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陈集团参加者　胡风思想同路人
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
本报讯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正在继续进行反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
会议除继续揭发和批判丁玲、陈企霞等的反党活动外，进一步揭露出作协副主席、作协党组成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不但参加了丁、陈反党集团的活动；
而且在大鸣大放期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煽风点火，鼓动对党不满的分子向党进攻。
会上还揭露了冯雪峰二十多年来一系列严重的反党言行。
丁、陈反党集团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会上指出，冯雪峰是丁、陈反党集团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1952年丁玲改任“人民文学”主编，她推荐冯雪峰接替她作了“文艺报”的主编，陈企霞作副主编。
他们把
“文艺报”变成了抗拒党的领导和监督的“独立王国”。
195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对“文艺报”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压制新生力量的错误进行检查时，批评了冯雪峰的错误，冯雪峰阳奉阴违地做了检讨，但是心怀不满，认为这是党对他在政治上的一次大打击。
他对陈企霞说：
“很快人家就要整你了，你要当心点！”
又说这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大举进攻的时候，冯雪峰和丁玲、陈企霞密谋推翻1955年党关于丁、陈反党集团所做的结论。
他对丁玲说：
“你的问题在党组讨论不会有什么结果，要是能拿到群众里去，那就好些。”
又向丁玲献策说：
“你吗，最好装病，就作出一副给人打倒了的样子。”
丁玲果然在会上装出是受迫害的样子说：
“我是一棍子被打死了的，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人。”
冯雪峰还对丁玲说：
“你可以像企霞那样，拒绝在结论上签字。”
又说：
“党员还是要做的，共产党还要统治世界几百年。”
今年06月，作家协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重新讨论丁、陈反党集团问题时，冯雪峰作为党组成员，却不参加党组会。
他对陈企霞说：
“党组会你顶住，我不参加，我能推就推，能拖就拖。”
陈企霞说：
“这很好，我可以在各种会上问你为什么不参加会，将他们的军。”
以后陈企霞果然这样做了。
冯雪峰除了背着党筹划办同人刊物，企图搞垮“文艺报”外，还积极地参加了丁、陈反党集团分裂文艺界的阴谋活动。
丁玲和陈企霞要在今年10月准备举行的第3次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上，公开退出作家协会分裂文艺界的事，是征求过冯雪峰的意见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右派分子的“青天”
据王任叔、徐达等揭发：
在大鸣大放期间，冯雪峰看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大举向党进攻的时候，他兴奋地说：
“洪水将冲破大门。”
他一反平常的沉默、抑郁的状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各编辑部门到处放火，向党发动进攻。
在整风座谈会上，他号召对党不满和反党的分子：
“有冤报冤，有仇报仇”。
又说：
“党内对党外应和风细雨，党外对党内暴风骤雨也不妨；
上级对下级应和风细雨，下级对上级暴风骤雨也未尝不可。”
他还在全社的整风动员大会上污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肃反工作有
“重大错误”，并说：
“必要时也可暴风骤雨，大民主也不要紧。”
他到该社第2编辑室，有人问他：
“整风中骂人、拍桌子、打人可不可以？”
他说：
“也可以。”
在共青团的座谈会上，他说：
“我向来是喜欢青年的，你们有什么尽管说，没有什么可怕，大民主也不妨。
你们不是造社会主义的反，不是造共产党的反，反的是三害嘛，你们就是打我们一顿也不算什么。
比如儿子打老子，老子不对就该打。”
他不但公开放火，而且还亲自和该社的舒芜、顾学颉、张友鸾等右派分子交谈，鼓动他们向党进攻。
他的这种反党放火的行为，博得了出版社右派分子的喝采。
右派分子向他欢呼：
“好况锺”呀！
“向冯雪峰致敬”呀！
肃反中有问题的人跑去向冯雪峰“诉苦”。
一时，冯雪峰在出版社变成右派分子的“冯青天”了。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冯雪峰混淆视听地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只有右派言论和右派活动，但没有右派分子”。
以后他虽然承认了有右派分子，但又企图保护右派分子过关，特别强调和右派分子要“加强团结”，反右派斗争要“和风细雨”。
冯雪峰虽然自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但因为他估计到他平时不来出版社办公，放起火来烧不到他，要烧的是出版社作实际工作的副社长王任叔，和领导出版社的文化部，所以他就放起火来。
蒋天佐和徐达等，并揭发了冯雪峰在出版社滥用政治面目不清的私人，和反党分子勾结在一起，打击忠实于党的同志。
三十年来一贯反党的领导
会上揭露的许多事实说明：
冯雪峰虽然入党三十年，在党内担任过重要的工作，参加过长征，住过上饶集中营，但三十年来，他个人和党的关系，一直摆在不正确的位置上。
他始终把个人放在党的上面，以自我为中心，对抗党的领导，从而走上了反党的道路。
1936年，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
他不信任当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却把正在反对党的胡风一度拉入党内。
他在上海的宗派活动，对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事业起了分裂作用。
1937年，正是全国人民风起云涌地起来抗日，全国一切革命力量向党靠拢的时候，冯雪峰却竟因为和党的负责同志意见不合，便自动离开了党，跑回浙江义乌老家去，作了革命逃兵。
党中央调他回延安，他拒绝不去。
冯雪峰自动脱党以后，在家乡混了二年，一事无成。
1939年，党主动给他恢复了组织关系，要他去新四军，他又不去。
次年夏天，他又一次失去了党的关系，一个人住在乡下。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党担心他一个人住在浙江危险，要他到桂林去，他却不接受党的劝告，终于被敌人逮捕，在上饶集中营住了两三年。
1944年至1945年，冯雪峰在重庆，抗战胜利后到上海，都表现消沉和对党不满。
1948年至1949年，正当全国接近解放、人心大振奋的时候，冯雪峰给邵荃麟的信中却说：
“我本来是铺路的石块，现在像块小石子似的被踢在一旁。”
当时党要他去香港，他拒绝了。
全国解放后，我们的国家正在飞跃前进，进入社会主义高潮时，冯雪峰表现的更加消沉、阴暗。
他总认为他在党内是受歧视、受压制的，个人的权力欲望没有得到满足，积存了一肚子的怨气，对党的领导充满了仇恨，经常骂作党的工作的同志是“做官”的，是“革命绅士”，污蔑党和国家机关，甚至人民团体都是“衙门”，以示自己“超然”、“清高”。
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胡风一致
会议揭露：
冯雪峰在文艺的许多基本问题和重要问题上，是和胡风的极端反动的文艺思想相一致，而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相违背的。
何其芳认为：
“这是左翼文艺运动以来一条隐蔽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之下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
他们是企图从内部来夺取我们的革命文艺运动的堡垒的。”
胡风反对作家应具有正确的世界观，否认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认为只要通过“创作实践”“写真实”等，就可以改造思想和获得正确的世界观。
1936年，冯雪峰用吕克玉笔名写的“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发表在“作家”月刊上）一文中，也和胡风的论点相同，认为强调正确的世界观就是“机械论的老调”，把学习马克思主义降低为仅仅是一种“补助”，认为从作家的本来生活、甚至从研究文学作品和写作过程中，就可以获得正确的世界观。
胡风否定民族文学遗产，冯雪峰也和胡风一样，否定文学的民族形式，否定对民族形式的利用。
1940年，在他写的“民族性与民族形式”（见论文集“过来的时代”）一文中，他说：
“民族形式必然而且必须在世界化着、国际化着。”
又说：
“民族性问题在文化上是失去了独立的意义的”；
而且“正是处在被扬弃的过程上”。
1945年，在他的“论艺术力及其他”（见论文集“有进无退”）中说，文学的旧有形式“可利用的有效的是非常的少”，他只强调民间文艺里“有很多有毒的反动的要素和过于落后的东西的一面”，他甚至把利用民族旧有形式看成是“迎合小市民”的“市侩主义”。
胡风用所谓“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两把板斧砍杀国民党统治区党所领导的进步文艺，冯雪峰在他的“论艺术力及其他”一文中，也用“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抹煞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文艺的成就。
1946年，在重庆文艺界的一次集会上，冯雪峰还公开说：
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艺是一片沙漠，其中只有几根绿草，那就是胡风主编的“07月诗丛”。
胡风轻视普及的作品，否认解放区的新文学作品，冯雪峰也和胡风一样，连最为群众欢迎的解放区作品，他都不放在眼里，认为不值一读和“太浅”。
他污蔑解放后几年来的文学成就，说这些作品“与高中、初中的作文差不多。”
并污蔑一位老作家在党的帮助下产生的作品，是“奉命文学”。
他甚至轻视苏联文学的成就，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精神上还不如旧俄文学。
因为冯雪峰和胡风在文艺上许多根本问题的看法相一致，所以党和革命作家对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几次提出批判的时候，冯雪峰都采取对抗或缄默的态度。
1945年，重庆的部分革命作家集会讨论和批判胡风派的文艺思想，冯雪峰却极力为胡风辩护。
同年，重庆的地下党召开的文艺界座谈会上，胡风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提法，党对胡风进行了批评。
后来，冯雪峰以“画室”的笔名写“题外的话”（发表于1946年01月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公开响应胡风，讥笑“政治性”、“艺术性”的说法经不起“一连反问三次”。
他说，“研究或评价具体作品，用什么抽象的‘政治性’、‘艺术性’的代数学式的说法，可说是什么都弄糟了。”
冯雪峰承认这篇文章是正面反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
在他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一书中，他极力为胡风的反动理论辩护。
党批评胡风的所谓“主观战斗精神”是唯心主义的谬论，冯雪峰却说这是胡风对“革命的接近和追求”，“反映到文艺和文艺运动上来是非常好的，也正是为我们文艺所希望的，”甚至说胡风在主观上没有宣传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企图”，他甚至荒谬地说，在1945年的国民党统治区，胡风“客观”上也没有宣传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可能”。
党批评路翎的小说，冯雪峰却为路翎的小说喝采，说“这正是我们所要求、并且也正是几年来我们文艺上的一个大展开。”
1948年，在香港的党员作家，又对胡风的反动文艺理论展开了一次批判。
当时冯雪峰在上海，表示极为不满，他对胡风说：
香港地下党对胡风的批判不是代表党的。
1955年，党对胡风的反动文艺理论，再一次在全国范围里进行批判的时候，冯雪峰始终保持缄默。
反动的社会思想
冯雪峰的社会思想是非常阴暗和反动的。
他怀着阴暗的心理和虚无主义的态度去看待一切。
他常在青年人面前把长征和党内斗争，描绘得阴森可怕。
在匈牙利事件发生 后，他同情美国作家法斯特的叛党行为，他甚至对陈企霞说：
“人类没有希望。”
在他的杂文和论文中，反动的阴暗的思想表现的也很露骨。
在他的“鲁迅论”（见“过来的时代”）中，他说我们的民族已走上了“灭亡”的过程，说中国人民的“素质”已经变得十分“病态”。
从前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美国传教士，污蔑中国人民坏的特性有二十多种，他甚至认为这“还是表面的”，还“不是最深刻的观察”。
在“废与霉”（见“有进无退”）里，他甚至把大汉奸汪精卫的叛国投敌也归咎于中国人民。
在“论友爱”（见“有进无退”）中，他提倡把私人的“友情”摆在集体和阶级的利益之上，甚至公开制造为无耻的叛徒说话的“理论”。
他认为一个朋友“对于民族或社会、或阶级或他们所属的集团有叛逆或破坏的企图”，如果不先劝告、阻止而向社会和集团告发，这对于朋友或同志都是“居心险恶”的，“对社会或团体的形似的忠实，也常是可疑的”。
在“火狱”（见“有进无退”）中，他赞扬英美通讯社污蔑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的报道，说那是“史诗似的文字”。
苏军攻克柏林，是法西斯侵略者的毁灭，是全人类欢欣鼓舞的事情，但是冯雪峰却说：
“苏联红军攻进了柏林，柏林立即全城大火，成为人类的‘恐怖之城’。”
还说：
“在狂欢之后，也许还要忍受不能忍受的索漠的茫然的痛苦。”
从此可以看到，冯雪峰的思想，反动和阴暗到什么程度。
到会的人纷纷起来质问冯雪峰，究竟为什么原故他会有这样极端反动的思想。
会议指出：
冯雪峰的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反动的社会思想，正是冯雪峰反党行为的思想基础。
会议从6月06日起，到8月20日止，已先后举行了十九次，在会上发言的共百余人。
第12次会议后，在会上继续发言的有许广平、老舍、钱俊瑞、夏衍、郑振铎、蔡楚生、邵荃麟、张天翼、何其芳、周立波、赵树理、王任叔、袁水拍、葛琴（十七人联合发言）、冯至（和吴组缃、卞之琳联合发言）、陈白尘、张光年、孙维世、臧克家、严文井、蒋天佐、沙汀、楼适夷、阮章竞、李伯钊、菡子、王士菁、王蒙等。
丁玲在会上先后共作了五次发言，态度极不老实。
会上，大家一致对她的这种态度感到愤慨。
大家对冯雪峰在第18次会上避重就轻、吞吞吐吐的交代也极为不满。
会议仍在继续进行。

工商界要全面开展整风运动
在政治上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李维汉同志谈工商界整风的重大意义和部署
新华社26日讯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国务院第8办公室主任李维汉，就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问题，发表谈话如下：
我国现在正在进行一次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这次革命运动是以全民性的大辩论的形式来进行的，中心的问题是辨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劣谁优，何去何从。
现在运动正在推广到每个阶级和阶层中去。
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最近上海和天津的工商界领导人员都同意我们的建议，正在准备开展全面的整风运动。
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和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即将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全国工商界整风的问题。
我们认为：
在全国工商界全面开展一次包括反右派斗争在内的整风运动，是十分必要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工商界的左中右三派
左派分子站稳了社会主义立场；
右派分子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
人数最多的中间分子具有不同程度的两面性。
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基本上实现了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变革。
这就使得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经济地位开始由剥削者向劳动者转化，使得他们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跨进了重要的一步。
但是，工商界中除了少数左派分子在政治上已经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即工人阶级立场，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外，多数人并没有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变对他们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进行必要的改造，其中一小部分人至今抗拒改造，坚持资本主义立场，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
这一小部分抗拒改造、坚持资本主义立场的人，就是右派分子。
他们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其中的极右分子野心很大，不仅有反动言论，而且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
工商界人数最多的一部分是中间分子，他们的特点是在政治立场上具有不同程度的两面性。
他们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而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又基本上还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立场，对于交出企业，对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并不甘心和心服，对资本主义还有留恋。
我们说中间分子具有不同程度的两面性，是因为这个阶层的政治态度又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一小部分人比较接近左派，一部分人比较接近右派，另一部分人动摇于两者之间。
中间分子的两面性，使得他们不时地摇摆于左右两派的影响之间。
从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一面说来，中间派已经在从资本主义立场到社会主义立场的长途中跨进了第1步，可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继续接受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还在不同程度上保持着资本主义立场的一面，是通向右派的，这就使得中间分子自身成为右派分子争取和笼络的对象，使得右派分子还能够在工商界保持他们的政治影响。
前些时候，由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还没有遇到反击，相当多的中间分子特别是中间偏右分子，在右派分子的蒙蔽和煽惑之下，政治态度曾经发生显著的动摇和右倾。
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他们才逐步清醒过来，许多人并且随着斗争的发展和深入而逐步向左转化，但是，就到目前，还有一部分人没有从右派的影响下解脱出来。
在这里，必须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以前和以后的地位具有本质的区别。
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资本主义经济具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性一面和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性一面。
因此，人民政府对待资本主义的政策，是利用它的积极性，限制它的消极性，逐步把它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
在这一改造已经基本上完成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就不再具有积极性了。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如果继续坚持资本主义立场，企图恢复资本主义经济，那就是企图使历史倒退，那就是一种反动的立场。
目前在我国还有相当数量的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小商业，但是这些经济成分一般地是受社会主义经济领导的，并不属于资本主义范围。
我国的自由市场也是在国家管理之下，它是社会主义的有组织的市场的一种补充。
在特殊条件下，如果政府认为必要，也可以允许某些完全遵守政府法令的零星的小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存在，但是这是一种例外，需要个别的审查批准。
至于不法资本家和其他投机分子违反政府法令、私自招收工人、用欺骗盗窃方法攫取原料、组织地下工厂、组织黑市、进行投机买卖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动，政府就要严格地加以取缔。
两条道路何去何从
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工商界面前还摆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何去何从的严重问题。
或者是跟着右派走到反革命的绝路；
或者是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立场不仅是反社会主义的，而且是同爱国主义的立场不相容的；
有人以为今天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还是爱国的，这是十足的谬论。
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蒸蒸日上，日益改变着原来经济和文化落后的情况，这是任何爱国者都感到欢欣鼓舞的。
爱这样的国，就必然要爱社会主义，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就必然要否定资本主义立场。
因为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就是要在我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把中国拖回到殖民地道路上去。
坚持这样反动立场的人还会爱社会主义的祖国么？
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今天的条件下，任何人只要真正爱国，就必须否定资本主义立场，站到社会主义立场上来。
由此可见，从政治上思想上说来，在工商界的面前还摆着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何去何从的严重问题。
或者是跟着右派走，被右派带引到反革命的绝路上去，全国人民决不允许也决不希望工商业者走上这条绝路；
或者是一心一意地而不是三心二意地跟着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获得光明的前途。
这就必须同右派分子坚决进行斗争，必须努力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真正转到社会主义这一边来。
为了这个目的，工商界就必须全面开展一个以反对右派、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为教育内容的整风运动。
辩论的中心题目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立场的反动性；
当前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继续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接受共产党领导；
同工人的关系；
公方代表制度。
为了使工商界的整风运动成为在广大工商业者中进行一次生动的和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就有关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进行辩论。
根据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提出的六条标准，结合现时工商界的特点，我们认为可以把下列问题作为辩论的中心题目：
第1、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问题；
第2、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立场的反动性问题；
第3、当前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
第4、继续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第5、接受共产党领导问题；
第6、同工人的关系问题；
第7、公私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制度问题；
等等。
各地可以根据当地情况提出必须辩论的问题。
今后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需要注意什么？
这要看斗争的发展情况。
一般地说，要打垮右派就必须下决心，就必须反得彻底。
要下决心，就首先要克服右倾观点和温情主义，不使右派分子获得避风港。
所谓反得彻底，就是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深入的批判。
这样，右派分子就孤立了；
他们孤立了的时候，就有再接受改造的可能。
在揭发右派分子的时候，为弄清楚他们的反动言行的来龙去脉，就会追查到他们的历史根源。
这并不意味着一般要追查人们的历史，而只是因为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同时又好耍两面手法，把自己描绘成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人们为了弄清真相，才不得不翻出这些右派分子的老底。
在斗争右派分子的时候，应当防止和改正粗暴简单的方式方法，因为这对于打垮右派、教育群众都不利。
要允许右派分子参加辩论，因为这样更有利于分清是非、敌我，更有利于揭穿右派分子的反动面貌。
整风运动的部署
在骨干分子中彻底进行反右派斗争，然后进行整风；
在一般资本家中，反右派斗争要分别不同情况处理；
在小型工商业者中，立即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少数民族地区已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商业者，可按具体情况进行整风。
各地工商界的整风运动怎样部署？
原则上，要根据工商业者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要求和方式。
（一）在工商界骨干分子中（包括全体民建会员、各级工商联委员、同业公会委员、民建会和工商联的机关工作干部），应当进行彻底的反右派斗争，然后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进行一般的整风。
一般的整风要根据毛主席所提出的六条标准，结合上述几个中心题目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进行深入的学习和批评、自我批评。
要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用和风细雨的方法，自由辩论，互相帮助，共同进步，而不要采用人人检讨过关的方法。
（二）在工商界骨干分子以外的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中，原则上也应当进行反右派斗争，但是可以按照城市大小、人数多少，分别不同情况去处理。
城市较小、人数较少的，可以同上述骨干分子一起进行反右派斗争。
大城市人数过多，一般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不可能同上述骨干分子一起进行反右派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天津拟先在上述骨干分子中开展和深入反右派斗争，然后再决定是否在他们中间进行反右派斗争，但是，反右派斗争教育现在就应当进行。
上海、天津的这种部署，可以供其他大城市参考。
（三）小型工商业者中一般可以不进行反右派斗争，但是必须向他们反复多次地进行通俗的反对右派、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教育，做到家喻户晓。
这种教育要立即动手进行。
希望各地参酌全国和当地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和经验，编写通俗的宣传材料，并且培养、训练能作通俗报告的宣传员。
（四）少数民族地区的工商业者已经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可以进行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部署、步骤和方法以及是否进行反右派斗争，可以按照各自治地方和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处理。
工商界的整风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可以由民建会（在有民建会组织的地方）和工商联联合进行。
这是工商界具有历史意义的规模宏大的自我改造工作，也是民建会和工商联当前极其光荣的任务。
希望民建会和工商联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下，胜利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现在，工商界的整风运动虽然还待进一步开展和深入，但是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展，工商界的右派开始瓦解，而占多数地位的中间分子的态度日渐增多地向左转过来。
如果我们能够使这个伟大的运动顺利地普及和深入于工商界，我们就能够达到巩固、扩大左派，争取、教育中间派，打击、孤立、分化右派的目的。
特别是中间分子，经过这次深刻的教育，除了有些停止不前以至向右转化的分子外，多数人可能向左转一大步，为尔后继续在政治上、思想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打下有利的基础。
工商界中，除掉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以外，还有谁不想平平稳稳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呢？
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事实摆明，必须在改变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后，进一步解决政治立场问题和思想问题。
对于去年敲锣打鼓迎接企业公私合营的大多数工商业者，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能够再前进一步，以同样积极的态度投入当前这一场有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
我们相信：
他们只要积极地参加这个运动，坚决地批判和打垮右派，认真地改造自己的政治立场，就一定能够在政治上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平平稳稳地向着改造成为劳动者的目标前进。
全国工商业者们！
为迎接在政治上、思想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的高潮，为真正实践你们的“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响亮言词而努力吧！

摆事实讲道理进行大辩论
打垮了右派锻炼了群众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进行了九天的论战
本报上海26日电
本报记者季音、习平报道：
上海人民最近与右派分子展开了一次面对面的全民性的大辩论。
这次大辩论是在上海市二届二次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进行的。
会议从15日开到24日，共举行了九天。
大辩论的结果是右派分子彻底败阵，人民大获全胜。
这次大辩论中，共对人民代表和列席人员中的二十多个右派分子作了全面的揭露和批判，其中有十五个右派分子是在会前已经在社会上受到揭露和批判的，他们是：
彭文应、陈仁炳、孙大雨、沈志远、王造时、陆诒、夏高阳、张孟闻、许杰、罗家衡、李康年、王子建、韩鸣、鲁莽、许卜五等。
有一些是在会上新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他们是：
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董任坚、上海市回民中学校长金幼云、天主教内右派集团分子朱孔嘉、顾守熙、董贵民，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筹备处副主任、党内右派分子吴承禧等。
辩论是采取分组召开会议的形式进行的。
这次大辩论的最大特色，是始终贯彻了摆事实，讲道理的精神，双方进行辩论。
九天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反右派斗争最彻底的方法，是真正实事求是的方法。
辩论中允许右派分子充分阐明自己的论点，进行答辩。
还可以找有利于他们的证人前来作证。
不少右派分子如彭文应、孙大雨等人，都准备了大量材料，进行反扑，但真理和事实是他们所驳不倒的。
右派分子竭力狡辩、反扑的结果，反而更加暴露了他们的丑恶。
例如彭文应污蔑说上海是国际上最脏的城市。
公共卫生专家吴涤苍等就用统计数字和事实，证明了彭文应的无耻造谣。
罗家衡攻击工农出身的司法干部不懂法律。
苗力沉代表就在会上提出调查报告，证明工农司法干部办案质量很高。
王恒守造谣说，鞍钢生产的无缝钢管有缝，用来污蔑我国工业建设的成就。
上海锅炉厂总工程师李彼得即用本厂的事实说明该厂所用的六、七千吨无缝钢管经过技术试验，不但无缝，也无砂眼，王恒守的谣言当场拆穿。
在辩论中，代表们还针对右派分子的各种资产阶级观点，牵涉到党和国家的一些根本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批判。
有的组系统地批驳了右派分子彭文应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十二个问题。
有的组批驳了孙大雨、张孟闻等关于思想改造、肃反、教学改革、学习苏联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谬论。
许多场的辩论会进行得异常精采，特别是对彭文应、孙大雨、王造时、张孟闻的几次大论战，他们曾一再进行反扑，但代表们列举事实，把他们驳得体无完肤。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各阶层代表，在辩论会上诉说自己在新旧社会的不同遭遇，这是辩论会中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最有力地抨击了右派分子的谬论，教育了人们。
退休老工人施小妹、京剧演员李玉茹、中学生王禄荣等许多代表的血泪回忆，都使大家受到很大感动。
人民代表、徐汇中学学生王禄荣解放前是街头的一个流浪儿，受尽了非人的生活，解放后才由人民政府收容，并给他教育，今天过着幸福的生活。
当他激愤地含泪责问右派分子的时候，会场上不少代表都感动得落泪。
右派分子是经不起事实与真理的考验的，辩论会进行了几天之后，他们的抵抗终于由步步败退而至全线崩溃，右派分子中间就迅速发生了分化，有一部分人开始在真理面前低头服罪，作了交代，表示愿意在今后彻底改变反动立场，洗心革面，重新作人。
右派分子之间也开始了相互之间的揭发。
当孙大雨还在狡赖他和右派集团共谋向党进攻的事实时，陆诒、张孟闻都到会提供事实加以证明。
当彭文应矢口否认上海民盟右派集团有反共活动时，陈仁炳列举事实，证明这个集团的反共活动。
陆诒还揭发了张孟闻反共活动的一些材料，张孟闻也对陆诒的交代提出意见。
右派分子的分化和相互揭发，使斗争形势更为有利，使一部分顽抗的右派分子的面目更加暴露，更加孤立无援。
这次大辩论中的事实也说明，资产阶级右派中有一部分人是死硬派，他们是坚决反动到底的，如彭文应、董任坚，在辩论中虽已罪行大白，但仍拒不作交代，反而利用辩论会的讲坛继续肆无忌惮地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论调，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
有的还施展了装病拒不到会等无赖手段。
他们的这种行为，更加激起了人们的愤懑，看穿了这些右派的反动本质。
摆事实，讲道理的这种大辩论的方法，也是锻炼群众，教育、团结中间分子，肃清右派影响的最有效方法。
这次大辩论中，代表们为了驳倒右派，他们就四出搜集有力的材料，认真地分析、研究右派的言论，以便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许多人反映：
“参加这次大辩论，真是上了最深刻的一课。”
许多本来对斗争认识模糊的中间群众也觉悟了过来，不少过去一直保持沉默的人，这次在会上都情不自禁地起来发言痛斥右派。
年过七旬的考古家徐森玉、老画家丰子恺、书法家沈尹默等老先生，都在会上慷慨陈词。
人民代表胡仲藩检讨自己过去对反右派斗争一直抱“隔岸观火”的态度，这次会上他才认识到“这是一次生死存亡的斗争”。
在这次辩论会上，一些过去有严重错误言行的代表，也在会上作了自我批判，并且展开了相互的批判。
但是对这些人的批评，是与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区别开来对待的。
就在这次大辩论的基础上，上海市第2届第2次人民代表大会今天已正式开幕，这次会上将要更深入、系统地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进行揭发批判，把斗争胜利地进行到底。

中小城市的右派分子
要和党报唱对台戏的李兴文
安东日报总编室主任李兴文今年05月份提出要创办一张“不受党委的领导，和党报唱对台戏的”晚报。
他说，这张报纸“记者愿意采访什么就采访什么，报道党报所不能报道的东西”。
李兴文为这张“晚报”的筹备工作积极奔走。
他还准备在市的政协会议上发言，争取民主党派、社会人士的支持。
目前群众正在揭发他筹备“晚报”的各种阴谋活动。
想使用金蝉脱壳计的吴超
贵州安顺师范学校教员吴超6月份在安顺文教卫生界座谈会上大放厥词说：
“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滨，莫非党员”。
他认为“只有英国海德公园的民主才算真正的民主”。
他咒骂党员是“王子”“党贵族”；
咒骂积极分子是“奴才”。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吴超在自己日记中写道：
“金蝉脱壳计恐亦难免”，他就用这种计策作了五次假检讨。
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的“金蝉脱壳计”马上被大家识破了。
大家正告他，除了低头认罪外，“壳”是脱不了的。

　加强党的领导　克服右倾思想
吉林反右派斗争战线逐步扩大
本报讯
吉林省反右派斗争的战线逐步扩大。
长春、吉林两市反右派斗争已扩展到各行各业。
四平、辽源、通化、延吉和公主岭等地都普遍展开反右派斗争。
长春市右派分子杨清、俞瑞潢、刘宗向、徐贤仪和徐乃祚等都是反共小集团的头子。
他们在群众的追击和痛斥之下开始投降认罪，初步交代出他们图谋夺取高等学校领导权的罪行。
吉林市揭露出的四个反共小集团，已经四分五裂，显出反动原形。
公主岭市在联合医疗机构中攻破了一个反动小集团。
这些右派小集团曾经在高等学校、公私合营企业、医疗卫生部门、国营工厂和政府机关中，到处拉拢对党不满的分子，搜罗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历史上的反动分子，有计划有纲领地向党进攻，争夺领导地位。
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机械仪器厂职工连日举行会议，向厂内右派骨干分子陈维太进行斗争。
许多过去斗争无力的单位，开始克服温情主义和右倾思想，也揭露出不少隐藏的右派分子。
这些右派分子虽然在大鸣大放期间没有公开发表反动言论，但是却在背后散播荒谬言论，进行反动活动。
由于充分发动群众，提高了群众政治嗅觉，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动面貌就都被群众识别出来。
曾经认为中小城市无右派的说法也站不住脚了。
光是通化市这样一个小城市，就揭发出二十多名右派分子。
混在全省党、团队伍中的右派分子，已被揭露出一百多名。
像党内右派分子徐利治、梁致政、韩申等都公然背叛党，和党外右派分子遥相呼应，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党内的代理人。
最近全省文艺界、科学技术界的反右派斗争也展开了。
过去这两条战线的党的工作比较薄弱，反右派斗争不够坚决有力。
由于加强了党的领导，批判了较严重的右倾思想，现在也获得初步成绩。
中共公主岭地委派出一批干部，帮助农业科学研究所全面展开斗争，击退了右派分子赵保障等人的反动进攻。
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和中共长春市委书记都亲自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去，帮助长影党委扭转右倾思想，揭发出党内右派分子、喜剧导演吕班等人的反党活动，并且攻破了一度篡夺整风领导权的反党的长影乐团的主席团，从而把长影的反右派斗争推进到深入的阶段。
中国作家协会长春分会也在中共吉林省委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揭发出右派分子蒋锡金、王肯、丁耶等人的反动言行。
目前全省反右派斗争还不够深入、广泛。
有些部门，像政法部门和少数党政机关，还没有认真发动群众坚决展开反右派斗争。
这些部门的党的领导人员忙于日常事务工作，不大注意政治问题，把反右派斗争看成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没有深刻理解这是一场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存亡的政治上思想上的革命运动。
部分已经展开反右派斗争的单位，工作不够深入细致，情绪开始松懈，企图草率收兵。
中共吉林省委最近开会，批评了这些部门的缺点，要求全省各城市、各部门、各行各业，都要认真检查前一阶段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克服温情主义，防止简单草率作风，坚决地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

　右派言行和历史罪恶被揭发后
高永华行凶杀人当场被捕
本报昆明26日电
在大鸣大放期间，穷凶极恶的右派分子高永华竟敢残杀我杞麓县公私合营土杂货门市部副主任赵鸿有和会计罗以家两同志；
行凶未了，高犯当场被捕。
高永华是云南杞麓县的资产阶级分子。
鸣放以来，他大量散布反动谬论，说“龚省长（即右派分子云南省副省长龚自知）掌握兵权，我同意龚省长的现在是一面大丰收、一面饿死人的说法”，他造谣煽惑群众说：
“你们农民为什么没有吃的呢？
叫政府的干部来看看，你们为什么吃瓜菜。”
他的这些谬论激起了杞麓县职工和农民的愤怒，并在8月18日集会同他说理斗争。
在说理斗争中，赵鸿有、罗以家两同志揭发了高永华在经营商业中隐匿黄金逃避国家税收的罪行，揭发了高永华在合营后管理货物期间，故意把账目搞乱的阴谋。
他们还揭发了高永华在解放前强奸妇女的流氓行为。
高永华不但不承认错误，竟于8月20日夜手持菜刀趁罗以家抬盐的时候，向罗头上连砍两刀；
之后高犯又向副主任赵鸿有头上连砍七刀，赵、罗两同志身负重伤。
此时，邻近的杞麓县公安局副局长王效林、检察长乔景恒等同志闻声赶到，同凶犯搏斗，并将凶犯捕获。
现正对高犯审讯中。

在面对面的严正说理斗争中
右派分子一个个显出原形
　沈阳工程技术界大辩论取得胜利
新华社沈阳26日电
新华社记者沈俊海、徐家柱报道：
沈阳有二十一个工厂，八个基本建设施工单位，五个科学技术研究机关，以及中央各部和辽宁省所属的八个设计院，已经在工程技术人员中间展开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
现在，沈阳工程技术界已经揭露出一批右派分子和右派集团；
工程技术人员集中的设计和科学技术研究等部门的反右派斗争已经获得了显著战果。
沈阳工程技术界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据在设计单位的统计，家庭出身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占76％，本人曾经是肃反对象、家庭成员被斗争、被镇压的占78％。
这些右派分子在平时和大鸣大放期间，散播了形形色色的反动谬论，到处煽动群众，向共产党进攻。
他们企图取消共产党对科学技术界的领导，提出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的口号，极力挑拨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关系，攻击肃反运动，丑化共产党员老干部，并且宣扬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民主”和“自由”等等。
在面对面的严正的说理斗争中，这些右派分子一个个地显出了原形。
沈阳市各个设计部门、科学研究机构已经先后开了几十次大小辩论会。
中国科学院所属金属研究所和林业土壤研究所一共合并开了四次大辩论会，每次都有五百名到七百名科学研究人员参加。
许多工程技术人员用亲身经历驳斥了右派分子诬蔑共产党不重视科学技术人材的谬论，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回国不久的科学家师昌绪、郭可信都以亲眼所见，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人材同我国正相反，是不被重视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是被大财阀、大垄断集团所利用的。
沈阳矿山机器厂工人和技术人员用本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事实，驳斥了“共产党不能领导技术”的谬论。
这个厂刚解放时已遭到严重破坏，当时八个老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带领工人们恢复工厂，现在这个厂已经能够生产大量的重型矿山机器。
有色冶金设计院右派分子、技术员刘明阶标榜他自己是农民出身，说他回乡以后发现农民“生活降低”。
这个设计院就邀请刘明阶本乡乡长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到设计院出席辩论会。
他们讲述了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生活提高的情况，撕下了刘明阶的伪装。
坚持说理斗争的结果，使工程技术界中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在群众面前清晰地暴露出来。
据到各单位了解，每经过一次辩论，便涌现出一批反右派斗争的积极分子。
现在，沈阳工程技术界反右派的队伍还在不断壮大中。

扭转软弱无力状况　加强反右派领导
天津民盟市委斗倒了王大川
本报讯
民盟天津市委在反右派斗争中一度软弱无力。
07月下旬以来扭转了这一状况，加强了领导小组的工作，深入开展了反右派斗争，现正进一步揭露章罗联盟在天津的代理人、右派分子王大川的许多反动行为，粉碎了王大川玩弄的新花招。
根据揭露的材料，王大川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曾鼓动、支持或指使天津民用建筑设计院的盟员、右派分子王桂丘、栗培英，南开大学的盟员、右派分子李宝震、陈国庆，天津大学的盟员、右派分子杨思慎、杜凯，河北天津师范学院的盟员、右派分子李利民等，捏造党的所谓根本性的缺点，以降低党的威信，削弱党的领导，好让这些右派分子“上台”。
王大川曾通过民盟天津市委机关中的右派分子郑纬世，天津铁路工程学校中的盟员、右派分子李长福，天津疏浚公司中的盟员、右派分子韩波平，南开大学中的盟员、右派分子李宝震等，采取封官许愿、请客吃饭、送礼拉拢、造谣诱骗、介绍恋爱对象等等卑鄙手段，专门发展对党不满的人和历次运动中被斗争的对象入盟。
据王大川承认，他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了把民盟组织发展成为“党的敌手”。
当王大川的反动言行在6月下旬初步被揭露出来的时候，王大川即指使他的亲信郑纬世到处喊“冤”，说这是靠拢党的人对王大川进行“宗派斗争”。
等到民盟天津市委深入开展了反右派斗争，进一步查出王大川的许多反动言行以后，王大川在铁的事实面前无法抵赖，才承认了他上述的一些反动言行；
但却又在假装低头认罪的掩护下耍起新的花招。
原来被他认为是跟他进行“宗派斗争”的人，现在又被他说成是跟他结成“反党联盟”的人，并且说他们在向党进攻的时候如何分工等等。
他企图把水搅浑，以挑拨党和民盟组织中的某些左派分子的关系，迷惑一些不明真相的中间分子。
但王大川耍的无赖行为，被人们摆出的许多事实和道理所粉碎了。
王大川反共反人民是有长久的历史根源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认了一个日本特务作义父，被送到日本去“深造”，日本投降前夕才回来。
以后他进了清华大学，创办“大学周报”，鼓吹走中间路线。
1948年，王大川到香港，曾参与章伯钧等的军事投机活动。
北京解放后，他到北京想投机参加“政协”，但没有达到目的。
他的资本家哥哥犯“五毒”，在“五反”运动中被斗，他对新社会更加不满。
王大川1950年加入民盟，并到天津盟市委工作，他一心想利用民盟作为政治资本，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策划所谓“福建独立运动”到处散布反共反苏谬论
李述中是个恶毒透顶的阴谋家
新华社福州26日电
农工民主党福建省委和福州市委在16、20日联合举行反右派斗争大会，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右派集团在福建省的代理人李述中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
参加大会的还有其他民主党派福建省地方组织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
据揭露，今年3、4月间，李述中在参加农工民主党全国工作会议时，曾和章伯钧、李伯球、李健生等暗相往来。
他回到福建以后，就到处宣传章伯钧的反苏反共和“上议院”等谬论，并和黄震等大力执行章、黄、李右派集团的恶性发展组织的计划，想把农工民主党福建省的成员由几百人发展到万人以上。
李述中在人民政协福建省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办公会议上，公然提出要南下干部一律北撤回家生产，由本地干部代替的荒谬主张，并在农工民主党全省干部会议上煽动说：
“我们要向共产党争人民代表、争政协委员，过去我们争得不够”。
在5月底6月初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他又向中共福建省委提出“民主党派要参加人事工作”，企图和共产党争夺人事领导权。
接着，李述中又和黄震密谋，叫他们的心腹收集肃反材料，企图
“平反”。
他们两人并且利用农工民主党福建省委名义向所属组织发出指示说：
“许多非党人士向心于民主党派，各市（县）组织，当前一面应大力揭发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一面应抓紧发展组织，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发展计划。”
李述中甚至在生病进医院疗养时也毫不放松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计划，他除了恶毒地向看护他的护士大骂“共产党‘坏透了’，你们应该大胆‘放’”以外，还准备在医院中召开医务人员座谈会进行点火。
同时，李述中等人安置在漳州、泉州、莆田、福州等市和福建农学院、福建师范学院、省工业厅、教育厅和省人民银行等单位的心腹爪牙，也都到处点火，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
如李述中的心腹——农工民主党泉州市委副主任委员庄清桂，就曾经极其恶毒地辱骂共产党和共产党员。
另一个李述中的亲信——福州中医进修学校教导主任余慎初，竟煽动学员斗争工友，阴谋制造事件，策动罢工、罢教、罢课。
当李述中和章伯钧等有组织有计划地南北呼应向共产党进攻的阴谋败露后，李述中又和他的心腹密谋退却的策略。
他不但拒不交代他和章伯钧等人的关系和揭露章伯钧的反苏反共阴谋，反而在农工民主党福建省委和福州市基层组织成员反击右派头子章伯钧的会议上，和其他右派骨干分子一起公开为章伯钧辩护。
并以“现在材料还不足”为借口，妄图压制成员开会向章伯钧展开斗争。
以后，在众人指控、铁证如山面前，李述中又三番五次地用写假检讨和狡赖等手法，妄图蒙混过关。
据揭露，李述中和章伯钧等人相互勾结，在福建省进行所谓“第3路线”的阴谋勾当由来已久。
早在1948年淮海战役结束后，李述中就往来福建、台湾和香港之间，鼓吹和策划所谓“福建独立运动”，和章伯钧妄想以福建、江西等省为根据地“三分天下”的阴谋相呼应。
福建解放后，李述中爬上了农工民主党福建省委主任委员、人民政协福建省委员会副主席的地位，他又暗中同章伯钧的亲信、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黄农等共同策划，利用福建当时特务、土匪武装活动猖獗的机会，以整理“党务”为名，派出十六个特派员，妄图同过去和农工民主党有过关系的特务、土匪武装建立联系，进行不可告人的勾当。
但他们的这一阴谋不久就被揭穿，十六个特派员中有十个因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被判处死刑或被管制。
1953年8、9月间，右派头子李伯球来福建“视察党务”时，又和李述中密谋，想和浙江李士豪，上海的申葆文、南京的邓昊明等联系，企图把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等省市农工民主党组织中的右派分子结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联盟。
此外，李述中同个人野心家、农工民主党福建省委副主任委员黄震相勾结，包庇反革命分子，并把一些反革命分子、对共产党不满的分子拉进农工民主党或安插在农工民主党机关中工作，采用封官许愿等办法组织右派小集团进行阴谋活动。

罗隆基公开造谣用心狠毒！
编辑同志：
今年03月18日，罗隆基在政协第2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的发言中捏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事情，他说：
解放后“有英国留学生拉板车，美国留学生摆烟摊。”
对于这方面的情况，我是比较了解的。
解放以后回国的留学生中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
为了弄明白事情的真相，我们又向全国政协及有关单位查询。
原来罗隆基所说的“英国留学生拉板车”，是指的一个过去在国民党反动派军队里作恶多年的旧军官；
“美国留学生摆烟摊”，是指一个稍懂英语、解放前曾在一家电影院里作过翻译的人。
这些人根本沾不上留学生的边儿。
罗隆基之所以如此颠倒黑白，公开造谣，是借题向党放出一支冷箭。
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一直对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的处境极其关怀，热烈欢迎并协助他们回国参加建设，使他们和亲人团聚。
他们回国旅费有困难的，全部予以补助。
回国后，他们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工作是按照国家建设需要、结合本人的志愿和专长，在和本人商量好以后才确定的。
八年来回国的留学生，全部妥善地安置了工作。
他们到工作岗位上以后，受到了充分的信任，许多人已成为各单位的骨干力量。
例如在北京大学，就有三十五名归国的留学生任职在副教授以上，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以上人员中，解放以后回国的留学生就有二十人。
从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党和政府对归国留学生是十分重视的，这方面工作所获得的成绩是巨大的。
罗隆基公开造谣，把现实说成一团漆黑，这种阴谋诡计现在是全部破产了。
国务院专家局
杨植材

诽谤共产党员　玩弄两面手法
李葆和不减当年买办本色
新华社郑州26日电
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李葆和的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丑恶言行，已经被水利厅工作人员揭露出来。
目前他还在狡赖顽抗，大家正在同他继续进行说理斗争。
据揭露，李葆和和章乃器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多年的联系。
李葆和成为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就是章乃器极力拉拢起来的。
民主建国会中央开始批判章乃器的资产阶级右派思想时，李葆和去北京参加了会议。
他回到河南后，对水利厅副厅长郭培鋆说：
“这次开会，我一看是斗争章乃器，弄得我左右为难，我没等会议开完就回来了。”
最近，李葆和又到北京参加民主建国会中央会议，回来后为章乃器辩护说：
“章乃器已经做了检讨，他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他和罗隆基不一样。”
他又欺骗人们说，他在会上揭露章乃器十条。
其实他主要是重复报纸上已经揭露的材料，只在章乃器贩买古董文物这样的事情上说了点意见。
李葆和这个右派分子是经常玩弄两面手法的。
他在背后诽谤水利厅副厅长冯智俊文化低，作风简单，当着冯智俊的面却假意恭维，说冯“有魄力”。
他向水利厅副厅长郭培鋆挑拨说：
“人家不信任你。”
他污蔑水利厅厅长彭晓林“有偏心”。
在大“放”大“鸣”期间，李葆和恶意攻击共产党的领导，煽动群众向党进攻。
他造谣说领导干部对水利工程重大型、轻小型，辱骂执行党的水利建设方针的干部是“教条主义者”。
他不顾河南省在1950年后连年出现特大洪水的情况下治淮工程和其他水利工程发挥的作用，竟企图用“河南省的水利工程也不多，也不好，也不快，也不省”的谰言来抹煞水利工作的成绩。
他企图否定农民在社会主义热情鼓舞下打井下泉的高度积极性，污蔑领导机关在打井运动中对群众采取“把螺丝上紧的办法”。
他还辱骂一些领导水利工作的负责人。
据揭露，李葆和出身于地主家庭，本人属于买办资产阶级。
他曾投靠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取得通用汽车公司在华的独一经营权。
他参加工作后，一直和共产党、人民政府貌合神离。
他在郑州机械厂当厂长时，大力培植私人势力，多次任用反革命分子。
右派分子李葆和的反动言行被揭露出来后，他竟借检查之名，大表其“功”。
这就激起了河南省水利厅工作人员更大的义愤。
现在，大家正继续对他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

孙大雨一封密信被揭露出来
据新华社上海25日电
上海市人代会分组会议在24日宣读了孙大雨写给顾执中的一封密信。
这一封密信是顾执中交出来的。
写信的日子是今年02月23日。
孙大雨在信上告诉顾，他制造了“一个全国性而以上海为大本营的文教和统战方面的反革命集团”，他在去年年底的上海市政协会上已当着一千多人公开提名叫出其中高等教育方面的几个“骨干分子”。
孙大雨在信上说：
“现在战斗尚未结束”，“此间有两个战友，一个天真幼稚，一个软弱糊涂，几乎为敌人所用，幸亏我誓志坚持，而且另有几个战友鼓气，所以丝毫未曾动摇。”
“兄若在沪，当可和我一同作战，建立革命大功。”
孙大雨还在信上通知顾执中，顾在离上海前向他说到过的一个人，经他研究后已决定列入“反革命集团”。
孙大雨还要顾执中供给他关于漆琪生和周煦良（被孙大雨诬指为反革命集团分子的两位大学教授）的材料。
孙大雨表示，为实现这一阴谋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他在这封信中还附寄一份他自己在市政协会上诬蔑好人为反革命分子的发言稿，要顾执中“给可靠的革命同志看，但不要轻易示人。”
人民代表们质问孙大雨，除顾执中外，右派集团中支持他诬害好人的还有谁？
他在信上称为“战友”、为他鼓气的“战友”、“可靠的革命同志”指谁？
孙大雨在会上起初只承认把政协会上的发言稿寄给顾执中，不承认还写了信。
当这封信被当场揭露出来后，他在代表们的追问下才吞吞吐吐地承认，他所说的“天真幼稚、软弱糊涂”的“战友”，是指复旦大学教授张孟闻和陈子展，给他鼓气的“战友”有右派骨干分子王造时和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潘世兹，“再没有别人了”。
他在市政协会上的诬害好人的发言稿事先和王造时、彭文应、张孟闻、陈子展共同研究过。
去年他写给毛主席、周总理的八万多字的诬害好人的“密告信”，事先给罗隆基看过。
章罗联盟在上海的右派集团分子陆诒当即提示孙大雨说：
“我也曾是你的亲密战友你难道忘了吗？
你还有许多亲密战友，罗隆基的亲信赵文璧即是其中之一。
你再不交代，我可以马上揭露你。”
这时，孙大雨只好承认，他的“战友”还有彭文应、陆诒、王恒守和丁雪等人。
右派分子张孟闻在会上交代他参与研究孙大雨的黑名单时，曾对其中的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局长陈其五等六人表示赞同。
代表们还揭发：
彭文应看了“黑名单”后，曾对孙大雨在策略上加以指导，要他先缩小打击面，集中打击一些“有把握的”。
孙大雨的“密告信”在北京不仅给罗隆基看过，浦熙修、曾昭抡也都知道。

深入反右派斗争　开展全民性整风
　柯庆施同志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的政治报告（摘要）
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我们将要为完成这一任务作更大的努力。
半年来的事实证明：
单是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也就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必须有一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就是这种革命。
这是一个伟大的斗争，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我们一定要深入反右派斗争，开展全民性的整风，把这个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取得彻底的完全的胜利。
反右派斗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
我想谈四个问题，供各位代表讨论：
一、上海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形势；
二、资产阶级右派的性质和反右派斗争的意义；
三、在反右派斗争中每个人要有鲜明的立场；
四、开展全民性大辩论，进行全民性整风。
　一、上海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形势
195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这个伟大的胜利使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不能不反映在人们的意识上。
根据这种形势，一年多来，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总的题目就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以便在人民内部，通过发扬民主，用说服的方法而不是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发扬大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今年04月，又决定开展整风运动，以便经过整风，使党的工作更能适合新的形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上海的大放大鸣，是在全国宣传会议以后不久，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知识界代表人士的座谈会开始的。
05月12日，市委召开了宣传会议，宣布上海党组织的整风开始，鸣放到了一个高潮。
这个过程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今天不多讲。
我只是想重复地说明：
我们始终抱着真诚的态度，欢迎各界人士帮助我们党进行整风。
我们党的工作，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在具体工作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
我们 党从来没有为这样伟大的成绩所陶醉，而不注意即令是个别的缺点或细小的错误。
因此，解放战争胜利以后的八年中，我们党曾经再三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整顿作风，提高思想水平的斗争。
我们完全知道，这不但是我们党内的事，而且关系着我们国家的前途。
上海人民，如同全国人民一样，从爱护党、爱护社会主义的愿望出发，对党的整风运动是拥护的。
在大放大鸣中，大多数人提出的批评是善意的（虽然有一部分并不完全正确），我们再一次感谢他们，并且欢迎他们继续帮助我们整风。
也如同大家所看到的，资产阶级右派利用整风，混在那些真心善意地帮助党整风的人们中间，向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
大家知道，上海的右派分子存在已久，在历次政治运动和重大政治事件到来的时候，他们都进行过破坏活动。
去年匈牙利事件前后，他们也动了一下，由于我们在广大群众中进行了分清敌我、明辨是非的教育，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这一次，特别是到了市委宣传工作会议前后，他们对整个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他们把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和匈牙利事件以后社会主义阵营的更加团结和强大看成这个阵营力量的削弱。
他们把我国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作了绝对劣势，他们低估了工农群众的觉悟程度，低估了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中大多数人的社会主义认识的提高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也低估了各民主党派多数成员的认识提高和接受改造的可能性。
他们以为：
“整个形势一边倒”，“共产党不行了”，只要点起火来，共产党就要完了。
于是，他们不听任何劝告，到处散布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恶毒的言论，并到各机关、团体、工厂、学校放火，真是一时急风骤雨，邪气冲天，连同“乌鸦”叫，也都来了，他们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了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进攻，利令智昏，猖狂已极。
谁也看得到：
这场大战是右派挑起来的。
我们是诚心诚意进行整风，诚心诚意欢迎各界人士的批评，而右派发动了恶毒的进攻。
看出这场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我们便放手让他们大放大鸣，让毒草大长特长，以便在人民看清之后，大家动手向毒草作斗争。
直到6月初，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群众，已经忍无可忍，发起了对右派的反击，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
现在发展到什么阶段？
现在的斗争正走向深入。
工农群众，青年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拥护社会主义的工商业者的觉悟大大提高，几十万人积极投入了斗争；
右派分子已一批批陆续被揭露出来；
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和阴谋活动正遭到彻底的揭发和批判，他们已经陷入被动和孤立的地位，一部分已低头认罪，一部分仍然在顽抗。
总的形势是：
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右派斗争，我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但是还必须把斗争深入下去，贯彻到底，争取全胜。
与反右派斗争胜利进行的同时，党的整风仍在继续进行。
根据边整边改的方针，各个机关正在分门别类地研究各方面的批评和建议，凡是能够马上作到的，就马上办；
凡是牵连很多，需要与有关方面研究的，也将拟出改进方案；
凡是不能办或暂时不能办的，将加以解释；
虽不属于右派言论，但确属错误的，应加以善意的批评。
现在，有些部门改得好些，有些改得差些，也有少数部门做得很差，我们正督促他们继续改，边整边改，决不停止。
我们的目标，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这是我们党总结了许多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
我们的党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为了造成这种政治局面。
这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总方向。
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等各项政策，必须也将会继续贯彻执行，绝不因为反右派斗争半途而废。
反右派斗争，正是为造成这种政治局面创造条件，因为我们人民同资产阶级右派没有共同语言，不取得反右派斗争的胜利，这种政治局面是不可能造成的。
因此，怀疑不再整风了，不再鸣放了，是没有根据的。
二、资产阶级右派的性质和反右派斗争的意义
关于资产阶级右派的性质，7月01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
“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
社论说：
“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
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
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
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
是不是要办罪呢？
现在看来，可以不必。
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
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
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
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
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
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
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
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
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
这样做，从长远来看，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更为有利的。
经过几个月来的揭露和批判，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这次进攻，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猖狂进攻。
在这个猖狂进攻中，他们攻击我们的五大运动三大改造，根本否定我们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谁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就被判处“教条主义”、“掩盖错误”的大罪，甚至有的被污蔑为他们所谓的“反革命分子”；
他们攻击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诬蔑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切错误的根源；
他们攻击共产党的领导，要共产党退出学校、工厂、报社、法院和科学文艺等等一切单位，并用“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等等代替共产党的领导；
他们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民主集中制，攻击我国的外交政策，反对苏联，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
总之，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他们要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要的是由他们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要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
他们不但以上述各项作为他们的反动纲领，而且以章罗联盟为首包括其它一些右派野心家，在全国各地进行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破坏活动。
我们上海人民已经揭发的大量的事实，充分证明了他们在上海的活动，无一不是根据他们的反动纲领进行的。
这一切都说明他们已经公然违反了他们同我们一起举手通过的宪法，他们已经公然站在反抗社会主义革命，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地位了。
经过这几个月的大辩论，他们已经理屈词穷，有些人已经作了交代，低头认罪，这是我们所欢迎的。
但是还有一些人不服输，不肯彻底交代，更有一些右派分子在人民的追击之下，败下阵来，改变腔调，好像他们的错误只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好像他们从来不反共反社会主义，反而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
他们自称“动机是好的，效果是坏的”。
这完全是骗人的。
我们不妨列举一些右派的论点来分析一下。
例如：
对成绩的估计。
在平时，我们并不愿意把“成绩是主要的”挂在嘴上，自我陶醉，我们总是告诫自己不要为胜利冲昏头脑，实行戒骄戒躁的方针。
这一次，我们为什么要大讲特讲成绩是主要的呢？
这是因为右派根本否认有成绩。
他们为什么这样坚决地否认成绩呢？
一方面，由于立场不同，对什么叫成绩、缺点，看法也各有不同。
中国解放了，我们中国人民看作是百年来无数先烈流血牺牲、几万万人英勇奋斗的大成绩；
帝国主义、蒋介石、资产阶级右派却认为是大错误；
五大运动、三大改造的胜利，拥护社会主义的人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绩，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却认为“一团糟”，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另一方面，他们否定成绩，把个别的和局部的缺点或错误夸大为根本的和全面的错误，是为了从根本上否认我们八年来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性，从而根本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道路的正确性，是为了煽惑那些认识不清、立场动摇的人摆脱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跟着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我们没有缺点和错误，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别的阶级和政党能够像无产阶级、共产党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征求群众的批评。
这是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是前进中的缺点和错误，是可以克服的。
就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来说，我们就和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者有根本的不同。
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者是根本反对人民的，他们是剥削劳动人民的能手，这是两种本质上不同的情况。
因此，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温床。
这三种主义，他们是根本不想克服也不能克服的。
而共产党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我们所有的党员、干部（个别除外）是勤勤恳恳为人民工作的。
他们的官僚主义作风是从旧社会传染来的，共产党是根本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而且依靠群众的监督，依靠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的提高，是可以逐渐克服的。
但是，资产阶级右派把我们的缺点夸大起来，用来丑化共产党，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这同我们指出缺点错误，是两种态度、两种目的：
我们是为了克服它，纠正它，资产阶级右派是为了反共反社会主义。
例如：
关于党的领导。
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
既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必须由共产党领导，才取得了彻底胜利；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离开共产党领导反而能够成功，这岂不是怪事？
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从流血牺牲的无数教训中选择的结果。
因此，右派分子中，少数最疯狂的分子，高叫要共产党下台、要杀共产党，其中有一小部分也真的这样干了。
但是，他们这种行动很快地就被群众识破了，他们的反动面目也立刻暴露于天下。
右派分子中的那些有政治经验的，主要是受过资产阶级长期训练并有与无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的经验的分子，却采取较为迂回的进攻策略。
他们懂得叫共产党下台，太暴露了，他们从局部开始，说共产党领导这样不行，领导那样不行，说共产党应当退出这个部门，应当退出那个部门。
他们自以为文教界容易听他们的话，他们就想先从这里打开缺口，然后逐步推开，目的在于取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代之。
他们懂得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是不可分的，而有些人却不懂得这一点，于是右派分子就煽动群众，说是共产党只要政治领导就好了，不要什么组织领导，各个机关不必要有共产党员担任工作，公私合营单位不必要有公方代表，学校也不要什么党委领导，使用干部不要政治标准等等，否则就是宗派主义，就是“党天下”。
其实，共产党从来是主张并实行与党外人士合作的政策的，我们并不要清一色，实际上也不是“清一色”。
就拿我们上海市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市人民代表大会来说，七百九十名市人民代表中，中共党员只有三百二十六人，还不到一半。
在任何单位共产党员都是少数，没有党外干部的积极努力，我们的工作是难以取胜的。
右派分子攻击“党天下”，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他们攻击的“党天下”实际上是反对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新中国。
美国通讯社和报刊，把解放了的中国，叫作共产党中国，这同右派分子说中国是“党天下”，一模一样。
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的另一恶毒阴谋就是反对基层干部，他们说基层干部糟得很，非大反特反不可，他们这样诬蔑勤勤恳恳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基层干部，其目的就是“釜底抽薪”，从基础上撼动党的领导，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对于最熟悉他们的、经常发生面对面斗争的基层干部的刻骨仇恨。
这里面并没有多少高深的道理，只要问一问工人们就行了，他们可以很简单地告诉我们，没有公方代表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他们既有没有公方代表的经验、又有有了公方代表的经验。
高等学校也是一样，以“教授治校”来取消党委的领导，到底是加强了领导，还是削弱了领导？
只要把解放前的学校和今天的情况加以认真的比较，是很容易得出结论的。
至于不以政治标准鉴别人、使用人，这是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幻想，只要有阶级存在，就有各自的用人标准。
艾森豪威尔绝不会用共产党员给他当参谋长，也不会用美国的进步人士作国务卿。
右派分子自己也是以政治标准用人的，他们还没有上台执政，就已经下决心不要共产党员、不要“桥头堡”即积极分子了，他们如果真的上了台，难道会改变这种主张吗？
他们的这一套，以及他们所说的“大材小用”，“小材大用”，“有德无才”，“有才无德”等等，都不过是为了掩饰他们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资产阶级右派复辟的阴谋罢了。
我们中国人民在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下长期生活过，他们的才与德是怎么回事，我们是有深刻的了解的。
例如：
关于集中与民主，纪律与自由。
资产阶级右派煽动群众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共产党领导下，只有集中、纪律，没有民主、自由，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他们资产阶级右派的领导下，将会根本改变这种情况。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已经科学地论证了这个问题，毛主席指出：
“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
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
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
“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
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
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
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
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
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人民群众为什么懂得？
因为人民曾经长期在没有人民的民主、自由，只有反动派的民主、自由的反动统治下生活过。
在资本主义的工厂里，在地主阶级统治下的乡村里不正是这样的吗？
同时，在同反动统治作斗争的过程中，我们也深刻地懂得了只有民主集中制才能保证我们的胜利。
在建设我们的国家的时候，为了维护人民的最大的利益，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难道只要民主、自由，不要集中、纪律是可能的吗？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右派分子说：
劳动人民知识水平低，不懂民主自由，这是胡说，为了争取祖国的民主自由，劳动人民牺牲最大、贡献最多，这难道是知识水平低的表现吗？
资产阶级所说的那种民主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自由，没有为工农兵服务的自由。
任何一个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的进步活动都不能不受到资产阶级的压迫。
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才有了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自由。
在这种条件下，不要集中，不要纪律，只要“绝对的民主”，“绝对的自由”，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只有利于资产阶级，不利于无产阶级。
只有正确地实行民主集中制，才能保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是任何剥削阶级所不能达到的局面。
例如：
学习苏联。
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验对我们无疑地是重要的。
正是因为有了苏联的经验（成功的和错误的），我们才少走了弯路。
我们的方针是将外国的经验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但是，当我们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时候，选择外国经验已经不易，结合起来、结合得好更加不易，需要时间，需要代价，只能争取缩短时间、少付代价。
教条主义是有害的，必须克服，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的先进经验统统当作“教条”来反对，这种修正主义的观点是更加有害的。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以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学习苏联，并不真的是反对教条主义，而是站在仇视苏联、仇视马克思主义、仇视社会主义的反动立场，进行反共反苏的活动。
只要看他们多么仇视我们的外交政策，就更明显了。
我们上面举的这些例子，以及其他举不胜举的例子，都说明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言论和行动，都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是一般的政治问题，而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这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那将是资本主义复辟，那将是重新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奴隶地位，那将是千百万人头落地。
为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我们中国人民已经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我们决不能把已经得到的胜利断送在这一伙右派野心家手里。
反右派斗争的意义绝不能估计低了，绝不能采取温情主义，这个斗争不取得胜利，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彻底胜利。
　三、在反右派斗争中，每个人要有鲜明的立场
社会主义的道路是百年来中国人民找到的最正确的道路。
解放以来，祖国面貌日新月异的变化，证实了这一真理。
反右派斗争是捍卫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
这个斗争，关系我们祖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关系祖国的生死存亡，这个斗争就成为我们 每个人的切身的事情。
进一步说，社会主义革命是历史上空前的、最深刻的革命，它不能不触动每一个人的思想深处，每个人不能不确定对这个革命的态度，特别是当资产阶级右派举行猖狂进攻，抗拒和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每个人更不能不有鲜明的立场，即走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产阶级右派领导的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个问题上，寻找中间道路是不可能的。
谁如果企图走中间道路，不管他主观上如何，他都不能不是帮助了右派。
几个月来的大风大浪也确实考验了所有的人。
首先是暴露了右派。
前面说过，上海的右派是存在已久的，这次暴露得比较彻底。
他们中间，主要是这三种人：
一种是原来民主革命时期民主党派中的右翼，他们历来代表资产阶级右翼的立场，有比较多的政治斗争经验，又有“民主教授”“进步人士”等伪装，在一部分群众中有欺骗作用，这次起了带头和组织进攻的作用；
一种是过去的当权派，是国民党时期的台上人物，他们已臭名远扬，又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平时不敢抛头露面，这次以为天下大变，也纷纷出动了；
还有一种是政治上一向心怀不满的人，以及其他抗拒社会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
这几种人是客观存在，遇有机会总要浮出来的。
这次大暴露，不足为奇，而且是好事。
但是，右派毕竟是少数。
这次的大风浪证明党中央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公开整风，大放大鸣，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人民群众中的大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是可以信任的。
就是工商界和知识界的大多数，经过这次考验，也证明是好人多，坏人少。
他们中间的多数有接受无产阶级领导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倾向，虽然各人的程度深浅不同。
而经过这次反右派斗争，他们普遍地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这是有利于他们抛弃原来的立场，向工人阶级立场靠近一大步的。
我们每个人应当抓紧这个宝贵的机会，努力改造自己，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这一“关”，是每个人必须过的，不能不过的，因为社会主义革命触动每一个人。
但是，很多人对参加这个革命，并没有精神准备。
这个革命，对于他们是突然发生的。
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中也有这种人。
因此，在大放大鸣中，有些人一时地不知所措，或者发生了动摇，也是不足为奇的。
我们希望他们接受各自的教训，好比打了防疫针，增加了抵抗力，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努力地克服缺点，改造自己，确定自己的鲜明的工人阶级的立场。
应该看到改造自己的旧立场、旧观点、旧作风是光荣的事情，只要不是留恋过去，就不应有自卑的情绪。
当然，思想改造不是一朝一夕能彻底完成的，但是，在反右派斗争中，每个人的政治觉悟可以比平时提高得迅速得多。
我们希望他们，在目前，首先分清敌我，站稳立场，辨明是非，抛弃观望态度，抛弃温情主义，积极地参加到反右派斗争中来，为今后的彻底改造自己打下比较巩固的基础。
特别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应该看到自我改造的必要性，认识到除掉为工农劳动人民服务而外，已经没有服务的对象了，因此，希望他们更加自觉地改造自己，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
四、开展全民性的大辩论进行全民性的整风
这次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公开的全民性的大辩论。
辩论的题目，就是我们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
这个大辩论，也就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经过这个大辩论，整顿共产党的作风，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这次大辩论是很必要的，一定要发生的。
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进行过大辩论，从康梁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共产党成立，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大辩论都没有停止。
历史运动每前进一步都有一场辩论。
抗日战争开始前后有辩论，从要不要抗战，能不能抗战，到怎样抗战，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始终存在的。
解放战争开始，又有辩论。
经过长期的辩论，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口号已深入人心。
建国以后，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展很快，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虽曾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但没有来得及进行全民性的大辩论。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这个革命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要较量一下，这次较量了，他们失败了。
他们做了辩论的一方，是反面人物，同我们几万万人这一方展开大辩论，他们作了我们的反面的“教员”，有了这些“教员”，就好辩论了。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反右派斗争用摆事实、说道理的方法，这个方法是彻底粉碎敌人，迅速提高自己的最好的方法。
在反右派斗争之外，大辩论的方法，也就是整风的方法。
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各阶层，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城乡劳动者都应当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分期分批进行。
现在领导机关的整风正在进行。
农村的大辩论已经开始，上海已在几个工厂试验。
我们上海，要从市级机关逐步推广到各个基层，包括里弄居民委员会，使所有的人都参加辩论，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
这中间，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解决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对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
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
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的问题。
但是都叫作整风。
方法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大辩论。
经过整风，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右派。
如果我们在这次大辩论中，不能取胜，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前进；
只要我们取得了胜利，我们就会大踏步前进。
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
大字报，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区乡）、小学以外，都可以用。
在我国的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
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
在整风中，任何时候都不应当耽误生产和工作。
摆在我们的面前，有着许多迫切的任务，如增产节约、完成基本建设、搞好市场管理等等，因之，我们必须贯彻执行整风生产工作两不误的方针。
我们共产党员一定要继续整风。
现在就要边整边改。
我们大多数的党组织和党员是好的，是认真进行整风的。
最近，因为反右派，有少数党员放松了改进工作，能改的也不改，这是不对的。
有些事，牵连较多，不好草率从事，但凡能改的都要改，暂不能改的要研究办法。
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密切联系群众，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百折不挠地去克服任何困难。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自觉地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否则虽有过去的光荣历史，社会主义这一“关”同样是过不了的。
一个共产党员，要永远是朝气蓬勃地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持奋斗。
我们也希望通过全民性的整风和大辩论，各界人民都受到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在政治上、思想上得到进一步改造，坚决地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们还抱着更高的希望，希望在这次伟大的斗争中和今后的建设事业中锻炼出大批的坚强的革命家。
我们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不但需要有人数众多的、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政治家、军事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同样需要人数众多的、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技术干部、教授、教员、记者、编辑、文学家、艺术家。
造就这样一个新式的强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有伟大的意义。
我们不但鼓励工人、农民学习文化，把自己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
我们同样希望已经是知识分子的同志们和朋友们，精神奋发地、朝气蓬勃地、百折不挠地、彻底地改造自己，坚决地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加入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里来，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事业服务。
这个队伍成长得越快，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得越快。
我们的会议是在一个重要的时间举行的，祝这次会议把上海的反右派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把上海的整风运动推向前进，把我们的各项工作推向前进，随着全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前进，使上海的整个面目焕然一新。
（原载8月16日解放日报）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召开会议
讨论开设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
本报讯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最近召集杭州市各大专学校、省级机关各专业干部学校的政治教师，以及省级机关党委宣传工作人员会议，宣传部副部长陈修良同志在会上作关于今后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学问题的报告。
陈修良同志指出，目前大专学校反右派斗争已经获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各校批判右派论点的斗争，下学期还须继续深入进行。
她说，根据形势的需要，各大专学校在下一个学年内将停教原先规定的四门政治课程，普遍开设“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
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为了弄清大是大非，解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育方针问题，反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思想自由，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以便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培育青年的社会主义思想。
陈修良同志最后勉励政治教师们认真研究新的教学内容与方法，在实践中提高思想水平；
并要求各校党组织积极帮助政治教师进行教课，把政治教育问题列为党委下学期工作中的主要任务。

　举重运动员常冠群、徐鸿林
创造抓举、挺举全国新纪录
新华社上海26日电
四十五岁的重量级举重运动员常冠群，25日
晚上在上海以抓举一百零三公斤和挺举一百五十公斤的成绩，打破了他去年创造的一百零二点五公斤和一百四十二点五公斤的全国纪录。
常冠群的这两个全国新成绩，是他参加同印度尼西亚举重队比赛时创造的。
25日，常冠群第3次挺举起的重量是一百四十五点五公斤，不但超过了全国纪录，而且已经比重量级举重运动员王富满在今年04月间创造的重量级挺举新成绩（一百四十五公斤）多了半公斤。
接着，常冠群要求第4次挺举时，举起了一百五十公斤。
印度尼西亚举重队是到莫斯科参加了第3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后，再次应邀到中国访问的。
25日晚上他们同上海举重运动员举行了友谊比赛。
在七个等级的比赛中，上海选手得到了五个等级的第1名，印度尼西亚选手得到两个等级的第1名。
印度尼西亚举重队是23日到上海的，他们预定28日离上海去广州访问。
新华社26日讯
参加第3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的中国青年网球、羽毛球、乒乓球、举重等四个队和中国青年体育代表团的参观组，已经在21日、22日和26日先后由莫斯科回到北京。
中国青年举重队回国前在苏联哈萨克加盟共和国阿拉木图城市的访问比赛中，次轻量级运动员徐鸿林还以一百○二点五公斤的成绩，打破了双手抓举九十八公斤的全国纪录。

五代优秀教师欢聚一堂
新华社记者　刘晓生　何剑萍
在23日闭幕的广东省第1届优秀教师会议上，有八位来自不同学校的教师是五代的师生。
他们的欢聚，在会上传为佳话。
这五代教师是李元经、陈家骥、曾宪书、伍觉铿、莫炳光、王茀周、符明发、梁启灿。
当他们欢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感觉到这一次的会见是可贵的，然而也不是偶然的。
在来广州的途中，他们彼此都有这样的预感：
在全省的优秀教师中，必将会遇到在自己学生时代给了自己深刻而又良好影响的教师。
这八位教师各有所长，并且有一个共同的优点，那就是：
艰苦朴素、勤勤恳恳、埋头苦干。
六十六岁的李元经，是这五代师生中的第1代，他是惠阳县最受人尊敬的教师之一，他四十二年如01日地坚持教育岗位，对工作负责，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反复钻研教材，对学生循循善诱，像慈父般关怀着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学生和同事都很敬佩他。
这位过去一直在乡下很少出门的老教师，今天看到自己的几代的学生都成了优秀教师，感到特别高兴。
他勉励学生们要坚持优秀教师立场，负起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责任。
李元经的学生陈家骥，也已经是白发斑斑，有了三十五年教龄的老教师。
他是开平县开侨中学校长，他不仅在教学行政工作上非常努力，他在学校里还经常带领学生在校园除草、打扫，把学校收拾得干净、整齐。
无论在酷热的夏天或严寒的冬天，他总是第1个跑到操场上锻炼身体，这样使许多青年学生都跟着振作起来，经常坚持体育锻炼。
在八位教师欢聚畅谈时，陈家骥的学生曾宪书、伍觉铿、莫炳光、符明发等回忆起当时上学的情景，他们都说，陈家骥校长对他们的影响是很深的，陈校长从前起早睡晚，以身作则，诲人不倦的精神，一直成为他们的榜样，鼓舞着他们前进。
曾宪书接着还说：
“我不单有李元经、陈家骥那么好的老师，还有像王茀周那样好的学生。”
这样一来就引起了坐在旁边的海南嘉积中学教师王茀周的一段话，他说：
“我猜中我的几位老师们一定会当选为优秀教师代表的，因为他们都把毕生的生命力贡献给人民教育事业，作出了成绩；
我却没有想到我和我的学生梁启灿也当选了。”
从李元经到梁启灿的关系上，人们可以看到作为人民教育工作者的光荣的意义，正如陈家骥在结束那次谈话时说的：
多少年前播下的种子都开花结果了；
这些种子一代一代地传播下去，也将一代一代地开出更美丽的花朵来。

使马列主义教学结合实际
江苏改进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学工作
据新华社南京电
江苏省积极研究和准备改进各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使马列主义教学进一步结合实际。
江苏省十五所高等院校有一支二百多人的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在宣传马列主义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脱离实际的缺点。
反右派斗争以来，中共江苏省委研究了这一情况，于7月中旬作出决定，下学期各院校政治课以批判右派论点为主，在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教育运动。
省委还召开了高等院校党委书记和党员院校长会议，作了初步部署。
省委文教部于7月底到8月中举办了政治教员训练班，集中全省高等院校马列主义课的教师二百二十多人进行学习，准备下学期的政治课程。
这个训练班，由省委书记和省委有关部长等担任讲授，除传达并组织学习中央的有关指示文件外，并结合当地当前反右派斗争形势，通过报告和小组讨论进行了深入研究。
训练班还组织力量，针对全省已揭发出来的右派谬论，编写出下学期各校参考性的讲授提纲初稿。
最近省委文教部还准备抽调一批政治课教师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在实际斗争中进一步加以培养训练。
现在，各校马列主义政治课教师正在一面继续参加反右派斗争，一面收集有关资料，具体编写政治课教材。

全国游泳跳水锦标赛冒雨举行
少年运动员五十一人达到二级运动员水平
本报讯
全国游泳、跳水锦标赛26日继续举行，五百多名运动员冒雨参加比赛。
因为天气不好，运动员的成绩受到了影响，但仍然出现了令人可喜的成绩。
穆祥雄的百公尺蛙泳成绩接近了世界纪录。
少年运动员创造了优秀成绩，共有五十一人达到了二级运动员水平。
男子百公尺蛙泳决赛，是观众最关心的一个项目。
比赛开始，七名运动员几乎是在一条横线上。
前进了约二十多公尺，天津市运动员穆祥雄开始突破了这条横线，拐弯后，他的动作显得更加稳健迅速。
这时，只有广东省莫国雄紧紧盯在他的后面。
最后只有十五公尺时，穆祥雄加快了速度，一股劲地向前冲刺，终于以一分十三秒六的成绩取得第1名，这个成绩仅比一分十三秒的世界纪录标准差零点六秒。
莫国雄以一分十五秒三得第2名。
著名运动员戚烈云因为身体不舒服没有参加这项决赛。
成人女子甲组百公尺仰泳决赛十分引人注意，中国人民解放军运动员余碧珍以一分二十六秒九取得第1名。
著名仰泳选手傅翠美因身体不好没有参加这项决赛。
成人男子甲组二百公尺自由泳决赛也争夺得十分激烈，著名游泳健将林锦珠以二分十二秒的成绩得第1名。
在昨天举行的男、女少年百公尺自由泳和男子少年百公尺蛙游决赛中，共有五十人的成绩达到二级运动员标准，一人的成绩达到了一级运动员标准。
这些成绩远远地超过了大会要求达到的三级运动员标准的规定。
广州市十六岁的少年运动员卢细虾，昨天百公尺自由泳的成绩是一分二秒一，达到一分四秒的一级运动员的标准。
他正式练习游泳还只有一年多的时间。
昨天总共举行了十七项游泳决赛、七项游泳预赛、一项跳水预赛和三项跳水决赛。
（施毓忠）

　内蒙古大学今秋开学
各地高等学校抽调大批师资支援
新华社呼和浩特电
今年秋季就要开学的内蒙古大学，在师资方面得到了国内各高等学校的大力支援。
北大、南开、复旦等八个院校支援内蒙古大学的一百三十多位教职员中，有教授、副教授、讲师三十多人，其中以来自北京大学的教师为最多。
内蒙古大学今年用汉文开课的中国语文、数学、历史、生物、化学、物理等六个系需要的师资，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志愿前来内蒙古大学的教师中，有著名的植物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李继侗，还有北京工业学院物理学教授郑愈，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张清常等。
李继侗说：
为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事业，我虽然年过六十，也愿意贡献一分力量。
这批支援内蒙古大学的教授、讲师等现在正聚集北京，积极备课，将在9月上旬前来内蒙古。
此外，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决定派遣两位蒙古语文学专家，帮助内蒙古大学进行蒙古语言文学系的教学工作。

北京足球队国外传捷音
阿富汗国王观看比赛并接见双方队员
新华社喀布尔26日电
北京足球队8月25日在这里同喀布尔足球队举行第1次比赛，结果以六比一获胜。
阿富汗国王查希尔·沙阿在王叔华利元帅和达乌德首相陪同下观看了比赛，并且接见了双方队员。
他赞扬北京队的精湛球艺，并且表示希望这次访问会给客人们留下对阿富汗的良好感情和回忆。
北京队领队黄中对国王表示感谢，并且说，这次比赛是在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在开球后三十秒钟，北京队左边锋崔亨燮在离喀布尔队球门约三码处踢进一球、首开纪录。
在第12分钟时，他又在大约十二码处，接着右边锋潘培根传来的一球，凌空射入对方大门。
主队虽然被迫处于防守地位，但是也几次力叩北京队的大门。
二万四千观众都为双方守门员的出色表演喝采。
上半时结束前，北京队左前卫任彬在二十多码处以准确的远射踢入一球。
下半时开始后十四分钟，陈成达罚十二码球，为北京队又建一功。
喀布尔队中锋在其后不久也罚十二码球，但是失去了机会。
北京足球队是应邀参加阿富汗王国独立日庆祝活动的。
他们预定要同阿富汗的三个足球队轮流举行比赛。
同时受阿富汗邀请的还有伊朗和土耳其的足球队。

墨西哥舞蹈团到京
据新华社26日讯
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来我国访问演出的墨西哥民族现代芭蕾舞蹈团，在团长爱兰娜·诺爱加和吉叶尔米娜·帕拉伏率领下，今天上午乘火车到达北京。
舞蹈团共三十八人，将要在中国演出一个半月。
（附图片）
图为到达北京车站时的墨西哥民族现代芭蕾舞蹈团。
本报记者　曹桂江摄

山东农村民办中学可招生近万名
四川民办学校迅速发展　教学质量显著提高
本报讯
山东省广大农村中，最近群众筹建民办中学的积极性很高。
据山东省人民委员会的初步统计，阳谷、莱阳、掖县、章丘、莘县、齐河、历城、益都、郓城、寿光等十个县已经成立或准备成立的民办中学，就有二十九处，共招收学生二千五百五十余人；
成立民办业余中学一百四十五班，也能招收高小毕业生七千二百五十余人。
此外，莘县还拟成立高小毕业生文化补习班四个班。
这些民办学校全是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由群众自筹经费、校舍和自请教师成立的，不要政府补助。
在教学业务上，由县教育局领导，必要时可帮助聘请教师。
（山东记者站）
本报讯
目前，四川省各地公立学校已招生完毕，许多地区的人民群众正积极筹集资金，着手新建一批民办学校或扩充原有校舍，准备扩大招生，以满足部分学龄儿童和落榜学生继续学习的要求。
筠连县最近已在三个区、九个直属乡、四百多个农业社中，共举办了民办小学四十七所，招收了一千多名学生。
这些学校全都是群众出力修建的，日常经费则由各农业社给予适当补助。
乐山城区为进一步发挥群众长期办学的积极性，也在7月间将区的民办学校校务管理委员会一律改组为街道民办学校校董会，选出一批热心办学的社会人士和人民代表为校董，负责各街道民办学校经费的筹集、开支和聘用教师等事宜。
现在，各街道民办学校董事会正发动居民群众，筹划扩充校舍，准备招生。
几年来，各地民办学校的数量增加很快，师资水平和教学内容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和改善。
乐山城区在1953年只有民办学校十七班，学生九百人，现在发展到民办小学三所，民办幼儿园十二所，共六十四班，学生达二千八百多人。
各校课程和公立学校一样，按照政府颁发的教学大纲进行教学。
许多民办学校教师在工作中都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作出了成绩。
简阳县三元乡民办小学、建国民办小学和大林民办小学的教师们，由于明确了民办学校的办学方针，一般的都很重视培养学生掌握劳动生产的知识技能，组织学生在课余时间种植各种农作物，积青肥，拾羊粪，养鱼和饲养各种小动物。
仅三元乡民办小学师生种植的洋芋、棉花、南瓜，喂养的二千尾鲤鱼和一百多只羊、兔、鸡、鸭等动物，加上一年积的肥料，就可收入九百八十多元。
这笔收入除支付教师工资和添置教学设备外，还可剩余四百多元补助贫苦学生的学费和伙食费。

　我“八一”篮球队在罗第4次获胜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26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篮球队在罗马尼亚三战三捷以后，8月25日上午又以九十五比六十一战胜克罗什市篮球代表队。
克罗什是罗马尼亚仅次于首都的第2大城市，著名的文化中心，居民约有二十万人。
今天的罗马尼亚“人民体育报”报道这场比赛说，虽然双方比数相差较大，但是打得很紧张。
中国“八一”队动作迅速，篮下球打得好，造成了对方防守的困难。
比赛引起了观众很大的兴趣。

　房山县发现辽刻石经
一批完整的辽刻石经在河北省房山县西南四五十里鸭经塔下发现。
这批石经中有辽道宗皇帝所造石经一百八十片和辽时通理大师所造四千零八十片。
房山县云居寺石经山所藏石经早已闻名全国，那里有隋、唐、辽、金、元以至明清等朝代所刻石经。
去年04月，中国佛教协会为了准备纪念释迦牟尼？
槃二千五百年，到那里大规模拓印石经。
同时，他们根据有关材料记载，辽石的四大部石经中有一部埋在云居寺南鸭经塔下，因而开始这项发掘工作。
今年08月07日出土的这批石经，对校勘藏经将有很大帮助，对考证辽时历史文物制度也会有相当价值。
（新华社讯）

瑶族民办小学
在贵州省的边远山区——荔波县瑶麓乡，新办了一所瑶麓小学。
这个乡里居住着一百九十九个瑶胞，从前他们很少有人识字，现在他们建立了合作社，生活有了改善，自己也办了学校。
瑶族教员覃廷生经常给孩子们看画报、讲故事。
建立在风景优美的瑶麓山上的民办小学——瑶麓小学。
南沙摄（新华社稿）

石家庄积极筹建民办学校
本报讯
石家庄市教育局和有关部门积极组织企业、机关的职工和郊区农民自办学校，解决不能升学和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的学习问题，现在许多单位正积极筹备自办初中班和补习班。
近几年来，石家庄市的一些厂矿、企业和群众自办了十三所小学，使七千五百多名学龄儿童能入校学习。
这些群众自办的学校，实行勤俭办学，不依赖国家帮助。
振头区肖家营民办高小班是借用农民的房子，学生自带桌凳，每月每个学生拿出一元学杂费，解决教员的薪金和公杂费开支办起来的。
现在这个班有学生六十多名。
由市委轻工业部第1工程公司等四个单位合办的“华一”职工子弟小学，开始成立时，利用临时施工建筑的工棚当校舍，用建筑工程裁下来的废木料做了些桌凳，最初只有四个班，现在发展到十五个班，学生达到七百多人，并且办得不亚于公立学校。
现在，石家庄市人民委员会发动热心教育的社会人士筹办了一所初级中学，今年招收四个初中班。
国棉二厂、纺织工业部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张掖一处等单位的职工也成立了董事会，筹办中学班。

荷兰名教授韦尔特海姆等到京
新华社26日讯
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来中国访问的荷兰名教授韦尔特海姆夫妇在昨日下午到达北京。
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艺术评判员古巴音乐指挥曼努埃尔·杜切斯内·库桑、作曲家阿尔赫列尔斯·莱昂·佩雷兹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也在昨日下午到京。

黄浦江上赛艇飞驶
打破三项划船全国纪录
据新华社上海26日电
上海划船运动员24和25两日在第1次举行划船锦标赛时，把体育运动委员会今年01月公布的五项划船全国纪录打破了三项。
24日黄浦江上风平浪静，流速每秒钟在零点二七公尺以下。
获得男子两千公尺双人单桨赛艇（有舵手）决赛的前八名，都打破了九分四十八秒四的全国纪录。
获得第1名的教工队（由金尧圭、赵庆堂握桨，潘高海掌舵）的成绩是八分三秒八。
其他打破全国纪录的是格致中学、虹口中学、轻工业、同济大学、一机、混合和公安等七个队，其中成绩最低的是九分四十二秒六。
男子两千公尺单人双桨赛艇（无舵手）在预赛时，就有三人打破了九分四十九秒的全国纪录。
这三名打破全国纪录的运动员是：
全国纪录保持者程骏迪，成绩八分四十四秒四；
上海第2师范学院学生陈锡刚，成绩九分十六秒七；
第3名曹德钧，成绩九分四十四秒八。
男子两千公尺八人单桨赛艇（有舵手）决赛，是在逆流中进行的。
结果，由海军战士组成的海航队和一机队分别以七分三十三秒六和八分零秒八的成绩，打破了八分六秒二的全国纪录。
在预赛中，格致中学队的成绩是七分四十六秒九，也打破了全国纪录。
这次女子比赛，舵手和握桨的都是女运动员（去年在杭州举行1956年划船表演赛时，因为是由男子掌舵，所以女子组各项有舵手比赛的成绩，都没有被列为正式纪录）。
这次一千公尺四人单桨赛艇和一千公尺二人单桨赛艇的成绩，分别是五分二秒和五分二十二秒三，比去年表演赛中由男运动员掌舵的成绩，还分别提高了四秒四和五十一秒四。
这两个全国新成绩都是混合红队创造的（四人单桨由刘德滋、陈云霞、瞿晓吐和刘德宝握桨，沈瑞熙掌舵；
双人单桨由唐顺华和王长华握桨，舵手是苏肇允）。
参加这次划船锦标赛的，共有工人、学生、解放军战士等二十三队的二百五十六个运动员。
（附图片）
07月22日，上海、南京、杭州、无锡四市举行舢舨远程航行活动，参加这次远航的运动员分别自各地驾驶舢舨向江苏省无锡市进发。
图为南京队的六条舢舨排成了单路队形，向无锡荡桨前进。
　新华社记者　许必华摄

“一个知识分子给朱副主席的信”内容有失实之处
编者按　本报在6月28日以“一个知识分子写信给朱副主席，报告川北仪陇县马鞍乡琳琅村的情况”为题，发表了重庆人民出版社熊志彬写给朱副主席的信。
最近接到中共马鞍乡总支书记陈光远等同志的来信，指出熊志彬所写的内容有失实之处。
现将来信摘要发表。
从中共马鞍乡总支书记的来信看来，解放后，仪陇山区的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若与平原地区和交通便利地区比较，这里的人民生活还存在着不少困难。
在全国各地的大多数山区，也有类似的情况。
造成这种困难的主要原因，一是有些山区对农、林、牧、土特产等多种经济全面发展的方针贯彻执行的不够；
一是山区交通不便，基层商业网也没有普遍组织起来，有东西运不出来。
此外，有些山区长期受战争的破坏以及自然灾害较多，所以这些山区的经济发展是比较缓慢的。
应当看到，山区经济的发展，有它优越的条件，资源是丰富的，生产潜力是巨大的。
希望各地注意加强对山区的领导，多方面发掘山区的丰富资源，研究和解决山区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逐步地改善山区人民的生活。
人民日报编辑部：
你报6月28日第4版刊用的“一个知识分子写信给朱德副主席，报告川北仪陇县马鞍乡琳琅村的情况”的文章，我们县里十分重视。
中共仪陇县委对这个情况报告作了认真的研究，其中的批评意见已作为改进工作的参考。
但是，这个报告里有许多事实是不真实的，甚至有很大的错误。
一、报告里说：
“以琳琅社为代表，这个社1956年每人全年收入不过四十元，吃、穿、用、住都在这四十元内开支。”
实际情况是：
这个社参加1956年分配的三十四户，仅农业收入这一项就已有四十元，加上副业收入（包括社的集体副业和社员家庭副业）每人平均十二元四角和社员自留地收入每人平均收入两元左右，一共是五十四元多。
“每天只能吃三顿红苕稀饭，外加一碗干咸菜。”
这也不符合事实。
这个社去年每人分得原粮一千二百四十五斤（其中稻谷和麦子四百一十斤），折合细粮六百四十五斤，大大超过了统购统销的留粮标准，确实是家家有余粮。
有这样多粮食，社员每天是不会只吃三顿红苕稀饭的。
有一半的户每天平均吃两顿干饭和一顿稀饭，一半的户是吃一顿干饭和两顿稀饭。
至于吃菜，农村新鲜菜蔬多，哪里光吃“一碗干咸菜”呢？
“一个月吃一回肉”，这也不是真相。
全社五十四户，从去年09月到今年04月，就杀了七十八条一百二十斤以上的肥猪，每户最少要留肉15％。
此外每月每人还供应猪肉一斤，每人每月最少都有两斤肉。
两斤肉一顿怎能吃得完呢？
二、情况报告中说：
“我还到好几户农民家里去看过，被盖没布，光棉絮巾巾”。
社里见报后，立即进行检查，是没有这个情况的。
据说，熊志彬同志到过琳琅一社的朱世禄家，他家的棉絮虽有一个洞，但又有被盖布，只是与他家同一道门进出的大地主丁三清家的棉絮才很烂，才没有被盖布。
三、在情况报告中，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表扬了朱代文。
朱代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国民党党员，是有名的罗保正的爪牙，是骑在人民头上的社会渣滓。
同时，他是封建宗派系统的族长，一直当了二十多年，在马鞍场说来是有名的“烂贤惠”扫皮（即乱和子媳、侄媳发生男女关系），朱家的农民都痛恨他。
他虽于1956年冬天被编入社内参加生产，却不是社员。
熊志彬同志说他是“社里的榜样，最珍贵的财富”，这显然是很错误的。
最后，我们郑重说明，我们并不否认农村还有问题。
农村仍然存在着生产落后于人民生活改善的要求的矛盾。
但是农民的生活并不是熊志彬同志所说的那样穷，本乡存在的问题也不是他所说的那么严重。
中共马鞍乡总支书记　陈光远
琳琅社驻社工作人员　黄映健
仪陇报记者　萧向成

一件好事
于风
出外工作的人，常常为旅途中等车换船而苦恼。
今年04月我从祁门县回合肥，汽车到达芜湖时已半夜，由芜湖开船却要到早晨五点以后。
在汽车最后一排已整整坐了一天，真想在等船的时候找个地方去休息一下，但轮船公司附近的旅馆都关门了。
其实，按照经验，就是不关门这时也不会有空铺。
我只好回到等船的地方，在行李上坐着，挨过这半个夜晚。
我想，有个让旅客们临时休息的地方该多好啊！
最近到蚌埠，我又得夜里等车。
我不愉快地走出车站蹓跶。
不意竟在车站对面看见一个胜利茶社，屋里电灯明晃晃的。
四川人对茶馆本来就有乡土情感，夜里等车还能坐茶馆，真是再写意不过了。
走进去一看，原来和普通茶社不一样。
里面整整齐齐的摆着一排排的凉床，床上铺着一块毛巾，床旁有个小茶几，那种摆设就像普通的浴室。
床上有打扑克的、下棋的、看书的和躺着熟睡的旅客。
服务员轻轻地来回倒茶。
人们显得安闲舒适，和坐在车站候车室焦躁疲困的情景完全两样。
我向茶社的服务员同志探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她告诉我，蚌埠是淮南、津浦路的交叉点，南下北上的火车穿流不息，又是淮河中流的水码头，还有汽车通淮北各地，等换车船的旅客很多。
过去，他们想休息，就只好住旅馆。
旅馆一来太挤，二来旅客休息几个钟头也得花一整天的旅馆费；
再说，很多旅馆半夜十二点以后又不营业，旅客很不方便。
这个茶社就是为过境旅客暂时休息服务的。
它昼夜不歇。
屋里冬天有火炉保暖，夏天还有电扇；
床位不要钱，只算茶水钱，一杯茶四小时算一次，每次一角五分钱，洗脸洗脚水在内；
此外还有被子出租。
服务员除供应茶水外，当旅客进茶社时，就问清楚旅客要赶哪一班的车走，记在黑板上，到时候负责叫醒旅客，白天还可代旅客订购车票。
这样，旅客就可安心睡觉，不怕误车。
茶社的负责人说，茶社的主要家具小凉床、茶几、电扇等等，都是市内各澡堂多余下来的。
连修缮房屋、买毛巾、茶杯等一共才花了一千五百元。
全茶社有七十九个床位，每天接待旅客，少者数百，多时能达到一千以上。
这个茶社是怎样开办起来的呢？
茶社的负责人接着告诉我：
蚌埠市委书记王宇同志有一次出外工作，夜里下车后找不到旅馆，只好借一张椅子坐在露天里休息了半夜。
王宇同志亲身感到了旅客等换车船的困难，回来就倡议在蚌埠办了这么个茶社。
我在茶社看到旅客不断的来，那些休息好的旅客，喝好茶，洗好脸，又一批批的上车去了。
我想：
办这个茶社，真是一件好事。
市委书记半夜坐在椅子上等等车，就为旅客解决了这么需要解决的问题，可见党所提倡的领导要和群众同甘共苦的重大意义了。
（附图片）

吕鸿宾谈勤俭持家
本报记者
“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这三者是互相关连着的，在农业社里发扬省吃俭用的作风，开展勤俭持家的教育对贯彻勤俭办社、勤俭建国的方针，十分重要”。
这是农业劳动模范、山东省莒县爱国农业社社长吕鸿宾，在回答记者关于勤俭持家的访问时的第1句话。
吕鸿宾同志接着说：
勤俭持家作不到，勤俭办社也难作到。
像爱国农业社，今年春季社员闹钱紧、粮紧，社里的副业收入四分之三借给了社员，只有四分之一用于生产。
闹粮紧钱紧的，有的是真紧，有的是因为不节约，有的是瞎嚷嚷。
有些社员一时借不到钱、粮，就不干活或干活不带劲，这都直接影响了生产。
社员借社的钱，社再借国家的钱，增加了国家的负担。
多费了粮食，也减少了国家购粮的数量。
布穿多了，房子不该盖的盖了，就会增加市场的紧张程度。
吕鸿宾同志估计，如果家和社真正做到勤俭，爱国社少向国家借一两万元钱，多卖给国家几万斤粮还是可能的。
吕鸿宾同志谈到痛苦的过去。
那时候，二十多户的吕家庄，要饭的下关东的占一大半。
有十年穿一件破棉袄的，有几天不见粮食的。
在生活的逼迫下，农民养成了省吃俭用勤俭持家的习惯。
“年年防荒”是家家户户的格言。
只有地主富农剥削的钱来得容易，才大吃大喝胡花乱用。
解放了，实现了合作化，农民的生活大大改善了，吃、穿、住三件大事一般不发愁了。
我们这个一千多户的合作社，再也没有讨饭的了，再也没有赤皮露肉的了。
苦了几千年的庄稼汉，这日子也算不错了。
可是有些人开始忘了勤俭的习惯。
有的说：
“为人就是吃喝，吃点喝点享享福吧”。
阎庄一个社员编了首小唱：
“快些吃，快些扬（用）；
没有吃，上大场（社的仓库）；
没有花，上银行；
病病恙恙上药房。”
浪费的现象发展了。
去年甘薯丰收，有些户大批的用它喂猪喂驴，孩子吃剩的地瓜遍地丢。
再没人考虑怎样吃些稀饭，掺些糠菜，节省点粮食。
青年人过多地讲求穿戴，不穿结实的布袜子，不愿穿带补钉的衣服。
信贷社的存款也少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
吕鸿宾同志谈到了工作中的缺点。
这几年，干部注意了宣传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却放松了艰苦奋斗、勤俭持家、勤俭建国的宣传。
这就使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合作化以后就一步上了天，样样都得像个样，合作社应该满足社员的一切要求；
不知道社的底子薄，国家的基础差，还得精打细算一步步地建设，生活只能慢慢地改善。
吕鸿宾同志认为，应当在合作社内深入进行勤俭持家的宣传教育。
好的典型要表扬，铺张浪费的现象要批评。
最后，吕鸿宾同志谈到了爱国社的作法。
今年麦收前后，社里着手进行了勤俭持家的教育，改善了不合理的制度。
现在，向社借钱的少了，闹粮的也少了。
吕鸿宾说，今后准备多发动妇女来作这件工作，勤俭持家同她们有最密切的关系。
（附图片）

安岳县厨师会议
推广甘薯制品节约细粮
本报讯
四川省安岳县最近召开了一个全县厨师代表会议。
会议着重交流与推广了制红苕（甘薯）食品，以节约细粮的经验。
安岳县是丘陵地带，红苕产量很大。
由于红苕不便于调运，所以在当地推广红苕食品，以节约粮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
安岳县城关镇第二合作食店的厨师介绍了用红苕制成馒头、包子、面条、烧饼、元子、花卷、黄糕等十七种花样的作法。
这些红苕制品价廉物美，群众很满意。
　（姚荣）

河南山东干旱威胁秋季作物
　山西和山东黄河以北地区近日已降喜雨
本报讯
河南、山东、山西近月以来，普遍遭受干旱威胁。
最近几天，除山西大部地区和山东黄河以北地区降雨外，干旱威胁仍然严重。
目前，河南全省平原地区的土壤有效含水率仅10％，丘陵地带不足10％。
中共河南省委已于22日发出指示，要求各地领导人员带头参加抗旱，社会主义教育可以结合抗旱工作进行。
山东旱情较严重的临沂、莱阳、泰安等专区的山岭地带，地面已旱下二寸至四寸，秋季作物将减产；
棉产区的惠民、聊城两专区的棉田，出现落铃、落蕾现象。
全省各地已开展抗旱、防旱、保收、保种运动。
山西省大部地区在24日、25日降雨。
太原地区降雨量达六十三公厘，晋中、晋北和太行山区降雨量不等，但对秋季作物都有好处。

　满足广大消费者中秋节国庆节需要
城市服务部指示各地及早组织副食品货源
据新华社26日讯
中秋节和国庆节即将到来，城市服务部指示各地服务部门立即组织货源，妥善安排好节日的副食品供应工作。
指示要求各地服务部门趁目前生猪收购还是小旺季的时候，努力收购，完成调拨计划；
在供应方面，要根据货源情况，在平日少供应一些，增加节日的供应量。
牛、羊肉货源不充裕，必须保证节日对回民的供应。
在中秋节前后，对农村的供应工作要更加注意安排好。
指示提出：
当前食糖是供不应求的，服务部已经同食品工业部研究，各地可考虑从水果糖的生产中节余出一些食糖在节日供应居民。
关于中秋月饼的供应问题，服务部曾专门指示各地应结合当地消费习惯，选制多样品种，保持和发扬特殊风味。
指示对于供应节日需要的家禽、鲜蛋、蔬菜、干菜、水果、烟酒都提出了注意事项，要想一切办法适应群众的需要。

爱国—爱社—爱家
　宜兴县委召集老农交谈经验
教育农民勤俭办社、勤俭持家
本报南京讯
中共江苏省宜兴县委不久以前召开老农代表会议，交流了勤俭办社和勤俭持家的经验。
宜兴县委根据老农代表的意见，将在农村中普遍进行一次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教育。
参加这次会议的一百九十三位代表都是年逾半百的老年人。
他们在旧社会尝尽了辛酸苦辣，对新社会的好处体会最深。
因此，他们对目前农村中一些农业社的铺张浪费现象很不满意。
在会上，他们批判了一些社员特别是一些青年社员认为“社会主义了，再不要讲艰苦朴素了”的错误想法。
这些人抱着吃光用光的态度，只图享受，不讲勤俭，稍不如意，就埋怨党和政府。
铜峰乡梅园社去年大丰收，每户平均实分五、六百元，却有80.1％的社员超支，国家供应的菜饼、化肥也没钱买回来。
为什么呢？
原来他们以为要过社会主义的生活了，全社仅秋收前后吃掉的烟酒就有五千多斤；
分给社员的现金，60％都用在吃穿上面去了。
老农们谈到：
在吃粮上，许多社员存在着“没有就向社要”的想法，无打算、无计划。
善卷区归径乡余中社一位老农反映，他隔壁的刘德法家四口人，二大二小，除了口粮，社里还照顾他机动粮一百六十三斤，分给稻种一百二十斤，小麦五十斤，可是现在他还说没有吃的。
这位老农说：
“我家也是四口人，只有一个小孩，但分的口粮吃到接秋还有多余。”
老农们说：
过去单干的时候，哪一个农民不是省吃俭用，把多余的粮食卖出，换回肥料垩田呢？
现在参加了合作社，就不管肥料够不够了，这哪能行呢？
为了树立起勤俭办社的风尚，老农们建议：
合作社应该从各方面开源节流，尽可能多卖些粮食给国家，一方面支援国家建设，一方面可以多买些肥料垩田。
富材乡一社的社员算了一笔账：
出售二万五千多斤麦，可换回一万二千多斤化肥，作为水稻追肥。
到收稻时，除可收回全部本钱外，还可多收三万七千多斤稻子。
对于勤俭持家的问题，老农们提出：
要勤劳生产、省吃俭用、细水长流。
“吃饭看来方，穿衣看家当”，生活的改善不能超过生产的发展。
“省米要从米堆上省，省柴要从柴堆上省”，节约要从头做起。
在吃粮方面，老农的经验是：
冬天农活少，可吃得稀点；
劳动与不劳动的人不能同等分粮；
要有计划地搭吃代食品。
老农们建议在社内发动订勤俭持家计划，让大家过日子有个打算。
铜官区孙龙小说：
妇女在家庭里很重要，‘男好一个，女好一家’，希望召开妇女代表会，交流勤俭持家的经验。”
（附图片）
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后，农村里掀起了节约粮食的良好风气。
这是山西省榆次县王村农业社副主任武福英（左一）和社员高月娥正在讨论怎样调剂粗细粮，使一家吃的又好、又饱、又节约粮食。
　新华社记者　张瑞华摄

不是缺粮是缺少点社会主义思想
真缺粮还是假缺粮？
“不是缺粮，是缺少点社会主义思想”
本报记者　商恺
晋南盆地，是山西省著名的棉粮产区。
这里群众的留粮标准，每人每年均在四百二十斤以上，比省内任何地区都高。
但是，今年夏初，群众“闹粮”的情况，却比全省别的地区都要严重，普遍叫喊：
“四百二十斤不够吃！”
最近，洪赵县委书记王绣锦同志到太原来开会，大家都关心地问他：
“你们那里农民到底够不够吃？”
因为洪赵县在晋南是有代表性的。
王绣锦同志笑了。
他说：
“不是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
思想问题解决了，粮食也就够吃了。”
接着，他讲了一个“熊焰农业社闹粮的故事”：
洪赵县有个临登村，临登村有个熊焰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个社在今年夏收以前这段青黄不接的时间里，闹起粮食问题来了。
全社三百六十户，几乎是户户喊“缺粮”。
每天都有许多男女老少社员，成群结伙地到农业社里去要粮。
他们坐在社里不走，纠缠住社干部不放，越闹越凶。
看样子，大有再不供应粮食就要饿死人之概。
当时，更严重的问题是，像熊焰农业社这样闹粮的情况，正在全县范围内扩展。
“一年四百二十斤口粮，到底够不够吃呢？”
县里的领导干部，有的也发生了怀疑。
他们决定到熊焰农业社里摸一摸底。
县里临时派出一个工作组到了熊焰农业社。
社员们看到县里的干部来了，闹粮就闹的更凶了。
工作组的干部走到哪里，哪里就嚷起一片“缺粮”声。
社里有一个身材高大、体强力壮的妇女，她端起一箩筐干粮，便和工作组的干部去赛吃。
她打定了注意：
“你吃三个，我就吃四个；
你吃四个，我就吃五个。
让你们亲眼看看：
我这么大的饭量，四百二十斤怎么能够吃？”
工作组的同志们态度很冷静。
他们通过党支部和一部分社干部，了解了社员在去年秋天分粮的情况。
又翻了翻社员分粮的老账，发现全社口粮的留量并不低。
除了少数五保户是按四百二十斤的标准留粮以外，其余的户都在四百三十斤以上，其中四百四十斤到四百六十斤的有一百零八户，四百六十斤以上的有一百八十四户。
“口粮的留量大大超过了标准，为什么还吵着不够吃呢？”
工作组的同志这样想：
“显然，这不是粮食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于是，工作组通过同社员个别交谈和举行报告会等形式，首先向群众说明了全省和全县粮食产量的底子；
介绍了省内其他地区留粮标准都比晋南低的情况（像雁北区由于产量不高，那里每人留粮标准是三百六十斤）。
接着，又向群众讲清楚了节约粮食对支援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支援国家建设同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
同时，对社员群众中不顾国家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思想，也进行了批判。
做了初步的思想教育工作之后，许多人的认识比较清楚了。
他们说：
“应该有多大家底、过多大光景，不能硬去找国家和合作社的麻烦。”
这时候，虽然还有些人在那里空喊，但是坚决登记要粮食的人，只剩下八十八户了，仅占社员总户数的24.4％。
这八十八户是不是真的缺粮呢？
工作组不能硬去作结论，只有把这八十八户的名单在群众面前摆出来，让群众自己讨论。
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逐步提高，大辩论很快地展开了。
起初是在小组里辩论，后来在生产队里辩论，最后发展成全体社员大辩论。
在大辩论的过程中，熊焰社的社员们相互之间，经过摆家底、算细账，经过对个别人的揭发和批评，谁家有多少人口，谁家分了多少粮食，谁家懂得勤俭节约，谁家习惯于铺张浪费，谁家缺粮是真的，谁家缺粮是假的，……情况，终于澄清了。
大致可分以下几种类型：
一、报名挂号的有二十九户。
他们本来有粮食，看到别人报缺粮，也跟着报缺粮，目的是挂个缺粮户的名，省得别人说自己有余粮。
二、粮食不很宽裕，但稍节省一些就够吃的有二十一户。
三、由于浪费而缺粮的有五户。
这些人有的把粗粮换成白面吃了，有的把粮食换酒换烟吃了。
群众说他们从来就是“抓到就吃、摸到就花”，不知勤俭持家。
四、家中有粮食，故意取闹的，有十九户。
这些户有的是反革命分子的家属，有的是二流子懒汉和投机商人。
如刘文英，几年以来一贯假报缺粮，骗取国家粮食，再以高价出卖，是个粮食贩子。
这十九个户中，还有些富裕中农，对统购统销不满，也趁机闹粮。
刘宁生每人平均分粮八百七十斤，还在闹。
五、真正缺粮的，只有十四户，还占不到社员总户数的4％。
缺粮的原因，除了有些人确是劳动强度高、食量大以外，一般都是因为遇到了疾病或婚丧大事。
情况澄清了，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想出来了：
有粮食的自动撤回了要粮的要求；
稍缺的提出从节约中解决；
因浪费而造成缺粮的，自己想法和亲友调剂。
只有对十四户真正缺粮户，才由社里负责，动员有余粮的社员，发扬互助友爱精神，出借出售给他们一部分粮食。
总之，不需要国家供应一粒粮食，便可以解决全社的粮食问题。
在社员大会上宣布了大辩论的结果，社员们都笑了，说出了真情实话。
他们说：
“咱们不是缺粮，是缺少点社会主义思想！”

社会主义教育使人说出了真心话
新华社记者　喻权域　刘宗棠
经常叫喊“缺粮”的四川江津县琅山乡柳林农业社，经过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社员们自动谈出：
今年秋收分配时，50％的人家还有去年的陈粮，90％的人家没有吃完春天分到的小麦。
这件事教育了在粮食问题上有右倾情绪的社干部，他们计划在完成统购任务以后，再从增产的七万斤水稻中卖出40％给国家。
现在早稻刚收完，社里已卖出稻谷两万多斤。
柳林农业社和江津县其他农业社一样，去年秋收后每人平均留粮五百斤（不包括自留地收入），其中有三百斤是黄谷。
今年秋收前的一个月中，却有很多社员叫喊粮食不够吃。
中共柳林社分支部书记丘玉祥等社干部分的粮食和社员一样，并不缺粮，估计社员也不会缺，但是看见叫喊缺粮的人多了，也开始动摇。
他们给一些叫喊最厉害的社员供应了粮食，并要求上级削减今年的售粮任务。
最近在柳林农业社结合秋收分配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干部们详细讲解了出卖余粮支援国家工业建设的意义，组织社员讨论统购统销带来的好处。
大家指出，柳林农业社是在粮食统购统销以后才建立的，由于合作化和国家工业的支援，年年增产。
完成统购任务以后社员留的粮食也有增加，前年每人留粮四百零八斤，去年即留五百斤。
加以工业品价格降低，农民卖出余粮后生活改善很快。
近三年来，仅第4生产队三十三户社员就新置了胶鞋二十二双、皮鞋五双、暖水瓶九个、电筒十六只。
社员们在讨论中一致认为，不实行统购统销这一切都办不到，因此很多社员都自动检查了闹缺粮的错误。
出乎干部意料，全村二百二十一户中，有一百一十多户人家都说家里还存有去年的陈黄谷。
存粮最多的张坤祥一家八口，有陈黄谷一千斤。
存谷一、二百斤的很普遍。
全村约有二百户人家还存有春天分的小麦，多的有四百斤，少的也有三十斤。
他们都同意今年多卖余粮。
第6生产队社员张万银，原是闹缺粮最厉害的一个。
他甚至把母亲送到弟弟家去吃饭，自己断了一天炊，哄骗干部供应给他三十斤黄谷。
这次他检查了错误，积极支持多卖余粮的计划，还引导干部到他家楼上去看他存粮的木桶，那里有一百二十斤去年的陈谷，六十斤今春分的小麦，还有很多玉米。
五十八岁的社员丘二爷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出了很多社员的心里话。
他说：
“我们在旧社会饿饭饿怕了，虽然入了社，总想尽量多存些粮食在家里。
这样不对。
只有多卖余粮支援国家把工业化建设好了，农民才能永世过丰衣足食的日子。”

“缺粮户”家有千斤粮
施国祥
山西省中阳县金罗乡金星农业社会计任积善，自今年春季以来，一直喊叫“缺粮”、“缺油”；
还说什么“国家优待干部、工人，不关心农民”。
特别是他孙子做“满月”的时候，三番五次去找农业社干部和政府要粮、要油，说“马上就没有粮吃了！”
今年07月初，任积善因有严重贪污罪行被政府逮捕，在他家中查出了大批粮食，计有小麦三百斤，小米四百九十斤，黑豆六百九十斤，糜子大半瓮，杂粮二百二十斤，还有麻油半瓮。
这样，被大家所公认的“缺粮户”的老底子被揭开了，不少人因此大吃一惊。
这件事实告诉我们，在农村中，的确有少数坏分子和一部分落后农民，由于对粮食统购统销不满，便不惜用各种办法伪装“缺粮”“缺油”，专门制造紧张空气。
这件事使我们懂得在审查农村“缺粮户”的时候，应十分慎重；
同时，也给了那些企图在统购统销方面钻空子的右派分子一记耳光！

荆州地区广泛教育农民群众
丰收不忘勤俭　正确安排家计
　据新华社武汉25日电
中共湖北省荆州地委最近指示各县，及时防止丰收后群众中的铺张浪费行为的发生。
中共荆州地委向所属各县指出，荆州专区早稻、中稻普遍获得丰收，棉花丰收也在望。
在丰收的情况下，农村已经出现铺张浪费的现象。
据监利县桥市指导组对五十一个农业社的检查，有四十九个社烧香敬神，浪费五百五十元；
何保乡的十个社，社社唱戏、打醮，平均每个社花五十多元。
江陵县荆西乡凤凰社已有十八个社员在沙市买了手表，还有一部分人打算秋收后再去买。
沔阳县塘塆乡韩刚社，花一千二百四十元修建社里的办公室。
这个社七个生产队中，有四个队还修了队办公室，共花钱一千六百元。
沔阳县冯桥乡杨光社修建一个大办公室，既能作仓库，又能放映电影。
这个社还准备花八千斤谷子来唱戏。
冯桥乡有个社主任说：
“今年我们丰收了，乱花点钱不要紧！”
荆州专区各县接到地委的指示以后，都在最近召开的三级干部会和党员集训会上，着重地讲了节约和浪费的利害关系，号召全体农村干部、党员、团员带头节约。
不少县在干部会议结束后，立即把地委的指示精神贯彻到乡和农业社里去。
据了解：
石首、江陵、荆门、公安、潜江等县，已有一千八百五十六个社在收割稻谷期间，订了细收细打的计划，还发动社员订了勤俭理家的计划。
江陵县将台乡开展了增产节约宣传运动，全乡党员、团员和乡、社干部带头制订了四大保证：
一不赌博抹牌，二不铺张浪费，三不求神拜佛，四要教育好群众。

　中苏友谊和合作又一象征
莫斯科“北京饭店”宾客如云
在莫斯科，人们顺着大农园街进入马雅可夫斯基广场，远远地就可以看到一座十四层的塔形建筑物，这是莫斯科闻名的“北京旅馆”。
不久前才竣工的全苏联第2个大饭店——“北京饭店”的新址就座落在这个旅馆的左翼。
这个新建的饭店已经在7月27日正式开始营业。
它是一个别具风格的建筑物，在这里，人们不但可以吃到道地的中国菜，而且还可以欣赏到中国民族形式的装饰艺术。
在开幕的前两天，苏联领导同志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福尔采娃等到这家饭店参观，曾经称赞这座新建筑，并且表扬了参加兴建工作的中国同志。
整个饭店有三个餐厅。
一进门是一个天坛顶式的小圆厅，通过小圆厅往里去，是一个金碧辉煌的长方形大厅，这是第1厅，也是三个厅中最大和最富丽堂皇的一个。
大厅的彼端是一幅巨大的天安门图景，在灯光的映照下给人一种愉快的感觉。
天安门图景前是音乐台，音乐台两旁的柱子上题着郭沫若写的对联：
“盘中粒粒皆辛苦，席上人人尽异珍”。
大厅两旁是仿照颐和园长廊装饰起来的。
大梁上大小三百多幅内容不同的苏式彩画，有山水、风景、人物，大部分是出自中国彩画匠师之手。
大厅的天花板也设计得别出心裁，它衬托在两边金黄色的屋檐之间，全部天花板都涂成柔和的天蓝色，在四周反光灯的照射下有如万里无云的碧空。
往里走是第2厅，它的装饰和第1厅不同。
京式的彩画、绿色的大柱、拱形的屋顶、大红的宫灯，这是模仿颐和园大戏台设计的。
第3厅是专门用来举行盛大宴会的，所以又叫做宴会厅。
厅内挂着画有彩画的倒八斗宫灯，有红木雕花的家具，墙上装饰着金黄色的杭州织锦，大厅顶上是中国人历来用以象征和平幸福的仙鹤、鸳鸯、金鱼等彩画，再加上墙上巨幅中国画“和平万岁”，使这个大厅显得特别庄严华丽。
饭店的全部设计工作都是中苏建筑师共同合作下完成的，全部装饰材料和厅内各种摆设家具都从中国运来。
此外，还特地从中国请来若干名彩画工匠和木工。
这个饭店的主要特色当然是它的饭菜。
翻开中俄文对照的菜单，上面所列的菜名都是中国人所熟悉的，例如红烧鱼翅、虾子海参、北京烤鸭之类。
为了保证菜肴的口味，许多原料都从中国运来，并且还特地从中国聘请了六位厨师。
饭店开幕以来深受顾客赞美，许多莫斯科人和到莫斯科来的外国客人都喜欢到这里来尝尝中国菜，学学使用中国碗筷。
在饭店开始营业的前一天，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波布罗夫尼科夫曾经为饭店的开幕举行了宴会。
苏联党和政府的一些领导人、莫斯科市党和苏维埃的代表、劳动人民的代表，以及参加建筑工作的苏中建筑师和工人们都出席了宴会。
在宴会上，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福尔采娃、伊格纳托夫以及波布罗夫尼科夫曾经先后讲话和敬酒。
在讲话中，他们都强调中苏团结，并且指出，“北京饭店”是中苏友谊和合作的象征。
　（据新华社）

伏罗希洛夫接见胡志明
新华社26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今天接见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
胡志明主席是在今天上午从列宁格勒到达莫斯科的。

匈牙利共青团基层组织迅速发展
新华社布达佩斯26日电
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团全国筹备委员会委员纳吉·理查德8月24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匈牙利全国现在已经有五千多个共青团基层组织，团员共有十六万人，这比三个月前增加了九万人。
他还指出，农村中的建团工作也在迅速开展。
从今年05月起已经有三万五千个青年农民参加了共青团。
纳吉在会上说，共青团全国筹委会准备在10月下旬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总结工作和讨论团章。
09月20日起，各州将举行州代表会议。

奥巴林谈生命起源国际讨论会收获
人工制造生命大有可能
有机体从地球产生之始就是地球组成部分
新华社26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08月19日在莫斯科开幕的关于地球上生命起源的国际讨论会已经在24日闭幕。
苏联学科院院士奥巴林向塔斯社记者介绍了讨论会进行的情况。
奥巴林指出，这次会议的讨论具有具体研究而非臆测的性质。
他说，现在科学家们已经不能满足于仅仅用臆测的方法来研究我们这个星球的演变史了。
他们要用观察现代自然现象的方法或者通过实验使物质发展的某个阶段再现的方法，来检查我们的假设。
奥巴林说，会议在第1个阶段主要讨论了地球上最简单的有机体的原始形态。
讨论主要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即行星形成之前的物质是否存在着各种复杂的有机的结合。
这个问题牵涉到我们地球初期是“热的”还是“冷的”两个假设。
大部分学者现在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有机体从地球产生的一开始就是地球的组成部分。
奥巴林指出，虽然科学家们对于会议上提出的部分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但是大家对于物质的进化性质的了解是一致的，在这个进化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生命。
然而关于生命开始的时候是单个的分子还是综合的分子这一问题的争论很热烈。
我们认为第2种假设的根据比较多一些。
这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和各国科学家继续交流经验。
奥巴林说，许多发言的人都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地球上的原始大气层是否含有氧气？
最可能的是原始大气层没有氧化性质而有还原性质。
例如日本科学家用硫酸盐还原性细菌所作的有趣的实验就证明了这点。
这种细菌不需要氧气而需要硫黄，而这种细菌和地球上生命诞生的第1阶段有关系。
奥巴林接着说，科学家们对在实验条件下人工再现生命的实验是否能成功的问题很感兴趣。
对于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给予肯定的回答。
虽然人工再现新陈代谢过程还没有完全成功，但是苏联、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科学家的实验表明，在实验条件下已经有办法制造就其特性而论接近于生命的系统。
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英国、匈牙利、民主德国、加拿大、中国、罗马尼亚、苏联、美国、法国、西德、捷克斯洛伐克和日本的著名科学家们，参加了这次讨论会。

　帕米尔深山藏宝之谜未揭开
苏联探险队明年再接再厉
新华社莫斯科26日电
三百多年以前中国人在帕米尔高原深山藏宝之谜今年没有能够揭开，由苏联科学院院士塔姆率领的苏联探险队两次进洞的尝试都没有成功。
探险队准备在明年继续探宝。
这支苏联探险队是在今年出发到帕米尔高原穆尔加布河中游的一个地区去探宝的。
藏宝的地方据说是距兰—库里湖两公里的一个峡谷内高处悬崖上的一个人类难于达到的山洞。
据传说，三百多年前，一支中国部队来到了这个地区，准备在那里过冬，但是，不久天降大雪，粮秣用尽，人和牲口都陷入绝境。
这些中国人就把马的尸体切成一块块，使马肉冻在平滑的岩石上，然后攀登上去把携带的财宝安置在山洞中的。
但是，不久他们由于饥饿而全部死亡了。
多少年来，有不少人曾经企图探寻这些财宝，可是都没有成功。
这支苏联探险队的目的就想去揭破这个奥秘。
探险队在到达兰—库里峡谷以后，首先测量了宝洞所在悬崖的高度，发现悬崖竟高达三百公尺。
08月03日，探险队员作从山脚登高爬入山洞的尝试，结果因为无法继续攀登而中途折回。
后来队员们又决定从山顶用铁索垂人下去的办法进入山洞。
他们同时垂下两个人，其中一人手持武器，以防御突然来袭的洞中的凶鹰。
从山顶下垂三、四十分钟以后，两名探险队员终于到达了洞口附近的凸出部分，但是有高约二十公尺的倾斜的风化碎石阻隔着进入山洞的去路，队员们采用各种办法都没能够进入洞内。
由于队员们已经精疲力竭，而且假期也已经结束，探险队决定暂时停止这次探险，等到明年继续进行。
苏联报刊发表的一些关于宝洞的消息引起了苏联读者的广泛兴趣，许多人写信给“星火”杂志编辑部，建议乘直升飞机或者气球等各种办法进入山洞。

捷帮助锡兰建糖厂
新华社26日讯
科伦坡消息：
锡兰官方人士宣布，锡兰政府已经接受捷克斯洛伐克对外贸易机构技术出口公司的援助，在锡兰东海岸亭可马里附近的坎塔莱建设一座糖厂。
建设这座糖厂将需要一千六百万卢比的资金。

　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就（图二）
以下各项统计数字是指七个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主要重工业产品产量增长情况。
这七个国家是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

民主德国的和平利用原子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洛塔·格纳尔
民主德国的原子科学是年青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原子科学是年青的，甚至比共和国本身还年青得多。
所以首先有谈一谈德国原子物理的若干历史过程的必要。
德国学者在原子科学和核子分裂的研究工作方面曾有过重大的贡献。
但是德国的原子能科学在1945年之后没有发展，因为德国由于法西斯战争而身负重咎。
根据战后的国际协定，德国在较长的时期内不能从事原子物理学方面的新的研究工作。
两年以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最高主权得到苏联的承认，这就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可能致力于原子能的研究和利用的工作。
我们在这个工作上比其他国家落后了十年。
因此直到今天还感到缺乏专门人才。
但是我们得到了苏联的帮助。
按照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签订的一个协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非常优厚的条件下得到苏联的帮助来建立一个试验性的原子反应堆和一个回旋加速器。
同时，苏联还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培养各方面的专门人才。
苏联也供应我们放射性同位素，因为现在我们自己还不能生产同位素。
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原子反应堆的建筑物已经完工。
当然，比起中国正在建设中的七千瓩的反应堆来，它还是很小的。
但是这个反应堆将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原子能科学发展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进入原子时代，对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原子能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有很大的帮助。
原子能的利用和原子工业的发展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因为它是欧洲最大的铀生产者。
但是对于两个德意志国家经济竞赛的结果有决定性的还是这个事实，即在工农国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以德国统一社会党为首的工人阶级是领导力量，而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一切都操纵在垄断资本当权者的手里。
在西柏林建筑的反应堆就是由五个垄断企业联合进行的。
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巨大经济意义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工业高度发展的国家。
战前的生产水平早已经被超过了。
从1945年到1956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把从希特勒德国接收下来的工业发展水平远远抛在后面。
我国的工业生产比1936年已增加了一倍。
在第2个五年计划
（1956—1960）内，工业还要继续增长。
因为经济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电力的需要也要相应地迅速提高。
据估计，对电力的需求在最近十年内要增加一倍以上。
我国的发电量在1955年是二百九十亿瓩时，1960年就要达到四百四十亿瓩时，1965年更要达到六百五十亿瓩时。
今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的电力生产水平比其它国家已经相当的高。
目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电力生产主要是利用褐煤作为燃料，如果要使电力生产不落后于一般的工业发展，就必须大大地增加褐煤的开采量。
但是褐煤工业的扩张有一定的限度，褐煤的宝藏并不是取之不尽的。
如果人们考虑到遥远的未来的话，就会明白这一点。
现在我国平均每人每年的电力消费量是一千六百瓩时，到公元2000年就要达到三万五千瓩时。
每年生产这么多的电力，需要消耗掉十九亿吨褐煤。
这就意味着，到那个时候，现有的褐煤储量（约二百五十亿吨）要完全用尽。
根据工业迅速增长的情况看来，人们今天已经可以预言，1962年以后我国生产的褐煤，就不足以满足工业的需要。
1965年煤的需要将要比开采的数量多出四百万吨。
到1970年时，更将缺六千万吨，1980年缺二亿五千万吨。
因此，到1970年必须有功率三百万瓩的发电能力不利用褐煤作为燃料。
这样说来，我国建立原子发电站是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
到1960年我国的第1个原子发电站就要开始运转，同时还要继续准备其它规模更大的原子发电站的建设。
苏联和德国专家们现在正在设计第1个功率七万瓩的原子发电站。
核子物理研究所——民主德国原子科学的中心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走入原子时代重要的第1步是建立中央核子物理研究所。
在那里二千瓩的反应堆本年秋季内就要开始运转。
但是这个反应堆的开始运转还不能解决供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所需放射性同位素的问题，因为在这里只能生产若干效用不能持久的放射性元素，所以今后还要继续从苏联进口同位素。
今天有许多地方都要应用放射性同位素，包括医学、工业生产、机械化和自动化、劳动保护以及农业研究工作等。
在这些方面利用同位素有很大的经济利益。
在核子物理研究所的反应堆建筑物前面，设有实验室及其他房屋。
同时，在反应堆附近还预定要建立一些实验室，为来自其他学院及工业中心研究者服务。
此外，在中央研究所还有一个二千五百万伏特的？
旋加速器在装置中，它也将供基本研究之用。
在计划中，中央研究所还将有一个放射化学研究院，从事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和放射性物质改变的研究工作。
除了中央研究所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还有许多大学和专业学院在核子物理及核子化学方面进行科学的研究。
许多学院已经从事于对有机体放射作用的问题的研究工作。
最近在这方面还将设立一个中央机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原子能科学上的研究和应用所以能如此迅速的发展，当然只有通过苏联的巨大帮助和通过密切的国际合作，特别是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合作，才有可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科学家，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科学家一起，都参加莫斯科附近的联合核子研究所的工作。
同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科学家也参加了在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召开的有关原子能科学的会议。
（附图片）
（下图为即将落成的中央核子物理研究所）

社会主义国家重工业迅速发展
·苏联·
用世界最快速度建成一高炉
顿巴斯日丹诺夫城的伊里奇钢铁工厂最近用世界最快的速度建成了一座高炉。
它从开始建设到建成，总共只用了一百五十三天，打破了乌克兰的捷尔任斯基钢铁工厂去年用六个月时间建成一座新型高炉的世界纪录。
参加这座高炉的建设工作的老工人鲍卡特廖夫说，“我从事建设高炉的工作已经二十五年多了，可是，从来还没有见到过伊里奇工厂这座新高炉所达到的这样快的速度”。
伊里奇钢铁工厂的新高炉的有效容积比这里原有的旧高炉大一倍。
它的全部操作过程都是机械化和自动化的。
参加这座高炉的建设工作的平均只有八百人。
·罗马尼亚·
石油工业列入世界先进行列
按人口平均计算，目前罗马尼亚石油产量在欧洲占第1位；
同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相比，仅次于美国。
去年，罗马尼亚的石油产量达到一千一百万吨。
按全国一千七百万人口计算，每人平均可获得石油六百四十七公斤多。
罗马尼亚的石油工业自从建立第1个炼油厂到现在，已经有了整整一百年的历史。
在石油工业创立的一开始，罗马尼亚的石油年产量就曾经占世界第1位。
在人民民主政权之下，罗马尼亚的石油工业有了很大发展。
同1947年相比，石油产量约增加两倍，钻井的总深度约增加二十六倍，油井的数目约增加一倍。
同时，石油加工的能力也从三百五十万吨增加到一千一百万吨。
在这个期间，还发现了不少新的产油区。
喀尔巴阡山山脉几乎到处都埋藏有石油。
目前，罗马尼亚制造石油加工设备的工业不仅能够满足国内的需要，而且还生产供出口用的钻探设备。
拥有丰富经验的罗马尼亚的石油工业还向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提供技术援助。
·捷克斯洛伐克·
检查基本建设取得初步成就
捷克斯洛伐克国民经济各部门目前正在进行全面的基本建设节约检查。
检查的目的是要使得已经开工的和将开工的各种基本建设项目合乎节约原则。
受到特别重视的一点是：
在现有企业中是否可以不增建某些新的项目，而采用改建、革新设备或者交换设备的办法来扩大生产，以充分利用现有的设备。
检查中要克服的缺点之一是由于某些单位夸大实际需要而造成的设计标准过高和浪费现象。
减少建筑物在基本建设总投资中所占的份额，提高机器设备的份额，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目前在捷克斯洛伐克，机器设备投资在基本建设总投资中平均占35％。
政府指出这一份额是太低了。
基本建设节约检查是执行今年02月捷共中央全会关于提高国民经济效能的决议的具体措施之一，它是根据政府在7月初作出的决定进行的。
目前这一工作虽然开始不久，但是已经取得初步成就。

纪念从土耳其压迫下解放八十周年
保加利亚人民举行隆重集会
新华社索非亚26日电
保加利亚有数十万群众8月25日在第尔诺夫州的什布卡山上举行集会，隆重纪念保加利亚在俄国军队的帮助下从土耳其压迫下解放八十周年。
保共中央第1书记日夫科夫在会上致词说，八十年前（按当时正是俄土战争进行的时候），就是在什布卡的山峰上，英勇的俄国军队和保加利亚自卫军用鲜血在两国人民的英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开拓了伟大的俄保两国的兄弟友谊。
日夫科夫还代表保加利亚人向罗马尼亚人民表示感谢，因为罗马尼亚的子弟兵曾经同俄保两国军队并肩作战。
日夫科夫在谈到当前的国际局势问题的时候说，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意志是不可抗拒的。
社会主义的敌人企图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团结一致以及削弱保加利亚同苏联的关系，但是这方面的一切努力都是徒然的。
接着，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苏联斯拉夫委员会主席冈多罗夫，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长、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部副部长杰克鲁上将在会上相继讲了话。
讲话结束以后，就举行了盛大的军事检阅。
由海军和陆军部队组成的队伍首先通过检阅台。
接着是银色喷气歼击机掠空而过。
满山遍野都响起了掌声和欢呼声。
出席这一天纪念大会的还有正在保加利亚度假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正在保加利亚访问的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以及苏联和其他国家驻保加利亚的外交使节。
（附图片）
这是迪米特里耶夫—奥林布尔格斯基画的“保加利亚居民欢迎解放者”。
该画是描绘1877年保加利亚人怀着兴奋的心情和兄弟般的热爱，迎接帮助他们从土耳其压迫下获得解放的俄国军队的情景。

阿尔巴尼亚纪念出版节
解放以来期刊出版数量增加许多倍
新华社地拉那26日电
阿尔巴尼亚目前全国报纸和杂志的每期发行量共达十九万份。
按全国一百四十万人口平均计算，几乎每七个人就订有一份报纸或杂志。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之声报”现在每天发行四万八千份，大约相当于解放前全国报纸发行总量的五倍。
“人民之声报”在8月25日纪念了它的创刊的十五周年。
24日晚间，阿尔巴尼亚新闻出版界在地拉那举行集会，庆祝这个由人民政府规定纪念的出版节。
阿尔巴尼亚的新闻出版事业在人民政权下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解放前，全国只有两种报纸，发行额不到一万份；
而今天全国已经有十种报纸和二十三种杂志，每期的总发行额达十九万份。
在解放前的十四年内，全国只出版了八百三十二种书籍，共印行二百四十多万册，而解放以来出版的书籍的总数已经超过了阿尔巴尼亚历史上四百年出版书籍的总数，仅在1956年一年就出版了二百二十一种新书，印行了一百多万册，并且还大量再版了阿尔巴尼亚古典作家的作品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
在广播事业方面，战前阿尔巴尼亚只有两个小型电台，而今天中央和地方电台共有八座，电力比过去增强了二十八倍多，每天连续广播达二十一个半小时。
除了用本国语言向国内外广播外，还用俄、法、意、保、罗、希、土以及塞尔维亚等语言对外广播新闻。

全印度尼西亚人民代表大会全国委员会
　主张尽快实施废除圆桌会议协定
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
新华社雅加达26日电
今天闭幕的全印度尼西亚人民代表大会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决议，要求政府尽快实施废除圆桌会议协定，以摆脱旧的财经政策的拖累。
会议还要求民族委员会、国会和政府以和平方式、通过联合国进行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
决议说，如果荷兰还是不愿意归还西伊里安，就宣布荷兰为侵略者，并且要由它来担负一切后果。
全印度尼西亚人民代表大会全国委员会还谴责了英国对阿曼的侵略行为。
会议还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采取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并且要求不要再限制工人的罢工权利。
在这以前，苏加诺总统在这个组织的这一次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开幕式上讲了话。
他主张这个组织进行内部改组，但是，它的目的和宗旨不改变。
他在讲话中强调印度尼西亚全国必须获得百分之百的自由解放和统一。
全印度尼西亚人民代表大会全国委员会已经在这次全体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改组委员会来制定改组计划，并且进行筹备在11月10日召开第2届代表大会来讨论改组内部问题。
苏加诺指定了六个会外人士参加改组委员会。
据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哈纳菲说，印度尼西亚目前形势使得这个组织要决定新的方针。

反美情绪四起　西方联盟衰退
美国盟主众叛亲离
华盛顿邮报发出一片悲鸣声
新华社26日讯
华盛顿消息：
“华盛顿邮报”8月19日刊载了约瑟夫·艾尔索普的一篇文章，指出西方国家目前出现的反美情绪和“西方联盟”衰退的现象。
艾尔索普说，美国决策人员目前开始面临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是否让“西方联盟”衰退为松弛的联盟，或者更坏，衰退为一个明显的装饰门面的东西。
他说，“在英国和法国住过很长时间的人都能够明显看出这种衰退的迹象。
这种迹象是很多的，例如出现了一种模糊的、但是非常爱挑毛病的反美情绪，人们对于美国现在的领导（包括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有一种明显而广泛的不信任，并且几乎普遍憎恨国务卿杜勒斯个人”。
艾尔索普说，这些表明西方不团结的现象涉及一个极为重要的实际问题：
“对美国当局越来越大的不信任，越来越引起西方盟国间的严重的政策分歧”。
他说，美国政府“已经进行了极大的努力——特别是国务卿杜勒斯作了极大的努力——试图粉饰根本的不团结，使它外表看起来仿佛是协调式的。
但是政策分歧仍然存在。
这种分歧越来越恶化。”
艾尔索普认为，美国领导现在之所以得不到它的“盟国”的信任，是因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英法“盟国”面临的中心问题“完全不关心”。
新华社26日讯
据塔斯社华盛顿25日讯：
“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刊载一篇文章说，研究舆论问题的专家伯尔尼博士经过在英国的两个星期的访问以后得出结论说“英国公众目前对美国比在1954年——麦卡锡主义的全盛时期更加敌视……。
在英国人中间有许多观念根深蒂固的人。
例如，有的英国人认为：
美国在极力拆英联邦的台，美国没有有效力的政府，所有美国人都是厚颜无耻和目空一切的人”。
文章还强调指出，“美国人和加拿大人的关系也在恶化……在这里，发生公开冲突也是由于两国贸易和经济问题上的深刻分歧。”

叙总统访问埃及后表示
埃叙两国不怕外国压力
叙利亚人民已准备为保卫独立而流血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消息：
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在进行医疗以后，8月25日上午离开亚历山大港经开罗回国。
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全体埃及内阁人员都到开罗机场给库阿特利送行。
库阿特利在离开罗前同纳赛尔总统会谈了叙利亚的局势。
库阿特利在离开亚历山大以前向新闻记者发表了谈话。
他说，我“带着健康、力量和决心以及对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力量和对阿拉伯即将来临的繁荣前途的信心”回国去。
库阿特利说，叙利亚人已经准备“为保卫他们的独立而流血”。
库阿特利说：
“虽然危险环绕着我们，但是我们的形势很好，全国已经坚决团结起来抵抗西方帝国主义者的阴谋。”
库阿特利在谈话中表示深信，阿拉伯世界将走向团结一致，尽管帝国主义在竭力分裂它们。
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8月25日在回到大马士革时说，他和纳赛尔总统的会谈是很成功的。
他还说，
“不管帝国主义采取怎样的方式对叙利亚和埃及施加压力，它们的政府和人民一定会制止这样做的。”
库阿特利在机场上受到所有内阁部长和高级陆军军官们的热烈欢迎。
许多国家的驻叙利亚外交使节也到机场欢迎，但是美国大使馆没有派代表去。
库阿特利对新闻记者说，他和纳赛尔的会谈涉及叙利亚和埃及，以及整个阿拉伯世界所关切的各种问题。
他说，埃及的情形是“良好的，强有力的，正如叙利亚的情形一样”。
他还说，叙利亚和埃及都相信他们现时的形势是巩固的，他们坚决反对一切的压力。
（附图片）
纳赛尔同库阿特利会见

喇叭和气枪
据合众社20日说：
美国驻台湾“大使馆”要美国人开汽车时不对中国人按喇叭，要美国人从他们孩子那里拿走气枪，以免引起反美情绪。
美国驻台湾“大使馆”这种狼外婆的作法是十分可鄙的，这连稍稍懂事的孩子也骗不过去。
台湾儿童会问：
美国飞机的吼声和汽车喇叭声比较，哪一个声音更大更讨厌？
美国大炮和气枪比较，哪一个更大更可恶？
请问美国的先生们，你们将何以答对？
难道中国人反对美国只是讨厌美国汽车的喇叭声，而偏偏喜欢听美国飞机的吼声吗？
难道连美国人打气枪都厌恶的中国人，倒会对美国大炮感兴趣吗？
和美国狼外婆的欺骗宣传完全相反，台湾人民所以反对美国，是因为美国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是因为美国阻碍中国的统一。
简单说来，因为美国是强盗，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台湾人民反对美国的情绪在不断高涨，不久以前在台北发生的反美大示威是有力的证明。
台湾人民听到美国汽车的喇叭声、看到美制气枪都憎恨，更说明台湾人民的反美情绪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中国有六亿人口。
虽然绝大多数人听不到美国汽车的喇叭声，看不到美国人打气枪，但是他们都有反对美国的情绪，这就很可以说明问题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光叫侵略台湾的美国人驾驶汽车不按喇叭和不打气枪，是绝对骗不了人的。
要中国人没有反对美国的情绪，起码美国政府要放弃它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侵略军队从中国的领土台湾滚出去。
　（裴达）

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帝斗争
印度人民集会
据新华社新德里26日电
全印和平理事会8月25日晚间在这里举行了一次公众集会，会上一致通过了支持阿曼和叙利亚、谴责帝国主义侵略中东的决议。
大会在关于阿拉伯各国人民的自由问题的决议中热烈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为自由、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所进行的斗争。
决议强烈谴责英国和法国政府残酷镇压阿曼和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
决议要求英国和法国政府立即从阿曼和阿尔及利亚撤退它们的军队。
决议说：
“目前西亚紧张局势的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巴格达条约组织和其他类似的军事安排干涉阿拉伯国家的内政。
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明显企图就是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
大会在它的决议中向叙利亚政府和人民保证“完全支持他们为维护独立和主权、反对借以把艾森豪威尔主义强加给叙利亚的阴谋和军事威胁而作的努力”。
全印和平理事会副主席辛格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他号召把和平运动继续下去，并且制止帝国主义在中东的阴谋。

日法院审判美杀人犯
群众要求法官勿玷污日本人民自尊心
新华社26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人民关切的美国兵哲腊德枪杀日本妇女坂井中的案件今天在前桥地方裁判所开始审讯。
上午十时开庭后，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控告哲腊德犯了伤害致死罪。
起诉书列举被告的犯罪事实如下：
今年01月30日，哲腊德在相马原演习场向着当时在当地附近的坂井中等人，把子弹壳扔到地上，招呼她们说：
“老大娘，不要紧”等语，诱骗她们前来拾取子弹壳，他并且指着附近的壕沟对坂井说：
“老大娘，多得很。”
当坂井走向右边壕沟的时候，哲腊德忽然从她背后在很近的距离开枪，击中坂井，使她立即死亡。
哲腊德当庭抵赖他的杀人罪行。
他否认他曾经散布子弹壳引诱人，他说，他无意伤害人，他开枪只是为了“恐吓”人。
美国当局为哲腊德物色的日本籍辩护律师林逸郎在辩护时一口咬定日本法院没有审判此案的权利。
检察官杉本觉一驳斥了林逸郎的胡说。
杉本指出，被告的行为不能说是在执行公务时发生的，所以，审判权显然在日本方面。
他确认哲腊德犯了伤人致死罪。
今天的审讯到下午四时三十一分结束。
下次开庭日期是9月06日。
裁判所方面希望审判工作能够在10月底结束。
今天，有成千的人聚集在裁判所周围，关怀着对美国杀人犯的审讯情况。
有人拿着标语牌，上面写着：
“由日本方面监禁哲腊德”，“法官！
不要玷污日本人民的自尊心”。

相马原事件
相马原事件是美军残杀日本居民的无数暴行之一。
它激起了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奴役、争取民族独立的一次巨大斗争。
事件发生在日本群马县的美军相马原演习场。
今年01月30日，美军第1骑兵师第8团在这里举行了射击演习。
演习停止后，通常有一些被夺去土地的农民到场上来拾取弹壳，卖给废铁商，借以糊口。
这时，一个美国三等兵哲腊德故意以空弹壳引诱农民走近跟前，然后突然连发二枪，打死了一个日本农妇坂井中。
她今年四十六岁，是六个孩子的母亲。
这一事件发生以后，美军当局曾经一再狡赖：
开始说这是无意击中，后来又说哲腊德是在值勤的时候伤人致死的，企图以此为凶犯开脱罪行。
因为根据不平等的美日“行政协定”规定，驻日美军在执行公务情况下杀人致死，日本是没有裁判权的。
美方这种横蛮态度，引起了广大日本人民的愤怒。
02月04日，日本社会党派人到相马原演习场进行现场调查，确定美军是在执行公务之外故意杀人，接着执政的自由民主党也在现场进行了调查。
02月09日，日本群马县警察本部向群马县的前桥地方检察厅控告哲腊德“伤人致死”，后来日本最高检察厅也确定了美兵的罪行，要求驻日美军当局引渡凶犯到日本法院审讯。
02月20日，日本全国反对军事基地会议在东京举行了抗议美国兵枪杀日本妇女国民大会，大会一致决议向美国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把杀人犯交给日本审判。
在日本广大人民的一致要求下，根据美日“行政协定”设立的日美联合委员会在5月16日作出决定，要把凶犯交给日本审讯。
但是，过了一天，美国国防部长威尔逊又突然命令远东美军当局不许把哲腊德交给日本政府。
这个消息更加引起日本各人民团体和政党的强烈反对。
05月28日，日本社会党、共产党、工会和农民团体的代表在相马原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共同展开一个反美抗议运动。
日本社会党和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等团体还派遣代表到美国大使馆提出了抗议。
处在这种形势之下，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国防部长威尔逊才被迫在6月04日发表联合声明，同意把哲腊德移交日方审判。
但是，美国联邦法院在6月06日和6月18日又公开出面干涉，决定不把凶犯交给日本审讯。
美国当局这种反复无常的态度，使日本人民更加怒不可抑。
06月21日，东京的几百名大学生在美国大使馆前面举行了反美示威。
07月08日，群马县各团体组成的“相马原事件对策协议会”又派代表向美国大使馆递交了一份有四万五千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美国把哲腊德交出来。
由于日本人民的强大压力，美国政府才被迫授意美国最高法院在7月11日宣布改变联邦法院的决定，把杀人凶犯交给日本审判。
（据新华社讯）（附图片）
哲腊德一副流氓相

简讯
　美国兵又在仁川杀人
汉城消息：
驻在仁川的一名美国兵米尔斯在8月25日守卫美军输油管时，开枪打伤了一名朝鲜平民曹奉吉（译音）。
曹奉吉已经在26日因伤重死去。
西德建立空军
波恩消息：
西德空军在8月24日举行成立仪式。
西德空军第1个运输中队这一天在埃尔丁宣告建成。

资本主义国家货币普遍贬值
物价上涨引起居民日益不满
新华社26日讯
华盛顿消息：
据8月初一期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说，在目前“非共产党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里，通货膨胀在过去十年间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这些国家的货币在不断贬值，物价在不断上涨。
杂志说，从1947年到1957年，瑞士货币的购买力已经减少了11％，美国是18％，印度20％，比利时22％，西德24％，意大利27％，爱尔兰29％，加拿大29％，丹麦30％，荷兰32％，挪威33％。
货币贬值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家有：
瑞典34％，西班牙48％，英国38％，墨西哥47％，澳大利亚53％，芬兰59％，法国63％，日本65％，希腊65％，巴西72％，智利94％。
这家杂志说，资本主义国家货币贬值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一个是军事开支的不断增加。
杂志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目前都在设法阻止通货膨胀，因为物价的上涨引起居民越来越大的不满，从而成为“政治上的爆炸物”。

阿登纳的竞选资本
席林生
目前西德的竞选运动正进入一个决定性的阶段。
各个政党都提出了竞选纲领在大事宣传。
前些时候，阿登纳扬言他的党下定决心要向它最危险的对手社会民主党展开“剧烈的”、“无情的”竞选斗争，并且不惜“动员一切力量赢得大选的胜利”。
阿登纳和他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这个斗争中有两座靠山和几件主要的法宝。
美国的撑腰
阿登纳所依靠的第1座靠山就是美国的支持。
现在看来，阿登纳德国对美国政策要比美国的其他北大西洋盟国更为“忠诚”。
所谓“美德轴心”正在代替“美英联盟”而在欧洲事务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因此，对于美国来说，保持阿登纳在大选中得胜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已经向阿登纳保证要为此“尽一切力量”。
杜勒斯还曾“力促”北大西洋集团各成员国外交部长“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支持。”
阿登纳重新当选总理。
最近美国又携同英法一起和西德政府共同发表了一个“四国宣言”。
这一切的用意都在加强阿登纳的竞选地位。
垄断资本的靠山
另外一座靠山当然就是西德垄断资本的捐输。
竞选要进行多方面的活动，没有大笔经费是不行的。
这里，阿登纳就靠了大资本家的布施。
阿登纳政府为垄断资本效劳是够卖力的。
例如今年年初阿登纳和他的部长曾风尘仆仆，到国外奔走，为垄断资本进一步扩张作安排。
又如不久前阿登纳到美国和奥地利跑了一趟，又把过去旧德国的一部分资产设法收了回来。
阿登纳的积极效劳，自然博得大资本家的欢心。
为了使他能继续执政，他们今年给了阿登纳党比1953年大选时多二倍的竞选经费，共一亿多马克。
雄厚的财力将能大大有助于使阿登纳党的候选人在大选中获胜。
光有靠山还不够，还得有一些手法。
在这方面，阿登纳有几件法宝。
虚伪的宣传
第1个法宝就是阿登纳所惯用的欺骗手法。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阿登纳集团藏起了他们那种杀气腾腾的脸孔，而大唱和平正义的高调。
在一次议会辩论时，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它的伙伴党派在“为了世界和平”的名义下，提出了一项要求大国有限期地停止原子武器试验的动议。
接着不久，基督教民主联盟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竞选宣言，把包括原子武器在内的普遍裁军列为它的主要目标之一。
05月底阿登纳和艾森豪威尔发表的会谈公报又侈谈了裁军问题，并且主张在达成
“初步裁军协议”之后举行谈判德国统一问题的四外长会议。
最近，阿登纳又宣布他的政府“全力支持”伦敦的裁军谈判。
调子是很动听的，但是实际上怎么样呢？
重新武装西德和用原子武器装备西德军队的计划是绝不放弃的。
统一德国必须通过阿登纳所主张的“自由选举”，就是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裁军是“赞成的”，但先决条件是按阿登纳的办法统一德国。
因此，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它的竞选宣言中把裁军和德国统一列为首要目标，这不过是应付大选的鬼把戏；
因为它实际恰恰是竭力阻挠裁军，堵塞德国恢复统一的道路。
危言耸听
其次一个法宝是危言耸听。
阿登纳眼看今年大选和四年前大不相同，社会民主党势力大增。
这确实使他极为担心。
他竭力要破坏社会民主党在选民中的影响。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想出尽量耸人听闻的话来对社会民主党进行攻击。
例如，阿登纳在竞选演说中说：
如果大选后社会民主党执政的话，裁军谈判就将“完蛋了”。
他还嚷嚷：
“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胜利意味着德国的毁灭。”
但是要看出，究竟是谁想使裁军谈判“完蛋”，谁的政策实际上有导致灾难的危险，是并不困难的。
正像社会民主党的发言人所说的：
“如果谈到德国灭亡的危险，那么应该指出，希望德国有原子军备的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而是基督教民主联盟”。
而阿登纳的“统一德国”政策，正在被利用作为阻挠裁军达成协议的重要障碍。
收买人心的措施
为了缓和人民对于北大西洋公约和军国主义政策的不满，阿登纳还用所谓繁荣的经济和社会福利来笼络人心，他一方面大事宣传“人民资本主义”，一方面又凭借他的执政党的地位对劳动人民施一些平日不大有的小恩小惠，如增加社会保险经费、养老金等等。
局部和暂时的细小经济利益的确能够蒙蔽一部分人的觉悟。
但是这些小恩小惠毕竟盖不住基本的矛盾。
近来，西德的阶级矛盾有了明显的发展，劳动人民日益强烈地表现不能忍受垄断资本的残酷剥削和不断加重的军备负担。
这是最使阿登纳感到不安的事情。
法西斯手段
因此，阿登纳党感到还有必要求助于法西斯的手段，来保障它的竞选地位。
1953年阿登纳为了赢得大选的胜利，曾经对国内的进步力量加以打击。
他逮捕了好几千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并破坏德国共产党的竞选集会等等。
现在，法西斯的办法也用来对付社会民主党。
前几天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突击队和党卫军青年联盟到处对社会民主党的竞选宣传进行公开破坏。
他们偷出或毁掉社会民主党的招贴牌，阻止该党放映电影。
同时他们还聚集了许多打手捣乱社会民主党的竞选集会。
阿登纳党的这些卑鄙勾当受到了西德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各界人士的指责。
西德统治者为阿登纳的“政绩”进行了许多吹嘘，但是他们不得不求助于这种种欺骗和法西斯的办法的事实就说明，阿登纳是不得民心的。

女孩（铜雕）　比利时　扬舍列维西

最毒右派心
曾田家
从右派分子公开发表的言论看，已经够恶毒了。
但他们说的“私房话”，却远比公开发表的恶毒得多。
试以张友松为例。
这个“挂帅”的右派分子向他的喽啰们写了四十多封密信。
在这些密信里，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共产党和对人民的无比的仇恨。
这里有战斗的“号召”，有“战局”的布署，有恶毒的攻击，也有得意忘形的自我陶醉。
总之，一副卑鄙无耻穷凶极恶的阴谋家的嘴脸是跃然纸上了，真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战局顺利，我们就要直捣黄龙，摧毁‘三害’的巢穴”——这是张友松“作战”的目的。
“万一暂时有敌我悬殊之势，我们就要拿出决心来，誓与正义的阵地共存亡”——这是张友松“作战”的决心。
“如果说我们是火，那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无论敌人怎样猖狂，我们也不要失去信心”——这是张友松对“战局乐观”的信念。
“我指挥着由无到有的队伍，先后开辟了两个战场。
现在总共不过十几天，而胜负之势，已经了如指掌了”——这是张友松的“自豪”。
人们都清楚地记得，前些时候张友松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招牌，披着翻译家的外衣，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进行恶毒攻击，叫穷叫苦，说是“等米下锅”，而在密信里，他却得意地把出版社预支给他的稿酬说成是“‘人民内部的运输大队长’已送来一批粮弹，可供持久战之需”，真是卑鄙恶毒已极，岂止以怨报德而已！
土地改革时流行过一首歌谣：
“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般犹小可，最毒地主心”。
我觉得把这歌谣的最后一句改为“最毒右派心”来形容右派分子的心肠，真是恰当极了。
中国有句俗话：
“见蛇不打三分罪”，对张友松这样的比毒蛇还毒的右派阴谋家，我们能置之不理么？
张友松向我们挑战说，他要与我们“周旋到底”，“决不罢休”。
好，我们正是要与这个狠毒的、自负不凡的阴谋家较量一下呢，不彻底粉碎他的阴谋，我们是不会罢休的。

热带古国的诗篇
——看锡兰纪录片“锡兰的艺术与建筑”
　丁峤
锡兰一向被誉为东方的珍珠，不仅自然环境美丽和物产富庶，而且有着二千五百年以上的悠久历史。
人民勤劳而酷爱和平，拥有自己民族的辉煌灿烂的文化艺术遗产，并且像亚洲的许多国家一样，也有过一段长久被帝国主义侵略和反抗殖民地命运的斗争历史，这些共同的特点，使我们之间更加感到接近和亲切。
锡兰是一个佛教古国，因此，佛教文化发展的历史，也就是锡兰文化艺术的历史。
但是，那些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寺庙、佛塔，那些流传着美丽的传说与史诗的河流、佛地，那些精美壮丽的雕塑和灿烂辉煌的壁画，正像印度著名的阿旃陀石窟和我国的敦煌壁画，麦积山石窟艺术一样，不仅是本民族的骄傲，而且也是世界艺术宝库的珍品。
“锡兰的艺术与建筑”给了我们欣赏锡兰宗教艺术的一个全面的轮廓和美好的印象。
影片以宁静而闪闪发光的凯拉尼河水；
以富有热带情调的独木舟和像巨人臂掌似的棕榈树开头，把人引进遥远的、诗意的境界中去，就像翻开“天方夜谭”或读一本热带国家的古老传说的开头的句子一样。
你看仿佛是一个青春永驻的仙女，美丽的凯拉尼河静静地，永不停息地流着……，相传佛祖曾经来到了凯拉尼亚，在兰卡，菩提树享受着人们的尊敬。
这些佛塔，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崇尚武功的杜突格莫奴国王所修建。
随着皇朝的盛衰，公元八世纪以后，在废墟中被湮没了一千多年。
汪奴维里佛塔广阔高大，宏伟坚固，是古代佛塔建筑的典范之一。
杜帕拉马的佛塔，西里亚伊岛东岸的佛塔，米的里吉里雅佛塔，都是公元七世纪的建筑物，这些佛塔，可以帮助人们考证佛塔建筑的发展。
从在壁上和凿出来的或屹立在著名寺庙的大殿中的形象，在佛教雕塑艺术上有着很高的造诣。
雕塑巨大的佛像，在锡兰从古就盛行。
在影片里，我们看到了锡兰宗教艺术上最大最好的塑像——那就是阿卡纳寺的佛像，高达四十三公尺，它的艺术特点，在于表现衣袍折皱上的高超的技巧。
同凿于十二世纪的卡尔维哈拉石窟的几尊巨大的佛像，不但造形端庄壮丽而且神情冥静慈祥，表现了佛教塑像的特点。
作为佛教雕塑艺术的一部分的装饰艺术，在无数古庙名刹周围的残破的柱石上和石碑上，我们可以看到无比精美的雕刻，精细华丽的花卉图案，维肖维妙，栩栩如生的珍禽奇兽，使人不禁为锡兰人民的艺术天才赞叹，并恨不得镜头能在眼前多停留一刻。
锡兰的以红、黄、绿三种颜色为主色的灿烂的壁画，有着自己悠久的通俗风格的传统。
建造于二世纪的西吉利亚石堡山西坡的西吉利亚壁画，闻名于世界并享有很高的评价。
公元十二世纪以后，壁画有了很大的发展，旦布拉石窟的彩绘，象征时代繁华的莲花图案非常突出。
公元十四世纪雅巴胡瓦等保留下来的壁画，多绘翩翩起舞的女郎，舞姿生动的人，在卡尔多奴瓦寺珍藏的公元十八世纪的壁画，以显著的通俗风格，描绘佛的生动形象。
纪录片“锡兰的艺术与建筑”，仿佛在我们眼前打开了一只光彩夺目的百宝箱，要好好的欣赏一下这些珍宝是需要更多的时间的，然而短短的二三十分钟，同样做到帮助我们从古代的文化艺术方面来进一步了解我们的朋友。
与古代辉煌灿烂的文化艺术成果比较起来，锡兰的电影事业显然是年青的。
但是锡兰政府为了大力发展本国电影事业，近年来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有积极意义的措施。
在不会很长的时期内，锡兰的电影事业，将在人民的自由的艺术劳动中很快的成长起来，开放出更美丽的花朵，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略论萧乾的“狗性”
布文
萧乾说：
一个人在狗窝里呆久了，没有狗性，也失掉了人性。
我不知道萧乾今年高龄几何，总之，新中国成立至今，还未满八年，可见他“呆得久的”狗窝，应该是旧社会才对。
他说，失掉了人性确是坦率之辞，至于说没有狗性，则是自谦之辞了。
萧乾的狗性，其实是十足的。
这里，仅以“崇外”这一点，来说明他的“狗性”。
所谓崇外，就是崇拜外国的一切；
一般的崇外者，不过喜欢说洋话，穿洋衣，吃洋饭，茶前酒后，念念不忘洋场生活……等等而已，但是，萧乾却与众不同，他竟倾倒如此地步，“惊为天人！”
像张生见莺莺似的，他说：
“他那是人？
他是神仙啊！”
您别误会，以为这是他的艳遇。
虽然他的艳事确实不少，也曾与一个英国女人同居过，但是这里他所说的那“神仙”，却是一个美国男人！
据说他亲身经历过这么一件事：
有一次坐了吉普车，在路上抛锚了，他求助于中国人，不应；
结果是一个美国领事馆的车子，并没打招呼就自动停下来，替他弄好，于是他赞叹道：
“他那是人，他是神仙啊！”
（引“新观察”十六期材料）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美国有领事馆在中国的时期，即是中国人民受反动统治的时期。
那时候，中国人民在反动统治与帝国主义压迫的双重镣铐之中，伟大的共产党人，在黑暗中燃起火把，号召奴隶们起来斗争，而包围他们的是滴着同志们鲜血犹温的刑具、绞索和屠刀！
当萧乾坐着吉普车驰骋洋场的时候，中国人民正在当奴隶。
萧乾是高高在中国人民之上，低低在帝国主义之下，他要黄脸皮的中国人帮他弄车子，如此下顾，简直是太抬举他们了，而他们竟敢“不应”，真是“愚昧无知”之极了；
而他所高不可攀的美国人，竟自动来帮助他，这使他受宠若惊，感激涕零之后，叹为：
“神仙”，是真情流露所必然的了！
在萧乾的心目中，美国人是神仙，英国又是“天堂”；
日本虽小，但在它统治台湾的时候，萧乾也认为有成绩，所以萧乾的理想倒很具体，只要中国人由美国人来教导训练，用英国的政治制度，加上日本式的统治方法，那么，虽然他很后悔，在八国联军攻进北京的时候，没有请八国留下共管中国；
现在如能找到三国来实现理想，也差可自慰了！
（材料见8月17日人民日报）
这真是“宁赠外邦，不予家奴”的嫡传衣钵。
他的理想为什么不能实现？
因为有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解放了人民，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要社会主义制度，萧乾要资本主义制度。
——写到这里，忽然记起鲁迅先生的杂文：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来。
那是当反动教授梁实秋，在被称为“资本家的走狗”的时候，自己觉得冤枉，因为他：
“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而且也并未拿到一文赏钱！”
（大意如此）于是鲁迅先生说：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
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
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资本家的证据。
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又不知道“主子是谁”，……为恰当计，还得添个字，称为：
“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这不全是萧乾的写照吗？
虽然吃着人民的粮，倒颇发福，但确是丧家的一条野狗了！
虽然他的主子远在海外，但因为狗性尚存，一有机会就狺狺狂吠起来。
狗性难改，切不要将人情来度量，我们要将狂吠着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萧乾之流追击到底，即使他们落荒而走，即使它们成为落水狗，为了保卫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决不能对他们“容忍”与“放心”！

眼泪鼻涕之战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上的速写）
李浊照
好像扯谎也是本能一样，所以在今天能毫不费力的便使用了。
——“莎菲女士的日记”当她挥起利剑向党霍霍地示威，她疾言厉色，大哭大闹，咒骂、污蔑像不尽的河水。
当她用涂着毒液的箭，射进你的灵魂，她满脸笑容，低声细语，慷慨地给你无限温存。
如今她换上一副新面容，支支吾吾，吞吞吐吐，就像有一条小蛇，把喉咙紧紧塞住。
要她交代个人野心，“啊哟，我实在记不清。”
要她坦白反党活动，“啊哟，我的头又痛……”“同张三划过船，同李四下过围棋，对了，还找过几回王五，因为他是支部书记。
“要说是反党这些就是，反正我怎么也记不清。
怪只怪我是个自由主义骄傲自满，加上点儿温情。”
说着说着两行眼泪淌得快，说着说着声音变得好奇怪，说着说着掏出一条小手绢，说着说着擦过去又擦过来。
挪开手绢偷偷瞧一瞧，谁都没有感动分毫！
眼泪鼻涕一齐落了空，蹩脚的把戏没个人叫好。
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捂起脸来哭幽幽，反正眼泪不值钱，给你们来个软磨硬缠鬼打踿！
够了，收起这套过时的法宝吧，省得手绢干了又湿，湿了又干；
眼泪鼻涕只能招来厌恶和愤恨，休想靠这些蒙混过关！

罗刹怕太阳
韩长耕
罗刹是佛经中常见的一个名词，是梵文罗沙婆的音译，是可怕的强暴者，也是一种专门吃人的魔鬼。
有一种罗刹男，朱发黑身绿眼，又有一种罗刹女，常常乔装成绝代美人。
他们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把自己吃人的面目掩盖起来，引诱人陷入圈套。
佛教藏经“智度论”里记述了一个耐人玩味的故事。
有一位年青人，富于美好的幻想，也喜欢到处去探索新鲜事物。
有一天，他在旷野里踽踽独行，希望找到一点什么奇异。
不幸被一个乔装的罗刹掳获了，罗刹想找个合适的地方吃掉他，就引导他朝着黑暗的方向走去。
越往前走，年青人越感到了不对头，但已无法解脱。
这时候，他一抬头，忽然发现罗刹身上前白后黑，好奇的青年又不能理解了，就请教罗刹。
罗刹说：
“我一生从不喜见太阳，总是背着太阳走，所以前身白，后身黑。”
年青人恍然大悟，就使尽全身气力，拉着罗刹面向太阳，罗刹怕太阳，只好掉头而逃。
青年人也就从罗刹的手中解脱了。
富于幻想是青年人可贵的地方，追奇猎异也是青年的特点，但毕竟年事较轻，社会经验不足，辨别是非能力有限，幻想很容易脱离实际，脑子一热，又会偏激。
这都是罗刹们正好牵着鼻子利用的机会。
对付它们，只有用“智度论”里那个青年对付罗刹的办法，向着太阳——社会主义走，因为罗刹最怕见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