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关于本年度棉花统购工作的指示
1956年09月到1957年08月这一个年度，由于棉田受灾和国家收购工作方面存在着缺点，国家收购棉花的数量减少，因此，严重地影响了棉布的供应。
今年的棉田播种面积比上一年度少，但是今年的棉花大部分生长良好，今后如无重大的自然灾害，多收购一些棉花仍然是可能的。
目前新棉已经开始上市，棉花统购工作，即将进入紧张阶段。
各棉产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必须立即对棉花统购工作做出专门的部署，教育棉农树立勤俭建国和勤俭持家的思想，多产多卖，少留节用，晒干拣净，多卖好棉给国家，批判部分棉农的多留少卖和企图高价在自由市场出售的资本主义思想，纠正某些干部的片面的“群众观点”和本位主义；
必须抓紧棉花收购旺季的时机，拿出必要的时间，组织各方面力量，发动群众，全力投入棉花的采摘和收购工作，务必在短期内突击完成棉花的统购任务。
为了顺利地完成棉花统购任务，要求各产棉区切实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1、必须适当地减少农业社和农民的棉花留用量。
据不少地方反映，实行以社为单位留棉的办法以后，农民留用的棉花总数比合作化以前增多了，而且农民每人留用三斤棉花在实际上也用不了，不少棉农因而把用不完的棉花拿到自由市场上出售，既影响国家掌握必需的棉花资源，也对市场的稳定起着不利的影响。
因此，从今年起必须通过说服教育，本着少留多卖、留用次棉交售好棉的精神，对棉农留用量应当加以适当的压缩和控制。
在一般情况下，每人只能留棉花二斤；
少数集中产区如果压缩到二斤确有困难，可以少压缩一点，但是每人的留棉量不得超过二斤半；
农业社公共需用的棉花，也包括在留用标准以内。
在棉花产量还不够留用的分散产区，也应当通过协商方式争取收购一部分棉花。
第2、加强对土纺土织和棉花、土布市场的管理。
土纺土织与机器纺织比较，浪费棉花很多。
一斤棉花用于土纺土织最多能织二十平方尺布，而用机器织布能织三十多平方尺，如果纺织高级布或者针织品相差就更多。
几年来，国家为了照顾以土纺土织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手工业者，为了照顾部分群众穿用土布的习惯，仍然对土纺土织采取了适当维持的方针，这是必要的。
但是，有些地方的农业社为了发展副业生产，以致土纺土织发展过多，因而浪费了棉花，影响了棉花的收购和机织布的生产。
因此，今后要说服农业社和棉农，一般不要进行以棉花做原料的副业生产。
对于原来以土纺土织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手工业户，应当由国营商业部门或者供销社有计划地安排土布的生产和收购。
农民以自己留用棉花织出来的土布，出售时也必须卖给国家指定的商业部门。
禁止棉花、土纱、土布进入自由市场，坚决执行国务院关于由国家计划收购（统购）和统一收购的农产品和其它物资不准进入自由市场的规定。
第3、必须适当压缩絮棉供应。
絮棉供应数量逐年都有增加，1955年比1954年增加了13.9％，1956年又比1955年增加了50％，超过了正常的需要。
为了支持纺织工业，保证市场必需的棉布供应，今年的絮棉供应量应当切实压缩。
责成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在厉行节约同时又保证人民必不可少的需要的原则下，认真压缩不合理的供应量，制订絮棉供应计划。
有些地区，如果絮棉供应指标确实不够，应当及早准备加工再制一部分旧棉花，以弥补絮棉供应的不足。
同时，要号召人民节约使用絮棉。
第4、加强棉花采摘工作的领导，增加棉花的收购数量。
目前棉花生长的情况是良好的，如果能够做好棉花的采摘工作，就有可能增加棉花的收获量，也就有可能增加棉花的收购量。
去年不少地区实行细摘细收、拾干拣净，以及分摘、分存、分晒、分售的经验，不仅提高了生产量和收购量，同时，也提高了棉花的品级，增加了农业社和农民的收入。
今年各地应当注意推广这些经验。
应当教育采购人员和棉农认识到，不论什么等级的棉花，把它采摘下来卖给国家，都有广泛的用途，对国家和棉农都是有利的。
绝不能轻视低级棉花的采摘，要把所有的棉花统统采摘起来。
第5、为了鼓励棉农少留多卖，稳定棉花的播种面积，棉农每出售一百斤皮棉，可以在计划供应指标以外，优待供应棉布五尺。
此外，在棉花收购期间，还必须做好物资供应工作和其它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国务院认为，除了做好当前的棉花统购工作以外，各棉产区在安排秋季播种的时候，还必须很好地安排明年的棉花生产，使1958年全国的棉花播种面积达到九千万亩的水平。
1957年09月07日

中国妇女第3次代表大会今日开幕
蔡畅宴请出席大会的十三个国家妇女代表
据新华社8日讯
中国妇女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定9日在北京开幕。
到8日为止，报到的代表已有一千二百四十一人，除了一百十四名代表是特邀的以外，其余所有代表都是由各地妇女代表大会、各种妇女代表性会议选举产生的。
09月05日到7日，代表们举行了预备会，讨论了全国妇联二届执行委员会向大会的工作报告，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章程。
预备会议还讨论并通过了由九十三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名单，通过了提案审查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选举委员会、大会秘书长、副秘书长的名单，以及大会的议程等。
据新华社8日讯
应邀出席中国妇女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十三个国家的妇女代表，已陆续到京。
今天晚间，全国妇联设宴招待各国代表。
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在宴会上向客人们表示热烈欢迎。
代表国际民主妇联参加这次大会的是国际民主妇联副主席普什帕莫耶·鲍斯，她在昨天下午到达北京。
鲍斯小姐是印度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是著名的孟加拉文作家。
应邀来中国参加这次大会的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代表有：
匈牙利妇女代表团博多尼·安娜等二人，民主德国妇女代表团鲁特·席尔默等二人，蒙古妇女代表团贡宾·多尔戈苏荣等二人，波兰妇女代表团爱娃·歇尔布格·扎雷比娜等二人，保加利亚妇女代表团拉达·伊利耶娃·保加罗娃等二人，罗马尼亚妇女代表团埃伦娜·维耳科奇等二人，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埃莱尼·特雷齐等二人，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鲍萨·茨维蒂奇等二人，捷克斯洛伐克妇女代表团坦尼亚·图莫娃等二人，苏联妇女代表团叶卡杰林娜·伊凡诺芙娜·列昂节娃等三人，朝鲜妇女代表团金英秀等二人和越南妇女代表团阮氏十等三人。
正在北京访问的印度亚洲团结委员会主席拉米希瓦里·尼赫鲁夫人等三人也接受了邀请，将出席中国妇女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

动员全国妇女勤俭建国，勤俭持家
——祝中国妇女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中国妇女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首都开幕，这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之后全国妇女的代表人物第1次大集会。
大会的政治任务是总结第2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以来四年多的妇女工作经验，讨论并确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国妇女的任务。
这次大会，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妇女儿童更美好将来的实现，必将起着重大的积极作用。
我们党一贯关怀和支持妇女解放运动，把妇女解放事业看作党的事业的重要目标之一。
在党领导之下，全国妇女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斗争，在人民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建立起来以后，我国妇女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永远结束了几千年被压迫被奴役的惨痛历史，实现了妇女的解放。
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的历史事实。
但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已经在经济战线上（在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国人民同资产阶级右派之间的斗争还在激烈进行，社会主义如果不在这两条战线上取得胜利，我国人民、我国妇女在经济上、政治上已经取得的胜利还是不巩固的。
因此，我们党要领导我国人民、我国妇女努力争取这个斗争的完全的彻底的胜利，以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在巩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以巩固我国人民、我国妇女已经获得的解放。
我们相信这次大会一定会引导全国妇女更加坚定不移地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启发妇女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更加分清是非，更坚决地同资产阶级右派作斗争，遵循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中指示的六条标准，改造自己的旧思想，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取得完全胜利而坚持奋斗。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今年我国人民即将完成并超额完成第1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国打下初步基础。
我国妇女在过去几年中，发扬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生产岗位上，各项工作中辛勤劳动，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贡献，她们在家务劳动和家庭副业生产方面也起了难以估计的巨大作用。
但是在我们国家，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从现在起，还要经过十年到十五年的努力；
而且由于我国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生活还不富裕，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优良传统，长期地坚持地贯彻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妇女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的人力资源，我们一定要遵循这个指示，重视妇女群众的伟大力量，继续贯彻党的男女一齐发动的方针，发动全国妇女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使我们党能依靠全国人民和全国妇女的力量，把我国建成一个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我们相信这次大会一定能在动员全国妇女勤俭建国勤俭持家方面，做出重大的贡献。
勤俭建国、勤俭持家，是我们全国人民的责任，也是全国妇女的责任。
现时由于大量妇女已经参加了各种生产、各项建设事业，已经锻炼成为一支巨大的建设力量，我们全国各级党委、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合作社等各方面的党委都有责任更好地教育她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诚实地对待劳动和集体事业，鼓励她们努力学习生产技术，提高劳动本领，注意劳动质量，遵守劳动纪律，并关怀她们特有的困难，团结她们和全体职工、全体合作社社员一起，从各方面发掘潜力，努力增产，厉行节约，为完成和争取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而奋斗。
教育在各种岗位上的妇女，深入钻研业务，不断提高文化科学水平，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全体妇女，不论是家庭主妇或者是参加社会劳动的妇女，都有责任治理好自己的家庭，所以贯彻勤俭持家的方针，妇女们有特别重大的责任。
勤俭持家，是贯彻勤俭建国方针的一个重要环节，又是增进家庭幸福的基础。
持家而能勤俭，就能鼓励一切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家庭成员积极劳动生产，努力工作，很好地完成国家的计划，为国家创造财富，为家庭增加收入，提高和改善生活。
持家而能勤俭，又能节约消费资料，和缓市场消费品紧张状况，为国家节约物资。
同时在家庭生活上精打细算，就可以把钱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增加储蓄，以备家庭不时之需。
持家而能勤俭，又能广泛地树立良好的勤劳俭朴的社会风气和生活作风。
使社会人群能更友爱互助，使家庭能更团结和睦。
这一切都是妇女对社会主义建设可以作出的巨大贡献，又是对家庭生活可以作出的巨大贡献。
因此，我们一定要教育全体妇女懂得勤俭持家的伟大意义。
过去几年中，各地工会组织、妇联组织、居民组织，在城市各阶层家庭妇女中普遍推行“五好”（即勤俭持家好，团结互助好，教养子女好，清洁卫生好，努力学习好），在农村，也正在宣传勤俭持家，这些工作都得到了良好的效果。
例如厉行节约，精打细算，计划家庭生活；
从家庭里爱惜一点一滴一丝一缕的物资，节约粮食、棉布、水电、煤炭等等，并利用废物，使无用之物变成有用之材；
在可能和需要的条件下开展家庭副业生产，增加家庭收入等等；
这些都是勤俭持家的重要方面，各地工会组织、妇联组织以及其他各有关单位要很好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大力加以推广。
勤俭建国、勤俭持家，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的根本的方针，也是指导妇女工作的基本方针，我们要为引导全国妇女实现这个方针而不懈地工作。
一定要使全国妇女懂得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集体同家庭、个人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
我们不仅是家庭的主人，而且是国家和集体的主人。
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再像在过去私有制社会时候一样，“各人自扫门前雪”。
现在每个家庭的兴旺和富裕，个人生活的幸福，都同国家和集体的繁荣和富强紧密联在一起。
对国家和对集体有利的事物，对家庭和个人也一定会有利；
有些事物可能暂时对某些个人、对某些家庭有利，但对国家、集体不利，那么我们也应该坚决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决不把个别家庭和个人利益与幸福，建筑在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基础之上。
这就是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国家、集体和家庭、个人的正常关系。
党的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曾经明确指出：
“党应当继续鼓舞妇女群众的上进心。
帮助她们克服参加工作的某些特有的困难，帮助她们提高工作的熟练程度，纠正党内外一切歧视妇女的错误思想，并且注意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树立男女平等和保护妇女儿童的新的道德风尚。
已经在全国各地建立了组织的民主妇女联合会是广大妇女的群众组织，党应当关心和帮助它的工作，通过它来加强党和妇女群众的联系。”
最近党中央又指示：
为了解决勤俭持家问题，特别要依靠妇女团体做工作。
希望各级党委根据上述两个指示的精神，对各级妇联组织，对有妇女参加的各人民团体，各有关单位，加强领导，督促她们相互配合，做好妇女工作。
我们深信这次大会一定能充分地表达广大妇女群众在政治上思想上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彻底的完全的胜利的最高愿望，一定能表达广大妇女群众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愿望，一定能根据这种崇高的愿望，做出正确的决议，使这次大会成为妇女运动进入新阶段的里程碑。
预祝大会胜利成功！

我国家领导人
电贺保加利亚国庆
新华社8日讯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今天打电报给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主席达米扬诺夫、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外交部长卢卡诺夫，祝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庆十三周年。
贺电全文如下：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达米扬诺夫同志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同志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卢卡诺夫同志
当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庆十三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兄弟的保加利亚政府和保加利亚人民致以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以十分欢欣的心情关注着保加利亚人民在保加利亚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同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亲密的合作下，在建设自己祖国的社会主义和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
一年以来，中保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已经有了广泛的发展。
我们相信，这种友好合作的发展将一定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并且对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祝兄弟的保加利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祝中保两国人民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合作更加巩固和发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主　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
1957年09月08日于北京

抓紧棉花统购工作
现在棉花已经开始采摘并且陆续上市出售，收购棉花的旺季就要到来。
为了做好今年的棉花统购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指示，要求各棉产区的党委和人民委员会，立即对棉花统购工作做出专门的部署，抓紧棉花收购的旺季，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发动群众，加紧进行棉花的采摘和收购工作，务必在短期内突击完成棉花的统购任务。
1956年09月到1957年08月这一年度的棉花生产因为遭受了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以致棉花的产量比上一年度有所减少，但是国家收购的棉花数量，比上一年度减少的数量却大于产量减少的数量。
这说明，棉花收购量的减少不仅有灾情上的原因，而且更应该注意到还有收购工作方面的原因。
由于棉花收购得不够好，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纱布的生产，不仅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受到一定影响，并且使人民用布也不能按照原定的标准供应。
今年的棉田面积虽然比去年减少了一些，但是现在大部地区棉花生产的情况是良好的，如果在近一个月当中不再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只要认真做好工作，国家完全有可能多收购一些棉花。
为了在产棉区多收购一些棉花，各地必须结合农村中进行的社会主义大辩论，深入地展开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展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帮助棉农加强整体观念，树立爱国、爱社、爱家的统一思想，批判部分棉农多留少卖和企图把棉花拿到自由市场上高价出售的资本主义思想，说服他们多卖好棉花给国家，积极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以便在勤俭持家和勤俭办社的基础上，实现勤俭建国的目的。
在干部中也必须大力克服片面的群众观点和本位主义思想，这也是顺利开展棉花收购工作和保证完成棉花统购任务的关键。
今年的棉花收购工作，应该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所规定的措施。
棉农每人留用三斤棉花的规定，已经不能完全适用于目前了。
在现时一般的情况下，每人只能留棉花二斤。
少数集中产区如果压缩到二斤确有困难，可以少压缩一点，但是每人的留棉量不能超过二斤半。
这样，整个农村留用的棉花数量虽然比1956到1957年度的不正常情况有所减少，但是比之1955到1956年度的正常情况仍然有所增加。
所以，只要农业社把棉花的调剂工作作好，农村留下的棉花是够用的。
为了增加棉花统购的数量，各产棉区必须加强棉花采摘工作的领导，坚决防止发生浪费现象。
农业社对于棉花采摘的工作质量必须进行严格的检查，把所有的棉花都采摘起来，多卖给国家，多增加收入。
同时要加强对土纺土织和棉花、土布市场的管理。
农业社一般不要进行以棉花为原料的副业生产，棉花、土布只能卖给国家所委托的商业部门，不能在市场上自由出售。
在厉行节约和保证人民必不可少的需要的原则下，还要适当压缩絮棉的供应量。
为了鼓励棉农多卖棉花，国家将给以额外的棉布供应的优惠条件，这就是说，棉农每出售一担棉花，国家就给以棉布五尺的供应量，以示优待。
现在新棉已经开始上市，各地必须立即加强对棉花统购工作的领导。
要使每一个人都了解，棉花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
人人都要吃饭，人人也都要穿衣。
棉花收购工作进行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切身利益。
同时，它对于纺织工业生产和国家的财政收入也都有重大的影响。
因此，在目前做好棉花统购工作的意义，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经济工作的范围，它对于人民生活的改善、纺织工业的发展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资金积累等重要方面，都有极为重要的关系。
大家必须抓紧时机，兢兢业业，努力做好今年的棉花收购工作，深入地动员棉农早卖和多卖棉花给国家，保证完成今年棉花的统购任务。

朱副主席和周总理接见德国军事代表团
新华社8日讯
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今晚接见了以维利·斯多夫上将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全体人员。
宾主双方亲切地交谈了一个多小时。
接见时在座的有：
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国防部副部长谭政大将、李达上将，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萧向荣中将和我国驻德武官宋登华上校。
接见时，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临时代办比尔巴哈也在座。
接见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向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赠送了礼品，并且合影留念。
（附图片）

石景山钢铁厂职工代表大会拥护边整边改
通过整风解决矛盾信心百倍
两千多条意见已经采纳　全厂进入改进工作高潮
新华社8日讯
石景山钢铁厂昨天和今天举行了职工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主要的特点是：
职工们对整风以来共产党组织解决的问题表示很满意，对于通过整风解决企业内的矛盾的信心很高。
这个厂的党委书记张萍在会上作了工厂整风情况的报告。
张萍在报告中说，工厂从8月03日整风以来，职工们用四千多张大字报和通过工会小组会、技职人员座谈会的形式，共提出了一万多条意见，这些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是善意的。
这些意见中，有两千六百多条已经采纳并据以改进了工作或正在积极设法改进工作。
例如运输方面从1952年推行矿石“平铺切装”的方法后，工人要背六十公斤矿石，走四十度坡，劳动负荷量很重。
这个“平铺”改“立铺”之争，长年来一直是运输、炼铁和技术监督方面争执不决的老问题。
整风期间，厂部和有关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将“平铺”利用机械改为“立铺”，解决了这一问题。
有些在大字报刚贴不久，问题就得到解决。
如8月24日装卸三区贴出工人熊舒贵的一张大字报上写的：
“小北门到洋灰洞的道，上下班不好走，下雨晚上更难走，希望领导解决，不要贼走了再关门”。
08月27日领导干部便带领了一些干部在这条道上修了一条小马路，按了五个电灯，工人说：
“还是大字报起作用，刚提出来道就修好了，灯也安上了”。
张萍说，整风中厂和车间的领导干部还建立和坚持了每周十二小时下车间的制度，建立和坚持了每两周参加一次体力劳动的制度。
在劳动中，有些干部由于深入了解了情况，因此及时解决了生产中的问题。
炼铁部设备助理主任崔孝庆参加体力劳动中亲身感到铁车转动不灵对工作的影响后，立即组织力量进行了抢修。
运输部干部卸西铭煤时，了解到煤尘太大对工人身体的影响，同意了打水的办法。
炼焦和办公厅生产系统的党总支，把办公室让出来，给工人解决了休息室的问题。
采石场的单身宿舍，以前二十人住一大间，休息不好，整风中利用废料改成了五人一间的小房间。
张萍说，党委在处理职工提出的各种问题时，一般是根据下面三项原则办事的，即：
一、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和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
尽量在不花钱或花钱不多的条件下，解决生产上和生活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群策群力，大家动手，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依靠群众的积极性解决问题。
我们有很多问题，不能仅仅依靠国家的力量，而且还要依靠群众和集体的力量来解决。
三、统筹兼顾，合理安排。
解决问题时，首先要从全厂职工的整体情况出发，同时要照顾到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职工的具体利益。
张萍在报告中所提到的这二千六百多条意见，连同处理办法，都逐条汇编成册，发给了所有代表。
张萍在报告中说，还有一部分意见，是由于提意见的同志对情况了解不够，对问题的判断上有误解，需要说明实际情况的。
如原蒸汽车间有的工人认为车间里十三个组长、工长中有十二个是党员，就误认为党只提拔党员，是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
实际上现在担任组长的党员，其中有八人在入党以前即已担任了组长的职务，只有四人是由党员工人中提升的，而且按技术和能力来讲这四个人也是称职的。
这并不是宗派主义的结果。
另外有些意见，需进一步进行研究。
在今天举行的大会上，代表们一致同意张萍的报告，认为党委认真贯彻了边整边改的精神。
很多代表在发言中，都十分兴奋，认为大鸣大放、边整边改，是在职工中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良好的形式。
在大鸣大放期间，工厂生产秩序完全正常，仅青年高炉工人在十三天内就超产了三百三十多吨生铁，这说明工人阶级在整风期间表现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遵守民主集中制的精神。
很多代表还用有关边整边改的具体事实补充了张萍的报告，说明这两千多条意见的处理，解决了党和群众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以及生产管理方面的一些矛盾。
洗煤工人李新月说，他很早以前就对影响洗煤质量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但是一直没有人答复。
这次他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车间主任马上就找他交换改进的意见，最近就可以解决问题。
这个车间的主任过去在天气好的时候也很少到现场，现在这种作风转变了。
小高炉旁边的炉渣堆积太多，工人们都称它是“二郎山”，妨碍生产工作。
过去工人们对车间主任提了几次意见也没有解决，这次整风把“二郎山”也“整掉”了。
现在全厂已开始进入改进工作的高潮。

不管如何伪装也难逃群众耳目
福建揪出一批隐蔽的右派分子
本报讯
福建省各地机关揭发出了一批隐蔽的右派分子。
龙岩县邮电局的右派分子李培腾，他不但利用另一右派分子林生彬的弱点，背地捏造各种材料供给和支持林生彬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在林生彬被揭发批判后，他又教唆林生彬如何作假检讨，企图帮林生彬蒙混过关，来掩护自己。
但，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他的丑恶面貌终被揭露。
南平航管处职工陈秉华、叶仪生等在受到反右派斗争的教育，辨明了是非后，也揭发出了一个巧妙伪装起来的右派骨干分子齐国瑄。
这个狡猾的右派分子在鸣放座谈会上不是一言不发，就是提了一些小问题，在暗地里则又打扮成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好人”，运用个别谈心、欺上瞒下等手段拉拢和煽动一小撮对共产党不满的分子，猖狂向党进攻。
（新华社专稿）

在反右派战线上
找反共的人集会“吐苦水”
罗伟之为陈铭枢到处奔走
罗伟之是北京石油学院工业经济系教师、民革成员、陈铭枢集团的骨干。
陈铭枢集团为了在教育界点火，召集一些对党仇恨和不满的人在陈家中开会，要大家“吐苦水”。
罗伟之为这些会议四处奔走物色对象，并积极策划，结果他们写成向党猖狂进攻的“万言书”。
在整风初期，罗伟之发出一系列毒箭攻击党委制、高等学校政治思想工作和石油学院党委会。
他把党委制诬蔑为“一党专政”，他说“学校党委是一条粗线，行政和团是两条细线，民主党派、工会、学生会是三条虚线。”
他诬蔑地说，“教师的疾苦，群众的呼声，在这一条粗线的弹唱中，似乎听不到声音”，他公开要求取消党委制。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石油学院的师生员工攻破了罗伟之与陈铭枢、王之南（陈的秘书）的攻守同盟。
经过揭发事实和说理斗争，罗伟之不得不承认他是陈铭枢集团的骨干。
干部政策哪有两个“公式”
只不过是汪盈科的恶毒污蔑
福建省福州市城市建设局干部连日集会，揭发、驳斥该局局长、农工民主党福建省委副主委汪盈科的反动言行。
汪盈科在整风运动中，对党的干部政策进行了恶毒的歪曲和污蔑。
他说党对干部有二种不同的“公式”，对党员是：
提拔—学习—提拔；
对非党干部是：
批评—斗争—清洗。
汪盈科还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说目前知识分子“所处地位十分不合理”，“一般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他恶毒地煽动说：
“有的教师在学生批评斗争中上课，工程师在领导粗暴的干涉下设计，医师在病人的侮辱下诊疗”，“而广大党员，却以为学了三句政治口号便什么都能领导”。
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师生
批判马万钧边兆祥
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师生揭发和批判该院右派分子、普通地质教研室讲师马万钧和教授边兆祥的反动言行。
在大鸣大放期间，这两个右派分子曾经大肆活动。
他们诬蔑党委是“宗派集团”，“无才”，“歪曲”政策；
说什么共产党“以教条主义教育党员”，以此否定党的思想领导。
他们还指使他们的喉舌“火山报”制造了所谓福利费、“裙带风”等一系列事件，离间党和群众的关系。
马万钧得意忘形地说：
“现在我好像又回到和国民党斗争的时代”。
马万钧加入过复兴社。
他父亲是个被判管制八年的反革命分子，在鸣放期间，他扬言要为他的父亲报仇。
边兆祥是国民党员，刻骨仇视人民民主专政。

在斗争中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觉悟
农业部反右派的队伍越来越大
嗅觉不灵的认识提高　被利用的觉醒过来　置身事外的投入战斗
新华社8日讯
农业部参加反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队伍越来越大。
一部分前些时候对反右派斗争认识不清的人，在斗争中受到教育，提高了觉悟，现在也积极地同右派分子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农业部前些时候有些人由于政治嗅觉不灵，对右派分子的言论不能明辨是非，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反右派斗争跟自己无关而置身事外，还有些人同右派分子是老同事、老相识，打不开情面，不好意思揭露和批驳他们。
这些人在斗争中都受到了教育。
一方面，由于整风领导小组组织他们比较深入地学习文件和座谈讨论，帮助他们提高了认识；
另一方面，被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的丑恶面貌和阴险企图，也引起了他们的愤恨，因此他们都先后起来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
曾宪朴就是受到这样痛击的一个右派分子。
他是章伯钧伸进农业部的爪牙。
他执行了章伯钧和李伯球的指示，积极召集和主持所谓农林水利界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发动右派分子和一些心怀不满的人向共产党疯狂进攻。
他并且在幕后指挥右派小集团的成员沈曾侃、刘国芳和郭树藩等在农业部煽风放火，叫嚣“要把90％以上的共产党员搞臭，叫毛主席看看。”
妄图篡夺共产党的领导权，由他们上台“当家”。
这些反动活动和言论，在经济作物局、种子管理局和粮食生产局联合举行的几次辩论大会上被揭露出来以后，曾宪朴仍然狡辩抵赖，他的这种狡猾态度，激怒了觉悟逐步提高又熟悉他的底细的人。
曾宪朴在旧社会的老同事邵咏之，在辩论会上愤慨地揭露了曾宪朴的丑恶历史，指出他过去就是个反共政客，他的反动立场一直未变。
邵咏之的揭露，更使人们认清了曾宪朴的本来面目。
由于不明是非受曾宪朴拉拢参加过农林水利界座谈会的高级农业技术人员胡竟良、姚祖舜等，也起来揭露和驳斥了曾宪朴的反动言行。
另外有一些人，由于思想偏激或者为右派分子所迷惑，在鸣放中受右派分子影响甚至被利用，放了一些错误言论。
因此，他们在反右派斗争初期，不够积极，甚至顾虑重重。
针对这种情况，这个部和所属单位的整风领导小组以及广大工作人员，一方面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批判了他们的错误言论和思想；
另方面帮助他们跟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教育他们积极地同右派分子斗争，这样，这部分人也先后投入斗争。
由于他们比较熟悉右派分子在鸣放中的活动，他们的揭露，一下子就把右派分子攻得无话可说。
民盟在农业部的几个成员——褚继善、杨茂武、赵世儒等人组成的右派小集团，就是由被他们拉拢利用过的王家澄起来揭露而攻破的。
这个小集团的成员极端仇视共产党，他们认为整风是他们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大好时机。
杨茂武、赵世儒根据褚继善的指示，在鸣放中积极网罗不是盟员但在三反、肃反中曾经受过批判、审查和可资利用的人，参加民盟小组会，煽动他们向共产党进攻。
王家澄是靠拢共产党的，但是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比较严重，他们便把王家澄拉过去作“炮筒”。
当时，王家澄根据他们的授意，写了攻击共产党、攻击农业部的题为“农业部是否需要存在”的大字报。
这个小集团的成员还各处奔走，为别人出谋献策，起草或“代笔”写了不少诬蔑共产党、攻击共产党的大字报。
他们主张成立“平反委员会”，要求撤销中共农业部委员会书记、副书记的整风领导小组成员的职务。
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王家澄认识到自己犯了错误，要求检讨；
领导上一方面批判了他的错误思想，一方面教育他要同右派分子作斗争。
这时，杨茂武、赵世儒还找王家澄，让他沉住气，不要检讨。
这样，更使王家澄认清了他们的阴险企图。
在辩论大会上，王家澄愤怒地揭露了他们，给这个右派小集团致命一击。
此后，受过这个小集团影响的人，也起来进一步揭露了这个右派小集团的罪恶。
农业部由于前些时候对反右派斗争不够积极的人已经起来，反右派斗争获得了初步胜利，有的右派小集团已经土崩瓦解，有些右派分子已经低头认罪。

实际斗争加强了群众捍卫社会主义的责任心
河北各地揭发大批右派分子
本报讯
河北省反右派斗争已经达到进一步深入的阶段。
张家口、石家庄两市反右派斗争扩展到各行各业。
最近省、市两级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已经增加一倍多。
目前，在石家庄、张家口两市已有四万多名职工积极参加了反右派斗争，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有王君彦、宋天祥、楚庄、胡映光、柳木风、李子文、张培瑚等人。
在高等学校中，唐山铁道学院已经召开过百余次大小辩论会，揭露和驳斥了企图建立“第3政党”的右派分子王本政，以及叫嚣要实行“教授治校”、“真理治校”的右派头目孙竹生、王抵、胡思杜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在克服右倾麻痹思想和温情主义以后，过去认为没有右派分子的单位也揭发出了右派，如省文联原来党组的专职副书记刘艺亭就是一个党内右派分子。
经过斗争的锻炼，人民群众捍卫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心大大地加强了。
如唐山铁道学院素称“铁树不开花”的老教授史家宜，在这次运动中却挺身而出，大胆地驳斥了右派言论。
张家口市文化用品公司崔继祖，是一个暗藏的右派分子，他向被他拉拢过的高福如威胁说：
“你要揭露我，至死我也要拉个垫背的。”
但是觉悟了的高福如还是揭露了他，使得这个声称要下乡为葛佩琦的反动谬论寻找“根据”的右派分子，终于无法抵赖。

对右派言论一条条分析批判
青海斗争深入右派集团幕后人被揭露出来
新华社西宁8日电
青海省和西宁市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中的反右派斗争目前正朝着更加深入和细致的方向发展。
随着斗争的逐步深入，右倾情绪逐渐被克服，卷入这一斗争的单位已由几个行业发展到各行各业，参加反右派斗争的人数也达到了一万四千多人。
各单位在同右派分子进行斗争中，采取说理的方法把较隐蔽的右派分子一个个揭露出来，又针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一条条一件件地进行分析批判，使右派分子陷于完全孤立。
例如，青海日报社在开始进行反右派斗争时，只揭露出五个反动言行比较露骨的右派分子，有一些右派分子还冒充好人。
随着斗争的步步深入，又有十个右派分子被揭露出来。
如孙明轩、雷庭梓、阎育民等右派分子，他们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还假装积极，冒充左派，装腔作势地向程远、郭统厚等右派分子进行“斗争”。
他们在斗争中表面上声色俱厉，但实际内容空洞无物，而背地里这两伙右派分子却订立攻守同盟，互不揭露。
当群众擦亮了眼睛以后，他们的伎俩便很快地被揭露出来。
省文联对韩秋夫反动集团的斗争也同样是由浅入深。
从批判韩的“皮鞭底下打不出好人来”等文章入手，逐步揭露出这个集团企图篡夺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刊物“青海湖”的纲领和计划，以后在进一步追击中，又把这个反动集团的幕后操纵人——自称有二十年反革命经验的王皎（女）揭露出来。
为了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击败右派分子，青海省文联对右派分子的言论已拟定了十五个专题——文艺为谁服务、文艺怎样干预生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准备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批判。
其他反右派斗争开展得比较早的单位也正在这样做。

工商联主任陈叔通答新华社记者问
工商界整风中的三个问题
工商界为什么要进行整风和反右派斗争？
在反右派斗争中为什么要揭露右派分子的丑恶历史？
资本主义立场为什么是反动立场？
新华社8日讯
工商界包括反右派斗争在内的全面整风运动即将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今天特就目前不少工商业者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思想认识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
反右派斗争绝不是党和政府制造的，而是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猖狂进攻的结果
陈叔通在谈话中首先指出：
“目前有些工商业者怀疑这次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是怎样搞起来的，是不是如章乃器所说：
又要来一次‘五反’？
这种怀疑是完全错误的”。
“自从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很多工商业者开始擦亮了眼睛，认识到右派分子对于我们工商业者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和破坏的。
章乃器就说过不要强调改造，认为工商界已经抬不起头来，再要强调改造就会使工商业者发生‘无穷忧虑’，而且说工商业者已经过了五关，再要改造，是不是还要来一次‘五反’。
章乃器是用尽了挑拨、煽动、恐吓的手段来阻碍工商业者进一步接受改造。”
“我们一定要揭露右派分子所谓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只是党和政府搞起来的胡说。
即以‘五反’运动来说，在运动还未开展以前，党和政府本来只准备进行一个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三反’运动，党的领导同志同我们谈话时，提到的也只是‘三反’，而不是‘五反’。
这一点，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但是，在
‘三反’运动中，发觉了资产阶级向国家猖狂进攻的事实，首先是发觉了工商业者向国家干部行贿的事实，因而又发觉了不少严重的不法行为，这样，便不得不随着‘三反’，开展了‘五反’。
所以，‘五反’运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先犯了‘五毒’，然后才发动起来的。”
“这次反右派斗争和整风也是一样。
党在整风开始的时候，曾一再表示，诚恳欢迎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帮助党整风，同时并表示不希望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自己也整风。
这是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大家都知道的。
没有料到在大鸣大放中，出现了一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们以‘帮助党整风’为名，向党猖狂进攻；
甚至幻想使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
这样，党和人民当然不能坐视，当然必须起而反击。
因此，反右派斗争，事实上是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猖狂进攻的结果，这是很明显的事实。
必须知道，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这是我们工商业者进行自我改造的最好的教育形式。
自从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我们在经济上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而在政治立场上和思想上，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谁劣谁优、何去何从的问题是并没有解决的。
在反右派斗争的初步胜利的基础上开展一个全面整风运动，就是为了改变我们的政治立场，帮助我们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所以，这次整风对我们工商界来说，实在是大家都应欢欣鼓舞地积极参加的大大的好事情。”
揭露右派分子的丑恶历史，并非“倒算旧账”，而是为了弄清楚他们反动言行的来龙去脉
陈叔通接着谈到目前有些工商业者，在反右派斗争中看到揭露右派分子的丑恶历史，产生了顾虑，认为共产党和政府要“倒算旧账”。
他指出，这也是错误的。
陈叔通说：
“要知道，解放前的旧账，党和政府所知道的已经从宽总结过了。
很多人现在不但有工作，而且有政治地位。
这就证明，只要他们能够悔过自新，人民对他们一般是既往不咎的。”
“然而，为什么现在对于个别的右派分子，又要揭他们的历史呢？
这是因为这些人的反动立场原封未动，或者是故态复萌，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进行新的进攻，有了新的罪行的缘故。
照这样，就不能不引起人民对他们的揭露和批判。
而在揭露和批判中，为了要弄清楚他们反动言行的来龙去脉，挖掘他们的老根，就势必要查一下旧账。
但是查旧账并不等于‘倒算旧账’。
人民要对他们算的是新账，一般是不算旧账的。
至于新账怎样算法，仍要看右派分子自己的检讨，是不是老老实实，是不是诚心诚意，是不是向人民低头认罪，接受改造，才能作最后决定。”
“其实，如果右派分子真正愿意真心诚意地深刻检讨，改变自己的反动立场，接受改造，他们应该自动地把自己的旧账翻一翻，这对他们改过自新是有好处的。
低头认罪，接受改造，应该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而不应该只是口头说说，蒙混过关。
解放以来，党始终抱定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方针。
古训有云：
‘若药不瞑眩，厥疾弗廖’，又云：
‘君子之爱人也以德，小人之爱人也以姑息’，这也是说明治病救人要彻底，不彻底治不了病，救不了人，就是说明温情主义是不能治病救人的。
这次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是希望大家平平稳稳地过好社会主义关。
大家能体会到这一点，就应该以感激的心情，积极地勇敢地改造自己。”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资本主义立场就是反动的立场
陈叔通最后谈到资本主义立场为什么在现在已经是一种反动的立场的问题。
陈叔通说：
“对于这个问题，很多工商业者过去在思想认识上是不明确的。
他们还抱着开国初期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思想，没有理解目前我国在经济上已经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宪法上规定得很清楚，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
也就是五种经济成分要变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资本主义是一定要消灭的。
时代是在前进，但是，许多工商业者还抱着陈旧的观点、立场，并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立场现在已经是反动的了。”
“资本主义立场和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
现在，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倘若还要坚持资本主义立场，那就是不愿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
不前进，即后退。
后退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也就变成反动。
这是无庸置疑的。”
陈叔通最后说：
“我们工商业者都愿意通过和平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但必须要同工人阶级走同一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道路。
全国人民是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的。
这次整风，也就是为了要本着毛主席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进行深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工商业者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知所抉择。
因此，我们工商业者一方面要坚决进行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不让右派分子带引我们走上绝路；
一方面还要认真地改造自己的思想，改变我们的政治立场。
这样，才能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才能争取我们的光明前途。”

广大群众斗志昂扬　右派分子阴谋毕露
内蒙古各族人民乘胜追击右派
本报讯
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
两个多月来，全区参加斗争的干部和职工约有五万人。
大家在同右派分子进行说理斗争中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现在这一运动在自治区一级机关，呼和浩特、包头二市和各盟、行政区正向纵深发展。
在自治区人民政协所揭露出的右派集团的骨干分子曾士先、卢健飞、孔庆臻等，是原绥远省起义人员中的几个反动人物。
原来的起义人员解放后经过多年的教育，绝大多数人的思想已有进步，在各个工作岗位上积极地为人民服务，有的并且入了党，入了团。
但曾士先等右派分子却一直仇视人民和共产党，他们阴谋以自治区政协为据点，扩大反动势力，与共产党分庭抗礼，并妄想一旦“变天”，就以此为政治资本，恢复旧日的反动统治。
经过大家的揭发和批判，孔庆臻已经开始交代这个右派集团的阴谋活动。
呼和浩特市工商界揭露出鲁连绪、任立印、吴子珍等分别组织的三个右派集团。
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破坏社会主义改造。
这些右派集团的骨干多次密谋，研究进攻的“策略”、交流“战斗”的经验。
吴子珍右派集团在聚会时，有专人站岗放哨。
任立印右派集团曾一连两次赶走公方代表。
内蒙古设计院前任总工程师高公润、主任工程师郭蕴诚等主谋策划的右派集团，企图夺取设计院的领导。
这个集团的积极参加者还有戴希彻、沈遵崇、黄云谷、刘铁熔等四个工程师。
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有组织地煽动和拉拢技术人员进行反动活动，到处放火，企图搞垮设计院，把它变成资产阶级的设计事务所。
许多右派分子从各方面挑拨民族关系，攻击党的民族政策，抹煞自治区十年来的伟大成绩。
蒙古族右派分子荣祥，解放前曾著有“蒙汉同源论”，向蒋介石献策压迫蒙古民族，解放后不知悔改，仍然处处挑拨蒙古族内部以及蒙汉民族之间的团结。
经过大家揭露和批判，荣祥已经开始低头认罪，作了初步检讨。
回族右派分子曹梦麟原是靠贩运毒品，剥削回民起家的奸商。
据群众揭发，他曾到处散播“回民没有翻身，党和政府不帮助回族人民发展经济事业”等谬论，来破坏回族人民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亲密关系。
他还勾结其他资本家组成右派集团，破坏社会主义改造。
群众以大量事实驳斥了这个右派分子的谎言。
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教育界、医务界、新闻界、艺术界都揭发出一些右派分子。
内蒙古师范学院学生杨鸿升，内蒙古卫生防疫站医士徐华楼，内蒙古日报政治文化部副主任李道和，包头文工团副团长、党支部书记李杰等右派骨干分子，从各方面向党发出进攻，但在广大群众的说理斗争过程中，他们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和丑象已被揭露。
自治区各族人民正在乘胜追击，给右派分子以彻底打击。
（林沫）

狂想大合唱
力模（原载解放军报）

逐步克服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
电机部高级技术人员参加斗争
本报讯
电机制造工业部的反右派斗争随着群众觉悟的不断提高，正在深入发展，大部分高级技术人员由于斗争中的实际教育，也在逐步克服着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开始积极地参加了对右派分子的揭发和批判。
这个部在整风初期，右派分子十分猖狂。
电器科学研究院右派分子刘峰贴了一张大字报，对一机部的肃反运动作了极其恶毒的攻击，他要求“负责肃反的最高领导人，必须引咎辞职，谢罪于国人”。
电机局右派分子邹家隆则根本否定我国工业建设的成绩。
他还以诬蔑我党，来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说：
“道德败坏的都是党员，知识分子是寄人篱下。”
电器局右派分子曹润生，历来就对人民仇恨，美军侵朝在仁川登陆时，曹欣喜若狂，曾在厕所跳起舞来，此次又攻击我党与社会主义制度，说：
“公有制度没有优越性，自由竞争才能启发生产的积极性。”
“你们闹宗派，每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有权来打倒你们。”
生产技术司右派分子乐永太，更为嚣张，阴谋破坏工农联盟，有几天他简直是杀气腾腾，喊着要杀人，要杀朱毅部长助理，要杀干部司曹处长。
经过两个月来紧张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批判斗争，这些右派分子，在群众所列举的活生生的事实面前，被驳得张口结舌，理屈词穷，不得不低头认罪。
电器科学研究院的群众，为驳斥刘峰诬蔑一机部肃反运动的谬论，曾主动征得领导上的同意，到一机部作了调查。
在批判会上当群众摆出一机部的肃反运动，不是搞坏了，而是搞得很好的事例后，满不在乎的刘峰，亦倏然变色，低下头来。
电机局的群众为批驳右派分子邹家隆，不少工程技术人员，曾列举了电机工业建设的具体数字，来说明我国工业建设的伟大成就。
并一致表示，自己并无寄人篱下之感，并指出邹身为工艺组组长，反说党不重视知识分子，完全是造谣污蔑。
电机制造工业部不但把已经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驳得低头认罪，而且随着运动的深入，还揭露出更多的隐蔽着的右派分子。
如生产技术司有一个共产党员副处长宋鸿钧，就是在批判右派分子乐永太的过程中被揭露出来的。
原来宋鸿钧由于严重的个人主义，一贯对党不满，在大鸣大放时，宋即鼓动乐永太向党疯狂进攻；
反击右派开始后还企图混淆真象，向领导上保证说该处没有右派分子。
但在批判乐永太的过程中，由于乐的许多反动言论来源于宋，故乐的交代矛盾百出，在群众的追击之下，宋的丑恶面貌终于被暴露出来。
电器科学研究院一个在大鸣大放时期大贴大字报和反动标语、企图煽动群众闹事的反动小集团，当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再不露头，甚至伪装积极分子，企图转移群众视线。
但在群众对已暴露有反动言论的人的批判与追击下，该集团的活动，也开始暴露出来了。
经过这一时期的斗争，一般群众的觉悟也普遍提高，研究院、基建局等单位，有些过去被右派分子迷惑的人，已自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积极参加了反右派的斗争，大部高级技术人员，也都向右派分子作了有力的批判。
电机局技术员蔡中义，开始反击右派时，不积极参加，后看到群众的批判都有理有据，才发现自己落后了，就积极参加了战斗。

上海整风运动正逐步展开
新华社上海8日电
上海各个方面的整风运动，在刚刚闭幕的市人民代表大会的推动下，正在逐步展开。
工业系统中第1批三十个工厂已在9月初开始整风。
在整风开始前，中共上海市委召开了这些工厂的领导干部会议，研究怎样发动群众提意见、边整边改以及整风的领导等问题。
各工厂的整风运动都将在业余时间进行，职工们一面畅所欲言提出批评和建议；
一面严格遵守劳动纪律，使整风、生产两不耽误。
在郊区农村方面，市委正在召开农村工作会议，部署郊区农村中党组织的整风和开展一次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民主党派上海地方组织的整风运动将在短期内推向基层。
民盟、民革和民进市委已分别在9月06日、7日起召开成员代表大会或干部扩大会议，农工民主党和九三学社等也将在最近举行类似的会议。
在这些会议上，将由各党派负责人传达刚闭幕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决议和精神，总结前一阶段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在进一步深入反击右派分子的基础上，部署各党派成员的整风运动。
这些党派的区级机关，现在也已着手筹建整风领导机构，制订整风计划。
上海工商界新近成立的整风工作委员会，正在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全市二十万工商业者的整风运动从现在起将逐步展开。
根据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和市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联席会议通过的整风工作规划，这次整风将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提出的七个问题为主要内容展开大辩论，使全市工商业者通过这次运动，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
工商界的整风运动将按照不同对象和不同要求，从骨干分子到一般工商业者分批进行。
整风开始较早的国家机关，目前运动正逐步走向深入。
据统计，参加整风运动的机关已达五百多个，干部在十五万人以上。
各单位干部通过大字报、黑板报、个别交谈和座谈会等形式大鸣大放，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
这些意见涉及到党和群众的关系、领导作风、生活福利、评级调薪、业务体制和政策方针等各个方面。
发表意见的人数普遍在90％以上，有的单位达到100％。
上海财政贸易系统所属单位的三万二千多个工作人员，在一个月中就贴出了四万多张大字报。
越来越深入的整风运动，使各机关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获得了解决，进一步密切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

“五四”以来剧作和洪深文集将陆续出版
今年是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纪念，为了继承和发扬它的战斗传统，中国戏剧出版社将陆续出版“五四”以来我国作家们写下的许多在舞台上久经考验的优秀剧本。
现已出版的有“上海屋檐下”（夏衍作）、“雷雨”（曹禺作）、“屈原”（郭沫若作）、“升官图”（陈白尘作）、“雾重庆”（宋之的作）、“夜上海”（于伶作）等。
即将出版的有“桃花扇”（欧阳予倩作）、“名优之死”（田汉作）“日出”（曹禺作）、“碧血花”（阿英作）、“虎符”（郭沫若作）等。
已故的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著名戏剧家洪深一生的许多重要剧作，如“赵阎王”、“王奎桥”、“香稻米”、“青龙潭”、“包得行”、“鸡鸣早看天”、“女人女人”、“走私”、“咸鱼主义”、“飞将军”等十多个剧本，包括在“洪深文集”第1、二卷内，也将在9、10月份出版。
“洪深文集”共四卷，约一百五十万字，附有作者遗像、影印手稿和著作年表等。
第3、四卷是论文，尚在编辑中，预计明年第1季度可出齐。
（江亭、志彬）

亚洲各国电影代表团
在京举行联合公报签字式
新华社8日讯
参加亚洲电影周的缅甸、柬埔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朝鲜、黎巴嫩、蒙古、巴基斯坦、叙利亚、塔吉克斯坦、泰国和越南等十四个国家电影代表团的联合公报，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签字仪式。
在签字仪式结束后，十四个国家的代表团互相举杯祝贺，并手携着手在一起照了相。
文化部部长助理、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王阑西出席了签字仪式。
各国电影代表团今晚乘火车前往南京。
巴基斯坦代表团将在日内离京取道广州回国。

亚洲各国电影代表团联合公报
希望明年发展为亚非电影节
新华社8日讯
参加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主办的亚洲电影周各国电影代表团联合公报
1957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等十大城市举行的“亚洲电影周”，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参加了这一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活动的缅甸联邦、柬埔寨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日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黎巴嫩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叙利亚共和国、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泰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团全体人员，谨向积极支持举办“亚洲电影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负责组织工作的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表示深切的谢意。
电影的交流，不仅是电影艺术和电影技术的交流，它也突破了语言和风俗习惯的限制，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做出巨大的贡献。
在这里集合的亚洲十四个国家的电影代表团全体人员希望“亚洲电影周”不止举行这一次，今后应该每年在各国轮流举办。
从明年起，并应扩大其范围，发展成为“亚非电影节”。
我们相信，“亚非电影节”的举行，必将促进亚非各国电影事业的繁荣，并将有助于发展亚非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维护世界和平。
1957年09月08日

全国将创刊十几种新杂志
今年第4季度，全国将创刊以下十几种新杂志：
“民族团结”月刊（民族团结社编辑，民族出版社出版），“金融研究”季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主办），“科技快报”（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主办，分医药、原子物理、矿冶和电工四种版，都是半月刊），“自动化”季刊（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室主办），“化工学报”半年刊（中国化工学会主办），“世界科学”不定期刊（中国科学院联络局主办），“海洋与湖沼”不定期刊（中国海洋湖沼学会主办），“测量制图学报”半年刊和“测量制图译报”双月刊（中国测量制图学会筹委会主办），“探矿工程”月刊（地质部和地质出版社主办），“河北园艺”半年刊（中国园艺学会保定分会和昌黎分会合编），旅大市“海燕”文学月刊，“财经问题”双月刊（中南财经学院主办），“群艺”月刊（武汉市群众艺术馆主办），“布谷鸟”月刊（湖北省群众艺术馆主办），“南国戏剧”双月刊（中国戏剧家协会广州分会主办）。
解放前，我国少数民族根本没有自己的杂志。
解放后，少数民族文化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已经出版了三十四种少数民族文字杂志，但是还没有一个以汉文出版的专门介绍少数民族的杂志。
“民族团结”月刊因此而诞生，将于今年10月出版。
自动化和海洋学都是新兴的科学。
“自动化”和“海洋与湖沼”二种刊物，将推动这二门学科在我国的研究工作。
“石油炼制”、“石油勘探”都是石油工业部的技术性的机关刊物，以指导生产为主，介绍国内外有关石油炼制和石油勘探方面的新技术和新成就。
他如“探矿工程”、“河北园艺”等杂志，也都是我国过去没有或很少出版过的。
（齐谌）

全国足球甲级队联赛
沈阳区比赛正紧张进行
新华社沈阳8日电
1957年全国足球甲级队联赛第二循环第1阶段沈阳赛区，今天下午举行了两场比赛。
第1场沈阳体育学院足球队出人意料地以二比一战胜了第1机械体育协会足球队。
第1机械体育协会足球队在第一循环比赛中的成绩仅次于积分最多的天津队。
第2场的比赛结果，沈阳部队足球队以五比二胜长春足球队（原吉林省足球队）。
这场比赛也是出人意料之外。
前半场以一比一结束。
下半场开始刚刚六分钟，长春队即领先一球，十二分钟以后沈阳部队队也攻进一球，成为平局。
以后，沈阳部队队士气大振，在三十三、四十一分钟时前后两次攻破对方球门，在终场前二十三秒时，沈阳部队队的前锋又在长春队门前混战中用头顶入一球。

勤俭——家庭幸福的泉源
——李春培谈勤俭持家的经验
本报记者　张碨
李春培一家有九口人，收入虽然不很多，但家庭生活安排得很好。
前年，她丈夫张振铎每月全部收入共八十八元。
除了房租水电，爱人、大孩子在外的生活费用和寄给婆婆、嫂嫂的钱外，每月只剩下四十五元供家里七口人生活。
作为家庭主妇，她是怎样来安排生活的呢？
当我向她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她谦虚的笑了笑，回答说：
每个月我拿到钱后，就分为两半，一半存入银行，用一半将上半个月的米面、柴煤、油盐买齐，剩下的每天花三角菜钱，尽量买些洋芋、豆腐等有营养的菜，把味道做好些，孩子们爱吃，身体也长的好。
星期天爱人回来，就花一块钱买菜。
这样，每月伙食还花不到四十元。
去年工资改革以后，我爱人的薪金增加到一百一十七元。
我把补发的薪金用来为全家每人添置了必需的衣物，每天的菜金增加到五角，这样，每月还余下四元，到去年年底共积蓄了五十多元作孩子们上学的费用，另外，我和爱人还买了三十五元公债。
“在穿衣方面，我爱人一身棉衣穿了三个冬天，我把它拆洗翻面给大孩子改成一套棉衣，他又穿了两个冬天。
孩子们穿破了的鞋子，我把鞋帮撕下来糊鞋衬，把破袜子的线抽下来捻成绳子纳鞋底，一点破布也没有浪费过。
因此，发今年5至8月的布票时，自动少领了三丈二尺布票。”
“什么力量使你能长期坚持这样做呢？”
我进一步问她。
“这就得从头说起啦。”
她想了想说。
“解放前，我爱人是一名小职员，收入很少，那时我们家已有七口人，经常是愁吃、愁穿。
解放后，我丈夫的工作有了保障，收入也增加了。
但孩子却由四个增加到六个，经济情况也不宽裕。
可是和解放前不同的是我这个家庭妇女参加了各种政治活动，开始懂得了妇女翻身做主人的道理。
妇联会经常教育我们勤俭节约，具体帮助我学会怎样量入为出，按计划开支。
所以，我总想尽一切办法使家里收支平衡。
由于我们的生活安排好了，我爱人的工作情绪一直都很饱满，他现在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工作，得过三次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我也连任了两届区人民代表，当选为全市第3届劳动模范，还是“五好”积极分子，受到了奖励。
“勤俭治家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
我和我爱人平时很注意教育孩子，使他们都懂得勤俭的好处。
十八岁的大孩子瑞泰在读师范学校，我每月给他二元零用，他把钱存入银行，用多少取多少，每月都可以节约几角钱到一块钱。
现在已存有四块多钱。
前些天他告诉我说：
‘今年开学买书买本子我自己有钱，不要妈妈给钱买了。
’今年06月，我生病住医院了。
全家的经济大权只好交给十二岁的老三元泰掌握。
我出院后，老三赶忙拿出他的账本来向我报账，每天的账目都写的清清楚楚的，并且处处精打细算。”
今年春节，我和我爱人决定只花十块钱过节，我们开了次家庭会议，在会上订出了过春节的计划。
结果，全家在春节期间，看了电影、看了戏，还游了民众乐园。
我给大家做了饺子、包子和爱吃的菜、甜糯米稀饭等，结果十块钱没有用完。
当记者访问李春培的时候，她正在家里改缝一件花旗袍，准备上北京参加全国妇代大会时穿。
她还告诉我说：
“我爱人一定要叫我做一件新衣服上北京。
我开始也感到可以做一件，但一想又觉得有点浪费，最后，还是决定把去年做的旗袍改一改，你看，不是很好吗？”
（附图片）

印度作家高士夫妇到京
新华社6日讯
应中印友好协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印度作家及矿物学家高士及其夫人，在今日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周总理、邓小平、贺龙、李富春副总理
出席李赫特尔夫妇音乐会
新华社8日讯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阿布拉西莫夫和他的夫人，今晚为著名的苏联钢琴家斯·李赫特尔和他的夫人、高音歌唱家尼·多尔利阿克访华演出，举行音乐会。
会上由李赫特尔和多尔利阿克表演了钢琴独奏和独唱。
周恩来总理，邓小平、贺龙、李富春副总理，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和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等人应邀出席了今晚的音乐会。
许多国家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今晚的音乐会。
苏联人民演员李赫特尔今晚演奏了舒伯特、舒曼、莫索尔斯基和李斯特等人的作品。
苏联功勋演员多尔利阿克也独唱了柴可夫斯基、李斯特、魏克尔林和普洛克菲也夫等人的歌曲。

哈尔滨防汛斗争进入胜利前最艰苦阶段
国务院致电勉励黑龙江省防汛人员
新华社哈尔滨8日电
哈尔滨市防汛斗争已经进入胜利前最艰苦的阶段，这是市防汛指挥部总指挥、市长吕其恩根据近两天水情的变化，在今天上午八时召开的各区防汛指挥员会议上指出的。
哈尔滨市江面水位在一二○·○六公尺上持续了十三个小时后，今天上午三时起再次猛涨。
到下午三时，已涨到一二○·二二公尺。
但在四时以后，又开始回落。
到六时，已落到一二○·一七公尺。
水位波浪式地涨落，给防汛斗争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市区的土堤经过两个星期高水位的浸泡、几次风浪的袭击和时涨时落的洪水的冲刷，已经受到相当的损害。
因此，吕其恩在今天的各区防汛指挥员会议上，要求防汛人员从领导干部起克服麻痹思想，亲自轮流查堤、巡堤。
特别是阴雨天，更要百般警惕。
如果发现险情，不管如何困难，都要及时坚决抢救。
为了和险情作斗争，哈尔滨市防汛部门已经增加抢险的船只，适当调动抢险的物资，以及派专人负责险工堤段。
今天中秋佳节，哈尔滨市在秋雨连绵的情况下，十万防汛大军一面培厚堤坝和加宽堤脚，一面对各堤段普遍加强了查险工作。
新华社哈尔滨8日电
国务院在6日打给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的电报中，勉励黑龙江全省防汛人员要确保哈尔滨市的安全，争取最后战胜洪水灾害，并向参加防汛斗争的全体人员致以亲切的慰问。
（附图片）
右图：
肇源县制酒厂的职工家属已到达安全地区——古恰。
农业社员亲如家人般地接待了他们。
新华社记者
萧述纲摄
上图：
在松花江水势猛烈上涨的情况下，肇源地区几次受到洪峰袭击。
当地政府为了居民的安全，分批将老弱妇孺疏散到安全地方。

地拉那足球队在上海两次获胜
新华社上海8日电
阿尔巴尼亚地拉那足球队在上海举行的两场友谊比赛中都得到胜利。
06日同红旗体育协会足球队比赛结果是四比零，7日又以五比一胜南京部队足球队。
至此，地拉那足球队先后在沈阳、长春、旅大、天津和上海等地已经进行的七场友谊比赛中的成绩是胜五场平一场负一场。
地拉那足球队是3日到上海的，预定10日离开上海回北京，准备9月15日同联队第1队足球队在中国作最后一场的友谊比赛。

宝文堂书店续出戏曲书籍
北京宝文堂书店最近在中国戏剧出版社领导下恢复了戏曲出版业务，重新印出了一批戏曲剧本，有京剧“打督邮”，“李逵探母”，评剧“刘云打母”，“御河桥”，川剧“拉郎配”、“耐冬花”，汉剧“百里奚认妻”，琼剧“张文秀”，豫剧“司马茅告状”，庐剧“休丁香”、“对花枪”，河北梆子“芦花记”，昆曲“林冲夜奔”等。
此外还将陆续重印该店过去出版的“白蛇传”、“凤还巢”、“武松”和“玉堂春”等数十出戏曲，并将出版“京剧大观”。
北京宝文堂书店出版戏曲书籍已有百余年历史。
它出版的书，本子薄，定价低廉，农民拿一、二个鸡蛋即可换得一本，故有“鸡蛋书”之称，在农村中特别受到欢迎。
（江亭）

小朋友们的“好朋友”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配合幼儿事业的发展，特地编印了一套幼儿读物，已经出版了十种，年内还将再出版十种，其余在明年陆续出版。
这些画册都是一些国内有名的画家为儿童们创作的，用彩色印行。
已经出版的有丰子恺画的“听我唱歌难上难”、萧淑芳画的“美丽的树叶”、郑熹画的“小马过河”和严个凡画的“小羊和狼”等等，都得到了小朋友们的欢迎。
（甸义）

摔跤老将们的会见
新华社记者　廖由滨　石云子
在十一城市及内蒙古自治区职工摔跤比赛运动会上，上海市摔跤运动名将宋振甫，同他二十多年前的两位回族老朋友——天津市的张洪玉和济南市的崔凤岐，愉快地会见了。
他们分别随同三个代表队从天南地北来到这个“蓝色的城”（呼和浩特）会师。
当宋振甫和崔凤岐这两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见面时，他们真是悲喜交织，百感俱生。
二十一年前的冬天，年轻的江湖卖艺人宋振甫，从北京带着家小南下，路过山东济南，正当挨饿受冻、穷途末路的时候，遇见了民间武艺爱好者崔凤岐。
崔凤岐热情地帮助宋振甫设摊卖艺，并赠送路费让他继续奔向江南谋生。
以后宋振甫在上海安家立业，经常怀念着这份流浪途中得到的珍贵友谊。
这次见面时，宋振甫兴奋地对崔凤岐说，现在一切都变了样！
自从上海解放以后，他的大儿子宝生，经过国家培养，已经在大学毕业，去年成了全国次轻量级摔跤冠军，现在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担任竞赛技术指导员，享受讲师待遇。
其余三个子女有的在医学院和中学读书，有的已成为国家干部。
而流浪江湖三十年受够旧社会百般折磨的宋振甫自己，八年来也一直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尊重。
他先后被邀请为职工摔跤技术指导、摔跤运动会裁判，目前担任着上海市摔跤拳术体育协会筹备委员。
五十三岁的崔凤岐，现在是济南市水产供销公司会计，他白天工作，晚上向一些职工传授摔跤技术，培养新一代摔跤健儿。
天津市武艺界名人张洪玉同宋振甫久别重逢时，也对各人幸福的晚年表示欣慰。
他现在天津市体育运动委员会担任指导员，帮助各工厂培养业余摔跤手。
这三位摔跤老将最近几年来已经培养了二百多名职工摔跤运动员。
他们的学生中间，有一部分人已在1953年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竞赛会、1956年全国摔跤锦标赛和这次职工摔跤比赛会上，分别获得各级冠军和运动健将的荣誉。
（本报略有删节）

“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本月将出单行本
毛主席所作旧体诗词十八首在“诗刊”创刊号发表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诗人臧克家以及周振甫等诗词研究工作者曾先后在“中国青年”、“语文学习”等刊物上发表了对这些诗词的一般讲解。
最近中国青年出版社特请臧克家同志对这十八首诗词都作了比较详尽的讲解，并请周振甫同志对其中典故逐一作了注释，准备出一单行本。
书名“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
本月下旬出版。

潘尼克尔到京
据新华社8日讯
印度来华展览会代表团团长潘尼克尔今天下午三时乘飞机到达北京，前往机场迎接的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负责人。
在北京苏联展览馆举行的印度展览会，已定于9月18日开幕。

职工摔跤比赛运动会结束
李仁山、杨子明等分别获各量级冠军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8日电
历时八天的十一个城市及内蒙古自治区职工摔跤比赛运动会今天在呼和浩特闭幕。
第1次参加全国性摔跤比赛的天津市重量级选手李仁山，在决赛中表现了高度的技巧，把摔跤有丰富经验的上海市选手周保民，连续摔倒五次，夺得这次会上重量级冠军。
去年获得全国摔跤比赛次重量级、中量级冠军的杨子明（天津市）、马清宗（回族）（济南市），在这次比赛时没有遇到比他们更强的对手，预决赛中都一直得胜，再次获得冠军。
上海市的选手刘大海、天津市选手贾富财、北京市选手王德英（回族），在决赛中没有败过，分别得到了次中量级、轻量级和次轻量级的冠军。
今天争夺最轻量级冠军的一场决战，引起观众极大的兴趣。
参加比赛的是上海选手陈少秋、北京选手钱德仁和天津市的选手高富桐。
他们三人在技术上、体力上都相等，决赛中得分也一样。
但他们三人谁也摔不倒谁，最后都被评为第1名。
次最轻量级决赛争夺冠军也很激烈，彼此得分也一样，最后大会不得不采用过秤的办法，北京市选手郝正才，因体重比徐隆昌（上海）和杜心贵（南京）轻，获得了冠军。

英芭蕾舞剧团到京
据新华社8日讯
英国兰伯特芭蕾舞剧团在团长玛丽·兰伯特率领下，今日乘飞机到达北京。
兰伯特芭蕾舞剧团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将在中国作两个月的访问演出，一共演出六个芭蕾舞剧：
葛蓓利娅、吉赛尔、冬夜、节日的表演、仙女们和仙女的步伐。
（附图片）
英国兰伯特芭蕾舞剧团9月08日到达北京时和欢迎者在机场上合影。
新华社记者章梅摄

越南妇女代表团部分团员回国
据新华社广州8日电
越南妇女访华代表团一行六人，在副团长、越南劳动党中央妇女委员会副书记丁氏谨率领下，今晨离开广州取道湖南和广西省乘中越国际列车回国。
广州市民主妇联联络部部长郭巾英陪送客人们到中越两国国境。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区梦觉，广东省民主妇联副主席方兰等人今天到车站上欢送客人。
代表团团长、越南劳动党中央妇女委员会书记阮氏十，已在6日同团员黎明光、黎真芳乘飞机到北京参加我国第3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鲁迅图片集”将出版
人民美术出版社搜集了北京、上海、绍兴各处鲁迅纪念馆和许广平先生家中所保存的鲁迅先生生前拍摄的照片，以及临时在各地摄的鲁迅先生生前住室、用物、文稿等照片，编印成“鲁迅图片集”，将于9月份内出版。
这是研究鲁迅先生文艺活动的形象的资料。

事实不可战胜
纺织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张方佐
右派分子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工作和文化教育事业。
我说，恰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
我国远在六十多年以前就开始用机器纺纱了，但直到解放前，纺锭的总数仅有三百万枚；
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短短八年中，就新添了二百四十万枚纺锭。
这种速度在解放前是无法想像的。
过去的设备全靠从国外进口，现在则完全是国产，质量也是头等的。
刚解放时，原棉的产量只有七百万担，现在增加到了三千多万担，纤维长度从八分之七英寸提高到一英寸以上；
棉纱的年产量从一百六十万件提高到五百万件；
过去细纱机每天的产量不到一磅，现在达到一磅四以上；
每件纱的用棉量也由四百二十斤减少到三百九十斤以内。
解放前，我曾向伪中纺公司建议自制十万纱锭的全套纺织机器，他们勉强批准了三万锭，后来仅仅制造了三千锭的车框。
而现在，用同样的机械设备和同样的人力，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能年产头等纱锭二三十万枚。
旧中国的穷教授，全部薪金还不够付房租，科学技术工作者穷愁潦倒，没有用武之地。
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科学教育工作队伍壮大了很多倍。
就以华东纺织工学院来说，原来每年的毕业生只有七十人，毕业就是失业。
现在每年有五六百优秀的毕业生走上建设岗位。
纺织科学研究机构，解放前只有一个棉业实验馆，有十二个工作人员和几部外国棉纺机，存在的目的是便于资本主义国家作广告。
解放后，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了纺织科学研究院，两个院共有五百多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负责研究棉、毛、丝、麻和化学纤维各类型的纺织工艺和新技术。
此外还有各种地方性的研究所，在各学校和企业里也都展开了研究工作。
全国从事纺织工业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有信心要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水平。
我在纺织厂工作了三十多年。
解放前我亲眼看到工人受生活的逼迫，抱病工作，夏季车间里的温度经常超过一百度，工人昏倒的很多。
解放后，各厂都安了冷气装置，车间温度比外面还低。
国家为纺织工人盖的新住宅，有七十多万平方公尺。
事实是不可战胜的。
右派分子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工作和文化教育事业，无数的事实证明：
恰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

克服松劲情绪　生产立刻上升
一个月增产五百吨钢
新华社保定7日电
唐山钢厂职工8月份克服增产节约运动中的松劲情绪，为国家增产了五百多吨钢锭。
今年上半年，唐山钢厂曾多次创造全国转炉炼钢生铁消耗最低纪录，为国家增产了一万一千多吨钢锭，生产成本也降低了九十一万多元。
但是在下半年开始时，曾产生一种松一口气的自满思想，影响了生产。
于是，7月底到8月初，这个厂从领导到职工普遍检查和批判了自满松劲情绪，重新讨论和修订了增产节约计划，并针对生产上的关键问题，组织技术人员总结工人中的先进经验，发动工人开展了班与班、组与组的竞赛，很快就扭转了生产不好的局面。
08月份平均每吨钢的生铁消耗比7月份降低了十四公斤，生产成本降低四万多元。

夏歌田轰动天津
据新华社天津8日电
在今天开幕的增产节约展览会的手工业馆里，展出了轰动天津的手工业工人夏歌田的事迹。
夏歌田打破了“七尺裤子、八尺袄”的保守裁剪法，用十四尺毛蓝布裁了两条西服裤和一件制服上衣。

展开两条道路大辩论
重庆市职工政治觉悟提高生产热情高涨
本报讯
据重庆日报报道：
从反右派斗争开始以来，重庆市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业的各个企业党和工会组织的负责干部向职工和家属作了多次报告，反复地讲解了“斗争形势”、“我们和右派分子的根本分歧”、“在这场斗争面前工人阶级的任务”等几个主要问题，并召开了各种座谈会、讨论会和辩论会等，对右派分子的言行进行驳斥，展开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
在一些工作较好的单位，90％以上的职工受到了教育。
重庆钢铁公司工会组织了有三万人次参加的反右派斗争宣传晚会，通过“牛鬼蛇神现形馆”，把本单位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及其罪恶活动介绍给群众，激起了大家的愤恨。
这个公司的一些车间还组织群众到职工住宅区等地去参观，以铁的事实驳倒右派分子所谓“房屋一团糟”“生活没有改善”等谎言。
公共交通公司工会举办了反右派斗争的图片展览会，并且由老工人担任解说员，给公司职工上了一堂生动的课。
在两个多月的宣传教育中，许多工人自觉地联系思想进行了自我批评。
海员工人何炳六说：
“右派分子最喜欢闹事的，我不再上当了”。
许多单位劳动纪律比过去大为巩固，一些过去旷工、不服从调配、不安心工作的人，现在也纠正了错误。
许多工人通过这场辩论，放弃了生活上过高过急的要求。
钢铁公司的一些学工过去对延长学徒学习期限和工资待遇有意见，现在他们热烈拥护国务院的决定，安心学习技术，表示要在竞赛中争取成为优秀学工；
工人们为了减轻国家负担，自动建议用群众集资的办法来兴建住宅，并且出现了许多自动让屋给有困难的同志住的团结友爱的新气象。
党和工会组织注意随时把职工高涨的政治热情引导到生产上去。
许多企业的竞赛活跃了，涌现了大量的先进单位和先进生产者，生产任务都比过去完成得好。

山东盐业先进生产者
力争食盐增产
新华社济南7日电
昨天结束的山东省盐业第2次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作出决议：
要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保证提前和超额完成1957年全省产盐计划。
今年头八个月，山东全省已经产盐五十三万八千五百二十一吨，完成全年计划的80.98％，比去年同期实产增加62.66％。
参加会议的一百二十三名代表表示，对还没有完成的二十万吨（包括七万五千吨增产部分）的产盐任务，一定要再接再厉，在秋产期间力争完成。
他们决心带动全体职工、社员，从各方面挖掘增产潜力，不浪费一寸盐田、不放过一分钟的有利天时，力争多制一方卤水、多产一担盐。
同时，为了确保制盐原料不因雨雪侵袭而造成大量损耗，在秋产结束以后，还要带头搞好储卤工作，增添储卤设备，普遍作到制卤多、保卤好，为实现明年全省海盐大丰收奠定基础。
会议还交流了结晶、伏晒，以及办好高级盐业社等方面的综合先进经验。

山西国营煤矿创造新纪录
08月份超产九万多吨煤
据新华社太原7日电
山西国营煤矿6月份超产原煤九万五千多吨，创造了山西国营煤矿月产量最高纪录。
这一个月，除了汾西矿务局稍有欠产以外，太原西山、阳泉、大同、潞安各矿务局都超额完成了月度计划；
其中太原西山矿务局比原计划超产了36％多。
今年以来完成计划很不好的大同矿务局，也超额3％多完成了8月份计划。

推动落后厂赶上先进厂
辽宁决定再增产三千吨油
新华社沈阳7日电
辽宁省属五十八个制油厂正在积极采取措施，争取到今年年底为国家增产油脂三千多吨。
辽宁省工业厅最近检查了四十四个人力榨油厂，其中只有八个厂的出油效率达到国家计划标准。
先进工厂和落后工厂之间的出油效率高低相差很大，表现在出油率上，一百斤原料就能相差两斤油。
据研究，主要原因是有些工厂没有很好推广先进经验。
因此，今年下半年决定继续深入推广“小圈薄饼榨油”的经验和加强技术管理工作。
全省各工厂准备抽调一批技术工人，到抚顺市油脂厂进行技术轮训，集中学习李川江操作法的基本原理和小圈薄饼榨油经验。
辽宁地区还有很多新油源，除了米糠、玉米胚芽等可以用来榨油外，全省还发现了许多野生植物油料。
经过化验和试榨证明可以利用的有苍耳籽、山花椒、青麻籽、红花籽等四个品种。
其中，山花椒含油量最高，达到35％以上，油品质量很好，可以做高级的工业用油。
今年下半年各厂计划开辟各种新油源八千二百六十五吨，这样就能榨出六百三十四吨油脂。

艰苦的历程
本报记者　钟林
去年09月，小刘在初中毕业后，考进了天津第一发电厂作学徒。
他原来想，到工厂里好好学点技术，像王崇伦那样创造个万能工具胎之类，那多光彩啊！
进厂后，厂里组织师傅们给新来的一批学徒讲技术常识课，讲的是锅炉呀，配电盘呀，汽机呀……，小刘觉得没意思。
后来，师傅带他们参观了这些东西。
小刘在参观当中倒很有兴趣，他尤其羡慕那些穿着雪白的衣服在配电盘工作的人。
参观完了，小刘被分配到修配车间的烧焊工段去。
他一看，车间里那么些车床，油腻腻的，地下有铁屑、黑灰，有的地方还溅了水，他穿着一双新球鞋，踟躇着不知怎么下脚才好。
后来，他踮着脚小心翼翼地走进去。
不知怎么，裤子上忽然沾上了一点黑灰，他赶忙用手去拍打，心里很厌烦，觉得干这个活多脏啊！
再一看，一个老工人戴着防护面具，半蹬半跪地拿着焊接器在嗤火，满头流着汗。
他心里更厌烦了：
这个活不仅脏，还累。
他盘算着想个办法仍然上学去才好呢。
小刘无精打采地站在旁边看了几天，师傅们有时叫他帮着递点东西，还叫他洒洒水，扫扫地，做些清洁工作。
他心里很恼火：
在学校里当清洁值日生，好多天才轮着一回啦；
在工厂里当学徒，天天要干这件事，岂不太屈才了么！
又过了些日子，烧焊班班长叫小刘跟杨老师傅订师徒合同，学烧焊活。
小刘默不作声，心里想：
这烧焊活多么简单啊，能学到什么技术呢？
他打算要求调换到别的地方去；
不行就回家想法上学去。
班长和杨师傅看透了小刘的心意，也没生气，他俩合计了一下，第2天干活的时候，杨师傅叫道：
“小刘，你来试试看！”
小刘就戴上防护面具，拿起焊接器来要干活。
嗳呀！
这东西怎么不听使唤呢？
原来，他连作焊接活的基本动作都不会。
这一下，小刘才惭愧地感到：
干焊接活也不简单呀！
接着，烧焊班班长找小刘去谈话了。
班长详细讲了电焊的性能和功用之后，说：
“电焊也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一种专门学问，在这一行里，有电焊工程师，也有电焊专家。”
班长还劝小刘不要轻视体力劳动，不要怕脏怕累，并且要他好好跟杨师傅学习。
以后一连好多天，杨师傅常抽时间把着小刘的手教他干焊接活，一边干还一边讲着。
小刘又买了一本关于电焊的书来看，更相信电焊是一种专门学问，于是，他学干焊接活的兴趣逐渐大起来了，也不怕脏了。
在发电厂里，大修是很紧张的事。
有一次，杨师傅叫小刘跟他检修锅炉去。
到了锅炉跟前，穿着好防护服装，他又告诉了小刘进锅炉以后要注意的安全事项，就先钻进锅炉里去了。
小刘也跟了进去。
锅炉里虽然熄了火，但温度还高达华氏一百几十度，不到两分钟，小刘觉得脑袋发胀，哗的一下就全身冒汗了，他赶快钻了出来。
回头一看杨师傅，虽然也是浑身大汗，但他正在锅炉里边工作着。
过了好一会，杨师傅才出来了。
小刘问道：
“杨师傅，那么热你怎么能受得了？
你怎么不早出来歇歇呢？”
杨师傅说：
“锻炼锻炼就受得了啦，随便就歇歇怎么能按时焊好锅炉呢？
锅炉焊不好，怎么能按时发电送电呢？
要是我们手里的工作耽误了一会儿，工厂不能按时发电送电，国家的生产得耽误多少啊？”
小刘心里想：
“杨师傅能在那么热的锅炉里坚持工作，我为什么一进锅炉就受不了呢？”
他感到惭愧，意识到自己的劳动意志不坚决。
他对杨师傅说，下次检修锅炉的时候，希望还带他进去，他一定要学会在高温里作工作。
第2次检修另一个锅炉的时候，小刘跟着四个师傅到锅炉里去了。
这一回，同样是热得脑袋发胀，浑身流汗，但他看见四个师傅在等着他递送工具，他一咬牙就坚持住了。
在锅炉里干了七分钟，出来以后，他觉得有说不出的愉快。
最近两次干大修活，小刘已经能在锅炉里坚持二十来分钟了。
有一回，在车间里，小刘一高兴就唱起歌来了。
这使得别的正在专心干活的人很不高兴。
杨师傅告诉他，这影响别人的工作，叫他不要唱。
另有一回，小刘觉得有些累了，他不啃气就跑出去休息去了，杨师傅有事找他也找不着。
回来以后，杨师傅对他说，这是违反劳动纪律的事，以后可不能随便就走。
又一回，在上班时间里举行钳工学习测验，小刘答完了试题就回宿舍玩去了。
杨师傅有事找他又找不着。
第2天，杨师傅问他为什么又违犯劳动纪律，没到下班时间就回宿舍了。
他说：
“我以为这跟在学校里考试一样，交了卷就可以回家了。”
杨师傅对他说：
“咱们这是工厂，工作的连续性和集中性很强，上班时间是不能随便走开的，有事非走开不可也得有个交代；
你答完试题应该回到车间里来，因为还有工作啦！”
在进工厂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小刘总是很留恋学校里上了五十分钟课就休息十分钟的制度。
现在，他说他已经认识到工厂里不能那样作的道理了，也认识到要遵守劳动纪律了。
可是，就这么一点小小的认识上的改变，似乎也是多么不容易啊！
这以后不久，有一天下班了，车间的门都锁上了，他翻窗子进去，想打开电闸学开机器，但马上就被人发现加以制止了，他因此受到严厉的批评，并且写了检讨书。
厂里的舆论对小刘和他的伙伴们起了强有力的监督作用。
有一次，刚发了工资，小刘和别的几个学徒，一路吵吵嚷嚷着走进食堂，他们在比赛着谁买的东西多，谁的鞋漂亮，谁的衣服料子好。
走到买菜的窗口，他们要比赛看谁买的菜好，于是，就挑肥拣瘦，嫌这个菜肉不多，嫌那个菜油少，……。
厨房里一位大师傅实在看不过意了，就发话道：
“就没听见过你们比赛谁的工作做得多，谁的本领学得好，谁的思想进步快；
尽听见你们比吃比穿比阔气。
你们这哪里像学徒，简直是‘徒弟爷’！”
这个大师傅的话，在食堂里立即引起了共鸣，大家议论纷纷。
有一位工人说：
“就是这个小刘啊，他师傅那么苦心地教他学手艺，有一回他师傅在干活，叫他给递碗水，他拿壶一倒，壶里没有水，他就放下不管了。
后来，呆了好一会，还是别人去提了一壶水来，他才给师傅倒啦！”
另一张饭桌上有人说：
“那回在集体宿舍里，两帮子学徒打群架，后来作检讨，也有小刘他们几个啊！”
还有人说：
“小刘他们把西瓜皮扣在道上，却藏在旁边，看见走道的人踩着西瓜皮摔了跤，他们就哈哈大笑。
这真顽皮得太不像话！”
……。
小刘他们几个学徒红着脸，低着头赶快把饭吃完就溜了。
他们以后也不再比赛谁吃得好了。
几个月来，小刘和他的伙伴们，对老工人们的看法也有点改变了，特别是认识到老师傅们所掌握的技术来得很不容易。
在车间里召开的一次师徒座谈会上，许多老工人讲了他们在旧社会里当学徒的痛苦经历，这使小刘和别的许多学徒们很受感动。
据老师傅们谈：
解放前，到工厂里当学徒，要找保人立下字据，字据上规定着：
不听师傅的话、不守规矩就任凭处罚；
半途不学就得算账赔偿厂里的饭钱；
工作当中发生伤亡等事故与工厂无干；
等等。
在场的一位姓尚的老师傅，在当学徒的时候，夜间铺床席睡在潮湿地上，结果患了寒腿病，解放后虽然经过治疗，现在有时还旧病复发，动也动弹不得。
老工人还告诉他们，解放前，当学徒的主要活是给师傅打杂和给老板做家务事（有的师傅就是老板），甚至要替老板娘抱孩子、倒便桶、跑街，每天都要干十至十六七个钟头的活。
但要学点手艺却是困难极了，学徒得伏伏贴贴地把师傅侍候得很高兴，师傅才教给你一星半点手艺。
师傅干关键性的活的时候，就要把徒弟支开，连看也不让看。
不懂的事也不能问，问了他也不讲，或者讲也不讲真话。
因此，现在的老工人们所会的一些技术经验，许多都是靠他们自己在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
可是，现在呢，就拿小刘他们这批学徒来说吧：
一进厂，住有集体宿舍；
吃饭有食堂；
工作一星期才作六天，每天才作八小时；
学手艺吧，不仅有老师傅把着手精心传授，还有人给讲技术课，不懂的地方，只要提出来就有人给解答；
从进厂起，每月就有二十五至三十元的工资，还享受劳动保险待遇。
党、政、工、团还常常从各方面关心他们，有困难就设法给解决。
有时星期天，老师傅还带他们出去玩。……
老师傅们常常对小刘他们这些学徒说：
“你们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我们听从党的指示，不仅要把所有的本领通通教给你们，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把你们引上正路。
你们有点文化，也懂得些道理，学起来应该比较快，也一定能比我们学得好。
你们可应该好好学，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尽点力才对。
如果你们在今天这个新社会里，有这样好的条件还不好好学，那真太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和人民了！”
这些话，打动了小刘和他的伙伴们的心弦，激励着他们好好学习。
事实上，他们虽然还有不少缺点或不断犯着各种错误，但在学习上、思想上都还是有进步的。
小刘的母亲有一次老远来看他，见他住的宿舍不错，他的被子薄，天凉了，工会还设法借了一条较厚的棉被给他。
听说领了工资，老师傅就关照他不要胡花，还帮着他盘算怎样合理支配，叫他寄些钱回家去。
有个学徒害了小肠疝气病，厂里不仅送他住院医治，还常常派人去慰问他。
小刘的母亲说，这比家里还照顾得周到啦。
母亲走的时候反复叮咛小刘好好干。
小刘说：
“现在我认准了，工厂就是我的家，我一定要听老师傅的话，好好学习本领。”
（附图片）
小刘初到车间　苗　地

这里有大理岩石
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西安办事处组织的一支主要由大学教师组成的秦岭生物地理考察队，不久以前到陕西省西太白山考察了三十五天。
他们在拔海三千多公尺的秦岭主峰上考察了植物、地理、地质、气象等自然情况。
这一次的考察，给今后的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可靠的资料。
这是地质科学工作者在拔海二千多公尺的西太白山上考察岩石，他们在这个地区发现大理岩石。
　新华社记者　陈捷摄

长春七十多个工厂追加增产节约计划
据新华社长春8日电
长春市有七十多个轻重工业工厂全面修订了增产节约计划。
这些工厂在原材料得到初步解决，而且产品又在市场大量需要的情况下，确定下半年再为国家增产价值五百多万元的产品。
今年上半年，这些工厂大力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及时解决原材料不足的问题，各项国家经济指标都完成得比较好。
最近，这些厂在普遍检查了上半年增产节约情况以后，对全年增产计划作了全面的调整和修订。
在修订中，特别注意产、供、销之间的密切联系，作到既使企业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又使增产的产品不积压。

青岛市工业发展迅速
解放八年赛过从前五十年
本报讯
据青岛日报报道：
青岛市工业生产在解放后有了巨大的发展，1956年总产值比战前最高年——1936年增长了一点一八倍多，比1950年增长了198.8％，近两倍。
八年来工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超过了解放前五十年。
青岛市工业在解放前夕已是奄奄待毙。
到1949年全市电力生产比1936年降低了24.4％，钢材的产量降低了31％，棉布的产量降低了44％多，三百户左右的私营工厂仅有15％开工，40％处于半停工，45％处于全部停工的状态。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民主改革和生产技术改革，迅速恢复了生产。
特别是进入第1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以后，全市工业更有了飞速的发展。
如钢的产量1956年比1950年提高了2，461％，电力的产量提高了76％，棉布的产量提高了67.4％，棉纱的产量提高了31％，胶鞋的产量提高了68％，纸的产量提高了341.4％。
在产品的品种和质量方面，解放后也有很大增加和提高。
如四方机车厂，从德国帝国主义建厂开始，中经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三代经营，到解放时近五十年，没正式生产出一台机车。
但在解放后第3年就出产了新型的火车头，并且逐年增多，到1956年就生产了六十多辆机车。
再如自行车、缝纫机等四十余种新产品，在解放前都不能生产，解放后却能大量生产了。
有好多化工原料、橡胶、医药、日用生活杂品等新产品，也都是过去所不能生产的。
解放后，一部分中央国营工厂，像四方机车厂、橡胶厂等，都进行了改建和扩建。
42个地方国营厂，在“投资少、效果大、收效快”的原则下，也进行了适当的扩建和改建。
今年06月间新建立的海藻胶厂、是利用天然海产资源马尾藻为原料来生产工业原料的。
这个厂可年产四十吨海藻胶，供给全市和部分国内印染厂代替淀粉当糊料使用，全年能节约粮食五百六十吨。
（附图片）

骆驼和毛驴的黄金时代过去了
——陕南陕北汽车畅通
新华社西安8日电陕西全省一百个县、市中，目前已经有九十个县市畅通汽车。
解放初期，陕西省公路通车里程只有一千五百多公里，大多分布在关中平原地区；
占全省面积78％的陕南和陕北，交通异常不便。
几年来，全省新建和改建的公路共达五千六百公里。
解放前只有一条咸（阳）榆（林）公路的陕北老区，现在已经拓建公路一千八百多公里，这个地区的绝大部分县已能通行汽车。
从陕西东北隅的府谷县到西北部的定边县，长达五百多公里，过去以骆驼为主要运输工具，现在已经被汽车所代替。
从延安到游牧区的吴旗县，用毛驴驮运货物至少要走五天，现在用汽车运输只要半天就到。
在南部山区，新修的公路正向横亘在汉中平原南北秦岭和巴山两大山脉中伸延进去。
现在这些遍生原始森林的丛山峻岭中，已拓建了十几条共一千公里的简易公路，还改建了两条公路干线。
爬过二千多公尺高的陡峭山峰的汉（中）碑（坝）、汉（中）白（河）路等公路，已经把南部山区的经济中心、物资集散地紧密连接起来。

以反对隐瞒产量为中心开展了大辩论
山西农村社会主义思想上升
本报讯
山西省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已在全省广大农村普遍开展起来，并收到了很大效果。
这次教育运动通过大辩论的方式，着重反对隐瞒粮食产量、欺骗国家的错误行为。
中共各地委书记和大多数县委书记都亲自动手组织了这次全民性的大辩论。
据忻县地委统计，目前受到初步教育的农村人口已占到该区应受教育的总人数的56.7％。
这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大大推动了小麦征购工作。
在反隐瞒反欺骗的思想斗争未展开之前，在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中，不少人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隐瞒产量，欺骗国家，不愿完成今年夏季国家分配的小麦征购任务。
截至7月31日，全省入库的夏粮仅占全省今年夏季征购任务的49.72％。
当普遍展开了反隐瞒反欺骗的思想教育以后，广大农民群众在粮食问题上划清了大是大非的界限，情况就发生了根本变化。
截至8月25日，全省夏粮入库的数字已占全省征购任务总数的89.18％。
全省已有安邑、阳泉等二十三个县、市，超额完成了夏粮征购任务。
通过这次思想教育，农村中人为的粮食紧张空气已趋缓和。
阳城县原来要求国家再供应二百万斤粮食，经过教育，弄清了叫喊缺粮的人主要是思想问题而不是粮食问题，现在全县只需要国家供应十九万斤粮食就够了。
朔县神头乡十个农业社，原来叫喊缺粮的就有五百四十九户，他们要求国家供应十二万斤粮食。
经过大辩论，进行了勤俭持家教育，澄清了缺粮的真实情况，真正缺粮的只有二十二户。
国家只需拿四百五十斤便满足了需要。
这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大大推动了全省抗旱备荒工作。
在辩论粮食问题的同时，全省的旱象曾经十分严重，许多地区都紧密结合了抗旱备荒工作。
在抗旱期间，长治专区组织群众浇了六十四万亩秋庄稼，其中有十二万亩是发动社员用人工担水点浇的。
据忻县、雁北及其他地区的七十一县的粗略统计，浇灌面积已达二百四十四万多亩，这对抗旱保苗起了很大的作用。
经过批判富裕中农利用粮食进行黑市活动的资本主义行为，以及在粮食问题上加强了对单干户的管理，堵塞了资本主义在农村发展的空隙，从而促进了农业合作社的巩固发展。
原来要退社的人不退社了，并且有三万多户单干农民参加了合作社。
这次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大辩论，各地一般都采取了由党内到党外，由干部到群众，先依托重点取得经验，然后再逐步推广到全面的领导方法。
有些县通过讨论和批判已揭发出来的隐瞒产量欺骗国家的典型事例，向全县乡社干部和广大农民进行教育，收到很大效果。
五台县五十六个农业社讨论大草坪农业社主任刘金西隐瞒产量的错误以后，自动揭发出隐瞒的粮食即有一百零二万九千多斤。
从全省的情况来看，目前运动的开展还不够平衡，部分县乡干部，对于这次运动还没有认真地重视起来或还重视得不够；
有些干部还不敢大胆地暴露隐瞒产量、欺骗国家的行为；
在个别乡村中，发生了乱反、乱斗、甚至在农民当中乱划右派分子的错误现象。
中共山西省委已提起各地注意上述缺点和问题，并要求各地迅速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住房——地洞变成天堂
穿衣——叫化变成学生
吃粮——讨饭变成余粮
甘肃武山县延安乡西沟和任家峪两个农业社的绝大部分社员，参加了“合作化的优越性大不大”的讨论。
大家都认为，合作化的优越性是说不完的。
首先是土地统一经营后，能因地种植发挥地力，收入因此年年增加。
1956年两社总收入比1955年增加25.27％，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是合作化发挥了劳动潜力，去年一年中修水渠两条，将六百多亩川旱地变成了水田，每亩增产十斤，共增产六千斤粮食；
过去因劳力不足，从没上过粪的四百六十多亩薄地，现在上了肥土和粪，变为好地，每亩增产十斤也没问题，共可增产四千六百多斤。
合作化以后，因为土地连成大片，一共平地埂三十四条，不但便利耕作，而且增加了耕地面积；
由于资金集中使用，去年全社购买一批新式步犁、六六六药粉、赛力散药粉、化学肥料、固氮菌等，对增产起了很大的作用。
另外，副业收入也增多了。
社员们批驳右派分子说“人民生活下降了”是睁着眼说瞎话。
这两个社，共一百二十户，旧社会有一百零六户，年年缺吃，很多人家上顿接不上下顿，到青黄不接时就几天不揭锅盖。
而现在呢？
全社够吃的有八十一户，其余的户，虽不够吃，但社里帮助和政府及时供应，都没有挨饿。
在旧社会，两社一百多户只有三条被子，用燕麦草当铺盖的有三十五户，有夫妻二人穿一条裤子的，十几岁的儿童没有穿裤子，一点不奇怪。
现在，两社共有被子八十八条，冬天，都有棉裤穿。
过去两口穿一条裤子的宋国栋，现在家里有四条被子，全家十二口人，每人有单裤子两件。
何彦清三辈子人在旧社会讨饭，去年变成余粮户了。
旧社会，两个社自己有房的是五十四户，其余都是租住地主、富农的房，现在有一百十八户自己有房。
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新社会在生活上有三大改变：
从住房来说：
“地洞变成了天堂”；
从穿衣来说：
“叫化子变成学生了”；
从吃粮来说：
“讨饭的变成余粮户”。
这都是些不可争辩的事实。

北京市财贸系统开始整风
新华社6日讯
北京市的粮食、商业、银行和服务性行业等四十多个公司级单位开始整风。
这几天，这些单位每天举行座谈会和小组会，职工们提意见十分踊跃。
纺织品公司的职工最近提出的七百三十多条意见，有二百六十多条是关于企业改进经营管理的。
他们批评领导干部不调查研究，去年春天北京市棉布的投放量已经达到了指标，却在夏季里又盲目放宽供应幅度，造成秋后棉布供应困难。
他们要求公司领导方面加强业务的计划性，改进今年秋、冬季的棉布供应工作。
食品公司的职工批评公司中存在着浪费现象，指出去年7、8月蛋品旺季中，因为没有及时做好蛋品储存工作，致使受了不应有的损失，他们要求公司改进今年蛋品的储存工作。
整风开始较早的王府井百货商店，职工们提出的意见有三千多条。
北京市财政、贸易部门的整风目前主要是在局、公司、大商店等单位进行，已经开始整风的各单位的党委和企业负责干部，都向职工作了多次的动员报告，发动大家提意见。
不少单位设置了意见箱，成立了接待室，有些领导干部还进行个别访问，听取职工们的批评。
在整风的同时，各单位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对群众提出的意见进行了整理研究，对目前能改的，指定专人负责着手改进。

十一省农业代表汇集湖北
学习棉麦两熟全面增产经验
新华社武汉7日电
湖北省棉、麦两熟全面增产的经验，使江苏、浙江等十一个省的二百八十多名代表感到极大的兴趣。
这些代表是农业部组织的棉花参观代表团的成员，包括各省产棉区的农业劳动模范、政府农业部门的行政干部和技术干部、华东、华中两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棉花专家和各地农学院的教授。
他们在湖北省棉、麦两熟地区参观访问达半个月，到4日结束。
湖北省一年两熟（棉、麦）的棉田约有八百万亩，占全省棉田总面积的90％。
这些两熟棉田继上半年大、小麦普遍丰收以后，目前又快到棉花丰收的季节。
各省代表除听取了湖北省和天门、新洲两县的棉麦两熟全面增产的经验介绍以外，还参观访问了天门、新洲两县的一些乡。
他们了解到：
天门县小庙乡近两万亩两熟棉田，预计平均每亩可产皮棉一百二十五斤，比去年增加30％，比1950年增加三点六三倍；
同时，小麦的每亩平均产量也比1950年增加了63％。
大面积棉麦两熟丰产的新洲县大渡乡，今年的小麦每亩平均产量是二百六十斤，棉花预计可以达到皮棉一百四十斤。
参观代表团中的棉花专家们对湖北省棉麦两熟全面增产的经验作了科学的鉴定。
他们一致认为，湖北省在棉麦两熟栽培中一贯强调加强领导、技术改革和经营管理相结合的系统经验，基本上适合南方各省的棉麦两熟地区采用。
各省代表还专门就湖北省的经验，结合本省的具体条件，分别座谈。
他们表示回去后要因地制宜地研究和推广这些经验，争取棉麦两熟全面增产。
全国棉、粮两熟的面积约有二千七百多万亩，占全国棉田总面积的30％左右。
这些两熟棉区除陕西、河南两省有一部分外，主要分布在南方各省。
长期以来，人们对棉、粮两熟制有过不少的怀疑和抵触情绪。
他们认为两熟栽培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棉花或者小麦只能保住一头增产，不能使两头都增产。
这种保守主义的论调在最近几年曾经受到批判。

吉林鹿茸增产
吉林省鹿场今年生产的鹿茸，预计可以达到一万四千五百两，超过原计划8.3％，比去年增加38％。
而且，鹿茸，粗壮肥大，质量在一等以上的达80％。
在繁殖仔鹿方面，吉林省鹿场也超额完成了今年的计划。
（新华社）

城口生漆丰收
盛产生漆的四川省城口县，从5月下旬起，各农业社就组织了一千五百多名割漆匠上山采割生漆，到7月底为止，已普遍进入第2轮刀（每个漆季割七轮，一棵漆树一般要七年才逢一个漆季）。
今年由于天气多晴少雨，适合漆汁下树，许多农业社又推行了该县割漆能手黄正德创造的先进割漆方法，生漆的质和量一般都比往年提高。
据岚溪乡了解，每把刀（即每个人）将比去年多割二十斤生漆。
全县以每把刀只割生漆一百斤计算，即可产一千五百三十多担，比历史上产量最高的去年还增加13.5％以上。
城口县的生漆气味香、颜色鲜、凝固快，除色泽仅次于湖北茅坝漆外，其他方面的品质都冠于全国。
该县为了发展漆源，近年来，全县已培育了八十多万株幼树，相当于原有漆林的38％。
（张优富）

宜良县永新社的地主富农分子
改变成分以后仍不安分守法群众给他们重新戴上“帽子”
本报讯
云南省宜良县永新社十五个改变成份的地主、富农重新戴上地主、富农帽子。
在城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永新社的一部分反动地主富农乘机进行反攻倒算。
地主段鹤清媳妇要收回土地改革时被分了的房子，曾几次撵贫农老黑搬走。
富农陈锦，竟私自滥伐合作社的竹子，并捏造事实，挑拨队与队的团结。
地主孟家越，几次痛打了与他同住一院的贫农陈开兴，并扬言要造反。
最近，在农村中展开大鸣大争，农村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提高了。
他们分村发动群众，分别召开了贫农、下中农和全体农民会议，开展了对反动地主富农的说理斗争。
斗争之后，依他们违法破坏的性质和情节轻重，分别予以处罚。
其中重新戴上地主帽子的有十二人，重新戴上富农帽子的有三人。

把他们翘起来的“尾巴”压下去
岷县重新评审入社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
据新华社兰州8日电
甘肃省岷县在反击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根据他们在入社后的各种表现，普遍地进行了重新评审。
这次评审中有升、有降，对其中的不法分子，都评为第3类（即管制生产），表现好的，分别评为第1类（即正式社员）和第2类（即候补社员）。
由第3类上升为第1类的都摘掉了原来的帽子，从第1类下降为第3类的都给戴上了原来的帽子。
岷县共有地主、富农二千二百户。
在去冬今春，这个县高级合作化运动中，凡是家居农村的地主、富农都入了社，由社进行监督改造。
入社时，曾对地主、富农进行了评审。
这些入社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半年多来约有60％在广大社员的监督下，能够劳动守法，表示愿意彻底改造自己。
但仍有40％的人表现极为不好，抗拒改造。
他们的不法行为表现在这五个方面：
一、抗交去年的公粮，不卖余粮，投机倒把，破坏国家市场管理的政策。
二、不服从社内统一调配，不遵守劳动纪律，不参加社内劳动。
三、抗交社内投资款，偷砍公树，偷宰社内羊只，抵抗水磨入社。
四、造谣破坏，煽动落后社员闹事、要粮，幻想变天，进行倒算。
五、挑拨社内团结，并和个别落后分子贪污社内公共财物。
这些抗拒改造行为，激起了广大农民的愤恨，纷纷要求惩办他们，制止他们的“翘尾巴”行为。
中共岷县县委和岷县人民委员会接受群众的要求，一方面组织广大群众在全县范围内斗争了情节严重的不法分子一百零五人，并依法逮捕了一人；
同时将全县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重新排队，根据他们的表现重新评审。
评审的结果，打击了这些坏分子的嚣张气焰。
现在，这些人不再说“我们的帽子摘掉了，我们和你们（指社员）一般高了，我们不怕你们了。”
也不再“翘尾巴”了。
他们表示要规规矩矩接受改造。
富农分子后荣林在评审后立即将拖欠的三百七十二斤公粮和投资款四十五元交清。
其次也给这些人指出了出路。
这次各地将表现较好的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从管制生产或候补社员评审为正式社员后，地主陈宝林说：
“地主、富农只有好好劳动才是正路，谁要乱说乱动，只有自己倒霉。”
广大农民在这次评审中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
地主分子吕中和，平时伪装积极，有些农民认为他不错，这次评审中有人揭露他拖欠社内投资款，并在黑市上出卖了粮食，农民才认清了他的剥削的真面目。
由于阶级觉悟提高，这个县现在没有一户社员闹退社。
农民们还把一些混入社干部队伍中的地主富农分子也清洗出去。

来函更正
08月25日第5版“兰溪白莲增产六倍”一文，作者来函作如下更正：
①总产量一百二十七万斤应改为一千二百七十担。
②将出口十万斤应改为一百担。
③运销杭州、上海等地七十万斤应改为七百担。
　姜　韬

江南试种苹果成功
江苏南部洞庭山的坡下，近来一片金黄的丰盛硕大的苹果，吸引着来往行人。
这是洞庭西山园艺场经过五年培育，第1次在江南试种成功的苹果。
江南原来一向被认为是气温高、雨水多、不适宜苹果生长的地方。
1953年，西山园艺场在米丘林学说的指导下，根据果树的特性，在当地试种。
他们经过五年的精心试验，去年就有十多棵生长较大的果树开始试花，生果五十多个，到今年已有30％的苹果树正式结果，预计可收苹果二百多斤。
据该场场长说：
新培育的苹果品种有青香蕉、国光、祝光等五种，其中以青香蕉生长最好。
洞庭山大面积试种苹果获得成功的经验，不但从理论上打破了历来“南方不能种苹果”的保守说法，同时使江南人民也能够及时地吃到新鲜的苹果。
（志中）

江苏油柿丰收
江苏特产——洞庭山油柿今年又告丰收。
据三十个花果社统计，今年已经采收油柿一百三十二万斤，可加工柿漆七十多万斤，比去年增产一点六倍。
油柿是一种含油率很高的花果作物，其外形像柿子（不能食用），经过简单加工后，即成柿漆。
柿漆是我国工业和手工业的一种重要原料，如封箱、漆雨伞、门窗、家具等。
洞庭西山是我国油柿的唯一重要产地，历年来都大量供应全国各地工业和手工业需要。
今年油柿收购价格已由去年的每担平均七元提高到十二元。
目前果农正在把采摘好的油柿分批卖给国家，当地供销社亦正一面加强收购，一面积极加工成柿漆，努力争取提前超额完成收购任务。
（志中）

沙田柚大丰收
闻名国内外的广西沙田柚大丰收。
据估计，今年这个省沙田柚的总产量可以达到一千三百多万斤，比去年增加五成左右。
沙田柚的主要产地容县专区，今年由于农业社对柚子树的施肥、除虫等工作做得较好，加上雨水充足，因而一般每株结果五、六十个，多的达二、三百个。
中秋节前，农民已经采摘一批沙田柚，准备过节食用，并送南宁等城镇出售。
（新华社）

瓜菜满园玉米黄
——灾后大中坝丰收景象——
大中坝是四川省南充市附近嘉陵江中的一块沙坝。
坝上的瓜果满园，菜蔬葱绿，金黄成串的玉米悬挂在竹篱和屋檐上，到处是一片喜庆丰收的景象。
人们很难相信，这就是去年遭受了五十三年来最大洪水灾害的地方。
灾后的恢复工作是迅速的：
在洪水期间，政府拨给了足够的救济粮和救济款；
洪水退了以后，又贷给农业社六千多元。
社员们在国家的大力支援下，很快就爬了起来，重建了家园，投入了生产。
今年春天，社员们改造了被洪水冲过的沙质地，种上了西瓜；
并且在蔬菜地里实行了间种和套种，副业生产也在蓬勃发展。
根据全部收成估计：
每个社员除能分到二百多斤口粮外，每户还可分到二百多元现金。
现在社里的贷款已经还清了，社员们已回复到灾前的生活水平。
上了年岁的农民都认为这是个奇迹。
解放前的1945年和1949年，这里曾两次遭遇洪水灾害。
那时，国民党反动政府非但不救济，还乘火打劫，派船大肆抢夺灾民财物。
坝上粮价高涨，农民四处逃荒。
人们是善于比较的。
记者访问了很多户农民家庭，他们衷心感激共产党的领导。
他们说：
“像去年那样大的水灾，不是人民政府，不是农业合作化，不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莫说短短一年，就是五年也翻不了身！”
·新华社记者　游云谷摄·（附图片）
右图　大中坝遭水灾后，政府不但免了公粮，还供应了八千多斤大米，加上今年社里的早玉米丰收，社员们都分到了新粮。
五个孩子的母亲罗荣华说：
“去年虽然遭大水灾，我的孩子还是吃得很好。”
下图　社员们生产积极性很高，今年仅西瓜一项，就收入了四千多元。

目前棉、麻、茶等农产品采购情况不好
全国供销总社指示各地采取积极措施
据新华社6日讯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在4日发出关于加强旺季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供销社采取一切积极措施，争取在下半年完成与超额完成采购计划，努力作好供应工作。
指示指出，今年上半年供销社系统的采购、供应计划都没有完成，特别是农产品采购计划和生产资料供应计划完成得差，棉花、麻类、茶叶、棕片等的采购量比去年同期下降很多。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地区的农作物生长良好，农村购买力将比去年提高，广大农村正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供销社系统的职工经过反右派斗争和批判右倾思想以后，社会主义觉悟和工作积极性也有提高。
根据这些有利条件，除因灾减产的地区以外，各省供销社应该争取完成与超额完成农产品采购计划，丰收增产地区更应该争取超额完成采购计划；
在供应方面，凡是现在由供销社负责供应的地区，应该深入调查群众需要情况，努力组织货源，尽可能地满足人民需要。

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
——记红星农业社粮食问题大辩论的经过——
白兴华
（续　昨）
隐瞒产量是不是代表群众利益？
广大社员的思想问题解决以后，党支部领导向带头“闹粮”、掀起“闹粮”歪风的富裕中农展开了思想斗争。
首先在管理委员会内部对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社干部进行了斗争。
一贯隐瞒产量、带头“闹粮”的刘廷富、张子治等人，由于看到农民分清了是非，使他们陷于孤立，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在管理委员会作了检讨，承认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是造成“闹粮”风潮的主要原因。
可是，他们又认为，他们主张隐瞒产量，少交余粮是为了让农民多吃粮食，是“代表群众的利益”，是“走了群众路线”。
那么，隐瞒产量对农民是不是有利呢？
管理委员会内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辩。
开始，他们认为“群众多吃了粮就有利，少吃粮就没利”。
后来，大家检查了“闹粮”造成的危害：
第1、扰乱了群众的思想，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第2、社干部有的“闹粮”有的应付“闹粮”，不能很好领导生产。
第3、使部分农民产生了吃“国家”，“吃社”，吃粮食不节约，说假话的坏风气，还浪费了国家的粮食。
第4、给过去的地主、富农分子的破坏活动造下了空隙。
这些，都影响到合作社的巩固。
比如有些富裕中农看到“闹粮”所造成的混乱，高兴地说：
“高级社过不了今年”。
这样，就揭穿了那些自认为站在群众立场上“闹粮”的社干部，证明他们是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为个人打算，不是为了群众利益。
辩论会
这时，为了使社员彻底分清是非，社内对于闹粮最凶的人，组织了一次辩论大会（全社分三片开）。
第1个辩论的对象是过去的富农分子刘天寿。
他母亲站出来说：
“听说有人说我‘闹粮’来，我家确是没粮吃了，不信去我家去搜。”
张步雨马上揭发她说：
“你是一贯抵抗统购统销的，从1954年开始，年年抗交统购任务，年年‘闹粮’。
1954年一个黑夜，你家从地里拉回一大车玉米藏了起来，却‘闹缺粮’，1955年有了自由市场才出售。”
接着，她的邻居刘玉印揭发他说：
“你不但藏了一车玉米还藏了几十捆高粱，反而一天哭哭啼啼说你没吃的。
你白天对着人炒豆子吃，黑夜关住门吃好东西。”
又有人揭发她：
“去年你全家每人平均分粮四百五十多斤，春天就开始闹供应，骗了国家供应粮七十五斤，结果你儿去工程队时粜的是陈谷子”。
原来主张隐瞒产量的管理委员刘廷富也站出来揭露了她。
由于辩论的理由充足，证据确凿，驳得刘天寿闭口无言。
第2个辩论的对象是老上中农刘相义。
有人揭发他是思想缺粮户。
他老婆假装饿得吃不上饭在街上哭了一天，骗领了国家的供应粮三十六斤，可是在院里晒了一席子谷。
他儿到工程队时粜的粮食是生了虫的陈粮。
刘相义辩解：
“生虫粮食是从工程队领的”，又说是从姑娘家借的。
大家都以事实和道理辩得刘相义无理反驳，只好承认自己错了。
第3个辩论的对象是刘应瑞。
他害怕别人揭发，首先站出来说：
“我家是真缺粮。”
贾秀英立即反驳道：
“你就不是真缺粮，有一天我看见你磨小麦，问你道：
你家不是说没吃的了，领了国家的二十八斤供应粮，从哪里来的小麦？
你说是没秋粮了，不是没小麦了。”
刘应瑞还辩解说：
“家中就有些小麦，没秋粮。”
团员郝素丽接着站起来说：
“四伯伯，你家还有秋粮哩，供应后我还见你碾过一早上谷。”
刘应瑞又辩解说：
“我是吃了些供应粮，但没有闹过缺粮”。
郝培兴反驳道：
“哪一天你不闹，你从地里拔喂猪的苦菜，还向别人说是人吃哩！”
刘应瑞被众口驳得无话可说，接连向大家道歉说“今后再不胡闹了”。
经过面对面的说理辩论，那些制造粮食紧张空气的人一个个孤立起来了。
为什么贫农和下中农也闹粮？
开过辩论会，“闹粮”的真相大白了。
但有些富裕中农说：
“贫农和下中农也闹过粮，为什么不批判？”
而闹过粮的贫农和下中农也感到理缺。
这时党支部和工作组又组织农民进行了一次座谈，让大家回顾为什么会跟着富裕中农闹粮。
大家检讨有两个原因：
第1，受了富裕中农的影响和威胁。
如刘国栋说：
“我在地里劳动积极，人家有些‘闹粮’的人就破口大骂，你吃上什么了？”
有人揭发富裕中农景应旭见一个社员吃干饭，就骂道：
“你吃干饭不在家中吃，在街上吃，叫干部看见不是说你有粮？”
有的说：
“咱说是缺个零花钱，人家‘闹粮’的人就指住眼窝说，你有粮食吃吗？”
有的检查“在缺粮的空气笼罩下，我们就是吃一斤供应粮也想当个缺粮户”。
第2，是由于过去吃粮过分浪费。
大多数人都认为去年夏天分麦过多，以为秋天不知会分多少，以为入了高级社吃粮就没个底。
社干部阎生仁检讨说：
“去年分了小麦后就是大张旗鼓地吃粮嘛，早上面片，中午干饼，就不吃稀的嘛。”
他检查去年两个月之中，最少浪费半个月的粮，还检讨了经常把剩饭喂猪，用水泡玉米喂猪等浪费现象。
大家都说：
“像这样吃粮有多少也不够！”
经过这样的座谈，大家一致认为“吃粮食可要节约”。
“今后要根据从社里所分到的粮食有计划地吃，不能大手大脚吃完再向公家要了”。
空气完全变了
经过十余天紧张的说理辩论之后，闹粮的歪风没有了。
为了巩固大辩论的成果，社内召开了一次社员大会，进行了总结起来的教育。
会上，让挑起闹粮风潮的社干部刘廷富、张子治等进行了检讨。
对故意闹粮，挑事生非，谩骂干部，破坏合作社的富农分子刘天寿作了取消社员资格，留社管制的处理。
对于不满意合作社，故意在粮食问题上制造紧张空气，带头闹粮的老上中农刘相义、李春生，让他们把骗取的供应粮退出来。
给在辩论中揭发出来的反攻富农刘东重新戴上富农帽子，开除出社。
批评了几个不在社内劳动生产，专搞商业投机活动又“闹粮”的人。
这样，使社员进一步明确了是非界限。
经过这场大辩论，红星社的空气完全变了。
有的社员说：
“真是灵呀！
开了几次大会，村里
‘擦’地就变了个样。”
大家对比了辩论前后的情况，感到有四个变化：
第1，愁眉苦脸的“闹粮”情况没有了，再没有人说三百八不够吃了。
那些过去说假话的人说真话了。
第2，改变了吃粮大手大脚、浪费粮食的现象，出现了节约粮食的新风尚。
节约有余粮成了光荣，浪费缺粮成了可耻。
第3，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
过去有些人说受不受社内也得给分一份粮，现在看到多劳动才能多吃粮，因此，过去有些调皮，不积极劳动的社员都主动要求分配农活。
第4，管理委员会干部之间团结了。
过去主张隐瞒产量欺骗国家的社干部承认了错误，认识了干部之间的不团结，完全是资本主义思想作怪。
（完）

郧西母漆树
湖北省郧西县山区盛产“母漆”树，这种树既能产清漆，又能产漆油。
它产的漆比“公漆”树的漆质量好，漆稠和、油水重、性硬、易收潮，漆出来的家具入木结实、光滑发亮。
漆油可做腊烛和肥皂。
这是农民们正在割漆。
光羊摄（湖北日报社稿）（附图片）

保加利亚共产党和政府对于人民生活福利的关怀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鲁·赫里斯托佐夫
1944年09月09日，团结在祖国阵线中的劳动人民，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以及苏联军队的援助下，推翻了法西斯—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政权。
解放后最初几年中，党和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领土完整，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并迅速恢复在战争和希特勒匪徒占领时期遭受破坏的国民经济。
1948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基本结束，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也已实行国有化，同时，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发展起来，这就为我国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创造了一切必要的前提。
1948年年底，保加利亚共产党召开了第5次代表大会，制定并通过了国民经济第1个五年计划的指示。
指示中提出了通过国家工业化和电气化以及农业合作化和机械化的方法在我国奠定社会主义基础的任务。
由于劳动者的创造热忱，我国在四年中提前完成了第1个五年计划。
1952年工业产值比1948年增加了一倍多，比战前1939年增加了三倍多。
与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人民消费品的生产也大大地超过了五年计划规定的水平。
在农业的发展中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半数以上的贫农和中农参加了农业合作社。
1954年年初召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第6次代表大会，批准了关于我国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至1957年）发展国民经济的指示。
第2个五年计划的基本目的是要在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保证急剧地提高劳动者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在我国建立了并且发展了1944年09月09日以前根本没有或处于萌芽阶段的新型工业部门，如机器制造业、电力工业、造船工业、采矿业、纸浆工业、有色冶金业、黑色冶金业、重化学工业等。
下面几项重要工业产品产量的材料，可以说明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
产品　单位　按人口计算的产量1939年　1956年
电力　瓩时　42　314
煤　公斤　352　1418
钢材　″　0.7　13
水泥　″36　112.6
棉织品　公尺　5.4　18.6
糖　公斤4　14
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工业从业人数也增加了。
1939年工业中职工人数约十万零四千人，1956年约五十二万五千人。
在农业的发展中我们也获得了重大的成绩。
将近80％的耕地和农户已经参加农业合作社。
其余的20％为个体农民耕种的土地，都在贫瘠的山区和半山区。
我们可以怀着自豪的心情宣称：
十二年来，保加利亚已经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工业—农业国了。
由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迅速发展，国民收入也大大地提高了：
从1939年的四百九十亿列弗（保币）增加到1956年的一千零三十亿列弗（按1939年的价格计算），即增加了一倍多。
由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全面提高，保加利亚共产党和政府就能够在提高我国劳动者物质和文化水平方面实行一系列的重大措施。
最近几年来，保加利亚的食品和工业品的统一零售价格降低了六次，因而使得人民的购买力大约提高了六十六亿列弗。
我国的劳动者在1952年花一百列弗买的商品在1956年大约用七十二列弗就能买到了。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人的平均工资也逐年增加。
此外，在1956年下半年，根据党和政府的决定，在提高工人、职员和劳动农民的实际收入方面实行了一系列重要措施：
第1，提高了低薪职工的工资，同时规定了我国最低月薪为四百列弗。
仅此一项措施就使我国劳动者额外收益达四亿五千万列弗。
第2，增加了按月发给的职工子女补助费，使劳动者每年多得四亿列弗以上。
第3，提高了职工的低额抚恤金和农业社社员的抚恤金。
由于抚恤金的提高，城乡劳动人民每年的收入平均增加四亿六千万列弗左右。
我国几乎所有的老年人都享受养老金的待遇。
第4，工人食堂的杂项开支全部由国家支出，并且允许工人食堂按批发价格购买食品。
这项措施使职工的实际收入大约增加一亿五千万列弗。
第5，国家已停止从产量较低的山区和半山区的农村征购粮食，并降低了向所有农民征购粮食的定额。
另一方面，对某些农产品，国家已停止征购，改为按合同进行收购。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职工的平均工资已由1952年的六千五百五十四列弗提高到1956年的七千五百三十五列弗。
第2个五年计划指示中原规定1957年职工的实际工资和农民的实际收入提高40％，而实际上则将提高60％。
劳动人民的收入和消费的提高只表现了党和政府对我国人民物质福利关怀的一个部分。
党和政府同样关心劳动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文化生活设施的增加：
1939年中等和高等学校共有学生一百零三万一千人，1957年增加为一百二十七万八千人。
现在我国每六个公民中就有一个人在学校中学习。
1939年卫生部门共有病床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张，1957年增加到五万四千四百张；
而医生人数则从1939年的四千三百三十人，增加到1957年的一万一千八百七十人。
人民政府对住宅建设和市政公共建设也十分关心。
1957年年度计划规定文化生活建设项目拨款四亿六千五百万列弗，为鼓励和帮助个人与集体住宅建设拨款二亿列弗。
这项拨款比1956年增加了一倍多。
1944年09月09日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来，我国农村的面貌已焕然一新。
仅在1953、1954和1955年，乡村中就建设了二万五千四百座房屋。
今年全国近80％的居民都可以享受用电的便利。
全国每一千个居民中平均有六十三台收音机。
我国绝大多数村镇都有自来水设备，我们正尽一切努力，以便在最近几年内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把1955年表明我国和邻近的资本主义国家——希腊和土耳其劳动人民生活情况的材料加以对比，就可以更明显地看出上述措施对提高保加利亚人民物质福利的影响。
1955年，具有中等熟练程度的纺织工人，在保加利亚每天可得工资二十五列弗，在希腊可得三十七德拉马（希币），在土耳其可得十里拉（土镑）。
而在这一年，包括两个房间的一套住宅的房租，在保加利亚大约需要七十列弗，在希腊大约须要二千德拉马，在土耳其须要二百至四百里拉。
也就是说，这种住宅全年的房租等于希腊纺织工人五十四天的工资，等于土耳其纺织工人二十天至四十天的工资，而比保加利亚纺织工人三天的工资还少一些。
没有伟大的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兄弟人民民主国家无私的援助和合作，我党和政府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获得的成绩以及我国劳动人民的成就是不可思议的。
苏联给予我们的兄弟般的、无私的、各种形式的援助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为我们提供我国缺少的商品、原料和材料，为我国的工厂提供成套设备、机器和装置，在技术方面派专家来帮助建设，提供技术资料。
此外，苏联还给了二十一亿卢布的低利贷款（利率二厘），这种贷款我们主要用农产品来偿还。
我们正不断扩大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商品交换。
1954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的工业原料和材料以及人民消费品价值二千三百二十七万列弗，1956年增加到三千二百三十三万列弗。
我们也尽自己的可能，供应中国盘尼西林、某些有色金属和农产品。
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经验对我们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正在通过科学技术合作与技术援助利用这些经验。
通过科学技术合作我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了繁殖柞蚕和桑蚕的资料，种植药料植物、稻米的技术资料和石油开采工业的设备等。
团结在祖国阵线中的保加利亚人民，在光荣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下，满怀信心地向着幸福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迈进。
我们相信我们的事业一定会胜利。
因为争取幸福生活的斗争是正义的事业。
在这种斗争中我们不是孤立的，我们得到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民主国家伟大人民的援助，我们得到世界上一切正直和进步人士的支持。
（瑞真、明复译）

保加利亚十三年来取得伟大成就
保共政治局委员斯塔伊科夫答本报记者问
本报索非亚8日专电
今年09月09日是保加利亚解放十三周年。
本报驻索非亚记者特在这个节日的前夕访问了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保加利亚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恩·斯塔伊科夫同志，请他谈谈保加利亚人民十三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下面是记者的问题和斯塔伊科夫同志的答复。
问：
保加利亚人民解放十三年来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获得了哪些主要的成就？
答：
1944年09月09日，当劳动群众以武装起义在苏联军队的决定性的援助下推翻了资本主义统治、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之后，保加利亚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保加利亚已经建立了资产阶级统治时代从未有过的重工业。
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对比关系发生了有利于工业的变化。
1939年工业在工农业总产量中占24.8％。
1956年这个比例数字已是约68％比32％左右。
1956年，保加利亚工业产品比1939年增加了五点七倍（按1939年的不变价格计算）。
重工业产品在此时期增加了十二点八倍。
由于国家工业的发展，我们建立了一些新的工业部门。
例如化学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等。
然而需要强调指出，党和政府从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合作的政策出发，着重发展那些本国拥有原料和最有利的发展条件的工业部门，而不是一切部门。
问：
您说保加利亚过去的资产阶级农业是非常落后的。
那么在改变这种落后状况的工作中已取得了些什么成就？
答：
我们在发展农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例如，现在农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占全国耕地面积的87％。
由此可见，过去最细小的落后的保加利亚农业，现在已是机械化程度迅速增长着的、大规模生产的农业了。
由于实行农业的合作化和机械化，现在合作社的谷物和技术作物产量已比个体经济高出了30％到40％。
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的成分成为供给人民粮食、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原料的主要基地。
人民政府拨出大量资金作为农业机械化之用，建立庞大的灌溉系统，建设制造化学肥料和生产农具的工厂，以及其他等等。
问：
保加利亚党和政府如何关怀科学和教育的发展？
答：
首先我们应当强调指出，由于党的正确政策，在以社会主义精神改造旧知识分子和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培养劳动人民的新知识分子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对科学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关怀。
例如，保加利亚科学院过去只有一个科学研究所，十六个科学工作人员，而现在有三十六个科学研究所，一千八百多科学工作人员。
向保加利亚科学院拨出的资金，现在已比过去资产阶级政府所拨的经费多五十倍。
我们的国民教育非常发达。
在保加利亚没有任何一个居民点没有学校。
80％的小学毕业生可以升入中学，按中等学校入学和毕业人数的比例来说，我国可能在世界上居于第1位。
高等学校由过去的五所增加到现在的二十二所，科系由十一个增到四十二个，大学生的人数由一万人左右增加到三万七千人。
现在约有一半大学生领取国家助学金。
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支出比1939年超出一百二十倍。

叙总统说不容干涉叙利亚
杜勒斯公然向叙利亚发出侵略性叫嚣
英法和西德报纸抨击美国在中东玩火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8日讯：
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7日说：
“我们决不容许任何人干涉我们的事务，也不容许任何人分裂我们的民族阵线。”
库阿特利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接见“中东通讯社”记者时还说，叙利亚的政治经济形势非常健全。
我们相信将来是属于我们的，虽然有人企图加紧来控制我们。
我们有能力粉碎这个锁链，不管他们自认为这个锁链多么坚固。
库阿特利说：
“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是友好的，真挚的，是以互利为基础的。
我们同苏联没有秘密协定，所有的协定都已经公之于世。
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也没有人要我们成为共产主义者。
我们是民族主义者，我们不会以阿拉伯民族主义来换取其他任何东西。”
叙利亚报纸报道，美国正在加紧进行对叙利亚的新阴谋。
“文明报”说，几天前，装载军队、重型武器以及供应土耳其军队军事装备的美国船只开到了土耳其港口。
这些部队是由美国将领指挥的。
他们将同土耳其的军队一起举行联合演习。
最近期间，包括新式坦克在内的大批美国武器也将运往约旦，美国的军事顾问将同时前往。
据“群众报”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帮办汉德逊同土耳其、黎巴嫩和以色列的领导人共同制定了侵略叙利亚的联合计划，由土耳其和以色列对叙利亚发动武装进攻，伊拉克和约旦也保证将根据已定计划在叙利亚边境进行一系列的挑衅。
同时，黎巴嫩将对流亡在外的叙利亚国家社会党人所组成的匪帮和其他阴谋家开放边境，让他们潜入叙利亚进行颠覆活动。”
华盛顿消息：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9月07日就叙利亚局势发表侵略性声明，表示美国政府要运用“艾森豪威尔主义”，向中东国家运送军事物资，来直接干涉叙利亚局势。
这个声明是艾森豪威尔同杜勒斯、副国务卿帮办汉德逊和助理国务卿朗特里会谈后发表的。
艾森豪威尔特地中断休假赶回华盛顿举行了这次会谈。
在会谈中，汉德逊作了关于他最近的中东之行的报告，这个报告对叙利亚的事态发展表示“深为不安”，并且诬蔑苏联“控制”叙利亚以及叙利亚政府企图“推翻它的阿拉伯邻国的政府”。
声明还公开叫嚣要在叙利亚继续进行颠覆活动，要求“叙利亚人民”采取行动来消除美国对叙利亚局势的“不安情绪”。
同一天，法国外交部长比诺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举行会谈。
据悉，比诺迫切要就美英法三国的共同步骤达成协议，以免西方在叙利亚问题上遭到新的困难。
但是美国发言人在会谈以后承认，没有就应付叙利亚局势的任何联合步骤达成协议。
杜勒斯和比诺还讨论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困难。
据悉，鉴于联合国大会不久将再次讨论阿尔及利亚问题，法国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
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引起了英国、法国和西德报纸的纷纷抨击。
伦敦“泰晤士报”说，美国人在近东的行动有时激烈到这种程度，以致甚至可以把它们说成是“挑衅性的”。
这家报纸问道：
“英国的作用是否应该只是被动地追随美国的政策呢？
非常明显，这种政策对许多英国人来说是不体面的，而有时可能会无意地损害英国的利益。”
巴黎许多报纸7日都强调指出，美国政府运送武器到约旦、伊拉克和土耳其去的这一决定在中近东造成极其紧张的局势，并且孕育着极为严重的后果。
“解放报”指出，不接受苏联政府给西方三国政府照会中的建议，中东的任何协定都不可能生效。
西德“新莱因报”也抨击美国在近东的政策。
报纸指出，华盛顿使得目前近东的事件变成悲剧性的了。
美国运送武器到近东等于玩火自焚。

罗蒙两国发表联合声明
罗政府支持蒙古加入联合国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8日电 罗马尼亚报纸7日发表了罗马尼亚和蒙古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的联合声明。
声明说，两国代表团在会谈中就双方有关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时也讨论了继续加强两国间的友谊联系和兄弟合作的问题。
两国政府表示，两国今后将全力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合作、为国际和平和安全而努力。
两国政府认为，停止试验和禁止使用核武器、裁减大国军备，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决定条件。
两国政府认为苏联在这些问题上的建议是实际可行的。
两国政府认为，某些集团不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参加联合国的权利，这是同联合国的原则不相符合的。
罗马尼亚政府再一次声明它支持蒙古参加联合国的正义要求。
声明说，两国政府将继续加强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合作。
为了在和平建设中互相帮助，双方同意开始关于签订贸易协定的讨论。
声明最后说，蒙古部长会议主席邀请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和其他领导人访问蒙古，斯托伊卡主席接受了这个邀请。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8日电
以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为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今天上午从布加勒斯特到达布达佩斯。

老挝国民议会
要求尽快实现国家统一
新华社河内8日电
万象消息：
老挝国民议会7日通过了一项动议，要求政府实现富马首相在授权演说中所作的诺言，把寮国战斗部队并入民族大家庭，以便尽速实现王国的统一。
这项动议是以二十票赞成、四票弃权通过的。

苏联空军总司令警告美国好战分子
“空军主义”不会有好下场
在原子能时代美国已失去地理优势
据新华社莫斯科8日电
苏联空军总司令、空军元帅维尔希宁在今天的“真理报”上发表谈话说，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指挥部的代表所谓美国和它的盟国从空中攻击只要在几个小时内就能够“毁灭苏联”的说法，是一种极不理智的言论。
他指出，从军事观点看来，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维尔希宁驳斥那种认为有可能从空中闪电般地毁灭苏联的所谓“空军主义”说，这是不可能的。
他指出，希特勒的“闪电战”主义使法西斯德国得到什么结局是尽人皆知的。
同样的命运正在等待着美国版的“闪电战”主义。
美国早已丧失了在拥有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方面的垄断地位。
苏联以同样的武器来回击的可能性并不稍微小一些。
谈到美国在他国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的政策对和平事业的危险，维尔希宁说，这一政策的严重危险是，在现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时代，对于那些建有美国军事基地的国家的全体居民蕴藏着危险。
苏联和这些基地矛头所向的其他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采取防卫措施。
苏联现在有强大的防御侵略性进攻的武器，并且能够给予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这种打击的力量和规模足以消灭建筑在苏联四周的全部军事基地。
维尔希宁说，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应当尽一切力量加强斗争来反对这种危险和争取巩固和平。
但是，如果侵略者胆敢发动新的世界大战，我们确信：
社会主义将会在这场战斗中安然无恙，而资本主义必然被消灭，各国人民在这场战斗中将起来永远消灭在最近几十年中曾经几次把人类推入流血战争深渊的帝国主义体系。
维尔希宁说，美帝国主义者在未来的战争中主要是指望美国距离其他大陆遥远这个地理条件，认为这是他们的决定性优势。
但是，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现在，在喷气技术和原子能的时代，远距离将不再起决定性的作用了。
最厉害的武器——氢武器可以靠洲际弹道火箭在一瞬间到达地球上任何大陆的最遥远的地区。
他接着说，有人会说，如果苏联有某种武器，那末我们的敌人也有或者将有这种武器。
如果敌人使用这种武器，那末我们也将遭受损失。
但是如果同那些人口密度很大、工业很集中的国家可能遭到损失相比，我们的损失将是比较小的。
这位元帅最后说，我们训练军队不是为了进攻，而是为了击退侵略者的进攻。
我相信，各国人民会理解到原子战争的严重危险性，并且运用自己的力量制止帝国主义侵略者，争取裁军问题得到解决。

越南欢度和平后第3个中秋节
胡伯伯和小朋友一起赏月
本报河内8日专电
今天晚上，河内一千名少年儿童在主席府的后花园里和亲爱的胡伯伯一起欢度中秋节。
同中国一样，越南人民很早以来就有过中秋节的风习，后来才逐渐变成主要是孩子们的节日。
今年是和平恢复后第3个中秋节，景况特别热闹。
刚从亚洲和欧洲九个兄弟国家访问归来的胡志明主席，在中秋节前写信给少年儿童祝贺节日，并把各兄弟国家的儿童们对越南儿童的亲切祝贺转达给他们。
节日前三天，河内的少年儿童们就开始了歌咏、劳作等比赛。
中秋前夕，他们在还剑湖边举行了盛大的提灯、舞狮、舞龙游行。
今天晚上，当皓月刚刚升起的时候，孩子们就在少年俱乐部里和各个广场、草坛上举行联欢。
上千名少年儿童，代表全国南北各地的小朋友、华侨小朋友和外国小朋友，来到主席府的后花园里向胡伯伯拜节。
胡主席把一包包糖果分送给孩子们，勉励大家要听爸爸妈妈和老师的话，加强团结，爱集体，爱劳动。
胡主席和孩子们在花园里赏月，并看了两部有趣的动画影片。

道比主席答本报记者问
匈牙利不准联合国干涉内政
所谓“五人委员会”的报告只是谎言和诬蔑
本报布达佩斯8日电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6日接见了本报驻布达佩斯记者，道比同志就联合国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所谓“五人委员会”的报告，回答了本报记者提出的问题。
问：
请主席同志谈一谈，联合国召开这次特别会议，重新搬出所谓“匈牙利问题”，它的目的何在？
答：
西方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在匈牙利搞颠覆活动，10月事件是他们早就准备了的，可是他们的阴谋失败了。
他们当然很生气，搞出了一个“五人委员会”的报告，想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威信，首先是要污蔑苏联，同时还想在匈牙利人民中间继续制造混乱。
这次对我们发动新进攻，当然还有别的目的，就是想用“匈牙利问题”来转移世界人民对裁军问题、对帝国主义在中东和非洲进行侵略活动的注意力。
至于我国人民目前的情况是，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事实的真相。
我国人民一致地抗议联合国的这种做法，认为这是对匈牙利人民内政的粗暴干涉。
全国各地都在召开抗议大会，作家们也谴责联合国这种行动。
有一些作家，我们起初以为他们是不会对这件事表示态度的，我们当然也不能强迫他们这样做。
但是他们也在抗议书上签名了。
许多反革命时期受骗逃往国外的人，特别是一些孩子，他们写信回国，向亲人诉苦，要求回家，但是遭到了所在国政府的阻挠。
这件事也激起了公愤。
联合国理应谈谈这类问题。
还有，在反革命时期，许多人受到心灵上的创伤，现在他们都痛恨反革命。
帝国主义者对匈牙利人民情绪的估计，已远远落在客观情况的后面。
因此他们这次进攻的目的是不会达到的。
问：
所谓联合国“五人委员会”的报告是怎样凑成的？
答：
据他们自己的说明，报告是根据10月事件时逃出的人的口述材料而编成的，主要见证人是社会民主党右派安娜·凯特利、反革命时期的军事领导谢拉·基拉伊和小农党的右派分子约瑟夫·丘凡戈。
你知道，这些人过去在匈牙利因为从事反人民民主制度的活动和间谍叛国行为，被判过罪坐过牢。
人们可以想见，在这些人提供材料的基础上所作出的“五人委员会”的报告，只能是一片谎言和污蔑。
问：
我们在这里亲眼看到匈牙利劳动人民是日益紧密地团结在卡达尔政府的周围，而“五人委员会”的报告中却污蔑卡达尔政府是非法的，说纳吉政府仍然有效；
从法律观点来看，这种说法能是有根据的吗？
答：
你们从今年五一劳动节和08月宪法节的群众活动中，可以看到，匈牙利的劳动人民是支持工农革命政府的。
的确，我们今天能这样紧密地把劳动人民团结在一起。
至于从法律观点来说，卡达尔政府完全是合法的。
它的任命是议会主席团和国会有关人员经过讨论后由我和议会秘书长代表议会主席团签字的。
纳吉政府也经过议会主席团的任命，当纳吉的出卖已公开暴露时，议会主席团已考虑了新政府的任命。
去年11月04日早晨，纳吉自动抛开了他的岗位，跑到外国使馆去，这就向全世界表明，他已放弃了自己的职责。
此后，人民共和国主席团正式予以撤职。
纳吉之流的叛国分子今天已为全国人民所唾弃。
卡达尔在危急之时担负起政府的领导，拯救了社会主义制度，保卫了过去十二年的成就和人民的和平。
问：
刚才主席同志谈到西方帝国主义想通过“匈牙利问题”对苏联进行攻击，主席同志怎样估价苏联在去年10月和10月以后对匈牙利的帮助？
答：
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不可能拯救劳动人民和人民民主制度。
这首先是因为，在我们的最高领导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叛徒。
纳吉集团的反国反党的叛变出卖了人民政权；
同时大家知道，西方帝国主义策动这个复辟，他们在军事上物质上精神上大力支援我们国内的敌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仅靠我们内部的进步力量是不够保卫人民民主制度的。
1919年在国际资产阶级联合的干涉之下，我们失败了一次，1956年，他们又想联合起来摧毁我们的政权，但是他们失败了。
因为现在我们也有国际无产阶级的联合，而且这种联合已具体地体现在华沙条约中，在抵抗国内或国外敌人的进攻时，我们都可以根据华沙条约请求苏联和其他缔约国的帮助。
在打垮反革命之后，我们又得到了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全面和无私的帮助，我国情况能够得到这样迅速的恢复和巩固，首先应归功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
这种团结是世界上没有先例的。
现在我们是稳定了。
每一个有头脑的人，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而我们亲历其境的人体会就更深了。
在这里，我也要特别感谢中国同志给于我们的帮助。
周恩来同志的访问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最后，道比主席谈到了自己一些过去的经历。
他说他曾经参加过社会民主党和小农党的工作，在社会民主党内和右倾领导分子进行过斗争。
1935年作为小农党的候选人被选为国会议员。
他以坚定的意志为三百万贫雇农和小农的团结而努力。
第2次世界大战时，组织过匈牙利农民联盟。
1947年当小农党右派领导费伦茨·纳吉逃往外国时，他就担负起小农党的领导工作。
这样，左派力量在小农党中就起领导作用。
左派小农党通过人民阵线组织和共产党取得紧密合作。
道比同志自1952年起一直担任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在去年10月反革命时期一直到反革命被粉碎的六个星期中，日夜坚守自己岗位，未离开过国会大厦一步。
作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他在保卫匈牙利的人民民主制度、保卫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

反对恢复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
金岳霖
无产阶级社会科学底特点在于它的党性和它的科学性是密切地相结合着的。
它的党性导致它的科学性，它的科学性也加强和充实它的党性。
只有无产阶级才敢正视社会底发展，只有正视社会底发展才能科学地反映社会发展底规律，只有科学地反映了社会发展底基本规律，才能有真正的具体部门的社会科学。
不敢正视或不愿意正视社会发展规律的阶级是不能够有真正的社会科学的。
右派分子所要恢复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不是真正的社会科学。
尽管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家们掌握了一些原始材料，也确实有些知识，也反映一些事实，但他们的社会科学仍然不是真正的科学。
它们根本不能反映社会发展底基本规律。
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公开地承认它是有党性的。
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是不是也有党性呢？
它当然有，而且表现的形式相当的多，不过它掩盖了它的党性而已。
它好像只有“科学”性似的。
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家怎样把它伪装为科学呢？
贯串着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是它的客观主义。
客观主义和客观的观点完全是两回事。
我们决不能把它们混淆起来。
客观的观点是实事求是的观点，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它是我们所要坚持的。
客观主义是掩盖立场的党性。
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家们虽然进行着阶级斗争，然而他们不承认对抗的阶级，不承认阶级斗争，不承认阶级立场。
对于他们，人们被说成好像是没有阶级立场似的。
资本主义社会是资产阶级所统治的社会。
这个好像没有立场的立场是谁的立场呢？
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在和资产阶级作尖锐斗争的时候，超然的不要立场的立场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因为它使劳动人民底敌我界限不清，斗争软弱。
客观主义就是这个装着没有立场而实质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立场。
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家们当中有些也许是不自觉地为资产阶级服务，尽管如此，他们的作用和影响仍然一样。
在解放后的中国，旧知识分子中的社会科学家们是知道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有客观主义这样的党性的。
恢复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就是恢复资产阶级在社会科学中的党性。
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底假科学性。
这也是和它的党性分不开的。
资产阶级的学者为什么一直能够把假科学当作真科学贩卖呢？
他们一直把客观主义冒充为客观的观点。
上面已经指出客观主义不是客观的观点，它不能导致真正的科学，它实在是反科学的。
它是和唯心主义，特别是主观唯心主义分不开的。
后者可以说是前者的理论基础。
如果你问一个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他的结论的根据是什么？
他会说是“事实”。
如果再问的话，他们中间有些人就会说所谓“事实”就是个人的直接经验，而直接经验就是感官经验。
他们当然不会满足于他们自己的直接经验，他们也要引用赵钱孙李……等的直接经验，并且还要作统计，但是最后的答案仍然是各个人的个人直接经验。
我亲自这样地问过，也亲自得到过这样的答案。
答案只在这一点上打住，他们的哲学就是巴克莱、休谟式的主观唯心主义。
另外一些人就不同了，他们会在“事实”上打住。
如果你再问的话，他们会说：
那是哲学问题，那是你们哲学家的事，不是我们社会科学家的事。
在所谓“事实”上打住，不作唯物主义的说明，仍然是客观主义，这只是把客观主义贯彻到唯物和唯心这样的基本观点上去了。
这仍然是唯心主义。
任何人都有世界观。
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掌握了他，就是各种各色的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掌握了。
他不理睬世界观就是不接受辩证唯物主义。
同时这也是接受了唯心主义或者形而上学的世界观。
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是同样地分不开的。
结果是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家分辨不出事物底现象和本质，事物底偶然和必然的联系；
他们中间有些人会搞出许多数目字来，可以得出某些现象的平均率，也可以引用或然率来表示某些趋势；
但是，他们不能发现社会发展底基本规律。
既然连这个主要的东西都得不到，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怎么能够成为科学呢？
我从前搞过资产阶级的政治学。
课上的不少，书念的也很多。
书大都是大部头的书，看起来可怕，但其中无物。
资产阶级的政治学家不敢正视社会底发展，也不敢正视政治。
虽然他们自己都参加激烈的阶级斗争，然而他们不敢承认阶级斗争。
因此，他们也不敢承认国家是统治阶级底统治机器。
这一点不承认，问题也就不能科学地提出，更不能科学地解决了。
问题底讨论也就成为骗人的事情。
权力与自由就是这样的问题之一，它被说成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底关系问题，好像是政府的权力愈大，“人民”的自由愈少，反过来“人民”的自由愈多，政府的权力愈小或权力的范围愈窄。
其实，这是资产阶级中不同集团或不同阶层的矛盾。
它和被统治阶级根本不相干。
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没有自由，资产阶级底政权也没有限制。
所谓主权也是这样的问题。
关于主权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有各种各样的讨论，而这些讨论也是骗人的。
其实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主权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底无限制的权力。
资产阶级的政治学差不多都是这种问题的研究和讨论。
因为这种问题的阶级本质被客观主义隐蔽起来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学家就能在这种问题上大绕其圈子，张三一本书，李四一本书，好像很自由地研究和讨论下去，其实他们的作用只是混淆大是大非来迷失劳动人民的方向，麻痹劳动人民的斗争意志而已。
这样的政治学是科学吗？
所谓社会科学包括好些门具体的科学。
每一部门都要反映一个领域底具体的发展规律才能成为科学。
任何社会科学都不能脱离社会发展底基本规律。
各部门的规律是和这些基本规律密切地结合着的。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阐明社会发展底基本规律的科学，否认这一门科学就给具体部门的社会科学挖了科学的墙根。
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根本就不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就不承认社会发展底基本规律，因此，它们都不能够成为具体的科学。
它们都是假科学。
这是不是否定得太多了呢？
我认为一点都不过分。
前面所说的政治学就是很好的例。
请注意这里否定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底科学性。
资产阶级的学者们有时也有类似的否定，这和我们这里所说的毫无共同之处。
他们的理由和我们的完全两样，他们认为社会发展不能有科学，这是引用到社会上的不可知论，这是反动的理论。
我们只否定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之为科学，我们从来就没有否定无产阶级社会科学之为科学。
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强调无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党性，它的科学性，它的重要性，要研究它丰富它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上面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党性和假科学性。
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材料或对于社会现象不供给我们以任何知识。
它有一些材料，对于社会现象也供给我们一些知识。
这一点我们一直肯定，但是这个肯定并不简单。
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究竟有些什么材料和知识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有原始材料，也有加了工的材料。
材料一经加工就有党性渗入到材料里面去了。
这样的材料本身就有正确与否的问题。
对于社会科学这样的材料占很大的比重。
因此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底 “材料”有很大一部分是有资产阶级的党性的。
这样的“材料”根本就不是材料，它本身既不正确，根据它得来的“结论”也就不可能是正确的。
费孝通的“重访江村”中是有他的所谓“材料”的。
经过周叔莲、李孚同、张思骞三同志在本年第15期的“新观察”上的揭露，我们可以说他是根据“结论”去找“材料”的。
不能对比，而又硬对比起来的数目字能代表材料吗？
把1936年的和1956年的平均收入当作同样的平均收入看待，不管1936年平均收入中的阶级内容，是科学的方法吗？
引用了这种方法后的所谓“平均收入”是材料吗？
“重访江村”这一调查中的所谓“材料”是插入了“乡土工业”这个总“结论”的“材料”。
这就是说它是有资产阶级党性渗入到里面去了的被歪曲了的东西。
总而言之，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底“材料”绝大部分是有资产阶级的党性的。
对于这样的“材料”我们要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加工，才能看出它究竟有没有材料在里面。
对于这样的“材料”我们只能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能全盘地接受。
我们也肯定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也供给我们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
但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所要贩卖的“知识”并不简单。
掌握材料就是有知识，但是“材料”既然有问题，“知识”也就有问题。
知识不只是掌握材料而已，是从材料中得出结论。
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得出一些什么“结论”呢？
他们有什么“知识”呢？
费孝通在成都时说：
“知识分子最关心的是他们的知识如何被人估价，是否被人赏识和尊重，这对知识分子说来是比什么都重要的问题，如果对一个知识分子估价不足，那是最受不了的。”
照他说，领导上对知识分子的“知识”没有给以应有的估价。
真的没有吗？
胡绳同志在他的发言中已经揭露了费孝通本人的典型的“知识”了。
我们也可以看看李景汉的“知识”：
“合作社不自由。
这个不自由的含义是可以体会而难以言传的……例如有的社员需要搞点家庭副业，说不定会招来批评、干涉，甚至被扣上自私自利和自发的帽子……有点儿富裕钱的社员往往被动员‘自觉自愿’投了资，可是，有的却在背地里嘟囔着”。
“人们认为过去把人当牛马是不对的，而今天有时却把人当拖拉机用……”。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为反动阶级服务的谎话。
这些“知识”是反科学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
我再举一个例：
“……美国在私有财产制度下，产生两种不同的收入，一为劳务收入，一为财产收入。
美国的劳务收入两端距离是不大的，例如美国制造业工人中年工资二千三百零八元，美国杜邦化学公司经理年薪十七万五千元。
除去所得税剩下四万八千二百五十一元。
美国劳务收入的距离大约二三十倍之间……假如美国只有劳务收入，美国的社会可以说是很平等的。”
这是像煞有介事的荒谬绝伦的东西，可是这是吴景超在解放前的“科学知识”。
费孝通对这样“知识”底本质在解放后的今天应该是知道的。
尽管如此，他还是要贩卖这样的“知识”，为什么呢？
费孝通说：
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可以摊出来的，因此是可以限制可以利用的……等等，一句话，应付它是有办法的。
旧知识分子的“知识”就不同了，它藏在头脑里，看不见摸不着，自己不拿出来，别人是没有办法的。
这就是说不买不行。
原来他是要使“知识”生“利”的。
这不只是狭隘的个人的“利”。
他本人的作品在英美已经有了市场。
这个“利”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利”。
向我们推销这样的“知识”的“利”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散布毒素，二是网罗落后的知识分子来进行“政治”活动，三是企图根据这样的“知识”来制定“政策”。
恢复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就是要资本主义复辟。
在解放后的人民中国，在倒向社会主义的中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之下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得到了伟大成绩的中国，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我们不要客观主义，不要假科学，不要反动的“知识”。
我们要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不要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去。

报刊论文摘要
绝对平均主义是右派分子的一支毒箭
在这次大鸣大放中，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搬出“绝对平均主义”的陈旧武器，恶毒地攻击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物质分配制度。
右派分子难道真的想实行什么绝对平均主义么？
当然不是。
因为右派分子具有资产阶级的本性，他们不但不主张“平均”，相反的他们所希望的是恢复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好让他们能够过着任意掠夺人奴役人压迫人的生活。
绝对平均主义并不是资产阶级思想，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农民手工业者的思想，是小资产阶级平等观在经济上的反映。
绝对平均主义在任何历史情况下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小资产阶级的落后的空想。
我们现在的社会物质分配尽管没有实现最公平合理的共产主义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却是合乎当前客观实际情况的。
右派分子把社会主义的由于劳动性质不同所形成的物质分配上应有的差别歪曲为“封建等级制度”，把享受合理待遇的国家工作人员丑化为“腐化变质”了的“特权阶级”，是故意把我们社会主义物质分配上必要的差别和剥削阶级占有生产资料混为一谈，正表明了他们的敌视社会主义。
（摘自1957年“中国青年”半月刊第17期丁雪：
“绝对平均主义是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毒箭”）
领导内行与否的政治标准是什么？
在阶级社会中超阶级的业务领导关系是没有的。
社会的统治阶级总是按照自己的阶级原则来组织和领导自己的各项社会事业，绝对不可能以其他阶级的原则来指导自己的活动。
阶级斗争是各主要阶级争夺对社会领导权的斗争。
所以，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事业的领导总是一种阶级的领导、政治上的领导。
因此，领导问题上的内行与外行只有一个政治标准——阶级标准。
凡是精通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和有关的特殊规律，坚决推行、执行本阶级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来指导和组织本行的事业，自觉地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这样的领导集团及其成员就是内行的领导者；
否则是不太内行或外行。
我国当前的阶级斗争也最充分地证明了：
只有工人阶级、共产党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内行的领导者。
左派是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右派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中间派因具有两面性，动摇于左、右两派之间。
显然，中间派是不能领导社会主义的事业；
右派只内行于领导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
（摘自8月31日沈阳日报林干：
“略论内行与外行”）
必须学会用讲理的办法教育农民现在不是有没有道理可讲的问题，社会主义就是真理，真理是在我们方面。
问题是有一些同志至今还不相信或不完全相信大辩论讲道理能够解决问题。
这些同志往往是过于相信自己，不大相信群众，认为自己说不服人，群众就更不行。
因此，对于大辩论办法和以理服人的原则还抱怀疑态度，还想用我打你通我压你服的老办法来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
为了保证大辩论的迅速有力的开展，并切实贯彻执行以理服人的原则，各地应进一步加强基层干部的教育，使其了解大辩论的好处，树立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观点，相信辩论讲理能够解决问题，认识过去我打你通的办法虽也有一些成效，但解决问题不深透；
对人民群众只能用说服的办法，不能采取压服的办法，压服的办法并不能解决思想问题。
（摘自9月01日山东大众日报社论：
“大辩论中必须善于讲道理”）

驳“无法可依”和“有法不依”
王水
法制，是右派分子向党和人民进攻的一个重要方面。
右派分子对我国法制肆意攻讦，他们妄图破坏和削弱人民民主法制这个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
右派分子对法制的进攻，总括起来就是污蔑我们“无法可依”和“有法不依”。
右派分子叫嚣说我们“没有法律”，因而“无法可依”“无法可司”。
我们到底有没有法律呢？
先看看事实：
第1、据不完整统计，自1949年建国以来，到1954年09月底，只是由前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所属各委员会、各部和各大行政区发布的重要法律、法令、决议、命令等就有四千多种，其中绝大部分可作为司法机关审理刑、民案件的依据。
第2、目前，我们国家的各项基本法律都已陆续颁布，其中包括宪法、选举法、有关国家机关的各项组织法、土地改革法、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工会法、兵役法以及刑法、民法、诉讼法中的各种单行条例，如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婚姻法、逮捕拘留条例等。
此外，刑法草案已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征求意见，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议：
由常委会根据代表和其他方面所提的意见，将刑法草案（初稿）加以审议修改，作为草案公布试行。
第3、上述各种法律法令等，虽然有的在形式上还不够完备，但却是我国人民群众斗争经验的总结，并曾有效地指导了我们国家各方面的工作，保障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
其中有些法律不仅在国内就是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评价。
事实如此，又怎能说我们“没有法律”呢？
我们既然有这许多法律，而右派分子又大肆叫嚣“无法”，那又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显然，这是一个牵涉到要什么样的法律和用什么态度对待人民法律的问题。
我们知道，法律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它是具有极强烈的阶级性的。
人民的法律只能是代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右派分子不承认甚至敌视人民法律，正是逻辑的必然结果。
某些右派分子不是早就说过我们的法律“不像法律”吗？
直到最近他们不是还在“批评”我们“过分强调法律的阶级性，否认法律的继承性”吗？
取消法律的阶级性，自然是资产阶级法律也可适用于人民；
不加区分的肯定法律的继承性，自然是国民党六法也可为我们继承。
继这些理论之后，某些右派分子更露骨地为旧法“招魂”，其目的不是已昭然若揭吗？
可见，右派分子说我们没有法律，实质是不承认和敌视人民法律的一种造谣中伤，他们所要的法律，不过是要使反动的、压迫人民的旧法复辟而已。
有些右派分子并不否认人民的法律，但他们却放出了另一支冷箭，这就是说我们“有法不依”，说我们“违法”“违宪”。
事实是怎样的呢？
第1，党和政府从来就是高度重视遵守法律的。
1954年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提出：
“所有我们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成为守法的模范”。
1956年党的“八大”决议也严格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地受到国家的保护”。
第2，为了保证法律的遵行，在我们国家机关中曾规定有各种监督和制约的制度。
第3，对于某些在具体工作中不遵守法律的现象，党和政府都曾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和认真的处理。
第4，对于各项重要法律的颁布，我们都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贯彻，以便于全国人民的遵守和取得人民群众的监督。
正由于这些条件，我们的法律才能够做到严格执行和认真遵守，我们的法律才能够真正的成为“家喻户晓”，这是在我国历史上和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做到的。
但是右派分子不顾这些事实，竟无中生有地说什么“中央领导机关就不守法”，“一切祸害始于北京，始于中央”，因而“上梁不正下梁歪”；
说什么司法机关不是依法审判，而是“无罪判成有罪，轻罪判成重罪”，“出入人罪”；
说什么肃反是“违反宪法，侵犯人权”，因而要“审查肃反的合法性”。
这些话，实际是右派分子向我国立法、司法、肃反等工作所进行的全面进攻，因此我们有必要就其中某些主要问题，从遵守法律的角度分别加以驳斥。
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右派分子吴家麟在北京政法座谈会上曾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他说，宪法第22条规定全国人代会是唯一行使立法权的机关，但全国人代会第2次会议通过决议，授权常委会制定部分性质的法律，即单行法规。
这一决议与宪法第22条有矛盾。
按照吴的解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等“中央领导机关”都违法了。
显然，这是一种歪曲事实的言论。
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议违法，这一提法本身就极为荒谬。
因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可以制定、修改、废止任何法律，它的职权不受任何的拘束，因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本就不会发生“违法”问题。
我们再退一步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常委会制定部分性质法律，即单行法规，是不是有法律依据呢？
完全有的。
宪法第27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中除列举的十三项外，第14项还特别规定，它可以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
这就是说宪法规定它完全有权作出它认为应当作的决议，行使它认为应当行使的职权。
那么它授权常委会制定部分性质法律，又有何不可呢？
另外，宪法第31条十九项常委会职权中也规定，它可以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那么，它接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制定部分性质法律的职权，又有什么“矛盾”呢？
我们再从实际情况考虑：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在01日千里地飞跃前进，它迫切要求及时颁布相适应的法律，以保障它的顺利发展，适应这种情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常委会制定部分性质法律，对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利的。
另外，从立法工作角度看，我国立法工作的重要经验之一，是“由总结经验逐渐形成制度和法律条文，逐步地由简而繁，由通则而细则，由单行法规而形成整套的刑法、民法”。
（彭真同志：
关于政法工作的情况和目前任务的报告）那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常委会制定部分性质法律，即单行法规，对我国法制工作建设，是加速呢、还是延缓呢？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右派分子诬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违法”，其目的绝不止于是对法律和事实的曲解，照右派分子意见办事，其结果只能是推迟我国法制工作的建设，进而影响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
这里应当附带解释一下，所谓“出入人罪”，是源于封建的、反动的旧法，明律、清律均有此规定。
刑律断狱篇“官司出入人罪”条曾注为：
“谓官吏因受财及法外用刑，将本应无罪之人而故加以罪，及应有罪之人而故出脱之者……”。
用简单的话解释，就是审判机关贪赃（即受财）枉法，非刑（即法外用刑）审讯，颠倒黑白（有罪判无罪，无罪判有罪）。
右派分子援引这句话，就是说人民的司法机关可以随心所欲，恣意妄为，无法无天，漆黑一团。
右派分子俞钟骆（最高人民法院顾问）正是这样向人民司法机关进行诽谤和进攻的。
对于这种诬蔑，我想分三方面来加以驳斥：
第1、贪赃枉法，人民法院是绝对不允许的，它的廉洁，不徇私，为人民服务等优良作风，早已有口皆碑。
虽然在三反期间确也查出了有少数人贪赃枉法，但那是像俞钟骆一样的、为人民法院所接收的旧司法人员的“大作”。
在司法改革期间，人民早已毫不客气地把他们清除出法院了。
第2、非刑审讯问题。
我们党和政府历年以来就是主张在审判工作上采取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的，就是严格禁止逼供信，严格禁止肉刑和一切变相肉刑，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
即使在阶级斗争最尖锐的肃反问题上，我们历来也是把“严禁刑讯逼供，遵守革命法制”做为一项主要经验（见罗瑞卿同志在“八大”上的发言）。
因此，我们愿问那些右派分子，你们所说的非刑审讯，有什么根据，请拿出事实来！
第3、关于罪与非罪界限问题。
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对于犯罪分子的判处，不仅有各种政策、法令的依据，而且有公安、检察、法院等机关严格的互相制约，特别重要的还有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因此，对于划清犯罪界限这个问题基本上是解决得好的，绝不像某些右派分子所说的我们在处罚犯罪问题上错误百出。
北京市人民司法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驳斥右派分子诬蔑的一个最有力的事实。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1955年批准逮捕的全部反革命分子和普通刑事犯罪分子中，错捕的只占0.72％（其中都是有犯罪嫌疑和根据的），在1956年上半年错捕的只有二名，1956年07月以来至今尚未发现有错捕的现象。
对于上述错捕案件，人民司法机关都已本着“有错必纠”精神作了纠正和善后工作。
这样，右派分子又怎能说人民司法机关是“出入人罪”呢？
事实既然如此，为什么右派分子又诬蔑我们“出入人罪”呢？
原来他们另有一番打算。
他们攻击法制和审判业务，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和法院组织、干部政策相联系、有一整套纲领的，就是批评人民法院“出入人罪”的那位先生，不是同时还在叫嚣什么司法机关“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吗？
所谓后天失调者，照他的解释，就是“干部政策重政治不重业务，把学过旧法人员当废品”，就是“审判员文化水平低、常识不足，写不出一张像样的判决和裁定”。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照着他们的方案，只有老干部“下台”，让被称为“废品”的旧法人员执政，用旧法观点审案以便纠正“出入人罪”。
一句话，取消人民民主专政这个工具，使法院变质，成为为右派分子服务的工具。
看！
他们的猖狂进攻，已经到了何等惊人的程度。
右派分子说肃反违宪，完全是胡说八道。
肃反不仅没有违反宪法，恰恰相反，它是严格认真执行宪法的表现。
宪法第19条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人民民主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
肃反不正是符合这项规定吗？
1955年07月30日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通过决议：
“各级国家机关和全国人民必须充分地提高革命的警惕性，肃清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肃反不正是严格遵守这项决议吗？
其次，肃反是采取群众路线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的，对于肃反中查出确有罪行的反革命分子，都是依照法律规定，由人民检察院批准或人民法院决定才将其逮捕，并由人民法院审理。
这不是严格的遵守宪法的规定吗？
由此可见，右派分子说我们“肃反违宪”、“侵犯人权”，完全是恶意歪曲事实，造谣中伤。
其目的不过是借着“护法”的伪善面孔，攻击肃反政策，破坏和削弱人民民主法制，使我们放松对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而已。
右派分子不是已经在叫嚣什么“开国以来喜用重典，今后应慎刑”吗？
不是已提出要用大赦来“调整错案”吗？
不是建议我们要“在一定时期内消灭在刑罚上的追溯权”吗？
抛弃这些漂亮词句的外衣，联系起来，就是一套完整的纲领，这就是要我们对反革命也要“慎刑”；
把已关起来的反革命分子要“大赦”出来纠错；
对于今后发现的反革命分子不要再“追溯”他的犯罪。
照右派分子的意见办事，其结果只有一条：
反动派复辟。
这不是十分明显的一件政治阴谋吗？

从月饼想起的
沈虎根
中秋节到了，使我想到了吃月饼，想到月饼，又想到了有关吃月饼的事儿。
我从小就爱吃月饼。
记得在六岁的时候，虽然还不大懂事，连母亲的眉毛也误认为是“眼睛上的胡须”，但对月饼的滋味已经很了解了。
就在那年中秋节早上，我跟着母亲上街去买小菜，看到了店家玻璃柜里大大小小的月饼，有四两重的、有足斤重的、也有五六斤大而切开了的。
切开的月饼上，撒着引人的红丝、绿丝，我真馋极了。
大概由于母亲的教养和影响的关系吧，我没有像别的孩子一样直接了当地提出要买月饼，而是略知世故的，用一种试探性的口吻暗示她：
“姆妈这是什么呀？”
“这个真大呀！”
“这个小的三分（钱）够不够？”
然而，终因她没有钱，强作不晓得，匆匆地把我拉走了。
当天夜里，我被母亲猛力地推醒过来，我发觉我脸上和枕头上全是泪水。
母亲问我：
“阿根，哭什么？”
我想了想，就把梦里上街见到月饼，吵着要而被她打，因此哭了的事告诉她，还天真地做了个样子：
“喏，有这样大”。
母亲一听，也哭了，紧紧地抱着我。
第2天，我见母亲在箱子里翻了一阵，拿了点什么出去，回来买了米的同时，也买了两个月饼来。
我和姐姐才在中秋节的第2天，吃到了月饼。
我当学徒的一个中秋节。
老板是个小有名望的人，所以一临近中秋，就有四乡的人送月饼来，桌上叠得高高的，总有一担可挑。
这么多的月饼，老板家的人又不多，心想我们学徒这回也有尝头了，不禁眉飞口甜，活像口中正嚼着月饼那样。
谁料我们每人虽分到一个，但又让给了我们的小师弟。
因为小师弟这天在吃晚饭时，一时不慎，砸破了一个瓷碗，被师母痛骂毒打，连饭也吃不上，月饼更没他的份了，故整夜在床上暗哭。
我们不忍，就把月饼全让给他了。
第2天，我听说：
老板七岁的女儿和五岁的儿子在争着将月饼埋老鼠洞。
这真把我气死了。
一霎时，酸甜苦辣，充满了我的心。
过了几天，师母叫我去挑了几担水，我个子小，连人连桶都跌下水塘。
师母大概为了补偿我的委屈，居然给了我一个月饼，这对我来说，真像梦见天开，乐和极了。
唉，这个月饼得来是多么的不易！
又是多么的珍贵！
我真像高尔基在童年时难得得到一点好吃的东西一样：
“极力的把咀嚼的时间拖长，以多享受些时候，不使这个美好的时间很快的过去。
可是这种努力是徒劳的，东西还是很快的没有了”（高尔基：
“在人间”）。
解放了，我翻了身。
1950年我在工会的支持下，和老板打了一阵口头官司（说理斗争），每月工资就从四斗米增加到九斗五升。
那是解放之初，生活水平当然还不能改善很多，但是就在这年中秋节前夕，我就因公到了杭州。
回到镇上的时候，我就为母亲买了两个月饼。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1次给母亲买月饼。
从那时候起，又是七个年头过去了。
每年中秋节，一家人团聚吃着月饼的时候，都会想起过去的日子。
我想，不仅我一个人是这样，千千万万人都会是这样。
解放这几年来，这样的体会真是太多了，从任何一件小事，都能想起过去的辛酸，都能深切地感到今天的欢乐，又岂止是月饼一件事呢。

修鞋的叔叔
周琴
小和平长得不太漂亮，可很讨人欢喜；
小瘪嘴，方脑袋，胖呼呼的，说话挺老气，也肯听话。
每逢夏天，她就嘟哝着要买凉皮鞋，常说：
“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谁都有凉皮鞋，就是我和姐姐没有。”
去年她爸爸带了她姐妹俩去百货大楼挑了两双，姐姐的是五块多一双，小和平的只有两块多，穿了几个星期鞋底就张了嘴。
回到家，她就忙着修鞋，一会找块马粪纸垫上，一会找块小布块垫上，再不就撕点儿报纸垫上，可始终未修好这只“破船”。
天长日久，小窟窿变大窟窿，实在穿不得了，幸好天气渐进秋凉，小和平找了几颗樟脑球放在鞋里包了又包收到抽屉里。
今年夏天，她又想起凉皮鞋。
她老是问：
“妈妈，我的凉皮鞋可以穿吗？”
“修一修就能穿。”
“是吗？”
随手她就找来针线。
“妈妈可没这个本领。”
“那叫奶奶。”
奶奶也没办法。
有一次我们走到东长安街，看到一大长溜修理皮鞋的摊子，她抢着去看，小手指着一双刚修好的小皮鞋说：
“妈妈，你看多么亮呀！”
“这也是坏鞋修好的。”
我告诉她。
她高兴得一边拖我回家一边对修鞋的叔叔说：
“等着我，噢！”
回家拿出鞋一看，她的小瘪嘴气得直哆嗦，伤心得眼泪直滚。
长期不穿，鞋卷曲得像块沙鱼干，又旧又破，那窟窿眼显得更大了。
她哭得那么伤心，把小姐姐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姐姐说：
“快去呀，叔叔等你呢。”
“就不，要新的。”
小和平越哭越伤心，哥哥姐姐都呆呆地看着她，劝我说：
“妈妈，咱们几人都不要，就给小妹买双新的吧！”
我给她洗了脸，抱她坐在腿上，开始我的“政治工作”。
“大哥哥、小哥哥、爸爸、妈妈都没有凉皮鞋，你一人穿，这叫什么？”
“自私自利。”
小嘴巴老气横秋地说了一句出人意料的话，引得全家哄堂大笑，她却还是板着面孔。
我又问：
“昨晚上看的幻灯片还记得吗？”
“记得，叫把钱省下来存银行好买大汽车、拖拉机……”“对啦！
把旧鞋修好，省下买新鞋的钱存起来，多好。”
她脸上浮起一丝微笑，乖乖地跳下地拿起鞋拉我向外走。
她把鞋交给修鞋叔叔问：
“叔叔，能修得和那双一样吗？”
“能，小姑娘。”
叔叔说：
“保管给修得好好的，擦得亮亮的，红红的，新新的。”
星期六下班后，和小和平急急忙忙往东长安街奔。
走到摊头，我看了半天，认不出那双“小破船”了。
当修鞋的叔叔把它交到我手里，我又感激、又敬佩；
坏得使人失望的破鞋经他一修理，和新鞋差不离了，又红又亮，真是使它起死回生了。
小和平看了又看，然后张着惊疑的大眼睛问道：
“叔叔，这是我的吗？”
“是你的，来，试试好穿不？”
他把和平抱在小皮凳子上，一边替她试鞋一边问她：
“你叫什么？”
“和平鸽。”
“真奇怪，还有叫和平鸽的。”
“骗你的，叫和平。”
“小和平，你会唱吗？”
“嗯，会。”
说着就叮叮噹噹地唱起来了：
“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白肚皮……”
回来的时候，和平坐在电车上，两手搬着小脚看了又看，口里不住喃喃地说：
“嘿，修得多棒。”
一到家，她就跑个不停，这屋跑到那屋，又像唱、又像朗诵似地说：
“新凉皮鞋，多么好看，真合式，真开心。”
接着几个孩子你一句我一句地谈论起来：
“修鞋的叔叔的手怎么那样巧啊！
他是怎样修法的？
我们长大了也会修吗？”
小姐姐先提出了问题：
“我看见像大哥哥这么大的人就会修鞋了，妈妈是吗？”
“也叫哥哥去跟修鞋的叔叔学修鞋好不？”
和平仰着小脸向我提议。
大哥哥又接着插上嘴了：
“修好鞋可不简单，我要是学会修鞋，准给你们免费修理。”
从此，修理皮鞋的人在孩子们的脑海里成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他们也常摆“皮鞋摊”，把家里的新旧鞋子摆满一地；
而且谁都抢着当修鞋的叔叔，不肯当顾客。

“我不承认……”
——反党分子的“顽固术”
孤烟
有的反党分子，对他过去所干的反党勾当，惯于采取耍赖的态度。
事实证明了他反对具体的党的领导人的目的就是反对党的领导，他则说：
我不承认这是反对党的领导。
事实证明了他搞宗派活动，他则说：
我不承认是搞阴谋搞宗派。
事实证明了他曾经在日本鬼子、汉奸、国民党面前叛变过，变节过，他则说：
我不承认这种结论（但那不是结论，是事实）。
事实证明了他是道德堕落的恶棍，他则说：
我不承认有这种事。
总之，坏事被他们干尽了，可是对每一件自己干过的坏事，他们都说：
我不承认……
事实是最雄辩的，因为事实就是实在的事，是客观存在着的。
面对着事实而不承认它是存在着的，这不是闭着眼睛说瞎话么？
反党分子在事实面前说：
我不承认……，目的是想赖掉事实，可是，事实怎么能赖掉呢。
“我不承认……”这句话不折不扣地承认了有的反党分子在事实的面前又是顽固分子，因此，“我不承认……”就成了反党分子的理论公式，发明和使用这个公式的一定是顽固分子，因此，这公式也就是顽固分子的顽固术或顽固法，这种反党分子也可以称为“我不承认论者”。
“我不承认……”的公式很近乎“贼喊捉贼”和“此地无银三百两”。
“贼喊捉贼”是希图借机转移目标，“此地无银三百两”只有在事无确证之下才行的通，一旦赃证俱在，还是不得不承认自己是贼。
党对反党分子的追查，不像失主的盲目追贼，易被瞒过。
“我不承认论者”是无法把目标转移到别人身上去的。
然而，“我不承认论者”究竟是“作家”，他们“灵魂”里究竟比贼的“机智”多，他们学来了贼的狡猾，发展了贼的狡猾，抛弃了贼在赃证面前的老实，于是创造了“我不承认……”的公式，但骨子里仍然是贼的伎俩。
“我不承认论者”的赖也是诬赖，以赖为守，以诬赖为反攻。
“我不承认……”的背后还有“我承认……”的潜台词。
他们要承认的是什么呢？
很显然，既然“不承认”已揭发出的事实，那么，岂不等于说对他们的揭发是“无的放矢”么，说他们是宗派活动岂不是“宗派打击”么，审查他们的历史和反党活动岂不是“政治陷害”么，对他们的批评岂不是“一棍子打死”，把他们“搞得很臭”么！
于是用“我不承认……”的“顽固术”就默默地承认了肯定了他们过去向党进攻时说的那些话是“正确的”。
反党分子企图用“我不承认……”的“顽固术”阻挡着对他们继续的揭发和追查，同时这也是对揭发者的诬赖，是对党的反攻。
反党分子过去反党的罪状之一就是对党的不忠实，而“我不承认……”的公式的创造，恰恰给他们不忠实于党的罪状增添了新的例证。
反党分子的顽固性多么顽固！
然而，事实比人为的顽固性更有力，事实揭露的越多，人为的顽固性的顽固力就越小，事实是粉碎反党分子的顽固性最有力的铁锤。
反党分子以为靠他们创造的“我不承认……”的顽固术可以混过关去。
其实，恰恰相反，这是他们给自己招来的拦路鬼。
自己招来的还要自己打出去的，否则永不能过社会主义的关。

炮弹和艺术
——澳洲纪行诗抄
欣秋
当我们一进入欢迎会的大厅，
大厅内便立即响起春雷似的掌声。
“你好呵，朋友！”
“你好呵，朋友！”
……
呵！
有多少双蓝色的眼睛，
向我们闪着友谊的光；
有多少双白色的手臂，
搂抱着我们的肩膀。
呵！
朋友，为什么这样欢迎我们？
为什么对我们这样深情？
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喊着：
“好呵，兄弟！”
我恍惚地觉得我的手被他攥得发疼。
“兄弟呀，我们盼望多久了，
今天，你们才像白鹤一样降临，（注）
来吧，兄弟，让我们拥抱得更紧，
你听一听我心跳的声音！”
“为什么不欢迎你们？！
有些人时刻都在把炮弹向这儿输送；
而你们，我的最好最好的兄弟，
你们却把最珍贵的礼物——艺术送给我们。”
“炮弹、艺术，这两者多不相称，
哼，滚它的吧——炮弹！
在我们这儿只有艺术——
只有艺术才会受到我们最大的欢迎！”
噢，他说话时的脸色我看得很清，
一会儿是欢乐；
一会儿又现出怒容。
（注）新西兰人很不容易看到白鹤，他们把白鹤看成是世界上最吉祥的鸟。

“贼喊捉贼”
华夏
江丰神气活现地说得多漂亮：
什么这个人不要政治，那个人又只要传统不要革命啦。
好像真正要政治、要革命的只有他了。
就在他向党进攻得最猖狂的时候，不是又拿高等院校的政治教育这个题目来大喊大叫了一阵么。
他说：
“这一年来最大压力是政治学习”，“政治教育无法进行”了；
又说：
“学生不要政治了”，还说：
高级知识分子“先专后红”的思想相当厉害，“一些老干部也不愿做行政工作”了。
最后他还大叫：
“我们不能培养青年出来反对我们！”
照江丰说来，情况实在是严重了。
可是根源何在呢？
据他说，是党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产生了“许多右倾”思想的结果；
是领导上“没有重视政治思想教育”的结果；
甚至还说这是党的“八大”决议没有强调阶级斗争（？）
的结果。
江丰不仅仅又一次对党进行了极为恶毒的污蔑，而且居然狂妄地把自己吹得比党的“八大”还要高明了，江丰的“政治”真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
可是，纸里包不住火，雪地里藏不住死尸。
原来，不要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正是江丰自己，给中央美术学院的政治学习以“最大压力”使政治教育“无法进行”的也是江丰自己；
怂恿“党、团员天天画画学业务”而不愿做社会工作的是江丰，主张“先专后红”，说“政治过时了”和不想做行政工作的也是江丰，甚至，纠合党所哺育成人而后又忘恩负义的“艺术家”来向党进攻的也是江丰。
由于江丰忽视政治，中央美术学院长期存在“教书不教人”“教技术不管思想”等严重的非政治倾向。
1955年“美术”月刊上为此曾发表过批评文章。
不过，那时候的江丰，对政治教育似乎还只是“忽视”而已，反正政治课还是有的，学生的思想也还是认为要管的。
可是，从去年以来，江丰却从所谓对政治教育的忽视一变而为对政治教育的敌视了。
因为他从去年以来，竟公然主张不要政治课和不管学生的思想了。
他这样说：
“艺术学校主要就是学艺术，政治课可以不要”，“在学校主要要求把创作搞好，思想可以让学生自己管”。
他认为政治课和思想教育都可以让学生“自己去看看书”来解决。
去年下半年他就下手取消了“中国革命史”。
他说：
“‘中国革命史’没有什么好讲的”。
他的“理论”是“政治嘛，现在不学将来可以学，慢慢来，现在学生在学校里主要是抓业务”，“业务不好，群众不要，领导也不要你了”，“不要马列主义也能画好画”。
此外，他对政治教员们冷淡嘲笑，在听政治教员试讲的课堂上打瞌睡，……等等。
请看，满口“革命”的江丰，究竟在革谁的命？
一方面要把政治教育从学校连根拔掉，而另一方面却又喊“政治教育无法进行”。
江丰的用心，难道还不明白么？
其实，党对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视，江丰是知道的。
问题是江丰已经不再是对这种重视的忽视，而是对这种重视的敌视了；
甚至是这样：
党愈重视，他就愈加敌视；
党要加强政治教育，他却要把政治教育连根拔掉。
这就是江丰对待政治教育的真相。
如果还有人说他是重视政治教育的话，那就只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而不是别的。
这就真相大白了。
原来江丰是披着革命外衣的“家贼”，他在“人大”的喊叫，不过是他的最后的挣扎——“贼喊捉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