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玛依的喜讯
本报乌鲁木齐27日电全国瞩目的克拉玛依油田已经探明的油田面积和储量，在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油田中，仍属首屈一指。
在已经完钻的六十二口探井中，有三十口探井自喷出原油。
其余完钻的探井，有的正在试油。
正在钻进的三十六口探井，有十五口井取出含油的岩心或有油气显示。
克拉玛依共分五个探区。
经过钻探，从已经取得的地质资料来分析，克拉玛依的油田并不连成一片，但可能分布若干油田。
目前，新疆石油管理局正集中力量在广阔的面积上进行钻探，从克拉玛依到乌尔禾长达九十公里的线上，隔不多远，就有一座井架。
全局职工正满怀信心地准备向祖国报告更多的喜讯。

发展科学技术　加强国防力量
苏联洲际导弹试验成功
塔斯社受权声明愿与西方国家达成全面裁军协议
新华社27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26日讯：
塔斯社宣布：
按照科学研究工作的计划，在苏联顺利地进行了洲际弹道火箭的试验，以及核武器和热核武器的爆炸。
（一）
最近，发射了一枚超远程的、多级的、洲际弹道火箭。
火箭的试验进行得很顺利，完全证实了计算的正确性和所选择的设计的正确性。
火箭在前所未有的高度飞行。
它在短时间内飞行了极远的路程以后，在西部地区着地。
试验结果表明，有可能向地球上的任何地区发射火箭。
制造洲际弹道火箭问题的解决使得火箭有可能不依靠战略空军（战略空军目前是现代防空工具所容易制服的）而达到遥远的地区。
考虑到这一科学技术成就对发展科学的巨大贡献，以及对加强苏维埃国家的国防力量的重大意义，苏联政府向参加设计和制造洲际弹道火箭、设计和制造保证火箭发射的整套设备的广大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二）
最近苏联进行了一系列核武器和热核（氢）武器的爆炸。
为了保证居民的安全，爆炸是在高空进行的。
试验进行得很顺利。
由于上述试验，塔斯社受权声明如下：
许多年来，在讨论包括禁止和停止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问题在内的裁军问题方面，联合国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苏联政府一贯奉行和平政策，曾经不止一次地就实现裁减各国武装力量和军备、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及停止试验这一类武器、以及其他有关裁军问题的措施提出具体建议。
但是，西方国家至今没有在裁军方面采取任何实际步骤。
和这相反，它们却在当代这个最重要问题达成协议的道路上制造种种障碍。
大家知道，美国和它的同伙们不仅拒绝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而且实际上也不愿意就无条件地立刻停止试验核武器达成协议，并且同时在大量地试验这种武器。
由于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对圆满解决裁军问题采取如此明显的否定态度，苏联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必要措施以保证苏维埃国家的安全。
同时，苏联政府将继续坚持不懈地争取在停止试验和禁止原子武器方面，在整个裁军问题方面达成协议，这是世界各国人民都希望妥善加以解决的。

吃粮要有计划
目前有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在展开关于粮食问题的大辩论，广大社员群众认清了粮食问题上的大是大非，社会主义觉悟迅速提高。
以前盲目吵闹缺粮的，现在不吵了。
大家都说出了心里话，承认粮食够吃；
不少的户还承认有余粮；
真正不够吃的只是极少数农户。
这个辩论推动了夏粮征购工作，并且激发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现在是不是可以说，只要经过一场大辩论，打通思想，吃粮问题就解决了呢？
我们认为还不能这样说。
为了解决吃粮问题，除了打通思想以外，还要组织农户有计划地节约用粮。
俗话说：
“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
这句话说明了一个家庭在吃用上的计划性是多么重要。
在目前我国粮食不够充裕的总情况下，每个家庭尤其应该有计划地用粮。
但是，现在还有很多农户用粮没有计划，甚至严重地浪费着粮食。
今年小麦和早稻收获以后，不少地区的农户在用粮方面便大手大脚起来。
河南安阳县曲沟一带有些农民给自己安排的食谱是：
“清早饼，中午面，晚上蒸馍煎鸡蛋。”
吃完了就叫喊缺粮，伸手向社要，向国家要。
浙江新登县大坞农业社有七十二户社员，平均每户养十多只鸡，几乎全部用稻谷喂养。
以前有很多社员搭配着吃洋芋、老南瓜等，现在也不搭配了。
他们说：
“08月的鸡不吃草，08月的婆娘不吃粥。
早稻大丰收，人吃大米饭，鸡儿也享福。”
煮酒熬糖的现象在南方各省相当普遍。
因婚丧喜庆大摆筵席、浪费粮食的现象，也不少见。
这样随意浪费粮食的结果，使本来够吃或者有余的农户也变成了缺粮户。
在庄稼收获以后，按照农村的习惯，吃一些好的，这原是无可厚非的事。
但是过分地浪费，那就是不应该的了。
许多人所以满不在乎地多用粮食，是由于他们认为合作化了，就应该吃得多一些、好一些。
加上农村粮食统销工作偏松，这就使得一部分人发生“国家粮食无限多”的错觉。
有的社员公开说：
“生产听锣响，吃饭有社长，没有粮票找乡长”。
对于这种现象，一方面是要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使大家明白我们国家的粮食总情况，懂得节约用粮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因而自觉地从各方面精打细算，节省粮食。
另一方面是要把粮食供应制度进一步严格起来。
今后凡是因为浪费粮食而造成缺粮的，国家和农业社都不额外供应。
就全国范围说，因为各个地区历史上粮食消费水平不同，所以现在留粮标准也不一样。
有的地区留得多些，有的地区留得少些。
但是，只要勤俭持家，精打细算，就是留粮较少的地区，生活也会过得下去。
反之，如果不能勤俭持家，精打细算，就是留粮多的地区也未必够吃。
石家庄市郊西岗头农业社张老振家的用粮情况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他全家二十一口人。
去冬今春，国家每月供应他家四百斤粮食，全家每天吃粮食不能超过十三斤，一个人平均不过十两。
但他们并没有认为这是了不得的困难。
他们全家开会做计划，决定多吃一些山药和白萝卜片等代食品来节约粮食。
关于十三斤粮食的吃法，经过全家商量，决定在冬季农活不太忙的时候，每天早晨和中午只吃十斤面的饼子，喝萝卜片菜汤。
晚间不下地，就蒸上二十多斤山药大家吃，再煮上二、三斤玉米面和山药、萝卜片放在一起的菜饭。
白天干重活的，由早晨和中午按计划剩下几个饼子来给他们晚间吃。
另外还规定孩子不给零吃干粮，鸡狗不给喂剩饭。
这样，全家一春天不仅没有感到生活苦，还少买了国家三十六斤粮食。
今年麦收以后，他全家按消费标准分了一千九百多斤小麦，这时大家又做了吃粮计划，规定每天除吃二十斤到二十二斤面以外，还要掺着吃蒸北瓜、大馅包子。
捞面条和烙饼比较费面，决定不吃。
其余关于小孩零食和鸡狗喂养，仍坚持旧的规定。
这样，大家都能吃得饱，吃得好，也没有浪费粮食。
节约粮食，必须经常地、一点一滴地去做。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像张老振家那样，精打细算，订出用粮计划，勤俭持家，节约粮食，并且把生活过得很好。
家庭主妇是主管家务的人，她们要做饭，喂猪，喂鸡鸭。
粮食的进出都要经过她们的手，因此她们在节约粮食方面就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
她们掌握得好，粮食就大可节约。
假如全国每人每天平均节约半两粮食，加到一起，每年就可以为国家节约六十多亿斤粮食。
我们希望各地农村干部和妇联组织广泛地发动和组织妇女，千方百计地节约粮食，并且注意总结经验，加以推广。
有一些人说：
粮食是有定量的，按定量吃就完了，何必再提倡节约？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事实上，粮食虽然有定量，但有一些人并不真正严格按定量吃。
有许多人家吃的超过定量，又向政府要求供应，就是明证。
湖北省去年丰收，留量也较高；
但因秋收以后农民过多地随意消费口粮，在今春统销普查期间，国家不得不增补了五千多万斤粮食，供应因多用了粮食而缺粮的农户。
如果积极地提倡并组织大家节约粮食，这现象就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不提倡，不组织，这些能够节余的粮食就节余不出来了。
张老振家今春在那样不宽裕的条件下，还少买了国家三十六斤粮食，如果不是上面提倡和自己有意识地精打细算，那就绝对办不到。
可见提倡和不提倡是大有分别的。
以为规定了定量就算做好了一切，不再需要细致的组织工作，因而放任自流，那是绝对不正确的。
我们应该做到每人每户用粮都有计划，时刻注意节约。
要使每个人都懂得：
节约了粮食，就可以多卖余粮给国家，或少向国家购买粮食，这对国家的建设是一种支援。
而且，如果有的地区遇到了灾荒，粮食的供应还有可能减少。
那时候，如果自己平日有所积蓄，就会减少一些困难。
如果平时吃得精光，困难当然就多一些。
这种道理是非常明白的。

　对粮食增产和衣着供应将有重大贡献
三大化工厂可提前建成
上海十三个中小型化工厂扩建完工
本报长春27日电
吉林市化学工业的建设速度正在加快。
08月下旬，中共吉林市委根据中央大力发展比较薄弱的化学工业的方针，召集有关部门开会，决定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保证吉林肥料厂提前在国庆节前全部投入生产，争取吉林染料厂六个重要车间和吉林电石厂碳氮化钙车间也提前在国庆节前投入生产。
预计在国庆节前夕，吉林肥料厂化学肥料的产量将比现在增多四倍；
吉林染料厂可以生产出安安蓝等多种高级染料；
吉林电石厂也可以生产出工业建设需要的碳氮化钙。
这三个大型基本化学工厂都是我国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的重点建设工程，原计划明年建成。
由于建厂职工克服重重困难，加快了施工速度，三个厂都可以提前投入生产。
现在吉林肥料厂已经建成，第1套设备已在7月下旬投入生产。
吉林电石厂也早在5月底就开始生产电石。
这三个工厂的职工在加快建设的同时，还想办法节约国家投资。
仅今年上半年，三个厂的工程技术人员所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就为国家节约九百多万元。
这三个工厂规模巨大，生产技术都很先进。
它们的建设，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学工业的新发展。
吉林肥料厂生产的化学肥料——硝酸铵，质量很好，成本又低。
化学肥料的主要原料，是取之不尽的水、空气和劣质煤。
全厂建成投入生产后，可大量生产化学肥料供应农业生产的需要。
吉林染料厂生产的四十多种高级染料和制造染料的中间体，都是我国过去不能大量生产的。
据估计，吉林染料厂第1期工程投入生产后，就可以基本上满足全国染蓝布的需要。
吉林电石厂生产的电石可以合成人造纤维，也可以合成塑料、橡胶等等。
明年吉林肥料厂还要扩建，扩建后还可以用硝酸、合成氨和其他产品，来生产卡普隆等类的人造纤维。
这种人造纤维的生产，是解决我国人民今后穿衣问题的途径之一。
新华社上海26日电
上海市化学原料工业公司不久前以最少的钱扩建了十三个中小型化工厂，解决了工业生产急需的十种化工原料供应不足的问题。
十三个厂的扩建工程，一般都只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
扩建完成以后，使六种原来市场上供应不足的化工原料产量提高了三成到一倍，并且使过去依靠进口的苛性钾、硝酸钍、硼砂、硼酸等四种原料开始自己生产。
今年年初，上海搪瓷、玻璃工业因为缺少硼砂、硼酸，几乎停工减产。
市化工原料公司马上投资扩建了大新化学厂和上海第二泡花碱厂；
两个月以后，这两个厂就生产了大量硼砂、硼酸，保证了搪瓷和玻璃工业的生产得以正常进行。
这些厂的投资总额只有十多万元，有的厂甚至只用了四、五千元，但是投资效果很好。
金星化工厂用四千多元增添了一些急需的化学反应和结晶设备，同时加强了技术措施，使氯化铵的产量比过去增加一倍左右。
今年上半年的利润，也比去年下半年增加了十多万元。
仅这一个厂半年时间所增加的利润，就收回了十三个厂全部的投资。
在扩建过程中，这些厂都把投资集中使用在最需要的和最薄弱的生产环节上。
有的厂尽量利用原来生产其他产品的闲置和多余的机器设备，由工人和技术人员自己动手加以改装。
（附图片）
吉林电石厂电石生产系统外景
　新华社记者　胥志成摄

社会科学界决定展开反右派斗争
捍卫马列主义思想阵地
新华社27日讯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天上午召开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立即在社会科学界展开反右派斗争，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粉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的阴谋。
会上，范文澜、于光远、翦伯赞、狄超白、金岳霖、罗常培等都发了言。
他们认为右派分子图谋使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的活动，是章罗联盟政治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目前在社会科学界开展反右派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会上指出，右派分子费孝通、吴景超、李景汉等利用发表文章、串连集会等方式，在企图使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
最后并拟订了包括成立研究机构，在大学里建立社会学系，成立“社会学会”等内容的具体方案。
右派分子的目的，不仅在于使资产阶级社会学在我国死灰复燃，夺取马列主义的思想阵地，而且是为了假借学术研究名义，制造、挑拨和扩大各方面的矛盾，以便用来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5、6月间，右派分子、北京大学教授陈振汉等草拟了一个称为“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的纲领性的文件。
陈振汉等在这个文件中肆意攻击共产党对国家经济工作的领导，抹煞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成绩，污蔑马克思列宁主义，挑拨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并且公然要求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参与国家经济工作的决策，以资产阶级经济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右派分子在“社会学”方面和经济学方面的活动，实际上是章罗联盟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具体化。
哲学社会科学部将在最近召开会议，对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进行揭发和批判。

美官方沉默
据新华社27日讯
华盛顿消息：
白宫和美国国防部8月26日对苏联试验成功洲际弹道火箭的消息保持缄默，一些国会议员表示感到惊恐。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委员、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说，这件事是“不容忽视”的，它表明美国至少在制造中程导弹的竞赛方面已经落在苏联后面。
参众两院原子能联席委员会委员、参议员戈尔说，苏联试验成功洲际导弹“着重表明，目前非常迫切需要设法达成裁军协议，特别是关于核武器的裁军协议。”
前空军部长、参议员薛明顿也说，当苏联说关于这类武器他们有了一些成就的时候，“后来发现果然是事实”。
他主张美国目前应该加紧发展洲际导弹。
自从美国的“阿特拉斯”导弹今年06月在发射后不久在飞行中爆炸而失败后，迄今没有过消息说美国已经试验洲际弹道导弹成功。

芬中协会集会欢迎我代表团
据新华社赫尔辛基27日电
芬中协会8月26日在赫尔辛基高级商业学校的礼堂中举行群众集会，欢迎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
芬中协会主席卡赫宁在会上讲话中指出：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在芬兰的访问将使芬中两国更加接近。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团长赛福鼎在讲话中对芬兰议会、政府以及芬兰各界对中国人大代表团的热烈招待表示感谢。
他说，在中芬两国人民一致的努力下，两国人民的友谊将欣欣向荣，并且有助于世界的和平。
芬中协会主席卡赫宁在会前向中国客人赠送了礼品，中国客人在会上向芬兰主人回赠了礼品。
据新华社赫尔辛基26日电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在芬兰各地作了五天的访问以后，在25日由芬兰北部北极圈地区返回赫尔辛基。

　黄炎培陈叔通号召工商界积极参加整风
迎接社会主义改造新高潮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关于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问题的谈话于27日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工商界的重视。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发表联合谈话，对李维汉的谈话表示热烈拥护，并殷切地希望民建会、工商联的各级组织和全体成员认真的讨论李维汉的谈话。
黄炎培、陈叔通的联合谈话如下：
我们两会已经决定于9月上旬联合召开中委、执委会议，准备讨论工商界包括反右派斗争在内的全面整风问题。
现在，李维汉部长发表了这个谈话，不但对于我们这次会议有极大帮助，而且对于推动、鼓励全国工商业者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进一步改造自己，更有重大的作用。
李部长的谈话对于工商界反右派斗争和全面整风的目的要求和政策方针各方面，都做了明确而详细的分析，特别是其中几个原则性的问题，对于我们工商界每一个人更有重大的启发。
这里举几个例子来说：
第1，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不少工商业者有一种思想情况，就是，认为去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工商业者接受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自己也就过了社会主义关，也就是说，工商业者就不再需要改造了。
这是完全错误的。
李部长在谈话中指出，去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只是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工商业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开始由剥削者向劳动者转化，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跨进了重要的一步。
但除了少数左派分子以外，多数的人并没有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变，对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进行必要的改造；
所以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基本完成后，还必须进行一次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否则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巩固的。
现在，包括反右派斗争在内的全面整风运动，就是工商界继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实质上，也就是去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继续。
其次，李部长在谈话中给我们指出工商界目前左派、中派和右派在政治态度上几种不同情况，特别指出占工商界人数最多的中派的两面性问题。
关于工商业者的两面性，许多工商业者在思想上是存在着问题的，右派分子章乃器之流就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挑拨、煽动，甚至恐吓，以致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混乱思想。
现在，李部长给我们指出，占工商界最多数的中间分子的特点，就是在政治上具有不同程度的两面性，他们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基本上还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立场，对于交出企业、对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并不甘心和心服，对资本主义还有留恋。
这次包括反右派斗争在内的整风运动的目的，对于左派是继续巩固和提高；
对右派是打击、孤立、分化，使他们中间一部分人有可能接受改造；
对占人数最多的中派，则是对他们进行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使他们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改变他们目前的两面性，逐渐向左转化。
再次，李部长在谈话中给我们明确地指出，在目前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就不再具有积极性了。
人们如果继续坚持资本主义立场，企图恢复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使历史倒退，就是一种反动的立场。
同时在我国今日的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的立场不仅是反社会主义的，而且是同爱国主义的立场不相容的。
我国现在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爱国就必然要爱社会主义，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就必然要否定资本主义的立场。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中，给我们指出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
在这六条政治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国一切事业的核心力量，离开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所以，归根到底，是否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区别每一个人的政治立场的最主要的标准。
有一些人口头上拥护社会主义，而在各种形式下反对党的领导，这种人就是坚持资本主义的立场，在实质上就是要在我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把我国拖回到殖民地道路上去。
所以，这次包括反右派斗争在内的全面整风，中心目的就是要工商业者否定资本主义立场而站到工人阶级立场即社会主义立场上来，这在实践上就是进一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心悦诚服地真正做到“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
李部长在谈话中对于这次整风中进行辩论的中心题目，对于反右派斗争应有的正确态度，以及根据工商业者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整风部署等的意见，都是我们在目前反右派斗争中和即将展开的全面整风中所应该好好地贯彻的。
李部长的这次谈话在许多问题上，对我们讲清楚了道理，给予了我们很大的鼓舞。
我们相信，全国工商业者在去年能够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接受全行业公私合营，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今年一定能够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到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中来，坚决地批判和打垮右派，认真地改造自己的政治立场，平平稳稳地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全国工商业者！
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满怀信心地迎接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改造新高潮，为彻底打垮右派，认真改造自己而努力！

不准把共青团拉出共产党领导的轨道
董学隆篡团反党受到痛击
据新华社昆明26日电
共青团中央候补委员、共青团云南省委副书记董学隆一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经过群众近一个月的揭发和斗争，已经败露。
董学隆是混入共产党内的一个右派分子，他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用伪造历史、蒙蔽组织的办法，骗取了共产党的信任。
他在窃据了团内高级领导岗位以后，就对共产党的领导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他竭力想把共青团拉出共产党领导的轨道，在共青团云南省委办公会议上公开宣称“当前团的主要矛盾，是团和党的矛盾”，是“党把团统得过死”。
他夸大党委对共青团领导工作上的个别缺点，加以渲染，他恶意地批评团的干部“腰杆太细”，煽动下级干部要把党委的指示“顶回去”，以此来抗拒和诋毁党的领导，向党伸手“要团的独立活动权”。
今年03月，他在参加了全国团的省、市委书记会议回到昆明以后，就在团省委的机关干部中宣传“团中央和党的云南省委口径不合”，他甚至认为中共云南省委强调阶级立场的教育不符合中央放的方针。
在日常工作中，董学隆还直接对抗党的指示。
当团报错误地刊登了歪曲工人生活的漫画而受到党委批评后，董却对团报工作人员说：
“这不是什么错误，你们不要到‘党八股’那里（指中共云南省委）上了一课便‘顺风倒’。”
据揭露，董学隆长期以来反对阶级分析的方法和对知识青年进行阶级立场的教育。
他一贯强调党的工作的所谓“阴暗面”。
还利用他直接领导“边疆青年报”的职权，企图改变团报的性质，他指示记者要专门找所谓“阴暗面”加以报道。
他支持报社右派分子刘增羽办同人报的主张，使团报成为“独立的舆论机关”。
据团报副主编林触平揭发，“边疆青年报”在大鸣大放中的性质和政治方向一度已有不好的转变，指导性大大削弱，以农村青年为对象的特点也模糊了。
在大鸣大放中，董学隆更到处点火，直接支持右派分子对共产党的进攻。
他从北京回到昆明，就大事宣传北大民主墙上向共产党攻击的大字报，把右派的进攻，说成“真和解放前反美运动一样”，是“青年思想活跃”的表现。
他还捏造事实，说“云南被官僚主义害死青年的事也有几起”，布置搜集材料，向党开火。
他煽动一些对肃反等运动不满的人向党“伸冤”，并公开污蔑肃反积极分子是“小公安局长”。
他给右倾观点严重的人一再打气，要使他们“激动、激动、再激动”。
他在省团校出现了“打倒共产党”的反动标语以后，竟向学员报告说“团校没有右派分子。”
团委机关干部大会上右派分子在肃反、审干问题上向党进攻时，董公开赞扬和支持他们，他甚至以领导小组成员的身份来支持右派分子的言行。
据揭露，董为了实现他个人的政治野心，篡夺团省委的领导，公开打击团省委书记王宇辉，说他是“脱离实际，应放到下层锻炼”，另一副书记崔勇是无能，“成不了大事”，宣扬只有他自己才是“知识里手”和“富有才华”，“最能干的人”。
他还到处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挑拨离间，拉拢落后，培养心腹，树立个人威信。
据初步揭露，受他拉拢和迷惑的已有八人之多。
根据检举，他甚至已经暗中确定人选，有了一个以自己任书记的、将团省委“大改组”的蓝图。
但是，正当他在得意忘形的时候，群众却将他的反党阴谋揭穿了。
据揭露，董学隆曾长期用欺骗组织的手法，卑劣地作自我吹嘘。
据已揭露并查证确实的材料证明：
这个自封为解放前的“青年领袖”，原来是昆明“七·一五”学生运动中的逃兵，他根本没有参加过当时的“一二·一”运动，解放以后却从旧书店中找到一些文献资料而大做文章，假冒自己是运动的领导者。
他到处吹嘘自己是云南解放前的“游击英雄”，但是他根本没有参加过云南地下的游击武装，只是在某一次会议上听到了一点游击战争的故事，就编造成自己的经历。
他是在1949年02月人民解放战争胜负已成定局的形势下才混入共产党的，但他却伪造为1948年的党员。
他父亲是国民党航空学校的教官，他却说自己的成份是小资产阶级。
右派分子董学隆的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阴谋被初步揭穿以后，激起了云南省共青团组织成员的极大愤慨。
到昨天为止，团省委机关干部已为此举行了十次大小不同的会议，董学隆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虽然已经承认了他伪造历史、欺骗组织的无耻行为，但是还在竭力想把自己装扮成仅是“思想问题”和“工作意见分歧”。
对董学隆的斗争，现在正在继续进行。

为抗拒党的政策制造群众基础和理论根据
李宗津王逊是江丰集团的“军师”
本报讯
江丰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李宗津、王逊，通过民盟组织从事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已被揭发。
从已揭露的材料说明，李宗津和王逊是江丰反党集团的“军师”和“理论家”。
李宗津和王逊都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
王逊是学院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李宗津是组织委员。
这两个右派分子在反动的“05月会议”（以江丰为首的美术界右派分子发动的向党进攻的高潮）中起了重要作用。
他们不仅是这次会议的参加者，而且是积极的组织者和谋划者。
这次会议的策划工作，有一次是在李宗津家里进行的。
参加者有江丰、彦涵、洪波、董希文等人。
早在会议以前，李宗津、王逊就利用一切机会反对党对国画的政策。
在盟的会议、教学会议、学术性会议以及“美术研究”等刊物上，借口学术讨论，打击美协和文化部的威信。
民盟在美术学院举办的“文艺沙龙”，成了巩固江丰反党文艺思想的中心。
在“05月会议”上，王逊攻击人民日报，攻击文化部领导同志，他把中宣部和文化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改进国画工作的措施，说成是“打击江丰”，是“一阵风”。
李宗津在会上吹捧反党分子江丰，他把江丰说成是“最辛勤、踏实地在为新中国美术事业，为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针而努力工作着”的唯一的“领导者”。
“05月会议”以后，王逊曾利用职权在“美术”月刊编辑部再三争执，要缩减画页篇幅，将会议记录在“美术”月刊全文发表，打算在全国美术界煽起反党火焰。
和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相反，王逊竟公然提出了“事先监督”的反动口号，来与党抗衡。
所谓“事先监督”，就是学院中一切重大措施，都要事先取得盟的同意。
他们妄图以盟代党。
事实上在江丰支持下，他们早已通过盟干涉美院各系工作，甚至人事安排。
最为恶毒的是他们还企图借故干涉党的事务：
王逊把江丰的反党活动，说成是江丰和美协负责同志的“宗派斗争”，他们竟宣称：
要由民盟出面，来调解共产党内的“宗派斗争”。
他们的组织工作是按照民盟市委右派分子冯亦代的指示行事的。
冯亦代在整风前曾到学院“指示”工作，批评他们发展盟员工作“落后”，“人为地提高了条件”；
接着，李宗津、王逊等就着手在全院中、高级教学干部中不择手段地大发展。
李宗津、王逊利用民盟进行的反动活动，很受江丰赏识。
江丰提出的“公私合营”办院计划，就曾先在盟内征求意见。
江丰的反党文章，发表前都经李宗津、王逊看过。
江丰还托盟搞好统战工作。
李宗津通过党内右派分子，还可看到党内机密文件。
李宗津、王逊说：
“江丰的意志贯彻不下去时，盟应该起作用。”
李宗津平日在学院内一贯飞扬跋扈。
他常说：
“江丰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我的意见，就是江丰的意见。”
他利用民盟组织，强制盟员“统一对国画的认识”，为江丰抗拒党的国画政策制造群众基础。
在盟为这个目的召集的一些学术性会议上，只许李宗津等人贩卖他们对民族遗产的虚无主义思想，凡是不同意他们意见的，就被压制发言，横加打击。
他们还把接受党的政策，愿意改变自己错误看法的盟员，称作“动摇”。
李宗津是宣传“国画不科学”“国画不能反映生活”等谬论的最勇猛的“炮手”。
江丰对过去一年党领导的美术事业，作了“进一步、退二步”的机会主义的结论，李宗津就要发动盟内力量整理一年来的美术资料，来证明江丰结论的“正确”。
由于彩墨画系教授张仃不同意他们的虚无主义思想，李宗津就对张打击。
李宗津还利用教学散布毒素，他向学生宣传艺术事业“今不如昔”，说解放后艺术技巧衰落了，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其原因是由于画家作画时要考虑党的政策。
他向学生吹捧右派分子钱伟长“对科学负责”，费孝通“心地善良”，李宗恩“对业务刻苦努力”。
他甚至向学生宣传说：
胡适主要还是学者。
李宗津为什么极力宣扬这些人呢，原来他们是一伙的。
李宗津从前的一个学生，写信给中央美术学院整风领导小组，揭发了他的丑恶历史：
李宗津出身官僚地主家庭。
解放以前，曾给蒋介石画过全身像和骑马挂军刀的油画，歌颂这个人民的公敌。
当蒋介石发动青年参加青年军时，李宗津还曾到学生家里去做宣传鼓动。
在美术界座谈会上，群众撕下了王逊的“学者”面具。
王逊是江丰的“智囊人物”。
江丰反对党的文艺方针，王逊为他提供“理论”根据；
江丰污蔑造谣攻击党的时候，王逊供给“子弹”。
为了证明江丰反对国画是正确的，王逊污蔑说当代的老国画家继承的绘画遗产，所有的只是“糟粕”，不是“精华”。
周扬同志召集美院教授谈话，没有请他，他却准备了一套发言内容，要教授们去为江丰的反党文艺思想辩护。
王逊还一贯利用党的事业来实现个人的野心。
1953年，文化部为了加强对国画工作的领导，筹备创立民族美术研究所。
王逊在江丰的支持下，竟然利用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为他搜集美术史研究的资料，把研究所变成了为自己研究工作服务的资料室。

冲破右派分子重围　坚持科学研究成功
——共产党员林体强试制水稻插秧机的曲折道路
新华社记者　魏文华
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农具系助理研究员共产党员林体强，在重重困难中坚持科学研究，对水稻插秧机的研究已经得到初步成就。
但是他的劳动果实一度被人夺去，还在许多方面受到排斥打击，这件事的真象直到最近反右派斗争展开以后才彻底弄明白。
林体强四十九岁，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过去种过田，教过小学，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由于他爱好科学研究和刻苦钻研，1952年，党就送他到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农具系深造。
但是这个系的系主任蒋耀等人却认为他是“土包子”，没有文化，歧视和轻视他。
林体强同一位共产党员一起研究风力耕田机，蒋耀等人却千方百计地阻挠，最后竟把这一试验课题删去。
在党的支持下，林体强转到农具系风车组参加研究工作。
共产党员林体强没有灰心，他自己虽在风车组，但还不断关怀系内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
这时各地农民陆续有人来信，要求把水稻插秧机早日研究成功。
但系里的这一项研究工作是由蒋耀亲自主持的，从1952年开始后几年中，对水稻插秧机的分秧、送秧等关键问题一直没有结果。
到1955年初，在一次系务会议上蒋耀借口“意大利研究几十年不成功”，提出取消这一项研究，或者改变方针，只研究半机械化的人工分秧和机械插秧的插秧机。
林体强表示不同意，并且说服大家把这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保留下来，他自己也利用业余时间，研究自动分秧和送秧问题。
每天下班时，林体强从温室带一把秧苗到家，在晚上想尽各种办法分秧，最后用一块木板钉了钉齿试验成功。
后来他又从打字机的运动中悟出送秧机原理。
在195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他根据研究的结果制成水稻插秧机的模型，作为合理化建议向蒋耀提出，并当场作了模型表演。
谁知蒋耀看了后只冷冷地说了一句：
“没有用！”
林体强碰了钉子，心想：
“我文化低，理论上说不过别人，就用事实来说明吧。”
于是他便在党支部的鼓励和支持下坚持研究，利用晚上休息时间研究制图，设计构造。
这样他夜以继日地干了半年多，到1956年02月春节时，别人休假去了；
他仍天天工作，一个人当了木匠又当铁匠，七敲八打地装成一架能够自动分秧送秧的水稻插秧机。
春节后，他兴致勃勃地请蒋耀鉴定，谁知蒋耀并未细看就鄙夷地对林体强说：
“这不能解决对行问题，不行！”
林体强当时提出自己的论点，认为对行是田间操作问题，好解决，但蒋耀不理。
在召开水稻插秧机研究组会议时，林体强仍被排拒在门外，不准参加研究；
在会上有人要求审查林的创造性设计，并且有人自愿要去请林参加会议，但都被蒋耀制止了。
林体强一边很气愤，一边又想：
“我的机器只在室内试验过，到田间试验后再说。”
有一次，蒋耀等人要试验他们设计的圆盘式水稻插秧机，林体强也把自己的机器抬到田间跟在后面试验。
当时所内外有很多人参观，当场表演结果，蒋耀等人的机器失败了，林体强的机器则受到有关专家和所里领导的称赞。
这时系里有的研究人员也开始在机械构造方面帮助林体强。
但是蒋耀仍然顽固地不加理睬。
1956年2、3月在杭州举行全国水田农具座谈会，蒋耀由杭州打电话回来要把他研究的圆盘式插秧机送去表演，系内的人向蒋耀提出要把林体强研究的一架也送去。
蒋不同意。
以后经副所长刘正发提出，才把林体强那架机器也送去了。
林的机器在杭州表演结果良好。
这以后，蒋耀乃一变压制而为无耻的剽窃，匆匆打发林体强回南京，他自己则在杭州把这架机器当作自己研究出来的，还公然介绍“研究经过”，只字不提林体强。
林体强这时在南京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加工赶制了一部更好的机器，在同年04月运到武汉参加全国水稻插秧机研究座谈会。
蒋耀在会上宣读别人代他起草的长篇发言提纲介绍水稻插秧机研究成功经过时，竟把其中林体强的名字抹去，把一切归功于他自己。
共产党员林体强根本不计较这些，一心希望赶快把机器研究得更好。
这时在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由全国研究水稻插秧机的人员设立中心研究组，以林体强的机子为基础进行研究，由蒋耀任组长。
但回到南京后在进一步研究改进的工作中，蒋耀等俨然以发明者自居，竟不许林体强多插手了。
林体强提出用钢丝帘代替秧门档板，提高分秧的均匀度，减少伤秧率，蒋耀等不接受，林体强只好自己私下制好了再当众试用，试验成功，才被承认。
蒋耀等还不顾林体强多次反对，硬把机器上的小船改为木托，结果失败了又改回来。
去年07月试验初步成功后，蒋耀以自己名义把这个机器图样送到北京试制，事先根本不让林体强知道，当林体强临时知道，提出最好从轻便和简单两个方向再加研究改进以后再拿出去，蒋耀不加理睬。
林体强只得自己继续研究改进。
结果，今年春天林体强自己改装的一架机器到农村试用较好，而蒋耀等在北京制的十架在各地试用情况不佳。
但是蒋耀仍旧以自己名义写论文，作报告，窃取别人的研究成果。
今年05月间，林体强在农村里试验机器，全所也在大鸣大放。
当他回到农具系时，右派分子们已经把共产党员排了队准备斗争，林体强被列为第1名。
接着右派分子对林体强贴出诬蔑性的大字报，在三次会上对他谩骂叫嚣。
林体强这时没有被右派分子吓倒，仍然决心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
现在，一向排斥打击工农干部的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周拾禄和系主任蒋耀等右派分子的反动面目已经充分被揭发出来了，过去受到蒋耀等影响的人也开始觉悟，起而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蒋耀的反动言行。
林体强一面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一面继续研究工作，他说：
“机器的成功，完全是党的力量，没有党，我根本没有今天！”

好险恶毒辣的阴谋
看罗隆基反共集团的内幕
核心分子是张东荪、叶笃义、周鲸文、潘光旦、曾昭抡
民盟第8次整风会上揭露出一些怵目惊心的材料
本报讯
包括张东荪在内的罗隆基反共集团已经进一步暴露。
这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反共阴谋集团。
这个集团在1949年以后进行了一系列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罪恶活动。
它的核心分子有叶笃义、周鲸文、潘光旦和曾昭抡等。
这是19日民盟中央第8次扩大整风座谈会上被揭露出来的。
只谈远的不谈近的，只谈历史不谈现在，罗隆基企图蒙混过关
主持会议的民盟副主席史良在会上首先发言。
她肯定了罗隆基上次交代了一些问题；
并指出，罗隆基在交代中只谈远的（当然，就是解放前他也有许多重要问题没有交代）不谈近的，谈历史问题而不谈解放以后反共阴谋活动。
史良说罗隆基同张东荪等在1949年成立的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具体行动的反共集团，并不如罗隆基所说的是什么“无形组织”和盟内“派系斗争”。
她要求：
罗隆基必须彻底交代这个反共集团的罪恶活动、尤其1952年以后这个反共集团的更隐蔽的秘密活动，以及这个反共集团怎样发展成章罗联盟的全部事实。
史良说，有充分的材料证明，这个反共集团在1952年以后直到今天，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活动，只是采取了更隐蔽的方式而已。
罗隆基交代问题时，一方面承认1949年—1952年，他积极地搞过宗派，有过“无形组织”；
另一方面又说他的“无形组织”在1952年以后不再存在了。
但是罗隆基在这次交代中已不敢完全否认他的小集团在1952年以后还有活动。
他说，在1952年后，“这个无形组织在精神上和友谊上并没有断绝”。
1956年民盟举行第2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曾同“无形组织”中的有些人见过面谈过话，他曾约孙大雨谈过两次话，曾昭抡和彭文应也在场。
他承认他看过孙大雨向党猖狂进攻的八万言的“控告书”。
此外，他说他同上海的彭文应、浙江的姜震中、昆明的李德家也分别谈过话。
罗隆基还承认1956年他在四川视察时，曾召集了知识分子座谈会（马哲民也参加了），参加的都是有不满情绪和牢骚的人。
他以后的发言就反映了这些人的意见。
他说，这一期间他每天都同潘大逵见面，曾经批评潘不敢放手发展组织，鼓励潘积极搞盟务，放手发展组织。
他说，在成都范朴斋请他吃过饭，在场的还有马哲民、潘大逵、张松涛等。
罗隆基还同马哲民谈过湖北盟的工作，鼓励马“积极负责”，并且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后，民主党派大有前途，不应该消极”。
罗隆基说他在1955年还曾劝湖北民盟副秘书长戴今生支持马哲民做湖北省盟的主任委员。
罗隆基说，1955年路过上海时，韩鸣曾请他在家吃过饭，应邀而来的全是上海小集团的人。
罗隆基劝他们在沈志远领导下好好做盟的工作，叫他们拥护沈志远，说沈志远是领导上海盟的最适宜的人。
罗隆基承认，他在人大，政协发言时，发言稿事先和曾昭抡、费孝通、吴景超、潘光旦等商议过，同时常同这些人谈知识分子问题，大家都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同情落后知识分子。
接着，罗隆基竟然向大家做起盟的工作的总结报告来。
他俨然以民盟副主席的身份，大谈他作为一个领导人对民盟今天的恶劣局面应负的责任，东拉西扯地谈了一大套。
至此，大家对罗隆基的这种恶劣态度再也容忍不下去了。
主席史良根据大家要求制止了他的“交代”，让大家来揭发他的罪行。
罗隆基给赵文璧的一封密信
罗隆基在历次交代中总说他搞小集团的目的是在盟内争权夺利进行派系斗争，而不是反共反人民。
这次会上，萨空了宣读了罗隆基给赵文璧的一封亲笔密信。
这封密信证明包括张东荪在内的罗隆基集团怎样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在全国发展他们的反共阴谋集团，怎样企图利用上次党整风的机会向党进攻，这封信是罗隆基1950年08月02日（即朝鲜战争爆发后两个月）写给赵文璧的。
信尾说“此函只可与真能合作之好友阅看，切勿广为传观，并请诸友切勿在外宣扬，切切”。
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最近与东荪、光旦、昭抡兄等多次详谈，均认为我辈应在全国范围内作有计划、有步骤的努力开展，此固友党希望民盟今后之前途，同时亦为我辈在盟中站稳脚步之唯一办法。
西南方面，我辈能合作之人亦已回去努力布置。
解放初期，左倾幼稚者亦如过去华东执行部之作法，一手霸占。
经此次在盟中检讨，楚图南已承认彼之错误，已将华南特派员取消，且已成立西南总支部，而前次被排挤之西南领导人，均为总支部委员。
大势如此转变，固非彼辈所料及也。
在友党最近进行整风整党以前，弟曾坦白向友党提过此项意见。
当时弟之意见，编为下列四句话：
放宽统战抓紧党，共同纲领量长短，马恩列斯毛泽东，耐心学习都搞通。
主要用意即只能用共同纲领做统战标准，不能用思想问题来拆散统战，使一班政客幸进。
同时党员太杂，必须加以整理，当弟提此意见时，盟中又借题攻击。
后来领导党表示如此作法，而盟中无聊之徒始哑口无言了。
我辈把握此形势则一切好做。
最近我们商量，拟乘暑假之便，由东荪、光旦、昭抡三位来沪一行，与沪上诸友商量盟务发展计划，并就近商讨如何整顿沪、宁、苏等地盟务。
惟不知沪上诸友认为此行有必要否？
你们得此函后，请约集真正可合作之少数可靠朋友，秘密一谈。
如认为有用，即请函复。”
　千家驹和楚图南在发言中都揭露了罗隆基和张东荪在抗美援朝时，站在反动立场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情况，他们认为人民民主政权不稳定，中国人民在战争中不能取得胜利，幻想美蒋通过朝鲜战争反攻大陆，成为对峙局面，这样他们就可以有所作为，发挥更多、更重要的作用。
他们觉得自己当时在中央人民政府中只担任委员也好，因为这样子“与共产党关系不深，沾染多了以后，局势变了对自己不利。”
反共小集团的两种活动方式　罗隆基反共集团的另一主要成员叶笃义也揭露了这个集团的阴谋活动。
叶笃义说他们这个“小圈子”（即包括张东荪在内的罗隆基反共集团）的活动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限于盟内的“小圈子”集会，一种是包括了盟外人士的聚餐会。
约请的盟外人士以大学教授为主，名为“以文会友”，研究学问，真正的目的是，如果可能就把他们拉进盟来作为小圈子里的人，即使拉不进盟，也可以扩大他们在社会上，尤其是在教育界的影响。
抗美援朝开始时，这个反共集团的一些人曾在刘王立明家里开会，研究时局，罗隆基从马歇尔辞国务卿重任国防部长这件事推测，美国有进行第3次世界大战的准备。
周鲸文则推测美国有占领东北的可能，张东荪就说他要劝毛主席放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据叶笃义揭露，解放之初罗隆基与张东荪经常共同策划人事安排。
1949年政协会议以后，张东荪以民盟的关系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
张东荪和罗隆基商量以后，未通过民盟组织的讨论，就擅自把政协委员让给曾昭抡。
曾昭抡1951年就任高教部副部长的职务，事先也是由曾和张罗共同商定的。
关世雄在发言中揭发了包括张东荪在内的罗隆基反共集团和党争夺知识分子、争夺在教育界的领导权、反对院系调整、反对课程改革的一些事实。
1950年05月，这个反共集团以民盟文教委员会名义召开了一次高等教育座谈会反对院系调整和课程改革。
张东荪以民盟文教委员会主任身份主持座谈。
参加座谈的有陈新民、潘光旦、钱端升、曾昭抡、陆志韦、钱伟长、费孝通、张伯驹等，大多都是右派骨干分子。
张罗集团主持的这次座谈会，同今年06月间章罗联盟主持的六教授会议具有同样的反社会主义性质。
在这个座谈会上费孝通叫嚣“在大学里搞专科像是在沙土上造高塔”。
曾昭抡说什么“旧社会大学毕业生没事做是社会条件不好，不是学生找到事做不了。
解放后，大学生反而办不了事。”
又说“共产党拿出一个方案要大家照办，不但行不通而且还约束大学教授的创造性”等。
潘光旦则反对培养国家建设急需的专才。
他们主张保留旧大学的院系，反对配合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调整全国大学院系。
罗隆基召集会议，司徒雷登列席指导
在这次会议上，叶笃义、浦熙修、钱端升、罗子为还进一步地揭露了罗隆基和美帝国主义分子、李宗仁等的关系。
据叶笃义揭露，1947年11月蒋介石已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当时叶笃义等到南京找罗隆基商量对付办法。
罗隆基不但把他们的会见安排在美国大使馆内，还要司徒雷登数次“列席指导”他们的讨论。
司徒雷登也就公然提出要民盟“光荣解散”，要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政治活动的狂妄主张。
1948年，全国学生的反美运动爆发，司徒雷登发表了一个极端狂妄无耻的声明，以“自食其果”来威胁中国学生，引起了全国学生的极大愤怒。
罗隆基这位民主人士竟然给司徒雷登写信要叶笃义带到南京，以“为亲者所痛”的姿态为司徒“惋惜”，司徒对这种“友谊方式”——司徒的原话——表示非常感谢。
浦熙修揭发，就在罗隆基托吴晗带信给沈钧儒，要保留民盟随时退出联合政府的条件的时候，罗隆基在写信祝贺李宗仁竞选胜利时，竟然说：
民盟并没有说过不承认“伪国大”及“伪宪法”的话，只说“保留”而已！
浦熙修说，这两个“保留”是有关系的。
前一个是“保留”退出联合政府的权利，后一个是“保留”随时参加南京伪政府的权利。
据浦熙修揭露，1948年中共发出组织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后，罗隆基曾派叶笃义到南京积极探询司徒雷登的意见，要司徒雷登支持李宗仁，罗隆基还同雷震商谈，想借易地养病之名，在南京、牯岭或台湾等地进行反共活动，幸经张澜制止而未实现。
罗隆基当时对时局的估计认为起码还有五年。
事实证明那时罗隆基和章伯钧就有联系。
当时，章伯钧在香港要发动川、滇、黔的军事力量和共产党三分天下，而罗隆基也在给浦熙修写的信上说：
“你对于时局的过分乐观，以为国民党就要垮了，那是错误的。
据港方估计时局还有五年，港方还在发动川、滇、黔三省的军事力量呢！”
这所谓港方不是章伯钧又是谁呢！
在钱端升的交代中，谈到了这样几个问题：
1934年春夏之交钱端升去南京看蒋介石，蒋知道罗在天津，就要钱转告罗：
只要他安分，还可以去南京做官。
罗隆基在昆明时的老婆王右佳是和军统有关的特务。
钱端升还揭露罗隆基和美帝国主义的得力走狗缪云台之间的勾结。
当时钱端升在云南办“今日评论”，经费就是经过罗隆基向缪云台要的。
罗子为揭露罗隆基曾经坚持把反革命分子罗自梅（已被判刑）安置在民盟中央他所主持的宣委会工作。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华罗庚，他揭发罗隆基怎样拉拢他利用他的一些无耻行为。
最后史良宣布，为了给罗隆基重新做人的机会，在下次会上仍然要罗隆基交代包括张东荪在内的罗隆基小集团的阴谋活动，同时希望这个反共集团中的其他分子要彻底地详细地揭露这个反共集团的阴谋活动。

谁在阻碍科学的发展？
右派分子叫嚣：
“党不能领导科学”，“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阻碍了科学的发展”……是不是这样呢？
让我们看一看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的事实吧！
农具系助理研究员共产党员林体强，这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冲破种种困难，研究制造水稻插秧机得到很大的成就；
而这个系的主任蒋耀等右派分子却千方百计进行阻挠破坏。
他们用尽了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打击压制林体强，骂他是“土包子”没有文化，把他的试验课题删去，给他出难题为难他，不承认他的研究结果，说他制造的模型“没有用”……甚至经过当场表演，他们仍然顽固地不加理睬，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不承认林体强的成功。
这种闭眼不看事实，强词夺理，将黑说白的卑劣嘴脸，和各地所揭露出的右派嘴脸，毫无二致。
这里我们还看到，这个没受过高等教育、被人辱骂为“土包子”的人，是以怎样一种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的精神，在那里苦心钻研发明创造；
而那些自以为有文化懂科学的人，却认为“意大利研究几十年都不成功”，要取消这项研究。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人家研究几十年都不成功你还能行？
这种充满崇外思想和奴才气的语气，和那些一切都是美、英的好的洋奴相，又有什么两样？
更为可耻的是，这些右派分子当自己的阴谋诡计失败、林体强的努力终于获得成功之后，他们转而窃取人家的劳动果实，算在自己的账上，厚颜无耻地到处去写文章、作报告，俨然一副“科学家”的面孔！
究竟谁在阻碍科学的发展，谁是以真正的科学态度来对待科学事业，难道还需要再加说明么？

冯雪峰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社会思想
（何其芳　8月16日在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在最近几次会上，听了许多同志对于冯雪峰同志的反党言行的揭发，特别是夏衍同志的揭发，我和会上的很多同志一样，是很激动，很愤慨的。
原来三十年来混在党内的冯雪峰是这样一个反党分子，这样一个个人野心家！
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他不惜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原则。
他可以抛开上海的党组织，依靠胡风那样一些人去进行分裂当时上海左翼文艺界的活动。
他可以因为党的负责同志批评了他几句，就擅自脱离党，一个人跑回家乡去。
在这次整风运动开始后，他更在自己领导的出版社内点火，号召右派分子和对党不满分子“有冤报冤，有仇报仇”，鼓动他们向党进攻。
他宣称“洪水已经冲到大门了！”
这是他对右派分子的进攻的欢呼！
我过去和冯雪峰接触很少，了解不多，只是曾浏览过他一部分论文和杂文。
现在凭记忆所及，想从这些论文和杂文中也提出一些材料，来看看他二十多年来到底宣传的是怎样的文艺理论，怎样的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和其他反党分子和个人野心家一样，他是不会把他的反党的心思和活动都形之笔墨的。
但和同志们揭发的他的言行放在一起来看，这些材料也是有助于我们了解冯雪峰的面目的。
1945年和1946年我在重庆工作的时候，曾有一个地下党员告诉我，在文艺界的群众的眼里，雪峰是胡风派。
这个同志不知道雪峰也是一个党员。
但我当时听了却是很痛心的。
为什么我们的党员，而且是冯雪峰同志这样一个从事文艺工作历史很长久的老党员，不忠实地执行党的文艺路线，反而在群众眼里成了胡风派呢？
后来在一次文艺界的集会上，冯雪峰同志公开宣称当时蒋区的文艺界是一片沙漠，其中只长了几根绿草，那就是“07月诗丛”。
他就是这样和胡风一致，完全否定了当时蒋区的进步文艺，只赞扬胡风所编的“07月诗丛”。
那时党已经在重庆召开了几次文艺座谈会，有一些党和非党的作家参加。
在这个座谈会上，已经批评了胡风派的理论和作品。
对于冯雪峰同志，党是争取他教育他接受党的文艺路线的。
然而他太自以为了不起了。
他没有把党的文艺路线放在眼里。
胡风在座谈会上发言，反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提法，雪峰后来就写文章来公开响应。
那就是他以“画室”的笔名发表在1946年01月的新华日报副刊上的“题外的话”。
他讥笑“政治性”“艺术性”的说法经不起“一连反问三次”。
他说，“研究或评价具体作品，用什么抽象的‘政治性’、‘艺术性’的代数学式的说法，可说是什么都弄糟了。”
发表这篇文章是为了引起讨论的。
所以我们也写文章批评了他。
这个期间他还写了一篇长的论文，叫作“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
这篇文章更极力为胡风的反动文艺理论辩护。
我们在座谈会上批评了胡风所提倡的所谓“主观战斗精神”。
雪峰在这篇文章里就为它辩护说：
“这些情形，主要的应看作对于革命的接近和追求，而反映到文艺和文艺运动的要求上来是非常好的，也正为我们文艺所希望的。”
他就是这样美化胡风的反动理论，这样为它喝采！
他甚至说：
“我们先不能以为这是借了批判教条主义的机会，来试行注射唯心论毒素的企图，因为在今天没有这样的可能，同时是分明地在对革命抱着精神上的追求之下提出问题的。”
你看，他为胡风辩护达到了何等武断的地步！
胡风派的“主观”论明明是彻头彻尾地宣扬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他却硬说他们主观上没有那种“企图”，甚至客观上也没有那种“可能”。
那是1946年。
那还是在蒋介石统治的地区。
你看，那时候那地方就已经没有宣传唯心主义的“可能”了，岂不是唯心主义早就绝种了吗？
我们今天还反对唯心主义干什么？
我们在座谈会上还批评了在胡风的理论的指导之下产生的作品，路翎的作品。
雪峰在这篇文章里也为它们辩护。
他说，
“这正是我们所要求，并且也正是几年来我们文艺上的一个大展开”。
他又说，“据我读后的感觉，其中反映着作者自己的热情和理想的追求的部分，就特别觉得真实，壮旺和亲切，并且支配着作品的全体”。
即使还有缺点，“至多只能说是年龄、思想、社会生活经历等等的限制，绝不是由于什么不能发展的倾向所遗误”。
你看，他是多么欣赏胡风派的作品，多么煞费苦心为胡风的反动理论开脱！
一个理论家，居然可以不顾事实和理论到了这样的地步，还自以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群众的眼睛是明亮的。
他们把雪峰看成胡风派，是符合实际的。
尽管在左联时期，胡风是依附雪峰的，到了这个时候，雪峰所演的脚色却不过是胡风的一个附和者和辩护者了。
后来我浏览了一些冯雪峰同志的其他的论文和杂文，我才知道，这完全不是偶然的。
在许多文艺的基本问题和重要问题上，胡风和雪峰的论点是一致的。
我们简直分不清是谁影响了谁。
这是左翼文艺运动以来一条隐蔽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之下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
他们是企图从内部来夺取我们的革命文艺运动的堡垒的。
许多研究新文学史的人，只知道左翼文艺运动曾经有过教条主义的错误，不知道长时期以来还存在着这样一条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路线。
批判胡风的时候，我们已经接触到这个问题。
现在再来看看冯雪峰的文艺思想，这条路线就更加清楚了。
和胡风相同，冯雪峰同志是不赞成强调世界观的作用的。
1936年，他以“吕克玉”的笔名发表在“作家”月刊上的“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中，就提出了这样的论点，认为强调正确的世界观就是“机械论的老调”。
他又说：
“作家和一个人一样，读社会科学书固然是重要的补助，但主要的应当在他的生活上，在他对于历史的和当时事象的关心和分析上，在他对于例如莎士比亚或巴尔札克的作品（两人生平都来不及读到马、恩二人的著作）的研究上，在他对于题材上的摄取上，在他写作的过程上去获得‘正确的世界观’”。
他这种对于作家如何获得正确的世界观的看法也是有问题的。
他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降低为仅仅是一种“补助”。
他认为从作家本来的生活中，甚至于从他的研究文学作品和写作过程中，就可以获得正确的世界观。
这和胡风认为从创作实践和文化工作就可以改造思想的论调也是很相似的。
获得正确的世界观当然不能仅仅依靠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但学习理论的重要绝不止是一种“补助”。
获得正确的世界观当然要依靠我们的实践，但这种实践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主要应该是参加工农兵群众斗争，而不仅仅是作家本来的生活和他的艺术实践。
承认正确的世界观的重要与否，承认思想改造的必要与否，这是我们和胡风的根本性的争论之一，也即是我们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的根本性的分歧之一。
在这个问题上冯雪峰同志不但在过去有过和胡风相同或相似的论调，就是在解放以后，在某些会议的发言中，他仍然保持着这种轻视世界观的作用、轻视理论学习的看法。
和胡风相同，冯雪峰同志是否定民族形式、否定旧形式的利用的。
1940年，他写过一篇题为“民族性与民族形式”的文章（后来收入论文集“过来的时代”）。
在这篇文章里，他说“民族形式必然而且必须在世界化着国际化着”，“‘民族性’问题在文化上是失去了独立的意义的”，“文化的‘民族性’正是处在被扬弃的过程上”。
这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民族文化、民族形式的看法是直接违反的。
大约是1945年，他又写过一篇“论艺术力及其他”（见杂文集“有进无退”）。
他在这篇文章里说旧形式“可利用的有效的是非常的少”，民间文艺里面“有很多有毒的反动的要素和过于落后的东西，只有极少的要素才能和民众在生活上求进步的要求相联结着”，“旧的章回小说却可说是没有东西可以利用”。
他把利用旧形式看作是“迎合小市民”的“市侩主义”的表现。
这和胡风的“论民族形式问题”中的那些否定旧形式否定民间文艺的话太相像了。
承认民族形式的重要与否，承认继承本国的文学遗产（包括民间文艺）的必要与否，这也是我们和胡风的重要争论之一。
在这个问题上，冯雪峰同志也是和胡风一致，而反对党的文艺方针的。
和胡风相同，冯雪峰同志在抗日战争中是抹煞蒋管区的进步文艺的成就，而在解放以后又否定新中国的人民文艺的发展的。
大家都知道，胡风有两把板斧，一把叫作反对“主观公式主义”，一把叫反对“客观主义”。
他用这两把板斧来砍杀抗日战争中的整个蒋管区的进步文艺。
他认为它们都是反现实主义的东西。
冯雪峰同志在“论艺术力及其他”里面完全采用了这种胡风制造的武器，同样勇敢地对当时的进步作家一律加以讨伐。
就是在党已经开始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批评以后，冯雪峰同志所写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仍然继续在那里把许多进步作家的作品诅咒为“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
解放以后，冯雪峰同志有一个时候曾表示要和胡风的文艺思想告别，因此在某些公开发表的文章里面也未尝不可以找到一二句肯定新的人民文艺的话。
然而他的肯定也常常带着很大的保留。
比如在“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中，他虽然不得不肯定新的人民文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新的东西，但接着又说，“在反映现实上，还普遍地存在着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缺点和错误”，“艺术水平还低下”。
这就是他对新的人民文艺从作品内容到艺术水平都一概贬低。
至于他的不曾公开发表的会议上的发言，那对我们今天的文艺就鄙视和贬低得非常厉害了。
比如1953年他在全国文协组织的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座谈会上的发言，就说我们“今天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与高中、初中的作文差不了好多”。
特别使人感到奇怪的，在这点上他也和胡风相同：
在抗日战争中的蒋管区，他把进步文艺的缺点完全归罪于作家，好像这些缺点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毫无关系；
但到了解放以后的新中国，他却又把文艺的缺点都归罪于领导，好像作家们忽然又什么责任都没有了。
就在上面提到的那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中，他就这样说：
“作家的能动性，向生活的战斗性，独立的思考力，好像是被谁剥夺了的样子，不像一个灵魂工程师。”
到底是被谁剥夺了呢？
他说：
“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是违反毛主席思想的主观主义思想支配了我们的创作的领导。”
他在这里表面上好像拥护毛主席，实际上却不过也和胡风的恶毒的作法相似，“字面上不要去碰它，可能的地方还要顺着它”，假借“毛主席思想”之名来污蔑、攻击和全部否定党对于文艺的领导而已。
在这个发言中他甚至说出了这种污蔑我们新社会、污蔑我们党对于文艺的领导的话：
“承认作家是灵魂工程师，就要尊重作家创作的权利和自由。
我们没有实际上的形式上的管制，而是思想上的管制。”
这和胡风极力夸大我们文艺工作中的缺点，甚至不惜捏造事实，这样来向党进攻，不是唱的一个调子吗？
这和帝国主义分子污蔑我们没有思想自由，创作自由，不也是连词句都相似吗？
冯雪峰的文艺思想和胡风相同之处还不止这样一些。
比如他对于普及与提高的看法，对于文艺批评的标准的看法，都是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和胡风一致的。
我并不是说冯雪峰同志完全和胡风一样。
我只是说在文艺思想上，在许多文艺的基本问题和重要问题上，在夸大过去的进步文艺的缺点来打击进步文艺界和夸大今天的人民文艺的缺点来向党进攻上，冯雪峰同志和胡风实在太一致了。
不把他们的文艺活动看作是代表着一条隐藏在革命文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的路线，修正主义的路线，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我们是很难解释这些事实的。
在丁、陈反党集团中，冯雪峰同志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他是这个集团中有一系列的文艺见解的人。
丁玲同志自己说过，她要对形势作估计的时候，就向冯雪峰请教。
他们之间到底曾经共同商量过和进行过一些什么秘密的反党活动，他们都应该彻底地向党交代。
从冯雪峰同志的论文和杂文中，除了上面所说的那些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而外，还可以看到一些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宣扬个人主义、唯心主义以及其他某些使人吃惊的反动思想。
首先是他对于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污蔑。
在“鲁迅论”（见“过来的时代”）里面，他说，“我们的民族，即大家所夸耀的古民族，本来已走上和有些已经灭亡的古民族一样的灭亡的过程上”。
他片面地夸大我国的专制政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对于中国人民的消极的影响，认为“中国民族的人的素质”已经变得十分“病态”。
他说，“从前有一个美国传教师，他在中国住了多年，曾列举出了中国人的特性二十多种，而大半是坏的。
但我觉得那还是表面的，不是最深刻的观察。”
你看，他认为帝国主义分子对我们的污蔑还污蔑得不够！
在“废与霉”（见“有进无退”）里面，他甚至把汪精卫的投敌以至于“霉死”也要归咎于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
他说：
“这样的霉，固然是这类物质的必然趋势，但还须有民族的可烂可朽的一面和人们无关心与同情给它去霉，这才使它能够渐渐地、尽致地乘着趋势霉到这样的尽头。
否则，如果我们不让他们有投敌的可能，不这么坦然地看着他们那么自自然然的发展，则这一段历史自然可以呈另一种形态，无需他们的霉烂也可以度过的吧。”
在“残酷或麻木”（见“跨的日子”）里面，他认为反动统治阶级的“麻木”“自然也反应着人民之麻木的反应”，他认为人民对于反动统治者的残酷的压迫和屠杀是“麻木地被压和被杀”，“人民几乎已失去痛苦的感觉”。
这是冯雪峰同志用资产阶级的“超阶级”的观点来观察事物的结果。
他不知道必然归于灭亡，因而在走向灭亡的过程中腐败丑恶不堪的，仅仅是中国过去的反动统治阶级，并不是整个中国民族！
他不知道汪精卫的投敌以至“霉死”，并不决定于中国人民，而是决定于大资产阶级亲日派的阶级本性！
他不知道反动统治阶级残酷的压迫和屠杀的结果正是人民的反抗，而并不是他这种自以为高居人民之上的知识分子所幻想和捏造的什么“麻木”或者“顺从”（“跨的日子”中另一题为“善良”的杂文，就讲到人民的“驯服”，“顺从”）！
冯雪峰同志的这一类对于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污蔑，很容易使人想起胡风的臭名昭著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说来。
在对于中国民族丧失信心和抹杀中国人民的革命性上，他们的看法的确也是很相似的。
冯雪峰同志写过一篇“论友爱”（见“有进无退”），那是一篇集中地露骨地宣传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个人主义以至公开鼓吹对革命叛徒也要“忠诚”的反动文章。
在那篇文章里，他把私人之间的友谊和集体的阶级的组织关系摆在同等地位，而且实际是认为前者更根本，把它摆在后者之上。
他把朋友之间的友谊、集体的阶级的组织关系和同志爱不是看成决定于人们的社会地位、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而认为它们是来源于抽象的本能的人对于“人类爱”的要求或追求。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段：
他说，“例如两个朋友或同志，有一个对于民族或社会，或阶级，或他们所属的集团有叛逆或破坏的企图（这是说这叛逆或破坏并非好的革命的行为）”，“假如不先对朋友或同志下劝告和阻止，却只将他的企图当作情报似的东西向社会或团体告发，这对于社会或团体也许可说是忠诚的，但对于朋友或同志却是居心险恶，近于可怕，而且在这里，对社会或团体的忠诚是和对朋友或同志的忠诚分不开的，所以那对社会或团体的形似的忠实也常是可疑的”。
如同志们在会上所揭露的，冯雪峰同志常常喜欢和革命叛徒在一起，亲密得很，一点不厌恶，也不警惕，原来他是有这种对叛徒“朋友”也必须忠诚的理论为他的行动的指导的。
冯雪峰同志的有些杂文还流露出悲观的阴暗的情绪。
这些杂文都是写在他从上饶集中营出来以后。
为什么出狱以后，回到可以和党联系并且有种种革命工作可以做以后，反而有了悲观的阴暗的情绪，这是值得研究的。
他的这种阴暗情绪有时又表现为一种疯狂的对于破坏的渴望。
苏联红军攻入柏林的时候，英美帝国主义通讯社发出了一些电讯。
这些电讯别有用心地专门描写和夸大战争中的破坏，说“每一幢房屋，每一个窗户，每一个顶楼都喷着火光”，“全城笼罩在烈焰中”，“从前的壮丽建筑，现在已成为无数的断砖残瓦；
两旁树木，好像火龙一般。
柏林现在是死人城，尸体纵横，满布于街头小巷中，或被封闭在地下铁道网的黑暗隧道里，或浮沉于沟渠中。
全城大火，猛烈焚烧，继续蔓延。……夜间则除熊熊火光和一片冷月外，都极黑暗凄凉”。
冯雪峰同志不能辨别这些电讯的别有用心，反而大为欣赏，把它们抄引下来，写了一篇“火狱”（见“有进无退”和“论文集”第1卷）。
他称赞这些电讯“都是史诗似的文字”。
他说“这样的焚毁就值得我们的狂欢”。
他说“再也没有这样的焚毁，这样的火海，更为人道的了”。
但是他又说“我们在狂欢之后，也许还要忍受不能忍受的索漠的茫然的痛苦”。
他的结语是这样的：
“焚毁不能立即停止，大火还要延烧着吧。”
冯雪峰同志的这种感情实在是异乎常人的。
他狂欢的不是德国法西斯的最后崩溃和柏林人民的解放，而是英美帝国主义通讯所描写和夸大的全城大火、尸体纵横和黑暗凄凉。
有些同志在会上也揭发了冯雪峰同志的极其阴暗的心理和他的疯狂的对于破坏的渴望。
肃反的时候，他说他等待着被逮捕。
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他说人类没有希望了。
这次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他高呼“有冤报冤，有仇报仇！”
他高呼“洪水已经冲到了大门！”
一个共产党员，而且是一个三十年的老党员，为什么有这样奇特的心理和感情呢？
冯雪峰同志对于党为什么这样仇恨呢？
这也是要冯雪峰同志自己才能深切的了解和彻底的交代的。
在我们想来，这或许也是个人野心家的野心不能得到实现时候的一种变态的绝望的表现吧。
冯雪峰同志是有很大的权力欲望的。
过去从陕北被派到上海去的时候，他把个人驾乎党之上，以钦差大臣自居，凭他个人的意思随便不承认地方党的组织和许多地下党员的党籍。
他负责一个出版社的时候，横蛮到像一个暴君，可以随便辱骂干部，随便赶干部走。
当他的个人欲望不能实现的时候，他又坠入悲观的阴暗的情绪里。
他感到“依然是空虚”（见“乡风与市风”）。
他要求着私人的友谊，甚至连打算作叛徒和已经作叛徒的那样的人的友谊也需要。
他对于民族、人民以至人类都没有信心。
等到他感到阻碍他的个人野心个人欲望实现的不是别的力量，而是革命的集体，而是党的时候，他就对党也抱着仇恨，妄图用个人的力量来打破它的约束，来破坏它了。
冯雪峰同志的文章我没有全读。
这仅仅是就记忆所及，临时翻阅了一下，匆促提出的一些材料。
这还有待于同志们的深入的分析。
当然，也希望他不要放弃这次党挽救他教育他的机会，老实地彻底地交代和检查他自己的错误。

北京工业学院师生和他讲理
林承辉的“炸弹”要炸什么？
北京工业学院师生和他讲理
本报讯
北京工业学院右派分子林承辉说，他要就是不提意见，要提就像颗炸弹。
下边看看他放的
“炸弹”吧！
他污蔑共产党把“全国大大小小的岗位都抢去了”，他说执政党要保持领导地位，就是宗派主义的“实质”。
他恶毒地攻击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他说民主党派在政治上“不起作用，可以取消，只留共产党”。
他诋毁我国现行的民主集中制说“不是万能的东西，不是什么病都能治”，“集中到一个脓包那儿有什么办法”。
他在学生中散布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谬论，说什么他的生活“苦”，学校不重视他这样的老教授，以煽动学生到党委会为他“请愿”。
他肆意攻击党委是“蹬三轮的”，不能领导学校教学工作，进而反对党领导科学教育工作。
林承辉自1921年起就长期鬼混在北洋军阀政府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外交部门，进行过不少反共反苏的活动，所以到现在他还不能忘情他的旧生活，肆意咒骂新社会。
全校师生和他进行说理斗争，在有力的揭发批判下，林承辉的丑恶面目已全部暴露。

请看谭惕吾所提出的“三害典型”案件的真象
本报记者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谭惕吾，在6月05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对我们司法机关的工作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污蔑。
谭惕吾说司法机关犯有严重的“违反法律、侵犯人权”的错误，并举出石油工业部王裕丰事件和由山西省人民法院判决的郤盘石事件作例子，说“这两个案件是‘三害’的典型”，因此，谭惕吾“要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政府立即释放王裕丰，要求共产党严格检查郤盘石案件。”
　王裕丰应该释放吗？
王裕丰事件是不是“三害”的典型呢？
王裕丰案件的真象到底如何呢？
为了弄清事实，分清是非，记者最近访问了石油工业部、北京市东四区人民检察院和东四区人民法院了解和处理王裕丰案件的同志。
王裕丰在解放前是一个伪职员，解放后被留用在抚顺矿务局工作，1951年11月被调到原中央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工作。
他本来不懂技术，也没有上过大学，只是由于他冒充哈尔滨工业大学肄业，假造曾当过二年化验员，因而在解放之初骗得了助理工程师的职位。
这个假造的历史后来才发现；
在实际工作中也证明他确实没有具备工程师的条件。
因此，在1952年评薪时，王裕丰被评为技术员，但当时领导上为了照顾他，暂时仍旧按照他原来的高工资标准发给他工资。
按理，他应当感激政府对他的照顾和宽大，更好地努力工作。
但是他却消极怠工起来，抱怨政府把他的职位放得太低了，在工作中不服从领导，谩骂领导，江辅济工程师领导他，他就骂江工程师，侯芙生工程师领导他，他说侯领导不了他。
他高兴时就上班，不高兴时就不上班。
组织上派他去做石油资源展览会的工作，他却私自去逛公园、观名胜。
据统计从1951年到1953年底王裕丰无故旷职、在工作时间做私事的时间就在一百个工作日以上。
1956年01月王裕丰又向石油工业部提出了三项无理要求：
“第1、不在甘宁（炼油司副司长）领导下工作；
第2、坚决不接受侯芙生的领导；
第3、必须提他为工程师”。
如果领导上不答应，就不上班。
这种挑战式的无理要求，该部领导上当然不能答应，于是王裕丰就从1956年01月到7月，六个多月没有上班。
在此时间内，组织上曾对他进行过多次的教育，除部里的干部司司长、处长、党委办公室主任、部长助理和工会主席找他个别谈话外，炼油司、技术司的同志们也曾多次到他家里多方劝他认识自己的错误，回心转意重回机关工作。
但是王裕丰始终不听同志们的劝告，并于1956年02月09日私自跑到长辛店等地去旅行一个多月，回来后洋洋自得，并给石油工业部写信说：
“我到北京的西、南、北三方走了十四个县市，十余个镇，数十个乡，路经一千三、四百里”，要求组织上对他这一个多月的旅行看作是“因公出差”，把他出外游逛期间的花费当作“出差费”报销。
他还对人说：
“他们不答应我的要求，我就不上班，不给他们干活，共产党还是要给我饭吃。”
这时，石油工业部为了维护国家的行政纪律，并促使其悔悟，只好决定给这个只想吃饭，不愿干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蛀虫”以停职停薪令其反省的处分。
但是，右派分子谭惕吾对石油工业部给王裕丰以停职停薪令其反省的处分决定是怎样看法呢？
在她给“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中，把王的这种目无组织、屡次旷职、公然六个月不上班的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错误，轻描淡写地说成“只是旧知识分子的一般毛病，对王不能要求过高”，因此下结论说：
“石油工业部这样做是犯了严重的主观主义的错误。”
所以，这时坏分子王裕丰的态度就更加蛮横无理。
当王裕丰接到“停职停薪令其反省”的通知以后，就马上找到石油工业部的干部处，愤愤地把工作人员证交出来，并声色俱厉地向干部处的同志说：
“要开除就早些开除吧！”
回家之后，即携妻带女到昆明、重庆、成都、汉口等地继续招摇撞骗和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王裕丰吃饭不给饭钱，住旅馆不给房金，到医院看病不给药钱，人家向他要时，他叫人家把他欠的钱上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账上。
如有一次他在成都朵颐食堂吃了饭以后说：
“我是被共产党害穷了的，不能付给你们饭费，请你们把我的饭费记在中共成都市委会的账上，或者记在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的账上。”
他还冒充是共产党员。
王裕丰在外到处碰壁之后，不得已又回到了北京。
石油工业部为了给王裕丰再一次的悔过和劳动的机会，李聚奎部长曾亲自找他谈过三次话，耐心地教育他，要他承认错误，并告诉他只要他肯承认错误，部里就可以考虑重新分配他的工作。
以后干部司司长又找他谈话，并准备给他分配工作。
但是王裕丰故意避而不见，只派他的妻子（家庭妇女）来谈，并且更无理地提出四项要求：
第1、要补发停职停薪后的全部工资；
第2、石油工业部必须包干他全家九口人的生活；
第3、马上提他为工程师；
第4，要求处分炼油司副司长和支部书记。”
当他的这些无理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又大骂起该部的领导同志。
石油工业部几次挽救他无效，最后只好把他开除了。
王裕丰被开除之后，因为得到谭惕吾的庇护和支持，就蛮干起来。
他一方面给一些机关、学校和他的亲友一连写了三十四封专门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书信，而且一律用明信片，好让更多的人看到信的内容；
另一方面在大街上张贴反动标语，告市民书（现已查获的有六张），骂“共产党员都该枪毙”，骂共产党所提倡的马列主义“是害人主义”，把那些和党联系密切的人比成“特务”。
不仅如此，王裕丰又于今年02月15日手持小刀，同他的妻子、儿女闯进石油工业部李聚奎部长等所住的宿舍，破口大骂，并打碎牛奶瓶等物。
王裕丰还唆使他的妻女说：
“你们勇敢些，见到司长打司长，见到部长打部长”。
并大声叫喊：
“我没有枪，如果有枪非枪毙你们不可。”
石油工业部认为王裕丰的这种行为已达到严重违法程度，即向北京市东四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控诉，要求依法处理。
东四区人民检察院经过调查之后于1957年02月25日依法逮捕了王裕丰，东四区人民法院
（本报前曾误为东单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王裕丰二年半徒刑。
王裕丰为什么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直采取这样恶劣的态度？
为什么要白吃社会主义的饭，还要专门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呢？
说穿了也并不奇怪，王裕丰原来是一个大地主而又不甘心让自己的阶级死亡的人，因此，他对社会主义制度怀着极度的仇恨。
王裕丰的家在解放前有一千一百亩地，1944年王裕丰又在伪中央银行的资助下组织了永丰农垦有限公司，亲任经理科长、专门做买卖土地的投机生意。
他曾毫不隐晦地说：
“我过去过的地主生活标准如果是200％的话，在日伪和国民党时期只有130％，而现在竟降低到60％了。”
因此，他说“我的生活的改变决定我应该拥护什么？
走什么道路？”
由此可知王裕丰的所作所为决非是偶然的了，而谭惕吾对这样的坏分子进行百般地庇护，其用心是很明显的。
右派分子谭惕吾把王裕丰以上这些严重违法行为说成“只是思想落后”，因此，她质问道：
“王裕丰既然是思想落后，为什么不把他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反而把他逮捕起来呢？
这岂不是抗拒执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吗？”
请问谭惕吾：
王裕丰仅仅是思想落后吗？
王裕丰应该释放吗？
告诉你，处理王裕丰的问题时，我们只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典，决不能根据你过去所在国民党伪立法院制定的“法典”。
　奸商郤盘石该不该法办？
郤盘石案件的真象又如何呢？
郤盘石原是上海私营生茂煤厂的股东，又在私营上海鸿基煤厂担任采购员。
1950年至1951年间，他代表上海十四个私营煤厂，到山西的阳泉等四个煤矿采购煤炭。
在采购煤炭过程中，郤盘石用请干部吃饭，送钢笔、手表、衣料等办法来贿赂干部，腐蚀干部，盗窃国家煤炭。
据已查清的，郤盘石进行贿赂的干部共有二十多名，贿赂的财物，共值一千七百多万元（旧人民币）。
在这些受贿干部的帮助下，郤盘石开始了盗窃国家煤炭的行为。
郤盘石盗窃国家煤炭的主要方法是每次从山西往上海运煤时，总是偷偷的多装和超装。
如他从山西富家滩煤矿运往上海去的煤，在原地购买的每次都是七十吨，而运到上海之后，就有七十多吨或八十多吨。
这样郤盘石大量盗窃了国家煤炭，据已查清的共值一亿七千六百多万元（旧人民币）。
同时，郤盘石还到小型煤矿去套购煤炭。
1951年09月山西省煤建公司根据原山西省人民政府指示，规定山西省西山地区各小型煤矿所产的煤统一由国家包销，私营煤厂一律不得采购。
而郤盘石却千方百计地破坏政府的这个规定，私下同这些小型煤矿签订购煤合同，大量套购煤炭。
他为了掩盖这种犯罪行为，还故意把签订合同的时间改在政府发指示的时间以前。
在盗窃和套购国家煤炭中，还偷漏了大批国税和运输费。
“三反”开始以后，山西省煤建公司根据郤盘石贿赂干部、盗窃国家煤炭和偷漏国税、运费等犯罪事实，于1952年03月经山西省人民法院批准将郤盘石予以扣留。
扣押后，即对郤盘石案件进行严肃慎重的调查和审讯。
1953年06月由山西省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郤盘石一年半徒刑。
刑满后即予释放。
人民政府对奸商郤盘石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而谭惕吾却说：
“这是‘三害’的典型之一”，并说：
“山西省煤建公司不是法院，为何把郤盘石拘留起来，这不是侵犯人权吗？”
其实大家都知道，在“三反”运动中，根据1952年03月政务院“关于‘三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凡专区以上的机关在当地司法机关的主持下就可以成立处理贪污、盗窃等违法分子的临时法庭。
因此，当时山西煤建公司经山西省人民法院批准将郤盘石扣留，并由该公司所设的临时法庭负责审讯，弄清案情，最后由山西省人民法院判决，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和当时处理贪污违法分子的实际需要的，根本谈不上侵犯人权的问题。
谭惕吾当时是政务院参事室的参事，难道不知道政务院的这个法令吗？
既然知道，那么为什么要故意颠倒黑白血口喷人呢？
至于谭惕吾所说的：
“硬迫郤盘石承认他和山西省工业厅长有勾结”，“戴的脚镣由五斤重增加到十五斤重”，“每隔二十分钟就提审一次”，“郤的双脚无好肉，两脚肿到大腿”等耸人听闻的话语更是无中生有的凭空造谣，是对党和政府的恶毒的污蔑。
×××
请看，右派分子谭惕吾，就是这样捏造事实来破坏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

上海足球队在波兰访问比赛结束
新华社华沙27日电
上海足球队在罗兹等地作了访问比赛后，今天早晨回到华沙。
在这些场比赛当中，上海队越战越强。
上海队在8月20日同波兰最强的足球队之一罗兹代表队比赛，结果以一比九败给罗兹队。
22日，在卡托维兹同这个城市的代表队进行了比赛。
上半局只有上海队踢入一球，双方防守很严，当时又下着大雨。
在下半局最后七分钟的时候，才被卡托维兹队踢入一球，比赛以一比一结束。
最紧张、最激烈的战斗是26日同克拉科夫代表队的比赛。
这个队也是波兰最强的足球队之一。
比赛中双方互不相让，自始至终双方都没有踢入一球，却都救起了不少险球，博得了看台上近万人的春雷般的掌声。
最后，零比零的纪录轰动了球场。
这时观众拥向球场，把上海队的队员们高高抬起，欢乐而散。
上海足球队将在29日离开波兰前往苏联。

为加速发展农业生产进行科学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举行专业研究所（室）成立大会
新华社26日讯
中国农业科学院今天举行了作物育种栽培、土壤肥料、植物保护、畜牧、棉花等五个研究所，以及原子能利用、农业气象两个研究室的成立大会。
中国科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和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等有关单位也派代表参加。
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陈凤桐宣布各研究所和研究室负责人的名单以后说，国家的农业生产建设对农业科学提出了迫切的任务。
我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对研究工作的组织领导，集中力量解决生产上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种重大问题。
陈凤桐指出，各专业研究所应该采取迅速有效的方法，分别进行各种主要作物，特别是稻、麦、棉的选种和育种工作；
同时，进行不同地区耕作栽培制度的研究工作，并且结合不同地区、不同作物、不同耕作栽培制度进行土壤研究和肥料试验工作。
陈凤桐说，植物保护工作也很重要，科学家们要以新的科学成就，解决和预防主要作物的主要虫害和病害。
畜牧业是开展农业多种经营的重要环节，因此进行选种和培育新种、提高繁殖率，研究如何建立饲料基地和改进合作社家畜的饲养管理技术，也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农业气象、原子能在农业上的利用在我国都是新的学科，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也一定能够作出成绩的。
陈凤桐在会上宣布，各专业研究所的建立是以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有关各系作基础的，因此中国农业科学院各专业所（室）建立后，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这个研究所的名义即行取消。
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在会上向科学家们作了报告。
他指出，农业科学家应该为加速我国农业的发展，为建立我国现代化农业基础而努力。
刘瑞龙说，农业科学是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但是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煽动农业科学家拒绝为农业生产服务，其目的就是为了反对农业科学家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坐视我国农业生产处于落后状态。
刘瑞龙还斥责了右派分子种种谬论，这些谬论否定我国农学遗产的科学价值，轻视我国农民数千年来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
否定农业科学工作者必须深入生产实际。
刘瑞龙号召全体农业科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紧密团结起来，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阴谋；
继续贯彻理论结合实际的精神，与农民建立联系，不断总结和提高农民的生产经验，深入研究，发展农业科学。
刘瑞龙还要求农业科学工作者们坚决贯彻勤俭办科学的方针，肃清为科学而科学、从个人兴趣出发的资产阶级思想观点。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施平等也在会上讲了话。

九龙暴乱事件中受害的荃湾纺织工人举行座谈
要求英当局合理赔偿，缉捕祸首
新华社香港26日电
香港“文汇报”昨天报道，在九龙暴乱事件中受害最深的荃湾纺织工人，批评香港英国当局对受害者的赔偿问题采取的不公平措施。
香港英国当局8月19日晚上发表了一项对在九龙暴乱事件中受害者进行赔偿问题的声明和报告书。
这个距离暴乱事件十个多月才发表的报告书表示，香港当局仅对六百一十宗被害者给予赔偿，而对二百五十四宗申请赔偿的受害者，则以所谓申请人“未能提供所需的一切资料”、“未有充分证据”等理由为借口，拒绝负起赔偿的责任。
荃湾一百多个纺织染工人代表，在24日的一个座谈会上批评了香港英国当局的这一措施。
他们指出，单是纺织染业职工总会属下的福利机构，因为遭受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就损失了四万二千三百多元（港币，下同），但是香港当局竟借口这些工会组织“没有填写有否接受其他援助”的项目，全部拒绝赔偿，这是很不公平的。
出席这个由港九纺织染业职工总会所主持的座谈会的工人代表，对香港英国当局所订定的赔偿数额，也表示了不满的意见。
南海纱厂的工人说：
这个工厂接到赔偿通知的受害工人，赔偿数目大部分都只占损失5％至10％。
宝星纱厂被国民党特务殴打至死的工友林达新的家属，甚至仅仅得到赔偿费一千元。
出席座谈会的工人还指出：
最近时期，有些暴徒在荃湾又嚣张起来。
在审讯暴乱案件中，曾经到香港英国法庭充当证人的工人，有人连续受到恐吓。
出席座谈会的工人最后一致要求香港英国当局，对在九龙暴乱中的受害者，应该合理普遍赔偿，并且应该继续缉捕元凶祸首，切实保障工人和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九龙竹园联合乡举行群众大会
控诉英国当局的无理措施
新华社香港27日电
九龙竹园联合乡居民昨天举行群众大会，控诉香港英国当局坚持清拆竹园联合乡广大地区，并且对被清拆乡民不作适当安置和合理赔偿，使乡民遭受毁家破产的无理措施。
一个在第2批清拆中受害的农民在会上控诉说：
他所有的耕地就是青苗费也值几百元（港币，下同），但是，香港当局将他的耕地铲平、房屋拉倒后，只补偿四百多元，这些钱不但不能使他转业再维持生活，就是用于搬迁也不够。
一个乡民控诉说，他的田地被香港英国当局没收后，香港英国当局对每呎地的地价补偿只给七、八角，而目前在九龙远没有竹园乡繁荣的十三乡邻近一些地区，地价市价每呎起码五元，有些更达三、四十元。
他指责说，香港当局对地价的补偿是极不公平的。
这个乡民群众大会最后决定选出代表二十人，向香港的英国总督葛量洪请愿，要求香港英国当局对已被清拆和将要被清拆的乡民先作合理赔偿和安置。
决议并表示拥护九龙十三乡联合支援竹园村民会对竹园乡的支持。
据悉，香港英国当局最近还要继续清拆竹园联合乡，一些乡民已经接到通知，他们的房屋和耕地，要分别在9月05日、13日和20日被清拆。

　全国少年篮球锦标赛在天津举行决赛
新华社天津26日电
1957年全国少年篮球锦标赛决赛26日晚在天津举行开幕式。
今晚四场比赛的结果是：
女子队上海以五十一比四十二胜北京，广州以三十六比三十五胜重庆；
男子队广州以七十七比五十七胜南京，天津以七十八比四十八胜哈尔滨。
参加这次决赛的是从长春、南京、昆明、太原、郑州五个竞赛区获胜的十个男女少年篮球队。
男子队是广州、重庆、天津、南京、哈尔滨；
女子队是北京、重庆、广州、上海、沈阳。
这次决赛，男女两组都采用“单循环制”，以比分多少决定名次。
比赛将在30日全部结束。

初中毕业生又一福音
北京各中学筹办补习班
本报讯
北京市许多中等学校正在积极筹办初中毕业生补习班，大部已拟定了设班计划，规定了开班日期，并将于最近召开家长座谈会，建立家长委员会。
十三中、二十四中、四十一中已经开过家长座谈会，到会家长一致表示愿意支持学校作好这件工作。
各校补习内容多以初三语文、数学、政治三科为主；
上课时间一般是在上午或晚上，每天上二或三节课。
四十一中特为补习班安排出二个教室，上午上课二节，自学二节。
补习班的教师，一般由初三教师兼任。
四十中、四十一中、四十九中和五十三中除聘请兼任教师教课外，还准备再聘请辅导员一、二人，加强补习班的辅导工作。
四十中补习班的辅导员还兼教一门课。
大多数学校的补习班采取课堂教学形式，有少数学校，如四十中，因师资有困难，打算采取课堂教学与广播讲座相结合的形式。
他们的办法是：
语文、代数、政治收听广播，几何面授（因广播讲座不广播几何）。
三十九中只政治一课收听广播。
　（傅冬）

　北京四百多名初中毕业生
参加茶淀青年农场
新华社27日讯
第1批去茶淀青年农场长期参加农业生产的北京市四百五十名初中毕业生，今天下午三时已经出发。
第2批一千多人也将在最近出发。
这些学生的教师、同学和父母今天都到火车站送行。
出发前，学校还为他们开了欢送会。
市第36中学的校长勉励去农场的三十多个年轻姑娘说：
你们要像松柏那样不怕风霜，你们要像柳树那样到任何环境都能成活。
就在这批学生临上火车前，还有两个学生背着行李赶来报名，坚决要求同去。
这些初中毕业生绝大部分是工人、干部的子弟，有一些是党政负责干部的子女。
他们的参加农场生产都得到了家长的支持和鼓励。
茶淀青年农场拥有四十多万亩土地，已开垦的十七万亩土地绝大部分是稻田。
（附图片）
北京市第1批中、小学毕业生四百五十人，8月27日由北京出发去河北省茶淀青年农场参加劳动。
在车站上，同学们兴高采烈地话别。
新华社记者　安康摄

　十六单位少年足球锦标赛结束
上海队四战四胜获得冠军
新华社27日讯
1957年十六单位少年足球锦标赛第2阶段比赛，已经在26日全部结束。
竞赛处今天公布了各队比赛的名次：
上海少年足球队以四战四胜的成绩，获得了这次锦标赛的冠军。
他们在同其他四个队的比赛中，得球和失球的总比数是十一比一。
原先参加第2阶段比赛的六个少年足球队中，由于沈阳队的一个运动员年龄已超过竞赛规程规定标准，这个队的比赛成绩未列入名次。
天津市少年足球队在这次比赛中，出人意料地以零比三败给了在第1阶段分区比赛中获得第3名的延边队。
后来天津队虽然同上海队以零比零踢成和局，并以三比二和六比零分别战胜了广州队和长沙队，但他们终因输了一场而退居亚军。
延边队和广州队在比赛中都是胜两场、败两场，但是延边队比广州队净胜的球数多了一个，因而获得第3名。
广州队名列第4，第5名是四战四负的长沙队。

参加“亚洲电影周”
各国代表团陆续到京
据新华社27日讯
应邀来中国参加“亚洲电影周”的日本和巴基斯坦的电影代表团，今天下午乘飞机来到北京。
印度尼西亚、叙利亚和越南的电影代表团人员，已在25日和26日先后到达北京。
日本电影代表团由三人组成，其中有日本影片“米”的女主角望月优子。
代表团团长牛原虚彦是日本最老的导演之一，他已先期到京。
巴基斯坦电影代表团共五人，代表团团长阿什法德·马利克是巴基斯坦影片“叛逆”的导演，团员中有影片“叛逆”的女主角穆萨拉特·纳齐尔和男主角苏齐尔。
印度尼西亚电影代表团也由五人组成，率领代表团的科托·苏卡迪是印度尼西亚影片“查雅布拉纳”的编导。
叙利亚电影代表团已经到达北京的是导演哈立德·哈马德。
越南电影代表团共四人，由越南中央电影局代局长陈南馨率领。
柬埔寨电影代表团今天携带四个彩色纪录片，离开金边前来北京。
纪录片中一个是关于周恩来总理访问柬埔寨的情况，一部是柬埔寨国王苏拉玛里特加冕的情况。

可喜的现象
国安
在游泳场的看台上，欣赏着二十三名少年运动员的跳水比赛，令人心里充满着喜悦。
他们从三公尺的跳板上飞下来，利落地表演着空中倒翻、转体、侧身等优美的动作，然后矫捷地跳入水中。
从他们的表演中，人们看到了我国跳水运动的迅速发展，看到了未来和希望。
解放后举行的几次全国跳水表演和比赛中，参加跳水的运动员总是几名老将，如：
有十多年跳水经验的上海运动员蒋浩泉、江苏省的老将许瑔瑞等。
出现在跳板上、跳台上的新手是不多的。
但是，在这一次举行的全国最大规模的少年跳水比赛中，却涌现出一批具有一定水平的少年跳水运动员，这是可喜的现象。
他们在比赛中，大多数都能利落地完成比赛规定的三项跳水动作，少数的少年运动员不仅在完成这些规定动作时，动作利落、姿态优美，而且难度都比较大。
在三个自选动作中，少年运动员都能灵巧地完成空中翻腾、倒立、转身等动作。
北京市三十中学学生陈传尚才十六岁，他学跳水还不到8个月，但是在六项跳水动作中每项都得了五分到六分，总分达到六十分，超过一级运动员的标准，获得了男子组的冠军。
广州市少年运动员梁荣明在五项跳水动作中，都得了六分以上，只是在完成最后一项正翻腾二周半的跳水动作失败了，才没有得到冠军。
在少年组女子跳水比赛时，北京市的王显、胡秋萍，湛江市的陈少玉都较出色地完成了较难做的正翻腾一周半、向后转体半周等跳水动作。
在这次跳水比赛中，少年运动员普遍表现了基础打得好。
由于他们大多数都学过体操，受过全面的身体锻炼，因此反应很快、身体柔软，虽然大多数的人学跳水不到一年，但在跳水时却表现了从板上弹得高，在空中能从容地完成翻腾，倒转等动作，跳入水中时动作利落。
这保证他们今后在老一辈的跳水运动员尽心指导、培养下，将会迅速提高跳水技术。

吉林二十万人投入防汛抢险
新华社长春27日电
这些天，在吉林省松花江、嫩江、东辽河、饮马河、伊通河沿岸和低洼地带，约有二十万人不分昼夜地防汛抢险和排涝。
从20日起，由台风带来的暴雨袭击松花江上游通化地区，许多地方的降雨量在一百公厘以上。
暴雨汇成了山洪，以致到24日松花湖上出现了大洪峰。
下游不少地方接连超过了警戒水位、保证水位。
另外，嫩江地区从7月下旬以来不断降雨，江面洪水一直未见下落，目前常有七、八级大风。
两江沿岸有十万人左右，在当地党、政机关干部领导下，和洪水展开了顽强的斗争。
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并派出包括技术人员在内的十个工作组，协助各地防汛抢险。
梨树等县地区从8月上旬起阴雨连绵，有十八万公顷土地发生了内涝。
这些地区也有十万人左右在排水治涝。

在民主德国运动会上
我运动员获得五个冠军
新华社柏林27日电
正在民主德国访问的中国青年田径运动员，8月25日在居德林堡举行的一次运动会上获得了五个冠军和两个亚军。
在女子跳高比赛中，中国选手郑凤荣获得了冠军，成绩是一公尺七十公分。
她在试跳一公尺七十四公分的时候，跌伤了腿部，因此未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傅雪雁获亚军。
中国选手石宝珠获得了女子铁饼冠军，成绩是四十五公尺八公分。
同时，她还获得了女子铅球比赛的亚军。
中国选手姜玉民在女子一百公尺赛跑中获得冠军，成绩是十二秒六。
在男子撑竿跳高比赛和三级跳远比赛中，中国选手蔡艺墅和田兆钟分别以四公尺和十四公尺五十五公分的成绩，获得了这两项比赛的冠军。
运动会举行的时候，由于天气阴雨，刮风，使运动员的成绩受到了影响。
这次运动会是为了纪念德国体育运动的缔造者古茨——穆茨而举办的。
有民主德国各城市体育协会的四百多名运动员参加了这次比赛。

地拉那排球队在杭州比赛获胜
新华社杭州27日电
阿尔巴尼亚地拉那男子排球队今天下午离开杭州去广州访问。
他们26日晚上在杭州举行的一场友谊比赛中，以三比零的压倒优势战胜了杭州市男子排球队。
地拉那排球队是25日由上海来到杭州的。
他们在杭州还游览了西湖等名胜古迹。

山东图书馆等单位
组织未升学的毕业生自学
据新华社济南27日电
山东省图书馆、济南市图书馆和济南市各区文化馆，积极组织和辅导济南市今年未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自学。
目前，到这些单位办理读者登记的学生已有五百三十人，他们自愿结成自学小组，有组织地进行阅览或学习。
这些单位已经编制了一些适合他们需要的图书计划和书目。
山东省图书馆还准备聘请初中、高小各科教师，根据学生自学科目分别编辑一年的“自学提纲”，帮助学生们自学。

新西伯利亚歌剧芭蕾舞剧院人员到京
09月01日将在上海举行访问演出开幕式
据新华社27日讯
苏联新西伯利亚国立歌剧芭蕾舞剧院一行一百七十人，到今天为止已经全部到达北京。
他们将在28日前往上海，9月01日将在上海举行访问中国演出的开幕式。
这个大型艺术团由苏联新西伯利亚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利加乔夫担任团长，副团长是新西伯利亚国立歌剧芭蕾舞剧院院长泽利马诺夫。
这个剧院是苏联第一流的歌剧芭蕾舞剧院之一。
今天到飞机场欢迎的有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以及中国的歌舞演员等近一百人。
（附）
苏联新西伯利亚国家歌舞剧院芭蕾舞蹈团团员在机场和欢迎者合影。
本报记者　曹桂江摄

　李德全、刘宁一、廖承志等设宴欢迎
印度亚洲团结委员会访华代表团
新华社26日讯
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负责人今晚设宴欢迎印度亚洲团结委员会访华代表团团长、印度亚洲团结委员会主席拉·尼赫鲁夫人和团员：
国会议员卡·卡勒尔卡、医学教授苏·乔达里女士、医生杜·拉·拉奥、企业家纳·贾·奈都、印中友协德里分会秘书长拉·克·阿格瓦尔、印度亚洲团结委员会秘书高士夫人、儿童教育家勒·巴·卡列尔卡夫人、社会工作者曼·拉·梅达夫人、医生拉·钱·阿地卡利、印度亚洲团结委员会孟买分会秘书维·坦戈安卡尔夫人。
出席宴会的有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副主席李德全、刘宁一、廖承志以及有关各人民团体负责人蔡廷锴、许宝驹、赵朴初、陈翰笙、方石珊、杨朔等人。

松花江水势继续上涨
哈尔滨军民坚持加高堤坝
新华社哈尔滨27日电
今天，在松花江水位不断上涨和暴雨的袭击下，哈尔滨市有七万九千多军民坚持加高堤坝，以战胜即将来临的特大洪水。
从辽宁省等地满载防汛物资的列车，正源源地到达哈尔滨市。
现在，已有三十万只草袋和二十八万只麻袋送上堤防。
市区数家家具工厂连夜赶制出来的四十多栋活动房子，已安设在堤坝边，供给日夜修堤的军民休息使用。
今天下午六时，哈尔滨地区松花江水位已上升到一百一十九点一八公尺，比1932年大水灾时的最高水位只差零点五四公尺。
水势还在继续上涨。

毛希丁访问上海后返京
据新华社27日讯
埃及国民议会议员、“晚报”总编辑哈立德·穆罕默德·毛希丁在上海作了短期访问后，今天中午乘飞机返回北京。
他将继续在北京和沈阳等地访问。
在上海，毛希丁参观了国营第2纺织机器厂。
这个厂曾为并将继续为埃及供应纺织厂的全套设备。
毛希丁还访问了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参观了印染厂和工具厂等。
访问上海前，毛希丁曾在北京同中国有关人士座谈了农业、经济建设等问题，并访问了工厂、农村。

　游泳、跳水锦标赛继续举行
解放军运动员取得四百公尺接力赛第1名
本报讯
全国游泳、跳水锦标赛昨日在陶然亭游泳场继续举行。
昨日总共举行了六项预赛、十五项决赛和少年组男、女跳板跳水的比赛。
　四百公尺混合接力取胜不易
女子甲组四百公尺混合接力决赛是昨天最精彩的比赛项目。
在第1棒仰泳比赛中，上海运动员黄帼巾占了优势，把紧跟在她后面的解放军选手余碧珍丢下约两公尺。
第2棒蛙泳时，解放军运动员陆月仙下水后奋起直追，结果反超过了上海队两公尺。
第3棒蝶泳，上海队的选手是百公尺蝶泳全国纪录创造者戴丽华，在她的努力下，上海队又暂占先。
最后一棒自由泳时，解放军的选手是富有比赛经验的黄慧英，在她的努力冲刺下，终于超过了上海队的李天然，首先到达了终点。
解放军队以五分四十秒七的成绩获得第1名。
少年组四百公尺自由泳成绩惊人
少年组男子四百公尺自由泳决赛的成绩很令人满意。
六名少年运动员动作正确，划水有力，都在五分四十二秒内游完了四百公尺的距离。
第1名天津市张树田的成绩达到了五分十秒五，比一级运动员标准仅差一秒半。
最后一名是广州市的林兰权，他的成绩是五分四十一秒五，比二级运动员标准还要快十二秒五。
　上海健儿包办跳水前三名
在男子乙组跳板跳水比赛中，前三名都被上海市的跳水健儿取得。
他们是：
第1名郑文甫（成绩一百零三点六三分）、第2名张钱林（成绩九十九点三分）、第3名蒋浩泉（成绩九十点八十七分）。
郑文甫的成绩超过了一级运动员一百分的规定标准。
在去年举行的上海市跳水比赛中，前三名是蒋浩泉、张钱林、郑文甫，这次比赛中却反了过来。
据了解有十多年跳水经验的老将蒋浩泉，因扭坏了腰很长时期没有练习，所以这次比赛曲居了第3名。
李喜庆一路领先
在男子一千五百公尺自由泳决赛中，广东省运动员李喜庆动作有力，耐力足，因此一路领先。
当他到达终点时其他六名运动员都远远地落在后面；
最后一名运动员和他相距一百八十多公尺。
获得第2名的解放军运动员田凤澡也只游到距终点一百零一公尺的地方。
李喜庆的成绩是二十分二十六秒七。
又一名蝶泳好手
十六岁的广州市少年运动员苏铁雄，在男子少年组百公尺蝶泳决赛中，以一分十二秒六的成绩获得了第1名，这个成绩不但超过了男子成人乙组百公尺蝶泳第1名的成绩（一分十三秒），而且超过了一级运动员一分十四秒的标准。
他是继卢细虾之后又一个达到一级运动员水平的少年运动员。

澳大利亚和平代表团到京
　据新华社27日讯
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澳大利亚和平代表团今天到京。
澳大利亚和平代表团是在日本参加了第3届反对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后来我国访问的。

英国当局应该实践诺言
九龙十三乡联合支援竹园村民会发表“告社会人士书”
新华社香港24日电
九龙十三乡联合支援竹园村民会今天发表“告社会人士书”，要求香港英国当局实践诺言，合理解决争端，并呼吁社会人士支援。
“告社会人士书”说：
自香港英国当局6月25日起强行拆迁了竹园村的商店、民房以后，已有两批乡民直接遭受到毁家破产的惨痛。
虽经十三乡代表和竹园村各界乡民屡次向有关当局进行交涉，但对补偿问题，至今仍未获合理解决，被迫拆迁的乡民的善后也未有着落。
公开信里说：
由于农民三番五次的交涉，有关当局最近才作出了一个并未能令人满意的补偿办法。
例如农民钟有，他在竹园村的耕种面积近五千平方英尺，即使按照有关当局曾经答应过的赔偿办法，全部起码也应赔偿三千五百七十八元四角，但现在有关当局只打算补回四百八十一元四角三分。
信里列举了一些类似的例子来指责香港英当局措施的不公正之处，并且问道：
农民已失去土地，今后将何以为生？
乡民节衣缩食建设起来的家园，千辛万苦惨淡经营起来的商店、学校、工场、耕地已毁于拆迁，他们的妻儿将何以为活？
信里又说：
目前被拆迁的乡民有些人有病无钱医理，有些以粥度日，难免有断炊之虞。
他们都要求当局迅速拨款发米救济。
“告社会人士书”最后说：
我们决心秉承十三乡乡民的意见，更加团结一致，继续向有关当局进行交涉，依情据理力争。
要求香港英当局实践诺言，有赔偿、有安置，争取事件的合理解决，不达目的，誓不休止。

上海工业提前完成五年计划
山西60％以上的厂矿完成五年计划
据新华社上海27日电
上海市副市长宋季文在26日正式开幕的上海市第2届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上说，由于1956年上海市国民经济的巨大发展，上海的工业生产总值已经提前一年零三个月达到了第1个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水平。
宋季文在向全体代表所作的“关于上海市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说，1956年上海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论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1956年上海工业生产总值达到一百一十九亿六千三百万元，超过原计划17.2％，比1955年增长三十二亿元。
这个增加的产值，等于1949年全上海的工业生产总值。
也就是说，1956年工业生产增长的速度，同解放前1843年上海开始建立现代工业到1948年间一百零五年的发展速度相等。
宋季文说，1956年也是上海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
全市二万五千八百五十三户私营工业和五万八千四百七十八户私营商业已经全部实现公私合营，为数众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贩也基本上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
这种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使合营工业的生产总值比1955年私营时期增长了42.9％；
劳动生产率增长了27.3％。
据新华社太原27日电
到目前为止，山西省已经有一百七十五个国营、地方国营厂矿提前完成了第1个五年计划。
这些厂矿占全省编有五年计划的单位的63.6％。
山西省工业企业总产值已经提前半年超额15.1％达到了第1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水平。
列入五年计划的电力、生铁、钢、焦炭、钻探机、棉纱、棉布等二十六种主要产品，也达到了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水平。
这些产品占五年计划中全部主要产品的70％以上。
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指标的单位中，有近二十个厂矿是大型的国营企业。
今年上半年山西省工业企业逐月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
目前，全省职工在反资产阶级右派斗争中，又掀起了新的生产高潮。
据三十个主要厂矿统计，7月份总产值完成了104％，几种主要产品也超额完成了计划。
08月上旬以来，太原煤矿管理局六个生产企业又超额完成了任务。
特别是一些过去完成计划不好的厂矿，如大同煤矿、太原水泥厂，生产也大有起色。

东鳞西爪
山村的电站
福建省在第1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已经建成五十七个小型水电站，发电量共二千一百七十一瓩；
今年下半年，还将在永春、安溪、惠安等县兴建一批小型水电站。
这些新建的电站大都在偏僻的山村里，不仅能供给农村照明，还能为农村抽水灌溉、碾米磨粉、造纸、锯木、炼铁、制茶和制冰等提供廉价的动力。
青海的新煤井
供青海十一个县市和数十个工厂用煤的大通煤矿新建斜井26日投入生产。
大通煤矿在明朝洪武年间已开始生产，但是经过五百多年直到解放前夕，最高年产量不过五万吨，现在年产量已经达四十五万吨。
上海将出现萤光路灯
上海电业管理局路灯管理所已经研究装置萤光路灯获得成功，今年第4季度就可以在上海个别地区开始试装。
萤光路灯的优点是光线比一般路灯充足，但柔和而不刺眼。
利用半导体数信
上海市邮局每天收到市民寄到全国各地的信件平均有二十一万多封。
这些信件来到邮局以后，很多工作人员按地区把它一封封地拣出来，然后用秤称一称，毛估每十公斤重信件约两千封，根本没办法记出准确的数目。
现在，他们利用半导体做了一架信件检分传送机。
每一封信从它面前经过时，记数器上的号码就跳一个数字。
再不需要人工一封封来点数了。
业余茶园
重庆川威制革厂厂址在农村，离街上有五、六里路远，附近没有文娱场所。
职工们到了休息时间，有的回家，有的睡觉，有的只好到处转，休息不好。
厂工会看到这个情形，便在7月25日筹办了一个业余茶园。
现在一到晚上茶园里就坐满了职工，有的喝茶谈天，有的打扑克、麻将，有的下象棋。
职工们非常满意这个休息的地方。

兴安岭发现丰富矿藏
本报讯
据黑龙江日报报道：
黑龙江省地质部门派出的十几个地质勘测队，正在向大小兴安岭的地下资源进军，已为国家找到了许多珍贵的矿藏。
大小兴安岭的丰富地下资源，从来没有人去探索过，一向被称为地质空白区。
现在，一支庞大的大兴安岭区域地质测量队，在富有经验的苏联专家领导下，跋涉在人迹罕至的山野里。
这个测量队的一个分队，在八道关发现了铜的矿化点，分布的面积很广。
另一个分队在加卡达一带，也发现了白金、锡、铁、铜等综合性的矿带。
在黑河附近的小兴安岭区域地质测量队，也发现了金和若干超级性岩铁，对于寻找国家建设急需的镍、铬、铂和石棉等矿产，提供极其可贵的线索。
与测量队并肩工作的，还有数个地质普查队。
十五堆普查队经过井探和钻探，发现铜矿分布的很广，地层深部也有矿化现象。
苏沁普查队已圈定了一个长达一公里的铅矿矿带，初步鉴定有些地方的矿石品位可以达到开采标准。

大冶铁山的大理石又多又好
本报讯
大冶铁山蕴藏着丰富的品质极优的大理石。
现时已查明的有十三个知名的品种，其中有体质坚硬而色泽晶莹洁白的“汉白玉”、漆黑如墨的“芦绿墨”、像无数雪花结晶的“雪花白”和呈现各种自然景色的“竹叶青”等。
这些大理石可以作为高级装饰品和建筑材料，也可作为工业材料。
在武汉用来装饰和建筑长江大桥的桥墩、桥壁和桥面。
还要用“汉白玉”制成大桥两端的桥牌，牌上雕刻毛主席题的“长江大桥”四字。
（子牛）

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无锡老工人当政治教员　天津千余讲演员深入车间
本报南京27日电
记者史月娥报道：
无锡市十万工人已受到初步的社会主义教育。
现在这个教育运动正在工业、交通、邮电、商业等基层单位深入开展。
无锡市对职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以批判右派谬论为主要内容的。
教育的主要方式是作报告和上政治课。
纺织厂、缫丝厂根据工人理论水平较低的情况，先把一些跟工人有直接关系的右派言行给工人介绍，然后通过座谈会、辩论会、相声、活报等方法反复进行教育，使大家搞清社会主义路线与资本主义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
在这次教育运动中，老工人是最好的“政治教员”。
据有关工厂调查，有些青年工人，由于没有在旧社会吃过苦头，又有着个人主义思想，容易被右派分子的言论所迷惑。
老年工人在旧社会受过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对右派言论的反动性感觉敏锐，所以能以亲身经历，驳斥右派谬论。
美丰丝厂有些青工原来对右派分子的“统购统销搞糟了”，“许多地方不自由”等谬论认识不清，有人受了影响埋怨计划供应，不服从工作调配。
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后，领导上便组织了李盘娣、包金妹等八个老工人以亲身体会向全体工人做报告。
她们从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保福利和工人、妇女的地位等方面回忆对比，驳斥了右派分子的谬论。
他们的发言使青工们深受感动。
有些青年工人对老师傅们说：
“听了你们的发言，才体会到今天是天堂，过去是地狱，一定跟右派划清界限”。
通过这些教育，很多职工已开始弄清了大是大非，提高了觉悟程度。
在申新、庆丰等厂的群众性辩论会上，工人都表明立场说：
“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决不答应，拼了性命也要保卫党的领导，保卫社会主义”。
许多工人从理论和实际上提高了认识，表示一定进一步加强工农联盟，有些工人还把积余的钱寄回农村，投资给合作社。
目前，有些企业单位已开始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对工人进行个人与集体、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教育。
庆丰纺织厂已向职工上了七课，并组织了讨论。
新华社天津26日电
天津市工会联合会在全市职工中展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
各工厂企业的一千多名业余讲演员，采取“跟班讲”、“到工地车间讲演”、“到食堂俱乐部讲演”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广泛地向职工讲解反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伟大意义。
从7月下旬到8月中旬，他们已经在二百多个工厂企业中讲演了六百多次，听讲的职工达十万多人次。
市工会联合会在这次讲演活动展开以前，就集中力量编写了“团结起来坚决向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进行斗争”的讲演稿。
为了适合业余讲演的特点，讲稿分作十个专题，系统地说明整风运动的意义，反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形势和意义等；
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谬论特别作了系统的揭发和驳斥。
目前全市业余讲演员们还继续在全市职工中展开讲演活动。

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成长中
沈阳机械工业系统千余老工人变成技术人员
新华社沈阳27日电
沈阳国营机械、电机工业已经拥有一千一百多名工人出身的工程技术人员。
据十八家工厂的统计，平均每三个多一点的工程技术人员中，就有一名工人出身的工程技术人员。
这些工人出身的工程技术人员都在生产过程中锻炼了十几年到几十年，拥有丰富的技术经验。
他们现在在各个技术工作环节上担任着从总工程师到车间技术主任等的技术领导职务，或者从事专职工程师、技术员等的具体技术工作。
沈阳重型机器厂副总锻冶师齐宝仁，做过三十多年铸造工人。
他现在出色地领导着重型机械生产技术上的重要一环——铸钢和铸铁的技术工作。
在齐宝仁的具体领导下，这个厂已经试铸成功一万五千瓩水力发电机的转子，转子上有十七片螺旋形叶子的铸造技术非常复杂。
沈阳风动工具厂的设计师、老工人出身的何景藩，今年上半年独立设计了一种“潜孔式凿岩机”，它能向水平十五度角到向上垂直九十度的方向，打四十到五十公尺深的爆破眼，为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矿山的开采提供了一种新式装备。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工人出身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成长，创造和准备了各种有利条件。
沈阳各国营机械、电机工厂，都有自己举办或联合举办的中等业余技术学校。
东北工学院还专门设有业余大学，供工人出身的工程技术人员们深造。
沈阳十八家国营机械、电机工厂今年上半年在中等业余技术学校学习的一千四百多名学员中，绝大部分是工人出身的工程技术人员。
几年来，他们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培养下，加上自己刻苦、顽强的学习，已经有二十六名老工人在自己的丰富经验里，又加进必需的科学技术理论，成为有经验又有理论的工程师。
沈阳风动工具厂工艺科专责工程师陈长庚，在1949年还是只有六年文化程度的老钳工，今年上半年已经在东北工学院业余大学学完工艺加工专业二年级的课程，正在胜任地领导着全厂工、卡具设计工作。

根据具体情况建立机械工业体系
范复生
“荒岛上的厨师”过时了
工业建设的体系有两种，一种是以技术专业为基础而交互组合的，一种是以企业为单位单独自成一套的。
单独成套的工业就如同在荒岛上的厨师一样，需要从制醋、晒酱、酿酒……一直到烹调。
按这种体系建设的工厂，从动力、煤气、水暖、工具制造、全部的机械加工，以及专为供应本身各种非标准设备用的小机械制造部门，样样具备。
这种建设体系适宜使用于工业条件很差或者地区荒僻、不易取得外界配合的地区或国家。
交互组合的工业体系则完全不同。
每一个工厂只掌握对产品性能最关键部分的生产与最后的装配，其他的部件则由外厂供应；
同时也以自己的专业技术承制订货，相互间形成一组组的以专业技术为基础的生产网。
所以质量高、成本低、发展快。
工业发达或集中的国家多取用这种体系。
从前上海小工厂之间的关系也与此近似。
我国在第1个五年计划初期建设的工厂，在一定程度上大都属于单独成套的类型。
因为旧中国的工业基础太差，所以建设开始，一切非独立自给不可。
但在这几年的发展中，情况已经改变，如果不立即进行调整，这种状况将会成为建设事业中的严重障碍。
“专业化”缚住了手脚
1952年以后，我国主要的机械制造业开始以苏联产品的一部分型号为标准进行专业分工。
就是说：
某一个工厂只制造某几种型号的机器，或只生产某一类的设备。
为了确定工厂的专业生产方向，使各厂在明确的目标下努力提高生产技术，专业分工是正确的。
但是没有考虑到这种只有分工而无组合的、品种少、产量少的工业，在不能满足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的繁杂需要时，就很难进行调整。
后来曾经有一种补救方法，就是将一些地方国营工厂或公私合营工厂交给某些需要者，由他们自行培养自行解决。
这是弊多利少的急救方法，但还仅只解决一部分重点工业的急需，对于基层的广泛需要，仍旧不能照顾。
这种不起组合作用的单纯分工，也使得很多单位有时拿钱都买不到东西。
以致造成人们的错觉，好像机器设备供不应求，是制造厂太少了。
可以举两个小事例来说明。
从前重庆一个机床厂生产一种简单的工具磨床，非常适合某些大规模生产车间应用，1955年专业分工后，重庆厂不再生产这种东西了。
上海机床厂专业生产磨床，但不生产这种没有标准型号的产品。
而且上海厂生产的工具磨床很不容易订购，要图纸自制也要不到。
结果只有买国外设备代替。
又如专门生产冲床的工厂，因为必须自己制造全部部件，所以技术力量、设备力量都受限制，品种规格不能迅速发展，稍微大一点的冲床，必须向国外购买，不仅浪费外汇，而且投入生产的时间也得延迟。
恰当安排两个兄弟工业
在机械制造工业以外使用机械最多的是国防工业。
它同机械制造业的关系最密切，它能帮助机械制造业极大限度的增长生产能量。
但如果安排得不恰当，它也能抵消机械工业的生产力量。
世界各国对这两大工业有几种不同类型的安排。
第1种是将国防工业分散渗透到一般机械制造工业当中去，国防工业部门只掌握基准量具、技术法规同筹划工作。
普通的机械制造工厂都可能有一部分参加国防工业的生产。
根据需要不同，也可以全部作民用生产，或全部作国防生产。
在工业水平普遍比较高或是有较大国外市场的国家，多属于这种类型。
第2种是政府只掌握极少数的国防工厂，作为试制及研究工作的基础，另外则环绕在它的周围，有计划地配合普通机械工业，作为随时参加生产的后备力量。
以前某些欧洲国家，对国防力量要求比较急切而国家经济力量又有一定限制时，多实行这种组合。
第3种是国防工业单独成立一个体系，同民用机械工业完全隔离，互不往来，旧中国就是走的这条路。
旧中国的国防工业是在清朝末年同军阀割据时期逐渐兴建起来的，当时几乎没有自己的机械工业，所以不得不独立自成一家。
国民党政府时代没有建设，仍旧保持原状。
这种状况在旧中国末期已经显示出它的不适合性：
根据专业产品所配备的工厂，在平时很大一部分不能派用途，在战时产量又不够用；
在平时，比较好的机器设备同较熟练的技术工人都闲置起来，等到需要时又补充不上。
每一个国家都需要有一个恰当的国防工业来保卫自己。
尤其当美帝国主义者还侵占着台湾向中国虎视眈眈时，我们更不能稍有疏忽。
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国防工业的建设步骤是正确的。
但是在第2个五年计划内，国家的工业将要有更大程度的发展，如果不对这两大工业在事先作出适合国家情况的有利安排，必定会发生一些过左或过右的偏差。
过左则增加了国民经济的负担，延迟了建设的速度；
过右则容易满足于已有国防力量，放松了更进一步的加强。
由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如果需要对国防工业继续加强，我们完全有条件在我们自己拟定的组合工业体系下，使这种加强不仅不增加国民经济的负担，而且还能成为推进建设事业同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有力工具。
问题在于怎样才是真正适合于我们国家的工业组合体系。
要适合国情
我国的情况是：
地区辽阔，工矿的种类繁多，人民物质生活的要求广泛，设计体系复杂，所以对机械设备的具体要求庞大杂乱。
而旧中国的小机械工业不仅太少，而且集中在几个沿海城市。
第1个五年计划中新建和改建的大工厂同广大的需要比较起来也显得很少，产品种类又有限。
因此，远不能满足这种庞杂的需要。
工业的布置同社会政治实践一样，也需要采取适合于我们国家实际情况的布置；
而不能强使广大的需要去符合或者去服从那些在别的国家已经取得成功的方法。
这里列举一个使用机器的小事例就可以说明。
从前上海机床厂出产一种虬51型的工具磨床，普遍受到使用工厂的欢迎。
因为它除了作为工具磨床的主要功能以外，还能当作小型的平磨床和内外圆磨床用。
也有些工厂用来作样板机械化的专用机床。
据说机械工业部门曾经因为它不是国际上的标准型号，一度准备淘汰而减产。
最后虽然因为要求订货的太多而没有被淘汰，但因为限制生产，曾经给使用者造成很多不便，很多工厂不得不花重资去购买国外的各种小型精密磨床。
这本来是一件不大的事，但充分说明中国工业在实用上有自己独特的需要。
虬51型工具磨床之所以广受欢迎，是因为在我们大多数工厂里还没有能力配备太多的各种不同种类专一性的磨床（即令有钱购买而使用率也太低）。
所以我们决不能因为很多工业发达的国家都不生产这种万能性质的设备，便也不生产它和发展它。
在我国的特殊情况下，应当既吸收先进工业国的成功经验，也发展和创造适合我们独特需要的产品。
两点建议
以上情况说明，在机械制造工业中，需要一种适合我们国家情况的集体性的组合。
这种组合要能够发挥所有分散的力量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要能够使各种工业较便利地成长和发展；
使生产技术在专业基础上更专更迅速地提高；
使国家以最经济的投资取得最良好的效果。
怎样能够做到这样呢？
这里提出两点意见作为整体布置的参考。
一、整个国家的机械制造部门，无论工作任务怎样，产品性质怎样，都应当在技术专业的基础上，进行交互组合，形成多边关系的生产网。
每一个工厂只掌握它产品中最关键性零件的制造，也就是与产品性能有最密切关系的零件的制造与最后的总装配。
其他一般的零件则由其他专业技术的工厂供给，而工厂本身则又大量生产各种形式具有自己专业特长的部件供应别人。
因为每一个工厂都是技术专业，所以产品的质量高、成本低。
技术力量同专用设备都能集中使用。
这种生产网应以地区为单位。
在一个区域内，无论那一部门的机械制造部分，如冶金、国防、纺织、交通、机车、船舶、汽车……等，都在国家统一领导下作为这个组合中的一员。
从工厂的设计开始到每年生产任务的布置，一切都以组合生产网为整体。
二、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同技术委员会的领导下，建立国家工业设计院，作为全国最高的统一的工业设计及研究机构。
现在国家只偏重掌握经济上的几种指标，放松了审核与掌握完成这些经济指标的技术措施，更放松了对设计效果进行研究调查。
因此，有必要设立这样一个统一的机构。

“毛泽东号”安全行驶十年
铁道部奖励包乘组全体成员
据新华社27日讯
安全行车一百万公里以上的“毛泽东号”机车包乘组，今天受到了铁道部和北京铁路管理局的奖励。
在机车上工作的九名职工得到了铁道部、北京铁路管理局的集体奖状和铁道部的五百元奖金。
曾经在这个机车上工作过的三十五名职工也分别得到了奖状。
晚上，北京铁路管理局丰台机务段的全体职工为他们举行了庆祝发奖大会。
据新华社26日讯
创造货运机车安全行驶百万公里以上的全国新纪录的“毛泽东号”机车包乘组，在今天下午四时五十三分，驾驶着满扎彩旗的机车驶进了北京附近的丰台机车站。
车长蔡连兴，从驾驶室里走下来，同这台机车的第2任司机长、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李永热烈握手。
蔡连兴在月台上高兴地告诉大家：
这台机车从1947年01月正式行车到现在，已经行驶了一百万零六百五十二公里。
在这十年零七个多月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故。
他还说，他们包乘组的全体乘务人员要保证向更高的目标努力。
这台机车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多拉了二十七万七千多吨货物。
另外，还在第1个五年计划的前四年零七个月中，节约了一千零四十多吨煤。
（附图片）
“毛泽东号”机车包乘组和他们的机车。
（左第1人是司机长蔡连兴）　新华社记者　喻惠如摄

白云鄂博的秋天
新华社记者　王文亮
一场秋雨以后，白云鄂博铁矿山周围的景色变得更加迷人了。
铁山周围的草原，碧绿无垠，从蒙古高原上吹来的阵阵秋风，凉爽宜人。
未来的包钢铁矿石供应基地，正在这个施工的好季节里，紧张建设。
这个被当地蒙古族牧民称为“宝山”的铁矿区，乌黑的和褐灰色的矿石露头，到处都是。
现在，矿区到处都可以看到建设的人群。
居住在这里的近五千人口，担负矿区基本建设任务的职工就占了四千名左右。
测量队员们手插的小红旗和施工标桩，星罗棋布；
载重汽车在公路上穿梭而行。
整个矿区充满了一片建设的情景。
建设工程集中在山势巍峨的主矿区。
在这里，一批为开采矿石服务的临时工程已经完工了，其中有空气压缩机站、高压输电线、压缩空气管道、机械修理设施等项目。
几百名工人正在利用已经安装起来的设备，在主矿区的山顶上迎风开采矿石，供浩繁的矿石工业试验工作使用。
现在，从鞍山、本溪、包头等地来到这个矿区的工人日益增多，大批建筑材料和施工机械源源运到工地。
这个矿区的铁路、破碎、工业场地等系统的建设工程即将开始施工。
今年开始的铁路、破碎、工业场地等系统的建设，都是矿区的主体工程。
建设过程中，要把一大片起伏不平的丘陵削平，在上面修建厂房，建造铁路，工程异常艰巨。
为了满足工程上的用电需要，一座比矿区原有发电所发电能力大十倍的临时发电站，刚刚在6月份投入生产，8月上旬又有一座新的发电站开始施工。
地处海拔一千六百多公尺的白云鄂博铁矿区，非常缺乏水。
在过去的日子里，如何满足大量需要的工程用水，曾成为矿区建设者普遍焦虑的一个问题。
在矿区大规模施工前夕，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经过几百名工人十个多月的紧张劳动，一条蜿蜒在草原上的输水管线已经建成，并且在8月01日通了水。
这条水管长达五十多华里，水源地是当地牧民帮助找到的。
它的名字叫白云布拉格（富泉）。
现在，充沛的地下水源，正被源源不断地引到正在施工的各个工地上去。
水的问题解决以后，未来的矿工城——白云鄂博的市区建设工程也普遍开工了。
从包头来到矿区的人们，一下汽车，首先看到的就是一片密密麻麻的脚手架，市政机关办公室、矿区专家招待所、俱乐部、职工宿舍和银行、百货公司等今年的新建筑，都在进行施工。
上下水道粗大的水管，市区输电线路，正从过去勘察队员搭过帐篷的地方，向火车站所在的西南方向伸延。
今年年底，白云鄂博将初步形成城市的雏形。
（附图片）
白云鄂博铁矿的工人们在运送矿石。
　新华社记者　陆轲摄

印度人民拆毁英殖民者铜像
今年，印度全国纪念1857年反英起义一百周年。
最近加尔各答的工人们把市中心的英国将官詹姆士·奥特兰的铜像拆去，他是一百年前镇压印度起义的英军司令官。
（新华社稿）

叙外长严正指出
　艾森豪威尔主义就是干涉叙利亚必须警惕美国阴谋
据新华社27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
叙利亚外交部长比塔尔8月26日谴责艾森豪威尔主义本身就是干涉，它现在的目的是要“扼杀叙利亚政府和埃及政府”。
比塔尔在一次有许多西方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叙利亚奉行的积极中立政策“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当在经济上同苏联和西方国家合作”。
但是，他说：
艾森豪威尔主义所附带的条件太多，它使叙利亚不敢从西方接受任何经济援助。
比塔尔说：
叙利亚想迅速使国家工业化，因此同苏联达成了初步的经济援助协定，但是这并不排斥同西方国家合作。
比塔尔列举叙利亚拒绝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原因说：
“第1，因为这个主义的目的是要在违反阿拉伯人民意志的情况下建立某种阿拉伯政府；
“第2，因为它煽动这些政府反对叙利亚和埃及，并且孤立它们；
“第3，因为某些阿拉伯国家首都正在变成对叙利亚发动和准备阴谋的地方；
“第4，因为接受这个主义的国家所以接受军事和经济援助是要在叙利亚制造骚乱。”
比塔尔指出，叙利亚必须继续警惕那些正在继续对它进行的阴谋，“因为它的积极中立政策是西方国家和美国所不高兴的”。

如此新闻自由　这般文化繁荣
美国黄色杂志空前泛滥
　满纸淫词秽语　专门诽谤造谣
据新华社27日讯
纽约消息：
目前洛杉矶法院正在审理轰动美国的“秘闻”杂志和“耳语”杂志用下流、色情的诽谤损害别人名誉的案件。
这两种杂志是美国近年来新兴的两类黄色杂志——“暴露性”杂志和“消遣性”杂志的典型代表，它们的兴起充分说明了美国文化的腐败堕落。
“秘闻”杂志是在1952年创刊的美国最早的“暴露性”杂志。
从那时起，美国就陆续出现了“耳语”、“密事”、“谵语”、“内幕故事”、“暴露者”等形形色色的杂志。
这些杂志上充满了各种各样荒诞的犯罪和色情新闻。
这些杂志从旅馆的女招待、茶房和私家侦探那里收集“新闻”，并且还雇佣了大批“侦探记者”，他们利用特制的偷听谈话和偷摄照片的器械从事“采访”。
在上述案件的审讯中暴露，“秘闻”杂志驻好莱坞女情报员为了收集有关一位男影星的私生活的材料，竟不惜同他发生暧昧关系。
美国的“消遣性”杂志，例如“浪子”、“讹骗者”、“美国男人”等风行全国。
单在去年一年中，这类杂志就增加了十四种。
这些杂志充满了各种淫秽、下流、色情的小说、笑话、漫画和裸体女人的照片等等。
这些杂志的销售量大得惊人。
例如“秘闻”杂志每期销数高达四百万份，远远超过了美国一些“大”杂志。
这些内容肮脏的杂志的大量出现曾经引起过很多方面的抗议和指摘，使得许多美国人都不敢通过邮局公开订阅。
例如，在“秘闻”杂志每期四百万份的销售量中，通过邮局订阅的只有三万份；
绝大多数是在报摊上零买的。
这些杂志的老板还利用杂志作为敲诈勒索的手段。
在“秘闻”杂志的主要涉猎场好莱坞，许多人被迫付出成千的美元来请求老板不要把自己的丑事登在“秘闻”的版面上。

德国军队投降十三周年
巴黎群众热烈纪念
新华社巴黎26日电
好几千巴黎人参加了8月25日在蒙巴那斯火车站举行的德国军队投降十三周年纪念大会。
在大会主席台上的有：
塞纳省议员杜克洛和德普勒、前法兰西部队指挥官罗耳汤纪上校、巴黎市政委员会主席勒韦克和法国总工会代表摩维。
解放运动巴黎委员会主席托累首先致辞，他赞扬了参加抵抗运动的爱国者所表现的团结一致的精神。
接着共和国保安队乐队奏了马赛曲和其他进行曲。
法兰西喜剧院的著名演员日·贝尔多还热情洋溢地朗诵了阿拉贡的两首诗。
在纪念大会结束以前，各界代表在烈士纪念碑前献了许多鲜花，然后群众进行了示威，高呼“斯派达尔滚回去”。

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就（图三）

母亲们的愤怒和抗议
编者的话：
自本报于8月20日刊出“必须把儿子归还他们！”
的通讯后，几天来收到读者来信五十六封，其中有许多信是好几位读者联名写的。
来信的读者中很多是做了母亲的人。
读者们在信中对遭到美国政府迫害的苏联公民库兹敏夫妇，一致表示深刻的同情和慰问。
同时对美国政府惨无人道地强夺库兹敏夫妇的四个儿子的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和抗议。
现将来信选登四封如下：
编辑同志：
我们读了“必须把儿子归还他们”之后，感到万分愤怒。
四个无辜、天真、可爱的孩子的面庞，好像在对着我们哭诉。
狼心狗肺的美帝国主义者剥夺了他们做儿子的权利，活活地把他们硬从父母的怀抱中劫走。
这就是美国的“人道主义”。
这就是右派分子所热衷向往的美国的“民主”与“自由”！
这是什么道理！！
这是什么法律！！
做为母亲的我们，不能不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大声疾呼：
“救救孩子们！”
我们呼吁：
大家团结起来，对这种非法侵犯人权的野蛮行为进行斗争。
两个母亲　刘月桂
莫德容编辑同志：
看到你报“必须把儿子归还他们！”
的通讯后，使我对库兹敏夫妇感到无限的同情；
对美帝国主义感到万分的痛恨！
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母亲，知道怎样疼爱我的孩子。
当我看到罗斯几斯拉夫、尤拉、巴维尔和小别加的照片的时候，我感到他们是多么可爱呀！
库兹敏娜同志失去他们后的心情，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美国政府不但对库兹敏夫妇加以人身迫害，而且要使这些天真无辜的孩子，忘掉他们的父母，忘却他们自己的语言和祖国，这是多么残忍和狠毒！
这是不可饶恕的罪恶！
我还没有看完这篇通讯时，泪水就已夺眶而出，同时愤怒的火焰在胸膛里燃烧。
我要控诉，要号召全世界的母亲联合起来向万恶的吃人野兽般的美帝国主义抗议！
一定要叫这四个可爱的孩子回到他们父母的身边，回到他们祖国的怀抱！
中国医药公司　柳庆宜编辑同志：
看了8月20日你报“必须把儿子归还他们！”
一文以后，我们感到莫大的愤慨。
我们愤慨的是像库兹敏夫妇这样侨居在美国的苏联公民，仅仅为了想回到自己的祖国，竟被美国政府无辜的关进疯人院达数年之久，并被劫去了他们的孩子，甚至最后竟连一个十个月的婴儿都被劫走。
我们气愤，还因为我们同时想到了近几月来社会上的一些右派分子，趁帮助党整风之机，攻击我国的民主制度，标榜和宣传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
“民主和自由”。
那么现在就请那些右派老爷们看看吧！
难道拆散别人的家庭、夺去人家的亲骨肉、剥夺侨民回到自己祖国的权利，这就是“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吗？
我们觉得这一事件正是对那些诬蔑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宣传资产阶级民主的右派分子的一个有力的回答。
青岛市两个孩子的父母
谭丽娜、周延钦编辑同志：
我今年二十二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当我看见人民日报的“必须把儿子归还他们！”
的通讯后，我愤怒极了，我坚决支持库兹敏夫妇的正义要求，他们亲生的儿子必须回到自己父母的怀抱，回到自己祖国的怀抱！
我的儿子两岁啦，女儿比小别加晚出生三个月，在他们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受到了政府的关怀，我们祖国温暖的阳光使他们生长得一个个健壮可爱，活泼逗人。
但是，惨无人道的美国强盗却强夺了库兹敏夫妇的爱子！
我们可以想像到，小别加和他的哥哥们将遭受到怎样的蹂躏，他们的幼小的心灵，将受到怎样的创伤。
美国强盗的强夺他人子女的行为是决不能容忍的。
我坚决要求美国把这四个孩子还给他们的父母。
光士瑜

汉德逊仆仆于中东之途
美国加紧进行侵叙活动
企图纠集土伊等国策划新阴谋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伊斯坦布尔消息：
负责中东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帮办汉德逊在伊斯坦布尔进行了紧张的活动。
在8月24日到26日期间，他同土耳其总理曼德列斯举行了三次会谈，并且分别同约旦国王侯赛因和伊拉克国王费萨尔就叙利亚局势进行了会谈。
据大马士革消息　“光明报”8月26日发表社论，评论汉德逊在中东的访问说，汉德逊现在是负责中东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因此，在中东所组织的一切罪行和阴谋的背后，特别是在反对叙利亚和埃及两国的阴谋的背后都有他的份。
“光明报”指出：
汉德逊企图继续同背信弃义的阿拉伯统治者联系，召集反颠覆委员会会议来组织他反对叙利亚的新阴谋。
“灯塔报”26日说：
尽管美国纠集一些罪恶国家来推行自己的阴谋（汉德逊这次到中东来就是为此目的），叙利亚一定能粉碎美国所采取的一切反对叙利亚的步骤和措施。
据塔斯社德黑兰消息：
“知识报”报道，一个由九个人组成的美国代表团在8月25日抵达德黑兰。
代表团成员包括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代表。
“知识报”还报道，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最近也已到伊朗活动。
另据合众社德黑兰消息：
美国同四个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援助的国家的官员8月26日在伊朗首都举行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叙利亚局势。
这四个国家是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
另据贝鲁特消息：
伊拉克代理外交大臣达弗塔里和约旦宫廷总管塔尔霍尼在8月26日同一天分别到达贝鲁特，进行他们所谓的“私人访问”。

美国阴谋家在中东
本报评论员
美国在颠覆叙利亚的阴谋败露以后，目前正在中东进行全面部署，准备对阿拉伯民族主义、首先是对叙利亚发动更凶恶的进攻。
美国国务院的所谓中东事务的“高级专家”、副国务卿帮办汉德逊在土耳其进行的频繁的阴谋活动，就是在为下一步的侵略行动进行策划。
汉德逊是美国国务院搞颠覆活动的老手。
1953年在伊朗搞颠覆活动的是他；
苏伊士危机发生后，同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一道到开罗去威胁埃及的是他；
在今年英美百慕大会议以后，同英国就布赖米绿洲问题讨价还价的也是他。
这是一个以扼杀中东民族主义为职业的阴谋家和刽子手。
汉德逊到达土耳其以后，就同先已到达的约旦、伊拉克的国王和特地赶去的黎巴嫩的代表进行频繁的会谈。
根据西方新闻界所透露的消息，美国由于不得不承认叙利亚的局势纯粹是内政问题，无法找到对叙利亚进行直接干涉的借口，因此企图撮合巴格达集团国家和一些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组成包围叙利亚的所谓“阵线”，假它们之手来干涉叙利亚。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美国要使“黎巴嫩人、土耳其人、伊拉克人和约旦人将更进一步地加紧对叙利亚人的包围”，并“加紧政治运动”。
换句话说，美国将指使叙利亚的邻国对叙利亚施加压力，并通过这些国家继续在叙利亚内部进行颠覆活动。
另一方面，这种颠覆活动将辅之以军事上的挑衅。
战后已经完全落入美国控制的土耳其，已被美国选择作为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涉的爪牙。
这些天来，美国宣传机器不遗余力地宣传土耳其对叙利亚局势的“关切”、“担心”，而土耳其的反动报纸也参加了这个合唱，说什么叙利亚局势“首先牵涉到土耳其”，并且叫嚷土耳其可能“被迫采取的措施不能被认为是对叙利亚的侵略姿态”。
因此，很明显，美国利用土耳其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涉，配合叙利亚国内的颠覆活动，以便内外呼应，推翻叙利亚政府，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直捷了当地写道：
“对叙利亚的下一步骤”之一，就是“土耳其和伊拉克在同华盛顿协商下，可能采取对抗的军事和经济措施”。
这里的所谓“经济措施”，显然说明美国将在从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经过叙利亚的两条油管上做文章，制造进行干涉的借口。
而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说得更露骨，它要求把叙利亚“首先加以包围，然后消灭它”，并且要求美国政府“以形势所要求的不管什么方式来加以完成”。
美国目前在中东策划的侵略阴谋，不仅针对着叙利亚，而且针对着整个中东的民族主义力量的。
汉德逊在访问土耳其以后，还将访问其他阿拉伯国家。
据美国国务院透露，以镇压中东各国的民族主义力量为目的的巴格达条约“反颠覆委员会”，将要在9月下旬召开会议。
而这个会议将要按照汉德逊的“报告”作为行动方针。
同时，有消息说，约旦国王侯赛因在与汉德逊会谈之后，将去西班牙。
很久以来，美国就在策划以西班牙为核心，拉拢一些北非国家拼凑“地中海联盟”的侵略集团，以孤立埃及。
侯赛因在这个时候突然去西班牙，显然同美国的这一策划有关。
在美国积极策划对中东民族主义力量实行进攻的情况下，阿拉伯人民就更有必要紧密地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外侮，以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
前三天，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从开罗回到大马士革时曾强调说，埃叙两国将团结一致，抗击帝国主义施加的压力，这是对美国侵略集团的一个有力的答复，也是它们取得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胜利的一项重要保证。

象征友好互助的“拉克依”
高梁
印度有这样一个神话：
在古代，许多神被魔鬼从天上赶了下来。
他们用一根绳子作信号，互相传递，暗示大家联合起来同魔鬼战斗。
结果，他们赶走了魔鬼。
大约四百多年以前，当印度拉贾斯坦一个信仰印度教的女王受到敌人攻击时，她也派人送了一根用丝线结成的绳子给胡马雍国王，作为向他求救的标记。
信仰穆斯林教的胡马雍国王并不问宗教上的区别，看到丝绳后马上派兵前去支援，救出了女王。
这些神话和故事世代相传，在印度社会生活中构成了一个多采的节日。
每当8月间月亮最圆的那一天，印度妇女不分宗教和种族，把用丝线织成的绳子和花朵，系在自己兄弟的手腕上，表示请求他们的帮助、保护和友情。
这个节日叫“系绳保护节”。
这根美丽的丝绳叫“拉克依”。
今年08月10日，印度人民度过了这个“系绳保护节”。
节日前夕，德里街头的小摊上已堆满金色银色的丝线、鲜花和糖果。
几乎家家户户的姑娘们忙着在灯光或月亮下为自己的兄弟们编织美丽的丝绳。
第2天的清晨，她们就把自己打扮起来，穿上最美丽鲜艳的纱丽，坐着马车、牛车，或者步行，到自己兄弟的家里串门。
她们先给她们的兄弟的前额点上红色的吉祥痣，然后把丝绳系在他们的手腕，请他们吃糖。
她们的兄弟们亲热地迎接她们，留她们吃饭，并且同她们畅谈兄妹之间的情谊。
虽然在这个节日中一般是妇女给男子系绳，它在历史上反映出遭受封建社会压迫的印度妇女急迫地需要自己兄弟们的帮助，但近年来，甚至男人也在这样给人系绳，表示请求支持。
一位来自加尔各答的朋友对我说，加尔各答的男人就是这样。
他告诉我，在1905年，当英国总督为了进一步统治印度决定把孟加拉省分为两个省的时候，伟大诗人泰戈尔曾在“系绳节”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反对英国殖民者分而治之的诡计。
他赤着脚，穿着洁白的长衣，率领着长列的人群来到街头，在所有行人的腕上系上“拉克依”，请求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殖民统治者的分治阴谋。
在今年的“系绳保护节”，印度全国妇女联合会和其他一些团体发起了“反对原子弹”日。
在这些团体里工作的印度姊妹们也向本国和外国的朋友们献了“拉克依”，请求人们支持她们反对氢弹的心愿。
她们把一些用丝线镶边，系着圆形图案、上面写着“保护人类”的
“拉克依”，系在外国朋友的手腕上，并向我们解释着这个节日的新的意义。
当天下午，大约有四十多个青年男女学生、教授、商人、工人、家庭妇女和儿童，从一百多里远的密拉特城赶来德里。
他们都是“社会服务协会”密拉特分会的会员。
在整整一百年前，他们的家乡密拉特爆发了印度人民反英大起义的第1颗火花，那些起义的士兵和人民，曾暗地里传递着饼子和莲花，作为起义的信号。
今天他们代表这个独立的城市，把“拉克依”戴在印度总理尼赫鲁的手腕上，向他们的领袖表示最高的崇爱。
同时，他们还向一些外国朋友献了“拉克依”。
他们在晚间来到中国大使馆，把花环、“拉克依”和礼物献给中国大使潘自力。
一位涂着黑色眼圈的五岁的小姑娘，也在掌声中把她心爱的“拉克依”系在潘自力伯伯的手腕上。
来自密拉特的友人们热情地谈论着这次前来访问的意义，并且向我们介绍密拉特今年纪念独立战争一百年的情况，表达他们在独立后渴望和平、友好的心情。
这个分会的主席夏尔马对我说：
他们为加强中印两国人民几千年来的友谊，前来为我们系绳。
他们在中国兄弟这里找到了友好和支持。
协会的秘书长古普塔也指着我手腕上的“拉克依”说：
“这是一根象征友好互助的拉克依，它把中印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系在一起。”
（附图片）
几位来自密拉特的印度妇女到中国大使馆给潘自力大使系绳。

选举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
朝鲜人民踊跃投票
据新华社平壤27日电
本社记者王玉章报道：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选举在今天隆重举行。
朝鲜北部二百一十五个选区的选民们从今天早晨六时起，分别在各个选举分区的选举场内投票。
据朝鲜中央选举委员会的统计，到中午十二时为止，已有97％选民投了票。
投票将在今天晚上十二时截止。
今天早晨，金日成首相在平安南道南浦选区的一个分区的选举场内投了票，金枓奉委员长在平壤市寺洞选区投票，其他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分别在各个选区投了票。
各地的选举场高悬着朝鲜国旗，一串串的电灯和彩色的旗帜打扮得选举区花团锦簇。
选民们有的在昨天晚上狂欢庆祝选举而通夜未睡，有的清晨天不亮就起来了。
他们穿着节日的服装，喜气洋洋地走向选举场。
在以金日成首相为代议员候选人的文德选区安州煤矿的一个选举场上，功勋矿工金治潭第1个投票。
他投票前对记者说，为了加强对人民带来幸福的人民政权，我投这一票，选举金日成同志。

阿曼人民为祖国自由坚持战斗
　教长代表指斥美国站在侵略者一边
据新华社开罗27日电
阿曼教长的代表萨勒·本·伊萨·哈尔塞8月26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阿曼的战事目前仍然在继续进行中，山地仍然在民族主义者的控制之下。
他是在8月22日到达开罗的，他带来了阿曼教长写给纳赛尔总统的信件。
他说，“教长和每个阿曼人的口号是：
为祖国的自由和尊严而战斗。”
他又说：
“只要我们的土地上还有一个英国人，我们就不签订和约，不缔结任何条约，不参加任何谈判。”
他说：
阿曼人民对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大失所望”。
他说，美国代表洛奇所采取的态度就是继续执行杜勒斯所采取的漠视阿曼向美国提出的备忘录的政策。
他指出，美国是站在侵略者和帝国主义者一边的。
他说，阿曼战争同“艾森豪威尔主义”有关，“劳埃德同杜勒斯举行会谈，美国在阿曼战争问题上保持缄默”，也就证明了这一点。
萨勒·本·伊萨·哈尔塞否认阿曼战争是由外国石油公司的角逐所引起的。
他说，美英两国的石油公司之间的角逐是大家所熟知的，可是阿曼的民族运动并不是由外国石油公司挑起的。
他要求国际舆论支持阿曼人民的正义斗争。
新华社27日讯
马纳马（在巴林岛）消息：
英国当局宣布，英国空军在8月26日出动一架轰炸机和四架喷气式战斗机轰击阿曼尼兹瓦地区的沙拉吉亚村。
它们用火箭和机关炮袭击这个村里的建筑物。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这次攻击的目的是企图打伤或者胁迫当地居民交出阿曼起义者的三位领袖。
英国飞机在攻击之前，曾经散发传单威胁村民，要他们交出这些领袖。
英国企图俘获的三位阿曼起义者领袖是阿曼教长加勒布·本·阿里、他的兄弟塔利卜·本·阿里，以及苏莱曼。

　驻日美兵胡作非为
　公然践踏苏联国旗
新华社27日讯
据塔斯社东京26日讯：
08月25日晚间，三个美国兵把东京“第一饭店”挂的苏联国旗撕下来，并且用脚践踏。
正在东京进行演出的苏联莫斯科大剧院巴蕾舞演员就住在这家饭店里。
美国兵的这种敌对举动引起了行人的愤怒；
他们制止了这种流氓行为。
苏联驻日本大使馆参赞阿迪尔哈耶夫今天拜访了日本外务省欧洲局局长，并且向他提出一项声明。
声明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措施，惩办肇事者，并且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丁玲不止一次向党进攻
刘白羽
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已经把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真面目完全揭露出来了，这是一场渗透到灵魂深处的深刻的阶级斗争。
根据所有已揭发的事实证明：
丁玲是一个虚伪地长期披着
“左翼作家”“在敌人面前进行过英勇斗争”种种美丽外衣，而实质上是一个早已背叛了革命，而且不止一次地向党进攻的灵魂丑恶的人。
最近，连她反党集团的成员都说：
“丁玲很阴险狡猾”但是“丁玲很爱羽毛，希望美丽的羽毛都是自己的。”
这到确实说出了丁玲的主要的特征。
可是插上去的羽毛终究经不住斗争的风暴，当羽毛一旦遮掩不住罪恶时，一个可以笑着犯罪的人的原形，就在人们面前暴露无遗了。
丁玲向党进攻时是恶毒的，猖狂的，当她被党识破时，她便退缩到什么“消极”呀，“脆弱”呀，“偶然”呀，“无意识”呀，“自由主义”呀等等语句的烟雾后面去了。
不过，她已不只一次在我们面前流过“忏悔的检讨的”眼泪，然后却又一反手说“那都是言不由衷”了。
那么，丁玲的反党活动，是不是像她自己所讲的那样“无意识”和“偶然”的呢？
这就需要我们挖掘到她的灵魂深处，揭开历史的一页。
历史严峻无情，历史告诉我们：
远在延安，当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候，丁玲一方面向党隐瞒着她在南京特务机关背叛党的罪行，一方面就以她那没落阶级的疯狂心理及变节者的阴暗心情，在她自己所主编的“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了她自己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对党发动了恶毒的诽谤和进攻，在革命根据地的上空也搅起一片滚滚乌云。
我们后来都知道“野百合花”的根是从怎样一个血污的、肮脏的垃圾堆里长出来的了。
王实味原来是一个最无耻的托洛茨基派。
但是是什么使丁玲从思想到感情到行动，都与这个王实味那样相像，那样吻合，那样意气相投呢？
我们过去没有算过这笔旧账。
党从来都是欢迎一个犯了错误的人纠正自己的错误的，但是从1942年到今天已经十五年了，丁玲在1955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开始时怎样说呢？
她说她没觉得“三八节有感”有什么严重的错误，1956年12月她又在一份“辩正材料”中写道：
“‘三八节有感’至今我不能认为是反党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打开“三八节有感”来再论辩一下。
因为是为三八节而写，自然是从妇女方面说起。
请看！
丁玲这样写道：
“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
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
她们被画家们讽刺：
‘一个科长也嫁了么？
’诗人们也说：
‘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
’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
‘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
’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
（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
不是骑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艺术家就是总务科长。
她们都得生小孩。
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
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抱着，扔在床头啼哭，而妈妈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贴（每月二十五元，价值二斤半猪肉），要是没有这笔津贴，也许他们根本就尝不到肉味。”
这不已足以说明丁玲是用怎样阴暗的眼光来看当时决定着中国人民命运的、被全国人民称为抗日灯塔的延安吗？
谁都知道中国妇女只有在共产党所领导的斗争中才取得了真正的自由与解放，抗战时期的延安曾经为革命培养出大批女干部，直到今天她们还都在各个不同岗位上为建设社会主义辛勤劳作，起着重要的作用。
特别值得人注意的是这一段话里面，这种在男同志和女同志之间，在所谓骑马的和穿草鞋的之间，在艺术家与党的负责干部之间，以至大人和孩子之间特别是把孩子分为“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的和“被没有洗净的布片抱着”的，在妇女与妇女之间，分成“被逼着带孩子的”“回到家庭了的娜拉”和“有着保姆”“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的女同志，这挑拨、分裂的手法是多么毒，多么深，和“野百合花”中所谓：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到处乌鸦一般黑，阶级友爱呀，什么呀！
屁！
他对于别人没有一点爱”“延安的丑恶冷淡，……大人物作非常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级对上级感觉他们是异类”的恶毒的挑拨诬蔑不完全是从一个鼻孔里出的气吗？
可是更阴险的是丁玲作了上述的不合乎事实的描画后，更进一步把冷箭对准了解放区的新的社会制度了。
她说：
“……她们处于这样的悲运，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旧的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
“……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在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说来更不冤枉，所以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
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
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使理论与实际不脱节，在每个共产党员的修身上都对自己负责些就好了。……”
请问！
这不是对整个的党和新社会露骨的仇恨是什么？！
看了丁玲的文章以后，人们能不问：
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到底是自由的民主的地区呢？
还是比旧社会都不如的人间地狱呢？
在这一点上，丁玲是和真正革命的人们的看法有根本的原则性区别的。
当“野百合花”的毒根被揭发，“三八节有感”自然也受了批判，可是丁玲怎样呢？
她在一次公开会议上还首先炫耀“昨天我还接到署名‘同感者’的来信”，然后又说：
“尽管我贯注了血泪在那篇文章中，安置了我多年的苦痛和寄与了热切的希望，但那文章本身仍旧表示了我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说话而没有站在全党的立场上讲话。”
这是检讨，还是再一次进行煽动呢？
看！
丁玲是多么“真挚”、多么“沉痛”、多么“神圣”地负荷着人们的“苦难”呀！
而她的错就是因为真诚的替一部分人说了心里话罢了。
请问！
事情真是这样“偶然”的吗？
其实，在这同一时期，丁玲所写的其它一些作品里，何尝不是同样充斥着阴暗的心情，流露出对党、对新社会的诬蔑呢？
因为丁玲的错误是有其长期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的，丁玲是一个有着强烈的没落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思想的人，早年她曾参加过无政府主义党，如像“莎菲女士日记”这类作品，就是歌颂一种绝对自私的个人至上主义的，后来凭着小资产阶级狂热参加了党，但她并没有真正放弃她的腐朽的思想，而在被捕后，就在敌特面前变节，因此，当她到了正在艰难创造的革命环境中来，虽然，党和人民给予丁玲以热诚的欢迎（这时还没辨清她的历史问题），按道理，这种欢迎应当是丁玲铭刻心的深处，一生一世不能遗忘的了。
因为这是党的、阶级的、同志的深情厚爱。
丁玲不是爱讲究以心换心吗？
爱讲究温暖的吗？
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值得珍贵的温暖吗？
如果丁玲是稍有真心的人，她在党的面前，不应当惭怍交加，而向党披露一切，从此以切实行动来赎回自己所犯的罪吗？
不，丁玲不是这样的人。
虚伪，骄横，个人征服一切的反动思想渗透了她，明明是她肮脏，但她还要党向她低头，承认她是“神洁”，正如最近陈企霞所说：
以为她是个大人物，政治上也可以马虎一些。
可是正由于她心中怀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她不能和革命溶而为一，当那隐藏的罪恶磨难着她时，她反而对党增加了残酷的仇恨，由于内心的阴暗，她不可能感到阳光是真正温暖的阳光，反而从黑暗的灵魂的深处发出对阳光的诅咒，特别是当革命遭遇到困难时，她就必然地从她的作品中透露出阴暗的心情。
比如“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就把革命事业描写得那样阴暗、冷酷，她对于一个在敌人面前失节的女子寄予无限同情，对于人们对这失节者的缺乏好感却十分愤慨。
特别是“在医院中时”这篇小说，虽然现在我们已无法找到登载这篇小说的那一期“谷雨”杂志，但从燎荧同志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还可以看到丁玲对于充满豪迈的革命气息的延安生活是怎样进行丑化的：
“它是一个医院，距延安四十里路，它的院长是个长征老干部，照作者的意思大约是个事务主义者，在他领导下，有‘绅士风’的产科主任，有‘仙子临凡’似的小儿科医生，有‘一副八路军青年队长神气’刚见面就说困难的指导员，有‘用敌意眼睛看人’的化验室技术人员，有
‘糊涂懒惰’的文化教员，有对工作‘无兴趣’、
‘无认识’‘毫无服务精神’的看护，有‘很顽固’要‘别人把她们像小孩子看待’的产妇，……在这里主人公只有两个朋友，‘结实，单纯，老练’的外科助手黎涯，和‘沉默’‘严肃’谈闲天时话就很多的外科医生郑鹏，而且就是和她同房的人也是‘没有感情’，粗鲁下流地骂着人的。
它是这样的医院：
肮脏、无秩序、设备不完善、病人营养差、用具破了无人管、病房不温暖、大家忙而又闲、流言纷起，……”“……他（指作者）是过份地使这个医院黑暗起来，在这里，它显现它是一个恶劣的足以使人灰心堕落的环境，它是一个绞杀进步改革志愿的保守环境，它是一个把人的‘生命来冒险’的环境。”
（引自“解放日报”第388号，燎荧：
“人……在艰苦中生长”）难道从这里面看得出丁玲对中国劳动人民自己亲手创造的新世界怀有一丝爱和一丝温暖吗？
这样再来看丁玲所谓“三八节有感”的错误只是替一部分人说了话，那不过是一种遮人眼目的魔术而已，如果她尊重事实，她应该低头承认“三八节有感”是她全盘的阴暗的反党情绪一次集中的暴露，一次险恶的进攻。
在这里很值得我们回忆一下，1942年，那时我们多么困难！
日本帝国主义集中兵力向敌后各根据地发动了疯狂大扫荡，国民党匪帮封锁了陕甘宁边区，在苏联战场上希特勒正包围着斯大林格勒，那时我们没粮食吃，没衣服穿，在解放区的人都值得骄傲，是毛主席号召我们生产自给，人们用自己的双手种植粮食，人们穿着补绽落补绽的衣服，但是和党紧紧贴在一起渡过了那段困难的路程。
丁玲就是在这个困难的春天，她在3月09日发表了“三八节有感”，紧跟着四天之后就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二两节，十天之后又发表了“野百合花”三四两节。
现在看来，他们是善于估计形势和选择时机的，正如同这一回，他们不是认为匈牙利事件是对他们有利的吗？
不是公然在他们小集团聚会上自称是“裴多斐俱乐部”吗？
同时从“三八节有感”到“野百合花”的连续发表，也可以看出是怎样看准时机，进行了非常有计划的，凶悍的进攻的。
丁玲现在还骗人说“三八节有感”不是反党的，但是我们懂得衡量一个作家，我们不但看他的动机也还要看他的效果。
那么，现在我们就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一看，“三八节有感”到底对谁有利，受谁喝采吧！
“三八节有感”发表之后，很快，国民党特务机关就出版了“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这个小册子，在这个小册子里把那一次整风诬为“新文字狱”。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特务机关小册子中的这几段话：
“中共惯会向青年宣传：
它歌赞延安是革命的圣地，它夸耀陕北是革命的、前进的、民主的。
它自称陕北是抗日根据地，是民主政权，是无产阶级成长的摇篮。
然而历史最能表明事态真象，这一切名不如实的宣传，不能长久地遮住青年们的眼睛，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閧，‘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等一切纷然杂陈的情形之下，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殁落的悲愁。
青年的觉醒是任何高压手段不能镇服的，因此延安在黑暗中响遍了苦闷的呼声。
日复01日，这呼声从壁报上表现到刊物上，从刊物上表现到中共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言人的这一片苦闷的呼声从广大的青年群到无数的党员，从党员到干部，从干部到文化运动领导者，一直骚动到中共的中央研究院。
同时这一片苦闷的呼声，由秘密的转向公开的，由失望的转向愤恨的，甚至将由号召的转向实际斗争的。
今年春天，在延安这呼声达到了顶点。”
“03月09日，丁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三八节有感’，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陕北妇女们苦闷生活的全貌。
丁玲是共产党员，是中共妇运和文运的权威，她的话当然是可靠的。”
“这段文字（指‘三八节有感’）说透了陕北妇女地位的不平等和遭遇的歧异，这段文字揭露了陕北纸醉金迷，阿谀和愤恨的交流。”
“这篇大作（指‘三八节有感’）最后还有附记，说是还有很多意见未能说出，又说：
不过又有这样的感觉：
‘觉得有些话假如是一个首长在大会中说来，或许有人认为痛快，然而却写在一个女人的笔下，是很可以取消的。”
“读完丁玲这一篇可怜的哀鸣，我们可以知道女人们在陕北是处于怎样沉痛凄惨的境况了。
她们失掉了作人的权利，她们被剥夺了作人的幸福与快乐，不论结婚以前，结婚以后，都是骑马的首长，艺术家，总务科长等谩骂，玩弄，欺侮的对象，而一到脸黄腰粗之时，则结果就被遗弃了。
偶而也有‘有保姆带着用细毛织品包着的小孩’的母亲，每星期跳着最卫生的交际舞，但那只是凤毛麟角，而也只是大首长们临时的眷爱，最后一点娇爱失去的时候，被遗弃的命运是相同的。
中共在后方极力宣传陕北的妇女是平等的，自由的，幸福的，这就是陕北妇女平等自由幸福的真象。”
请看！
丁玲在敌特面前变节之后，又怎样从革命营垒中供给敌特以攻击我们的弹药吧！
特务机关小册子非常欣赏“三八节有感”中所谓“骑马的首长”等挑拨语言，在小册子中大加引用，并夸奖“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的作者，是“不受这新戏法（指整风）蒙蔽，反而利用了这一次所谓整风运动，暴露出中共内部许多无可救药的弱点，使中共的愚民政策大受损伤。”
特务机关小册子还盛赞丁玲与王实味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特务机关小册子还赞赏了当时也是与丁玲关系密切的萧军的那篇极端仇恨党的文章“论同志之爱与耐”，萧军在这里面说：
“年来和一些革命的同志接触得更多一些，我却感到这‘同志之爱’的确也越来越稀薄了！
虽然我明白这原因，但这却阻止不了我心情上的悲怆。”
“为什么我不愿看，也不愿让读者们看同志的子弹打进同志的胸膛！”
看！
这是何等荒谬、无耻的污蔑，它当然博得了国民党特务头子们的称赏。
小册子说：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延安共产党是如何进行同类的屠杀，派系斗争是如何尖锐化，而‘爱’的消失是如何使人们悲怆。”
试想，这种种赞扬、喝采，难道还不能说明“三八节有感”的真正的作用是什么吗？
就是从字面上看，难道它比这一回大鸣大放中纵火、放火的右派分子们的言论有何逊色吗？
在这儿值得提起的，这就是丁玲和陈企霞第1次结合的反党杰作。
陈企霞是经李又然介绍而成为丁玲的助手的，据丁玲讲，当时，陈企霞和李又然又都是在丁玲面前称颂王实味的，那么，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丁、陈反党集团的根扎得多深，历史多久了。
如上所述，历史曾经那样严酷地批判了丁玲，党在那历史关头，向她伸出宽大、争取、团结、教育的手，并且积极地推动丁玲到人民斗争生活中去，殷切地希望她为人民作出些好事情。
我们绝不想抹杀或估低任何一人那怕微小的有益的结果，丁玲在这时期写了“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这部小说。
但根据已揭发的材料，令人看穿，就在那时，丁玲也并没抛弃她那遮羞的羽毛披露出自己的真心，而还继续滋长着她的个人野心，念念不忘于她的狂妄的未来。
下面这一封在解放战争时期丁玲给陈企霞的信中就清楚地透露了出来：
“别人的意见得听一些，也不能全听，有时更不听。
别人对我有希望，有要求，有意见都只说明一个东西，就是我这人还存在。
存在当然有好有坏，只要不是坏就行。
有时别人都说你好，不一定真好，有时别人说坏，不一定真坏，人必须有自知之明。”
请听一听，这是一个党员写给另外一个党员的话！
“你是一个办学校的人，教育文艺人才，当然责任更大些，但为了个人条件不具备，暂时没有大声急呼的气魄，也是必要的，关于我的作品，我现在还无心去想那些事，不谈也罢，当等我走运的时候，你再去说吧。
那时可以保证你决不犯错误。
理论指导的巧妙，就在这里，你还没有这种世故吗？”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你所喜欢的作品，‘时代青年’的同志说这篇作品不易懂，我只笑了笑，让郭沫若去领导读者吧！”
请听吧！
她对我们中国人民敬爱的郭沫若先生也含着那样的轻蔑，这就难怪胜利之后，她竟骄傲自大到常常排斥茅盾，老舍先生，公然埋怨：
“总是把赵树理压在我的头上”了。
这一切说明：
历史虽然那样严酷地批判过丁玲，但她却丝毫没从中吸取什么深刻的教训！
在革命胜利之后，反而变本加厉地与陈企霞进一步结合起来，一直到这次大鸣大放时期，简直堕落到搞各种狡赖、欺骗、阴谋反党的地步，无论从他们的长期的反党的思想实质、组织活动都说明，发展到今天这种状况决不是偶然的！

报刊论文摘要
科学研究必须有党的领导
向科学进军，是群众性的，不但包含个人的科学研究，也包含着集体的科学研究；
对社会主义建设来说，后者比前者还要贵重。
集体研究需要正确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
横冲直撞的科学研究不仅无益于人民，还可能贻害全人类。
通过原子核物理学，人们能够利用铀、钍等原子核内所宝藏的能量来发电，也可以作成原子弹来大量地杀人。
何去何从，怎样利用，要看政治的倾向，要和平利用，必须要有党的领导。
没有党的领导来做科学研究，盲人瞎马，会跌入泥坑。
总的说来，无党领导的科学研究是脱离人民的利益、迷失向科学进军的路线的。
科学工作者在自己的工作中，会发现出一些矛盾，会反映出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会反映出观点和方法上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因此科学工作者必须要有党的领导和帮助来统一矛盾，克服缺点。
（摘自8月21日解放日报陈建功：
“科学研究是否需要党的领导，党能不能够领导科学研究”）
　党内右派分子的思想根源是什么？
从若干材料来看，这种思想上的原因大体有以下一些：
一、修正主义思想（即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和小资产阶级自发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比如离开阶级观点，喜欢所谓“绝对”的“民主”与“自由”；
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些东西，对国内外修正主义的所谓“新事物”很感兴趣，很合口味。
二、个人主义。
由于地位、待遇及这样那样的个人要求未能满足，或曾有错误受过党的批评、处分，不能摆正个人与党的关系，因而对党怀有严重的不满情绪，甚至觉得党内“不温暖”、“冷酷”、“黑暗”。
这种人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自然也就很容易发生动摇以至叛变。
三、狂妄自大。
以为学了一点文化知识和书本上的马列主义，或是经历了一些事情，就什么都懂了，因此他们根本不虚心钻研马列主义和在实践中锻炼改造自己，却片面强调“独立思考”，抽象地奢谈“追求真理”，结果“独立”、“追求”到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以外去了。
四、自由主义。
这些党员中有许多平日就只要自由，不要纪律，只要个性，不要党性。
风浪来了更是自由行动，不服从党的领导。
这就当然只能走入歧途。
（摘自8月19日北京日报白诚：
“为什么党内会出现右派”）
　我们需要这样的内行
所谓内行，是指真内行，不是假内行，是真知识分子，不是假知识分子，是完全的知识分子，不是半知识分子。……应当看到，对于一部分已经具有工人阶级思想感情的知识分子说来，他们和工人阶级已经不分你我，根本也就不产生“你”是内行或是“我”是内行的问题，大家都是不同岗位上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在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有既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社会里，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至于那些对共产党还不心服的知识分子，他们和工人阶级思想感情还有着或长或短的距离，还分你我，对新社会还不习惯，一有风吹草动，有的人还神魂不安，心里头七上八下，他们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之类的话可能也很欣赏，但是其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是和共产党誓不两立，他们如果有真才实学，有一技之长，只要爱国守法，诚实劳动，还是可以为社会主义祖国有所贡献的。
事实证明他们还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的领导的，他们在经过改造以后，也可以成为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也只有如此，他们才真正成为各行各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内行人。
（摘自8月26日中国青年报王力：
“论社会主义的内行”）

科学家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
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教授　裘维蕃
在党提出整风以前，我非但有一些错误的自满的想法，而且对我周围熟悉的人物也没有警惕性。
那时我认为，经过了历次运动，凭这一点经验来站稳立场，分清敌我，大概是“不成问题的”。
同时我那时也以为，解放以来经过多次的思想改造，通过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的感性认识，除了丧心病狂之徒以外，大概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没有“不拥护共产党的”，“也没有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我在报章上、大字报上以及一些座谈会上，虽然自己没有放出毒草，但是对那些右派言论在思想上却有三种看法：
第1是我在思想上对某些言论错误地认为“有一定道理”。
因为右派在挑拨党群关系时，他们总是抓住了一点点小辫子做大文章的。
这种小辫子，例如个别的宗派情绪、官僚主义或主观主义等，原来是党并不讳言的，而且也是整风的对象。
但是，右派就对这些个别的缺点做起文章来了。
他们把个别党员的工作作风夸大渲染，说成是一般的，结果像北京农业大学的右派分子所说党和群众之间“墙高沟深”，又说三反、肃反“成绩小、缺点大”，“做法粗暴，不适于对知识分子”等等。
唯其因为他们往往先说对其中的一点点，然后夸大成一大堆，这样就迷惑了人，使人容易从说对的部分来相信他们夸大的部分，从而产生了同情他们这些谬论的情绪。
对另外一些言论，使人模模糊糊，事非莫辨，因为他们采取了隐蔽的辞意，在警惕性不高的情况下，竟难于一眼就看出他们丑恶的内容。
譬如北京农业大学的右派分子曾提出要“党公开领导”，“工会保护群众利益”，“要争取教权”和“设计制度”等等。
在整风的初期，这些论点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也没有分析它们的内容，因此我既不表示同意，也没有出来反对。
第3类言论是一眼就令人厌恶的，例如葛佩琦、储安平等的谬论以及一些别有用心的大大小小右派分子出的大字报上的反党言论。
但是，在当时由于思想纷乱，认为大鸣大放中可能发生这种偏差。
明知他们错误，然而把他们的动机却往好处想。
整风初期我在思想上的这些混乱，充分说明了我的立场观点的不稳定，也说明我自己的右倾思想的冒尖，而且也表现了我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能力。
正如彭真市长所说的：
只有利用阶级分析的武器，才能揭发右派分子的内容，才能使他们原形毕现。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以及周恩来总理最近的政治报告，正是向右派造成的波涛中给载沉载浮的人投下了救生圈；
同时也用理论武装了一切准备和右派分子斗争的人；
而且迅速解救了那些被右派分子在整风开始后俘虏的人。
这时，我的眼睛擦亮了，我开始用这种武器来识别香花和毒草，而且很快就认识到章罗联盟的真意图。
原来他们想颠覆我们得来非易的社会主义制度，想篡夺党的领导权，想把我们导向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
除了卖国贼和全无心肝的反动派以外，有谁甘愿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下坡路呢？
因此，我这时才开始坚决地投入反右派斗争。
群众无情地剥开了右派分子的丑恶面貌，使他们理屈辞穷，只能向人民低头认罪。
右派分子们不得不承认，所谓要“党公开领导”，实质上就是要把党的领导公开给民主党派，也就是想取消党的领导；
所谓“工会保护群众利益”，实质上要把党和工会对立起来，其用意和曾昭抡、钱伟长等所拟“科学纲领”中所谓“保护科学家”一致。
所谓在学校中要来一个“设计制度”，是与章罗的“政治设计院”如出一辙的。
这些驳斥，使所有爱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都恍然大悟，如梦初醒。
通过这一次深刻的反右派斗争的锻炼，使我明确了自己思想上的弱点，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
我体会得最深的就是初步学会了如何用阶级分析的武器来和那些隐藏在社会主义外衣下想作资本主义走私的右派分子斗争。
但是，要学会善于运用这一武器来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即使是像我们这样的科学工作者，也必须进一步不断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而且也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教育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才能真正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服务。

一举成名了不得
冬今
丁玲毒害青年的东西之中有所谓“一本书主义”，意思就是什么国家，什么党，什么同志，都是靠不住的，也用不着靠，只要写一本书，写成了，像她写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就好了，就可飞黄腾达了，就有了一切了。
我所以称之为毒害，就是它确确实实发生过毒害的作用。
一些有志于文学的青年，没有考虑到文学的目的性是什么，更没有考虑到文学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个部分，也没有考虑到文学对人民的教育作用和对社会的影响，一心想到我这篇文章——这本书出来后拿多少钱，我可以买房子，我可以自立了。
一句话，我就可以不依靠谁了。
就是抚育培养我成长的党，也可以搁在脑后，甚或抛在九霄云外。
因而就不首先考虑自己是党员，是干部，是军人，而夸耀我是社会人，有的甚至说我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
记得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画家就这样说过：
“我是共产党员，我是画家，美协会员，但我也是社会人，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因此，我今天是以社会人的地位发言”。
多么耐人寻味！
好像社会人，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远比共产党员高尚，而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到反不如一个社会人。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觉得当一个共产党员有什么了不得；
何况还要受一定的组织约束，参加一定的会、会上还要批评自我批评，多不自由呀！
成了社会人就可以自由了。
其实在他还没有名之前，就是他还没有画成画、画还没有发表，书还没有写成，还没有出版，领导上还没有器重他，在这时候，他觉得党是好的，是值得依靠的，也会说“党是我的生命”。
一旦他画发表了，书出版了，印的份数还不少，青年中也有人请他去作报告，讲演，或者选了他这个委员，那个代表，他就由兴奋而晕乎而不知其所以了。
俨然这一切成就都是因为他自己的“个人奋斗”而得来的。
完全是一种“断了奶忘了娘”的情绪。
因之，要对他的东西提点意见，不行！
修改，就更是“粗暴”；
说修改得成熟一点再公演，就是行政干涉，不懂得按照文艺特性领导文艺。
总之，作品是我的，是我劳动的成果，摸不得，动不得，只能欣赏，无原则的捧场。
不仅如此，他们也就骄气十足，文件不看，讨厌开会，连党、团的小组会也说成是负担，极不愿意把自己纳在党的监督之内，最好是在党之外，党之上，而党员的光荣称号则又非要不可，久而久之，就成为“化外人”了。
是不是真是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却又不是。
又还要地位，还要待遇，特别是还要人到处尊敬。
不比贡献，而比享受；
同组织是一种买卖关系，我写了书，我是作家，你就得给我一切。
难道这不是腐朽透了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吗？
丁玲自己这样，还要人家也跟她这样，仿佛都这样了，当不当共产党员也就没有什么了。
这些人忘了自己只不过是记录了千千万万人民斗争中的点滴，没有千千万万人民的斗争，哪有作家的作品呢？
而这特别是对那些刚起来的青年作家们。
让我们想一想，我们投到革命怀抱，参加革命军队，那时我们是一种什么情况，我常常打一个很浅近的比方，说我们自己是由一个小包袱皮（游击战争时期）到马达子（装东西的马褥套）到小箱子到了有自己的家，这中间是多么一个大的距离，说明革命的进展，说明我们个人生活的提高，难道人民和党付给我们的还少吗？
我们又替人民和党作了多少了不得的贡献？
我曾经想，好些人过去常年穿不上鞋，吃不饱饭，今天新社会，革命了，共产党给了他一切——名誉地位，生活保障，但他还是说共产党不好，开始好像说是某一个具体人，指某一件具体事，逐渐的就是好些个人了，好些件事了，而最终就归结到党不能这样，不能那样，言外之意或反面之意就是他这也能，那也能。
这种在丁玲“一本书主义”影响之下的一举成名难道不是很危险的事吗？
“他们的名望愈高，同党的距离就愈大”，这不正是那些一举成名就了不得的人的深刻写照吗？
目前摆在他们面前的是：
斤斤计较收入多少，为了收入，可以在这个刊物发表这种意见，同时又可在那种刊物上发表与这个不同的意见，而实际都是对一件事，一个作品。
写了剧本，又改成了小说，还出小人书，无非都是可多拿钱。
这种人称为“小丑”“财迷”并不为过。
再就是——我以为是最危险的就是严重的脱离生活，艰苦之处不愿去，要去时先问是怎么去，坐软席还是坐飞机？
到了住什么地方？
试问，这样怎能写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作品！
我说这是最危险就是他从此看不到生活中的新鲜东西，也受不到生活的鞭策，更受不到创造生活的人们的监督。
有几个人认真的执行了毛主席的“下马看花”呢？
以上这些，决不是我们文学生活中的全体，但那怕就是一点，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它给右派闪出了空子，有的人就因此而坠落成了右派。
我绝不反对他们成名，更丝毫没有嫉妒他们成名之意，但我确确实实觉得应该把他们纳入组织，锻炼他们一点党性，和人民更近一点，使他们——这些一举成名的人知道他是如何成名的。
不然的话，名也会垮掉的。
反右派斗争最后的目的还是要巩固我们自己，建设我们无产阶级的文艺大军。
这就是我这篇短文的目的。

把“头先伸出来”便怎么？
侠人
上海的一个右派分子陈子展对孙大雨说：
“他们要砍你孙大雨的头，我陈子展的头先伸出来。”
（见人民日报8月22日二版）好像这位陈子展的头生就有两种特殊功能：
一、砍不动或砍了也不妨事；
二、能为别人的头消灾免难。
其实这是说大话。
其目的不过是“替死人打气”，企图使他的“同志”借这股气“挺起脊梁”来，支撑下去。
说句煞风景的话吧，如果真的要砍孙大雨的头（只要孙大雨敢于作出值得砍头的事来），陈子展未必肯把头先伸出来。
即使先伸出来（如果陈子展敢于作出值得砍头的事来），被砍掉了，恐怕轮到砍孙大雨头的时候，他连看也看不见了。
我倒奉劝孙大雨以及一切右派分子不要去干挨砍头的事好。
否则是会后悔莫及的。
可以顺便谈谈右派分子的头砍得砍不得。
好像我们的宪法并没有规定右派分子有什么免死的特权。
只要他们罪犯不赦之条，不“砍头”怕也难平公愤。
右派分子们已是我们专政的对象。
其中有的人已犯有罪行。
我们对待右派分子的斗争，主要用辩论的方法，只要他没做触犯刑律的事，主要不是绳之以法，这并不是我们软弱，也不是右派分子有什么特别可爱惜之处。
而是：
一，我们自信自己的力量已如此强大，只要是非辨明了，阴谋揭穿了，即使不加捕押，右派分子也无能在我们面前大造其反；
倘有人敢于动手动脚，收拾起来也易如反掌。
二，我们自信经过斗争、批判，右派中有些人是可低头认罪，作一番脱胎换骨，还可转化为人民的一分子的。
先辩理而不先施法，正是为了便于有更多的右派分子自救和得救。
他们绝不要认为这是可欺而自误。
古语云：
“自作孽不可活。”
倘罪在不赦，有人把头先伸出来便怎么？
少说点大话，多想想前途是有益的。

灵魂腐蚀师
袁水拍　诗
华君武　画
反党的作家向敌人赔罪，向人民示威；
对叛徒抱同情，看同志像眼中钉；
攀特务做至亲，把组织当仇人；
身为共产党员，却害怕家里的公务员；
提倡“士为知己者死，”哪管他是阶级异己分子。
联络一帮人反党，却诬蔑党有宗派。
扬言只要写出作品，便有反党资本；
一本书可以猎取名利和“不朽”，叫青年作家都跟她走。
劝你赶快醒悟，离开反党道路！
封建把头的导演招牌是电影导演，实际是封建把头。
有奶便是娘，有钱就伸手；
工农兵方向，早已抛脑后。
居然喊口号：
“为人民币奋斗！”
走错了道，趁早回头，要做灵魂工程师，莫当灵魂刽子手。
　洋奴政客的记者记者兼教授，政客兼文人，投靠政学系，巴结宋子文；
吃饭在中国，存钱在伦敦；
和这个女人相好，又和那个女人订婚；
身穿人民装，心在大西洋；
从来脚踏两只船，自夸门门不落空。
认美国领事是“神仙”，骂自己同胞是“贱种”，洋奴的灵魂，西崽的行径。
鸦片文学有定评，进攻党和人民。
要想重新做人，必须洗面革心。
08月24日（附图片）

介绍巴基斯坦电影叛逆
谁是真正的罪人？
——介绍巴基斯坦电影“叛逆”——
丁谷
亚洲电影周，给我国观众一个机会，让我们看到邻国巴基斯坦的优秀的影片“叛逆”。
这是巴基斯坦在我国上映的第1部电影，是两国文化交流活动中可喜的事件。
它对我国广大观众了解巴基斯坦人民生活及其艺术成就，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叛逆”是一部富有明确爱憎的影片。
它揭发了现实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描写了一个穷困的青年的极其凄惨、极不公平的遭遇。
他的辛勤劳动挽救不了恶势力对其家庭的吞啮，他的反抗却使他成了社会的“叛逆”。
故事是这样的：
青年阿克巴，由于穷困和高利贷者的逼迫，出外打零工谋生，结果债主又夺去了他寄回的钱，并收回了房屋，将他的母亲和妹妹逐出，流落街头行乞。
当他回来探望时，已家破人亡，激愤之下，去和债主讲理，不料，在争执中，债主动武误杀佣人，反诬他抢劫、杀人，将他投入狱中。
在他囚禁的岁月里，母亲被车撞死，妹妹又被债主出卖，沦为妓女。
消息传来，阿克巴悲愤欲狂，为了报仇寻妹，冒险越狱而出，在寻找妹妹过程中，和一部落酋长女儿发生了爱情。
但社会恶势力和警察还是步步追逼着他，并杀害了他的妹妹和爱人。
含着血泪，他杀死了仇人，牵着自己的马，驮着爱人尸体，向追捕的警察自首。
故事从头至尾紧扣人心。
当阿克巴和他的妹妹娜杰玛重逢时，也就是娜杰玛临死的时候，她说：
“我怎么能说呢！
我知道，一个清白的哥哥永远不堪忍受他的妹妹在公开的市场里出卖她的贞节。
真主是我的见证，我的灵魂仍然是
圣洁的，我是被极度虐待的，我是被强迫的……。”
这是血和泪的控诉，怎不令人激动！
还有，当阿克巴牵着马，驮着爱人的尸体，走向警察队伍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
谁才是真正的罪人？
影片中明确的爱憎，反映了巴基斯坦人民善良和真诚的感情，这种感情，对我国广大观众，是多么容易引起共鸣！
多么容易唤起一种亲切的感觉。
“叛逆”几个主要演员的造型是成功的，导演手法也显示了其成熟的程度。
尤其是民族风味十分浓厚的音乐和歌曲，更给影片增色不少，它使故事情节的发展，更加生动和丰富了。
影片似也有不足之处，即在处理有些故事插曲和格斗等场面上，稍嫌冗长，以致冲淡了主题的发展。
巴基斯坦电影事业是年青的，在巴基斯坦电影工作者辛勤努力之下，仅仅十年时间，电影艺术已达到如此良好水平，这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我们为我们邻国的艺术成就感到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