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件铁的事实在在证明
罗隆基反动三十年
民盟中央整风会上群情激愤深入揭发
本报讯
罗隆基是一贯与共产党和人民为友呢，还是一贯与共产党和人民为敌呢？
这个问题，在昨天下午举行的民盟中央第6次整风扩大座谈会上，得到了充分的说明。
会议开始，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要求罗隆基老实交代他过去、现在，对共产党的领导究竟采取什么态度。
这个右派头子，依然狡猾地空洞地给自己戴了几顶帽子，闭口不交代任何事实和思想。
罗隆基这种坚决不向人民低头的态度，引起到会者的极大愤怒。
许多人立即向他提出了质问，并要他交代和马哲民策动的汉阳县的“小匈牙利事件”的关系。
而罗隆基仍然一口咬定几年来根本没有向那里派过人和向谁写过信，要他们进行反动活动。
他说，一定要他交代，他只有“扣帽子过关”了。
尽管罗隆基不肯老实交代他一向与共产党和人民为敌的罪行，但是会上揭发的大量事实，仍然证明罗隆基三十年来一贯反共反人民。
吴晗在发言中指出，罗隆基不但一贯亲美反共，而且，在二十多年前，还曾在他所主编的“新月”杂志上向日本帝国主义献策，要求当时的民族敌人来反共，说什么“中共胜利，固为中国之祸，亦非日本之福”。
1948年民盟三中全会已经决定和中共密切合作，而正当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大举消灭蒋介石匪帮的时候，罗隆基就狂妄地向党提出了分庭抗礼的要求。
吴晗说，罗隆基曾要求他带信给已在解放区的沈钧儒，向中共提出如下的要求：
一、反对亲苏的一边倒外交政策，要求实行亲美的所谓协和外交政策；
二、取消民盟中的中共交叉党员；
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
罗隆基还声言，如果不接受这些条件，民盟就要退出联合政府退居为在野党。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罗隆基仍然敌视共产党的领导，当面向周恩来总理要求
“轮流做庄”（即轮流执政），说什么“你们代表一部分人民，我们代表一部分人民，大家共同协议合作，组织联合政府”。
罗隆基最怕别人揭发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和他有关，梁思成却揭露了二十多年前的“新月”杂志上，罗隆基就诬蔑无产阶级专政是“党天下”。
罗隆基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党独裁”，是“党在国上”。
他把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也将消灭的理论称之为“以党废国”。
他还说：
“国民党可以抄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
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文章，把党放在国上。
秦始皇、刘邦、曹操、司马懿……打下了天下，当然做皇帝，这就是
‘家天下’的故事。
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他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
罗隆基还在“新月”杂志上写文章歌颂意大利万恶的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很为中国没有墨索里尼这样一个人而惋惜，说什么“倘若中国有墨索里尼这样的一个人，一班小民，一定甘心情愿去歌颂他、奉迎他、顺从他、拥护他。
不幸，中国又没有这样的一个人……。”
罗隆基在他的历次交代中总是信口雌黄地污蔑已故的前民盟主席张澜，甚至把他自己的一些恶行推到张澜身上。
他以为这是死无对证的事了。
昨天张澜生前的秘书吕光光出来作证，揭穿了罗隆基的弥天大谎，并且揭露了罗隆基为了实现反共阴谋，而要狭、劫持、陷害以至辱骂张澜主席的一系列罪行。
比如，罗隆基曾说他自己1948年没有到解放区，是因为受了张澜的影响。
吕光光说，实际上是罗隆基勾结特务阻挠张澜去解放区。
当时本来张澜已决定到解放区去，但是，罗隆基却告诉张澜说，国民党特务监视严密，要走也走不掉，而且还把张澜也拉进虹桥疗养院去。
从此，张澜就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更加严密的监视。
吕光光的揭发，引起到会者极大的愤慨。
罗隆基这时恼羞成怒，不经主席许可，就站起来大喊大叫，说这是“有意陷害”，这是“任意捏造”。
会上立即有人起来证实吕光光的发言，并对罗隆基提出质问，罗隆基继续抵赖。
到会的人一致愤慨地要求主席制止罗隆基这种无赖行为。
周新民接着发言，他负责保证吕光光所揭发的都是事实。
他说，从张澜1949年来到北京，到他1955年进入医院，这将近六年间，我几乎每周都要看张澜一次，他也曾把告诉过吕光光同志的一些事情告诉过我。
周新民还揭露了罗隆基反对民盟三中全会决议，支持李宗仁竞选伪总统，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企图和李宗仁秘密谈判，由民盟接管李记“国民政府”的反动行为。
罗隆基一直不肯承认章罗联盟和他的反动的小集团。
在这次会议上，他的亲信赵文璧揭露了罗隆基和他谈过的许多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私房话，并且证明章罗确有联盟，他还揭露了罗隆基指挥他的反动小集团的一些事实。
赵文璧说，他来北京后，曾问罗隆基要不要兼搞民盟的工作时，罗隆基和他说：
“现在形势变了，我和伯钧很要好”。
罗隆基还指示赵文璧目前要先从基层搞起。
04月间，罗隆基的另一亲信范朴斋也和赵文璧说：
“目前章罗拉得很紧”。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赵文璧担心章伯钧会“出卖”罗隆基，范朴斋却说：
“这次不会”。
罗隆基在昨天的会上还说他这几年没有给谁带过信或派过谁去搞反动集团。
赵文璧揭发：
罗隆基曾托范朴斋带口信给在上海的彭文应、陈仁炳和赵文璧，要他们保持团结，搞好工作，取得信任等待时机。
同样的话，罗隆基还通过浦熙修传达过，并且亲自告诉陈仁炳。
罗隆基还曾写信把他在北京的“小圈子”的情况告诉赵文璧。
1953年，罗隆基到上海时，赵文璧向他建议不要和沈志远相争，要用拥护沈以争取沈的办法来保持地位。
罗隆基同意而且照办了。
赵文璧在会上发言之外，还交出了罗隆基给他的一些信件。
费孝通和汪金丁先后揭发罗隆基怎样利用知识分子向党进攻。
费孝通说，罗隆基利用知识分子向党进攻的阴谋活动，是经过长期的谋虑而采取的自觉行动，决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什么“偶然”的错误。
费孝通以罗隆基在1955年02月在民盟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问题汇报会上的发言、1956年和1957年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发言，以及195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为例，说明罗隆基一贯煞费心机地恶毒地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甚至不惜捏造事实煽动知识分子对党的不满。
罗隆基说党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学术上都不信任，他鼓励知识分子要做“脱颖而出的英雄”，要凭自己的本领，把自己所有的思想、货物全盘托出，和马列主义比比高低。
他还狂妄地宣称马列主义最后会被淘汰被清除。
吴昱恒在发言中指出：
罗隆基为胡风、陈堃、王士倬（陈、王均为肃反斗争对象，他们的材料，报纸上已经揭发）等喊冤，罗隆基为胡风深抱不平，扬言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把胡风关起来是得罪了三百万知识分子。
吴昱恒说，如果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成立了，他一定首先替胡风翻案。
浦熙修也揭发了罗隆基一些仇恨共产党依附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
1948年5、6月间，浦熙修在南京新民报工作时，罗隆基忽然从上海写了一篇支持李宗仁竞选伪总统的文章寄给她，还嘱咐她：
不要用罗隆基的名字，而用“拉斯基一门徒”的假名在新民报上发表。
浦熙修说：
罗隆基那时名为在上海养病，实际上却在暗中为李宗仁竞选伪总统进行卑鄙活动。
一直到上海解放前夕，罗隆基和李宗仁还是勾勾搭搭。
当时，他曾要上海美国总领事转广州美国总领事路登一封信，要路登交给李宗仁的部下丘公渭、甘介侯转达给李宗仁。
浦熙修肯定地说：
这个关系，我相信至今还保持着，去年周鲸文去香港前，就曾和罗隆基密谈过。
浦熙修还揭发，解放以后，罗隆基到北京，对于美帝国主义仍念念不忘。
他和张东荪、曾昭抡等勾勾搭搭的目的就是为此。
他曾说张东荪勾结美国三等特务不争气，而他自己始终想和美国头等特务搭上关系。
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还有华罗庚、曾昭抡、北京市立四十三中学（原惜阴中学）教师高学古。

今年我国国民经济计划将超额完成
编好明年计划正确解决新的矛盾
薄一波向天津市干部报告编制1958年计划控制数字问题
新华社天津10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在天津视察工作以后，9日上午就编制1958年计划控制数字的几个问题向全市一千多名领导干部做了报告。
薄一波首先指出：
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基本上是良好的，预计可以超额完成计划：
工业生产预计将超过五年计划指标13％以上，钢铁的生产量将由1952年的一百三十四点九万吨提高到1957年的五百余万吨。
载重汽车、喷气式飞机，早已大量生产，七万二千五百瓩的全套水力发电设备、二万五千瓩的全套火力发电设备、二千五百吨的水压机、七百公厘的全套轧钢机、八十吨的电机车、五千吨的货轮、四十马力的拖拉机等等，经过试制亦将开始生产。
农业生产，预计将超过五年计划指标2.5％，粮食产量将由1952年的三千零八十八亿斤提高到1957年的三千八百二十亿斤，棉花产量将由1952年的二千六百零七万担，提高到三千万担。
基本建设预计将超过五年计划指标14％。
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厂矿企业建设单位将达到八百二十五项，比原定的六百九十四项超过一百三十一项。
五年预计新增加的生产能力，按每年的产量计算，原煤增加四千五百二十八万吨，电力增加一百零四点七亿度，石油增加一百二十六点五万吨，生铁增加三百零九点四万吨，钢铁增加二百一十七万吨，棉纱增加一百六十一万件，棉布增加十四点一亿公尺，机制纸增加二十一点五万吨，机制糖增加十五点五万吨。
在生产不断发展，基本建设不断增长的基础上，社会就业面扩大了，职工的平均工资比1952年预计将增长37％左右，超过原定计划增长33％的指标。
绝大多数农民的收入，也有相当的增加。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
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将要超额完成了。
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将要建立起来了。
我国基本上已经能够用自己制造的设备，建设自己的电站、采矿企业、中型冶金企业、金属加工企业、化学工业企业和轻工业企业了。
我国已经开始用自己制造的机械，装备自己的运输部门、农业部门和加强国防了。
对于祖国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每个具有爱国心的人都是非常高兴的，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则极端仇恨。
他们说：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糟透了，我国人民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善，甚至处在饿死的边缘。
右派分子妄想抹煞客观的存在，妄想把历史车轮往后拖，这当然是徒劳无功的。
明年计划中的十个问题
现在就要着手编制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了。
1958年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2个五年计划的第1年。
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必须根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根据党和政府所确定的有关的方针政策，根据第1个五年计划执行过程中的经验和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要求，既积极又可靠地安排各项计划指标，以便正确地解决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新的矛盾。
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新出现的主要矛盾是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赶不上生产资料生产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赶不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同时，在生产资料的发展方面，原材料工业的发展又赶不上加工制造工业发展的需要。
这样，在我国国民收入的积累同消费之间，也就出现了新的矛盾：
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较慢，国家所增加的收入大部分只能用于积累。
正确地解决上面所说的各种矛盾，是编制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和第2个五年计划期中的主要任务。
因此，编制1958年度计划控制数字的方针，应该是贯彻执行发展工业同发展农业并重的方针，加速农业的发展；
积极地发展原材料工业、特别是发展某些特殊的和供应不足的原材料工业；
继续贯彻执行大、中、小型企业相结合和充分利用小工业、手工业的政策；
注意使铁路运输的发展适应于生产发展的需要；
加强对外贸易对于国内生产和市场的调剂作用。
同时，应该继续节俭军政费用，降低非生产性建设的标准和投资，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勤俭建国的方针。
薄一波接着就上述方针，提出十个问题进行了说明，并同大家商榷。
加速农业的发展
第1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
1958年应当适当地增加对于发展农业的投资。
把国家对于有关发展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农贷、事业费开支同农业生产合作社本身的投资结合起来考虑，实行统一规划、适当安排，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对农业投资的经济效果。
发展农业投资的用途，主要有四个方面：
即：
兴修水利、排涝、开荒、发展化学肥料。
只有有计划地做好这四个方面的工作，才能进一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扩大耕地面积。
此外，在发展农业方面，要注意适当掌握粮食作物同技术作物种植面积的比例关系。
以目前的情况看，棉花的种植面积，以保持在九千万亩的水平上是比较适宜的。
今后在新扩大的耕地面积中，也应有适当的比例种植棉花。
同时，在现有的棉田中，注意尽量不减少并适当地增加高产区棉田的种植面积。
并且要大力纠正某些地区废弃山区农田的现象。
发展农业的问题，在我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因为农业能为轻工业提供原料和市场，农业是许多重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是改善人民生活的基本条件，是国家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是现阶段我国出口物资的主要来源。
农业发展了，不仅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而且可以促进轻重工业的发展。
积极发展原材料工业
第2、发展原材料工业。
发展原材料工业的主要任务在于：
一方面满足我国建设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增加出口的需要。
在满足国内建设需要方面，应集中力量发展化肥、炭煤等工业，以促进农业的发展；
同时发展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石油、盐碱等工业，以满足制造工业、运输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发展的需要。
在扩大出口方面，主要是增加煤炭、生铁、食盐、有色金属和非金属产品的生产，以便适当地增加矿产量的出口比重，缩小农产品的出口比重。
所有出口的矿产品，都要尽可能地在国内经过加工，再行出口，以充分发展我国的生产事业。
在原材料工业的采掘和加工方面，应当是大型企业同中小型企业相结合，机械化开采同手工开采相结合，国家开采同群众开采相结合。
可以提倡有关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副业）来开小煤矿、小铁矿、小有色金属矿、小非金属矿、小盐场和小碱场等等，以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充足的条件来开发我国丰富的资源。
统筹安排机械工业
第3、统筹安排机械工业。
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的机械工业有了迅速的发展；
同时，一部分国防工业的生产能力已经有可能转向民用生产，而原材料工业的生产又不能充分满足加工制造工业的需要，因此，今后将适当地压缩对于发展一般机械工业的投资，而集中力量发展重型的和精密的机械。
对于现有的机械工业，应当在平时和战时，专业和协作，制造和修理，机械部门和非机械制造部门，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的条件之下，统一规划，适当安排，以充分发挥其作用。
凡是社会上暂时不需要的产品，应当尽量压缩生产；
凡是社会上需要的产品，应该积极增产，并且努力进行新种类产品的试制和生产，以争取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所需的机器设备绝大部分由国内自行解决。
适当发展轻工业
第4、发展轻工业，适当地满足人民需要。
由于原材料供应的限制，1958年对轻工业的投资将有所减少。
鉴于农业原料生产不足和木材的严重缺乏，今后对于采用农业原料的纺织工业和采用木材为原料的造纸工业和人造纤维工业的发展，应作适当的限制。
但对于国内现有的各种纤维原料（如棉杆皮、野麻、苎麻、家蚕丝、柞蚕丝、蓖麻蚕丝等）应充分加以利用。
不要嫌少、嫌麻烦，要有多少就利用多少。
对于食糖、造纸工业，应当根据原料的可能适当发展。
对于盐的生产，要增加投资，以满足国内消费和出口的需要。
轻工业消费品，尤其是棉布和针织品的生产同需要之间的矛盾是相当紧张的。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适当地满足人民的需要，除了积极增加农业原料的生产之外，大力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做好收购工作，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特别是粮食和棉花的商品率，这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
第5、发展交通运输。
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原材料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1958年的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的某些区段和新工业区的铁路运输，将很紧张；
同时长江和海南岛港口的运输业务也很紧张，必须增加对于这些方面的投资和加强这些方面的工作。
地方的交通运输，则主要通过发动群众使用民间运输工具的办法来解决。
积极灵活进行对外贸易
第6、对外贸易。
鉴于我国经济建设发展中所存在的矛盾，特别是某些特殊的原材料的需要同供应可能之间的矛盾，不仅在现在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也是不可能完全由国内解决的，必须经过对外贸易进行调剂，求得解决。
我们的对外贸易计划，必须适应这种新的情况，采取积极灵活的方针。
在出口方面，应该积极地提高矿产品和机械产品出口的比重。
对于矿产品的出口，各部门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在数量上和品种规格上满足出口的要求。
在不破坏矿产资源的条件下，各地也应该适当地增加一些投资，积极发展地方的和民间的采矿业，增加矿产品的出口，对外贸易部门还应该根据国内机械工业生产的可能，积极地组织出口，扩大国外市场。
应该大力增加次要商品出口的比重。
在这方面各地方的潜力是很大的，特别是对于一些有出口传统的零星分散的物资，各地应该大力组织生产，收集和出口，逐步地降低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出口的比重。
在进口方面，应该尽量压缩机器设备的进口，凡是国内可以生产的机器设备，就是质量比进口的低和价格比进口的高，也应该不进口或少进口，而由国内生产供应。
应该增加国内缺乏的某些特种器材和轻工业原材料的进口，这对于促进国内生产和安排市场是十分必需的，应该是今后进口贸易的主要方面。
还应该尽量削减高级消费品及其它工业成品的进口。
发挥投资的经济效果
第7、发挥投资的经济效果。
除了上面所说的合理安排各部门的投资比例关系之外，努力提高生产性建设投资的比重，大大压缩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的比重，也是很重要的。
1958年对于办公楼、大礼堂、招待所等一律不建；
宿舍、商店、合作社、银行等，除新工业区十分必需者外，也应不建和尽量少建。
无论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建设，都应在保证质量和适用的原则之下，适当降低造价。
在非生产性的建设方面，尤其要加以注意。
为了发挥投资的经济效果，还应当考虑国家资金的有偿使用问题。
这样，才能促进资金的合理使用，并且真正地贯彻执行经济核算。
合理组织经济
第8、合理组织经济。
主要是搞好企业之间供产销三方面的协作。
今后，在建设新企业审查设计的时候，如果在供产销之间没有取得经济而又合理的协作关系即不应当批准该项建设项目。
在现有的企业之间，也应当根据经济合理的原则把供产销三方面的关系适当地固定化。
这是合理地组织国民经济的一项巨大工作，只有做好了这项工作，才能使部门之间的生产组织合理化，才能真正地搞好地区平衡和合理运输，才能大大改善目前供销关系，才能把计划工作提高一步。
改进基本建设计划体制
第9、改进基本建设的计划体制。
目前基本建设的计划体制，分中央和地方两个系统，常因互不通声气，各搞一套，造成某些不必要的浪费。
随着整个体制的改进，除在中央同地方的投资比例关系上适当地增加对地方投资的比例之外，今后还应当编制分地区的统一的基本建设计划，使地方不仅能够考虑地方投资的合理性，而且也可能考虑当地中央所管的企业和事业单位投资的合理性。
使中央的同地方的建设事业密切地结合起来。
这对于相互促进发展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贯彻执行勤俭建国方针
第10、合理运用资金贯彻执行党的勤俭建国的方针。
前面说过，由于我国消费资料的生产赶不上生产资料生产发展的需要，因而在国民收入的积累同消费的分配之间出现了新的矛盾。
为了正确地解决这一矛盾，就要根据党的勤俭建国的方针合理地运用资金。
今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每年都将增加一定数量的国民收入以及财政收入。
对于这些收入首先要在积累同消费之间进行合理分配。
但是由于我国消费资料生产增长较慢，限制了人民的消费水平的提高，因此每年国民收入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部分的大部分只能用于积累。
但是用于积累的资金在增加固定资产和增加流动资产两个方面又存在着矛盾，当然过多地增加流动资产，是不利于扩大再生产的发展的；
而如果过多地增加基本建设的投资，则又加大对于市场的压力。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贯彻执行党的勤俭建国的方针，把这些积累资金最有效地用在克服我国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中去，特别是用在发展农业和原材料工业中去，这样，就不仅不会加大市场的压力，而且能够增加消费品，增加出口物资，这对于缓和市场的压力，解决积累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最后，薄一波还强调了要充分发挥像天津这样的沿海地区的工业基地的作用。
他以视察过的天津新兴钢铁厂、天津自行车厂和天津缝纫机制造厂为例，说明了更好地利用这种工业基地的可能性。
他希望天津工作的干部在这方面为党为国家作更大的努力。

和平万岁！
友谊万岁！
举世瞩目的第6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在经过为期两周的紧张的活动以后，今天在莫斯科列宁中央运动场胜利闭幕了。
这次联欢节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
参加这次联欢节的有一百二十七个国家的十万名青年代表，参加的国家和人数比上几届联欢节大大增多了。
亚非及中近东的许多国家都是第1次参加联欢节。
我国派出的一千二百人组成的代表团，也是空前庞大的。
这次联欢节的活动是丰富多采的，每天的活动项目达三百五十次到四百次之多。
所有这些活动都贯串着一个思想，一个目的，即是进一步增进各国青年的友谊和互相了解。
联欢节的巨大成就之一，是它向全世界有力地表达了青年一代争取和平与友谊的崇高愿望。
无论是开幕式的和平大游行，无论是各国青年的相互联欢和会见以及反对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群众大会，各国青年都一致表示出：
“不要战争！
不许战争！”
“不要让第3颗原子弹降落！”
这些激动人心的雄壮场面，表达了全世界亿万青年的和平心愿。
这是全世界和平力量对战争势力的强大示威。
联欢节同时也充分地表明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各国人民可以自由交往。
参加这次联欢节的青年都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政治和宗教信仰，但是，他们都能在和平与友谊和反对战争的基础上紧密地团结起来。
他们共同为“友谊公园”奠基，为探明真理而举行各种政治、学术的讨论会，为互相观摩学习举行内容繁多的艺术比赛和体育比赛，为增进相互了解而举行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家青年的友谊联欢。
无疑，这次联欢节的举行，对于进一步扩大世界青年的友谊，促进各国青年的团结，增强青年保卫和平和反对战争的力量，将会起十分巨大的作用。
这次联欢节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青年团体的支持，特别是得到这次联欢节主人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大力支持。
联欢节的每一个参加者，都亲身感到苏联政府和人民筹备和组织这次联欢节所作出的巨大努力，亲身感到苏联政府和人民的殷勤好客和酷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决心；
他们都会牢记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所讲的话：
“要珍爱和平。
为了保卫和平和加强各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把你们青年的力量团结起来，为全人类美好的未来而奋斗！”
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却那样仇视和害怕联欢节，他们百般地破坏和污蔑联欢节。
美国国务院不给愿意参加联欢节的美国青年发签证，宣布联欢节筹备委员会为颠覆组织，并下令美国驻北大西洋集团各国大使采取措施阻挠当地青年参加联欢节。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这些行为，再一次暴露了它们仇视友谊、不要和平的真面目。
但是，帝国主义者企图破坏联欢节的这些阴谋并没有实现。
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青年，他们冲破重重难关，以旅行者的身份参加了联欢节。
这说明了帝国主义者是阻碍不住青年们走上争取和平与友谊之路的。
让战争贩子们在雷动的“争取和平与友谊”的呼声中发抖吧！
中国青年代表们和参加过去历届联欢节一样，积极参加了联欢节的各种活动。
他们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代表的会见，增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青年大团结；
同民族主义国家、殖民地和附属国青年代表的会见，促进了亚非国家青年的反帝国主义的大团结；
同美国和英国青年代表的会见，有助于彼此互相了解和建立友谊关系。
中国青年艺术家和体育家在表演和比赛中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有力地说明几年来中国的艺术和体育运动获得了巨大成就。
中国青年代表团学到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并将带回全世界青年的友谊。
第6届青年联欢节今天胜利闭幕了。
来自五大洲的各国青年代表将带着愉快的印象、争取和平与友谊的决心告别欢乐的莫斯科，回到自己的祖国去。
我们祝他们青春常在，友谊永存。
我们祝他们把“和平与友谊”的花朵带到世界各个角落，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争取和平与友谊、为反对战争而奋斗到底。
和平与友谊，这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
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同参加联欢节的青年代表们一道高呼：
和平万岁！
友谊万岁！

大辩论后高高兴兴卖余粮
山西省榆次县王村农业社经过社会主义大辩论后踊跃出售余粮。
上图：
王村农业社社员们正在座谈会上进行对比、回忆和算账。
下图：
第2队的社员们，连夜把晒干的小麦扬净，准备卖给国家。
新华社记者　张瑞华摄

河北南和县层层深入讲透道理
大辩论扭转征购滞缓局面
本报讯
据河北日报消息：
在今年夏季征购工作中，河北省南和县针对有些农民只顾个人利益不顾国家利益的个人主义思想和不少干部的右倾情绪和强迫命令的作风，发动农民进行了一次社会主义大辩论。
这次辩论迅速扭转了夏季征购工作迟迟不前的局面，顺利地完成了征购任务。
到7月中旬，全县征购入库的小麦即达一千三百二十多万斤。
统一基层干部的思想认识
向群众展开宣传教育工作
当小麦征购任务公布以后，不少群众有抵触情绪。
他们认为“国家统购太多了，留的消费指标太少了”。
这时候，一些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挑拨和煽动，说什么“国家有权购咱的粮食，咱就有权不生产”；
“国家想多购，咱就多瞒产”。
拥护统购统销政策的干部和群众，竟受到讽刺和打击。
一时农村中邪气上升，正气不能抬头，粮食征购工作迟迟不前。
面对这种思想混乱的情况，党的基层组织和干部，表现了三种不同的态度。
有的认为国家就是购的多，给群众留的少了，感到自己没有什么道理去说服群众。
他们甚至同情群众瞒产、私分等错误行动，表现了严重的右倾情绪。
与此相反，有些党的基层组织和干部，认为群众的意见都是错误的，不愿进行思想教育工作，以为要完成征购任务就得硬来。
除以上两种“左”的和右的态度以外，阎里、三思、三召、史召等乡的党的基层组织和干部采取了正确的态度。
他们深入了解和分析群众的思想情绪，向群众进行了正面教育，展开争辩，最后弄清了是非。
南和县委总结了以上三种态度和作法，并发动干部进行讨论。
经过讨论，干部们的认识统一了。
大家认识到只有积极地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才是最正确的道路。
因此，全县决定在夏季征购工作中，开展一次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从6月中旬开始，全县共计组织各级负责干部和报告员四十六人，向全县70％以上的人口作了二百三十七次报告。
全县并训练了党员、团员、宣传员一万六千零十二人，向群众开展了宣传教育工作。
各乡、各社召开了不同类型的座谈会、辩论会。
通过大辩论，全县政治面貌大为改观。
群众中对粮食征购工作的不满言论大大减少了。
坏分子的挑拨煽动言行受到了打击。
十多天中征购入库的夏粮即达一千多万斤。
回忆对比新旧社会的生活
算清统购统销的几笔细账
各地在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时，第1步是干部和群众一起充分地讲道理。
主要是讨论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的好处。
三召乡的干部和农民进行了回忆和对比。
他们对比了1943年和1956年受灾后的情形。
他们想到1943年无吃无穿、粮价物价飞涨、卖儿卖女、逃荒在外的悲惨生活，而1956年灾后生活安定，冬小麦获得了大丰收。
经过对比，大家都认识到了如果没有合作化、没有统购统销，去年的灾荒是无法度过的。
阎里乡发动群众算清了几笔账。
从去年秋天到麦收前，国家供应了全乡二百二十九万多斤粮食，今年只统购了五十二万七千斤；
同时国家还发放了各种贷款和救济款十五万多元。
今年夏季小麦总产量是二百八十六万三千斤，除征购一百一十万零九千斤外，全乡还留粮一百七十多万斤。
由于算清了账，大家认识到统购统销的好处，全乡很快完成了征购任务。
统购数字不比过去大
留粮标准也不能说低
对统购统销的基本问题初步辩明以后，各地第2步是通过辩论澄清群众中的模糊思想，弄清是非。
例如，有些群众认为“统购统销好是好，就是购的多”。
他们不了解国家掌握必要数量粮食的重要意义。
三思乡针对这个问题展开了争论。
有人说：
“国家征购的数字比过去并不多，咱们是光看见国家拿走就红眼。”
三思农业社社员薛小得说：
“几年来就是去年征购的少一点。
正因为如此，粮食才跑到私商小贩手里，光咱村卖挂面就用了几千斤小麦。
因此到了春天，一些真正的缺粮户闹粮食紧张，给国家和群众造成了不少困难。
看来还是粮食掌握在国家手里好。”
又如有些人认为留粮指标低。
这个问题在城关乡展开了讨论。
一个贫农说：
过去粮食多的是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下中农和贫农一般从麦收吃不到秋收。
现在留这些，我觉得比那时生活好多了。
三思村有的群众说：
“吃饭穿衣论家当，咱们留粮多少，得看咱们国家的底子。
大家都想多留点，可也得看看国家的困难。
想多留粮，非得多生产不行。”
瞒产对国家和自己都不利
要多留多分只有发展生产
澄清了上面的模糊思想以后，农民们批判了隐瞒产量的错误做法。
他们认识到瞒产不仅对国家不利，对自己也不利。
产量报不实就不能正确地实现按劳取酬的原则，瞒产只是少数人沾光，多数人吃亏。
特别是劳动好工分多的社员更担心瞒产使自己吃亏。
弄清这个是非后，许多干部和群众自动地揭露出许多瞒产的事实。
据郝桥、宋庄、三思等六个村不完全统计，即揭发瞒产十六万多斤。
讲透道理和弄清是非以后，全县各乡一面组织群众完成交售任务，一面向群众指明解决国家需要和农民要求多留多分之间的矛盾的正确途径：
要想多留多分，只有发展生产。
各地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批驳了埋怨国家和干部的错误思想。
许多人认识到：
现在分的少，一不怨国家，二不怨干部，就怨生产的少。
现在，全县农民生产情绪高涨，各乡、社都制定了生产计划，开展了夺红旗的生产竞赛。
农民们提出：
“争取秋季大丰收，既要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又要多生产、多分粮。”

为章罗联盟打天下卖足气力
彭文应是罗隆基的一等忠臣
上海民盟组织举行干部大会进行揭发
新华社上海10日电
上海民盟组织9日举行各级干部大会，揭发和批判章罗联盟在上海的小集团骨干分子、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彭文应的反动言行。
整风一开始，彭文应就借视察的名义和民盟上海市负责人的名义，到工厂、机关和民盟的基层组织点火。
在5月14日上海民盟全体干部大会上，担任大会主席的彭文应更杀气腾腾地大放毒箭说：
“今天这个大会是誓师大会，是向民主大进军”，煽动人们向党进攻。
他还和陆诒商量，要把市中心的人民广场搞成海德公园式的“自由论坛”。
彭文应还支持右派分子鲁莽在市宣传会议上疯狂攻击共产党和靠拢党的积极分子。
鲁莽事先将发言稿给彭文应看时，彭还嫌火力不足。
鲁莽发言后受到很多人的反对。
彭文应不仅立刻在报上写文章支持鲁莽，还秘密策动其他党派成员签名支持他。
同时，彭文应写信给北京罗隆基的亲信赵文璧，汇报鲁莽发言问题、自己发表的各种反党谬论和上海的“形势”向罗隆基邀功。
据揭露，彭文应和罗隆基是同乡、同学，又同过事，自从1946年加入民盟后，就成为罗隆基右派小集团分子。
在上海忠心执行罗隆基的路线，对抗以史良为首的民盟总部华东执行部。
他和罗隆基小集团的陈仁炳、赵文璧、孙斯鸣、孙大雨、韩鸣、周永德、曹鸿翥、程应缪等人经常集会密谋，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打击和排挤盟内的进步分子。
到1956年08月民盟上海市委改选时，彭文应和陈仁炳、孙斯鸣等更采取分别包干提名的方式，使上海盟内右派分子全部出笼，夺取了上海民盟的领导权。
会上还揭露出彭文应挂着“进步民主人士”的招牌进行敲诈勒索以及抽逃资金、盗卖银行押品、泄露国家机密获取暴利、派出打手强占民房等犯罪行为。
彭文应在9日的大会上不但不认真检查交代自己的错误，反而公然丑表功，大家对彭文应这种不老实的态度极为愤怒，纷纷举出事实逐一驳倒他的谬论。
在反右派战线上

本报讯
在10日下午举行的民盟中央第6次整风扩大座谈会上，吴晗、吕光光、梁思成的发言对罗隆基一贯反动的政治本质作了有力的揭发。
现在把他们的发言摘要发表如下。
吴晗指出罗隆基所谓拥护中共是一派胡言
吴晗发言说，罗隆基多次狡辩，说什么把他烧成灰，都没有反对共产党的气味，说什么他是坚决拥护共产党领导的，真是无耻到极点。
现在我们举几件铁一般事实，来说明罗隆基到底是亲共的还是反共的？
1948年罗隆基就提出一个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纲领，如果中共不接受，他就要民盟退出联合政府和中共对抗
早在二十多年前罗隆基就凶恶地叫嚣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固为中国之祸，亦非日本之福”（新月月刊第3卷第12期）。
他不但反对共产党，还替中国人民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献计，要他们和他一起来反对共产党。
解放前后罗隆基的立场怎样呢？
1948年，这就是在民盟三中全会决定和共产党合作之后，在民盟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决定参加联合政府之后，在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消灭蒋介石军队，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夕，沈衡老和民盟中央其他同志都已从香港到解放区，我在从上海到华北解放区的时候，罗隆基要我带一封信给已到解放区的沈衡老，要沈老代表民盟向中共中央提出几个条件，这些条件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主要是主张不要向苏联一边倒，实行所谓协和外交政策；
民盟盟员与中共党员彼此不要有交叉；
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要和中共订立协议，如果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
1949年罗隆基就不同意民主党派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共代表无产阶级的说法，向周总理表示要“你们代表一部分人民，我们代表一部分人民。”
这封信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全是罗隆基一人起草的，当时曾经提到上海盟内同志讨论，史良、许广平、楚图南，还有其他同志都不同意。
但是罗隆基仍然要我带到华北，要沈衡老向中共提出。
我到了华北以后，才知道沈衡老和其他民盟同志是在东北解放区。
罗隆基这次主张是十分荒谬的，当时我也就没有把这封信交出来。
按照罗隆基的意思，要末中共接受罗隆基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纲领，使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末民盟就不参加政府，而以反对党的身份和中共对抗。
解放以后罗隆基究竟是怎样“坚决拥护共产党”呢？
吴晗说：
1949年政协会议召开之前，罗隆基到了北平，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接见了他。
现在有人揭发：
罗隆基见毛主席之后就对他的朋友说：
“毛主席这个人很厉害狡猾，比历代统治人物都凶。”
周总理和罗隆基谈话时，周总理说民主党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共代表无产阶级。
罗表示不同意周总理的意见，他说周是南开出身的，毛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
他说他曾向周总理表示，我们成立人民阵线，你们代表一部分人民，我们代表另一部分人民，这样来共同协议合作组织联合政府。
这一段话十分露骨地表示他是不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他要轮流做庄，轮流执政，而且狂妄地自封为代表一部分人民和共产党面对面讲价钱。
从这些话大家可以看出罗隆基所说的“坚决拥护共产党”是什么意思了。

张澜生前秘书吕光光揭露
罗隆基胁迫陷害张澜的阴谋
吕光光发言说，解放后，我担任了张澜主席的秘书，张主席和我谈了不少解放前的事情。
因此，我听了罗隆基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肆意对于张主席进行诬蔑，感到无比愤慨！
罗隆基以为张主席死无对证了，可以听任罗隆基的诬蔑，但是，作为张主席生前的秘书的我，有责任来揭穿罗隆基对张主席的诬蔑和造谣。
张主席告诉我，1947年冬，民盟被蒋介石政府宣布“非法组织”后，张主席随即在上海受到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失去自由。
这时罗隆基却被国民党反动派接到上海著名的疗养院虹桥疗养院去“休养”，并且拨予特用的小汽车供他访朋友、逛马路、串商场，去他高兴去的任何地方。
从这里可以看出罗隆基所谓同张主席在上海“共患难”是怎么回事了。
阻挠张澜汇款接济解放前在香港的民盟中央
1948年春，民盟中央在沈钧儒同志的领导下，在香港召开了三中全会。
会议决定民盟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反对美帝援蒋侵华，拥护土地改革。
陷身上海的张主席知道了这些正确的决定后，立刻写信给香港的周新民同志，表示他虽然不能去香港，但十分关怀民盟中央的工作，愿意按月汇寄五百元港币，作为香港民盟开展民主活动的经费。
可是罗隆基知道张主席对香港民盟有所接济的时候，竟然警告张主席说：
“他们跑都跑了，还管他们干什么！”
张主席很不满意罗隆基的这种阻挠。
后来告诉我这件事情时，他还非常气忿地说：
“罗隆基要反对三中全会，反对民盟跟着共产党走，竟干涉起我汇款到香港去接济的事了！”
勾结特务监视、阻止张澜去解放区
1948年底，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了保护张主席的安全，曾经指示当时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不惜任何代价，竭力营救张主席出险。
张主席也决计出走香港转赴东北解放区。
但是，当张主席将这一机密事件告知罗隆基时，罗隆基却别有用心地对张主席说：
“你是德高望重的人，国民党是奈何你不得的，像我这样抛头露面的人，危险性更大。
我都不走，你又何必走呢？”
甚至恐吓张主席说：
“国民党特务监视得这么严密，你要走也是走不掉的”！
紧接着，罗隆基就利用张主席牙痛医牙的机会，索性把张主席拉进了虹桥疗养院，不让张主席出院。
监视张主席的国民党特务，也就大大增多。
张主席要求到疗养院附近的徐家汇田野里去散步，都有特务多人尾随着，甚至拒绝张主席外出散步。
张主席曾经向我亲口说：
当罗隆基知道他决计出走的机密后，为什么竟把他拉进疗养院而不让出院？
为什么监视他的特务也就增多了，而且更加严密了？
张主席对于这件事情，始终是想不通的。
然而，在前次的座谈会上，罗隆基又颠倒黑白地说什么当年他要到解放区去，因为张主席在上海也就影响了他没有到解放区去。
又是一个弥天大谎！
罗隆基在当时是不是勾结了国民党特务，有意阻止张主席去解放区，罗隆基现在应该交代。
解放以后，张主席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职务，罗隆基妄图利用张主席的崇高地位，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勾当。
在这一段时期里，罗隆基胁迫陷害张主席的阴谋活动，我都是在场目见耳闻的，我现在愿意负责作证。
胁迫张澜，企图借张澜名义包庇国民党特务
上海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为了抢救张主席和罗隆基出险，策动当时负责监视张主席的特务阎锦文，将张主席和罗隆基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此罗隆基就把阎锦文尊为“恩人”。
于是罗隆基坚持要介绍阎锦文加入民盟，要求张主席和他一道作介绍人，甚至对张主席说：
“只有我和你了解阎锦文，应该是当然的介绍人”。
后来民盟组织和张主席断然拒绝了。
接着罗隆基要把阎锦文安插在天津大中华橡胶厂，进一步要挟张主席，联同罗隆基本人写信给当时全国总工会李立三副主席，代阎锦文关说。
罗隆基还写信给大中华橡胶厂资方负责人洪念祖，要求洪念祖向公方代表为阎锦文争取在该厂的地位，并要求张主席在信上签名。
张主席拒绝签名后，罗隆基竟说：
“你不签名，我这个政务委员（当时罗是政务院委员）还是发得了这封信的。”
张主席愤慨地说：
“我这条命是共产党救活的，不是特务救活的！”
然而，罗隆基一直把曾经作过国民党特务的阎锦文当作救命恩人，始终不承认是中国共产党救了他。
拉张澜为张东荪奔走被拒后竟破口大骂
1952年“三反”运动期间，张东荪的叛国罪行被揭开了。
在此以前，罗隆基一直称病在颐和园休养，连关系国家大计的政务院政务会议都不出席。
但是，当张东荪的叛国案揭开，罗隆基竟为张东荪日夜奔走。
罗隆基对张主席说：
“揭开张东荪，是盟内搞宗派。
他要求张主席出面，为张东荪说项。
当张主席严正拒绝罗隆基的狂妄要求后，罗隆基竟当面诋毁张主席“不说公道话”，罗隆基要我替卖国贼说话真不知道他要把我陷于什么地位了！
1954年冬，政协全国委员会第2届委员提名时，罗隆基要求张主席提出他的心腹彭文应作为民盟方面的政协委员，并对张主席说：
“我提彭文应出来，大家都会反对的；
你来提，大家就不会有意见了。”
张主席拒绝了罗隆基的这个要求后，据最近浦熙修的揭发，罗隆基竟因此在背后辱骂张主席是老奸巨滑。
事实就是这样的明显：
罗隆基是一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
罗隆基不但干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勾当，还千方百计地要把张主席也拉到邪路上去。
罗隆基以为张主席死了，敢于胆大妄为地诬蔑张主席。
但是，张主席死了我还活着，我誓与罗隆基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罪行斗争到底！

梁思成说罗隆基和蒋介石一样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卑鄙政客
梁思成发言说，右派分子罗隆基是一个同蒋介石一样“以不变应万变”的卑鄙政客。
他的“不变”是什么？
就是“贯彻始终”地反对苏联，反对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
罗隆基向往着“墨索里尼”在中国诞生
远在1929年，罗隆基在“新月”杂志上曾发表了“我对党务（国民党）上的‘尽情批评’”和“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两篇文章。
他狠毒地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一党独裁，他说第1个试验一党独裁的是俄国共产党。
尤其险恶的是他把苏联共产党和意大利法西斯党相提并论。
罗隆基对英美政治制度特别感到兴趣，他说：
中国的政党若真效法英美式的政治，……可以“跻中国于自由平等之域，致人民于安居乐业之途”……尽管他在他的“初步交代”中说自己“一贯走第3条路线”，但是他认为：
不幸，中国没有墨索里尼这样一个人，中国是一个“墨索里尼未生的国家”。
因此才暂时走英美的路，以等待墨索里尼的诞生。
罗隆基期待是那一个“未生”的墨索里尼呢？
看来也许就是他自己吧！
罗隆基是“党天下”反动理论的创始人
右派分子的一个共性就是用资产阶级流氓律师的手腕，咬文嚼字地在事实面前矢口抵赖。
在这里我要指出罗隆基在民盟整风座谈会上再三地狡辩，说他和储安平“党天下”的反党发言怎样怎样无关，好像这样就可以证明他无罪，其实“党天下”的创始人正是罗隆基。
远在1929年，罗隆基就诬蔑、歪曲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
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关键无产阶级专政诬蔑为“一党独裁”、“党在国上”。
他把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也将消灭的理论叫做“以党废国”。
他承认国家是工具，但说“国家何尝一定是资产阶级的工具”，想这样来模糊人们的阶级意识。
在另一方面他又说：
“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文章，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刘邦、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做皇帝。
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
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
“党在国上”，其他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
这当然成了继续不断的，“党天下”。
最后他还加上几句说：
“这种批评，共产党不必顾虑。
国的崩溃，本来是共产党的希望。
求仁得仁，抑又何怨？”
当然，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最后消灭国家是共产主义的远景目标，但在三十年前，当中国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共产主义还没有正确认识的时候，罗隆基却抓住当时在共产党领导下培养起来的民族意识，恶毒地用“国的崩溃”一类的词句，或者说什么“共产党当日加入国民党，……是有作用有计划的。……以达共产党，‘以党废国’的目的，”来向共产党肆意诬蔑，丑化共产党。
二十八年以前罗隆基就以“党天下”三个字来哗众取宠，现在他却矢口抵赖储安平“党天下”的发言稿他没有看过。
这种技术性的狡辩是不相干的。
问题在于本质。
问题在今天的罗隆基和三十年前的罗隆基在本质上没什么分别，所以罗隆基三十年前的一句话到今天还能通过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储安平这样一个系统再度重播出来。
其原因就是罗隆基的“不变”，一贯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立场。

沈阳市中等专业学校揭发出了一批右派分子
新华社专稿　沈阳市各中等专业学校揭发出了一批右派分子。
沈阳煤矿工人学校教员、右派分子刘庆元到处宣称他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他曾经和沈阳师范学院右派分子张百生密谋，支持张百生向党进攻。
沈阳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右派分子李敬和在6月08日夜间，召集一些右派分子开秘密会议，制订了十一条反动纲领。
纲领狂妄规定：
“撤换工会主席和校刊编辑（都是共产党员）”、“由群众组织鸣放办公室”等等。
辽宁省速成师范专科学校政治教员王琳在鸣放期间，煽动和拉拢部分师生，企图搞“大民主”。
由于声势浩大的沈阳市中等专业学校反右派斗争正在逐渐深入，右派分子已陷于孤立。

沙市揭发出第1批右派分子
新华社专稿　湖北省沙市最近揭发出一批右派分子，他们是叶叔平、罗少玉和张宽训。
叶叔平和罗少玉都是中学教员、民盟市组织和中等学校方面的负责人；
张宽训是沙市工商联秘书长。
叶叔平狂妄到竟然提出“共产党支部应有党外人士参加领导”。
罗少玉居然主张发展二百万人入盟。
张宽训污蔑社会主义改造是“共产党给资产阶级带的紧箍咒”。

王天爵全盘否定党的成就
新华社专稿　沈阳医学院第1医院分院揭露助教、共产党员王天爵的反动言行。
王出身于买办家庭，从小就向往着帝国主义爪牙的生活方式，他对党所作的一切工作，全盘否定。
王天爵诬蔑肃反违反宪法，诬蔑农业合作化和第1个五年计划冒进了，他并笼统地指责“组织是官僚主义”，还恶毒地说“官僚主义应该枪毙”。
甚至诬蔑说实际工作中很多错误，中央要负责任，但“从来也没见到中央检讨过”。

用真理和事实驳倒右派
贵州省级机关反右派斗争健康开展
本报讯
贵州省省级机关所属各单位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正在普遍深入开展。
从5月份以来，曾在各单位猖狂一时的右派分子，经过群众的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已相继暴露出他们丑恶的原形。
贵州省荣军学校教员罗一农在这个学校的党组织开始整风后，曾发出“党是墙，团是沟，积极分子是铁丝网和哨兵”的谬论，并叫嚣说：
“现在是拆墙、填沟、剪断铁丝网和消灭哨兵的时候到了”。
这个学校的全体师生先后举行了十多次大、小会议，同罗一农辩论。
罗一农被师生们用大量事实驳得理屈词穷后，已低头认罪。
他交代出指使他放火的幕后人是贵州省民政厅副厅长、民革贵州省委会常委兼秘书长右派分子吴剑平。
许多单位还揭露出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
贵州省人民出版社揭露出了以编辑人员钱革、杨守达、龙兑沛、胡危舟等九人组成的右派集团。
这个右派集团已着手筹办名叫
“文学青年”的刊物，企图利用它攻垮今天贵州省文联主办的“山花”文艺刊物和贵州日报的文艺副刊——“乌江”，夺取贵州省的文艺领导权，把贵州的文艺工作拖向资产阶级方向。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揭露出以该院院长张舒鳞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小集团。
这个小集团平时利用各种机会将“心腹人”安插到各个部门中去，制造矛盾，打击党团员，破坏党在医院中的威信，并企图最后把党员赶出医院。
经过群众揭露和斗争，他们已开始承认了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附属医院变成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家”，可以为所欲为。
各机关和所属单位在反右派斗争中，都充分发动群众，坚持说理的原则。
因此，斗争的发展一般都是健康的，粉碎了右派分子的一切诡计和抵抗。
（新华社专稿）

第1机械部连开五次斗争大会
雷天觉的谬论被驳得体无完肤
本报讯
第1机械工业部最近先后举行了五次说理斗争大会，痛击工程技术界的右派分子雷天觉。
大会首先对雷天觉所谓的党究竟应在国家之上，还是应在国家之中的荒谬说法作了有力驳斥。
三局总工程师张宝全指出，我国宪法第1条明文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而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此国家是工人阶级通过党领导的，是自己领导自己，自己管理自己，有什么“之上”“之中”的问题？
大家质问雷天觉：
“你是人民代表，宪法是你举手通过的，难道连这个根本问题还没搞清？”
雷天觉甚至狂妄地要求就这个问题来个民意测验，大家说：
“你如果要来个民意测验，宪法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通过就是最好的民意测验。”
会上对雷天觉要求在企业领导人员中改变党员比例，对“老干部”可以工资待遇照顾，不要以岗位照顾的谬论也作了批判。
销售局处长何惧同志发言中指出：
他的所谓不要用岗位、而用工资待遇照顾老干部，实质上是用“赎买”政策要党员、老干部下台。
大家指出他这种反动叫嚣和储安平的“党天下”，杨玉清的“下台下轿”如出一辙。
设计一分局总工程师韩元佐、机车研究所工程师王自新等在发言中，以自己在英、美留学时所见所闻，揭穿了雷天觉宣扬的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职业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实质。
他们质问雷天觉：
在英国美国，千百万人失业，大学教授为了维持温饱不得不在假期到公园里卖票，难道这是他们志愿干的吗？！
这就是“职业自由”吗？
工程师罗士瑜说：
1946年在美国某州有七十万人联名控告一个参议员，却没有告下台，因为他有后台老板；
而在我国对一封人民来信都要认真地调查处理，究竟那个才是民主？
王自新说美国“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反映了报道新中国的一些真实情况，就受到美国政府的迫害。
而雷天觉八年以来，一直受到党的培养重用，但他却一直反党反社会主义，说了那么久那么多的反动言论，共产党不但没有把他关起来，而且一直在重用他，爱护和教育他，难道他的言论思想，还不够“自由”吗？
雷天觉说：
思想教育有三种：
一种是使人服从真理；
第2种是培养条件反射；
第3种是有强迫教育之实而无强迫教育之痕迹。
他断然污蔑说我们的思想教育是第3种最多，还说和上海城隍庙卖膏药一样大家用大量事实证明，我们党从来只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为己任。
大家并嘲笑雷天觉本人才真正是被资本主义条件反射所腐蚀、长期兜售着资本主义狗皮膏药的分子。
为了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反对苏联。
雷天觉硬说1952.53年以后技术萎缩了。
大会上宣读了上海机床厂（原上海虬江机器厂，即雷自吹赖以成名的工厂）厂长艾丁来信说：
“该厂自雷天觉这个阻碍进步的绊脚石走了以后，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由于认真学习了苏联先进经验，在该厂职工努力之下，该厂机床新产品从1954年到现在已经增加到二十六种，到今年年底可增加到三十三种”。
大家并列举许多铁一般的事实，证明我国技术水平是大大的提高了。
工程师罗士瑜、连忠静、武霈等都说：
雷天觉经常表现自己无所不知，实际上是在盗名欺世。
他曾主持设计过治淮工程上的闸门，采用平衡压力装置，由于实际经验不够，造出来不好开动，就是一例。
大家一致要求他必须彻底交代自己的反动言行，以及和钱伟长、浦熙修等右派头目的关系。

考古研究所批判揭露陈梦家
这个自称忽视政治的学者实际是个人野心家
新华社10日讯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连日举行座谈会揭露和批判陈梦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会上揭露，这个自称一贯“忽视政治”的“学者”自从今年春季以来，忽然对政治和社会活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大鸣大放时期，陈梦家分别以考古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文字学家、诗人、散文家、戏剧评论家等多种身分，积极地参加了十几个单位的整风座谈会，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谬论，到处点火。
这位对国民党的“简化汉字”从未表示过反对态度的“文字学者”，居然要求国务院将已经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作废。
他实际上成为章罗联盟在文字改革方面向党进攻的一个急先锋。
陈梦家还否认党的领导作用，说“科学院是办科学的，党是来帮助的”。
他还说，“科学院各级领导人都是大大小小的官，让他们都到作官的地方去吧，他们别在科学研究机关”。
在9日的会上，陈梦家在初步“检讨”中，承认他“同右派分子有相似的地方”、“犯了很大的错误”。
他还说他所以犯这些错误，是由于“忽视政治，偏重业务，有个人主义思想”等等。
大家当即指出，陈梦家不是“同右派分子相似”，他实际上就是右派分子。
陈梦家不是什么好的金石学家、文字学家……，他是一个个人野心家。

西安文艺界揭露李瑞阳
新华社专稿　西安市文艺界人士连日集会，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李瑞阳的反动言行。
李瑞阳是西安市文联常务委员，民盟西安市文艺支部副主任委员。
早在2月间，他就别有用心地以“文艺支部”的名义，召开了一次戏曲界座谈会。
煽动大家要从戏曲改革政策到人事安排等方面，来向党“发牢骚，作斗争”。
整风开始以后，“文艺支部”每周座谈一次。
在李瑞阳的主持下，座谈会竟成了公开筹划向党进攻的场所。
“鸣放”期间，他曾两次去陕西省戏曲剧院，代那里的另一个盟员修改攻击党的文章。
李瑞阳还几次到美协西安分会右派分子袁白涛那里，策划向党进攻。
他还企图让共产党从曲艺界让出领导权来。
他嚣张地声称“不要党的领导，群众也会自觉起来”。
李瑞阳在群众的正义批驳下，已开始承认了一部分反动言行。

谭惕吾的假检讨激起公愤
民革会议上揭发谭惕吾阴谋活动的一些新情况
本报讯
08月10日上午，民革中央和民革北京市委联合举行扩大会议，向右派分子谭惕吾进行说理斗争。
会议开始，先由谭惕吾进行检讨。
而这个检讨稿是在6月30日写成的，谭惕吾这种恶劣的态度，激起了大家极大的愤慨。
以至会议的主席在对她提出两次警告之后，不得不制止了她的所谓“检讨”。
姜亚农在发言中指出：
谭惕吾在检讨中把自己描写得好像同林希翎没有甚么密切关系，这种态度是不老实的。
他揭发说：
谭惕吾在和卢郁文发生了冲突之后，随即把卢郁文的历史告诉了林希翎，林希翎就曾准备把这些材料在学校里传播，以打击卢郁文。
姜亚农问道：
谭惕吾同林希翎如果没有密切关系，为甚么把卢郁文的情况告诉给她？
谭惕吾在检讨中把自己描写得好像很爱护青年的样子，被特邀出席的人民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校长马占忠当场予以戳穿。
马占忠说，工农速成中学有一个十八岁的学生刘则智，就被谭惕吾毒害了。
谭惕吾教刘则智学她自己的榜样，作两面派人物。
受了谭惕吾的影响，这个学生在学校表现很不好，甚至闹得班上不能教课，并且把另一个共青团员也拉了过去。
唐志鹏以民革北京市房管局支部的事实，驳斥谭惕吾的所谓“统战工作没有统到基层”“对民主人士置之不理”的谎言。
他说，房管局支部从无到有发展壮大都是在共产党支部的帮助下取得的。
房管局民革支部共五十人，已有十三人被提为科长。
我们全支部对谭惕吾的谬论表示极大愤怒。
焦实斋揭露了谭惕吾与范朴斋的关系。
范朴斋是章罗联盟的谋士，也是谭惕吾的顾问。
焦实斋说，范、谭共同策划过向党进攻，为了打击卢郁文，谭惕吾到范朴斋处求援。
范朴斋献策：
为了孤立共产党，先打击积极分子，而且要一棍子打死。
于是，范朴斋介绍谭惕吾去找人搜集卢郁文的历史材料。
另外，范朴斋了解章伯钧的反党材料，但说当时不准备揭发，这也受到谭惕吾的称赞，说范是“古道心肠”。
在6月0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以后，当天晚上，谭惕吾到范朴斋家商量对策，研究“这是放还是收？”
同时，他们对当时局势还作了估计。
像6月06日章罗联盟六教授会议的估计一样。
因此，在6月16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谭惕吾在发言中再一次向党发动进攻。
在会上发言的许多人，一致要求谭惕吾老老实实地交代，不要自绝于人民。

上海几千文艺工作者召开了几百次大小会议
牛头马面在正义面前纷纷现形
新华社上海10日电
本社记者叶世涛、续磊报道：
最近一个月来，上海艺术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
数千名电影、戏曲、音乐和美术工作者，召开了几百次大大小小的会议，猛烈反击上海民盟右派集团在艺术团体中进行反党阴谋活动的一批右派分子。
民盟右派集团篡夺上海文艺界领导权的第1步是在各文艺团体里发展组织、扩充实力。
去年下半年起，他们用入盟可以出名、入盟便于入党等欺骗卑鄙手法，在几个月中，使文艺界的民盟盟员从五十二名发展到二百九十人，绝大部分大中剧团的主要演员都被拉入了民盟。
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和上海合唱团等单位都在鸣放前夕匆促建立起民盟支部，由右派分子操纵，成为了向党进攻的核心。
散布在文艺团体里的这些右派分子，都一贯仇视共产党，具有强烈的个人野心。
整风一开始，他们就极力造谣污蔑，挑拨党群关系，煽动闹事，企图打垮共产党的领导。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右派分子张立德、章曼苹（民盟支部负责人）一面污蔑“人艺”共产党领导人，一面密谋另组“自己的剧团”，张立德自封团长，章曼苹为艺术领导，说经费由民盟市委支持，甚至都确定了演出的剧场，阴谋分裂“人艺”。
陈仁炳亲自联系的“上影”两个右派分子吴茵、项坤一直处心积虑地进行反对共产党活动。
吴茵在上海市政协会上大叫要撤换上影领导。
她企图组织一个民盟领导的电影厂，由吴茵的丈夫孟君谋当厂长，吴茵担任艺术委员会主任。
上海合唱团声乐教员、右派分子周仲南污蔑党员领导干部是“特务、流氓，不懂音乐、摧残艺术”，说“没有党团员工作要好做得多”。
整风开始，陈仁炳亲自指定她做合唱团的民盟支部主任委员，她公然提出：
“现在领导已经束手无策，以后音乐会由民盟出面来搞”。
蒋忠是在上海管乐团带头闹事的右派分子，鸣放期间，在他干妈吴茵的煽动下自称“钢炮”，竟然要求撤去管乐团的党支部书记，污蔑党团员“无才无德”。
他更狂妄地对人说：
“我要做了外交部长兼管乐团团长，一定每人提升三级，让你们坐飞机到美国去演出。”
电影编剧马国亮、导演赵国谷、评弹艺人黄异庵、画家膝白也等右派分子的反党面目也都被揭露出来。
在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面前，这些右派分子初步做了一些交代，但对许多重要问题仍然抵赖狡辩，企图蒙混过关。

右派分子王乃观
恶骂共产党煽动工人罢工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最近揭发和批判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王乃观。
王乃观是冶金陶瓷研究所机电室技佐、民盟盟员。
他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动言论，咒骂“共产党是一群无耻的僵尸”，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产生三害的根源，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
他认为在科学研究上，我们这里搞不出东西，而美国就做出很多东西，这是“制度”问题。
又说：
“如果要真正的少数服从多数，那么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为什么工人阶级不去服从小资产阶级？”
在整风期间，王乃观利用研究所工场有几个工人对福利金和房屋问题有些意见，他就乘机造谣公开煽动工人说：
“外面有些工厂已经罢工了，你们的问题不解决，就不要做工”。
王乃观在民盟小组的座谈会上，更张牙舞爪地大声叫嚷说“过去民盟是共产党的小老婆，共产党说一，民盟就不能说二，现在民主人士不能再当棋子，要做棋手了”。
又说“共产主义不行，中国随便哪条战线都有问题，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是政治路线错误”。
王乃观甚至疯狂地说：
“如果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我一定拿着枪去干！”
会后他还大吹资产阶级“民主”，有一次竟得意忘形地唱起国民党党歌。
王乃观的这些反动言行被揭发后受到了研究所全体人员的严厉批判。
（新华社上海专稿）

在前进路上的一堆垃圾
本报记者　朱波
一个多月以来，经过西北大学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批判，经过校内外群众的检举揭发，以及右派分子内部人员的起义，以刘不同为首的右派集团的面目完全暴露出来了。
从现有的材料看，除刘不同（西大经济学教授）外，骨干分子还有程元斟、钱祝钧（都是经济系副教授）、李述礼（西大政治经济学教研组教授）等。
在刘不同身边，好像有无数条线，伸向西大的经济系、中文系，伸向西安市人民银行，陕西省邮电局以及在北京的一些右派分子。
这是肮脏的一群，其中有两手沾着人民鲜血的特务，有一贯仇视人民的反动官僚，反动地主，以及反动资产阶级分子等。
这个右派小集团有了相当久的历史了，他们趁大“鸣”大“放”的机会又有新的发展。
早在肃反运动以前，刘不同、程元斟等就经常在一起，散布反动言论，诬蔑党和行政领导，挑拨教师之间的关系，并企图夺取经济系的领导权。
当右派分子在全国各地向党进攻时，这几个臭味相投的人便自动的形成了一个反党反人民的小集团。
在这一时期被他们拉拢上的右派分子有十多个，其中有校内的中文系的教师冯增烈，和右派学生黄国湘，以及西安市人民银行的右派分子邓云，陕西省邮电局的右派分子马连科，以及北京的某些右派分子等。
刘不同曾吹嘘过右派分子力量很大，只要他在经济系一号召，都会举起手来的。
他们拉拢人的手段很高明，如刘不同到省人民医院看病时，碰到该院的一个姓李的医生，他别有用心地问他统计过精神病者没有，是否比过去多？
并说现在农民中有精神病者，是农业合作化造成的。
李也是个对党心怀不满的人，经过这一谈，两个人就联系到一起了。
刘利用视察的机会（刘是西安市政协代表），把人民银行的右派分子邓云拉上了。
邓把银行肃反中的缺点，个别党员贪污问题，以及整风中“鸣放”的情况向刘汇报：
刘要邓出大字报，把银行个别领导人员中的缺点写成文章给文汇报和大公报，邓都照办。
在“鸣”“放”中，刘不同曾对他的喽啰们说：
“要大胆地‘放’，不要怕他们说小集团”；
程元斟等则大喊大叫要和党“算旧账”。
他们到处参加座谈会，散布反苏反党的言论。
他们的反动言论，都是商量过的。
例如光明日报在西安组织的座谈会，刘不同、钱祝钧、李述礼都参加了。
刘不同叫钱祝钧谈民主党派的问题，从这个问题上攻击党的领导；
程元斟就把经济系的肃反材料供给李述礼，李述礼从这个问题上攻击党的领导，刘不同则担任攻击党的主要的角色。
据右派分子自己承认，这一时期，他们差不多天天在刘不同或钱祝钧家碰头，交换意见。
他们参加座谈会后，也互相汇报情况。
如刘不同参加了西安政协座谈会，就把会议上的情况向其他右派分子介绍，其他人也向刘不同介绍自己出席座谈会的情况。
这个右派集团是有政治野心的。
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特别是匈、波事件之后，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处于“倒退过程”，“中国也可能发生匈牙利事件”。
钱祝钧推测在今天广大人民吃不饱的条件下，就会引起骚乱和暴动。
刘不同说，“现在‘鸣放’只是在政府机关和高等学校里，问题就这样多，将来要到工厂和农村，就更不得了，……‘鸣放’到了工厂和农村一定要打人”。
程元斟认为，今天的社会比旧社会还黑暗。
他们还进一步的计划，刘不同、钱祝钧等计划利用暑假到农村去“点火”，钱祝钧还幻想把共产党分裂为两个党，或者组织一个“农民党”代替共产党的领导。
钱祝钧承认他首先要变西北大学的天，他公开提出要成立“教工代表大会”。
这个“教工代表大会”驾凌于党委之上，并拒绝党委参加，来夺取党的领导。
人民银行邓云也积极活动改选银行的经理，来夺取领导权。
和刘不同有联系的右派学生黄国湘号召“勇敢的人”组织起来。
这些“勇敢的人”真的在四十一教室聚会了，疯狂地叫喊着要取消校党委的领导。
这个右派集团所进行的一系列反党反人民的活动被群众揭发出来了，并经过了无数次的批判。
但是，斗争还未结束，刘不同等右派分子还在顽强的抵抗人民的反击，特别是刘不同的态度十分恶劣，他拒绝参加会议，并且还不让他的喽啰进行检查，刘不同还鼓励这些右派分子们说：
“右派就右派，反正是人民内部矛盾”，“没有右派，还没有他们左派呢！”
他还说，“共产党搞啥都是一阵风，肃反时曾提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结果还不是收了兵，这次大不了戴个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是，刘不同没有想到，西大的全体师生，经过这一个多月的斗争锻炼，都更加坚强了，不管刘不同等人如何顽强，不获全胜，决不会结束这场政治斗争。

山东文联连日集会
痛斥反党漫画家任迁乔
这是任迁乔的两幅画。
他运用漫画这个武器向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任迁乔是共产党员，是省文联艺术部部长。
在大放大鸣当中，他公然对党进行了露骨地恶毒地攻击。
他污蔑我们党“个人崇拜形成了系统，上级一说话，下面就说是，”他竟公然污蔑党和国家的领袖，他说：
“苏联有个人崇拜，中国就没有，这是不科学的。”
任迁乔污蔑党和党中央犯了严重错误却不作自我批评，他说：
“三反、五反，这不仅下面乱，北京也乱，哪个单位打不出老虎就要摘乌纱帽。
肃反都要凑5％的数字，这就得从瘸子里面选将军。
这些都是与中央的政策有关系”，他说“人民日报光说猪肉供不应求的原因是由于人民生活的提高这种说法是骗人”的。
任迁乔把我们的党咒诅得还不如国民党，他极端反对反击右派的斗争，说：
“过去，国民党时期，也有些刊物公开骂国民党该杀之类的话。
但我们却没有他们稳。”
任迁乔污蔑党的干部政策说：
“好捧场的人会步步高升，越是对群众仇恨的，”领导倒拿着当了干儿子。……任迁乔还抓住个别负责同志对漫画批评中的缺点，到处进行煽动，要将省委搞臭。
就在这个时候，任迁乔在机关黑板报上连续发表了污蔑谩骂党的三幅漫画。
省文联的多数同志逐渐认清了任迁乔的右派分子面目以后，就对他进行了斗争。
任迁乔抵赖不得，狡辩不成，便在省文联全体人员会议上作了初步交代。
但是任迁乔却对他污蔑党和党的领袖的严重反动言行避而不谈。
大家对任迁乔的交代十分不满，继续对他的反党言行进行揭发和驳斥。
王安友同志举出省文联肃反斗争的事实，驳斥了任迁乔有意污蔑肃反运动的谬论。
王安友说，任迁乔的漫画画的是龙启云同志在“肃反”中打了方平而连升三级，这纯粹是无中生有的污蔑，龙启云是肃反以前提拔的。
都郁生同志驳斥任迁乔所谓“文艺界清规戒律特别多”的言论，说：
不在于准不准你表现什么，而在于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表现。
你如果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来表现土地改革“糟得很”，广大农民群众当然不让你！
苗得雨等同志揭露任迁乔打着“老革命”的招牌，自称“性格直爽”、“有点人情味”，而贩卖他的私货。
并指出他对党的攻击是蓄谋已久的，应当交代。
（附图片）
损人利己
乖乖：
听我的话吧，我将给你个副局长的官作作

昆明师范学院学生
追查出特务一名
新华社昆明7日电
昆明师范学院一个右派小集团的骨干分子彭贵礼，据查明原来是一个隐藏八年之久的中统特务。
彭贵礼是昆明师范学院历史专修科二年级学生。
在大鸣大放中，彭贵礼贴出了煽动性的大字报，咒骂领导是“寡头政治”，说“进师院像坐禁闭”，诬蔑团员是“疯子”。
他还要挟其他学生在大字报上签名。
这个小集团对提正面意见的学生进行压制和咒骂。
随着斗争的深入，彭贵礼在群众层层剥皮、坚持说理斗争的回击下，暴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
原来彭贵礼是国民党中统局四川省富顺县学运小组的特务，解放前在富顺的学校中监视和迫害过许多进步教师和学生，破坏学生运动。
解放初期，领导他的特务头子还曾指示他设法打入共产党，伺机再起。
他长期拒不坦白，1955年混入昆明师范学院，大鸣大放开始，就猖獗活动起来，终于露出了原形。
什么画

歼击“破冰船”
彭利钊
“破冰船”是北京俄语学院的右派小集团的名字。
乐进敏和古本锟是“破冰船”的骨干分子。
“破冰船”向党委和学校疯狂进攻，绝不是偶然的。
从“破冰船”骨干分子乐进敏和古本锟的一贯言行中，就可以找到答案。
乐进敏的父亲是个军统特务，在肃反运动中被捕。
她一贯仇恨党。
古本锟家庭是地主。
整风开始了，乐进敏认为时机到了，暗暗高兴。
她就纠合古本锟、田群和丘光华等右派分子创办“破冰船”墙报，散布反动言论，辱骂党委和党员是“死神”、“淫棍恶徒”、“贵族”。
污蔑党委都是“不学无术的庸人”。
污蔑积极分子是“吹牛拍马，无耻之徒”、“狗腿子”。
他们还诽谤俄语学院是“修道院”、“破破烂烂的训练班”，全盘否定学校工作成绩，攻击肃反运动，煽动肃反被斗对象起来“申冤雪辱”。
他们还联合学校各种反动大字报，以扩大右派影响。
乐进敏造谣说“北大东语系罢课胜利”，“清华向全国高等学校发出通电”，借此煽动同学行动起来，解决专业问题。
她说胡风不是反革命，政府捕错了。
古本锟散布林希翎的反动言论，说“林希翎是个年轻勇敢的姑娘”。
“破冰船”小集团同教师中的右派分子吴青阳勾结起来。
吴青阳把工会的扩音器交给“破冰船”小集团，使这个小集团更加疯狂地向党委和学校进攻，同时乐进敏参加教师会议，向教师们介绍学生“请愿”情况，呼吁教师支持他们罢课的行动。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破冰船”受到各方面的反击。
马列主义基础组助教胡子平说，“破冰船”载的是什么货色？
他们攻击污蔑党的字眼只有在台湾、香港和美国的反动报纸上才能看得到。
进修班同学丁士超说，“破冰船”载的是炸药，绝不能让它在人民的海洋里航行。
“破冰船”的编辑林荫民、王广荪等人，现在清醒过来了。
林荫民揭发说，乐进敏内心深处对党怀着很深的仇恨，她要为反动的父亲“雪恨”。
整风一开始，她就向党委和学校领导射出无数支毒箭。
现在，这艘“破冰船”已被彻底击垮了。

胡风文艺观点的批发商
苏金伞生意倒台丑态毕露
新华社郑州10日电
河南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最近揭发右派分子、该会副主任苏金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这个一贯幻想独霸河南文坛、并企图在文艺工作上与党分庭抗礼的右派野心分子，采用一切办法打击和排斥文联党员领导干部，敌视文联党支部和文化局党分组对文联的领导。
他认为由于党经常讨论文联工作，使他更加“有职无权了”。
他对几年来中共河南省委对河南文艺工作的领导的几项主要工作，也都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
其中特别是对小说“不能走那条路”的处理上。
苏金伞及其伙伴们开始对这篇小说曾进行打击和排斥。
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为此曾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及时地批判了文联及苏金伞本人的错误。
当时，苏金伞对省委的结论是同意的，但后来却污蔑省委是以“行政命令”来解决文艺问题，企图把这场在文艺战线上体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思想的斗争，说成是“党内的宗派主义”，是“以党内开斗争会的形式，叫大家做血淋淋的检查”。
在鸣放期间，他还就这一个问题向文艺报撰稿，对党发动进攻。
苏金伞在解放以来，一直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
他时常贩卖“到处有生活”和“每篇作品里不一定有一个政治目的”等的胡风的反动文艺观点。
他竭力想把河南文联主办的文艺月刊“奔流”，办成一个“艺术至上”和“暴露多于歌颂”的同人刊物。
07月份，当全国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时，“奔流”不仅出刊了一期没有一篇反右派斗争的文章的诗专号，并且刊登了右派分子李白凤等向党进攻的作品。
苏金伞还百般挑剔和打击青年作者，恶毒地污蔑他们是“政治上的宠儿，艺术上的无知”。
有不少青年作者为“奔流”写的歌颂新人新事的文章，都被指责为艺术水平不高，而埋没在编辑部里。
据揭露，苏金伞早在1949年，就和李蕤打算把解放前河南的一班文人拉拢在一起，搞个“八方风雨会中州”，企图独霸河南文坛，与党在文艺工作上分庭抗礼。
苏金伞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以求师的心情拜倒在胡风门下，并常把自己的诗稿寄给胡风求教。
今年06月，苏由北京回来，竟无中生有地说胡风放出来了（据他说，这是从姚雪垠那里听来的），并到处散播这个有意制造的谣言。
现在，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苏金伞的斗争，仍在继续深入进行。

评弹界败类黄异庵
到处弹唱反动论调
本报讯
黄异庵是苏沪评弹改进协会的执行委员。
鸣放一开始，他便假借“加强”评弹协会组织名义，阴谋搞垮上海、苏州和常熟三地的国家评弹团。
06月初黄异庵到上海还企图煽动群众罢唱、游行、张贴传单。
艺人们揭露，黄异庵和右派分子、民盟苏州市委副主任委员江维宽有极密切关系。
江维宽还介绍黄异庵去会见到苏州来的章罗联盟重要人物费孝通。
黄异庵到目前仍拒不认罪。
上海、苏州两地评弹艺人决定继续揭露他的反动言行。

斥右派分子对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课程教学的攻击
谁说糟得很？
——斥右派分子对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课程教学的攻击
阿金
在整风运动当中，全国高等学校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处在工人阶级思想阵地前沿的马列主义课程当然不会平静无事。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到马列主义课程教学中的某些缺点，看到部分同学对马列主义课程教学有不满情绪和不重视马列主义课程的思想倾向，觉得有隙可乘，便借口种种理由，采取种种手段，攻击马列主义课程教学中的缺点，打击马列主义教师的情绪，公开主张取消公共必修的马列主义课程或改为选修。
他们说马列主义课程的教学质量很低，几年来的教学成绩很小，教学中又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把马列主义课教学状况讲成一团糟，以达到取消或削弱马列主义课程的教学的目的。
把马列主义列入教学计划，是中国高等教育走上新的历史阶段的标志之一。
右派先生们，你们一口咬定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课程的教学质量很低，几年来教学成绩很小，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判断一件工作的价值大小和质量高低，首先要看你从什么立场、观点出发？
用什么样的尺度来衡量？
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在全国解放前的漫长的岁月里，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中国高等学校，做梦也想不到能够在讲堂上公开宣讲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当时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革命者和进步青年，被投进监狱、被杀害的真不知有多少！
要找一本马列主义的著作也很不容易，追求真理的人们，偶然得到一本小册子就如获至宝，大家偷偷地阅读，暗中传递，担着很大的风险。
今天，全国高等学校都把马列主义课程作为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教学计划，各高等学校都建立了马列主义教研室，领导马列主义课程教学工作的进行。
学生可以自由自在地在课堂上听讲，记笔记，开讨论会，在教师指导下学习马列主义课程。
图书馆里有许多经典著作，只要谁愿意学习，谁便可以尽量地学习。
在我们看来，高等学校中的这种变化，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把马列主义列入教学计划，是值得欢欣鼓舞的伟大的历史事件，是中国高等教育走上为人民服务的历史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
但是，在你们右派分子看，当然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
解放以后，全国高等学校对开设马列主义课程虽然有着迫切的要求，但整个工作的发展必须经过一段从无到有的艰难缔造过程。
高等学校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都有一批老教师，课程、教材、设备等也有一定的现成条件，可是马列主义课程却一无所有，需要平地起家，从头做起。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缺乏师资，而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教师又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培养出来的。
所以在解放初期，一般高等学校只能采取请马列主义水平较高的同志作大报告的办法，对师生进行马列主义教育。
许多学校的课程表上虽然订有马列主义的课程，但多数无法按照正常的办法上课。
1952年秋季党和政府开始采用速成的办法，大规模地培养马列主义师资，一般都是挑选高等学校毕业生或青年助教，给予一年到两年的训练，就到高等学校教课或担任教学辅导工作。
随着教师队伍的成长，各高等学校才能逐步按照教学计划开设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
现在全国高等学校已经形成一支四千三百余人的马列主义教师队伍，全国四十多万高等学校学生都已能在教师指导下学习马列主义课程。
各高等学校都建立了马列主义课程教研室，有了一套可用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
高等学校马列主义课程的创设过程已大致告一段落，为今后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打下了基础。
今天的情况和开国初期比较起来，进步是显著的。
党政领导机关和各高等学校在这一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
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高等学校马列主义课程只有短短的几年历史，是几门年青的课程。
到目前为止，教师中的教授和副教授还很少，约占全体教师的5％，而青年讲师、助教却占95％左右，许多教研室教师的平均年龄仅二十五、六岁，青年助教开课的也很多，一般青年教师只受过一、二年的专业训练，所担负的教学任务却很繁重，就靠这支年轻的队伍把几十万大学生的马列主义教学任务担当起来的。
青年教师在开始教课的时候，当然是不老练的，但一般经过两三年实际锻炼以后，教学质量就有了显著的提高。
有些青年教师教得和老教师一样好，受到学生的欢迎。
绝大多数青年教师的工作学习都很努力，在教学方面已经尽了他们应尽的力量。
青年教师不可能在一个夜晚变成各方面都很成熟的老教授，只能在工作学习中一步一步地提高，由于他们刻苦钻研，他们的进步是迅速的，我们深信不疑，他们的教学工作将作得一年比一年好，他们当中一定会涌现出大批的优秀教师，逐渐形成一支坚强的理论队伍。
可是偏偏有人看不到他们的劳绩，不切实际地提出过高的要求，指手划脚地责备他们，难道能说公平吗？
右派先生们！
在你们的眼里认为“糟得很”，在我们看来却是“好得很”！
许多真正关心高等教育工作的同志，也曾指出马列主义课程教学中所存在着的缺点和错误，而教师们对于目前的教学状况也并没有自满自足，教学工作中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进行认真研究和解决。
但是这和右派先生们的恶意攻击并无共同之点。
大家的批评，是为了加强这几门课程的教学，而不是取消它、削弱它；
是为了爱护和帮助这些教师，而不是打击他们。
在这一点上，我们和敌视社会主义的右派先生们是没有共同语言的。
你们并不需要什么真正的马列主义，不过是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反对马列主义罢了。
“你们照本宣科，你们教学中有严重的教条主义”。
右派先生们装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神气，从另一个方面来攻击马列主义课程的教学了。
我们承认高等学校马列主义课程教学中确实存在教条主义习气，我们已经进行了批判，而且一定要坚决地克服它。
但是，试问你们这些右派先生们是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观点来反对教条主义的呢？
你们打算反出一个什么结果呢？
老实说，你们并不需要什么真正的马列主义，不过是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反对马列主义罢了。
在你们看来，马列主义就是教条主义。
你们是从右面来反对教条主义的。
在反对教条主义这一点上，首先必须和你们划清界限，假使你们高兴，你们就去反你们的吧，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我们在高等学校中一定要按照理论联系实际方针改进教学工作，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武装青年，教育他们逐渐学会和各类反马列主义的思想敌人作斗争，首先和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右派先生们，你们常常借口帮助党整风，借口帮助教师改进教学工作，用抹煞马列主义课程的教学成绩来达到反对马列主义、取消或削弱马列主义课程的可耻的目的。
这就是你们的“帮助”。
谁都知道没有马列主义的思想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不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列主义的教育，就不可能培养出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人才。
你们想在思想上推翻马列主义的领导，向工人阶级夺取领导权是办不到的。
从对待马列主义课程的态度上也不难看出你们反社会主义的狰狞面目。
在这件事情上又一次提醒我们，你们所深恶痛绝的，正是我们所必须爱护的；
你们所要取消和削弱的，正是我们所应当巩固和加强的。
你们的阴谋活动，促使我们用更大的努力来加强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课程的教学，使它成为富于战斗性的课程。

全国少年篮球锦标赛开始
新华社10日讯
有五十六个少年男、女篮球队参加的1957年全国少年篮球锦标赛的第1阶段比赛已经开始。
第1阶段的比赛分五个竞赛区举行。
其中有十个少年男、女篮球队参加的昆明竞赛区的比赛，已在8日结束。
获得这个竞赛区男、女冠军的都是重庆市少年男、女篮球队。
第1阶段其他四个竞赛区的比赛将从11日起，分别在长春、太原、南京、郑州举行，预计在8月20日结束，然后各个竞赛区所产生的男、女冠军队都汇集到天津，举行单循环比赛（决赛），争夺1957年度的少年男、女篮球队的冠军。

08月里有那些体育竞赛活动？
本报讯
在适宜游泳、球类比赛的8月份，在我国各地，体育竞赛将出现一番活跃景象，不少国际、国内的精彩比赛将分别在各地举行。
第1次来我国访问的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市足球队和男子排球队将于15日到达北京。
客人们将去沈阳、长春、大连、上海、杭州等地比赛；
返京后将与联队一队举行足球友谊比赛，排球队将与北京队、“八一”队比赛。
另一批东方的客人将于8月中旬和下旬陆续到北京，他们是第1次来我国访问的埃及奥运会代表团，埃及男、女篮球队和不久以前曾访问过我国的印度尼西亚举重队。
埃及奥运会代表团将去各地参观、访问，男、女篮球队在京比赛三场后将去沈阳、天津、上海等地比赛。
印度尼西亚举重队将去上海比赛。
我国著名的篮球劲旅——“八一”男子篮球队定于今日（11日）出国，去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访问。
实力坚强的北京市足球队
（联队二队）将于8月16日去阿富汗王国，参加阿富汗王国庆祝独立节的足球比赛。
08月份，国家体委将在全国各地组织大规模的青少年体育竞赛活动，这些竞赛将有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参加。
全国十六单位少年足球锦标赛（第2阶段）、全国少年篮球锦标赛、全国游泳、跳水少年组比赛和十四城市中学生男子垒球锦标赛将于8月中旬、下旬分别在北京、天津、沈阳、长春等地举行。
各省也将举办全省的少年排球、体操、田径比赛。
08月下旬，北京将举行有七百多人参加的全国游泳、跳水锦标赛。
沈阳将举行七单位棒球锦标赛。
（国安）

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去
观测太阳的黑子
新华社10日讯
今天，由北京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同劳动人民文化宫合办的“地球物理知识展览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展出。
展览会形象地介绍了地球物理及其相关的科学所研究的主要内容。
包括地球、气象、电离层、地震、经纬度测定、地磁、极光、宇宙线、太阳活动、人造卫星等十三个方面。
这里可以看到美丽的极光的照片、纪录地震、地磁变化的仪器；
还可以用望远镜观测太阳的黑子。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决定整风
本报讯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于8月10日发布了关于在盟内进行整风的决定。
决定中说：
在整风中，要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标准，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要检查台盟工作和盟员立场是否真正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否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从而分清敌我，明辨是非，端正立场，以便更好地为解放台湾，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力量。
决定中指出，在整风期间，暂不发展组织。
本来准备建立新机构的地方，也暂时不建立。
决定最后说：
这次整风应该争取党的领导和帮助。
另一方面，也应该继续帮助党整风。
总部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负责人是李纯青。

台湾的千捐万税
　方力
蒋介石集团为了解脱它在财政方面日益拮据的局面，正在更疯狂地向台湾人民敲骨吸髓。
只要翻开台湾各地的大小报纸，几乎没有一家没有一天不登载有催缴税款的广告。
国民党台湾省“临时议会”的“议员”郭雨新最近公开承认，今日台湾人民已经到了“谈税色变”的地步；
税收负担“已经超过饱和点”。
台湾一家小食店的主人健文，最近写了一篇题为“一个纳税人的怨言”的文章，他说：
“敝号虽小，每月纳税的时间，总得花上十个整天！”
，
而且有“看不尽的税目”。
他列举他那家小店要纳的税就有综合所得税、营利事业所得税、薪资所得税、财产税、行商税、营业税、牌照税、房捐税、筵席税、租赁税、利息税、户税等十多种。
许多台湾报纸都承认台湾的税目简直多到无法计算，而且一般小收入者也毫无例外地列为收税对象。
一家台湾报纸说：
“户税几乎征到每一个家庭的头上”，“户捐和地价税，那怕你仅有一小幢房子、一小块立锥之地，完全由自己居住，你就得负担那些税捐”。
台湾一家经济杂志透露，去年蒋介石集团的全部财政收入中，税收占85％；
去年台湾的税收总额比1949年增加了五十六倍多。
台北市今年全市各种税收的总额比去年增加了10％以上，仅地价税一项，今年即比去年多征台币数千万元。
台北市“临时议会”的“议员”陈茂榜最近揭露，台北一家全年营业额不过台币十一万元的电器行，税务局竟然要它缴纳所得税三十五万元，而且类似的事例还有不少。
据台湾报纸说，由于税务人员利用职权贪污发财、敲榨勒索、私仇公报、揩油吃喝，因而迫使台湾许多税户在纳税以外，还得背上大笔的额外负担。
蒋介石集团为了镇压拒绝缴纳苛捐杂税的台湾人民，最近采用了残暴的警察措施。
据台湾报纸说，高雄市的警察大批出动，“日夜追讨，迫得市民走头无路”。
宜兰县的警察及法院“深夜用卡车大肆扣捕欠税人。
有的警察对欠税人加铐，或用其他残忍方法使之难堪”。
台北、高雄、台南、台中等地警察所都派出很多警员，挨家催缴捐税或是搜捕欠税人。
（新华社）

在莫斯科畅谈参加举重比赛心得
陈镜开希望创造更新的纪录
据新华社莫斯科10日电
最轻量级挺举最新世界纪录创造者陈镜开9日在一次著名运动员同新闻界的会见中对新华社记者说，他希望今后在改进技术的基础上创造更高的成绩。
陈镜开已经几度打破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其中1956年06月在上海创造的一百三十三公斤的纪录、1956年11月在上海创造的一百三十五点五公斤的纪录、8月06日在莫斯科创造的一百三十九点五公斤的纪录已经被正式承认为世界纪录。
陈镜开对记者说，他在建立这一项世界新纪录中，他本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主要是为了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希望。
因此，他想尽了一切办法来完成交给他的任务。
从到莫斯科后，苏联方面为中国运动员准备了很好的生活和锻炼条件。
在每次练习中，他都受到苏联最年青有名的教练杜加洛夫、举重运动员诺维科夫、普斯卡留夫等人的帮助。
同时，他也和匈牙利、波兰、埃及等国的举重运动员广泛地交流经验，收获不少，技术上有所提高。
但是，这次比赛中他的总成绩还不够理想，尤其是抓举没有达到他自己保持的九十五公斤的成绩。
在谈到中国举重运动员的技术时，他说，我们技术上都还年青，国际比赛经验少，临场还不够沉着镇定，这些方面都是需要改进的。
他希望这次能够把学得的东西带回国去，并且在日常训练中加以运用，以便改进技术提高成绩。
在问到“他认为这个新的纪录是否还能提高”时，他说，我估计还可能提高，不过需要相当时间。
体育运动的水平既然天天在提高，打破纪录也就不足为奇了。
过去当最轻量级挺举到一百二十五公斤时，就有人说到顶了。
后来又出现了一百三十公斤，接着又出现了一百三十三公斤，最后又有一百三十五点五公斤。
每次都有人说不行了，但是这次竟然出现了一百三十九点五公斤。
今后提高还是可能的。
他认为参加这次比赛的苏联运动员都很年青，例如米纳耶夫等基本上都是近年才起来的，这证明苏联新生力量成长很快。
今后继续打破世界纪录完全有可能。
他在谈到他对这次运动会的印象时说，他很高兴能参加这次规模盛大的国际运动会，特别是能够看到各国运动员的技术，并且能通过这个机会同各国运动员接触。
他认为这对于世界和平和人民之间的友谊是非常有帮助的。

拱形跳台
广州市体育俱乐部的游泳池建有一座全国最新式的拱形跳台。
跳台有从三公尺到十公尺高的六块跳板，可同时容纳六个人一齐跳水。
郭伟祺摄（南方日报社稿）

竹筐浮沉游泳池
新华社福州9日电
在福州市新港一条水深六公尺的河流中，有一个竹筐浮沉游泳池，每天都有四百多工人、农民、学生和居民来到这里安全地练习游泳。
这个浮在河流中的游泳池，长二十五公尺，宽十二点四公尺，深一点三公尺。
池的四周设有可容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人的观众台，还有宽二公尺的走道。
池壁周围由大小竹管做的一扇扇小窗户围了起来，池底用竹片密排成。
在这里可以练习转身、起踩等游泳基本动作。
这个竹筐浮沉游泳池全部利用竹材构成，按照浮标原理和竹的浮力设计。
这种游泳池在有天然河流、湖泊、池塘等平静的水中，都可以设置。

红十字少年夏令营
北京市红十字会最近在北京市西郊钓鱼台附近举办了三期红十字少年夏令营，共有三十九个中学九百二十一个红十字少年参加。
他们在营火晚会上倾听解放军老战士讲述长征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战地救护伤员的故事，还协助附近农业社社员作环境卫生消毒和从事农业生产劳动。
左图：
红十字少年们在作假想的救护演习。
右图：
红十字少年们自动帮助八里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进行家庭环境消毒。
聂凤乔摄 （新华社稿）

蒉延芳病逝
新华社上海10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兼上海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兼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公私合营上海轮船公司董事长蒉延芳，因患消化道出血症在8日十七时十五分病逝上海，享年七十四岁。
上海各界11日下午将在万国殡仪馆举行公祭。
现已由曹荻秋、金仲华、刘述周、黎照寰、荣毅仁等人组成蒉延芳治丧委员会。

赖若愚电贺日中友协全国大会
深信中日关系将在克服人为障碍中不断前进
新华社10日讯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今天致电日中友好协会第7次全国大会，代表中国工人向大会表示祝贺。
贺电中说，“战后几年来由于中日两国人民有着共同的友好愿望并且进行了共同的努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不断地有所发展。
我们中国工人为此感到很高兴。
对贵会在促进中日两国友好方面所作的努力，表示钦佩和敬意。
令我们深深感到遗憾的是最近期间贵国首相岸信介先生发表了一连串对我国十分不友好的言论，并对我国采取了十分不友好的、侮辱性的行动。
我们中国工人对此有极大的反感。
我们认为这些不友好的言论和行动并不能代表日本广大人民的意愿。
我深深地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将能在克服各种人为的障碍中不断地向前迈进。”

陶铸辞职
陈郁当选广东省省长
新华社广州10日电
现任煤炭工业部部长、中共中央委员陈郁，在今天闭幕的广东省第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广东省省长。
补选以前，原任广东省省长陶铸向大会提出辞职，并获得大会同意。
陶铸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广东省省长职务的理由是他因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1书记和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主席职务，三年来兼任省长已深感任务繁重，而广东省的工作今后仍极复杂艰巨，必须有专任省长才能把省人民委员会的责任更好地担负起来。
这次会议上，代表们还补选了现任广东省工会联合会主席、中共广东省委常务委员林锵云为广东省副省长。
补选前副省长贺希明因调往别省工作，向大会辞职获得同意。
林锵云原任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一职，已补选中山大学教授兼副教务长、九三学社广州分社筹委会主任委员徐贤恭担任。

鞍钢又一座自动化高炉出铁
五年建设六座大型高炉的计划全部完成
新华社鞍山10日电
鞍山钢铁公司建设的第6座自动化高炉已经建成，今天上午十点二十五分出了头一炉铁水。
至此，国家第1个五年计划规定在鞍山建设的六座大型高炉，全部完成了。
今天，是鞍山炼铁工业基本建设告一段落的日子，聚集在新建成的高炉炉台上的职工们特别兴奋。
铁水刚刚流出，劳动模范孟泰就情不自禁地高声对大家说：
“这次出铁是空前的顺利！”
老工人出身的筑炉工程队副队长董启明，今天也特地赶来炼铁厂，看了一遍在他参加下恢复改建的全部高炉，他愉快地对记者说：
“国家交给我们的建设任务完成了，我最后看它们一遍后，就要走上新建设工地。”
鞍山钢铁公司现在已经拥有九座大型高炉。
李富春副总理在关于第1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说：
鞍钢1960年改建完成以后，它的生产规模可以扩大到年产生铁二百五十万吨，现在这个产铁量早已经被突破了。
在这六座自动化高炉的建设过程中，我国工人阶级从苏联专家那里基本上学会了大型高炉的设计、设备制造和施工的整套本领。

津郊某些社干部应检查个人主义思想
不卖余粮给国家能算爱国吗？
津郊某些社干部应检查个人主义思想
本报天津10日电
天津市郊区统购小麦八百万斤的计划，到5日只完成六百六十六万九千斤。
计划完成得不好，原因之一是某些农民滋长了只顾自己不顾国家的个人主义思想。
国家早就发放了预购粮款，但东郊星光农业生产社收了五万多斤小麦，生产队长们一粒也不愿卖给国家。
西郊路碑口农业社的统购任务只完成一半，其他的麦子社员们就随打随分了。
西郊区有80％的单干户不按规定把麦子卖给国家。
北郊区金星农业社卖麦子给国家时掺假。
朱塘乡卖给国家的麦子中掺有10％砂土，被发现后，社干部就赌气不卖，要把麦子分给社员。
目前，领导机关正准备在郊区农村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批判粮食问题上的资本主义思想。

供销社积极组织旺季购销工作
上半年农产品采购情况不好，部分农民的资本主义倾向应受批判
据新华社讯
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开始准备旺季农产品采购和物资供应工作。
全国总社在最近召集北方各省、市供销社负责人，座谈了旺季的采购和供应问题。
与此同时，还在上海、长沙、西安、成都等地，分别召开会议部署这项工作。
根据各省、市汇报的材料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供销社系统仅完成全年采购计划的33.7％，主要农产品如烤烟、麻、茶叶、棉花等的采购情况都很差，大部分任务要集中在下半年完成。
供应方面，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44.7％，其中主要是生产资料中的新式农具和磷肥销售的少，棉布及其制品和糖等日用品则供应不足。
北方各省市供销合作社负责人在座谈会上反映，今年除部分受灾地区以外，大部分地区农作物生长情况良好，这是下半年完成农产品采购计划的有利条件。
但是工作还是相当艰巨的，因为国家要按计划多收购一些属于统购和统一收购的农产品，而部分农民还有惜售情绪或者想拿到自由市场去出售。
各省市供销社负责人认为克服国家同农民之间的矛盾，是完成今年农产品采购计划的关键。
因此，要教育农民认识统购和统一收购的好处，批判部分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也要克服干部中的片面群众观点、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非社会主义思想倾向，对于该管的物资坚决管理，该开放自由市场的物资坚决开放。
对于私商，要教育他们遵守国家政策和市场管理。
供销社必须配合有关部门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并培养烟、麻、茶、毛竹等生产基地，从发展生产中解决货源问题；
其次要到山区和边远地区去寻找新的货源。
在物资供应方面，北方各省、市物资供应量同群众购买力之间还有距离，各地必须自行积极地组织地方货源，发掘新商品和代用品。

编者按：
为了贯彻执行“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社会主义商业当前如何克服机构庞杂、重叠和商品流转环节过多的缺点，从而加速商品和资金周转，降低商品流转费用，更好地为生产和消费服务，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目前全国不少地区正在实行商业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这两篇文章可供各地研究。
国营商业批发机构不需要下伸到集镇
欧阳琸
从去年03月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国营商业工业品机构下伸的决定”以后，各省国营商业系统都把公司机构设到县城，有的并在县以下集镇设了批发和零售点。
据中央商业部1956年年底统计，国营商业系统（包括今年划归城市服务部的部分）县以下批发机构共有九千七百七十一个，零售机构有三千一百七十五个。
下伸到农村集镇的专业批发机构共有十六类名目，其中以专卖、百货、纺织品最普遍；
其次为煤建、食品、蔬菜食品杂货、医药等。
现在仅就在集镇设置批发点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商业机构的发展决定于零售额的发展，而零售额的增加或减少则决定于生产的发展。
1956年农村商品零售总额就比1952年提高了66％，这说明解放几年来农村经济比战前繁荣多了，广大农民生活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善。
但是，另一方面还必须看到，当前我国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是不高的，他们的购买力的提高也只能是逐渐的、有限度的。
在现阶段的情况下国营商业是否需要在集镇上设置批发点呢？
根据历史调查材料记载，我国广大农村集镇从来没有专营南杂货以及其它商品的批发商店，少数经营工业品的零售商店，其货源一部分来自行商，一部分是自己外出采购的，个别做杂货批发生意的私商，也还是以零售为主。
从1954年起，供销合作社担负了对农村私营商业实行改造的任务；
供销社的基层商店还担负了对私商批发的业务。
根据1955年07月的统计，农村私商人数为二百六十七万人，这一年农村基层社对私商批发额折成零售额大约占当年私商零售额的三分之一。
1956年绝大部分农村私商已经组成了合营商店、合作商店或小组，成为供销社的经销或代销商店，其货物由供销社购进的更多了。
这一年供销社对私商批发额约占其零售总额的二分之一。
在零售机构方面，供销社的发展也很快。
如以1952年为一百，则1956年农村供销社组织和资金发展指数是：
零售和批发商店二百二十，业务人员二百一十九，自有资金三百三十二。
这个比例是超过零售额增长幅度的。
供销合作社由于人员多，资金雄厚，领导力量强，比起小商贩来力量大得不可计量，有条件自己外出采购，完全不依赖短途批发。
前几年一直是这样做的。
根据以上材料分析，目前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社会主义商业的现有状况，还没有提出设立专业批发商店的要求。
商业机构设置的基本原则是便利群众购买，符合经济核算，合乎商品流转规律。
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国营商业批发机构下伸到集镇，是不符合这个原则的。
第1，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
安徽省肥东县撮镇国营百货分销处1955年底共有八个工作人员。
如由供销社兼批发，至少可以减少三个人。
有的地区一个镇上有七、八个国营公司批发点，以专卖、百货、纺织品三个批发组计算，这些机构至少多用九个到十二个人。
1956年底，全国县以下国营批发人员共三万八千余人，肯定有相当一部分是多余的。
批发机构增多，商品库存必然分散。
因此，农村商品总库存额虽然增大，但由于分散的原故，影响全国调配不灵。
国营商业下伸农村的批发机构，多是业务清淡，有些业务人员无事可做，就经常睡大觉、打扑克，群众称这样的公司为“娱乐公司”。
这种业务清淡的情况使人有理由估计赔钱的批发点不在少数。
如河北正定县曲阳桥百货批发组仅从1955年05月到12月，就赔了二千零八十六元。
浙江商业厅认为，1956年的费用水平高于1955年，主要是因国营批发机构下伸引起的。
第2，县以下原有的正常的商品流转规律遭到破坏。
首先，增加了流转环节。
从浙江省商业厅材料看，批发机构下伸集镇后，上海的产品一般要从中央站经过二级站、县公司、集镇批发点，才能到零售单位。
如果是兼营商品，还要加上从主营公司到兼营公司一道环节。
这就比从前多一至二道环节。
其次，批发点设置往往不合理。
如江苏苏州市郊冉直、唯亭、车坊、湘城四个点过去一直由上海或昆山进货，这是合乎流转规律的。
但现在改从上海至苏州，再分到各点。
环节增多了，商品倒流了三十到七十华里，因而加大了费用。
第3，商品品种不全，数量不足的现象更严重了。
国营商业集镇批发组人员少，核定的资金不多，又无权向外地进货，库存商品数量和品种、花色比县公司少得多。
如广东省和平县百货公司经营二万五千种商品，但各批发组一般只有五百多种。
这样少的品种是满足不了零售单位进货需要的。
湖南邵东县范家山供销社3月10日要进货五十五种，当地百货批发商店只有三十一种。
国营批发机构在资金限制于较小的定额内，要保证数量，品种必然要减少；
要使品种全，每种货的数量便不能满足购货者的要求。
要使品种和数量都有保证，资金定额必须大大增加。
随之，库存积压和分散的程度也要大大增加。
这个矛盾显然是不好解决的。
商业机构的设置还必须有利于加强对市场的管理。
特别是自由市场开放后，这个作用就更为重要。
但国营批发机构下伸后，小商贩都按主管行业归口领导了，但国营公司设在镇上无法领导散处四乡的小商贩。
又因小商贩跨行跨业，也无法用控制货源的方法控制其经营额，因此小商贩各处钻空子，投机活动也较前大为增加。
如山东益都朱崖镇小贩石德俭从周村用每刀四角七分的价钱买来黄表（迷信品），卖价一元五角，毛利达320％。
口埠区不少小贩从县城套购自行车高价出售，还有的把废茶叶晒干后和好茶叶掺在一起卖。
可见，这个作法也削弱了市场的领导力量。
也有的地区国营批发机构下伸后，只负责对私商批发业务，而对他们改造仍由供销社负责。
经验证明这也不是好办法。
因为供销社不能掌握货源，改造只是一句空话。
但是，坚持主张国营批发机构下伸到集镇的同志说“优点大于缺点，下伸还是正确的。”
他们有几个基本论点。
第1个论点是：
“国营批发机构下伸后，可以解决因供销社不积极进货而造成的一方面国营库存庞大，另一方面市场脱销的问题”。
事实是怎样的呢？
从1954年到1956年，供销社几种主要商品在全国范围内库存量超出定额储备参考指标一倍以上，特别是百货类商品，竟超出两倍以上；
几年来库存额上升也很快。
因此，无论如何得不出供销社不积极进货的结论。
当然，有些商店真的积压了商品，也是事实。
河北正定县百货公司经理说：
主要是由于公司不计算盈亏，没有核定资金，存有供给制思想，盲目进货所致。
这个公司1955年全年销货五十万元，但年底库存高达八十万元。
像这样大的积压，就是商品大量下放，也是解决不了的。
至于脱销现象，应该说在很多商业部门都普遍存在。
但其发生原因，在若干主要商品上是因国家生产不足，而一般商品脱销则多半由于商业方面的措施不当。
在后一个原因中，固然由于有的基层社很保守，不愿积极试销新商品，个别甚至听商品长期脱销不想办法进货；
但更主要的则在于国营公司调剂不好，库存商品的品种和数量不能满足供销社需要。
进入去年下半年后，后者的原因显得更突出了。
第2个论点是：
“批发机构下伸，可以更直接地了解群众需要情况，可以更方便地向生产部门提出改进生产品的意见”。
了解消费者需要的一般运动公式是：
零售商店——批发站——生产部门。
后两个单位对群众需要的了解，主要依靠零售部门的材料。
因此，批发部门要深入。
广泛地了解这些材料，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改善同零售部门的联系制度，双方主动结合，做到零售单位有材料能及时向批发单位反映（在这方面，黑龙江省绥棱县创造了比较好的经验）。
因此，这是一个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问题，而不是体制上的问题。
第3个论点：
“批发机构下伸后，可以解决因供销社力量不足，小商贩进货不便的问题。”
首先应该提出，说小商贩进货不便，这不是事实。
这可以从供销社对商贩批发业务的开展情况得到证实。
1955年供销合作社系统有三万一千个商店，对私商批发了十八亿元的商品。
1956年进一步增加到三万六千个商店搞批发，批发额也增到二十八亿元。
比起国营公司只有九千七百多个批发商店来说，力量显然是强多了。
其次，批发机构下伸后，小商贩进货倒是不方便了。
在公司机构下伸后，不许供销社批发的地区，有不少商贩不愿再做买卖了。
广东番禺竹寮圩小商贩过去进货不出村，国营批发机构下伸后，得跑到钟落潭去进货，来往三十多里。
有的批发组在自己货不全的时候，还无理限制商贩从外地进货。
这些都影响商贩经营的积极性。
最后一个论点：
“供销合作社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利润不上缴国库。
国营批发机构下伸后，可以变零售利润为批发利润，充实国库收入。”
应该指出，供销合作社虽是集体所有制企业，但它也同样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
利润虽不直接上缴国库，但交纳所得税实质上仍是利润上缴，只是形式不同罢了。
1957年基层社的利润收入平均将有百分之六十五左右作为所得税上交国库。
县社以上企业单位的所得税率还要大些。
把批发环节的费用变为零售部门的利润，再上缴，对国家难道不是更好吗？
而另一方面，很多国营批发机构下伸后，虽然把零售利润变成了批发利润，但因开支大、业务小，还是赔钱，而这才是真正不利于充实国库收入的。
有些国营商业部门看到了批发机构下伸后问题颇多，便提出以批发机构兼营零售、进一步接收原供销社的工业品、副食品零售店的办法来解决困难。
湖南、广东等很多地方已经这样作了，有的地方正准备这样作。
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根据上面所述情况，我认为在当前强调国营批发机构下伸到集镇这一措施，是不适宜的。
为了改进农村工业品的供应工作，以适应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消费品增长的需要，目前的问题不是批发机构下伸，而是如何加强供销合作社的业务，密切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工作联系的问题。

国营零售商业条条下伸的作法值得研究
黎世和　储德淳
今年年初，各省、自治区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若干商业部门经营分工和组织机构的规定”，对农村商业机构进行了调整。
目前，河北、山东、湖南、广东等十几个省、自治区的若干县国营商业部门分别在农村（主要是集镇）接办了原由供销社经营的工业品、副食品等业务。
虽然，多数地区的这一改变仍在试验之中（只有少数地区全面铺开），但就国营商业条条下伸的效果来看，有很多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首先是，国营商业零售机构条条下伸以后，造成了农民购销不便。
我们知道，供销社原来是一种购销合一的综合性商业部门，因此农民感到很方便。
比如，过去农民在供销社卖出了鸡蛋就能够及时地换回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现在购销分家，农民喜欢的“鸡蛋换盐，两不见钱”的经营方式取消了。
其次，一般农民买油、盐、酱、醋、茶等日用商品都习惯在一起买，现在买一样东西就要跑一家铺子，买一次东西要来来回回的跑好几次，难怪有些农民不满地说：
“这真折腾人！”
农村市场一般是“逢集忙，背集闲”，过去供销社一家经营，可以抽调一些行政人员和乡村分销店的营业员互相支援，现在国营商业机构下伸后，这种条件没有了，于是形成背集很闲，逢集日就忙不过来。
从经济核算上看，国营商业零售机构下伸，也是不合算的。
机构一多，人员势必多，工作量相对地减少了。
如江苏大丰县刘庄只有四千多人，就有供销社和水产、食品、百货、专卖、纺织品等公司。
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大多无事可做。
浙江永嘉县碧莲区食品收购站有一天只收购了三个鸡蛋。
山东益都县朱崖区副食品商店今年一季度每人平均工作量，比去年同期供销社经营时下降30％。
由此，商业利润普遍减少。
比如河北省顺义县牛栏山、李桥及张镇三地，预计1957年经营额比去年同期只增加6％，而费用额比去年同期要增加三分之一，利润将比去年减少一半。
国营商业机构与供销社之间扯皮的事也比过去增多，主要是货源分配不当。
凡是畅销货，公司总想自己多卖，因此不愿多批发，甚至不批发给供销社。
河北沧县沧镇有好几十种商品，公司门市部和公司领导的合营商店都有货，而供销社的门市部则脱销。
这些情况说明，国营商业零售机构条条下伸的做法，既违反了农村市场经营规律，又不符合勤俭办企业的方针，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

全国水稻丰产模范社湖北省鄂城县石山乡华光一社，在早稻丰收季节中，采取边收割、边整地、边插秧的工作方法，保证不误农时，及时插下了晚稻。
　新华社记者　刘心宁摄

夏粮征购任务平山县五天超额完成
新华社保定9日电河北省平山县开展粮食问题的大辩论后，五天内超额一万多斤完成了夏季粮食征购任务。
早在麦收期间，平山县县、区级干部曾分片到乡、社、队帮助收割打场，了解粮食实产情况。
但是由于有的社干部有意瞒产，叫喊困难，社员也反映粮食不够吃，使得这些县、区干部对完成夏粮征购任务信心不足。
中共平山县委员会听了汇报，也一度认为今年夏粮征购数字无法完成；
但在进一步仔细研究汇报的情况以后，发现部分村、社的实产数字有矛盾。
经过调查，实际上全县小麦实产数字远远高过估产数字，完成今年夏粮征购任务是不成问题的。
中共平山县委员会根据这种情况，立即批判了县委和县级领导干部的右倾情绪，指出这是由于没有对农民进行艰苦的思想教育工作，迁就了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本位主义、个人主义思想。
与此同时，全县分成八片召开了各农业社主任、中共村支部书记和一部分生产队长参加的会议，由县领导干部报告了国家粮食情况和政策，用新旧对比的方法，按照粮食“三定”具体地算了细账。
然后，大家展开讨论、争辩，用事实驳斥粮食不够吃的论点。
经过争辩，大家认识到本位主义思想是错误的，纷纷在会上作了检讨，并且保证回去给社员讲清道理，完成夏粮征购任务。
这些干部回社后，各社普遍展开粮食问题的大辩论，使社员们认清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好处，明白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一致性。
因此，各社都自动核实了产量，迅速超额完成了夏粮征购任务，还降低了一些粮食统销指标。

宁乡双江口粮站
为什么突破售粮指标六十多万斤？
本报讯
湖南宁乡双江口粮站到7月09日，已突破销售指标六十六万九千多斤，估计到接新时要突破一百二十万斤。
双江口粮站，负责双江口、莲花山、泉塘三个乡的粮食供应，这三个乡是稻谷集中产区，去年征购后群众实留粮平均在六百斤以上，月星农业社留粮达到了八百斤，留粮应该是够吃的。
但是，在入夏以来，这个粮站的供应便开始紧张，供应量急剧增加，6月份日销平均达十万余斤，最高时达到十五万斤。
随着供应紧张市场出现了黑市，每百斤稻谷黑市价高达十六元七角，高出牌价两倍。
周转粮证贩卖的也很多，买一百斤周转粮证，可得三元至五元。
出现这样严重的情况，据检查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一部分地主富农分子和有资本主义思想的农民，趁着少数户缺粮，制造粮食紧张空气，进行粮食投机活动。
投机活动的方式主要是拆换和涂改粮证，有不少的户将旧粮证拆开，把买了的抽掉换上空的新页；
把数字小的抽掉，换上数字大的页码；
有的从空格中加数字，增加购粮数；
有的用墨笔改水笔字；
有的进行挖补更改；
有的甚至用化学药水非法更改；
有的私刻粮站干部图章，在粮证加盖已经改大的数字。
如月星社地主张鉴钦出卖了三千六百斤周转证，获利八十元。
由于这几个乡去年丰收，粮站干部因此盲目乐观，甚至周转粮的数目当时就没有登记，以后发证是由各农业社“凭良心”办事。
另外还多发和遗失了一些周转证。
干部对发生的粮食投机活动存在右倾情绪，对严重犯法分子也不进行打击。
有的社干部还带头和鼓舞社员搞粮食投机。
致使邪风猖狂，个别社还把粮食投机作为副业生产的门路，社干亲自出马，如月星社主任胡福生（党乡支书记）就是这样。
目前宁乡县委对这些违犯行为进行了检查，并已采取措施纠正。
（程国清）

当前农业生产上应注意的事情
治虫不可半途而废草率收兵
许多情况表明，不少地区在防治农作物虫害工作上又滋长起来一种麻痹思想。
有些同志满足于防治虫害工作已经得到的成就，不再把治虫工作放在心上了。
不错，相当大地区的夏蝗已经被我们扑灭了，许多地区在防治棉蚜、玉米螟、稻螟虫等方面都收到一定的效果。
但是，这只是我们和虫害斗争的一个回合。
害虫的发生是彼伏此起的。
随着季节的变化，一些害虫被消灭了，另一种害虫又会接踵而至。
河北、山东等地扑打夏蝗，是不久以前的事；
可是，现在这些地方的秋蝗又发生了。
河北秋蝗发生的面积有二百七十四万多亩，山东聊城专区发生的面积有一百多万亩，都不比夏蝗少。
第1代玉米螟和粘虫的为害过去了；
可是，第2代玉米螟、粘虫却已发生。
普遍发现第2代玉米螟的地区，有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河北、辽宁等省。
山西、河北、山东的第2代粘虫已经开始为害谷子。
根据南方一些地区的预测，三化螟正在为害晚稻本田。
现在已发现的棉花主要后期害虫不下十多种。
棉红铃虫现在为害相当普遍，棉铃虫在北方棉区相当严重。
在这些事实面前，怎么能放松治虫工作呢？
也有人认为，现在虽然有虫子，但是为害不大了。
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秋蝗生长迅速，扩散能力比夏蝗快的多。
从今年的发生情况看，如果防治不力，8月中就有起飞的危险。
第2代玉米螟、粘虫，威胁着上亿亩的夏播谷类作物。
南方地区大面积晚稻，正是三化螟的为害对象。
如果红铃虫、棉铃虫等为害严重，棉株前期生长得再好，也会减产甚至失收。
总起来说，现在盛发的害虫对农作物的为害程度，是不小于前期许多害虫的。
现在，北方地区的夏播玉米、谷子都进入生长旺期，眼看就要抽穗结实；
南方北方的棉田普遍在开花结铃。
大好的庄稼，已经花费了多少人力、物力！
在快要收获的时候，怎能让虫子把劳动果实夺去！
早期万一受了虫害，季节尚早，还比较容易补救；
现在再受严重虫害，要补救也很难了。
从这些方面来说，当前的防治害虫工作比前一阶段还要重要。
今年夏季，不少地区发生水旱灾害，有些地区忙于防水、防旱，而放松了防治害虫。
应当了解：
旱涝可以使我们的庄稼减产、失收，虫害也具有同样的破坏能力。
1954年湖南、广西、福建、安徽几省就因为螟害严重而损失了九亿斤稻谷。
经验告诉我们：
只有全面战胜自然灾害，丰收才有可靠的保证；
抓紧一面放松一面，就会使农业生产虽然躲过一刀却挨上一枪。

批判了农业社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
陕西省扭转粮食夏征夏购迟缓现象
新华社西安9日电
在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后，陕西省夏粮征购工作进展迟缓现象已经得到扭转。
全省7月下旬平均每天入仓小麦两千多万斤，比7月中旬每天入仓数增加两倍多。
截至8月05日止，全省入仓小麦数量已达国家征购任务的52％以上。
中共陕西省委员会在7月上旬曾就粮食问题专门召集全省地委书记和关中地区的县委书记开会，着重检查和批判了干部中的本位主义思想，并决定加强教育农民，克服只顾个人、不顾国家的错误想法。
会后，一个以推动粮食工作为中心内容的宣传运动就在农村中展开。
南郑、城固等十八个县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向农民进行了国家、社和社员三方面兼顾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号召农民认真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原则以后，7月下旬征购粮入仓数就比中旬增加了一点六倍。
富平、华阴两县的二十多个农业社全面进行了夏粮夏核工作以后，不仅给一般社员留够了口粮，给劳动好的社员适当多分了粮食，而且向国家多卖小麦四十七万多斤。
此外，各地对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在粮食统购统销方面破坏活动的揭露和打击，也有力地推动了夏粮入仓工作的进展。

沙漠里建水库
科尔沁左翼后旗三刀乡农民在政府和邻近各乡农民协助下，最近在沙漠里建成一座农田水库。
这座水库是民办公助的，在去年04月动工兴建。
水库的蓄水面积有四华里，可贮水二百一十九万多方，能灌溉数万亩稻田。
过去这一带的农民因河水不足，多种旱田，但十年九涝，没有收成。
自去年水库开始蓄水后，附近各乡大力发展水田，提高了粮食产量。
1955年三刀乡只有两千亩左右水田，打粮食不到六千石。
今年水田增加到九千五百多亩。
去年打粮食八千九百多石。
这个水库还供给辽宁省康平县一些农民的稻田用水。
（新华社）

烟雾剂杀松毛虫
林业部去年曾在河南省商城县进行了一次用（26）111—A杀虫烟雾剂毒杀幼龄松毛虫的试验，今年6、7月间分别在湖南省桃源、益阳，浙江省的余杭等县又试用了（6）111—A杀虫烟雾剂熏杀松毛虫和竹蝗。
试验证明烟雾剂具有很高的杀伤力。
这种药剂，使用方便，工作效率高，为林区的防虫工作带来很大方便。
（林）

现代化种牛场
一座现代化种牛场最近在呼伦贝尔草原上建成。
谢尔塔拉种牛场是去年08月下旬动工兴建的，建筑面积有五千多平方公尺，包括乳牛舍、犊？
、产房、调料室、治疗室等六栋建筑。
两栋乳牛舍和一栋犊牛舍可以容纳三百五十八头牛，完全是现代化建筑。
不久还要建筑一栋人工授精所。
这座种牛场专门培育著名全国的三河牛，供应各地牧区。
（新华社）

也门向安理会抗议英国侵略
新华社10日讯
纽约消息：
也门写信给安全理事会，强硬抗议英国对也门的舒库阿尔等地的侵略。
英国空军和陆军最近对这些地区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写给安全理事会的信是由也门代表斯·哈萨尼签字的。

历届联欢节的纪念邮票和纪念章
历届联欢节都由举行联欢节的国家发行纪念邮票（其他国家也有配合发行的），还精制纪念章。
现在把过去各届联欢节的纪念邮票各选刊两枚，本届的纪念邮票选刊四枚。
右面刊登的是各届联欢节的纪念章。
第1届联欢节纪念邮票是1947年捷克斯洛伐克发行的。
第2届联欢节纪念邮票是1949年匈牙利发行的。
第3届联欢节纪念邮票是1951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行的。
第4届联欢节纪念邮票是1953年罗马尼亚发行的。
第5届联欢节纪念邮票是1955年波兰发行的。
第6届联欢节纪念邮票是1957年苏联发行的。
1947年
1949年
1951年
1953年
1955年
1957年

富马亲王重新组阁
本报评论员
08月09日，老挝国民议会批准了梭发那·富马亲王组织的新内阁。
这样，历时两个多月的老挝内阁危机终于宣告结束了。
这是老挝人民所高兴的事情，也是亚洲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所愿意看到的事情。
富马亲王是在5月30日辞去首相职务的。
从那时以后，老挝的政治局势一直是不稳定的。
卡代·萨索里特等人曾三次组阁，但是都没有成功。
而美国和它的代理人就利用这种时机大肆活动，企图支持美国的亲信掌握政权。
老挝政界人士曾经揭露，在内阁危机期间，美国驻老挝大使帕森斯竟不顾起码的外交规则，参加在一位老挝内阁部长家里举行的会议，直接策划老挝新阁的组成。
06月13日，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逊更公开污蔑和反对老挝人民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迫切要求，粗暴地干涉老挝局势。
同时，美国还在老挝南部进行卑鄙活动，想把下寮地区从老挝分裂出去。
美国的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为了阻挠老挝继续走上和平中立的道路和实现国家的统一。
但是，老挝局势毕竟不是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蓝图发展的。
富马亲王的重新组阁，反映了美国干涉活动的又一次失败。
富马亲王在国民议会会议上发表要求授权组阁的演说时说，他仍然认为，用解决寮国战斗部队问题的办法来恢复老挝王国的统一，是全国头一号的迫切任务。
而为了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只有双方严格而忠实地遵守王国政府和寮国战斗部队所签订的协定，特别是在1956年12月28日签订的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协议。
他并且宣布，有寮国战斗部队参加的政府可能在10月01日前后组成。
在对外政策方面，富马亲王重申老挝将奉行和平中立政策，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由此可见，富马新阁是坚持实行上一届富马内阁的基本政策的，而这些政策已经证明是得到老挝人民的支持的。
我们相信，只要老挝王国政府和寮国战斗部队双方在已经取得的协议的基础上，继续真诚协商，老挝的和平统一的前途是光明的；
只要老挝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干涉和侵略，老挝的和平独立的前途也是光明的。
富马亲王曾于1956年08月率领老挝政府代表团访问我国，是我国政府和人民所熟悉的朋友。
那次访问大大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在我国人民中间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我们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在我们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鼓舞下，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将得到不断的发展。

我国举重队员都获得名次
李白玉创我国举重史新纪录
据新华社莫斯科10日电
中国运动员李白玉在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的举重比赛中获得次重量级第4名，总成绩是四零七点五公斤。
在比赛中的总成绩超过四百公斤，这在中国举重运动史上还是第1次。
他的总成绩比去年次重量级全国最高纪录高五十公斤，比今年06月他自己创造的全国最高成绩高一七点五公斤，和第16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第5名成绩相等。
次重量级冠军是苏联的图鲁金，成绩是四二五公斤（推举一三七点五公斤、抓举一二七点五公斤、挺举一六○公斤）。
至此，运动会的举重比赛已经全部结束，在七个等级中，苏联取得六项冠军，中国取得一项冠军（陈镜开）。
在比赛中，运动员们创造了三项世界纪录，打破了二十一项国际青年运动会的纪录。
中国参加举重比赛的七个运动员在这次运动会全部得到了名次。
陈镜开得最轻量级冠军，黄强辉得轻量级亚军，李白玉和陈永博分别得次重量级和次轻量级第4名，林仲英、徐鸿林和朱鸿全分别得最轻量级、次轻量级和中量级第6名。

结束在南斯拉夫的访问
胡志明主席到地拉那
据新华社地拉那10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他的随行人员8月09日乘飞机到达地拉那。
从地拉那市中心区通向机场的道路上，到处是用阿、越两国文字书写的欢迎的标语、胡志明主席的巨幅画像和阿、越两国国旗。
胡志明主席走下飞机以后，接受了一群儿童的献花，并且同前来欢迎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列希、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卡博等亲切握手。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各国驻阿尔巴尼亚的外交使节。
胡志明主席在列希主席的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随后，乘敞篷汽车穿过长达数里的人群前往住所“游击队宫”。
两旁的人们向贵宾热烈欢呼。
在到达的当天，胡志明主席拜会了阿尔巴尼亚政府和劳动党的领导人谢胡、卡博、巴卢库等，拜会了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列希。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0日电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讯：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随行人员8月09日乘飞机离开普拉，结束了在南斯拉夫五天的友好访问。

·联欢节第13天盛况·
各国青年工人欢度劳动节
获奖艺术家表演精彩节目
据新华社莫斯科10日电
世界青年联欢节第13天（8月09日）的重要活动是劳动节，各国获奖的青年艺术家的演出和群众性的联欢节体育比赛闭幕。
各国青年几万人这一天在苏联农业和工业展览会欢度了联欢节上的劳动节。
在展览会的绿色剧院举行了最后一次青年工人大会。
英国、西德等国青年工人在会上讲了话，中国铁路职工岳尚武也讲了话。
会后举行了劳动节大联欢，各国青年同莫斯科企业的知名人物见了面。
在展览会的场地上和林荫下到处飞扬着歌声，到处是欢乐的人群在舞蹈。
许多国家的艺术团体在这里的舞台作了演出。
最后举行了几万人的大舞会。
晚上，国际艺术竞赛中获奖的青年艺术家们，分别在莫斯科三个最大的演剧厅——苏联大剧院、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和莫斯科音乐学院举行了“青年天才”晚会。
同时还进行了电视实况广播。
中国青年艺术家在苏联大剧院表演了三个得奖节目：
“龙舞”、“孔雀舞”和顾圣婴的钢琴独奏。
得到了观众热烈的鼓掌欢迎。
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埃及、日本、美国、法国等国家的青年艺术家也表演了得奖的精彩的节目。
受到了观众的一致赞赏。
历时十天的群众性联欢节体育比赛9日在“狄纳莫”运动场举行了闭幕式。
这次体育比赛中，争取联欢节锦标的比赛共吸引了四十六个国家三千六百名青年运动员参加，而参加争取联欢节体育纪念章比赛的人就更多，联欢节体育纪念章一共发出了好几万枚。
联欢节美术摄影竞赛在这一天结束。
参加竞赛的照片共有三千一百二十五帧。
评判委员会一共颁发了七枚金质奖章、十七枚银质奖章、二十五枚铜质奖章。
参加联欢节的各国青年旅行组织和休息组织的领导人在这一天举行了会见。
他们一致主张更多地吸引青年参加这一活动，扩大和加强青年旅行者的国际联系。

胡志明主席和铁托总统发表会谈公报
越南和南斯拉夫将加强友好和合作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0日电
南斯拉夫通讯社8月09日广播了关于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在布里俄尼进行的会谈的正式公报。
公报说，这次会谈是在友好而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
会谈显示双方都希望加强合作，显示双方对国际局势的估计是十分相似的。
总统和主席满意地指出，进一步加强友好关系和发展合作是符合他们两国和国际合作事业的利益的。
他们表示相信，两国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改善本国人民生活而正在进行的努力，为发展全面的合作造成了广泛的可能，并且是有益的经验交流的泉源。
他们认为，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有助于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有助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为了发展这种关系，他们还决定进行安排，实行人员的相互访问和交换情报，以期保证增进了解并且发现最好的形式来进行有效的合作。
在讨论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日内瓦会议以后的情况的时候，南斯拉夫总统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由于争取实现日内瓦协议的一贯努力而对和平和国际谅解的事业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赞扬。
总统和主席都强调指出，坚持执行日内瓦协议既符合越南人民的利益，也符合远东和平和缓和世界现存紧张局势的要求。
总统和主席满意地指出，两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在于谋求世界和平并且加强国际信任和合作。
总统和主席都认为，要保障世界和平，唯一的方法在于根据平等、尊重独立和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和互利的原则来发展一切国家之间的合作。
在争取达到这种目的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根据在它们之间的关系中完全平等并且以创造性态度解决今天人类所面临的社会和国际问题的原则来发展它们之间的合作和国际活动，从而作出特别的贡献。
因此，总统和主席都表示，两国具有坚决的决心，要进一步加强两国政府的和平而具有建设性的政策，以克服目前世界上所存在的矛盾并且建立各国之间的信任。
总统和主席认为，解决裁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总统和主席坚定地认为，必须立即采取步骤，停止原子核试验。
绝对必须禁止使用原子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人民的武器。
原子核能应当完全用于和平的目的，造福人类。
胡志明主席邀请铁托总统前往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正式的访问。
铁托总统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邀请。

苏共中央主席团答开罗“晚报”记者
苏联永远支持埃及和阿拉伯人民
艾森豪威尔主义已暴露帝国主义真面目
新华社开罗10日电
开罗“晚报”8月08日刊载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对这家报纸记者的谈话。
这位记者说，他的问题是通过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书记科托夫向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出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苏斯洛夫和库西宁在接见他的时候对这些问题作了回答。
这个回答在提到苏联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时说，苏联对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对埃及的政策一向是，并且将永远是坦率诚挚的政策和支持的政策。
苏联政府奉行的对阿拉伯国家友好和和平的决定性的政策，是符合各方面的利益的。
苏联怀着对各国人民的诚挚的感情，希望这个地区各国都获得民族独立和经济的发展繁荣。
关于苏联对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援助，这个回答说，苏联现在正在帮助，而且将始终帮助埃及和阿拉伯国家。
到目前为止，我们同埃及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一切援助和经济关系本着友好和互相尊重各国内政的精神得到了顺利的发展。
这个回答在提到美国在中东的政策时说，美国宣布了“艾森豪威尔主义”，是想要通过“艾森豪威尔主义”来统治和控制阿拉伯国家。
约旦事件已经向全世界彻底地暴露了“艾森豪威尔主义”后面的帝国主义真面目。
美国垄断资本想通过剥夺阿拉伯国家新取得的民族独立、以至阻碍这个地区民族运动发展的办法，来攫取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
在答复关于苏联对美国加入巴格达条约军事委员会的态度时，这个回答说，“美国参加（巴格达）条约的目的是要加强这个条约的活动，以及打算加强这个在帝国主义侵略埃及期间现出原形的侵略集团。”
这个回答在提到以色列问题时说，以色列政府奉行的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停战线上进行挑衅和引起纠纷的政策，并不能缓和中东的紧张局势。
必须坚决制止这种政策。
关于中东的局势，这个回答说：
苏联曾经宣布了防止这个地区面临的威胁的重要步骤。
这个步骤就是由国际保证不使用武力来解决这个地区的各种问题和不干涉这个地区的内政。
阿拉伯国家的团结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的决定性的武器。
苏共中央主席团也回答了关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以及苏联对在中东的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态度的问题。

英军在阿曼菲尔克受挫
英报大起恐慌担心夜长梦多
据新华社10日讯
马纳马消息：
据英国官方公布，英国空军今天上午出动两架“沙克莱顿式”轰炸机，在菲尔克地区投下二十磅重的杀伤弹一百零四枚，随后又出动“毒液式”喷气式战斗机以火箭和机关枪向这个地区扫射，以图迫使昨天击退了英国进攻部队的阿曼起义者屈服。
在阿曼起义者的强烈抗击下，英国进攻部队8月09日被迫从菲尔克郊外后退约六英里，退至离开起义者总部所在地尼兹瓦以南约十一英里的克尔沙村。
英国军方承认，阿曼起义者的抵抗力“比预料的要大”，他们射击的准确和部队的部署都出乎意料。
在这之前，英国军方曾经在事先表示有把握在当天就占领菲尔克。
据伦敦消息：
英国军队在阿曼菲尔克受挫的消息，几乎成为英国今天所有报纸的头条新闻。
英国报刊担心，战争延长下去，阿曼事件将会变成“十分令人头痛的国际事件”。
“新闻纪事报”和“每日邮报”用“枣椰林战斗中的打击”、“沙漠里的挫折”的标题，报道了英军的失败情形。
“每日先驱报”引用英国在阿曼的发言人的话说，阿曼起义军队军官的指挥能力大大超过了英国对他们的估计。
几天来，英国一些报纸杂志正在嚷嚷要在阿曼速战速决。
“新政治家”要英国“不等阿拉伯国家在联合国控告它”就采取行动。
它并且说，军队行动“迟缓”，就会使世界舆论有时间动员起来指责英国是在进行侵略。

赫鲁晓夫米高扬同德国人民会见
再次阐明欢迎和平竞赛和共处的愿望
一贯主张德国重新统一成为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
据新华社9日讯
据塔斯社讯：
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团员赫鲁晓夫、葛罗米柯等人8日近午夜的时候到达了来比锡。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乌布利希陪同他们一起前来。
虽然时间这样晚，许多市民还是站在大街上等候他们到来。
一个简短的群众大会开始了。
德国统一社会党来比锡专区委员会第1书记弗勒利希对苏联客人访问来比锡表示非常高兴。
赫鲁晓夫随后讲话。
他指出：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中的一个前哨。
德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敌对势力的不断威胁下进行的。
社会主义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日益巩固，这种困难的产生是由于国家分裂，由于某些不愿意看到德国统一成为一个和平和民主的国家的外国势力在制造重重的障碍。
尽管如此，德国的劳动人民在加强共和国经济方面还是获得了重大的成就。
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其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它坚持不渝地实现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理想和无产阶级同国际主义的原则。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劳动人民根据事实相信，德国统一社会党除了德国人民的利益以外别无其他利益。
赫鲁晓夫说：
反动集团耀武扬威地企图吓倒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
这是不聪明的政策。
我们不是胆小鬼，我们有充分的准备来迎接不速之客，给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遭到的任何侵略以致命的回击。
赫鲁晓夫在谈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和平共处的问题时说：
我们维护和平正是因为我们毫不动摇地相信社会主义、相信它的最后胜利。
我们并不害怕同资本主义竞赛，而且确信，无论在经济、文化方面以及在创造符合人类美好愿望的生活水平的事业中进行竞赛，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
现在，当各种制度都存在的时候，彼此应该和睦地互相尊重，各自证明其制度的优越性，应该在和平创造、消灭贫穷和剥削、征服自然方面竞赛，而不是在发明越来越新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竞赛。
我们坚信，巩固的持久和平是能够建立起来的。
我们共产党始终遵循着这些原则。
每一个正直的人都会看到，苏联关于停止试验原子弹和氢弹、禁止这种杀人武器、销毁这种武器的储备，裁减常规军备和武装部队人数等建议对维护和平有着何等的意义。
这些迫切重要的建议至今未被采纳，其过失并不在于苏联。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别的国家，包括西德在内，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任何敌意。
我们希望国际和平。
苏联认为，德国和苏联的友好以及相互了解是欧洲和平和安全的最重要的保证。
如果我们两国人民能够友好地和平共处，一致努力为维护欧洲的和平而斗争的话，那么帝国主义者要想挑起新战争将是不容易的。
赫鲁晓夫接着谈到德国统一的问题。
他说：
我们一贯主张，德国人民尽快地把自己的祖国重新统一成一个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
如果说这样的德国到现在还没有建立的话，那只是因为帝国主义集团不希望有这个统一的爱好和平的德国出现。
它们唯一希望的只是德国成为它们在欧洲的军国主义打手。
赫鲁晓夫着重指出：
帝国主义者能否重新发动新战争，在许多方面取决于德国人民。
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德国人民一切进步的力量，一切真正珍视德国利益的人，都竭力共同制止在西德逐渐抬头的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势力。
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在期待德国人民，首先期待西德的工人阶级作一切必要的努力，不让军国主义者重新控制德国人民的命运。
由米高扬、库米金等人组成的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的一批团员由格罗提渥陪同，9日到达了萨斯尼支市，他们在那里参观了一个大的渔业联合厂。
他们同工人进行了诚挚的谈话。
在联合厂参观以后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米高扬在会上讲了话。
米高扬说：
苏联人民很熟悉年青的斯特拉尔松造船工业的高级产品。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营企业的声誉愈来愈高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人、技术员、工程师和全体劳动人民理应为此感到自豪。
米高扬在谈到德国人民争取统一自己祖国的正义斗争时指出：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建立德意志联邦的建议，是为解决德国人民的全国问题创造现实的先决条件的一大贡献。
他说：
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支持这种明智的建议，因为这种建议提供了现实的前提来在两个德国谈判的基础上统一德国，并且符合于保卫欧洲和平的利益。
他在谈到波恩政府的原子武装政策时说：
在欧洲发动原子战争，这就意味着，首先是德国的重要中心城市的毁灭以及德国居民的浩劫。
所以，为反对在欧洲准备原子战争而斗争，是每一个欧洲人、每一个爱国的德国人的神圣职责。

青运会男女篮排球比赛揭晓
苏联得到三个冠军　匈牙利是男篮冠军
我国女篮第4名其余三队均为第7名
据新华社莫斯科10日电
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男女篮球和排球比赛已经在8月09日全部结束，苏联获得三个冠军，匈牙利队获得男子篮球冠军。
参加这次篮球比赛的一共有十八个国家的二十八个男女篮球队，比赛进行了十天。
在男子篮球方面，匈牙利队得冠军，苏联队第2，保加利亚队第3。
以后名次依次是巴西、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中国、法国第1队、埃及、比利时、法国第2队（戛纳市队）、叙利亚、芬兰、朝鲜、瑞士、英国和突尼斯。
女子篮球苏联得冠军，第2名是捷克斯洛伐克队，第3名是保加利亚队，第4名是中国队。
以后名次依次是民主德国、朝鲜、波兰、罗马尼亚、法国、芬兰和比利时。
参加男子排球比赛的有十五个国家，参加女子排球比赛的有八个国家。
苏联男子排球队8月09日打败了捷克斯洛伐克队，取得了男子排球冠军。
第2名是捷克斯洛伐克队，第3名是罗马尼亚队。
其他名次依次是波兰、保加利亚、法国、中国、日本、朝鲜、阿尔巴尼亚、芬兰、埃及、蒙古、比利时和奥地利。
女子排球的冠军也是苏联，它七战七胜。
第2名和第3名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
以后名次依次是罗马尼亚、朝鲜、民主德国、中国和奥地利。
这一天，捷克斯洛伐克足球队以三比二打败了民主德国队，取得了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足球比赛的第3名，民主德国得第4名。
苏联和匈牙利将在今天争夺冠军。

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保护科学家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　赵九章
最近，在中国科学院所召集的座谈会上，科学家们对民盟右派分子所提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进行了严正的批判；
对曾昭抡、钱伟长的反党罪恶活动，作了彻底的揭发。
通过这一次座谈会，使我在反右派的阶级斗争中，又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凡是在旧社会里经历过一段艰苦岁月的中国科学家们，从自己亲身的感受里，都会深切感到只有在新中国，在党的多方关怀和爱护下，中国科学家才能真正受到保护。
以我个人的经历为例：
解放前气象资料是极为不够的，但是还被少数反动国民党空军气象人员所把持，成为这些人垄断的私产，他们自己既不能做研究，也阻碍了别人利用这些资料来做研究。
解放前气象研究所要筹设一个天气分析研究室，由于以上的原因就很难实现。
解放后，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通过几年来科学院和中央气象局的合作，使科学研究与中国气象业务有机地联系起来。
目前中央气象局利用电传打字机不但每天把国内及全世界重要气象资料传送到我所来，供我们作天气分析之用；
气象局还应我们的要求，为了科学研究的需要，准备另外收集国外特殊的气象广播。
这种紧密的合作关系，不但在旧社会里无法梦想，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也不易办到。
以上所举的不过是我所接触的实例之一，中国科学院许多研究所与生产机构配合得很好的事例还很多。
由此可以充分证实，右派分子所说的“资料保密过严过死……造成学术垄断，成果私有”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谎言。
关于研究助手问题，1954年以前，由于院系调整不久，大学毕业生人数有限，因此分配到科学院的人数不多；
但1955年以后，情况就逐渐改善。
以气象系学生为例：
北大、南大气象专业同其他气象专科学校这几年来不但训练了不少质量较好的干部，分配到气象局所属台站，也为科学研究培养了一批有希望的青年。
以1954年为例，那一年大学毕业生较少，我所只分配到六个气象专科毕业生，经过这几年的培养，这些毕业生不但可以完成导师所指定的工作，有的还做出了较好的研究论文。
1955、1956年的大学生分配逐年都有所改善，今后随着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日益改进，优秀的青年助手会大量的培养出来。
所以，今后的问题，不是科学家缺乏助手的问题，而是老科学家如何更有效地把青年一辈带出来。
从这个例子来看，也有力地说明了右派分子关于缺乏助手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再谈时间问题。
解放后，由于科学家参加了土改、镇反、思想改造、三反等一系列的社会运动，批判了我们从旧社会里带来的封建、反动、崇美等思想，接受了马列主义及唯物的宇宙观，使我们思想上有显著的提高。
这虽然要用去一些时间，但我认为这几年的政治学习，对于我们是十分重要的；
没有这几年的学习和思想改造的基础，在这次反右派运动中恐怕会有更多的科学家会被右派分子所迷惑。
所以，这些时间不能算是浪费。
今后我们还需要更好地运用我们理论学习的时间，在结合体力劳动和下乡下厂实际生活的锻炼中，来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
在行政工作方面，自从知识分子会议上党提出保证科学家以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业务以后，科学院领导为各所配备了整套的行政助手；
在行政副所长领导下，协助处理了许多日常行政业务和事务工作，对工作人员进行了思想领导，使负责行政领导的科学工作者，从烦琐的行政工作中脱身出来，在一般情况下，可以以接近六分之五的时间来从事研究工作。
这同1954年以前各所没有配备行政副所长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如果以现在我所的规模和研究业务的广泛性而言，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我就无法想像怎么能把所的业务搞上轨道；
同时我自己还能以充裕的时间来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根据以上的事实，足证右派分子所提出来的“保护科学家”的口号是对党的恶毒的诬蔑。
中国科学工作者只有在新社会里，在党的关怀下，才受到无微不至的爱护。
通过这一次科学院的座谈会，我深切感觉到，我们还必须时刻依靠党，时刻不放松我们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把残存于我们头脑里的右倾思想清洗掉。
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致在大风大浪中迷失方向，才能坚定地为社会主义科学事业而奋斗。

吴耕民教授的“中国蔬菜栽培学”出版
四、五十年来致力于我国蔬菜栽培研究的吴耕民教授，最近完成了一部五十多万字的著作“中国蔬菜栽培学”。
这部书已经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我国广大的土地和寒温热多种气候，适宜于多种蔬菜的栽培和生长。
几千年来，人民为满足生活上的需要，从国内选出和从国外引种的适于各地风土和群众喜爱的蔬菜种类、品种很多。
这部书叙述了八十多种目前我国各地栽培的有商品价值的蔬菜，其中除有国外主要的并均已引入栽培的蔬菜如番薯（甘薯）、马铃薯、蕃茄、葱头等三十多种外，还有四十多种我国的特产是外国所少见或没有的，如山东大白菜、长梗白菜、芥菜、大头菜、水入菜、韭菜、大葱、竹笋、莴苣笋、苋菜、荠菜、榨菜、茭白、蒲菜、荸荠、菱、冬瓜、豆芽菜、草菇、金针菜、丝瓜、毛豆等等。
凡经我国各地长期栽培的蔬菜，常有多种类型和多种品种。
例如萝卜，欧美仅有四季小形种，但在我国除四季小形种外，还有冬萝卜、春萝卜和夏秋萝卜，可以四季栽培供应。
著者在本书中对我国的蔬菜栽培技术作了详细的介绍。
例如为求提早收获，有早熟栽培；
为求延长供应时期，有晚熟栽培；
为求在寒地冬季减除冰冻，有保护地栽培，等等。
此外，对个别蔬菜还有施行特种栽培的，如豆芽菜的无土遮光栽培，茭白的食用、黑穗菌寄生栽培等，都是我国劳动人民多年同自然作斗争，在蔬菜栽培上获得的成就。
著者在本书中对各种蔬菜的性状，蔬菜生长的自然条件和在它前后适于施种的作物以及收获、贮藏、采种方法等，也作了全面的叙述。
（谈星）

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
清华大学教授　杜庆华
民盟6月09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纲领。
我现在只对反动纲领中所谓“保护科学家问题”谈谈我个人的意见。
首先，这个反动纲领中的所谓“保护科学家”的口号，不仅是不顾事实和危言耸听的提法，而且从意见书统篇的精神来看，这个所谓“保护科学家”，实质上就是“保护”知识分子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右派分子在这个反动纲领里，利用了一些具体问题，想去迎合一部分知识分子为了面子或留恋于旧的“自以为是”而不想改造的情绪。
其实，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这几年来经过党的不断教育，都认识到必须积极进行自我改造；
而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进攻的却正是知识分子这个积极的一面。
以“时间问题”为例。
由于我国科学基础（包括人力）的薄弱，再加上大多数科学家思想落后于社会的发展，这就使我们一方面要赶快进一步钻研新的科学，同时还必须顽强地进行思想改造，其中包括必要的社会活动，二者不能偏废。
这个问题反映在科学家个人生活中，就是如何妥善地安排时间的问题。
也就是科学家曾经在一个时期感到科学工作研究时间不足。
党深切体会到科学家的困难和焦虑，所以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主要是知识分子思想情况有了基本的转变后），提出了保证科学家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
但是，曾昭抡、钱伟长之流所提出来的时间问题，却是企图利用时间问题来使政治和业务对立起来。
例如他们提出科学家可以对社会活动和行政工作长期请假。
这种只搞业务不管政治的提法，是极其阴险的。
它的企图在于引导科学家脱离社会主义政治生活，逐步走上右派分子所希望的反对社会主义的道路。
其次，右派利用时间问题来作为他们篡夺党对科学领导的权术。
他们一方面说六十岁以上的老科学家不应过问行政；
同时在另一场合又宣扬“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也就是说党不能领导，要懂业务的人来领导。
这样那就只有由曾、钱之流来领导了。
因为目前不少科学机关负有领导责任的科学家大都在六十岁以上，而六十岁以下的领导者倘若是党员（曾钱所谓的“外行”）都在不能领导之列。
这正是曾、钱反对党的领导和排挤老科学家的恶毒策略。
再以“资料问题”为例。
反动科学纲领所提到的资料问题的实际内容，是科学资料保密问题。
这一问题的实质：
一方面是把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加以曲解，另一方面是破坏保密制度以迁就个人兴趣。
是反对科学工作必须有计划、有分工的一个方面。
保密问题中曾有一些小的缺点，党已经注意这一问题并加以改进。
事实上，现在科学家在自己工作范围内所要取得的保密资料是并不困难的。
做实际技术科学研究工作的人都有此感。
但是，这样并不能满足钱伟长、费孝通之流的愿望。
他们所要的是将一切资料公开，供他们个人任意凭兴趣来选择他们认为花劳动力不大而又易于出名的工作。
至于党是否信任知识分子，可以钱伟长本人为例。
钱伟长在解放前后曾对党进行过污蔑，但是只要他表示了进步的愿望，党就给予了他极大的信任。
他现在所掌握的我国建设和新技术的机密资料，是极其广泛的。
可是从他的言论中所能找到的，只不过是他对长江大桥工程的侮蔑；
要浙江省根据他那毫无科学根据的意见用钱塘江潮水发电，以代替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
如果把许多保密资料供给这样的科学家，除了供他们个人利用作吹嘘和招摇撞骗之外，并不起任何发展科学的作用。
更不用说失密的严重后果了。
又如“归队问题”。
我们必须问，为什么要归队。
解放后国家对工程技术人员曾进行了归队工作。
这是从旧中国对科学技术人员不合理的安排，到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安排的必要过程。
难道说新中国根据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安排，现在又必须根据少数人的愿望再来进行“归队”？
今天提出“归队”的问题，实质上是要破坏社会主义的对科学工作的安排。
在反动科学纲领中分工协作问题中提出的“就人”观点，同科学领导上的不要党的领导、不要火车头、要自发、分散地进行科学工作的论调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右派分子是想利用科学家的个人主义情绪，来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
更恶毒的是在培养新生力量这个问题上，右派分子强调不要政治条件，要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培养第2代。
不过右派分子你们的算盘打错了，你们可以利用我们一时的麻痹和看不清问题的实质，但是经过学习，我们毕竟认清了你们的真面目。
我们一定要彻底揭露右派分子的丑恶反动面目，把反右派的斗争进行到底。

蓝钰为什么要“改革”出版工作？
张姞民
右派分子、通俗读物出版社副总编辑蓝钰（共产党员）在整风期间，对人民的出版事业进行了恶意的攻击。
他和另一个右派分子曾彦修一唱一和，把解放后整个出版事业说成漆黑一团。
他们肆意攻击党的出版方针，否认党对出版事业的领导，否定八年来出版工作的成绩，并诬蔑党的干部政策和苏联的经验、制度。
这两个右派分子像唱双簧一样，一呼一应。
他们向党进攻的目的，就是为了取消党对出版事业的领导，把出版工作拖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
这可以从蓝钰所提出的“改革方案”看出来。
按照蓝钰的“方案”，首先是要把国营出版社“彻底整顿”，整掉一些；
同时开放自由市场，成立私营出版社。
这就是说，出版工作几年来走社会主义的路走错了，结果是“统而不通”，矛盾百出，因此只有让资本主义复活。
只有开放自由市场，成立私营出版社，通过自由竞争，矛盾才能解决，否则矛盾就永远解决不了。
这也就是说，必须“彻底整顿”国营出版社，“压缩一批、裁并一批”，好把“市场”让给私营出版社，好让私营出版社利用自由竞争来搞垮国营出版社。
这种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建议”，不正是那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日夜追求的吗？
所谓“现在社会上提出了新的要求”，是什么人提出来的？
是些什么要求呢？
不正是那些右派分子叫嚣反对国家对新闻出版的“垄断”，要办同人报刊，同人出版社吗？
所谓“一切只有‘国家的’，人家总觉得是你们共产党员办事”，不正是右派分子所叫嚣的“党天下”吗？
所谓“大家都应该有一份”，不正是右派分子所叫嚣的“轮流执政”吗？
所谓“不如让别人也搞”，不正是右派分子所叫嚣的“你下台，我来干”吗？
因此，从这一项“建议”中，我们不难看出蓝钰的用意何在，不难看出他是在为谁呼吁，在为谁撑腰！
按照蓝钰的“方案”，第2是取消党的领导。
他说，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不能适应情况”，“可以撤销”。
撤销以后，“可以在国务院之下设立一个‘出版委员会’，管两件事：
（1）出版的方针政策；
（2）出版社之间的关系。……要统一领导所有出版社，但又不要统死，只统方针政策和关系”。
接着，他又说，“另外还要成立出版协会，作为出版界群众性的组织。
也就是让出版界自己管自己的事。”
新华书店也交协会管，成为联营机构。
从这些“建议”中不难看出，设立出版委员会是虚，而成立出版协会是实。
问题很明显，蓝钰口口声声不要出版局领导，为什么还要另外设立一个出版委员会来领导？
显然，蓝钰的设立出版委员会之说，只不过是虚晃一着，以示并非不要党的领导，而实际上恰恰是要让出版界自己管自己的事。
因为蓝钰已经预先肯定，某些事情如果拿到出版协会去办，“包管比现在办得好”。
也就是说，让出版家们自己管自己的事，包管比党领导得好！
这不是取消党的领导又是什么？
按照蓝钰的“方案”，第3是推翻现在出版、印刷、发行三个部门独立负责的制度，恢复过去出版、印刷、发行三位一体的制度。
蓝钰说：
“现在出版、印刷、发行三个环节是孤立起来的。
出版和发行分家，搞得矛盾百出，笑话百出。”
“新华书店现在支店几千、人员上万，的确积重难返。”
“矛盾的实质的确在经济关系上，改良主义也不可能让大家满意。
所以新华书店可否考虑交出版协会领导，大家管书店，这样，矛盾就好解决些”。
我们并不否认，目前出版、印刷和发行三个部门配合得还不够好，还有一些可以克服的缺点没有及时克服。
但蓝钰处心积虑地找新华书店的毛病，夸大印刷工作中的缺点，却是别有用心的。
蓝钰身为出版工作者，不能不知道这三个部门的专业分工是为了使出版事业走上计划化的轨道，是为了集中使用现有的人力和机器设备，以便发挥更大的作用，完成更多的任务。
而蓝钰反对这种分工，就是为了反对计划化，反对把出版工作纳入国家计划。
他羡慕过去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那些三位一体的“大企业”，他认为出版社不能自己搞厂、不能自己发行是“受制于人”。
他所要求的“出版自由”是想恢复出版业的自由竞争和资本主义垄断。
因为过去的商务、中华的三位一体制，那是资本主义盲目竞争、盲目发展的结果。
资本主义出版事业的发展，也与其他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样，是各自为政的。
为了使自己不受制于人，就要各自搞一套出版、印刷、发行的机构。
到后来，大家便都搞成托辣斯，你有什么我也要有什么，以便在竞争中把对方打败。
蓝钰在这儿特别歌颂这种“经济关系”，完全否认出版、印刷、发行三个环节的分工在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发展上和实行出版事业计划化上的进步作用，其目的就在恢复资本主义的自发性，反对社会主义的计划制度。
从整个“方案”的内容来看，他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取消党的领导，实现个人野心，发展资本主义，搞垮社会主义。
如果这个“方案”能够得到实施，我们不能想像，它是对谁有利的，是对读者有利，是对作者有利，是对出版工作者有利，还是对社会上那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利！
因此，我们不能不认为，蓝钰这个“改革方案”实质上是出版工作方面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纲领。

钱端升小集团的阴谋和“大法学院”方案
龚祥瑞
关于钱端升反社会主义的事，我是在报上见到的。
至于楼邦彦和王铁崖的反党言论，则不但在整风座谈会上亲聆又亲聆了，而且远在整风之前我就曾不只一次地和他们发生过热烈的争辩。
既有王铁崖、楼邦彦这样大胆凶恶的右派急先锋，必有钱端升那样大胆凶恶的反党阴谋家。
九三学社的一个同志说得好：
楼邦彦和王铁崖正像右派大殿前的哼、哈二将，——以之形容这两个“名流学者”对党的进攻，“既大胆又凶恶”，这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钱端升等人既走过漫长的反党的道路，又不肯改造自己，那么在新的条件下，也就必然要暴露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的新阴谋。
王铁崖和楼邦彦的大胆凶恶的言论反映了钱端升小集团的阴谋，那就是推翻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新院系，成立“大法学院”的方案。
我曾三次耳闻“院系再调整”的消息。
一次是楼邦彦说的，他主张把人大、北大的法律系归并到政法学院。
另一次是王铁崖说的，他主张把人大法律系合并到北大。
第3次是王铁崖与楼邦彦一齐说的，钱端升想搞个像“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那样的大政法学院。
大家知道，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就是英国右派社会党人韦伯、威尔斯、拉斯基之流所创办的，在组织系统上是隶属于伦敦大学的，在思想系统上是传播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
照钱端升的永远不会实现的方案，“大法学院”同样将隶属于北京大学。
对他们说来，这个“方案”是“持之有故、言之有理”的。
既然，“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大蜂窝，”“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是宗派主义的老母鸡”，“北大法律系是人大与中央干校的杂拌儿”，果尔，那么，殊应像钱端升、王铁崖、楼邦彦等“名流学者”之处心积虑，对它们一齐加以推翻，另起炉灶。
果尔，则钱端升当副校长、院长，楼邦彦当教务长，王铁崖当总务长，乃是必然的逻辑结果。
如果这个奇怪的方案变成了实际，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照王铁崖的主张：
第1、要大大减少课程，“人民民主国家法”应该取消！
“苏联国家法”应该列为选修课！
“资产阶级国家法”应该照解放前的讲法进行教学！
“中国国家法”问题太多，应该由楼邦彦来讲授！
什么“土地法”、“劳动法”、“合作社法”统统不要！
第2、使“国际法”离法律系、国际关系史离历史系而独立出来，取消外交学院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另外成立大“国际关系系”，成为“大法学院”的一部分，由王铁崖来主持，集全国所有的国际法学者于北大。
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在十二年内赶上他们所理想的世界先进水平，即资产阶级法学水平了。
必须指出，这个“大法学院”方案的目的不仅仅是推翻新院系，走资产阶级法学的道路。
“大法学院”不过是他们干政治的工具、武器。
他们真正的方案是通过“鸣”、“放”或者在成立了“大法学院”之后通过讲坛，吹倒共产党——推翻共产党在政法界与外交界的领导。
这就是钱端升小集团所作的大文章。
他们依靠一些什么“条件”呢？
他们，正如章伯钧所说的，都是“研究政治的人”。
他们“研究”了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自以为“了不起”，想到“知识分子的任务一天比一天明确”，大有可为了。
去年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加强了他们的幻想，今年党组织进行整风他们就以为有机可乘了。
于是这批右派分子，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以为他们的“时机”到来了。
王铁崖辱骂党在学校工作中的领导：
“学术界、教育界出现了那么多头衔，那么重头衔，实在使人惊异……好像引人重视的，不是文章道德，而是职位头衔。
简直是衙门。”
然而重头衔的正是他们自己，他们以学者的头衔，作为阴谋反党的武器。
王铁崖说过，钱端升回到北大，起码是个副校长。
王铁崖骂过党，说政法学院气量小，不给费青一个正教务长。
钱端升更公开说过他曾为楼邦彦争个教研室副主任的头衔。
楼邦彦本人也说过，政法学院老教授分成三等：
雷洁琼、严景耀、芮沐是一等，他们带有主任或副主任的头衔；
楼邦彦自己是二等，参加教学，而没有主任的头衔；
其他都是三等角色，被“打入冷宫”（指一时不参加教学，而在研究室自学的老教授）。
必须指出，他们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一个“教务长”，其用意远远超过了“头衔”的追求，——这批人是要通过篡夺领导，从事“二次彻底改革”。
他们同声辩称：
老教师受到压制，个人能力没有发挥出来。
今日政法教育“一塌糊涂”，“法律科学落后”，“科学研究工作没有人管”，所有这一切在他们看来都是教条主义地学习苏联的恶果。
他们一致认为：
司法改革出了“偏差”，院系调整把老教师打得“七零八散”。
他们放肆胡说：
“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根在董老”（指董必武同志）。
他们对整个政法领导破口大骂：
“保守、宗派”。
他们狡辩法律的特殊性，说强调法律的阶级性乃是宗派主义者的借口，目的是“关门”、“包办”、
“垄断”、“排挤旧人”。
于是他们开始器重一向被他们所瞧不起的老教师，要所有的旧法人员“归队”，重新“上台”。
包括解放前夕混进大学里来的“立法委员”、伪军政人员、流氓、特务，在他们眼里，都成了
“高级知识分子”。
王铁崖曾以蛮横的口吻叫嚣说：
“现在高级知识分子只要主动表示要到那里，就可以到那里，这是中央的决策。”
由此可见，钱端升、王铁崖、楼邦彦在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出来之后，就在那里执行民盟中央章罗同盟争取知识分子的罪恶勾当。
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得好，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
“利令智昏”。
利者，夺取权力的意思。
以钱端升的野心而论，何止于一校之长，——多么寒伧！
反动家伙，利令智昏，到处点火，以为一触即发，以为他们所深恶痛绝的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完蛋了。
就是在这种思想情况下，八年来被压抑在他们心中的阶级怒火冒出来了，烧到我们身上了。
在整风运动期间的大暴露，不过是抓住了他们的大批真凭实据而已。
他们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所进行的一系列的阴谋活动是由来已久的、日积月累的阶级怒火的冲击。
楼邦彦和王铁崖原是钱端升的得意门生。
楼邦彦一度充当胡匪宗南军营中的上校教官，王铁崖则一心追求国民党外交部司长的职位。
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楼邦彦向蒋介石献过策，说要搞宪法，（行宪）必须先戡乱。
戡乱就是消灭共产党（见“观察”第3卷第1期“动员、戡乱、行宪”）。
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前夕，当沈阳被围时，王铁崖、楼邦彦等人还跑到东北去作“安定人心”的工作，美其名曰“讲学”，企图挽救反动派垂死的命运。
他们确是野心勃勃的。
北京解放前夕，在王铁崖家里，楼邦彦和王铁崖就密谈过“谁坐人民政协的交椅”的问题。
楼邦彦道出了他们共同的野心：
“这一辈子在政治舞台上有没有份儿，全看这一着了”。
就是这颗卑鄙的资产阶级的政客野心，在解放以后，驱使他们用尽心机去骗取党对他们的信任，以便完成他们在解放前未完成的反共反人民的肮脏任务：
从内部来打垮党对全国政权的领导。
我很早就警告过楼邦彦，要他割断同钱端升的愚蠢而罪恶的关系，对他说：
“钱端升要把你从司法局‘拉回去’，是永远不会实现的主观幻想。”
现在，真相大白，事情不单是永远不会实现，而且是一件不能告人的阴谋。
应该告诉这批人，我们党是强大的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不是什么“宗派”，我们新大学是向阳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园地，不是什么“衙门”了；
我们政法院系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忠诚的卫士，是社会主义理论战线上的年青的先锋，不是什么“教条主义的大蜂窝”、不是什么“宗派主义的老母鸡”，你们的阴谋已经破产了。
现在，为首的钱端升已经开始承认自己的罪行，他在北京市第2届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上说他“有篡夺政法学院领导权的野心，更从而发展到具有篡夺政法部门的领导权的野心，也是客观的发展规律。”
然而，关于“大法学院”方案的阴谋，他还不敢拿出真诚和勇气加以承认。
对此，就要看看楼邦彦和王铁崖有没有真诚和勇气了。
我认为具体问题具体交代，是唯一自救救人的办法。
钱端升小集团必须粉碎，而且一定要粉碎，因为它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了水火不相容之点。
它不得不被粉碎，它被粉碎了。
这也是客观的发展规律。
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

喂！
奇形怪状的人物……
顾工像是在万里晴空中飘来几朵乌云像是在绿色的大地上扬起一股灰尘啊！
各种奇形怪状的人物发出了各种奇形怪状的言论……当年用皮鞭抽打工农脊背的财主今天却在悲天悯人地叹息：
“唉！
日子真难过啊！
我的工人和农奴……”当年把共产党员拴上绞架的“好汉”今天却在痛心疾首地狂呼：
“看啦！
有多少冤魂，我们要平反……”当年在国民党党部走进走出的要人今天却在假痴假呆地惊叫：
“党天下呀！
这是最最严重的病毒……”当年给美国大使擦过皮靴的奴仆今天却在野心勃勃地呐喊：
“我们需要西方的议会，华尔街街头的民主……”喂！
奇形怪状的人物你不要再来扮演历史的丑角你不要再来涂抹可憎的脸谱悔悟吧！
悔悟，真诚地悔悟割掉你心头上的那块黑斑擦掉你鼻子上的那圈白点……
1957年07月10日写于上海

在炼钢炉旁（套色木刻）王琦

孩子和蝴蝶
余薇野
草地上。
远处一只黄色的蝴蝶飞来，妻喊道：
“嘉儿，快看蝴蝶！”
嘉儿的红帽转来转去，他却没有找到蝴蝶，可是蝴蝶却猛地向嘉儿头上扑去，一下又很快飞开。
我不禁叫道：
“蝴蝶错了，它把嘉儿当作了一朵花。”
但我立刻就发现了自己的冒失，从妻底责怪的眼色中我领会到了：
“蝴蝶没有错，我们的孩子本来就是一朵最美的花。”

横眉小集
所好与所恶
王重
右派分子马哲民在整风中教唆他的党羽：
“党所好恶之，党所恶，好之。”
这一句话，画龙点睛地概括了一切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言行。
所好与所恶的确是代表各人的阶级立场的。
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死敌，右派分子孟昭英巴不得有个美国人来做总统；
社会主义是人民向往的，右派分子却想把新中国的大船开进资本主义的死港；
肃清反革命是人民的要求，但黄绍竑却口口声声说“搞错了”；
我们认为人民民主制度比资产阶级议会制好，右派分子却“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
但是，不论右派分子怎样花言巧语，把自己打扮得像个“真正的爱国者”和“真正的左派”，无论如何不能蒙蔽“阶级斗争观点”的分光镜，在这个思想的分光镜下，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反社会主义言论都露出了原形。
从一个人和一个集团的好恶，确实是鉴定这个人和这个集团的思想武器。
鲁迅先生早在几十年之前，在“我们不再受骗了”的杂文中，就运用了这个武器，鉴别了敌人和朋友。
“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
我们的瘫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
（南腔北调集）今天，右派分子根据他们的行动指南：
“共产党所好，恶之；
共产党所恶，好之。”
恶共产党和人民之所好——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和人民之所恶——资本主义，我们正应该从此得出一个教训，来它一个相反：
“右派分子所好，恶之；
右派分子所恶，好之。”
“做了右派的俘虏”
　克约
有些右派分子说，他之所以有反对社会主义与反对共产党的言行，是上了右派的当，是为右派所俘虏。
从这，倒使我联想起我国明清之交历史上一件俘虏的故事来了。
洪承畴原是明朝大将，率重兵防守锦州、松山、杏山一线，以捍卫明朝江山，甚为明室所倚重，他却在同清兵作战中当了俘虏。
据说在开始时还不肯投降，甚至绝食以表示决心。
崇祯皇帝朱由检还在听到他已“尽节”的传说之后，不独自己素服志哀，而且还通令全国“挂孝”来追悼他的“忠义”。
谁知这个洪承畴却已投降了，而还在清兵大举入关时，利用他过去的“声誉”沿途招降，以致成为帮助清朝封建统治者复亡明室的一个“大功臣”。
这样的“俘虏”历史家在写明清史的时候是否还能有所原谅，而不予以“口诛笔伐”？
我意，这样是不可以的。

论“哇啦哇啦”
岳军
民主，民主，多少人为了民主而流血牺牲，又有多少人挂了“民主”的羊头在卖狗肉！
国外的资本主义维护者说，我们的议会整天“哇啦哇啦”，多么民主；
而你们，总是“完全拥护”，“一致通过”，哪有民主呀。
国内的右派野心家也在高唱资产阶级民主的颂歌了。
章伯钧说：
“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是：
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
在朝的骂在野的，在野的骂在朝的，这就是活力。”
当然，右派先生们主张资产阶级民主，是为了通过议会政治，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
但资本主义国家议会里的“哇啦哇啦”，常常容易给人一种所谓“绝对民主”的错觉，这种错觉，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是存在的。
不错，资本主义国家议会里可以“哇啦哇啦”，但是，谁能在那儿“哇啦哇啦”呢？
主要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
美国的参众两院里，只有华尔街老板控制的共和党和民主党。
美国劳动人民在国会里没有地位。
即使在议会外面，人民“哇啦哇啦”也得有个限度，就是说，不得危害资产阶级寡头统治，否则就是“非美活动”。
右派先生们很赞美英国的政治，我们就谈英国吧。
英国下议院主要是保守党和工党，这些党也都是资产阶级政党。
英国人民好像可以在议会外面的海德公园“哇啦哇啦”，但在海德公园以外，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要举行竞选大会，却常被拒绝租赁会场或被拒绝在电台广播；
竞选人还要交纳大量资金作保证金。
这在实际上阻塞了贫困的劳动人民的真正代表进入议会。
当然，英国共产党有时也能够冲破资产阶级的阻挠把代表送到议会里去，但是这些代表的呼声照例总是被资产阶级的新闻机关扼杀了。
可见英国式的“哇啦哇啦”，完全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且是为了欺骗劳动人民的！
章伯钧说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可以“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这像煞很民主，但“你”“我”都是资产阶级政党，换来换去也是换汤不换药。
试问美国资产阶级愿意让美国共产党出来组织政府吗？
原来资产阶级换来换去的是自己的左右手，并且用这种换法来欺骗人民。
右派先生们又说了：
我们不要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只要资本主义的议会政治。
章伯钧不是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没有加上英美的议会政治，是件大憾事吗？
他不是在说
“我爱社会主义，也爱民主”吗？
国际上的右派社会党人不是在高喊“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吗？
但高喊“民主社会主义”的英国工党，在过去执政期间，实行了什么社会主义？
有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只有在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和巩固。
如果我们按照右派先生们的意见，真地实行了英美式的议会政治，让一小批资产阶级政客整天“哇啦哇啦”，到了那时，还想保存社会主义经济，那未免太天真了，在阶级社会里，超阶级的国家不会有，超阶级的民主也不会有。
民主制是和掌握政权的阶级的专政密切关联着的。
哪个阶级掌握政权，哪个阶级就决定了民主的本质。
我们从不掩盖这一点，而资产阶级总是欺骗人民说，他们的民主是超阶级的。
然而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使他们不可能给别的阶级以民主。
资产阶级所谓的民主，不过是他们一个阶级的民主，甚至是少数垄断资本集团的民主，对别的阶级，只能说是资产阶级专政。
资产阶级议会的“哇啦哇啦”，像一件五颜六色的外衣，好像很美丽，然而它掩盖了多少劳动人民的饥饿、贫困、眼泪和痛苦呵！
诚然，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政治，较之封建专制制度，是大大地跨进了一步的。
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和共产党，也通过议会进行斗争。
但这决不是因为它比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有什么优越性，而是因为他们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议会是现实存在的东西。
至于我们，既然有了比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先进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为什么要倒退过去呢？
我们说，我们这里对人民有充分的民主。
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协会上，不是有很多人说了话、并且批评了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吗？
我们有一致的目标、共同的利益，什么问题经过事先的充分协商和讨论，都有可能“一致通过”、“完全拥护”的。
我们的宪法，在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之前，经过了各方面代表人物将近一年半时间的酝酿，最后交全国人民讨论，有一亿五千多万人参加，这是何等广泛、充分的民主！
是的，我们的“一致通过”、“完全拥护”，也曾经包括少数混在人民队伍里的右派分子的假通过、假拥护，但这只能说明他们阴险的两面手法。
这种充分协商的民主精神，和对党外人士的尊重，即使是右派分子自己，也无法否认的。
至于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这个垄断资本集团和那个垄断资本集团之间，或者资产阶级议员和劳动人民的议员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不可能有我们这样的“一致通过”“完全拥护”的。
列宁说，资产阶级民主是“狭窄的，残缺的，虚伪的，假仁假义的民主，对于富人为天堂，对于穷人和被剥削者为陷阱为骗局。”
（“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而右派先生们偏偏还想兜售这种破烂货哩！

赶车
李汉柱
在这山城里，远远近近，人们都睡了；
唯有专家的一扇窗户还开着，乳白色的灯光从里面射出来，宛如凝视着这雨夜的眼睛。
小刘坐在门口；
他那钻石般的眸子，流露出一种不安。
雨点打在地上，浆泥溅起，把园子里的大朵大朵的东洋菊，变成了一张大麻脸。
只有在这个时候，小刘才会埋怨老天像口漏了的锅，没终没了的嘀嗒到什么时候？
他想起了专家给他讲的炼石补天的故事。……
专家是一周前从省里赶来的，这里的勘察队非常需要他。
到这之前，报上登了他在省统战部的一篇发言，因为他是个著名人物，所以“同行”们一见到就首先读了。
与其说他是在提意见，毋宁说他是在发牢骚。
大家都觉得他过于偏激了，可能是他对党有些不满。
但，在这里工作的这些日子，大家又都觉得他的工作精神很值得表扬。
“专家，睡吧。
明天你还要突击工作哩。”
小刘已经是第3次掀开帘子进来说，就像专家不知道自己明天还要突击工作似的。
老实说，说多了，小刘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不过，关心专家的健康，又是他当通讯员的责任。
“唔唔，”专家习惯地用鼻子应着，连头也没抬，说：
“很快就完啦，完了就睡。”
专家发胖的身材把皮椅挤得满满的，两手分开平放在桌面上，笔尖儿沙沙地响着，眼镜闪着灯光，他的鼻尖几乎舐住了他笔下的那张纸。
从他脸上的气氛看来，他今夜是有些异样的，还当他读着当天的报纸的时候，小刘就感觉到了。
后来，看到他把报一摔，背起双手，驼着背，在房里踱来踱去，粗而长的眉毛老是一扬一扬的，又后来，他就伏在桌面上写起什么来了。
专家喜欢在雨声中入睡，雨天他总是睡得很早。
工作越多，小刘就越盼望下雨，好叫专家夜里美美地睡一觉。
专家为啥突然改变了自己的习惯呢？
他想。
“专家，……”小刘又进来了。
“唔唔，”还是用鼻子应着，还是连头也没抬。
“还差一点，马上就写完了。
哦，小刘，请你给我冲杯咖啡糖。”
“睡前喝咖啡不好，给你杯白糖水吧？”
“行行。
也好。”
专家喝了白糖水，又隔了好久好久，小刘才又进来。
“专家，已经下两点了。”
这一次，小刘真的有些急了。
“哦，两点了吗？
我也写完啦。”
清晨，专家起得很早，仿佛他昨夜是按时睡觉了的。
他打开台灯，依然坐在那张皮椅上；
是誊抄他昨夜写的什么东西：
笔尖儿沙沙响着，鼻尖几乎舐住了他笔下的那张纸，眼镜闪着灯光。
誊抄完了，就把它装到信封里，然后走到衣架前，匆忙地穿上雨衣。
雨哗哗下着，像故意为难，越下越大了。
专家好容易才来到邮局，可是，当天的邮包早已送到车站去了。
于是，他转身就走。
这其间，小刘打来洗脸水，又拿来了早点。
看见专家不在，着急得团团转，不知怎么好，几乎掉下泪来。
雨，照旧像瓢儿泼的一样，道路成了一条小河，踩下去，深一脚，浅一脚。
专家吃力地跑着，踉踉跄跄的，有点儿像一个被人追赶着的醉汉。
好几次险些儿摔倒了，他猛然抱住一根电线杆；
有时是一株白杨撑住了他。
车站传来一片噹噹噹的打点声，急得他连连摔了两跤，但他毫不在乎，爬起来连摸也不摸一下，拔起腿又跑，甚至跑得更凶，就像要弥补他摔倒又爬起所耽误的时间。
专家从车站回来了，像刚从水里捞出似的，衣服紧粘着肉，浑身往下流水。
他把近视眼镜取下来，搁在一旁，然后用一条大毛巾，从头发上一直抹下来。
小刘手忙脚乱地给他脱衣服，脱鞋子。
专家回味着说：
“我只要慢一步，就准要误了第1班车。”
小刘不语，有些不高兴。
“我昨夜就开始赶今早的第1班车了。”
专家指着桌面上解释道。
小刘一看，正是专家昨夜笔下的那几张纸，字很草，又涂得很花，有圈有点，活像张大麻脸。
“这是昨天的报。”
专家从抽斗里拿出一张报纸。
“什么话！
有人说我们这几年没有成绩，抹煞我们的努力，他们要走美国的路，建立什么上议院……。
我，我不能不讲话！……”
专家越说越激动了。
小刘一时弄不清这是为什么，可是他看着专家脸上的表情，听到有人要走美国的路，心里就生起了怒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