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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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单位反右派斗争没有开展起来，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单位的领导干部存在着右倾情绪。
他们对于反右派斗争这一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认识不足，对于军队中右派分子的危害性以及军队反右派斗争的重大意义估计不足，因此他们对于领导反右派斗争劲头不大，积极性不高，上面推一下，动一下，有的甚至推都推不动。
有个单位，上级布置他们反右派斗争，他们来了个“一天动员，两天学文件，两天小组酝酿，一天大会讨论，一天总结”，七天时间，完成任务，至于右派分子，连影子也没有看到。
还有个单位，领导上要他们反右派，并说总政治部屡有指示，回答是：“他们在北京不了解下面情况，我们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右派，反什么？”
部队中有没有右派分子呢？
现在证明不但是有，而且为数不少。
那些硬说军队没有右派的人，现在也不得不承认。
一件事情，经过亲身的实践证明，才认识这件事情的本质，这原来也是对的，但是我们不可能样样事情都要经过自己亲身的实践。
反右派斗争，开始有人不相信本单位有右派，一反，右派出来了，这些人才相信了。
对于一般的群众，作这样的要求，是可以的。
但是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仅仅作这样的要求就不够了，他们必须比群众看得更远、更深，否则他们就会处处被动，失去时机。
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善于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
我们必须认识：右派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有阶级斗争存在，就必然会有右派存在。
军队中有右派分子，乃是一种社会现象的反映。
因为我们军队是存在于社会之中，军队的人员是来自社会。
就是说，军队不能够离开社会而存在。
社会上有右派分子，军队也一定会有。
有人说，军队经过历次的政治运动，比较纯洁，不会有右派。
这种说法是片面的。
军队是比较纯洁，军队中的右派可能在数量和活动方式上与社会上的右派有所不同，但是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说军队没有右派。
有些人认为：“军队中右派分子为数很少，就不应小题大作，发动群众来搞。”
持这个观点的人，实际上也是右倾情绪在作怪。
右派分子不管他们如何狡猾鬼祟，不管他们怎样欺蒙某些群众于一时，但是只要群众觉悟提高了，和右派的界限划清了，他们的狐狸尾巴就夹不住，就会原形毕露。
再从群众本身来说，也有此必要。
这次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社会上的许多右派言论曾在部队一部分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中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应，有的对右派言论表同情，并且公开为之辩护，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甚至到军队来点火，和军队中的右派分子勾结起来向党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迷失方向，站不稳立场，明辨不了是非，有的甚至站在右派立场上去了。
这就说明，发动群众进行反右派斗争，不但是坚决地打击了右派，而且教育和锻炼了广大群众，挽救了一些过去上了右派分子当的人。
群众经过这次斗争的锻炼，经过这一场风浪，他们的“免疫力”会增强，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会更加提高，阶级立场会更加坚定。
有些同志，鉴于历次运动虽然获得了极大的成绩，但是或多或少出了些偏差，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
因此，提起反右派斗争来，他们不是首先考虑如何开展这个斗争，而是害怕伤害了人的感情，害怕出偏差，不积极去开展这个斗争。
所谓伤害人的感情，要看伤害的是些什么人。
好人不应当伤害，但是坏人、右派分子就必须伤害，必须在政治上把他们驳倒，在群众中把他们的反动面目完全揭穿，把他们的阴谋诡计彻底打碎。
不如此，就不能够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如果对这些人连伤害都不敢，还谈得上什么阶级斗争！
是不是可以不伤害好人呢？
可以的。
一来我们有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我们的领导和干部都受过锻炼，可以避免出偏差和少出偏差。
同时，反右派斗争的方法，主要是摆事实，说道理，防止简单粗暴，这样就基本上可以保证不至于伤害好人。
如果因为怕出偏差、怕伤害人，就不进行这个斗争，这种因噎废食的作法，本身就是严重的错误，就会给党带来巨大的损失。
我们不是消极地去避免偏差，而是要积极地正确地去领导这个斗争。
还有些人看到有些右派分子是党员、团员，有才能，觉得斗垮了可惜。
我们的看法完全相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反共反社会主义，这难道不是十足的变节行为么？
对这些人的宽容和姑息，就是对党的事业的罪过。
只要是右派分子，就应该一视同仁地去对待，对党员、团员来说，只能要求更加严格。
因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为，已经沾污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光荣称号，他们背叛了自己宣誓过的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有的人认为：“反右派斗争时机已过，现在不好反了。”
我们认为，作为右派分子向党全面进攻的形势，确实已经过去了。
经过我们的反击，右派分子已有了警惕，有的开始收敛，不敢张牙舞爪地干了。
但是右派分子并没有死心，有的还是在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右派立场和我们作斗争；
有的表面低头，背地还在捣鬼；
有的大鸣大放时没有暴露出来，但是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又把他们挖掘出来了。
总之，只要我们工作作到了家，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虽然有些困难，但是右派分子还是可以揭露出来的。
这已经为许多单位的经验所证明。
借口时机已过而不愿展开反右派斗争，实际上是自己的右倾情绪在作祟。
严格地说，丧失了时机，本来就是错误，如果现在还在那里怨天尤人，岂不是错上加错！
可见得，右倾情绪确实是我们当前反右派斗争的一块绊脚石，它在客观上起了保护和帮助右派分子的作用。
如果不坚决地克服这种右倾情绪，就不能够彻底地战胜右派分子的进攻，就不能用社会主义思想去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坚强信念。
犯有右倾情绪错误的人，由于平时不大关心政治问题，对我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认识不够，对党的路线政策又不认真地去研究，所以他们在这种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就表现畏缩不前，动摇不定。
我们希望这些同志能够听信党的劝告，立即纠正自己的右倾情绪，勇敢地去参加和领导当前的反右派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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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训练中，许多部队提高了时间和装备器材的利用率，节省了大量物资。
如航空兵1405部队二大队，在今年复杂气象飞行训练中，学习兄弟部队经验，只用半个月时间就完成由带飞到单飞的任务，大大节省了时间。
潜艇部队421、422艇采用海上抛锚训练方法，提前半个月完成一、二科目的训练，节约了价值五千四百多元的燃料。
在武器、装备器材的维护保养、提高利用率方面，出现不少新的创造和好的单位。
如一条价值五万元的钢缆，原规定使用五年，青岛基地的运输船采用调头使用的方法，可以使用十年。
同时，有许多舰艇和连队，今年没有发生责任事故和技术事故。
许多部队在编造经费、物资预算时，贯彻了少花钱多办事的精神。
1074部队经过精打细算，缩减了30％使用油料经费；
1116部队采取召集基层单位负责干部集体讨论、编造、审核的办法，使得经费预算从过去每季度开支四千多元，减少到一千多元。
第一海校地文航海教研室修建快速海图实验室，原计划设置两套转轮计程仪，后改为代替品，节省了一万六千元。
1408部队在今年第一季度修建营房、使用军械器材方面，采取组织官兵自修、利用旧料翻新、修补、改装等办法，为国家节省了三万三千多元。
旅顺基地某部队修建一个冷藏冰库，预计开支五万元，后来收集旧料，组织官兵自己修建，没有花费国家的钱。
（人民海军报）
作者：水利部吴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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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几年来，每一次汛情紧张，解放军都站在战斗的最前列。
哪里汛情危急，哪里就有解放军；
哪里有解放军，哪里就是胜利。
我们就几年来解放军参加防汛斗争的一些事迹，写成此稿，以表示我们对解放军同志们的感谢和敬意。
今年6、7月份以来，解放军出动十余万官兵，在江苏、河南东部和山东西部灾区参加防汛斗争。
由于全体官兵奋不顾身地和人民一道抢险，使千百万人民很快转危为安。
解放军战胜洪水的英雄事迹到处传播着。
某师曾副师长早年受过弹伤，又患严重的关节炎。
7月14日的夜晚，他得悉河南商邱南门外决口，立即和战士一起下水抢险，在两小时内就把一个二十公尺见方的口子堵住。
又接连着堵住别处几个缺口，一直战斗到胜利为止。
驻江苏某部为了抢救新沂总沭河堤，首长亲自带领两万官兵日夜劳动。
当邳县城危急的时候，驻军政治部主任带着七百五十名官兵，一同下水协助群众抢筑城堰。
其它如陇海铁路、中运河河堤、通邳公路、微山湖各处都有许多部队协助抢险的生动事例。
无数的解放军官兵，还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了被洪水围困的群众。
海、空军出动飞机一百一十五架次，冒着极为恶劣的天气，空投了大批食品、橡皮船、救生圈等救急物资。
河南杞县群众说：“我们这里历史上空投过三次：日寇空投过炸弹，蒋匪空投过子弹，解放军空投的是橡皮船！”
山东临沂地区驻军准尉排长雷大祥参加筑坝劳动到半夜以后，带十几个会游水的战士泅过六里宽的大水，到周家屯抢救受困的群众。
他一连救了两个老大娘和两个小孩，已是精疲力竭了。
他听说村里还有个老大娘没有抢救出来，便极力坚持泅过去抢救，不幸在激流中光荣献身。
像这种热爱人民、见义勇为的事迹是说不完的。
因此灾区群众称解放军是“救命军”，口口声声说“子子孙孙也忘不了解放军的恩情！”
回想全国解放近八年来，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曾经和人民一道战胜了许多次极为凶猛的洪水。
1953年，永定河的洪水把南章客、六合庄两处大堤掏刷大半，某部二千名官兵冒着狂风骤雨，接连三天三夜地紧张抢护，终于保障了大堤和京山铁路的安全。
1954年，河北省独流减河堤顶被大风浪刷去几公尺，威胁着天津市的安全，经过驻军连续进行十七天的捞泥、培堤工作才转危为安。
在这次斗争中，部队出现两个集体立功班和九十三个人民功臣。
这年，长江出现百年来罕有的洪水，比历年最高洪水位高出一点四五公尺。
驻武汉市的三万名官兵和人民一同与洪水搏斗达三个月之久，创造了历史上战胜洪水的奇迹。
7月下旬武汉一带连日阴雨，接着又刮起七级大风，防浪设备全被破坏，百多公尺的子堤已被掏空，抛石头、抛麻包都不顶事。
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儿，排长王万仓带头纵身跳进江里塞麻包、砌石头，战士们在水里坚持斗争了五小时，又去修防水墙，直干到深夜三点钟为止。
王万仓同志虽然冻得浑身发紫，还是豪壮地说：“不怕塞北千里雪，何惧扬子江水寒！”
后来，武汉全线堤防受击，中湾一带万分紧张，眼看几处漏洞要决口。
这时，战士罗光田跳下水，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漏洞，激流卷着飘浮的木材，沉重地冲击着他；
散乱的芦柴，一根根的树椿，擦得他遍体鳞伤。
就这样，他在水里坚持了十二个钟头之久。
又冷、又饿、又疼，但是，他毫不动摇。
他是第一个跳下水的，又是最后一个上岸的，在回营房的路上终于支撑不住晕倒了。
但是，第二天，大家要他休息，他又悄悄赶上队伍，参加了新的战斗。
1956年，哈尔滨市江水最高水位涨到一二零点零六公尺，打破空前纪录，威胁着市区的安全。
驻军官兵在将军们亲临指挥之下积极斗争，战胜了洪水。
这年，河北省也有上万的官兵进行防汛，确保了千里堤防的安全。
解放军历年防汛斗争的光辉事迹，标志着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体现了解放军英勇无比、艰苦卓绝的传统作风。
因此，出险地区的群众，只要见了解放军，战胜洪水的斗志便得到莫大的鼓舞；
也因此，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政府和军队更加衷心地热爱和拥护。
作者：陈凤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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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部队搜出一批右派分子
本报记者报道 济南部队所属师以上单位的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开展，已经揭发出一批隐藏着的右派分子。
0221部队政治部宣传科长李叶，是一个党内右派分子。
在整风期间，积极向党进攻，诬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唯成分论”；
他别有用心地把我军的政治干部分成两类，说组织、保卫部门的干部是一类，宣传、文化部门的干部是另一类。
企图挑拨宣传、文化部门的干部对党不满。
他还煽动一些平素对领导不满的人进行宗派活动，并说要“以宗派反对领导上的宗派”。
炮兵射击场射击区主任蒋吉生恶毒地攻击我军政治工作制度。
他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认为党“过分干涉行政事务”，诬蔑政工干部是“无才便是德”，公开叫嚣取消“靶场政治工作”，说“政治干部在指挥所里转来转去妨碍动作”，“政治干部在演习时下达政治指令是教条是公式，没有作用”，说“炮兵射击场设政治委员是多余的”。
第二十九速成中学文化教员徐文泽攻击三反、肃反运动是庸人自扰，是对“人格的侮辱”，是“明目张胆的破坏宪法”。
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这个公式，听起来令人讨厌，已成为官僚主义者掩盖自己错误、巩固自己地位的一种统治工具”。
0065部队的军乐队长库敦孝，百般仇恨党的历次政治运动，诬蔑历次运动都是“粗暴野蛮”，不像共产党所为，是“反动派办的”。
他猖狂地说：“如果逼我，起码要打死两三个领导。”
后勤政治部俱乐部图书广播员苏明才在鸣放期间，专门在墙报上利用漫画攻击领导，丑化党员干部，在他的笔下，共产党员的形象被歪曲成和国民党一样。
0965部队发现右派分子和右派言论
本报讯 0965部队在反右派斗争中已经发现几个右派分子和一些右派言论。
如右派分子文工团编导张文学否定党对文艺的领导，经常说托尔斯泰等没有党领导，也写了不朽的作品。
鸣放初期他散布：只见全国风吹，不见雷州草动，万紫千红开全国，某部队枯叶黄。
右派分子、文化教员郭英的反苏反共言行，也已被揭发出来，他说共产党制造了阶级斗争，抗日战争是日本和国民党鹬蚌相争，渔翁（共产党）得利。
会计杨佑左在座谈会上说，人民日报光发表肃反成绩，不发表肃反中的错误。
污蔑肃反是“小题大作，屈打成招，搞的一团糟”。
少尉文化教员张洪园（预备党员）说，各国共产党的报纸都是骗人的，右派认为马列主义是教条主义，我有同感。
他拥护储安平“党天下”的说法，认为不过是储说的太露骨了。
上尉秘书李宝泉（党员）说“出口粮食，等于往外运人头”；
由于党委制度存在，造成右派分子有空子可钻；
肃反成绩不大，路费倒花了不少等等。
部队党委于14日召开了领导骨干会议，会上统一了认识，指出有些人认为“部队没有右派分子”，“时机迟了放不出问题”的说法，是无根据的，关键在于克服右倾思想、温情主义，提高嗅觉。
会上着重介绍了先进单位经验，一致表示决心高举反右派斗争旗帜，带领群众把斗争深入下去，推向新高潮。
（陈凤楼）
潘秋东是一个念念不忘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
本报记者报道 9164部队揭发了文化教员潘秋东的真面目，这是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仇视党、仇视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赞颂所谓“美国生产的财富多”。
他以自己资产阶级家庭和某些商业资本家的生活情况为依据，叫嚣“公私合营后生活苦了”，“人民（指资本家）生活水平的高低，标志着一个社会制度的优劣”，说“归国华侨有钱，他们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证明那些地方很好”。
他传播地主富农反社会主义的谣言，说现在农民赶集只发两角钱，买不到什么东西；
统购统销后买东西不自由，等等。
他还说人民解放军里有“党天下”的气味，应让民主党派参加对军队的领导。
“自由主义是官僚主义造成的”。
他抓住放鸣中揭发出的领导上的一些缺点和错误，煽动群众说“既然问题这样多，那就要向上找原因，上梁不正下梁歪”。
他还污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攻击工农干部水平低，并提出所谓“让群众（？）评选”干部的荒谬主张。
党内右派分子王邦祥煽动肃反被斗人员向党进攻
本报记者报道 济南部队干部文化学校在反右派斗争中，揭露出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校党委委员、教务处第二主任大尉王邦祥。
王邦祥长期和党两条心，他攻击党的政策，诬蔑历次政治运动。
他认为历次政治运动“都搞糟了，三反是一个例子，肃反又是一个例子”。
他主张用“批判的态度接受”党的指示，运动来了“要多考虑，不能盲从”。
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由于他自己怀着鬼胎，例如他在1940年发表了一些和托派分子相接近的反动言论，被我军清洗回家；
后来他跑到哈尔滨考入日寇香坊区模范监狱当文书、狱警；
1944年又因有在本村写反动标语的嫌疑，被公安机关审查过，因此他对肃反运动消极，并阻挠这一政治运动，以致他所领导的学习小组运动迟迟不能开展。
当时校党委解除了他的小组长职务。
事后，他却攻击积极分子是“盲从”，吹嘘自己“执行政策稳”。
他否定肃反成绩，说肃反是“冤枉好人”，到处为被斗的人“打抱不平”。
整风开始后，王邦祥到处点火，煽动肃反被斗人员向党进攻。
他积极进行幕后阴谋活动，为被斗人员策划，布置他们到各个学习队去煽动对肃反不满的人写申诉书。
并造谣说：“我这几天忙得很，参加了学校的平反小组。”
（学校根本没有组织什么“平反小组”）他向肃反被斗人员说：“我背了一辈子包袱，绝不能再让同志们背包袱！”
妄图拉拢更多的人和他一起向党进攻。
王邦祥在整风前后还发表了许多露骨的反党言论。
他到处散布取消党的谬论，对社会上右派分子“教授治校”的主张很感兴趣。
他说“党委制取消与保留只是个领导形式问题”，主张“把校党委会改变成教务会，由教授和党员共同参加，领导教学”。
他甚至在支委会和党委会上公开叫嚣反对党章，主张发展党可以不问政治历史条件，并说党的发展工作可以不必按照党章规定进行，“发展党员应事先交给广大群众讨论，80％的群众同意后再交党委批准”。
他反对提拔党员干部，诬蔑党的组织就是“宗派主义”。
他对其他右派斗争也表示积极拥护。
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王邦祥极力阻挠这一斗争，并向支部建议，“教员组没有什么右派分子，应该把精力及早转入教学”，妄图保护自己和其他右派分子过关。
该校正在继续组织力量，进一步揭发和驳斥王邦祥的反动言行。
作者：杨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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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琳是公安学校的干部助理员。
反右派斗争展开以后，他还不断发表攻击反右派斗争的反动言论，并一再为社会上的右派分子辩护。
6月中、下旬，学校组织讨论人民日报的几篇反右派社论的时候，他极其气愤地为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头子鸣不平，他说：“有人说，看了章伯钧、葛佩琦的发言，就简直气愤得不行，这并不能说明他们的党性强！
为什么不去想想他们（指章、葛等右派分子）的正确部分呢？
这正说明我们有宗派主义。”
当大家对他以理驳斥的时候，他又连连污蔑大家是“应景派”、“合唱队”，“上边怎么唱，下边就怎么和”。
7月9日，学校开会声讨社会上的右派分子，李怀琳在全校近千人的面前，作了四个半小时的发言，大肆攻击党，攻击反右派斗争。
他说，中央统战部请党外人士提意见，人家说了话，又反戈一击，这是“说话不算话”，是“欺骗”，是“从欺骗出发，在欺骗的基础上，经过打击，达到新的欺骗”，是“知无不言，言者有罪，有则要理不理，无则必定反击”。
他认为反击右派是党犯了左倾错误，对提意见的人借机报复。
他攻击党报是“只登好不登坏”，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工人说话了，还不是由领导上组织个座谈会，由记者们报道出来。
报道的消息可多可少，标题可重可轻”。
他还用恶毒的言词，污蔑我们党的领袖。
他公然叫嚣在整风完了后，要改选支部和党委，整顿机构。
右派分子李怀琳发言以后，当场就有五十余人要求发言，向李怀琳展开反击。
同志们在大会、小会上痛斥了李怀琳的反动言行，并进一步揭发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
李怀琳出身地主家庭，幻想“君临人上”，到革命部队以后，仍一心想当“历史人物”，他说：“人总不能白活一世，应该上上辞典，虽不流芳千古，也得遗臭万年。
蒋介石虽是个丑名，但却是个历史人物。”
他借口“独立思考”，对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一概抱着怀疑和否定的态度，狂妄地叫嚷着要“让历史来向我道歉”。
经过群众的斗争，李怀琳发觉自己完全陷于孤立，在7月下旬的几次会议上，忽而假惺惺地作检讨，忽而耍无赖。
他的这种态度，引起了同志们的极端愤怒，纷纷予以斥责，并表示：李怀琳一天不交代清楚，就一天不停止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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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19日讯 我军广大官兵用多种方法为国家节省棉布。
军需部门今年回收破旧服装和棉花的工作做得很好，预计今年回收的破旧服装可以折合棉布三十四万匹，棉花有五百三十三万多斤。
这些回收的旧布和棉花将在制作新被服时充分加以利用。
今年4月，国务院发布第二期布票对折使用的决定以后，许多官兵纷纷把节约下来的布票缴还国家。
从5月份以来，仅十四个地区和军需部军人服务处等单位上缴给国家的布票就将近六百五十万尺。
昆明部队已上缴布票九十五万尺。
作者：林志芳
当初思想混乱的时候，有的学员说，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是应该肯定的，中央的方针政策也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县区干部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不根据实际情况办事，执行政策忽左忽右，把合作化搞糟了；
又有的说，政府对统购做了保证，对统销却没有；
还有的说，灾区群众没有饭吃。
因此，这部分学员所得结论是：难怪农民叫苦连天，难怪许多人叫喊农民苦。
他们要求中央派干部下乡调查农民生活。
8511部队政治部经过研究发现，学员几乎都是工农出身，解放后家乡受过灾的占75.25％，其中家在安徽的最多，一部分学员入伍后还没有回过家，对家乡农民生活特别是对灾区群众生活情况并不十分了解。
于是，党委派了宣传部门的领导干部到安徽进行实地调查。
调查回来，根据生动实际的调查材料向学员进行了教育。
调查材料证明，安徽省的合作化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工作中也存在不少缺点，但是不断在改进着。
首先，为了加强农村工作的领导，克服官僚主义，省委采取了许多措施，如领导干部亲自下农村征求意见，干部大量下放，缩减行政机构，精简非生产人员等等。
仅舒城县就有部、局、科长级干部二十多人下到农村担任乡支书和乡长。
其次，全省普遍整社。
到今年2月底全省第一期整社工作已基本完成，主要解决了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等问题。
整社后，社员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仅芜湖专区的无为等十一个县就有八十个乡、二百五十个社开展了乡与乡、社与社的生产竞赛。
再次，党和各级政府对灾区一向是十分关心的。
仅无为县从去年9月到今年3月拨出的救济款就有一百五十万元，各种贷款达四百零一万元，平均每个灾民每人可摊到五元多。
此外，政府对灾区采取的措施还有：预支工分，提前发放预购余粮款，高价收购副业品（连手指甲也收购），按灾区供粮标准供粮还不够吃的按月提出供应，额外劳动给补贴，帮助社员解决燃料，等等。
正因为这样，去年安徽省有十五个重灾区（县）的灾民都省吃省穿，群众很满意。
他们说：“这还有啥话说，人民政府对我们的关心真比父母还周到。”
辩论会上辩论的是合作化和统购统销两个问题，连续开了一个星期。
在放鸣中受右派分子谬论影响的学员逐渐清醒过来，也投入了驳斥右派分子谬论的斗争。
八分队学员陶正扬在辩论会上说：“在放鸣中我的思想模糊了，跟着右派分子叫喊农民生活苦，对农业合作化表示怀疑。
在辩论中同志们以亲身经历来批驳右派言论，使我清醒了过来。
事实是铁证，解放前我十一岁上死了父亲，十三岁上又死了母亲，兄弟三人没吃没穿。
为了活下去，兄弟拆散，四处求生。
解放后分到了地，兄弟团聚了，生活逐渐好起来，吃穿不愁了。
合作化以后，我探过一次家，看到哥弟俩都穿上了袍子，过年的时候买的猪肉就有四斤半。
他们说，今年还打算盖两间房子。
这样的生活难道还能算苦吗？”
九分队学员蔡如挥的家乡在解放前后都受过灾，他以1931年和1954年两次受灾的情况作了对比。
他说：“1931年那次水灾饿死的人不知有多少，挣扎着活下去的人家妻离子散，四处逃荒要饭。
我家是中农，也没有饭吃，到处找树皮草根来充饥。
那时国民党只管榨取民脂民膏，那管你百姓死万千。
1954年那一次水灾，中央派来飞机给灾民散发馒头、帐篷、粮食和其他物资，当地政府派了船只抢救灾民，对灾民中的伤病员组织救护、医疗。
水退后，政府又拨出救济金和贷款，组织领导灾民恢复生产。
因此，这次灾情虽比1931年那次严重，但是没有饿死一个人，也没有哪一家妻离子散的现象，谁说灾民没有饭吃？”
他又说：“谁说人民政府不关心人民生活？
解放前，我二哥为了维持家庭生活，三次顶替别人去卖壮丁，在国民党军队里膝盖冻坏了无钱治疗，长期发肿，解放前夕已到了生命危险的地步，解放后人民政府免费治好了他的病，现在他能劳动了，参加了农业社，生活很好。”
二分队学员阮太祥批驳了右派分子所谓“把农民统得太死了”的说法。
他说：“今年4月我探家，当时已经过了春节，家里仅腊肉还有十几斤，母亲说，今年分的粮食吃到年底还可剩余四、五斗。”
学员们都认为这场辩论唤醒了他们，给他们上了极其生动的一课。
他们检讨了以往自己学习不够，所以在社会大变动时期迷失了方向，甚至跟着右派分子叫喊，这是非常危险的。
他们表示今后一定要积极学习，坚定立场，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 清除共青团中的败类！
-梁墨屏余松寿等右派小集团被攻破
本报记者报道 在沈阳部队第五十八文化补习学校的反右派斗争中，一个包括训练处几个文化教员的右派小集团已被群众揭露出来。
这个右派小集团中的两个主要成员，都是共青团中的败类。
他们进攻党的方式极为阴险，一方面篡夺黑板报，采取联合行动，另一方面在群众中大肆煽风点火。
团内右派分子梁墨屏（少尉）是这个小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
他利用当黑板报编辑的方便条件，在鸣放刚开始时，就化名“老马”写了一篇“压与放”，点起了第一把火。
他在这篇文章里，对党极尽歪曲诬蔑之能事。
他说党对知识分子的级别是用“压”的政策，党吸收知识分子入党也是采取“压”的手段，“党抓住知识分子要求入党这条小辫子便于领导”。
他大骂入了党的知识分子，说“其中有的与其称之为党员，倒不如称之为‘草木篇’里的‘藤’，或者称之为戴着马列主义面具的‘曹孟德’”。
他说这是因为党“分不清贤人、小人”。
“压与放”发表后，右派言论相继出现。
梁墨屏又写了一篇被他们的小集团赞为尖酸刻薄的“入党秘诀”，诬蔑入党的人是“挤、跑、赶”才入党的。
有一位党员写了一篇“杂谈集”驳斥他们的右派言论，他看到后便怒骂道：“党员写这样的东西，还整什么风！”
他唯恐反批评从此展开，于他们不利，就和小集团的人研究写文章反击，并且自己动手写。
梁墨屏和一些右派分子纠合在一起，控制了黑板报，有计划地向党进攻。
当有人写批驳他们反党言论的文章时，他不是迟迟不予发表，就是分期刊登，或者干脆以“写得长”为借口退回不用。
而对于支持他们右派言论的文章，他大加赞扬，并马上发表。
同时，为了掀起向党进攻的高潮，他还组织他们的同伙人写，或把右派文章集中发表，以便从几个侧面相互策应。
在版面编排上，也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把攻击党的文章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上，加大标题，涂上鲜艳的色彩，尽量使之醒目；
而对保护党的文章，则放在很不显眼的角落上。
右派分子梁墨屏成为反党右派小集团中的一员“猛将”，是有来历的。
他出身于地主家庭，虽然经过党的多年教育，仍未改变他的地主阶级立场。
他曾露骨地说，农业合作化后，他母亲的生活不如以前了，因为不能出租土地，家庭生活成了问题。
对统购统销政策，也极力加以歪曲和诬蔑。
他还放肆地发出谬论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可以走社会主义。”
右派小集团的另一个团内右派分子余松寿（少尉），鸣放开始后一共为黑板报写了十三篇文章（发表了六篇），其中有诬蔑党对错误思想进行批评是“扑风捉影”的，有恶毒地攻击党的干部政策的，有为右派言论鸣锣开道的，有恶毒地丑化和攻击党员、积极分子的等等。
特别是他那篇“发迹之道”在黑板报上发表后，掀起了他们的小集团向党进攻的第三次“高潮”。
在这篇文章里，他对党的组织原则、干部政策进行了恶毒的诽谤。
他说新社会“入党当长”有所谓四道，“持此四道，保证发迹”，“非党即可入党，入党即可当长”。
“发迹之道”受到群众驳斥后，小集团又策划了反击，他们为余松寿提供材料，又写了一篇“再谈发迹之道”，捏造了许多“事实”，再次向党发起了疯狂进攻；
并大骂驳斥他们的人是“被踩了尾巴而怒吼”。
右派分子余松寿不仅积极写文章向党进攻，而且极力为社会上右派分子的言论宣扬与辩护。
他说“草木篇”不是毒草，说“葛佩琦讲的还是有些事实，如果共产党不好，就应该杀”，对章乃器、章伯钧、储安平的谬论，他都表示赞同，并加以宣传。
这个向党恶毒进攻的人，出身于地主家庭，他的父亲是个恶霸，解放后被斗争过，哥哥也被管制。
解放前他在学校读书时，就是流氓学生，腰中插一支手枪，耀武扬威，欺压群众。
中尉文化教员张志良，在右派小集团里扮演了一个“谋士”的角色。
他过去是国民党员，在大学读书时，就积极参加反苏活动。
参军后，对党一贯怀着敌对情绪。
他表面上装得很正经，在幕后进行策划，背后出主意，自己不出马，指使王嘉、余松寿等传播流言蜚语，到处点火。
他平时经常向别人宣传资本主义好、社会主义坏，知识分子好、工农干部坏，并经常向他的同伙宣传美国如何如何好。
我们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他却说：“这是领导干部讲话的公式。”
当他们的小集团利用黑板报向党进攻时，他到处宣扬这些右派言论“大有可取之处”，自己也动手写了攻击党的文章。
这个右派小集团的成员还有几个人，经过多次会议揭发和批判，他们已初步交代和揭发了一些事实，小集团已趋于瓦解。
但张志良还极不老实，当面抵赖，引起群众的愤怒，责令他必须老实彻底交代。
本报讯 0217部队所属坦克自行火炮团，于8月5日至6日，完成了对水上目标射击，全团总评成绩优秀。
对海上目标射击是一个较新的科目，他们所以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重要原因在于平时的勤学苦练以及在射击过程中取得了兄弟部队和海军部队的积极帮助。
海军部队曾派出了一艘护卫舰拖靶、两只炮艇担任揭靶和警戒。
舰艇和坦克自行火炮分队之间事前组织了密切的协同动作，用无线电构成了可靠的通信联络。
在射击过程中，互相又不断地提出要求，最后达到了动作的密切协调，大大地缩短了射击时间。
在射击最顺利的连队里，平均每十五至二十分钟就有一辆车射击完毕。
参加组织领导这次射击的团作训股长李庆中同志和火炮营参谋长胡建章同志说：在这次射击中，凡是能够准确观察弹着点，并能按照射击规则大胆进行修正的射手，都取得了优秀成绩。
如火炮一连二车炮长李凤超同志，第一发射击是远弹，修正后，第二发是近弹，第三发就命中了，结果获得了八发五中的优秀成绩。
作者：曹玉元
栏目：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
我是做兵役工作的。
最近下乡工作，发现有些现役官兵偏信家庭的叫喊。
他们看到家信上说“家庭生活如何困难”，“农业社有很多问题”，“乡社干部如何不好”等语，就产生不满情绪，有的还写信骂政府，骂社干部。
如湖南省安化县石平乡的稻香农业社社长和一个社干部反映，1955年底应征入伍的田杰生、田光元，都曾写信骂农业社社长。
又如少尉军官姚立同志的父亲，原是安化山口乡的地主，近几年来的生活不低于一般农户（当然，比不上过去当地主时的生活），然而姚立却偏信他父亲的话，说什么“家里生活困难至极”，写信给县人民委员会和合作社，要求帮助解决。
从这里可以看出，有些官兵看问题的观点和立场是错误的。
当前，农村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才建立不久，工作中难免有些缺点。
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军官或士兵，应该相信乡社干部，对当前我国农村情况应有全面的分析和认识，不能偏听偏信家庭一面之词。
希望部队组织对官兵加强社会主义教育。
曹玉元
本报记者报道 公开向党宣称“别打算我拥护你”的右派分子张志恒，最近受到武汉部队四十三速中的严肃揭发和批判。
张志恒是速中的少尉理化教员。
这个在6月上半月曾自称是反党冲击力量最强的人，原来是安徽省亳县有名的恶霸地主、土匪、国民党民团长张济昌的儿子。
解放后，他父亲被镇压，他母亲受管制，他怀着报仇的野心，1949年参军，1951年混入青年团。
在速中召开的座谈会上，张志恒大力煽动教员反对党。
一方面，他大谈知识分子不需要进行思想改造的谬论，他说思想改造是对人类尊严的侮辱；
说农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并没有经过思想改造，而知识分子的思想要比农民的思想开朗得多；
说头天晚上还是资本家，第二天锣鼓一敲就“公私合营”了，知识分子为什么要脱胎换骨；
还说什么可以利用“动机和效果不一致性”来代替思想改造，只要知识分子积极向科学进军，思想不改造也没有关系；
并认为思想改造和阶级斗争都是马列主义人工制造的等等。
在另一方面，他又制造“文化教员低人一等”的论调，借以挑起教员对党的不满。
张志恒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受害者”，污蔑党是“唯成分论”，污蔑三反、肃反运动是工农同志整出身成分不好的知识分子。
他说：出身成分不好，就永远是被整的对象。
许多同志在发言中揭穿了张志恒这个“受害者”的真面目。
有的同志指出，张志恒自入伍以来，一贯对党仇视，从连队指导员到整个党，从我军的制度规定到国家的政策，都遭到他恶毒的谩骂和攻击。
他主张爱国可以不爱党、不爱社会主义。
他说不但学校里的党委要退出，其他机关的党委也可考虑退出。
他声称：几次运动党整了我，士可杀不可辱，宁愿在“敌人”（？）法庭受审，也不愿挨骂；
并说他要“爆炸”了。
发言的同志指出，张志恒所以竭力反对思想改造，实质上是想从思想上瓦解我们的党，达到他报大仇的目的。
发言的同志还用张志恒自身的事例驳斥了他的所谓党是“唯成分论”的污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党弄清了他隐瞒家庭罪恶历史的事实；
党对他是爱护信任的，授予他军衔，在教学中尊重他，按照他自己的志趣分配课程。
他无非是想借“莫须有”的罪名来煽动人们反对党。
张志恒在大家据理驳斥下，表示愿意交代和检查。
但是他硬说这些反党言行是几次政治运动造成的。
大家指出他这种只举白旗并不交械的行为，实际上是嫁祸于党，继续向党攻击。
作者：朱德鸿
编辑同志：
驻松江7097部队的准尉军官顾开禄同志回乡探家，看到家庭生活有所降低，就表露出不满情绪。
有一个地方干部听说他回家了，登门访问。
他对这个地方干部说：“合作社搞得这样子，社员不高兴生产，干部有问题！”
他没有想一想，合作社是1955年冬季才办的，1956年春秋两季都遭严重灾害，他家的生活有一点降低，是灾荒造成的；
如果没有合作化，没有乡社干部的努力，还达不到现在的水平。
顾开禄却偏信家属的话，反而对社不满。
我希望部队和分队首长在部队官兵探家之前，对他们进行教育。
复员军人 朱德鸿
作者：周步璜
实行了义务兵役制，部队战斗力是逐渐增强了，还是削弱了呢？
这个问题在一部分干部的思想上至今还没有弄通。
今年老兵复员以后，在我们部队里有不少的干部有这样的论调：“现在光剩下义务兵，既无军事素养又无战斗经验，没法完成战斗任务！”
“义务兵临时观点严重，一年啥不懂，二年学不成，三年要退役，哪能当好兵？”
甚至有个别干部在管教方式上表现粗暴生硬，讽刺挖苦新兵。
这种现象除了说明我们个别干部思想作风不纯以外，对义务兵的政治质量缺乏足够的估价，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的义务兵的质量究竟如何呢？
这需要用事实来回答。
我们是驻在海防前线的部队。
近一个时期，不仅在训练中考验了义务兵，而且从连续的战斗中也考验了他们。
经过几次激烈的炮战，这些义务兵的英勇善战、不畏艰险、亲密团结的高贵品质，大大地感动和教育了军官，从而否定了某些军官的错误看法。
第一次战斗前，战士们普遍上书要求参加战斗，争取立功。
炮战开始，阵地上立即活跃起来，战士们自发地掀起挑战、应战。
敌人的炮弹雨点般地落在阵地周围，战士们仍然沉着勇敢地进行战斗，他们的情绪越来越高，战斗中出现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场面。
某支队三分队二炮长李远才同志是1955年应征服兵役的，在这次战斗中他的右眼受重伤，血流不止。
政治指导员要他到隐蔽部去，他毫不犹豫地说：“我的战斗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是为了保卫祖国而应征入伍的，不能离开阵地！”
后来，我们到医院慰问他的时候，他说：“我的伤口稍有好转，就要回去打击敌人。
我现在的职务要二炮手葛锡琴同志代理，相信他能很好地完成战斗任务！”
电话兵郁福宝同志也是1955年应征入伍的。
敌人的炮弹三次炸断电话线，他都在猛烈的炮火下把线路接通。
最后一次当他刚接好两条线的时候，突然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他的右手和肋骨被炸断，昏迷过去。
待苏醒以后，他忍着痛用牙咬破被复线，用左手接通了线路。
转院后，他还要求将“电工学”送给他，要在休养期间钻研业务，以便出院后更好地完成战斗任务。
今年3月刚入伍的洪水凉同志，现在还没有举行入伍宣誓，也没授军衔。
但在这次战斗中，不但自己沉着勇敢，并且还鼓励郑丁坤说：“沉着些，不要怕！”
带领郑丁坤很好地完成了战斗任务，战后荣获团的通令嘉奖。
不仅如此，在战斗中，这些新同志还表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和阶级友爱精神。
某连二班长的耳朵被炮弹震聋，他仍冒着激烈的炮火到排长发令所问了五次口令，保证了迅速准确地打击敌人。
装填手李世镜同志要别人好好隐蔽，自己一股气装填了一百零七发炮弹。
三班长王义才看到一发炮弹在连部附近爆炸，他立即跳出隐蔽部奔向连部，见到连首长还在沉着指挥战斗，才高兴地跑回来告诉大家：“没问题，连首长还在向上级报告战果呢！”
排长发令所稍有震塌，同志们就抓紧时机帮助修理加固。
军官们一致反映：“新战士太好了：打仗赛猛虎，团结如兄弟。”
实战的考验是最有说服力的。
事实证明应征服兵役的新同志，具有艰苦、朴素、肯学习、肯劳动的许多特点，他们心地纯洁，荣誉感很强，好学上进、立功求荣已成为普遍风气。
我们不能忘记这些新同志是来自广大劳动人民中间，他们受过社会主义教育，他们服兵役有一个共同信念，那就是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保卫祖国领土完整，保卫世界和平。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干部如何端正自己的态度，如何去爱护和培养他们，以及正确地去带领他们完成各种学习和战斗任务。
本报记者报道 空军政治部“人民空军”杂志社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预备党员梁南，乘党进行整风的机会，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
7月中旬以来，空军政治部连续举行了十三次座谈会、辩论会，群众写了八十一篇大字报对他进行揭露和反击，现在这个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已彻底暴露了。
诬蔑我军高级干部
梁南在整风前后，气焰嚣张，废寝忘食地赶写了“谈军队目前七大问题的意见书”、“深深的庭院”（小说）、“军队例外乎”、“向刘司令员建议改组整风指导小组”等八篇东西，并串连别人向党和领导干部进行恶毒的攻击，企图把部队搞乱。
梁南在他的“杰作”——“谈军队目前七大问题的意见书”中，恶毒地诽谤我军高级干部是与群众隔绝、剥削下级劳动、骄横暴虐的“特殊化集团”。
他写道，“部队的许多高级首长，没有一点点像群众”，“他们好像住在保险柜里似的”，他们所接触到的人仅仅是“司机、保姆、厨师、佣人之类”，他们是“靠作事的人生活而不作事”，“剥削我们劳动”，“有些首长甚至比古代的皇帝还厉害”。
梁南还写了一篇小说“深深的庭院”，和他的“意见书”紧相呼应。
他把他小说中的主人翁——一位政治部主任的形象描写得活像地主、资产阶级的大官僚，极端利己的嗜血者。
他把这位首长的外形描写成“身子臃肿，肚子凸了出来，脸孔溜圆，红喷喷的”。
他把这位首长的精神世界描写成政治堕落、工作消极、生活腐化、道德败坏、丝毫不关心群众疾苦。
企图改变党的干部政策
他在“意见书”中用较大的篇幅攻击了党的干部政策。
他说我党的干部政策是“用人唯亲”，而不是“用人唯贤”；
是“以资取人”，而不是“量才使用”。
他硬说我们为了安插、照顾千千万万“碌碌无能”的老干部，“因人设事”，把部队办得像“收容所、招待所、养老院，轻视各种各样业务”。
说老干部“虽然有千条不是，只要某某年参军一条就能化凶为吉，照样坐虎皮交椅”。
他说我党的干部政策“造成了许多干部的惰性、停滞、退化”，对于这样的干部政策，“外边的民主人士意见极大，群情鼎沸，千夫所指。
部队里情况更加严重”。
他建议彻底改变我党的干部政策，改成“用人唯才”的政策。
他在“意见书”中还大力制造矛盾，挑拨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的关系，对下级军官和后勤管理人员进行污蔑。
他说住集体宿舍的军官“贱于保姆”。
说管理部门是“首长的奴仆、管家”，“对群众冷若冰霜，却跟着首长的屁股转，挖空心思去设置篱笆，把首长和群众隔离起来”，有“逢迎献媚的奴才气”而不以为耻。
他在小说“深深的庭院”中还通过一个文化助理员的形象来故意歪曲我党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说我党对于知识分子是极力排斥的。
在整风中兴风作浪
梁南在党开始整风后，就到处串通人，到处点火。
他首先想取消党对整风的领导权。
他在写给空军刘亚楼司令员的一封信中说，“空军政治部的整风指导小组，是清一色的领导干部”，领导干部“领导下边整自己”，是不好的，“在产生上又不民主——来历不明”。
他建议空军政治部和其他单位都重新进行选举，“并且要使一般干部在小组内占多数甚至三分之二以上”。
他在“是钓鱼，还是反攻”的一篇大字报上写道：“虽然风还没有整到他们（指领导干部）头上，他们却跃跃欲试地做出‘反攻’的姿态了。”
他企图以此预先堵住正确的反批评，达到他的“只准放火，不准灭火”的目的。
他在“军队例外乎”一篇杂文中大力替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吹嘘，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使“社会上气候变了”，说“外边的报刊变成了民主讲台，言路大开了，人民民主生活表现了空前的活跃”。
他诬蔑“军队这次不大听中央的话了”，他主张在军队里广为右派言论开放市场，企图削弱我军的民主集中制。
妄想篡改党刊方向
据“人民空军”杂志社许多同志揭露，梁南到部队采访时专爱找所谓“阴暗面”，他去年在旅大地区一个多月的采访中，写了二十五篇稿件，据他自己交代有十六篇是写反面的东西。
他在编稿时对于所谓阴暗面的东西特别赏识，在改稿时为了所谓“尖锐”，常常给添油加醋，甚至篡改作者的原意。
对于正面的稿件，他常以“一般化”、“教条主义”为借口打入冷宫。
他编的一些所谓“尖锐”、“有分量”的稿件，如果领导上决定不登，他就和领导上大吵大闹，说“领导上保守，阻碍报纸的改进”。
去年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后，他主张“人民空军”要以大部篇幅登载所谓“揭露阴暗面”的小品文、杂文，并对这些文章用黑体字排、加花边，企图把“人民空军”杂志引向资产阶级的方向。
杂志社负责人没有同意他的主张。
今年整风开始后，他就串连报社的李凌等人对之大肆攻击，企图把负责人整下台。
他还写了一篇“收缩得对不对”的杂谈，向“文艺报”和“解放军文艺”投稿（都未用），内容是以“人民空军”社为背景，埋怨报刊登批评真人真事的文章不多，认为这是缺乏民主气氛，企图达到在报刊上随便可以攻击任何人的目的。
整风开始时，有一篇稿子经领导审查最后定稿的标题是“空军政治部召开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纪要”，他认为是老一套，私自将标题改为“不平则鸣，知识分子有话要说”，企图煽动起更多的人向党攻击。
利用作家称号向党进攻
梁南在1954年曾根据“国际问题译丛”上的一些资料写过支援危地马拉反帝斗争的一首诗——“危地马拉兄弟，我们望见你”，在“人民文学”上刊登了。
中国作家协会为了培养青年作者，在大发展时把他吸收为会员。
但是，由于他没有放弃原来的地主阶级立场，在参加作协后不仅没有写出好的作品来，反而利用作协会员的称号，乘党整风的机会，歪曲社会主义现实的生活，写出了“深深的庭院”这篇反动小说。
他曾为争稿费闹过问题，“人民空军”社为此对他进行过批评。
据“人民空军”社的同志们揭露，梁南写稿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赚稿费来满足个人私欲。
一贯对党不满
梁南是地主家庭出身，他父亲是个反革命分子，曾任国民党二十四军上校秘书长、伪公安局长、县长、伪新康报经理及康藏报社社长、剿匪总指挥部上校组长。
解放前夕回家，又伙同地方匪徒抗击我军。
解放后仍继续造谣破坏，被我政府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梁南在其父被逮捕后，一面“雨后送伞”，写信向政府检举其父，但同时又写信向其弟查问是谁检举的。
1949年他混入军队后，对组织一贯不满，在每次运动中都是被批判的重点；
每次批判时他都表示痛改前非，但事后依然故我。
他曾数次反抗领导，还自认为是“硬骨头”。
在生活上他追求享受，摆阔，满身充满着资产阶级的臭味。
梁南在空军政治部同志们的充分揭露、批判下，已开始表示低头认罪，但对于已揭发的一些问题仍然进行狡辩抵赖，对于一些需要交代的问题还没有交代。
目前空军政治部正在对他进行追击。
作者：黄崇实
7月26日晚，金门岛的敌人朝大小伯岛打了一阵炮。
守卫在某前沿阵地的某部队水兵排的同志都这样判断：大小伯地方很小，全是礁石，没有驻军，也没有老百姓。
敌人朝那里打炮，很可能是打渔船。
这夜刮起了七级大风。
作训股李副股长来了，他向二班长萧凤祥交代了一个任务：郑成功乡的三十九个渔民去大小伯一带挖海蛎，船被敌炮轰烂了，我们要赶快派船营救。
大小伯岛离金门岛只有五千来公尺，敌人经常划小船去那里活动，说不定这时已派船抓渔民去了。
这两个小岛离我们有一万二千多公尺，航路不熟，风又大，是有不少困难的。
但是为了抢救祖国的亲人，水兵们有勇气克服这些困难。
深夜两点，水兵们全副武装，登上机帆船向东驶去。
风浪的啸声掩没了噗噗的马达声。
到达小仃岛的时候，一班民兵也上了船，接着就一直驶向大小伯岛。
敌人的探照灯来回地晃荡，好几次照到我们的船上，但愚蠢的敌人始终没有发觉我们，一个水兵说：“敌人的灯手一定是闭着眼睛干的，敷衍差事，开灯乱晃。”
说得大家都笑了。
船驶行外海，风浪更大。
大家伏在甲板上，紧握着武器，准备应付任何意外。
三点多钟，船已接近大小伯岛。
水兵们做好了战斗准备，掩护民兵下去联系。
民兵划着小船登上小伯岛。
岛上三十九名渔民听到马达声响，以为是敌人来抓人了，个个都藏起来，没有一点声音。
民兵们边找边大声地喊，说是解放军来接他们的。
于是渔民一个个跑出来了。
一刹时，小岛变得非常热闹。
渔民们都说：“感谢你们。”
四点多钟，水兵们终于将三十九名渔民平安地送回到郑成功乡。
作者：远方
一件事的好坏善恶，随着政治立场的根本对立，得出的结论也是对立的。
政治工作本是我军的生命线，这是历史实践证明了的人所共知的真理。
然而，就是这条作为我军生命线的政治工作，在今年5、6月间，却到处遭到了牛鬼蛇神的攻击。
敌视党对军队领导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们咒骂政治工作“残害人性”“培养顺民”（王惟一）；
诬蔑政治工作是什么“催老剂”“窒息剂”“离心剂”（吴育民），是什么“精神上的监狱”（黄鹤松）。
他们恶毒地丑化政工干部，把政工干部描写成为“特务警察”。
他们“要取消政治部”（金典），甚至要把“政治处的人一个个都敲死”（左奇太）。
右派分子视政治工作为“眼中钉”，必拔之而后快，这是值不得奇怪的。
因为“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政工条例总则），就是党对军队政治领导的具体实施。
按右派分子的如意算盘，破坏了政治工作的威信，就等于破坏党的威信，削弱或取消了政治工作，就可以使党对军队的领导变成没有实际内容的东西。
这样，就可以取消党的领导，从根本上改变人民军队的性质，使资产阶级的思想泛滥，使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得逞。
政治工作的成就是巨大的。
广大指战员热爱它，拥护它，把它当作革命军队中不可缺少的生命线。
然而，右派分子却视之为“残害人性”的“精神上的监狱”，非拔不可的“眼中钉”。
为什么同样的事物，映在右派的哈哈镜中，完全变了形呢？
它的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呢？
回答这个问题是容易的。
只要采取逻辑上的对比方法，把政治工作所做的是什么，和右派分子是些什么样的牛鬼蛇神，他们所希望和要求的是什么，两者加以比较就明白了。
先看我们的政治工作主要做了些什么：（一）党的政治工作保证了党的路线政策在军队中的贯彻执行，坚决地同一切违背党的路线政策的言行进行斗争；
（二）政治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教育军队，提高全军人员的共产主义觉悟；
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并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教育部属正确处理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
（三）政治工作巩固与提高部队的组织性纪律性，保证部队高度的集中统一，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绝对自由和极端民主；
（四）政治工作保证以工农为骨干的建军组织路线的贯彻执行，严格按照六项政治标准审查和挑选干部；
（五）政治工作教育全军提高政治警惕性，坚决同反革命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保证部队的纯洁；
（六）政治工作贯彻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内部的团结，粉碎敌对分子任何挑拨离间的阴谋；
等等。
再看看右派分子是一些什么样的牛鬼蛇神，他们所希望和要求的是什么，而政治工作又怎样同他们的要求站在针锋相对的地位。
（一）右派分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败类。
他们之中，许多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
其中，有不少人的家属或近亲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由于抗拒社会主义改造被斗争过；
也有不少人本人就有政治历史问题或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在三反、肃反中被审查或斗争过。
他们从阶级本能上反对党的社会主义路线政策，反对党所领导的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反对肃反运动。
他们所希望的是党的路线政策不能贯彻，各种政治运动不要进行，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不要批判，有了反革命也不要肃清。
而我们的政治工作恰恰保证了党的路线政策在军队中贯彻执行，领导开展了各种政治运动，坚决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以及各种反革命进行无情的斗争。
这些在右派看来都是“人为地制造矛盾”，就难怪他们对政治工作要怀恨在心，极尽诬蔑之能事了。
（二）右派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者。
他们反对集体主义，要求毫无限制地发展他们的个人主义、平均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使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军队中泛滥。
他们否定纪律和必要的集中，要求给予他们“要怎样说就怎样说”，“要怎样做就怎样做”的反社会主义的“绝对自由”。
而我们的政治工作恰恰和他们的要求相反。
政治工作教育全军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
政治工作巩固与提高组织性和纪律性，保证部队的高度的集中统一，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所谓的“绝对自由”和“极端民主”。
政治工作所作的一切，就像是紧箍咒一样落在右派的头上，使他们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没有施展的余地。
这样，他们怎能不咒骂政治工作是“精神上的监狱”，是“摧老剂，窒息剂，离心剂”呢？
（三）右派分子大多是狂妄自大，自命不凡，目空一切，自视为超群出众的“英雄人物”。
他们轻视以至厌恶工农干部，他们所要求和希望的是工农干部下台，老干部下台，让他们的一伙子上台。
而政治工作恰恰违背了他们的心意。
政治工作坚持了以工农为骨干的建军组织路线，严格按照政治原则挑选干部。
这样，右派自然就要痛恨党的干部政策和贯彻执行这一政策的政治工作了。
在他们看来，政治工作正是“碍手碍足”的最可恶的东西，只有取消以至推翻了这些东西，他们才能够得到所谓“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的自由发展的理想境地。
归根结底，右派分子所以痛恨政治工作，正是因为政治工作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他们“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的阴谋不能得逞。
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政治工作的每一成就，在他们看来都是“灾难”。
这也就是为什么作为我军生命线的政治工作，会成为右派分子最痛恨的眼中钉，一定要取消它甚至“搞死它”的根本原因。
右派分子诬蔑政治工作是“摧残人性”。
那么我们就要看看所谓摧残人性，究竟“摧残”的是什么样的“人性”。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没有什么抽象的统一的人性。
在阶级社会里，人性表现于阶级性中，阶级性就是人的本性。
只要不是闭着眼睛抹煞事实的人，都会承认，我军的政治工作所作的一切，正是为了高度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和共产党员的党性，发扬全军人员的高度创造性。
政治工作把革命官兵心灵中最崇高的东西发掘了出来。
回忆三十年历史，如果没有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就难以想像，我军能够在各种极端艰难和危急的情况下团结一心战胜敌人；
就难以想像，我军在战斗和各种工作中能够涌现数以万计的生龙活虎般的英雄人物；
就难以想像，在我军中能够出现像董存瑞、黄继光、罗盛教这样舍身取义的最可爱的人。
如果硬要说“人性”，那么，我们的政治工作恰恰是发扬了人类的最高尚的本性——工人阶级的阶级性。
对于这些，心灵卑劣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永远不可理解的。
右派分子中不是有人竟至硬把黄继光的英雄行为说成“无谓牺牲”吗？
这些昧了良心，惯于颠倒是非的右派分子，在他们看来，一切具有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忠诚老实、自我牺牲的高尚品质的人，都是被政治工作培养了的“顺民”，他们的人性都被政治工作“摧残”了。
按照他们的逻辑推论，那么，自私自利、尔虞我诈、违法乱纪、唯利是图这些资产阶级的本性，反倒是应该发扬的“人性”。
呜呼，原来右派分子所要求发扬的人性就是这些东西！
老实说，我们的政治工作过去、现在以至将来，的的确确从没有发扬过这种“人性”，相反的，我们曾经毫不容情地扼杀了这种资产阶级的人性，这就难怪他们说我们“摧残人性”了。
任何军队都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不论采取何种形式和名称，任何军队实际上都不能没有代表他们阶级利益的政治工作。
右派分子仇视政治工作，要求取消政治工作，其实，他们并不是要取消一般的政治工作，而只是要取消共产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然后，再换上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工作。
请听听工程学院曾石虞的“自白”吧。
他说：“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些好制度，军队中有牧师，讲话和蔼，道貌岸然，态度严肃，人们愿意接近他。”
曾石虞这一席话，真是不打自招地流露出右派分子真实的心情，原来他们所向往和羡慕的就是那种臭名昭著、假仁假义、愚弄士兵的美国特务式的政治工作。
这样的政治工作只有到朝鲜的三八线以南去找，在我们祖国干净的土地上，永远没有它们存在的余地。
右派所憎恨的，正是我们所热爱的。
政治工作永远是我军的生命线，从这次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攻击和诬蔑中，我们又一次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一论断确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作者：李若倩
你说你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在大风浪中，你不是勇敢的船夫，而是一个晕船者。
因此，你感到很痛心。
同志，感到痛心是好的。
不过我以为，更重要的是认识错误，划清界限。
还是让我们冷静地清算一下自己吧。
当然，我不是教训你，和你谈话的同时，也是教育我自己，因为我也是有错误的。
一
你还记得吗？
大鸣大放期间，你是一名“急先锋”。
你说，党应该容纳所有的反面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因为既是帮助党整风，就要提意见，而提意见总不能要求百分之百的正确。
有些意见即使不对，也不应该计较。
现在看来，你是模糊了大是大非的界限，正好落进了右派分子的圈套。
你可以这样设想一下：帮助党整风就像帮别人扫地掸灰一样，当人们从爱护党出发，真诚地、细心地清除灰尘、打扫房屋的时候，是应该感谢的；
有些人虽然也是在扫地掸灰，但是由于有偏激情绪，不小心打碎玻璃，也可以原谅，只要他们能够注意改正就行了；
至于某些人存心想搞垮党，借扫地掸灰为名大肆破坏，竟然动手挖墙脚、拆房子，或者放火烧房子了，那就不是什么“无则加勉”的问题，而是必须立即予以反击了。
大鸣大放期间，一小撮右派分子正是挂着扫地的招牌，在肆无忌惮地拆房毁屋，到处点火。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是一个党员或者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人——房屋的主人，你是给以反击呢，还是隔岸观火呢，还是跟着起哄？
在右派分子拆房毁屋、放火的时候，你是个摇旗呐喊的附和者，那么，可不可以说你是作了右派向党进攻的工具呢？
二
右派的面目暴露了，反击开始了。
可是，当时你曾不以为然。
你说，“小鱼掀不起大浪”，党的气量应该大些，不必停止整风去反右派。
现在你认识到，这是你对当时的形势估计不足。
可是，我觉得，这也反映了你政治上的麻木。
谈到气量，如果说“宰相肚里能撑船”，那么，共产党的肚里就能飞行。
肯定地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能有共产党这样大的气量。
你曾见过哪个政党公开地号召群众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吗？
你曾见过哪个政党毫无保留地把各种各样对自己的批评公诸报端吗？
显然，问题不在于气量的大小。
当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在共产党肚里动刀枪的时候，宽宏大量就是一种麻木不仁。
党绝不能把千百万人的血汗结成的果实，“大方”地送给右派。
党揭穿了右派的阴谋，向人们敲起了战斗的警钟。
而你，却还在昏迷不醒！
三
当你清醒过来，认识到应该奋起反击的时候，你却又犹豫不前。
这又是为什么呢？
你说，你曾经跟在右派后面附和过，你感到内疚，腰杆子不硬。
这说明：你还没有和右派划清界限，还没有明确地站到党的、人民的立场上来。
彻底地和右派划清界限，当然需要一个过程；
不过，扭转身子、投入战斗倒也并不很难。
你说你附和过右派，那就是说，你的小辫子捏在右派分子的手里。
你被右派分子牵连着，转不过身来。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剪掉你的辫子，把你自己从右派分子的牵连中解脱出来。
这样，你就会轻松一些，腰杆子也就硬了。
检讨自己，承认你的错误，大胆地揭发右派分子的言行，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如果由于你这样的和右派分子比较接近的人的揭发，彻底暴露了右派分子的面目，不是也可以减轻你的内疚吗？
四
谈到检查自己，你若有所悟地说：前些日子，你似乎经历了一场混战。
谁是同志？
谁是敌人？
你迷惘了。
你好像在浓雾中盲目射击。
后来，当纱幕一道道地揭开，你才看清了真相：营垒分明，原来是一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政治战争和思想战争。
于是，你检查原因了。
你说，这是由于风浪太大，使你晕船了。
不，同志，你说得不对。
主要的问题不在于风浪大小，而在于你的立场是否明确。
如果你的社会主义立场是明确坚定的，那么，当右派分子偷用整风的名义，以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的时候，你应该是清醒的。
不错，在这场斗争中，右派是有伪装的，是放了一些烟幕的。
然而，对于那些立场坚定、眼睛雪亮的人说来，烟幕绝对蒙蔽不了他们。
“疾风知劲草”，在大风浪中，许多坚强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广大的工人、农民，不是丝毫没有头晕，并且当了勇敢的船夫吗？
结论很明显：晕船是由于体弱。
只有思想立场有问题的人，才会和右派的思想言论共鸣，才会被右派迷惑以致发晕。
同志，如果你想彻底检查自己的话，就该从这里下手，把你的病根子挖出来！
作者：康曲霖杨怀
右派分子余培岳说：“共产党权力太大，很危险。”
余培岳为谁感到忧虑呢？
共产党紧紧地掌握着领导权，坚决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丝毫也不松手，一点儿领导权也不让给资产阶级，并且坚决打击那些伸手要夺取领导权的资产阶级右派。
这样，以右派自居的余培岳看来，很值得他大发感慨了。
权力，是任何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所必需的。
自古以来，只有过两种权力。
一种是剥削阶级的权力，这是压迫人民群众、骑在人民脖子上作威作福的权力，掠夺人民生命财产的权力。
“大权一朝在手，哪管人民死活”，就是这种权力的写真。
另一种是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人民的权力，也就是劳动人民的统治权和党受人民的委托而取得的对国家的领导权。
这是一种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以及无情地镇压敌人的权力。
前一种剥削阶级的权力如果越大，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也就越重。
这种统治权力，只有剥削阶级才需要它，才欢迎它。
人民对它则深恶痛绝，坚决反对它和削弱它。
至于后一种劳动人民的权力，它如果越强大，那就对劳动人民越是有利。
共产党是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体现者，党的领导权的加强，正是人民所需要的，所欢迎的。
对于右派分子来说，“共产党权力太大”，确实是“很危险”的。
因为党的领导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前途的根本保证。
有了党的坚强领导，右派分子的资本主义复辟阴谋就永远不能得逞，这不是致命的危险吗？
而敌人的致命危险，却正是人民的最大安全，正是人民幸福的保证。
所谓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政权里的权力大小问题，实际上就是国家领导权在谁手里的问题，是共产党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问题。
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从不同的阶级利益出发，对于“共产党权力太大”这件事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会有完全相反的结论。
右派分子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当然觉得共产党的权力越大，事情越糟糕。
余培岳穷凶极恶地攻击党的领导，原因就在这里。
相反，一个人如果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当然觉得共产党权力大是好事。
党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不辜负广大劳动人民的委托，今后还要不断地加强和巩固自己的领导权。
右派分子要是因此有什么“危险”，就让他们“危险”吧！
人民本来是没有义务给敌人保“险”的！
===== 这是什么“广告”；
-——对“人民海军”报一幅画的看法
作者：王石
6月4日，正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人民海军”报四版刊登了一条“大帽子”公司的广告，旁边有一幅漫画“大帽子”。
画的是一个领导者高坐转椅，面目狰狞，桌子上摆有××主义的大帽子一堆。
四周有一群军官，头上被扣着标有“动机不纯”、“个人主义”、“争名夺利”、“无组织”、“军队特点不能乱放”等字的大帽子，蒙头转向，两腿颤抖。
那广告，文字不长，剪抄如后：
本公司特聘海内教条主义专家，精心制作各种“大帽子”，名目繁多，应有尽有，专供各行各业的官僚主义者选用。
开张以来，素享盛誉。
最近本公司又新添花色若干，并举行大减价，欢迎选购，保君满意。
扣“大帽子”可以使那些不动脑筋、不调查、不研究的领导者，一面闭目养神，一面进行“政治工作”。
如遇有群众意见纷纷，听得厌烦，也可用此“大帽子”压服，以获得暂时平静。
至于后果如何，本公司概不负责，敬希谅鉴。
“文图并茂”，“趣味性”是很足的，可能博得某些人的喝采。
但明眼人一眼可以看透，这是假借反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之名，向我军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打闷棍。
凡是有起码革命知识的人，都会认识到：我军一切胜利，都是与党的工作——政治工作分不开的。
我军政治工作一贯是坚持说服教育原则的。
在进行政治工作中，根据马列主义的分析方法，把各种思想概括为不同类型，加上确切的名称，如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等等，这样做有利于唤起干部的自觉，提高认识，改造思想。
譬如说，有的人贪图安逸、享乐，计较个人级别待遇，以至向组织无理取闹，批判他为“名利思想”——或如广告作者说，戴上一顶帽子，这是需要和应该的。
但是，“广告”的作者是怎样看这些问题呢？
他不但把政治工作中的个别的、方式上的缺点夸大起来，而且把整个政治工作描绘成只是“扣帽子”，说什么大帽子公司“素享盛誉”。
作者罗列了所有的“主义”，都画成大帽子，又称之为“海内教条主义专家精心制作”。
显然，作者是企图把对个人主义、无组织等错误思想的批判，统统称为扣帽子，一律否定，这样，就没有什么原则，也完全取消了是非界限。
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广告上，还有所谓“大减价”的“新花色”，从漫画上可以看出，这是指“部队特点不准乱放”这一顶帽子的。
由于我军是高度统一集中的战斗组织，有些部队担任着战备任务，强调不要因鸣放不当而引起混乱，这是正确的。
作者把它绘成“新花色”，予以攻击，这是有意破坏军队的统一集中。
大帽子公司的广告和漫画，是歪曲和否定政治工作的，其手法很毒。
可以说，如果在那末尾加上“右记启”三字，就正好现出了它的原形。
我认为，广告和漫画的作者的用心值得追究，“人民海军”报社也应当严肃地作检查。
作者：齐振夏
前几个月，当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军队文艺工作者的张思恺，竟也“应时而起”，打着反教条主义的大旗，对党和军队的文艺工作进行了肆意的攻击。
他在“剧本”月刊7月号上发表的“一个剧本的遭遇”一文，恶毒地把部队文艺领导描写为完全是庸俗社会学的，甚至说：“这种庸俗社会学观点不仅存在于某些领导干部和少数理论家之中，这几年来他们还培养了不少群众，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舆论和精神压力。
而当教条主义和行政方式结合起来，对创作更是贻害无穷”，致使张思恺“每写一个字、每写一句台词都战战兢兢”，毫无“幻想和创造的余地”，甚至被迫“硬捏着鼻子”来“捏造”正面人物形象。
为了蒙骗群众，张思恺不惜用夸大领导缺点、歪曲事实，甚至漫天撒谎的手法，编造了耸人听闻的“事实”来作为根据。
张在文中摆出一副受委屈的样子诉说：他写了一个四幕话剧“毛泽东之鹰”，演出后对部队起到了教育和鼓舞作用，他也因此立了功，可是总政治部和空军政治部领导上对此却始则不关心，继则进行行政干涉，并发出了“两份‘意见书’，一道‘禁演令’”；
最后，还因为剧本的失败，把作者立的功也撤消了。
看，部队的文艺领导的粗暴，已经到了多么昏庸、专横的地步！
这样的“事实”，当然就不难得到戏剧界右派头目吴祖光的“赏识”，早在5月31日文联第二次整风会上（张文发表之前），吴祖光就已用它来作为向党进行攻击的一颗炮弹了。
那么，事实真相是怎样的呢？
剧本是怎样写出来的
张思恺于1952年7月调志愿军空军文工团任团长。
那时朝鲜战场正紧张，可是他并没有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任后不久就去华东养病，12月份才又回到部队。
当时某部正召开击落击伤敌机一百架的纪念大会，他就在那里访问了八个人，道听途说地听了几段故事，就准备写剧本了。
后来，他听说志愿军空政文艺科长吴夫向同志也准备写剧本（吴已写成了初稿），他就提出与吴合作。
当然吴夫向同志是很高兴的，因为他感到自己写剧本不是内行，和“内行”合作是求之不得的。
吴夫向同志把自己已写成的草稿请张修改，而张却在“合作”中一再散布流言，说吴夫向同志是外行，不懂艺术，言外之意，好像吴夫向同志想借他求名利，而事实却是张一步一步霸占了别人的全部劳动成果。
我们从剧本的四次署名就可以看出他的嘴脸。
第一次稿署名是“吴夫向，张思恺”；
第二次就成了“张思恺，吴夫向”；
第三次吴夫向的名字已被白纸贴去；
第四次稿上吴夫向的名字就不翼而飞了。
张思恺的剧本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空政文化部处理剧本经过
1953年3月，张思恺带着剧本“毛泽东之鹰”，来到空军政治部文化部。
当时，正值总政治部召开创作会议，文艺科家中无人，就让他一同去参加会议。
在这期间，空政帮他将剧本打印出来，请更多的同志阅读；
创作会议结束后，立即召开了座谈会，由文艺科长刘大为主持，并邀请了空军文工团创作组同志参加。
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剧本主题是积极的，反映了志愿军空军的一些生活；
但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修改。
当时，张对这些意见是表示感谢的，并未提出不同意见，只是要求根据空政的意见给他所属单位志愿军空政文化部写封信。
空政文化部在信中，向志愿军空政文化部提出，希望帮助作者修改。
另外，在介绍他参加总政创作会议期间，“解放军文艺”也给了他很大帮助，这连张思恺也不能不用了“关心”二字。
“解放军文艺”给他提了些意见，并鼓励他说：“剧本改好了，可以给我们发表。”
最后，他同样又向“解放军文艺”要求，给他所属单位写封信，“解放军文艺”社也写了。
谁知他却在玩弄手段，这些信，竟成了他到处招摇、吹嘘，欺骗组织，反抗领导的凭据。
回到部队，他向志愿军空政和文工团说：“我的剧本北京已经肯定了，批准演出了。”
“‘解放军文艺’×月份就要发表。”
还抬出一些作家的名字，来替他的剧本张声势。
之后，他却不花劳动去仔细修改，很快就自作主张地将剧本排演了。
排演前，文工团党支委会曾讨论一次。
政委、副团长都认为剧本还不能上演，但由于张思恺领导作风一贯独断专行（甚至不和支部书记研究就随便召开支部扩大会议），因而反对他的意见未能坚持。
排演初期，演员们也有很多意见，但他极力吹嘘北京的“重视”，并不惜对提意见的人进行训斥。
刚好，空政文化部两位助理员，去志愿军空军检查当年文艺会演准备工作（距会演期还有一个多月），看过“毛泽东之鹰”的排演后，他们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对剧本的意见大意是：真实地反映现实不够，甚至有些歪曲，尤其，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是最激烈之际，剧中主要一场刘章之死，气氛太低沉，情绪不健康，反面人物亦太嚣张，演出后，可能会起反效果，应该继续修改再上演。
张思恺当时的态度十分傲慢，声言：“要改你们改，我是一个字也不再动了。”
排演时，志愿军空军司令员看过后，也提了很多问题，其中有一小问题是开场时敌机压制我机场问题。
张思恺为此曾在他的文章中大费笔墨，证明“清规戒律形形色色”。
其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说：“我们的仗80％以上是在指定的空域中打的。
敌人到我们机场上空来是很少的。
这样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作为当时的空战指挥员，提出这样的意见是可以理解的，也证明了领导者对剧本的关心。
可是张却不顾生活的真实，反而对这样的意见判上教条主义的罪名。
两位助理员根据排演和剧本现实情况，认为8月会演期临近，四幕话剧是难排出来的，既排话剧又排歌舞，人力也不足。
因此，他们曾建议集中力量准备小型的歌舞节目。
这里必须说明，当时是紧张的战争时期，文工团必须为战争服务，小型歌舞是最适宜战争环境的形式。
这一点张思恺是曾经赞同的。
但当时他却只顾自己沽名钓誉，把正确建议置之不理，反而说成是“行政干涉艺术”。
“毛泽东之鹰”上演不久，空军党委就收到了意见信，空政文化部也收到了些反映（该剧在103部队演出时，有些飞行员气愤地离开剧场）。
根据这些情况，空政文化部要求张将上演的剧本寄来。
经过对剧本的讨论，整理出了一份意见，为了使意见更准确些，空政征求了“解放军文艺”戏剧组的意见。
当时，“解放军文艺”也收到了张的投稿，并附了数份群众意见和吴暇同志的一份意见（以后发现这些“欢迎剧本”的群众意见，原来都是作者亲自出马或派人去收罗的）。
“解放军文艺”并未被他的“群众意见”所迷惑，未刊用他的剧本，并提出了些意见。
为了帮助张更好地修改剧本，空政文化部同时把“解放军文艺”的意见一齐寄给志愿军空政文化部和张本人，并附了一封信（就是张所说的禁演令）。
除了对剧本提出些意见外，对他积极创作的精神进行了表扬，并鼓励他多写。
对于上演问题，因关系到广大群众，空政的意见是：认为这个剧还不能对外公演，同时，估计这个剧在部队中演出，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演出后在部队中已经产生了些副作用），因此在未彻底修改前，在部队中不应再继续演出。
这里应该说明，鼓励创作和是否允许上演是两回事。
张思恺在剧本停止公演后，在给空政文化部长的信里，也这样写道，“得悉空政对‘空军战士’（即‘毛泽东之鹰’）处理情况，我完全拥护，深感对这个作品这样严肃慎重的态度是完全必要的，并深受感动。
我对空军首长对作品的关怀，表示由衷的谢意。”
这些话本来是张思恺亲笔写出来的，可是事隔四年，张竟一反旧案，把“解放军文艺”和空军政治部都描写成毫无商量研究态度的官僚机构，把自己描写成受了“行政干涉”而慨叹“有意见向谁说去呢”的“殉道者”。
我们不禁要问：张思恺如此歪曲、抹煞事实，居心何在呢？
“功”是怎样取消的
张思恺还大叫冤枉说：“因为上级说剧本失败了，以前作者由于写剧本立的功也被撤消了。”
“功”是怎样立的呢？
张思恺在文工团评功时曾大肆“竞选”，为自己吹嘘，并在全团面前讲话，发表自己对评功的谬论说：“有本事的就吃得开，无本事的工作态度再好也扯蛋，立功是有功劳，不是有苦劳。”
在这种情况下，张的剧本当然就是一大“功劳”了。
应该指出，张思恺不仅被取消了“功”，同时还受到了处分。
这一点可惜他没有写在文章上，不然，一定会有更多的吴祖光来替他伸冤的。
但是他受处分并不是因为剧本写失败了，而是因为他思想意识不正派，利用职权，使用卑鄙手段玩弄了五个女同志；
因为他领导作风独断专行，打击别人提高自己，无原则地迁就拉拢，甚至用关心入党、介绍入团的手段来拉拢、欺骗女同志，造成文工团内部的不团结现象；
也因为他极端追求个人名利，目无组织纪律，欺上瞒下地上演自己未经艰苦劳动的作品。
其实，张思恺这种欺世盗名的劣行，也并非偶然。
早在解放初期他就曾将别人的一个油印小册子修修辞，送到出版社印出了“怎样打腰鼓？”
一书，张思恺的大名标在了封面上，但其实他自己根本不会打腰鼓。
事情作顺了手，他又用剪刀浆糊，东拼西凑，又成了一本洋洋数十万言的“文法初步”。
这种偷偷摸摸的劣行发展到“毛泽东之鹰”，就更为“巧妙”隐晦了。
被戏剧界右派分子作为向部队文艺领导进攻工具的“一个剧本的遭遇”，真相就是如此。
至于张思恺在美学理论方面的错误观点，因为不属于本文范围，这里不再去说它了。
新华社讯 康生同志17日在北京市马列主义教师报告会上说：今年下半年高等学校怎样教授马列主义政治课，怎样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首先要从当前政治形势出发，来理解这个问题。
康生同志首先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全国已有一支大约一万五千人左右的教授马列主义的教育队伍，在七年多的时间里建立起这样一支队伍，是我国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这支队伍在马列主义教育工作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获得了很多的成绩。
这些成绩是主要的，虽然还有缺点，这是次要的。
这支队伍教的是马列主义政治课，反对的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利用党进行整风的机会，就放出一切毒箭，向马列主义政治课进攻，他们无耻地无知地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名义下来反对马列主义。
康生同志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的党员和非党员教师，说成是“卫道者”，这不是我们的耻辱，而是我们的光荣，我们是保卫马列主义之道，保卫共产党之道。
康生同志说，我们已建立起这样一支队伍，来进行马列主义的政治课，但是我们的队伍还不够强大，质量不够高，阵容不够整齐。
具体分析起来这支队伍有三种状态：一种是比较熟悉马列主义，开始建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种人还不多。
第二种是有少数人虽在课堂上讲马列主义，写马列主义的文章，但是他们讲课、写文章，是为了吃饭、赚钱，马列主义和他们本身没有关系，甚至他们实际上是反对马列主义的，在大鸣大放中，有些人变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第三种，是绝大多数人，他们愿意学习马列主义，而且学了一些，但是不很熟悉；
他们自己的旧的世界观没有去掉，或者没有完全去掉，新的世界观没有建立，或者还没有完全建立；
有些人只愿在书房里研究马列主义，不愿意接近工农群众，和工农群众没有密切联系，他们还处在中间过渡的状态。
康生同志说，马列主义教育工作的教师，必须有坚定的马列主义立场和无产阶级世界观。
建立马列主义世界观是不容易的，不是一时可以办到的，因此我们的马列主义教师应当不断地改造自己。
他说，忽视改造自己是很危险的，很难设想，一个教育人民学习马列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教师，却抱有旧的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很难担当这个任务。
康生同志接着讲了今年下半年高等学校怎样进行马列主义政治课，怎样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问题。
他说，全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展开全民性的大辩论，这是一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讨论下半年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政治课、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应当从当前的阶级斗争、革命运动、党的任务和具体的教育对象出发，来进行我们的工作。
全国高等学校经过了一段激烈的反击右派斗争，目前在北京市的高等学校里，一般的说，大规模的反击右派的群众斗争的高潮已告一段落，但是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尚未结束，各学校反右派斗争的深度和广度也是不平衡的。
今后除了继续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外，需要系统地深入地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
因此，今年下半年各高等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经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高等教育部等各方面的座谈和讨论，一致认为除了继续运用课外一切方法及通过各种专业进行政治教育外，还必须在课程之内有系统地进行这种教育。
它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把原有的政治课改变它的内容和方法，利用政治课的时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在全国高等学校各年级普遍开设“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这门课。
康生同志指出：这一种课程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的阶级教育，不能当作普通课程来进行，这是一个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课程，是全民大辩论的组成部分。
康生同志说，进行马列主义的政治课，注意它的系统性、完整性是对的，但是脱离当前阶级斗争、革命运动、党的任务和具体的教育对象来进行备课是不对的。
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的教育方针是任何时候都要注意的，今年下半年进行马列主义政治课的时候尤其要注意。
康生同志在讲到了马列主义政治课学习的文件和学习方法后指出：全部教学过程和学习过程，是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来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是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克服非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过程。
这门课程在教学过程中的关键性问题，是在讨论中要把各种观点、各种思想、言论及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各种准确的事实，都摆出来，经过充分说理、争论、反驳，放手争鸣。
不这样做，这门课程是教不好的。
他说，除了少数右派分子外，在辩论中对有错误思想的学生和教师，应当贯彻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应用和风细雨、说服教育的方法，以达到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的目的。
康生同志在讲到下半年高等学校马列主义政治课的准备工作方面的一些问题时说，首先要使教师们认识这门政治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在思想上明确起来、统一起来。
他说，我们相信：经过了一段激烈的反右派斗争，绝大多数的教师们是能够了解这门课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的。
但是也可能有些教师，习惯于过去一套教学方法，一时还转不过来。
他们习惯于在课堂上书本上进行马列主义教育，不会或不完全会在阶级斗争中进行马列主义的教育，因而觉得没有把握，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对这些同志，要使他们的思想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事物，使他们了解只是在课堂上书本上，是不能完全学会马列主义的。
并且要使他们积极地投入到这一个战斗中去，学会在阶级斗争中进行马列主义的教育。
康生同志指出，还有一种思想障碍要克服，这就是某些人虽然也在课堂上教马列主义政治课，但是他们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来对待马列主义。
他们把马列主义作为个人打算的阶梯。
他们要想做有名有利的“理论工作者”，不愿去做为无产阶级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宣传员。
他们嘴上教的是马列主义，心里想的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康生同志指出：我们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看到，教师的队伍除了少数右派分子积极反对马列主义外，在人民教师内部，对待马列主义有两种立场、两种态度，一种是以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立场对待马列主义，这种态度是要求马列主义为他个人服务，这是一种错误的态度；
另一种是以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对待马列主义，他们的目的是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一种正确的态度。
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工作中，应该反对不正确的态度，大力提倡正确的态度，把马列主义当作行动的指南、阶级斗争的武器，当作改造自己的武器，有这样的立场、观点的同志，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康生同志在讲到准备工作时还指出：教师首先要进行学习，学习基本的和参考的文件，研究反右派斗争中的经验，并且还要在积极参加反右派的斗争中去学习。
他说，在准备工作中还要整顿教师的队伍，要加强和补充新的力量，提高原有教师的觉悟，使他们善于同工农群众做朋友，参加体力劳动，下决心做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成为工农群众的好朋友。
康生同志最后指出：这个工作最重要的环节，是在各地党委和各高等学校党委的亲自领导下，把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工作，作为领导工作的一个中心任务，动员所有党员、团员教师，团结一切非党教师，共同来进行。
他相信：只要党委积极领导了所有党员教师和非党员教师；
而教师们又团结在党的周围，作一个党的工作人员、阶级斗争中的勇敢战士，这个工作是可以做好的。
新华社哈尔滨19日电 黑龙江省副省长于杰最近在黑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批驳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恶毒污蔑。
他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粮食问题上所用的工夫，是枉费心机的。
于杰指出，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是逐年上升的，粮食所以紧张，主要是由于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消费标准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粮食产量增长的速度。
他认为，去年黑龙江省有一百万以上的农民因受水灾而吃粮不能自给，正如有些代表在小组讨论时所说，“如果不是国家，如果没有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还不知得饿死多少人”。
因此，在缺粮的农民和灾民看来，比过去不但不紧张，而且是宽裕的多了。
所谓“农村粮食紧张”，其实只是消除了过去农村中那种“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的不平罢了，只是那些过去曾是“朱门”中的主人不能再过从前的生活罢了。
他还说，不但缺粮的农民和灾民由于政府保证了对他们的供应和救济，而衷心地拥护国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而且有余粮可卖的农民也衷心地拥护国家的粮食政策。
国家购粮是购买农民的余粮，农民留的吃粮、种子、饲料基本上是够用的，在丰收的地方还有一定的机动粮。
当然也有些地方购了农民一点“过头粮”，这是工作中的缺点，政府已经注意随时纠正，在农村的返还粮中已经基本上弥补了农民自用部分的不足。
于杰接着说：国家的购粮价格常年不变，并且采取逐渐减少工农产品的差价的政策，来提高农民的收入。
如以1949年和1956年的粮布比价来看，在八年的过程中粮食比价提高90％以上。
今年对某些农产品又调整了收购价格，特别是畜产品，生猪收购价平均上调15.9％，菜牛收购价平均上调35％。
所以，几年来农民收入的绝对值是不断上升的。
全省农民每户平均收入1952年为四百五十八元，1953年为四百七十九元，1954年为五百零四元，1955年为五百六十八元，1956年虽然受了严重灾害，仍然达到五百五十元。
绥化县“七一”农业社每户平均收入1951年为三百元，1956年达到了六百元。
于杰最后说，现在还有少数农民甚至还有少数农村工作干部，因为觉悟不高，对国家的整个困难情况了解不够，缺乏整体观念，残存着一些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的落后思想，所以还采取隐瞒产品、多报消费、夸大灾情等方法，来达到少卖余粮的目的。
只要我们深入地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他们是会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统一起来的，他们是会自觉地增产节约多卖余粮的。
据新华社讯 国务院于8月16日批准了商业部关于棉布计划供应第四年度中民用布供应问题的报告。
商业部的报告首先说，1957年9月1日至1958年8月31日是棉布计划供应的第四个年度。
现在将这个年度的民用布供应问题向国务院提出以下的报告：1957年全国的棉花种植面积共约八千七百余万亩，较1956年减少了六百余万亩。
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部分产棉区的粮食供应比较紧张、减少了棉田，改种了粮食。
今年棉花如果丰收，估计可能完成年度生产计划，即产棉三千万担；
但是，如果年景中常，估计只有二千七百至二千八百万担，如果歉收，还有可能更少。
由于计划供应第四年度的布票要在8月份内发放，这时棉花生产的丰歉还不能断定，为了把第四年度的布票定量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只能按棉花生产的中常年景，即产棉二千七百至二千八百万担计算。
在产棉二千七百至二千八百万担的条件下，除去棉农自用棉、絮棉、军用棉和自然损耗等以后，明年只能纺纱四百一十万件至四百二十万件。
如果工业用纱、针织用纱和军用纱都维持今年的水平不变，明年只能织布一万二千七百万匹左右。
除去工业、公共、军用布以后，民用布约为一万零三百万匹左右。
按全国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全年民用布平均供应量只有十六尺，比棉布计划供应第三年度第二期布票折扣使用以后的每人全年民用布平均供应量二十点六五尺要减少四点六五尺。
如果今年棉花丰收，就有可能生产棉纱四百五十万件左右，从而使全国人民每人全年民用布平均供应量达到十八尺。
因此，在棉布计划供应第四个年度内，国家供应给全国人民每人的平均棉布定量，一般保证十六尺，争取在棉花丰收的条件下达到十八尺。
第四年度布票，仍然准备分为两期发放：第一期从今年9月1日至明年2月底；
第二期从明年3月1日至8月底。
在使用第一期布票的时候，因为是冬季，为了便利人民添制冬衣，准备发全年十六尺布票的三分之二左右，即每人平均定量十一尺。
第二期布票根据棉花的收成情况，在明年1、2月间再发，每人平均定量不低于五尺，争取达到七尺。
第一期布票仍然可以延期到明年8月底通用。
这是在现有棉布资源的条件下，尽最大的可能来供应人民冬衣需要的办法。
报告接着说，棉布定量分配办法也要根据新的情况作必要的调整。
第一、在今年减少每人棉布供应定量的时候，城市减得多，乡村减得少，大大缩小城乡之间棉布定量的不平衡。
在发放第四年度布票的时候，将全国划分为两类地区，前一类是中小城市、县城、集镇和农村，每人的定量不再存在着城乡的差别；
后一类是大城市（包括省辖市和相当于省辖市的大城市和大工矿区），定量稍高一点，但相差不宜过大。
以北京为例，在第四计划供应年度内，北京每人全年平均定量约为二十四尺，比全国每人平均定量高八尺或六尺，比上一年度的北京每人全年定量减少了大约十一尺。
第二、取消过去职工、干部和中等学校以上学生定量高于当地居民的规定，改成与当地居民定量一致。
此外，报告指出：工业用布、公共用布也应力求节约。
报告最后说，由于去年棉田受灾减产，今年棉花种植面积减少，国家一再采取了减少棉布供应的措施，在人民生活上一定会感到一些困难。
但是只要全国人民和政府密切合作，多多利用旧衣，少添新衣，在采取了以上的分配办法以后，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国务院在对商业部报告的批示中，除了指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按照商业部的报告赶快安排第四年度第一期布票的发放工作以外，还要求尽力节约工业用布和一切公用布匹，并作好向城乡人民的解释工作。
===== 农村粮食紧张吗；
-请看偃师农民的吃粮情况
据新华社讯 记者最近在偃师县进一步考察了农民的吃粮问题。
根据考察可以看到：农民平均每年用粮数量大大超过了国家规定的留粮标准。
农民手中的粮食足够食用，有一部分还有节余。
既然这样，为什么偃师农村还在吵嚷粮食问题呢？
这主要是资本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矛盾。
1954年这个县粮食产量由1953年的一亿七千万斤增加到一亿八千万斤。
1956年全县粮食总产量已经达到二亿六千万斤了。
在这个时期内，国家征购的实际数字（即征购数减去又销回农村的数字）占粮食总产量的比例是：1954年14％，1956年17％。
在同一个时期内，农民用粮数量增加的速度要大得多。
1954年全县平均每人用粮三百八十六斤（包括20％的薯类折粮），1956年达四百四十四斤。
当地政府核定每人长年的用粮标准是三百八十斤（其中包括20％的红薯折粮），这个数字在实际工作中只是一个参考性的数字。
到底用粮标准三百八十斤是否够用？
我邀请二位贫农和三位中农讨论了这个问题。
得出结论是，一个强劳动力本着节约精神，每年有三百五十斤粮食（不包括薯类）就足够了。
和老弱、儿童、妇女用粮用合计求出的全民平均常年用粮数，还要比这个数低些。
在农民生活中的考察，可以发觉两个不同的情况。
一个是粮食够用而且略有节余，一个是粮食不够吃。
例如部庄农业社第三生产队二十五户，在麦收时有二十户存有一百四十斤到三百斤陈粮。
在这瓜菜收获的季节，很多地方农民并不多吃瓜菜，夏天常用饭食，早午是蒸馍，夜晚是面条。
当然那些人口少、劳力强、饭量大的、或老弱过多劳动所得不足以糊口的，吃粮有困难。
对这类户，农业社是有照顾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农民对粮食问题有意见，其原因何在呢？
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农民在粮食问题上存在着相当浓厚的自私心理。
他们要求国家在粮食问题上包下来，要求多吃多用，在任何时候都得到满足。
（二）农民不了解国家粮食情况，甚至也不了解本社生产增加、人口增加、出外人口增多、征购和统销等这些直接影响粮食分配多寡的情况。
看问题习惯于从个人家庭出发而不习惯于从集体出发。
（三）农民有积粮备荒思想。
对国家在当前粮食困难时，实行统一调剂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四）农业社内部在粮食分配上，有大小不同的缺点。
有些干部分配不公平，不合理，有多吃多用现象。
（五）一少部分富裕农民仍幻想搞自发势力走资本主义道路。
他们常常用“粮食不够吃”来动摇和影响贫苦农民。
解放前夕，物价一日数涨，币值一日数跌。
国民党反动政府滥发纸币，金元券最高票面数字达一百万元一张，买一袋中等粳米要一亿元。
你看，这人上街买东西，要带这么一大捆钞票。
今天，是另外一幅情景。
市场物价七年来始终稳定。
这是石景山钢铁厂职工们在领到薪金后，除去必要开支外，还把余款存入银行。
栏目：给连队讲时事
最近以来，世界和平力量继续发展壮大，仍是国际形势发展的主要方面。
苏联为加强社会主义各国团结和缓和国际局势继续作出了重大努力；
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胜利闭幕，和第三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的召开，对发展和平力量推进世界和平有着重大意义。
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处于不利地位的美英帝国主义还在竭力为反对世界和平和维护殖民统治，从各方面进行破坏活动，最明显的就是对裁军谈判的拖延阻挠和对中东阿曼起义运动的镇压。
社会主义各国团结进一步加强
为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合作，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主席最近访问了朝、捷、波、德、南、匈、阿、罗等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中国、蒙古过去访问过）。
对加强社会主义团结，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
与此同时，苏联大力地开展活动，同各兄弟国家的党和政府，进行了频繁的友好来往和相互接触。
继7月间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8月间，苏联党和政府又派遣代表团访问了民主德国。
苏联国家领导人和捷、德国家领导人的两次会谈中，对当前的重大国际问题都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
并决定采取具体措施，来进一步加强相互间工业生产和经济改革的配合，以及科学与技术的合作，以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苏德两国最近举行的会谈中，不仅详细地讨论了恢复德国统一的问题，认为这首先是德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应由两个德国直接谈判来实现；
而且强调指出由于西德配置原子武器，从而可能造成对于西德的毁灭性后果，并愿意同西德和西方国家就双方都不在德国领土上配置和生产原子武器的问题达到协议。
当今天西德正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走向军国主义化，而欧洲也已形成了新的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美国——西德侵略轴心，严重地威胁到德国民族的生存和欧洲的和平与安全的时候，苏德的会谈声明，是对好战的帝国主义者一个严正的警告。
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在最近这个时期中也有了进一步的改善。
8月1日和2日，苏南两国党和政府代表团在罗马尼亚举行会谈后发表的公报指出，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今后将在平等、互助、合作、尊重主权、独立和互不干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两国代表团并决心继续贯彻贝尔格莱德宣言和莫斯科宣言中所阐述的原则。
7月间，苏、南、阿、保四国兄弟党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的同志式会见也表明，东欧兄弟国家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正在不断改善。
世界青年争取和平的强大示威
7月28日至8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是和平势力对于战争势力的一次强大示威。
参加这次联欢节的，有一百三十一个国家的十万名青年。
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情绪的热烈，都是空前的。
联欢节围绕着“争取和平与友谊”的中心口号，进行了丰富多采的活动，它大大地增进了世界各国青年的友谊与互相了解，表达了青年一代争取和平与友谊的崇高愿望。
参加联欢节的青年，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具有不同的政治见解和宗教信仰，但他们都在和平、友谊与反对战争的基础上紧密团结起来。
它表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各国人民可以自由交往。
联欢节的巨大成就，一方面是由于许多国家特别是苏联的政府和人民给予大力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尖锐斗争而取得的。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曾对联欢节进行百般破坏和污蔑，美国国务院甚至给驻北大西洋集团各国大使下令，要他们阻挠当地青年参加联欢节。
但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青年都组成盛大的代表团，冲破重重困难到了莫斯科，从而宣告了帝国主义阴谋的破产。
这说明，世界青年争取和平与友谊的坚强意志，已不是帝国主义势力所能阻挠和破坏的了。
美英法合谋拖延裁军谈判
已在伦敦开了五个多月的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会议，由于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阻挠和拖延，至今还没有在重大问题上取得任何协议。
苏联秉着缓和国际局势的真诚愿望，在裁军小组委员会上曾不断地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苏联建议立即停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试验两年或三年，建议首先按一定比例裁减武装部队和军费，为进一步就广泛全面的裁军取得协议创造有利条件；
并且建议公开宣布禁止使用和生产核武器以及从各国军备中销毁一切类型的核武器。
但是西方国家却断然拒绝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它们竭力反对禁止使用、生产核武器以及从各国军备中销毁这类武器，反对大量裁减武装部队。
西方国家为了掩饰拒绝裁军的不可告人的目的，甚至故弄玄虚地设下政治骗局，提出一个耸人听闻的所谓“防止突然袭击可能性”的“新”建议，一面要求广泛开放天空，一面又不肯把美国在各地的军事基地包括在内，其目的就是要故意制造新的不信任，并为将来在裁军问题上不能达成协议的时候，为自己推卸责任，制造借口。
裁军谈判，是以苏联为首的和平力量和以美国为首的战争势力之间的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斗争的中心问题就是核武器问题。
由于军备核子化已成为美国（英国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不移的军事方针，法国也希望保留成为一个“核子大国”的地位，因此，它们都不愿意就核武器问题达成任何认真的协议，而任何裁军协议如不包括核武器部分，对消除战争威胁就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这样，裁军会议就更清楚地暴露了西方国家的阴险面目，更加激发了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斗争意志。
在东京举行的第三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非常有力地显示了这一点。
正是在世界人民坚强的和平意志面前，美英等国才不敢马上公开破坏谈判，并且不得不摆出一副愿意裁军的姿态。
它们的处境是越来越困难了。
西方国家如果继续顽固地阻挠裁军和进行核子军备竞赛，它们将遭到世界人民更强烈更有力的反对。
阿曼人民正继续进行斗争
8月初旬开始，英国殖民者对阿曼人民的武装起义进行了血腥镇压。
起义者已主动撤离首都尼兹瓦进入山区，与侵略者展开游击战。
阿曼教长驻开罗代表哈尔塞说：“真正的战争不过刚开始”。
阿曼人民将继续坚持战斗。
美国在阿曼问题上采取狡猾的两面手法，又一次暴露了它的殖民主义面目。
美国一面支持英国对阿曼人民的镇压，一面又利用阿曼事件向英国施加压力，企图进一步夺取整个波斯湾的石油利益和战略地位，取代英国。
这说明阿曼事件不但是西方殖民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的一个尖锐化的表现，也是美英矛盾进一步尖锐化的表现。
英国对阿曼起义的疯狂镇压，激起了阿拉伯人民对殖民者的更大愤怒和仇恨。
阿拉伯联盟各国已在阿曼问题上重新团结起来，一致支持阿曼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
虽然由于力量悬殊，阿曼的斗争将是十分艰苦的，但是在阿拉伯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侵略者必将失败。
作者：热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