，每年可以为国家生产价值一百万元左右的粮食。
刘奇摄

农业社的社员在大辩论中辨明了是非
我们不要资本主义的“自由”！
石？
农业社的社员在大辩论中辨明了是非
新华社讯在广东新会县周郡乡石？
农业社的大辩论中，社员茹显扬说：
“合作化后，农民的衣、食、住、行都没有‘自由’，做衣服要布证；
想多吃一些猪肉、油、糖又都要证；
想到城市去住，不批准迁户籍就不能去；
有时搭车进城，等来等去都买不到车票。”
“他说的是什么样的自由？
我们需要些什么样的自由？”
该社召开干部会、青年会、妇女会、社员大会等进行了多次的大小辩论，辨明了大是大非。
贫农茹柏祥说：
“如果说做衣服不够自由，那只是少数人的说法，大多数农民穿的衣服是比过去多了。”
社员们算了算账：
全社一百一十户，四百零四人，解放前只有九十八人穿得上比较好的衣服，有很多人穿的是破烂不堪的，现在大家都有好衣服穿了；
解放前没有人穿中山装，现在有五十二人穿；
解放前只有一百三十一人穿鞋，现在有三百一十九人穿了。
社员认为人人有衣穿的社会主义自由比过去不用布证的少数人“自由”好得多。
回忆一下旧社会所谓“食的自由”吧！
那时粮食、油、糖都自由买卖，没有“限制”，但结果怎样呢？
该社的老农算了这样一笔账：
1943年石？
村就饿死了九十三人，其中有二十八户是全家饿死的；
出卖儿女的有九人，流离失所和做乞丐的有五人。
这事实不是证明了地主、奸商有囤积居奇的“自由”，农民只有饿死的“自由”吗？
社员认为现在户户都留够口粮，只是没有不顾国家计划而多留粮食的资本主义自发思想的“自由”罢了。
“说到住，我们现在住得安乐了”，中农茹宁威反驳茹显扬的所谓“住不自由”的谬论时说：
“在解放前，盗贼经常来偷东西，那能住得安宁，我家就被偷了四条小船，有一次刚买了一条新船也被偷了。”
茹显扬为什么要去城市住呢？
他没有说出理由。
如果农民都要盲目流入城市，大家吃什么？
辩论到“行”的问题时，茹振业反驳茹显扬说：
“以前我们搭汽车不是自由不自由的问题，我们根本没有钱搭车；
现在搭车的人多了，这是好现象，为什么要等一下车就骂不自由呢？”
茹显扬无言可答。
大辩论辨明了是非，社员们知道：
我们需要社会主义的自由，不需要资本主义的“自由”。
很多社员都把多分的粮食退出来，完成了全社的卖余粮任务。
（梁光中）

河北秋后将大兴水利
新华社讯河北省今年秋冬和明年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水利建设运动的计划，已经在最近一次省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
目前各地正在着手训练干部，组织参观，加强工程勘测设计，进行施工准备，并广泛展开水利建设的宣传。
秋收以后，各地将动手兴修水利。
按照计划的要求，河北省将在今年秋冬和明年积极兴修各项水利工程，增加防洪、防涝和防旱的效能。
这些工程主要有：
滹沱河上游岗南水库明年动工修建，预计在1960年发挥拦洪作用。
河道治理工程方面，完成四女寺减河扩建工程，进行漳河、永定河护险工程，以及各河堤防修整工程。
平原地区根据蓄泄兼施、上下兼顾的原则，发动农民因地制宜地兴修沟洫畦田等多种防涝工程，同时重点举办一些洼地排水灌溉工程。
这些工程完成后，可以控制流域面积三千多平方公里，发展约五十万亩稻田，并进行洼地作物改种。
全省要打各种水井十万眼，锥深旧井五万眼。
农民兴修的中、小型灌溉工程和国家举办的大型灌溉工程，共可以扩大灌溉面积五百万亩左右。
山区水土保持工作的内容是，修建中、小型水库一千座，除控制部分洪水外，还可以扩大灌溉面积五十万亩；
通过修谷坊、梯田、水平沟等，配合农、林、牧业的措施，可以控制流域面积六千平方公里左右。
同时，修建十二万山区人口吃水用的工程。
此外，要加强对原有各项水利工程的修整、管理、运用，挖掘潜力，使之充分发挥效益，进一步增强防灾、保产的能力。

辽宁水浇地八年增加五倍
水灾面积由七十一万垧降到十八万垧
本报讯辽宁省八年来农田灌溉面积增加了五倍，水灾面积减少了四分之三。
八年来，辽宁省投入的水利建设（包括大伙房水库）资金已达一亿六千多万元。
在辽河、浑河、太子河、绕阳河、大凌河等河流上共建筑和正修筑的堤防全长达三千三百多公里，排水涵闸五十三座。
辽河堤防改建的巨大工程亦已进行了三年。
在修建河堤的同时，还在沿河低洼地区开展了群众性的防涝、排涝工程的修建，仅1956年完成新修和正修的农田防涝工程有一万多处，排水建筑工程二百三十三项。
在各河上游的山地，还大力开展了水土保持工作。
经过上述一系列措施，全省1956年水灾面积已由1949年的七十一万垧，降到十八万垧。
随着水利建设发展，灌溉面积的大量增加，到1956年，稻田面积已增至三十万五千垧，比1949年增加三倍多，产量也增加了六倍半。

这是什么样的“自由”？
新华社讯福建省闽侯县螺洲镇干部和居民共同协商，提出从现在起到年底止降低粮食销量一万四千多斤。
螺洲镇共有四百多户果农、渔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及其他非农业人口，每年要由国家供应粮食四十三万九千多斤。
最近镇上开展节约粮食宣传时，得到了大部分居民的拥护。
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解放前那样自由买卖粮食，人们虽然吃贵米，却比实行统销“自由”得多。
因此，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一场大辩论。
辩论会上，许多人用亲身经历的事实，驳斥了“粮食自由买卖比统购统销好”的谬论。
小贩吴学开说：
“自由买卖粮食有什么好？
解放前有一年，粮价天天涨，地主家里大批囤粮霉烂，本镇信丰米店老板囤粮一百多担抬价不卖；
而我全家连米汤都喝不上，被迫卖掉了一对儿女。
解放后实行粮食统销，粮价稳定，保证供应，我做小贩也能维持一家人吃饭。”
妇女郑祖文说：
“解放前粮食自由买卖，奸商发财，穷人饿死。
1944年灾年，全镇饿死一百多人，卖掉儿女的也有一百多人，这是什么‘自由’？
现在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保证城乡供应，稳定市场物价，使人人有饭吃，没有饿死一个人，这才是绝大多数人的最大自由。”
这时，大家虽然肯定了粮食统销的好处，但是还有人说现在粮食供应标准已经很低，只能增加，不能减少，没有可能再节约了。
因此，又引起了一场辩论。
大埕居民区的几个居民在会上指出，今日饱，要记往日饿。
解放前一个月一人吃不到二十斤米，现在每人一般都提高到二十八斤到三十斤。
他们认为，这个标准已经不低了，不应该再提出过高要求。
手工业者林文廷说：
“农民生产粮食，一粒米，一滴汗。
他们还在多卖余粮给国家，我们更要省吃俭用。”

中罗签订科学技术议定书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1日电中国和罗马尼亚科学和技术合作委员会第5届会议9月10日发表公报说，委员会在8月28日到9月10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了会议。
在会议上通过了一系列的旨在进一步发展两国科学技术合作的决议。
在9月10日签订的议定书中规定：
中国将供给罗马尼亚石油、纺织、陶瓷业、手工艺品、造林、药材和寄生虫学等方面的技术资料，接受罗马尼亚的技术人员在印刷、陶瓷、棉纺、丝绸和手工艺品等生产方面进行专业实习。
罗马尼亚将供给中国有关石油工业、石油设备、各种农作物的种子和微生物学等技术资料和样品，接受中国的专家考察氮肥、甲烷气化学加工以及罐头生产等问题，并且派遣一名罗马尼亚专家到中国解决与原油电力脱乳装置有关的问题。
委员会还决定加强两国科学研究机构之间的科学技术合作。

印中友好协会要求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地位
新华社新德里13日电印中友好协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在这里举行的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要求“立即采取步骤，不再拖延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应得的地位。”
印中友好协会代理主席乌玛·尼赫鲁夫人在9月11日致联合国秘书长的电文中说，“这个问题一直未获解决。
为了满足世界广大人民的愿望，以及为了求得与世界和平密切有关的许多问题的圆满解决，必须把这个问题适当解决。”

哥穆尔卡访问布里俄尼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3日电哥穆尔卡、西伦凯维兹和波兰党和政府代表团的其他人员，在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和兰科维奇的陪同下，今天从卢布尔雅那到布里俄尼岛访问。

国际科学技术零讯
形音一致阅读机
日本一个电子学工程师最近创造了一架形音一致的阅读机，能够帮助盲人阅读书报。
这种阅读机的大小和普通打字机一样。
内部装着话筒、扩音器和录音装置等。
首先，用涂着氧化铁的纸片在阅读机上进行录音，然后把这种录了音的纸片和相应的印刷物（书报杂志等）配在一起，就成了“有声读物”。
应用时，把它放进阅读机，阅读机就开始讲话，或者发出印刷物中所要求的声音。
录音的纸片可以折叠或弄皱，都不影响音质。
录音的费用很便宜，在一小时内就可以出二千份“有声”报纸。
计算工资的电子计算机
英国铁路公司已经在伦敦安装了据说是世界上第1个计算职工工资的电子计算机，用来计算这里一万职工的工资。
这一万职工的小时工资是多种多样的，根据资本家的计算方法，从每个职工“工作时数”到“净工资”这整个计算过程要经过机器必须遵守的六百五十道手续，而且可能要经过五十次不同的计算。
然而计算机只要两秒钟就可以算出来，并且可以打印出卡片、工资单。
（新华社）

奥共代表团到捷访问
新华社布拉格12日电奥地利共产党代表团应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邀请，9月10日抵达布拉格。
代表团将了解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和人民的生活情况。

必须坚持平等互惠的原则
在9月12日中美两国大使会议上，中国方面建议：
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准许对方新闻记者前来各自的国家，进行新闻采访，以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
但是，美国方面却坚持美国国务院在8月22日的新闻公报中所表示的荒谬立场，宣称“不能考虑”中国的建议。
这表明，美国政府根本无意考虑中美两国人民要求互相了解的正当愿望，而决心继续阻挠这种愿望的实现。
任何一个正直的人都会承认，中国方面的建议是完全公平合理的。
它不仅完全符合国际公认的惯例，而且对于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具有积极的意义。
早在1956年09月22日，中国方面就提出过中美两国开展文化交流和人民往来的建议，可是美国方面竟一口拒绝了。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还是在1956年12月间主动地批准了一些美国记者前来我国采访。
但是，美国政府却多方面加以阻挠。
最近美国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虽然名义上允许美国记者来中国采访，可是它竟公然给美国记者规定了干涉我国内政的任务，同时它又拒绝给予中国记者以互惠签证。
美国政府明明知道，中国是不会按照美国国务院的命令办事的。
实际上它是故意要玩弄这种手法来欺骗舆论，想把阻挠中美两国人民来往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来。
美国政府的这个手法是并不高明的，正同美国一些报刊所说，它是弄巧成拙了。
平等互惠，这是国际交往中的最起码的原则。
美国政府要想反对这个原则，是讲不出丝毫道理来的。
美国国务院8月22日的新闻公报中写道：
“不用说，美国不会给持有中国共产党政权发给的护照的中国人以互惠的签证。”
这儿竟用“不用说”三个字作了它的“理由”。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几次记者招待会上也非常害怕回答这个问题。
08月27日，他在理屈词穷之余，索性叫喊“不能承认中国共产党方面有权提出互惠的要求”。
这儿竟用“不承认”三个字作了它的“理由”。
我们从美国政府那里看到的，完全是一副典型的蛮不讲理的帝国主义面孔。
杜勒斯先生显然还在作梦。
他以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似乎应该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老样子，似乎美国只要摆出一付臭架子，就可以代替全部国际法的原则了。
可是梦想不论怎样美妙，毕竟是要破灭的。
我们要告诉杜勒斯之流，他们错了，他们必须学会如何以平等互惠的原则来对待别人，而且愈学会得早些对他们愈好，否则，他们的处境将愈来愈不美妙。
为了缓和舆论的谴责，美国政府宣称，它虽然反对平等互惠的原则，但是似乎还可以对于要求访美的中国记者“根据法律加以考虑”。
然而，这又是一个拙劣的骗局！
究竟根据什么法律呢？
美国政府没有说明。
但是，参加中美大使会议的美国代表团9月12日发表的声明中，竟然提到所谓“移民法”，把记者采访和“移民”混为一谈，说什么这个法律将影响中国记者访美。
在这以前，杜勒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也提到所谓“按指印”的“法律”。
杜勒斯之流提到这些“法律”，显然不是偶然的。
这是他们在反对平等互惠原则的同时，还要设置第2道“防线”，以便百般阻挠中美两国人民的正常来往和互相了解。
我们认为，开展中美两国新闻记者的来往，应该是目前改善中美关系方面比较容易解决的一项具体措施。
中美两国人民早就有这种愿望。
国际舆论也关心和赞成这样做。
现在，中国方面已经提出了合理和切实可行的建议，问题完全在于美国究竟有没有诚意。
如果有诚意，那么它就必须首先承认平等互惠的原则；
否则，不论再玩弄任何花样，也不能逃脱它阻挠中美两国人民正常来往的责任。

意当局拒绝我参加威尼斯电影节
我国电影代表团提出抗议
据新华社11日讯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工作者代表团团长王阑西昨天打电报给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委员会，对意大利当局拒绝我国影片参加电影节表示抗议。
王阑西在这个电报中说：
“我们应你会邀请正准备参加第18届威尼斯电影节之际，得悉由于外来的压力，意大利有关当局将拒绝我国影片参加。
对于这种极不友好的态度，我们甚感遗憾，并提出抗议。
意大利当局这种做法，不特有损于中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而且对于威尼斯电影节的信誉也是一种损害，我并负责声明撤回已经寄出的影片。”

放火箭探金星几年后可实现
航程共需一百四十六天
苏联科学家提出方案
新华社莫斯科13日电在1962年到1967年间人们就有可能放出第1支火箭到离地球最近的行星——金星上去考察，这是苏联著名星际交通专家赫列勃采维奇继他提出考察月球、火星方案之后，最近在苏联“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发表的考察金星方案中说的。
根据作者的初步设想，这支火箭是无人乘坐的。
它是一种三段火箭，将从飞机上发射出去，最后一段将使它沿着一个特别的弹道射到离地面三万五千八百一十公里的轨道上，自动环绕地球旋转。
然后一些受地面控制的火箭将给这支火箭加上更多的燃料。
这支火箭在添足燃料后，就按照地球上发来的无线电命令飞往金星。
飞行一共需要一百四十六天。
地面和火箭上的无线电装置可以测出火箭在地球和金星间的位置。
从地球上可以随时发出必要的修正飞行路线的无线电命令。
在这支火箭降落在金星上的前一天，就是当火箭离金星三十万公里的时候，从地球上控制的装在火箭上的强大的电子天文望远装置开始拍摄照片，并把照片发到地球上来。
在这二十四小时内，至少可以拍摄八千张照片。
最后一张照片是在距金星表面几十公里的高空中拍摄的，在放大一千倍后看起来好像是在高度不到一百公尺的地方照的。
这样，就可以确定在金星上是否有生物存在。
作者指出，总共只要用二百五十吨重的五支火箭就足以完成这项工作。
作者指出，由于“宇宙电视”正在飞跃发展，今后利用无数强力的天线，就可以在磁带口记录下电视影象，然后利用电子计算机去掉它们的天电，从而获得从相隔一亿公里的金星上发来的清晰的电视影象。
作者还说，在创造了由原子能或至今还不知道的新的能源所发动的完全新式的发动机以后，还有可能进一步实现使载人的宇宙飞船飞往金星上去的理想。

日苏贸易会谈开始
据新华社13日讯据塔斯社东京12日讯：
苏联和日本的贸易谈判12日在东京开始举行。
日本政府代表团团长广濑代表日本政府向苏联贸易代表团表示欢迎，并且对开始举行谈判表示满意。

是改变裁军谈判办法的时候了
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在伦敦举行了将近六个月无结果的谈判之后，不得不又一次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未曾取得协议的报告。
现在这个问题等待着即将开幕的联合国大会第12届会议来处理。
裁军谈判为什么长期以来一再失败呢？
从这个旷日持久的谈判中应该作出什么结论并取得怎样的教训呢？
自从联合国大会第1届会议通过关于普遍裁军的原则决议以来，已经快十一年了。
自从联合国大会决定成立裁军委员会，后来为了便于工作，又设立裁军小组委员会以来，也过去了好几年。
在这段时间里，关于裁军问题，已经举行过几十次会议，交换过许多照会，发表过无数谈话，但是迄未有一点结果。
这倒底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就在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直采取了中国俗话所说的“卖狗皮膏药”的态度，说得天花乱坠，却并没有真实的货色。
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要采取这种态度呢？
因为西方国家的政府所关心的，决不是裁军和消除原子战争的威胁。
恰恰相反，它们坚持推行的是扩充军备和准备原子战争的政策。
这种政策是按照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制定的。
这些决定着西方国家政府大政方针的垄断资本集团，借口为了“国家安全”，无限地压榨老百姓的血汗，从中取得最大的利润；
借口为了“集体安全”，给其他国家脖子上也套上了套索，以便对这些国家进行渗入和控制。
如果大国之间达成裁军协议，各国的军备和军费就要大量削减，局势就要缓和，战争的威胁就要减少。
这就会使西方国家垄断资本集团失去最利市百倍的一项生意，并且松动他们对所谓“自由世界”的控制。
从这个背景上来看，西方国家对裁军谈判从来没有诚意，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有人会问：
西方国家几年来不是同苏联坐到桌子边上来谈判裁军的么？
它们不是曾提出过据说是为谈判奠定基础的种种建议么？
不错，它们是坐下来谈判了，并且千准万确地提出过各种方案。
但是这些远不是出于什么诚意，而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玩的一种策略。
今天，国际保卫和平的力量空前强大，愈来愈多的国家和人民都发出了要求裁军的呼声。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规避全世界人民的谴责，为了蒙蔽舆论并推诿阻挠裁军的责任，根本不愿意裁军的西方国家的政府，不得不装出爱好和平的样子并坐下来谈判，还不断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方案来。
不愿意裁军而又不得不谈判裁军，这是西方国家在裁军问题上的一个根本矛盾。
西方国家在谈判中一直采用两面派的手法，一面大唱裁军高调，一面又给裁军谈判制造种种障碍，其原因就在这里。
美国代表西方国家在伦敦谈判中最后提出来的所谓“工作文件”，是西方国家在裁军问题上玩弄两面手法的典型“杰作”。
它包藏着不可告人的阴险目的。
一方面，西方国家企图借口解决裁军问题，取得某些军事战略方面的利益，有助于它们准备和进行新战争。
按照这个“文件”的规划，西方国家自己将实际上既不裁减武装部队、撤退驻外国的军队和撤消国外军事基地，又不承担任何禁止原子武器和核试验的切实义务；
同时，它们却想通过所谓“开放天空”，“提出
（军备）清单”以及“和平利用外空”之类的安排，来取得它们谍报机关所未能取得的重要军事情报，并单方面削弱和平阵营进行自卫和制止战争的力量。
另一方面，如果这个目的不能达到，那就可以利用这些无法接受的条件，既使谈判陷入僵局，又把谈判陷入僵局的责任推到苏联身上。
而它们就利用这种局面作为掩护，来进一步扩军备战。
由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毫无诚意和蓄意阻挠的结果，经过将近六个月的伦敦裁军谈判以失败而告终了。
西方国家阻挠裁军协议的企图成功了，但是它们在政治上完全破产了。
它们根本无意于达成任何裁军协议的面目彻底暴露了，从而使得各国人民更加清楚地了解了阻碍裁军的真正原因。
现在，美帝国主义正在加紧推行以核子武器为中心的扩军备战政策，使和平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因此，制止危险的军备竞赛，要求迅速达成裁军协议，特别是就禁止原子武器达成协议，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迫切愿望。
在开幕在即的第12届联合国大会将要讨论裁军问题的时候，值得所有爱好和平和关心裁军的国家和人民认真考虑的问题是：
裁军谈判长期以来多次失败、一事无成的历史已经证明，现有的联合国大会处理裁军问题的机构——裁军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由于组成和谈判方法的不合理，不可能完成联合国大会所交托给它们的神圣任务。
联合国裁军委员会中除苏联一国以外，大部分都是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的成员，或者是同美国订有军事协定的国家；
至于实际处理裁军问题的小组委员会，一共五个成员国，但是除苏联以外，都是西方准备新战争的主要军事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主要成员。
这个小组委员会的组成，远不能反映世界各方面的意见。
这个委员会不仅把另外一些有重要关系的大国排斥在外，而且拥有世界人口大部分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也没有一个代表参加。
联合国裁军机构这种组成方法和谈判方式上的重大弱点，使反和平势力有机可乘，长期阻挠裁军问题的解决。
小组委员会的西方成员国，出于它们军事集团的狭隘利益，对裁军根本不感兴趣，因此不可能对国际裁军作出真正的贡献；
而小组委员会迄今所采取的秘密谈判的方式，只能有利于西方国家隐藏它们阻挠裁军的事实，避开世界舆论的压力，对达成裁军协议也毫无好处。
鉴于裁军问题的紧迫性和现在的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不可能完成联合国大会委托给它的重大任务，由联合国大会考虑改变这个机构并采取新的谈判方法，应该是时候了。
苏联曾经主张举行有关国家的外长级会议，在军事参谋部首长的参加下来认真解决裁军问题，并主张裁军谈判应当公开举行，广泛吸收各洲、各种制度的国家的代表参加讨论。
印度也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了建议，指出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在地理上和政治条件上都缺乏充分的代表性，主张扩大这两个机构的成员，并使得一些能够促进谅解和协议的国家有机会参与裁军问题的谈判。
这些建议和主张，都是适应当前世界的形势，符合于各国人民急切要求裁军的普遍愿望的。
毫无疑问，联合国大会如果能够按照苏联和印度这些主张的精神，改组裁军谈判机构，改变已经证明无效的谈判方法，将会有助于这个当前最迫切的国际问题的解决。

民主德国政府再次主张
两个德国协商统一
据新华社13日讯据塔斯社柏林12日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新闻处宣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团9月12日通过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就苏联政府9月07日给西德政府的照会发表的声明。
声明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屡次主动地表示愿意就极重要的德国问题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达成协议。
可是，波恩政府拒绝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的通过和平途径统一德国的一切建议。
声明接着说，波恩统治集团对苏联照会抱否定态度，这是他们继续实行反对我们德国人民切身利益的旧方针的表现。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认为，保卫德国人民免受新的灾难，今后仍是它的最主要的义务，因此它将继续贯彻自己的政策，以求保障和平、缓和德国局势、使两个德国接近和取得协议、建立邦联，从而逐步地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统一为和平的、民主的和反帝国主义的德国、签订对德和约。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郑重声明，它同过去一样准备随时通过谈判来达到这些目的。

波罗的海应成为和平的海
哥穆尔卡向丹麦记者发表谈话
希望各国扩大经济和文化关系
新华社华沙13日电据波兰通讯社报道：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哥穆尔卡最近就波罗的海方面的国际关系问题对丹麦的里曹通讯社记者发表了谈话。
哥穆尔卡认为，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区域的人民应当努力在波罗的海和它的周围建立一个使不同制度和政治方针的国家实行和平和建设性共处的地区。
他们应当利用经济、科学和文化合作的一切机会，解决一些共同的问题，其中包括关于他们的经济关系的全部问题。
他又认为，这个地区的国家还应当共同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步骤，来防止在波罗的海和它的区域内发生冲突。
例如，可以根据对这一地区本身共同安全的需要的考虑，用协定的形式来宣布在这个地区各国之间的关系中放弃使用武力。
哥穆尔卡说，我们也欢迎并且准备共同来考虑任何实际上为了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为了这一地区的共同安全和持久和平而提出的创议。
关于增进波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直接合作的可能性，哥穆尔卡说，战后，波兰和这些国家的关系总的说来是好的。
波兰同芬兰、瑞典的关系是活跃的。
我们迫切希望同丹麦进一步扩大经济关系和发展文化关系。
我们确实有兴趣把向这些国家输出的煤的数量保持在尽可能高的水平。
我们能够满足这些国家对于煤的需求。
哥穆尔卡又说，此外，我们也迫切希望同北方的国家加强文化、科学、体育等方面的交流。
互派议会代表团有助于互相了解和密切相互关系。
记者问到，波兰对最近提出的波罗的海上的军事基地问题采取什么态度，哥穆尔卡表示，波兰特别反对西德重建陆海军备而实现军国主义化，尤其坚决反对用核武器装备西德军队的计划。
波兰主张结束军备竞赛和限制军备，恢复相互信任。
波兰赞成以适当的协定为基础，在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同时，取消军事基地和撤退驻在别国领土上的军队。

盲人能够分辨光源鉴别颜色
捷发明制成有声测光器
盲人能辨别光线的强弱和颜色的深浅吗？
在一般的情况下这是不可想像的。
但是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位年轻的发明家制造了一种仪器，可以用来弥补盲人的生理缺陷。
这位发明家是捷克斯洛伐克科学关系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卡列尔·弗拉纳。
弗拉纳吸取了前人的经验，利用了拥有硫化镉的光电管和感应灵敏的膜片，设计成功了一种有声的测光器。
这种仪器在接触到光的时候就会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
声音的强弱和音调的高低决定于光度的强弱。
借助于这种仪器，盲人能够感觉出光、光的强弱和光的来源。
在日常生活中应用这种仪器，盲人就可以分辨出各种光源——电灯、小提灯、蜡烛、太阳和月亮的情况，以及各种颜色的差别。
衬衫是白的还是蓝的、皮鞋是黑的还是黄的，鲜花是紫红的还是粉红的，甚至餐桌上的小瓶里边盛的是浅黄色的胡椒粉还是白色的精盐？
都可以用这种仪器来测别。
利用这种有声测光器，盲人还能担任电话接线员的工作。
由于这种仪器设计得非常成功，对于盲人有很大的帮助，捷克斯洛伐克现在正在进行大批生产，并且继续改进，缩小仪器尺寸，降低生产成本。
（附图片）
“这是白颜色的花！”
双目失明的女孩使用有声测光器能准确地鉴别颜色。

积极准备迎接10月革命节
苏联戏剧界将演出许多新剧
本报莫斯科13日电苏联戏剧界积极准备迎接10月革命四十周年。
在节日来临时全国将上演三百多个新的话剧和近一百个新的歌剧。
将上演许多关于列宁的话剧：
莫斯科小剧院将上演佐林的话剧“永远的泉源”；
列宁格勒和新西伯利亚等地方的剧院将上演波哥金的“克里姆林宫的自鸣钟”、卡普列尔的“暴风雨的年份”、基留什金的“在动荡的年头里”等。
在莫斯科的小剧院和基辅的弗兰科剧院将上演考尼楚克新剧“星星为什么微笑？”
；
在莫斯科的苏军中央剧院、列宁格勒的列宁共青团剧院和一些其他剧院将上演由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改编的剧本。
在莫斯科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丹钦科音乐剧院将上演普罗科非也夫的“战争与和平”歌剧全部。
二十多部苏联作曲家新作——歌剧和芭蕾舞剧以及许多新的音乐喜剧和滑稽歌剧将在各地上演。
绝大部分剧院在节日里将举行演出周，以说明苏联舞台艺术发展的道路。

罗保等国代表仗义执言
要求联大停止讨论“匈牙利问题”
法国报纸指出美国的卑劣宣传遭到了明显的失败
本报综合报道据新华社消息：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代表11日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发言，反对讨论所谓“匈牙利问题”。
罗马尼亚代表马格鲁指出，这种讨论是对一个主权国家内政的粗暴干涉。
他说，西方国家要在联合国讨论匈牙利问题，是一个企图毒化国际气氛的破坏行为。
保加利亚代表伏托夫指出联合国大会举行这个讨论是违背联合国宪章的。
保加利亚代表最后对联合国秘书处围绕“五国委员会”的活动及其捏造的报告而全力进行的有害的宣传运动表示遗憾。
它要求停止利用联合国的讲台来进行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诽谤运动。
在11日会议上发言的还有英国、秘鲁、希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荷兰等国代表，他们都支持美国的立场，对苏联和匈牙利政府进行污蔑。
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在12日上下午继续讨论所谓“匈牙利问题”。
拉丁美洲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在美国外交家明目张胆的怂恿下，继续对苏联和匈牙利进行诽谤。
但是由于这种勾当是这样肮脏，支持美国的代表们在发言后都宁可到为代表们开设的酒吧间里消磨时间，而不愿意参加会议。
会议大厅里的代表席位大多数都空着没人坐。
古巴驻联合国代表努奈斯—波图翁多和佛朗哥西班牙代表在会议上作了冗长和极端恶毒的发言。
他们重复了美国宣传中的最卑劣和最荒谬的捏造。
缅甸代表吴丹说，缅甸“在原则上”赞同美国和其他三十多个国家的联合提案，但是他主张把提案中谴责苏联的字句改为表示“遗憾”。
阿尔巴尼亚代表马利列在发言中驳斥了西方的谰言。
他着重指出，帝国主义国家所以在“匈牙利问题”上进行挑衅性的叫嚷，是因为它们想转移世界公众对血腥镇压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注意，转移他们对迫害阿曼和阿尔及利亚人民以及阴谋反对叙利亚的注意。
马利列要求停止这个讨论。
据塔斯社巴黎12日讯：
美国在联合国发动的反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卑劣宣传遭到了明显的失败。
“世界报”驻纽约记者皮埃尔在报道中写道：
联合国大会继续在“无聊和漠不关心的气氛下”辩论着匈牙利问题。
记者指出，美国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丝毫不感到兴趣。
联合国大会会议厅的旁听席都空着。
大会休息室里也都不在谈论所谓“匈牙利问题”，而是谈如何度过假日。

“联合国五重奏”
在这里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奇怪的乐队：
五个人托着，一个人吹。
山多尔·爱尔捷伊画
（原载“匈牙利国家报”）

蒙古两万青年上草原
帮助牧民拔草打旱獭
据新华社乌兰巴托13日电蒙古革命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额尔敦朝克图说，现在有两万名蒙古青年在草原上帮助牧民拔草，数千名青年在猎取旱獭。
额尔敦朝克图向记者说，青年团组织代表蒙古青年们接受了今年拔草任务的50％。
他们响应团中央的号召，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竞赛，要很好地完成这项保畜过冬的重要任务。

为反对美国侵略叙利亚而斗争
顾思
围绕着美国加紧对叙利亚的侵略活动，最近中东的局势相当紧张。
叙利亚——“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绊脚石
在英法侵略埃及失败以后，美国为了独霸中东，就力图孤立埃及和叙利亚，迫使它们放弃和平中立的政策而追随美国。
约旦事件就是美国为此而采取的第1个步骤。
约旦事件之后，美国集中力量要搞掉叙利亚，以便进一步孤立埃及，为推翻埃及的民族主义政府作好准备。
叙利亚在西亚地区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西亚、南欧和北非之间的通路，历史上几乎不断遭受异族的侵略和统治。
因此叙利亚人民具有长期的反对侵略的爱国主义传统。
第1次世界大战以后，叙利亚虽然沦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地”，但是叙利亚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日益高涨，并且终于在二次大战以后取得了独立。
在这以后，美、英帝国主义者一再策动自己的代理人在叙利亚发动政变，争夺对叙利亚的控制。
但是叙利亚的民族主义力量终于取得了胜利，在1954年推翻了美帝国主义走狗施舍克里的独裁政权，建立了民族主义的政府。
叙利亚从此走上了和平中立的独立的道路。
叙利亚民族主义力量的胜利和它奉行和平中立政策的成就，对它周围的阿拉伯邻国伊拉克、约旦、黎巴嫩等有着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约旦。
叙利亚同埃及在一起，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帜。
这两支旗帜不拔除，美国就不可能消灭中东的民族独立运动，建立联成一片的军事侵略体系而完全控制中东。
约旦事件以后，叙利亚处于四面都被亲西方国家所包围的地位。
美国利用这种情势对叙利亚实行了多方面的进攻。
美国故意阻挠叙利亚小麦和棉花的出口，给它制造经济上的困难，同时在它国内一次又一次地进行颠复活动，企图使亲帝国主义分子夺取政权。
美国还指使以色列、土耳其以及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对叙利亚施加各种压力。
因此，在叙利亚的民族主义力量和美帝国主义之间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这一场斗争，在最近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叙利亚坚决地揭露了美国颠复叙利亚的阴谋真相，并且采取措施加强了爱国力量对于军队和警察的领导，堵塞了美国策动政变的道路。
同时，叙利亚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苏联签订了经济协定，粉碎了美国对叙利亚的经济封锁，加强了它抵抗侵略的军事力量。
美国对叙利亚的种种阴谋活动和压力不但没有能够在叙利亚造成混乱，迫使叙利亚屈服，反而使叙利亚内部更加巩固和团结，并且使它更加坚定地站在积极中立、反对侵略的立场上。
叙利亚坚决维护自己独立的行动，使得“艾森豪威尔主义”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叙利亚的榜样，鼓舞了正在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上层分子压迫的阿拉伯民族主义。
特别在美国的“实力政策”正因为苏联发明洲际导弹而彻底破产的时候，叙利亚局势的这种发展，将使和平中立倾向在美国目前还能控制的阿拉伯国家中滋长起来，而使巴格达集团和美国正在中东策划的反共集团遭遇到更大的困难。
正因为这样，美国才把叙利亚的局势看得十分“严重”，并且决心要消灭叙利亚，为“艾森豪威尔主义”的顺利推行开辟道路。
侵略叙利亚的阴谋展开了
然而，叙利亚维护独立的行动，完全是它的内政，美国是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进行干涉的。
因此，美国硬把叙利亚的民族主义说成是所谓“国际共产主义”，硬说苏联给叙利亚的经济援助是对叙利亚的一种所谓“控制”，并且硬说这样一来叙利亚就“威胁”到了它的周围的国家。
美国这样做，目的就是要为根据“艾森豪威尔主义”干涉叙利亚制造借口。
同时，美国国务院派了它的阴谋专家汉德逊到土耳其、黎巴嫩去，同土耳其、伊拉克、约旦、黎巴嫩等叙利亚的亲西方邻国的统治者策划侵略叙利亚的阴谋。
土耳其在第1次世界大战以前，曾经统治叙利亚达四百年之久。
第1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英国在战争期间所进行的阴谋活动，伊拉克王室曾经以叙利亚现在的首都大马士革作为首都，后来才被法国帝国主义赶到巴格达去。
约旦王室也曾经企图以大马士革为中心建立所谓“大叙利亚”。
在二次大战以后，帝国主义者利用伊拉克和约旦统治集团对叙利亚的这种关系，就策划过所谓“肥沃新月”计划和“大叙利亚”计划。
因此，美国策动这些国家侵略叙利亚，是有一定的基础的。
从已经透露的情况看来，美国侵略叙利亚的阴谋是多方面齐头并进的。
美国将继续在叙利亚内部进行颠复活动，制造政变，以推翻叙利亚现政府。
除此以外，美国策动土耳其、约旦、伊拉克等国家对叙利亚施加压力，挑起边境事件，然后诬蔑叙利亚进行“侵略”，使美国可以乘机干涉。
美国还打算指使以色列进攻叙利亚，以牵制叙利亚的军事力量，便于在叙利亚内部制造政变，并使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可以用帮助对付以色列为借口，进兵叙利亚来支持颠复势力。
在汉德逊从中东回到美国以后，美国的侵略阴谋便全面展开了。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同艾森豪威尔会商以后，在7日发表了一项声明，叫嚣要根据“艾森豪威尔主义”侵略叙利亚。
同时，美国立即把大批武器装备紧急空运到约旦。
对伊拉克、黎巴嫩和沙特阿拉伯也立即运去了大批的喷气式飞机和各种武器。
美国第6舰队开到了地中海的东部“示威”。
美国的军舰和飞机也故意到叙利亚海岸附近活动。
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军队集中到了叙利亚边境。
以色列并在以、叙边境上进行挑衅。
黎巴嫩也在叙利亚边境上不断挑起纠纷。
一批叙利亚的叛国分子已在土耳其集中，以便待机而动。
美国驱使的破坏分子则在大马士革投掷炸弹，并且阴谋破坏伊拉克石油公司通过叙利亚的油管，为挑起战争制造借口。
美国这种蓄意在中东制造紧张局势、侵略叙利亚的行动，严重地威胁了中东和世界的和平，引起了叙利亚人民的极大愤怒和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反对。
叙利亚政府已经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准备应付美国的任何侵略。
同时叙利亚加强了和埃及的团结，同埃及缔结了经济联盟。
埃及总统纳赛尔表示埃及将全力支持叙利亚的反侵略斗争。
叙利亚和埃及的军事领袖，已经就两国军事战略方面的配合和支援问题进行了商谈。
美国对叙利亚的侵略行动，必然要遭到叙利亚的坚强抵抗。
全世界许多爱好和平的国家，特别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给予叙利亚以坚决的支持。
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10日严正地谴责了美国侵略叙利亚的阴谋，并且宣布苏联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这种威胁苏联安全的行动不能置若罔闻。
葛罗米柯外长并且严厉警告土耳其，要它不要为美国侵略者火中取栗。
苏联这种维护和平、支持正义的立场，受到了叙利亚和中东人民的热烈欢迎，也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一致赞扬。
美国的“温和”姿态意味着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杜勒斯在10日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还没有断定叙利亚问题是否属于应用“艾森豪威尔主义”的范围。
从表面上看来，美国似乎从它前几天气势汹汹的态度后退了一步。
但是，这显然只是一种欺骗世界舆论、麻痹叙利亚和各国人民的警惕性的烟幕。
因为美国侵略叙利亚的阴谋活动仍在各方面加紧进行。
另一方面，杜勒斯摆出这种所谓“温和”姿态，也说明美国要实现它侵略叙利亚的阴谋，有着不少困难，因而迫使它不能不给自己阴谋的失败留下退路。
叙利亚人民抵抗侵略的坚强决心，和埃及、苏联以及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给予叙利亚的全力支持，使美国不能不考虑在中东燃起战火可能引起的后果。
其次，亲西方的土耳其和某些阿拉伯国家，对于执行美国侵略集团交给它们的任务，并不是没有顾虑的。
如果它们竟然对叙利亚发动进攻，它们首先就要遭到本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其后果将难以预料。
土耳其虽然最便于进攻叙利亚，但是它背后就是苏联。
苏联对它提出的警告使它不能不三思而行。
由于美国对叙利亚的露骨的干涉在阿拉伯人民中引起了广泛的愤慨，某些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的统治集团已经担心美国的做法不但不能镇压阿拉伯民族主义，反而将激使它更趋强烈。
美国侵略集团显然也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第3，美国的主要“盟国”对美国目前的做法表示不够热心。
法国虽然竭力嗾使美国采取干涉行动，并且加强了对以色列的援助，但是其目的是想混水摸鱼，恢复和加强自己在中东、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的地位。
英国虽然支持美国侵略叙利亚，但是对美国所采取的手段却持保留的态度。
英国资产阶级报纸对于美国这种露骨的干涉手段公开表示不赞成，并且希望维持中东现状。
英国统治集团害怕美国侵略叙利亚将导致伊拉克石油的停流和苏伊士运河的封闭，这将使英国像苏伊士战争以后一样因为石油荒而大吃美国的苦头，对于恢复英国经济实力极端不利。
另一方面，英国也在趁火打劫，乘大家集中注意于叙利亚的时候，加紧进攻也门，继续镇压阿曼人民，以巩固自己的殖民统治。
虽然美国侵略集团有着种种困难，但是必须认识到，由于美帝国主义的疯狂性和冒险性，侵略叙利亚的可能性仍然完全存在。
局势还在继续发展。
只要叙利亚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保持警惕，积极准备给侵略者以应有的打击，同时大力揭露美国的阴谋，动员全世界的力量来制止侵略，那末美国的侵略阴谋终将归于失败。

南朝鲜美军草菅人命
新华社平壤12日电据朝鲜中央通讯社讯：
南朝鲜的合同通讯社报道，驻在南朝鲜釜山的一个美国兵，9月10日无故向两个走近美军基地的南朝鲜妇女开枪，子弹打穿了其中一个名叫金玉熙的胸膛，使她身受致命重伤。
根据南朝鲜报纸的不完全统计，从今年04月美国宪兵在坡州郡洗劫一个村庄以来，美国兵用枪或者其它武器杀死杀伤南朝鲜人的事件已经在二十起以上。

印度尼西亚协商会议有进展
设立四个小组委员会讨论有关问题
本报综合报道据新华社雅加达讯：
12日上午印度尼西亚全国协商会议进入分组讨论的阶段。
设立四个小组委员会来讨论有关的问题，这是全国协商会议在11日晚间举行的会议上的收获。
由小组讨论的四个问题是军事、民政、
“民族警惕”和特殊问题。
在特殊问题中包括有苏加诺总统和前副总统哈达的合作问题以及西伊里安问题。
会议决定把军事问题集中到只有军人参加的会议中去讨论，这个军事问题的小组委员会由国防部长主持，苏加诺以最高统帅身份参加，此外有三军参谋长和以平民身份参加的哈达。
12日雅加达的报纸透露，在这两天的会议中，来自南苏门答腊的第2军区司令巴利安在发言中仍然坚持反对中央的立场，要求解散现内阁，而代之以哈达领导的总统制内阁。
分别在中、南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发动政变的三个“委员会”的首脑在一些问题上表示了与巴利安相同的见解。
据报道，出席协商会议的雅加达和中爪哇的高级军官表示了维护协商会议的宗旨的明确态度。
他们在发言中批评了各个“委员会”的行动。
许多个地区的代表在发言中也表示了和中央一致的意见。
13日上午没有举行正式会议，只有讨论军事问题的小组委员会所属的一个小组在开会。
全国协商会议原订在12日结束，现在可能延期到15日。
13日许多印度尼西亚报纸把注意力集中在苏加诺和哈达的合作问题上。

叙利亚人民有后盾
埃约等国公众纷纷声援
本报综合报道据新华社13日讯：
埃及群众团体、约旦民族解放阵线和印度共产党，分别发表声明，号召各该国人民支援叙利亚人民反对美国干涉的斗争。
开罗消息：
埃及全国和平委员会9月12日发表声明，指责美国变本加厉地干涉叙利亚内政。
声明号召全体埃及人民准备和警惕起来，同叙利亚团结一致，对付帝国主义者在叙利亚进行的阴谋和干涉。
同一天，埃及工会联合会发表声明，拥护纳赛尔总统9月09日对“金字塔”报发表的关于无限度和无条件支持叙利亚的谈话。
声明宣布联合会将把它的全部力量和成员交由埃及—叙利亚联合司令部支配，并且决定登记志愿人员在一旦发生侵略时同叙利亚人民共同战斗。
声明说，埃及工人愿意为保卫叙利亚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据大马士革报纸报道：
约旦民族解放阵线9月11日在安曼发表声明，谴责美帝国主义正在利用约旦政府进行侵略叙利亚和企图孤立埃及的活动。
声明号召全体约旦人密切注意这个阴谋，万众一心地抵抗对叙利亚的任何侵略，并且“尽一切可能的力量来推翻约旦的卖国政权”。
新德里消息：
印度共产党政治局在12日发表的声明中指出，若干和叙利亚接壤的国家和美国正在进行的胁迫叙利亚和对它进行经济封锁的活动，“这构成了对亚洲的自由和世界的和平的严重威胁。
尼赫鲁在他在联邦院发表的演说中曾对形势的发展表示严重的忧虑。”
政治局号召党的各级组织于9月22日配合其他党派及爱国和爱好和平的人民，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以表示声援叙利亚并给帝国主义侵略者以严正的警告。

叙利亚反动政客
藏在土耳其策划叛国
据新华社13日讯
伦敦消息：
英国“新闻纪事报”驻伊斯坦布尔记者报道，一批逃亡在土耳其的叙利亚反动政客，正在美国、土耳其和伊拉克政府的庇护下，在伊斯坦布尔策划成立一个“叙利亚流亡政府”之类的组织，并且拟制推翻叙利亚现政府的阴谋计划。
消息说，这批反动政客包括前叙利亚总理侯赛尼·巴拉齐、前叙利亚外交部长利安和前叙利亚驻罗马武官侯赛尼等人，这一批亡命之徒定居在伊斯坦布尔。

09月间，美国南部各州中小学校开学，掌握州权的种族主义者坚决阻挠公立学校取消种族隔离制度。
阿肯色州长奥·法布斯派遣了数百名全付武装的国民警卫队，在小石城中央中学门前布岗，阻止九名黑人学生上学。

所谓“自由竞选”
“自由竞选”靠金钱
明天，9月15日，西德就将举行大选。
在过去几个月里，西德各政党进行了激烈的竞选活动。
在资本主义国家，惯于把这种活动美其名为“自由竞选”，但是实际上竞选要靠大笔大笔的钱来进行，与所谓“自由”没什么相干。
例如：
一个政党要收买舆论，要作竞选宣传等等都必须用钱。
在上次联邦议会选举中，基督教民主联盟向西德一千五百万户居民每户寄了一份宣传邮片，还给五百万名领养老金者每人寄了一份“慰问”邮片，单单这两项的邮费就花了六十三万五千马克。
据1953年大选时不完全统计，三个主要政党的竞选经费约为：
基督教民主联盟九百万马克；
自由民主党三百万马克；
社会民主党二百万马克。
共计一千四百万马克。
出钱的是老板
这样一大笔费用，各个政党自己是拿不出来的。
因此，各政党的竞选费用就必须依靠“捐助”。
这种“捐助”可分直接资助和间接资助两种。
无论是直接资助或者间接资助，毕竟出得起大钱的是资本家，因此“捐助”就成为老板们控制政党的一种手段。
资助的花色繁多。
例如巴伐利亚批发和对外贸易经济政治协会曾规定，每个会员在一万马克的销售额中抽出五十到八十芬尼，作为捐给资产阶级政党的竞选经费。
而去年杜赛尔多夫联合银行、人民汽车厂及一些鲁尔工业的大公司，则以订阅基督教民主联盟出版的“经济概观”为名，捐助了基督教民主联盟四百五十万马克。
这是属于变相的直接资助。
此外还有间接资助，主要由法定的所谓“促进协会”和“国家政治总会”等负责收集和分配。
这些机构实际上由大垄断企业的代表掌握的。
例如，大银行家、基督教民主联盟议员、阿登纳的后台老板费尔德门格斯及“德国工业总会”和“德国工商业总会”的秘书长和会长都是这些协会的负责人。
钱不能是白出的
资本家拿出这样大笔的钱，当然决不可能是白白花费的。
巴伐利亚批发与对外贸易经济政治协会在号召会员捐钱给资产阶级政党的一封信中就承认，他们捐助这些政党是为了这些资产阶级政党曾经力促“联邦议院支持了某些批发和出口公司的要求”。
在“促进协会”的章程里明文规定政党要支持“自由市场经济”才能获得资助，换句话说就是，得钱的政党得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
在1953年大选时，“促进协会”给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的竞选经费达一千二百万马克，另外也给了社会民主党一些。
当去年自由民主党退出政府联盟时，“促进协会”和“国家政治总会”曾要停止对自由民主党的津贴，就是对自由民主党的一种约束行动。
今年加倍津贴阿登纳
今年，阿登纳处境不佳，因此老板们出了特别多的钱来为他竞选。
西德“明镜”杂志曾经透露，西德大垄断集团在几个月以前开会决定，要给阿登纳比1953年大选时多一倍的钱。
而实际给的数目看来比预定的还要多。
西德最大垄断资本组织——工业家联合会和西德批发商组织都给阿登纳党数以千万计的马克。
此外，银行、保险公司和地主们也给了阿登纳党好几千万马克。
（林生）
（附图片）
阿登纳的竞选讲台（原载苏联共青团报）

法国面包商罢市
据新华社13日讯巴黎消息：
法国全国面包商9月11日开始罢市两天，抗议政府的物价管制政策。
据官方消息：
法国全境85％的面包商都参加了罢市。
法国政府已发布命令，准许警察“在必要时”强迫面包房开业。

美共发表声明
谴责政府助长种族迫害
新华社12日讯据塔斯社纽约12日讯：
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向报界发表声明，就南部各州种族主义者的暴行谴责政府，并且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要求联邦机构采取有效措施，保护黑人的民主权利。
声明中说，我国的大多数公众都主张采取严厉的措施，以便结束对黑人的残酷压迫和种族隔离及歧视。
美国人民中的有觉悟的群众不应当允许有这种情况发生，即武装士兵帮助野兽般的种族主义者在南方城市的大街上侵犯黑人儿童，而白宫和司法部却玩弄两面派手法，拖延、逃避和互相推脱责任。
全体美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要求政府立刻对犯罪的和迫害黑人的种族主义暴徒采取坚决行动。
让我国人民立即发出自己的呼声。
阿肯色的罪行要求一切真正的美国人采取坚决行动，为彻底根除我国对黑人的一切压迫而斗争。

西德社会民主党发表竞选宣言
抨击阿登纳阻碍德国统一
据新华社13日讯据塔斯社波恩12日讯：
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即将在本月15日举行的联邦议院选举发表了竞选宣言。
宣言首先谴责阿登纳政府在过去八年中对恢复德国统一和确立全欧真正安全的问题没有提出任何实际的建议，而对其他党派提出的关于统一德国的一切建议也都一概加以拒绝。
另一方面，政府正在加紧建立武装，并且准备原子武器。
宣言接着也对阿登纳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了抨击。
它说，无论阿登纳政府怎样说大话，它还是制止不了物价上涨和通货不断膨胀。
发财致富的只是一小撮人。
宣言接着说，如果社会民主党一旦有机会执政，它将发挥全部创造性的力量来开始执行缓和紧张局势和保证和平的政策。
它主张原子能只用于和平目的，并且将尽力通过谈判来禁止试验原子弹。
它也将建议大国就在德国两部分地区内不得装备原子武器和在欧洲建立原子真空地区的问题达成协议。
社会民主党允诺在执政后将采取实际步骤来废除普遍兵役制，并且在联邦志愿国防军的基础上承担“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条约”而来的义务。
而在外交政策方面，它将“促进建立欧洲安全体系以便最后结束德国和欧洲的分裂状态”。
它主张在保证“自由”的条件下恢复德国的统一。
在经济政策方面，社会民主党在宣言中丝毫不提国有化的问题，而只是说它将“保证物价和货币稳定”以及“经常关心使和平利用原子能和自动化的成果归大家享用”。
社会民主党在竞选宣言中同时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了粗暴的攻击。

西罗基支持叙利亚保卫独立
苏联代表在各国议会联盟指斥西方侵略中东政策
据新华社布拉格13日电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西罗基12日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同情和道义上、政治上的支持是在叙利亚人民和一切为自由、独立而斗争的人民的正义事业这边的。
西罗基是在招待蒙古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说这番话的。
西罗基指责美国借口叙利亚威胁邻国的安全而对它进行的胁迫、恫吓和公开的军事威胁。
他说，但是，全世界都知道，阿拉伯人民绝没有感到叙利亚的威胁，叙利亚是爱好和平的、独立的国家，它只是光荣地保卫着自己的主权和民族自由，并且执行着同一切国家在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进行真诚合作的政策。
毫无疑问，进行威胁的绝不是叙利亚，而首先是美国。
美国企图用威胁来迫使叙利亚人民接受所谓“艾森豪威尔主义”，把叙利亚的民族生活屈从于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接受殖民主义的羁绊，变叙利亚为帝国主义者的忠顺的傀儡。
西罗基总理说，捷克斯洛伐克完全支持苏联向西方国家提出的发表不干涉中近东国家内政的声明的建议。
据新华社13日讯：
各国议会联盟第46届大会9月12日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厅开幕。
苏联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帕列茨基斯发言谴责帝国主义集团在中东所实施的侵略政策。
帕列茨基斯说，在阿曼、也门和叙利亚所发生的事件都证明：
帝国主义集团企图强迫阿拉伯国家参加军事集团和接受它们的“主义”。
他说，现在已经是结束“实力地位”和“填补真空”政策的时候了。

两种“业余事业”
胡静娟
沈阳火车站有一个老扳道工人张凤林，在1950年时，有一天他走在线路上看见有一个脱落了掉在地下的胶皮圈（风管接头上用的），他就拣起来第2天交给调车组去使用。
从这以后，他每天早晚上下班的时候，就注意拣拾脱落了的胶皮圈。
冬天天亮得晚黑得早，他就提着信号灯仔细寻找。
有一次，在三九天的夜里，一个胶皮圈在水洼里冻住了，他挖了半天挖不出来，结果还是跑到货车上找了一个铁钉子把它挖了出来。
这件工作就成了他的业余事业。
他的理由是：
“国家财富呗，丢一个就少一个，拣一个就多一个”。
从1950年到今年07月，他共拣了二万二千个胶皮圈，共给国家节约了人民币二千八百六十元（见8月24日人民日报）。
反共老手孙大雨，是复旦大学的教授，从1955年至今称“病”未讲过一堂课，每月拿薪金三百零二元五角，房租津贴一百六十元，两年来共拿了国家的财富一万一千元。
最近在反右派斗争中，他说是“病重了”连会也不能开了，但是医生对他的健康诊断却是：
“体重一百七十八斤，内科检查正常，X光透视心肺正常，神经科检查正常”，结论是：
“可以游泳”。
他游泳了与否不可知，但他却写了文章，他所在的复旦大学编译部选用了他的一篇稿子，他却要“最高的稿费”；
他又在文汇报投稿，疑心少给他算了稿费，吵到报馆去“查账”。
他的母亲向他要一些火油，他还要先交钱，后交货。
他在拿工薪的工时内搞“业余事业”，算得是极尽搞“业余事业”之能事了。
从这个强烈的对比中，使我们非常清楚地看见了两种人的灵魂。
其实，从马克思解剖了资产阶级“发家”的丑史那一天起，这种对比就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出来了，宣布了资产阶级在人类道德上的死刑。
不过在臭气熏天的旧社会里，劳动人民被压在社会的底层，要发掘人类灵魂真正的美和丑，还要费先进的灵魂工程师们许多心血。
而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千千万万像张凤林那样的人，已经成了祖国的建设者，成了最普通也最巨大的社会主义社会风气的建设力量。
所以，像孙大雨那样的小丑，只要一露头，就在现实生活中和普通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普遍地引起了人们对这类小丑的憎恶，感到不能忍受，感到必须扫除。
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云·云雀
李耕
云
住在深山里的人，每天可以遇见许多装饰不同的客人，这就是峰顶上飘过去的一片片流云。
住在深山里的人，每天可以听到孩子对云的歌唱：
伸出手来想抓住她，攀上山峰想踩着她，当她飘过你的头顶，想拉住她的尾巴，可是你追呀！
怎么也追不上她。
云，紫酱色的，瓦蓝色的，喜红色的，暗灰色的。……她们扮成苦行的远僧，端庄的观音，秀丽的少女，或，一队队荷刀背剑的勇士。
多奇丽的景致啊！
她的变幻，往往出乎你奇异的想像。
从此，我爱欣赏她们，这走不完也留不住的客人。
有人说，你爱上了山乡中飘飞的彩云，对山乡，就会爱得更深沉。
云雀
云雀在云层里穿飞，但在这深远的山乡，却见云雀穿飞在高山的顶尖。
只有去高山拔笋的姑娘，上峰顶伐木的年青人，才可以听着云雀绵绵絮语，才能看见云雀闪亮的翅羽和矫健的身子。
云雀，常围着他们旋飞着。
是云雀爱与攀山的人盘桓吗？
是的，但也不是。
因为姑娘和年青的人啊！
他们登上了峻峭的顶峰，穿行在云里雾中，而云雀，也活跃在山峰间的云雾里。
云雀象征着幸福，这是我们山乡的习俗。
勇敢的年青人啊！
云雀在等着你们。

“砸锅”及其他
阮延顺
据传项羽引兵救巨鹿，过河以后，破釜沉舟，以示决无退心，结果取得胜利。
后人便用“破釜沉舟”来形容决心。
我以为，“破釜沉舟”对取胜虽有作用，但原就有着胜的可能这一点更重要，决心不过是把可能化作现实而已。
还是同一个项羽，于四面楚歌声中，直到自刎，也不见他再“破釜”。
他何尝不懂得：
不“破釜”军士也已纷纷走散，倘再要砸掉饭锅，散掉的更快罢了。
反右派斗争一深入，有些右派分子表现出一种死硬态度，他们自以为这是“破釜沉舟”，但他们“破釜沉舟”以图蒙混过关的可能又在哪里呢？
这其实只不过是北方人常说的要“砸锅”（意即彻底完蛋）罢了。
党内的右派分子中就有这么一种：
他向党进攻了一番以后，看到反右派斗争一起，便先来个连连承认错误，泛泛地痛骂自己“糊涂”，空洞检讨一大篇。
以为这样装模作样一番，还可拉成“一家人”，保持住党内的阵地，以伺机再起。
但当他一发觉党内阵地守不住了，死灰复燃的希望破灭了，大家并不当他是“一家人”，于是真面目露了出来，一变原来的态度为反扑顽抗，这也不承认那也不承认。
他以为藏住一点罪证少一点，赖了多少算多少。
照他们看来这是可以设法保住自己的。
我们看这叫自绝于党和人民，是想“砸锅”。
这样下去，确实会失掉最后一点得救和自救的机会。
另外还有一种，自以为有恃无恐。
颇有点马谡守街亭时硬要在高山扎营的那种不自量力的狂妄味道。
例如陈绪宗的“企图以自己二十年党龄来扛着”，丁玲的“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艾青的“我在国际上有地位，犯了错误也不能把我怎么样”等等皆是。
事实又怎么样呢？
高岗、饶漱石比二十年还多的党龄都没有“扛”住，陈绪宗何人，二十年党龄就能“扛”住？
“有了一本书，谁也打不倒”，有点像道会门的“刀枪不入”。
可是到丁陈反党集团一被揭露，那个“革命作家”的丁玲，早已在人民面前消失，现有的只是一个倒在人民脚前，有着丑恶灵魂和面貌的反党分子丁玲而已。
要想使革命作家的形象重新在人民面前树立起来，靠原来的几本书是不行了，这非痛下苦功去改造自己的灵魂不可。
要如此，起码先要卸掉“谁也打不倒”的包袱，爬起来向人民叩头求饶才行；
躺在地下，越滚越脏，怕是无论如何作不到这些的。
至于“国际地位”，那是随革命而来的，反党的面目一露，其地位自然冰消瓦解，可曾见过旗杆倒了，旗子却还飘扬在天空的吗？
“砸锅主义”者应该清醒一些，还是承认已经跌倒，设法爬起来向人民投降的好。

脸谱种种续集
沙鸥诗方成画
冯雪峰
反党的罪证
像是青铜铸成
一切推脱都是徒然
他隐蔽自己
用“单干户”
挖了一道壕堑
急忙忙以“检查思想”
当飘浮的白色烟幕
来封锁我们的视线
历史却在发言
二十多年前
他提刀向党宣战……
而今天
那像狼窟似的丁陈集团
有他坐的交椅
听他的指点
哪里是“单干”
老老实实吧
不要躲在壕堑里
装着轻轻拍灰尘
在这最后的时刻
在党的面前
艾青
不论对谁
不管什么地点
他都用委屈和愤慨
装饰他的语言
“党内，分工明确
一批人整人
一批人挨整……”
接着是一声长叹
难道我们的党
是拼凑的宗派集团
生活的黑白被如此颠倒
党的爱护
他说是残酷打击
党的温暖
他当成雪地冰天
没有共同语言
竟要求党高高捧着他
像一尊菩萨不能侵犯
他迷恋“国际声誉”
不管灵魂多么龌龊
却想戴永恒的桂冠
伟大的党在他眼中
不过是皮鞋一双
或古玩一件
而他，对野心家
却眉开眼笑
那么亲、那么甜
他奔跑在
几个反党集团之间
像一架电话总机
把这根线接上那根线
李又然
当右派进攻我们
当阴云密布的夜晚
他眼里也充满快乐
以为就要变天
党，他早就讨厌
虽然他还是一个党员
他用挑选的字句
盖着那颗恶瘤一样的心
幻想成为“大人物”
效忠丁陈反党集团
他喊着：
我要杀人
毫不掩饰凶横的嘴脸
这位资本的奴仆
竟含情默默地回忆
在法国、在上海
托派的头子们
给他带来的春天
估计过于乐观了
反右派的大浪把他席卷
你看他对着麦克风
面红耳赤，抖抖颤颤
在我们激怒的风暴中
几十年反动的老底
全被揭穿……
陈明
你为她收集情报
你为她的反党阴谋
苦心地献策，起草
你为她联络人
打电话装小姑娘的声音
不知羞耻地叫“叔叔”
你为她订攻守同盟
蹲在街头的矮树下
鬼鬼祟祟像个小特务
你为她的退却
像一个卖假药的商人
在党组会上说谎
你为她——
你的女皇和妻子
背叛党，出卖党
（附图片）

三十五年前的今天，在这里爆发了举世闻名的大罢工，
三十五年后的今天，它怎样了呢？
访安源
辜石如
群山像驼峰一样，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环绕着这座煤城安源。
小型的铁道像树根似的错综复杂，有的伸进矿井，有的爬上山岗。
山岗上用缆绳拖着的运煤车，上上下下，广场上的洗煤机，有节奏地运转着。
山头和山坡，到处突出黑黝黝的煤层，好像给这座煤城穿着一套辉煌夺目的外衣。
就在这里，三十五年前的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爆发了一场举世闻名的大罢工。
那时候，这座煤城还掌握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家手里，矿工们的生活苦不堪言。
矿上流行过这样一首山歌：
来到安源想赚钱，一来来了两三年，想回去看看老母亲，身上没得个盘缠钱。
这样生活怎能忍受？
1922年09月13日，在刘少奇同志直接领导下，全国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就像火山爆裂一样爆发了，这次罢工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
我来到大街上一座粉红色的屋宇前。
这就是当时工人罢工的总司令部——工人俱乐部。
俱乐部门口左右各植梧桐树一株，树高数丈，浓荫蔽日。
入门处有毛主席写的对联：
“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楼下有个礼堂，可容三四百人开会，四边刻着花草，民间艺术的气味很浓。
楼上有一个光荣室，室内陈列着烈士的遗像和当时革命的文物。
还有一间刘少奇同志和李立三同志的办公室，它的附近就是刘少奇同志当年的寝室。
这些房子年代虽久，但风格犹存。
刘少奇同志当时就是这间俱乐部的主任，副主任是烈士朱少莲同志。
现在俱乐部主任就是朱少莲同志的女儿朱子金同志。
要是朱少莲烈士地下有知，定会含笑于九泉的。
离开俱乐部，我来到广场上。
这里竖着一块石碑，石碑上写着：
“黄静源烈士受难之处”。
黄静源烈士当时也是俱乐部的副主任。
大罢工胜利后，军阀对工人俱乐部恨之入骨，在1925年09月21日这一天，竟把工人俱乐部封闭，捕去二十多人，黄静源烈士也在当晚被逮捕。
10月16日下午三时，他就被军阀李鸿程枪毙在这个地方。
刽子手把他枪毙后，还下令不准收尸，要示众三天。
党为了不让他尸身受敌人的污辱，立刻派同志把尸首盗回来埋葬了。
从黄静源烈士受难处向前行，越过大街，沿着往矿井的方向走，有座古色古香的外国式大楼，它就是当年反动派安源矿务局办公大楼。
当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后，反动派见工潮声势浩大，无法收拾，便要求进行谈判。
刘少奇同志就代表路矿工人到这儿开会，为工人的利益而斗争，而一万三千多工人就布满在楼下的大路和山坡上。
会议室有一个玻璃窗，它就是刘少奇同志曾经站在这儿向楼下一万三千多工人讲话的地方。
拐了一个弯，来到总平巷附近，这里有几间屋子，是毛主席第1次到安源来了解工人生活情况时住过的屋子，可惜因年久失修，已经倒塌，仅剩前面几间茅屋了。
安源，这座富有革命传统的煤城，过去虽受累累创伤，但工人们始终没有屈服。
抗日战争期间，反动派又把安源的重要设备炸毁了，使工人无法生活，流落四方。
如今解放了，劳动人民作了国家的主人。
白天，阳光强烈地照耀着这座古老的煤城，晚上，辉煌的电灯，星罗棋布，布满城镇和山谷，照亮了每一位热情劳动者的心。
曾经血泪斑斑的煤城啊，现在已成了路矿工人们的乐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