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发展重工业、轻工业和纺织工业
上海开始成为综合性工业城市
新华社上海22日电
上海重工业的产值比重已在全市工业总产值中跃居第1位。
原来以纺织工业为工业主体的上海，现在已经开始形成为一个重、轻、纺织工业合理发展的综合性工业城市。
据市统计局统计，如以1949年上海的工业总产值为100％，1956年就已增长为371.7％，每年平均发展速度为20.6％。
其中增长最快的是重工业，每年平均发展速度是42.5％。
由于重工业发展速度特别快，几年来工业中轻、重、纺织工业之间的比重已经起了显著变化。
1949年重工业所占的比重是9.7％，轻工业是29.6％，纺织工业是60.7％；
到1956年，重工业所占的比重已上升为31.1％，轻工业是30.9％，纺织工业是38％。
今年上半年，重工业比重又上升到40％以上。
从几种主要产品看，这种变化趋势更加明显。
以1956年比1949年，交流发电机增长二千七百五十六倍，钢增长七十六倍，钢材增长五十倍，交流电动机增长十四倍，金属切削机床增长七倍，硫酸、水泥、硝酸等增长三倍到五倍。
国家投资，是保证重工业高速度发展的重要因素。
历年来全市工业总投资额中，对重工业的投资占82.2％，轻工业和纺织工业仅占18％弱。
各重工业单位也主要是利用原有基础进行改建，扩建或是增添设备、平衡设备，因而效果大、建设速度快。

当前增产节约运动的关键问题
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在今年上半年开展得比较好，国家计划完成的情况比较令人满意。
许多企业的群众千方百计地克服了原材料不足的困难，保证了和增加了生产。
但是最近期间，有的企业却没有及时修订已经落后了的增产节约计划；
有的企业对于增产节约计划却长期没有检查；
还有许多企业几乎放松了对生产情况的研究，放松了推广先进经验和发动合理化建议的工作。
各地党委、工会和各个经济部门对于这些现象应该予以严重的注意。
目前第1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期限只剩下最后几个月；
第2个五年计划需要积极进行准备工作；
同时各个企业正在进行或者准备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就要求领导部门进行合理安排，保证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胜利进行，同时又能继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使我们能够圆满地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并为第2个五年计划作好准备。
继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首要关键，是要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
有些人认为上半年增产节约运动开展得比较好，国家计划完成的情况也还不错，因而觉得问题不大，可以松一口气。
这种想法显然是不对的。
这是对实际工作所做的片面估计。
上半年增产节约运动开展得比较好，国家计划完成的情况也比较好，这些都是事实。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上半年的工作就没有问题。
上半年，某些产品质量下降，有些单位人身事故和设备事故增加，就是增产节约运动中需要严重注意的问题。
至于从基本建设方面来说，计划完成得并不够好。
而且有些问题，看来已经在上半年解决了，实际上却非短期的努力所能奏效。
例如原材料不足的困难，上半年是解决了一些，缓和了一些，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落后的国家说来，某些建设物资的供不应求，将不是一个短时期的现象。
增产原材料和节约原材料也是长期的任务。
要从根本上克服这方面的困难还需要不断的努力。
质量、安全、原材料等等，都是工业方面重大的问题。
这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怎么能说“问题不大”“可以松一口气”呢？
有些人认为今年工业生产的困难很多，上半年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已经很不容易了，下半年再要增产、再要节约，那就困难了。
这种想法也是没有根据的。
“天上的星星数不完，生产的潜力挖不尽”，这是工人中流行的谚语，是很有道理的。
最近，许多企业修订下半年的增产节约计划，就发现潜力还很大。
比如，天津市的国营工业、交通部门原订今年增产节约七千五百万元，在上半年已完成三分之二，最近他们修订了计划，争取全年增产节约一亿元，即比原计划提高了三分之一。
鞍钢炼铁厂决定下半年多增产一万二千吨铁，多节约一百万元。
哈尔滨煤炭工业管理局所属六个矿务局也决定下半年为国家增产煤炭六十七万吨，这个数字比年初制订的全年的增产计划提高了将近一倍。
我们怎么能够无视这些生产中的潜力而松懈自满呢？
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增产节约运动同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关系，对于继续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十分重要的。
企业的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以后，广大职工的注意力被吸引到这方面去，这是必然的、正常的现象。
我们应该组织广大职工积极参加这场重大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斗争。
这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广大职工群众将从这次斗争中，受到一次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同增产节约运动是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的。
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检查“勤俭建国”的方针的贯彻情况，这些不但不会影响增产节约运动，而且对增产节约运动有莫大的推动作用。
许多企业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帮助群众划清了社会主义思想同资本主义思想的界限，大大提高了职工群众的阶级觉悟，增长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对于正确处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有了更高的自觉性，因而邪气下降、正气上升，在生产中进一步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
由此可见，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增产节约运动完全可以结合起来进行。
当然，由于同时进行几方面的工作，领导的精力会有一些分散，时间的分配会有一些矛盾，这就需要很好地安排一下。
只要我们对这几方面的工作都进行了合理的安排，就能保证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胜利开展，又不致于偏废了增产节约运动。
扭转增产节约运动的松劲现象，还需要大力加强运动的组织工作。
在这方面，应该做的事情很多。
我们在这里提出几点意见。
第1，要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继续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
这是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重要环节。
有些人认为我们这里没有增产任务，不需要推广先进经验，这是不对的。
先进经验是多方面的，每一个企业都应该根据任务的不同，生产关键的不同，来推广不同方面的先进经验。
放弃了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增产节约运动就不会收到应有的成效。
第2，要发动合理化建议，开好生产会议。
这是集中群众智慧、解决生产关键的好办法。
过去许多企业都有专门机构处理合理化建议，现在有些企业取消了这种专门机构，使得合理化建议处于无人负责的状况。
我们认为这种合理化建议无人负责的现象必须立即改变。
领导人员要不断地指出生产关键，提出课题，发动群众提出合理化建议，来解决这些生产关键问题。
第3，要及时评比竞赛的成绩，对先进生产者进行奖励。
在评比方面，过去大都是01月一评，太费时间，评比的内容也过于繁琐，不利于真正通过评比来总结经验。
后来改为一季一评，可是实际上有些企业连一季一评也没有做到。
在奖励方面，过去有些企业奖励的面过宽，五花八门，花样繁多，失去了奖励的实际作用。
然而，在反对这种不合理现象的时候，有些企业却干脆取消了奖励。
我们认为怎样评奖可以研究一些适当的办法，但必须有评比，有奖励。
第4，要对这一时期增产节约计划完成的情况，进行认真的检查。
通过这个检查才好总结经验，发现缺点，明确方向，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发动群众修订增产节约计划，以便在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继续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用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巨大成果来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

我国家领导人电贺罗马尼亚国庆
新华社22日讯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21日联名致电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家领导人，祝贺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庆。
电文如下：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彼·格罗查同志：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基·斯托伊卡同志：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扬·格·毛雷尔同志：
当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庆十三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您们，并通过您们向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怀着欢欣的心情注视着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工人党和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祝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祝中罗两国人民间的兄弟友谊更加发展和巩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1957年08月21日于北京

柴达木——丰富的石油后备基地
本报西宁22日电
驰名中外的青海柴达木盆地，经过三年来的勘探，现已肯定为我国可靠而丰富的石油后备基地。
据初步统计：
石油工业部青海石油勘探局和地质部青海石油普查大队在盆地内探明了九十八个圈闭良好的储油构造，并且在数十个储油构造上钻探深、中、浅井一百多口；
勘探中已有六十三口井喷出原油、遇到油流或有油气显示。
经过试油、初步肯定有工业价值的油田三个。
从1955年11月油泉子第一口深探井开钻以来，截至现在，柴达木盆地已先后开辟了五个石油探区。
1956年冷湖探区就有十四口探井喷油、流油或有油气显示。
并发现这个探区浅油层有七到八层，总厚度达四十五公尺左右。
油泉子、油墩子和大风山等构造在钻进过程中也都有大量的油气显示。
今年柴达木石油钻探工作又是一个丰收年。
青海石油勘探局在新开钻的七口中深、深探井和十五口浅井中钻钻有喜，井井见油。
在开特米里克构造开钻的第一探井，在不同的深度曾连续三次发生喷油现象。
油泉子一口中深井，钻进七百一十公尺时，地下的原油即汹涌喷出地面，一直持续两天。
这是柴达木盆地油喷以来阵势最大的一次。
油砂山是今年开辟的新探区，先后开钻的二口浅井和四口中深探井都遇到了浅油层。
在已探明的范围内，含油砂岩很厚，渗透率和空隙度都很好，油层厚度和物理性质也都很稳定。
浅二井经试油每日产十五吨，产量稳定，原油质量很好，是当前已知的最好油田。
从已得资料证明：
柴达木储油构造的浅层压力大，原油质量很好。
冷湖四号和油泉子构造，其中有一口中深井一天竟可产原油三十吨，有一口井试采五个月平均日产七吨。
今天，柴达木的石油勘探基地建设已初具规模。
第1座小型炼油厂今年05月开始建立，第4季度机器设备即可安装完毕，进行试炼。
（附图片）
柴达木盆地的冷湖探区　新华社记者　袁少柯摄

沈阳八个设计单位
节约建设资金两亿元
本报沈阳21日电
沈阳煤矿设计院、沈阳勘测设计院、东北工业建筑设计院等八个设计单位，遵循勤俭建国的方针，在今年七个月中经过切实调查研究，反复比较、计算后，为国家节约建设资金两亿一千三百多万元，用这笔资金可以建设年产四十五万吨的中型煤矿十四个。
另外，还节约了钢材、水泥二千四百多吨，木材六百四十六立米。
这些节约成就，是设计人员在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觉悟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
他们在设计中想尽一切办法尽量采用国内自制设备，仅这一项就节约外汇六百多万元。
辽宁省城市设计院在设计某项工程时，经过若干方案的比较和反复计算，结果节省了十台锅炉，节约投资七万元。
这些设计单位曾派出了技术骨干五百多人到全国各大城市作实地调查研究工作，以少花钱多办事为原则，实事求是地提出可以削减、缓办和可以分期建设的工程项目。
现在已由国家批准的可以削减、缓建等项目，就可节约投资一亿一千多万元。

沈阳机械、电机系统各工厂
加强劳动纪律的思想教育
广泛讨论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的正确关系
新华社沈阳21日电
沈阳市机械、电机系统各工厂通过揭发违犯劳动纪律现象，组织工人展开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之间关系的大辩论对职工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大鸣大放期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放出来的反动言论，曾引起了少数工人的思想混乱，一部分工人违犯劳动纪律的现象日趋严重。
很多老工人对此提出意见，要求领导整顿劳动纪律，批判和澄清混乱思想，巩固工人阶级队伍。
沈阳风动工具厂、矿山机器厂、变压器厂、第3机床厂、高压开关厂、扇风机厂等国营机械电机系统工厂，根据绝大多数工人意见从7月中、下旬，先后开始通过揭发违犯劳动纪律现象，组织全厂工人围绕着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之间关系，展开群众性的大辩论，以便在职工群众中进行自我教育。
事先，多数工厂都就违犯劳动纪律现象进行了调查研究，把材料提交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并作出整顿劳动纪律的决议，同时，邀请老工人报告他们在旧社会遭受的苦难经历，给全体工人上了生动的一课；
接着，以工段或小组为单位，进行普遍揭发和检查，从中选出经常或严重违犯劳动纪律的人、典型事例或在工人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明确目标，进行辩论和批判。
这样吸引着全厂工人，在辩论和批判过程中都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
根据各工厂揭发出来的材料和初步归纳，违犯劳动纪律的行为表现是：
劳动纪律松懈，迟到、早退、旷工；
工作上挑肥拣瘦，挑活、挑工种、挑机床；
生产上不服从指挥，违犯操作规程，不遵守工艺纪律，耍弄、抗拒领导，甚至动手打基层干部等。
沈阳变压器厂徒工郑瑞启，今年半年来以工作要有“前途”为理由，拒不接受领导三次分配给他的工作，现在已经一个月零两天没有干活。
工人们批评他说：
“你进厂不到两个月，国家给你治了七、八个月病，你还不好好干活，你对得起国家么？”
沈阳风动工具厂青年工人李普祥、丁维安，公开提出要领导把他们从三级工提升到四级工，他们的无理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时，就消极怠工。
徒工阎学珍分析他们的错误说：
“别看你们是工人，不好好干活还要多赚钱，这是资产阶级剥削思想作怪。”
各厂像这样透过批评违犯劳动纪律现象来分析批判错误思想本质的辩论，还在逐步深入中。
经过初步辩论和批判，各厂工人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阶级觉悟和生产积极性有显著提高。
沈阳第1机床厂二车间工人，已经订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公约。
沈阳扇风机厂大型车间工人，自动建立起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献礼台。
沈阳高压开关厂成套车间青年工段的全体工人，已经把加工防爆开关的工时定额，从七十六个小时压缩到五十三个小时，劳动生产率提高30％多。

解放军决定严格节约棉布
新华社22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于8月21日联合向全国部队发出关于节约用布的指示。
指示说：
由于棉田受灾减产，今年棉布供应很紧张。
但国家为了照顾军队的不同需要，决定在第4个计划供应年度内，仍供应军官每人三十尺；
士兵零星缝补用布每人按三尺计算，由总后勤部掌握三分之二机动使用，团掌握三分之一作为零星修补之用。
公用布必须严格控制，机关设备用布如沙发套、窗帘、桌布等在第4个计划供应年度一律不换发新的，新建单位或新举办的事业必需用布，应尽可能利用旧的。
确实没有旧的可利用时，才准申请购买。
团掌握的士兵布票不准移作他用。
指示要求各单位要对官兵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使广大官兵体谅国家暂时的困难，了解今年棉布供应量减少的原因，和国家对军队的照顾，发扬我军艰苦朴素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光荣传统，自觉自愿地节约用布。

贯彻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
提前编制1958年经济建设计划
全国计划会议闭幕，薄一波作报告，贾拓夫作总结
新华社22日讯
讨论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全国计划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
这次会议是7月25日召开的。
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在会议的第1天作了报告。
薄一波首先对讨论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的会议提前在现在召开作了说明。
他说，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计划都编得晚，下达得迟，变得多，并因此在工作上造成了一些损失。
过去，特别是在整风中，很多人对这方面提出了意见。
国家计委、经委和建委决心要改进这种情况，因此提前召开这个会议，提前编制1958年的计划，要求在1957年年末以前下达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薄一波着重指出，我国经济的特点是人口多，耕地少，经济落后。
因此，1958年必须贯彻执行中央发展工业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增加农业和有关发展农业的工业投资，积极发展农业和化学肥料工业，以逐步改变我国农业落后的状况。
其次，要积极发展燃料和原材料工业，以克服我国经济发展中燃料和若干种原材料工业落后于加工工业发展的状况。
薄一波最后详细报告了国家经济委员会初步拟订的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草案。
这次会议对1958年经济建设的方针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且分别以工业、农业、贸易、文教等专业会议的形式，对国家经济委员会初步拟订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草案进行了反复的研究、修正、补充和综合平衡。
新华社22日讯
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贾拓夫，今天在讨论1958年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的全国计划会议上作了总结发言。
贾拓夫指出，编制1958年度（第2个五年计划的第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任务是：
贯彻执行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提高农林水利投资的比重，增加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工业的投资，以加速农业的发展；
积极地发展原材料工业，特别是某些特殊的和供应不足的原材料的生产；
继续贯彻执行大、中、小型企业相结合和充分利用小工业、手工业的政策；
注意使铁路运输的发展适应于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加强对外贸易对于国内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的调剂作用；
继续节减军政费用和企业、事业的管理费用，降低非生产性建设的标准和投资，进一步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
这些措施是为了解决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主要的矛盾：
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赶不上人民生活水平逐渐增长的需要，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在生产资料的发展方面，原材料工业的发展又落后于加工制造工业发展的需要。
因此，国民收入的积累同消费之间就出现了新的矛盾：
国民收入中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比例，较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比例为小，因而，人民消费水平提高较慢；
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的大部分只能用于积累。
贾拓夫指出，1958年基本建设的投资初步确定比1957年略有增长。
在投资分配上，增加了农业投资的比例和燃料、电力、原材料工业的投资比例，减少了机械制造业和纺织工业的投资比例。
在工业建设方面，要继续贯彻执行大、中、小型企业相结合，中央部管企业同地方企业相结合，新企业同老企业相结合的方针。
要尽可能作到自行设计和自行制造设备，努力节约一切不必要的支出，要求最新技术同一般技术相结合，机械化、半机械化同手工操作相结合。
1958年地方基本建设的投资也有相应的增长，主要用在发展一批中、小型的煤炭、化学肥料和冶金企业以及水利工程等方面。
1958年的工业生产，主要是积极发展燃料、电力、化学肥料和某些供应紧张的钢材品种，有色金属、木材等原材料的生产，以适应生产、建设和市场的需要；
对于机械工业的生产，要统筹安排，以减少其生产上的困难；
对于轻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的生产，要努力发掘原料资源，以增加产量，适当满足人民的需要。
1958年要想尽一切办法，加速农业的发展。
国家对于农业建设的投资，将比1957年有较多的增加。
在农业增产方面，首先是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这方面的主要措施将是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提高农业经营技术。
今后水利工作方面应以排涝和灌溉为主。
增施肥料目前仍以农家肥料为主，同时积极发展化学肥料工业。
为了加速农业的发展，还需要注意加强水土保持、扩大耕地面积，并且贯彻以粮棉为主进行多种经营的方针。
1958年棉花播种面积以稳定在九千万亩左右为宜，如再缩小就将影响棉布的供应。
要提高棉花的商品率；
在1957——1958年度，棉花的收购量，要争取达到二千二百万担以上。
在文教卫生事业方面，总的要求是提高质量，稳步发展，除了小学教育的发展应该有较多的增长外，一般将维持在1957年发展的水平。
高等学校着重调整专业，提高质量，不再建设新的学校，也不再进行迁校。
中等专业学校将停办一些专业，减少招生。
工科主要是招收具有初中毕业程度和有二、三年工龄的工人入学；
农科停止招生，改为轮训农业合作社的技术干部。
初中招生大体维持1957年的数字。
小学招生，在国家财力和积极发展群众办学的可能条件下，尽量多招收学生，力求不能入学的学龄儿童逐年减少。
发展群众办学是一个长期的方针，工厂、机关、职工、城市居民、农民都可以集资集体或个人办学。
1958年卫生事业主要是充实和提高医疗力量，改善医疗组织和公费医疗办法，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
1958年发展的医院病床，主要是照顾沿海城市、新兴工矿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对于危害人民健康比较严重的地方病的防治以及山区和老区的医疗卫生事业，都要适当发展。
1958年要停止疗养院、室内游泳池、人工溜冰场、大剧院等同目前人民生活水平不相适应的建设。
需要建设的影院、剧场、医院、学校等，也应该降低标准和造价。
贾拓夫要求各省市根据这次会议确定的控制数字，立即编制本地区1958年的计划草案，并在10月10日以前报国务院并报送经委，以便经委早日编制出1958年全国的计划草案，报国务院审议并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

鞍山节约公用布
据新华社鞍山22日电
鞍山市各工厂、企业和机关，从今年01月至7月，已节约了一百七十多万公尺公用布。
在鞍山，每年用布最多的是缝制钢铁工人和建筑工人的劳动保护品。
今年，鞍钢、鞍山冶金建筑总公司修改了劳动保护品发放条例，并采用翻新补旧，延长使用时间的方法，节约了大量棉布。
鞍钢供应处将历年积压在仓库里的旧衣服，补好后再发给工人使用，第2季度就节约了七万多公尺。

在反右派战线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界揭发杨腾高的反动言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和律师协会筹备处最近揭发右派分子杨腾高的反党言行。
杨腾高是乌鲁木齐市法律顾问处的学习律师，在法厅上，公开袒护犯罪分子。
在“鸣”“放”期间，他竟在劳改犯中煽动刑满留场人员去中央控告。
今年07月，一个刑满的劳改犯向他诉说自己的“委屈”时，他又唆使这个人“向上级控告”。
杨腾高还十分露骨地污蔑司法界，说“宗派主义最严重的莫过于司法界”。
　林裕苍人在大陆心在台湾叫嚣要共产党让位给第三党
福建省福安运输总站副总站长林裕苍，疯狂地向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进攻。
他说“中国要变成一个富强的国家，并不一定非共产党领导不可”，并公然提出要共产党“让贤”，让位给“比共产党更优越的第三党”。
林裕苍发出反共反人民的谰言，并不惊奇。
原来在解放前，他就是国民党的区分部委员，并且是军统特务头子吴乔生（现在劳改）的得力助手，做过许多反人民的事情。
解放后人民政府留用了他，他仍然说自己“人在大陆，心在台湾”。
　供销社岂能让右派分子霸占马洪生、毕清只不过枉费心机
江西省财政贸易部门的职工揭露出一批右派分子。
江西省供销合作总社办公室科员、右派分子马洪生，公开叫嚣不要共产党领导供销合作社。
他咒骂省供销社是“暗淡无光”，扬言“拼着丢掉五十七元（指他每月工资五十七元），也要把‘大门’（指共产党的领导）打得粉碎”。
省人民银行储蓄科科员、历史反革命分子毕清，污蔑共产党员是“四靠起家”：
“一靠招牌，二靠给人扣帽子，三靠资格，四靠运动”，进而向共产党提出要“门户开放”，群众和党员“机会均等”，“和党员进行‘和平竞赛’”，借此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本报特约新华社稿）

城市建设必须有领导有计划
　首都建筑界批驳陈华联盟的恶毒阴谋
新华社22日讯
首都建筑界三千多人今天举行大会，揭露和批判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总工程师陈占祥、华揽洪的右派反共联盟。
北京市设计院副院长肖平揭露陈、华联盟一贯仇视党对北京市城市建设和总体规划的领导。
他们诬蔑中共北京市委加强对总体规划的领导是“宗派主义”，要党退出规划设计机构，组织由他们参加的“审查委员会”来审查总体规划。
陈占祥到处诬蔑北京的规划总图方案是一本“形式主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引起多少凡人苦恼”的“天书”，诬蔑中共北京市委会负责领导规划工作的同志是“站在云层深处，看不到人间疾苦”，扬言要“打破社会主义的框子”，主张设计室有更多的“自决权”，“盲目自发地进行城市建设”，企图走私人建筑事务所的资本主义道路。
华揽洪在他的“万言书”中，提出“新陈代谢、循环建设”的方针，反对中央提出的“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百年大计、质量第1”的方针。
为了达到他们的反党目的，陈占祥和华揽洪在大鸣大放期间结成反党联盟，订出了“陈攻规划，华攻建设”的计划。
自称是煽火的“小扇子”的陈占祥，除了污蔑党把建筑师当成“描图机器”，来挑拨党和建筑师的关系外，还利用到上海去参观的机会，采取“私访”“开座谈会”等方法，企图煽动上海的建筑师们来反对北京的总体规划。
中国建筑学会北京分会理事长梁思成说，建筑界的右派分子陈占祥、华揽洪之流，不仅否定全国人民八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而且恶意地颠倒黑白，造谣、撒谎。
他们结成反党联盟，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妄想推翻党在建筑领域中的领导，是要把我们的城市建设和建筑事业拖回到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中去，让他们在建筑界称王作霸。
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工程师钟国生当场列举许多事实，驳斥陈占祥和华揽洪抹煞首都八年来的建设成就，说共产党“缺乏当年填平龙须沟那末一股劲”、“城市建设与群众利益不像从前那样密切”的谎话。
他说，八年来北京新建的住宅面积就等于解放前十八年中所有的新建筑面积的三倍。
党和政府继填平龙须沟之后，又消灭了十条“龙须沟”，现在正把城区最大的“龙须沟”——护城河变成清水，把龙潭、陶然亭等臭水沟改变成美丽的公园。
在劳动人民居住地区和郊区农村安装的公共水站比解放初期增加了近十倍。
钟国生责问陈占祥和华揽洪说，这些事实证明党和政府时时刻刻在关心着群众利益，你们为什么要睁着眼睛说瞎话，必须老实交代。
陈占祥和华揽洪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师生中散布的许多反动言行，产生了很恶劣的影响。
清华大学建筑系副主任吴良镛在今天会上揭发说，陈占祥在师生中否定北京的建设成就和总体规划，而要去研究洗澡堂、茶馆、天桥和清朝的营房，要到六必居酱园店去在酱菜缸上欣赏美、吸取设计灵感。
北京同仁堂药店为了满足营业需要改装了门面，陈占祥就大骂“破坏”了气氛。
华揽洪在清华大学炫耀他是“大建筑师”，现在他的“创造性”受到所谓“压制”，因此有些受了他的欺骗的学生说，在“党的领导下不能搞建筑”，要在毕业以后到没有党领导的地方去“发挥创造”。
吴良镛还揭发了陈占祥、华揽洪恶意污蔑苏联和帮助我国建设的苏联专家的言行。
这个自封为“城市规划专家”的陈占祥，在大家揭发下露出了真面目。
陈占祥原来是康泽一手提拔起来的反共专家，十足的洋奴才。
他在英国学建筑时，就在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支领津贴进行反共活动。
康泽在1945年初还派他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出席伦敦举行的世界青年代表会。
1946年，陈占祥在回国途中，陈诚又打电报要他去庐山参加三青团的代表大会。
回国以后，还得到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召见。
陈占祥、华揽洪在大会上作了交代。
但是这两个右派分子极不老实，交代中东拉西扯，空洞无物，企图蒙混过关。
大会要这两个右派分子必须老实地彻底地交代。
大会还将继续举行。

妄图组织“第2大党”和党分庭抗礼
杨清反动集团的狂想幻灭
本报讯
不久以前闭幕的吉林省第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上，全体代表愤怒地揭发了吉林省右派骨干分子、章罗联盟派驻吉林的主将杨清的反动罪行。
杨清利用民盟东北师大支部主委、东北师大教育系主任的职务，和同系三个教研室主任谢觉一、吴正礼、曹延亭（都是盟员）相勾结，形成了一个阴险的反动集团，妄图在校内搞“第2大党”，和共产党分庭抗礼。
为了加强反共阵线，杨清和学校内的民革右派集团头子刘宗向（民革吉林省筹委委员、师大历史系讲师）和右派分子何基（师大历史系教授），共谋“民主办校”，他们还讨论了今后民主党派参加学校领导的人事安排。
此外，他又亲自到学生宿舍访问学生，煽动学生闹事；
他和学生中的右派分子、肃反对象王兴业、曲哨勾结一起，支持他们组织“平反小组”。
他还介绍他们去法律顾问处，诬告学校的某些负责人。
05月20日，光明日报记者殷毅到长春点火，杨清亲自出马，发起总攻。
在座谈会上，他恶毒地把共产党员说成是“政治贵族”。
他说：
“过去有句俗话：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看来应该把这句话改为：
‘天下无不是的党员’”。
杨清对肃反运动也大肆污蔑，他说，“在肃反时，一有人写材料，不经过调查研究就整起来”，他称这为“主观裁判权”。
他把肃反看成是人民内部的事，主张“不能专讲专政”。
杨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刻骨的仇恨。
他认为政治理论学习就是教条主义，听政治理论课像上教堂做“礼拜”一样。
他反对干部进行思想改造，他曾在全系教职员大会上公开提出：
“不准批判名利思想”。
早在整风以前，杨清反动集团就执行了章罗联盟篡夺文教界领导权的反动纲领。
他们竭力打击教育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助理（党员）以及靠近党的积极分子，并利用借钱、送礼、吹捧、支持不合理的要求等卑鄙手段拉拢群众，挑拨党群关系，以达到孤立党组织的目的。
他把系内的一切问题都拿到他的小集团里去密商。
他公开宣称：
“我这个系主任不受党总支领导，我要干得有职有权，否则就不干。”
为了成立“第2大党”，他用“入盟后科学研究方便，盟员可以做领导”的利诱手段拉人入盟。
他计划到今年底在校内把盟员发展到一百二十人，这样“第2大党”就形成了；
他自封为这个“大党”的领袖。
杨清又勾结了盟内右派分子丁克全（民盟长春地质勘探学院支部主委、长春地质学院教授）、何善周（民盟长春市委副主委、东北师大中文系主任）打击民盟省、市委员会进步的领导人员，设法把他的小集团成员安插到民盟省、市委会中去，从而篡夺民盟省、市委的领导权。
杨清反动集团被揭露后，杨清不得不低头认罪，承认了自己有篡夺党在师大领导权的政治野心。
但他和章罗联盟的关系，杨清小集团的内幕和秘密活动却还没有交代。
目前斗争正在深入中。
（温述仙）

破资本主义　立社会主义
全国工商界必须全面整风
全国工商联和民建常委会联席会议进行讨论
　新华社22日讯
为了在全国工商界中展开一个以反对右派分子和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为内容的全面整风运动，全国工商联和中国民主建国会将在9月上旬联合召开两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正式决定和推动这一运动。
这是今天举行的两会常委联席会议上决定的。
会议认为，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基本上改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以后，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完成，特别是从工商界反右派斗争的情况看来，多数工商业者对他们的政治立场并没有进行必要的改造，因此在全国工商界中广泛开展整风运动是完全必要的。
会议一致通过了由两会主任委员陈叔通和黄炎培提出、并已征得各地副主任委员同意的迅速召开两会中央（执行）委员联席会议的决定，并且要通过这个会议，在工商界掀起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高潮。

福建人民据理反击右派
万九光“三枉”“万税”谬论被粉碎
本报讯
在群众有力的反击下，福建省右派分子、政协福建省南平市委员万九光的所谓共产党“三枉”、“万税”的谬论已被粉碎。
06月12日，万九光在政协南平市委员会上，对共产党发出了恶毒的攻击。
他说：
共产党是“枉道、枉理、枉法”。
镇反是采用“拔草式”，稻和草一把抓，肃反是“筛米式”，搞得许多人头昏脑胀。
万九光还大叫：
“共产党万税、万税、万万税”。
他还“建议”共产党推行他的“仁政”。
他说这一点是马列主义里找不到的。
他认为“仁”就是恻隐之心，因此要省刑罚：
公安、政法工作可以放松一点，免得“老百姓”提心吊胆，还要平反“冤狱”、减轻税收。
右派分子万九光这些反动透顶的言论，受到了南平市各界人民和福建省其他地区群众的同声声讨。
南平市干部关立泉等说：
1950年，在南平破获了以“国民党闽赣前线突击司令部政训处”主任卢炳荣为首的阴谋组织，人民莫不拍手称快，只有万九光之流才会感到“恻隐”，大叫“冤枉”。
南平县湖头乡农民李森等说：
现在的税收是正确的，合理的，只有国民党才是“万税”：
什么壮丁费、保甲费、戡乱费、伤兵捐、慰劳费、迎神费、巡夜费、门牌捐、猪捐、牛捐、山头捐，还有粪捐，正税之外还有附加税，连讨老婆贴印花还要报税，劳动人民受够了苛捐杂税的痛苦。
根据揭发，万九光曾任国民党县府主任秘书，又是奸商，解放前和伪警察局长等秘密逮捕和处死很多共产党员、爱国志士及无辜平民，群众已经尝够万九光的“仁政”的滋味了。
　（南江）

章乃器在“视察”中支持什么人
青田农民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
彻底揭穿那些坏分子的真面目
据新华社杭州22日电
新华社记者伊心恬报道：
右派分子章乃器去年到他的家乡浙江省青田县“视察”的时候，煽动农民说：
“你们粮食不够吃，对社有意见，统统告到“中央去”。
不久，青田县就有很多人写信给章乃器，喊粮食不够，闹要退社，还诬告干部。
写信给章乃器的是些什么样的人？
他们的粮食是否不够吃？
最近青田县农民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后，这些人闹粮食、闹退社的真相就大白了。
写信给章乃器的人大喊粮食不够吃，骂合作社，骂干部，可是经过当地农民揭发，发现他们普遍是余粮户。
仅大路、船寮、高市等五个乡，写信给章乃器被章乃器批转到青田县党政领导机关处理的十六户，就有余粮一万一千多斤。
大路乡写信给章乃器的八户，现在被揭发出家家都有余粮，其中有四户余粮在一千斤以上。
他们把余粮高价卖黑市，做粉干，做面条，进行投机交易。
有一户叫夏有松，还把三百多斤大米存放在他的亲戚陈松林家里。
可是另一方面，这些人却装穷叫苦，公粮大多没有缴清，余粮也不卖或少卖。
现在全乡农民正在同这些人展开说理斗争。
高市乡西源村有二十五户联名写信给章乃器，叫喊口粮不够。
但是这个村子去年运到外地以黑市高价出卖的蕃薯干就有一万多斤。
船寮乡有三户单干农民分别写信给章乃器，认章乃器做“亲表妹丈”、“堂兄弟”，诬告干部迫使他们要饿死。
最近这个乡农民揭发出这三户都是余粮户，他们共欠公粮、拒卖余粮两千多斤。
认章乃器做“堂兄弟”的漏划地主章来进，三年来拒卖余粮一千六百六十斤，拒交公粮四百多斤。
去年他赶到小源乡去找章乃器，在小源乡住了一天一夜。
回村后，他就对应缴的公粮四百斤和应购的余粮三百斤坚决抗拒征购，还常常到社干部那里叫喊没有粮食吃了，动不动拿出章乃器的招牌来威胁干部。
不久他又写信给章乃器诬告干部。
章来进是不是粮食不够吃？
最近村里农民揭发出他有余粮一千二百多斤。
今年06月，他运出大米九十多斤到丽水县以每元三斤的高价进行黑市投机买卖，还用七十多斤陈谷向贫农厉来彬等放高利贷，进行非法剥削。
他还偷窃社里粮食，疯狂地煽动社员闹退社。
现在，全乡农民正大张旗鼓地和章来进进行斗争，并要求政府依法加以惩处。
高湖、小源等乡的农民还揭发了章乃器支持现行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闹粮食、闹退社的罪恶行为。
连写了六封信给章乃器的高湖乡的沈钱松，原来是一个有组织的反革命分子。
当沈钱松知道章乃器把他的信批转到当地政府处理后，他就大喊“章乃器替我们撑腰了”，“现在有办法了”。
这个反革命分子更加猖狂，不但拒卖余粮两百多斤，还煽动搞垮农业社，图谋殴打干部。
小源乡有一个写信给章乃器的叶恒德，去年在农业社里分到一千五百多斤粮食，政府还供应他八十四斤大米，一家四人足够吃，可是他还猖狂地闹粮食，闹退社，勾结反革命分子带着锄头、柴刀殴打了八个社干部，还阴谋打死中共乡支部书记和农业社社长。
这个犯罪分子叶恒德现在已由政府依法予以逮捕。

罗隆基的心腹　十多年的右派
樊光在江苏玩火自焚
本报讯
据新华日报消息：
一个多月来，民盟江苏省委、南京市委先后召开了八次会议，从各方面揭发和批判民盟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南京市委副主委樊光参加罗隆基集团，引导民盟向右转的罪恶活动及其一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现在，这个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被揭露了。
今年04月底，樊光参加中共江苏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了解了整风意图后，便擅自急忙地直线下达，布置了九个“鸣放”座谈会，以“撒火种”、“挑选爪牙”、“搜集进攻材料”。
樊光在这些会议上都“指示”说：
“盟是代表知识分子利益的党，有意见可大胆地讲”，“不怕偏激”，“不怕片面”，“不怕有情绪”；
并为他们撑腰说“不要怕报复，有意见可以告到盟市委”。
果然，在樊光的煽动下，不少基层盟组织的右派分子就更加猖狂，成了樊光向共产党进攻的冲锋陷阵的打手。
不仅如此，樊光还盗用政协文教工作组名义，召开了五次座谈会，连他平时不在眼下的小学教员也请了来。
这些会议是以“工资、人事安排、历次运动的副作用等”为中心来“鸣放”的，他在这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樊光怕学校中“鸣放”得不深不透，便又召开了一次中等学校民盟基层干部大会，有些盟员称之为“放火誓师大会”。
在这次会上，樊光提出“六大矛盾，四大要求”的反共行动纲领。
他说在帮助党整风中，党和群众存在“六大矛盾”：
第1、群众要快放与领导要慢放的矛盾，应该快放；
第2、先放后学和先学后放的矛盾，应该先放后学；
第3、有领导的放和无领导的放的矛盾，应该由盟来领导、支持和发动；
第4、有条件地放和无条件地放的矛盾，应该无条件地放；
第5、党、盟步骤协调问题，盟先走一步，如果党支部怕放，就推动他；
第6、你放我争的矛盾，先放后争，对所有意见，不应提出驳斥。
樊光还惟恐盟员不能领会他的“精神”，又“苦口婆心”地提出“四大要求”：
（一）盟员要比群众“鸣得更彻底、放的更大胆”；
（二）及时掌握群众思想动向，在第2阶段也要先走一步；
（三）深入了解学校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向盟汇报；
（四）要毫无顾虑地向党提意见，敢不敢放是立场问题。
他这篇充满火药味的讲演贯彻到基层后，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右派分子更加疯狂地向党进攻，好像共产党就要垮台了，他们这一小撮右派分子简直就要“上台”来“收拾残局”了。
樊光在“放火”的同时，企图从人事制度上打开一个缺口。
他无中生有地说：
“人事材料袋里装满了三个主义”。
在储安平特派到南京来点火的光明日报记者召开的座谈会上，他恶意地攻击“分配毕业生和调动干部像乱点鸳鸯谱”，他主张“以后职业调动，要开放自由市场，可以提高质量”、“校长也采用民主选举”。
樊光是搞组织工作、宗派活动“起家”的。
一年来南京发展的盟员等于解放数年来的总和还要多。
他提出基层要发展二至三倍，他说发展就是为了“监督”。
又说“南京高级知识分子中有所谓‘四大金刚’，要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拉过来”。
为了搜罗“政治资本”，篡改盟的“发展标准”，说不管什么人，只要“自愿”就可入盟。
这样，反革命分子、劳改犯、政治面貌不清的人也被发展了。
在中等技术学校新发展的七个盟员中，有两人是右派骨干，三人有政治问题。
根据已揭露的材料，樊光和罗隆基集团早在1943年在重庆时就开始勾勾搭搭。
十余年来，在盟内一直闹宗派活动，打击左派，成为罗隆基集团的死硬派。
解放前夕，他和罗涵先（罗隆基集团分子）勾结，以玄学鬼和反共专家张东荪的“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反动理论来建立理论体系，并筹建“改建学社”，作为组织上的力量。
解放后，樊光窃据了南京民盟的领导地位。
他和章伯钧一鼻孔出气说：
“我们这里是‘政治研究院’，是‘政治气候测量站’”，并说：
“我们向党提出的方案就是价值很大的‘科学论文’”。
他提的是什么方案呢？
在“鸣放”中，他准备提的就是“改革人事制度”和“平反”的反共方案。
他要重新估价历次政治运动，危言耸听地说：
“知识分子被斗过的现在是‘一朝被蛇咬，十年见蛇惊’。”
反右派斗争以来，樊光先后作了八次书面检讨，但没有接触到灵魂深处的东西。
他为自己开脱说：
“民盟只有右倾思想没有右派分子，陈敏之是‘左派’，我自己已由右向左转了”，说什么“放火客观上有罪行，但在我思想上，不是有意识的”。
这一切花招都破产了，随着运动的深入，基层“打手”越来越多地缴械投降，樊光这个老牌右派分子，无论如何是混不过关的。

胡明树等要和共产党分天下
广西文艺界铲除毒草集团
本报特约新华社稿　已被揭发的广西省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联盟右派分子胡明树、林焕平、李文钊等人，在“大鸣大放”期间曾连续在“文汇报”、“文艺报”、“漓江”等报刊上发表反动文章，并筹办“同人报”，企图用这些活动来扩大思想阵地，同共产党唱“对台戏”，进一步达到“不能和共产党争天下，起码也要和共产党分天下”的政治目的。
胡明树、林焕平合写的“闻者不戒，言者有罪”，硬说广西压制鸣放，不仅“乍暖还寒”，而且是“春风吹不过昆仑关”（南宁附近的一座山）。
当右派分子在广西省宣传工作会议上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长提出大会的缺点是鸣得多，争得少。
胡就说这主张是“欲放先收”，是违反中央的“鸣放”方针的。
他们还明目张胆地宣扬“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不同意对文汇报的批评，污蔑广西日报不走资产阶级方向是“错误”的。
广西省宣传工作会议后，林焕平总结了三条“经验”，并发表在民盟内部刊物上。
这三条“经验”是：
一、必须改变过去对党的依赖思想，过去总是“按照党的意图办事”，“党交代做就做”，现在不能再这样了；
二、民主党派最好联合起来进行工作，力量就更大些；
三、要“提高政治敏感性”。
其实他所说的“政治敏感性”就是“窥测方向”伺机出击。
胡明树等的反动文章，广西文艺界连日举行的会议上已给予有力的批判。
胡明树等人的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憎恨，是有历史根源的。
据最近省文艺界座谈会的揭露，胡明树跟随过文化特务胡危舟，任过李宗仁妻子郭德洁所办的“言报”副刊编辑，和胡风勾搭过，土地改革时为地主流过泪，悼念过大特务姜元钦。
林焕平过去曾经参加过共产党，后因对革命发生动摇，叛党投靠阎锡山，并任过阎的妹夫梁延武办的民族革命通讯社社长。
李文钊是个脱党的托派分子，是李宗仁的亲戚，在李宗仁手下做过多种官，为桂系军阀吹嘘宣传过大广西主义。

　贩运“私货”制造风波事实俱在
王海波怎能蒙混过关
本报讯
水产部揭发出一个暗藏的阴险狡猾的右派骨干分子王海波。
王海波是水产部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九三学社水产部的负责人。
表面上看来王海波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一开口，马列主义名词一大堆。
但是，整风运动一开始，他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
05月03日，王海波在九三学社水产部组织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宣告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三条“罪状”：
第1条是对知识分子的使用不能“人尽其才”，不能“学用一致”；
第2条是密件无边和限制研究资料过严；
第3条是“对知识分子一般性历史和社会关系问题无限期的纠缠”。
他诬蔑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否定一切”，实行无尽期的排斥态度。
06月中旬，王海波在水产部召开的整风会议上，又公然对党的人事制度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他说，社会主义没有制度，到处糟糕。
他攻击现有的领导人有严重的不称职现象，主张把现有的司、局、处、科长，不“称职”的必须降下来。
他还主张用人可以不问政治，把干部标准中关于德、才的比重加以改变。
王海波还用隐蔽的、狡猾的方式进行阴谋活动。
他每次在九三学社领导机关听到些反党的言论和所谓大鸣大放的经验，就贩运回来。
每次会上叫社员汇报各单位的情况，进行布置。
并用个别串连的方法向外传播。
为了发动其他人向党攻击，他频繁拉拢或公开支持部内右派分子戴镇、梁其昌、赵越等九人并互相配合，当党内外的右派分子贴出大字报时，王海波煽动他们说“讲的好，有道理，符合鸣放精神”。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王海波看到形势不妙，就着手组织退却活动，他一面指示被斗而不能蒙混过去的人要“准备第二着”，一面又假装拥护反右派斗争，联合各民主党派写了一张大字报。
但不久，他的丑恶面貌就被揭穿了，可是他还想狡赖，甚至无耻地说：
“如果我承认自己的错误，只怕会影响党整风。”
但群众是决不会让他混过关的，水产部对这个右派分子的斗争目前正在深入中。

近万人投入反右派斗争群众觉悟不断提高
安徽省级机关展开大论战
本报合肥22日电
安徽省的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正在向纵深继续发展。
省级机关八十多个单位中展开了大论战，近万人投入了斗争。
反右派斗争初期暴露的右派分子，已被批驳得理屈词穷，开始低头认罪。
章罗联盟在安徽的爪牙、民盟安徽省委委员童车五、吴伯敏、王晋斋，和农工民主党合肥市工委主委、司法厅厅长李湘若，忠实地执行章罗的大发展计划，在基层到处点火，煽惑群众，这些反动言行，经大会小会揭露批判后，他们已无法辩解，开始作交代。
民革省委委员、农业厅副厅长张节，省政协委员、林业厅特林处副处长郭崇毅，水利厅技术员杨曾训和民建安徽省工委会常委张东野，对合作化后的农业生产成绩、统购统销政策、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等，都曾大肆造谣污蔑。
张节还破坏党和农民的关系，企图唆使农业劳动模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张会亭同志代表农民诉苦；
郭崇毅则借视察机会挑拨农民反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张东野恶毒地攻击新社会“没有人情味”，说“许多农民有一肚子苦水”、“工商界不敢说话”、“稍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都是骨鲠在喉”，他并污蔑全国人民说：
“全国除了一千二百万党员、二千多万团员以及若干工人外，还有五亿几千万人的心里感到自卑和消沉。”
省科普协会筹委会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程士范这个右派分子，竟把党员和积极分子比作秦皇汉武时代的“治狱之吏”，造谣污蔑肃反运动，说党员在打击、刁难科学技术人员。
他在全国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竟得意忘形地说共产党已经“看不到胜利了”、“共产党垮台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这些右派分子都在反动政府当过官，做过事，张节和张东野还是凶恶的大地主、大恶霸，程士范则是一个和日本间谍机关、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有密切组织关系的人。
他们的反动言行和罪恶历史一经揭露，便在群众中很快陷于孤立。
省级机关曾召开了两次有各单位千余人参加的大辩论会，对右派分子耿仁勇和杨曾训进行了批判。
经过斗争锻炼的群众，觉悟不断提高，斗争向各行各业展开，新的右派分子纷纷被揭露出来。
在文化艺术界，省文联揭露了一个以前省委文教部副部长戴岳为首的包括十几个右派分子的反党集团；
省文化局以陈仲、张熙才、佘建民为主要成员的反党集团也露了原形。
新闻界正在批驳新华分社记者林牧、安徽日报农村组副组长李克节和编辑鲁山、省广播电台的技术员谭保林等的反动言行。
工程技术界证实张子敬（工程师）是程士范反动集团的主将。
此外，省公路运输管理局对张振声（该局业务顾问）的反动言行也进行了揭露。
省财贸系统新查出了八个右派分子。
安徽省各地、合肥市级机关的反右派斗争，也正在深入开展。
参加斗争的两万多人，正对陈天任、郭兴安、张善瑞、姜玉济、左光彩、耿仁勇、王运筹、程肇钧、胡侣、李九我、诸诚之、戴仰辰、陶瀶川等右派分子进行说理斗争。
全省专科以上学校的反右派斗争，正在留校的师生中继续进行。
安徽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员李敏，已被证明是党的叛徒、右派分子的军师。

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学生
——北京大学反右派斗争中的重要教训
周定舫　朱学科
经过了两个多月群众性的反右派斗争，北京大学学生受到了深刻
的教育，也得到了共同的认识：
必须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加强政治学习，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才能做个社会主义的大学生。
疾风中的劲草
05月里，右派分子谭天荣、龙英华等开始向党发起进攻，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招牌，大量贩运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货色，向党进攻，挑起阶级斗争。
在这一场斗争中，每一个学生特别是党团员和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分子，都受到了严重的考验。
他们之中除去有个别人，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中站不稳无产阶级立场，分不清敌我，消极动摇，有的党团员甚至投敌叛变。
但绝大多数党团员及社会主义积极分子，都经得起这一场斗争的考验。
右派分子每贴出一张大字报，他们就贴出了十张、二十张的大字报来揭露和驳斥。
右派分子企图出版“广场”等反动刊物，他们就出版“浪淘沙”、“05月”、“争鸣”、“啄木鸟”、“论坛”、“思想战线”等更多的革命刊物，对它展开围攻。
右派分子在广场上到处设立讲坛，大事造谣诬蔑，他们即登坛驳斥。
右派分子在这一讲坛遇到对手，转移阵地站到另一讲坛，他们就跟踪追击。
全校右派骨干分子集中的中文系（全校右派分子的核心组织“广场”编委会，为谭天荣、龙英华、刘奇弟、张元勋、沈泽宜、陈奉孝、张景中、叶于泩等十五人组成，中文系即有六人），在党团员的带动下，全系同学都积极行动起来，和右派分子展开斗争。
“广场”主编张元勋所在的三年级二班，过去是思想工作做得最有成绩的班，曾一年一度的连获两次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
全体党团员在张元勋贴出第1张反动大字报，在广场作第1次煽动性的演讲以后，即识破他的阴谋，发动全班同学写贴第1张反击右派的大字报。
当全校右派分子活动最猖狂，群众思想混乱的时候，张元勋高踞讲坛，现出他那一副狰狞面孔，大喊：
“‘官僚主义者’，我要像狼一样的吃掉你！
‘卫道者’谁敢上台来辩论”时，班里的党团员朱保全等就挺身而出，上台去揭露其反动面目。
团支部书记沈天佑在班里反右派的第1次辩论会上，即第1个和张元勋面对面的交锋，系统地揭发批判张的反动言行。
张元勋被大家揭发得恼羞成怒，声言要以“刀子相见”时，同学们不但没有为他的威胁所吓倒，并且更加激烈地展开战斗。
全班前后共召开了九次批判他的大会，在群众面前把他揭发批判得原形毕露。
为了推动全校斗争的开展，他们还到外系外班去揭发张的荒谬言论。
在辩论会上，在批判会上，在所有舌战和笔战的场合，各系都不断地涌现出成批的富有战斗力，长于说理，又善于掌握战略战术的思想战线上的优秀战士。
中间群众在斗争中向左转
在这样火热的斗争中，有些中间群众，由于他们过去只专心研究业务，不重视政治学习，对当前国内外形势不清楚，存在各式各样的糊涂思想。
他们投入斗争，经过了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在斗争初期，他们之中有些人把这一场斗争看成与自己无关，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
别人和右派分子斗争得非常剧烈，他们整天整日的坐图书馆。
有一些人虽然由室内走到广场，但由于立场模糊，在右派分子的袭击下，思想混乱，直到社会上和学校里群众性反击右派斗争已经全面展开，他们还停着脚步在那里观望，怀疑是否“小题大做”？
有的人因不识右派分子的阴谋，还盲目的随声附和。
学生成立一向埋头钻研业务，直到反右派斗争展开以后，他仍然是早出晚归的坐图书馆。
他对斗争抱着“旁观者”的立场。
但是，他无论如何脱离不了斗争的影响。
每天他往返图书馆或是到饭厅去吃饭，广场四周墙壁上贴得红红绿绿的大字报，吸引着他不得不去浏览一番；
大字报上提出很多的正反面针锋相对的问题，他看了不得不加以考虑；
广场上的辩论会，他或者参加，或者不一定参加到底，但是班里斗争右派分子的会，是不得不参加的。
斗争吸引着他，教育着他，他接受大家的批评以后，检讨了自己不关心斗争和脱离实际的错误，积极地投入斗争。
王浙成和右派分子张元勋是“诗友”。
自广大同学对张展开斗争以后，他自己的思想斗争也跟着尖锐和复杂起来。
站在右派分子一边，维护私人的友谊呢？
还是站在人民的一边，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呢？
直到班里同学对张元勋开了第2次批判会，对张元勋的反动言行进行了彻底揭发，全班同学都与张划清界限并积极投入斗争以后，他才下定决心，认识到真正的友谊，应当建立在共同的革命的政治基础上，他即坚决的站到人民一边来。
在反右派斗争开展得比较缓慢的系级，同学们在全校反击右派斗争展开以后，受到影响和教育，也都提高了觉悟，澄清了种种糊涂思想。
物理系二年级学生，因为斗争开展得比较缓慢，自中国人民大学右派分子林希翎到北京大学“放火”以后，校内右派分子大喊“救救孩子，‘广场’在难产中”的时候，他们又动了“恻隐之心”的去帮右派分子们油印，使这丛毒草终于长出土来。
但是，自全校同学对右派分子林希翎、谭天荣等进行连续的批判揭发以后，他们认识到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下，任何人只要离开了党一寸一分，就是向右派分子靠近了一寸一分。
全级一百八十一个学生还联名写了一张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的宣战书，马上行动起来。
工人阶级的坚定立场给学生们很大教育
在整个斗争过程中，工人阶级所表现的坚定的立场，对全校学生的教育意义很大。
很多同学对右派分子利用大字报所散播的反动言论认识不清。
可是，右派分子把这些东西选编起来作为“广场”的第1期内容，送到北京市印刷一厂去付印时，排字工人们把稿子一拿到手，就受到它反动气味的刺激，从夜班传到日班，没有一个人能排下去。
最后，全厂工人决定拒绝承印这份反动刊物，并立刻向北京大学学生会揭发这件事。
工人的文化水平并不如大学生们高，为什么能够马上就发现问题呢？
相形之下，大家都认识到自己缺乏明确的无产阶级立场，政治嗅觉迟钝。
中文系学生吴南山，在校只顾埋头读书，放松了政治思想的锻炼，对很多问题认识不清。
自从听到北京市印刷一厂工人行动的情况，看了校内工人出身的李万春等同学在反右派斗争中的表现，他感到很惭愧，感触很深。
他贴了一张大字报，衷心地表示“要拜工人为师”，并积极投入斗争。
北京大学学生中出现的右派分子，绝大部分都是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
他们过去没有认真接受思想改造，甚至抗拒思想改造，坚持反动立场，所以在这次风浪中都现了原形。
彻底改造思想
北京大学群众性的反右派斗争虽已告一段落，但这一斗争并未结束。
整个斗争将是长期的。
经过前一时期的斗争，每个同学联系到自己的情况，想到为什么漠视了当前还存在阶级斗争的现实？
为什么警惕性不高？
为什么立场不稳？
为什么受了右派分子的蒙蔽？……大家一致认识到归根到底是同自己的阶级出身和忽视思想改造有关，都下决心要加强政治思想锻炼。
根据1956年的统计，全校学生中的工农成份，只占22％，而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出身以及自由职业者等上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即占到70％以上。
而在1954年以前招生的班级，剥削阶级出身的学生比例则占的更大。
同学们普遍要求学校采取具体措施以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加强政治课。
理科和外文各系的学生，有很多人在过去对马列主义不感兴趣，经过这一场斗争以后，也重视了起来。
在暑假开始时，有很多人都制定出自己学习马列主义和参加体力劳动的计划。
吴南山过去对上政治课的重要意义认识不清，当右派分子叫嚣和煽动同学取消政治课的时候，他受到影响，主张政治课要选修。
经过这场斗争以后，他感到学校的政治课不但不能削减，而且应该加强和改进。
他的家在上海，他为了参加体力劳动，和劳动群众接近，计划绝大部分假期时间，去浙江农村他外婆家去参加农业劳动。
留校的学生，有的抽空进行政治学习，有的参加体力劳动。
他们有六百多人参加校内美化校院的义务劳动，还准备到校外农业社或工厂去劳动。
哲学系一年级学生史美珩等，在暑假开始的第3天，即组织十个同学为一“土方小组”，和工人们同样的参加校内工地上挖土挑土的劳动，并和工人同样的领取工资。
他们把自己劳动的报酬，买回“哲学史简编”等书籍，加强政治学习。

共产党是我们的命根子
清华大学学生　张银生
“旧社会中做过叫化子的我，今天也上了大学，这是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党整风之机，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招牌，向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右派分子知道，要在工人、农民中点起火来是很不容易的，于是首先从知识分子和青年中开始点火。
章伯钧在科学界、教育界的一员大将——右派分子钱伟长的全部活动充分说明了右派分子的猖狂性。
整风一开始，钱伟长就说当家做主的气味淡薄了，要求“保护科学家”，说教学质量今不如昔，否定教学改革的成绩，否定学习苏联，否定党在学校中的领导作用，主张学习英、美。
他在青年中到处散布谰言说，“人无进步与落后的区别”，把党对青年的思想教育说成是封建约束，竭力提倡资本主义的所谓“个性”、“自由”。
他利用党的工作中的个别缺点，加以夸大，甚至无中生有的造谣，污蔑党。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很明显，他说苏联科学、教育落后，不值得学习，并不是想把我国科学、教育事业办好，而是想通过否定苏联的科学、教育，进而否定教学改革，否定党对科学的领导，使我国科学、教育事业脱离社会主义道路，走向资本主义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在他这种“科学家”、“青年导师”的幌子下，很多青年甚至很多共青团员竟上了他的圈套。
但是真理只有一个，欺骗终归是欺骗，欺骗总不会长久的。
当大量事实揭发出来后，经过分析批判，不少青年很快认清了右派分子的真面目。
这次反右派斗争给了我们青年以极深刻的政治斗争教育，考验了每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
右派分子向我们进攻的开始，清华大学的共青团员们，多数能够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决向右派反击，也有许多人站在中间立场上，也出现了少数叛徒。
中间派随着反右派斗争的进展也都站到了斗争的最前列。
可以看出我们学校许多团员立场是不十分坚定的，没有经过政治风浪的考验，过去几年一直是在温室中成长的，一遇大的风雨必然要摇摆。
目前大部分团员已积极的投入了这场斗争，都愿在斗争中锻炼自己。
激烈的斗争告诉青年，只有紧紧的跟着共产党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才不会在任何风浪中栽斤斗。
而我自己也得到了新的考验。
我的家庭是农民成分，解放前受尽了苦难，吃树皮、穿烂衣，过着饥寒交迫的流浪生活。
我的九岁到十一岁的童年是在讨饭中度过的，十三岁参加了八路军，当小鬼，后来一直在党的教育下工作着。
解放后，党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改革，推翻了地主阶级，农民分得了土地，最近又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旧社会中做过叫化子的我，今天也上了大学，这是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我禁不住掉下泪来。
我清楚地知道这都是共产党的领导，和无数先烈奋斗的结果。
我亲身体验到共产党不仅是工人、农民的命根子，也是知识分子的命根子。
我们无数先烈用头颅和鲜血换来的政权，决不允许这些右派分子削弱和动摇。

　在反右派斗争中受考验后
陈其樵等光荣入党
本报讯
07月27日中共福州第2中学支部庄严地通过了陈其樵、林永年、程由书、郑彦藩等四个应届高中毕业生为中共预备党员。
陈其樵等四人都是共青团员，学习成绩良好，工作一贯积极负责，在每次社会政治运动中都能站稳立场，并积极参加运动。
前些日子，右派分子在福二中闹得天昏地暗的时候，他们能够马上明辨是非，自觉地挺身而出，团结了二、三十个共青团员和学生干部为核心，领导全体同学，给右派分子以沉重的迎头打击。
支部认为他们基本上符合入党条件，接受了他们的入党要求。

摧毁“卡秋莎”
彭利钊
北京矿业学院“卡秋莎”是以俄文教研组助教张秉银为首的右派小集团的代号。
这个小集团的成员除张秉银外，还有助教水绍韩、江皖生和教研组主任王昕。
整风开始后，这一小撮右派分子，到处搜集攻击党的“材料”。
他们无中生有地捏造了十六条所谓“党员优待条例”，说什么“原则以党员是自己人，群众是外人，党员都是百分之百的进步分子，群众都是百分之百的落后分子为出发点。”
还说，学习两分可以毕业者应为党员；
出国留学者应为党员；
爱人优先调来者应为党员。
他还污蔑说：
“因时间、地点和条件的不同，灵活运用。
以符合‘享乐在前，吃苦在后’的精神。”
还说，“共产党的作风比国民党还坏。
有人说共产党好话说尽，坏事做完”。
“我感到葛佩琦说的话很对，推翻共产党不等于不爱国”。
张秉银的污蔑共产党的言论，引起了广大师生员工的愤慨，许多矿工出身的和革命军人出身的学生要撕去张秉银贴的大字报，要他站出来说话，还有的人忙着写大字报来驳斥。
但是，同时也有人支持。
在那一段日子里，乌云弥漫了整个北京矿业学院。
一天，教师宿舍楼水绍韩的房间门口，出现了一张黄纸黑字的条子，上面写着“卡秋莎接待室”的字样。
张秉银和水绍韩等“接待”了许多人。
这时，张秉银向这些人自我介绍说：
“我是教研组的秘书，工会部门宣传委员，即将批准入党的积极分子”。
他借此拉拢一部分群众。
当这些人接受了他的某些谬论以后，张秉银就让他们去贴大字报。
他在教研组布置李恒尊等人，到学校里的各系科室为他拉拢群众，为他在辩论时鼓掌助威。
他还对同学们说：
“现在，不是谈论我们的十六条正确不正确的问题，是争民主，争自由，争发言权的时候”。
右派分子的言论，像从阴沟里刮出来的冷飕飕的臭风，立刻引起了全校许多师生员工们的注意。
号角响了，反右派的大大小小论战在激烈地进行着。
在全校师生员工的批判下，右派分子原形毕露了。
张秉银开始掩盖自己，把自己说成为历次运动的积极分子，还说这次整风运动积极分子最难当。
张秉银是不是历次运动的积极分子呢？
张秉银在三反时自己写的思想检讨中说：
“我由不信任领导变成了与领导对立，抱着一种控诉领导的态度大肆揭发，有一点错误可能就说成两点错误，由小说成大。
有时我抱着愤怒的心情提意见。”
他的假面具被揭露了以后，全校师生都清楚地认识到“张秉银原来是这样的人”！
张秉银“葫芦里的药”再也卖不出去了。
水绍韩的反动言论，也受到全校师生的驳斥。
矿山电工教研组讲师李维充用事实驳斥了张秉银的反共言论。
他说，北京矿业学院到目前为止，一共派出留学生六十一人，其中有党员三十人，群众三十一人，今年我院派出的三个留学生都不是党员。
可见张秉银所说的“出国留学者应为党员”显然是造谣和诬蔑。
他说，根据张秉银说的“学习两分可以毕业者应为党员”，但就我院情况来说，几年以来，我院只一个学习是两分毕业的学生，但那是一个群众，不是党员，张秉银是有意对党委进行污蔑的。
张秉银说“爱人优先调来者应为党员”，实际上我院有四十一个工作人员的爱人调来北京工作，其中只有八个人是党员，张秉银对此又作何解释呢？
钟灵副教授说，张秉银的言论有很多不符合事实，如“出外进修者应为党员”就不符合事实的。
我不是党员也去进修了。
张秉银这种夸大事实的说法，不是帮助党整风，而是要拔掉党的根，有意挑拨党群关系。
党员是不是“享乐在前，吃苦在后”呢？
许多人也用事实作了回答。
革命军人出身的学生张清欣说，张秉银污蔑党员是“享乐在前，吃苦在后”，把一切坏事都说成是党员做的，这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胡说。
我过去亲眼看见过许多党员在战斗中总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为了保护别人的生命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她说，例如最近广东省委表扬在防洪救灾斗争中牺牲的八名烈士，有五名是共产党员，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矿工出身的学生王玉寿说，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党员，工作都是走在别人的前面，当矿井发生事故的时候，他们总是让别人先离开矿井，自己最后才离开矿井。
这难道说党员是“享乐在前，吃苦在后”吗？
他们为的是什么？
为的只是人民的利益。
现在，在群众的威力下，“卡秋莎”被摧毁了。

斥洋奴政客萧乾
曹禺
萧乾是文化界熟识的人，他很聪明，能写作，中、英文都好。
但是他有一个毛病，就是圆滑、深沉，叫人摸不着他的底。
过去，他曾在混水里钻来钻去，自以为是龙一样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的清水里，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分明是一条泥鳅了。
今年5、6月间，“中国的天空上黑云乱翻”的时候，他忽然露出头来，兴风作浪，拉拢这个，打击那个。
他拉拢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篡夺党的领导的个人野心家们，他打击的是忠心耿耿、保卫党的事业的人。
他还写了一些诽谤党、党员作家和新社会的文章，他集中火力对人民文学出版社，对“译文”，对“文艺报”进行攻击。
他在这个期间，四处点火，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
我们都知道他的过去，他在“大公报”和“新路”上所写的那些反共、反苏的文章我们还没有忘记。
这是一个有历史的、有阴谋的右派分子。
今天，大家已经完全把他看出来了。
大家说他是个泥鳅，这在他的文章里也看得出来。
我们批判萧乾，就指出他的短处、缺点、错误，爽朗地批评他，希望他能够重新变成一个好人，一个正直的人，不打歪算盘的人。
但是，他写起文章来就要曲曲弯弯，先说许多好听的话，然后再骂你。
他仿佛是那种能笑着骂人的人。
你说他笑吧，他却是狠狠地骂你；
你说他骂吧，他说：
“我分明是在善意地对你笑着哩。”
我们不喜欢这种笑着骂人的办法。
但是，在他的文章里，对党和今天的社会是采取了这样的战术的。
拿他在6月1号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一篇文章作例吧。
通篇看来，他明明是反对马列主义，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精神”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但他偏要举起双手，热烈拥护地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大家会自觉地接受真理。
明明他歪曲事实，污蔑地说，今天的中国人没有说话和写作的自由，但他就在这句话的前面，满怀恶意地冷笑道：
“解放以来，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政府从来也没下命令查禁过一本书。”
明明他堆着一脸笑容，希望大家用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来“独立思考”，“自由选择”，然而他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忠实追随者，骂党的领导是“拿马列主义当棍子使用的教条主义者”，“把马列主义神秘化，庸俗化”，“逼人家对政治起反感”。
他怎样诬蔑今天党的领导呢？
他说，教条主义的领导好比是螳螂前面的车轮。
而螳螂呢，就指的是他所谓不能“独立思考”的文艺工作者。
教条主义者的车轮又那样无情，许多人都被辗死在它的下面了。
于是，他接着就说，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对文艺工作者不够
“放心”。
要对文艺工作者“放心”，让他们“自由地”放，这才能够做到“百花齐放”的“放”。
这分明是对党在文艺工作中的领导的仇视与歪曲。
党从来没有对爱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不放心过。
多少非党的文艺工作者领导着重要的文艺机构和刊物，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很多工作，成绩显著。
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党对他们不放心。
但是，萧乾忽然以一个仗义者的面孔出现了。
一会儿说，党在“杀鸡吓猴”，一会儿说，党不许人独立思考，一会儿又说，党的领导对人不放心。
处心积虑地挑拨离间，他的用意是在，使文艺工作者不相信党，远远离开党，要使大家跟他一样相信：
党在文艺界的领导是“教条主义的统治”。
他对党是这样的势不两立，却偏要做出一副正人君子仗义执言的面孔。
“镜花缘”的“两面国”里的人都有两个脸，前面微笑，后面喷着毒气，萧乾就是这种两面三刀的“好汉”。
然而，就在这样恶毒的攻击里，他却狡诈地布置下许多退路。
在那篇文章里，他一面骂，今天的社会“把政治庸俗化”，一面又用两面派的手法，埋伏一笔：
“在我们的社会里，有浓厚的健康的政治空气。”
明明他赞同资本主义的那种虚伪的“容忍”，他又偏要向大家卖好地说：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对他们的文化人是放心不下的。”
说：
“英美这两个自诩为‘民主的’国家，在这个‘容忍’的考验的面前早就破了产。”
现在我们倒要问问萧乾，你倒底认为英美是“民主”，还是“不民主”？
我们替你说出来吧，无论你在我们面前怎样装疯卖傻，步步设防，骂英美怎样的“不民主”，心里却很向往这个“民主”，过去你的文章证明你是这样，今天你的文章证明你还是这样。
谈到“容忍”，他说，他要我们采取他所谓的“民主精神”。
他说，“应该容忍你不喜欢的人，应该容忍你不喜欢的话”，这叫“民主精神”。
他引用了一句极漂亮的话，那句话是：
“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性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
其实，这句话是一种戏法，是语言的魔术，因为这句话没有真实的根据。
谁都看得出来，这是资产阶级骗人的一句鬼话。
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党自称为“最民主、最自由”的时期，我们的革命者所受的残酷压迫和屠杀已经完全证明，萧乾所引用的这句话是毫无心肝的谎言。
然而，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看见萧乾引用过这句“名言”。
在那个时候，他并没有对共产党说：
“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萧乾，情愿牺牲我的性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
然而今天，他却洋洋得意地引出了这句“名言”，并且对我们说：
“这是一句非常豪迈的话。”
我看，这句话一点也不豪迈，在那些英国绅士们的嘴里是一句骗人的漂亮话，但是今天出在萧乾的嘴里，便是一句别有用心、十分险恶的话了。
果然，他就进一步诬蔑，每个中国人没有说话、写作的自由；
果然，他暗指肃反，歪曲地说：
“在维护宪法的名义下，干出实质上是违背宪法的事。”
老实说，我们是最讲容忍的。
只要他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哪怕有多少错误、缺点，我们总是一面容忍，一面教育，希望他改正过来。
但是，我们也有绝对不能容忍的人，绝对不能容忍的话，那就是章罗和其他右派分子，以及他们到处散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萧乾要我们对敌人表现他所谓的“民主精神”，让他们“自由”地动社会主义之根，摇共产党之本；
萧乾要我们“容忍”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这类人，那我们就要对萧乾说：
“不许你乱说乱动！”
萧乾难道不知道，他引用的那句“豪迈”的话是英美政客骗人的把戏吗？
难道他一点也不意识到，他是在替另外一个阶级在说话吗？
我想他是知道的，他清清楚楚地知道，他在那段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扮演的是怎样一种角色。
如果他还要掩饰自己，硬说自己并没有做什么，自己是一个好好先生，仅仅有一点点反党思想而已，我们能相信吗？
读了萧乾的文章，知道了萧乾做的事情，我们感觉到，萧乾就像那种偷偷在井水里放毒的人。
他要放毒，又怕被人抓到，处处先给自己留退路，装好人。
然而，这个放毒的罪人终于被人民抓住了，被我们看破了。
他和张友松合谋写过一篇“封嘴记”，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可以说明他们的阴谋。
他们是想封人民之口，他们要把人民从光明幸福的今天，拉回到那听不见人的声音的，黑洞洞的旧社会里。
在对萧乾的辩论大会上，我听了同志们对萧乾的揭露，那些事实真使我们愤怒极了。
他，一个中国人，怎么能惋惜，庚子年帝国主义的八国联军竟然没有共管中国！
他，一个中国人，怎么能把自己的同胞，骂成“愚蠢、肮脏、自私，残酷”，用一切丑恶的字眼，来咒骂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他，一个中国人，怎么能把美国领事馆的帝国主义分子称颂为“他哪是人，他是神仙啊！”
这正是一切爱国的人所痛恨的洋奴政客。
他在过去以“自由主义者”自居，执行反苏、反共的“中间路线”，进行了多少两面派的活动，党都“容忍”了他，还团结他，信任他，给他十分重要的职务，让他好好为人民服务。
党把他的过去的一切丢下不谈，只希望他从此接受党的教育。
但是，他说什么呢？
他说：
“在狗窝里呆久了，没有狗性，也失去了人性”。
萧乾，只有一个毫无人性的人才能说出你这种话！
他的前妻梅韬同志讲，萧乾一生为人做事都脚踏两只船，从不落空。
他的格言是，准备最坏的，希望最好的。
大家都想知道，他准备的“坏的”是什么？
希望的“好的”是什么？
萧乾，你这脚踏两只船的人，你这只脚踩着共产党的船，你那只脚踩着谁的船？

望洋兴叹
方成
章乃器反对国家禁止文物出口法令。
他说过：
“一个鼎在美国可以卖七、八千美金，这使我得到一种安慰……单就鼎而言，我就有二十多个。”

毒草丛生的文艺刊物“芒种”
沈阳市文联出版的一个毒草丛生的文艺月刊——“芒种”，最近已成为辽宁日报、沈阳日报大量揭露批判的对象。
这个标榜着“辛辣大胆，干预生活”的刊物，从今年01月创刊以来，发表了一系列的歪曲现实生活，丑化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作品。
特别六七两期上的杂文，几乎每篇都浸透了毒汁。
同时，这个刊物还发表了不少灰色的、迎合落后趣味的作品。
最恶毒的文章
“是耶？
非耶？”
“谁是圣人？”
居然是出自该刊主编郭墟之手，并在沈阳文联主席王化南赞助下发出的。
“是耶？
非耶？”
是描写一个所谓腐朽了的、生命力即将枯竭的文艺机关的领导人，在评薪时竟然连升了两级。
作者恶意地企图用此来诬蔑我们这个社会到处是腐朽堕落，没有是非可言。
“谁是圣人？”
一文是捏造有这样一位处长，下级见了这位人物就要浑身战栗，低声下气；
即使这样，仍还免不了要受种种折磨。
作者极力使读者形成这种印象：
好像这个领导人是一个魔王，被他领导的人是没有任何思考自由的。
郭墟承认，他的这两支毒箭主要是攻击中共沈阳市委的两位领导干部。
他认为他们是“不学无术的”、“是思想衰退者”，是“暴君”。
而党则维护这些“坏人”。
因此他要“大胆干预”。
在“赵部长的01日”文中，作者邓谦把一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别有用心地描绘成为只知昏睡、骂人、玩弄古物的昏君。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这个刊物一直保持沉默，甚至在7月号仍然在继续放毒，对错误始终不作认真的检查，这引起广大读者的愤慨。

　一批前日本侵华军官在台湾训练蒋军
新华社21日讯
一批前日本侵华军官正在台湾替蒋介石集团训练校级和将级军官，这是19日出版的一期由美国撑腰的台湾“自由中国”半月刊揭露的。
这家刊物说，这个训练机构设在台北市附近，蒋军人员都把它叫做“地下学校”。
据泛亚社东京消息，大约二十名前日本高级军官在1949年前去台湾。
他们经过当时东京的麦克阿瑟总部和国民党驻日军事代表团秘密谈判的安排，由冈村宁次挑选出来送往台湾。
他们分别负责关于战史、情报、作战、动员、供应和空军事务等方面的训练，几年来已经训练了一万多名蒋军军官。
这批前日本军官在台湾名义上是蒋介石集团的“技术顾问”，而由蒋军给予少将或中将的待遇。

了解国家建设新面貌
上海高等学校三千多教师到各地参观
新华社上海20日电
上海各高等学校教师三千多人的暑期参观访问活动，已经陆续开始。
昨天，由四十余人组成的西北参观团已动身去洛阳、兰州、西安等地。
参加此次访问活动的主要是讲师以上的年老教师，也有小部分科学院研究人员和中等学校教师随同前往。
他们除组织了三个参观团，分别到中南、西北、安徽等地了解我国工业建设面貌外，其余更多的教师和科学研究人员则在本市各工厂、农业社、工人住宅区以及解放军驻沪陆海空部队参观访问。
通过这次访问，教师们将用亲眼看到的事实，彻底粉碎右派分子对党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无耻诽谤和污蔑。

　全国航空模型比赛
　北京竞赛区已经结束
本报讯
1957年航空模型比赛分七个地区进行，北京区竞赛大会已于昨日结束。
在一级自由飞活塞式发动模型飞机的比赛中，西安航空学院的刘明道，北京航空学院的罗四逐，南京航空学院的唐坚卓，他们三个人的模型飞机在三项飞行中，都达到了满分——540分。
在二级、三级牵引模型滑翔机，二级、三级橡筋模型滑翔机的比赛中，成绩最好的是西安和南京两个航空学院。
在这次比赛中，西安航空学院代表队以2577分（满分是2700分）的总成绩获得第1名。
这个成绩比他们在去年全国航空模型竞赛大会上所创造的2454分提高了123分。
获得第2名的是南京航空学院，总成绩是2500分；
第3名被北京航空学院获得，总成绩是2102分。
（白世刚）

“八一”男子篮球队在罗马尼亚再次获胜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22日电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男子篮球队21日以七十八比五十七再次胜罗马尼亚国家青年混合队。
比赛开始，“八一”队曾经以六比二、八比二、十二比七领先，以后罗马尼亚队中距和远距投篮命中较多，数次打成平局。
“八一”队采取快攻战术后，上半场终于领先十三分。
下半场罗马尼亚队急于求成，连续发生错误，“八一”队乘机进攻，结果比罗马尼亚队多二十一分获胜。

加强对文教部门的领导
天津抽调干部到学校工作
据新华社天津21日电
中共天津市委员会和天津市人民委员会为了加强文教部门的领导工作，共同决定抽调了大批强有力的干部到大、中、小学担任领导工作。
最近抽调的第1批三十五名科长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已陆续到职，他们将担任中学校长或副校长的职务。
第1批被抽调的人员，是由全市各工厂、机关选拔出来的优秀党员干部，并具备有高中毕业以上的文化程度。
有些人还在大、中学校工作过，有一定的教学经验。

“吴文小学民办班”
本报记者　高长任
湖南省岳阳县荣家湾乡公城高级社，从1956年上学期开始，群众自己出钱，办了一所小学。
这所民办高小附设在公立吴文小学里，现在它还没有正式的名称，人们只叫它“吴文小学民办班”。
学生分两班，学的是五年级课程。
领导这个民办高小的机构，是由家长代表和社干部组成的校政委员会。
校政委员会负责筹集和开支经费、聘请教员、决定学校中的重大事项。
现任的三位教员都是由校政委员会聘请的。
经费来源，是每个学生每学期入学时交五元学费。
这笔经费由校政委员会保存，陆续作教师工资和教学必需的费用。
教师的工资，每月是二十四元到二十六元。
据教师们谈，现在的教学内容与质量，都和公立高小是一致的。
学生成绩很好，家长也很支持，对于继续办好这所民办高小，他们是有信心的。
这所民办高小是在去年上半年开始试办的。
当时只有三十九名学生，聘请的教员质量不高，有些课程教不下去。
课堂设备也有许多困难。
但是，在教师和农业社的帮助下，本着勤俭办学的精神，这些困难终于克服了。
教室不够，就和农业社协商，借用农民业余学校的房子，白天学生上课，晚上农民学文化；
缺少课桌，就在农民家里借几十条春凳来代替，坐凳则由学生从家中带来；
缺少课本，一时也买不到，就由教师们到公立高小去借，借也借不到的，就暂时用油印印出来；
有些路远的学生还要在学校寄宿，吴文小学就收拾一间旧楼房，稍加修理作为学生宿舍，用楼板、门板代替床铺。
那时，一共只花四十多元的修建费，就把学生安顿下来了。
这所民办高小班从试办到发展，由不巩固到巩固，教学水平能够不断提高，同公立吴文完全小学三位教师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例如民办高小班教室宿舍困难，他们主动腾出一部分房子来；
开始民办高小教师质量不高，有些课程教不下去，他们主动和民办教师调剂一部分教学任务；
有的民办教师有时因薪资发的晚，经济上有困难，他们主动代垫伙食钱。
他们和民办教师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不分彼此地互相帮助，民办教师都很感谢他们。
但是，据教师们谈，这所民办小学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是民办教师迫切要求教育行政部门能加强对他们的领导，主要是思想上和业务上的领导。
这个民办高小办了一年多，但教师们的思想和业务却一直没有人管，特别是他们看到公立小学教师们得到具体领导，更增加了他们思想上的苦闷。
其次，由于对民办小学的方针宣传不够，在群众中对民办小学还存在一些模糊的认识。
有的家长对民办学校要求过高，希望一切都能和公立小学一样；
有的家长耽心孩子在民办学校毕业，不好考学校；
个别家长还不愿意交学费，要求国家能拿出钱来。
同样，在教师中因为对民办的性质认识不足，有时和公立学校教师比待遇，不安心；
有的人害怕自己会解聘，而不从办好学校、提高教学质量等积极方面努力，这对教学工作也是有影响的。
再次，由于大部分农民经济还不是很宽裕的，学费不能按期缴齐，拖拖欠欠，有时候也影响教师的生活。
但这只是青黄不接时的情况，到收获季节，大部分是不成问题的。

地拉那足球队战胜沈阳队
新华社沈阳22日电
阿尔巴尼亚地拉那足球队今天下午在沈阳以二比一战胜沈阳部队足球队。
今天，地拉那足球队调整了阵营，换上了几名后备力量。
球赛一开始，客队就和体力强、速度快的沈阳部队足球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上半时客队先后射进两球。
第1个球是右边锋、曾参加过六十二次国际比赛的运动健将列非克·列斯尼亚在对方门前混战中射进的。
第2个球是担任前卫的球队队长、曾参加过五十二次国际比赛的运动健将比雅依·谢夫杰特远射进的。
下半时，沈阳部队足球队加强了进攻，由上半时的被动转为主动，但因传球不准，往往攻到对方门前，就被客队后卫截去，当终场前八分钟时，客队后卫在禁区犯规，主队才获得发点球的机会扳回一球。
地拉那足球队将在23日离开沈阳去长春。

工人自己办的小学
宝兰线渭滩车站是一个很偏僻的小站，这个站上和养路工区的职工为了解决自己子女的学习问题，自己办了一所小学。
学校的教师由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家属担任，校具也由养路工人利用废枕木做成。
这所小学的条件虽很简陋，但由于教师的热心教学，学生们的学习成绩并不差些。
学生们正在上算术课。
放学了，老师护送学生们回家。
刘宝仁摄
（新华社稿）

廖承志宴请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国民代表团
新华社22日讯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今天设宴欢迎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国民代表团。
出席作陪的有有关人民团体负责人许广平、刘宁一、钱三强等人。
日农业技术访华团离广州
新华社广州22日电
日本农业技术访华团一行二十五人，在团长村松久义率领下，今晨离广州去香港。
我农业部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张庆泰陪同客人到深圳。
代表团是20日晚上到达广州的。
21日，他们访问参观了这里的农业科学研究所和郊区的磨碟沙农业生产合作社。
同日晚，中国农学会广东省分会主任丁颖为客人设宴送行。

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人民大学党委拟定新学年教学初步方案
新华社22日讯
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常委会最近拟定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初步教学方案。
这一方案即将在新学年中进行。
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和各政治理论教研室及其它社会科学各系的教师都对陆定一、康生两同志先后在北京市马列主义教师报告会所作的报告，进行了研究和讨论，然后结合该校和社会上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和问题，拟订了一个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教学初步方案。
现在，人民大学已经组成了一个讲授团。
副校长兼党委书记胡锡奎、副校长兼党委副书记聂真、邹鲁凤，党委副书记崔耀先、党委的常务委员、部分系主任以及一部分政治理论课教师等都参加了讲授工作，并且决定由党委常委会领导下，设一个办公室，专门负责组织这一工作。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教学初步方案规定学习期限为一年，每周一天。
共讲授以下十二个专题：
“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伟大意义”，“立场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关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反对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关于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关于巩固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关于巩固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人民大学党委会决定从新学年开始，全校师生员工将一律参加“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的学习。
与此同时，学生中除专业课以外，以前共同必修的政治理论课暂停。
党委会并决定各政治理论教研室指定部分教师，在这次反右派斗争和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经验基础上，研究和改进四门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工作。
此外，这个学校的党委会还决定在各专业课程中也根据康生同志报告的精神，研究改进全部教学工作。

归国华侨学生处处受到关怀
　一批华侨学生在昆明愉快地度过夏令营生活
新华社昆明22日电
一百九十三名归国华侨学生，在凉爽宜人的昆明市度过了第1次夏令营生活。
从8月12日开始，他们在昆明先后参观了市郊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工厂和云南民族学院。
在昆明水泥厂工地上，先进生产者、归国华侨技术员白维绵，曾向归国华侨学生们介绍了他自己在祖国学习和工作的情况。
归国华侨学生们并在昆明湖举行了游泳比赛。
这些归国华侨学生是分别从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回到祖国学习的大、中学校的学生。

甘肃省整编工作有成绩
　一万二千编余人员都愉快地走上新岗位
本报兰州21日电
甘肃省的精简机构、紧缩编制工作，从去年冬季开始，始终是积极地进行着。
根据原整编方案，全省应精简二万二千零四十二人。
到现在为止，已处理了一万二千人，其中回到工、农业生产岗位的一万零三十九人，储备训练的六百一十三人，其他是调整工作。
处理编余人员的工作是复杂的，细致的。
大部分单位都能做到“三不走”：
思想不通的不叫走，困难没有解决的不叫走，出路没有找妥的不叫走。
中共天水地委，曾根据编余人员个人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十八条处理办法，使每一个编余人员都能愉快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各地对已经处理的编余人员，大都按照国务院规定办了退职手续，发给退职金，还酌情发给一些人生产补助金。
为了照顾某些人的特殊情况，各地方还因地制宜地发展了各种服务性行业以及养猪、养鸡、挖药材等生产。
对善后工作也十分重视。
许多地区曾组织人登门访问回乡人员，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进一步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
现在，全省各地正在积极处理其他的编余人员，方针仍然是动员他们返回生产岗位。
争取在9月底以前，全部完成这项工作。

美国水兵在香港行凶打人
新华社香港22日电
美国水兵又在香港行凶殴人。
香港“大公报”21日报道了两个美国水兵殴打中国汽车司机的事实。
这两个美国水兵在20日晚上雇了一辆永安汽车公司的汽车，到达目的地湾仔洛克道后，没有交付车资，司机冯忠和他们纠缠，便被他们痛殴至头部受伤。
美兵行凶后逃去。
另据香港“新晚报”21日报道，21日早晨三时，有三个美国水兵在湾仔谢斐道到处找人为他们找寻“大姑娘”，未遂他们的心愿，他们便在途中追人殴打。
一个叫冯文儒的中国居民因走避不及，被他们围殴，直到重伤倒地后行凶的美兵才离开。
在不到三个月前，曾有三个美国水兵在湾仔高士打道把一个住在附近的中国妇女黄美梨殴伤。
香港报纸曾把香港高士打道区域形容为“可怖区域”，因为那里每当美国兵舰泊岸时，便常常发生美国兵行凶闹事的暴行。

美驻香港领事馆人员
非法搜查我居民住宅
据新华社香港22日电
香港“文汇报”、“新晚报”21日报道：
香港筲箕湾西大街三百二十一号三楼的四家华胞眷属住户，20日被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人员闯入搜查盘问。
报纸引据这层楼的住客说，20日午间，两个自称是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人员闯入这层楼说是“调查”住在骑楼房的住户。
这两个美国领事馆人员向她们盘问了许久，还把房里的东西搬下来搜查。
随后又进入一位加拿大华侨眷属住的房里，动手把抽屉里的私人信件拿出来检查。
这层楼里的另一位老侨眷和包租人的老家姑也都无故受到粗暴的盘问，并要检查她们居住香港的“身份证”。
这两个美国领事馆人员在骚扰了三刻钟左右以后，临走还把骑楼房的两个住客带去美国领事馆询问。
这几户居民对美国领事馆人员的骚扰感到非常不安。
报纸报道说，美国领事馆人员在香港非法搜查居民住宅的事件，曾被事主屡次揭发。
今年05月间，美国领事馆人员曾经闯入铜锣湾琉璃街五号，非法搜查香港商人伍述之的住宅，事后香港英国警察当局也证实接获这一事件的报告。
去年01月，美国领事馆人员还强入南华中学盘问和搜查一个名叫林康怡的女学生，事后这个女学生的家长对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也曾向美国驻香港领事馆提出抗议。

蒋介石加紧迫害华侨学生
台湾筹设关押华侨学生的集中营
新华社21日讯
蒋介石集团筹设名为“侨生特别训练班”的集中营，来迫害被诱骗到台湾的华侨学生和香港、澳门学生，这是台湾国民党报纸“青年战士报”最近透露的。
在台湾的华侨学生常常反对蒋介石集团的黑暗统治和抗拒强迫参加蒋军。
台北华侨中学学生继反对美国侵略台湾而举行绝食抗议后，在7月底又发生学潮。
这都使蒋介石集团深感头痛。
最近，台湾“青年战士报”泄露了国民党酝酿设立集中营关押在台湾的华侨学生的阴谋。
这家国民党报纸说：
国民党当局在华侨学生到台湾后，最应注意的不是让他们受教育，“侨生入学后的受训问题，才是我们最应注意的问题。”
这家报纸说：
蒋介石集团对在台湾华侨学生的“受训之道，不在空言。
空言严格管训是没有用的，必须对各校犯规的侨生有特别收容之处……名为侨生特别训练班”。
华侨学生一被押入这个集中营，就丧失自由，被“管训”到国民党特务认为“成绩满意”时，才加以释放。
台北华侨中学学生吕道纬等三名华侨学生，最近因学潮事件已经被国民党当局开除学籍。
他们将成为华侨学生集中营的第1批受害者。

　蒋军日暮途穷
八万老弱残兵流离失所
新华社21日讯
台北消息，已经有将近八万名蒋军老弱士兵，被美国和蒋介石集团根据一项美蒋联合方案加以淘汰。
这是美国国际合作署驻台湾负责人布伦特宣布的。
布伦特说，在美国和蒋介石集团都因蒋军“愈来愈老愈弱”，因而有着“不断增长的忧虑”的时候美蒋执行了这个联合方案，下令大批蒋军老弱残兵退伍。
布伦特说，被遣散的蒋军老弱残兵都不发给养老金等，以免增加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的经济负担。
最近，台湾报纸上常常透露退伍的蒋军老弱残兵流离失所、饥饿自杀等消息。

调动回民一切积极因素参加建设
刘格平在回民文协代表会上作民族政策的报告
新华社22日讯
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于8日到22日举行了第2届代表会议。
会议讨论了在回民中贯彻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推动回民中的一切积极因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会议期间还反击了回族中的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的进攻。
会上，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主任刘格平作了关于民族政策问题的报告。
刘格平全面阐述了中国回族发展过程之后说，解放八年来回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了很大发展，目前在甘肃已建立了吴忠、固原、临夏回族自治州，在新疆建立了昌吉回族自治州，全国各地建立了十个回族自治县和一百多个回族乡，全国已有一百五十万回族人口的地区实行了区域自治。
为了进一步促进回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已批准成立相当省一级的宁夏回族自治区。
这说明回族人民已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
目前回族的农业、工商业和手工业都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在改造中还照顾到回族历史性的经济特点和生活习惯，使回族人民在生产和生活方面都有了保障。
过去回族因受经济落后的限制，文化落后，回族人民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都是文盲。
解放后不管在聚居区或散居区，政府对回族拨发了教育补助专款，扶持文化教育的发展。
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国专设的回族小学有一千多所、小学生达三十多万人，入学儿童占学龄儿童的60％多。
一般城市的回族学龄儿童入学的达90％以上，基本上解决了回族儿童的失学现象。
现在全国专设的回族中学有三十所，中学生达到三万四千多人。
高等学校的回族学生也增加到三千多人。
刘格平说，过去的“穷回回”连头也抬不起来，现在各方面都有了这样快的发展，这在旧时代是想像不到的，因此我们要坚决相信和拥护共产党，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加强和各民族的团结，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刘格平并谈到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问题，他说，“回族”并不等于“回教”，“回教”是中国回族信仰伊斯兰教的别称，正确的名称仍为伊斯兰教。
但有些人认为“伊斯兰教即是回教”，“回教即回族”的说法是错误的。
过去国民党否认“回族”而承认“回教”的说法是别有用意的，他们想借此消灭回族。
关于回族文字问题，刘格平说，回族和汉族在历史上使用同一语言和文字，这对回族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有些人主张用阿拉伯文作为回族文字，这种主张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
阿拉伯文在回族中只能在宗教上使用，不能作为社会生活的工具，回族使用汉文汉语，才会有更大的发展前途。
会上，该会秘书长甘春雷作了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四年来的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报告中要求各位代表根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演的精神，继续协助政府在广大回民群众中深入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的教育，加强回民工作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协助政府和有关方面促进回民经济、文化的发展。
会上，各位代表经过反复地研究和讨论之后，一致通过了刘格平关于民族政策问题的报告和甘春雷的工作报告。
代表们并用回族人民在这几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的大量事实，批判了回族中的右派分子马松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和马松亭划清了界限。
马松亭在会上作了两次检讨，但极不深刻，代表们要马松亭在会议闭幕以后继续作交代。
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新的简章草案，改选了主任、副主任和委员，选出刘格平为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主任，王兴让、吴鸿宾、马腾霭、赵钟奇、白寿彝、李微冬为副主任，丁振徒等一百零七人为委员。
委员会并推选丁毅民为该会秘书长。

黑龙江省解除台风和暴雨警报
新华社22日讯
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22日下午七时发布台风消息如下：
从朝鲜移到我国黑龙江省的台风，今天下午二时中心位置在中苏边境上的乌苏里江中游，就是北纬四十七度东经一百三十四度附近。
中心四周的最大风力，估计在七级以下，台风已渐变成温带低气压。
黑龙江省东部的风力和雨量均已减弱，此次台风警报和暴雨警报解除。

三项便利消费者的改革
沈阳副食品商店改进工作受群众欢迎
沈阳许多副食品商店最近进行了三件便利消费者的改革。
取消“卡片售货法”。
“卡片售货法”是无论买一把葱一头蒜，都得先到一个小窗口买卡片，然后再拿卡片去买菜，在人多的时候，买卡片要排队，到蔬菜柜台前又要排队，实在叫人烦恼。
现在改为一手给钱一手取货，大家都感到方便，商店也减少了一些手续。
可以挑选。
过去商店把蔬菜都放在柜台后边，买菜时只许营业员给拿，消费者只能站在柜外遥遥相望，不准自由挑选。
因此很多人宁肯多花钱到小贩那里买菜。
现在不少商店打破常规，把蔬菜从货架上摆到柜台上来，随便挑选。
因为买菜方便，销售量增加了，如南市区第一商店过去一天只能卖一万斤菜，现在就能卖到两万两千斤。
按质论价。
过去在沈阳买菜，都是一筐一篓一个价，不论好、次或是烂菜都同等论价搭配出卖，而且早晚一个市价，结果有些菜放到晚间又不肯降价出售就听任烂掉。
最近商业部门提出了改变死牌价的办法，把一定的作价机动权下放到营业小组，这样就可以按质论价，由人选择，也不用争吵了。
这样购买力较高的人可以较高的价买到质量好的商品，购买力较低的人也可以买到便宜货，商品也因而减少了损耗，于国于民都有好处。
·本报驻沈阳记者·

保持社会主义思想在农村的压倒优势
——泰安县泰山农业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初步收获和体会——
中共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工作组
泰山农业社，是山东省泰安县上高乡办得比较好的一个合作社。
这个社经过去年一年来的不断整顿，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和社会主义觉悟逐步提高，合作社组织也日益巩固。
特别是从去年冬季大力贯彻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方针、今年05月份积极宣传和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以来，在干部作风、合作社的管理制度等方面，更有了新的改进。
但是，政治思想工作还是落后的。
在民主整社中，干部对合作化的成绩认识不足，而片面地夸大了工作上的缺点；
对于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和少数富裕中农的严重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和行为，也不敢批判，把批判错误思想也误解为“强迫命令”。
这就使得一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和小私有者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到处泛滥。
一些干部党员，误认为“地主、富农入了社，都一样了”，对他们的破坏言行失去应有的警惕，甚至把一些地主、富农的反社会主义破坏活动，也看作是人民内部问题。
这就使地主、富农分子得以放肆地进行各种挑拨活动。
一阵歪风
在这情况下，农村中的歪风就吹起来了。
如在粮食问题上，去年麦、秋两季，全社每人平均分得基本口粮共四百二十斤，加上多劳多得的粮，是足够用的。
可是仍然有不少社员叫喊口粮不够吃。
到了今年夏季，有些所谓缺粮户却到市场上卖起余粮来了。
在国家供应工业品方面，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农民，要求过高，丢掉了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认为一进入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就应当吃好、穿好、住好，“小困难有社照顾，大困难有政府救济”；
用东西、花钱过于浪费，要求国家供应工业品越多越好，埋怨棉布少、煤炭少、煤油少，等等。
社领导方面曾就社员生活消费和生产增加速度作过一次调查：
1955年社员收入比1954年增长9.7％，生活消费也增长9.7％；
1956年收入比前一年增长4.87％，而消费却增长到12.92％。
盲目消费的结果，有七十八户由余粮余钱变成缺钱。
可是他们不去分析缺钱的原因，反而埋怨合作化不好。
在劳动纪律方面，也有些松弛。
有的社员在麦收和除草的农忙时期不出工，不听从社的领导，自己去搞副业；
有的干活不顾质量，不接受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批评，反而骂人。
这时，少数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更加嚣张起来，他们到处点火，兴风作浪。
甚至气势汹汹地说：
“我已入了社，反正你不能怎样治我！”
由于平时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党的农村支部、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缺乏思想武器，因此，对待这种新的情况，缺乏阶级分析和全面的认识；
对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思想作斗争、对敌对阶级的反社会主义活动作斗争，都缺乏办法。
党的农村支部显得缺乏战斗力，干部和群众模糊了前进方向。
积极工作的干部、群众感到受压抑，贫农和下中农不敢理直气壮地去反驳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这种情况说明了，在农村不仅要千方百计地取得生产战线上的胜利，逐步地增加生产和增加社员的收入，给农民以物质福利（在这方面我们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同时，还要时刻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农民社会主义觉悟，从思想上把农民武装起来，使他们自觉地保卫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阵地。
为此，泰山农业社在中共上高乡支部的统一领导下，开展了一次深入的系统的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教育，向干部、群众进行了阶级教育，开展了反右派斗争的宣传，提高了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对反社会主义言行作了有力的反击。
正气压倒邪气
泰山农业社进行阶级教育，是从6月中旬社的中共支委学习反右派斗争的时事材料开始的。
07月03日，上高乡乡支部召开了党员大会，并吸收团员、非党员干部参加，由区委副书记作了动员报告。
报告着重谈了第1个五年计划中各项建设的成就和我国社会主义的远大前途；
并谈了右派分子利用党的整风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揭露了本乡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反动言行，号召大家提高觉悟，明辨是非，以实际行动来反击右派的进攻。
在动员报告后，组织了座谈讨论。
07月08日又召开了全乡的党团员积极分子会议，组织大会讨论。
会上通过回忆对比，用亲身体会、实际实例批驳了反动言论。
会后，泰山农业社参加了会议的干部即深入到各个生产队，召开生产队的党员、团员、干部和贫农、下中农会议，进行动员，座谈讨论。
运用回忆对比等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首先提高贫农、下中农的政治思想觉悟，接着层层深入进行思想发动，批判了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思想。
当时泰山社正在突击排涝、消灭草荒，只是做了发动党团员和贫农下中农这一步工作，但极为良好的效果已经表现出来了，运动的发展趋势也大体可以看出来了。
在干部和群众中的思想混乱状况，基本上变过来了，社会主义的正气把资本主义的邪气压倒了。
认清大是大非
最明显而又最重要的收获，是提高了农村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从根本立场上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政治思想界限，分清了是非，明确了方向。
干部群众都以亲身经历、具体事实，来痛斥右派分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副主任巩玉江回忆起从他十三岁起，一家三口人给地主扛活，没有奔头；
到共产党来了，分了土地房子，组织互助组合作社，才彻底翻了身，日子越过越好。
他算了一笔账：
全社七百九十三户，过去有一百一十四户要饭的，现在一户也没有了。
从办合作社以后，新盖四百多间瓦房，家家使上暖水瓶，80％以上的户挂上了蚊帐，姑娘们穿上了花细布。
大家的结论是：
不是什么社会主义不好，农民生活没有提高，而是步步提高了，吃饱穿暖了。
右派分子说农民生活没有提高是昧着良心在说瞎话。
原来散布着的所谓干部“吃冤枉饭”，共产党员不为人民服务等破坏干群关系的言论，也遭到了驳斥。
有的社员说：
“咱们过去受国民党、地主、日本鬼子、还乡团的罪，哪个朝代能像今天这样，干部同老百姓一家人样，从早到晚为群众办好事，还参加生产劳动！”
贫农下中农更加积极了；
原来说合作社不好的富裕中农，开始改变了态度；
地主富农分子表面老实了。
贫农下中农中有些人过去对合作社、统购统销说些不满意话的，骂了干部的，都自觉地作了检讨，觉悟到过去不知不觉跟着地主、富农和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人，不分青红皂白，说了一样的话。
社员江芳树说：
“我活了七十八岁，没有经过这样的社会。
过去咱庄一百八十户，九户地主占去一半地，那有咱们贫农下中农过的？
现在是越好越想好，好了不满足，要求的太高了。”
部分干部的消极畏难情绪也根本扭转了。
泰山社的副主任王立太，因在夏收中被一个队员骂了，曾一度表示不愿干了，这次他检讨了这种消极情绪。
他说：
“我过去一直坚持下台不干了，这完全是自动退出社会主义阵地，叫地主富农去占领。
这种思想真危险到极点了。”
一般的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都自觉地检查过去工作中未起到应有的作用，表示：
今后再听到对合作社、统购统销的错误言论，要同他评评理了。
有的说：
“过去把地主富农的破坏言论，也当作是内部问题，现在要同他们的破坏活动作坚决斗争。”
干部党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了，群众的情绪也就像合作化高潮时候一样高涨起来。
大家振奋地提出了口号：
“把田地当战场，锄头当刀枪，多卖粮食，消灭草荒，支援国家，支援灾区，用实际行动同右派作斗争。”
泰山社原来售粮任务由三十万斤下降到二十六万斤，现在已卖到三十二万斤，超过了县里确定的任务。
在争取秋季丰收上，已采取了具体措施。
群众生产情绪非常高，原来不愿出勤的，都积极出勤了。
几点体会
从泰山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初步情况来看，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第1，要做好农村工作，保持社会主义成果，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必须经常地重视社会主义教育，保持社会主义思想在农村中的压倒优势。
忽视这个问题，就不能保证农村各项工作，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前进。
第2，必须坚定地贯彻执行党在农村中依靠贫农（包括下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合作社的阶级路线。
紧紧地掌握这条阶级路线，我们在农村中的力量就巨大无比，反对社会主义的力量就会完全孤立，我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目前在组织上，对于合作社的主要领导力量的配备上，一般的说是比较注意这个问题的；
但在生产队的领导骨干配备上就注意的比较差了。
做的特别不够的，是对贫农下中农的社会主义教育。
这是值得引起重视的。
第3，采取回忆对比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把新的政治思想内容同农民亲身体会的切身利害联系起来，这是教育农民的一种有效的方法。
在步骤上应当掌握由党内到党外，由贫农、下中农进一步到一般上中农，层层深入地进行思想发动。

　保证今冬明春菜蔬供应
齐齐哈尔兴建新式菜窖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蔬菜公司为了作好今冬明春的蔬菜供应工作，根据全市人民的需要，在8月初开工兴建三十六座新式菜窖，总面积共一万二千四百多平方公尺，可容纳九百余万斤蔬菜，较去年原有的二十四座共容纳五百万斤的储藏量增加80％。
今年新旧式菜窖共六十座，可储藏一千四百余万斤蔬菜。
　·侯永明·

只要思想对头，口粮就会够吃
河北通县马坊乡供给店村农业社女社员孟广珍，是个节约粮食的能手。
她全家五口人（三个小孩，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还吃奶）。
去年根据当地留粮标准，她家全年共留粮一千五百三十斤（平均每人三百零六斤）。
一年过去了，她家不但没有超出留粮标准，反而结余了五十斤粮食。
村里有许多社员嚷“粮食不够吃”，为什么孟广珍一家粮食还有节余呢？
她的丈夫郑有德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得好：
“有的人思想不对头，认为‘入社了，放心吃吧，没有粮食社里管’，这怎么能够吃呢！”
确实像他所说的，有的社员总怕自己吃亏，没有粮就到社里要，没有钱就到社里支。
可是，孟广珍一家不是这样，他们在去年分得粮食后，就商量了节约粮食办法。
她的丈夫勉励她说：
“你是掌勺的（做饭），够吃不够吃你得多拿点主意。”
她想，丈夫的话说得对，就决定今后要吃粗一点。
从此，她在推磨拉碾的时候，把粮食碾得粗一些。
全家分的六百斤红薯，她把好的晒成薯干，坏的磨成薯面，和面粉掺在一起吃。
去年夏天，他们采了很多野菜，都晒成菜干，留在冬天搭着吃。
等春天来了，新菜又下来了。
不是农忙季节，改为一天吃二顿饭。
每顿饭放多少粮食，孟广珍都有一定数量。
她还养成了孩子们按顿吃饭的习惯，不吃零食。
在推碾的时候，把碾盘扫干净。
锅、碗、盆里都不剩一点粮食。
今年麦收后，她家共分了三百五十斤麦子。
按供应标准，在7、8、9三个月中，全家还缺粮一百斤左右。
但由于注意节约，掺吃一些瓜菜，到8月09日止，三百多斤麦子才吃了一百多斤。
这样，她家的小麦可以吃到大秋，不需要国家供应粮食。
　李桂、孙民俊

各地留粮标准为什么不一样？
一些读者来信询问：
报上登载的有些地区的留粮标准是四百多斤、五百多斤，另有一些地区的农民，每人每年留粮标准却只有原粮三百六十斤，甚至不到三百六十斤，何以全国农民的粮食定量标准不一样呢？
现就我们知道的一些情况，解答如下：
全国各地农民留粮标准不一样的情形，不仅在省与省之间存在，就是在某些省内，地区与地区之间，也是存在的。
产生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各地土地和人口多少、粮食作物品种产量和收获季节、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农民的劳动状况、以往用粮的水平以及生活习惯等等，都各不相同。
许多地区，农民的用粮情况，在历史上就有差别。
1955年所定的留粮标准是以当时一般的消费水平为根据的，所以省与省间乃至一省之内县与县间的留粮标准不能完全相同。
拿河北省来说，人口比较多，农民种植经济作物的土地面积所占比例也较大，加以连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因此，全省农民每年生产的粮食，就不够全省人吃，粮食消费水平在历史上、在习惯上就比较低些。
几年来，生产发展了，农民的粮食消费状况，有了一些改善；
但终因生产水平低的限制，加以人口增殖很快，目前每人每年的留粮标准，仍难提高很多。
国家每年要从其他余粮地区，调给河北省几十亿斤粮食，供应缺粮人民的需要。
据统计，由去年07月到今年06月底止，国家从二十四个省调入河北省的原粮，就有四十二点三亿斤，这个数字，占河北全省粮食产量的25.6％。
如果把全省农民的留粮标准，比现在规定的三百六十斤再提高一点，与其他地区的留粮标准拉平，那就需要国家再增加调入粮食。
这样做，在目前我国粮食生产水平很低、各地农民用粮都很不宽裕的情况下，就可能影响到其他地区农民的吃粮需要，显然国家是难以做到的。
再者，各地所产粮食的品种也不同。
有些粮种，折合成品粮的数量比较高（如小麦、杂粮、豆类）；
有些粮种折合成品粮的数量就比较低一些（如稻谷）。
因此，农民的留粮标准，在不同产粮区，也不可能一样。
例如安徽省规定：
生产稻谷的地区，每人每年留粮标准为原粮四百五十至四百九十斤；
生产杂粮为主的地区，每人每年三百六十——四百一十斤（如将原粮折为成品粮计算，亦只有三百一十——三百五十斤左右，与河北省的留粮标准相比，并无很大差别）。
由此可见，国家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因地制宜，规定出不同的留粮标准，是切合实际的。
应该说明：
国家规定的留粮标准，只是农民粮食消费水平的最低保证（特大灾荒除外），而不是农民用粮的最高限额。
只要农民积极生产，增产了粮食，国家除了增购增产部分的40％以外，其余60％都留给农民自己自由处理。
近几年来，许多增产了粮食的地区和农业社（包括河北省），农民的实际留粮数量，都已超过了国家规定的留粮标准。
如湖北省1955年实行粮食“三定”的时候，规定每人每年留粮标准为五百三十斤（包括种籽，牲畜饲料，下同）；
去年全省获得了空前大丰收，增产粮食约二十五亿斤，因此，每人每年实际占有粮食达到七百一十多斤，比留粮标准多占有一百八十多斤。
这就充分说明：
今后随着我国粮食生产的逐步发展，农民将会得到更多的粮食，用以改善生活，发展生产。
从农民来说，也应该认识：
粮食消费状况的改善，只能建立在粮食生产发展和增产的基础上。
在目前我国粮食状况还不宽裕的情况下，国家为了保证全国农民对基本口粮的需要，为了不影响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已经进行了许多艰苦的工作；
如果再脱离实际地要求国家普遍提高目前的留粮标准，在全国范围内拉平，那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上海市郊农民踊跃向国家出售余粮，这是西郊梅陇粮食收购站的船只，正把收购来的粮食运往仓库去。
新华社记者　赵成摄

山西全力抗旱备荒
湖南一面搞好粮食工作　一面抓紧田间生产
本报太原21日电
山西省旱象日趋严重，抗旱斗争已全面展开。
入夏以来，全省各种农作物生长良好，有丰收希望。
但自7月下旬起，地温增高，雨量稀少，至目前为止，全省除少数地区最近落雨外，绝大部分地区普遍干旱。
干旱最严重的一部分县，从6月初到现在降雨量仅达五十公厘；
干旱较严重的一部分县，从6月到现在降雨量也不到一百公厘；
干旱较轻的一部分县，从7月中旬到现在也很少落雨。
为了动员人民抗旱保苗，省人民委员会于8月12日发出了关于抗旱保苗力争粮棉丰收的紧急指示，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和农业社员们，立即行动起来与干旱现象作坚决的斗争。
最近中共山西省委又召开了全省电话会议。
省委第1书记陶鲁笳指示全省要把抗旱备荒当作当前农村工作中最中心最迫切的任务。
要求省、专、县三级机关立即派大批干部深入农村领导抗旱备荒工作。
对一切可以缓开的会议，暂时不开，一切可以缓办的事，暂时不办，以便集中全力向旱灾进行最顽强的斗争。
陶鲁笳同志并指示各地要充分利用现有的一切水利设备，发挥一切可能发挥的水利资源，进行保苗。
在一切可能争取丰产的地区，要抓紧时间大力进行加工加肥，补种秋菜，力争丰产，以丰补歉，支援全省。
灾区人民要大量采集野菜，以备渡荒。
电话会议后，以省委第1书记陶鲁笳等为首的省市机关工作人员曾分批到城郊农业社担水浇苗。
各县主要领导干部以及大批工作人员，也都积极行动起来，深入农村领导群众，全面展开了抗旱备荒斗争。
本报讯
湖南省各级党委正在结合粮食征购工作，加强对秋收作物生产的领导，争取全面丰收。
湖南省早稻丰收，中稻也丰收在望，晚稻已基本插完，接着应该种植荞麦、泥豆、红薯秋冬作物。
由于全省正在开展社会主义宣传运动，开始进行粮食征购工作，有些地方放松秋冬作物生产领导。
有的社干部认为早中稻丰收了，不抓紧搞秋冬作物也够吃的；
有些农民怕自己多种了杂粮，国家会多购主粮；
还有些人认为季节还早，满不在乎。
中共湖南省委针对上述情况指示各地在进行粮食工作的同时，必须加强对播种秋冬作物的领导，并向农民说明，凡是杂粮生产较多的农业社，国家可多购一些杂粮，以解除顾虑。
现在，粮食、农业等有关部门，正在从供应种子和加强技术指导等业务工作中，推动秋冬作物的生产。

　没有成熟的玉米和甘薯
　不该允许进入自由市场
一些距市镇较近的农业社或农民，由于追逐高的售价，每逢秋前就采掘没有成熟的玉米，甘薯到市镇上出售。
有些小贩因为有利可图，对这也很积极。
这样做，对出售和贩运的人是有些眼前好处的；
但是，对增产粮食则很不利。
一两个才灌浆的青玉米给人们的养分有限；
如果等它成熟了，至少可以作为一顿口粮。
甘薯后期生长很快，秋后刨的薯块比现在刨出的至少要大两三倍。
天津市工商局、粮食局、第三商业局等单位由8月15日起对销售青棵玉米等实行了一种新的管理办法：
运入市区的青棵玉米一律由国营蔬菜食品杂货公司按规定的价格收购，然后再拨交各区国营零售店供应市民；
零售商贩一律不准经营生熟玉米；
市区各集体伙食单位不许到农业社采购；
农业社和农民不准把青玉米等运到市区街头销售。
这样做是很必要的。
粮食是国家统购物资；
对青玉米等也该和别的粮食同样看待。
北方地区夏播玉米就要抽穗了，甘薯的薯块正在膨大。
有出售青玉米、早刨的甘薯习惯的地区，如果也实行天津市的这个办法，就可以有效地制止秋收前这种浪费粮食的行为。
·赵起·

谁说农村留粮不够吃？
编者按　有一些人时常吵吵：
“留给农民的粮食不够吃！”
或者说：
“供应缺粮户的粮食不够吃！”
究竟够吃不够吃？
在许多农村里进行的大辩论中，正在讨论或者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
事实证明：
绝大多数叫“不够吃”的人，实际上所留的或者供应的粮食是够吃甚至有余的。
这里发表的就是一些实例。
“缺粮户”的秘密
今年春天，湖南省长沙县合心乡的乡、社干部们，为一部分群众叫喊缺粮的事大伤脑筋。
明明去年统购统销时，把口粮都留足了，但有些人还是叫喊缺粮，其中少数人闹得很起劲，简直使他们不能安心生产和工作。
“他们为什么叫喊缺粮？
他们真的缺粮吗？”
最近这个乡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以后，群众揭发了大量的事实，证明过去闹缺粮最凶的人，都是家中有余粮的人。
这里只谈两个例子：
龙潭社地主李兆奎，是今春吸收入社并由农业社管制生产的。
他去年单干，口粮留的比社员还稍多一些。
但从今年春天开始，他就找干部，要求国家补销粮食。
干部不答应，李兆奎也不罢休。
一直到收早稻时，他共找过干部三十四次，每次都是吵粮食。
他借口“缺粮”，不出工，还拉拢几名社员在农忙的时候出去做生意。
新谷一收下来，他就向别家借新米吃，表示真正缺粮。
在这次合心乡反击地主、富农、残余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中，李兆奎的邻居揭发：
这个一贯叫喊“缺粮”的李兆奎，家里还藏有一百二十斤陈谷，十多斤糯米和二十五斤已经发霉的荞麦。
群力社的社员方海清，今年喊“缺粮”也很厉害。
他见到干部开口就骂，声称“不搞粮食来就不行”。
收早稻的时候，他竟借口“缺粮”，私自抢割社里早稻一百多斤。
经别人揭发，这位生活一向富裕的社员现在家中也还有一百一十五斤陈谷，五十斤荞麦和一斗多大米。
经过群众的说理斗争和进行思想批判之后，这两个“缺粮户”都承认他们并不缺粮。
他们所以竭力叫喊粮食“不够吃”，是各有目的的。
李兆奎自从土地改革以后，对乡社干部就怀有仇恨。
他处处钻空子，企图打击干部，破坏农业社。
大喊“缺粮”，造成粮食紧张的空气，正是他打击干部、破坏农业社的好题目。
在当时，确实有一些好心的老农民，以为这个地主真的没饭吃而同情他。
至于方海清，他的出发点虽然和李兆奎不同，但效果则是一样的。
方海清说，他闹“缺粮”是为了多搞一些粮食到手，把多余的粮食拿来喂猪。
他早打好了算盘：
用一担谷喂猪，长出猪肉来，就值两担谷的钱。
为了这个目的，就向干部大吵大闹。
他说，他只想把自己的荷包装满一些，根本没想到农业社和国家的利益。
高长任

说“不够吃”是假的
今年06月间，我回了一趟家——河南濮阳县。
到家还没坐稳，有个同族老嫂和我说了几句话，就提起留粮不够吃。
第2天我去串亲戚，也听到一些类似的反映。
因为不了解情况，当时我很难提出自己的意见，于是我决定先了解我家的用粮情况。
去年按规定每人全年留三百八十斤口粮，实际上连超产粮在内，每人合四百斤左右。
我家共九口人，四个大人（十八岁至五十五岁），五个小孩（三岁至十二岁），共留口粮三千六百斤左右，其中细粮占三分之一。
到今年麦收，全家还剩粮二百余斤。
我问我妻子：
“为什么咱家的粮食吃不完，而有的人叫喊粮食不够吃呢？”
她对我说：
“你不要光听叫喊，实际上叫喊粮食不够的人，差不多家里都有些剩余粮食。
拿咱生产队十六户人家来说，除队长的粮食缺一些（因为就他一个人，没小孩搭配，加上做饭把握不好），别的户都有剩余。”
她并说，今年春天，前院三哥到处吵粮食不够吃，他还在农庄主席和会计面前“哭”过，可是现在发现他家还有陈粮呢！
一天，舅母和姑母来我家，她们也说粮食不够吃，凑巧同族老嫂也在座。
我不同意她们的说法，就拿我家的用粮情况说给她们听。
舅母表示不同意的说：
“你家孩子多，吃的少”。
“孩子多是个原因”，我说：
“可是有的比我家的孩子也不少，也吵着不够吃，这是什么道理？”
我就以同族老嫂家为例，她家六口人，有三个孩子，大的才六岁，姑母家九口人也有六个孩子。
这一比，她们才说出了心里话。
老嫂说：
“不知咋的，别人一吵粮食不够，自己也跟着吵不够。
说真的，咱家一年连一顿糠菜也没吃过，没缺过一顿饭。”
还说，庄家人光怕挨饿，粮食越多越不嫌多，就是吃不了，看着也好。
舅母说：
“粮食留的多了总比少了强，想花钱时卖一斗，想换点干菜（即粉皮、粉条）也方便”。
接着我们提起了一些往事。
在旧社会里，老嫂和舅母家里经常少吃没穿。
1942年闹灾荒，老嫂差点没饿死。
解放后，她们家分得了土地，加入了农业社，吃穿都不愁了。
可是旧社会给她们留下的饥饿惨景，是永远忘不了的。
去年濮阳县麦秋都丰收了，在她们来说，想多留些粮食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
但是，她们却很少知道整个国家的粮食情况。
虽然全国粮食收成每年增长，但每人平均才六百斤左右，除下商品粮和必要的储备粮，每人分到四百斤粮食已不算少了。
就河南省而言，由于部分地区遭灾，去年还从外省调入了部分粮食。
党的政策是要人人有饭吃。
1954年我家收的粮食只够三个月吃（因部分地被水淹），九口人缺九个月的粮全由国家供应。
这要在旧社会又要饿死人了。
我们交谈了这些情况之后，她们也感到只顾自己方便，吵口粮不够吃，要求多留粮食的想法不对头。
这也说明对农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十分重要。
原操

　防治棉虫效果显著
　五省示范区棉株茁壮
本报讯
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五省大面积防治棉虫保产示范区的一百多万亩棉田生长普遍良好。
示范区的棉田中今年出现了一、二十万亩的大面积连片棉田没有因虫害、卷叶、落叶的新情况。
示范区的棉田现蕾、开花、结铃时期也比往年提早半个月左右。
由于及时消灭了虫害，今年这里的棉花单位面积产量预计可比丰收的1955年高二、三成。

佐林斥责西方国家对裁军怠工
　西方耍新花招继续阻挠停止核试验
本报伦敦21日电
裁军小组委员会在今天继续举行会议。
它和上次会议间隔了五天之久。
今天的会议，是在苏联代表佐林的坚持要求下召开的。
大家知道，裁军小组的工作原定在7月底告一段落。
由于西方国家的故意拖延，会议未能如期结束。
最近，西方国家一面要求会议继续进行，但另一面又不止一次地“建议”延期开会。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裁军会议既不结束，又不按时开会；
西方国家既不对苏联的建议表明态度，又不认真地提出自己的对案。
佐林在今天的发言中，敦促西方国家代表注意裁军小组委员会这一极不正常的状况。
佐林说：
小组委员会被迫连续停止开会，以及西方国家代表回避讨论立即停止核试验的问题，这只能被认为：
西方国家不愿在停止原子军备竞赛和消除原子战争的威胁方面，采取任何真正的步骤。
在指出了西方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怠工态度之后，佐林说：
西方国家正在为达成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协议树立愈来愈多的障碍。
他们原来提出了两个先决条件，即停止试验必须同裁减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联系起来，同停止生产军用裂变物质联系起来。
现在，他们又提出了第3个先决条件：
把停止试验同建立空中视察区和地面监察哨联系起来。
佐林问道：
把停止试验这一简单而紧急的问题，同其他一些复杂的问题人为地牵扯到一起，有何必要？
有无理由？
难道这不是明显地意味着在实质上是一种无限期地拖延就停止试验作出决定吗？
又电
在佐林发言之后，西方代表提出了一项关于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口头建议。
这个建议的内容是：
停止试验分两期进行。
在裁军的第1阶段生效后，停止试验十二个月，但必须先就在美国、英国、苏联、太平洋“及其他必要地区”设立监察哨达成协议。
如果这一检查制度能“令人满意”，并且“各有关国家就策划一个停止生产军用裂变物质制度有令人满意的进展”，则继续停止试验十二个月。
西方代表强调说，这是他们为了促进达成协议的“重大行动”。
但是，这个建议实际上不过是把西方原来坚持的、只停止试验十个月的期限延长两个月。
要求所谓“令人满意的进展”作为继续停止试验的条件，实际上是为西方国家恢复试验预先安排借口。
所以实际上西方国家的基本立场并未改变。
他们仍然是不愿意同意较长时期的停止试验，而把停止试验同其他复杂的问题联系起来，从而阻挠这个问题的解决。

叙利亚外交部长比塔尔说
苏联理解并支持阿拉伯人民
美英等西方国家正积极策划反叙阴谋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消息：
叙利亚外交部长比塔尔20日说，苏联确实理解和认识阿拉伯人民在他们目前所经历的历史阶段中的目的，并且在国际场合中支持他们。
比塔尔是在答复美国寰球电视公司记者提出的有关叙苏关系的问题时说这番话的。
比塔尔同时又说，每天都有证据表明美国对于亚喀巴湾、阿尔及利亚战争和英国侵略阿曼的政策是“一种从来不是基于对阿拉伯民族目的谅解的政策”。
在被问到叙利亚拒绝艾森豪威尔主义是否就是拒绝一切美国援助的问题时，比塔尔说，“不是，不过叙利亚同时将坚持它的阿拉伯民族政策，而且不论援助的数量有多大，它也不会放弃这个政策。”
他又说，
“美国的政策和我们的政策是相反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企图以不给叙利亚任何援助来破坏我们的政策，除非叙利亚像美国所梦想的那样在帝国主义政策面前屈膝。”
在比塔尔发表谈话的同时，西方国家正在谋求干涉叙利亚局势发展的措施。
在华盛顿，美国国务卿杜勒斯20日取消了每周记者例会，专门研究叙利亚问题。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2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对叙利亚局势表示“关切”。
他认为叙利亚“有左派倾向的人们正在设法巩固他们的权力”，他说，美国目前正在密切注视局势的发展，美国“决不能让自己陷于一种无法忍受的境地”。
他还不得不承认，叙利亚情况纯粹是这个国家的内政问题，美国根据臭名远扬的“艾森豪威尔主义”进行任何干涉都将是没有理由的。
美国海军发言人8月21日说，正在西地中海进行“演习”的美国第6舰队必要时准备随时东进。
从伦敦传出的消息说，北大西洋集团和巴格达条约国家正进行紧急磋商，谋求干涉叙利亚政局。

塞得港在重建
新华社开罗21日电
塞得港的埃勒曼纳什区有七百幢新住宅在昨天交给了新住户。
在这个区里还有八百幢住宅预计将在下月初建成。
这个区在英、法、以色列三国侵略时期曾经被夷为平地，区里现在总共建筑了二千四百六十套住宅。
第1批住宅在今年06月间已经分配。
政府还在塞得港南部开垦了一万六千费丹的荒地。
战争中遭到破坏的家庭有获得这些土地的优先权。

我国拨款救济越南灾民
据新华社河内22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今天报道：
中国政府已经拨款三十万人民币，救济越南北宁省由于敦河河堤决口而遭受水灾的灾民。
北宁省在7月间遭受水灾以来，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纷纷拨出款项，救济这里的二十万灾民。

敌人与朋友
本报评论员
08月20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英美的操纵之下，无理地拒绝了讨论阿拉伯国家对英国武装侵略阿曼的控诉案，再一次放弃了它的维护和平和安全的神圣职责。
但是，这次安理会也更加擦亮了中东人民的眼睛，使他们更加认清了谁是他们的敌人，谁是他们的朋友。
阿曼教长国是一个独立国家。
1920年09月，阿曼苏丹国和阿曼教长国签订的两个条约中，对于阿曼教长国的独立地位有过明确的规定。
英国政府的代表巴路斯也在这个条约上签了字。
在1955年阿曼发现石油资源以前，英国一直是承认阿曼教长国的独立的。
但是，英国现在为了掩饰它在阿拉伯半岛掠夺石油资源的侵略罪行，却硬说阿曼不是一个独立国，把它对阿曼的侵略行为，说成是“应苏丹的请求来帮助镇压叛乱”的。
英国这种以殖民主义联系来肯定殖民战争“合法”性质的荒谬论调，在会上得到了法国的支持。
法国代表认为英国这个
“逻辑”也适合于阿尔及利亚问题。
在共同镇压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这一点上，英法殖民主义者再一次合流了。
英国之所以敢于在安理会上蛮不讲理地进行狡辩，美国在会内会外的支持起了很大的作用。
早在安理会讨论阿曼事件以前，阿曼教长就曾向美国当局发出呼吁，要求设法制止英国的侵略行为，但是美国一直对此置之不理。
美国在安理会上投弃权票，充分地表明了美国实际上是在支持英国侵略者镇压阿拉伯人民的独立斗争。
美国代表洛奇在安理会上说：
“既然军事冲突已经平息下来，美国希望一切有关方面趁着这个地区呈现的比较平静的局面，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可能涉及的任何正当的不满”。
这实际上是肯定了英国目前对阿曼的殖民统治。
美国在阿曼问题上使用暧昧的手法来支持英国侵略，是同美国目前在中东的处境分不开的。
最近，叙利亚人民英勇地粉碎了美国的颠覆阴谋，已给予艾森豪威尔主义以严重打击。
这就使得美国在阿曼问题上不得不采取比较隐蔽的手法，以免使自己的侵略面貌在阿拉伯人民中更加暴露，同时又可争取英国支持它对叙利亚的颠覆活动。
在安理会开会以后，英国曾假惺惺地对美国的弃权表示不满，然而这丝毫也不能掩饰美英两国在会前所进行的肮脏交易。
在安理会开会的前一天，美英两国曾就叙利亚局势在华盛顿举行高级会议，达成了两国间互相支持打击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的协议。
美国在安理会上的做法，事先已经得到了英国的默认。
美英两国故作姿态，不过是企图欺骗中东阿拉伯国家人民和世界人民罢了。
美国为找寻它侵略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借口，一向对苏联极尽污蔑之能事。
美国在颠覆叙利亚现政府的阴谋败露以后，仍在对苏联大肆污蔑攻击。
但是，美国这种无耻的伎俩，阻挠不了苏联和阿拉伯人民之间友谊的发展。
在这次安理会上，再一次证明苏联是真心支持阿拉伯民族解放斗争的。
苏联代表索波列夫积极支持阿拉伯国家关于阿曼问题的要求，不仅主张把阿曼问题列入议程，并且要求安理会采取有效措施来制止英国的侵略，同时有力地驳斥了西方殖民国家诬蔑阿拉伯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各种谬论。
苏联这种支持阿拉伯人民正义事业的原则立场，得到了阿拉伯国家和全世界公正舆论的同声赞誉。
现在，安理会虽然拒绝了阿拉伯人民的控诉，但是它阻止不了阿拉伯人民争取独立而进行的伟大斗争。

数字表明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
社会主义力量有如旭日东升
苏联钢铁每年绝对增产量超过美国
据新华社莫斯科22日电
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最近出版的“从数字中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一书，用无可争辩的数字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不断增长壮大的情况。
据这本书的统计，1955年世界人口共有二十六亿九千一百万人，其中欧、亚十三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占35％，共九亿三千七百八十万人；
它们的领土面积占世界土地总面积的26％，达三千五百三十八万三千平方公里。
而在从前只有苏联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8％还少一些，土地占不到16％。
这本书用一系列的数字说明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有如旭日东升，而资本主义却在不断地没落。
1917年，苏俄的工业生产，仅占世界产量的2％，而在1955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工业产品就达到了全世界工业产品的30％；
其中，占世界人口7.3％的苏联生产的产品，占世界工业产品的19％。
从1950年到1955年间，苏联每年工业生产增长的速度平均是13.3％，中国是24.9，阿尔巴尼亚是24.2，保加利亚是13.1，匈牙利是13.5，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13.1，波兰是16.1，罗马尼亚是15.7，捷克斯洛伐克是10.8。
与此同时，美国每年只增加4.3，英国是3.4，法国是6.3。
这本书所搜集的数字表明，在社会主义苏联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竞赛中，胜利一定会属于苏联。
从1913年到1957年，苏联工业生产增加二十九倍多，而在同一时期，美国只增加三倍，英、法的增长量连一倍都不到；
整个资本主义阵营只增一点九倍。
苏联的农业生产发展得也很迅速。
现在它的耕地面积占世界第1位。
这本书所列举的其他数字也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比资本主义国家要快。
据新华社莫斯科22日电
苏联“红星报”8月18日发表文章说，最近几年苏联钢和生铁的绝对增产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并且多于英国、法国和西德的钢和生铁的绝对增产量的总和。
文章说，现在，苏联的生铁产量每年大约要增加约三百万吨，钢产量要增加三百五十万吨以上。
这差不多等于沙皇俄国时代生铁和钢的全年总产量。
文章提到，苏联的钢铁绝对产量现在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
而就钢铁工业的经济技术指标来说，苏联在许多方面却超过了美国。
现在，苏联用容积相等的高炉可以比美国多生产约25％的生铁；
苏联对平炉的生产力的利用指标也比美国高得多。

用电子计算机作曲
电子计算机能够作曲的消息，最近在美国哄传一时。
据美国科学家说，把作曲的规则译为电子计算机所能了解的文字，然后将这种文字供给电子计算机。
结果，就有歌曲出来。
在试验中得到的第1首作品是一支叫“按电纽的伯尔赛”的歌曲。
美国一个名叫李奇的科学家说，这种机器作出来的曲子可能永远不能同莫扎特的最好的作品竞争，但是，它们现在立刻能够胜过摇摆舞音乐。

盖拉辛部长对本报记者谈话
罗马尼亚重工业已有长足发展
本报布加勒斯特21日电
在罗马尼亚解放十三周年纪念日前夕，本报记者访问了罗马尼亚重工业部部长、工人党中央委员、工程师包·盖拉辛。
他向记者介绍了罗马尼亚重工业十三年来所获得的成就。
他说：
十三年来，罗马尼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意识方面都有巨大的变化。
由于工人党坚定地执行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罗马尼亚已成为一个工农业经济高度发展的国家。
在人民民主政权年代，国家的工业已得到有计划的发展，1956年工业总产值比地主资产阶级政权时期最高的一年（1938年）增加了230％。
在发展工业的时候，党和政府保证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也照顾到日用消费品工业的有计划的发展。
目前，重工业已经成为整个工业的领导力量。
在1938年，重工业在全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小于日用品工业（当时重工业占45.5％），而现在，虽然日用品工业的总产值有了绝对的相当大的增加，但重工业的比重已大于日用品工业的比重（重工业占57.6％）。
工业的急速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改变了旧时代继承下来的技术—经济的落后状况，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水平，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和奠定了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物质基础。
罗马尼亚特别注意发展冶金工业和机器制造业，以便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
冶金工业在迅速地发展着。
一方面使旧有的冶金设备现代化，另一方面新建了高度机械化的设备。
为了满足冶金工业的需要，在今后的几年中，将根据现有原料的情况，更大规模地发展炼焦工业。
生产过程的电气化，对迅速发展机器制造业有着重大作用。
去年罗马尼亚的电力生产比1948年增加了420％。
由于对加工工业的大量投资，在1950到1957年间，新建和扩建了五十八个企业。
机器制造业的技术装备水平，比1948年提高了四倍。
1956年机器制造业的总产值比1950年增加了二点六倍。
它在罗马尼亚整个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已从1948年的10.5％上升到1955年的18.8％。
机器制造业的发展，给罗马尼亚的国民经济带来了新的技术，用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了工业、农业和运输业。
机器制造业的不断发展，不但已能大体上满足国内对石油机械、农业机械、矿业和交通运输机械的需要，而且还能出口一部分机器。
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罗马尼亚工业发展的重点是化学、煤炭、石油、电力和建筑器材工业。
因为罗马尼亚有丰富的原油、沼气、煤、芦苇、木材和盐。
罗马尼亚重工业的迅速发展是同苏联的兄弟般的援助分不开的。
苏联给罗马尼亚装备了冶金厂、钢管厂、工具厂和轴承工厂等。
苏联还给罗马尼亚运来了铁砂、焦炭和钢板。
1956年进口的铁砂的75％、生铁的100％、焦炭的60％、钢板的75％，都是从苏联来的。
同苏联的科学技术合作，派工人及干部到苏联去学习，是改善罗马尼亚重工业生产的一个重要方法。
苏联多方面的经济援助以及同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经济合作，是罗马尼亚冶金和机器制造工业继续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
（附图片）
罗马尼亚德里斯因的第3号石油提炼厂

罗马尼亚人民伟大的国庆节日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　乔洛尤
罗马尼亚共产党在苏联军队迅速进军的有利条件下所组织和领导的1944年08月23日的胜利的武装起义，标志着罗马尼亚动荡历史的根本转折点，即从资产阶级地主政权过渡到人民政权。
1944年08月23日的武装起义是人民革命斗争胜利的前提。
在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人民革命的第1阶段以后，罗马尼亚人民欢欣鼓舞地进入了这一革命的第2阶段——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
我国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1949年和1950年的两个一年计划以及1951—1955年和1956—1960年的两个五年计划。
这些计划的重点都放在发展生产资料的工业上。
解放十三年来，罗马尼亚从一个半殖民地的和落后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具有充分发展的工农业的国家。
由于第1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整个工业的总产量增加为1938年的399％，而在第2个五年计划的第1年里（1956年），达到了430％。
生产资料工业的优先发展使得这个部门1956年的产量增加为1938年的541％。
机器制造业保证了本国石油工业所需要的全部设备，并能输出一部分产品。
为了更好地对原油进行加工，我们建立了新的现代化装备。
对原油进行加工的容量从1947年的三百五十万吨增加到1956年的一千一百多万吨；
在同一时期内，石油产量从三百八十五万吨增加到一千零九十二万零四百六十七吨。
目前，我国正在建设长约六百公里的沼气管，主要钢铁中心如胡尼度拉、赖西察以及其他工业区都通过它们而得到沼气的供应。
我们坚决地继续实现十年电气化计划。
今年，我们仅在七十六天内就生产了相当于1938年全年生产的电力。
在化学工业方面，农业肥料、杀虫剂、人造纤维、塑料、人造橡胶、纤维等工业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些蕴藏丰富的铀矿的发现，为和平利用原子能创造了条件。
今年07月31日，二千瓩的原子反应堆投入了生产，最近已经达到了它的规定能力。
工业的迅速发展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强固的基础。
1956年，农业方面拥有三万二千一百六十台拖拉机、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九台机械播种机、九千二百二十四台机械收割机、六千八百五十四台机械收割捆禾机、一万五千五百七十八台打谷机。
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粮食产量不断地得到增长。
尽管如此，农业生产还是落后于工业的发展，落后于城乡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党和政府提出了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把农业产量提高到一千五百万吨的任务。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一系列的措施已经付诸实行。
1957年的国家预算规定给予农业和林业以更多的拨款，款额比1951年大一倍。
新的制造化学肥料的工厂最近的产量，已经可以满足全部农业的需要。
这将使粮食产量增加到五百万到七百万吨。
从1957年开始，蔬菜和牛奶的义务交售制取消了，因而提高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农业合作化部分的比重不断地增长，目前，加入农业合作化单位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28％，占全国农业用地面积的41％。
罗马尼亚人民在文化、社会以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也获得了重大成就。
我国的文盲已于去年全部扫除；
所有学龄儿童都接受了普遍教育，文化站网正在扩大。
党和政府对科学活动给予特别的关心。
这种活动都集中在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及其分院，我国到目前为止已经建立了六十九个研究所和设计所，在其中工作的有六千三百人。
全国已经设有广泛的卫生站网（医院、联合门诊所、诊疗所），这一情况使得死亡率大大降低。
医生已经从1938年的八千二百三十四名增加为1956年的二万二千名。
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人民民主政权的时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在第1个五年计划（1951—1955年）期间，实际工资增加了28％。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1956年12月27—29日全体会议，决定采取新的措施，以进一步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
我国已经制订了一项改进工资制度的办法。
目前这个制度正交给全体劳动人民讨论。
它的实施将使工人今年的工资平均增加15％。
罗马尼亚工人党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事业中，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在过去和现在一直学习苏联共产党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以及其他兄弟党的经验。
在人民民主政权的全部政治和经济机构里，党坚定不移地执行民主集中的原则，动员愈来愈多的群众参加城乡行政和社会文化部门的管理，直接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
今年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是人民民主制度巩固的有力证明。
根据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1956年12月会议的指示，国民议会在1957年03月会议上，通过了一系列的法令，这些法令促使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作用得到扩大，促使各级人民会议执行委员会以及各部长、局长和社会主义企业领导者的权力和义务得到扩大，促使劳动群众更加积极地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执行与一切国家维护和平并进行合作的政策。
我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因素是与苏联和人民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兄弟般的友谊。
以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的团结是和平的不可动摇的基础，是帝国主义战争阴谋的主要障碍，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保障。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有决心为进一步发展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兄弟般的友谊、坚定不移地为保卫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伟大团结、反对任何动摇我们团结的企图而斗争。
罗马尼亚人民对罗中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和互助关系的更加全面而广泛的发展衷心地感到高兴。
在罗马尼亚工人党举行第2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以朱德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访问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举行第8次代表大会时以乔治乌—德治同志为首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两国议会代表团的相互访问，是加深和发展罗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就两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各项问题交换意见的特别重大事件。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贸易关系逐年得到发展。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输出石油和农业设备、火力发电设备、石油产品、化学品等等；
输入松香、锑、锡、油类、皮革、麻类、丝织品等等。
根据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两国正在进行关于重要材料和科学资料的交换。
罗马尼亚专家学习了中国在纺织、制造油漆、颜料、工艺、桥梁建筑等方面的丰富经验；
同时向中国工人介绍了他们在建设石油工业、火力发电站和化学工业方面的经验。
罗中两国的文化交流也愈来愈活跃了。
毛泽东同志的三卷选集的译成罗马尼亚文，是对我国思想、政治方面具有特别价值的事件。
除了中国的政治和科学著作之外，罗马尼亚读者还能看到鲁迅、郭沫若、茅盾及其他中国作家的作品。
与此同时，中国读者也能看到罗马尼亚许多伟大作家的作品。
两国艺术团体的互相访问演出，也对加深两国人民的彼此了解作出了贡献。
作为兄弟般合作的结果，从今年起，我国出版了中文版的“今日罗马尼亚”画报，向中国读者介绍目前罗马尼亚生活的情形。
罗马尼亚人民非常珍视他们与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友谊关系，并因这种友谊关系而感到骄傲。
他们希望这些关系能够愈来愈密切，从而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和全世界的和平。

胡志明访罗公报发表
罗越两国继续发展合作关系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22日电
罗马尼亚报纸今天发表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访问罗马尼亚的公报。
公报说，胡志明主席在访问罗马尼亚期间，曾经同罗马尼亚工人党和政府领导人乔治乌—德治、格罗查和斯托伊卡等就双方有关的问题进行了会谈。
在热烈、友好气氛中所进行的会谈，证明了双方对为和平而斗争，对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以及对其他一些讨论到的问题的看法完全一致。
在会谈中，两国代表强调地指出了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和缓、加强不同社会制度各国间的合作、停止军备竞赛、无条件地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必要性。
双方满意地指出，罗越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已经得到了发展，并且正在按照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发展着。
罗马尼亚代表指出，他们完全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在1957年06月08日给日内瓦会议两个主席的照会的立场。
在这个照会中，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实现日内瓦协议中关于和平统一越南的规定。
双方还同意继续发展罗马尼亚工人党和越南劳动党之间的兄弟联系，加强两党之间的交流经验和交换情报的工作。

阿拉伯联盟秘书长表示
阿曼问题将提交联大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消息：
开罗电台21日晚间广播，阿拉伯联盟秘书长哈苏纳正在和阿拉伯国家磋商，准备把阿曼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
哈苏纳8月21日说，尽管安全理事会没有把英国侵略阿曼问题列入议程，阿拉伯人仍然相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相信国际正义和用和平方法来解决争端。
同一天阿曼教长驻开罗代表哈尔塞宣布，他已经要求阿拉伯联盟秘书处把阿曼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下一届会议。
哈尔塞在安全理事会8月20日决定不把阿曼问题列入议程以后，提出了这项要求。
哈尔塞还说，阿曼副教长萨拉赫·本·伊萨将在8月22日到达开罗，以便为阿曼争取更广泛的国际支持。

必须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
王芸生
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危害性
民族主义，在受压迫被掠夺的弱小国家里，当它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时候，是具有革命性和进步性的，这如同我国在过去长期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情形和现今一些亚非国家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情形。
超越了这个范围，民族主义就失了进步性，而是反动的了。
因为民族主义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
自从历史上出现了资产阶级，它就懂得用民族主义挑起不同民族的劳动人民之间的民族纠纷，以巩固它的统治。
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更懂得利用民族主义的骗人口号，驱策人民群众，参加侵略战争，进行民族掠夺。
在社会主义国家，是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来对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用民族自决权的要求来对抗资产阶级民族压迫政策。
在我国是实行民族自治，我们这样做，是有利于反帝国主义的。
作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中的东西，我们是反对民族主义的。
“简明哲学辞典”说：
“共产党为反对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其中包括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着斗争。
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在民族问题领域内要比其他任何一个领域内更富有生命力。”
中国还是极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我们国家里，经济上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基本上消灭了，而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资产阶级思想还大量存在，在民族问题领域内资产阶级思想更是不少。
所有的民族主义都是狭隘性的，它的表现是各式各样的。
它表现在国内各兄弟民族关系上的，我们多数民族表现为大汉族主义，各少数民族表现为地方民族主义，这当然是危害国内各民族的友爱团结的；
它表现在国际关系上的，大国表现为大民族主义（或称大国主义），对兄弟国家表现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这当然是危害国与国间的友好团结的。
所以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有害的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东西，必须加以克服。
狭隘的民族主义，对于知识分子的危害性特别大，也特别深刻。
就因为民族主义在受压迫被侵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国家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具有进步性以至革命性的一面，狭隘的民族主义往往穿着“爱国主义”的外衣而出现。
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爱国主义，才是真正的革命的爱国主义；
否则，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是反动性质的。
知识分子多数是有爱国心的，也喜欢标榜爱国；
但是，若不把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加以区分，就会无意地或者有意地假爱国之名，干反动之实。
革命的和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受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和锻炼，然后才能逐步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达到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境界。
“旅顺小记”是一个例子
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学习中，我就发现我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残余。
一个具体的例子，去年08月号的“旅行家”杂志上发表一篇我所写的“旅顺小记”，其中就有狭隘民族主义的错误。
文中记旅顺军事博物馆门前陈列的大坦克，明明写着：
“这个大坦克曾经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攻克柏林的战役，然后掉转头来，来到旅顺。
旅顺的新历史就由此开始。”
这是对的，而下一段却紧接着这样写：
“旅顺以往的历史是惨痛的。
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军国主义攻占了这个军港；
1898年沙俄挟三国干涉之功占租了旅大；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再占旅顺，由此长陷日手；
至1945年解放；
1955年苏军撤退，苏联政府将旅顺军港设备无偿地交给中国。
这段历史经历是六十年。”
就这样前后矛盾地将旅顺解放后苏军代管的十年时期也算入“惨痛的历史”里去了。
这是严重的错误。
新华社通讯说这是“恶毒地破坏中苏友谊”，我是不能辞其咎的。
尽管我主观上无此用心，我检查我之所以写出这段严重错误的东西，是有原因的：
（一）因为我自以为熟悉这段历史，就不加周密思考而顺笔写下，以致搞出逻辑上的严重错误而不自觉。
对待自己的文章如此地不认真，不严肃，实在是一种自暴自弃的态度。
（二）就是因为我的思想深处还有狭隘的民族主义。
我搞过近代外交史，提到旅顺的历史就是惨痛的。
1945年08月，苏联对日宣战，苏军解放了朝鲜的北部和我国的东北，日本军国主义由此被迫无条件投降，乃是极为关键的大事，我国的八年抗战由此获得最后胜利，尤其是关键的大事。
当时我在重庆，受美英宣传的影响，对这种关键性的大事有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错误印象。
现在已完全明白了历史的真相，苏联于法西斯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参加作战，是雅尔塔协定规定的，所以苏联于1945年05月09日战胜了德国，即于8月08日对日本宣战，是履行雅尔塔协定的规定。
苏联对日本宣战的日期是预先通知了美国的，杜鲁门为了冲淡苏联对日宣战的重要性，给世人以是美国战胜日本的混乱印象，他毫无必要地也非常阴险罪恶地于苏联预定参战的前两天8月06日向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又于苏联对日宣战的第2天8月09日向长崎投下了第2颗原子弹。
杜鲁门这个罪犯，他一只血手杀害了二十多万日本人民的生命，只是为了掩蔽苏联对日作战的军功。
我当时就受了这种蒙蔽，所以对苏军参战，击溃了顽强的日本关东军并解放我东北的印象不够深刻；
以后虽然弄清楚了这段历史的真相，而第1个错误印象总还是潜伏在我的下意识里。
这些错误的意识成为客观存在，不经过深刻的挖掘，是不会除根的。
问题就表现在我这篇“旅顺小记”里。
我若是对苏联对日宣战并解放我国东北有足够的重视，我写这篇小文，叙述旅顺的历史，自然就会从1945年08月的解放划分新旧两个时期，也自然会对苏军表示感谢的心情。
解放八年多来，我虽然经过思想改造和许多学习，自以为有了一些进步，而旧的思想意识仍旧很浓重地潜伏在我的头脑里，稍不经心，就会流露出来。
这篇“旅顺小记”的错误，就是一个可惊的例子。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块绊脚石
狭隘的民族主义，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块绊脚石，我个人是深深有此体会的。
回想1949年春天，我从香港来到当时的北平，是我投到新中国的人民队伍中受思想改造教育的第1课，当时在我思想中最难解开的一环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我是一个旧知识分子，长期在旧中国的反动统治下工作，初到解放区来，一切印象都是崭新的。
我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有三点：
（一）在人民政府的政权下，政府的工作人员都是真正地为人民服务，绝不同于旧中国的“官世界”。
（二）在解放区，我看到了真正的人的生活和人民所表现的力量，和蒋管区的垂死情况相比，判然两个世界。
（三）我看到了人民解放军政治教育的伟大，从而认识到解放战争不是单纯的复仇的战争，而是有一套哲学作基础，从阶级立场上，去克服一切有形和无形敌人的战争。
由于这几点深刻的印象，使我反省到：
（一）我这个习惯于在既成的反动社会里向上爬的旧知识分子，由生活到意识，都必须由半悬空中爬回来，脚踏实地回到人民群众中来；
（二）我应该否定我过去所做的脱离人民利益的以至损害人民利益的工作，向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阵营投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忠诚地为人民服务。
这些问题我都想通了，而最后一个问题挡住了我的思想前进，这就是：
在狭隘的民族主义这块绊脚石的障碍下对苏联的误解。
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苏联不也是一个施行强权政治的国家吗？
中国共产党的对苏政策会不会使新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
我这种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而产生的糊涂思想，当时是在困恼着我。
当时经过几位同志的耐心地帮助和指导，经过反复思索，我终于搞通了这个问题。
我很愉快地写了“我到解放区来”一文，在那篇文章中，我写了以下一段话：
“我反省到：
流行于小资产阶级的国际观念中，笼罩着一种对苏联的误解。
他们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理论体系，也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共同立场，因此也将苏联与美英帝国主义等量齐观。
用强权政治的眼光看当前的国际关系，以为苏联也是强权政治中纵横捭阖的角逐者。
其实，若把握定了阶级立场，就会懂得，奉行马列主义的苏联，它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者，社会主义的灯塔。
它与帝国主义搏斗，是为了挣脱世界大多数人类的枷锁，使人类永无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的社会。
在民族立场上，也与阶级立场相统一。
苏联在民族立场上，它同情一切被压迫的民族，而援助他们获得解放。
在此立场上，苏联在世界上是革命势力，决不是侵略势力。”
这篇文章写于1949年04月初旬，今天重读这一段话，还可作为我克服狭隘民族主义潜在意识的药石。
归根到底，这是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
只要能够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到，苏联国家的性质根本不同于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
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在国内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对外反对侵略，执行和平政策，主张与一切国家和平共处，进行和平竞赛。
无产阶级的伟大抱负，是解放了全人类而后解放自己，所以苏联在民族问题上是和阶级立场相一致的。
苏联的民族政策，对内实行国内各族人民一律平等和自主，对外主张解放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同情和援助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以实现世界一切民族的一律独立和自由。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的一贯精神。
10月革命刚一成功，苏维埃政府就通过了“俄国各民族人民权利宣言”，宣布“？
俄国各族人民一律平等和自主；
？
俄国各族人民具有自由的自决权，直至分立和组成独立国家；
？
废除一切民族的和民族宗教的特权和限制；
？
俄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和民族集团均得自由发展。”
四十年来苏联一贯执行这一正确的民族政策，苏联各族兄弟友谊的团结和发展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光辉范例。
这是苏联民族政策的对内一面。
在对外方面，以中苏关系为例：
列宁是一贯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的，10月革命刚一成功，苏维埃政府就宣布废除帝俄时代的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
苏联实际支持中国的大革命运动，即在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犯着反苏反共的罪恶，当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时，苏联还是通过蒋介石政府，援助中国的对日抗战。
苏联取得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之后，喘息未定，就挥戈东指，对日宣战，击溃了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最后赌本的关东军，解放了我国的东北。
这是多么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全中国人民都衷心感谢。
但是，像龙云那样的军阀地主阶级分子，他一贯反苏，他非但不感谢苏军解放我东北的伟大功绩，还要诽谤苏联拆走了东北若干工厂的机器。
问题很清楚，当时如果不把那些机器拿开，以后落在美蒋手里，中国人民在解放东北的战争中就要多付出许多鲜血。
解放以后，苏联以庞大的机器装备和优良的技术帮助我们在东北建设起现代大工业来，两相比较，从前的那些旧机器，真是微不足道。
别有用心的人，则总是用这件事进行反苏煽惑。
另外也有一些鼠目寸光的人，总是只看小的，不见大的。
关于旅顺口问题，1950年02月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时的“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在对日和约缔结前，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是完全必要的。
那时新中国诞生不久，国防尚未巩固，我们和苏联缔结同盟关系，与苏联军队共同使用旅顺港，对我国的东北国防起了巨大的安定作用。
等到抗美援朝胜利了，我东北国防巩固了，虽然对日和约尚未缔结，苏军就于1955年撤退，并将旅顺军港的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国。
苏联这种光明磊落伟大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真是炳若日星，世人皆见。
我是明白这件表现着中苏伟大友谊并且关系着远东和平安危的大事的；
只是因为我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残余，提到旅顺历史，不作具体分析，就在“旅顺小记”那篇小文里冒出错误来。
这是我应该引为教训而加以严重警惕的。
中国和苏联，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苏关系乃是兄弟般的同志式的关系，这种迥异寻常的关系，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共同立场上，才能正确地理解。
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共同立场上，我们才能亲切地理解到：
苏联为什么这样慷慨无私地帮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在什么地方有困难和在什么地方有需要，苏联的援助就来了。
在为保卫国际和平的共同斗争上，苏联和我国的关系，充分表现着兄弟、同志和战友的关系。
帝国主义总想挑拨中苏两国的关系，企图在这里找出向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分化的缺口，它们的卑鄙企图总是成为幻梦，总是落个可耻的失败。
这就因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上团结起来的中苏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是牢不可破的。
怎样看待苏联的强大存在？
苏联是人类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四十年的奋斗和建设，强大存在于国际舞台上。
怎样看待这个巨大的事实，就可以区分出人们的派别立场。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右派以及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把苏联看成是他们的灾祸，都把苏联看成是他们的掘墓者；
因为苏联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最后要解放全人类，实现消灭剥削、消灭侵略和压迫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一切反动派就自然要反苏。
社会主义国家、全世界劳动人民以及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的人们，都把苏联看成是全人类获得解放和幸福的希望，都把苏联看成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
事实正是如此，由于苏联的强大存在，就告诉全世界劳动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现实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体系坚强地建立起来了，世界战争的确是可以制止、国际和平的确是可以争取的了。
全世界的正直进步人类的最大希望不就是这些吗？
因此，全世界一切劳动者、革命派、正直进步的人，都是亲苏的。
大家想一想：
若不是有苏联强大存在，美国帝国主义还不放手进行征服全世界的阴谋，世界和平还能保持吗？
若不是有中苏同盟强大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像现在这样地安全发展吗？
我们的抗美援朝运动能够胜利吗？
美国帝国主义控制台湾以后能够不进一步向我国进行军事侵略吗？
若不是有苏联强大存在，匈牙利的凶恶事变能够这样有利于和平和社会主义而平定吗？
若不是有苏联强大存在，帝国主义已经发动的侵略埃及的战争能够制止下去吗？
若不是有苏联强大存在，美国的原子狂还不要更加猖狂吗？
想到这一切，就会知道苏联的强大存在究竟是谁的利益了。
想通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会知道毛泽东主席
“一边倒”的亲苏政策是怎样绝对正确的了。
和苏联团结在一起，是中国的绝对利益；
巩固和发展中苏友谊，是中国人民最高的国际义务。
我们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不仅现在绝对正确，即在将来也永远是绝对正确的。
这就决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决定于中苏两国的共同的社会制度。
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还有一个搞不通的问题，就是以苏联为首的问题。
今年02月，为了纪念中苏友好同盟七周年，我在“中苏友好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必须以苏联为首”的文章，我说：
“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关系着世界和平的安危和人类的幸福；
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必须以苏联为首。”
这有以下几项理由：
？
苏联是人类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解放全人类的普遍真理由它付诸实践；
？
苏联具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四十年经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知识宝库；
？
苏联现在是世界上第2个工业强国，科学上许多成就超过美国，达到世界的高峰；
？
苏联最能帮助社会主义国家和爱好和平的国家，自第2次世界大战到现在，有许多重大事实作了证明；
？
苏联是保卫世界和平的中心力量。
苏联具有上述五项条件，皆是别的国家所不能代替的，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必须以苏联为首。
×××
以上所谈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有关苏联的各个问题，我自己以为是我曾经搞清楚了的，殊不知在我的旧意识里还潜伏着很浓重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我深深地感到，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中，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一件很顽固的东西，它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块绊脚石。
我还得认真检查我的思想，继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才能使自己获得进一步的改造。

我坚决跟共产党走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金星南
右派分子向共产党进攻的第1个步骤，是想在科学、教育、艺术、医学卫生等事业方面同共产党争领导权。
曾昭抡、钱伟长等设计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就是右派分子想在科学领域中夺取党的领导权的具体表现。
这个反动纲领明确地说出不要共产党领导全国的科学事业。
我们深深知道，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由共产党领导，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决不会有社会主义的建设。
右派分子说，他们也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但不要共产党领导。
这是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心在全国人民心里已是无可动摇的事了，所以右派分子不敢说不要建设社会主义。
但是人们也都知道，没有共产党领导能建设社会主义是假的，而恢复资本主义是真的。
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否可以在某些部门像科学事业部门，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呢？
我们的回答是：
否。
由于科学是一种社会的意识形态，它是由于社会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用资产阶级思想领导科学，用资本主义方式发展科学，这样的科学是决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
自从解放以来，我国的科学事业是由共产党领导的。
根据我亲自所体味到的一些事实，党在科学事业的领导上成绩是主要的。
我可以举几件我自己所看到的事来谈一谈。
在全国解放以后，党把解放前的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研究人材作了必要的调整，把分散的、力量不强的机构集中成为力量较充实的机构，把以前科学界互相不团结的作风变成团结合作的作风，这对全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来讲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大家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是生活过的，对那时候的情况也都见到过。
那时候的科学研究机构如伪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是互不团结的，彼此之间门户很深，甚至在同一个机构内也往往分成好几个派别。
两个机构之间要合作是根本不能想像的。
可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竟然能把这些机构改组成合乎国家所需要的机构，并且在开国后很短的时期内就把这个重大任务基本上完成了。
从我现在工作的物理研究所来说，在我最初到所工作的时候，从所长到勤杂人员不到十人。
不到八年，人数增加了近百倍。
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甚至在其它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发展是绝对不会有的。
科学院内还有许多研究所，它们的发展情况都是和物理研究所的发展情况差不多的。
最近，我们国家将在苏联帮助下建成功率为七千瓩的重水反应堆和能产生二千五百万电子伏的α粒子的回旋加速器。
这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是完全不能做到的。
以前中国的留学生在资本主义国家想学习有关反应堆任何方面的知识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是，现在在苏联的无私帮助下，我们有全部的关于反应堆的设备，并训练了有关的人才。
其它在党领导下的科学事业上的成就还有很多，不胜列举。
右派先生们为什么不睁开眼睛看一看这些在党领导下的科学事业的成就呢？
他们硬说解放后中国科学事业比国民党时代落后了，解放后科学方面不仅没有成绩，反而退步了。
他们的话的含意是：
你们共产党领导科学没有成绩，科学必定要“内行”的右派先生们来领导。
但是事实证明，解放后八年内党在领导科学事业上的成绩是很大的，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要领导，并且会领导得更好。
1956到1967年的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制订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共产党提出的；
不久前又决定把科学规划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并且对于进一步发展科学的某些重大的具体问题已在逐步设法解决。
这些都表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科学事业一定要由共产党领导。
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的科学事业才能合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才能尽快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这一切具体事实，只有那些蒙着眼的右派先生们看不到。
全国绝大多数科学工作者是看得很清楚的。
广大爱国的科学家都看到了解放以来中国的科学事业是有成就的，而且懂得这些成就是和党的领导分不开的。
广大科学家都懂得离开了党、离开了社会主义建设，就没有科学发展的前途。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使我更认清了右派分子的真面目，使我更坚定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建设我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工作的意志。
你们右派分子的花言巧语是决不能使我有丝毫动摇的。
我要更坚定地跟共产党走。

报刊论文摘要
和资产阶级右派一决胜负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通过和平方式来进行的。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和平方式就不是阶级斗争。
党从来没有麻痹过自己。
资产阶级右派对于自己这个阶级的消灭就那么心甘情愿是不能设想的。
一旦遇有空子可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会一杯雄黄酒下肚：
原形毕露。
像我们党的整风运动，在他们看来就是空子，就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他们收回了一切诺言，其中最主要的是妄图摆脱党的领导和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妄想和我们较一长短的“雄心”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不会泯灭的。
现在他们出来和我们较量了，我们就要和他们决一胜负。
这种较量必须通过全民大辩论来进行。
资产阶级右派向我们提出来的一大串的问题，正好促使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把它们一一驳倒。
这是对右派的斗争，同时又是我们自己的人的大练兵。
把这场斗争打胜，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会进行得更加顺利。
（摘自1957年“学习”半月刊第16期王孝风：
“全民大辩论”）
没有党性就无所谓群众性
右派分子是把群众性与党性对立起来，企图使人相信有了党，报纸就办不好。
其实，我们从来认为报纸的党性与群众性是一致的，报纸的党性是群众性的集中表现。
人民群众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除开人民群众的利益，党没有任何私利。
党的路线，党的方针政策就是根据群众最大多数的要求与愿望制订的，是群众利益的集中表现。
没有党性就无所谓群众性。
报纸有了明确的党性立场，才能正确地反映人民性和表达人民性。
右派分子离开了党性大谈其群众性，实际上就是以群众性之名，推销其资产阶级的私货。
（摘自8月17日浙江日报，景才：
“必须分清新闻事业的大是大非”）
雷海宗要我们“补”的是什么“课”？
雷海宗说：
“中国的社会科学没有资本主义的阶段，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经历资本主义，解放前虽向外国学了一点，很少，只是点缀性质，也没学透彻，在中国人的社会意识里没有这个东西。……今天要求我们继承过去人类的文化遗产，并在这个基础上来发展新的社会科学，不研究这些就不行。”
按照这些荒谬的说法，似乎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阶段，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可能发展自己的科学，必须去乞怜资本主义。
在他看来，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化似乎贫乏得毫无可取。
这不是明白地要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对飞跃发展的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丧失一切信心，要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的中国人民彻底向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投降，让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在中国复辟，甚至使中国社会“补上”资本主义这一阶段吗？
（摘自8月18日天津日报吴廷璆：
“揭穿雷海宗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阴谋”）

三八节有感
丁玲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
年年都有这一天。
每年在这一天的时候，几乎是全世界的地方都开着会，检阅着她们的队伍。
延安虽说这两年不如前年热闹，但似乎总有几个人在那里忙着。
而且一定有大会，有演说的，有通电，有文章发表。
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的。
甚至有很多人都在嫉羡的说：
“为什么小米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
女同志在医院，在休养所，在门诊部都占着很大的比例，却似乎并没有使人惊奇。
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幸运：
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
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诽议。
这些责难似乎都是严重而确当的。
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
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
她们被画家们讽刺：
“一个科长也嫁了么？”
诗人们也说：
“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
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
“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
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
（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
不是骑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艺术家就是总务科长。
她们都得生小孩。
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
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抱着，扔在床头啼哭，而妈妈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贴，（每月二十五元，价值二斤半猪肉）要是没有这笔津贴，也许他们根本就尝不到肉味。
然而女同志究竟应该嫁谁呢，事实是这样，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
“回到家庭了的娜拉。”
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
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
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
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
离婚的问题也是一样。
大抵在结婚的时候，有三个条件是必须注意到的。
一、政治上纯洁不纯洁，二、年龄相貌差不多，三、彼此有无帮助。
虽说这三个条件几乎是人人具备，（公开的汉奸这里是没有的。
而所谓帮助也可以说到鞋袜的缝补，甚至女性的安慰）。
但却一定堂皇的考虑到，而离婚的口实，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
我是最以为一个女人自己不进步而还要拖住她的丈夫为可耻的，可是让我们看一看她们是如何落后的。
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克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密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
她们也唯恐有“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走。
厚颜的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去吃着坠胎的药。
而她们听着这样的回答！
“带孩子不是工作吗。
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作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
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
于是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
一个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还能牺牲自己的事业去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未始不被人歌颂，但在十多年之后，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后”的悲剧。
即使在今天以我一个女人去看，这些“落后”分子，也实在不是一个可爱的女人。
她们的皮肤在开始有折皱，头发在稀少，生活的疲惫夺取她们最后的一点爱娇。
她们处于这样的悲运，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旧的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
不是听说法律上还在争论着离婚只须一方提出，或者必须双方同意的问题么？
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
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
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在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说来更不冤枉，所以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
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
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使理论与实际不脱节，在每个共产党员的修身上都对自己负责些就好了。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对女同志们，尤其是在延安的女同志有些小小的企望。
而且勉励着自己，勉励着友好。
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去一切的。
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
我不必说大家都懂的。
而且，一定在今天会有人演说的：
“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的大论，我只说作为一个阵线中的一员（无产阶级也好，抗战也好，妇女也好），每天所必须注意的事项。
第1、不要让自己生病。
无节制的生活，有时会觉得浪漫，有诗意，可爱，然而对今天环境不适宜。
没有一个人能比你自己还会爱你的生命些。
没有什么东西比今天失去健康更不幸些。
只有它同你最亲近，好好注意它，爱护它。
第2、使自己愉快。
只有愉快里面才有青春，才有活力，才觉得生命饱满，才觉得能担受一切磨难，才有前途，才有享受。
这种愉快不是生活的满足，而是生活的战斗和进取。
所以必须每天都作点有意义的工作，都必须读点书，都能有东西给别人，游惰只使人感到生命的空白、疲软、枯萎。
第3、用脑子，最好养成为一种习惯。
改正不作思索，随波逐流的毛病。
每说一句话、每作一件事、最好想想这话是否正确？
这事是否处理的得当，不违背自己作人的原则，是否自己可以负责。
只有这样才不会后悔，这就是叫通过理性，这才不会上当、被一切甜蜜所蒙蔽、被小利所诱，才不会浪费热情，浪费生命，而免除烦恼。
第4、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
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
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前吟诗。
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一定会在中途停歇下来。
不悲苦，即堕落。
而这种支持下去的力量却必须在“有恒”中来养成。
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忍的。
而这种抱负只有真真为人类，而非为己的人才会有。
三八节清晨
附及：
文章已经写完了，自己再重看一次，觉得关于企望的地方，还有很多意见，但为发稿时间有限，也不能整理了。
不过又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有些话假如是一个首长在大会中说来，或许有人认为痛快。
然而却写在一个女人的笔底下，是很可以取消的。
但既然写了仍旧给那些有同感的人看看吧。
（原载1942年03月09日延安“解放日报”）

少年合唱队招考（套色木刻）
乐锋

狼
——牧场短札
刘岚山
在海拔一千五百公尺高的察北牧场上的这些日子里，成天看着马、牛、羊群就像天空的黑白云彩一样在草地上吃草，听着动人的白鸽鸟叫和牧人的娓娓歌声——歌曲中有时提到狼。
于是，我要求一个牧人给我讲讲狼。
解放以前，这里还是一个高原上的荒草滩子，野狼成群地在大白天出来，嗥叫声随着大风呼啸过数十里外，土屋都为之震颤；
狡猾成性的野狼，有时隐藏在路边深草里，窥伺着过路的人和牲畜；
有时撞进村舍，抢走或咬坏小孩和家畜；
有时在野地上狂追着善走的黄羊；
使得草原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都“谈狼色变”。
如今，农牧业合作社像夏夜天空的星群遍布在高原上，照亮着草原的大路，燃烧着人们建设社会主义草原的热情；
而我们这个巨大的、广阔的现代化的国营牧场就仿佛是天空的北斗，放射着强烈的光辉。
牧人说：
“因此，你想，我们怎能忘记狼呢？！
”
我们经过一条沟谷到筑起拦水坝的草原水塘去饮羊，牧人指着谷坡上青草掩盖着的、但仍然看得出的洞穴说：
“这就是狼洞，而这个谷沟就是狼喝水的地方。”
他一边赶着羊一边继续告诉我：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农牧民组织起打狼队，部队做配合，向野狼发动了围歼；
善于骑术的蒙古族人民更发挥了传统的特长，相隔很远的所有草园村落的打狼队都常备着马匹，当野狼一经发现时，队员们便拍马猛追，另一村队员看见了，便接着追过去，仿佛古代的驿运那样，也仿佛现代的接力赛跑那样，一直把野狼追得精疲力竭，再也跑不动了，他们就撒出套马索，活活地缚住狼，把它一路拖回来。
高原上栽植的杨树正在迎着阳光生长，母畜们怀孕的肚子也随着青草的肥壮而膨胀起来，碧绿碧绿的麦田和草原，把低低的天空染得透蓝，草原大丰收的日子已经望得见了。
但是，牧人却意味深长地告诉我说：
“狼自然知道这一切，但它不会自己承认失败，因此，现在人迹罕到的荒山野谷底，还残存着未打尽的少数野狼，它们阴暗地躲在深洞里，傍晚也不出来；
直到人们熟睡的深黑夜，孤独的野狼才不声不响地在草原上爬行，嗅着牛羊粪味，有时候还会发出尖厉的要吃人的嗥声！……”
这位牧人是复员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打过美国狼，身上受过伤，如今阴天下雨还隐隐作痛。
“不过，我们现在打狼更有经验了。”
他补充说了一句，就唱起嘹亮的歌声追赶羊群去了。
我站在海一样广阔的草原上，久久地望着远天，想着这些残存的狼的嗥叫，不禁想到穿着人的衣服的葛佩琦、储安平、章乃器们的声音……

记淳化阁帖碑石
戴占奎
去年08月，我曾到过西安古物陈列馆三次，对于那里的碑林更多留恋。
陈列馆系旧府学改建，而旧府学就是隋时的国子监，贞观四年（630）间增修。
监中藏有唐高祖武德九年（626）虞世南所书夫子庙堂碑，明皇天宝二年（743）所书石台孝经，开成二年郑覃等所进石壁九经，张参五经文字，等等。
清高宗乾隆三十五年（1770）左右，陕西巡抚毕沅在他所纂“关中胜迹图志”中曾说：
“……又府学自宋元以来，凡郊野寺观所有碑题刻石，委弃榛莽者皆舁至学中，故时人呼之为碑洞，亦谓之为碑林。
其碑自秦隋至元，约计七十种。………自莅任以来，每饬有司增亭建立，勿为风雨所侵，亦勿令有侦仆之患，回廊曲榭，挨次比肩，庶考古者，得以有所观览也。”
在碑种中，毕沅未曾提到淳化阁帖碑石。
这可能是因为西安碑林所藏是清世祖顺治三年（1646）费甲铸氏依肃府刻本再摹刻的，而在清中叶，毕沅尚未将它们移到当时的府学。
碑石计一百四十五方，都是两面刻，用水泥砂浆和砖直列砌置。
中有一块倒置，这可能是由于当时疏忽且未校正所致。
淳化秘阁帖原始本由宋太宗赵光义在淳化三年（992）取内府所藏历代帝王名臣法书命王著摹勒在木板上。
板存内府，而以拓本分赐诸大臣。
拓本一半是帝王名臣的篆、草、真字；
另一半是二王（羲之、献之）的草书。
刻成不到百年、版本残毁、而原拓本也不易得。
由宋至明，公私复刻很多。
明太祖朱洪武建藩时，曾将真拓本给他的儿子肃庄王。
万历四十三年（1615），肃庄王后裔宪王命将原赐的拓本钩出，并复刻石上，置于芸州肃王府内的节园。
08月下旬我到兰州，寻知原碑刻藏置在省立第2中学内。
这所学校也系文庙改建，碑石藏在文庙后的藏经阁三面廊檐上。
用木架排列，横成五行。
据说碑刻约有二百块、但是据我所计只有一百二十五块。
它们也都是两面刻，粗计损坏破裂不完整的约占三分之一以上。
最下一列是木刻的，木质坚、刻工精，间有破裂。
排架外露部分用纸略为遮盖；
以保管论，这是不能避免风雨侵蚀的。
当时，我曾向邓宝珊省长提了三点建议：
（一）在五泉山风景区文物馆范围内，仿西安碑林办法将这些碑石移置；
（二）已破损的修复，短缺的照原拓本精工摹刻；
（三）第2中学内和其他各处所委弃而有保存价值的碑题刻石都应移到那里。
邓宝珊省长深表同意，并说还有怀素所书的石刻也拟一并处理。
我回京已一年了，不知此事进行如何。

重读丁玲的“三八节有感”
凌晓华
丁玲在1942年03月09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三八节有感”的杂文，登在延安“解放日报”上。
在那篇文章里，丁玲就已经公开地向党放出一支毒箭。
十五年后的今天，正当丁玲反党集团被揭露的时候，重读这篇文章，眼睛好像又明亮了许多，把这个恶毒的反党野心家的灵魂看透了。
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感”了些什么呢？
在这篇文章里，你无法闻出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一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的气味，一点革命的气味，抗日的气味。
丁玲对妇女没有提出任何革命性的任务，对妇女群众和整个人民群众的敌人没有表现任何恨，对妇女群众和整个人民群众的斗争事业没有表现任何爱。
相反，革命的政治斗争，妇女解放必须在人民取得政权以后取得的真理，这一切全都成为她的嘲笑污蔑的目标。
她宁愿把“宽容”给予“女犯”，却不愿放松一个机会来咒骂党和革命。
实际上，丁玲是趁着1942年间日蒋妥协、共同反共、围攻陕甘宁边区的时候，乘党处在困难中，借妇女问题咒骂党和党的事业，号召“女人”（也号召“男人”）起来反对党和党的事业。
人们当然也会记得：
也是在那个时期，她还在由她编的副刊上发表了恶毒地诋毁党和革命的“野百合花”。
丁玲当时反党的手法，是把光明奋发的党和广大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事业，所领导的新社会，咒骂成漆黑一团。
丁玲所宣扬的，只是绝少数不满分子的阴暗心理、仇恨心理，只是一些革命意志衰退的人在困难前动摇、害怕的心情。
至于她对“首长”和一般工作人员的关系、艺术家和政治家的关系、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的关系、男女婚姻社交问题、父母对待子女关系等等的“描写”，则完全是挑拨和污蔑。
不难理解，当时的延安，如果真像她所说成的那样，不如“旧的社会”，怎么能成为胜利的抗日斗争和民主斗争的领导中心？
怎么能把严重的困难克服过来？
怎么能培养出那么多坚强的忠心耿耿的革命干部？
怎么能很快地粉碎了日蒋围攻并且终于获得了全面的胜利？
怎么能“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
怎么会有丁玲连骂女同志们的“享乐”、“满足”、“舒服”、“可爱”、“有诗意”、“幸福”以至需要丁玲出而提倡所谓“不悲苦，即堕落”？
事实和丁玲的污蔑正相反。
当时绝大多数的男女同志，在党领导下精神焕发，大家一条心，克服困难，事业不断前进，生活逐年改善，新的道德风尚逐步成长。
延河边的歌声，笑声，欢乐的聚会，亲切的倾谈，恳切的批评，严肃的工作，忘我的劳动……和着延河的流水、群山、一草一木……使人永远难忘！
这里曾跳跃过多少颗伟大的心！
丁玲当时所称为“女犯”的，现在是我们国家各方面的骨干，至于在艰难岁月中所抚养成人的孩子们，现在身、心方面都已经茁壮地成长起来，他们和千百万青年一样，是我们国家未来的希望！
丁玲“三八节有感”的反党的咒骂，到底能动摇党什么呢？
大概她当时也预感到在这上面不会有什么结果，所以虽然咬牙切齿地“坚持到底”，但究竟不免感到绝望的孤独，所以用那么“悲苦”的调子吐出。
她的文章受到了党和一切正直的党员的尖锐的驳斥，但是国民党特务办的“统一出版社”却很快就把它同“野百合花”摘印成书大量散发，来大肆攻击共产党。
这个事实，就是最有力地说明了这篇文章是有利于什么人的！
现在的读者，看过这篇文章的大概很少了，因此，如果把它再发表一下，是值得的。
因为这可以帮助大家认识丁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共产党员和什么样的作家，以及丁玲的反党言行是怎样始终一贯的。
（1957、8、17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