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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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近各部队向总政治部汇报的情况来看，在今年上半年的军事训练中，执行群众路线比去年更有进步，内容上也有新的发展。
如果说，去年还有怀疑，那么，经过一年半的实践和教育，可以说这种怀疑是大大地减少了。
执行群众路线已经远远越出了射击训练的范围，运用到了战术、技术、共同科目训练和日常生活管理等各方面。
执行群众路线的方式方法也是比较灵活的。
但是，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还要看到缺点。
缺点是什么呢？
那就是：在执行群众路线中，某些单位还有比较严重的主观主义偏向，如在号召群众竞赛中，把标准要求订得过高，两年的训练任务要求一年完成；
有不少单位盲目追求射击成绩优秀率，不适当地提倡“满堂红”等等；
在具体工作中有形式主义，只注意竞赛和评教评学的次数多少，不注意实效；
有的单位光强调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而忽略了领导，忽略了关于集中的教育。
所有这些，都应当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克服，使群众路线能够在稳妥踏实的基础上发展。
克服主观主义，是极其重要的。
在号召群众订学习计划和竞赛计划的时候，标准一定不能订得过高。
过高了，就必然脱离实际，而脱离实际的结果就必然脱离群众，挫折群众的积极性。
助长急躁情绪的发展，使一些人不按教程的规定进行训练，弄假作弊，使训练违反实战的要求，并有可能影响党群关系，特别是积极分子与落后群众的关系。
因此，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时，必须克服主观主义的偏向，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地修正那种不切合实际的计划和要求。
在执行群众路线中必须注意克服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的做法，表面上看来是轰轰烈烈，花样很多，情绪很高，但是实际上效果不好。
因为轰起来的情绪是不会持久的。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工作方法都不是目的，而是为一定目的服务的。
我们在训练中执行群众路线，不是为了走群众路线而走群众路线，而是为了更好地完成训练任务。
离开这个目的来谈群众路线，必将导致形式主义的发生。
某些单位所以会产生形式主义，就是因为对这一点认识不足的缘故。
良好的官兵关系，是实行群众路线的基础。
内部越团结，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能够充分地发扬，因而工作中的成绩就会越大。
经过今年春季民主检查，许多单位的官兵关系是有很大改进的。
但是，也有一些单位直到现在还是不够好。
干部管理方式简单生硬，不能以身作则，不能与士兵打成一片，思想教育工作薄弱，对待落后分子不是采取耐心说服教育，而是采取简单粗暴甚至打击的办法。
因此，为了切实地克服这一缺点，更好地执行群众路线，我们应当认真地贯彻总政治部谭政主任提出的关于“改善官兵关系的十二项措施”的指示。
除了继续贯彻一年一度的民主检查外，各个单位都应当通过各种方式，结合每一个训练阶段的总结，及时地改善和调整官兵关系。
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是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启发群众的觉悟，使其自觉地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一切任务。
因此，在发扬民主的同时，必须加强民主与集中以及纪律的教育。
任何强调一面、否定一面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
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
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
目前，某些部队在发扬民主之后，干部不敢大胆管理，有的战士自动留发、改船形帽、不请假外出、不按时归队、内务不整、礼节不周、射击场上随意吸烟谈笑等等极端民主倾向，也就是由于对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关系缺乏正确的理解，对于军队需要有高度的统一集中和严格的纪律缺乏足够的教育，特别是某些机关、某些干部对于违犯纪律的现象不批评、不制止，采取放任的态度而产生的。
在今年的民主检查中，有的部队对群众的意见，不分青红皂白，采取一律包下来的态度，对其中合理的意见，没有及时采纳改进，对其中不正确意见，也没有进一步引导群众讨论、分析批判，明辨是非，提高认识，这也是今后应当注意的。
要使群众路线在连队中生根，就必须加强党、团支部的建设，充分发挥党、团员的作用。
这是我军历来的经验所证明了的。
本报第256号二版发表的0141部队的经验也正说明了这个问题。
各个部队都应当很好地总结自己这方面的经验，同时应很好地研究0141部队的经验，并在这一基础上再提高一步。
我们深信，只要各级领导机关，能够及时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群众路线必将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今年的训练也必将取得好的成绩。
作者：孟昭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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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上半年在军事训练中执行群众路线比去年有了哪些进展，下半年应当怎样去努力，这是全军所关心的问题。
总政治部在不久以前召集的一次汇报会议上，着重地谈到了这些问题，并且作了初步的研究。
会议一致认为，与去年相比，今年贯彻群众路线有了不少进步。
首先是执行群众路线的思想基础加深了，自觉性提高了，群众路线已为广大官兵所接受，公开表示怀疑和有抵触情绪的干部已为数极少，在训练中应否走群众路线这样的思想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
因之，不少单位的干部，对群众的意见重视了，做到“条条有答复，件件有着落”；
领导机关的干部下部队的也较前多了，有的能同士兵“同吃、同住、同练”；
士兵对于许多军官能够深入实际、带头苦练、采取表扬奖励的方法来鼓励进步，并注意听取士兵的意见，士兵深为感动，情绪更加高涨。
不少指挥员和训练部门的同志还亲自组织研究群众路线的训练方法。
群众路线的运用范围也推广了，不但是射击训练，其他训练科目也在运用群众路线进行训练。
南京部队着重研究了战术训练中的群众路线，不少部队在摸索炮兵、坦克等特种兵部队训练中执行群众路线的经验。
多数单位能够把训练计划交给群众讨论，开展了评教评学活动。
有的单位不仅在训练中执行群众路线，而且在贯彻条令、行政管理等方面也运用了上下结合的办法。
过去竞赛的范围广、项目多、时间长等缺点，现在有了很大的改进。
不注意方法，单纯从时间上加班加点的现象已经大大减少。
奖励工作也比去年慎重准确，纠正了一事多奖和过分偏重物质奖的现象。
今年上半年的训练成绩与去年同一时期相比，多数是巩固了，不少单位还有提高，下降的单位是少数。
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情况，如0141部队在训练中已经开始抓紧连队党支部建设，他们结合训练的实际活动来提高党支部的领导能力，从而提高了训练质量，使群众路线在连队扎下了根。
从各单位汇报中看出，有些单位在贯彻群众路线中还存在着主观主义倾向，订指标不切实际，盲目追求射击优秀百分率，不恰当地宣传“满堂红”，只宣传“优秀”的数目字，而不检查成绩是怎样取得的，这样，就带来了单打一、加班加点、弄假作弊和训斥惩办等副作用，使训练成绩不巩固，官兵关系不正常，这种情况虽然只存在于少数单位，但它是一种很大的缺点。
另外，目前连队官兵关系还存在着值得注意的问题，有的单位在民主检查中把群众的意见全部包了下来，没有明辨是非；
有的军官放松领导，不敢大胆管理；
士兵中缺乏纪律教育，对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关系认识不清等等。
再是在领导作风上，有个别单位仍然侧重于工作花样，而忽视了踏实的、细致的工作；
有的领导在整风开始以后，对训练领导有些放松。
会议期间，总政治部谭政主任作了指示。
他指出：整风与工作应保证两不误。
今年贯彻群众路线的要求应该比去年有所提高，去年是大力提倡群众路线，今年要更有计划、更细致、更讲求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的艺术。
他特别强调，今年贯彻群众路线不仅要保证军事训练的成绩真实、牢靠，而且还要锻炼出一套深入、踏实的工作作风，防止形式主义。
他说，训练成绩一定要真实牢靠，因为训练的目的是为了作战，平时工作不扎实，战时就会吃亏。
一分不能说成两分，有虚假就要批判。
他说，领导机关的作风一定要深入、踏实，不能虚有其表。
订指标、提口号要有根据，深入部队要改进方法，提高质量。
他还说，领导干部不能因循守旧，应富于首创精神，亲自动手总结经验。
业务工作要围绕中心工作，支部建设要结合训练去进行。
连队党员少了，不能也不会减弱党支部的领导作用。
做好团支部工作，靠青年团员起模范、桥梁作用。
军、师、团的整风可以错开进行，或者分批轮流进行，保证有必要的力量来不间断地领导部队训练。
谭政主任明确地指出：官兵关系是群众路线的基础，坚决贯彻改善官兵关系的十二项措施，加强教育，务必要打通思想，不能简单从事；
凡纪律松弛的地方，应该用教育的方法去整顿，干部要负起责任。
发扬民主、发扬群众路线决无降低纪律作用之意。
条令、制度一定要坚决执行，条令、教程任何人不能擅自改变。
对士兵应加强纪律教育。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海军、空军、北京、南京、济南、福州、沈阳、昆明、广州和志愿军等部队政治部负责军训中政治工作的主要干部，和一些师、团的政治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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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驻京部队学校的政治教员们，在听了陆定一、康生同志的报告后，进行了初步的讨论。
他们认识到：只有经济战线上的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是不能巩固的。
反右派斗争和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关系到国家存亡和每一个人能否胜利度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大事，政治教员要积极参加到这个斗争中去。
在讨论中大家认为，过去学校的政治教育有很大的成绩，但是，教学内容结合当前的政治形势、阶级斗争和学员的思想实际做得很不够；
教学方法通过群众路线，开展辩论，结合思想改造做得很不够。
有的教员检讨过去把政治理论单纯地当做知识去传授，只讲基本原理，不敢让学员辩论关于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等现实问题，有只管教书，不管学员思想改造的错误倾向；
有的教员检讨了不愿意搞政治思想运动，认为它会妨碍系统的理论教育的错误思想；
有的教员检讨了闭门读书，不愿做具体工作，一心想上大学、当研究生、考副博士，追求个人名誉地位的错误思想。
大家认识到政治教育是为革命斗争和思想改造服务的，政治教育离开了革命斗争和思想改造就完全失去了它的意义。
政治教员应该坚决克服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站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最前列，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
总政宣传部要求各校政治教员继续深入地讨论陆定一、康生同志的报告，以澄清教员思想，整顿教员队伍，迎接社会主义教育的新任务。
===== “不浪费一粒米、一块煤！”
-南京部队节约粮煤成绩大
作者：周汉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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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南京部队各单位节约粮、煤取得显著成绩。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共节约粮食三百五十四万余斤，煤八百万余斤。
各部队对节约粮、煤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不浪费一粒米、一块煤”已成为官兵们的行动口号。
不少部队做到了计口下粮。
驻某海岛的0475部队，为了使粮食不受潮、不被鼠咬虫蛀，在保管上采用了垫高通风、吃陈储新、指定专人看管等办法。
许多单位普遍推行了开水撒米煮饭法，用这种方法做饭，不仅没有锅巴，提高了出饭率，还可以节约大量的厨具费和煤炭。
各部队对节约炊事用煤也很重视。
江苏军区、上海警备部队都专门集训了炊事人员。
0922部队曾让出席全军后勤先进工作者会议的代表陈友富同志到各单位指导改灶，传授烧煤先进技术。
由于采用了先进经验，不少伙食单位每人每天用煤量平均降低到六两至八两，比标准定量低三分之二。
（周汉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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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各机关、部队首长和邱蔚将军生前战友怀着沉痛的心情相继前往嘉兴寺吊唁、赠送花圈、挽联并守灵。
赠送花圈的有彭德怀元帅、聂荣臻元帅、罗瑞卿大将、杨成武上将、朱良才上将、杨勇上将、李志民上将、王平上将等二百余人。
赠送花圈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志愿军全体官兵、济南部队、北京部队等数十个单位。
22日上午十时，在嘉兴寺举行了公祭邱蔚将军大会。
灵堂左右布满了花圈和挽联。
灵堂前北京部队赠送的巨幅挽联上写着：“浏阳少年忠心为革命英勇奋斗念九载功绩垂千古，红色将军正当有为时谁料突然长逝去哀挽竟终年”。
参加公祭的有黄克诚、谭政、陈赓、萧克、萧华、甘泗淇、洪学智、王平、甘渭汉、孙毅、李天焕、韩伟、张南生、袁升平、旷伏兆等负责同志，有公安部王昭副部长、第二机械工业部张连奎副部长，还有我军驻京各机关、部队的代表和邱蔚将军生前战友等四百余人。
公祭大会在庄严穆肃的哀乐声中开始，全体同志向邱蔚将军灵柩默哀致敬。
主祭人谭政大将献花圈以后，由甘泗淇上将宣读了祭文，甘渭汉中将报告了邱蔚将军生平事迹。
到会的每一个人都为邱蔚将军生前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高贵品质所感动，深为党失去了这样一个忠实的儿子而悲痛流涕。
公祭大会结束以后，在哀乐声中起灵，由黄克诚、谭政、陈赓、萧克、萧华、甘泗淇、洪学智、王平等同志执绋，把邱蔚将军的灵柩送上了灵车。
甘泗淇、王平、韩伟、张南生、袁升平、旷伏兆等同志亲自把邱蔚将军的灵柩送到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十二时，邱蔚将军遗体正式安葬。
首长和同志们都热泪盈眶，绕墓一周，和邱蔚将军最后告别。
===== 总政创作室连日开会-检查鸣放期间某些作家的错误言论-会上指出公刘、徐光耀的三篇文章是毒草。
会议气氛不够严肃尖锐，还有温情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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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总政创作室从8月12日以来，连日开会，对某些在京部队作家在大鸣大放期间所发表的错误言论进行了检查。
到会的同志认为，整风初期他们对部队文艺领导所提的意见和发表的言论中，有不少是正确的，对改进今后领导、繁荣部队创作不无帮助。
但是，也有一部分意见和言论是错误的；
有的言论虽不完全错误，但由于加杂着个人情绪，显得片面、偏激。
这些言论在文艺界造成了思想上的某些混乱，成为右派分子攻击部队文艺工作的“材料”。
会上着重检查了发表在文艺报第10、11和13期上的公刘、徐光耀、樊斌、韩希梁、杜烽、周洁夫、虞棘等同志的七篇文章。
经过检查和分析，大家认为七篇文章中，公刘的“一个根本问题”和徐光耀的“海阔凭鱼跃”二文的政治倾向和根本观点是错误的，应视为毒草；
其他五篇也都有不少偏颇的意见或错误的论点。
文章的作者和到会同志们，都就这些文章作了分析批判。
大家指出：周洁夫的“别忘了文艺的特性”（载于文艺报第11期）一文，否认文艺工作是部队政治工作的一部分，它应当从属于政治工作这一原则是错误的。
樊斌的“我正在努力叫自己勇敢起来”（文艺报第10期）一文的情绪很不对头。
樊斌是部队培养起来的青年作者，但他把部队文艺领导上对文艺创作曾经提出过的某些要求，说成是“就好像钻进了憋闷人的罐子，无法伸展手足”。
他甚至以“旧社会的马戏团为了制造小丑，把人装进罐子里，长成肉蛋，以便演出时逗人发笑”的例子来丑化部队的文艺领导，诬蔑部队文艺领导和作家之间的关系。
杜烽的“清规戒律从何来”（文艺报第13期）一文，主要是批评陈沂同志“把我们的创作认真地组织领导起来”这篇文章的。
陈沂的文章诚然有缺点，但是杜烽所列举的不准写这、不准写那的八条和创造新英雄人物的八条，并没有具体分析哪些错了，哪些还是对的，而一概斥之为清规戒律，批评态度也不够与人为善。
到会同志以沉重的心情指出，这些文章集中发表在文艺报上，而对部队文艺领导和文艺创作的成绩又只字未提，这就给人以部队的文艺领导一无是处，部队作家受着教条主义和清规戒律的严重束缚，部队领导不了文艺的错误印象。
于是就被文艺报内部的右派分子抓住了，他们给这些文章加上了“让部队作家从清规戒律里解放出来”、“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这样别有用心的、具有煽动性的大标题。
这意味着什么，是很清楚的。
会上，同志们对公刘的“一个根本问题”（文艺报第10期）、“开辟一个百花齐放的新局面”（6月4日解放军报）和徐光耀的“海阔凭鱼跃”（文艺报第11期），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判。
大家认为，公刘的两篇文章谈的是一个问题，就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亦即文艺是为政治服务，还是“向政治闹独立性”呢？
这的确是“一个根本问题”。
公刘实质上是以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来论述这个问题的。
他反对文艺作品应该反映并解决思想问题的提法；
他以讽刺的口气批评文艺作品“是以生动的人物形象来表现一定的政治内容的”这一说法，他硬说这是要作家以人物形象来“翻译”政治内容，实际上他是鄙弃政治内容的。
而另一方面，他又过分强调“文学艺术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强调“潜移默化”，“在不知不觉中通向人们的心灵深处”等等，并把这些与社会主义文艺所应具有的鲜明的倾向性和强烈的战斗性对立起来。
总之，公刘的文章中宣扬了文艺可以脱离政治、为艺术而艺术的资产阶级观点。
大家指出，徐光耀的“海阔凭鱼跃”一文的倾向，是要摆脱领导，反对“限制”，要求创作的“绝对自由”，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寒风同志说，徐光耀是党员作家，但在“百家争鸣”声中，他不是和资产阶级思想去斗争，而是向党争“自由”。
“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这就是说，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把领导摆到了什么位置？
徐光耀文章中的另一个根本问题，是他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怀疑和动摇。
他主张党员作家也可以不采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可以自由选择其他什么方法。
大家指出，作为党员作家而不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就是放弃我们的阵地，这对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是极其不利的。
会议进行到20日，创作室工作人员夏信荣及作家寒风、西虹等同志对会议的进行提出意见，他们说：我们的会既然是检查鸣放时期的错误言论，就应具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气氛。
但是近十天的会议气氛却是“和风细雨”有余，严肃、尖锐不足，许多人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温情主义，这是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极为有害的。
大家同意夏信荣等同志的意见。
针对这种情况，创作室主任虞棘同志代表支委会，建议以后的会要增加“温度”，既要实事求是，讲道理，也必须严肃、尖锐。
作者：沈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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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沈阳部队派出飞机在吉林洮南县灾区空投急救物资。
由于政府、军队的大力抢救，被洪水包围的灾民已全部脱险。
8月上旬，洮南县境洮儿河水泛滥，有一万二千人被洪水包围。
沈阳部队于8月7日起，除了派出飞机载乘省的负责干部去视察灾区以外，并空投橡皮船二十只、食物六千余公斤。
参加空运、空投的人员不避一切艰险，曾环绕雷雨区数百公里飞行，胜利完成任务。
沈阳部队空军领导机关已报请上级给予救灾成绩突出的机组以表扬奖励。
（沈群工）
作者：宁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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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南京部队派往山东灾区的抢救队胜利完成任务，返回原部。
抢救队共一千多人，在7月20日连夜赶去济宁、金乡一带，对重灾区的灾民进行水上迁移。
他们共运送了灾民一万七千八百多人，抢救粮食及物资三百二十多吨。
当洪水切断了滋（阳）济（宁）公路时，7076部队的同志在狂风暴雨中，坚持了十三小时的潜水作业，用二十五小时抢建了南银大桥，沟通了这一交通要道。
在抢救中，0200部队抢救第二班忍饥冒雨，安全抢运了五百多灾民及大批物资。
水上抢运时缺少开水，抢救队的同志将自己仅有的一点开水让给灾民喝。
上船下船，战士们扶老抱幼，保证安全。
很多灾民在船靠岸的时候，擦着眼泪说：“真不知怎样报答救命军。”
许多县、乡农业社纷纷给部队写信，表示要积极找生产门路，开展各种副业生产，早日恢复家园，争取多打粮食支援国家。
在抢救队返回原部前，济宁的党、政、军、民举行了欢送大会。
中共山东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及济南部队领导机关都派员参加，对南京部队的同志远道支援表示感谢。
灾民任得彬老大爷激动地说：“全体社员要我赶来向你们说：多多感谢感谢解放军，我们感恩不忘……。”
此外，抢救队还捐献了一千九百九十八元慰问灾民。
（宁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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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北京部队后勤部充分利用旧品，预计今年冬季服装可节约棉布一百万余尺，棉花十七万余斤。
后勤军需部门从收缴的冬季服装中挑选了士兵棉大衣两万件，棉被七千余床、棉手套一万付、士兵绒帽两万五千余顶、棉衣一万余套，经过加工翻修，即将下发给部队继续使用。
此外，库存的旧制式棉衣一万四千余套也将发给部队穿用。
本报讯 0217部队今年度的防原子、防化学训练有了重大进展，成绩显著。
部队官兵在思想上的普遍重视是取得这一成绩的基本原因。
在训练预备期间，他们集训了所有专职防化学干部，同时作了深入动员，说明加强防化学训练的重要意义。
训练开始后，他们集中一百零九名分队干部专门进行防化学训练，同时将各种防化学图表、模型布置驻地环境，造成防化学训练的气氛。
器材下发后，每个连队都有二十多个防毒面具和其他防化学器材可供教练应用。
在这种条件下，大部分专职防化学干部在训练中都发挥了积极性和主动精神。
绝大多数分队干部也能主动地想办法开展防化学训练。
有的连队干部想出了在早操时间戴面具练习跑步的训练方法。
经领导上推广后，所有的连队都采用了这种方法。
随后有些人还想出了值日员戴着面具进行工作，电话兵戴面具架设线路等办法。
许多分队干部都利用从营房到作业场的往返时间，在途中训练战士们的防护动作。
还有许多分队组织战士们练习穿戴着防护器材爬山和越野。
支队领导上也抓紧了防化学训练的领导。
如一支队举办了防化学展览会，展出了各种图表、模型、模拟器材和实物，并用施放少量烟幕、组织试嗅刺激性毒剂、嗅样盒等办法向战士们进行了生动实际的教育。
支队领导上发现有些分队干部自己不参加练习，支队首长即亲自组织全体分队干部连着操练了几个早晨，使他们都学会了穿戴防护器材的要领。
经过这些努力，部队全体官兵的防原子、防化学知识有了显著提高。
考核结果，有98％的人取得了及格以上的成绩，其中有42％的人成绩优秀。
今年“五四”青年节时，二支队组织三个班的二十多名战士进行穿戴全套防护器材、携带全副武装，越野三公里的赛跑，速度最快的只用十六分钟就跑到了终点，最慢的也只用了三十五分钟，没有一个人中途掉队。
作者：杨成武
8月19日黄昏，我刚从部队检查工作回来，朱良才政委突然告诉我：“接青岛电话，邱蔚军长在青岛不幸牺牲。”
我听到这一噩耗后，与朱良才同志久久地默然相对，心头沉痛万状。
邱蔚同志是湖南浏阳人，现年四十四岁，缝衣工人出身，1929年参军。
二十多年来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已经锻炼成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成为一个坚强的军事指挥员。
他的牺牲是党和我军的一个大的损失。
我认识邱蔚同志是在1936年。
那时我们同在陕北瓦窑堡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一起返回前方，同在红军第一师工作。
他在十三团任副团长。
1937年抗战开始，我八路军进行平型关大战时，他在独立团任副营长，以后在晋察冀军区担任营长、副团长、团长等职。
1943年，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勾结日寇发动反共高潮，企图进犯革命圣地延安，邱蔚同志即奉命带领晋察冀军区主力的第一团开赴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中央的光荣任务。
日寇投降后他又回到晋察冀军区任旅长。
在解放战争期间，他的健康情况虽然不好，但仍在前线转战华北各地，1948年任军长。
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后，他又参加志愿军任兵团的副参谋长和军长职务。
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一起为执行党的路线，为贯彻党的军事方针而一道战斗，一道工作。
在这漫长而艰苦的战斗生活中，邱蔚同志始终英勇战斗、积极工作、处处表现出值得我们学习的优良作风。
邱蔚同志对党无限忠诚，从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
此种高尚的政治品德，使他始终勤勤恳恳地执行党和上级各个时期给予的任务，在长期的、残酷的对敌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抗日战争期间，在举国闻名的狼牙山阻击战中，他领导的团打得英勇顽强，胜利地掩护了我主力突出敌人的包围。
解放战争期间全歼罗历戎军、活捉罗历戎的清风店战役中，他领导的旅打得很出色，他自己也在此一战役中光荣负伤。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1953年在朝鲜东线胜利的金城反击战中，他指挥的军打得勇猛顽强，使美、李匪军胆战心寒。
邱蔚同志一贯艰苦朴素，和广大的干部、战士同甘共苦，热爱人民群众，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同人民群众保持着很好的联系。
他是湖南人，但他把曾经坚持二十年斗争的华北当成自己的第二家乡。
就在今年夏天，他还特地到易县狼牙山一带去看望同我们患难与共，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军作战的乡亲，同乡亲们拉家常，同亲人们一起下地劳动，乡亲们都亲热地叫他“老邱”，对他无话不说，把他当作自己的子弟。
邱蔚同志热爱学习，渴求进步。
他参军时是一字不识的文盲，但他能长期地勤学苦练，1955年还带病在速成中学学习。
他的身体不好，在休养期间仍每周一、二次到我处取党的有关文件坚持学习。
最近他还向我们要求到军事学院学习，我们因考虑到他的身体不好，要他调养好身体后再去，但他还几次向我们提出“指挥员必须学好现代军事知识才能更好地做好部队工作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理由，坚持要去。
他这次到青岛就是准备作短期的疗养后去军事学院学习的。
谁也没有想到他就这样永远地离别了我们！
我们以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我们最亲密的战友邱蔚同志！
邱蔚同志你安息吧！
我们一定很好地学习你对党忠心耿耿，对同志关怀备至，对人民满腔热情，对工作积极负责，对敌人高度仇恨的高贵品质，把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我军的政治觉悟，军事素质更好地提高，为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本报讯 一次大力整顿军容风纪的工作，正在许多机关和部队中展开。
不少部队的党委和首长，都把这个问题提到当前的工作日程上来。
首都驻军的军容风纪，经过连日整顿，已有显著改进。
总部、空军、装甲兵及北京部队领导机关的许多单位，在着装及礼节上都合乎规定。
目前整顿军容风纪的工作，除了指向尚未认真行动起来的一些单位和官兵之外，还深入到以往常常被忽视的部门和场所。
15日，京津卫戍司令部召集北京二十二个军队招待所的所长开会，要求他们严格整顿住所军人的军容风纪。
19日，总参谋部又协同京津卫戍机关派出军官，到前门火车站进行检查，并把军风纪不整的外出人员登记起来，转给他们所在的单位处理。
此外，还派人到医院、公园等公共场所，进行严格的纠察。
广州部队的首长，对整顿军容风纪的工作一向重视，每个时期都有布置。
驻广西桂林及湖南衡阳的部队，都普遍进行了检查。
不少部队还组成工作组，到地方机关及公共场所去征求意见。
0952部队专门召开了司、政、干、后各部门科长以上的干部会，要求全体军人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模范地讲究军容、执行规定。
这个部队的首长还宣布，今后每周亲自向机关干部点名一次，对整顿军容风纪的情况进行讲评。
南京部队的领导机关，最近也向驻地部队、机关和学校布置了整顿军风纪的工作。
他们规定，军人凡着装不合要求者，门岗有权不准外出，同时还提出发动群众，不留“死角”的要求。
0937部队首长曾亲自教育部队，指出对于违犯规定的一切军人，都要批评、纠察，不得迁就。
福州部队领导机关也行动起来了，他们规定凡各城市、岛屿和港口的纠察工作，均由当地驻军的最高军事机关负责。
本报讯 工程兵司令部最近修订了各工程兵学校训练计划大纲，使学校训练内容更切合部队的实际需要。
新的训练计划大纲（草案）中，次要课目和共同课目的教学时间减少了，充分保证了专业课目的教学时间。
针对部队训练的实际需要，还增加了岩石坑道、分队工程战术、濒海防御等课题和部队训练法的教学时间。
根据不同的学员对象，在高级工程兵学校中减少了一些实际作业时间，增加了战术内容，要求学员多学组织指挥和司令部工作；
在工程兵学校中，则要求学员多学基础知识和基础作业。
同时，注意到各校教学中课目与课目之间的联系及工程战术与工程技术的结合。
工程兵司令部已在7月底将新的训练计划大纲（草案）发给各有关单位，要求组织讨论，以便广泛吸取意见，然后根据各单位提出的意见将大纲（草案）加以修改后，在9月20日前颁发实施。
作者：褚庆谟姜世德
为了提高警惕，克服松懈麻痹思想，有必要经常进行战备演习。
但是像0079部队三支队七连那样的“夜间演习”（见7月2日解放军报五版）却很不妥当。
这种演习方法是难保不出事故的。
如该连在演习时，当二排副排长捂住副连长的嘴，战士抓住头发不放时，要是连长不在场，后果将不堪设想。
又如在深夜两点钟，连长向每一个排内扔了两个纸手榴弹，这种做法也是很危险的。
由于方法不对头，过去曾发生过一些严重事故。
某部有一个班长在夜间用假装敌特摸哨的方法去检查和锻炼士兵，结果被哨兵开枪击毙。
某部副连长姜维国率领两名班长化装敌特，在天黑时上山准备夜间演习，被当地一群众发现可疑，报告了民兵联防，也差一点出了事故。
这样演习还有副作用，一旦发生真情况，士兵可能认为又是演习，会影响任务的完成。
我们认为，报纸在宣传不要对敌松懈麻痹的同时，也应当注意纠正训练中的不正确做法。
本报讯 1736部队在今年下半年飞行训练中，及时纠正急躁情绪，防止发生飞行事故。
该部自下半年飞行训练开始后到7月初，共组织了五个飞行日。
在训练中部队情绪很高，但由于天气不好，只完成训练计划的一半左右；
同时还发生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在后两个飞行日中，竟发生了数起严重的事故征候。
该部领导上发现这一情况以后，即分别召集有关的空勤、地勤人员座谈，就飞行训练的组织保证、机务保证、贯彻安全措施等问题进行了检查，认为发生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在训练中存在着急躁情绪。
如制定训练计划时贯彻训练方针不够全面，有单纯要求多飞的倾向；
部分飞行员也要求先飞、多飞；
地勤人员因为检查多、飞行少，在工作中表现不耐烦。
针对上述情况，该部领导上对全体干部进行了教育，要求干部以身作则，克服急躁情绪，把群众高涨的学习热情引到正确的方向，稳步前进地完成训练计划；
同时还采纳了大家在座谈中提出的二十多条意见，修改了原订的安全措施。
从座谈会以后组织的两个飞行日来看，该部训练工作有了明显的改进，不仅圆满地完成了计划，并保证了飞行的安全。
作者：朱良仪
本报讯 厦门前线1078部队就最近海岸炮兵某连炮击大金门，摧毁敌803号炮阵地的战斗，进行了细致的总结工作。
部队首长亲自率领参谋、助理员等深入连队，广泛征求全连官兵对组织指挥、技术操作等各方面的意见。
在研究过程中，部队首长启发大家依据敌我兵力部署、任务、战斗时机、部队的战斗技能，结合教材、教令等进行深入的讨论。
对某些专业问题，如火炮的故障原因与处理等，还专门组织了对火炮有研究的参谋，深入到炮位与炮长、炮手进行实际操演、检查，找出经验。
在研究技术方面问题的同时，他们还根据海岸炮兵作战的特点，总结了战时政治工作。
总结工作结束后，他们又组织参谋人员到各营、连进行传达。
由于他们一贯重视及时总结和交流战斗经验，注意在实战中提高部队的战斗技能，因此在历次战斗中，都圆满地完成了战斗任务，受到了上级首长多次的奖励。
（朱良仪）
作者：何名泰
我来到沈阳部队空军干部部后院的菜地，只见满院的芸豆枝上，长满了五寸多长的芸豆。
同志们正在忙着他们的第三次收获。
一位同志对我说：“我们在这一亩多地上的三次收成，共是二千七百斤芸豆。
你看，我们的汗没有白流啊！”
我兴奋地打开镜箱，按动快门，摄下了这张“摘芸豆”的相片。
作者：训练总监部科学条令部
问：上级首长发觉下级所实施的奖惩确有错误，是否可以纠正？
答：可以纠正。
不仅上级首长可以纠正，实施奖惩的首长本人在事后发觉自己所实施的奖惩有错误，也应当及时纠正。
但在纠正时，必须严肃慎重，不可轻率。
问：“给予假日”奖励如何实施？
答：“给予假日”奖励就是除例假日外，给予受奖者一至二日的假期。
受奖者在假期内免服勤务及参加操课，并可离开营房或驻地外出，海军可以离舰上岸。
在假期内，离家近者也可回家，但往返路费自备。
不过，如要回家或者在外住宿，须经“给予假日”奖励的首长批准。
问：“禁假”惩戒如何实施？
答：“禁假”就是对受“禁假”惩戒的军人，在轮到他外出的星期日不准离营（驻地）外出，海军不准离舰上岸。
实施“禁假”惩戒如遇“五一”劳动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新年、春节等全国性的节日，可缓期执行。
问：某一首长对部属是否可以单独实施奖惩？
答：凡不属于重大的奖惩，来不及与自己的同级干部商量或者经过群众评议，而又认为有立即实施奖惩的必要的时候，某一首长对部属可以单独实施奖惩。
但应对自己所实施的奖惩负责。
问：“授予军队光荣称号”奖励应如何实施？
答：条令中对单位的“授予军队光荣称号”的奖励，低于国家宪法规定的授予荣誉称号。
这种称号是根据部队所立功绩的事实和所处的环境而定的。
如“塔山英雄团”、“钢铁第一营”等。
作者：董存杰
8月中旬，第四坦克学校连续几次集会，痛斥钱望远这种别有用心的胡说八道。
周士雄同志以钱望远的家乡——江苏省宜兴县境美乡为例，驳斥了钱望远的谰言。
境美乡有一百二十多亩洼地，过去几乎是年年荒；
去年合作化了，社员们以集体力量筑起了一个防涝围子，雨季稻子都得到了好收成。
1954年，由于那时农民还是单干，有七百亩水涝地，籽粒无收；
今年的雨水比1954年大，但因为合作社能够组织力量，花了四天时间，用四部抽水机把水全部排出，保证不会减产。
闻人昆鑫同志以自己家乡——浙江省余姚县龙来乡为例，说明合作化的优越性。
他说，过去龙来乡一受到风灾和水灾，到第二年不少群众就没啥吃了，只好到田间捉田螺和鳅鱼充饥，吃糠菜、野草的人不在少数。
去年也遭到了风灾和水灾，但由于实行了合作化，全社人员齐心协力抢险、抢种和补苗，水稻产量每亩仍然达到六百多斤。
今年春天，部分群众生活困难，但因社内进行了互助，调动部分基金加以补助，大家都渡过了春荒。
闻人昆鑫同志还以社里一位老婆婆受到照顾的事实，驳斥了钱望远所说的“鳏寡孤独无人抚养”的鬼话。
他说：社里有个金老婆婆，她的儿子解放前给富农做长工累死了，解放后她虽有政府救济，日子过得仍不太好。
村里建立了高级社后，她成了五保户，社里按时给她送柴送米，生活就好多了。
同志们还驳斥了钱望远诬蔑“合作化以后人多心不齐，生产搞不好”、“农民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等谎言。
韩明德同志写文章说：我前些时候回家看到的，不是人多心不齐，而是生产组织很科学。
今年麦收中，老年人到菜园里修枝接苗，妇女们抢收小麦或留在场里做活，男劳力收麦和抢种，全社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生产，合作得很好。
过去有些土地种上豆子长不了半尺高，合作化以后改造了土壤，现在长成半人高，收获量大大提高了。
周树桓同志在辩论会上说：群众的生活是有了显著提高的。
我们家乡（山东省泰安县）解放前，有许多群众因为地少打的粮食不够吃，秋收后就去讨饭，把很少的粮食留下，待来年耕地的时候吃。
现在这种情况根本没有了。
年老的祖父对我说，现在过的是几十年来没有过的好生活。
事实胜于雄辩。
钱望远对农业合作化的种种诬蔑，在这些事实面前，被彻底地粉碎了。
据同志们揭露，这个竭力攻击农业合作化的右派分子，原来家庭是个小土地出租者，可是他入伍和入党时都捏造说是中农。
合作化以后，他家不能再过不劳而获的生活了，他父亲是国民党员，解放前当农学校长，解放后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对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政策非常不满，并曾叫他不要在部队工作。
现在钱望远已开始低头认罪，并在大会上作了初步交代。
作者：卜雨林剑李绪荫
本报记者卜雨、林剑、李绪荫报道 右派骨干分子蔡鸿干在整风中向党向人民的疯狂进攻，是从歪曲和污蔑伟大的肃反运动开始的。
他污蔑肃反斗争说：“肃反是错打错斗，乱打乱斗，领导上偏听偏信。”
他把群众斗争恶毒地称作“杀人不见血的电刑”。
蔡鸿干为什么这样疯狂地仇恨肃反运动呢？
原来他自己就是一个罪恶深重的历史反革命分子。
蔡鸿干是地主官僚家庭出身。
1924年在上海混入了共青团，1925年又混进了共产党。
1927年正当蒋介石屠杀革命人民的时候，蔡鸿干从“八一”南昌起义的队伍中开了小差，作了革命的叛徒。
接着在1930年，他参加了国民党，当上了国民党海军特别党部的干事。
1932年，蔡鸿干投靠了特务头子黄仁霖，在黄主办的南京励志社当干事。
曾到过蚌埠向国民党剿共军进行“慰问”。
不久就得到特务头子陈立夫的赏识，亲自召见了他。
1933年，与国民党对我红军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蔡鸿干与托匪杜衡、第三种人施蛰存勾结起来，向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联盟进行疯狂的文化围剿，对左翼作家进行人身攻击，宣扬超阶级的文艺自由论。
这时他事实上已经成了国民党的文化特务，自认为“单干的托洛茨基派”。
1937年，蔡鸿干在上海组织了海关同仁长征救亡团，自任团长，打着“抗日”的旗号进行“反共卖国”的勾当。
他对救亡团的青年进行反动教育说：“托洛茨基是革命的领袖。”
当大部分团员想去延安参加抗日队伍时，蔡鸿干百般阻挠说，“到处都有工作，不必去延安”，动摇一些进步青年的决心。
1938年春天，蔡鸿干随一个德籍记者希伯充当翻译，到了延安。
他假意向中央组织部的负责同志递送了要求恢复组织关系的“申请书”，可是另一方面，他却背地里找到前救亡团团员殷之钱、王宗俊等同志进行欺骗瓦解，劝他们回蒋管区。
他这次政治投机被党识破，才狼狈地离开了延安。
1938年冬，蔡鸿干投靠了国民党第九战区政治部主任、叛徒和特务头子胡越，爬上了“阵中日报”总编辑的位置。
在此期间，他发表了许多反动文章，还在国民党五十四军军官训练班发表了“延安新闻无自由”的污蔑演说。
1940年到1942年，蔡鸿干当了国民党海军“整建月刊”的总编辑。
他对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百般献媚。
他在该刊一卷九期上说蒋贼“是当代的伟人之一，可与希特勒并驾齐驱”。
又在该刊一卷十期、三卷六期上发表献媚蒋介石和美国主子的文章，说什么“中华民族在贤明神武的领袖领导下统一起来、团结起来、凝固起来、强大起来……”。
不久，蔡鸿干就又得到了主子的“器重”，身兼三要职，一是美国新闻处（情报机关）录音员，二是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间谍机关）专门委员，三是“扫荡报”（隶属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少将主笔。
他先后在“扫荡报”上撰写了四五十篇反动社论，对共产党口诛笔伐，为国民党破坏和谈、进攻解放区制造口实，因此被蒋贼亲自召见嘉勉。
解放以来，蔡鸿干反共反人民的本质并没有丝毫的改变。
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时，蔡鸿干在湖南国民日报当社长。
在党的统筹安排的政策照顾下，分配他到华东海军研究委员会工作。
他把自己改扮成“一贯对党忠诚、立场坚定”的人物，说他“二十年来人格没有两重性：在任何环境下不违心说蒋介石一句好话，在任何环境下不相信共产党政策半句坏话”。
还恬不知耻地说：“当我佩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符号时，我觉得我是里表如一了。”
但是，他参加海军不久就开始歪曲我海军的建军方针与路线。
1950年海军党委及高干会决定了海军建军的具体方针。
蔡鸿干公然污蔑说“这是经验主义的表现”。
他提出“研究委员会要独立进行工作，要打破经验主义的框子”，企图改变海军建军原则，贩卖资本主义军事学说。
蔡鸿干处心积虑地攻击历任派往研究委员会的秘书长和负责党政工作的秘书室同志，施用各种卑劣手段排挤研究委员会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企图篡夺党的领导权，使研究委员会变质。
蔡鸿干与反革命分子共呼吸、同脉搏。
1954年研究委员会揭露了伪造历史和有反动行为的反革命分子杨岗时，蔡鸿干多方替杨打掩护。
1954年海军首长在海直干部大会上号召为解放沿海岛屿、解放台湾而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竞赛。
蔡鸿干竟恶毒地说：“在解放台湾斗争中立功，就像上海的流氓一伸手可抓到三千银元一样。”
1956年底，学习了“八大”文件后，他在“反官僚主义”的幌子下，与党内右派分子季德明结成联盟，对党形成内外夹攻的形势。
整风开始，他们这种攻击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右派分子蔡鸿干在私生活上也极端腐朽。
他不顾人伦，与自己的姑母同居，和他的一个表妹也不断通奸。
在群众的揭露批判下，蔡鸿干反党反人民的真面目彻底大暴露，他的罪恶历史和反动言行激起了大家无比的愤怒。
作者：赵其
整风中宁辛在墙报上发表了题为“对法制问题的几点意见”的一篇文章，大肆攻击肃反运动，污蔑保密检查是“翻箱倒柜、侵犯人权、违反宪法”，要组织上向他低头认罪作检讨，承认斗争他确是错了。
他并积极拉拢鼓动有不满情绪的人，和他一起向党攻击。
宁辛肆无忌惮地攻击诽谤党的干部政策。
他咒骂我们“盲目崇拜老干部，盲目崇拜党员”，认为选拔干部“重德轻才，无才便是德”，认为对他的使用“像拉牲口一样”，他“被宗派所排斥”。
他说政治骗子李万铭所以能爬到那样高的职位，是党盲目崇拜党员的结果。
他还污蔑工农干部，说“工农干部都是庸碌无能，靠资格吃饭”的。
他无耻地把自己打扮成为攻击工农领导干部的“勇士”。
他说电影上的工农兵形象“不值一顾”，他自己承认“对工农干部憋着一肚子牢骚”。
宁辛还一贯仇视军队的革命纪律，歪曲新闻自由。
他不断向人宣称“军队里不自由，军队特殊”，“军队清规戒律多，思想约束大，不能随心所欲”。
他对新疆日报和军区报纸没有发表他在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没有刊登他丑化人民解放军形象的画稿心怀仇恨，说“这是新闻受限制”。
许多同志在会上揭露了他的真面目。
他是地主、资本家家庭出身，解放前曾任三青团分队长，编过学校三青团刊物“海风”，并积极发展三青团员，监视进步同学。
由于他反动活动有功，曾受到反动当局的表扬，并在1948年国国民党与三青团合并时成了国民党员。
肃反斗争前，他常同一些政治面目不清的人进行挑拨离间的勾当。
宁辛对他解放前后的许多反动活动一直隐瞒，许多同志质问他：像你这样的人难道真的斗错了吗？
翟志安同志揭露：宁辛在1953年就偷看了自己的档案材料，1955年11月的一个早上，宁辛又趁机撞进保卫科，打开密件柜，偷阅了有关他的六种调查材料。
大家愤怒地质问他：这是谁在翻箱倒柜，违反宪法？
作者：林辉杨思贤
右派分子利用大放大鸣的机会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反对党的领导是他们进攻的主要目标。
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巧妙地从各个角度进行攻击，说党不能领导这，不能领导那。
在我们军队中和共青团内的右派分子，发出了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不要党领导青年团等反动的叫嚣。
第二坦克学校学术研究系助理员吴辅仁（共青团员）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党不应该在组织上领导青年团吗？
吴辅仁为了反对党对青年团的领导，制造了一整套的谬论。
早在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就给大会主席团写过一封信，信中竟说：“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能在组织上和行政上对另外一个群众性的组织实行领导。”
在鸣放中，他又提出“党对团的领导只能是思想上领导而不能是组织上的领导”。
真的像吴辅仁所说，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能在组织上领导另外一个群众性的组织吗？
我们的看法相反。
为了革命的利益，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可以而且必须领导工人阶级的其他组织（包括青年团）。
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党的正确领导是青年运动发展的决定因素。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的，它作为一个全国性的群众团体，虽然在组织系统上、活动上、经费上有它必要的独立性，但是这决不是要离开党的领导。
新团章就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党对共青团的这种领导，既是政治上的、思想上的，又是组织上的。
吴辅仁身为共青团员，为什么要无视和反对团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团章呢？
军队中团的领导关系不符合团章吗？
吴辅仁说军队中团的领导关系和形式不符合团章，这是瞎说。
团章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团的组织”设立了专门的一章。
其中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团的组织在党委、政治机关和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团的组织，根据中央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特别规定进行工作”。
团章所以要这样规定，是由于考虑到军队的特点。
在人民解放军内，必须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使军队随时处于战斗准备状态。
这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青年团既然要在军队中发挥积极作用，成为党的助手，那就一定要使自己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完全适应军队的特点和需要，不但不妨碍而且要巩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
正因为这样，所以军队中建团的时候，只在基层单位建立了团的支部组织，而没有建立营以上的青年团机构。
1955年总政治部决定在全军建立团一级青年团工作委员会，而没有决定建立团委会，就是因为经过实验和研究之后，认为根据当时情况建立团工委更符合部队的需要，更能加强党对青年团的具体领导。
至于团支部的领导关系，青年团连队支部工作条例是这样规定的：“团支部在上级政治机关和连队党支部直接领导下，在连长和政治指导员指导下进行工作。”
这样规定，完全符合团章精神，可以使青年团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在连队首长的意图下进行活动，无论在活动的时间、条件和骨干方面都得到许多方便。
吴辅仁却反对这样的规定，他还把团支部和连长、指导员的关系不伦不类地比成是人民团体和政府的关系。
吴辅仁所以要再三反对党支部和连队首长“干涉团支部的内部事务”，它的实质就是要削弱党对团的领导，使团支部离开连队首长的意图。
吴辅仁还提出“团支部必须由相当的上级组织加强领导”，主张建立青年团一套自上而下的机构。
他的目的，不过是想煽动团员向党闹独立性，破坏党对团的领导，破坏军队的集中统一。
党员不能担任团支书吗？
吴辅仁反对党领导青年团的另一个伎俩，是把党员排斥于团支部的领导机构之外。
他公然“建议军队中的青年团支书不要党员当”。
我们并不认为优秀的团员不能被选为团支书，事实上部队中也有不少单位的团支书是团员。
然而，在军队中（特别在连队），年轻的党员多，如果能挑选适合做青年工作的党员（有的往往是党支部的副书记或青年委员）担任团支书，不是更好些吗？
不是更利于党、团支部工作的配合一致，更利于加强党对团的领导，加重党员帮助团的工作的责任吗？
这有什么不好呢？
右派分子吴辅仁什么要抓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呢？
事实上，由党员担任团支书的我军大多数单位，团的工作都有成绩，这些党员也是为广大团员所衷心拥护的。
相反，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所暴露的个别为右派分子把持而丧失团的战斗力的团支部，恰恰是党的领导薄弱，或者是那些单位的团员被右派分子迷惑而拒绝党的领导的结果。
当然，某一个党员能否取得全体团员的信任，做好团支书的工作，还要取决于他自身的努力。
但是吴辅仁根本反对党员担任团支书，就只是完全暴露了他的反党的用心而已。
党中央不尊重团内民主吗？
吴辅仁不但反对军队中党对团的领导，而且蓄意反对党中央对团中央的领导。
他污蔑说：“从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情况来看，有些地方也表示党对于团内民主和发挥青年团这个独立组织的作用是不够的。”
他还说冯文彬同志离开团中央，“恐怕是党中央决定的”，“这就很难说团内民主是充分得到尊重的”。
事实怎样呢？
冯文彬同志被撤销团中央书记的职务，是由于他犯了严重的错误。
是经过团的一届三中全会讨论并且一致作出了决议的。
这难道不符合团的组织原则吗？
难道不正确吗？
党中央不但从来没有包办、代替青年团的工作，而且一向指示各级党委要十分重视按照青年特点开展团的活动，发挥团的作用。
吴辅仁故意颠倒黑白，又暴露了他的用心和阴谋。
至于党对团的领导，即指导和监督，那是任何时候都万万需要的；
不要党对团的指导和监督，只能为吴辅仁之流大开反对党、破坏青年团的方便之门。
为什么要抹煞我军青年工作的成绩？
和其他右派分子的手法一样，吴辅仁为了反对党的领导，就一笔抹煞成绩。
他危言耸听地说：“我和周围一些同志（？）感到部队青年团的工作近年来似乎愈来愈差，也体会到似乎与一些规定和制度的不合理有关。”
我们要问问吴辅仁：有什么根据说军队团的工作近年来愈来愈差？
近年来青年团在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的直接领导下，在完成部队各项中心任务（特别是创造优等射手和技术能手运动）和团结教育青年的工作中，发挥了党的助手作用，团的组织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这不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吗？
军队青年团工作中缺点是有的，但缺点主要是工作中的某些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所造成的，而不是什么规定、制度的原故。
吴辅仁抹煞青年团工作的成绩，并硬把它归罪于“制度不合理”，这不是为了别的，实质上正是为了反对党领导青年团。
为什么吴辅仁要这样恶毒地攻击和反对军队中党对团的领导呢？
原来他是要全盘反掉党对军队的领导，他狂妄地叫嚣要党“退出军队”，从而改变人民解放军的性质，破坏社会主义事业。
反右派斗争揭露了所有右派分子包括吴辅仁的丑恶面目。
它给我们全体共青团员上了活生生的一课，那就是：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党对团的领导，警惕右派分子妄想把共青团带到歧路上去的阴谋。
作者：马晴波
右派分子余培岳说：“没有理由否定共产主义，但是共产党这个组织以及马列主义是否能实现共产主义这个理想，我怀疑。”
看来，余培岳只是反对共产党和马列主义，并不反对共产主义；
其实，这是右派分子所惯用的“釜底抽薪”的手法。
离开了共产党和马列主义，就谈不上实现什么共产主义，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
在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有过所谓“大同世界”的理想。
但是，由于这些思想家并没有认识到也不可能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没有找到也不可能找到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阶级力量——近代工业无产阶级，因此，他们的理想只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
直到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才由空想变成为科学。
直到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诞生，并且领导本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无产阶级自己的专政以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才有可能变成为现实。
一百多年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真正实现共产主义的，只有共产党和马列主义一家。
离开了共产党和马列主义妄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定是冒牌货。
英国的工党就是贩卖这种冒牌货的。
工党几次地上台执政了，但是，英国的社会主义又在何处？
共产党、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这种不可分割的关系，连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都是不讳言的。
他们一听到“共产党”三个字，一见到宣传马列主义的书籍，就立刻感到共产主义的威胁，千方百计地设法破坏共产党，疯狂地禁止和毁灭马列主义书籍。
他们为了反对共产主义，总是企图置共产党和马列主义于死地。
余培岳的“釜底抽薪”的花招是骗不了人的。
其实，余培岳又何尝不知道，取消了共产党和马列主义，也就自然而然地可以取消共产主义，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阴谋了。
余培岳对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的所谓“怀疑”，不正是反映了他对资产阶级的灭亡感到极大的悲痛，而对日益兴旺的共产主义感到莫大的恐惧吗？
作者：白伍
几个月以前，双手沾满革命烈士鲜血的右派分子黄绍，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恶毒地攻击了我国的法治。
本报编辑部的右派分子常征见到这篇文章以后，连声叫好，建议在“解放军报”上刊载。
真是独具只眼，臭气相投。
一贯反党的常征，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一模一样，也是恶毒地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的，揭开他的所谓法治的底细，可以更清楚地看透这个右派分子的反动面目。
右派分子高唱“法治”的用心
法律是上层建筑。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法治是保卫人民利益的工具，也是人民手中镇压革命的武器，但是右派分子怎样看法治呢？
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常征通常是在两种情况下提出所谓“法治”来向我们攻击的。
一种情况是当反革命分子受到伤害的时候，常征就出来攻击我们“缺乏法治”。
比如，土地改革采取发动群众斗争的方法，常征就指责说：“破坏社会秩序”；
1944年冬季，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发动群众向地主、富农借粮，常征说这是“非法斗争”；
肃反中进行保密检查，他说是“侵犯个人自由”。
常征在革命风暴中，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斗争中，对于那些革命对象、专政对象是唯恐保护不周；
在常征手里的“法治”，对敌人真是无限宽厚。
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常征也提出所谓“法治”来攻击我们，这就是在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发生某些缺点，党员和积极分子犯了某些错误的时候，这时他撕下宽厚的面貌，杀气腾腾，坚决主张严厉惩治。
比如对广西饿死人的事件，他特别表示忿恨，竟说：像平乐县委书记那样的官僚主义者该杀，若有“老包在世，非铡不可”。
对于一些参加肃反领导的干部也是十分仇视，说他们“违法乱纪，应该坐班房”。
而对于党和政府所采取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严肃公正的处理，他也攻击为“缺乏法治精神”。
也就是说，对于人民内部，对于革命同志，常征要求的是无情打击，严加惩处。
对常征本人来说，“法治”还有一个用场。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当同志们开始揭露批判他的反党言行的时候，他竟愤愤然说：我受不了，再这样斗我，我要到法院告状去。
在这里，常征把“法治”当作了抗拒斗争的法宝。
这已经使我们看得非常明白。
常征和一切右派分子要求的“法治”，就是要对反动派民主，对人民专政；
就是要绑住人民的手，让反动派任意宰割。
右派分子们妄想从人民手中抢过去“法治”这个刀把子，我们当然是绝不允许的。
检什么样的“法治传统”
为了攻击社会主义法治，右派分子常征制造了一些谬论作为武器。
常征首先攻击说：“我国缺乏法治传统。”
事实真是这样吗？
封建王朝的“法治”，骑在人民头上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法治”，我们是彻底否定的。
反动的“法治传统”已经被历史所抛弃，中国人民永远也不再需要它。
但是，我们却有着人民的法治传统。
我国的宪法就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从共产党建立革命根据地之日起，革命政权实行了人民的法治。
人民真正作了主人，人民的敌人被剥夺了政治权利。
这才是我国的人民的法治传统。
我们所要继承的、发扬的也正是这个传统。
真的缺乏法治吗
常征经常指着一些他感到不如意的事，宣扬英美的“法治”和“民主”，诬蔑我国缺乏法治。
资产阶级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法治”，我们当然没有，而且也决不会有。
但是我国有的是另一种类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法治。
人民代表大会，这是吸收广大人民参加政权的民主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不算法治么？
在我国，全体公民都享有广泛的自由和权利，这不是法治么？
在我国，有着被人民全心全意拥护的政府组织，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廉洁最公正最为人民利益着想的政府，这不是法治么？
在我国，有着坚决保护人民、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司法、检察、公安组织系统和制度，这不是法治么？
八年来，我国共制定各种法规四千多件，宪法颁布以后，法治工作更趋完善。
右派分子攻击我国“完全无法可循”，难道有丝毫根据么？
保护什么人的“尊严”
常征为了恶意地攻击我国法治制度，还经常说：“在这个社会里，人的尊严往往不被尊重。”
人的尊严应该不应该尊重，这需要看对什么人。
在阶级社会里，抽象的“人”的尊严是不存在的。
对于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广大人民，我们充分保障他们的尊严，任何坏分子要来损伤他们，人民政权和人民群众都是坚决不答应的。
但是我们反对反动派压迫人民的“尊严”。
对于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那些在我国占很小一部分的右派分子和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不法地主、不法资本家等人，不但不保障他们什么尊严，而且要剥夺他们的反动“尊严”，要打下他们的威风，一定要他们老老实实地改造自己，成为有用的人。
常征在说到“人的尊严”的时候，是在玩弄一种可耻的手法。
他故意撇开了阶级分析，不讲人民的尊严；
他也从来不讲党的尊严、国家的尊严、社会主义制度的尊严；
当反革命和右派分子恶意攻击党和政府，攻击社会主义，公然破坏人民利益和人民尊严的时候，常征并不出来讲半句反对的话。
他还有什么党员的气味呢？
我们的社会主义法治，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对于人民的民主和尊严，我们一定要坚决保护；
但是对于人民的敌人，我们也一定要加强专政。
我们决不会把法治送给敌人作凶器，右派分子们不要白日做梦吧！
作者：马载尧庞俊
余培岳言论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明目张胆地保卫资本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
他说：“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是靠个人利益来刺激，谁也不能偷懒，也不会有官僚主义，否则会被淘汰”。
还说，资本主义企业如果搞官僚主义就无钱可赚。
这一套谬论并不是什么新奇独创的东西，这只不过是章乃器谬论的翻版而已。
资本主义社会果真没有官僚主义吗？
资本主义社会果真没有官僚主义吗？
官僚主义究竟是在什么样的阶级基础上发生的呢？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官僚主义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私有制度和阶级社会的产物。
一切剥削阶级居统治地位的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他们为了剥削和镇压人民，总要建立一套官僚机构。
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资本主义集权国家的形成，这种官僚机构也就更加加强和完备起来。
反动统治阶级的这一整套官僚机构，是官僚主义的老根。
资产阶级是残酷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他们的罪恶已经不是“官僚主义”四个字所能形容得了的。
资产阶级不仅从来没有反对过什么官僚主义，而且要用资产阶级法律的形式，赋予官僚机构以特权，还要用“民主”、“自由”等等美丽的词藻加以润色，把官僚阶层描绘成为“人民公仆”的模样。
他们那样保护官僚机构，也就必然要保护官僚主义，没有官僚统治机构，没有官僚主义，也就没有资产阶级的天下。
以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为例，从1875年到现在共八十二年当中，在“民主”的幌子下提出过多少保护黑人公民权利的法案，但是，有哪一项法案被通过而成为法律了？
赞美“资本主义没有官僚主义”的实质是什么？
余培岳说，资本主义社会“靠个人利益来刺激，谁也不能偷懒，也不会有官僚主义”。
那是不值一驳的。
余培岳如果说的是工人因为有个人利益的刺激才不偷懒，那是对工人阶级的污蔑，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打掩护。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根本谈不上工人的个人利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只不过是资本家的剥削对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人，手无生产资料，为了维持个人最低的生活，他们不得不把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听任资本家剥削。
他们从事奴隶式的劳动而不敢偷懒，根本不是什么个人利益在刺激的问题。
资本家为了剥削工人，是根本不准许工人偷懒的。
比如，资本家建立了监工制度，用皮鞭强迫工人不偷懒；
资本家制订了各种惩罚制度，用开除来威胁，使工人不敢偷懒；
资本家还用生产过程机械化来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使工人无法偷懒；
有的资本家还实行一种所谓血汗工资制度，来刺激工人，进行极残酷的剥削。
余培岳如果说的是资本家因为有个人利益的刺激才不偷懒，才不犯官僚主义，那同样是公开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
资本家和工人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刺激资本家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什么个人利益，而是追求越来越多的利润。
资本家越是受到利润的刺激，越是不偷懒，越是没有官僚主义，也就越是精打细算，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或者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加重对工人的血腥剥削，这有什么可以称赞的呢？
同样的，余培岳说，资本主义社会有了官僚主义就会被淘汰，资本主义企业搞官僚主义就会无钱可赚，这也是荒谬地为资产阶级公开辩护。
本来，大资本家排挤中、小资本家，小的资本主义企业在竞争中失败，小资本家因而破产，被淘汰出资产阶级的行列，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司空见惯的事情，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的规律。
这并不是什么资本家有官僚主义的结果。
余培岳把某些资本主义企业“无钱可赚”说成是犯官僚主义的结果，那就是说，垄断资本家大赚其钱，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而不犯官僚主义的结果了。
这多么荒唐！
其实，垄断资产阶级是非常腐朽的阶级，许多垄断资本家，完全是社会的寄生虫。
余培岳企图把资产阶级反动的剥削实质和我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混为一谈，这是故意在混淆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
由此可见，余培岳赞美资本主义社会不会有官僚主义，实际上是赞美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社会主义社会的官僚主义是怎么回事？
既然官僚主义是私有制度和阶级社会的产物，为什么在消灭了私有制度和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还会有官僚主义呢？
应当说，这是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和思想的原因。
社会主义不是凭空降临的，它是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因此，旧社会的痕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在新社会里遗留着。
在我国，剥削阶级尚未完全消灭，剥削阶级的思想还会不断地侵蚀我们。
有的同志抵抗不住这种侵蚀，沾染上剥削阶级的官僚主义习气。
我国原是一个小生产者占绝对优势的国家，目前小生产虽然基本上已经改造成为大生产，但是，小生产者固有的弱点，如散漫、狭隘、保守、文化程度不高、知识不广等等，还在许多人身上保存着。
这些弱点在政治生活中就是官僚主义借以滋长的便利条件。
此外，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时间还短，还缺乏管理国家和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的经验，这就很容易犯官僚主义；
有时即使摸索到了一些经验，但是客观事物十分复杂，社会变化非常迅速，如果认识僵化，赶不上形势的发展，只抱住老经验不放，那也会犯官僚主义。
社会主义社会的官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官僚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
资本主义社会的官僚主义是官僚机构的必然产物，它受到统治阶级的承认和保护。
社会主义社会的官僚主义只是为人民服务得不好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它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根本不是官僚机构。
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障碍。
而且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具有克服官僚主义的无穷力量。
我们党一贯就强调贯彻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
事实上，我们党也采取了各种具体措施来克服官僚主义，比如，制订人民来信来访制度，经常强调调查研究，经常注意精简机构，在干部中不断地进行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整顿作风、提高思想水平的斗争，等等。
右派分子拚命地要在社会主义制度当中寻找官僚主义的“根子”，这不过是他们十分留恋资本主义，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的证明。
作者：晓河
在5月16日解放军报“鸣、放”笔谈中，发表过我写的题为“中心问题在于提高”一文，对部队文工团的工作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
经过学习，觉察到我的文章是有错误的，带有极大的片面性。
我的文章，一方面把我军文工团当前的情况，作了不正确的估价，归纳了七点所谓文工团员的“苦闷”，过分强调了军文工团的困难。
另一方面对于文工团一些混乱现象，没有作具体的分析，对于我军文艺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重要问题，未加论述，而片面地和简单地把当前文工团的问题，归根于“中心问题在于提高”，而对于提高的方向和目的、提高和普及的关系等，又未加明确的阐述。
这些错误言论，仔细检查起来是由于错误的思想根源而产生的。
由于我对文工团的工作问题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又未能客观地去理解和认识有关领导上对于文工团的领导的正确方面，孤立地去看文工团存在的问题，不加分析，把它片面地突显出来，因而使人弄不清主次了。
例如文中提到海军与其他部队的一些例子，我并未经过核对，对于具体情况更未加研究，就草率地作为提出问题的依据，夸大了和渲染了缺点方面，而无视领导的主要方面——正确的方面，忽略了我军文艺工作近年来在党和各级领导的关怀下日益发展和繁荣的主流的方面。
这就客观上助长了文工团的同志思想上的混乱和不满的情绪，扩大了文工团的同志和领导上的距离，甚至为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所利用。
在大鸣大放的风浪中，我未能明辨方向，分清是非，写了这篇实际上起了为文工团某些有不满情绪的人添火加油的作用的东西，给党所领导的部队的文艺工作带来了损害，使我感到深悔和不安。
如何改进文工团的工作，以适应群众对于文化艺术日益增涨的要求？
虽然其中也存在着提高问题，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决不是问题的全部和“中心”，实际上更重要的是还存在着文艺思想问题。
我军的文艺工作在各级政治机关的领导和关怀下，始终是遵循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发展的，因而在贯彻“全面发展战斗性，群众性”、“面向连队、为兵服务”的方针和全体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下，做出了许多的成绩，培养了一批文艺工作的新生力量，提高了我军文艺工作的专业水平，无论在创作上和表演艺术上，都有新的发展，受到了部队和人民群众的欢迎，使得近年来我军的文艺工作随着我国整个文化艺术工作的发展而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但这并不是说在我们文艺队伍所有的人中间，在文艺思想问题上都已经正确地解决了。
不是的，在不少的同志中间，对于部队文艺工作的一些重大问题，还有许多模糊的观念和错误的认识。
这表现在：有些同志在口头上虽然并不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面向连队、为兵服务”的方针，但由于参加革命以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没有得到彻底的清除，因而实际上在他们的思想感情的深处，还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王国”，还有着浓厚的个人主义的名利观念，不是一切从工作的要求出发，全心全意地为部队服务，而是处处从个人的所谓“前途”出发，患得患失，企图达到个人主义的目的，因而有的同志在工作中得到培养，具有一技之长的时候，不是实事求是地在工作中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求得逐步的提高，使工作做得更好，而是狂妄自大，一味强调个人的才能，不顾工作的需要和实际条件，借口要求“提高”而不积极地去完成工作任务，轻视或忽视普及工作，甚至和组织对抗。
有的同志在思想感情上，不热爱部队，对于自己作为部队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任务和我军文艺工作者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认识不足。
有些同志不是实事求是地充分发挥可能利用的条件，做好可能做好的工作，不是在工作上进行创造性的革命竞赛，而是过分地计较了工作条件，常常忽视了如何更好地保持和发扬工作中的群众观念，因而产生了某些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
这些问题都是妨碍着文工团工作的正常发展的。
虽然绝大多数的文工团的同志，对于部队的文艺事业是热情的、努力的，对于自我思想改造和锻炼是有决心的、有进步的，但是这些不健康的情绪和某些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倾向的影响是很坏的，发展下去也是极端危险的，值得我们文艺工作者（包括我自己）深省和警惕。
反右派的斗争中，给我们的教育是极其深刻的。
我深深感到如果不认真地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觉悟，纠正有害的言论，那么就有给右派分子钻空子的危险，给党造成损失。
因此，我们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必须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在斗争中锻炼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言行，从政治上和思想上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坚决击败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的恶毒进攻。
8月15日
作者：远明
据新华社青岛23日电 有一百零五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的民族工作座谈会，6日在青岛结束。
参加座谈的代表包括二十九个民族成分。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5日下午接见了参加座谈的代表，并且同代表们一起照了像。
周恩来总理4日下午在会上就处理民族问题的几个根本原则向代表们作了报告。
他的报告包括在努力于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和加强民族大家庭的团结的共同事业的基础上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民族自治权利和民族化等四个问题。
这次座谈会检查了民族政策执行情况，交流了民族工作经验，讨论了今后民族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这些问题涉及到在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中的民族关系，贯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以及进一步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等方面。
代表们在发言中认为，几年来民族工作中的成绩是十分伟大的。
现在全国已经有占少数民族聚居人口总数90％的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
有85％以上的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有大约二百万人口的地区正在进行民主改革；
同时，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有了改善和提高。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团结也已经大大地加强和发展。
大家一致认为，民族地区的这些成就，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的结果，并且同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互相支援分不开的。
代表们根据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严厉地驳斥了右派分子的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和挑拨民族团结的言行。
大家表示必须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坚决斗争到底。
代表们在发言中也批评了民族工作中的缺点。
国务院副总理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乌兰夫5日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
他说，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是我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目标。
现在各民族人民正在经历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各民族地区的社会面貌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一切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都将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民族。
面临这样大变革的时代，我们在思想上要有正确的认识，精神上要有充分的准备，以便努力促进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和有利于各民族进步和发展的变化。
乌兰夫强调指出，我国各民族共同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乃是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各民族人民的最大利益的。
在我们统一的国家中，各民族间的关系，是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兄弟关系，现在，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已取得胜利，各民族间的这种兄弟关系已大大巩固，而各民族成员之间的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关系也日益发展。
民族关系这种新的发展，势必促进各民族成员间的互相学习，互相影响，这对于民族团结的加强和各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是有利的。
同时，民族关系的新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需要我们研究解决。
他说，我国各民族都应当不断努力加强祖国大家庭的统一和各民族间的团结。
乌兰夫接着指出了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他说，现在就全国范围来说，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充分实现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
今后我们在这方面必须坚持不懈的努力。
但是由于我们还缺乏经验，因此完全实现这一任务，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他指出，今后必须进一步加强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领导，加强党对各族人民和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所有党员都应当参加此次全党的整风运动，认真检查在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并且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思想上政治上严格划清界限。
据新华社讯 布加勒斯特8月22日晚间举行大会，庆祝罗马尼亚解放十三周年。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部长会议主席斯托伊卡和其他党政领导人都出席了大会。
罗马尼亚工人党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埃·波德纳拉希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罗马尼亚解放十三周年的报告。
报告中介绍了十三年的建设成就。
他说，拿1956年和1938年相比，化学工业生产提高了七点六倍。
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分到的生铁由1938年的八点五公斤提高到三十三公斤，钢由十八公斤提高到四十四公斤，天然气提高十二倍，电力由七十二度提高到二百八十度。
报告人指出，在农业合作化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到目前为止，合作化了的土地已经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37％。
国营农场也有很大的发展。
据新华社23日讯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乔洛尤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招待会，庆祝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庆十三周年。
周恩来总理在招待会上讲话，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热烈的兄弟的祝贺。
乔洛尤大使在招待会开始时讲话，他说，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执行一种不断巩固以苏联和人民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牢不可破的团结，并发展与亚非两洲各国以及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政策。
据新华社讯 革命以前生产非常落后的苏联各民族共和国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工业发达的国家，许多共和国的工业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了不少曾经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1917年以前，白俄罗斯共和国是没有汽车工业的。
然而，它现在生产的载重汽车已经超过了奥地利、丹麦和爱尔兰三国生产载重汽车的总和，按人口平均计算，它的金属切削机床的产量约等于法国的三倍。
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工业总产量现在已经增加为1913年的四十五倍以上。
它现在每十二小时生产的电力，已经等于1913年全年的电力产量。
按人口平均计算，它的电力生产水平超过了意大利和日本，等于同它接壤的土耳其的二十一倍。
中亚细亚的塔吉克共和国现在用两天半的时间就可以生产出它在1928年全年所出产的工业产品。
十月革命以前，土库曼共和国几乎没有工业，而现在，它已经拥有六百多个工业和运输企业。
乌克兰共和国的工业，在苏维埃政权年代中获得了更快的发展。
它的生铁产量现在比英国、意大利、瑞典、西班牙四国生铁产量的总和还多，钢产量差不多等于法国、瑞典和奥地利的钢产量的总和。
按人口平均计算，苏联已经有三个共和国的牛奶产量大大地超过了美国。
这三个共和国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
去年美国按人口平均的牛奶产量是三百四十三公斤，而立陶宛是四百零二公斤，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都是五百多公斤。
根据计算，整个苏联按人口平均的牛奶产量预计在明年就有可能赶上美国。
栏目：连队社会主义教育参考材料
编者按：
在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大辩论中，广大农民都进一步认清了统购统销的好处，坚决拥护这一政策。
但在辩论中，也有一部分农民认为统购统销政策好是好，就是留口粮的标准太低，不够吃，国家应当把留粮标准提得更高一些，更少购一些，多销一些。
我们部队中也有些同志分不清是非，赞同这种说法。
这种认识对不对呢？
不对。
目前国家规定的留粮标准是适当的、正确的。
我们要分清留粮标准的是非，必须了解以下几个问题：
一、农民每年平均占有的粮食是上升了
解放几年以来，我国农村人口每人每年平均占有的粮食是在逐年上升的。
1949年农村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只有四百斤左右，当时多数地区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贫农、下中农占有的粮食比这个数目要低得多。
1952至1953年度，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增加到了五百二十四斤；
1953至1954年度是五百二十斤；
1954至1955年度是五百三十三斤；
1955至1956年度是五百五十八斤；
到1956至1957年度增加到了五百九十三斤，比刚解放的时候多了将近一半。
这个平均数跟其他经济发达的国家比较起来虽然还是低的，但是在我国历史上却是空前的。
对于占我国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来说，五百九十斤更是过去无从想像的大数字。
从农民平均占有的粮食数字中，除去种籽和饲料等，国家按照各个地区不同的生产水平、生活习惯、劳动强度等规定农民口粮标准、也就是留粮标准。
这个生活习惯标准，有的是三百多斤、有的四百多斤，有的五百多斤，都比解放前增加了许多。
二、政府规定的留粮标准是够吃的
在最近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大辩论中，广大农民用许多事实说明政府规定的留粮标准是够吃的。
例如山西省永济县东方红农业社，起初有人提出：粮食统购统销以来就不够吃，去年每人平均四百五十斤还不够，今年减到四百二十斤一定饿肚子。
这种说法在大辩论中被驳倒了。
社员宁学信说：“去年分粮以后，有人觉着增产了，就大肆改善生活。
他们作饭尽多没少，抛撒剩饭，大量换粉条、豆腐吃。
这样过，别说一个四百五十斤，两个也不够。”
女社员王喜香说：“去年，我家四口人分了二千四百五十多斤粮食。
我今年也说过不够吃。
是真吃完了吗？
不是。
除去我零卖一百三十三斤，借给别人五十斤，现在还留一百多斤外，还有不少的浪费。
光娶媳妇一项，就吃了五百五十多斤。
平时还用粮食换粉条、豆腐吃。
实际每人一年不过吃四百斤粮食就够了。”
辩论中大家一致得出结论：“不是不够吃，只是不节约。”
河南偃师县去年规定的留粮标准是三百八十斤，经过讨论一致认为，一个强劳动力本着节约精神每年三百五十斤就够了，和老弱儿童平均计算，还可以比这个数字低些。
去年按这个标准留粮的郭庄农业社，经过调查，第三生产队二十五户，到麦收时有二十户还有一百斤到三百斤的存粮。
三、不能不顾国家整体利益
随着粮食生产的不断发展，农民的留粮标准将来一定要继续提高。
但是现在不能再提高。
对于粮食的分配，要有全局观点，要把各方面的需要都照顾到。
1956年是我国生产粮食最多的一年，全国产粮三千六百多亿斤。
每人平均约有六百一十斤。
除了农民占有部分以外，工业用粮、军用粮食、出口用粮、后备粮食等……，都出在这六百一十斤里。
哪一项都不应漏掉。
如果我们不照顾这些需要、只顾提高农民的留粮标准，那么，城市和工矿区居民的口粮，工业建设用粮，经济作物区农民的口粮，灾区农民和缺粮农民的口粮与军用粮等，就都无法供给。
这样，工业、交通等各项建设事业就不能顺利进行，经济作物区就不能供给工业原料，灾区广大人民就不能生产自救，社会秩序就会紊乱。
军队就不能够完成保卫祖国的任务。
这一切对国家对农民都是不利的。
所以我们不能不顾当前的生产水平，不能不顾国家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而去提高农民的留粮标准。
农民们自己说得好，“吃粮穿衣论家当，咱们留粮多少，得看咱们国家的底子，要想到国家的困难。
要想多留粮，非得多生产不行”。
四、产粮多的地方不能多留粮
出产粮食多的地方能不能不顾别的地区而提高留粮标准呢？
不能。
因为政府在确定留粮标准时，已考虑到了各个地区的不同情况而有了差别。
比如华北是产棉区。
如果南方的农民只顾自己提高留粮标准，不拿出粮食来支持华北，华北就势必将一部分棉田改种粮食，棉花就要减产，大家穿衣问题就要紧张起来。
这样互相支援，不仅对全国人民就是对南方农民也是有利的。
五、丰收地区也不应提高留粮标准
丰收地区能不能不顾歉收地区而提高留粮标准呢？
也不能。
因为丰收地区应该照顾歉收地区的农民。
丰收地区必须用一部分粮食来支持接济歉收地区。
不然，谁来支援歉收区的同胞呢？
今年的丰收区明年遭了灾荒，又靠谁来支援呢？
从1953年到1956年，我国每年平均有一亿五千万亩耕地成灾，任何地区都有遭灾可能，任何地区的农民都需要国家的援助。
因此，无论哪个地区、哪个合作社的农民，在丰收的年度和季度，都应该尽可能多地卖余粮给国家，帮助国家支援受灾农民。
据新华社讯 为了打击粮食黑市活动，打击进行粮食投机、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不法分子，最近河北、河南、山东、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江西、陕西、甘肃、四川等省，都相继全部或局部地关闭了国家领导下的粮食市场，未关闭粮食市场的省分也都加强了市场管理工作，对一些已经查获的粮食投机分子或粮食投机集团给予了应有的制裁。
最近湖南省宁乡县破获的一个粮食投机集团，采取涂改和买卖购粮证等办法，向国家套购了粮食二万三千多斤，获取暴利六百多元。
有一名犯罪分子戴泽长，他一人就贩运稻子一万一千多斤，麦子二千多斤。
安徽省合肥市每月在黑市上成交的粮食达十五万斤。
这就严重地破坏了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人为地造成了粮食供应的紧张，而且由于黑市的投机倒把，黑市的粮价高出国家的统购牌价很多。
据新华社讯 埃及共和国男子篮球队23日晚在北京体肓馆，以六十六比八十八败给北京男子篮球队。
这是埃及队在北京的最后一场友谊比赛。
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在这场精彩的球赛结束以后，由埃及驻中国大使拉加卜和他的夫人陪同，同埃及队和北京队全体人员一一握手，并且同他们在一起照了像。
本报综合消息 全国各地参加农业生产的中、小学毕业生们，最近正纷纷成批下乡，愉快地走上了农业生产战线。
四川省已有三十多万家在农村的本届中、小学毕业生回到农村，目前他们正在农业社进行紧张的秋收、秋种等田间劳动和家务劳动。
家在城镇的三万多名本届中、小学毕业生中，也有几百人集体或自行下乡参加了农业劳动。
北京市根据东郊、南苑、昌平、丰台等几个区不完全的统计，目前已经有近两千名中、小学本届毕业生放弃了升学考试而直接参加了农业生产。
已经参加考试，但是表示“考上就继续上学，考不上就愉快地走上农业生产岗位”的学生为数更多。
安徽省据初步统计，已经有八万多名不能升学的本届中、小学毕业生得到了妥善安置，其中大部分人参加了农业生产。
仅桐城县就有一千八百多名毕业生愉快地走上了农业生产岗位。
舒城和东流两县也有两千多名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
河北、湖南、辽宁等省和上海、武汉、济南、沈阳等市，最近也有大批本届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
上海市应届中学毕业生共有七万多人，其中有五千多人没有报考高中。
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已自行返乡参加农业生产。
沈阳市到8月4日止，仅据七个学校统计，报名准备到农村参加生产的已有二百零四人。
各地的本届中、小学毕业生到达农村以后，受到了当地区、乡党和政府以及农业社的热情欢迎和照顾。
农业社根据毕业生的身体和文化等条件，结合农业社的实际需要，分配给他们适当的工作。
这次毕业生下乡后一般都能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受到农民欢迎。
沈阳市先期下乡的一千多名中小学毕业生，已经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农业生产技术。
北京市郊区中苏友好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年接收了两批共五十个初中和高小毕业生回乡生产。
图为初中毕业生刘树海（右）愉快地开始了田间劳动。
他和其他社员们一起完成了锄草工作。
据美国“军事评论”杂志3月号上的文章透露，美军决定要在师以上单位普遍设立“民事、军政府”机构。
这是美帝国主义准备发动侵略战争和实行殖民政策的重大措施。
文章及有关资料透露，美军“民事、军政府”机构的总任务，是要在“未来战争”中到世界各地美军占领区去成立“军政府”，实施奴役当地人民的直接统治。
其具体任务是：（一）建立伪政权，组织傀儡武装；
（二）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抗斗争，“限制居民行动和政治活动”，负责“地方治安”；
（三）收集情报，调查“地方人员情况”；
（四）征抓民夫，用之搬运补给品、修理港口及补给线；
（五）经济掠夺：“向部队提供地方资源”和“驻军需要的设备”等等。
美帝国主义在领土扩张和阴谋侵略的道路上，一贯使用这种“军政府”手段。
早在百余年前，它曾以这种方法统治过从西班牙手里夺来的新墨西哥等地。
1918年，它参加武装干涉苏联，派兵在西伯利亚登陆后，也曾求助于这种伎俩。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自己吹嘘曾“掌握到八千万语言不同的各国人民”。
二次大战结束之后，也正是这种美国“军政府”，在南朝鲜一手扶植了李承晚伪政权，建立了一支十万人的伪军，并且终于在1950年向朝鲜人民发动了侵略战争。
近年来，美帝国主义在加强“民事、军政府”工作方面不遗余力，连续采取了十数项措施：开办了“民事、军政府”学校；
在大学和军事学院里增设了“民事、军政府”课程；
在陆军里设置了“民事、军政府”业务部队及其后备队；
规定“民事、军政府”部门及其业务部门参加各种军事演习；
公开号召后备军官从事这种工作，等等。
而现在，美帝国主义又要进一步扩充这个部门了。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的“民事、军政府”机构仅配到军；
朝鲜战争期间，也只配到集团军；
现在为什么却要扩充到师呢？
文章供认，美国想通过这一工作，“完全掌握占领区的居民及其经济，用以适应战术要求”，“左右被占领国家的现状和前途”，巩固“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
而且，“未来的原子战争中，战术单位的纵深和正面势必加大，此一工作势必加重”，所以必须在“部队改编、战术观念随而改变的今天”，赶快扩建这个部门，以便“整装待发”。
几句话赤裸裸暴露了侵略者的狰狞面目，揭示了它的如意算盘。
但是，“整装待发”的侵略者应该记得当年在朝鲜和西伯利亚的下场，尤其应该认清当今这个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
（飞）
栏目：新闻人物
特文宁今年六十岁，是美国的四星上将。
他在1919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后，曾任步兵少尉，1923年转入空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在太平洋地区和意大利担任指挥职务，1945年8月，在他指挥下美国空军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进行惨无人道的原子弹轰炸，他的双手沾满了日本人民的鲜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回到美国俄亥俄州任军职。
1947年10月起，他任阿拉斯加防军总司令，1950年5月，调任美国空军副参谋长。
特文宁从1953年出任空军参谋长以来，便是美国好战集团的决策者之一。
今年5月，他还叫嚷要在小规模战争中使用原子武器。
特文宁一贯敌视我国。
他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曾赞成鼓励蒋帮飞机轰炸我国大陆，并且企图派美国飞机阻挠我解放金门、马祖。
1955年11月，他到远东活动。
他还到台湾去策划扩建蒋帮的空军。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是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长的主要军事顾问机构，由总统和国防部长直接指挥和领导。
太平洋地区：
陆军——在日本有一个师，在南朝鲜有两个师，在夏威夷有一个师（现已改编为五群原子师），在冲绳约有五千人（海军陆战队）。
海军——有第七舰队（驻日本及台湾海峡附近），四艘航空母舰（舰载机共三百五十架），三艘巡洋舰，四十艘驱逐舰。
空军——在日本驻有三个联队，在冲绳驻有一个联队，飞机共约二千八百架。
陆、海、空共约五十万人。
欧洲地区：
陆军——在西德有五个师（其中一个师在4月份内已改编为五群原子师），在意大利驻有一支原子支援部队。
海军——有第六舰队（地中海），一艘战舰，三艘航空母舰（舰载机共约二百架），两艘巡洋舰，二十四艘驱逐舰。
空军——在西德和法国驻有十三个联队，在英国驻有一个联队，飞机共约四千架。
陆、海、空总共约四十万人。
其他地区：
陆军——在加勒比海有一个独立团，在冰岛约有五千人，在阿拉斯加驻有一个师。
空军——在阿拉斯加驻有三个联队，在格陵兰驻有一个联队。
（尖兵译自1957年4月1日，日本北海道新闻）
作者：振峰
据新华社讯 阿尔巴尼亚地拉那男子排球队22日在上海举行来我国访问的第一次比赛，以一比三败给了上海市男子排球队（白队）。
在比赛前举行了来华访问的开幕式。
地拉那队第一局由于比较紧张，以五比十五失败，但在第二局中表现出强大的攻击威力，以十五比十三击败了上海白队。
第三、第四局，上海白队攻击猛烈，又以十五比二和十五比十三得胜。
据新华社23日讯 十三个国家的九十六位青年代表今天晚上乘专车到达北京。
他们是在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后来中国访问的。
这些青年代表是来自印度（六人）、缅甸（五人）、尼泊尔（一人）、锡兰（一人）、菲律宾（三人）、叙利亚（四人）、黎巴嫩（三人）、摩洛哥（三人）、西非（一人）、美国（四十一人）、西德（六人）、澳大利亚（二十人）和新西兰（二人）。
美国青年代表中有三十六人向中国记者发表声明，表示这次访问，不仅为了学习以及把我们对现代中国的印象带回美国，也为了让中国人民对美国有某些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