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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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营训练，是我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早已采用了的训练方法。
今年在第一、二阶段训练中，0200部队、0213部队、0352部队和0937部队的某些分队，也采用了这种方法进行训练，都证明了野营训练确是全面提高部队训练质量的一种好的训练方法。
这种训练方法的最大优点是能够使训练更加接近实战情况，在实际行动中，锻炼和提高部队的行军作战能力。
这就能够更切实、更有效地加强战斗准备。
因为野营训练是不受天候季节限制的，它是把平时所学到的各种科目，在有战术背景的情况下，按照实战的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采取单方或者双方对抗，分段或者综合连续作业的方法进行训练的。
它通常是从战备紧急集合开始，然后按照预定计划，组织行军、侦察、警戒、防空、防原子防化学、渡河、宿营，一直到逐行各种战斗演习。
这样，对部队全体成员来说，就是一个全面的锻炼和提高。
它不仅提高了指挥员的指挥能力，而且对后勤卫生工作人员、政治工作人员也是一个实际的锻炼。
特别是对那些新提拔起来的初级军官，这种锻炼尤其重要。
对广大士兵来说，通过野营训练可使他们体验到战时的生活是如何紧张、艰苦，学会在各种复杂情况下机智灵活地完成作战任务。
0200部队参加野营训练的许多士兵反映说，过去光听老同志讲打仗如何艰苦，我们体会还不深刻，今天才真正体会到了，就连行军、走路、吃饭、睡觉都要好好学习。
背包背不好打屁股，水壶、饭包背不好打大腿，走路脚起泡，宿营不会挖厕所，看起来要当个够格的兵真不容易呀！
这个反映有力地说明了野营训练对从未参加过作战的义务兵又是何等的重要。
其次，野营训练有效地解决了训练场地不足的困难，克服了演习中的形式主义。
过去住在营房的时候，营房周围的地形，军官和士兵都摸得熟透，所以演习起来劲头不足，收效不大。
可是如果实施野营训练，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057部队炮兵分队侦察兵在座谈野营训练的收获时说，过去住在营房时，周围地形都摸熟了，演习起来总觉得老一套，夜间按方位角行进，就是再黑的天也保管走不错。
但是，来到新的地区、复杂的地形上，夜间按方位角行进，不少同志都迷了路。
0937部队参加野营训练的通信兵也一致反映，在新的复杂地形上训练，大大锻炼了他们的作业能力。
野营训练还有一个极大的好处是，通过野营训练，官兵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甘苦，军官深入班排，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也就及时了。
军队由于和居民接触，帮助群众劳动，军民关系也密切了。
野营训练好处很多，又为部队全体官兵所欢迎。
无疑，这一训练方法是应当广泛提倡的。
凡是可能实施的单位，都应当积极地进行试验，在取得经验之后，再在所属各个单位普遍推行这种方法。
这对于加强部队战斗准备，全面提高部队训练质量，将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在野营训练期间，部队由于连续行军作业，生活是很艰苦的。
它不同于住在营房时，按时作息和有良好的生活条件。
它的一切行动（包括起居、饮食）都是按照战时可能发生的情况实施的。
在由平时生活环境一下子转入战时生活环境的时候，必然有许多人不习惯，特别是对那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士兵和初级军官来说更是如此。
因此，在进行野营训练的时候，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人员必须像战时一样去进行自己的工作，注意做好充分的思想动员，向全体军人解释野营训练的意义及可能碰到的困难，指出克服困难的办法。
在实施过程中，为了保证部队训练情绪的不断高涨，还必须注意开展群众性的宣传鼓动工作，采取各种方式及时地表扬先进人物，总结先进经验，开展军事民主，以保证训练质量的不断提高。
此外，在组织准备工作中，最主要的是要搞好野营训练计划，确定演习题目和演习方法。
然后根据作业题目确定野营地区，组织现地勘察，并与当地人民委员会取得联系，以便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和帮助。
在物质准备工作中，要搞好野营用具、粮秣、医药等等。
在行政管理工作方面，应尽可能注意改善士兵生活，切实注意防止伤风感冒、中暑等疾病发生。
同时，要教导部队高度提高警惕，做好防特保密工作，遵守群众纪律，帮助群众劳动，以保障部队安全和密切军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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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28日讯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他的随行人员，结束了在亚洲和欧洲九个兄弟国家的访问之后，在返国途中于今天下午二时二十分乘飞机从莫斯科到达北京。
胡志明主席走下飞机时，机场上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他同朱德副主席亲切地握手拥抱和接吻。
这时欢迎的群众从四面拥上前来，向他欢呼和献花。
胡志明主席又同前来欢迎他的中国国家领导人握手和拥抱。
到机场欢迎的，有彭真、陈叔通副委员长，邓小平、贺龙副总理，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中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罗贵波，以及中国国家领导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和解放军将领等。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阮康和其他各国驻中国使节以及越南留学生也到机场欢迎。
新华社莫斯科28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在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等国以后，8月27日晚乘“图—一○四”专机离开莫斯科取道北京回国。
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外交部派了专人陪送胡志明主席到苏联边境站伊尔库次克。
前往机场欢送贵宾的有苏斯洛夫、波斯伯洛夫、柯西金等苏联领导人以及许多国家驻苏联使节。
这一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曾经设宴招待胡志明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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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目前不少单位已实施了野营训练，大家一致反映这种训练方法收获大、提高快，是全面提高部队训练质量的一种好的训练方法。
0213部队教导营在一次历时八天的行军野营演习中，每个人负重三十到五十多斤，往返二百多公里，经过三个县境、四十多个村镇，越过大小山岭七座。
他们根据训练计划实施了十二个训练课题，重点演习了行军警戒和与敌遭遇、驻军警戒和遭敌袭击的动作，综合演习了加强步兵连的山地进攻。
0200部队各支队都分别实施了历时二十天左右的野营训练，进行了担任前哨警戒的步兵班、行军警戒的步兵排、夜间按方位角运动、防原子防化学、土工作业及步兵排的昼间与夜间攻防战斗等课目的训练。
许多特种兵分队也先后采用了野营训练的方法。
0352部队最近组织团、营属炮兵分队进行了历时两个月的野营训练；
0057部队炮兵分队也进行了一两次短期野营训练；
0973部队所属各有线电话分队和0200部队四支队通信兵分队，都分别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野营训练。
通过训练，大大提高了部队执行各项战斗勤务的能力和专业技术的训练质量。
0200部队四支队无线电分队，原先夜间工作能力很差，有一半以上人员夜间不能沟通联络、传不下口令，经过野营锻炼，已都能较顺畅地传诵炮兵口令。
架设班最初夜间不能按方位角进行架设，后来大部分都学会了夜间架设。
中央电话站夜间接转电话的速度已接近了白天的速度。
他们有许多训练项目在质量上、速度上都已超过了年终训练指标的要求。
0057部队炮兵分队测地排的战士们经过野营训练后说：“过去大家计算的都是想定的例子，不费多大劲。
这次野营训练中，不但学会了作业的组织，而且在遇到不能通视的情况时，应该怎样加密、采取什么测量方法，也都得到了实际的锻炼。”
0352部队的团、营属炮兵分队在野营训练结束时，进行了单炮实弹射击，获得了全部队总评优秀的成绩。
指挥员经过了近似战时情况的野营训练后，都得到了全面的锻炼和提高，特别是对缺乏实战经验的初级指挥员来说，锻炼更大。
0200部队一支队一连排长林前炳是从步校来的，没有作过战。
这次在排的夜间攻防对抗演习中，他带着班长去侦察地形，被对方发觉开枪射击，由于他事先没有规定联络信号，临时指挥手忙脚乱，最后只剩下自己和一个班长回来。
事后他说：“这次教育了我，使我知道打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在野营训练的整个过程中，各级指挥员都做到了“多跑、多管、多问”，关心士兵的生活，和士兵一起参加各种劳动。
0200部队三支队连长刘金富在烈日下拿着十字镐和战士们一起挖堑壕；
营参谋长张德祥一面指挥，一面参加了搬运草皮伪装阵地的劳动。
他们各连都有一个连的干部负责管理伙食，六连经常每餐吃两菜一汤，四连平均每人每天能吃上一两多猪肉。
由于干部加强了日常生活的管理，改善了伙食，因此保证了野营训练期间士兵的健康。
0213部队教导营在八天野营训练中仅发生病员两名，发病率比在营房内减少了很多。
这些单位在野营训练前都进行了较充分的思想和物质准备工作。
如0213部队教导营用擦枪布缝了三百五十条米袋，修理了车辆，筹集了水壶、行军锅等，又利用几个晚上对班以上干部进行了教育，拟制了野营计划，在图上研究了演习地区的地形特点，初步确定了在各点实施演习的课目，编写了教学提纲。
此外，他们还事先与野营演习地区的政府取得了联系，在演习中得到了当地人民的大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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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沈阳部队所属各机关、部队、学校两万多官兵大力支援防洪抢险，抢收受灾农作物。
今年，松花江洪水特大，据估计比去年最高水位一百二十点零六公尺还要高出三十四公分的洪峰，将于9月2、3日到达哈尔滨市。
27日晨哈尔滨市松花江的水位已上升到一百一十八点九七公尺，距警戒水位仅差五十三公分，情况比较紧急。
为了保障江北、江南大堤的巩固，保卫哈尔滨市，哈尔滨市驻军的所有机关、部队，已在21日紧急动员，组成防洪大军，投入防洪。
现在八千七百多名官兵正和市民一道冒雨劳动，决心把江堤修得更高、更厚、更牢固，决不让洪水泛滥。
8月中旬，通化市浑江决口，附近驻军一千五百多名官兵闻讯后立即赶赴受灾地区。
经他们紧急抢救，两千多被水包围的灾民已全部救出，并将缺口堵住。
同日，在内蒙古通辽和吉林洮南、白城等地区也都发生河堤溃决，附近驻军都先后派出大批人员，并调动水陆交通运输工具，进行抢救，迅速将灾民救出，堵住缺口。
嫩江上游地区，由于雨量过大，联合收割机不能下地。
一支有八千二百多名官兵参加的抢收大军，在8月5日和25日先后到达了双山、鹤岗、保泉岭、克山、通北、二龙山和九山等国营机械农场，积极抢收小麦和其他作物。
他们约在9月上旬可以抢收完毕，将使七万公顷以上的农作物免受损失。
作者：秦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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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28日讯 应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邀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斯多夫上将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定于9月初启程来我国作友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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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报道 西安市兵役局周崇安、龙赓贤、王公力等三个少尉助理员结成右派小集团，在整风前后疯狂地反党、反领导，最近被揭发出来。
右派小集团首领周崇安的大舅父参加过青帮；
二舅父是阎锡山匪军的少将军官，解放后曾被判处徒刑三年。
1951年，周崇安抱着“升大官、发大财”的动机，参加我军天水步兵学校。
入校后，他经常污蔑党：“说共产党啥都好，不见得！”
他还污蔑毛主席，污蔑统购统销政策。
从学习“八大”文件的时候起，他就不断地写反动文章、发表谬论，攻击党、攻击领导、攻击新社会。
整风开始后，他写了一篇反动文章“整风的魔术”，骂领导是独断专横的魔术师；
说领导干部有一套“思想落后”、“反抗领导”、“破坏团结”、“立场不稳”等政治帽子，好比一座“刀山”，谁要给领导提意见，就得从“刀山下面钻过去”；
说领导像“点石成金”一样，威胁被领导者不提意见，像“吞火球”一样，吞下坏事不认账。
他曾把这篇文章分别寄给人民日报、新观察、陕西日报、西安日报等报刊。
他在同龙赓贤、王公力一起研究过的“一枝红杏出墙来”的文章里，污蔑兵役局的科长们“缺乏起码的良心上的正义感和是非感”。
他在文章“夏日集”里，把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比作“苍蝇”、“蚊子”和“鹦鹉”。
他污蔑党的干部政策，说什么只要“灵魂冰冷到零下一百八十度，保管你得到一顶好干部的华冠”。
他摹仿右派分子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的手法，写了一篇反动小说（未发表），恶毒地诽谤领导干部，歪曲干部政策。
他污蔑新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冰冷的官场气氛”，描绘新社会是“乱七八糟”。
他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一唱一和，经常把右派分子的谬论介绍给别人看。
他否认肃反运动的成绩，赞成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
右派分子王尊一把社会上的人分成四等，说党员是第一等，群众是第四等；
周崇安就明目张胆地指着党员田发义说：“你是第一等人！”
有些党员同志在大放大鸣中说公正话，周崇安就猖狂地指着党员同志说：“没有你的发言权！”
右派小集团的成员之一龙赓贤，一向和周崇安气味相投。
他曾经在陕西日报上发表过歪曲事实、攻击兵役局领导的稿件，经兵役局的同志反批评后，他又和周崇安、王公力商量，虚构事实，说领导上压制批评（登在陕西日报内部参考材料上）。
小集团的另一个成员王公力，品质恶劣，要求入党未被批准，对党极为不满。
周崇安抓住他的不满情绪，对他说“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
鼓动他向党进攻，在周崇安的勾结下，王公力也成了右派小集团的一员。
这个右派小集团有计划、有策略地向党展开进攻。
他们在背地里分析所谓各个领导干部的特点，多次研究如何攻击、如何配合的策略。
整风开始后，他们作了分工，分头参加小组会，收集对领导的意见，作为进攻领导的材料。
为了造成声势，他们采取了一唱一和的办法：周崇安写了污蔑领导的“整风诗抄”，龙赓贤就紧跟着写了辱骂领导的文章；
周崇安在会上发出了不相信党诚心整风的谬论，龙赓贤就说“我是割下脑袋来参加整风的”。
王公力的任务是进行隐蔽活动，负责刺探情况，给周、龙二人通风报信。
他经常提醒周、龙二人要注意谁。
他拉拢打字员，从打字员那里偷看了领导上给上级党委的报告（关于龙赓贤歪曲事实给陕西日报写批评稿的问题），立即把情况告诉周崇安，并就这件事在大会上攻击领导，他还利用自己值班的方便，介绍周崇安、龙赓贤和陕西军区来了解工作的同志谈话，使军区的同志了解不到真实的情况。
反右派斗争展开以后，周崇安看到形势不妙，就指使活动比较隐蔽的王公力继续参加会议，打听风声，他自己和龙赓贤则退出会议，逃避群众的斗争，并恶毒地说：“让他们批判空气去！”
很多人在墙报上写稿要周、龙二人参加会议，他们说：“让他们写吧，那怕贴到北大街，也不理睬！”
周崇安还说：“要很好地收集材料，整风完了后写一个长篇讽刺小说，把整风运动全部否定。”
王公力这时还积极打听情况，他趁别人装订文件的时候翻阅秘密文件，见文件中提到要检查周崇安、龙赓贤在整风中的态度，就立刻通知周、龙二人注意。
在群众和领导的严厉警告下，周、龙二人不得不参加会议。
起初他们还企图顽抗，对群众的意见进行反扑，但经过群众的揭发和说理斗争，他们的小集团终于发生了分化，王公力已经开始交代问题。
在铁的事实面前，周崇安、龙赓贤也不得不低头认罪。
但他们在交代小集团活动的时候，仍然吞吞吐吐。
现群众正在乘胜追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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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报道 经过一个多月的说理斗争，通信学院揪出了一个极为狡猾的右派分子——某教授会教员、谭惕吾“忠实的儿子”谭家嶟。
谭惕吾本是谭家嶟的姑母。
但是，谭惕吾没有正式结过婚，谭家嶟出生不久就过继给她做儿子，是她一手养大的。
所以，他们实际上是母子关系。
谭家嶟有个三哥名叫谭家岱（大连某大学数学教员），6月10日给谭家嶟写来一封信，函授如何伪装法。
信中说：“不要把整风看得那么简单，应多加注意，多说好话。”
信里教谭家嶟：“现在是讲机会的社会，每个人被斗的机会不等于‘○’，你要聪明的话最好一言不发，说话时最好用我的公式——比如说到思想改造，你就说群众运动伟大，我洗了个澡；
如果有人要你给领导提意见，你就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有时候有矛盾，应及时解决；
有人说有墙有沟，你就说可能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假如有沟的话，我们要填平它……我想我的弟弟不会笨得失去创造性，上面的例子足够启发你了。
如果不幸变成了傻瓜，那么顶聪明的办法是傻到一言不发……。”
这是一张十分阴险的两面派嘴脸，并不比谭惕吾、谭家嶟的两面手法逊色。
真是可谓“家传衣钵，一门右派”。
现在，谭家嶟的丑恶面目已彻底暴露，谭家岱算是枉费了心机。
以“独立思考”为幌子攻击党和社会主义
谭家嶟打着“独立思考”的幌子，大肆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他首先是根本否定党的领导。
比如，他说：“在宪法总纲中规定党的领导地位是不合理的；
明文规定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关系是不平等的。”
他还竭力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民主。
他说：我国现在的制度是“不民主的，不自由的”。
他认为“言论自由应该是无限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言论也应该允许自由发表”。
他醉心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竞选，主张各政党轮流执政。
污蔑反右派斗争替右派分子辩护
谭家嶟污蔑反右派斗争是“压服”、“围剿”，说反击右派使得右派分子“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他甚至恶毒地把民主党派内部的反右派斗争说成是“狗咬狗”。
他对于反击右派的文章十分不满。
他认为，这些文章“一提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简直是教条”。
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发表以后，他说：“什么有罪，什么无罪，法律也没有明文规定。”
他竭力找理由为右派分子辩护。
他说，孙大雨诬陷许多同志为反革命，“不能算是诬告，诬告要有法律效果，孙大雨并没有到法院去告，只是在会上说说而已”。
林希翎到处点火，他认为“只是宣传自己的意见而已，不能算是行动”。
与谭惕吾书信频繁自称是“忠实的儿子”
反右派斗争以来，谭家嶟竭力包庇谭惕吾，与谭惕吾书信频繁，积极支持谭惕吾。
当报纸上初步揭露右派分子谭惕吾的反动言行以后，谭家嶟极为不满，他说：“不能先扣帽子再找事实。”
“她是否是右派分子，不能先肯定。
言论不能代表一个人的政治企图。”
“我不相信她主观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当报纸上进一步揭露谭惕吾的右派面目以后，谭家嶟还在背后为谭惕吾吹嘘：“她为人正派，个人品质没有问题。”
并且说：“现在是先扣上右派分子帽子再批判”，这是“无情主义”。
大家揭露他是在为谭惕吾放烟幕，他却说：“关于她进步方面的事实我还没讲完呢！”
当报纸上揭露谭惕吾谩骂卢郁文的事实以后，谭家嶟写信给谭惕吾：“你对卢郁文的批评不应光扣帽子，要多举事实。
我不同意社会上对你的批评，冷静些，不要感情用事……。”
谭惕吾6月8日回信说：“在座谈会上我举出很多事实，但人民日报未登，你显然有误会。
你对今天人民日报社论有什么看法？”
母子俩就这样一唱一和。
6月26日，谭家嶟又写信给谭惕吾。
信中说：“不幸的是你的言论被列为右派言论，你也变成了被反对的对象。
但愿你沉住气。
我以为你发表意见的动机是善良的，而不是什么从骨子里就反动的，民革把你当右派来整未见得是公正的。”
谭惕吾在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假检讨以后，谭家嶟又写信给谭惕吾说：“这里的同志都觉得你的检讨是假检讨，我感到你的检讨还是诚意的。
我是了解你的，我相信你主观上不会反社会主义。
……文汇报的报道（按：指7月12日文汇报所载龙镇中的一篇揭露谭惕吾丑史的文章）在群众中已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你可以去控诉，要求恢复你的名誉……。”
最后自己署名为“你的忠实的儿子”。
谭惕吾接到这位“忠实的儿子”的信以后，立即来信表示“宽慰”，信中又吹嘘了自己的“进步”历史，并且污蔑文汇报上龙镇中那篇文章“全部内容都是捏造”。
抵赖、撒泼、抗拒的手法是谭家母子一脉相传
人民日报对谭惕吾在反右派斗争中所表现的手法，曾经作了简单而深刻的评价，那就是：抵赖、撒泼、抗拒。
谭家嶟也是这样。
谭家嶟用尽心机抗拒大家的批评。
当同志们与他进行说理的时候，他根本不听，常常打断别人的发言，批评“你是教条主义”，“你主观”，“你制造分歧”，给大家扣上许多帽子。
当同志们严肃批评他的时候，他发脾气，拍桌子，摔茶碗，无理取闹，污蔑大家“故意想把我搞成一个什么东西”。
他的恶劣态度激起了大家的愤慨。
在大家严词责问之下，他又施用两面手法，说“我要和谭惕吾划清界限”。
抵赖事实，出尔反尔，也是他的基本手法之一。
他在大家进行说理分析以后，不得不承认了谭惕吾是右派分子。
可是，第二天接到谭惕吾那封表示“宽慰”宣扬“进步”的信以后，立即在会上向大家读那封信进行抵赖。
又一次会上，他一反往常态度，给自己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但是，当同志们追问具体事实的时候，他又公然全部翻案，甚至说以前是“在大家压力下不得不承认的”，借此反咬一口。
尽管谭家嶟用了各种手法，但是，他要想蒙混过关是不可能的。
会议指出，在今年第一训练期中，除少数部队因临时任务推迟了训练进度以外，所属部队基本上完成了训练计划，训练成绩也是明显的。
尤其是射击训练的收获最为突出，不少步兵师的步兵武器第一、二练习实弹射击（夜间射击在内）获得了总评良好或优秀的成绩。
指挥员、司令部训练和专业训练也达到了良好成绩。
战术、防原子防化学和夜间训练等，已经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
总的说，第一训练期的成绩比往年有所提高。
会议指出，在第一训练期中也还存在着一些缺点。
首先是各级领导对训练的全面领导不够，仍有重军事轻文化，重射击轻战术和其他专业科目训练的现象。
合成军队指挥员没有把特种兵、特业分队的训练很好地管起来，因而各兵种、各部（分）队、各科目之间发展不平衡。
有些单位的团、营属炮兵和坦克分队训练以及炮兵部队的工程兵和化学分队训练的质量还很低。
此外，训练中也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形式主义。
会议认为，产生上述缺点的原因，主要是领导上对训练的指导思想不够明确，组织工作不全面。
有的单位在射击训练中提出了过高的成绩指标，给下面压力很大，客观上促成了下边重射击轻战术的现象。
其次，有的合成军队首长还不重视和不熟悉特种兵的训练，没有充分发挥各兵种勤务主任的作用。
经过讨论以后，会议认为，为了加强训练的全面领导，提高训练质量，下半年应着重加强其他科目的训练，对于射击训练应强调“质量第一”，严格执行教程的规定，反对零打碎敲、弄假作弊的现象。
各级合成军队首长和司令部要熟悉特种兵和专业分队的训练。
为此，北京部队将分期分批抽调团、营首长集训，以提高他们的专业知识。
此外，会议还批判了有些工兵、化学主任只管专业分队，不管各特种兵的工兵、化学训练的现象，提出了加强各兵种勤务主任工作的具体措施，并强调重视专业兵、特别是团、营属炮兵的训练。
会议规定今后军、师、团合成军队司令部，作训部门要指定专人负责团、营属炮兵的训练工作。
北京炮兵司令部的集训大队将继续集训团、营属炮兵的连、排干部，争取普遍轮训一次。
要求团、营首长通过集训、自修等方法，逐步熟悉有关炮兵训练的问题，争取把所属炮兵的训练全部管起来。
会议期间，北京部队政治部对下半年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合练中的政治工作演习和在部队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等工作，也作了传达和布置。
到会的各单位负责同志都一致表示：回去后要好好传达布置，安排计划，作到训练和整风两不误。
作者：马景溪刘可忠刘军唐新淮
要从军官作起
我每次到城市执行公务，总要看到一些服装不整的军官。
如某汽车教导连保养助教张有年少尉，穿了军服不戴军帽，并让长发垂在额前，在街上游来逛去，很不像样子。
一次，一个准尉军衔的同志劝告他说：“以后出门你应该戴好军帽。”
不料，张有年却怒气勃勃地说：“你干什么吃的，管得着我吗！”
看了这种情况，使我想到整顿军容必先从军官作起。
如果军官缺乏这种观念，不能以身作则，他怎样去教育士兵呢？
（马景溪）
珍惜军队的荣誉
记得我们刚穿上新式服装、佩戴上军衔肩章时，时常见到一些人跑到“军容镜”前，将军服理得整整齐齐，走路时也精神十足，格外显得威武英俊。
可是，令人遗憾，这些好的表现目前在一部分人身上找不见了。
据他们讲，这是因为“整顿军风纪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于是，游击习气，散漫作风，便在这些人身上表现出来。
只要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看见有些军人只佩戴肩章、不佩戴领章，军服、便服混穿，或只穿军服、不戴军帽等现象。
严格执行条令，讲究军容风纪，直接体现着一个军人的组织性、纪律性。
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他们自己是否讲究军容，也能说明他们带领的部队是否有高度的正规教养。
我们必须时刻珍惜军队的荣誉，坚决地把种种歪风整掉。
（刘可忠）
军人礼节绝非形式主义
以前，南京驻军的军容、风纪、礼节都很好，真是举止正规，礼貌端庄。
但是，近半年多来，情况变了。
有些士兵见了上级不敬礼；
有些军衔低的军官见了军衔高的军官也把头一歪，装作没有看见。
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
据了解，自从反对形式主义以来，有些人便把军人的礼节也当成形式主义，一起反掉了。
再就是，领导这一工作的部门管得不严，检查不够。
此外，政治部门缺乏思想教育，也有很大关系。
我认为有必要再次提出：军人礼节不能当作形式主义反掉！
（刘军）
赶快行动起来吧！
我从沈阳到济南不久，就发现一个问题，沈阳驻军不仅着装齐整，走起路来也是两人成伍，三人成行，挺胸收腹，跟走齐步一样。
而我们济南驻军有些人就不同了。
在这里你时常可以看见，有些官兵三五成群，挽手搭臂，在街上行走。
服装也不整齐，真是形形色色。
有人要问，此地为什么没有纠察队呢？
不！
纠察队是有，只是有的纠察队员是“你走你的阳关道，他过他的独木桥”，军容不整的人他们并不严加干涉。
沈阳、济南两地驻军执行的是一个条令，为什么表现却不同呢？
据我所知，沈阳驻军的各级领导机关在军容风纪上对官兵的教育和督促较严，官兵们执行条令的自觉性也较高。
我诚恳地期望济南驻军的有关领导机关，加强对官兵的正规化教育。
同时，也希望全体同志自觉地、认真地执行条令，迅速扭转某些不良现象。
（唐新淮）
作者：刘同柱
0973部队所属各有线电话分队，在今年第二、三阶段训练期中分别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野营训练。
这次训练的收效很大，实践证明这是提高分队训练质量的一个很有效的训练方法。
实施野营训练以后，克服了训练场地不足的困难，使作业的内容大大地丰富了。
线路架设分队摆脱了那种一成不变的五公里为限的作业方法，广泛地进行了特种情况下的作业练习。
如夜间按方位角架设，中间变换架设方向、通过炮火封锁区和染毒区架设、通过河川和在山地架设、长途行军架设和在突然情况下迅速完成架设任务等等。
守机分队也打破了那种单在一门交换机上练速度的做法，进行了通过数个电话站接转迂回电话的训练，并进行了通播、排除故障和实施转移的练习。
由于分队经常变换到新的地形上去训练，便给克服训练中的形式主义带来了有利条件。
如在衡量成绩的时候改变了那种单纯追求指标和赶时间的现象，能够更多地注意到战士们在完成任务中处置情况、克服困难和排除障碍的实际能力。
这样便促使战士们去踏踏实实地学习各种技能。
0208部队所属守机分队，起初按教学大纲规定的方法练习接转电话，每三十分钟可达一百八十次，加入复杂情况以后，就降低到一百二十次。
但是，到野营训练结束时，加上复杂情况，仍可达到一百八十次。
0209部队一支队所属架设分队，夜间按方位角架设三公里线路，起初需二到三小时，后来只需要二十五到三十七分钟就够了。
由于分队经常在各种不同地形上进行了实际锻炼，军士的指挥能力和士兵的作业能力都迅速提高了。
初到山地的时候，有许多战士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经过训练以后，他们大部分都学会了通过山角、悬崖、绝壁和山沟的架设方法。
因此，战士们对野营训练普遍表示欢迎。
他们说：“过去一两年，我们都在营房周围团团转，地形摸熟了，黑夜也能知道那里有个小坟头，练来练去总是老一套。
这一个多月的野营训练中，我们学到了一两年还没有学会的东西。”
现在完成山地架设的任务问题不大了，通过河川的架设方法也基本上学会了。
野营训练初步使战士们体会到战场生活的艰苦和紧张情形。
初到野外的时候，有些人怕苦，也不会安排自己的生活；
有些人胆小，夜晚不敢执行勤务。
经过领导上的教育和实际锻炼以后，这种情况完全改变了。
0209部队的电话兵们以班为单位轮流做饭，平均每人轮到九次到十五次，生活搞得很好。
各分队在野外还组织了多次紧急集合和转移驻地的演习，提高了战士们的战备观念。
经过野营生活以后，过去有些嫌生活苦的人，也不再提意见了，说现在我才知道“战斗生活就是苦，怕苦是不行的”。
野营训练中官兵同吃同住，增进了互相了解，增进了上下团结。
0208部队一支队通信兵主任经常和士兵们一起检查训练效果，研究训练问题，及时帮助纠正缺点。
支队首长还为缺少衣、鞋的战士们募集了五十件单衣和七十双鞋子。
这些做法鼓舞了战士们的热情，受到了战士们的好评。
各分队在野营中还进行了传统教育，组织战士们帮助老乡收麦、担水、打扫街道，和老乡的关系搞得很好。
有的分队还得到了合作社赠送的锦旗。
栏目：部队报刊评论摘要
坚决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战士报705期的一篇论文指出：最近一个时期，在一部分士兵中发生了一种极端民主化的倾向。
他们错误地认为：“条令和上级的规定、指示不是死的，只要士兵有意见，就应该修改，不修改就是官僚主义，就是不讲民主。”
在这种错误认识的支配下，有的士兵擅自留发，还有的把船形帽改成解放帽。
个别人甚至不执行命令，不听指挥。
不讲究军风纪的现象更是普遍。
这都是十分错误的。
这些同志没有弄清楚，我们的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
事情一经上级决定，就必须坚决执行；
有不同意见，可以向上级提出，但在上级没有改变原来的决定时，是不能擅自不执行的。
对于命令、规定，即使有一部分人认为不正确，也应该一面执行，一面向上级反映自己的意见。
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有些同志认为只要自己觉得不正确的命令、条令和规定，就可以不执行了，那是错误的。
不敢管和不服管都不对
前进报912期的一篇言论中说：我们0139部队二支队，也有不守纪律的倾向。
如遵守公共秩序方面，看电影或看戏时，有的士兵吵吵闹闹，值班员也制止不住；
有时派卫兵分队去纠察，有人竟敢动手打卫兵。
星期六晚上，有人打扑克闹到深夜，连值班员一再制止也不听。
星期天有人不请假就随便外出，军风纪和礼节更谈不上。
其他，不服从上级命令等破坏纪律的现象，也常发生。
所以产生这种纪律松弛的现象，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有些军官在行政上不敢大胆管理，怕士兵提意见；
另一方面是有些士兵有不服从管理的偏向，错误地认为严格管理就是军阀残余，贯彻条令就是形式主义，滋长了极端民主化思想，遇到不合自己口味的事情就反对。
我认为不敢管和不服管这两种不对头的情绪都应当迅速扭转，不然对部队执行任务是极端不利的。
作者：力军
近几年来，我军的保密工作有很大改进。
但是，也有着不少问题。
问题之一是，文件的秘密等级普遍偏高。
有些人在批办文件时，往往把一般文件定为“秘密”等级，把秘密文件定为“机密”等级，甚至把请假报告、结婚报告也当“秘密”文件处理。
据了解，某些单位的“机密”文件，竟占该单位全部文件的50—70％。
恰当地确定文件等级，不但有利于保密工作，还能节省大量的经费。
如部队寄平件可以免费，寄秘密件（二十公分）就要付费二角四分，寄绝密件（二十公分）须付费四角。
仅据总后勤部不完全的统计，以前每月要付出邮资四千六百余元，而按规定控制文件等级以后，每月便可以为国家节省邮资六百至一千余元。
如何控制文件的秘密等级呢？
首先要求每个文件的承办人员，加强保密工作的学习，了解确定文件等级的意义和根据。
首长在确定文件秘密等级时，要严加审核。
各级保密工作人员也有责任加以协助。
作者：罗周
本报讯 四川绵阳军分区机关、内卫连和各县兵役局干部一百二十多人，从7月23日以来连续召开辩论大会，与右派分子李凤鸣展开大论战，揭露了他的反动面目，批判了他的反动谬论。
右派分子李凤鸣是彰明县兵役局少尉助理员，1949年被解放入伍。
他对土改、镇反不满。
去年波匈事件后，他的反动立场就完全暴露出来。
他先后写了十八篇反动文章，共四万余字，向各处散发，并寄往人民代表大会、和平委员会、文字改革委员会、文艺月报、文艺报，甚至打电报到中共中央，宣扬他的反动谬论。
他在这些文章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阶级观点以及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进行了百般的诬蔑和攻击。
他扬言“要干预生活”实际上是向党放出毒箭
李凤鸣在今年1月间写给党中央的一篇洋洋数千言的文章“我要积极干预生活”中，公开标榜所谓“超阶级”的人性论，露骨地表现出他的反动思想。
在这篇文章里，他主张在实际斗争中取消马列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立场，说这是“过时的、失效的、僵化了的东西，再坚持它已经是有害无利了。”
在他看来，“党如果不去掉已经失效了的阶级观点，就是不关心人民的疾苦，……那就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他硬说再坚持无产阶级观点，就是“墨守成规，遵古泡制而停止不前，一切错误都不可能得到彻底的改正”。
他在给党中央的一份电报里还荒谬地提出“请号召人们不应有报复主义的报复行为”，其用意是不要向反革命分子进行镇压。
对于帝国主义者，他却要求“不能一概作盖棺定论。
人总是人，即使是豺狼成性的人，他也有亿万分之一的人性，因此不应分开敌、友、我来对待”。
他要求“取消阶级偏见，站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立场上，研究解决世界上存在的一切问题”。
正如大家所指出的，他所讲的“全人类”其实只是那些豺狼成性的人，绝不是劳动人民。
他的所谓“政见”是要根本上取消共产党
李凤鸣在许多文章里，大肆诬蔑我们党是“残忍的统治者”，把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我国人民描写成“在某种情况下比之既往任何一个社会所遭受的日子更惨痛”。
他在“政见”一文里，说什么“在政治生活中俨然分开党、团、群，处处表现着神秘观点”。
为了取消这种“神秘观点”，他主张“共产党不应该是工人阶级的党，应该是全人类的党”，其用意是企图从根本上取消共产党，正如他公开标榜过的“要用乌托邦主义来抵制共产主义”。
李凤鸣还竭力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他诬蔑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甘作帝国主义的应声虫
李凤鸣在他的“政见的补充”一文里，满篇地对于党的和平外交政策进行了百般的诬蔑，说什么“要站在中间立场才是唯一正确的”。
他认为应该对帝国主义好言相劝，启发他们的“良心”，不要揭他们的坏处。
他在一篇杂文里，还把象征和平的鸽子描写成为战争服务的工具，恶毒地攻击党的和平外交政策。
与此同时，他把人人厌恶的乌鸦却说成是“自然风景幽雅的点缀”，大加赞扬。
他反对按劳取酬挑拨工农关系
他在“对按劳分配的意见”一文中，公然说：“这一原则和大家走共同富裕道路是不一致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他得出结论：“按劳分配这个原则，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它确实还存在着不能解决的问题。
……非改变这种分配制度不可。”
在这里，尽管李凤鸣装出一副“慈善”的面孔，似乎他十分“关心”农民，但是群众早就识破了他的企图，都一致指出他是在宣传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企图以此来挑拨工农关系，破坏工农联盟。
他的反动立场由来已久
据许多人在大会上的揭发，李凤鸣仇恨共产党、仇恨社会主义制度是由来已久的。
他自小脑子里就灌满了封建伦理观念和国民党的反动毒素。
据他自己交代，当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大举向八路军进攻时，他认为这是共产党挑起的内战，说：“日本打蒋介石我恨透了日本，共产党打蒋介石，我恨透了共产党。”
于是，他抱着消灭共产党、八路军的目的，参加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并受过国民党的宪兵训练。
被解放入伍后，他的反动的地主阶级思想和立场，并没有改变。
刚被解放过来，他就开了小差，准备投敌。
归队以后，他对解放初期的剿匪、反霸、镇反、土改等一系列的斗争，都怀着敌对态度。
镇反时，他认为“共产党太残忍，不讲仁慈”。
战士们唱“运输队长蒋介石”一歌，他听着觉得刺耳，反把国民党党歌奉之为圣经。
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他以超龄为理由坚决要求退了团，并决心再也不要求入党了。
当反右派斗争开始，群众批驳他的反动谬论时，他仍很嚣张，厚颜无耻地说：“我知道我写的文章，是为党的阶级观点所不容许的，可是我却感到是为全人类出发的。”
参加大会的干部对他这种顽固态度十分愤恨，纷纷起来对他进行揭发和批判。
李凤鸣承认他的言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但又说他“内心还不是十足的反社会主义”。
在大家的反驳和质问下，右派分子李凤鸣先后交代了五次，对主要事实已经承认，但对其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还交代得极不彻底。
目前，群众仍继续要他作彻底的交代。
（罗周）
作者：郑芝李伯屏
房荣庭同志是6007部队十八支队坦克二连三排排长，是一个能干的射击教员。
去年3月，上级把他由司务长调任坦克排长的时候，房荣庭感到无限的喜悦，但同时也很担心。
他想：“当排长就得给乘员讲课，要讲课就得有知识。
虽然自己当过几年坦克兵，也担任过机电员，但是未住过坦克学校，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学习。
凭自己这一点本领，能当好教员吗？”
房荣庭第一课讲“原子武器概述”。
他在备课上化了很长的时间，差不多把教案背熟了。
可是讲完课后，却有人说：“排长讲课像坐飞机，还没听懂讲的是什么，就完了。”
房荣庭向排里的人征求意见时，大家都希望他讲课时指出重点，讲得具体些，多打些比喻。
这以后，房荣庭就特别注意改进教学方法。
除了随时注意熟悉训练大纲和研究教材之外，他还常到友邻部队去旁听，看人家是怎样讲课的。
讲米位公式时，他为了说明问题，用硬纸板剪了许多圆圈，做成模型。
讲光学仪器和瞄准装置时，他反复思索，怎样找一些通俗易懂的例子，最后终于想起了小时候在家里玩“火镜”的故事。
他想，一块凸透镜，能够把太阳光聚到一起，不就是“聚光作用”吗？
太阳光透过凸镜后，射在纸上的那个小白点，不就是“焦点”吗？
他用这个例子给大家讲了，大家都高兴地笑着说：“对，这回我们全懂了。”
就这样，房荣庭同志通过苦心的钻研，教学能力终于很快提高了。
房荣庭同志有这样一种脾气：要是有什么问题未想通，他就永远也忘不了。
有一次，在讲射击学理课的时候，他对膛线有什么作用，为什么没有膛线炮弹就会产生倒偏等问题未搞通。
有一天，他散步时看见孩子们玩“懒驼螺”，那个问题便立即翻了起来，并且很快地得到了解决。
第二天他就拿了一个“懒驼螺”到课堂上去，手晃着它对大家说：“你们看，懒驼螺不转，手一松它就倒了。
现在用鞭子抽它，叫它转起来，它的重心就不断地改变，一会儿到这边，一会儿又到那边，这样一来，倒偏的重力就互相抵消了，保持了懒驼螺的稳定性，它就不倒了。
炮弹飞行的情况也是这样的，要它旋转着飞，它就一直往前；
要是不旋转，它就要在天空翻斤斗。”
乘员们听了以后说：“排长讲得真好，又好懂，又有趣，越听越有滋味。”
今年3月，房荣庭看了“苏军坦克武器”和“快速射击”等军事教育影片以后，受到很大的启发。
他觉得过去自己在组织射击预习的时候没有人家那样严格，预习完毕以后，乘员们对结束战斗的坦克恢复行军状态的动作做得不认真。
以后他就特别注意在这方面严格要求。
在大热天里，不管太阳烤得钢板怎样烫手，也不管坦克里热得像蒸笼一样，他都亲自带头示范，并要求乘员按标准做好动作。
有的乘员上车时怕碰坏手脚，动作很慢，他就组织竞赛，进行批评表扬，最后纠正了动作缓慢的现象。
现在他们从离车十公尺的地方跑步接近坦克，到跳进车内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只用十二秒到十六秒钟就够了。
在房荣庭的领导下，今年全排出色地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训练任务，政治、技术、射击、通信的成绩总评都是优秀。
他们是全支队的射击优秀排。
新乘员的短停时对固定目标射击和老乘员的行进间对固定目标射击，全部都是优秀。
房荣庭同志本人也在全支队军官大会上受到了会议嘉奖。
作者：刘平
本报讯 4906部队右派分子相德苍，最近已经低头认罪。
一个多月来，部队训练处的同志们从相德苍的政治历史到入伍以来的一贯言行，作了全盘的大揭露。
除了解放军报251号已报道的以外，又查出他污蔑肃反运动是“蹂躏和摧残了人的意志”。
他污蔑党员和积极分子是“随声附和”。
他还污蔑党对知识分子有“一种本能的厌恶情绪”等等。
同志们还揭发他在整风前后到处点火，煽动别人对党不满，向党进攻。
在辩论中，同志们逐个地驳倒了相德苍的谬论。
他们用相德苍入伍以来不断得到培养和信任的事实，驳斥了所谓党对他歧视和打击的谎言。
相德苍曾经以两位军官的转业为例，污蔑党对知识分子“只是暂时的利用”，大家就举出这两位转业军官的真实情况予以驳斥。
相德苍说工农干部官运好，知识分子不能入党，大家也摆出事实予以批驳。
相德苍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无中生有，是为了把党抹黑。
在最后两天的辩论会上，同志们着重驳斥了相德苍对国际问题和我国民主生活的污蔑。
同志们以充分的事实证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是一贯奉行和平政策、反对战争的。
相德苍却胡说什么国际问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实质上他是在为帝国主义侵略者作辩护。
许多同志还用美国选举制度的黑暗，对黑人及进步人士的迫害，社会道德的败坏以及美国军队在国外的暴行等事例，证明所谓“美国的民主比中国的好，更开明”，是无耻的谰言。
有的同志说，资产阶级民主对相德苍来说也许是好的，因为他家原来是地主，但是我们不要那样的民主，我们知道那对劳动人民意味着什么。
同志们举出许多中央和地方报纸的例子，驳斥相德苍所谓“我们的报纸千篇一律”的论调。
相德苍被同志们驳得理屈词穷，不得不低头认罪。
他承认他在旧社会接受了较深的反动思想，入伍后一贯把自己当成“外来人”，看问题和考虑问题总是与党抱着两条心。
他说过去总怕党把他当成异己分子，实际上正是异己分子。
他说，鸣放以来他发出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是在反动阶级本质和思想感情的支配之下，夸大事实，对党攻击。
他还交代了同小集团人员的关系。
他承认对他的批判是一个挽救，使他不致完全走到绝境，表示愿意接受同志们的批判和组织的教育。
同志们希望他作更深入的检查和更彻底的交代。
（刘平）
作者：林志常/吴加昌
正前方发现了可疑的迹象。
林志常、吴加昌摄（解放军画报社稿）
作者：孔石泉
右派分子在军队中对工农骨干的污蔑和攻击，是他们射出的最恶毒的一箭。
他们叫嚣说：工农干部是“土包子”，没有文化，没有科学技术知识，光会耍枪杆子，所以不应该再提以工农为骨干了，而应该强调以知识分子为骨干。
有些认识不清的同志，在右派分子的影响下，也对以工农为骨干的建军路线发生了怀疑。
他们担心地想：我军目前面临着现代化建军的任务，不具备一定的文化和科学知识的干部，的确是很难胜任的。
右派分子别有用心的污蔑和攻击是枉费心机的，那些认识不清的同志的怀疑和担心，也是多余的。
我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以工农为建军骨干，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建军路线。
过去我军依靠了这一路线，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下，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今后也只有继续贯彻这一路线，才能很好地进行现代化国防军的建设，担负起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
我们在建军中为什么要执行以工农为骨干的阶级路线呢？
这本来并不是很难理解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军队是镇压阶级敌人反抗和保卫国家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
任何一个阶级，要建立和巩固自己阶级的统治，必须首先建立和巩固自己阶级的军队，必须把军队紧紧掌握在自己阶级最可靠的干部的手中。
我们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因此，只有共产党绝对领导的、以工农分子为中坚力量的军队，才能最忠诚地为工农劳动人民服务，才能最坚决地保卫我们的国家。
很难设想，一支被地主、资产阶级分子所掌握的军队，能够为劳动人民的国家服务。
我军建军以来的事实证明，工人农民出身成分的人，不仅占我军全体成员的绝大多数，而且他们革命最坚决，能够经得起任何艰难困苦和流血牺牲的考验。
他们所以革命最坚决，也正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工农阶级的成员，他们知道自己是为了解放自己的阶级、为了保卫自己阶级的利益而战，他们对阶级敌人有着刻骨的仇恨。
这也正是我军能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有人认为，我国已经改变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基本上消灭了阶级，今后再提以“工农为骨干”似乎没有必要了。
这是没有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因此，以工农为骨干的阶级路线仍然是从政治上、思想上使我军纯洁和巩固的可靠保证。
右派分子为什么要攻击我们以工农为骨干的建军路线呢？
很明显，他们想取而代之，以便篡夺军队的领导，从根本上改变我军的性质。
从这次反右派斗争来看，在右派分子中，有剥削阶级出身的仍坚持反动立场的人，有思想未经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的分子等等。
问题不是更加清楚了吗？
不以工农为骨干，难道要以这些人为骨干吗？
那样，我们的军队要变成什么样的军队呢？
我们并不是唯成分论者，以工农为建军骨干，并不排斥知识分子。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曾经指出：“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
在建军中，我们党也一直是十分重视革命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
但是，必须指出：我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大部分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家庭，过去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具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观点。
他们参加革命后，在思想上没有彻底改造之前，有些人往往在国内外的一些重大事件中，表现出立场不稳，摇摆不定。
在这次全国大鸣大放中，不少知识分子同情和支持右派分子的言论，有些人甚至成为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便是明证。
知识分子必须经过思想改造，抛弃资产阶级立场，确立无产阶级立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
正因为这样，我们党对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我军遵循了党的这一政策，吸收了大批的先进知识分子参加我军。
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以后，党帮助这些知识分子，改变了他们原有的思想作风，逐步把他们培养成为我军的优秀干部。
他们在过去战争时期以及现代化建军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现在，我军不仅在初级干部中，而且在中高级干部中，都有大批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
这一事实，也给恶意挑拨工农和知识分子关系的右派分子一个有力的回击。
建设现代化的军队，干部需要有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这是没有疑问的。
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低，缺乏科学技术知识，这也是事实。
但是，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是可以在学习中获得的。
事实上，许多工农干部在党的关心和培养下，在知识分子的帮助下，经过个人的刻苦努力，已经提高了文化水平，掌握了科学技术。
我们党从来没有单纯强调以工农为骨干而歧视、排斥知识分子干部。
恰恰相反，我们党一直都是提倡工农分子与知识分子相结合，使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干部互相配合，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达到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
有人说，以工农为骨干会妨碍知识分子发挥作用。
这种说法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也是极端错误的。
实际上，以工农为骨干不但不会限制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相反，能够加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使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
知识分子要想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除了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以外，最重要、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深入部队、深入实际，投入到实际斗争中去，向工农学习，与工农结合。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决心为人民服务，为工农服务的知识分子，就绝对不会对我军以工农为骨干的建军路线发生任何怀疑。
事实上这也早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那些企图否定以工农为骨干，认为被工农压抑了自己的人，恰恰是那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还没有得到改造或是有意坚持反动立场的人。
对这些人的谬论，我们必须给予驳斥。
要加强我军现代化建设，使我军永远成为党和国家的坚强工具，就必须永远保证我军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纯洁。
作者：焦东海
7月9日傍晚，我怀着愉快的心情，去看我们的政治委员谭冠三中将。
政委把我带到会客室。
他指着窗外，用兴奋的口吻对我说：“怎么样，我这个地方搞得像样了吧！”
我顺着他的手看去，窗外一片树木和鲜花，靠近房子的是各种果木树，房子的东北角是一块菜园，院子内外大都铺上了青草，绿茵茵的，简直像一所“花园”。
这时候，我不由想起1951年我们刚到拉萨的时候，这个地方还是一片荒草，是政委亲自带着机关工作人员，在这块土地上垦荒、播种、植树……。
几年来，他们种的树不下万株，整个军区司令部营房内不少树木也是从他这里移植过去的。
为了美化这块土地，政委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1954年春天，他每天休息时间，总是骑着自行车从住地跑几里路到这里来种菜、栽树。
为了灌溉方便，他们还打了一口水井。
有时他和同志们一起月下锄菜，直到夜深。
有的同志瞌睡了，他就给大家讲红军长征故事。
他经常像老人教育孩子一样地对大家说：“除了工作、学习以外，还应多参加一些体力劳动；
这是劳动人民的本色，我们不能忘本。”
凡是和他接触过的官兵都听到过这种谆谆教导。
我望着窗外的树木和菜园，出神地沉思：一位经历几十年战争风霜的将军，吃过多少苦啊！
目前他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但仍在这号称“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上艰苦地劳动……政委像猜透了我的心思，笑了笑说：“同志，我们在这里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西藏人民，为了后一代！
没有这个观念，任何工作都是很难做好的。”
他这段简短有力的话，使我忆起了一件往事：有一次，我到政委这儿来，他正在修剪一棵很小的果树。
我问他是什么树，他回答说：“这是给你们种的，它的果实我是吃不上了。”
说完以后他照例亲切地笑了一阵。
以后我才知道那是棵胡桃树。
这件事和现在的谈话联系起来，是多么有力地表现出将军建设西藏的坚强意志和充沛精力啊！
政委的体力劳动是多方面的。
1953年他亲手在这里试种西瓜和甜瓜，由于他的恒心和辛勤劳动，试验终于成功了。
瓜熟的时候，他邀请战士们和拉萨的藏族客人到他家作客，当他拿出这些罕有的东西时，人们都大吃一惊。
此外，政委还把野鸡驯养成家禽，在高原上试用“插枝法”种植杨树。
前些日子，他到某地检查工作，又抽空到山上挖了一些松柏苗移植到拉萨。
拉萨目前还没有这种树，移植也是试验性的。
现在这十几棵松柏树都活了。
他对我说：“这种树四季常青，只要我试栽成功，将来你们都可以栽。
那时候拉萨松柏成林，才真叫美化呢！”
据我所知，政委生活作风的勤俭朴素，是令人感动的。
他的饭食很简单，今天我看他吃晚饭，只有一个炒白菜，一盘泡咸菜和很少的一点鸡肉。
鸡肉是为了招待客人的。
他平日常常穿布鞋，布鞋也是自家做的。
他的爱人李光明同志纳鞋底，他自己做鞋帮。
李光明同志是拉萨市妇女爱国联谊会组织部副部长，工作也很忙，可是这一对革命老夫妇却利用工作之暇，进行这个有趣的“劳动合作”。
政委还是一个泡咸菜的能手，他能做几十种泡菜。
1955年的一天，他看到警卫部队收罗卜时把叶子都扔了，感到很可惜，就捡起来泡成咸菜，一直吃到现在。
有时他泡的菜多了，还送给战士们吃。
……
政委参加体力劳动已和工作、学习一样，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事情了。
他专用的一把小洋锹，锹头已经磨得只剩巴掌那样大。
现在又换了一把新锹，他很高兴，因为他又有继续劳动的好工具了。
政委的话越说越多，从井冈山背粮，延安挖窑洞，一直谈到拉萨的垦荒、植树……。
当我告别的时候，在院子里，将军指着地下的草皮说：“这是我从拉萨郊外弄来的，将来部队的营房区都可以铺上这种草皮，这样就可以少吃风沙。”
他诙谐地说：“风沙没有营养，还是叫士兵们少吃点好。”
在我回家的路上，脑子里不断在想：一个人处处为人民着想，为下一代着想，并终日辛勤地为他们工作着，该是多么愉快啊！
真正的幸福是属于这种人的。
作者：万里云
也许由于我的思想迟钝、知识贫乏的缘故，对于某些人津津乐道的所谓“内行”、“外行”等问题，曾经觉得相当复杂、难辨，因为有的人口头“内行”实际外行，有的人口头“外行”实际内行。
比如文学大师鲁迅曾作“门外文谈”；
深懂科学的聂荣臻元帅，从来不说自己在科学上是个内行；
在政治、文艺理论上有卓越贡献，并创作过优秀诗篇的毛主席，更绝口不谈自己是什么理论家和诗人。
可是，也有相反的一类人：如自命“万能科学家”、高喊“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钱伟长，原来却是一个惯于剽窃别人劳动成果、不学无术的“文抄公”；
自称“青年作家”、在“鸣放”中疯狂一时的林希翎，连“战争与和平”还未看过，居然大写论托尔斯泰的文章；
在我们军队中也有某些做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工作的人，盲目地强调本身业务“特点”，自命为“专家”，说领导上“外行”，“不照顾他们”，其实他们对本行业务也是一知半解。
这种情况不禁使我想起鲁迅先生说的“推背”法，即从反面去看问题，遇到那些口口声声自称“内行”的人，就先打个“？”
号；
对那些自谦“外行”而在勤恳工作、刻苦钻研的同志，倒认为他可能是个内行。
如果加上一些调查研究，这种方法常有八、九成的准确性。
退一步说，就算有的人真是精通本行业务吧！
这又有什么值得大吹大擂呢？
一个专门以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为职业的人，比一般同志多懂得一点本行知识，从社会意义看来，这和工人多懂做工、农民多懂种地、军事人员多懂军事、政工人员多懂政治工作是同等的，而且是应该的。
一个真正有学识的人，他永远是谦逊的，同时他的学识愈渊博，就愈感到自己学识之不足，因为他深深理解：宇宙是无穷无尽的，人类的学识也将随着对宇宙认识、利用的扩展而不断丰富、前进，一个人如果在这无限广阔的宇宙中因认识某些事物、占有某些知识、获得某些成就而沾沾自喜，甚至不可一世，竟以此作为向党向上级向人民向同志骄傲的“资本”，这除了暴露自己的浅薄无知以外，还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人类社会工作分为若干行业，这本是一个合理的正常的现象。
可是有的人却偏偏将自己的一“行”，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右派分子更别有用心地将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行超驾于其他各行之上，始则强调本行业务的“特点”，自命“内行”，借以抬高身价，抗拒党的领导；
继则夸大党和领导“不懂业务”“不照顾业务特点”，“压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最后就搬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来，哄共产党“下台”，以便篡夺党的领导。
其实，领导有政治和业务两个方面，而政治领导又是首要的；
没有它，业务就会迷失方向，而且也不可能发展。
当然，政治领导应照顾业务特点，但是也绝不能将业务驾凌于政治之上。
政治领导犹如神经中枢，业务工作犹如各部器官，没有各部器官固然不能从事活动，而没有神经中枢的组织和指导，则全盘皆乱，这种密切而有主次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上，现在的中国无论任何一件工作都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而且党领导得很好。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提出，就生动地说明了党领导科学、文艺的英明和伟大作用。
天下事，如果按只有在业务上“内行”才能领导的“逻辑”去办，那除非天上掉下一个精通一切业务的万能领导者，否则谁也不能领导谁。
可是这能做到么？
当然，右派分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这样说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否定和排斥党的领导而已。
作者：袁克忠
作者：夏侯魁
在两个多月来的反右派斗争中，我们极大多数同志，在党的领导下，有的始终如一地立场坚定，有的在斗争过程中逐渐明确了立场。
但也有少数人表现软弱、摇摆、迷迷糊糊，他们是不可容忍的温情主义者。
温情主义者的表现到底如何呢？
他们有一种呆头呆脑的书生气味。
例如，某理论教员（党员），发表过一系列的右派言论，性质极为严重，简直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是一丘之貉，一脉相承。
但温情主义者却为他辩护说：“他还没有形成思想体系”，“他不全是在正式的会议上说的”，“他的这些论点，集中起来看，确是右派无疑，但他是分散地随便说的呀”！
他们有一副和事佬的面孔。
他们在研究上面所指的这位理论教员的问题时还说：“他确是发表过不少不对头（请读者注意，‘不对头’何解？
——笔者）的意见，但他也曾发表过不少极‘左’的意见呀！”
似乎“左”右可以抵销，真是立论奇谬！
他们还有一种荒唐的逻辑，说什么“他的某些论点，许多人都曾有过”。
言下之意就是：“难道许多人都是右派？”
按照他们的逻辑，那就是：要说他是右派，那很多人都是右派。
他们没有坚定的原则性，说什么“这个人平常就是个‘二杆子’，这个人平常工作还不错，这个人年纪轻轻的不至于……”等等。
当别人反驳他们这种温情主义态度时，他们立即摆出一副似乎很讲究原则的架子，提出“什么是右派分子的标准？”
“党内如何划分左中右？”
“左中右的划分以历史为主还是以目前表现为主？”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要别人给他们回答。
天哪，反右派斗争已经两个多月了，他们还不解右派为何物，岂不险哉！
总之，书呆子的脑袋，和事佬的面孔，荒唐的逻辑和没有坚定的原则性，就是我所接触到的少数温情主义者的面貌。
我们必须向温情主义者大喝一声：醒来吧，同志，不要再糊涂了，积极参加到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来，只有这样，你才能胜利通过社会主义这一关！
那种置身于斗争之外，或者在斗争中患政治伤风症、色盲症和软骨症的人，是极其危险的。
作者：百文
在政治学院速成系的一次有关农业合作化的讨论会上，有一个人说：“我家是贫农，也说农业合作化不好！”
奇怪！
竟有贫农反对合作化了！
但经过对这个人的家谱作了考察以后，才发现，原来他是这样一个“贫农”：祖父辈是个地主，到他父亲这一辈衰落成破落地主，而他自己是在姥姥家（大地主）长大的，他叔伯父家在土改中也是被斗对象。
不但农业合作化对他这个“贫农”没有好处，就是土地改革也对他极为不利。
因此他大叫：“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
不久前，他的母亲来北京看望，因排队没有买到猪肉，他哀伤备至，在地主出身的母亲面前号啕大哭。
有人曾经在批判会上问他：你是为买不到几斤肉悲伤呢，还是为死去的地主阶级哭泣呢？
作者：梁溪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蚍蜉就是蚂蚁，小小蚂蚁，竟想推倒大树，岂不可笑。
右派分子吴辅仁恶狠狠地说：“我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求党退出军队！”
空军工程部的一个助理员张茂林假惺惺地说：“为什么军队一定要党来领导，可以讨论讨论呀！”
要讨论吗？
如果这样的问题能够把共产党讨论倒了，那才是怪事。
但是我们也要看看是什么人和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来。
对那些善意提出问题来研究的人，我们不惜时间，乐于同他们讨论。
在军事学校里，在学习小组会上，多少人都讨论过这一类问题。
对右派分子的恶意挑衅，我们也要奉陪。
但不是什么讨论，而是要回击。
中国革命一百多年的历史已经作过长期讨论，结论是必须共产党领导。
革命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就不可能去彻底完成人民的革命事业；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没有一支革命军队，也不可能取得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
这个问题不但在纸上讨论过，而且在战场上辩论过，还作出了结论。
蒋介石要我们交出军队，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不相信我们能打胜仗。
争辩是残酷的，但结论仍然没有变；
有了共产党的领导，革命军队就永远战无不胜。
在战场上动摇不了的，右派分子的几声叫嚣就动摇得了吗？
既然蚂蚁推不倒大树，右派分子谅必也推不倒事实和真理！
关于资产阶级右派的性质，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
社论说：“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
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
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
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
是不是要办罪呢？
现在看来，可以不必。
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
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
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
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
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
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
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
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
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
这样做，从长远来看，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更为有利的。
经过几个月来的揭露和批判，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这次进攻，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猖狂进攻。
在这个猖狂进攻中，他们攻击我们的五大运动三大改造，根本否定我们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谁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就被判处“教条主义”、“掩盖错误”的大罪，甚至有的被诬蔑为他们所谓的“反革命分子”；
他们攻击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诬蔑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切错误的根源；
他们攻击共产党的领导，要共产党退出学校、工厂、报社、法院和科学文艺等等一切单位，并用“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等等代替共产党的领导；
他们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民主集中制，攻击我国的外交政策，反对苏联，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
总之，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他们要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要的是由他们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要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
他们不但以上述各项作为他们的反动纲领，而且以章罗联盟为首包括其它一些右派野心家，在全国各地进行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破坏活动。
我们上海人民已经揭发的大量的事实，充分证明了他们在上海的活动，无一不是根据他们的反动纲领进行的。
这一切都说明他们已经公然违反了他们同我们一起举手通过的宪法，他们已经公然站在反抗社会主义革命，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地位了。
经过这几个月的大辩论，他们已经理屈词穷，有些人已经作了交代，低头认罪，这是我们所欢迎的。
但是还有一些人不服输，不肯彻底交代，更有一些右派分子在人民的追击之下，败下阵来，改变腔调，好像他们的错误只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好像他们从来不反共反社会主义，反而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
他们自称“动机是好的，效果是坏的”。
这完全是骗人的。
我们不妨列举一些右派的论点来分析一下。
例如：对成绩的估计。
在平时，我们并不愿意把“成绩是主要的”挂在嘴上，自我陶醉，我们总是告诫自己不要为胜利冲昏头脑，实行戒骄戒躁的方针。
这一次，我们为什么要大讲特讲成绩是主要的呢？
这是因为右派根本否认有成绩。
他们为什么这样坚决地否认成绩呢？
一方面，由于立场不同，对什么叫成绩、缺点，看法也各有不同。
中国解放了，我们中国人民看作是百年来无数先烈流血牺牲、几万万人英勇奋斗的大成绩，帝国主义、蒋介石、资产阶级右派却认为是大错误；
五大运动、三大改造的胜利，拥护社会主义的人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绩，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却认为“一团糟”，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另一方面，他们否定成绩，把个别的和局部的缺点或错误夸大为根本的和全面的错误，是为了从根本上否认我们八年来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性，从而根本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道路的正确性，是为了煽惑那些认识不清、立场动摇的人摆脱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跟着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我们没有缺点和错误，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别的阶级和政党能够像无产阶级、共产党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征求群众的批评。
这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是前进中的缺点和错误，是可以克服的。
就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来说，我们就和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者有根本的不同。
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者是根本反对人民的，他们是剥削劳动人民的能手，这是两种本质上不同的情况。
因此，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温床。
这三种主义，他们是根本不想克服也不能克服的。
而共产党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我们所有的党员、干部（个别除外）是勤勤恳恳为人民工作的。
他们的官僚主义作风是从旧社会传染来的，共产党是根本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而且依靠群众的监督，依靠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的提高，是可以逐渐克服的。
但是，资产阶级右派把我们的缺点夸大起来，用来丑化共产党，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这同我们指出缺点错误，是两种态度、两种目的：我们是为了克服它，纠正它，资产阶级右派是为了反共反社会主义。
例如：关于党的领导。
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
既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必须由共产党领导，才取得了彻底胜利；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离开共产党领导反而能够成功，这岂不是怪事？
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从流血牺牲的无数教训中选择的结果。
因此，右派分子中，少数最疯狂的分子，高叫要共产党下台、要杀共产党，其中有一小部分也真的这样干了。
但是，他们这种行动很快地就被群众识破了，他们的反动面目也立刻暴露于天下。
右派分子中的那些有政治经验的，主要是受过资产阶级长期训练并有与无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的经验的分子，却采取较为迂回的进攻策略。
他们懂得叫共产党下台，太暴露了，他们从局部开始，说共产党领导这样不行，领导那样不行，说共产党应当退出这个部门，应当退出那个部门。
他们自以为文教界容易听他们的话，他们就想先从这里打开缺口，然后逐步推开，目的在于取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代之。
他们懂得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是不可分的，而有些人却不懂得这一点，于是右派分子就煽动群众，说是共产党只要政治领导就好了，不要什么组织领导，各个机关不必要有共产党员担任工作，公私合营单位不必要有公方代表，学校也不要什么党委领导，使用干部不要政治标准等等，否则就是宗派主义，就是“党天下”。
其实，共产党从来是主张并实行与党外人士合作的政策的，我们并不要清一色，实际上也不是“清一色”。
就拿我们上海市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市人民代表大会来说，七百九十名市人民代表中，中共党员只有三百二十六人，还不到一半。
在任何单位共产党员都是少数，没有党外干部的积极努力，我们的工作是难以取胜的。
右派分子攻击“党天下”，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他们攻击的“党天下”实际上是反对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新中国。
美国通讯社和报刊，把解放了的中国，叫作共产党中国，这同右派分子说中国是“党天下”，一模一样。
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的另一恶毒阴谋就是反对基层干部，他们说基层干部糟得很，非大反特反不可，他们这样诬蔑勤勤恳恳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基层干部，其目的就是“釜底抽薪”，从基础上撼动党的领导，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对于最熟悉他们的、经常发生面对面斗争的基层干部的刻骨仇恨。
这里面并没有多少高深的道理，只要问一问工人们就行了，他们可以很简单地告诉我们，没有公方代表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他们既有没有公方代表的经验、又有有了公方代表的经验。
高等学校也是一样，以“教授治校”来取消党委的领导，到底是加强了领导，还是削弱了领导？
只要把解放前的学校和今天的情况加以认真的比较，是很容易得出结论的。
至于不以政治标准鉴别人、使用人，这是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幻想，只要有阶级存在，就有各自的用人标准。
艾森豪威尔绝不会用共产党员给他当参谋长，也不会用美国的进步人士作国务卿。
右派分子自己也是以政治标准用人的，他们还没有上台执政，就已经下决心不要共产党员、不要“桥头堡”即积极分子了，他们如果真的上了台，难道会改变这种主张吗？
他们的这一套，以及他们所说的“大材小用”，“小材大用”，“有德无才”，“有才无德”等等，都不过是为了掩饰他们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资产阶级右派复辟的阴谋罢了。
我们中国人民在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下长期生活过，他们的才与德是怎么回事，我们是有深刻的了解的。
例如：关于集中与民主，纪律与自由。
资产阶级右派煽动群众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共产党领导下，只有集中、纪律，没有民主、自由，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他们资产阶级右派的领导下，将会根本改变这种情况。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已经科学地论证了这个问题，毛主席指出：“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
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
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
“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
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
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
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
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
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人民群众为什么懂得？
因为人民曾经长期在没有人民的民主、自由，只有反动派的民主、自由的反动统治下生活过。
在资本主义的工厂里，在地主阶级统治下的乡村里不正是这样的吗？
同时，在同反动统治作斗争的过程中，我们也深刻地懂得了只有民主集中制才能保证我们的胜利。
在建设我们的国家的时候，为了维护人民的最大的利益，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难道只要民主、自由，不要集中、纪律是可能的吗？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右派分子说：劳动人民知识水平低，不懂民主自由，这是胡说，为了争取祖国的民主自由，劳动人民牺牲最大、贡献最多，这难道是知识水平低的表现吗？
资产阶级所说的那种民主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自由，没有为工农兵服务的自由。
任何一个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的进步活动都不能不受到资产阶级的压迫。
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才有了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自由。
在这种条件下，不要集中，不要纪律，只要“绝对的民主”，“绝对的自由”，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只有利于资产阶级，不利于无产阶级。
只有正确地实行民主集中制，才能保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是任何剥削阶级所不能达到的局面。
例如：学习苏联。
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验对我们无疑地是重要的。
正是因为有了苏联的经验（成功的和错误的），我们才少走了弯路。
我们的方针是将外国的经验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但是，当我们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时候，选择外国经验已经不易，结合起来、结合得好更加不易，需要时间，需要代价，只能争取缩短时间、少付代价。
教条主义是有害的，必须克服，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的先进经验统统当作“教条”来反对，这种修正主义的观点是更加有害的。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以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学习苏联，并不真的是反对教条主义，而是站在仇视苏联、仇视马克思主义、仇视社会主义的反动立场，进行反共反苏的活动。
只要看他们多么仇视我们的外交政策，就更明显了。
我们上面举的这些例子，以及其他举不胜举的例子，都说明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言论和行动，都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是一般的政治问题，而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这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那将是资本主义复辟，那将是重新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奴隶地位，那将是千百万人头落地。
为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我们中国人民已经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我们决不能把已经得到的胜利断送在这一伙右派野心家手里。
反右派斗争的意义绝不能估计低了，绝不能采取温情主义，这个斗争不取得胜利，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彻底胜利。
四川获得第七个丰年
据新华社讯 今年早稻收成很好，一亿二千多万亩秋粮作物生长很好，如不再发生意外灾害，又将是一个大丰收。
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时期，四川省的农业生产是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的。
粮食以最高年产量的1938年为一百（总产量是三百五十九点五亿斤原粮），解放前的1949年为八十三点二。
解放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发展了互助合作，国家又通过价格政策的指导，并在财力、物力和人力上给予巨大援助，全省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
1952年粮食总产量已达到三百三十七点五亿斤，比1949年增加12.9％，1953年、1954年、1955年三年连续增产，1956年又获得了合作化后第一次大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四百四十五亿斤，比1949年增加48.9％，比最高年产量的1938年还高23.8％，提前并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今年粮食总产量预计可达到四百七十六点三二亿斤，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指标的14％。
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粮食显著增产，几年来，四川省农民不仅卖出大量余粮支援国家工业建设，支援城市和灾区人民，并且逐步地提高了自己的吃粮水平。
根据双季稻主要种植区的富顺县丁海乡共和社，六户有代表性的农民的调查，解放前正常年景的1948年，每人平均吃粮二百七十七斤，其中贫农每人全年仅吃粮一百六十五斤；
解放后建立农业社前平均每人食粮三百九十一斤，入社后的1956年，平均每人食粮达六百二十七斤。
产粮区的川西平原华阳县灯塔社的社员，解放前的粮食平均只够半年吃，去年每人已分得五百九十一斤粮食，全社没有一户人家缺粮。
据有关方面的材料，全省农民在1953年时每人平均留粮五百零二斤，这几年逐年有所提高，去年平均每人留粮已达五百四十四斤。
今年每人留粮水平又可以比去年略为提高。
粮食增产不但提高了农民的食粮水平，同时由于商品粮不断增多和国家不断合理调整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增加了农民的实际收入，提高了购买力。
河北一千四百多万亩棉花长得好
据新华社讯 号称祖国棉仓的河北省，今年播种的一千四百六十三万多亩棉花喜望丰收，现在，邯郸、邢台等地的棉农们，已开始采摘新花。
据河北省农业厅经济作物处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说：今年河北全省大部棉花发育生长良好，除武安、清河等县少数棉田因受自然灾害略有减产外，全省绝大部分棉田都将获得突破历史记录的好收成。
今后，如无意外自然灾害，预计全省棉花平均每亩可产皮棉四十三斤，比这个省棉花产量最高的1955年还高三斤多。
今年，河北棉花播种面积比1955年减少了二百多万亩，但是由于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皮棉总产量仍可达到六亿二千九百多万斤，仅比1955年减少五百多万斤，而多于其他任何一年。
新疆阿勒泰农牧业大丰收
据新华社讯 祖国西北角的阿勒泰地区今年农牧业再度获得大丰收。
今年这里的庄稼被认为是解放以来最好的一年，据估计，粮食作物总产量可达九千多万斤，比丰收的1956年还要增产50％。
相当于1949年的六倍半。
畜牧业方面也获得了丰产，估计全区今年8月间的牲畜总头数较去年同期净增加17％，共达一百五十多万头，相当于1949年的四倍。
今年阿勒泰地区农业丰收，不仅解决了本地区十一万多农牧民、市民和工人的粮食问题，还可外调九百多万斤支援外地城市和工矿区。
太湖洞庭西山油柿丰收
据新华社讯 江苏省震泽县境内太湖洞庭西山的油柿，今年又告丰收，这里是我国油柿的重要产地。
根据三十个花果合作社的统计，已经采收油柿一百三十二万斤，可以制柿漆七十多万斤，比去年增产一点六倍。
这里的油柿含油率很高，是洞庭山的著名特产。
形同柿子不能食用，经过加工制成柿漆，是工业和手工业的重要原料。
美报认为世界舞台力量大大改变
据新华社28日讯 纽约消息：塔斯社就苏联试验洲际弹道火箭及核武器和热核武器所发表的声明在美国引起了巨大反响。
纽约所有晨报27日都刊载了塔斯社发表声明的消息。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则华盛顿消息说：“俄国制造洲际火箭成功比美国早这一事实，正在大大地改变着世界舞台上力量的对比。
自从1953年8月第一颗苏联氢弹爆炸以来，俄国的军事实力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现在对于这种带有氢弹的洲际弹道火箭还没有任何防御办法。”
“纽约时报”在关于塔斯社声明的报道中说，这项声明可能会促进伦敦的裁军谈判。
并指出，“苏联在中程弹道导弹方面是有些走在美国的前面的”，“因此，苏联关于第一次试验成功洲际导弹的说法非常可能是真实的”。
但是，也有些国会议员借此机会鼓吹美国要加强军备计划。
伦敦惊呼苏联科学研究超过英美
据新华社讯 伦敦多数中央级报纸27日晚版都拆版重排，以便把塔斯社关于这件事情的声明作为最重要的新闻刊出。
据报道，在27日举行会议的英国内阁讨论了塔斯社的声明。
大臣们和军事首脑们也就这个声明举行了一系列紧急的磋商。
英国著名科学问题评论员平彻尔在“每日快报”上写道，苏联在洲际火箭方面的成就是苏联科学研究工作大大超过美国和英国的一个证明。
他写道，苏联建议停止试验氢弹并不是由于苏联软弱，而是由于它要求和平。
法国、西德和意大利等国各报，也都刊登了塔斯社声明。
日本军事评论家说苏美力量有了决定性差别
据新华社讯 日本军事评论家林克也8月27日就苏联试验洲际弹道火箭获得成功一事发表谈话说：这件事在美苏力量对比方面造成了决定性的差别。
美国终于被苏联赶过去了。
据新华社上海28日电 曾经是流浪儿的上海市徐汇中学学生王禄荣在27日的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上，用自己的经历驳斥了右派分子。
他回忆解放前的情景说：我的外祖母、母亲都从七、八岁的时候就进缫丝厂当童工，双手天天泡在滚开的水中捞茧子，烫得皮破肉烂。
一天辛辛苦苦工作十二小时以上，才挣得四角钱。
东洋人来了，炸了丝厂，又烧了我们的房子，使我流浪街头，成为一个无依无靠的流浪儿。
为了混一口饭吃，我做过饭摊的伙计，卖过大饼油条，卖过菜。
我吃的是冷粥馊饭。
有时连这一口饭也吃不到，身上穿的是破烂的单衣，睡的是马路、弄堂。
有时还要遭到巡捕的打骂，我们要活下去，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去偷去抢，去犯罪。
在当时有多少个像我一样的十一、二岁的孩子走上了抢劫为生的道路。
解放了，是共产党救了我们。
党和政府用一切力量来关怀我们这数万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把我们一批批送到教养院。
在那里我们有吃有穿，学习识字和唱歌跳舞。
我们第一次过着人的生活，第一次享受到人间的温暖。
后来党又把我们送到各个工作、学习岗位上，其中有的人已经是劳动模范，有的已经是大学生，有的还出国留学。
我在1950年在苏北垦区上海农场管理局当了通讯员，后来组织上照顾我年纪小，送我到徐汇区中学读书。
在五年的学习生活中，我受到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学费全免，伙食有助学金，一切都不用自己操心，到冬天又给我做好崭新的棉衣。
五年中，我参加了少先队，又参加了共青团，并且在去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去年党和同学们又给了我最大的荣誉，选我为上海市人民代表。
没有党的领导，我们能有今天吗？
右派分子，你们凭什么说解放八年党的领导一团糟，凭什么说我国不如西方民主，凭什么说今天人民生活不如从前。
栏目：连队社会主义教育参考材料
粮食部最近提出了一个问题：严格控制农村和城镇的粮食销量。
在农村，要求对农户用粮“不缺不供”，并严格管理以粮食为原料的副业，取缔一切粮食黑市活动。
在城镇，要求今后几年的口粮供应标准不再提高，工商业用粮不再随便增加，坚持凭粮票购买粮食及其复制品（如挂面、年糕等）的制度。
粮食部并号召所有农村和城镇居民，精打细算，尽一切可能节省粮食的消费。
粮食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今年收成不好？
不。
今年的小麦和早稻是丰收的，单是小麦就比去年多收了七亿多斤。
今年大秋刚在开始，预计许多地方是丰收之年。
那么，为什么还提出节约粮食的问题呢？
因为：第一，我国粮食虽然比解放前增长了很多，但是还不宽裕；
第二，不论城乡用粮都有浪费的地方，节约粮食还大有可能。
我国粮食总的情况是：够用，但不宽裕
我国粮食的产量是年年都在上升的。
如去年遭受了大灾害，全国粮食的产量仍然超过了丰收的1955年，跟解放前的1949年比，更超过了将近一倍。
这一年的粮食产量一共是三千六百多亿斤，拿全国人口来算，每人大约可以摊到六百多斤。
由于粮食产量的年年增长，广大人民的粮食消费数量也提高了，过去人民那种“糠菜半年粮”的情况已经改变。
但是，我国生产增长的速度跟消费增长的速度相比，粮食虽说够用仍然不很宽裕。
这是因为：（一）我国有六亿人口，并且每年平均要净增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加上工人农民生活需要相应的改善；
（二）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城市和工矿区的人口大大增加了，他们需要较多的粮食；
（三）轻工业的原料大部分依靠农村，为了种植棉花、甘蔗、烟、茶等经济作物，这些地区的人口也在不断增加，他们也需要粮食；
1956年至1957年度，全国多销的粮食达一百二十七亿多斤，其中很大一部分便是因为上述地区人口增加而多销的。
（四）我们国家建设需要很多宝贵的工业器材和原料，需要出口一部分粮食去换。
（五）为了防备灾荒，后备粮也要占一定的数量。
（六）再加上日益增多的骡马牛羊猪鸡等大小家畜和家禽需要饲料，粮食的需要便不能不大大增加。
由此可见，节约粮食在我们这个粮食产量还不高的六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是多么重要！
目前还不能大量增加粮食产量
解决粮食问题，最根本的办法，当然是增加粮食的生产。
但是，由于我们国家短时间还不能实现农业的机械化，还不能大量生产化学肥料，水利问题还不能彻底解决，耕地也还不能大量开垦出来，增加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就不能不受到很大限制，因而迅速地大量地增加粮食的产量，彻底解决我国粮食需要的问题，就不能不成为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任务。
但是我们国家的建设必需进行，人民用粮的需要必需保障，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充分利用合作化的优越条件和其他条件，大力发展粮食生产而外，就必须特别注意粮食的节约。
节约粮食的潜力还很大
节约粮食，在当前来说，不仅是必要的并且是可能的。
因为浪费粮食的现象不仅城市有，乡村有，即使是灾区，也是存在的。
如湖南省桂阳县灾区，有60％的农户除了吃粮而外还要煮酒，一般的户煮一两缸，多的要煮三四缸，每缸用米十五到二十斤。
因为煮酒，光是邵东县龙塘农业社用米即达六千五百八十六斤，可供十七八人吃一年。
城市同样有这种现象。
据工人日报报道：福建长乐县高唐伐木厂，3、4两月由于浮报人数三十一名，就冒领了四千四百六十斤粮食。
成都某厂，5月份一天中，从桌上、地下、泔水桶中扫起和捞起的净饭即达七十六斤之多。
这种情况说明，节约粮食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即使在国家规定的用粮标准之内，节省粮食也仍然是大有可能的。
如重庆某厂由于伙食管理良好，今年第二季度就节约了粮食三万四千九百多斤。
在进行了节约粮食宣传以后，甘肃去年12月份的销量就比11月份减少了三百多万斤。
天津今年7月比6月少销了四百八十多万斤；
北京西单区有四十一个单位，6月份不仅减少了三十七万斤，并且上缴粮票十一万斤；
上海市今年上半年单是上缴的节余的粮食即达八百多万斤。
这样的事例多得很。
军队更要节约粮食，还要注意向群众宣传
我们军队是一个很大的粮食消费者，人吃马喂，需要国家供应的粮食是很多的。
根据对一些部队的了解，浪费粮食的情况也还很严重。
如果说工人农民、国家机关能够节约，我们军人的供应标准比他们高，节约粮食当然更是可能的。
我们军队历来都是党的政策的一支优秀的宣传队伍。
在节约粮食问题上，我们每个人都应当作宣传员，向驻地居民宣传，向自己的家属亲友宣传，务必把国家的这个要求，让他们清楚了解，积极拥护，并和我们一道，来实行粮食的节约。
作者：振峰
塔斯社宣布：最近，苏联发射了一枚超远程的、多级的、洲际弹道火箭。
火箭的试验进行的很顺利。
它在前所未有的高度飞行，并在短时间内飞行了极远的路程。
试验结果表明，有可能向地球上的任何地区发射火箭。
这一科学技术成就是对发展科学的巨大贡献，对加强苏联国防力量有重大意义。
最近苏联还进行了一系列核武器和热核武器（氢）的爆炸。
爆炸是在高空进行的。
试验进行的很顺利。
塔斯社受权声明：苏联政府将继续坚持不懈地争取在停止试验和禁止原子武器方面，在整个裁军问题方面达成协议。
作者：尖兵
（一）什么叫洲际弹道火箭
洲际弹道火箭是洲际导弹的一种。
洲际导弹有两种：一种是洲际非弹道导弹，又名洲际无人飞机；
另一种是洲际弹道导弹，又名洲际弹道火箭。
二者的共同点是射程远，可以将热核子弹头由地球上的一洲射向另一洲。
其区别是，洲际无人飞机由喷气引擎推进，高度低，速度慢，飞行方向与一般飞机相同，不难防御；
洲际弹道火箭由火箭推进，飞行高，速度快，弹道向上成弧形，像炮弹一样沿抛物线弹道飞向目标，较难防御。
（二）洲际弹道火箭的简单构造
洲际弹道火箭主要有四个部分：弹体、推进系统、导向系统和弹头。
现在苏联与美国的洲际弹道火箭都是由三段液体火箭推进。
其尾部的第一段火箭用作加速的，发射后首先燃烧，推动弹体升高。
约三至四分钟烧完自动脱落，由第二段火箭推进，第二段火箭烧完脱落，由第三段火箭推进。
弹体随火箭脱落而越来越轻，速度却愈来愈快。
第三段火箭携带热核子弹头命中目标。
在飞行初期，它是由无线电或雷达导向，当进入大气层以外，就按照惯性定律自由飞行，人力无法控制。
所以在发射前要测定座标，计算好初速、加速和携带的燃料。
内部还要装有自动导航设备，使它自由飞行时保持一定方向，不为外力引出轨道。
它的理论误差是十六公里，但是当它飞达抛物线顶点后，向地面俯冲飞行时，由于地心吸力的影响，进入大气层时的速度达音速二十至二十五倍。
这样高的速度，其弹头部分必须用耐高热原料包盖以防止烧毁，或采用减速、散热等设备以减低温度。
通常试验时都不携带弹头。
（三）洲际弹道火箭的一般性能与作用
苏联最近试验的超远程洲际弹道火箭的性能与作用，根据塔斯社的声明，已经可以了解，它可能向地球上的任何地区发射火箭，使火箭不依靠战略空军而达到遥远的地区。
为了帮助大家具体了解洲际弹道火箭的一般性能与作用，我们姑举美国正在研究的一种洲际弹道火箭——“宇宙神”为例。
美国“宇宙神”洲际导弹长约二十一公尺，直径二点四至四公尺，发射时重约九十吨，射程八千公里，其抛物线弹道最高点距地面一千二百八十公里，平均时速一万六千公里。
可以携带热核子弹头，用以轰炸大城市和工业中心，以摧毁对方战争潜力。
由于热核子武器的爆炸威力和放射性沾染影响的扩大，一般误差十六公里仍然可以达到破坏效果。
（尖兵）（附图片）
26日深夜三点二十分，由世界纪录保持者、苏联运动健将尼基京（组长），世界纪录保持者、功勋运动健将罗曼纽克和世界纪录保持者、运动健将安德烈耶夫，尼古拉耶夫，伊先科和萨文组成的跳伞运动员组乘飞机飞到了一万四千公尺的高空。
他们从这里跳出飞机后，在深夜漆黑一片的条件下自由降落了一万三千多公尺才开伞。
他们的成绩比捷克斯洛伐克跳伞运动员们在今年3月创造的这一项世界纪录高出了一千五百公尺。
栏目：读报常识
8月27日是朝鲜选举第二届最高人民会议的日子。
最高人民会议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
它行使国家的最高权力：批准或者修改宪法；
确定国内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选举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
组织内阁；
通过法律和批准主要政令；
批准人民经济计划、国家预算等等。
在最高人民会议闭会期间，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是国家最高政权机关。
由最高人民会议批准的内阁，是国家政权最高执行和号令机关。
最高人民会议的代议员是按照普遍、平等、直接选举的原则，以每五万人选举一名的比例，用秘密投票方式选出。
第一届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是在1948年选举的。
民主朝鲜的宪法规定，最高人民会议选举四年进行一次，第二届最高人民会议原应在1952年改选，但是，因为当时正进行着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1953年停战后又需要进行复杂而迫切的经济恢复工作，因此大选不得不延迟到今年举行。
从7月14日起朝鲜北部各地就开始了选举运动，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金日成、金科奉、崔庸健、洪命熹、金一、朴正爱、金昌满等都被各选区的选民提名为代议员候选人。
广州市十五岁的游泳选手唐宛桇，今天在1957年全国游泳及跳水锦标赛最后一天的少年女子组的比赛中，以三分二秒八的成绩打破了女子二百公尺自由泳三分四秒六的全国纪录。
至此，四天来共有两个项目的全国纪录被打破。
彭真市长把两枚打破全国纪录的纪念奖章，分别颁发给唐宛桇和在25日的比赛中曾经打破男子一百公尺自由泳全国纪录的广东省选手林锦珠。
“八一”队在罗五战五胜
在罗马尼亚已经四战四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篮球队，27日第五次获得了胜利。
“八一”队在这天同萨土马勒城篮球代表队进行的比赛中，以一百二十五比五十战胜萨土马勒队。
（新华社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