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发展尼龙工业打下基础
第1座合成纤维厂在京兴建
新华社30日讯
我国第1座制造合成纤维（即尼龙）的工厂——国营北京合成纤维厂已在本月25日动工兴建。
这个工厂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按照世界第一流水平帮助我国设计的，机械设备也都是他们供给的，预计在1959年建成投入生产以后，每年可以生产合成纤维三百八十多吨。
这个工厂生产的合成纤维，是用煤焦的副产品等原料经过化学聚合方法制成的，可以做玻璃丝袜和衣料，也可以做各种工业用品。
这种合成纤维轻软、结实，有耐热、耐光、不生霉和不为虫蛀等优点，是化学纤维中最先进的一种。
一双合成纤维袜子的穿用时间，一般要比五双棉织袜还长。
这个工厂带有试验性质，建成以后将试制各种规格的合成纤维，积累技术资料和培养技术人才，为我国发展合成纤维工业打下基础。
产棉区剥绒工作迅速展开
郑州、上海赶制机械支援
本报讯
为了充分利用短绒资源，棉籽剥绒工作已经普遍在全国各棉区迅速展开。
这一时期中，各省对短绒生产积极采取了措施。
许多省以轧花厂为主，并照顾到棉籽榨油厂的条件，具体确定了增添各厂的剥绒设备。
不少省份扩大了籽棉收购比重，并对农业社掌握的籽棉（包括留种棉）的剥绒工作进行了合理的组织。
如河北省把农业社的轧花力量组织到棉花采购站的周围，再由供销社配备相应的剥绒设备，开展短绒生产。
为了及时解决添置剥绒设备中的问题，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已分别作了具体安排。
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加强将要安装竣工的三百多台剥绒机的装配和试车工作，争取在新花上市后投入生产；
其余六百多部新增剥绒机，争取在12月份内安装完毕。
据新华社郑州28日电
国营郑州纺织机械厂计划在今年10月底以前制造出棉籽脱绒机一百台，明年还要大量制造这种机器。
这种脱绒机每台每小时能加工棉籽五百斤，得棉花短绒二十五斤。
据新华社上海29日电
上海的工厂正在赶制剥绒机的锅炉等机械设备和配件。
国营上海锅炉厂最近开始制造发电能力一百二十瓩和二百四十瓩的两种锅炉。
每一台锅炉可以带动好多台剥绒机。
上海市机电工业局也组织了一批工厂，在突击生产三万根轧花机的地轴。
（附图片）
河南偃师县？
氏农业社今年播种的二千八百多亩棉花，获得了空前的丰收。
这是第20生产队的女社员刘留（左）和李朵正在拣净棉花上的枝叶。
新华社记者 徐振炎摄
先国后社 先卖后留 多卖少留
四川棉农踊跃出售新棉
据新华社成都30日电
四川省新棉开始上市。
自8月中旬以来，简阳、仁寿、遂宁、奉节等县的棉花就陆续成熟，棉农们响应人民政府“先国后社”、“先卖后留”、“多卖少留”的号召，边采边轧，踊跃地把棉花卖给国家。
分布在全省产棉区的约五十个集中站，准备好了充足的麻布、钢丝绳等材料，等各收购点的棉花送到时就立即打包启运。
运输棉花的车辆和船只也安排就绪。
今年四川省棉田面积扩大了二十多万亩，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比去年提高约5％，全省棉花总产量约达一百四十万担。
除棉农自己留用的棉花以外，如果秋收时天气好，将可超额完成国家的收购计划。
司灵博继任荷兰驻华代办
新华社30日讯
荷兰前任驻华代办司曼奉调回国后，荷兰政府已取得中国政府的同意将派贝廉·扬·司灵博继任荷兰驻华代办。
思想战线上的大丰收
江西日报记者 张希平
编者按 反右派斗争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在这个斗争中，广大人民提高了社会主义的觉悟，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极为深刻的思想教育，他们在斗争中“眼睛、鼻子、耳朵好像都光亮顺畅得多了”。
江西省水利厅的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在这次斗争中，思想上得到了许多丰硕的果实，就是一个生动的说明。
下面这篇文章比较具体地反映了这种思想上的收获。
下面记载的，是江西省水利厅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人们思想领域上成长的许多丰硕果实的一部分。
这样的事，已成为这些不平常的日子里平常的现象，只要你注意观察，在我们每个集体，每个人的身上也都正在茁壮的成长。
不是“小题大做”
06月初的一天，省水利厅党组邀请厅内的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座谈的墙报又贴出了，大家都争先恐后围上来看。
技术员焦祥清也挤在人丛中。
他看着、看着，发现一个人的发言上写着：
“总工程师室是掌握全厅业务的总司令部，过去人员调配和使用权属于人事部门，今后总工程师室应该有决定权……总工程师室不掌握兵符，怎么指挥作战呢？”
有的提出：
“过去人事部门的干部要历史清白，尽是些小姑娘、小青年，今后不行了，要弄些懂人情世故的即是非党非团的人到人事部门去。”
焦祥清看了墙报，心里想：
工程师是技术人员的职称，总工程师室起着技术参谋的作用，这是谁都知道的。
为什么现在有人硬说总工程师室要掌握人事权，要掌握兵符，要起“司令部”的作用呢？
按这说法，党的领导摆到什么地方去呢？
为什么提出这样的意见来呢？
疑问在他脑子里翻腾。
他去同住在隔壁的另一个技术员范德众研究，也认为这些话不对头，若任其流播，会对党的整风和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很坏的后果。
他们准备批驳。
但是，这时报纸上还没有刊登反击右派分子的文章，这样做是不是会影响放鸣呢？
他们有些犹豫，又去找人商量。
有的道：
“那些发言也有一定道理。”
有的笑笑说：
“何必小题大做啊。”
也有人是支持他们的。
他们考虑：
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既然是百家争鸣嘛，为了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就有责任和这些错误言论作斗争。
第2天他俩就在小组会上理直气壮的对右派言论展开了驳斥，接着又贴出了第1张大字报，揭发某些人向党进攻的阴谋。
在乌云密布的当时，这种坚决站在党的立场的行动，像屹立在急流中的一座分水岭，将帮助党整风的意见和右派分子别有用心的谰言，截然分划开来，使不少思想模糊的人，保持了清醒头脑。
不几天，人民日报反击右派的社论刊出了，水利厅的同志在党领导下，掀起了反右派斗争高潮。
战斗的队伍一天一天壮大，焦祥清、范德众是这支队伍里的骨干。
他们除完成日常工作外，还担任了小组会记录，负责大字报编排，为了击中右派分子要害，自己还得挤出时间写发言稿。
他们和许多同志常常忙到深夜。
天气很热，汗从脸上、背上、手臂上不停地流下，为了不让大字报被汗水浸糊，他们用毛巾缠住手腕继续地写。
有一两次大字报写完时，东方快发白了，他们只稍稍躺了一下，用冷水冲冲脸又上班去了。
在斗争紧张的阶段里，就这样坚持了半个多月，直到右派言论一个个被击破，右派分子彻底低头认罪。
用事实揭穿谎言
二十一岁年轻的技术员李述忠，是去年07月出差到锦惠渠施工，今年05月底回机关来的。
十来个月紧张的工程，把这小伙子锻炼的更坚强了。
他回到机关不几天就碰上了反右派斗争，他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战斗的行列。
有一次开大会时，他听到一个右派分子装腔作势的说：
“领导上官僚主义很严重，对待技术人员像俘虏一样，×工程师的心脏病就是在西潦渠施工时逼出来的。”
李述忠听了很不服气，他刚从下面工地回来，从亲身体验，这是绝对不会有的事情。
为了找出确凿的事实揭穿右派分子的谎言，他暗下在休息时间到×工程师看过病的江西医院去检查他的病历。
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在西潦渠施工被逼出心脏病这回事。
第2天，右派分子还在得意忘形地以这个捏造的事实，大肆攻击党，谩骂领导。
有的人在同情地窃窃私语，有的甚至被谎言煽动得愤怒了。
这时，李述忠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将医院里记载的根本没有这回事情的病历，如实地介绍出来。
这出乎意外的一击，像颗重磅炸弹，打得右派分子口呆舌结，当场揭穿了右派分子造谣中伤的丑恶面貌。
不能以中间分子的态度旁观了
胡广熙工程师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参加过伪青年军，返校后他向同学们炫耀自己如何“勇敢”，在青年军时曾杀过几个人。
其实这是吹牛的。
肃反时别人根据这些话检举了他，组织上审查了他的历史，并派人四处了解，找到十七个当时和他同在一个连队的人，证明他没有杀过人。
组织上给他作出没有杀过人的结论。
这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是也被右派分子颠倒黑白的用来污蔑党的肃反运动。
说什么：
“水利厅有个工程师肃反中被逼得乱说杀了几个人……如果不是毛主席说肃反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话，简直活不下去。”
胡广熙听了这话，他想：
为什么右派分子拿我做工具向党进攻呢？
这一定是他们认为我是肃反“对象”，平时又不太过问政治的缘故，右派分子就像一条毒蛇一样，瞅准了我这弱点，用来作他们的防空洞。
他越想越气，越认清了右派分子阴险毒辣可耻的伎俩。
他在会上说：
“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是一个真正有正义的社会。
肃反政策百分之百的正确，社会主义道路不可更移！”
从此，他投入了炽热的反右派斗争。
他说：
“右派分子教育了我，不能以中间分子的态度站在一旁观看了，他们像头疯狗样，你不打他，他就咬你。”
从旁观者到战将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出现了许多年过半百，有着几十年工作经历的老工程师、老技术员，其中许多人在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中是“旁观者”，而这次却变成了骁勇的战将。
他们虽然是战场上的“新手”，但因为他们社会经历广博，洞悉右派分子的出身和社会关系，再加上党的教育，所以他们的反驳就成了火力强大的炮弹，又猛、又准。
比如右派分子瞎说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灭绝良心地抹煞党在各方面所领导的成绩。
工程师彭世藩就用他解放前后近二十年从事水利工程的亲身体验，无情地粉碎了右派分子的谬论。
解放前，江西全省除了一座支离破碎，岌岌可危，只能灌溉一万多亩田的万安渠以外，拿不出一个像样的水利工程，连稍有科学价值的设计、勘察资料也没有。
可是，在解放后几年来，仅灌溉工程一项，我们修复了万安渠，灌溉面积扩大到四万多亩，还新建了安福渠、槎滩渠、北潦渠、西潦渠、南潦渠、白塔东渠、白塔西渠、礼林渠、宜惠渠、走马坡、锦惠渠等，其他各专区和县修建的还不在内。
这些工程除个别的以外，灌溉面积都比万安渠大。
这样巨大的成绩，是亘古以来，任何时候所没有的。
铁的事实，唤起了每一个正直公民的正义感和爱国热情。
右派孽障的邪气再也抬不起头了。
一次，我在水利厅遇到了彭世藩工程师，我问他，在这次反右派的斗争中，他最深刻的感觉是什么？
他诚挚地告诉我：
“经过这次斗争，比任何时候都迫切感到需要靠拢党、维护党。”
他说，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和工程师，他解决了一个几年来未彻底解决的思想问题：
怎样对待政治。
从前他想得很天真：
党这样强大了，不会有人设想推翻党的领导的。
因此，自己只空空洞洞的赞成党，赞成社会主义，但不知怎样靠拢党，维护社会主义事业。
这次不仅在全国各地，而且也在我身边暴露出了右派分子，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推翻党，摧毁社会主义事业，使我大吃一惊。
我是一个工程师，我能一面建设，一面看着别人破坏么？
他毅然决然地说：
“不能，我要维护社会主义，维护带领着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的火车头——党！”
眼睛、鼻子、耳朵都光亮、顺畅得多了
一位工程师在闲谈时告诉我：
“现在眼睛、鼻子、耳朵好像都光亮顺畅得多了。
对一件事情有利或有害于社会主义，只要仔细看看就能分辨得出。”
他还给我说了一段小故事。
他邻居有一个小孩考高中，有一道题目较难没有做出，孩子的家长就发牢骚说：
“题目出的难，这不是国家明摆着不要你们升学。”
他听了当时就感到话语不对，事后他怎么也忍不住了，他找到邻居根据国家的教育政策向他们解释清楚了。
这虽然是一件微小的事情，如果在一个多月以前，他即使听了也不会过问，说不定还会附和这位邻居不正确的意见哩。
水利厅的党组书记陈志诚厅长接待了我。
他说：
“这次我们从党外人士的帮助中，得到教训，洗了个澡，也在展开大辩论中，揭露了右派分子，提高了政治嗅觉，明辨了是非。”
（原载8月26江西日报，本报略有删改，并且加了小插题）
感谢棉农对祖国的新贡献！
采摘新棉迎接丰收
各地要细收摘净保证棉田产品全部收回
新华社30日讯
全国大部分棉区开始采摘新棉了。
据记者从农业部获悉：
今年的棉花大部分生长得好，今后是棉花陆续吐絮的时候，如果没有雨涝，不遇早霜，今年的棉花总产量可能超过去年，如果收得好还可能和大丰收的1955年差不多。
（按：
1955年棉花总产量是三千零三十六万担，1956年是二千八百九十万担）
现在，长江以南湖南、江西、浙江等省棉区新棉已将上市，有的农业社已准备向国家交售新棉。
河南、山东、江苏、陕西、四川和湖北等省的棉区都已经开始了采摘新棉。
河南省洛阳、南阳等地也有新棉上市。
河北、山西南部地区的早熟棉花也已经采摘了。
去年，主要产棉的河北、河南、江苏、安徽等省因台风、暴雨受灾很重，因而棉花减产。
今年却只有河南、山东两省有少数棉田受灾。
而现在面积和产量都超过全国一半以上的河北、河南、山东和江苏四省的四千九百多万亩棉花，都结桃累累，呈现出一片丰收景象。
据国务院组织的棉花生产调查组的报告，河南省的一千多万亩棉花的产量初步预计可能比去年增产三十多万担。
河北省的一千四百多万亩棉花的平均亩产量估计可能接近四十一斤，这就比大丰收的1955年的平均亩产量还高一斤。
江苏省今年的棉花也是中上年成，初步估计可能比去年增产九十多万担左右。
另外，山东省的棉花也将得到丰收。
据这个省的农业厅估计，全省一千一百多万亩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也可能达到四十斤以上。
湖北、四川、陕西和浙江等省今年棉花的生产情况也是好的。
据了解，湖北省八百七十多万亩棉花可能比去年增产8％。
四川省全省的棉花总产量也可能比去年增加一成以上。
浙江省的一百十五万亩棉花，株高叶盛，桃多而大，省农业厅估计每亩可产六十斤左右；
著名的高产棉区慈溪县的五十四万亩棉田，估计每亩可收九十斤左右，超过历史上单位产量最高的1955年。
陕西省的四百七十多万亩水浇地和旱地棉花的棉桃一般都有六到十二个，亩产量估计可达到三十斤到七十斤，全省将比去年增产棉花十万担左右。
安徽和江西等省的棉花也丰收在望。
今年全国棉田的实际收获面积要比去年少一百多万亩，而总产量却可能比去年增加，其中主要原因是棉花的良种面积比去年又有极大发展，棉花的密植工作比去年又有了改进，加以播种适时，田间管理工作比去年做得精细，同时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也比去年做得好，棉田的施肥数量和质量在许多地区也比去年有提高。
要保证棉花得到增产，农业部认为还必须注意作好棉花的收获工作。
这首先是要保证棉田的产品要全部地、安全地收回来，真正做到及时细收摘净、避免棉瓤掉落、抛散等损失。
对收花末期棉秆上残留的尾花，各地也必须注意收摘，这虽然数量不大，但集少成多，对农业社和国家来说仍然是一笔很大的收入。
其次，在棉花收摘工作中还必须保证棉花的质量，切实贯彻好坏花分收、分晒、分存、分轧、分卖的“五分”办法。
以便适合于纺织工业的要求。
我国决定承认马来亚联合邦
毛主席和周总理电贺马来亚独立
新华社30日讯
毛泽东主席今天致电马来亚联合邦最高元首端古·阿卜杜勒·拉赫曼祝贺马来亚独立，电文如下：
马来亚联合邦最高元首端古·阿卜杜勒·拉赫曼陛下：
欣闻马来亚联合邦宣布独立，我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名义谨向陛下和马来亚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祝马来亚联合邦繁荣和马来亚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7年08月30日
新华社30日讯
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今天致电马来亚联合邦总理兼外交部长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祝贺马来亚独立，电文如下：
马来亚联合邦总理兼外交部长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阁下：
我荣幸地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知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决定承认马来亚联合邦。
祝马来亚人民在缔造自己的国家和建设幸福生活的事业中获得新的成就。
祝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日益加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1957年08月30日于北京
祝“亚洲电影周”开幕
在亚洲各国政府和电影机构的热心合作和赞助之下，“亚洲电影周”今天在北京正式开幕了。
“亚洲电影周”是亚洲各国影片的一次展览性映出，也是亚洲电影工作者的空前盛大的一次集会。
这次集会，通过亚洲各国电影工作者相互观摩、学习和交流经验的活动，将会增强亚洲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促进亚洲各国民族电影事业的发展。
亚洲各国具有悠久的文化艺术传统。
随着亚洲历史进程的巨大变化，亚洲各国的民族电影事业日渐兴起。
根据概略的统计，亚洲各国影片的年产量的总和，已达一千五百部左右，约占全世界影片年产量的半数。
而且由于觉醒的亚洲人民的实际要求，亚洲各国的许多影片都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影坛上。
亚洲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给予各国年青的电影艺术以深刻影响，许多影片都明显地或含蓄地接触到人民为自由而斗争的重大主题。
这种亚洲电影历史发展的新趋势，使这次“亚洲电影周”具有不平凡的意义。
亚洲各国民族电影的成长历史，是跟亚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运动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
殖民主义者在利用电影作为他们侵略工具的时候，一直把亚洲电影市场当作他们散布思想毒素和攫取经济利益的沃土。
他们竭力压制亚洲各国民族电影事业的兴起，通过大量反动、黄色影片的倾销，来排挤和打击亚洲的民族电影事业。
但是，亚洲各国人民和爱国的电影工作者经过长期的努力和斗争，随着亚洲各国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发展和胜利，终于发展了各国自己的电影事业。
这次应邀前来参加“亚洲电影周”的国家，都以各自最富有代表性的或者比较优秀的影片参与展览性的映出。
其中有许多影片不仅在国内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爱，而且在一些国际性的电影节上，也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和褒奖。
我国电影观众正怀着感谢的心情在欢迎各国电影代表团，他们带来的影片使这次“亚洲电影周”形成了“百花齐放”的花园。
“亚洲电影周”向我们展现了亚洲各国的社会生活图景和人民的精神面貌，使我们看到了亚洲国家各有不同特色的风光景色、风俗习惯、节日祭礼及民族歌舞等等。
我们看到了一些国家的和平建设和人民的愉快幸福生活，同时也体会到那些还在为了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平和新生活而斗争的人们的英勇不屈精神，这使我们深深地感到激动。
“亚洲电影周”也呈现了亚洲各国电影艺术的民族特色。
这次展览的很多影片都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民族风格。
各国优秀电影艺术家在东方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发挥了可贵的创造才能。
他们在继承本国文化艺术遗产的基础上反映了爱祖国、爱人民、爱自由、爱生活、爱和平的崇高思想感情，以它们真实、大胆和朴素的表现手法和优美动人的民族音乐歌舞打动了观众的心，使我们感到非常亲切。
中国人民的电影事业虽然有相当长的发展历史，但在艺术上仍很年青。
这次亚洲国家的电影展览映出，给我国的电影艺术工作者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学习观摩的机会。
我国人民一向重视亚洲各国民族电影事业的成就和发展，认为它们不仅是我们亚洲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而且也是世界电影艺术画廊中的可贵作品。
尽管亚洲各国电影工作者的意识形态、政治见解、文艺思想和创作方法等有不完全相同的地方，但这并不妨碍大家的友好团结。
参加“亚洲电影周”的各国影片所表现的美好生活理想与强烈的和平愿望，正是亚洲电影工作者以及广大人民的友谊和团结的基础。
我国人民通过这次影片的观摩欣赏，一定会更多地了解到亚洲各国人民淳厚朴实的优良品质和坚韧不屈的斗争精神，从而得到鼓舞，增强我们建设自己祖国和保卫和平事业的力量和信心。
1955年亚非会议以来，亚非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有了更大的发展。
“亚洲电影周”的举行，是1956年亚洲作家会议以来，发展亚洲各国文化交流事业的重要措施之一。
亚洲各国电影艺术和电影工作经验的交流，亚洲各国电影工作者的友好团结，对于亚洲人民的友好团结，对于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和电影工作者的大团结，都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我们衷心地祝贺“亚洲电影周”的成功。
胡志明主席离京回国
新华社30日讯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随行人员，在今天早晨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8时35分，胡志明主席由朱德副主席陪同来到机场。
在乐队奏越中两国国歌后，胡志明主席又由朱德副主席陪同，检阅了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一群少年儿童向贵宾们献了鲜花。
胡志明主席同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热烈拥抱和告别。
随后，他又同前来欢送的中国国家其他领导人一一告别。
8时45分，贵宾们乘坐的飞机在一片欢呼声中起飞。
前来欢送的，有李济深、黄炎培、彭真副委员长，陈云、邓小平、贺龙、李富春、薄一波副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以及国家领导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和北京市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等。
各国驻华使节以及越南留学生等也到机场欢送。
中国驻越南大使罗贵波陪同贵宾们到武汉，越南驻中国大使阮康陪同他们到河内。
据新华社河内30日电
胡志明主席今天回到河内。
他坐的专机在下午五点雨过天晴的时候降落在嘉林机场。
从机场到主席府的一路上，三万群众夹道欢呼，体现了对人民领袖胜利归来的无限关心。
马来亚人民独立斗争的新胜利
今天，在亚洲南部又一个独立国家——马来亚联合邦诞生了。
这是马来亚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胜利。
马来亚人民正在庆祝自己祖国的独立，中国人民对此也表示衷心的祝贺。
西方殖民国家几个世纪以来对亚洲国家的残酷压迫和野蛮统治，使亚洲各国人民长期过着贫困和无权的生活。
英法美等殖民国家继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之后，对亚洲很多国家实行了血腥的统治。
我们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一百多年来被外国殖民主义者奴役的痛苦历史。
但是，西方殖民国家对亚洲人民的奴役，激起了亚洲各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和不屈的斗争。
经过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锡兰等国人民，都相继摆脱了殖民奴役的枷锁，先后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现在，世界被压迫国家的人民正经历着一个伟大的民族复兴的过程，亚洲的历史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民族主义国家的兴起已经成为现今的时代潮流，反殖民主义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力量。
今天，马来亚人民独立斗争的新胜利，进一步证明了这一历史力量的伟大，进一步说明了世界殖民体系已处于崩溃的边缘。
马来亚的获得独立，是全体马来亚人民同殖民主义者进行长期的、英勇的斗争的结果。
马来亚人民在西方殖民国家残酷的统治下，渡过了四百多年漫长的悲惨生活。
英国殖民主义者继葡萄牙人、荷兰人之后，从1824年起就对马来亚人民进行了残暴的统治和野蛮的掳夺。
马来亚平均年产橡胶六十余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33％，年产锡六万余吨，占世界总产量的35％。
橡胶和锡不仅为英国垄断资本家带来了巨额的利润（1953年净赚三亿三千九百万美元），也为英国殖民主义者换来了大量的美元，使马来亚以英国的“美元制造厂”著称。
不仅如此，马来亚和新加坡控制着连接印度洋和南中国海的马六甲海峡，在军事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正由于这种经济的军事的价值，英国殖民者是决不会轻易放松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的。
但是有了殖民统治，就有反殖民主义的运动，有了压迫，就有反压迫的斗争，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长期以来，马来亚的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为争取民族解放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马来亚各民族各阶层的人民也高举着争取民族独立的旗帜。
特别自著名的亚非会议以后，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万隆精神的鼓舞下，马来亚人民的独立斗争更进一步向前发展了。
英国殖民者感到继续采取直接镇压的老办法，已不能照旧维持统治，因而颁布了所谓“新宪制”，玩弄“自治”的把戏，企图以“自治”之名，继续维持其殖民统治之实。
但是这种把戏不但欺骗不了马来亚人民，而且引起了马来亚广大人民的激烈反对。
迫于这种愈来愈不利的形势，英国政府不得不同意马来亚成为英联邦范围内的一个独立的成员国。
今天，马来亚人民在欢庆他们这一胜利的同时，当然会深深懂得他们争取祖国独立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他们还需要进行很多努力，来建设和发展自己的国家，以谋求祖国完全的独立，而国内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紧密团结，更是争取国家完全独立的保证。
马来亚人民在走向完全独立的道路上的每一努力，将获得全世界爱好独立和自由的人民、特别是亚非各国和我们中国人民的积极支持。
中国和马来亚同处亚洲，中马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深厚友谊。
几个世纪以来，两国人民即已相互往来。
近世纪来由于西方殖民国家的阻挠，我们两国间的往来有所疏远。
但是自去年06月马来亚解除橡胶禁运以后，马来亚工商界即组织代表团前来我国访问，两国间建立了新的贸易关系。
这是中马两国友好关系的良好开端。
今后，中马两国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将不仅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也必然有助于亚非各国的友好合作。
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
在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座谈会上，潘梓年希望一切爱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起来战斗
据新华社30日讯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昨天在北京举行座谈会，揭发和批判了右派分子实现章罗联盟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一个重要步骤——图谋使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参加座谈会的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百多人。
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潘梓年首先发言。
他指出，右派分子利用中国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发出了“恢复”旧社会学、旧经济学、旧政治学、旧法学等等叫嚣，企图在这种口号下把对共产党不满、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怀念资本主义制度、抗拒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并且企图引导缺乏经验的青年走上错误的道路。
他们的目的是图谋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反对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国家工作。
他们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向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指向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这是一场政治上、思想上尖锐的阶级斗争，一切真正爱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起来战斗。
潘梓年接着叙述了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右派分子的活动。
潘梓年接着指出右派分子企图使关于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农业与农民生活问题、城市建设问题、民族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都掌握在资产阶级社会学者的手里，其目的很明显地不是为了学术研究，而是要在科学研究机构、高等学校以至国家生活的各方面夺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
潘梓年最后说，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我们今后仍然坚定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仍然要坚持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
在我国过去学过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人当中出了不少右派分子，这是同这门学问的极端反动有关的。
资产阶级社会学彻头彻尾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科学的，我们必须在原则上予以否定。
但是过去学过社会学的人经过初步思想改造以后，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仍然可以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自己有用的知识和能力的。
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贺致平在会上揭露图谋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主要策谋者费孝通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的活动，以及民族学院师生揭露和批判费孝通反动言行的情况。
费孝通、吴景超在会上作了“交代”。
曾参与图谋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活动的劳动干部学校副教授袁方在会上揭露了一些这个右派集团的阴谋活动。
座谈会将继续举行。
云南人代会上一场激辩
右派分子被驳得大败亏输
龚自知秦凤翔马伯安等挑拨党和各族人民关系的谬论彻底破产
据新华社讯
27日闭幕的云南省第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包括二十多种民族的代表们以各族人民亲身经历的事实，击败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共产党的猖狂进攻。
在历时十一天的小组会议和大会讨论中，各族代表着重批驳了右派分子妄图取消共产党对各族人民的领导、挑拨各族人民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以及否定全省各项工作巨大成就的反动谬论。
代表们指出，右派分子龚自知等人所谓云南省是“一面大丰收，一面饿死人”和“少数民族生活不如解放以前好”的说法，是别具心肝的一派胡言。
代表们指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各族人民的粮食收入，已经由解放前平均每人每年四百斤，增加至七百到九百斤，在生产比较落后的山区，每人每年也平均收入原粮六百多斤，基本上改变了那种“山茅野菜千家饭”、“山穷水尽无路走”的生活状况。
耿马傣族佧佤族自治县的三位代表指出，正是这些右派分子过去统治云南的时候，才是真正饿死人的时代。
只有四、五百人的耿马县城，解放前每年至少饿死十多人，但是，解放后全县的粮食产量每年几乎平均增长一倍，早已结束了那种饿死人的时代。
各民族的代表彻底批驳了右派分子秦凤翔说共产党对少数民族“讲的是平等、实际上是不平等”，
“共产党对大民族好，对小民族不好”，“既然实行了区域自区，就不应该叫汉族干部再留在自治机关里”等谬论。
代表们指出，正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所谓“殖边”“督办”的民族地区，几年来已经建立了五个民族自治州、十三个自治县和许多民族乡。
历史上受压迫最深、总人口只有三千到一万多人的独龙人和怒族人民，也都建立了自治政权，实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当家作主的权利。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代表回忆起国民党军队屠杀攸乐人的情况说：
“他们烧毁了攸乐人的村寨和茶园，把原有一万多人的攸乐人杀得只剩下三千多人，迫使这个已经进步到用牛犁地的民族又回到原始的刀耕火种的时代。
在那样黑暗的日子里，各民族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还有什么平等权利可言？”
西双版纳、德宏两个自治州的州长在发言中都认为，两地的少数民族干部几年来增长很快，已占到干部总数的40％以上，从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上也可看出不能没有先进民族的帮助。
右派分子马伯安所散布的民主改革把少数民族“搞得四分五裂”的谎言，在会上也受到了各族代表的驳斥。
傣族代表们指出，自从边疆实行民主改革，山区民族摆脱了傣族领主的剥削以后，各民族间已出现了新型的民族关系，山区民族不再称傣族为“波”（老爷）；
傣族也不再叫山区民族为“卡”（奴隶），而互相称为“比浓”（兄弟）。
代表们认为：
右派分子所谓“合作化不适合民族地区”的说法，是一种有意抹煞事实的反动谰言。
例如，拥有一百五十多万人口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在实现了高级合作化的第1年，就有80％的社员农户增加了收入。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试办的第1批六十七个合作社中，有97％的社增加了生产，有的甚至增产80％以上。
右派分子们，实际上是反对各族人民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各族代表一致认为，龚自知、禄国藩等右派分子所散布的企图取消共产党对各族人民的领导、要求共产党处于“超然”地位和退居“幕后”的反共言论，是各族广大人民所绝不能容忍的。
刀京版说：
“究竟是共产党好还是旧日的反动统治集团好，我们少数民族人民已经从自己实际生活的体验中辨得清清楚楚，在这一点上，我们少数民族人民的嗅觉是再灵敏不过的了。”
代表们指出，由于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各族人民不但在政治上获得了平等权利、经济文化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而且，各民族还普遍扭转了人口逐渐减少甚至民族趋于严重危机的命运。
卫生事业的迅速发展使各民族的人口正在逐渐增加。
可见只有共产党的领导，各民族才有共同繁荣的保证。
具右派“慧眼”用反党“神笔”
彭子冈是向党冲锋的悍将
据新华社30日讯
过去两天在这里举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揭穿了“旅行家”杂志主编彭子冈自称爱护党的迷惑人的假面具，把她的反党面目完全暴露出来。
据光明日报、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和大公报的工作人员揭露，彭子冈是右派分子在新闻战线上向共产党进攻的一员女悍将。
彭子冈和储安平，浦熙修以及大公报右派分子朱启平、肖离、肖凤等人有密切关系。
彭子冈曾积极帮助储安平篡改光明日报的政治方向，参与浦熙修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大公报的右派分子向大公报党组猖狂进攻时，和彭子冈彼此呼应。
今年03月31日，储安平就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前夕，彭子冈和他的丈夫徐盈，邀储安平、浦熙修等人密商。
他们研究了光明日报的人事安排，办报方针和版面改组等事项。
彭子冈甚至得意忘形地要写“新总编辑上任记”。
到6月上旬为止，彭子冈与徐盈在十一个星期中就有九个星期天与储安平在一起，他们除进一步策划篡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外，还计划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在报面上增添“三害”漫画，刊登北大民主墙的反动言论，妄想把人代大会搞得乱糟糟，然后由章伯钧、罗隆基之流来收拾场面。
06月0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后，浦熙修获悉储安平辞职消息，彭子冈仍竭力主张文汇报发专电，继续向共产党进攻。
徐盈主张看看风头再说，彭子冈表示强烈的不满。
人民日报高集揭发，彭子冈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玩弄卑劣手段的人。
当年在大公报的另一个女记者就是被彭子冈逼走的。
这是一个进步的女记者，彭子冈想尽一切办法，叫她在大公报无法立足。
但是彭子冈对于反动分子却开诚相见，相处得十分融洽。
解放前，她在北京和一个在国民党反动军队中担任过上校职位，干过许多反共罪行的人物，无话不谈。
甚至她同地下党同志联系的关系，也告诉了这个反动分子。
座谈会尖锐地批判了彭子冈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揭穿了她所吹嘘的“慧眼”和“神笔”。
她攻击解放后的新闻事业一无是处，诅咒现在的新闻记者没有自由、没有独立思考。
她给文汇报写的“尊重新闻记者”社论，对于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
彭子冈对资产阶级的旧报纸歌颂备至，经常向人鼓吹旧大公报的传统。
今年05月20日，彭子冈在大公报上写了一篇“假如我还当记者”一文，开头就说：
“不当记者三年了，不凭自己的新闻敏感和创造性去采访已有七、八年了”，意思就是说彭子冈这位“名记者”的“新闻敏感和创造性”在全国解放以后就被扼杀得干干净净了。
新闻工作座谈会将继续揭露和批判彭子冈的反党言行。
勾结储安平彭子冈到处煽风点火
反党分子徐盈唯恐天下不乱
本报讯
继党内右派分子王谭、龙纯璋被揭露之后，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最近连续召开全体学员大会，揭露和批判该校另一个党内右派分子、普通班学员、原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徐盈的反党言行。
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期间，徐盈唯恐天下不乱，“总想搞出点名堂来”。
他和右派分子储安平、彭子冈、浦熙修等串通一气，到处煽风点火，里应外合地向党进攻。
徐盈极力贩卖大量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新闻观点，攻击党的新闻工作，阴谋篡夺党的新闻工作阵地。
徐盈污蔑我们国家没有“新闻自由”，埋怨“党委审查，党组讨论，影响报纸出版发行及销路”。
因此，他主张“争取新闻自由”，就是向无产阶级要资产阶级的自由，向党向人民要反党反人民的自由。
他说：
“新闻就是新闻”，“不要怕片面性”。
他还极力主张“办同人报”，“报纸可以是公私合营，也可以是私营”。
徐盈还对储安平、徐铸成等抱不平，说我们党不“尊重报人”，他说他要站在“记者立场”说话，因此，积极利用“左叶事件”与他的妻子彭子冈（党内右派分子）合谋向党进攻。
徐盈和储安平是生死弟兄。
在03月到06月的十一个星期中，他有九个星期日和储安平在一起商议如何篡改光明日报的政治方向；
如何向党进攻；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又共同会商怎样退却的问题。
徐盈向储安平建议光明日报成立一个“人数不多、以费孝通为中心的社评委员会”，储接受了这个建议，果然建立了一个包括费孝通、钱伟长、徐盈在内的“顾问团”。
他还指导储安平如何写社论，写新闻，并且共同研究了光明日报的人事安排。
徐盈对光明日报这样热心的目的是想利用光明日报来团结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争天下。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徐盈又两次到储安平家中去，和他订立攻守同盟，并要他伪装积极，作假检讨。
徐盈和右派分子彭子冈、费孝通、浦熙修等关系也很密切。
彭子冈利用“左叶事件”为文汇报所写的“尊重新闻记者”的社论事先就和徐盈商议过。
这篇社论实际上是新闻战线上向党进攻的总动员令。
徐盈恨的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
在党校里面，徐盈攻击党校“校风甚坏”，说党的高级干部都是“粗暴不文”、“堕落腐化”。
他并数次攻击学校是“教条主义”，“不解决问题”，说“杨校长只骂唯心主义是‘黄鬼绿鬼’不解决问题，艾思奇是教条主义，教研室是误人子弟”；
他又攻击学校有严重的宗派主义，目的是想在校内放火，借此转移反右派斗争的锋芒。
徐盈的这些反党罪行受到全体学员的揭露和批判后，仍然拒不悔改，没有老老实实地全部交代。
党校学员都表示要向他斗争到底，决不许他蒙混过关。
张志和穷凶极恶罪证如山
在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上他的反动面目被彻底揭发
新华社讯
章罗联盟的骨干分子——国务院参事、民盟中央委员张志和的反动面目，已经在正在举行的四川省第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上被充分揭露出来。
张志和在代表们所揭露的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开始低头认罪。
据代表们揭露，今年05月23日，张志和在北京社会主义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公然为四川一个土匪恶霸头子“伸冤”，说这个土匪恶霸头子“对革命有贡献”，“不该判刑”。
他企图以这件事贯彻罗隆基“平反”的主张。
06月06日，张志和又在民盟中央第10支部会上公开攻击共产党的干部政策，污蔑共产党“埋没了好人，提拔了坏人”，6月0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张志和、范朴斋和谭惕吾一起研究对策，认为这篇社论“大失人心”，他们主张继续向共产党进攻。
张志和还责怪谭惕吾对卢郁文的打击还不够凶狠，需要更进一步。
张志和不仅在北京点火，同时，还直接指挥他的亲信在四川财经学院、省交通厅、省人民医院等单位点火，并指挥他的亲信以“内外夹攻”的方式，企图打垮民盟省市委机关中的进步力量。
虽然代表们在会上揭露了许多事实，但张志和却在会上抵赖，说他过去一直是“进步”的。
许多代表就用事实来驳他这一层画皮。
据揭露，张志和在第1次国内大革命高潮时期曾经混入共产党，但就在那时候，他却积极地写作“全民主义”（即国家主义）的反动政纲和宣言。
1930年，他在地方军阀手下当军官。
同年09月03日，江津地方部队在共产党领导下起义，张志和当时就叛变了党，残酷地镇压这次起义，因而被清洗出党。
这次事件发生后，张志和亲自参加审问并当场枪杀起义士兵和共产党员六十多人。
他还在很多士兵的身上刻上“共匪”二字。
他残酷地在一个红军战士的头上打了三个眼，插上两支蜡烛和一柱香，“活祭”他那反动透顶的副官长。
他还无耻地把一个受伤后被俘的女共产党员曹泽芝的衣服剥光，亲自用灯照曹泽芝的全身，看这位女共产党员的乳下有没有记号。
这位女共产党员经他的百般侮辱和严刑拷打以后，成了残废。
在这次省人代会小组会上，这位当年的女共产党员当场到会和张志和对质，迫使张志和不得不承认他的血腥罪行。
据揭露，1942年张志和混入了民盟，但他同时又勾结反动派头子张群、王陵基和大特务徐远举、徐中齐等人。
同年11月，张志和又叛变了民盟，根据国民党特务的指示，和范朴斋联名登报解散四川省和成都市的民盟组织。
接着，张志和就公开投靠了王陵基，担任了伪四川省府的“高级顾问”。
据揭露，1948年以后，张志和又积极贯彻章伯钧的反动政治路线，到处搜罗政治资本，阴谋割据川康，并且组织了反动武装。
1948年和1949年，他在雅安、荥经、天全三地发展的一百四十五个所谓
“盟员”中，有恶霸、惯匪三十三人，伪军官二十六人，特务二人，匪首朱世正就是这支反动队伍的总指挥。
当时张志和还提出“先、大、显”的号召，所谓“先”就是要抢人民解放军的“先”；
“大”就是要继续扩大地主土匪武装；
“显”就是要向共产党和人民显示他的力量。
解放以后，张志和割据川康的阴谋破产了，民盟组织又进行了整理工作。
张志和、范朴斋以后就在章罗联盟的支持下，直接指挥四川的右派分子张松涛、韩文睦、刘坤南等，千方百计地图谋翻武装割据的案，翻整理组织工作的案。
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张志和还继续同范朴斋、潘大逵勾结，企图掩盖他们的罪行。
彻底打垮一切右派分子 掀起社会主义改造高潮
天津工商界即将开始全面整风
据新华社天津30日电
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员会和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今天举行联席会议，确定从9月份起在全市三万八千多名工商业者中展开全面整风运动。
会议通过的整风运动工作方案提出，要继续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彻底打垮一切右派分子，并使全市工商业者受到深刻的反对右派和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社会主义教育，掀起一次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
根据天津市工商业者的具体情况，工作方案规定分期、分批、交叉进行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
在全市工商界的两千名左右骨干分子中，要克服右倾观点和温情主义，进行彻底的反右派斗争，然后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分市、区两级同时进行一般整风。
在工商界骨干分子以外的约八千名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中，采取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的形式进行整风；
通过社会主义大辩论，并结合反右派斗争的经验教训，联系个人思想，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达到思想改造的目的。
此外，对近三万名小型工商业者，进行反复多次的、通俗的反对右派和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为内容的普及教育。
工作方案指出，工商界的整风运动必须紧密依靠中共各级组织的领导和帮助。
工作方案规定，天津市工商界全面整风的期限暂定半年。
“没有教条主义的党员”
星环
右派分子有一个共同点：
仇视党、仇视人民、仇视社会主义。
仇视党，就必然要攻击党员。
因此，许多坚持党的原则、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党员都被右派分子恶毒地诬蔑谩骂。
但是，也有些党员不唯不挨骂，而且还被右派分子引为“知己”。
右派分子储安平、楼邦彦就曾夸奖过徐盈、彭子冈夫妇是他们所认识的仅有的“没有教条主义的共产党员”。
教条主义是共产党历来反对的东西，这对夫妇没有教条主义，这不是很好吗？
但是，右派分子嘴里的“教条主义”，和我们一般理解的教条主义完全是两回事。
右派分子所说的“没有教条主义的共产党员”，只是对右派分子“很好”，对党和人民就完全很不好了。
即以徐盈、彭子冈夫妇而论，他们对右派分子储安平是一种态度，对党和人民又是另一种态度，两种不同的态度，充分地表明他们站在什么立场上。
徐盈原来任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副局长，现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
从今年03月到6月的十一个星期日中，徐盈就用了九个星期日的时间，同储安平“策划于密室”，密谋篡改光明日报的政治方向，发动对党的进攻。
当储安平遭到人民的反击以后，徐盈又设法为他探听消息，开脱罪责，并且直接指点他作假检讨，企图蒙混过关。
徐盈这个共产党员对右派分子这样关切，对党员、党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却异常憎恨，辱骂老干部是“粗暴不文”“腐化堕落”。
对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一再攻击，说党校是“教条主义”、“不解决问题”、“校风很坏”、“教研室是误人子弟”，“应当请非党学者来参加教研室工作”。
徐盈的妻子彭子冈是“旅行家”杂志的主编。
为了把“旅行家”变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一个据点，彭子冈以种种借口排斥、打击共产党员，两年来把在“旅行家”工作的共产党员排挤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也时时遭到她的冷眼。
当着储安平受到人民的反击以后，这位以“冷眼”对待党员的彭子冈却非常热心地和楼邦彦、费孝通等一起，为储安平寻找“法律根据”，准备为储安平辩护。
从徐盈、彭子冈这种态度和行为，完全可以看出他们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也就不难理解右派分子所说的“没有教条主义”是什么意思，而“没有教条主义的共产党员”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看来，右派分子眼中的“教条主义”，就是马列主义。
所谓“没有教条主义”就是没有马列主义、没有党性；
所谓“没有教条主义的共产党员”也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员”。
不是吗，这些人虽然名义上是党员，但是却攻击党、谩骂党、反对党，甚至要革党的“命”。
这些人虽然宣过誓“要为共产主义的事业奋斗到底”，但是却认为社会主义“压抑”了人的积极性，社会主义是“一团漆黑”，“无产阶级专政带来了官僚主义”。
这些人口里说“反对教条主义”，实际上却是反对学习马列主义。
这些人打着“党员”的旗号，干的却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勾当。
问题很清楚了，这些被右派分子所称道的“没有教条主义的共产党员”，实际上就是党内的右派，他没有丝毫共产党员的气味，他只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党内的代言人！
群众高呼“共产党万岁”他就狂叫“国民党万岁”
郭仲隗为蒋介石统治招魂
本报讯
民革河南省委近日举行座谈会，初步揭发了河南省主要右派分子之一郭仲隗的反动罪行。
郭仲隗是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主任。
据揭露，郭仲隗是一贯反共的能手，解放后还妄图恢复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在群众集会上，人们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时候，他就乘机狂叫：
“中华民国万岁”、“中国国民党万岁”。
为了和共产党分庭抗礼，他早就和右派分子刘积学、李静之、刘希程、宋聿修等勾结一起，企图把民革河南省市组织都变成反动工具。
他还企图“捧刘积学作省政府副主席或检察长”，以便掩护其反动面目。
另外，他还拉拢曾经参加过五次围剿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孙连仲部少将参谋长赵大璞，负责筹建新乡市的民革组织工作，以扩大其势力范围。
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郭仲隗也大肆诋毁攻击。
在抗美援朝运动时，美帝国主义“纸老虎”面目已彻底暴露，但郭仲隗却一口否定。
对于土地改革，他主张“和平土改，不要斗争”，并鼓动刘积学抗拒土改，起来“革命”。
他对刘积学说：
“你不革命，人家要革你的命！
你回去看看！”
河南省有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王友梅，依法被镇压了；
但郭仲隗却很不服气，并狂叫要“肃清一切反特分子！”
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以后，郭仲隗的反共活动更加猖狂，甚至连饭也不吃，到处搜集和制造毒弹，并与其反动集团的成员策划于密室。
郭仲隗所以公然替蒋介石招尸唤魂，敌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原来他很早就是CC的骨干分子，在抗日战争时期又参加了军统特务组织，并充任蒋介石的伪豫北专员兼保安司令，不抗日，专反共。
以后，蒋介石在重庆又亲自接见了他，并赐给他豫、鲁监察使的高官。
蒋介石在逃亡台湾的时候，还任命郭为台湾的伪监察使。
中央四个机关肃反运动的真实情况
——驳斥右派对肃反运动的污蔑
肖若勤
右派分子企图抹煞肃反运动的成绩，他们把肃反运动的缺点夸大到骇人听闻的程度。
右派分子的这种捏造和夸大，是经不起事实的驳斥的。
请看，下面是中央电力工业部、冶金工业部、商业部、农业部等四个机关肃反运动的真实情况。
右派分子说：
“这次党领导搞肃反运动是庸人自扰”“这次肃反没有真正打出来一个反革命分子”“这种做法是是非不分，敌我不分”事实怎样呢？
从这四个机关来看，在历时一年的肃反运动中，每个机关都清查出来约占机关工作人员总数1％左右的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
其中，冶金工业部一百二十一名，电力工业部四十一名，商业部三十二名，农业部二十八名。
这里面有军统特务、中统特务、日本特务及其他系统的特务；
有反动党团骨干；
有恶霸土匪；
有汉奸，有叛徒，有反动军政警宪中的反革命分子。
在这些反革命分子中，有不少是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杀人凶犯。
商业部交电公司清查出来的刘汝清就是这样的反革命分子。
在他担任河南省柘城县日伪县长、警备大队长期间，曾多次指令警察乱抓劳动人民送往北京、大同、芒山头等地为日寇筑工事、挖煤。
仅1943年冬、1944年春秋先后四次就抓了三百余人。
这些无辜人民被抓后，不堪凌辱而死者不计其数，现已知道的就有十一人。
刘汝清还用种种办法替日寇掠夺各种物资。
刘曾被日寇誉为“模范县长”。
商业部纺织品公司清查出来的王念元也是一个凶恶的反革命分子。
在他担任日伪及国民党的警察所督察组长期间，经常逮捕我革命干部和土地改革中的积极分子。
1947年10月地主“控告”被分了东西，王曾亲自带领警察，抓捕我农救会会长、妇救会副会长及积极分子十二人，毒打后，就活埋、枪毙或关押。
又如商业部交电公司清查出来的张林，是个叛徒。
1947年张林就勾结了中统局特务甄玉章，并把甄介绍入党。
张林还出卖组织，党的北京地下组织因此遭受严重破坏，一百零三个地下党员和靠拢党的进步分子被敌人捕去。
在敌人严刑烤打这些党员和进步分子时，张还当堂指认。
有些同志密写传递纸条，鼓舞斗志，坚持气节，张便把纸条交给敌人。
张还在狱中以“共匪暴行”为题给进步分子讲话，对革命运动进行恶毒的污蔑。
解放后，张混进革命阵营，在中国交电公司担任经理秘书，并混进了青年团组织。
清查出来的这些反革命分子中虽有不少是历史上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他们对共产党、社会主义仍保持着刻骨的仇恨，他们寻找各种机会进行破坏，如：
组织反党小集团，散布反动言论，挑拨党和群众的关系，制造工作差错，传播谣言……。
北京水电勘察设计院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黄立仁，解放后，除了在香港出版的反动刊物上发表反动文章外，还在机关内组织反动小集团，污蔑、咒骂党、政府和一切先进事物，吹嘘原子弹的威力，祈求第3次世界大战的到来。
他说：
“到那时候，中国就会吃到那滋味了，”他说他是“身在大陆，心在台湾”。
又如冶金工业部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马延訒，潜入该部计划司，在工作中搜集党的机密，如重工业部企业的分布、地址、目标、产品名称及用途，重工业部五年计划的上涨速度、成本降低率，东北一些企业的生产过程、矿石成本。
这些反革命分子像“定时炸弹”一样地埋藏在我们中间，一遇时机，即行爆发。
对于这些人，现在不去肃清他们，难道还要等到他们颠复了社会主义才算吗？
右派分子还说：
“斗争反革命是用了逼供信的方法”“捕风捉影，没有材料根据。”
他们又说：
“肃反运动形成草木皆兵，人人自危，大大伤害了群众的积极性。”
让我们来看看事实。
这里只介绍一下肃反中的调查工作的情况，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各机关在肃反中是采取了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
以电力工业部为例，运动中曾派出五百名干部外出做调查工作，足迹几乎遍及全国。
为了核对一个事实，调查的同志曾深入到边远地区和偏僻乡村；
为了追搜一个线索，曾连跑几省，乘车几天几夜；
为了证实一个材料，曾整整翻遍一屋子档案。
电力工业部水电总局徐祥先在肃反中交代了他在1944年参加滇西游击队任谍报组中尉副组长及人事参谋的事，为了弄清这事，该局便派人到云南进行调查，先后到滇西游击队经过的曲靖、个旧、大理、下关、龙陵、腾冲等县，终于找到了原滇西游击队的司令、大队长、支队长等人，弄清了事情的真相。
为了查清张步骞是否参加过阎锡山的反动组织“进步社”，调查的同志翻完了整整一屋子档案，最后终于证实。
像这样的事实是不少的。
这充分说明了党对于被清查的对象的任何一个线索都想尽一切办法追查清楚。
但是右派分子却又攻击党说，这样做是“得不偿失”，“不值得”。
右派先生们是何居心，难道不是十分明显吗？
让我们再看看冶金工业部的情况吧。
这个部的钢铁工业管理局有个干部叫张其廉，组织上原来掌握一份他参加湖南省零陵县青年党筹备委员的材料，而且写明了年龄和籍贯。
但张其廉坚不承认，后经调查证实，原来这材料是反革命分子张国光的，张国光在投考高中时，曾冒用张其廉的文凭，因而，在当青年党筹备委员时，便继续沿用了张其廉的姓名、年龄和籍贯，至此不但弄清了好人，并且查获了真正的反革命分子。
在农业部也有同样例子，如粮食局副总农业技师莫定森，在运动中，有人检举他是“国民党员”；
又有人检举他在浙江农业改进所任所长时，劝过我地下党员自首；
又有人检举他是CC骨干分子，与CC头子朱家骅、曾养甫、江家楣等人关系密切；
杭州解放前夕，曾与伪建设厅长开过两次计划撤退和布置潜伏特务的“应变会”。
但是，该部并未以此来处理他的问题，而是慎重地进行了调查，三次派人去杭州，通过二十多人进行了查对，并且调阅了南京保存的二十余年的档案材料，证实了他的历史是清楚的。
肃反运动以后，工作人员政治热情高涨呢，还是意志消沉呢？
也只有事实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仍以电力工业部为例，通过肃反有一千四百人自动坦白交代了过去隐瞒的大小不同的政治历史问题，有九百多人检举了反革命和反革命嫌疑问题。
其中如北京电力设计分院刘凤笙同志，他父亲是个反革命分子，解放后畏罪潜逃在外，肃反中到北京来找刘，刘即报告公安机关逮捕归案。
北京电业管理局温广济检举其家庭隐藏短枪和子弹，并且协助公安机关动员他家属交出。
冶金工业部在肃反中有二千九百七十六人自动补充交代了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收到三千七百三十五件检举材料。
另外，在肃反运动中还有人自动交出一部分武器弹药。
不少肃反清查对象经过审查被弄清了多年背着的历史包袱，也都进一步靠拢了党，提高了工作积极性。
如水电总局赵恩諴有些历史罪恶，长期背包袱，整日意志消沉，平时连脸也不刮，头也不剃，弄清问题，给以宽大处理后，激动得痛哭了一场，他说：
“这可丢下了千斤重担”精神愉快，工作效率提高了一倍。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在这几个机关的肃反运动中虽也产生了一些缺点，但这绝不如右派分子所形容的那样，它们比起上述成绩来只是极为次要的。
如在运动初期调查工作不够，错斗了个别好人；
运动中曾一度发生斗争方式粗暴的缺点，再如，对一些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同志的思想教育不够，或一些问题处理不够妥当，影响了这些同志更好地发挥积极性，这些都及时进行了纠正。
右派分子有意渲染这些缺点，其用心何在，是十分明显的。
另外，在肃反运动中反革命分子漏网的现象也是存在的。
如电力工业部在复查中就查出三个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其中有参加日伪搞“无人区”的汉奸，也有解放后参加反革命地下组织的反革命分子。
冶金工业部也是如此。
据几个单位不完全统计，肃反结束以后，又查出反革命分子四起，现行反革命集团案一起。
肃反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
让这些事实来作结论吧！
反党反人民的个人野心家的路是绝对走不通的
巴金
最近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揭露使我大吃一惊。
丁玲竟然一错再错执迷不悟地坚持走她的毁灭的老路了！
关于这个集团过去的活动文艺界中有一部分人也多少知道一点。
一年半前，我听说，丁玲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低头伏罪，决心到“群众中去落户”，要写出对人民有益的作品。
我一方面感到党对她的宽大，一方面也认为她从此走上了光明大道。
今年03月，我在作协召开的创作规划会议上见到她，会后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我和靳以、罗荪去访问她，并约她给“收获”写稿。
在谈话中她忽然提起林希翎这个名字，夸奖这个女孩子如何了不起。
我们三个客人中间只有我收到过一份林希翎的油印的“控诉书”（草稿），匆匆翻阅了一遍。
我自然不知道林希翎以后会是一个右派分子，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女孩子有点招摇撞骗的作风。
我当时没有反驳丁玲的意见，不过我从她这些话里感到一种受委屈的不满情绪。
我仿佛瞥见了她的灵魂的阴暗面。
我因此暗想知识分子的改造的确不是容易的事，她好像并非甘心认罪似的。
但是我也不曾想到其他。
靳以和罗荪也有这同样的感觉。
不过我们还认为她一直在埋头创作，我们还等着读她的作品。
一直到最近读到那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才知道她关着门不是在写小说，却是在干那不可告人的反党的阴谋活动。
原来她并没有走上光明大道，却走进了阴暗的死胡同。
她欣赏、称赞林希翎的时候，她已经推翻了自己过去的检讨，在进行“翻案”的活动了。
她始终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她不过用花言巧语，蒙混过关，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而且她还保存了她这个小集团，作为她重来的资本。
她认为现在机会来了。
她这次重来，不仅“翻案”，而且要篡夺文艺领导权。
谁知她得意忘形的时候也正是她现出原形的时候。
她也许以为这是过分乐观、盲目冒进的后果，其实即使她处心积虑、挖空心思也只有死路一条。
反党、反人民的个人野心家的路是绝对走不通的。
揭露丁、陈反党集团的消息在上海报纸上发表后，不仅文艺界，各阶层的人都在激动地谈论这件大事。
不少的人为丁玲惋惜，很奇怪一个有国际声誉的作家会堕落到甘愿躺在反党、反人民的泥坑里面。
还有人问我：
像丁玲这样受重视、有地位的作家，还有什么不满足？
她为什么不安心创作，还要去搞那种丑恶的勾当？
其实跟丁玲有过较多接触的人，就会知道她并不是偶然失脚掉进泥坑里去的。
她的灵魂里有一个非常阴暗的东西，那就是老舍同志所说的“朕即文坛”的野心和“唯我独尊”的恶霸作风。
她不承认文学是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
她不了解任何一部好的文学作品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她把文学作品看成个人私有的财富。
所以她提倡“一本书主义”，以为一个人有了一本书就有了一切，自然也包括了名和利。
她把写作看作个人追求名利的工具，所以对于“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光荣称号她并不满意，对于党的重视和人民的尊敬她也并不感激。
她还要权！
而且要更大的权！
她还要更多更大的名利。
她以为她写了一本“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她就应该有一切，得不到的她就争，争不到的她就“偷”①，就搞阴谋来篡夺。
做一个大作家还不能满足她的欲望。
她要领导别人，她不能受人领导。
她要在文坛上“称孤道寡”，不能够平等地跟作家们坐在一起，她要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偷盗”勾当，所以就搞反党小集团来实现她的阴谋计划。
奇怪的是居然还有一些“作家”甘心听她指挥，替她出主意，为她奔走，最后把她抬到泥坑里去。
今天在全国人民的眼睛里，丁玲不再是一个“灵魂的工程师”了。
她满脸污泥，躺在臭水里面打滚，不管她真哭假哭也好，作“抒情的独白”也好，她掩饰不了她那令人厌恶的丑态。
老是躺着打滚，只有使她越陷越深。
她并没有出路。
唯一的出路就是从泥坑里走出来，向人民低头认罪，老老实实地彻底交代。
忍着痛去挖自己灵魂里的阴暗、丑恶的东西，越用力挖，越挖得深，越好！
要把所有阴暗的、丑恶的东西全挖出来，挖干净了，才好重新作人，作一个名副其实的“灵魂的工程师”，做一个并不为名为利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家。
不管丁玲肯不肯彻底交代，丁、陈的反党集团是一定会打垮的。
在新中国的文艺界中不能允许有任何小集团存在。
作为一个作家必须把个人的事业跟集体的事业、个人的命运跟集体的命运连在一起，离开了党和人民另找出路，不管是有着多大声誉的作家，哪怕是丁玲罢，也会为人民唾弃，因为她已经自绝于人民了。
8月17日
①陈企霞交代说：
“反党就像偷东西，偷了一点点，就想偷得更多。”
右派分子争的是什么样的“言论自由”
在“鸣放”期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攻击党领导的国家“没有言论自由”。
他们说，“现时代是人民不敢讲话的时代”。
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对社会生活、国家大事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多的发言的权利。
各级的每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都是畅所欲言，代表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
报纸、广播电台经常以大量篇幅刊登群众的意见，反映群众的要求。
但是，右派分子却大嚷大叫“现时代是人民不敢讲话的时代”。
意思就是，要取得“言论自由”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国家制度，改变这个时代。
面对着同一个社会同一个时代，看法竟如此不同。
人们不禁要问：
那些说“现时代人民不敢讲话”的人，究竟是在替什么样的“人民”争取什么样的“言论自由”？
他们所争的“言论自由”，正是放散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自由。
他们这样热心地争取“言论自由”的目的，是要把这种“自由”一旦争到手里，就借此制造舆论，培植反社会主义势力，瓦解人民民主专政，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
试问，我们的国家能够给这些“人民”以这样的言论自由吗？
不能的。
右派分子说什么“人们不敢说党和政府的不好”。
事实也并非如此。
尽人皆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国家民主生活和党的生活中的一项极重要的内容。
宪法规定，我国公民可以对国家机关工作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有对违法失职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控诉的合法权利。
为什么有人说“人们不敢说党和政府的不好”呢？
原来，这里还有个站在什么立场上“说不好”和怎样说法的问题。
人民说党和政府的某些工作“不好”，是站在爱护党、维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是善意的，是为了党和政府的工作作得更好，党和政府当然欢迎。
而右派分子说党和政府的“不好”，则是站在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敌对立场上，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来个根本的否定。
这是恶意的。
右派分子所争的，就是如此这般“说党和政府不好”的自由。
右派分子还认为，在我们的社会，谁说句话动不动就和思想联系起来，追思想根源，这样会“妨碍人们的言论自由”。
我们说，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言论，就有什么样的思想，有错误的言论就必然有错误的思想。
经常把人们的言行和思想联系起来，把旧的思想根源挖掘出来，以便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人们自觉地克服那些不利于新社会的思想意识，树立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利于社会主义事业，这有什么不好呢？
一些人为什么如此害怕将自己的言论和思想“联系起来”，并且认为这样一“联系”就“妨碍了言论自由”呢？
一语道破，原来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作贼心虚，他们总是害怕人民透过他们的言论看破他们的这种反动的思想实质。
“报纸总是唱一个调子”，右派分子认为这样就表现为“没有言论自由”。
我们说，我们国家的报纸是既唱一个调子，又不是只唱一个调子。
所谓唱一个调子，那就是，我们国家的报纸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报纸，要唱加强党的领导、鼓舞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调子。
所谓又不只唱一个调子，这就是，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可以表彰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和劳动人民的劳动业绩，也可以批评党和国家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等等。
报纸上可以有不同的意见的“争鸣”，但又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即只唱社会主义这样一个调子，这只会鼓舞人们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热情，启发人民更多地发表有益的言论，这和人民“没有了言论自由”有什么相干呢？
综上所述，右派分子辱骂党所领导的国家“没有言论自由”的种种谰调，其目的不外是为一切反动分子争得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自由。
他们故意把民主、自由说成是绝对化的东西，仿佛在一个国家，无论任何人，谁愿意怎样说就怎样说，愿意怎样行便怎样行，毫不受约束，不受批驳，那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否则就叫做“没有民主、自由”。
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两个对立的概念是互为条件而存在的。
那种抽象的、绝对的自由，在地球上任何国度里都是找不到的。
（摘自河北日报8月28日社论）
揭开费孝通关于“中国农民生活”的“盖子”
中央民族学院教授 杨成志
费孝通于今年4、5两月间党开始整风之际，挂着人民代表和“社会学专家”的头衔，在南下沪宁苏杭一带点火，同时赴江苏吴江县太湖南岸开弦弓村（亦名江村）游览了二十天，回来后马上发表了“重访江村”一文，破坏农业合作化和“挑拨党和农民之间的关系”。
据他自己说，这篇“新作”是：
“专为与英国伦敦出版公司所订立的合同”而写作的。
因此，在出发旧地重游以前，他在新观察杂志社大吹大擂地说：
“这次调查很重要，很有意义，将来会在国际上起影响。”
返回上海后，他马上又特在文汇报（5月30日）登出此次调查获得“成绩”的消息，并自作夸大地介绍说：
“二十年前的‘江村经济’，曾被译成十一个国家语文”。
费孝通的“重访江村”，已有曾和费孝通一起到开弦弓村进行调查的周叔莲、李孚同、张思骞三位同志合写的“透视‘重访江村’”一文（见新观察第15期），具体地告诉我们费孝通是怎样歪曲捏造事实，为帝国主义服务的。
这里我想把费孝通在二十年前就为帝国主义供给情报的“江村经济”一书加以分析和批驳。
1936年费孝通在前燕京大学吴文藻式的“社区研究”或中国农村调查计划（按：
这是本着反动的功能学派观点采集资料，专为美帝国主义者服务的一种有规模的组织）指导下，曾往开弦弓村（共三百六十户一千四百五十八人）从事约一个多月的农村调查工作。
接着他被前清华大学派赴英国伦敦的经济学院留学，再受功能学派（即殖民主义的社会人类学的一种反动学派）马林诺斯基教授的训练。
他把开弦弓村调查资料编写成英文论文，于1938年换得博士学衔返国。
翌年，由于为英帝殖民主义卖力而出名的马林诺斯基教授极力推荐，“江村经济”被列入“国际社会学和社会重建丛书”，换用了“中国农民生活”（PeasantLife in China）的书名在伦敦出版（三百页英币十五先令）。
该书内容分为：
绪言，地境，家，财产和继承，宗族，家务和村政，生活，职业，节令，农业，土地所有权，蚕丝工业，牧羊和投机生意，市场贸易，经济和中国土地问题等十六章，前有马林诺斯基的序言，后有“中国亲属关系名词”的附录。
自1939年出版后直至1947年仅八年间，该书连续重版四次。
今年04月间，费孝通又曾亲函伦敦出版公司要求再加重印。
该书是一本充满主观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调查报告，没有任何一点科学价值。
但为什么能够引人注目竟至续版多次，现在又要再加重印呢？
总起来说不外以下三种原因：
第1，由于作者采用了偷天换日的幻术，竟把一千四百多人的开弦弓村情况的调查报告假冒成为五亿群众的“中国农民生活”的代表著作。
英美一般只顾名思义的人们，容易误中他的欺骗诡计。
第2，由于该书有马氏手作的长篇序言多方吹嘘和举荐，并特别指出作者是“一个缺乏国家偏见和民族仇恨”的中国功能学派青年社会学者，这就使资产阶级社会学界为着了解中国和认识“同行”，也难免受到一时的迷惑。
第3，由于作者在该书绪言中，极端狂妄地提出：
“这本著述并不是消亡史的一种记录；
而是世界史新章上的一个开场白；
它不是用墨水而是用亿万人民的鲜血才能写成的。”
同时，他又在中国土地问题中竟以小括大，用点包面，抹煞事实和反逻辑地说：
“这个村（指开弦弓村）与其他一切中国乡村具有一种共同进程；
因而，我们就能够找出中国土地问题的一些突出特点。”
如此这般荒谬绝伦的疯话，在英美知识界中，因未明底蕴，难免错认这位“中国社会学家”所介绍的他的祖国五亿农民生活情况，总比外国人对这个问题的著述聊胜一筹。
可是又谁知开卷之后，终于免不了又觉得“离题千里，错误百出”！
费孝通善于冒学者之名，行反动宣传之实。
对国内，他拼命地运入资本主义的毒素，例如发表像“初访美国”和“重访英伦”等，用来迷醉国人，做他“升官发财”的政治资本；
对国外，则积极地搜集本国社会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献给帝国主义者做情报资料，从而暗中为自己取得不少英镑美元。
费孝通正是在这种目的支使下写“江村经济”一书的。
在“江村经济”一书中，费孝通虽对开弦弓村的一般社会现象，在表面上做出了记录、整理，但他站在地主、士大夫和买办三位一体的反动立场上，带着有色的唯心的“功能”（按即认为社会一切制度都有关联和作用，只重现象，否定阶级和抹煞历史的一种反动观点，这种观点并主张社会学家是改造社会的指导者。）
眼镜来观察事物，并善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亦正亦反和言外意内的极端两面派诡辩方法，因此，该书除完全抹煞社会发展规律和阶级分析外，只有充满不分真伪和不辨是非的一般社会现象，并渗透着歪曲见解。
尤其关于末章的“中国土地问题”，更是他最突出和最恶毒的“点睛”结论。
我们以他自己所提出的论点来做根据，略加分析和归类，便可得出四个主要方面如下：
1、反共反人民。
他说：
“中国农民当饥饿比怕被枪毙更紧张时，农民暴动突即发生。
这种情况产生了华北的‘红枪会’和华中的共产党运动。
如果‘红星遍满中国’的作者是对的话，主要力量在驱使亿万农民投入英雄斗争的长征，没有什么结果，只有饥饿和对地主与收税人更增加仇恨而已”！
看，费孝通在二十年前就已这样的完全否定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歪曲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世界观，中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所作的艰苦奋斗，而为封建地主和贪官污吏张目。
2、拥护地主和主张高利贷。
他说：
“我曾经设法来说明诅骂地主甚至高利贷剥削者为丑恶人物是不正确的。
因为当农村需要外面的金钱来经营他们的生产时，如果没有一个较好的制度贷款给农民，那末，离开家乡而寄居他处的地主和高利贷是一种很自然的产物。
没有他们，情况自会更陷恶劣的。”
啊！
从这里不难看出费孝通本身的皮毛血肉和骨髓都是由地主“绅士”和买办阶级所构成的，难怪他过去如此站在本阶级立场上为着促使资本主义复辟呼号。
3、为蒋帮国民党献策并表示拥护。
他说：
“国民政府曾宣告一切诺言和政策，不能见诸实际措施，这是由于被迫把全部国家收入作为围剿共产党所致。”
费孝通对蒋介石的媚态于此毕露了。
但不仅如此，他还进而献策说：
“共产党运动的实质，仅不过是对土地制度不满的一种农民暴动耳。……我们应该认识到仅有一种减租和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方式还不能视为最后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
但为着给予农民的一个呼吸空间，同时也可把造成‘暴动’的原因挽救出来，那就应该组织一切力量，找出‘工业重建’的道路。”
又说：
“进行发展合作运动，和组成小规模的工业工厂的试验”，“是一种良好的措施，在将来发展中国农村工业（又称乡土工业）问题上是具有极大意义的”。
费孝通向反动政权献策所提出的“乡土工业”的主张，实际上就是美帝所主张的“农业中国”的奴役政策的一种新花样。
这就具体地说明了，费孝通是假借推行农村合作社组织运动为名，实行官僚资本主义集中剥削形式的一个“谋士”。
4、欢迎英美帝国主义者来改造中国。
他说：
“在建成我们的新中国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我们的国际调协的一部分，我们迟早当会碰到的。
只有通过这样，我们就能够希望对我们的国家有一个真正的重建”。
拆穿来说，费孝通心目中的“新中国”，就是维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
所谓“悲剧”，是指当日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和抗日战争；
所谓“国际调协”，是指依美帝为靠山而言。
这就十分明显地说明，二十年来的费孝通，真不愧为一个反共、反人民、拥护地主、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和主张英美帝国主义者来做中国“主子”的内应外通的“理论家”和实行者！
建国八年以来，如果费孝通稍有良心，早就该悔罪自新了，然而他仍然执迷不悟，紧抱着反动立场，蛮干到底，千方百计的反对党，对人民和对社会主义猖狂进攻。
近数年来，他不仅在国内干出他自己已经承认的一系列的滔天罪恶活动，而且又于1953年在美国公然地出版“中国绅士”（China’s Gentry）一书（二百九十页，5.75美元，有美国和英国的两次重版）。
这是费孝通站在地主士大夫立场，拥护三大敌人统治，主张实行英美改良主义，反对解放战争和抵抗农民革命，专为美帝国主义者侵华政策服务的一本言行录。
在这本书中，他就特别提出农村和知识分子两个关键问题来诽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建设。
这本书除供给美帝统治集团作为敌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参考根据外，同时又迷惑了极广大的英美人民，引起他们对新中国的错觉和误解。
他把这种供给美帝情报的勾当，隐蔽了两年一声不响，直等到前年，他才初次发表了“费孝通教授给英国‘评比’杂志（Encounter）的一封信”（见1955年10月07日光明日报），并于去年06月间，在窥测了“天气”之后，通过花言巧语和轻描淡写的“老朋友之间的新认识”（见1956年06月的“人民中国”第11期和同月12日的光明日报）一文，一方面极无耻地夸耀其“杰作”扬名国际；
另一方面则把他自己向来干惯的卖国活动，说成为这仅是一种学术上的友谊合作成果，企图掩盖人们耳目。
而且他还告诉他的“老朋友”说：
“二十年前在伦敦与许多朋友所谈的梦想，我现在正为这计划而工作。”
以表明他自己还在干罪恶的勾当。
今年，他乘党整风的机会，又把他多年来深谋远虑密制出来的两个“盖子”：
一个代表五百万知识分子问题（实在是指极少数的野心家集团），一个代表五万万农民问题（实在是指一个小开弦弓村）；
按照右派章罗联盟的计划和步骤、纲领和路线，由他自己先行动手揭开出来。
“早春天气”的信号炮声发出不久，他接着又来一个“重访江村”的地雷爆破相配合。
现在看起来已经十分清楚了，右派企图“左右齐攻”和“背面合击”的围剿战略和战术，都是由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费孝通亲自发动布置的。
但这种险毒的大进攻，终于逃不出六万万人民天罗地网的包围！
肃反使我丢掉了沉重的包袱
煤炭工业部生产司技术员 张启铭
攻击党的肃反工作，否定肃反成绩，是许多右派分子向党射出的一枝毒箭。
作为在肃反运动中受到深刻教育有深切感受的我，愿意谈谈我自己的认识。
十年以前，当我在中学念书的时候，曾参加了三青团，并且逐步地成为三青团中的主要分子，我不仅在三青团内作了一些反动工作，更严重的是参加了当时迫害同学及帮助特务逮捕同学的一些罪恶活动。
解放以后，虽经过了一系列的运动，但我对于自己那些罪恶活动，始终没有交代清楚。
和中统特务的关系，也从没有提过。
加之我还有一些反动糊涂思想，看到报纸上经常揭发的特务破坏案件，我感到恐惧，在工作中，虽然表面上也很积极负责，但终因心里有病，对待工作并不踏实，总是敷衍搪塞，应付了事。
身上背着极端痛苦而又沉重的包袱，心底深处总是抱着拖一天算一天的消磨岁月的思想。
肃反运动开始后，同志们对我的热情很高，多方帮助我，要我交代政治历史问题。
起初我采取了拒不坦白的态度，可是同志们还是继续耐心帮助。
领导上再三地给我端正态度，交代政策，而我对于领导上、同志们这种苦口婆心的说服教育，没有丝毫感受，对党的政策总是抱着怀疑的念头，因之在对待自己的罪行上总是避重就轻地只讲过程，不谈内容，企图蒙蔽过关。
在“畏罪”的思想支配下，还曾恶劣地采取了“跳楼自杀”的行动，企图避免组织对自己的审查。
对于我这样一个既有历史罪行，又长期不作交代，而且采取卑劣手段对抗组织的人，按道理讲，应该是“罪上加罪”，但组织并没有这样作，而是仁至义尽地来挽救我，不仅从各方面查证对实，弄清我的问题；
而且还想尽办法给我治病，给了我相当长的时间，让我养病，恢复健康。
经过领导上多方面的努力，我的问题弄清了，组织上给我作了正确的结论，只是对我“跳楼自杀”的恶劣行动，给予了行政上的适当的处分。
我背了七年的沉重包袱，现在彻底丢掉了，心里就像一块石头落了地一样的轻松愉快。
现在我的工作情况和肃反以前完全相反，不仅踏实安心，而且也开始看到了自己光明的前途，对自己也有了长远的规划，工作效率也提高了。
组织对于我也更加相信了，而且还让我作更重要更全面的技术工作。
我深深感到人民日报在7月18日社论中所说的：
“对他们弄清了疑点，做出了结论，使他们去掉了精神负担，便于积极工作，这无论对于人民事业或者对于他们本人，都是有利的。”
确是这样。
我深深感到肃反政策的伟大和正确！
从我自己的亲身体验中，肃反不仅是及时的正确的，而且是伟大的。
右派分子企图在肃反问题上向党放出毒箭，我是不能容忍的，我要正告右派分子，肃反工作是搞对了，搞好了！
并不是搞错了，搞糟了！
中国男女排球队在波兰结束比赛
新华社华沙30日电
中国男女排球队在波兰各地的访问比赛已经结束。
今天女子排球队启程返国；
男子排球队也前往捷克斯洛伐克访问。
中国男女排球队是在莫斯科参加第3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后，应邀到波兰访问比赛的。
他们在革但斯克市同波兰运动员举行了比赛后曾经在25日到波兹南同斯塔特球队举行了友谊比赛。
中国女子队以三比零、男队以三比一胜斯塔特队。
以后，他们又去绿山同这个地方的代表队比赛。
中国队均以三比零获胜。
中国男女排球队这次在波兰访问比赛的结果，胜多败少。
这是中国球队自从1952年起在波兰举行比赛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
中国球队1952年在波兰比赛的时候屡次败北。
1954、1955年的情况虽然有好转，但是仍是胜少败多。
经过今年这次访问以后，许多波兰人认为中国球队几年来进步很大。
中国球队这次在波兰各地倍受欢迎，甚至当球队队员乘坐的汽车在路上暂停的时候，都有许多波兰朋友围上来热情招呼。
丰富多采的河灯焰火游园晚会
本报讯
昨夜，北京天高气爽，是入秋以来比较凉快的一个夜晚，北海公园为了丰富首都市民的文娱生活，举办了河灯焰火游园晚会。
看河灯，是北京市民的固有习惯，过去每逢农历7月15日，北海公园照例要放河灯，今年原订在29日、30日连续举行两次，29日夜因下雨暂停，延期至9月02日继续举行。
参加昨夜游园会的市民有三万人，据说这是解放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放河灯。
入夜后，北海公园灯光辉煌，如同白昼，五千盏明亮的五彩河灯，随风飘荡在海中，如同空中的灿烂星群。
北京市花炮生产合作社特做的焰火有十五种，其中有我们在“五一”节和国庆节日看到的美丽礼花，还有民族传统的各种古老焰火，花样新奇繁多，彩色绚烂，火树银花，划破夜空。
当焰火和河灯相映成辉时，在海中心还有水上古典音乐伴奏。
并有丰富多采的京剧、评剧、曲艺、皮影、电影、杂耍等文艺节目助兴。
还有北京的象棋名手张德魁和杨长生的象棋表演赛。
直到深夜，人们才尽欢而散。
（本报记者）（附图片）
依靠社会人士解决社会失业问题
重庆市七年来已有二十六万多人获得劳动就业
新华社重庆30日电
重庆市各方面社会人士热心帮助失业人员谋求生活出路。
全市在今年第1季度安置的一万七千五百九十九个失业人员中，由国家介绍就业的不到千分之四，其余都是在各方面社会人士热心帮助下找到工作的。
由于今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各厂矿企业和机关一般都停止增设机构和增加人员，由政府介绍劳动就业的机会减少了，各区街道办事处和群众团体就积极发动社会人士帮助失业人员解决生活出路问题。
由四个失业人员在市中区牛角沱汽车站附近经营的露天茶馆，就是在当地群众帮助下开设起来的。
有七个居民借出九十五元给他们作资本，另有十一户居民借出七张桌子和三十把椅子给他们。
重庆公共交通公司也支援他们凉篷和电灯。
附近几家公私合营商店把多余的玻璃柜、锅、壶借给这些失业人员，不少居民还义务帮助他们打灶、平地、修桌椅。
这个茶馆开张后，尽量给顾客方便，受到过往旅客和汽车司机的普遍欢迎。
这个茶馆自今年04月底开办以来，现在除每月发工资和还了借款外，还有了节余。
沙坪坝区由失业人员组成的一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也是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办起来的。
这个区的民主妇女联合会和华一造纸厂等单位借钱给他们做资本，附近的纺织工厂把废纱、废布廉价卖给他们做扎帚把的原料。
目前这个社已积累了九千元左右的资金，并开始对社员实行适当的医药补助。
这个社除有五十二个失业人员参加生产外，现在还吸收了两个复员军人和十二个残废、老弱的贫民。
重庆市许多失业人员在组织生产时，还得到一些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技术帮助。
北碚区朝阳镇的一个中学教师，帮助四户失业人员设计了一个老虎灶，因为省煤，所烧开水的售价比一般茶馆便宜约三分之二。
这四户失业人员现在每月工资在三十元左右，生活费用问题全部解决了。
附近的居民也非常满意。
重庆大学电机系和机械系的助教和学生，利用晚上或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帮助沙坪坝区由一些失业的烈军属组织的木粉生产合作社设计和安装电推石磨，这个大学的实习铁工厂也只按成本替他们生产机器设备。
现在，这个社已由原来的人工劳动发展到主要用动力生产了。
据重庆市劳动部门统计，重庆市在过去七年内已有二十六万多人获得劳动就业。
目前全市仅有失业人员三千五百多人，基本上解决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
儿童故事片“风筝”将在中国开拍
法国小演员和导演到京
据新华社30日讯参加拍摄彩色儿童故事片“风筝”的法国小演员、十一岁的德伯罗丁和五岁半的罗森堡以及导演罗歇·比果等人，今天下午坐飞机来到北京。
这部影片是由中、法两国电影工作者合作摄制的。
他们这次是来北京拍摄“风筝”影片的第2部分。
这一部分将描写比罗（德伯罗丁饰）和他的妹妹尼高尔（罗森堡饰）以及其他法国孩子，来中国寻找他们亲爱的朋友宋小青。
这一部分预定从9月上旬起在北京开拍。
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何文今以及这部电影的中国小演员们，都到飞机场去欢迎法国朋友。
这部电影的中国导演王家乙说，“风筝”在巴黎已拍完了三分之一，这次在北京拍摄以后，还要去巴黎拍摄，预计可以按计划在今年年底完成。
“八一”篮球队在罗比赛获全胜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30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篮球队在罗马尼亚的比赛获得全胜。
08月29日晚间，“八一”篮球队在俄拉第亚市进行了在罗马尼亚的最后一场比赛，以五十一比三十四战胜罗马尼亚队。
这个队是由罗马尼亚国家青年队的六名主力和占罗马尼亚全国第4位的俄拉第亚市代表队的优秀队员组成的。
至此，“八一”队在罗马尼亚获得了六战六捷的战果。
“八一”队将在8月31日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在那里将进行七场比赛。
哈尔滨江面水位接近去年最高水位
十六万军民在狂风中加高堤坝
新华社哈尔滨30日电
今天下午五时，哈尔滨地区江面水位已经上升到一百一十九点九一公尺，超过1932年大水灾时的最高水位达零点一九公尺，比去年大洪水时的最高水位只差零点一五公尺。
目前，水势仍在继续上涨。
从昨天子夜起，哈尔滨市又遭受了七、八级大风袭击。
狂风卷起二公尺多高的波浪，猛烈地冲击一百二十九公里长的堤坝。
郊区大堤发生好多处脱坡和堤身塌陷等险象，经过人民解放军某部指战员奋不顾身地涉水堵救，都已经脱险。
市区大堤也有两处发生管涌、渗水等险情，职工抢险队员在很凉的水中搏斗，投下大量石块后也堵住了。
当昨夜堤坝告急的时候，哈尔滨市市长兼防汛总指挥吕其恩和中共市委书记等都冒着大风，乘船到险急的堤坝上巡回检查和指导。
今天，哈尔滨市有十六万军民在狂风怒吼浪花四溅的堤坝上，继续加高加固堤坝。
另有一万五千名抢险队员守在驻地，待命出动。
一列列满载泥土的列车直达堤坝边卸下泥土后，各处险要堤坝迅速加高了。
四个国家电影代表团到京
据新华社30日讯
柬埔寨、朝鲜、苏联塔吉克斯坦和泰国的电影代表团，已经在昨天和今天分别到达北京。
柬埔寨电影代表团共二人，代表团团长是罗恩索芳。
随同前来的还有罗恩索芳的一个十岁的女儿。
朝鲜电影代表团共四人，代表团由朝鲜映画社社长全荣焕率领。
苏联塔吉克斯坦电影代表团由影片“一见钟情”的导演亚赫玛托夫任团长。
代表团团员阿阔比罗娃和赛义德穆拉托夫是影片“一见钟情”的女主角和男主角。
泰国电影代表、名演员乃哥逸也在今天到达。
今天到达北京的还有印度电影代表团团员、南印度著名男演员马努哈尔。
香港电影观察员吴楚帆等三人，也在今天到达北京。
地拉那足球队在旅大获胜
新华社旅大29日电
阿尔巴尼亚地拉那足球队今天下午在旅大以一比零战胜中国第1机械体育协会足球队。
上半时，客队采取了三前卫制三前锋制（WM式）紧密分工，主队则采取区域防守，形成被动局面。
在第1分钟内，客队把球传到中锋，亚列齐·斯康杰尔一脚踢进了大门。
客队得分后攻势猛烈，上半场共射门十九次，但都没有再开纪录。
下半场，主队虽然转变被动局面，加强进攻，但因客队防守严密，都未得手。
客队射门也被截住，不分胜负。
地拉那足球队将在明天离开旅大，前往天津。
埃及篮球队战胜沈阳队
新华社沈阳29日电
埃及共和国男子篮球队今晚以六十九比五十五战胜沈阳篮球队。
近万名观众在沈阳第一灯光球场观看了这场比赛。
在上半场中，两队的比分相差无几，场上记录曾出现过五次平局。
上半场结束的时候，沈阳队曾以三十三比三十一领先一球。
但埃及队在下半场展开了快速进攻，一开始就连投带罚连得三分，一跃领先。
在最初几分钟内，虽然打成过三次平局，但以后客队打得得心应手，比分节节上升。
埃及共和国男子篮球队是昨天从天津来到沈阳的。
墨西哥民族现代芭蕾舞团昨在京举行开幕式演出
新华社30日讯应邀来中国访问的墨西哥民族现代芭蕾舞团，今晚在北京天桥剧场举行开幕式演出。
芭蕾舞团表演的富有浓厚生活气息的节目，受到了一千多名观众的热烈欢迎。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观看了今晚的演出，并且在演出休息时接见了墨西哥民族现代芭蕾舞团的领导人和部分演员。
在开幕式上，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赵毅敏和墨西哥民族现代芭蕾舞团团长吉叶尔米娜·帕拉伏讲了话。
赵毅敏说，墨西哥民族现代芭蕾舞吸收了欧洲芭蕾舞的精华，但带有浓厚的民族色采。
芭蕾舞团在南美洲和第6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上的演出，都获得很大成功。
他相信芭蕾舞团在中国的演出，也将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
墨西哥民族现代芭蕾舞不同于欧洲的芭蕾舞，演员们在演出时大多穿着墨西哥的民族服装和光着脚。
他们今晚共演出了“小神女的生日”、“苦力”、“三件墨西哥的玩具”、“叛徒”和“土地”五个节目。
芭蕾舞团还将在北京演出五次。
（附图片）
小神女的生日
三件墨西哥的玩具
土地
苦力
本报记者 王志渊 曹桂江摄
捷科学技术代表团来京
新华社30日讯
前来我国参加中捷科学与技术合作会议的捷克斯洛伐克科学技术合作代表团，在中捷科学与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捷克斯洛伐克组主席、捷动力工业部部长弗朗齐歇克·弗拉沙克博士的率领下，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
中捷科学与技术合作会议的中国组主席、第1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汪道涵等前往机场欢迎。
楚图南等设宴招待各国电影代表
新华社30日讯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副会长阳翰笙和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会长蔡楚生，今晚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来中国参加亚洲电影周的各国电影代表团和代表们。
已经到达北京的缅甸、柬埔寨、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朝鲜、蒙古、巴基斯坦、叙利亚、苏联塔吉克斯坦、泰国和越南等十二个国家的电影代表团出席了宴会。
香港电影观察员也在座。
出席作陪的有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廖承志，电影局局长王阑西，以及首都文化艺术界代表等约二百人。
楚图南、蔡楚生在席间讲了话，欢迎前来参加电影周的各国客人们。
欢迎亚洲电影周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 阳翰笙
亚洲电影周开幕了。
这是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联合举办的一次展览性映出，包括亚洲十四个国家的影片，分两批在我国北京、天津、沈阳、长春、武汉、广州、昆明、上海、杭州、南京等十大城市举行。
同时，在电影周期间有十五个国家的电影代表团，共六十余人，应邀来我国访问参观。
他们有的是国家电影事业的领导者，有的是著名导演和演员，也有的是电影企业界的重要人士。
他们将同我国电影工作者相互观摩，交流经验。
这样，电影周不仅就其性质和规模来说是亚洲电影界的一个创举，而且对于发展亚洲各国的电影事业和彼此间的文化交流，对于促进亚洲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团结，也将起着巨大的作用。
中国电影工作者、中国文化界和广大观众，曾经踊跃地支持电影周的筹备工作，并将它看作是自己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同样，各国电影界对这次电影周的举行也给了很大的帮助。
他们的热情友善的合作，为亚洲各国电影事业的共同繁荣奠定了基础。
现在，让我们在欢呼电影周开幕的时候，向这些可敬的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祝贺吧！
亚洲电影周可以说是亚洲文化这株根深叶茂的古树上新开的一簇鲜花，是近几十年以来亚洲人民辛勤灌溉的结果。
亚洲各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彼此间进行文化交流的传统，在过去几千年中，为人类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亚洲人民是勤劳而智慧的，他们所创作的艺术品精美绝伦，获得全世界的赞赏。
但是，自从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以后，亚洲各国的文化，大都遭受到横暴的压抑和摧残，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因之也被破坏了。
然而英勇不屈的亚洲人民是绝不愿意过着这种屈辱的生活的，他们百十年如01日地进行着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斗争，终于捷报频传，许多国家大都先后获得了辉煌的成果。
最近几年亚洲各国文化艺术的发展随之也就有如雨后春笋，各国间的文化联系也正在迅速恢复和不断加强，这些都是令人无比欢欣的新气象。
不难理解，亚洲各国的文化的发展和各国间文化关系的增长，是亚洲人民获得真正自由幸福的重要条件之一。
1955年04月，相继在新德里和万隆举行的亚洲国家会议和亚非会议，都曾对文化合作问题作出决议，鼓励各国人民和政府致力于这方面的活动。
两年多以来人们可以看到这些决议是普遍受到重视的。
就以中国来说，在这段时期内我们的艺术表演团体访问了十二个亚洲国家，同时更接待了来自九个亚洲国家的艺术团体。
我们举办过印度和日本的电影周，接待过印度、缅甸等国的电影代表，参加过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举行的国际电影节。
我们热烈地支持并参加了1956年底在印度举行的亚洲作家会议。
现在我们又荣幸地举办这次亚洲电影周，并欢迎各国的电影代表团来我国访问。
我们相信，这些都象征着亚洲各国文化合作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这次电影周所映出的都是各国新近摄制的优秀影片。
它们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都是多彩多样的，也称得上是一次亚洲电影艺术的“百花齐放”。
这些影片有的反映和平建设的幸福岁月，有的描写饥寒交迫的惨淡生涯；
有的歌颂捍卫民族独立自主的斗争，有的反抗黑暗屈辱的命运。
在这里，人们不但可以观览亚洲各地幽美的自然风光和淳朴的风俗习惯；
而且可以体会到生长在这里的人民是怎样热爱自己的生活，他们无论是在新生的欢乐中讴歌，或者是在忧郁和愤懑中申诉，但那种严肃地对待生活的态度是一致的；
他们几百年来所经历的斗争道路和对于未来的理想也是一致的。
当人们观看“章西女皇”的时候，这部描述印度民族独立斗争的大气磅礴的史诗，在他们心中激起了爱国主义热情，难道不是属于每个亚洲人民所共有的吗？
“米”“阴云”“叛逆”“向何处去”这些影片所揭露的阴暗的东西，“查雅布拉纳”“她的爱”“桑弟和维娜”所控诉的有情人的不幸的遭遇，对于亚洲人民不都是那么熟悉，那么记忆犹新，以致每个观众都会同声叹息吗？
同样，我们从影片中欣赏着瑰丽玲珑的锡兰艺术，现代蒙古的辉煌面貌和越南人民战胜灾荒，创造幸福生活的英勇斗争，就会为亚洲文化的瑰宝而骄傲，为亚洲大地日新月异的姿态和亚洲人民的新生活而欢欣鼓舞。
至于影片
“沙道城的故事”和“一见钟情”同样歌颂了崇高的爱情，但前者发生在一千七百年前的封建王国，当时人们还常常被侵略战争所纷扰，而后者正在今天的苏维埃国家幸福地进行着；
这种鲜明的对比，使观众对于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欣慰的感觉。
数千年来，亚洲人民从古代文化的开拓、播种到收获，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苦难到独立自由斗争的节节胜利，从对于新生活的憧憬到实际的创造，他们的精神和意志始终是团结的，他们的情感和友谊是愈来愈深厚的，亚洲电影周也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
这次电影周放映的影片虽然每个参加的国家只有一部，但我们也不难看出每部片子的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的色彩。
这些影片在艺术表现上有的朴实浑厚，有的细腻委婉，有的粗犷豪放，动人心肺，有的温静低徊，发人深思。
但是它们都同思想内容紧密地结合，深刻而生动地表达着亚洲各国人民的淳朴刚健的气质，收到了真实动人的艺术效果。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亚洲各国电影事业几十年来的巨大胜利。
殖民主义者深深知道，电影作为一种宣传教育的先进工具，对于亚洲人民的进步具有多么大的意义。
因此它一面在亚洲各国大量倾销黄色影片，垄断市场，并宣传自己的生活方式，消靡广大观众的民族意志；
一面无情地压制和打击各国自己创办的电影事业的兴起。
但是各国的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电影艺术工作者们，在这种万分艰难的处境下并没有灰心退却，他们在进步文化界和人民的支援下再接再厉地斗争，终于将自己的崇高事业坚持下来并不断地推进。
今天许多亚洲国家中不仅已普遍建立了自己创办的电影事业，而且有些国家，在影片生产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受到亚洲各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全世界的注视。
中国文化界和中国人民对于亚洲各国电影艺术的这一胜利感到兴奋，我们就是以这种兴奋的心情来举办亚洲电影周的。
我国的电影事业，自从解放以来，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还必须努力学习，不断地提高我国影片的水平。
我们相信，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们，将虚心诚恳地学习亚洲各国电影艺术的优秀成就，同亚洲各国电影艺术家切磋琢磨，相互勉励，结成亚洲人民电影事业战线上的亲密战友，携手前进。
祝亚洲电影周成功！
祝亚洲各国的电影艺术进一步发展、繁荣！
祝亚洲各国的电影艺术界、文化界加强团结，密切合作，为亚洲各国人民的文化艺术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
赶调物资 派遣人员
中央防汛总指挥部积极支援哈市防汛斗争
新华社30日讯
为了支援吉林、黑龙江两省的防汛斗争，中央防汛总指挥部已经从北京、吉林、沈阳等地调往哈尔滨地区一批防汛物资，计草袋二百多万条、铅丝三十万吨。
另外，还拨去防汛经费二百万元。
中央防汛总指挥部的负责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共六人，也已先后去丰满水库和哈尔滨市。
邓子恢副总理接见印度亚洲团结委员会代表团部分团员
新华社30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邓子恢今天接见了印度亚洲团结委员会代表团团员、国会议员、著名老甘地主义者卡·卡列尔卡和他的秘书梅达夫人及儿童教育家卡列尔卡女士。
黑龙江三肇地区
干部群众积极和洪水搏斗
新华社肇源30日电
洪水还严重威胁着三肇地区——肇源、肇东和肇州。
这个地区是松花江洪峰进入黑龙江省的门户，而嫩江和第二松花江又是在肇源县境内汇合进入松花江干流，所以肇源县受洪水威胁是首当其冲。
现在三肇地区的一支由十一万名农民和干部组织的防汛大军，正在嫩江和第二松花江的大堤上紧张地和洪水搏斗。
这些防汛大军在26和27日两天中，已战胜了嫩江和第二松花江到来的洪峰。
现在，这支防汛大军正在加高培厚堤坝、抢修险工，以阻挡即将到来的又一次洪峰。
正在肇源指挥防汛斗争的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王一伦、副省长赵去非对新华社记者说：
“三肇地区是黑龙江省一个重要产粮区。
肇源县是否安全，关系着三肇地区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数十万公顷农田的收成。
甚至影响到哈尔滨市的副食品和商品粮的供应。
因此，中共黑龙江省委对三肇地区的防汛工作异常重视。”
目前，黑龙江省防汛指挥部统一调拨来的大批人力和防汛器材，每天都从水路、公路和铁路运往三肇地区，到29日止，仅肇源县防汛工地，由绥化、肇州、尚志和海伦等县动员来的近七万民工，已经开始参加修堤抢险的各种工作。
28日上堤工作的就达近七万人之多，防汛器材中的草包、木杆以及粮食等，也已运到一部分，其它正在赶运。
肇源地区的防汛斗争，还得到了苏联友人的帮助。
前来黑龙江省支援防汛的苏联黑龙江航运管理局的CT五○四和五○七两只货船，在28日帮助从哈尔滨运来了七百零二吨粮食、六万条草包和数千张席子。
比比·算算·想想·看看
不但吃饱了 而且开始吃好了
四川甘肃农民留粮逐年增加
四川省1956年粮食总产量达到四百四十五亿斤，比1949年增加48．9％，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的1938年（三百五十九点五亿斤原粮）还高23.8％，提前并超额完成了第1个五年计划。
今年粮食总产量预计可达到四百七十六点三二亿斤，超过第1个五年计划指标的14％。
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粮食显著增产，几年来，四川省农民不仅卖出大量余粮，支援国家工业建设，支援城市和灾区人民，并且逐步地提高了自己的吃粮水平。
解放前，由于农业生产逐年下降，加上地主、富农的残酷剥削，不少农民都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
现在不但能吃饱而且逐步吃好了。
根据双季稻主要种植区的富顺县丁海乡共和社，六户有代表性的农民的调查，解放前正常年景的1948年，每人平均吃粮二百七十七斤，其中贫农每人全年仅吃粮一百六十五斤；
解放后建立农业社前平均每人食粮三百九十一斤，入社后的1956年，平均每人食粮达六百二十七斤。
据有关方面的材料，全省农民在1953年时每人平均留粮五百零二斤，这几年逐年有所提高，去年平均每人留粮已达五百四十四斤。
今年每人留粮水平又可以比去年略为提高。
× × ×
历史上以穷困著名的甘肃省，解放以来农民的粮食逐年增加。
根据甘肃省统计局对不同类型地区的七百八十户农户收支调查：
每人平均粮食消费量1954年是四百四十七点六斤（其中细粮一百六十七点二斤），1956年是四百七十七点二斤（其中细粮一百八十一点八斤），比城市和工矿区人民的粮食消费标准还高。
这说明农民在国家征购以后留下的粮食不但够吃，而且有余。
甘肃省农民原来大部分过的是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
解放以来，全省人口由一千零七万人迅速增加到一千四百一十六万人。
但是粮食生产成绩显著，1956年全省粮食总产量比解放初期增加了一倍多。
因此，农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有所改善，国家征购后农民留下的粮食一年比一年增加。
从1953年农民在征购后的留粮（包括口粮、饲料粮、种子粮，下同）平均每人有四百二十三斤，以后逐年的留粮是四百九十五斤，五百三十三斤，七百三十七斤。
如果将各年国家回销到农村的粮食计算进去，1953年平均每一农业人口为四百五十四斤，1954年为五百二十九斤，1955年为五百八十斤，1956年为七百八十六斤。
·新华社·
内蒙古提倡田间辩论会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29日电
内蒙古自治区在8月中下旬举行全区农村工作会议，具体地研究如何在农业区、半农半牧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将秋收分配前后各项农村工作作了安排。
会议确定：
在秋收分配以前着重辩论关于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统购统销问题，合作化的优越性问题和合作社的民主与集中问题。
这次大辩论应该紧密结合生产，提倡辩论会到田间去开。
同时，还将结合批判农村各族干部和社员的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增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
农民衷心拥护统购统销
杨昌凤 邵礼昆
从8月05日到10日，我们访问了河北通县永乐店乡农乐农业生产合作社，目的是想了解一下农村粮食消费情况。
我们的所见所闻，使我们相信农民的生活确实有了相当的改善，也有了保障。
农民对于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是衷心拥护的。
社员们用这几年遭灾后的情况同解放前生活情况所作的对比，驳斥了右派分子所谓“粮食统购统销搞糟了”和“农民生活比过去更苦了”的谰言。
农乐社的低洼地较多，经常受涝歉收。
从1954年到1956年，一连闹了三年水灾，粮食都减产了。
国家为了保证社员们的口粮，这几年一共供应了几十万斤粮食给这个社。
从去年07月01日到今年06月30日这一粮食年度里，国家供应给农乐社的粮食就有十九万二千多斤。
由于供应及时，粮价稳定，这几年虽是灾荒年头，大家还是一天三餐，没有断过顿。
在解放前，这里一闹灾，农民就得典房卖地、背井离乡，或者活活饿死。
而地主、富农和奸商们，却乘机哄抬粮价、放高利贷和贱价收买土地，用种种残酷剥削农民的办法大发横财。
1939年，这里也闹过同去年差不多大的一次水灾，平时卖三、四块钱一石的玉米，那年就涨到十块多钱一石，甚至买一斗米要七块大洋。
为了买点粮食搭着糠菜吃，贫农侯永清、李凤山都在那年卖了土地。
平常一亩地可以卖十来担玉米，那年侯永清、李凤山的十几亩地只用一亩两担玉米的价钱卖给了地主。
贫农张启元在那时候向人借的债，直到解放的时候还没有还清。
告贷无门、无地可卖的贫农贾玉琳，只好只身到关外（东北）逃荒，丢下妻子和女儿在家里向人要饭吃。
贫农侯文治，也就在那时候连饿带病死去。
农乐社社员李万成含泪向我们讲述了那两年的日子：
1940年，从清明到麦收的三个月内，李万成全家五口人只有四十五斤玉米，平均每人每月只有三斤。
他们只好买了二百多斤谷糠和一些棉籽来吃。
吃谷糠后，拉出来的屎都不能当肥料用，给风一吹就飞散了；
吃棉籽，又拉不出屎来，人几乎因此送了命。
解放前住在永乐店乡张各庄、大羊村、孔庄、陈辛庄、邓庄五个村的六百八十三户中，同贾玉琳、李万成家生活情况不相上下的贫雇农就有四百来户。
仅在解放前一两年内，因缺吃少穿冻饿而死的，现在社员们还记得的，就有十个人。
而那时候并没有闹什么重大的自然灾害。
在灾荒年头饿死的人就更多。
当然，在那种灾荒年头，地主、富农和少数富裕中农吃粮的情况是不会受到多大影响的。
富农李万富家解放前有一百二十亩地，正常年景，一年可以打一百四十石粮食。
受灾的时候，也可以收七十来石。
这七十来石，折合一万零五百斤粮食，不但足够当时他一家十二口人吃和喂驴、养猪用，而且还绰绰有余地可以拿出二、三十石去卖比平常年成高得多的价钱。
地主李万有，那时候更是乘机囤积粮食和放高利贷，加倍剥削农民。
李万有原来的邻居、贫农张振录，就是向李万有借了八十元，经过三、四年光景，利上加利，只好把祖上留下来的、仅有的八间砖房抵给了李万有。
到了旧历腊月二十，李万有还逼着张振录搬家。
农乐社的贫农和下中农社员们，没有忘记解放前的那些辛酸岁月，所以他们坚决拥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过去吃过棉籽和谷糠的李万成对我们说：
“如果国家不统购统销，像过去一样自己去买粮食，可就困难啦！
没有钱不说，就是有了钱，粮价也是一天涨几回，谁也买不起。
看起来好像市场上粮食不少，可是穷人还是挨饿。
现在，粮食统购统销了，虽然一连闹了三年灾，大家过的日子比解放前正常年景还好。”
前面说过的那位到关外去逃过几年荒的贾玉琳，因为现在劳力弱，去年挣的工分不够养活一家三口，在今年春季青黄不接的时候，由社里发给八元救济款买了八十斤麦子渡过了春荒。
一个多月前跟着反动地主一起叫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好的富裕中农杨殿兴，经过最近社里举行的一次说理会后，也点头承认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好处。
杨殿兴一家八口人，可是他却经常养着三、四个跳神的和巫婆，所以粮食不够吃。
他不但不检查自己的迷信和浪费，反而去向社长喊粮食不够吃，埋怨政府把粮食“统”走了。
在说理会上，大家就说，今年农乐社的夏收产量只有二十一万五千零七十一斤，全社七、八、九三个月的消费量需要三十七万一千九百五十四斤，缺的十五万六千八百八十三斤，全部由国家供应。
国家统购的粮食，就是拨给像农乐社这样的缺粮社了。
连杨殿兴本人在七、八、九这三个月内，国家也将供给七百八十三斤粮食给他。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但使农乐社的社员们在歉收年头里没有受困难，而且规定的粮食消费标准也是合理的。
从去年起，农乐社采用了“以人定量”的办法：
按照社员家庭人口的年龄大小和劳力强弱不同，规定每人每月粮食从六斤到四十二斤不等。
我们访问了十五户社员和候补社员（其中包括五户贫农、五户下中农、三户上中农、一户地主、一户富农），还同一些社干部交谈过，大家都说这个标准是合情合理、够吃够用的。
贾玉琳家现有三口人。
除他自己外，还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妻子和一个七岁的小孩。
全家01月粮食定量是九十斤。
平均每人01月三十斤。
平常吃的除了麦子和玉米外，还搭少许土豆或红薯。
他们家里的粮食足够吃的。
在我们访问贾玉琳的时候，他瞧了瞧自己残废了的右手说：
“要不是社里照顾我，分配些轻便活给我作，又不时发些救济款给我，我家哪能像现在顿顿有饭吃！
？
过年过节还要买个三、五斤肉来吃。
解放以后，我们完全是重新安家。
锅、盆、桌、椅都是新买的；
大人小孩也都作了新衣，添了新被。
过去跟着我老婆要饭的女儿，现在已经长大成人，在去年结了婚。
她出嫁以前，在家里就有了花衣服穿。
结婚以后，婆家的日子也过得松快。
要是在解放以前，遇到这几年的灾害，我们全家又只好讨饭了。”
张启元家六口人。
他们夫妇两人都是四十多岁，还有十五岁、十一岁、六岁和三岁的孩子四个。
1954年到1955年这一粮食年度，根据当时“计口授粮”不论大口小口每人01月三十斤的办法，他们全家一年还节约了一百三十斤粮食。
1955年到1956年，又节约五十斤。
现在全家粮食定量01月一百六十斤。
六口人平均，每人01月不到二十七斤，也完全够吃。
由此可见，张启元家因为孩子较多，过去每月每人三十斤口粮的标准是偏高的。
在这个定量标准下，农乐社的单身汉社员也得到了适当照顾。
例如社员杨殿功，一个人01月四十五斤五两，也够吃了。
农乐社社员生活的改善，不仅是在灾荒年头里生活有了保障，而且大家的穿戴和文化生活，都比解放前有了显著的提高。
解放前，全社六百八十三户中，靠要饭度日的就有四十七户；
没有房子住或住破房的有二百三十五户；
穿不上衣服和经常穿破衣服的有三百八十六户。
除了地主富农的子弟外，一般农民的子弟，连上小学的都没有。
但是现在，单今年暑假在小学和初中毕业的社员子弟就有五十五人。
过去穿不上衣服的中、贫农，现在不但普遍作了新衣，穿上了球鞋，许多人还作了制服、小外套等新式服装，有一百多人还有了皮袄穿。
现在，七百零三户社员中，有七十户买了自行车；
一百八十六户安了矿石收音机和小喇叭（有线广播扬声器）。
社员贾玉民还以十分愉快和自豪的语气对我们说：
“我们生活咋没提高呢？！
确实提高得太多了：
就拿抽烟来说，过去农民顶多抽抽旱烟；
现在我们经常抽烟卷的就有二、三百人。
过去，只有地主家里和土匪为了抢人才用得起手电筒；
现在我们有一半左右的家庭都买了手电筒啦！”
农乐社现在正在开展社会主义宣传运动，社员们又再一次地受到了社会主义教育。
他们都纷纷表示拥护国家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北方久旱地区大部下雨
受旱秋苗可有转机 防旱保苗不可松懈
本报讯
久旱的山西、陕西、内蒙古、甘肃、山东等省的大部地区或部分地区从8月24日以后陆续下雨，雨大的地区已解除干旱的威胁，部分地区仍有旱象。
山西忻县、雁北两专区8月26日开始降雨，降雨范围在27日至28日延及山西中部。
忻县、雁北两专区雨量较大，一般在五十毫米以上，已基本下透；
中部地区一般降雨十毫米左右。
陕西延安以北地区8月24日至26日下了两次雨，榆林、绥德、延安降雨三十毫米，神木、横山降雨三十八毫米到五十五毫米。
延安以南的地区虽然也下了雨，但是雨量很小。
内蒙古西部地区从8月24日起下了三天雨。
呼和浩特、平地泉行政区一带下雨最大，雨量有五、六十毫米，伊克昭盟有三、四十毫米，巴彦淖尔盟、乌兰察布盟也有十—二十毫米的雨量。
甘肃大部地区从8月24日至26日下雨。
兰州地区降雨四十一毫米，中部干旱地区的靖远、永登、会宁、榆中、盐池等地降雨十五到十八毫米，临夏二十八毫米，张掖专区的一些县也都程度不同的下了雨。
山东黄河以北地区8月24日下雨，黄河以南的部分地区26日—28日也随着降雨。
德州、惠民两专区和泰安一带雨量较大，山东半岛、鲁中南等地降雨量一般在二十五毫米左右。
上述这些省的大部地区自7月以来就没有下过透雨，有的地区就是小雨也没有见过。
这些地区的秋苗虽然经过当地的政府、党委和农民群众的抗旱抢救，但是大部秋苗因旱生长不好，部分秋苗陷于垂危。
这场雨对受害秋苗的生长和复苏都有重大的作用。
山西、陕西、山东等省的大部地区距霜冻还有两个月左右，如果趁这次雨后在旱地庄稼的地里补种秋菜，还能有一定的收成。
这些省多数地区都有秋种的任务，这场雨对秋耕、秋种也是极有利的。
内蒙古牧区是最怕秋旱的。
当地牧民都有“春旱不算旱，秋旱连根断”的经验。
对内蒙古牧区说这场雨也是很宝贵的。
上述地区虽然陆续下了雨，但是旱象严重的河南省和陕西省的大部地区以及山西、内蒙古等省、区部分地区仍受着干旱的威胁。
这些地区的农民并没有因为附近下雨而放松了抗旱保苗的斗争。
河南信阳、洛阳两区的许多县在8月下旬每天都有上千成万的群众取水浇秋。
哈尔滨整顿粮食供应每月节约一百十三万斤
本报讯
哈尔滨市已结束粮食统销整顿工作。
从整顿情况看，过去一般供应量偏高。
在集体伙食单位和居民中，供应量偏高的占全市总户数的46.16％，不足户仅占5％，其余户够吃够用。
有些饮食业的职工，吃供应营业用的粮食；
郊区的非农业户的供应标准也过高，少数农业社用粮食搞副业（如作豆腐）、用口粮喂家畜等。
在这次粮食统销整顿工作中，对于供应标准偏高的户进行了核减，对于少数不足的作了必要的调剂和安排。
全市每月减少供应量一百十三万斤。
（康伟中）
湖北孝感县朋兴乡和平农业社，召开了辩论会，女社员梁群英在会上说：
“谁说合作化不好，我看合作化好的很。
就拿粮食来说，一年比一年增产，去年是千斤乡，今年的早稻又比去年增了产，这能说合作化不好吗？”
贾惠摄（湖北日报社稿）
安徽各级干部聚集合肥展开大辩论
本报讯
安徽省各级负责干部，正在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进行着两条道路的自我教育，克服在一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错误思想，为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作准备。
这种自我教育，是在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进行的。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省、专、市、县的党政负责人，区委书记，以及各厂矿、大专学校、省直属机关负责干部共一千多人。
这次会议的进行方式，和以前有很大不同。
既没有发文件，又没有作报告，而是由省委围绕中共中央关于向农村人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指示中的中心题目，结合本省的情况，提出了十二个大讨论题，让大家讨论，提意见，然后进行大辩论。
辩论的问题主要包括：
合作社是否有优越性，合作化是否太快了；
粮、油、棉花等的统购统销办法好不好，今年夏粮征购进度缓慢的原因是什么；
在推行农业生产改革中出了什么毛病，有什么意见；
工农生活是否差别大；
目前农村中党内的思想偏向是什么，农村中应该对什么思想进行斗争等等。
目前辩论已进入高潮，正继续进行中。
（于明）
山东大辩论推进了粮食征购工作
本报讯
山东省已普遍深入展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
进展最快的莱阳专区各县农民，正在热烈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
昌潍、聊城、惠民、泰安等专区各县，开始或已经在基层展开；
水灾区的济宁、菏泽、临沂专区各县，也将相继开始。
前一阶段，全省从各地试点及各县三级干部会的鸣辩中，已经明显地看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效果。
这就是农村干部、党员、团员、积极分子和群众，提高了阶级觉悟，划清了许多大是大非界限，揭露和驳斥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等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批判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某些干部和群众的本位主义、个人主义。
这次思想教育运动，还直接推动了粮食征购工作和农业生产。
由于中共山东省委和各级地方党委重视对运动的掌握和领导，全省大辩论正在健康地向基层开展，在个别县的个别乡、社中，也曾出现过某些粗暴的现象，这是值得警惕的。
（肖彦）
征服浑河
文中
自从大伙房水库的拦河坝全部升高到一百二十七公尺高程以后，人们征服浑河的愿望算是基本上接近实现了。
这座不久前才升高起来的、巍然屹立在浑河上的拦河坝，它在8月01日拦住了今年雨季第1个——水位高达一百零七点五公尺——凶险的洪峰。
人们还记得1954年暴涨的一百多公尺的洪峰，曾经淹没紧靠河岸的许多村庄，曾经漫过了章党村大桥，断绝了沈吉铁路。
而今，一亿二千多万立方公尺的洪水已经被驯服地拦蓄到人工湖里。
尽管水面比河床高出五丈多，而水库的输水道却以每秒二百八十二公尺的流量正常地向下流泄。
当年曾被洪水淹没的章党大桥下，不仅没有积水，人们还可以看到那里的蔬菜自由市场上，熙熙攘攘。
人们就像还不知道洪水已经高过房子似的，街上的商店仍在接待着大批顾客。
浑河，这是运河的一条大支流，源高流急，河床狭陡。
年年雨季，山洪暴发，奔腾而下，严重地威胁着沈阳、抚顺两大工业城市和附近农村的安全。
为了征服这条河流，1953年11月，党和政府开始在这里动工兴建这个储水量十九亿七千万立方公尺的水库。
现在开始拦洪的一千三百六十七公尺长的拦河坝，是我国目前水利工程中最大的一座土坝。
为了更早地拦住洪水，建设水库的人们早在去年10月河坝“合龙”以后，就已投入了更加紧张的劳动。
在气温低到零下十多度的日子里，他们为了尽快填筑十万立方公尺的河沙，在河谷里建造了一座水利工程中史无前例的“造山车间”。
这是一个由锅炉输送暖气，七层楼高、六十多公尺宽、三百多公尺长的大暖棚。
河沙、粘土通过这里，源源供应了填筑土坝的需要。
经过三年多时间的建设，现在，站在这座十多公尺宽的平坦的坝顶上，可以看到宽广的人工湖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高大的水坝还要在明年继续向一百三十八公尺加高，它要使浑河遇到了千年一度的洪水也无法越过坝顶。
在这里，不禁使人想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
那时，浑河曾经淹没过一千多亩土地，使三十多万农民流离失所。
如今，微风扬起，湖边的浪花轻轻地拍溅着水坝，咆哮的洪水却被新中国的人民驯服了。
按照国家规定的口粮标准
我家食粮不但够吃还有节余
1955年08月，国家实行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办法后，我们安徽省北部农村每人每年留粮标准是三百八十五斤。
当时我心里没底，怀疑不够吃。
自那时起，我逐年记录了我家吃粮收支情况。
1955年我家全年收入粮食八千三百四十七斤，除国家征购、种子、饲料留粮外全家十五口，每人一年平均吃了三百七十五斤，不但够吃，而且节余了一百多斤；
1956年我家每人一年平均吃了三百七十一斤，到年底结算，又节余粮食一百多斤。
这两年我家的用粮事实，说明了国家规定的口粮不但够吃，而且还能有节余。
我家十五口人，除四个八岁以下小孩外，其余十一个人，都是比较能吃的。
我家粮食够吃，主要有以下几点经验：
精打细算。
我家吃粮全部按照计划办事。
在忙天就多吃点粮，冬闲或下雨不能干活日子就少吃点粮，并且由三顿饭改为两顿饭。
每天取粮有一定的标准，有了剩饭保管好下顿再吃；
不拿粮食喂鸡鸭；
推磨时多推几遍。
社里分配给我家自用的园地一亩七分，这些地用来种植各种蔬菜，因此一年四季都可掺青菜吃。
这样不但节省粮食，还可调剂口味。
安徽宿县符离区茶光社社员
谷晓中
江苏开会分析农村形势
本报讯
中共江苏省委于8月上、中旬举行了地、市、县委书记会议。
会议分析了农村的当前形势，讨论和部署了今年秋收前粮食的统购统销工作，并决定在农村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
会议认为，农村的基本形势是好的。
前一时期，党内若干组织有右倾思想，分不清敌我矛盾；
在粮食问题上有片面的群众观点和本位主义。
这些不健康的思想，会议认为应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加以批判。
会议着重讨论了粮食问题。
去年江苏灾区少购多销了二十三亿七千万斤粮食，而非灾区也出现了增产而少购多销的不合理情况，结果全省购销相抵，亏空了五亿六千万斤粮食。
今年全省粮食产量估计比去年增产十亿斤，根据“以丰补歉”的精神，应该争取多购少销。
河南部分领导干部需要彻底克服右倾思想
本报讯
河南省农村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大辩论，正在逐步开展。
淮滨、安阳、新野等县经过开展大辩论，已于本月上旬超额完成夏粮征购任务。
但是，目前河南省部分县以上的领导干部，对于立即在农村开展两条道路的大辩论，还有顾虑。
如有的地委书记认为“现在生产很紧张，普遍开展辩论不好掌握”，耽心搞乱了。
特别是一部分有右倾思想的领导干部，对解决粮食问题强调实际困难，不认识解决思想问题的重要性，因此，对开展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大辩论更是缺乏信心。
为了顺利开展农村的社会主义宣传教育，中共河南省委在最近召开的一次省委全会上，强调提出了克服右倾思想的问题。
会议要求全党干部正确认识农村形势，彻底批判右倾思想，把两条道路的大辩论迅速地开展起来。
（王昌隆）
浙江台灾地区一年就恢复了原来面貌
“没有共产党，像去年那样的灾情，我们就是十年也翻不过身来。”
浙江省去年08月遭受强台风袭击的地区，经过一年来的努力，绝大部分已恢复原来的面貌。
一年来，政府拨发给灾区的救济款就有一千万元，农贷款二千一百万元，水利经费三百二十万元，还调拨了大批粮食、肥料和各种救灾物资供应灾区的人民。
现在全省被台风吹毁和倒塌的八十五万间房屋，80％以上都已修理好了，实在不能修理的，政府还为灾民建造了新居。
当时十万无家可归的灾民，现在都已有了自己的家园。
在台灾中被毁坏的两万多处海塘、涵闸和堤坝，绝大部分在去年灾后和今年春天就已抢修好。
去年台灾造成的二百个重灾乡，现在已大部分消除了灾情，变成了非灾乡。
很多去年受灾的人民都感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们的关怀。
当他们回忆到解放前灾民生活的悲惨情景时，都说：
没有共产党，像去年那样的灾情，我们就是十年也翻不过身来。
·新华社·
福建将采取多种多样方法展开争辩
据新华社讯
中共福建省委最近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大力领导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
会议指出：
各地必须依靠农村中的多数群众特别是贫农和下中农，作好典型试验、加强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分期分批展开全民性的大辩论。
会议强调指出：
各级党委都必须抽调大批得力干部到农村去帮助基层组织主持这次大辩论。
必须首先开好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在农村干部中进行辩论，通过辩论统一思想认识，然后他们才有办法去领导好这场全民性的大辩论。
会议认为辩论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但是应以农业社生产小队和小组为单位的座谈会、辩论会为主。
既可以先让农民“鸣”“放”，然后分组辩论，也可以先摸清情况、进行动员批判，而后展开争辩。
辽宁训练两万多名骨干分子
据新华社沈阳30日电
以粮食统购统销问题为中心的大辩论，已遍及辽宁省大部分村庄。
这种大辩论将一直进行到秋收开始。
全省投入这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领导力量，可与1956年春的合作化高潮时期相比。
各县在8月中、下旬，通过开会训练了两万多名区乡干部、农村积极分子和几千名由各个机关派下去的干部。
迎接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高潮
首都一千多名大学师生和干部下乡
本报讯
北京市郊区农村即将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何去何从的大辩论。
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已经组织了各机关工作人员和高等学校师生共一千二百多人，成立工作组到农村去协助各乡社的党组织主持这场大辩论。
08月23日，市委召集了各工作组的干部开会，由市委书记陈鹏同志作如何开展大辩论的报告。
目前各工作组人员正集中在各郊区，学习各试点乡开展鸣放的经验和熟悉当地情况，日内就要先后下到各乡去。
在这场大辩论广泛开展以前，中共北京市委先在郊区农村中选择了八个乡做为试点，吸取经验。
市委的一些领导人员和各郊区区委书记都亲自下乡领导试点工作。
目前各试点都已经鸣放起来，鸣放中群众环绕着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等问题，并结合本乡本社的工作，畅所欲言地交换了意见。
有些问题已经在鸣放中展开争论。
（阚甸义）
黑龙江开粮食政治工作会议
本报讯
中共黑龙江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于8月18日至23日召开各县（市）委书记、县长、粮食局长参加的粮食政治工作会议。
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在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的指示，和全国粮食会议的精神，总结了1956——1957年度粮食工作的经验教训，批判了粮食工作上的右倾思想；
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制定了1957——1958年度粮食工作计划。
会上，各县（市）负责干部都表示决心做好各级干部和广大农民的政治思想工作。
会后，各地将抽调大批干部深入乡、社，通过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做好粮食征购工作。
（苗）
苏联共青真理报发表科学小品
什么是洲际导弹？
苏联共青真理报发表科学小品
苏联比资本主义国家先试验成功了洲际导弹，但它仍坚持禁止试验和使用原子和氢武器的主张。
这使爱好和平的人士喝采，而使帝国主义分子震惊。
什么是洲际导弹呢？
共青团真理报29日发表了彼特罗夫写的科学小品。
作者说：
洲际导弹，这是两三层火箭套在一起的火箭。
这种火箭垂直射出，穿越气层，顺利地转弯，沿着弹道曲线在一千公里高空飞行。
顾名思义，洲际导弹的特色是它能射到八千公里甚至更远，在全部弹道行程中都受操纵，速度达到一小时一万六千公里。
现在有办法防范超音速轰炸机，但是目前还没有办法对付飞得那么高那么快的洲际导弹。
在制造洲际导弹时，设计家曾遭到种种困难：
导弹以那么高速度穿越气层会因摩擦发热而自焚；
操纵的设备要非常精确，例如在导弹以一秒七公里的速度飞行时，在一秒中偏差不能超过十公分等等。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在研究制造洲际导弹问题，美国在1953年就组织了专门委员会想制造洲际导弹。
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报刊承认，苏联是世界上第1个制成了洲际导弹的国家。
（本报莫斯科30日电）
工业发达和经济繁荣的重大标志
苏联城镇较革命前增多四倍以上
十年到十二年内将完全满足人民住宅需要
本报莫斯科30日电
城市的增加和发展是苏联工业发达和经济繁荣的一个重大标志。
苏联在1956年04月有一千五百六十九座城市和二千四百二十二座市镇，而革命前俄国才有七百二十一座城市和五十四座市镇，这是鲜明的对照。
在苏维埃政权时代，从乌拉尔以东，城市数目增加了一倍。
在乌拉尔兴起了五十多座城市。
在苏联欧洲北部从革命前九座增加到现在二十一座。
顿巴斯城市数目增长了十倍。
在南高加索从革命前二十座增加到现在八十座，还有一百二十七座市镇。
在中亚各共和国出现了四十八座新城市和二百八十二座市镇。
在哈萨克斯坦只有手工业者的半戈壁滩上兴起了卡拉甘达，它成为中亚煤区的中心，广达六百七十一平方公里，人口三十五万。
在乌拉尔草原建立的钢铁城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沿河伸展二十五公里，人口二十八万。
在西伯利亚的北极圈里，出现了诺里尔斯克，在那里建设了巨大的冶金工厂。
这个城市周围的群山，蕴藏着比顿巴斯还多的煤。
在那里开采着铜和镍，钴和白金，金和银。
这个年青城市已经有人口近十六万。
在那些建筑大水电站的地方，都产生了新城市——朱古列夫斯克、新卡霍夫卡、布拉次克等等城市在不断诞生。
它们还不大为人知道。
如鞑靼里亚石油工人城阿尔米捷夫斯克、巴什基里亚煤矿工人城库米尔塔乌、哈萨克斯坦机械工人城马金斯克。
本报莫斯科29日电
苏联将在十年到十二年内完全满足人民住宅的需要。
战后十年中，即从1946年至1956年苏联在城市和工人村已经建筑和修复了三亿平方米居住面积，也就是革命前全国住宅总面积的一倍半。
但是还不能满足需要。
因此仍要扩大住宅建筑的规模。
莫斯科住宅建筑总局局长普罗米斯洛夫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谈了苏联首都在这方面的努力情况。
按照1951年的莫斯科十年改建计划，应该建筑一千万平方米的居住面积。
在前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筑了四百三十万平方米，在这个五年计划期间留下五百七十万平方米。
现在把任务提高了，在这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建筑一千一百二十万平方米，即超过革命前莫斯科的住宅总面积。
仅在今年，莫斯科将建筑一百八十万平方米，即六万二千套住宅，平均每一千居民增添十二点二套。
而据巴黎报纸统计，在1956年，英国每千居民才增添了六点四套，法国增添了五点五套。
莫斯科大学所在的西南新区是1954年才出现的，今后三年将建筑三百万平方米。
这个区将居住三十万人口，明年就有地下电车线通到那里。
为了建筑得又快、又省、又方便，采取了许多办法。
例如今后将建筑不用电梯的四、五层楼房和有电梯的八层楼房。
从前盖的多是每三、四间房，四、五十平方米的大套住宅，住两三家，居民感到不便。
从今年起要广泛地建筑两三间房、二十到三十五平方米的小套住宅，住一家。
房间的高度过去是三米，现在降为二点七米。
同时从今年起将采用标准设计。
今年用混凝土构件建筑二十万平方米，明年六十万平方米，在构件工厂增建以后将增加到一百万平方米。
许多工作，如像挖土、搅拌混凝土、安装楼梯、梯板等，都是90％或全部机械化的。
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就（图四）
绝无“干净”的氢弹
美国的鬼话不攻自破
据新华社30日讯
美国国会原子能委员会8月25日报告说：
“根本没有绝对‘干净’的（核）武器这样的东西。”
美国国会原子能委员会这个报告使所谓“干净”的氢弹的说法不攻自破。
美国外交到处碰壁
顾思
在过去两个星期中，美国外交政策，在裁军会议上、在中东和在中国都碰了壁。
苏联的洲际导弹粉碎了美国的原子讹诈
苏联在8月26日宣布它已制成了洲际导弹，并且顺利地进行了世界上第1枚洲际弹道火箭的发射试验。
这是对今后国际局势将要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
苏联这一科学技术上的伟大成就，大大加强了保卫世界和平的威力。
现在苏联已经征服了地理距离的限制，可以在顷刻之间还击世界上任何角落的侵略者。
过去一些年中，美国在丧失了对原子弹、氢弹的垄断之后，曾经依恃两洋阻隔的地理上的有利地位，作为继续奉行“实力地位”政策、准备和煽动战争的一种资本。
现在，它的这一点资本也输光了。
但是，苏联却丝毫也没有拿它的洲际导弹来威胁其他国家的意图。
它庄严地声明：
只是由于西方国家在裁军问题上采取明显的否定态度，苏联才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证自己的安全；
苏联今后将继续不懈地进行努力，以争取签订裁军协议。
08月27日，苏联就在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再一次提出建议，要求立即先就刻不容缓的几项初步裁军措施达成协议。
苏联这种鲜明的立场，深刻地反映了它的热爱和平的真诚愿望。
苏联制成洲际导弹，给用拒绝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来阻挠裁军问题的美国以有力的打击。
在过去五个多月中，苏联在伦敦裁军会议上曾经为达成协议作了巨大的努力，建议签订有关停止核武器试验、保证不使用原子武器和初步地裁减常规军备的协定。
可是美国却以为自己在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储存上超过苏联，所以它只主张停止生产原子武器和核武器，以保证自己的优势，而拒绝禁止使用核武器。
而且为了能够先于苏联制成洲际导弹，作为“实力政策”的资本，美国也不愿意真正裁军和停止核武器的制造和试验。
因此，在经过长期拖延以后，美国和它的“盟国”在8月02日和21日先后提出了两个所谓“建议”。
其中一个是企图完全撇开有关裁军的各项实质问题，把裁军谈判转变为讨论所谓“开放天空”的空谈；
另一个是坚持要以一系列的无法解决的先决条件，来堵塞迅速签订停止核武器试验协定的可能。
在8月27日的裁军小组会议上，苏联代表严词驳斥了西方国家这些阻挠协议的阴谋，指出了它们使谈判陷于搁浅状态的责任。
这种有力的揭露，使西方国家非常狼狈。
而苏联洲际导弹的制成，更加证明完全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必要，为苏联的建议提供了十分有力的理由，而使美国阻挠裁军谈判的阴谋遭到了惨重的打击。
苏联在发展科学技术和争取达成裁军协议这两个方面的努力，在促进世界和平方面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进一步加强了和平阵营的力量，鼓舞各国人民捍卫和平的信心；
二、打击了帝国主义战争集团的气焰，并使它们在执行备战政策中产生更多的矛盾；
三、促使更多的人（特别是那些抱有侥幸心理的冒险者和对和平漠不关心的人）认识到现代战争的严重性，因而认真思考有关裁军和维护和平的问题，从而推动裁军问题的进展。
正如印度总理尼赫鲁所说的，希望洲际导弹的出现，对裁军谈判能起清醒头脑的作用。
“艾森豪威尔主义”在叙利亚无计可施
在叙利亚，美国侵略中东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又碰了一个大钉子。
08月12日，叙利亚政府发表声明，揭露美国颠复叙利亚政府的阴谋。
接着，叙利亚政府采取了一些巩固内部的措施。
叙利亚政府这个维护本国独立的行动，彻底揭穿了“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真面目，使美国夺取叙利亚、孤立埃及的阴谋又一次遭到了失败。
美国侵略集团由于阴谋败露而恼羞成怒。
它指使美国的宣传机器大肆叫嚷，诬蔑苏联最近给叙利亚的经济援助使苏联“控制”了叙利亚，并且把叙利亚为巩固内部、抵抗美国侵略而采取的措施，说成是共产党掌握了政权。
它们企图把叙利亚的局势说成是对周围国家的一种所谓“国际共产主义威胁”，以便为美国直接干涉叙利亚制造借口。
但是，甚至艾森豪威尔自己在诬蔑叙利亚的时候，也不能不承认，叙利亚的局势完全是内政问题，美国不能应用“艾森豪威尔主义”来加以干涉。
面对这种无能为力的情势，美国就企图利用叙利亚周围的巴格达集团国家和其他亲西方国家，来对叙利亚施加压力，而以战后一直就在美国控制下的土耳其作为主力。
美国在同英国进行了紧张的磋商以后，就派国务院的阴谋专家、副国务卿帮办汉德逊前往土耳其，同土耳其政府以及先后赶到那里的伊拉克、约旦国王和黎巴嫩的代表，会商干涉叙利亚的办法。
汉德逊现在已经到了黎巴嫩，并且还将到其他中东国家去访问，进行策划和布置。
从已经透露的消息看来，美国将继续在叙利亚内部进行颠复活动，同时指使叙利亚周围的国家包围和孤立叙利亚，对叙利亚内部的颠复活动予以策应和支持。
另一方面，美国也在进行军事干涉的准备。
由美国训练和装备的土耳其军队，据传已经在叙、土边境集中。
由于土耳其是北大西洋集团和巴格达集团的成员，因此它将受到这两个集团的支持。
美国在地中海的第6舰队放弃了对法国港口的访问，正在地中海上进行所谓“演习”。
据英国报纸报道，美国将增派一支由一百八十八艘军舰组成的舰队到地中海去同第6舰队会合。
09月下旬，第6舰队和北大西洋集团的海军将在地中海举行大规模联合“演习”，并且将在东地中海进行两栖登陆。
而在同时，巴格达集团的所谓“反颠复活动委员会”，将在伦敦讨论颠复叙利亚的手段。
显然，美国可能用颠复活动和军事干涉双管齐下的手段侵略叙利亚，以除掉这个妨碍美国独霸西亚的心腹之患。
但是，美国的这种阴谋，已引起了叙利亚人民极大的愤怒，更加坚定了他们保卫本国独立，反对美国侵略的决心。
叙利亚人民经过同帝国主义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已经大大提高了警惕性，并且加强了团结，美国进行颠复活动，势将继续遭到失败。
叙利亚的某些亲西方的邻国，在叙利亚坚决抵抗侵略的情况下，也未必能无所顾忌地跟着美国反对叙利亚。
因为伊拉克有油管通过叙利亚，约旦的对外贸易以及黎巴嫩向阿拉伯世界的转口贸易，也大部分都要经过叙利亚。
同叙利亚关系紧张，对它们本身是不利的。
至于美国显示实力的手段，在美国实力政策遭到彻底破产的今天，更不能吓倒叙利亚。
叙利亚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决不是孤立的。
它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支持。
只要叙利亚和埃及紧密团结，保持警惕，坚持斗争，美国的侵略阴谋必将以失败而告终。
敌视中国人民的杜勒斯陷入了窘境
美国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现在也又一次碰了壁。
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结束以后，有一批美国青年应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的邀请，已到中国来访问。
美国国务院为了阻挠他们到中国来，向他们发出了威胁和警告，但是没有成功。
相反，美国国务院的这种阻挠中美两国青年交往的手段，遭到了美国舆论的谴责，并且再度引起了对于美国对华政策和美国国务院不许美国记者来华问题的抨击。
在舆论的压力之下，美国国务院不得不改变它的禁止美国记者访问中国的决定。
08月22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允许二十四名记者在所谓“试验的基础上”到中国来访问六个月。
声明里面特别指出，美国国务院之所以决定这样做，是因为中国“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因而宜于利用这些记者来得到“关于中国国内的现状的进一步情报”。
大家还记得，杜勒斯6月28日在旧金山发表的敌视中国人民的演说中，曾经诬蔑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一种要消逝的”现象。
他并且说，美国有责任“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逝”；
只要“贸易和文化关系能够促进这种消逝，那末我们就建立这样的关系”。
由此可见，美国国务院抱有可怜的幻想，把最近中国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看作是一种大可利用来推翻社会主义中国的“新因素”。
而这二十四名记者，就是美国政府要把他们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被派来替美国的颠复阴谋进行搜集情报的活动的。
不但如此，美国国务院还在声明中特别说明美国不会给中国的新闻记者以互惠的签证。
换句话说，美国不顾互惠的国际惯例，一方面企图强迫中国接受它的片面决定，一方面又不许中国记者访问美国。
这种蛮横无礼的态度，是任何主权国家所不能接受的。
结果，美国国务院又一次使自己落入了窘境，它拒绝给中国记者以互惠签证的决定，遭到了广泛的抨击。
“纽约时报”在一篇题为“让我们这里不要有帷幕”的社论里说道：
“我们认为国务卿迟迟不让我们自己的记者进入共产党中国，后来又只同意我们自己的记者进入共产党中国是错误的。
我们认为他拒绝以‘互惠签证’给予持有中国共产党政权发给的护照的中国人仍然是错误的。”
民主党参议员富布赖特和共和党参议员希肯鲁普也反对国务院不许中国记者访问美国的做法。
在美国改变它的不现实的对华政策以前，杜勒斯将始终陷在这个进退不得的窘境里而不能自拔。
苏联远东区工业日益蓬勃发展
去年生产35亿多度电力45万多吨钢
本报莫斯科28日电
苏联远东区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份已经建立了巨大的工业。
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经济部主任塔拉索夫说：
仅在1956年远东生产了三十五亿多度电力、二十七万八千吨钢、十七万三千吨钢材、七十二万七千吨水泥、十五万吨纸、一千七百三十万吨煤、一千六百九十万立方公尺木材、许多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
铁路比战前增加了二千一百公里。
许多地方继续在开发。
许多新的企业在伊曼河上游、滨海州的奥尔金区、鄂霍次海岸、库页岛北部等等地方兴建。
塔拉索夫说：
分院正在制订综合发展远东生产力问题。
分院和其他科学和地质机关一起研究黑龙江沿岸和沿海矿物的构成和分布规律。
研究以后将能合理解决在远东创立钢铁工业的重大任务。
塔拉索夫认为：
中苏合作，以中国东北的焦炭和苏联远东的铁矿石为基础建设钢铁工厂将是最经济的方案。
远东有钢铁以后，钢铁不必从西部运来，仅仅运费一年就节约十亿卢布以上。
化学家正在研究地方原料及其制炼问题。
远东有生产硫酸、硼酸等酸类资源。
整个黑龙江流域发展生产力的远东计划，在中苏两国科学家合作之下，将于1960年制订。
生物学家对于人参和大豆的研究甚感兴趣。
这两种植物在黑龙江流域是大有发展前途的。
经济学家已经列出在远东南部建立统一的电力系统的益处。
塔拉索夫说：
分院在几年内应该成为远东最大的科学研究机关。
（附图片）
布达佩斯列宁大街上的房屋正在逐一进行修缮和粉刷。
西方在裁军谈判中一退再退
又提出“新”建议来制造新障碍
本报伦敦29日专电
记者潘非报道：
裁军谈判已进行了五个多月，小组会议已举行过六十六次。
但直到今天，人们不但看不到谈判有达成协议的征兆，而且西方国家正大开倒车，为裁军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更多的困难。
在8月29日的会议上，西方国家提出了一个所谓“新”的建议；
实质上，他们为裁军谈判设置了新的障碍。
过去，西方国家建议常规军备的裁减分三个阶段进行，而第2、三阶段的裁减将取决于政治问题的解决。
在这个“新”建议中，除了重复政治问题的解决之外，它们又提出了两个先决条件，即：
公约上所规定的条款实施得令人满意；
其他主要国家接受对它们武装部队的限制。
所谓“满意”的标准是什么？
西方国家没有谈。
这就好像封神榜中弥陀佛的“乾坤袋”，可大可小，大小由之——它完全由西方国家来随意解释。
“其他国家……”又意味着什么？
西方国家没有谈。
问题是，如果阿登纳不同意裁减部队，美国便有“理由”拒绝裁减。
这样，西方建议中的所谓裁减常规军备，实质上只裁减到第1阶段水平“美苏二百五十万，英、法七十五万”。
但是，美国目前的武装部队是二百六十万，英国还不到七十万。
由此可见，新建议在这一点上的“价值”是等于零。
过去，西方国家建议裁减军费10％。
苏联的建议是50％。
即使这两个数字有很大的距离，但至少可以说，双方都提出了各自的指标，从而有了作为谈判的基础。
在这个“新”建议中，西方国家根本不提裁减军费，而只要求缔约国将军事预算和年度开支的情报提供给国际监督组织。
这就给军备竞赛开了方便之门。
过去，西方国家主张在遭到大规模进攻的时候，在进行“防御”的时候，有权使用核子武器。
它们是不愿意销毁核子武器的，因为它们梦想着用核子武器把莫斯科、北京……从地图上“抹掉”。
可是，它们毕竟还假惺惺地说，核子武器只使用于反对大规模进攻的“防御”战中。
在这个“新”建议中，却连这样一句也被删掉了。
同时，这个建议和以前一样，没有规定禁止用现已贮存的分裂物质来生产核武器。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代表诺布尔公然在会上声称，西方国家不能放弃核武器；
它们必须依赖于核武器。
诺布尔作为裁军谈判代表而发表这样的好战言论，这决不能认为是裁军小组工作中的正常现象。
西方国家关于用空中摄影来防止突然袭击的建议，实际上是为搜集侦察情报提供了保证。
这个建议主张开放苏联和美国的领土以便进行监督，但是却主张使美国在别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处于监督范围以外。
苏联代表团团长佐林，在今天会议上对西方“新”建议作了初步的分析。
他指出，不论在裁减常规军备问题上，在核武器问题上，西方国家不是向前跨进一步，而是向后倒退一大步。
西方无意于大量裁减部队，无意于削减军费（它们的真实意图是要增加军费），无意于禁止生产和销毁核武器，并将毫无约束地使用核武器。
在停试问题上，西方假装愿意停试两年，实质上并非两年，而是十二个月。
他们这样作的目的，是要迷惑舆论。
“新”建议回避了苏联提出的销除海外军事基地和撤退海外驻军（特别在德国）问题。
最后，佐林一针见血地指出：
西方国家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明知道是要可能作为讨论的基础的，明知道是不能为苏联所接受的。
明知不能，而又偏偏装模作样地提出来，西方国家居心何在？
一言以蔽之：
它们决心破坏裁军谈判，而又不敢担当这一责任。
谢胡驳斥美记者挑拨阿苏关系
表示阿尔巴尼亚愿同美国建立邦交
新华社地拉那30日电
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8月28日接见了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哈·伊·索耳兹伯里，并且回答了他所提出的十一个问题。
谢胡在回答阿美关系问题的时候说，阿尔巴尼亚愿意在平等、互相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以及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上同美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这种关系所以至今还未建立只是由于受到美国对阿政策的阻挠。
记者问美国应如何来援助阿尔巴尼亚，谢胡说，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的基础是存在的，但是像现有的美援方式，阿尔巴尼亚是难以接受的。
他又说，发展阿美文化交流是可以的。
美国记者提出了一连串有关阿苏关系的挑衅性的问题，如所谓阿尔巴尼亚没有独立的外交政策，是苏联的“附庸国”等等，谢胡严正地驳斥了这些诬蔑性言论。
谢胡着重指出，阿尔巴尼亚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友好、互相尊重和互不干涉内政、合作和互助的原则上的。
阿尔巴尼亚是自由、独立的主权国家。
在人民民主国家中是找不到所谓“附庸国”的，要找“附庸国”只有到台湾和南朝鲜去找。
谢胡还驳斥了记者所提出的阿尔巴尼亚正在进行反美宣传的谰言。
谢胡以阿尔巴尼亚十三年来的巨大成绩和具体数字回答了美国记者所提出的有关阿尔巴尼亚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
他着重指出，苏联的经济援助在发展阿尔巴尼亚国民经济方面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
美国记者问到阿南关系的前景如何，谢胡说，阿南两国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除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外，两国的关系就不会有其他的道路。
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在以平等、友好、合作、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来取得不断改善的。
我们认为，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他们应该在这个大家庭内解决问题、发展关系。
谢胡还着重指出，阿尔巴尼亚愿意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建立正常的关系，只要他们愿意这样做。
阿蒙决定加强合作
两国政府代表团联合声明
新华社地拉那30日电
地拉那报纸8月29日发表的阿尔巴尼亚和蒙古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联合声明说，两国政府再次声明完全支持苏联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禁止试验和使用热核武器、保卫和平和各国人民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和提出的建设性建议。
两国支持亚非国家人民为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意愿和努力，欢迎亚非各独立国家在世界上所起的愈来愈大的积极作用。
这个由谢胡和泽登巴尔签字的声明说，会谈期间，双方对所讨论的一切问题的观点完全一致。
两国政府代表团对目前国际局势的估计完全一致。
两国代表团认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团结一致是它们的生存和顺利发展的可靠保证。
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中，当帝国主义国家反动集团继续进行侵略活动而使国际紧张局势尖锐化的时候，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一致具有更大的意义。
声明指出，蒙古方面完全支持阿尔巴尼亚的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它对巴尔干和近东国家的和平友好政策。
阿尔巴尼亚政府重申了1956年09月06日阿蒙声明中关于接纳蒙古加入联合国的声明。
在公报中双方都高兴地指出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全面的合作近几年来已经获得进一步发展，今后并将获得扩大和加强。
“丰收成灾”
“丰收成灾”，像是一句笑话。
但是在美国，这却真正成了一个问题。
最近，美国“时代”周刊就在嚷嚷这个问题。
它在谈到美国的农业收成时写道：
“丰收在望原是一项值得庆贺的事，但是对于1957年的美国来说，良好的收获气候是国家的灾难，干旱反倒是一种恩赐。”
这家杂志担心，新收获的成万吨小麦、谷物和棉花将不是流向市场而是倒进美国政府堆积剩余农产品的粮仓、货栈和地窖。
在那里已经存有价值达几十亿美元的农产品，处理不了。
据“时代”杂志估计，一个丰收年将使农业部得花五十亿美元的巨额支出来对付剩余农产品。
为什么丰收会成为灾难和农业部的负担呢？
讲起来道理也非常简单，就是：
在美国，生产棉花、粮食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不是为了人民的衣食。
送不送到市场上去，要看能不能赚最多的钱。
而政府在这中间给农业资本家打了保票，只要利润一降到固定的比例以下，政府就用纳税人的钱来大量收进，维持市场上有利的高价。
因为价高利大农业资本家就大力增产，但是收入有限的普通老百姓却因高价而裹足不前。
于是，大批的粮食在仓库里发霉，成百万家庭却得不到足够的食物。
但是，美国政府的财力毕竟有限。
要以它来填平美国农业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越来越大的空隙，显然不可能。
美国政府为缓和农业生产过剩的危机，在1951年曾经花了十二亿美元。
到目前，这笔开支增大到了五十亿美元。
美国政府还用各种方法把农产品大量向国外倾销。
尽管如此，情况并未有大的好转。
因此从去年起，美国农业部又不得不从加紧减缩播种面积来打主意。
在这方面，实行的是一项所谓土地银行计划，通过土地银行对减缩面积的农场主进行补贴。
按照这个办法，在四年内要使全国减少两千万英亩的播种面积。
今年是这个计划实施的第1年，播种面积已比去年减少了一千二百万英亩，成为1917年以来播种面积最少的一年。
美国农业当局十分关心今年的年成。
不是想望丰收，而是害怕年成太好，会使得这项计划落空。
“时代”周刊体会农业部的这种心境，所以一看到今年收获季节出现的几天晴朗天气，就大嚷起“丰收要成灾”来。
其实，丰收岂能成灾，美国的社会制度有以致之也（振亚）
也门呼吁制止英国侵略
据新华社开罗30日电
也门驻开罗公使29日呼吁爱好和平国家对英国施加道义压力，迫使它尊重也门的主权，并且停止使用武力来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这是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威胁世界和平的。
也门公使8月29日收到的也门国王的电报说，英国加紧对也门进行侵略，“有大炮、坦克、飞机和火箭支持的英国步兵侵入也门领土贝达和卡塔巴地区以东，战斗造成很大的伤亡。”
使聪明人变笨的教育
美国著名教育家霍默尔和多迪最近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的记者指出，美国目前的教育使“聪明人变笨，而笨脑子则完全停止了工作”。
他们说，这种不幸是从杜威的学说流行以后开始的。
从此以后，美国的教育工作者就认为，他们没有责任传授知识，并且制订了“适应生活的科目”来代替极有用的课程。
在中学里开设了“家庭生活”、“消费经济学”、“职业消息”、“身体和精神健康”“世界公民训练”等等课程。
结果，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课程都被挤掉了。
霍默尔和多迪指出，“现在在美国有一半中学甚至连化学课都没有，有53％的中学不教物理。”
目前美国的中学实现了自由选课，高中必修课程只有英语、美国史和生理卫生三门，结果那些特别难的功课很少有人学习了。
霍默尔和多迪对这家杂志的记者说，“中学里学代数的学生从1900年的56％降低到目前的24％，学几何的由27％降低到11％，而学物理的从19％降低到4.3％。
只有2％的学生学三角。”
实行这种教育制度的恶果目前已经表现出来。
美国学习理工科目的大学生人数日益减少。
科学家和工程师缺乏的程度日益严重。
（据新华社讯）
叙利亚不惜任何代价保卫独立
汉德逊在黎巴嫩加紧进行反叙活动
本报综合报道 据开罗电台广播：
叙利亚陆军参谋长比兹里29日说：
叙利亚不在乎美国第6舰队的调动，叙利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警惕，它准备应付任何情况。
他又说：
我们是乐观主义者。
我们将不惜付出宝贵代价来保卫我们的自由和独立。
另据新华社引贝鲁特消息：
美国副国务卿帮办汉德逊继在土耳其进行三天活动之后，又在贝鲁特进行紧张的针对叙利亚的侵略阴谋的部署活动。
黎巴嫩报纸称之为“国务院的阴谋专家”的汉德逊在8月28日到达贝鲁特之后，首先同黎巴嫩总统夏蒙、总理索勒哈、外交部长马利克进行了密谈。
接着，汉德逊又同伊拉克、梵蒂冈和约旦的代表以及约旦宫廷总管塔尔霍尼举行了一系列会谈。
08月29日，他同夏蒙进行了第2次会谈，并且又同美国驻黎巴嫩、伊拉克和约旦三国的大使举行了会谈。
消息说，这些会谈所讨论的也都是如何对付叙利亚的问题。
在这以前，汉德逊在土耳其已经同伊拉克和约旦的国王、土耳其总理，以及伊朗、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的代表进行了同样内容的会谈。
这里的人士指出，同这些反对叙利亚的活动相一致的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8月27日硬说，叙利亚从苏联获得的武器使它的邻国感到害怕。
这里的政治观察家还指出，美国最近所发动的诬蔑叙利亚的宣传运动和采取军事恫吓的目的是：
一、企图使人们不再注意叙利亚最近揭露的美国的大阴谋案以及美国继续在叙利亚国内制造阴谋；
二、企图用它捏造的在叙利亚有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来作为它进行侵略活动的借口，并且也以这种借口来向以色列供应更多的武器；
三、企图在叙利亚国内制造不安和困难，使它迟迟不能执行改善人民经济情况的建设计划。
据塔斯社报道，贝鲁特“电讯报”发表了给汉德逊的一封公开信。
这封信写道，“一切反叙利亚阴谋都必将遭到失败，因为黎巴嫩人民也像全体阿拉伯人民一样，将反对这些阴谋，这些阴谋不仅会损害叙利亚的独立，而且也会损害黎巴嫩的独立。”
宣布独立的马来亚
林明
今天，马来亚联合邦宣布独立了，凡是关心国际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人们都不能不对这件事表示祝贺和欣慰。
马来亚是东南亚地区物产富饶、风光明媚的国家。
它位于马来半岛的中部和南部。
东北部与泰国毗邻，东南面临南中国海，西南隔马六甲海峡和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对峙。
在它南端有东方最大的商港和军港之一——新加坡。
马来亚首都设在吉隆坡。
马来亚有十三万一千七百九十四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其中四分之三是尚未开发的森林地带。
马来亚以盛产橡胶和锡砂著名于世，橡胶平均年产量六十余万吨，锡六万余吨，各占世界总产量的33％和35％。
马来亚有六百二十多万人口。
它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是三个主要的民族。
各民族虽都保持着固有的宗教、语言和文化，但是他们一直是和睦无间地相处着。
马来亚是在四百多年前开始逐步沦为外国殖民地的。
早在十六世纪初叶，葡萄牙就侵入马来亚西海岸的马六甲。
到十七世纪中叶，荷兰从葡萄牙人手里夺取了这个地方。
1824年荷兰受到英国殖民者的排挤才退出马六甲。
这时，英国殖民者把马来亚西海岸的三个通商港口槟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合成为英王直辖的海峡殖民地，然后以海峡殖民地为据点向马来亚内陆侵犯。
从1874年到1914年，英国先后迫使霹雳、雪兰峨、森美兰、彭亨、吉兰丹、丁加奴、吉打、玻璃市、柔佛等马来亚的九个土邦接受其“保护”，并将前四邦合成为“马来联邦”，后五邦称为“马来属邦”。
因此，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前，马来亚被英国分裂为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三个部分。
一百多年来，英国殖民者利用马来亚当地民族和外来移民的劳力从事开发和掠夺马来亚丰富的经济资源，把马来亚变为英国垄断资本的原料产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
英国资本控制了马来亚的经济命脉——橡胶和锡的生产。
英国在这方面的投资估计有一亿多英镑。
橡胶和锡的生产不仅给英国垄断资本家带来高额的利润，而且给大英帝国换来了巨额的美元。
英国每年从胶、锡的销售中获得二亿以上美元的外汇，借以增加自己的美元储备和平衡自己的美元逆差。
可以看出，马来亚对大英帝国具有重大的经济价值。
同时，马来亚的战略地位也很重要。
在它南端的新加坡控制着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马六甲海峡，是英国在远东最大的海军基地。
正由于这些原因，英殖民主义者总是千方百计地要维持住它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
但是，和亚非各国人民一样，马来亚人民是不愿屈从于殖民主义的奴役和剥削的。
为了反对殖民制度，争取民族解放，马来亚人民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
1931年马来亚共产党成立后，马来亚人民的解放斗争便有了组织和领导力量。
1941年底，日军侵入马来亚，英军被击败，马来亚共产党为了解放祖国和协助当时的同盟国，不顾一切困难和牺牲，高举抗日旗帜，领导人民群众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在三年多的抗日战争中，马来亚人民及其抗日军的鲜血洒遍了马来亚各地，他们给了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
因此，在战争结束时，马来亚共产党的威信很高，它不仅有了自己的武装，而且还部分地建立了人民的政权。
日本投降后，马来亚人民都热望一个独立的马来亚会从此诞生，但这个希望却落空了。
英国殖民当局重新来奴役马来亚人民了。
不顾马来亚人民要求独立自由民主的愿望，英国当局悍然解散人民抗日军和人民政权，恢复其旧日的殖民统治。
同时，为了加强统治，英国对马来亚的行政区域作了新的划分，将新加坡作为单独的直辖殖民地，由总督直接统治，其余地区合并为马来亚联合邦，以英高级专员为其行政首脑。
马来亚各阶层人民普遍反对英国的这些措施，于是英国对马来亚人民采取了一连串的镇压措施。
为了彻底消灭马来亚的革命力量，英国在1948年06月颁布了旨在剥夺人民一切基本权利和自由的“紧急条例”并发动了全面的殖民战争，妄图在一至三个月内一举扼杀马来亚民族解放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马来亚共产党不得不重新拿起武器，为争取马来亚的独立和自由而斗争。
几年来，马来亚共产党曾一再提出以谈判方式结束战争的建议，并曾于1955年12月在马来亚北部的华玲和马来亚当局举行谈判，但这个谈判由于英国殖民者的阻挠没有能够达成协议。
一直到今年03月间，马共还一再建议恢复和平谈判，但都遭到拒绝。
九年多的殖民战争使马来亚人民遭受惨重的战祸，英国人民为此也支付了巨额的战费和无谓地流了许多鲜血，但是英国殖民当局想用战争来扑灭马来亚人民的独立愿望并没有达到目的；
相反地，马来亚人民的独立运动更加扩展了，人民要求结束“紧急状态”的呼声越来越高了。
在这种形势下，英国当局不得不改变策略，即一方面继续执行军事镇压政策，另一方面则打着“帮助马来亚逐步实现自治”的旗帜来对马来亚作某些政治上的让步。
这首先表现在1954年颁布的“新宪制”上。
这个“新宪制”允许马来亚设立部分民选的议会（九十八名议员中民选五十二名，其余由英方指定）和政府。
但是，政府的政务、司法、财政、经济和防务等重要部门则继续由英国人掌握，英高级专员仍然是政府的首脑，民选部长所分享的权力极为有限，所以这种政治制度的修改并没有改变英国殖民统治的实质。
1955年07月，马来亚根据“新宪制”举行第1次大选。
参加竞选的有马华印联盟（即马来民族联合组织、马华公会和马来亚印度国大党三个政党的联盟）、马来亚劳工党、国家党、泛马伊斯兰教党等党派。
各政党都以“争取独立自治”、“取消紧急条例”为竞选的主要纲领。
选举结果，马华印联盟获得五十二个民选议席中的五十一席，由该盟领袖阿卜杜勒·拉赫曼出组政府并自任首席部长。
英国当局所耍的“自治”把戏当然欺骗不了马来亚人民，他们要求真正的独立自由。
在亚非会议以后，马来亚人民要求独立自由的愿望更为高涨，这就迫使马华印联盟政府不得不把它原来政纲中所规定的独立目标由四年改为二年内实现。
1956年01月，英国政府和马来亚政府在伦敦就马来亚独立问题举行谈判，达成了协议。
英国同意马来亚在1957年08月31日在英联邦范围内宣布独立。
但协议规定英国将通过同马来亚签订一项防御互助条约在独立后的马来亚继续驻军、使用军事基地并执行“剿共”的作战任务。
英国还将向马来亚提供用于“剿共”和建军的财政援助。
伦敦谈判结束后，制定马来亚新宪法和防御互助条约的工作开始进行。
现在新宪法正式颁布了，防御互助条约也草拟好了，短期内就要签字。
英国并已决定要在自今年起的五年内援助马来亚三千七百多万英镑作为“剿共”、建军等费用。
根据新宪法，马来亚设正副最高元首各一人，由九个州苏丹互选产生，每届任期五年，他们拥有任命内阁总理以及延长或解散议会的权力。
国会为两院制，上议院有议员三十八人，其中二十二人由十一个州（即原马来亚的九个州加上新成立的槟榔屿和马六甲两个自治州）的议会选出，十六人由最高元首推荐。
下议院有议员一百人，均通过普选产生。
但是，由于需要先行办理新公民登记和编造选民名册，独立后的第1届大选须在1959年01月以后才能举行，在大选前，旧议会将照常行使职权而政府只作部分改组。
现已选出森美兰州苏丹阿卜杜勒·拉赫曼和雪兰峨州的苏丹希萨穆丁·阿拉姆·沙阿分别担任马来亚的正副最高元首。
原首席部长阿卜杜勒·拉赫曼（和最高元首同名）担任独立后的总理。
此外，新宪法规定马来语为国语，但在今后的十年内英语将继续被采用为官方语言；
伊斯兰教为国教，但这并不影响马来亚作为非宗教国的地位。
随着独立的宣布，马来亚人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马来亚人民知道他们的独立还不完全，摆在马来亚人民面前的政治和经济任务是艰巨而复杂的，只有马来亚各民族各阶层和各党派加强团结，紧密合作，马来亚的独立和建设事业才能获得巩固和发展。
（附图片）
英国和马来亚8月05日在吉隆坡签订移交政权的协定。
图为英国驻马来亚高级专员麦克吉里夫雷（右）和马来亚最高元首阿卜杜勒·拉赫曼（左）在签字。
日本前桥检察当局证实
哲腊德还曾枪击几个人
据新华社30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前桥地方检察当局获得的材料证实，正在受审的美国兵哲腊德不仅枪杀了日本妇女坂井奈加子，并且在犯罪当天还故意开枪射击过另外三个日本人和两个十五、六岁的孩子。
日本报纸昨天刊登了当场看到哲腊德枪杀坂井奈加子的见证人小山利三的谈话。
小山说：
“在我被哲腊德开枪射击以前，曾看到两个拾子弹壳的小孩在演习场上；
他们指着哲腊德说，‘他正在射击我们’。
这两个孩子把空的弹壳拿给我看”。
小山还说：
“这两个小孩好像是从须磨村来的。”
另一位现场见证人金井龙夫说：
“大约在1月30日上午十点钟（哲腊德射杀坂井奈加子当天），两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向我这边走来，并且说‘美国兵（指哲腊德）正在射击宿原先生（另一证人），不要靠近那个美国兵’，接着，他（指哲腊德）向我开了枪，我就趴到了地上。”
（附图片）
被美国兵哲腊德枪杀的日本农妇坂井奈加子的坟墓，在墓前的是她的丈夫和小女儿。
英国国旗在槟榔屿黯然扯落
马来亚筹备庆祝独立
据新华社30日讯
吉隆坡消息：
在马来亚联合邦宣告独立前夕，这个国家的首都吉隆坡正在紧张地筹备进行庆祝。
全市充满节日气氛。
在今天的子夜，全国的清真寺将击鼓，在许多山上将燃起巨大的篝火，表明庆祝独立的开始。
英国女王的代表格罗斯特公爵昨天已经到达吉隆坡。
他带来了英国的移交政权的文件，将于31日交给就要就任马来亚联合邦第1任总理的现任首席部长阿卜杜勒·拉赫曼，从而结束英国在这个国家的殖民统治。
在一百七十一年前最早占领的马来亚岛屿——槟榔屿，今天举行了英国国旗最后一次的降旗礼。
西爪哇地方议会选举大局已定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占第2位
据新华社雅加达29日电
据雅加达“人民日报”今天报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西爪哇省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又得到很大的胜利。
据不完全统计，这个党在西爪哇的县市地方议会选举中得到了一百二十五万多票，超过1955年制宪议会选举时它的得票数字（八十二万多票）的50％。
从西爪哇这次选举得票的绝对数字看来，马斯友美党和上次普选时一样仍然占第1位，它一共得到一百六十四万多票。
国民党已经从第2位退居第3位，第4位是伊斯兰教师联合会。
这三个党得票数字都比制宪议会选举时减少。
目前西爪哇省还缺两个县的选票数字。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爪哇各省地方议会选举中的得票总数已经有六百三十八万票。
据这个党以前的估计，它可以在爪哇各省得到六百万票而成为爪哇的第1大党。
据新华社雅加达30日电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北苏拉威西委员会28日发表声明，强烈抗议同中央对立的北苏拉威西军事当局大规模逮捕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
声明表示希望政府迅速采取纠正措施。
目前在北苏拉威西被捕的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北苏拉威西委员会书记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党委员会书记以及当地一些妇女、青年和农民组织的领袖。
属于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的米那哈沙地方议会议长和另一个议员也被捕。
锡兰总理在吉隆坡发表谈话
欢迎马来亚参加亚非会议
澳外长想把马来亚拖进马尼拉侵略集团
新华社30日讯
吉隆坡消息：
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8月29日在吉隆坡飞机场对记者发表谈话说，独立以后的马来亚应该参加亚非集团，而避免面临离开友好的亚非国家而孤立的局面。
班达拉奈克是到吉隆坡参加8月31日举行的马来亚独立庆祝典礼的。
他说，他认为独立的马来亚将被邀请参加下一次亚非会议，并且将受到热烈欢迎。
他还说亚非会议是亚洲和非洲的友好国家的大家庭。
班达拉奈克说，他非常反对像马尼拉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的国家集团，他认为马来亚不适宜于参加这样的集团。
新华社30日讯
吉隆坡消息：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凯西8月29日在吉隆坡发表谈话说，澳大利亚很希望独立的马来亚参加马尼拉条约组织。
凯西是到吉隆坡来参加8月31日举行的马来亚独立庆祝典礼的。
他说，澳大利亚一直密切注意着马来亚的反共活动。
他还赞扬了英联邦和马来亚军队镇压马来亚民族解放运动的行动。
凯西说，他不知道有削减澳大利亚驻马来亚部队的计划。
两种过关人
流冰
历史已把社会主义这一关推到我们面前。
所有的中国人，除了立志不过关的人以外，不管愿意不愿意，都是要过这一关的。
怎样过这一关？
每个人都必须想一想了。
列在关前的有这么两种人：
一种是真正想过关的；
一种是想踹关的。
前者是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
我们已眺望到了关隘那边的美好远景，渡过这一关，就可使我们在人类生活历史上升高一步。
人民便是带着这种理想和心情，来过这一关的。
尽管这群人中，过这一关，还各有其困难，但只要整编好队伍，一直向前，这一关是可以顺利通过的。
为数极少的那批右派分子是想踹关的。
他们对我们所看到的那美好的东西，是仇视和畏惧的。
他们想把我们这群要过关的人踩在脚下，去踏平这道关隘，把我们所要进入的那个世界变为他们所企求的资本主义王国。
这当然是力不从心的妄想。
他们那块资本主义踏脚板，已被我们抽掉，四脚悬空了还想踏破一道坚强的关隘，比想拔着头发上天也差不了多少吧？
我们一面要建设，一面要战斗。
这就需要整编一下社会主义大军。
参加这支大军的人，各要丢掉身上的包袱。
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需要整顿作风，以便更好地团结和统率这整个队伍；
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需要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丢掉小私有者及其阶级意识的包袱；
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需要丢掉剥削和剥削意识的包袱，并把自己改造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知识分子。
全国人民的大整风，正是为了完成这种大整编的。
包袱愈大愈重的人，困难愈多，愈是需要坚强的努力。
建设不能停止，战斗不能停止，队伍要一面行进一面整编。
这是我们光荣而又紧张的任务，这需要坚忍不拔的精神和高度的自觉。
想踹关的人正在同我们战斗。
我们说的一面要战斗，指的正是这件事。
他们免不了以下几种收场：
起义，当俘虏，但也仍得“脱胎换骨”来过这道关。
“起义”，即主动地低头认罪，彻底交代，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然后参加社会主义队伍，将功赎罪，同我们一道过关，我们力图使这样的人尽量的多起来。
“当俘虏”，即那些较为顽劣必须进行一个时期社会主义教养的人，这种人是在社会主义队伍的督押下过关了，我们希望这样的人会少些。
还有那些顽抗改造，触犯刑律的右派分子，他们是身带绳锁，被我们拉进关去的。
我们希望这样的人更少些。
胆敢行凶杀人和造成重大损害的人，就免不了在关前被处极刑了。
这种事我们是绝不愿有的，但如果有人硬要逼到这一步也没有别的法子。
想踹关的人的几种过关，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但当他们进入关内，身受其福并且大彻大悟以后，便不能不说这是正义的而且是极大的仁政，他们总会有一天说声谢谢的。
但要实现我们的这仁政，也还是要坚决的战斗才行。
这道关人人总是免不了要过的，借用学者们的话“这是历史的必然性”，但是自己应当怎样过法呢？
这就要每个人仔细想一想了。
峇厘岛上的民间故事
——看印度尼西亚影片“查雅布拉纳”
张又君
在印度尼西亚的椰风蕉雨的岛屿上，千百年来流传着许多美丽动人的民间故事。
勤劳淳朴的印度尼西亚人民，把这些民间故事世代相传地继承了下来，一直到印度尼西亚获得独立以后，热爱自己祖国文学遗产的文学家们，开始发掘民间文学的宝藏，把它们整理、出版，也有的被改编为电影，受到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欢迎。
影片“查雅布拉纳”，就是流传在峇厘岛上的一个民间故事。
人们把峇厘叫作“诗之岛”，这是因为：
峇厘四面环海，岛上风光如画，居住着能歌善舞的人民，还有世界驰名的古老寺庙建筑和雕刻艺术。
但是，熟悉峇厘的古代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个“诗之岛”也曾经有过它的封建时代，那些封建王侯和贵族，占有着岛上的丰腴的土地，掠夺人民的财富，造成这“人间天堂”的许多悲剧。
现在，由印度尼西亚的电影工作者搬上银幕的“查雅布拉纳”，形象地给观众叙述了一个动人的悲剧，这个悲剧就是发生在几百年前的峇厘。
影片以查雅布拉纳遗骨的火葬仪式开始，成万成万的人在海滨参加了火葬仪式，虔诚地纪念被奸恶的国王杀害了的查雅布拉纳。
这时，影片上发出一段这样的旁白：
“为什么查雅布拉纳的火葬仪式这样热闹？
为什么查雅布拉纳被全峇厘岛的居民所歌颂？
为什么他的火葬仪式比起峇厘岛上的帝王的火葬仪式还要隆重？
是不是因为他曾经是这个岛上高人一等的人物？……不是的，查雅布拉纳是一个普通人。……”
查雅布拉纳是一个普通人。
他从小就失去了父母。
岛上角落里的一个国王收留了他，抚养他长大。
查雅布拉纳长得十分英俊，而且有一颗纯洁和善良的心。
而这个国王，却是貌似慈爱，心怀叵测的奸险人物；
为了企图霸占查雅布拉纳的美丽的妻子，他竟设下派他出征的陷阱，阴毒地谋杀了查雅布拉纳！
查雅布拉纳，一个无辜的青年被杀害了！
查雅布拉纳的妻子，当她被掳入王宫以后，她坚贞不屈，服毒自杀了！
这样的悲剧，在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度里，它的发生是并不突兀的；
那些用人民的血汗喂饱了的王侯贵族，他们不惜把自己的淫乐建筑在人民的痛苦上面，也是屡见不鲜的。
人民是多么的痛恨这些专制魔王啊！
查雅布拉纳的悲剧，很快地促成了当时峇厘岛上这个小王朝的崩溃。
影片以人民的起义以及冲毁这个封建王朝而结束。
影片“查雅布拉纳”虽然在人物性格的刻划和某些情节的描写上还有不够精练的地方，但是，制作者的善良的企图，以及他们的反对封建制度的立场却是十分明朗的。
“查雅布拉纳”是一部有价值的影片；
同时，它还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使观众看了，对于印度尼西亚的风土人情，增加了一些了解，这是很使人高兴的。
泰国影片“桑弟和维娜”
许蔚文
不久以前，泰国艺术团到过我国访问演出，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珍贵的艺术表演，也带来了泰国人民的友谊。
我国的电影，在今年以来，也开始陆续在泰国映出。
中泰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正显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和相互了解的进一步发展，“中泰一家亲”就是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的一支力量。
现在，我们将有眼福看到第1部在我国映出的泰国彩色影片“桑弟和维娜”，这是一件值得珍视的事情。
影片描写一个双目失明的青年桑弟同一个热情、善良而美丽的姑娘维娜的恋爱故事。
桑弟因家境贫困，从小就被送到佛洞里去给老僧侣留塔做弟子，然而，桑弟和维娜从小就有着深厚的感情，青年时代，爱情就在他们中间滋长了。
村子里的地主豪绅们却在嘲笑她爱上了一个瞎子，地主的儿子格兰还想借此来夺取维娜的爱情。
可是，维娜并没有丝毫的动摇，她带着桑弟一同出走。
不幸，他们被格兰截住，格兰用暴力把维娜抢夺过去，桑弟也惨遭毒打，返回佛洞。
就在故事快将结束的时候，佛洞崩塌了，老留塔为了救护桑弟而惨被乱石轧死，桑弟则因剧烈的震动而双目复明。
可是，维娜已经不在他身边了。
桑弟失去了心爱的姑娘，也失去了尊崇的导师，他终于穿上黄袍出家。
这部影片不仅反映了泰国人民的勤劳、热情、朴实的生活，而且揭发了在那种不合理的社会现状下善良人民的悲惨遭遇。
影片充满着对善良的歌颂和对邪恶的憎恨！
维娜愿意和桑弟共甘苦，不愿意为了贪图生活的享受而屈从于格兰。
虽然，她被逼和格兰结婚，但她仍然对桑弟说：
“我还是和过去一样的爱你，那怕我就是死去……”。
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维娜的纯洁、美丽的心灵和善良的性格。
作为被那种社会鄙弃的人，桑弟有着多少血泪言语控诉那些不公平的待遇。
可是，他一直是生活在长夜似的黑暗里，他只能任人摆布。
周围除了他的父亲之外，就只有维娜和老留塔能够给他以温暖，社会的恶势力也没有放过他这样一个人。
很早的时候，他就有过强烈的希望，睁亮自己的眼睛，来赞美他和维娜的青春，赞美他周围怜悯过他的好心人，赞美那大自然的秀丽景色。
而现在他的双目复明了，萦绕在他眼前的一切事物，都没有值得他赞美的了，他痛苦地叫喊着：
“我不要这个世界，我不要任何东西，恢复我的光明有什么用呢？
还是让我瞎了吧！”
是的，在那种不合理的现状下，恢复他的光明并没有还给他什么幸福，他的希望已经化为灰烬了。
这个形象的创造，是较为完整的。
应该说，桑弟的出家，是他对于那种不合理的社会现状的无声控诉。
这部影片在编、导、演方面都是出色的，尤为可贵的是影片很好的结合和发扬了泰国民族的艺术特点，几个歌舞场面的穿插也很适当。
水灯节河上舢舨舞蹈，正是泰国人民群众喜爱的“喃旺”舞蹈的形式，清澈的水面上轻盈地飘浮着的“水灯”，伴随着欢乐的节日赞歌逐流而下，充分地表现了这一节日的气氛。
在维娜参加舞蹈演出的一幕，古典舞“洛坤”的优美、柔情的舞姿交织着古琴音乐，真是美不胜收。
影片的色彩也很优美，特别是呈现在我们眼际的热带风物，通过色彩的渲染，更是引人入胜。
棕榈树、高脚栉叶屋、巍峨的尖顶佛塔、热带特有的晴朗高空，这一切构成了一幅幅迷人的景致。
致阿曼游击队
刘岚山哦，英勇的阿曼游击队，阿拉伯世界的鹰，背着枪，赶着骆驼，跨过煮得熟鸡蛋的沙漠。
在山地上挖下深坑，在棕榈树上拴好绞绳，等候着缩头缩脑的鸵鸟一样的英国侵略军。
让伦敦的绅士胡吹他们的破牛皮去吧，你们和我们一样都有个永不变的信念：
被压迫、被奴役的民族的自由和解放，
就像是黑夜过去、太阳一定要出现！
一九五七·八·二四，北京。
虎（木刻） 比利时 麦绥勒尔
谈吴祖光的“乱”
贾克
右派分子有一句共同的语言，都说今天新中国的天下已经大“乱”了，吴祖光也不例外。
他在5月31日文联第2次整风座谈会上（见第14期戏剧报）一开头就说：
“我活到四十岁了，从没看到像这几年这样乱过。
遇见的人都是怨气冲天，不论意见相同或不相同，也不论是党员或非党员，领导或被领导，都是怨气冲天，这说明了乱”。
吴祖光活了四十年了，既然他从来没看到像这几年这样“乱”过，那么就是说，这几年之前的三十多年，在吴祖光看来就都是不“乱”了。
我们来看看，四十年前是1917年，也就是民国六年，当时正是张勋复辟，想把被辛亥革命遗弃的宣统，重新扶上皇帝宝座的时候。
张勋的复辟活动由于各地反对遭到失败之后，连年军阀割据，兵荒马乱，老百姓没有一天得到安生。
这些在吴祖光看来，当然不算“乱”了。
这以后蒋介石法西斯独裁统治二十多年，白色恐怖，无数爱国志士横遭惨害，中国最优秀的儿女，死在国民党屠杀下的何止千万；
抗日战争期间，人民到处流亡逃难，多少人家庭妻离子散；
日本帝国主义在解放区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几百里荒无人烟的无人区，万人坑。
人民好容易盼到抗战胜利了，可是蒋介石又勾结美帝国主义发动内战，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疯狂的掠夺，地主恶霸横行霸道，苛捐杂税，人民连混合面都吃不饱……所有这些在吴祖光看来，当然也不算是“乱”了。
那么什么才是乱的年头呢？
吴祖光说：
就是这几年。
这几年——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了国民党蒋介石，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短短的几年就胜利地进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思想改造以及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人民从几千年的贫困、被奴役下面翻身，开始走向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
而吴祖光硬说他活了四十岁，从来没看到像这几年这样“乱”过。
今天那些烈士的家属，在无人区战斗过来的人民，和千百万在旧社会饱受痛苦灾难的人们，要质问吴祖光，你为什么对千疮百孔“多礼的”旧社会那么留恋、赞扬，说是不乱？
今天那些在新社会刚刚开始过好日子的普通工人、农民、市民要质问你吴祖光，你为什么偏偏说今天新社会反倒天下大“乱”？
人民不禁要问到底是谁在那里捣乱？
是什么人在那里兴风作乱？
原来乱的不是别人，是这批牛鬼蛇神。
从今年的春季开始，趁着匈牙利事件之后，国际反动势力嚣张的当儿和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刮起一阵狂风，掀起无数巨浪，到处说“乱”，说“共产党不行了”，说“新社会一团糟”，说“组织制度是愚蠢的”，共产党“趁早别领导文艺”，说后台“杀气腾腾，有大战一触即发之势”……右派分子到处放火，访“疾”问“苦”，造谣诬蔑，煽动翻案；
不是炸弹已经扔进了医学院党委书记的家里，不法地主执刀杀害了革命群众么？
右派分子确是乱了一阵，正当他们疯狂捣乱的时候，却大嚷大叫，“贼喊抓贼”，说什么“到处都是怨气冲天”。
吴祖光说他所遇见的人，不论意见相同或不相同，也不论是党员或非党员、领导或被领导，都是“怨气冲天”。
果真是这样么？
吴祖光是遇见了些怨气冲天的人，但那是些什么人呢？
原来都是些肃反时被审查的对象；
厂史上和特务反革命有来往的人物，写反共文章的记者，地主家庭出身，对党不满的人，反动性质的“小家族”成员，以及变节叛党分子……这一批人确是有些怨气，他们从来对党对人民就是怨气冲天的。
常说“物以类聚”，这样一些人的“怨气”都被吴祖光遇见了，于是吴祖光挺身而出，为他们鸣不平，怂恿他们向党翻案，到处为他们伸冤、叫屈，说“解放前对革命忠心耿耿，做了很多工作，而肃反中却狠狠斗了他们……真是很残忍的事”。
我们要问吴祖光，你有没有真凭实据，哪一个对革命忠心耿耿的人，无缘无故被狠狠的斗了？
没有根据，那么你这样血口喷人，造谣诬蔑，到底是为了什么？
吴祖光要文联出小册子，“把文艺界内受冤枉者的名单，通知大家”，到底吴祖光不愧是“才子”，他把大右派分子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具体化了。
吴祖光说“乱”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自己回答的很清楚：
按照吴祖光的逻辑说法，天下本来不乱，就是因为共产党领导才大乱了的；
所以吴祖光公然叫嚣说：
“组织制度是愚蠢的”，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
那么党不领导文艺去领导别的行不行呢？
吴祖光说也不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共产党都是外行，不能领导只好让位下台了。
共产党下台，右派分子当然就上台了。
吴祖光出生的那年是张勋复辟，四十年后的今天吴祖光要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右派分子们大喊天下已经大“乱”，其实是他们唯恐天下不乱，好趁火打劫，从中大捞一把。
现在，人民倒是真正的平“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