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国家机关坚持反击右派的说理斗争
形成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大论战
新华社8日讯
中央国家机关的反右派斗争正在轰轰烈烈地向纵深发展，在这条战线上，共有一千多个战斗单位同右派分子展开了说理斗争。
经过充分地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的数目增多了，他们一个一个地被从各行各业中搜索出来。
新增加的右派分子，有的是由于右派分子的集团被彻底攻破；
有的是由于右派分子的幕后人和支持者被暴露出来；
有的是由于领导方面克服了温情主义，斗争深入，从党内也揭发出了一些右派分子。
从中央国家机关当前斗争的情况来看，反右派斗争已经成了当前各机关的中心任务，揭露出的右派分子还在陆续增多，其中右派骨干分子增加得更多。
现在，在中央国家机关中，每天都有一百个左右的大型或小型的辩论会，同右派分子进行说理斗争，形成了一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大论战。
许多单位在同一个右派分子进行说理斗争时，都要开十次到二十次的各种会议，直到把右派分子驳得体无完肤，使他彻底缴械投降为止。
目前这种大辩论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有的通过座谈会、辩论会、大字报等方式进行揭露和批判；
有的一面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同时进行“背靠背”的批判（即缺席批判）；
有些单位还就若干专门问题（如干部政策、肃反、民主自由等问题）举行辩论会。
为了取得说理斗争的彻底胜利，许多单位都事先把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交给群众广泛进行讨论，同时组织专门力量对右派分子的某些重要论点和举出的某些重要“事实”，进行调查研究。
在进行驳斥时，特别注意运用本单位的和群众最熟悉的材料来进行批判。
这样，就使右派分子陷于孤立，使许多认识模糊的人擦亮了眼睛。
中国科学院在开始批判钱伟长时，有的人认识模糊，表示“要为钱伟长辩护”。
但在经过几次有理有力的批判以后，他们的思想有了变化，认为“道理深刻，打动人心”，他们最后在会上勇敢地揭露和批判了钱伟长散布的反动言论。
为了保证反右派斗争的彻底胜利，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最近检查了这个斗争进展的情况，认为有些单位还没有很好坚持说理斗争的方针，有的在斗争中表现急躁，急于求成，有的发生某些粗暴的现象，有的不注意争取团结中间力量，有的把反右派斗争看得过于简单，不认识这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因此对于右派分子的假投降、以退为进和他们之间订立攻守同盟等各种花样，不能识破。
这种种现象正在大力纠正。
在一些单位中，阻碍反右派斗争进一步开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仍旧是各种程度不同的温情主义。
现在，这些单位正在一面批判右派分子，一面批判党内和干部中的温情主义倾向。
例如有的机关批判了某些麻木不仁和斗志不坚的现象；
有的部门同个别同情右派分子的部门的领导人开展了思想斗争；
有的特别批判了那些对党内右派分子“下不得决心”的右倾情绪。
石油工业部在检查了右倾思想以后，各级领导小组纷纷召开会议，总结经验，重新拟定反右派斗争的计划。
同时，急于求成的思想和在斗争中以简单化的现象也开始得到扭转，提高了工作人员的斗志。
经过中央国家机关党委的检查，当前在反右派斗争中存在的比较普遍的问题是领导思想落后于运动的发展。
有些单位安排的领导力量不强，有些领导干部只在上面作“原则领导”，没有深入下层，他们不愿意具体参加战斗。
个别单位的领导虽经过批评，但是至今还没有摆脱“领导不力”的状况。
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在最近召开的各单位整风领导小组负责人的会议上，强调地指出了这个问题，要求各单位要进一步加强对运动的具体领导，党组书记必须亲自动手，领导干部要亲临前线，具体指挥作战。
各单位还要经常检查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总结经验，指导运动健康地发展。
会议还指出，目前应把反右派斗争作为中心任务来进行，当作一场紧张的战斗，党的组织要认真地领导起来，不能敷衍了事，不能草率收兵。

印副总统09月中旬访问我国
新华社8日讯
印度共和国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博士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邀请，将于今年09月中旬来我国访问。

山东入库小麦达十五亿斤
本报济南8日电
记者向村报道：
全国主要产麦区之一——山东省今年征购小麦，到8月05日为止，已入库十五亿一千多万斤，完成征购计划75％以上。
有二十五个县市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夏粮征购任务。
在山东广大农村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特别在粮食问题上展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后，农民缴纳公粮出售余粮的积极性显著提高。
刚进入8月份，每天小麦入库量由前一时期的三、四百万斤，上升到八百万斤左右。
进度比较快的临沂、莱阳等专区，已经完成小麦征购计划90％至94％以上。
今年丰收的菏泽县永丰农业社，根据“以丰补歉”的精神，把今年增产的小麦多卖给了国家一万九千四百多斤，超过原征购任务32％。
目前全省还有少数的县征购任务完成得很差。
如惠民县统购任务是六百万斤，现在只完成五万多斤；
齐东县只完成了统购任务的2％多一点。
为了完成全省征购任务，中共山东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正在注意克服干部在粮食工作中的右倾思想，进一步同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

必须解决工业发展中的一个矛盾问题
我国工业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矛盾之一，是原材料工业的发展赶不上加工制造工业、建筑业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这就增加了建设过程中原材料紧张的情况。
例如，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煤炭每年平均增长的速度约为13％左右，这个速度本来是相当高的。
但是，各方面对于煤炭需要量的增长速度更高。
在同一时期，生产用煤和生活用煤每年平均增长的速度都是17％左右。
其他原材料工业在生产同需要之间的矛盾，大体上也是这样。
为了使我国工业各部门获得迅速的发展，必须在最近期间大力发展原材料工业，以便解决这一矛盾。
要发展原材料工业，使它能够充分地满足我国加工制造工业、建筑业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国家必须首先有计划地建设一批大型的现代化的煤炭、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非金属、石油以及盐碱等矿井和采掘场，作为我国工业化的基本的原材料基地。
如果没有这种基本的原材料基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将是不可设想的。
在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曾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发展我国的原材料工业，建设了许多大型的现代化的原材料工业企业，初步地建立起我国工业化的原材料基地，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
例如，煤炭工业部在1956年以前，总共建设了矿井和采掘场一百零一处。
井型的规模，每年生产能力在三十万吨以下的有三十二处，在三十至四十五万吨之间的有三十七处，在六十万吨以上的有三十二处。
平均每个矿井的规模是四十三万二千吨。
正因为我们建设了和建设着这样一批新的矿井，并且对原有的矿井加以适当的扩建和改建，才能够使我国煤炭的生产能力在1956年比1952年增加四千多万吨，约等于解放前全部生产能力的70％左右。
除了煤炭工业之外，生铁的生产能力也有很大的增长，1957年产量预计可以达到六百万吨，约等于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四倍。
同时有色金属、石油、非金属矿的开采也有很大的发展。
显而易见，如果在发展原材料工业方面，没有上面所说的规模巨大的建设，那么，原材料工业的生产同需要之间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
但是应当看到，并不是所有的原材料工业，都应当采取大型的近代化的矿井和采掘场来开采。
这不仅因为有些地区资源条件有限制，不适宜建设大型的近代化的原材料工业企业，而且因为企业建设规模的大小，除了资源条件以外，还要看我国的实际需要是否迫切，进口的和自己制造的设备供应能力有多大，并且要根据交通运输、投资可能以及按资金计算的利润率的大小等等条件，综合地加以研究，才能确定究竟是建设大型的或者是中小型的企业更为合算。
由于我国经济落后，工业分布不平衡，自然资源有的地区多，有的地区少，有的地区集中，有的地区分散，而我国的人力又很充分。
因此，在发展原材料工业的时候，除根据资源条件、经济区划和工业分布的情况，有计划地建设一批大型的现代化的矿井和采掘场以外，还应当建设更多的中型的、小型的以及用手工开采的矿井和采掘场。
并且使两者的发展结合起来。
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建设这种中型的和小型的以及用手工开采的矿井、采掘场，是有很多优点的。
它投资少，建设易，收效快；
它能使原材料的生产更加接近消费地区，使工业分布更加合理；
它可以扩大社会就业，充分地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
这种中型的或者小型的矿井和采掘场，我们完全有可能自己进行设计和自行制造设备。
这些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于中型的、小型的以及用手工开采的矿井和采掘场的发展必须采取积极态度的理由。
在发展中型的、小型的以及手工开采的煤矿、铁矿、有色金属矿、非金属矿、盐场、碱场等等方面，地方党和政府负有很大的责任。
这种企业，可以由省的、专区的、县的政府开办，也可以由有关的手工业合作社开办，或者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副业来开办。
只要当地有可资利用的资源，采取小规模的或者手工业的开采方式也不妨碍或者破坏国家对于这种资源的合理利用，并且开采出来的东西又保证有销路者，都可以进行开采。
只要各级领导机关重视，并且加强具体的组织工作，发展中型的、小型的以及用手工开采的原材料工业是完全可能的。
例如，近年来经过各级党和政府的倡导，最近三年之间，地方手工开采的煤炭的产量增加一倍，地方生产的生铁增加将近七倍。
这就证明，地方在发展原材料工业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在地方经营的原材料工业中，根据资源的条件和资金的条件，有些适于由省或者专区或者县经营的，当然应当分别由它们去经营，有些不适于它们经营的，则应当由合作社或者个人来经营。
例如目前四川省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营的小煤窑即达两千余个。
江西、广东、广西、云南等省有色金属的开采，也可以由群众集体地去开采。
总之，发展原材料工业，特别是发动与组织群众来发展小窑煤、小铁矿、小有色金属矿、小非金属矿、小盐场、小碱场等等，不仅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这不但能够解决我国工业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一个矛盾问题；
而且因为生产发展了，就业人数增加了，人民收入增加了，就可以更多地改善生活，就更有利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所以我们应当大力发展原材料工业，特别应当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来发展原材料工业。

核定粮食实际产量　纠正留粮偏高现象
湖北夏粮征购任务基本完成
据新华社武汉8日电
湖北省夏粮征购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入库工作也基本结束。
襄阳、宜昌两专区都超额完成了夏粮征购任务。
一部分还没有完成任务的地区，正在加紧进行征购入库工作。
今年湖北省提前完成夏粮征购任务，是及时在农村中加强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结果。
06月初，夏粮征购工作开始后不久，许多地区由于区、乡干部片面地要求改善群众生活，农业社干部也迁就社员不顾国家利益的个人主义思想，一度出现农业社隐瞒产量、留粮标准偏高等现象，形成夏粮征购、入库进度迟缓，国家购的少销的多。
全省各地要求在第3季度供应的粮食，竟超过省内控制的统销指标四千多万斤。
而征购的夏粮，到6月20日只有五千万斤，不及去年同期的一半。
因此，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在6月下旬召开电话会议，指示各地立即对干部和农民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湖北省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后，干部和农民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
各地纷纷核实粮食产量，纠正供应中的虚假现象，调整了不合理的留粮标准。
全省7月份征购的夏粮比6月份增加了80％左右。
许多农业社积极缴售好粮，超额完成了夏粮征购任务。
而且，不少地区的农民还自动把粮票退出来，少要求或不再要求国家供应粮食。
由于农民自觉地压缩粮食供应量，预计第3季度的统销指标不会被突破了。

洪赵七个农业社积极出卖余粮支援国家
沙洲坝第1农业社超额完成公粮预售任务
据新华社太原7日电
山西省洪赵县南秦乡七个农业社超额十六万斤完成了小麦统购任务。
今年南秦乡小麦丰收。
但是许多社员开始都想少卖多留，有的社干部也故意隐瞒产量。
中共南秦乡党委会针对这种不顾国家的错误做法，发动社员和社干部讨论了“小麦丰收靠什么”、“多卖余粮为了啥”两个问题。
经过讨论，社员们认识到今年小麦丰收是和国家的大力扶植分不开的。
当去年雨涝成灾，国家不仅少征公粮，还从各地调运来九十五万斤粮食。
社员们从这些事实中认识到：
去年遭灾后伸手向国家要粮要贷款，今年丰收了就要少卖多留，这是资本主义思想在作怪。
于是他们积极出卖余粮支持国家建设。
现在全乡七个农业社除留了需用的口粮、饲料、种籽和应征的公粮外，已售小麦九十万斤。
新华社南昌7日电
江西省瑞金县沙洲坝第1农业社提前完成夏季公粮预送和超额完成预售任务。
三万四千一百多斤公粮已全部送到粮库，二万五千斤夏季余粮预售任务，超额完成了六百多斤。
这个社是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历年缴纳公粮出售余粮都很出色。
今年在收割早稻的时候，社员们挑选了谷粒饱满、没有病虫害的谷子，进行单收、单打、单晒、单藏，用来缴纳公粮，卖售余粮，所有预送、预售的粮食都比留用的口粮多扇了一次。
二十三年前和毛主席作过亲密邻居的第2生产队社员们，预送的九千七百斤粮食没有一点杂质。

涨公乡农民认清大是大非
三天内送完了统购粮
本报南京8日电
江苏省靖江县涨公乡农民，在社会主义大辩论中普遍提高了觉悟，踊跃出售余粮，全乡夏粮统购任务已超额完成。
全乡今年的统购任务原为七十多万斤，现已入库八十一万斤。
07月中旬开始，涨公乡紧紧结合夏粮征购工作，在全乡十八个农业社中展开了社会主义大辩论。
辩论开始时，少数人攻击农业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政策。
如涨公一社中农社员徐根生公开说：
“办合作社就是为了扣公粮。
要扣我的公粮我就不依，吃官司也不怕。”
中农鲍立基也说，“合作社好呀好，就是田里收不到，锅里没得舀。”
中农李富生一口否定了合作社的好处，说合作社把田都种荒了。
对这些荒谬言论，社员们用合作化后生产量提高和生活改善的事实，并用对比、算账的办法，一一给予了驳斥。
涨公三社在辩论中还算了一笔账，全社二百三十二户，从1949年到现在，新砌房子一百八十一间，重新翻造一百零五间。
三队一共三十五户，八年来增加三十三人，每人口粮三百八十斤，一年就要吃一万二千五百四十斤，即是荒年歉收，也没有人缺过一顿。
经过这一番辩论，大多数的社员们都明白了大是大非，肯定了合作化和统购统销给大家带来的好处。
群众中正气抬头，歪风邪气消声匿迹。
在缴公粮、卖余粮的日子里，干部带头，群众日夜送粮，三天就超额完成了任务。

罗隆基一贯亲美崇蒋仇共
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档案中发现了新材料
新华社南京7日电
罗隆基是怎样一贯地亲美崇蒋，敌视中国共产党的？
新发现的国民党档案材料提供了一个方面的情况。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3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发现了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的一部分情报原稿和内部通报。
在注明1945年10月20日收到的一份墨笔写的报告上，国民党特务报告了罗隆基对当时时局的谈话说：
“国民党掌政时，各党各派虽不能自由活动，假使一朝共产党握得政权而国民党垮台时，则各党派将更无立足之余地。
故希望两党互相争持，不战不和，继续目前之局势（新华社编者按：
当时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毛泽东主席为了谋求国内问题的和平解决还亲自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民盟也发出“在抗战胜利声中紧急呼吁”主张民主和平，而国民党却依赖美帝国主义向华北、东北调兵遣将，准备进攻解放区），各党派始有抬头之机会。”
1945年10月民盟在重庆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据另一份同年10月27日国民党内部油印报告上写道：
“民盟临时代表大会前，罗隆基、潘光旦等曾与龙云密商，拟拥龙为民盟首领，以云南为地盘，滇军为武力，成立特殊政权，扩大政治号召！”
在上述1945年10月20日的一份情报上，国民党特务还报告了罗隆基关于抗战胜利原因的看法说：
“罗隆基对人表示：
抗战胜利关键在二人，第1是蒋主席对远东问题想得通，第2是罗斯福对远东问题的看法与蒋氏相同，正如三国时周瑜与孔明在想用火攻以应付赤壁之战一样，如果没有罗斯福能看出蒋主席对此问题见解而予以全力帮助时，中国抗战，恐无此果。”
罗隆基这里把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战胜利以及苏联的援助等，一笔抹杀。

罗隆基又一丑行：
包庇贪污分子破坏三反
新华社8日讯
根据江西会馆群众陈淑文最近揭发，罗隆基霸占江西会馆，公开包庇贪污分子，破坏三反、五反运动。
在江西会馆住了二十多年的陈淑文对记者说，自从1951年秋罗隆基担任了江西会馆的主任委员以后，江西会馆就成了罗家的天下。
罗隆基的哥哥罗兆瑞当总干事，一切事情由罗兆瑞包办，他把江西会馆搞得一团糟，群众怨声载道，虽然有些正派的委员，也是敢怒而不敢言。
陈淑文说，江西会馆的财产比那一个会馆都多，但是却被罗隆基和他的亲戚朋友以及吹拍罗隆基的人搞光了。
1954年，北京市民政局为了纠正会馆内的房租偏高偏低不合理的现象，曾制定了调整租金标准，并且印发给各会馆参照施行，而罗隆基强调同乡的特殊性，凡是同乡都按七折调整。
其他的会馆提出质问，为什么江西会馆不按标准执行？
致使会馆调整房租的工作受到很大影响。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江西会馆群众检举出这个馆里的贪污分子二十多名，其中有罗隆基的哥哥罗兆瑞。
这些贪污分子们经过了一个多月的三反教育，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都写了坦白书，有的还作出退赃的计划。
这时，正在进入研究、处理贪污分子的阶段，罗隆基从西山休养回来，听说江西会馆搞三反，并且反到他的哥哥头上了，就大发雷霆，马上通知这个会馆的委员（其中大多数是贪污分子或同情贪污分子的人）在他家里开会。
当着那些贪污分子的面质问委员中的积极分子说：
“你们为什么这样乱搞？
你们搞得太左了。”
并且罗隆基认为政府在江西会馆搞三反有偏差，不应该这样搞。
他的理由是：
（1）管理会馆的人使用公款是有历史性的，不应和贪污问题相提并论；
（2）搞三反应该是说服教育，不应搞的太过火了；
（3）会馆内搞三反应该以同乡为基础，非同乡参加是不合法的；
（4）全北京市的会馆很多，为什么专在江西会馆搞三反？
罗隆基还极力为贪污分子辩护，他甚至于还把国家未公布的惩治贪污条例违法地读给贪污分子听。
这样一来，第2天贪污分子全部翻案了，并且跟着罗隆基叫喊“政府搞左了。”
同时，还疯狂地对三反中的积极分子进行打击、报复，致使江西会馆一个多月的三反成果遭到严重的破坏。
后来，江西会馆的积极分子联名写信给彭真市长，问他们搞三反是否搞错了？
彭真市长接见了这些积极分子（其中有陈淑文），他鼓励他们说，搞三反是正确的，没有错，应该搞。
并且还告诉这些积极分子说，他已经问了罗隆基，罗隆基说：
“三反是对的，大家没有搞错。”
陈淑文说，“罗隆基就是这样一个看什么人讲什么话的阳奉阴违的两面派，当着彭真市长的面说得冠冕堂皇认为三反是对的，但背后却包庇贪污分子，破坏三反五反运动。”

“要做寒风中的松柏”
上海八百多名知识青年应征作农业社员
新华社上海8日电
上海郊区农业社联合征求第1批三百名社员的报名工作今天结束。
在三天的报名时间内，有八百六十名具有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报了名。
连日来，在上海市区报名处比乐中学门口，清晨就排列着长长的队伍，其中有工人、机关干部、教师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们，有的学生是由家长陪着来报名的。
上海市第8女子中学初中毕业生吴素珍，为了争取第1个报名，8月06日半夜三点钟就起身，五点钟赶到报名处，却已经有比她更早的人等在门口。
粹文中学初中毕业生张新斋，本想到工厂当艺徒，后来知道农业社招收社员，他决定来报名。
他父亲是国棉十六厂党委书记，母亲也是党员干部，他的父母十分鼓励他参加农业劳动。
上海新成、成都等中学的初中毕业生都是集体来报名，学校的同学和教师敲锣打鼓地送他们到报名处。
各农业社的主任耐心地向学生介绍了农业社的情况。
所有参加报名的学生与农业社主任谈话时都表示“不做暖房中的花朵，要做寒风中的松柏”，并保证一定能吃苦耐劳长期在农村落户。

首都许多高等学校毕业生表示
服从国家分配不要“自由市场”
新华社7日讯
首都许多高等学校毕业生表示坚决服从国家分配。
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市长向首都高等学校毕业生作了报告以后，各院校的毕业生都开会讨论。
清华大学的毕业生表示：
他们的责任就是和工人、农民在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他们决心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北京矿业学院矿井建设系四年级二班的全体共青团员最近给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市长写信，要求派他们到最困难的地方去锻炼。
他们说祖国的需要就是他们的最大志愿，他们决心到矿山去工作，到边疆去打开通向地下宝库的道路，取出煤炭来。
许多毕业生在座谈会上谈到，经过两个月来反右派斗争后，提高了思想认识，批判了所谓开放“自由市场”的错误论调。
北京大学东语系四年级全体毕业生写给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市长的信上说，他们不要“自由市场”，不愿意作“商品”。
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前，各院校的毕业生曾经填写过一次志愿，当时大部分人的志愿偏重于作科学研究工作，偏重于在大城市里工作。
最近各院校的毕业生中已有很多人要求修改志愿。
他们感到以前填的志愿，为个人打算多，从国家需要考虑得少，作国家主人翁的气魄不足，现在纷纷要求到工厂、矿山等地去工作。

北京医药卫生界右派分子纷纷现形
本报讯
北京医药卫生界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正在深入开展。
一些隐藏在医学教育、医学科学研究、临床医疗和卫生行政部门的右派分子，正陆续被揭露出来。
北京医学院卫生系主任金宝善，这位曾任国民党卫生署长，自封为卫生“专家”的右派分子，在整风运动中，歪曲事实，夸大缺点，抹煞成绩，污蔑解放后卫生事业“一团糟”。
他挑拨党同专家的关系，反对党对卫生工作的领导，说，“目前卫生部司、局长一级很弱，不解决问题，比国民党的‘卫生部’差得远”。
他还极其隐蔽地宣传他的消灭中医的恶毒主张，说，“祖国医学不能作为现代医学科学来接受”，“有疗效也不能说是科学”，并企图借反对中医来反对党的领导。
中医研究院龙伯坚，在整风期间利用各种机会，歪曲党的团结中西医政策，污蔑、否定中医，反对党领导中医研究工作。
他把中西医的不团结说成是党的政策造成的，并且污蔑说，中央制定的中医研究十二年科学规划，根本没有科学性，是在宣传迷信”。
中医研究院编审室编审员陈苏生，这个忠实执行章伯钧右派集团的组织路线的右派分子，除了在中医研究院不择手段地发展农工民主党组织，拉拢院外著名中医以外，在院内散布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
中国医学科学院营养系主任杨恩孚诬蔑说，“我真感受不到社会主义的温暖，我自己感到恐怖。”
营养系副主任周启源主张在医学科学院里不应当有党派活动，认为只有取消党的活动才能消灭宗派主义。
章伯钧右派集团在医药卫生界的大帅是中国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
北京医学院药学系主任薛愚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以及他企图篡夺党在药学事业的领导权的阴谋也被人揭穿了。
此外，在北京医学院、协和医学院、卫生部及其所属单位也陆续揭发了一些右派分子。

反击宗教界的右派分子
天津日报8月06日社论
天津日报8月06日以“反击宗教界的右派分子”为题发表社论。
内容摘要如下：
在大鸣大放中，天津市宗教界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借口帮助共产党整风，向党和人民发动了进攻。
他们恶毒地攻击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硬说在我们国家里没有宗教信仰自由；
他们诬蔑“镇反”和“肃反”运动，替那些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喊冤叫屈。
如天主教中的右派分子、民盟天津市委委员聂国屏就公开叫嚣：
“在解放初期的反帝斗争中，有些地方政策界限不明，伤害了很多虔诚教徒的感情和自尊心”。
有的右派分子甚至明目张胆地要替曾经利用宗教进行特务活动的“公教青年报国团”和帝国主义的帮凶“圣母军”等翻案。
这些，我们全体人民是决不能容许的。
大家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这是在我国宪法中作了明文规定，并且为党和政府坚决贯彻执行了的。
解放以后，天津市和全国一样，任何宗教的正当的宗教活动都受到保障，他们的宗教习惯也受到了尊重。
为了贯彻执行宗教政策，在我们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中，都有宗教界的代表。
宗教信仰的问题，乃是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精神世界的问题，因而也就不能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中明确指出：
“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
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
但是，一切宗教活动，都必须以不危害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为前提。
我们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但决不容许反革命分子有利用宗教组织来进行破坏活动的自由。

只能“铲”不能“收”
淮北盐务局教育科的右派分子孟令石，在整风期间，用了许多恶毒的比喻，挑拨党和非党的关系。
例如他说：
“盐场党和非党之间隔着一道电网，人们要过电网非得拼着性命不可。”
“非党员在革命家庭里像个小媳妇，只能朝公婆笑，不能朝公婆跳；
只能说小姑好，不能说小姑坏。”
他甚至把矛头指向了党中央，说“盐场党组织的宗派主义是从北京党根深蒂固的渗透下来的”。
在反右派斗争中，孟令石的反党谬论，遭到盐场职工的痛斥。
他看到大势不妙，就说什么“我仅是‘笔墨游戏’，并声明要把他以前的发言全部收回作废，就“算我没有讲过”。
孟令石想“收回”他的反动言论，是办不到的。
应该正告这些右派分子：
毒草总是毒草，放出来是毒草，不放出来还是毒草。
今天不放出来，明天就会长得更大。
耍无赖既无用，悔当初也不必，还是老老实实脱裤子割尾巴吧！

右派分子公然行凶
何鼎深被扭送公安局
据新华社长春8日电
06日，东北人民大学的学生们把行凶的右派分子何鼎深扭送公安局。
05日东北人民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学生、右派分子何鼎深要求曾经批判他的反右派的积极分子、共青团员温能奎和他一起出外散步。
在路上，何鼎深又大发反苏的谬论，温能奎立即给予反驳。
何鼎深就掐住温能奎的脖子，拿出一把剪刀就刺温能奎的喉咙，温能奎用手抵挡，被刺伤右臂。
06日上午九时，这个凶犯披头散发，又紧紧跟在温能奎的后面，一直追到教师宿舍，还杀气腾腾地喊：
“你是敌人不是同学。”
并且要在教师宿舍里搜索温能奎。
一些学生看到何鼎深一再行凶，就群起把他扭送到公安局去了。
公安局接受群众要求，已经依法把他逮捕。
06日下午，东北人民大学召开大会，受害人温能奎和许多学生气愤地揭穿何鼎深的罪行。
何鼎深曾经说过“我不反对资本主义更不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杀共产党我不反对”，“一听法律就讨厌，我反对专政”。
还公开表示要离开中国，他说，在他越过国境时，如果有人阻挡他，他“就用手枪把他干掉。”
又说他“做梦也梦见革共产党的命”。
这些言行曾受到温能奎和其他学生的批判。

在反右派战线上
右派骨干分子李静之开始认罪
据新华社郑州7日电
民革河南省委委员、资产阶级右派骨干分子李静之开始认罪。
李静之在整风运动中曾经连续三次去开封指挥民革开封市委负责人、右派分子宋聿修在社会人士中放火。
他在开封亲自主持的一次座谈会上，与会的三十多人都是三反、肃反对象，被清洗分子以及其他对党不满的分子。
并且在这些人的反党仇恨上做了火上浇油的工作。
他还建议其他地方的民革组织照搬用他的这一放火经验。
李静之在解放前历任伪南阳专署秘书长兼南阳“前锋报”社社长等职，参加过特务组织蓝衣社，因此，一直被当地统治势力奉为“军师”。
目前，李静之已开始低头认罪正继续交代他和右派骨干分子刘积学、王毅斋等的关系。
主张党报不要党的领导
倪弘毅的谬论被驳倒了
据新华社旅大7日电
旅大日报右派分子倪弘毅向党报进攻的阴谋已被揭露。
倪弘毅是旅大日报的编辑。
他主张把党报的领导权由共产党手中交出来。
他说报社的编委会成员，应该党与非党各占半数，下面工作人员也不要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占绝对数量；
报社负责人不一定要共产党员。
06月20日以来，旅大日报全体工作人员连续集会，驳倒了右派分子倪弘毅向党报进攻的谬论，并揭开了他一贯反党反人民的丑恶面目。
倪弘毅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在汉奸汪精卫的伪中宣部任出版科长，他编过“反共和平建国文献”，作过长期“清乡”调查，曾主张对共产党要“攻其心”和“坚壁清乡”等等。
武汉医务界批判刘南山
据新华社武汉8日电
武汉市医务工作者昨天举行座谈会，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刘南山的反动言行。
刘南山是武汉市结核病院院长、结核病防治所所长。
他攻击党说，“党什么也不懂，只能出钱，只会专门作破坏工作”。
又说，“现在是北方赶马车的（指老干部）领导高级知识分子，这是一种反常现象。”
刘南山在向学生讲课时，曾公开宣传“社会主义工业越发达，结核病发病率越增长”的谬论。
会上揭露：
刘南山早在解放以前，就一直投靠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分子，以医学为幌子来进行反人民的政治活动。
在他担任中正医学院教务长时，曾以“赤色分子”的罪名开除了四十多个学生。
由于他对反动派忠实，曾得到宋美龄、蒋经国、白崇禧等反动头子重视，爬上了高位。

天主教中的右派分子聂国屏
民盟天津市委委员、天主教中的右派分子聂国屏，利用党整风的机会，恶意攻击党的宗教政策，挑拨天主教徒和人民政府之间的关系，说什么“在解放初期的反帝斗争中，有些地方政策不明，伤害了很多虔诚教徒的感情和自尊心”。
并诬蔑土改、三反、肃反等政治运动搞错了。
身为天津市人民代表的聂国屏，视察工作回来后，竟公开叫嚣：
“过去判十年二十年徒刑的，今天都应该宣判无罪了”，企图翻案。
他十分仇恨人民民主制度，宣扬美国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
并在天津师范学院，指挥他的喽啰贴了许多造谣攻击党的大字报，污蔑学校里的党员干部是整日无所事事的“象牙之塔里的人”，要求撤换他们。
聂国屏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原来他出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家庭，一直在天主教和基督教办的中、小学和美帝国主义办的燕京大学受奴化教育。
日伪占领时期，他大学毕业后就同汉奸拉关系，干起投机买卖来，与别人合营过“友星营造公司”，搞过“正茂证券行”等。
日寇投降后，他竟拉上一个汉奸关系，投到曾在大城县搞汉奸队的杜福祥门下，搞起杂牌军，他担任“中校秘书”，做等待蒋介石收编的“美梦”。
后来他又认识了高树勋的机要秘书吴景略，还帮助这位大员“接收”，正当好梦方酣，高树勋将军起义了。
利欲熏心的聂国屏，又通过天主教的关系，投靠反共头子于斌。
1946年担任了于斌策动成立的“天主教文化协进会理事”，在国民党特务刘乃仁指使下，搞起“文化沙龙”、“歌唱班”等，发展了五、六百会员，成为天主教内帝国主义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帮凶。
聂国屏这些活动，深得国民党特务头子邵华的赏识，1946年底亲自把聂国屏介绍加入国民党。
之后，他又担任著名的国际间谍、比利时神甫雷震远成立的反动组织“民众建国协进会”的理事，同时插足于反动报纸益世报作协理，又在津沽大学作讲师，俨然成为身兼数职的要人。
全国解放后，党和人民对他不念旧恶，让他当天津市人民代表、高等学校总务长等职。
可是聂国屏却以怨报德，在整风开始以来明目张胆地向党猖狂进攻。

山西运城机械厂职工
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得到胜利
右派分子低头认罪　生产计划超额完成
本报讯
山西运城机械厂职工在反击右派分子和增产节约运动这两条战线上同时取得了胜利。
05月下旬，当这个工厂的工人为了把社会主义企业办得更好，提出各种善意的批评来帮助党整风的时候，技术员秦式义等右派分子却趁机向党进行了疯狂的攻击。
秦式义为了达到推翻党的领导的目的，一方面叫嚣说，正副厂长全“扯蛋”，党支部书记也不行，他们的技术都不如他“高明”，并妄称要跟他们“调换工作”，强调机械厂应该“大改组”，“换牌子”，“只有从上到下连根拔，才能除掉‘三害’”等等；
一面又怂恿不安心工作的人消极怠工，同领导对抗，辱骂那些劝阻他胡说乱道的正直职工是“舐屁股”。
正直的工人迅速开始对右派分子加以反击。
老工人李文斗一开始听到“大改组”，“连根拔”这类“意见”的时候，就气愤地说：
“这叫做提意见？
简直要造反了。
我不是党员，但我坚决反对这种‘意见’。”
工人自动写大字报揭发右派分子的罪恶活动的事日益增多了。
这时候由于正气上升，压倒了邪气，一些曾经被秦式义笼络的人，如杨启祥等也提供了许多材料，右派分子这才最后陷于孤立，并在人们的严正批判下低头认罪。
许多工人通过这次反右派斗争，认识到个人主义思想如果不克服，将得到什么结果。
因此，闹待遇，图享受，不安心工作的人都显著地减少了。
从前，厂里的十几名技术人员，互相见了面不说话，彼此瞧不起，领导同志曾劝说他们加强团结，但无济于事。
这种情形整整拖了一年，只在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大家才真正感到团结的重要。
现在他们办事开始有了商量的空气。
广大工人群众的劲头倍增，他们说：
“右派分子说我们的党领导不了技术，我们要用事实告诉他们：
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生产才会有更大的发展，我们的企业才能办得更好。”
在6月份，工人们纷纷突破定额，厂里的主要产品老虎钳月计划生产二千台，实际完成二千二百一十三台。
全厂6月份完成计划106.14％，比上个月大大超过，7月01日到20日又已超额完成了上中旬的生产计划。
这是他们对右派分子的更有力的回击。

柏子丹煽动基督教徒向党进攻
安阳市爱国教徒奋起反击
本报讯
河南日报报道：
安阳市基督教徒、安阳市人民医院、安阳市政协委员会连续召开座谈会，揭露和驳斥煽动教徒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右派分子柏子丹。
柏子丹是安阳市人民医院外科主任。
他在大鸣大放期间无中生有地说党和政府“藐视教徒，总要给教徒点过不去”，辱骂爱国教徒“信仰不真，是饭碗主义、机会主义，看着他们很积极，对他们要小心”。
柏子丹还公开煽动教徒反对政府，他说：
“从历史上看，教徒不会在‘暴力’面前屈服。”
并以意大利国王尼肉杀基督教徒的例子暗示教徒说：
“基督教徒流一滴血，都是教会的种子，教会越杀越旺。”
柏子丹的煽动非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引起安阳市爱国教徒和各界人民的愤怒。
教徒袁德善在一篇驳柏子丹谬论的文章中说：
“柏子丹说有的教徒在新形势逼迫下，不敢承认自己是教徒，这是饭碗主义、机会主义。
我认为他的这种言论是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是恶毒的挑拨离间。
谁不知道宪法明文规定宗教信仰自由。
柏子丹这样说的目的，在于诬蔑爱国教徒，阻碍教徒思想进步。
解放后，我参加了工作，政府并没有因为我是教徒而歧视我。
我每星期日去做礼拜，从来没有人干涉过我，为什么柏子丹恶意造谣呢？”
吴培泉、梁福安等人在座谈会上发言说：
“政府任何时候也没有不叫信教，你的用意是挑拨教徒，对党不满，你是想在教会中找市场，拉力量，向党进攻。”

民盟安徽省委的领导权
落在右派集团的手中
本报讯
民盟安徽省委揭发了一个把持民盟省委、进行反党活动的右派集团。
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是民盟省委的宣传部长童车五、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王晋斋、组织部长吴伯敏。
童车五在宣传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时，根本不谈民主党派怎样才能和党共存，而是只谈对党的监督。
谈到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时，他只宣传团结，不谈或少谈教育改造。
他片面强调民盟代表知识分子利益，说有问题时民盟给他们撑腰，要他们“伸冤”、“泄愤”。
吴伯敏等在发展组织和人事安排上，夺取各级盟组织的领导权。
许多人揭发了他们提出的民盟淮南、合肥、蚌埠市委的名单，是要把右派分子安插到领导岗位上。
在吴伯敏“以发展推动发展”的错误方针下，吸收了许多对党不满、有政治问题的人入盟。
他们利用民盟省委的常委碰头会，在会前策划，开会时提出自己的主张来通过，所以他们实际上已夺取了安徽民盟省委的领导权。

沈阳一百二十多个工厂
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思想教育
新华社沈阳7日电
沈阳一百二十多个工厂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思想教育。
每天傍晚，沈阳很多工厂的俱乐部里，聚集着上千名工人在听取专题报告。
在工厂集中的铁西区，有三十多个工厂已经举办了专题报告会，各厂中共党组织和行政方面的负责人，以及来自各个部门的报告员，向工人报告了关于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事业的成就，以及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等问题。
沈阳化工厂等六个工厂，还邀请近郊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利用农闲时间，进城报告农业合作化的成就。
目前，不论清晨或傍晚，在各个工厂的树荫下、车间旁，都围拢着一群群工人。
他们有的讨论，有的读报，有的正在研究撰写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文章。
工厂里的厂报、黑板报、广播站都刊载和广播着工人们写的文章，他们用亲身经历，驳斥本厂技职人员中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谬论。
各个工厂里的老工人和复员建设军人，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中，自动形成了一支骨干力量。
他们组成讲师团把自己经历的苦难和斗争，用新旧对比的方式讲给青年工人。
东北制药总厂杨文浦等五名老工人，每天下班以后，不顾疲劳，分别到各个分厂和车间去报告，听到他们报告的青年工人，都说从老工人的生活经历里受到了强烈的阶级教育。
老工人和复员建设军人还主持了各种工人座谈会和读报组，并且对阶级观念薄弱、劳动纪律松弛的工人，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
现在，沈阳各个工厂开展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正趋向深入发展。
沈阳高压开关厂、东北制药总厂、沈阳第2机床厂等单位，结合本厂职工存在的劳动纪律松弛等情况，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着劳动纪律教育，以进一步提高广大工人的政治思想觉悟。
沈阳各工厂这次对工人进行深入系统的反右派斗争教育，是在7月上旬开始的。
在这以前，沈阳七十多个工厂的工人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动攻击的时候，曾纷纷集会，誓师保卫社会主义。

积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教育
裕华纱厂加强思想教育工作
据新华社武汉8日电
裕华纱厂在反右派斗争的教育中，提高了职工的社会主义思想水平，保证了今年第2季度和7月份都全面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裕华纱厂今年第2季度的增产节约运动面临两大困难：
一方面因为原棉质量很不好和黄梅季节的到来，生产上困难很大；
另一方面当时有部分职工受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言论的影响，思想较为混乱，生产情绪不集中。
为了使增产节约运动在这些困难条件下能进一步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这个厂在改进生产管理、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的同时，积极处理了人民内部矛盾，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反右派斗争的教育，加强了对职工的思想工作。
他们主动地抓紧解决职工群众提出的合理而又可能解决的要求。
做到了条条意见有下落，因此群众比较满意。
同时，这个厂逐步深入地展开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
他们首先发动群众学习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和阅读了右派分子的言论，并联系社论，引导群众进行回忆对比。
为了使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更切合实际地进行，这个厂党、工会、团组织等分别从党员、团员和群众中进行了思想摸底，发现当前职工中间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个人主义、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
它们表现在对生活福利的过高要求，劳动纪律松弛等方面。
因此，工厂便确定把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作为当前向职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启发职工认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家和企业当前的具体困难，以及工人阶级如何以实际行动执行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
启发职工明确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之间的正确关系，使之自觉地批判要求过高的生活福利和劳动纪律松弛等错误。
经过这一番工作，职工的阶级觉悟有了显著的提高。
保全工人姜幼廷在对比了新旧社会以后，激昂地说：
我们决不让右派分子钻空子。
职工群众并纷纷用实际行动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言行，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
钢丝机的保全工人过去常和技术员闹对立，现在技术员说：
布置工作很顺利，群众自己动起来了。
机械部检修的机器一向很少能达到标准品的规格，通过反右派斗争的教育，每个小组都检修出了合乎标准的机器。

草率收兵是不行的
江苏省卫生厅的人们，认为他们那里三个被斗争的右派分子金诵盘、朱同礼、黄兰言已经低头认罪，可以把反右派斗争告一段落，继续进行机关整风了。
可是重新一检查，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金诵盘虽然表示向人民低头，但他把斗争他看成是领导上的报复行为，认为如果不是向厅长提了意见，他就不会成为右派。
朱同礼只承认自己的态度不好，对斗争他还不大服气。
黄兰言曾经给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写过一封“控告信”，恶毒地诬蔑肃反运动，而他检查中对这事竟一字未提。
朱、黄和金诵盘的关系很密切，他们之间的活动情况也未交代。
在分析研究了这些情况之后，卫生厅决定分别对这三个右派分子进行补课，继续斗争。
卫生厅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这件事对我们是一个有益的教训。
这就是：
除恶务尽，反右派斗争必须彻底。
如果满足于表面的暂时的效果，而草率收兵，一定贻患将来的。

辽宁省十个城市中的工矿企业
展开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
新华社沈阳8日电
辽宁省沈阳、大连、鞍山、抚顺、锦州等十个城市中型以上的国营厂矿，在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中正展开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
被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已经在职工群众中陷于孤立；
广大职工通过斗争受到了一次活生生的阶级教育。
大连化学厂职员、右派分子欧阳迪光，出身于地主家庭，并参加过国民党。
他公然叫嚣农民交不上地主的租子是农民欠地主的债；
“三反”“肃反”运动是违犯宪法的，由于这些运动，人民已经成了惊弓之鸟；
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干部专人民的政。
职工们连日召开大会对这个右派分子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鞍钢基建处工程师、右派分子沈乃敏，污蔑新社会是“老虎吃人的社会”，把靠近党的人称作“阿Q”、“削尖了头往里钻”。
他自己说他对共产党员是“以路人视之，以敌人待之”。
职工们在斗争中对沈乃敏的丑恶面目揭露无遗，并且揭开了他的老底，原来他的父亲是国民党时代的中将，他过去是“公子”，结婚时主婚人是陈立夫的父亲，国民党接收鞍钢时他是接收大员之一。
阜新海州露天矿袁乃勤，是个披着工程师外衣的政治野心家。
他是1951年党选拔第1批去苏联学习的非党技术干部，回国后不久即被提拔为工程师，今年又被中共阜新市委推荐为辽宁省政协委员。
但是这个右派野心家完全以怨报德，拉拢群众，孤立和排挤党员技术干部，并和市民盟右派分子柴寿安串通一气，积极搜集对党不满的意见。
袁乃勤加入九三学社以后，以引诱拉拢的办法，在全市各主要厂矿发展组织，并公然挖共青团的“墙脚”，拉共青团员入社。
抚顺石油安装公司代总工程师、右派分子乌承尧不仅千方百计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而且积极响应章伯钧“把民主党派组织发展到几百万人”的号召，企图在公司里成立民盟支部，达到以盟代党的领导野心。

过去是四川哥老会的把头
今天是陈铭枢集团的骨干
曹任远右派面目被揭穿
本报讯
北京工业学院化工系教授曹任远，是右派头子陈铭枢反共反社会主义集团的骨干分子，北京工业学院师生对他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曹任远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了极其恶毒的攻击。
他说，社会主义没有“法制”，社会主义没有“道德”。
他还认为现在的是非概念和旧社会没有区别，所不同的现在是“一句话可以置人于生，一句话可以置人于死”。
他污蔑党“灭绝祖先和人性”，又污蔑党的一切工作“完全违反历史”，还谩骂积极分子是“善于追随者”。
曹任远诋毁镇反、土地改革和肃反运动，故意把党和社会主义说成漆黑一团。
他认为反革命分子是逼出来的，说“好人也会变成坏人”。
曹任远想尽一切办法诋毁思想改造、教学改革。
他认为教学改革把教师“好像踢足球，踢来踢去，踢完了球场全是空的”。
他还说，现在教书是“劳动改造”。
曹任远污蔑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他说“农民吃不饱”，还睁着眼睛别有用心地说，“我这位大学教授也吃不饱”。
他认为市场上的鸡蛋多了，是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不好好收割庄稼，撒了满地粮食，鸡才有粮食吃了”的缘故。
曹任远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从小就想当官骑在人民头上。
他是四川哥老会的把头，又和反革命分子冷开泰（已镇压）有密切联系。
他是西山会议的秘书，后来担任过伪自贡市长。
1947年，他曾竞选伪国大代表和伪立法委员。
曹任远与陈铭枢有密切往来，陈铭枢向党进攻的五万言书中，曹任远提供了不少材料，还最后校审这“五万言书”。
他同陈铭枢的得力大将黄居素，约定每周至少见面一两次。
曹任远在北京工业学院党委举行的教师座谈会前的两个小时，还跑到黄居素家里去商谈在会上如何进攻。
陈铭枢曾数次特意到他家“拜访”，他参加了在陈铭枢家里召开的历次秘密会议，还和学校里的右派分子、陈铭枢的小喽啰胡兰畦有密切联系。

高压开关厂成套车间开展群众性自我教育
工人阶级觉悟空前提高
新华社沈阳8日电
沈阳高压开关厂成套车间在中国共产党整风期间，开展群众性自我教育，整顿劳动纪律，工人的阶级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7月份劳动生产率比6月份提高4.9％。
成套车间的三百二十九名工人中，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工就有二百十二名，他们受到的阶级锻炼的时间短。
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口帮助共产党整风，大举向党和社会主义恶毒地进攻的时候，少数青工思想混乱，劳动纪律松懈。
这时，老工人佟新和介绍了他在伪满遭受的十多年苦难的经历，给全车间工人上了生动的一课。
老工人们回忆起在旧社会里受到同样悲惨的遭遇以后，一致要求车间领导方面要整顿劳动纪律，清除非工人阶级思想和行为。
成套车间中共党支部，接受老工人们的意见，决定在工人中开展群众性自我教育，来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增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力，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全车间工人通过自我教育，阶级觉悟空前提高，在生产上出现新的气象。
铣工洛凤连，过去加工大支架，每班只能干四十个，7月份提高到八十个。
铣工聂永吉加工钩子，每班从五十个提高到二百五十个。
青年工段全体工人，主动要求修改工时定额，把加工防爆开关的工时，从七十六小时压缩到五十三小时。

一本秘密日记
这是四川地质局一个右派分子在斗争中被迫交出的一本日记。
大家看，这是多么恶毒的攻击，这里流露出多么深刻的仇恨！
这个隐藏很深的右派分子——蒋仁德，是四川地质局的化验员，现年二十二岁，江苏无锡县人，家庭是地主，土地改革的时候，农民分了他家的土地，于是他就埋藏着深刻的仇恨，“立志”要推翻新社会。
这次因为重庆大鸣大放迟一步，蒋仁德自认没有放出多少东西，群众抓不住他。
但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同他接近的工作人员朱尚志仍然把他揭发出来。
不久以前朱尚志向蒋仁德借书的时候，发现这个右派分子有一本秘密日记。
在反右派斗争中，经大家追查，蒋仁德交出了这本日记。
蒋仁德在1955年05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对我说来，‘战斗’，只有这二字。
奴隶劳动的中国，我知道不会久存的，我有一个志向，不可告人的志向——当然，现在看来我是极端‘反动’的：
战斗！
战斗！
战斗！”
06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
“明天是‘党’的生日，我恨这个生日，因为它给中国带来了枷锁。
整个共产党中国到处有黑暗，不平等，我恨共党，我恨中国制度，我要推翻这制度。”
接着，蒋仁德记录了他写的一首“反诗”：
“今日束手困地校（按：
指他在地质学校学习），把我看作无用佬，假如他日随我志，管叫中国半个天下满火烧，……敢叫血染长江流。”
07月01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天是‘党’的生日，也是大家的灾日。”
07月07日的日记中写道：
“一个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有勇气，那怕在死亡中也要走出活路来。
只要有毅力，就能战胜一切，就能实现主观愿望。……所以我终久信任自己会胜利的，假如我成为作家的话，我将在作品中向奴隶强迫制进行猛击。
当然，这可能要流血的，我要流尽最后一滴血，向他们猛击。
战斗！
战斗！
向恶狼战斗。
“当然，战斗不是简单的，我要善于应付，必要时要顺着它，阴违阳奉的。”
07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知道，我现在在长夜中，……冲破这黑暗，那怕我的头埋葬在长夜的茅草中。
奴隶中国一定会解体！
红党中国一定会消灭！”
07月23日的日记上写道：
“接家信，泪如淋。
家里困难不说了，常常吃些青南瓜、麦类食物。
可恶，连饭都吃不到了。
但我也能知道谁使人民痛苦的，我要推翻这不合理的制度。”
10月29日的日记写道：
“对这许多奴才，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有用刀斧来砍。”
11月08日的日记上写道：
“今后要改变战斗方法，总有一天，余爬了起来，……”
11月11日的日记上写道：
“考虑到其他问题，我不应在日记上发泄，万一遗失后悔莫及。”
11月14日的日记写道：
“倘人们不尊重我的时候，我一定要用鞭子来回答他。
不应自己不相信自己，慢慢的再来。
再来！
再来！
要在刀山箭林中进出，要会冲刺，也要会防守。……记住所受的侮辱（按：
指批评了他），有志者事竟成，应有志！
有志！”
1957年03月20日，蒋仁德写道：
“说话太多了，应少说，枪（腔）开（得）太多了，应不开，记住，今后应不开枪（腔），要有耐心……”
蒋仁德于1955年05月02日开始作日记，一开头就赤裸裸暴露出一付狰狞面目。
据四川地质局的揭发，蒋仁德公然宣称：
“宁愿作资本主义贫困儿，不愿作社会主义自由民”。
以上只是蒋仁德“不可告人”的东西的一部分，正如他自己在去年12月12日的日记上所说：
“日记也容易为人所发现的，以后……要尽量少记，放在心里……”。
　（新华社专稿）

中央财经贸易部门
揭发出一批右派骨干分子
据新华社8日讯
新华社记者冯健、林耀报道：
中央各财政贸易部门的反右派斗争正在广泛深入地展开。
最近已经陆续揭发出一撮右派分子。
其中骨干分子有：
财政部的耿志；
商业部的林枫、林迁、任新知；
对外贸易部的伊洪、邓达章、朱及群；
人民银行的朱绍文；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王彦文；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朱德祥、叶石林等。
朱绍文过去曾经当过汉奸，现在是民建会人民银行支部的副主任委员。
他攻击党、污蔑党的言论特别恶毒，他说“天下只是党员的天下，社会所有制是‘党员所有制’”，谩骂共产党员是“饭桶”、“得了党证，丧失了公民的正义感和责任感”，鸣放期间，朱绍文疯狂地叫嚣“火烧国外局（人民银行的一个局），火烧共产党”。
这一时期，他四出活动，已揭发出经他拉拢和煽动点火的人有十八人。
朱及群是一个奸滑阴险、两面三刃的家伙。
他一方面故意向领导上表示：
“肃反运动对我的教育很大”，另一方面又写文章污蔑肃反运动，他一方面污蔑党的各项政策和历次运动，一方面又假惺惺作态，向党支部送上“入党申请书”。
这个玩弄两面手法的右派分子，曾是国民党CC派的骨干分子，当过军统特务训练班的心理学教授。
耿志和林枫，都是背叛了党的共产党员。
耿志是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基建教研组组长、中共财政干校总支委员。
由于他企图在党内窃据较高名位的个人野心未能得逞，就对党怀恨在心。
他以党总支保卫委员的身份，煽动肃反运动中的斗争对象向党进攻，并发誓要为一些肃反中被斗争的人“平反”。
林枫是中央商业干部学校经济教研室主任，中共商业干校的总支委员和商业干校整风领导小组的成员，但他一开始就和这个学校的右派分子勾结在一起，背着党组织，策划和指示右派分子出大字报，向党进攻。
他多次把这个学校整风领导小组开会的情况泄露给右派分子任文学，并指示右派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要冷静”。
财经贸易部门揭发出这一批右派分子，是前一阶段这些机关反右派斗争的一个胜利。

北京体育学院连日集会
迎击李鹤鼎的进攻
本报讯
北京体育学院师生员工连日集会，批判李鹤鼎。
李鹤鼎是民盟北京体育学院支部主任委员，体育学院教授，他一向歪曲和污蔑新中国正确的体育方针，把新旧中国体育事业的本质混为一谈，说什么“国家体委搞竞赛过多，但对全民体育却管的过少，和旧体育没啥不同”，“体委重视竞赛只是为了少数人，为了首长爱看”。
李鹤鼎还到处点火，三番五次煽动北京大学体育教研组被管制分子童清园，大胆“鸣”“放”。
体育学院中的“非常委员会”是一个反动组织，李却说它是“目的良好”。
李鹤鼎还对马约翰说，“有汽车接你去城里‘鸣’‘放’”，马约翰说，“我有意见已和荣高棠同志谈了。”
李鹤鼎事后却造谣说，“马约翰说体总不起作用，要成立体育工作者协会。”
他借此挑拨党和民主人士的关系。
李鹤鼎还挑拨党群关系。
他说“学院中有两种干部，一种是踏踏实实地埋头苦干的好干部，但有职无权；
另一种是“虚伪、无能、消极怠工、不负责任、吹牛拍马的干部，光会说漂亮话，不会做工作”（指党团员及积极分子）。
李鹤鼎是地主家庭出身，留学美国五年。
1951年回国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就一直与党对立，谩骂、歪曲和丑化党的领导干部。
他对人说，“大家都喊毛主席万岁，我喊不出来，我没有那样的感情。”

右派理论家陈新桂的嘴脸
新华社记者　于民生
章伯钧接受罗隆基的推荐，曾经准备要右派“理论家”陈新桂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陈新桂是怎样的一个人？
章伯钧和罗隆基为什么这样赏识他呢？
社会主义学院揭露出来的陈新桂的大量反动言行，为这个问题作了回答。
陈新桂说：
几年来精神生活不及解放前愉快
陈新桂经常对人这样说：
“几年来精神生活不及解放前愉快”。
可是，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疯狂进攻的时候，陈新桂活跃起来了。
他说：
“我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
那时，他曾经说：
“‘匈牙利事件’很可能在中国发生，如果发生，将不可收拾。”
他以为时机已到，他在民盟中央和社会主义学院所举行的座谈会上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
陈新桂不但恶意地污蔑“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三害’的根源”，而且对历次革命运动，特别是肃反运动，恶毒地进行了诽谤。
他诬蔑这些运动“是制造矛盾的重大根源”，是“助长了唯心主义，推销了唯心主义”，认为“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个别的”这种结论是“反马列主义”的。
陈新桂把历次革命运动出现的新气象，歪曲为“只有政治上的一致，没有思想感情上的一致，正如柏油路一样，柏油下面是碎石，一遇震动就破碎了。”
陈新桂把中国共产党描绘成“独裁者”，他公然对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
他对民主党派机关挂毛主席像很为不满，他要求民主党派机关应该挂自己党派领袖的像。
陈新桂别有用心地攻击人民日报和新华社。
说“新华社危机到了”，说人民日报是“教条”，“没有人想看它”，并吹嘘光明日报和文汇报“无论编排和内容，都是最好的报纸”。
同时，陈新桂还在社会主义学院扬言要退学，到光明日报去担任“重要工作”。
陈新桂极端仇恨苏联，仇恨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恶毒地诬蔑斯大林的错误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造成的。
他说：
“资本主义有危机，社会主义也有危机；
资本主义要完蛋，社会主义也要完蛋。”
他还荒谬地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对苏联没有什么“友谊”，都“恨苏联”，报上说社会主义国家坚强团结是“应酬话”，是“讲得好听”。
陈新桂在社会主义学院发表了一系列反动言论后，回到民盟总部得意忘形地说：
“我今天放了大炮，我说过去的历次运动都是违反马列主义的，这话比‘害多利少’的提法还厉害。”
当报纸上对储安平的反动言论进行反击的时候，陈新桂竟无耻地捏造说：
“共产党恨储安平，是因为储安平提到联合政府，这是共产党最害怕的。”
他认为，储安平的早已破了产的“党天下”的谬论是真正所谓挖了共产党的“老根”。
当他散布这些谬论的时候，他说他可能成为反革命分子，他已经“作了准备了！”
原来是章罗联盟的一员干将
陈新桂同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怎样呢？
原来陈新桂是章罗联盟的一员干将。
远在罗隆基和张东荪在民盟搞小集团的时候，陈新桂就是积极的参加者。
在章罗联盟没有形成以前，陈新桂是罗隆基小集团的支柱之一。
罗隆基和陈新桂是在1945年相识的。
1946年陈新桂在“人物杂志”上写了一篇“民主斗士罗隆基”的文章，大捧罗隆基。
从此，罗隆基和陈新桂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罗隆基到了那里，就在那里安插陈新桂当他的耳目。
解放以后，罗隆基任民盟宣委会主任，安插陈新桂作秘书，罗隆基负责政协外交组和和大宣传部工作时，又把陈新桂带去作秘书。
再以后，陈新桂又变成了罗隆基小集团的心腹。
1951年，民盟北京市委改选，罗隆基支持陈新桂去竞选，阴谋夺取民盟北京市的领导权。
陈新桂在罗隆基的支持下扶摇直上，1956年他成为民盟中央候补委员。
反击右派刚刚开始的时候，罗隆基在国外。
那时陈新桂是很慌张的，觉得问题很严重，并且在民盟中央的座谈会上检讨，表示愿意挖根交代问题。
可是，罗隆基回到北京以后，陈新桂又变了，他以耍无赖的态度进行顽抗，说什么要为“真理”而死。
陈新桂同章伯钧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
06月10日在民盟中央的整风座谈会之前，陈新桂就对人说：
“章伯钧今天要战斗，我今天也要战斗。”
会上陈新桂继续发表了反动言论。
会后，章伯钧找陈新桂谈话。
章伯钧责备陈新桂没有见机而行，埋怨他不该“到这时候还讲这种话”。
在章伯钧进行交代的那一天，陈新桂曾到尹肇雄家里去密谈。
陈新桂向罗隆基的亲信赵文璧作了十五点指示。
陈新桂制造了许多谣言如：
“学校党委制要撤走了，毛主席已同意在清华作试点，清华党委已撤消了”；
“农业合作化有冒进”；
等等。
当陈新桂制造的这些谣言和其他反动言论在社会主义学院的大会上被揭发以后，陈新桂抵赖不过，他只得承认了，他说他的“罪恶是严重的”。
为什么这样疯狂向党进攻？
陈新桂为什么这样疯狂地向共产党向人民进攻呢？
揭开他的家庭出身看一看，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
陈新桂是在教会学校里读书长大的，并且得到外国传教士的资助，因而培育了他浓厚的买办思想。
陈新桂是湖北江陵人，他的父亲陈眷煌是一个负有血债的恶霸地主。
在大革命时代曾向农民进行倒算，并且由于他的控告当时在当地坚持革命活动的先锋队队长张文申被伪军团逮捕杀害，1952年土地改革时，陈眷煌畏罪自杀。
陈新桂的弟弟陈新炳是汉奸，是反革命分子，曾任日寇情报组长，伪乡队副，杀害过革命干部。
在1948年为我游击队枪决。
陈新桂一贯维护他的地主家庭的利益，直到今天他还说他的父亲是中农，他的弟弟是“务农”的。
原来陈新桂对共产党有“杀父之仇”，有“杀弟之恨”。
难怪和陈新桂在一起工作六、七年的人揭露说：
“在六七年里，没有听到陈新桂对社会主义说过一句好话，也没有听到陈新桂对共产党说过一句好话，一提起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陈新桂总是进行恶意的谩骂。”

呼和浩特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支行
打垮右派正气上升
工作面貌焕然一新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8日电
新华社记者校春茂报道：
曾经被一小撮右派分子闹得乌烟瘴气、工作几乎陷于瘫痪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呼和浩特支行，经过反右派的斗争以后，正气上升，面貌焕然一新。
目前这个支行领导上正根据职工群众在整风中提出的意见，认真处理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过去各部门之间由于步调不一，互相扯皮，任务经常不能完成。
现在各科室的关系已经正常，连一度被右派分子掌握领导权的拨款二科，在最近一周内也已完成了在今年年初就该完成的投资、拨款、动用三项计划的检查工作。
现在职工们的劳动纪律、工作责任心都比过去加强。
外勤人员消除了不安心工作的消极情绪后，纷纷深入现场，已发现许多有关工程建设方面的重要问题，如内蒙古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建筑面积高于实用的问题，内蒙古工会结核疗养院工程有铺张浪费现象等。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呼和浩特支行早在1月间就开始整风，当时支行工会副主席杨之江和其他几个右派分子利用行内政治思想工作薄弱、部分群众在某些问题上是非不清的弱点，向支行领导上展开进攻。
在右派分子的煽动下，行里一度出现了“五多”和“两不问”的现象：
看病的多、请假的多、迟到早退的多、工作时间到各科串门子聊天的多、闹思想问题和个人待遇的多；
不问政治，不问工作。
杨之江称之为“不同形式的罢工”。
07月初，正当这一小撮右派分子得意忘形的时候，支行职工纷纷要求整风领导小组立即对右派分子展开说理斗争。
在支行举行的辩论会上，职工们对杨之江等歪曲肃反政策的谎言，作了严正的驳斥。
一度被右派言论所蒙蔽的职工们，都表示要站稳立场，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右派分子的罪恶活动被揭穿，杨之江已在大会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国家体委的宣传岗位不许右派盘踞
晓洲、秦晋反党面目暴露
本报讯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已经揭发出两个右派分子，一个是宣传科科长晓洲，另一个是“体育文丛”编辑秦晋。
右派分子晓洲（原名刘元宾）入党后，经常抗拒党的领导和上级的指示，仇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他说报上发表的一些数字材料都是“官僚主义者的自我安慰”。
晓洲大肆攻击和污蔑国家体委。
他叫嚣党是外行，不学无术，不能领导体委的工作。
几年来体委的工作是一团漆黑。
还散布“整完散伙”的恶毒论调。
晓洲还利用体育界鸣放座谈会的记录，在“新体育”写了一篇题为“从几次座谈会上听来的”煽动性的文章，集中了一些体育界人士的错误意见，放出了“体育方针只停在纸面上”，“用命令主义推行教条主义”，“有些全国性的竞赛，实质是为几个代表队举行的”的毒箭，向国家体委的领导上大肆攻击，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相呼应。
在整风期间，他还主动地找人谈话，收集材料，帮助一个因政治品质恶劣被开除党籍的人向党反攻。
晓洲还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浦熙修、吕文、吴祖光、黄沙等有广泛的联系。
他为了筹办一张“不要党领导，不带机关性的”刊登离婚、诱奸等社会新闻的同人报，积极筹划经费和人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
右派分子秦晋过去是国民党党员，抗战胜利后曾在北京国民党市党部工作，后来担任益世报西北特派员、军事政治记者，写了不少污蔑共产党的文章。
现在他是九三学社社员。
在鸣放中，秦晋到处点火，煽动群众对领导上不满。
他将体育出版社个别领导干部的缺点说成是“物必自腐而后虫生”。
他恶毒地利用一些干部对住房的不满，写了煽动性的大字报。
他还将社会上的一些右派言论推荐给组内同志看，并连声夸奖。

天津人民银行职工严词批驳
狡猾的李锡田开始认罪
本报讯
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职工积极揭发和批判该行农业信贷处副科长、右派分子李锡田（民革成员）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言论。
在大鸣大放期间，李锡田曾经猖狂地从各个方面向党进攻。
他说：
“现在大部知识分子都这样想：
反正也革不了共产党的命，跟着共产党走吧。”
他接着又说：
“可也不能这样说，匈牙利不就革了共产党的命吗？”
他污蔑共产党还不如国民党，污蔑党是一个宗派主义的集团。
他别有用心地提出“业务是第一性的，政治是第二性的”。
并说：
“是否懂了马列主义就能处理业务呢，把马列主义看作万宝囊，那就是教条主义。”
他把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污蔑成“政治噪声”。
李锡田还恶毒地污蔑肃反运动是：
“‘欲加其罪，何患无词’，无中生有，唬唬诈诈，平白伤了（干部的）自尊心和积极性，使人人害怕，让人不敢主持正义，坏的结果多，好的结果少。”
天津市人民银行的职工们在揭发李锡田这些反动言行的同时，对他展开了严肃的说理斗争。
职工们指出，李锡田说“反正也革不了共产党的命，只好跟着共产党走”，这一无可奈何的呼声，充分表现了他内心的“苦闷”，这意思就是说他要想革共产党的命，可是力不从心。
实际上他并不甘心跟着共产党走。
不仅如此，他还用匈牙利事件作比喻。
抱着资产阶级复辟的幻想。
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李锡田的态度十分狡猾，一再推说：
“同志们把我的意思体会错了”，或是“记不起来了”。
后来经过群众的一再揭发，并和他当面对质，他才被迫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恶毒不亚于葛佩琦
陈光说党不能领导金融机关
本报讯
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工作人员最近集中地揭发批判了商业信贷处科员、右派分子陈光。
陈光在鸣放期间显得异常活跃，在五次正式发言中从各方面对党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和攻击。
陈光的攻击，涉及的问题范围很广，什么问题他都攻击，其恶毒和明目张胆的程度，不亚于葛佩琦、储安平等。
比如对肃反政策，他说：
“肃反是走形式闹笑话”，“肃反不是靠调查研究，而是凭印象”。
他造谣说：
“肃反运动中央有两套政策，明的一套和暗的一套，明的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暗的是大划拉、错了再说。”
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他说：
“我看中央对付官僚主义的态度不坚决、不严肃。
对官僚主义应该像对待反革命那样坚决，有罪也要像处理反革命那样处理。”
他还说：
“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不应该归罪到旧社会。
因旧社会已成过去，不能负责。
中央在许多次运动中都号召反对这三个主义，但是总也反不掉……。
再说，中央政策尽管规定得十分周密，下边发生了问题，错了，也是中央的责任，还是要追到这个根上去的。”
因此，陈光的谬论就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是中央制造的。”
还污蔑整风运动，说什么“整风不及肃反、三反劲头来的大，任何运动都有积极分子，就是反官僚主义没有积极分子。”
因为“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对党无利可图。”
他还污蔑党的统战政策，说什么“统战工作是统少不统多”，“五亿农民没人代表”。
事实就是“大鸣大放不发动农民”。
陈光要取消党对银行的领导，说：
“有人坚持银行是国家金融机关，那就是强迫银行党委化。”
陈光要求：
“地方党委不应该像上级领导关系那样直接领导银行，更不应该管银行具体业务。”
并要求：
“党委不用过问银行是如何执行计划的”。
陈光对党员和党组织的诬蔑更是明目张胆，他用尽恶毒词句，硬安在党员和党组织头上，企图一棍打死。
陈光说：
“我根本不想入党。
因为我封不住自己的嘴，党员不能随便提意见，叫我不提意见可办不到。”
他说党给他的印象是“党员犯了错误，党组织没有错误，一般党员犯错误，领导干部没有错误。”
凭着他自己捏造的印象，搬出他的谬论说：
“我认为这是推卸责任，这是大梁不正底梁歪的问题。”
陈光还说：
“要谈改造，共产党应该同资产阶级一样进行改造。
资产阶级有缺点有错误，共产党也有缺点有错误。”
他主张“成立一个不属任何部门领导的监察机构”，“超党超国家，超乎一切之上”，这样来根本否认党的领导权。
陈光这些反动言论激起了公愤。

戏剧界的一个凶恶女将
李孟岩　克莹　邓世还
在章罗联盟夺取高等学校领导权的阴谋中，戏剧界跳出了一员凶猛的女将，这就是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任、民盟全国妇委委员孙家琇教授。
这员女将虽然名气没有浦熙修大，本领可也不弱，她利用艺术上的巧妙手法，向党进行了阴险毒辣的攻击。
点火煽动，阴谋夺取学院领导权
孙家琇在夺取学院领导权的阴谋中有一套纲领和办法。
今年03月间，她就以举行话剧“同甘共苦”的学术讨论为名，邀集受罗隆基直接指挥的北京“人艺”民盟右派分子戴涯等在学院开了民盟座谈会，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准备工作。
整风开始以后，她认为“中国将有大改革，知识界可能出现个新局面……党可能让出文化及科学领域的领导……”民盟大有可为。
从这种对于形势的错误估计出发，她就同院内民盟另一右派分子徐步共同策划，挑选了在肃反中受过审查的和对党怀有不满情绪的人，连续举行了六次座谈会，大肆煽动。
会上她污蔑说：
“某些党员搞肃反，唯恐搞不到大的，……我感觉党员是不是想搞出个大的表表功。”
在她的挑拨下，一个当过国民党少校的教员就应声而起，说：
“我认为肃反基本不健康，是逼供为主，诱供为辅……”另一个当过国民党少校的余怀也无耻地说“……冤枉我哉，青天大老爷！”
会上是一片“诉苦”声。
在开这几次座谈会的短时期中，民盟小组发展了好几个盟员。
孙家琇借口反对宗派主义，对学院工作和院内的党员领导干部大肆污蔑攻击。
她说：
“我院宗派主义很严重，我们要把宗派主义的根挖出来。”
她巧妙地响应储安平的反动言论，说“我不完全同意储安平说的党天下，但是党员是有这种思想的……掌权党员，互相包庇。”
她认为党员领导干部，有的老了，应该“休养”，有的不懂业务，工作“困难”，要把学院交给懂业务的教授来办。
她煽动群众同党对立，说：
“以前运动中群众是带着精神枷锁的，被束缚的。”
“群众这些年受党的教育，觉悟提高了，而党员呢，却蜕变了，退步了。”
言下之意，是要党员滚蛋。
她同民盟右派分子冯亦代采取同一手法，口说不想搞大民主，实际想发动一个“大大民主”。
她说：
“我们不想搞大民主，但搬不动时，可能民主党派，全体群众、学生签名要求。”
在孙家琇等右派分子的煽动下，院内出现了张牙舞爪的讽刺画和煽动性的大字报。
在整风中被孙家琇拉入民盟的尧登佛竟要求卡秋莎报（院内大字报）为他个人举办了个长达四小时的报告会，会上公然叫嚣道：
“党员是唯唯诺诺的奴才，是特权的贵族”，是“监视人的便衣警察”；
“学院不是党费办的，要求共产党退出学院”。
一篇杀气腾腾的反党宣言
在这种情况下，孙家琇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她认为向党发动总攻的时机到了。
06月06日她跑到导弹报社（院内大字报）慷慨激昂地口述了她那篇“幻灭了的及还希望着的”文章。
这是一篇杀气腾腾的反党宣言。
她一笔抹煞了戏剧学院在党的领导下，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六七年来培养出大批人材的成绩，像发了疯地叫喊说：
“你们在剥夺摧毁人的理想，窒息了人们的事业心，堵塞了青年人的朝气，欺骗了学生们的信仰”；
“请看看这块园地，到处是莠草、牛蒡草、蜥蜴、毒虫，在这里挂羊头卖狗肉，在这里是不学无术冒充权威；
在这里用虚伪代替真诚，代替党性。”
更阴险的是她以所谓“莎士比亚专家”的身份，把莎士比亚在三百年前描绘当时黑暗时代的一首十四行诗，来描写中央戏剧学院：
对这些都倦了，我哭求安息的死，
譬如见到才能注定要做乞丐，
空虚的无物倒打扮得漂漂亮亮了，
最纯洁的信仰被不幸地破坏，
灿烂的荣誉被可耻的放错了地位，
处女般的贞洁遭到强奸，邪恶，
不法地侮辱了正义的完善，
艺术被权威捆住了口舌，
愚蠢（俨如博士）控制着学术，
单纯的真理被瞎唤作呆笨，
被俘的“善”，侍候着“恶”将军，
对这些都倦了，我要离开人间，
只是，我死了，要使我爱人孤单。
（注：
原掉一行）
然后，她说：
“不是我要破坏社会主义，把人们拉回三百年前去，而是你们正在把我们拉回去！”
这篇宣言的矛头，还指向了整个文艺界。
他辱骂新中国的所有作家和文艺工作领导者。
她说：
“许多新文艺作品，里面都没有新时代的英雄气概，我明白了，这并不是由于清规戒律、教条主义的束缚，而是他们这许多所谓作者们，所谓艺术团体的领导者们，本身就没有英雄的灵魂。”
最后，她竟至按捺不住自己的杀气，凶恶地说：
“我们向你们敲起警钟”，“我们不允许这样做”，“照这样下去，我们不能再同你们合作了”，要“群起而诛之”了。
试看这和葛佩琦的杀共产党人调子有什么区别呢？
06月08日，学院到处喧嚷着孙家琇在民盟将有非常精采的发言，事先还邀请了很多人参加。
这一天她兴高采烈，穿着漂亮的衣服来到学院，她以为该到下总攻击令的时候了。
不料还没有登场，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了。
她一看风头不对，精采的戏就没有唱成。
不过发言的内容还是以极巧妙的词句改头换面端出来了。
学者乎，政客乎？
接着学院反右派斗争开始，孙家琇连忙主动地写了篇批判尧登佛的文章，装作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说：
“尧的报告是反党的，反社会主义的”。
而对自己的问题则避而不谈，仿佛忘了她是尧的入盟介绍人，正是在她的鼓励下，尧才敢发出那样“让党退出学院”的狂妄言论。
当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她的时候，在一次整六小时的自我检讨中，她耍尽了两面派的花招。
她说自己“学术上是有野心的”，“但一向讨厌政治，仿佛是在玻璃盒中长大的”。
他说“自己是自发地参加了右派分子的点火罪行”。
她给自己戴了一大堆帽子：
“卑鄙污浊”，“虚伪”，“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有时竟然伤心得流了泪，但是她同章罗联盟的关系如何，却闭口不言。
07月17日中央戏剧学院举行了全院师生大会。
会上张君川、廖可兑等教授揭穿了她如何用篡改莎士比亚诗句的手法进攻党的阴谋。
原来这位“莎士比亚专家”，对于学术并不专长，倒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野心家。
一位教授说：
“我和她共事六七年，她自命为莎士比亚专家，却从来不愿多讲莎士比亚。……她是到纪念莎士比亚的时候想讲莎士比亚，纪念惠特曼的时候想讲惠特曼，纪念萧伯纳的时候想讲萧伯纳……她不是玻璃盒中的学者，而是交易所中的学者”。

不堪美蒋双重摧残
台湾民营工业奄奄一息
据新华社广州7日电
“某某行业奄奄一息”或“某某厂店破产倒闭”，这在最近的台湾报纸上已不成为什么新闻。
这种雕零景象遍及到台湾工商界的各行各业和大小企业。
一家台湾报纸感慨地说：
“不是我们说危言耸听的话，今日的工商业界，至少有50％以上，随时都有危机爆发的可能。
美国对台湾工业原料的控制，大量美国产品向台湾倾销，加上蒋介石集团的重税压榨，使台湾的许多民营工业面临崩溃的边缘。
全部原料受到美国控制的台湾面粉工业，目前已面临没有原料的严重威胁。
今年台湾所有面粉工厂得到配售的“美援”小麦仅十八万多吨，只达到它们原料需要量的一半左右，因而许多面粉工厂就要无法立足了。
民营的制药工业、电筒工业和电料工业等工业行业，目前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台湾报纸形容民营的电筒工业目前的处境是“奄奄一息”；
民营的电料工业则“始终在凄风苦雨中转来转去，丝毫没有起色”，许多电料工厂已被迫停止生产。
各电筒工厂则“徘徊在死亡的边缘”。
台湾的商业市场上，目前出现着一片淡风和倒风。
06月和7月原是台湾棉布市场的旺季，可是，在棉布销售量最大的台北市，今年开春到现在的交易情形，还不到去年同期交易额的三分之二。
木材市场最近的不景气，更是“空前未有的”。
许多商店在淡风之中，为了招徕顾客，只有不顾血本，削价求售，形成市场上前所未有的剧烈竞争。
在台北市场上，最近就出现了像“免费赠送”与“免费试饮”奶粉这类的竞争场面。
在争夺市场的斗争中，美国和其它国家商品的代理商、挟着雄厚的资本，乘机来排挤打击台湾的民营商业。
许多商店就因为在剧烈的竞争中无法支撑而垮台。
目前许多没有倒闭的商店，都是靠借高利贷来维持门面。
美蒋对台湾民营工商业的摧残，不仅使最大量的中小工商业受着威胁，而且一部分大规模的民营企业也不能幸免。
所谓台湾四大民营公司中的纸业和农林两家公司，目前都已面临崩溃的边缘。
纸业公司就有将近十家相当规模的商行宣告倒闭。
台北一家平日“生意兴隆”的连盛贸易行，7月中也支持不了而悄悄关门，负债达到台币一千多万。
拥有资产三亿元台币的一家公司，现在欠下的银行和“美援”借款，已多达一亿一千多万元，每年要偿还的所谓“美援”本息，即达一千六百万。
农林公司也由于差不多是同纸业公司一样的原因，早在去年就变成了一个烂摊子。

不是偶然的巧合
——评述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中的反革命破坏活动
本报记者
今年春季里，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中，残余反革命分子也积极进行破坏活动。
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
在春季里，他们对于我国国内政治形势作了一致的估计。
他们都认为，“共产党已经维持不住了”，“共产党很快就要垮台了”，“现在中国处在‘匈牙利事件’的前夕”……。
他们以为他们的“春天”到了，正是放肆活动的大好时机。
于是，他们开始了此呼彼应的活动。
在大“鸣”大“放”中，右派分子又恶毒地攻击肃反运动，攻击司法工作，公开为反革命分子喊冤。
黄绍竑把人民司法工作说得漆黑一团，罗隆基等更提出了组织所谓“平反委员会”的荒谬主张，企图为反革命分子“申冤”“平反”。
反革命分子听到这些反动的言论和主张，以为有了后台，便张牙舞爪，大肆活动。
北京、上海、武汉、重庆、广州、哈尔滨、南昌等地的一些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有的出来质问公安机关，有的发誓要“狠狠地整整公安人员”，有的则公开侮辱肃反中的积极分子。
山东工学院民盟和九三学社组织召开的所谓“平反问题座谈会”上，在肃反中被斗争的反革命分子就当众斗争了肃反积极分子。
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目标之一是学校。
他们在各地学校到处点火，制造混乱。
他们反对学校党委制，要共产党退出学校，反革命分子马上积极响应。
06月17日，反革命分子向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曲正的住宅投掷了炸弹。
北京师范学院的反革命分子也立刻贴出反革命标语，声称“要把所有党员、团员杀死”。
成都第1师范学校的反革命集团“大同党”和学校中的右派分子勾结起来，煽动学生上街闹事，并且殴打工人、民警，包围公安派出所。
南京反革命组织“中华建国党”，就在南京大学内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诱骗这个学校的学生参加反革命活动。
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所以把学校作为进攻重点，是想利用学生缺乏政治经验的弱点，煽动风潮，推波逐浪，制造“匈牙利事件”。
在党进行整风初期，右派分子提出了所谓“算旧账”问题。
这给农村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的地主阶级分子以极大鼓舞。
这期间，反革命分子向农民“算旧账”的案件屡有发生。
湖北襄阳县相树张村农业社生产队长张照豪、妇女组长谭桂香（都是土地改革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没收委员），被反革命分子反动地主用斧头砍死。
湖北省阳新县中罗乡反革命分子李志明，因为在土地改革时被陈婆婆的儿子斗争过，他怀恨在心，要算旧账，在5月19日趁陈婆婆上山挖笋子的时候，将她连砍四刀。
山东省馆陶县浮渡乡乡长共产党员申林台全家九口，惨遭反革命分子申孟春等杀死七口。
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还把触角伸向职工。
05月间，当右派分子企图在上海煽动职工闹事的时候，就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公开对职工说，“要搞大民主，我来扛大旗；
要闹匈牙利事件，我打机关枪。”
上海市一个平日深藏简出的反革命分子，在大“鸣”大“放”中积极活动，准备鼓动某工厂职工闹事。
另外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在某工厂的青年工人的枕头下面偷放信件，指示工人要如何如何“闹事”。
社会上残余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也格外嚣张。
据沈阳市统计，自5月中旬到6月中旬一个月内，发现的反革命标语、传单、谣言、恐吓信件的案件，共有九起，比1至4月份增加了一倍多。
鞍山市5月份发现的同类案件共十二起，等于一至4月份的总和。
05月间，甘肃省公安机关正在右派分子污蔑肃反运动是“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的时候，在正宁县破获了反革命组织“创造国家人义军国防部”企图暴乱案。
陕西西安市公安局也破获了一个反革命暴乱组织“中国国民党陕西游击纵队”案，首犯张云德，骨干分子蔡殿杰、赵忠鼎等全部落网。
张云德是个血债累累的惯匪，解放前参加蒋介石的“中委会川陕直属小组”特务组织，后来又被委为所谓“川陕游击军第2纵队司令”。
1954年，这个特务组织被破获，张云德却漏网潜逃，以后，他又纠集了反革命分子蔡殿杰等十多人，潜伏起来。
这次，他们听到了右派分子的叫嚣，便狂妄地以为“中国至少有一亿人反对共产党，只要顺水推舟，便可一举成功”，可以“三年消灭，五年肃清”共产党。
这些万恶的匪徒制订了行动计划，要贴布告，散传单，动摇人心，要消灭区乡政府和派出所，夺取武器，壮大实力，进行抢劫和进行所谓游击活动。
“成功”以后，他们要剥共产党的皮，要把共产党员和一切积极分子挂到树梢上，一刀一刀的割。
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给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特务机关以极大的鼓舞。
从5月以来，美蒋特务机关在他们的报刊上给右派分子喝采，同时在行动上支持右派分子的进攻。
最近，美蒋特务机关印制了许多挑拨离间、煽动暴乱的反革命宣传品，通过设在我国周围的特务据点，使用邮寄、气球、偷运、空投等办法，大批地散发到内地来，加强所谓“心理作战”。
同时，特务机关并多方继续向我境内派遣特务间谍分子，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不久以前广东、湖南等地公安机关所破获的特务案件，就是属于这类性质的案件。
右派分子和残余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是不会实现的。
人民已经选择共产党的领导，已经选择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右派分子和残余反革命分子必然要遭到失败。
但是，残余反革命分子配合右派分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破坏活动，都说明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右派分子故意散播的“无反革命论”，所谓“共产党说现在还有反革命活动，只不过是危言耸听，制造紧张”等谬论，是别有用心的，是企图麻痹人民的警惕性，以便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
人民不会上他们的当，广大人民牢记住毛主席的指示，继续提高革命警惕性，继续向一切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周总理在青岛检阅海军部队
张举、李书良摄（解放军画报社稿）

寻求新知识　建设新农村
河南省十二万农民参加业余中学学习
本报讯
河南省广大农村办了许多农民业余中学。
据不完全的统计，参加农民业余中学学习的学员已达十二万多人。
农民业余中学是由农业社或群众集体办起来的。
80％的学员是初中、高小毕业生，少部分是农民业余小学毕业的学员。
办农民业余中学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未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的学习要求，继续提高他们的文化科学知识，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
农业社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对举办农民业余中学的积极性很高，在各方面给以帮助。
业余中学在形式上有二种：
一种是附设在普通中学和完小里，聘请普通中学教师兼课。
一种是单独设校，这种形式比较多。
教师是聘请当地在乡知识分子、初、高中毕业学生。
不少业余中学注意把课堂教学与课外实际操作结合起来，像新郑辛店业余中学、农业社拨出几亩地来供业余中学进行农业试验，他们在这些地上进行浸种，密植等一系列的操作试验。
为了使学习密切结合生产需要，长葛、邓县的业余中学，还根据生产季节请农业技术指导站的干部讲生产技术课。
学习的时间是在早晨、晚上二至三个小时。
业余中学由于多是以乡、社举办的，并且在业余时间学习，学员能够坚持生产，学习文化，受到了群众和学员的欢迎。
许多中小学毕业生参加业余中学学习后，文化水平有了提高。
他们感到在农村生产，还能同样坚持学习，因此更安心在农村生产。
　（记实）

广东省委召开会议分析农村矛盾
打垮地主富农反攻　展开农村民主运动
新华社广州8日电
广东省前几天结束的区党委、地市委书记会议，研究了全省社会主义宣传运动形势，并决定了今后任务。
现在，广东省广大农民群众已展开了反击不法地主富农的运动。
但是部分党员和国家干部，尤其是政法部门的一些党员和干部，却表现有严重的右倾思想，没有坚决地支持农民这种正义行动。
会议要求立刻纠正这部分干部的右倾思想，进一步组织党员和国家干部坚决领导这个运动。
会议分析，现在绝大多数农民和各方面有三个主要矛盾：
第1是和不法地主富农的破坏活动有矛盾；
第2是和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有矛盾；
第3是农民个人和国家、合作社的集体有矛盾。
第3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虽不紧张，但在社会主义时期内却是永远存在和经常发生的，因而在我们工作中应该当作农村中的基本矛盾。
第2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很重要的，有时是尖锐的。
第1种矛盾完全是敌我矛盾，当前很突出，因为阶级界限显明，干部处理这类矛盾有经验，比较容易解决。
因此，从长期和根本问题上设想，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到解决第3种和第2种矛盾，特别是第3种矛盾上；
不能因为当前要突出地解决第1种矛盾，而稍稍忽略了后两种矛盾。
会议估计，打垮了地主富农的不法活动，只能为解决农民和国家、合作社的矛盾，广大农民同富裕中农资本主义倾向的矛盾创造更好的条件，但决不能解决这两个矛盾。
会议决定在此次社会主义宣传运动中，必须把反击地主富农不法活动；
批判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
发扬民主，改正缺点，切实办好合作社三者密切结合起来，不能偏废。
领导安排上，就需要在彻底打垮不法地主富农的反攻倒算后，在农民内部组织一个民主运动，让农民把自己所有的意见和疑问，统通说了出来，然后组织大辩论，分清是非。
对于那些有益的批评意见，党、政府和合作社都应该诚恳接受，切实解决；
对于农民那些不正确的意见和认识，经过辩论，给予批判和解释，将农民的政治觉悟提高。
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在反击地主富农斗争中，要给以批判；
在发扬民主，组织大辩论，提高觉悟，改进工作中，要进一步给以批判。
贫农和下中农在这种批判中也将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受到教育。
会议还强调了走群众路线。
如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应该先发动群众把自己的看法提出来。
估计这些看法大体上是：
对粮食统购统销和合作社优越性的看法、公和私的关系、城乡关系、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专政守法和民主等等。
这些问题集中后，拿到群众中去大辩论。
干部也要针对这些问题根据国家政策去进行教育。
其它如民主办社，打击不法地主富农也都应该采用这个办法。
会议要求各级干部和党员，充分相信贫农和下中农，相信大多数群众。
还要求领导干部下乡，特别要求地委第1书记能深入一两个乡创造典型经验，推动一般。

广州市党、政、团采取具体措施
关怀不能升学的中小毕业生
据新华社广州8日电
广州市中等学校录取生今天发榜，领导机关已组织力量深入未被录取的七千多中小学毕业生中进行思想教育。
广州市各中等学校今年录取学生二万三千四百八十三名，比去年增加了二千多名。
今天发榜后，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副市长锺明，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张其光等，立刻亲往各学校，指导学校负责对没有录取的学生进行正确的和耐心的教育。
各学校的行政领导人和共青团组织负责人也向未录取的学生作报告，和他们开座谈会，帮助他们端正态度。
广州市第11中学还动员了全体教师到未录取生的家里去，安定学生和家长的情绪。
各学校对消极情绪比较严重的未录取学生，还进行了特别的工作，看榜后，班主任和班的共青团干部，亲自送他们回家，安慰他们，帮助说服家长正确地对待子女未被录取问题，鼓励他们支持子女参加劳动。
对一些无依无靠、经济有困难的孤儿、和家在海外或家庭有特殊困难的未录取学生，广州市教育局决定，仍让他们享受助学金帮助，或转到民政部门给于社会救济。
广州市有关部门也在积极地为这批学生安排劳动就业。

“神棍”现形记
——记电白县“晏宫庙”迷信事件的前前后后
崔文明　陈树生
05月至7月间，广东电白县发生了一桩大规模的“晏宫庙”迷信事件。
前后共有附近七个县的八万多人，闻风赶去拜神、取“神药”、带“神符”。
事情一天天扩大，最后竟然发展到神棍煽动群众打干部、包围乡政府，公开叫嚣要“消灭共产党”、“解散合作社”的地步，暴露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和地主分子从中进行挑拨、破坏的阴谋。
经过当地领导采取有效措施，揭破阶级敌人的真面目，群众愤怒地拆毁“晏宫庙”的神棚，事件便平息了下来。
群众受骗　损失重大
“晏宫庙”在电白县的下垌乡。
庙内的神称为“冼太夫人”。
解放前，每逢正月17日，群众便集聚在庙前“游神”、演戏，称为“做年例”。
每逢初一、十五，群众也纷纷前往烧香、求签。
解放后，“晏宫庙”香火冷落了，庙屋破烂了，有些农民便索性把庙拆掉，把庙地种上果树和农作物。
今年4、5月间，电白县不少乡村发生流行性感冒，谣言纷纷。
神棍、巫婆便乘这个机会活动起来。
05月17日，下岭乡巫婆到“浮山庙”拜神回来，就声称“冼太夫人回来了，要救万民”。
第2天她便和另一个名叫老虎奶的巫婆赶到“晏宫庙”旧址烧香，并装神装鬼，大叫大跳起来，说道：
“瘟神下降，人死一半，要免灾难，快来拜神。”
又恐吓群众说：
“不信冼太夫人，就会烂骨烂肉而死。”
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群众便纷纷劏鸡杀猪来拜神，“晏宫庙”的香火日夜不熄。
05月底至6月初，到“晏宫庙”拜神的人更多了。
庙旁的十五个村子都住满了远道来烧香的客人，没有地方住的，便露宿在庙后的五个山头。
这时，各地神棍、巫婆也大量集中在这里，他们串同一气向群众诈取财物，造谣说：
“冼太夫人叫良民吃‘人心薯’、‘三脚虎’（野生植物，多吃会麻醉），可解灾消难。”
又说：
“妇女带神符可除百病，病人吃‘法水’（塘中污水加红色染料）可保平安。”
此外，又散发迷信传单，叫大家传抄。
据统计：
他们用题款、卖药等方法，一共骗取了群众三千八百六十多元。
两个多月来，神棍、巫婆不仅骗取财物，而且由于贩卖所谓“神药”、“法水”，已使十六个农民中毒致死。
另据有关方面统计：
群众由于参加迷信活动，浪费钱财达十二万元以上。
庙址周围一百多亩农作物给践踏得如同平地，而且还到处撒满供“神兵”、“神马”吃的白米。
有十三个妇女被流氓、神棍等强奸了。
是反革命，不是“神”！
“晏宫庙”迷信活动闹开后，各地的反动地主、不法分子便活跃了起来，有一次祭神的时候，神棍便向群众恶意地造谣宣布：
“县委书记批准大家拜神了，大家还不相信吗？”
跟着又宣读祭文，后面捏造了一大批干部的名字，说：
“你们看，社主任、共产党员都带头拜神了。”
就在这时候，林头乡的地主李文泉，穿了衬衫、西装裤，冒充林头乡的干部前来主持祭神，骗取猪肉和钱。
神棍“降神”的时候，口气也逐渐改变了，初时还说神说怪，后来便谈论“国家大事”。
有一次，神棍说：
“冼太夫人下降说，国民党8月回来，社主任和生产队长要先被杀头。”
附近一些乡村的干部家属听到这样说，便害怕起来，要干部回家不干工作。
当群众到庙拜神的时候，神棍又装着“关心群众生活”的样子，造谣说今年合作社每人每月将只能分二十五斤谷，社员有得做无得食。
又向群众毁谤统购统销政策，叫大家反对共产党。
在神棍的挑拨和煽动下，马踏乡、文峰乡、荣夏乡等就出现了包围乡政府、殴打干部的事件。
06月底，“晏宫庙”神棍的反动活动更加露骨了。
夜里“降神”的时候，大喊“要有吃有穿就要消灭共产党”、“要出头就要解散合作社”、“土地要退回给地主”等口号，并且强迫拜神的群众跟着喊，说：
“不叫口号就是无诚心。”
这时，神棍已筹备大兴土木重建“晏宫庙”，并放出空气：
“香港方面就汇钱支援我们建庙，大家要和共产党斗到底。”
到那里拜神的正直的农民，对神棍的挑拨谰言，初时感到恶心，大家都议论说：
“拜神就拜神嘛！
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呢？”
“冼太夫人为什么替国民党和地主说话，不替我们说话呢？”
事情越来越清楚，群众知道受骗了，大家愤怒地说：
“他们是反革命，不是神！”
有一天晚上，神棍迫群众叫反动口号，群众坚决反对，而且当场斥责神棍说：
“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好的政府，你们要推翻它，我们就要政府惩办你！”
下垌乡大村的农民开会后，纷纷向政府提出追查“晏宫庙”事件的要求。
真相大白　首犯就捕
根据群众的检举和经过详细的侦察，7月中旬，电白县公安部门破获了“晏宫庙”的反动集团，并依法逮捕了公开和隐蔽的反动头子王恒茂、王瑞英、王友恩、崔全宜等七人。
原来这个集团全是由反革命分子串同神棍、流氓组成的。
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串通附近的不法地主、富农，利用群众迷信来进行破坏活动。
他们中间有“总理”、有“助理”，也有“财务”和“会计”，并且经常秘密开会，布置活动。
他们常常自己巧妙地隐蔽起来，而由一般的神棍、巫婆出头说话，因而迷惑了不少群众。
例如这个集团的助理王恒茂，实际上是主要头子，一切都由他策划、献计，可是他却是在最后才被挖出来。
现在已经查明，王恒茂历史上一贯就是反革命分子，解放前曾当伪联防队的密探，1947年他钻进革命队伍做坐探，由于他向国民党告密，有五个革命同志被捕，其中有两个被杀害。
解放后，他继续进行反革命勾当，不仅贩卖鸦片，伪造人民币，而且参加土匪组织，抢劫下岭乡冯昌杰家，打死了冯昌杰。
1951年他被政府逮捕，1955年释放回家，可是回家后仍一向为非作歹，走私漏税。
这次“晏宫庙”搞起了迷信活动，他立刻在家中召开四次秘密会议，布置这个反动集团煽起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制造混乱。
在这个集团的策划和布置下，神棍、流氓、反动地主便四出串连活动，因而把迷信事件扩大了起来。
当“晏宫庙”的骗局被彻底拆穿后，电白农民激起无比愤怒的浪潮。
干部和群众都说：
残余的阶级敌人还未死心，切不能麻痹大意让他们兴风作浪。
07月11日四百多人冲到“晏宫庙”，把神棚拆掉，把神像烧毁。
第2天，下垌、下岭、荣夏三个乡千多农民又举行集会，受到迷信毒害的农民纷纷上台控诉这个反动集团的罪恶，要求政府依法惩办。
（原载8月03日南方日报，本报略有删节）

蒙古作协书记塔尔瓦等到京
新华社8日讯
根据“中蒙1957年文化合作计划”前来中国访问的蒙古作家塔尔瓦和诗人布列夫道尔吉，于7日乘火车到京。
塔尔瓦是蒙古作家协会书记、蒙古“文学报”编辑；
布列夫道尔吉是“星火”杂志社干事。

要文有文　要武有武
辽宁许多中小学毕业生下乡生产
本报讯
辽宁省许多地方的应届中小学毕业生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要把自己的青春献给农村。
到7月16日止，沈阳、旅大市各有三百多名应届中小学毕业生自愿参加农业生产。
沈阳市郊区前进社的农民们怕刚参加工作的小伙子们太累，主动让他们干半天活，可是他们坚决不肯，一定要和社员一道整天干活。
许多学生还利用业余时间帮助不识字的农民学文化。
旅大市青年学生回乡队伍中大部分是农民子女，如大连十一初中学生会的生活部长、共青团员宋长瑛，过去生长在农村，这次带头和十几名同学回到家乡东方红社参加农业生产，受到社员的热烈欢迎。
社里根据他们的愿望分配了工作，并派有经验的农民作他们的老师。
青年们一致表示要学习徐建春“在农村干一辈子”，把自己的知识献给农村。
锦州地区据目前统计共有一千零三十三名应届中学毕业生参加了农业生产，其中有四十二人是高中毕业生。
兴城中学高中毕业生王德明等回到农村的第2天就和社员们一齐下地割高粱。
老农民赞扬说：
“小伙子们要文有文，要武有武，真行。”
有的学生已干了一百多工分。
许多学生家长看到这种情况，也都扭转了认为参加农业生产没出息的思想。

谁说右派分子不会造反
江林
我们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造反，有些人却不大相信，他们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右派分子多是文人政客，他们反对社会主义打倒共产党，也不过是吵吵骂骂，争点个人权力地位而已，动不了真刀真枪。
右派分子是不是真要造反，请看汉阳县街头的“小匈牙利事件”。
章罗联盟驻武汉的大员马哲民物色到杨焕尧这一批反革命分子，于是策动他们招兵买马准备造反。
章伯钧之流在北京一吹起向党进攻的号角，这一伙魔鬼集团立刻就奋勇上阵了。
一个小型“匈牙利事件”立即暴发在汉阳街头。
看吧，这一个魔鬼集团煽动大批上了当的年青学生在那里疯狂地绑架兵役局长、毒打干部、捣毁邮电局，写标语欢迎蒋介石回来，还图谋打电厂、抢军火、劫监狱、杀害共产党员……这难道还不算造反吗？
这和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究竟又有什么两样？
不要以为右派分子“要杀共产党员”的狂语只是说说而已，他们是准备好了武器在等待时机。
如果不是汉阳中学一位教师夺下了反动学生手中的刀子，汉阳中学的共产党员不立时就要惨遭毒手！
如果不是党和人民及时地向右派分子进行坚决反击，谁能保那些衣冠楚楚的右派首脑不会像杨焕尧王建国一样，煽动那些一时被蒙蔽的人上街，发动起更大规模的汉阳事件！
其实，就在章伯钧的六教授会议上，曾昭抡就已大叫：
“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
右派分子自己已经高喊有本事造反，我们还要以为秀才造反不成，这岂不迂？
其实，这又何止太迂！
不过，对右派分子来说，倒也真应该看看人民的天下到底能不能反得了！
费孝通说，如果闹了起来，得用三百万军队来收。
其实，何需三百万大军，工人的铁锤，农民的扁担，就是造反者的对头，不信，请看汉阳街头！

陈梦炎散发反动传单
当场被群众扭送派出所
据新华社上海7日电
08月04日晚上，上海市公安机关依法逮捕了两次公开散发反动传单的现行反革命罪犯陈梦炎。
04日上午七时许，陈梦炎在上海人民游乐场附近散发支持章罗联盟的反动传单，当陈犯把六十多张传单在人群中向上抛发时，立即被青年王德全、顾松林等人扭送派出所。
这时，拥集在派出所门口的行人群情激愤，很多人都向人民警察表示愿做见证人，这是陈犯第2次散发反动传单。
08月03日下午五时许，陈犯也曾经携带这种传单四十多张，乘电车到南京西路大光明电影院附近散发。
陈犯是上海洋泾中学教导员。
二十多年前，他曾在国民党安徽省保安处泾县保安大队任过中尉副官。
不久以前，他公开在学校中散布反动言论，说“章罗联盟是工人阶级压迫知识分子的结果”。
在他印发的传单中，他宣传“要缩短革命与反革命的距离”，要求对反革命特务分子“一律宽大”，污蔑共产党把知识分子“当做奴隶”。

陈老大娘欢度110岁寿辰
厦门市居民陈刊老大娘6日欢庆她一百一十岁寿辰。
中共厦门市委委员、厦门市副市长向真，厦门市民主妇联主任郑秀宝和区街负责干部一起，带着礼物前往祝寿。
陈刊老大娘从小就喜爱劳动和清洁，几乎每天都要洗澡和喝盐开水，现在她每天除帮助她的孙媳妇作饭、打扫地板和照顾曾孙女等家务劳动外，还能不戴眼镜穿针线作衣服。
她还积极参加除四害运动，曾经受到市人民委员会的表扬。
昨天，她还清晰地向来宾们讲述她尚记得的厦门小刀会起义响应太平天国革命等青少年时代的见闻。
她说：
“我活了一百多岁，只有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才越过越好。”
　（新华社）

一地受灾各地支援
北京、内蒙古、陕西和安徽等地，目前调拨了大约一千三百多万斤荞麦、蔬菜籽等晚秋作物种籽，支援山东省菏泽、临沂等水灾区农民及时补种晚秋作物。
这是到达山东的一批荞麦种籽，即将转运菏泽专区的单县等地。
　新华社记者　孙静摄

与灾区人民同甘共苦
河南决定紧缩城市粮食消费量
本报讯
河南省人民委员会于7月27日发出“关于城市节约粮食的指示”，号召城市人民节约粮食支援灾区。
指示说，我省今年夏季粮食作物遭灾减产，7月以来，部分地区连降暴雨，秋季粮食减产已成定局。
面对这一情况，各地必须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粮食。
指示说，机关团体的干部和部队军官，应按现行标准，每人每天节约粮食一两。
对各种性质不同的劳动者，要有不同要求。
食品业用粮也要加以压缩。
复制业用粮，维持去年水平。
指示还要求将加工小麦出粉率由现在的88％提高到95％。
指示说，城市节约粮食，不仅是解决粮食不足问题和关系到每个居民生活的一项重要经济措施，也是具体体现城市支援灾区、与灾民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它具有加强工农联盟、密切城乡关系的重大政治意义。
因此，各地必须深入宣传，使节约粮食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的实际行动。
在宣传中，也要防止造成人为的紧张空气。

为什么望城的生猪增加得特别快
农业部组织南方十三个省（市）部分农业干部参观后的报告
编者按：
湖南省望城县委对养猪事业加强了具体领导，各经济部门密切配合，采取了正确的生产方针和政策，尽力解决了猪源和饲料问题。
因此，这个县生猪发展很快，1955年全县养猪十四万四千头，平均每户一点三七头，1956年猪数达到三十九万八千多头，平均每户三点八头。
1957年计划全年养猪五十三万头，到6月底已达四十八万多头，完成全年计划饲养数的90.63％。
望城县发展生猪生产的经验是很好的。
现将农业部组织南方十三个省（市）部分干部参观望城县养猪生产的报告发表于下，供各地参考。
为了学习望城县发展生猪的经验，我部曾组织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上海等十三个省（市）农业厅（局）及华中、西南农业科学研究所等单位的干部、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共九十五人，于4月上半月到望城县胜利（代表湖区）、西塘、翻身、洋湖（代表半丘陵、半湖区）、坪田（代表丘陵区）等五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参观，并听了中共望城县委书记张兴玉同志对全县养猪情况的介绍。
大家一致感到望城县生猪发展的成绩是突出的。
养猪收入占稻谷产值的50％
望城县是一个半湖半丘陵地带，共有耕地七十二万多亩（绝大部分为水田），农户九万六千四百十一户，农业人口四十六万二千多人，平均每人有耕地一亩五分。
粮食作物以稻谷为主，农民向来有养猪的习惯和经验。
解放以来，历年生猪头数都有增加，但近两年来，增长速度更快。
1956年养猪三十九万八千多头，比上年增加一点七六倍，超过历史最高年产量1941年十八万头的51.9％，全县平均每户养猪三点八头。
（按：
07月20日本报四版报道望城养猪每户平均已达七头多，有误。）
全县生猪总产值为一千零二十六万元，相当稻谷产值的一半，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22.05％，按农户平均，养猪收入每户为一百零六元，每人折合二十二元。
有些农业社养猪收入甚至超过稻谷收入。
由于生猪的发展，不但增加了人民收入，改善了生活，同时减少了农业商品肥料投资，提高了粮食产量。
1956年全县虽然遭受了严重的旱灾，稻谷总产量仍达三亿五千一百万斤，超过三定产量一千零四十八万斤，平均亩产五百四十四斤。
由于肥料增加，还推进了农业改制工作。
如双季稻在1956年有相当程度的增加。
根据望城县委的总结和参观同志的讨论研究，认为望城县养猪的客观条件并不比南方其他省有什么特别优越，有些省的条件还比望城好。
而这个县生猪生产发展这样快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经验：
党委具体领导养猪事业
一、最突出的是县委真正重视和具体领导了生猪生产。
他们首先从典型调查入手，深入总结了西塘社养猪积肥的经验，肯定了它是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关键；
从翻身社由1955年三头母猪起家，发展到二百三十二头猪的实事中，找出了自繁自养是解决猪源的最好办法；
又具体的算了全县猪源账、种猪账、饲料账；
还专门召开了六十九个农业社社长参加的养猪座谈会，经过反复讨论，确定了全县以增产粮食为中心，以发展生猪为重点，发展全面生产，多种经营，增加人民收入的方针。
制定了1956年在1955年十四万四千头生猪的基础上，发展生猪四十五万头，每人养猪一头的计划，提出了“右手抓稻谷，左手抓生猪，栏里有猪，田里有肥”的口号，全党动员，人人动手，户户养猪，形成了全县群众性的养猪生产高潮。
层层建立了指导生猪生产的必要机构，充实了干部。
县设立畜牧局，派一个县委委员任专职局长，指定乡总支副书记、乡妇女主任、农业社副社长、生产队副队长等专门领导生猪生产，乡设有家畜诊疗所，社设防疫员，加强防疫指导工作。
现在全县畜牧局系统即有专职干部一百人。
为了吸取经验，县委书记还亲自动手，并派出干部驻在不同条件的农业社进行重点培养示范，以推动全面生猪生产工作。
在思想教育方面，强调各部门必须一切为生产服务，动员教育党团员、妇联会员将发展生猪列为经常的政治任务之一，树立了广大群众养猪劳动光荣的思想。
各个经济部门密切配合
二、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各个经济部门都明确以有利于生产为中心，来安排和改进自己的工作，作到了生猪生产、收购和饲料供应工作紧密配合，畜牧局和食品公司更在生猪工作上打成了一片。
粮食、供销合作部门改变了经营饲料怕麻烦、怕赔钱的思想，加强了饲料供应工作，还帮助群众恢复了湘粉加工磨子。
特别是食品公司改变了压级压价，考槽扣秤，强迫收购群众未育肥的生猪等作法，实行了产销结合，购销服从生产的作法。
农民完成国家派购任务以外的肥猪，允许自宰、自食，自宰分食，自宰出售或卖给国家。
对派购户、养公母猪户优先供应肉、油八斤。
贯彻“私有、私养、公助”方针
三、认真贯彻了“私有、私养、公助”为主的方针，同时从稳步发展集体养猪中也初步积累了一些经验。
望城县1956年春季大量发展生猪的过程中，开始认为集体养猪场面大，容易显示优越性，提出“依靠农业社集体养猪，兼顾社员私养”的方针，曾走过一段弯路，由于当时饲料、资金、设备都不足，干部缺乏经验，曾把大批社员私养猪赶到社里集体养起来，并动员社员腾出许多房子做猪舍，当时社员养猪相对减少了，空栏户增多了，加上管理不当，猪长的慢、死的多、开支大、收入少，没有把猪养好。
为发展私人养猪，县委曾全面地分析研究了空栏户的情况，特别注意帮助贫困户解决养猪的困难。
1956年统计全县共有空栏户二万一千多户，占总农户的22.5％，这些大都是困难户。
因此，县委即组织力量深入到社、到队、到户，算细账，挖掘养猪潜力，按户排队摸底，逐社、逐队、逐户制定养猪计划，发动亲邻相帮，群众互助互济，结合农业社贷猪、国家贷款帮助，认真执行三定留粮政策，以合理价格收购猪粪，利用休闲地种饲料及拨给饲料地等多种办法，逐步解决了贫困户猪源、资金、设备、饲料等困难。
由此，全县养猪户达到94.5％。
集体养猪方面，到1956年底全县四百三十九个农业社中有三百三十三个社集体养猪共二万二千多头。
集体养猪社一般都赚了钱。
集体养猪的初步经验是：
（1）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设备以充分利用原有的破庙、破祠堂等改建猪栏为主，节省了投资。
（2）建立巩固的饲料基地（种植饲料，集体经营粮食加工作坊）获得充足的廉价饲料，降低了成本。
（3）加强防疫，减少了死亡损失。
（4）实行定额管理，按产记酬，刺激了养猪员的积极性。
在经营方式上，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条件采取了：
（1）设大场全部集中饲养。
（2）分散包给生产队养。
（3）公有猪，公设备包给户养——青饲料由社里给地，由户种植。
以上三种形式中，大家认为目前以第2种形式比较好。
好处是能充分利用原有设备，社里不需要多投资，就近拨给饲料地，运送肥料，防疫与管理都方便，节省劳力。
集体养猪收入多，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可以增加公共积累，巩固农业社，采取先进技术，改良品种，带动群众养猪。
根据望城县的经验，只要具有资金设备，饲料技术力量和领导骨干，农业社是可以稳步发展集体养猪的。
解决猪源、饲料、防疫问题
四、在指导生猪生产中，望城县抓住了解决猪源、饲料及疫病防治等问题的重要环节：
（1）实行自繁自养。
该县1956年初仅有母猪九千一百多头，公猪一百零二头，经过算账，必须到4月母猪发展到四万头，公猪一千头，这样才能达到一人一猪的要求，遂发动农业社制定了选留种猪计划，仔猪缺乏的地区，把新生的小母猪全部留作母猪。
在猪源满足以后，再进行选优去劣，推广双配和复配，全面开展了保胎、保产、保成活、保肥育的运动。
到4月底根本上解决了仔猪不足的困难。
（2）解决养猪饲料。
在大量发展生猪的同时，就注意到全年饲料的安排，明确了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就地解决养猪饲料的方针。
经过调查研究，养一头一百七十斤重的肥猪，从小到大约需青饲料二千五百到三千斤，精料（折杂粮）三百斤左右。
根据这个标准，发动农业社和社员按照自己养猪的计划，制定饲料生产供应计划，挖掘饲料潜力，充分利用山上和地里的野菜、野草、树叶子，湖塘里的水生植物。
在夏天把喂不完的青饲料青贮起来。
秋天将红薯藤等干贮起来。
组织了稻谷就地加工，磨制湘粉。
1956年在三定留粮中（平均每人口粮稻谷五百斤），按人口每人留猪粮二十斤，公、母猪每头另留补助粮五十斤，每生一头小猪由粮食供应点发给补助粮六斤十二两。
1957年除了自留地以外，又给每头猪留一分饲料地种高产饲料作物，加上家里的糠碎和国家供应部分商品饲料，一般五口之家的农户，常年可以养猪两头。
此外，还引种了水浮莲（每亩塘可产十七万斤），开垦小片荒地，利用土地休闲季节，借给社员种一季饲料作物，基本上解决了生猪大发展中饲料紧张的困难。
特别是留饲料地是迅速的发展生猪的可靠保证，而且对增产粮食极为有利。
根据当地许多老农的经验，每头猪可积粪尿三十五至四十担，可增产相当数量的稻谷，足够一头猪消耗的全部精料。
许多养猪多的农业社，都没有因留了饲料地而影响粮食产量。
（3）开展群众性的猪疫防治工作：
望城县过去猪疫较严重，死亡率很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56年训练了新、老兽医五百六十多人，以乡或联乡建立了家畜诊疗所，不少农业社由社统一包方，包方费先由农业社代付，在决算分配时统一扣回。
几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在参观过程中，大家感到望城县在生猪大量发展中，也还存在和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这同时是南方各省共同存在而极待解决的问题：
第1，生猪大量发展后，精料更加紧张，但是另一方面，大量可以代替精料的紫云英、苕子等绿肥作物，仍大部直接翻在田里作肥料，没有利用作饲料，这是很可惜的。
绿肥作物蛋白质含量比糠麸还高，营养成分好，大约一斤半紫云英干草的营养价值可以抵一斤麸皮。
南方各省1957年绿肥栽培面积约有五千八百多万亩，如果每亩割取四百斤绿肥作物作饲料，可收取四十六亿九千万斤紫云英干草，共可抵三十一亿二千六百万斤的麸皮，可以代替七百八十一万多头猪所需的麸皮精料，不仅可缓和饲料困难，也可减轻粮食紧张的压力。
在喂用方法上，也还需要研究改进，如将白菜、萝卜等煮熟后喂猪，这样既降低了营养成分，又浪费了燃料（每头猪饲料的燃料费约需三元）、人力，最好说服群众直接洗净青喂或加热消毒后喂用。
如能大量推广青贮，还可长期利用，解决冬春饲料缺乏的困难，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应该加以重视。
第2，目前猪源已经解决，仔猪且有剩余，但近亲繁殖多，公、母猪大多配种过早，以致产仔率低，品质退化，今后应该注意选优去劣，提倡农业社定期交换种公猪。
县种猪场应大量繁殖优良种公、母猪，帮助农业社和社员进行生猪经济杂交。
第3，进一步培养技术力量，提高猪疫防治工作。
1956年全县死猪三万一千多头，死亡率8％，损失很大。
现有兽医多因技术水平低，不能满足防治工作的需要，特别是生猪大量发展后，仅依靠开展白猪栏运动和打防疫针是不够的。
应该对他们有计划的分批训练提高。
同时防疫报酬问题应该合理解决，受过训的防疫员，现有半数以上改行转业的问题也应注意纠正，力使在短期内消灭猪瘟、猪丹毒等疫病。
这次参观是成功的。
望城县1956年末平均每二点九亩地养一头猪，按全年饲养量平均一点八亩地一头，南方其他各地自然条件一般不比望城坏，如果搞得好，逐步做到平均每四亩地养一头猪是可能的。
南方十三个省（市）共有耕地六亿八千七百多万亩，粗略计算，可以养猪一亿七千多万头，比1956年末存栏七千二百多万头，增加一点三六倍多。
这说明养猪潜力是很大的。

及早准备防除棉花越冬红铃虫
农业部等单位发出联合通知
据新华社讯
农业部、农垦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等部门5日发出关于防除棉花越冬红铃虫的联合通知。
通知说，去冬今春防除棉花越冬红铃虫有很大的成绩。
但总的看来，防除工作开展得很不平衡，有些单位没有进行或进行得不彻底。
通知指出，今年是执行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18条规定七年到十二年消灭棉花红铃虫为害的第2年，努力做好今冬明春越冬红铃虫的防除工作，将为第2个五年计划期内消灭棉花红铃虫打下基础。
通知要求有关各省农业部门召集有关部门，结合第2个五年计划，制定或修订本省的消灭棉花红铃虫的规划；
确定今冬明春的计划，及时部署。
在收花前，要做好宣传、训练、药械等准备工作，收花时开展群众性的防除运动。
通知还要求有关各省农业厅统一编印宣传资料，分发到棉区基层防治单位，并联合有关部门召开防除越冬红铃虫座谈会，总结交流经验，研究防除计划。
专区、县应举办防除越冬红铃虫技术短期训练班，要求每一个防除单位至少有一人能掌握防除技术。
棉区农业技术推广站人员在收花季节，要深入农业社、收花站、轧花厂等防除单位，进行技术指导。
为了培养大面积彻底防除棉花红铃虫的典型，通知要求各省示范区要加强领导，并确定全省重点示范县，切实做出显著成效，组织参观，扩大影响。
在各省的示范县中，确定辽宁省盖平、河北省南宫、河南省新乡（包括获嘉）、安阳、山东省夏津、高密、山西省解虞、湖北省黄梅、江苏省大丰等县作为全国示范区。
通知最后说，防除越冬红铃虫的工作是关系增产棉花改善国民经济的重要问题。
有关部门接到通知后，应立即讨论布置。
省级各部门应抽调干部组成联合检查组，到县及基层单位检查推动工作。

合肥等市重点检查用粮情况
多数单位有余粮少数单位有浪费
本报讯
据安徽日报消息：
合肥、蚌埠、芜湖、淮南等市粮食部门最近重点检查了一些单位的用粮情况。
据检查，国家规定的粮食定量是够吃的。
许多伙食管理工作做得好的部门，粮食还有节余，但也有不少单位有浪费粮食的现象。
芜湖市人民银行和邮电局由于伙食管理较好，在5月份节余了五百斤粮食；
芜湖市二十个大中学校中，有九个单位在4月份节余了八千七百多斤粮食。
这些单位的炊事员同志在节约粮食工作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和上述节约粮食相反的是合肥矿业学院经常抛撒粮食，还有些单位不执行粮食供应制度，虚报人口多领粮票，或不凭票就餐，也造成浪费与粮食不够吃的结果。
淮南市建井公司第二食堂第2季度即多报八十九人，多购了粮食九千八百余斤。
从检查中还发现一些单位粮食供应量本来是够吃的，但他们盲目叫喊不够。
合肥市制革厂5月份节余七百多斤粮食，还要求补足五百斤；
好华食品厂节余一千四百三十斤，也叫嚷不够。
安徽省粮食厅针对以上情况和检查出的问题，已要求各个城市紧缩市镇粮食供应，继续进行节约粮食反对浪费的教育。

四百年的木兰树
秦岭生物地理考察队最近在太白山区灵丹庙乡附近老爷岭的山坡旁，发现一株国内罕见、树龄达三四百年的巨大木兰树。
这株木兰树的主干粗壮，直径约一公尺又七十公分；
向四面分散的支干条，粗达一公尺左右，树高二十公尺。
现在树上悬挂着一串串黄瓜状、环状的果实；
从绿色果皮裂开的地方，可以见到皮里一颗颗带有粉红色的种子。
据说，这株大木兰每年早春3月天就开放乳白色的花朵，花瓣很大，十分美观。
木兰树是一种供观赏和药用的植物。
因为这种树每年春天开花，乡间又称报春花。
据西北农学院的森林学家牛春山说，通常人工栽培一株不大的木兰，需要几十年时间。
这次在太白山发现的大木兰树，是他平生少见的。
他根据树的直径，以及生长情况推算，新发现的这株古树，至少已生长三百五十年到四百年。
　（新华社）

坚持“节约、够吃”原则
天津市07月份粮食销量下降
据新华社天津7日电
天津市开展整顿粮食统销工作以来，粮食销量逐渐下降。
据天津市粮食局统计，7月份的粮食销售量比6月份减少了四百八十四万斤，为7月份计划销售量的98.3％。
今年上半年，天津市居民、机关、团体、企业中先后开展了整顿粮食统销工作。
市人民委员会号召市民本着节约够吃的原则，每人每月节约粮食半斤到一斤。
结果，全市有一百五十一万多人减少了粮食定量供应的数量，每月共节约一百七十万多斤。
全市人民的每人平均定量也由二十九点三二斤下降到二十八点七一斤。

弥补受灾地区减产损失
非灾区农民开展超额增产运动
新华社7日讯
河南、山东、山西和福建等省的大部农村，正在积极开展超额增产运动，来弥补这些省一部分农田因受涝或受旱所造成的减产损失，并争取秋季丰收。
涝灾面积达二千多万亩的河南省，党政领导机关在7月下旬就具体研究了在非灾区开展超额增产运动的问题，要求非灾区今后要集中力量消灭草荒、增施追肥和做好防治病虫害以及防旱防涝等工作。
现在，这个运动已经在全省的非灾区先后展开。
安阳县的三百四十二个农业社，已有三百一十五个社订出了超额增产计划。
全县十六万多亩缺苗、断垅地已进行了补种并已开垦荒地三万五千亩，其他汤阴、确山等县也已经行动起来。
山东省的领导机关要求全省非灾区在超额增产运动中，粮食产区每亩地要争取增产十斤粮食，棉产区要增产五斤籽棉，每户并且还要储备若干斤干菜。
为了使这个运动得到顺利开展，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在8月02日还召开了各专署专员、农业科长参加的电话会议，指示这些地区抓紧当前时机，想尽一切办法，挖掘一切增产潜力；
并要求各专署立即组织干部深入乡、社帮助工作，领导群众迅速投入运动，同时发动社与社、队与队、组与组之间的超额增产竞赛。
安徽省领导机关号召非灾区开展超额增产运动后，蚌埠、六安、安庆三个专区已作出计划，要求超额增产粮食三亿斤。
现在，这一运动已初步开展起来。
福建省为了弥补春收、夏收总产量不如去年，力争完成今年的粮食增产计划，目前全省已有四个专区研究布置了充分利用秋闲地扩种作物以及开展秋季超额增产运动等工作。
晋江专区还召开了由福清、平潭、莆田、惠安等沿海六个县的农业技术干部和重点农业社代表参加的技术座谈会，研究了秋闲田扩种作物的技术问题和保种保收工作中一些具体措施。
广东省的惠阳专区目前也正在大力开展晚造超额增产运动，以补早造受涝的损失。
湖北省各地正在开展多种多收运动，争取各种作物全面大丰收。
襄阳专区多种多收运动开展得较好的竹溪、房县、竹山三个县，共套种十九万亩，平均每户可多收粮食一百斤。
山西省各县也在积极贯彻执行省人民委员会关于进一步采取措施，争取今年农业大丰收的指示，这个省的安邑、武乡、高平、曲沃和昔阳等县，已经因地制宜地制订了保证完成今年增产计划的措施。
同时，各县的许多负责干部也已分别深入到乡社进行检查指导。
在非灾区开展超额增产运动的同时，许多受灾地区也大力开展了排涝抢种和生产自救运动。
目前，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受涝地区和湖南、河北干旱地区的排涝补种和抗旱保苗工作也正在紧张地进行。

整顿了粮食供应工作
贵州市镇粮食销量减少群众满意
本报讯
贵州全省一百五十六个市镇的粮食供应整顿工作已经结束。
经过整顿，不仅保证了粮食的合理供应，而且压缩了不合理的销量，目前市场供应正常，群众满意。
从去年12月份起，全省各地以粮食部门为主，在当地党、政统一领导下，依靠群众首先摸清实际人口、原定量是否合理、制度松弛的原因等情况。
接着根据
“该多降的就多降，该少降的就少降，个别定量偏低的适当提高”的精神，研究了调整对象和数量，最后通过群众讨论定案。
经过七个月的工作，全省整顿后的市镇供应情况是：
定量人口增加，劳动类别上升；
定量水平下降，实际销量减少。
据安顺、遵义、桐梓、镇远、毕节等六十六个城镇的统计，整顿后较整顿前定量人口上升2.65％；
定量水平由原二十五斤调低为二十四点七四斤，大、中学生以上的劳动类别的定量人口较前增加3.45％；
定量供应的牲畜头数较前增加12.17％，每头每月的供应量较前降低了四点零三斤；
据十七个县市的统计，行业用粮今年第1季度较去年第4季度降低了15.63％。
今年全省第1季度的市镇供应量较去年第4季度下降了6.6％，第2季度的销量正常。
但是由于某些干部对整顿工作的目的和要求不够明确，存在着怕麻烦怕工作量大的思想，因而有的地区将压缩不合理销量与节约粮食混淆起来，压缩的粮食没有具体到人；
有的地区经过整顿，不合理的销量没有压下来，如据1954年11月到1957年03月的统计，全省约有全国通行的粮票二百一十万斤、地方粮票二千二百三十七万斤、地方料票三百八十四万斤没有收回来。
因此，仍需继续改进工作。

无核的柚子
福建省长乐县金峰区最近发现一株珍奇的柚子树。
这株树结出来的每一个柚子，果肉里都找不到一粒柚核。
柚子果形硕大，呈荷绿色，柚肉呈红色。
剥开柚皮时有一股浓郁的芳香气味，果肉含水量丰富，味甜质好，耐储藏。
这株柚子树高达一丈六尺许。
据当地农民谈：
这株柚子树龄已达三十余年，年年开花结果。
（张善籙）

百年老蚌
江苏省武进县湖塘桥新丰渔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吴寿如，最近捕获一只重达十三斤的大河蚌。
这只河蚌身长一尺多，宽六寸，蚌壳里还有三粒绿豆大的珍珠。
据有经验的渔民谈，这只河蚌已活了一百年左右。
　（新华社）

要把秋蝗消灭在三龄以前
河北山东等五省抓紧时机进剿蝗虫
新华社讯
河北、山东、河南、安徽和江苏等省正积极开展灭蝗工作。
据农业部昨天的不完全统计，以上五省蝗虫的发生面积已经发展到四百三十三万多亩，比去年同期为多。
其中比较严重的是山东省和河北省，蝗虫的发生面积都在一、二百万亩以上。
蝗蝻每方丈有三十头到八十头，稠的达五百到一千头。
江苏、安徽、河南三省由于大部蝗区已被洪水淹没，所以蝗区发生面积比去年少。
但据安徽省检查，遭洪水浸淹过的蝗卵死亡率只有20％到30％，其余70％到80％的蝗卵仍然有出土的可能。
这些地区的蝗蝻现在一般都在二龄到三龄，只有少数在一龄、四龄、五龄。
为了抓紧时机，将蝗蝻消灭在三龄以前，各地群众性的灭蝗工作已经广泛展开。
河北省保定、天津、石家庄、邢台、邯郸五个专区二十五个县，有一千多个干部已经深入农村，发动群众进行灭蝗工作。
现在邯郸、邢台专区的丘县、南宫等十一个县的蝗虫已经大部消灭。
山东省平原县蝗区在灭蝗工作中由于组织了灭蝗小组和灭蝗大队，施行了轮换防治的办法，因此灭蝗工作进展迅速，成绩很大，四天之内就完成了防治任务。
今天，农业部给发生蛹虫的省份打了电报，要求各级农业部门切实加强对灭蝗工作的领导，迅速扑灭蝗虫。

通县专区召开养猪生产会议
1962年可供应首都肥猪八十万头
据新华社7日讯
07月31日到8月04日首都生猪生产基地河北省通县专区召开了养猪畜牧生产会议。
会议指出，通县专区自从今年春天划为首都生猪生产基地以后，生猪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
截至6月底止，全专区共有猪六十万三千一百六十一头，比3月份增加十万八千四百六十四头；
并出现了不少“户户养猪社”和“一人一猪社”。
平谷县大辛寨村八十一户社员，除去孤、寡的四户以外，其余全部养了猪。
现在全村平均每户养猪四点七头，已经卖出的一百六十五头肥猪和三百头仔猪还不计算在内。
大后村已经合到一人一头猪了。
去年遭受重灾的大兴县小营村现在平均每户养猪也达到三点九头。
在发展生猪生产中，通县专区各地农业社都组织社员利用青草、野菜喂猪，调整猪粪入社价格，帮助社员修盖猪圈以及拉土、起粪等。
有的农业社还本着百家帮一家的精神，举办了生猪保险工作。
这些措施激发了农民大量养猪的积极性。
会议确定了1957年到1962年全专区的生猪发展计划。
按照这个计划，到今年年底将发展到八十万头；
到1962年年底将发展到一百八十万头，平均每户养三头。
这个计划实现以后，除可以满足当地农民对猪肉的消费外，每年可以供给首都人民八十万头肥猪，基本上满足首都人民对肉食的需要。
同时，一年可以积猪粪二百七十亿斤，全专区的耕地平均每亩可以施猪粪二千八百斤。
加上杂肥，平均每亩可以施肥四千斤。
农业增产将得到有力的保证。

中国艺术花朵盛开
我艺术家又获多枚金奖章
本报莫斯科8日电
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艺术竞赛，经过九天的紧张比赛现已结束。
08月08日在工会圆柱大厅里举行了隆重的授奖大会。
参加这次比赛的共有四十一个国家的三千一百零九个青年艺术家。
九天内他们参加了二十一种项目的比赛，共演出了一千二百三十九个节目。
中国青年艺术家们参加了十四种项目的比赛，共演出了八十九个节目和个人表演，得到了很好的成绩，分别获得了一等金质奖章、二等银质奖章和三等铜质奖章。
在东方古典歌舞比赛中，杜近芳的京剧清唱、红线女的粤剧清唱分别获得了一等金质奖章。
关肃霜小组的“打焦赞”、北京市京剧团的“哪吒闹海”分别获得了一等金质奖章。
杜近芳和杨鸣庆的“嫦娥奔月”、凌云小组的“织女穿花”分别获得了二等银质奖章。
舒巧小组的剑舞获得了三等铜质奖章。
杜近芳和李金鸿的哑剧“拾玉镯”获得一等金质奖章。
王静小组的哑剧“放裴”获二等银质奖章。
在民间舞蹈比赛中。
崔美善等的孔雀舞、张毅小组的花鼓舞、李长锁小组的龙舞分别获得了一等金质奖章。
于颖小组的花鼓灯舞、卓文瑞小组的“大茶山”舞、左哈拉小组的盘子舞、阿米娜的种瓜舞、左哈拉的打鼓舞、白文芬和毛相的双人孔雀舞分别获得了二等银质奖章。
欧米加苍的“草原上的热巴”、呼和格日勒小组的“挤奶员”、王佩英和吕艺生的双人牧笛舞分别得了三等铜质奖章。
在民间歌曲比赛中，演唱民间歌曲的李月秋、魏喜奎、马玉涛、鞠秀芳分别获得了一等金质奖章，李世济、郝庆海、马长礼分别获得了二等银质奖章；
演唱流行歌曲的朝鲜族演员方初善获得了二等银质奖章。
在民族乐器比赛中，林运喜小组的潮州乐队、彭修文小组的民族乐队、唐毓斌、尹其颖、雷雨声小组的三重奏、胡天泉小组吹奏乐队分别获得了集体一等金质奖章。
刘明沅、张长城的板胡独奏、吴天泉的笙独奏和王范地的琵琶独奏分别获得了一等金质奖章。
在钢琴比赛中，顾圣婴获得了一等金质奖章。
在古典歌曲比赛中，郭淑珍获得了一等金质奖章，温可铮和张利娟分别获得二等银质奖章，梁美珍获得三等铜质奖章。
在杂技比赛中，夏菊花的顶碗、金业勤和金淑勤的车技、乔平海的耍盘子获得了一等金质奖章。
王清源的飞叉、王桂英和王淑英的空竹、孟令宽的耍坛子、张华的滑稽表演分别获得了二等银质奖章。
程小林、夏英武、夏英侠、刘宝城分别获得了三等铜质奖章。

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在欢迎会上指出
发展苏德友好就是加强欧洲和平
新华社柏林8日电
当苏联共产党和政府代表团8月07日到达柏林的时候，柏林市民在车站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乌布利希在会上致欢迎词。
他说：
苏联党政代表团的访问是对德国人民在反对西德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斗争中不可估价的援助和支持。
乌布利希综述了10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苏联人民对德国人民的进步力量所给予的兄弟般的无私援助。
他接着说：
“在德国人民为了使西德政策转向和平和社会进步而斗争的这一紧要的时刻，你们的访问有重大的意义。
在访问期间你们将亲眼看到：
我们共和国的公民一致团结在民主德国全国阵线的周围，在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领导下，正在竭尽一切力量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欧洲和平的堡垒——更加强大和巩固，正在执行和平建设幸福生活的任务。
你们一定会相信：
德国工人阶级和我国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将同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共同努力消除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确保和平及社会主义的未来。
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给我们指出了这个方向”。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赫鲁晓夫在会上致答词。
他指出：
“欧洲和平和安全取决于苏、德两国人民的关系如何，因此，苏联人民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一切进步力量旨在发展和巩固德苏友谊的努力给予很高的评价”。
赫鲁晓夫说：
由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政策，日益众多的德国人已经觉悟到，他们祖国的命运和欧洲和平的命运决定于他们为反对复活德国军国主义而展开的积极斗争。
在这个斗争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劳动人民和德国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受到一切民主力量的坚决支持。
他指出，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团结，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牢不可破的团结和对帝国主义阴谋的警惕，是这场极其重要的斗争能获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他说：
“我们必须不懈地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
这种团结是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国家的力量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无穷尽的源泉”。
赫鲁晓夫指出，苏联政府尽一切努力建立苏联和德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和互相谅解，对西德统治集团没有支持这种政策表示遗憾。
他指出：
西德统治集团这种态度不仅对苏、德两国人民，而且对世界和平事业，都有很大危险。
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的讲话屡次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
到会者以俄语和德语欢呼“友谊！”

各国青年表演庆祝丰收佳节
非洲代表集会谴责殖民主义
爱伦堡同各国青年会见
据新华社莫斯科8日电
联欢节第11天（8月07日），在苏联农业展览会举行了丰收节。
各国学生举行了假面化装舞会。
青年们在各种讨论会上就艺术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抽象主义，防止战争和和平使用原子能等问题展开了生动的讨论。
这天晚上，一个浑身用谷穗和麦秆装饰的“收获之神”率领他的四个儿子——五谷、畜牧、渔猎、园艺之神迎接一百多国农村青年到苏联农业展览会参加了丰收节。
农业展览会里打扮得五光十色。
束束麦穗、累累瓜果的景象把人们带到8月的农村里。
在各加盟共和国馆前，都按照民族的风俗，展开了节日的活动。
有的跳舞，有的唱歌，有的举行婚礼，真是美不胜收。
各国青年也在象征世界五大洲的五个表演台上，把自己农村的习俗和歌舞献给苏联青年。
最后举行了庆祝游行。
“收获之神”带着他的四个儿子向大家送礼祝贺。
与此同时，各国学生两万多人在列宁山上莫斯科大学前的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假面化装舞会。
小伙子们戴着别致的面具，有的装扮成中世纪骑士，有的化装成北极企鹅，姑娘们戴上了眼罩和面纱，穿上了鲜艳的服装，随着乐声，跳起了旋风般的舞蹈。
四百多个学生化装成天文学家、建筑家、哲学家等列队走过了广场。
广场各个露天舞台举行了歌舞演出。
舞会上还举行了摸彩等游戏。
最后举行了火炬大游行，放起了美丽的焰火。
这一天，非洲青年举行了会见。
在会上发言的阿尔及利亚、马达加斯加、喀麦隆等国代表一致谴责殖民主义，要求发展本国文化。
最后并且通过决议，指出非洲文化在世界历史舞台应占有一定地位，应把非洲文化保存下来。
著名作家爱伦堡在国际学生俱乐部会见了几百名青年。
他指出，苏联正在建立广泛的文化发展基地，苏联一般读者的水平已经达到西方的文学爱好者的水平。
他还着重指出必须互相谅解和合作以保存和发展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
在这一天的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讨论会上，许多代表发了言。
苏联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弗兰克告诉大家，苏联遗传学家正在用放射性刺激突变的方法，而不是通常的选种法培育新的植物。
他的谈话引起了很大兴趣。
讨论会参加者最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坚决要求完全禁止原子武器，号召全世界学生努力争取达到这个目的。
在这一天闭幕的科学预见问题讨论会上，代表们发表了形形色色的看法，有唯物主义的，也有唯心主义的。
中心问题是战争能否防止。
苏联青年哲学家伊基特哈扬说，我们并不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说法获得大多数代表同意。
尼日利亚代表科拉格沃迪着重指出，殖民地解放问题一定会得到肯定的解决，中国和加纳就是良好的榜样。

列宁山上盛大舞会的一个场面
塔斯社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在斯维德洛夫斯克经济区
本报记者　李何
苏联各地经济行政区成立后的情形怎样？
各个经济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做些什么事情？
地方和群众的积极性的发挥有那些表现？
为了了解这些问题，我访问了斯维德洛夫斯克经济区。
一百零五个中的一个
由斯维德洛夫斯克州成立的经济区是苏联一百零五个经济区中工业最发达的之一。
乌拉尔是苏联重工业的脊背，而斯维德洛夫斯克州又是乌拉尔的珍珠。
这个州的面积相当于两个奥地利，人口三百七十万（85％住在城市）。
全州有一千三百二十个工业企业，一年出产价值三百三十亿卢布的工业品。
这里生产的钢铁占全苏产量11％，铝占43％，精炼铜占40％，机器占12％。
斯维德洛夫斯克州的工业是在最近二、三十年间飞跃地发展起来的，去年全州工业产量为1913年的七十倍。
在管理重心从中央移到地方以前，州内的一千多个工业企业由六十三个全苏和共和国的工业部、局领导。
这样，使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专业化和协作，受到了阻碍。
只有经济区的成立，工业企业归国民经济委员会统一管理，才从根本上消除了这种障碍。
改组以后
苏联各个经济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机构是灵活的，它们因各区工业水平不同而有繁有简。
斯维德洛夫斯克经济区的工业很集中，它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机构也比较大。
它包括如下专业管理局：
钢铁、有色金属、机器制造、电气设备、化学工业、建筑材料、建筑、燃料、木材、木材加工和造纸、轻工业、食品工业等。
此外还有计划经济、技术、生产和协作、劳动和工资等等十五个科、处。
当我访问这个国民经济委员会时，那里的干部已经安排就绪，虽然编制还没有满额。
干部从三个方面来：
一小部分来自已经撤销的中央各工业部，大部分来自当地的企业和机关。
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斯捷潘诺夫是前苏联运输机器制造部部长，第1副主席索科洛夫是前苏联钢铁工业部副部长，不少的局长是前全苏或共和国工业部的副部长。
钢铁工业管理局的编制一百十五人，已经选派了一百零五人，其中很多是前乌拉尔钢铁总局和前乌拉尔铁矿托辣斯的干部。
新机构的特点在于：
层次少，接近生产。
斯捷潘诺夫告诉我：
“机构才建立。
人员彼此还陌生，对企业的情况也不很熟悉。
但是，工厂就在跟前，随时可以下去，这是从前管理机构在莫斯科时做不到的”。
事实确是这样。
就以这个州的钢铁工厂和铁矿为例吧。
从前这些企业分属于十二个总局、托辣斯和处，它们大多数远在莫斯科。
其中乌拉尔钢铁总局虽然设在斯维德洛夫斯克，但是它要领导分布在整个乌拉尔地区的许多企业。
这种情况自然不允许及时地效率很高地解决问题。
而现在，全州的钢铁厂、耐火砖厂、焦炭化学厂、钢管厂、钢铁成品厂和铁矿，都统一由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钢铁工业管理局领导，这个主管机关和生产企业近在咫尺。
合并和精简
斯维德洛夫斯克经济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才成立一个月。
它的办公大楼还在修缮，人员还没有配全，但是它的工作已经积极开展起来。
它不但接管了众多企业，而且领导某些管理机关和企业进行了合理的合并和精简。
在以前管理机关和企业属于多头的部门的时候，这种合并和精简是不可想像的。
根据人们在全民讨论工业管理制度的改组方针时提出的建议，国民经济委员会把水泥厂和石板厂合并了。
这大大精简了行政工作人员，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保证了生产的合拍和计划的顺利完成。
在钢铁工业中，把铁矿和钢铁厂也合并了，这件事的意义很大。
铁矿和钢铁厂的领导统一起来，就会消除生产脱节的现象。
若干有色金属厂矿也将进行类似的合并。
建筑机构也在进行广泛的合并和精简。
州内两个平行的建筑托辣斯合并成为一个。
在斯维德洛夫斯克市建立了统一的建筑机构，因此撤销了十五个建筑和安装单位。
由于合并和精简，这个经济区从建筑机构中将腾出三百七十个行政工作人员，一年节约三百五十万卢布。
这个州的工业企业多，有一百零七个国营农场专门供给它们牛奶、蔬菜等农畜产品。
国营农场托辣斯过去有办事处、供应局十七个机构，包括三百四十二个人员管理这些企业。
目前国民经济委员会决定组织统一的工人供应托辣斯，将精简二百个人员，使他们参加到生产中去。
加强和群众的联系
从斯维德洛夫斯克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第1个月的活动中，明显地看到了加强工业管理机构和劳动者群众联系的新气象。
国民经济委员会附设的群众性谘询机构——技术经济委员会已经成立了。
它将一两个月举行一次会议，讨论些普遍性问题，如工厂用水的排泄和保持城市河水的清洁问题；
讨论专业部门的专业化和协作的问题。
它将广泛地倾听群众的意见，作出建议，提交给国民经济委员会。
这里的技术经济委员会已经选定九十八个委员。
他们代表社会各个方面。
其中有经济区许多工厂著名的生产革新者、设计师、技师、经济工作者、厂长和总工程师；
有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各级领导工作人员；
有本州党、工会、苏维埃和科学界的代表。
国民经济委员会也通过各个工业企业的经济工作人员积极分子会议来听取群众的意见。
当我在斯维德洛夫斯克时，这个经济区的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相继举行了这种积极分子会议。
参加这种会议的有先进工人、工程师、厂长、工厂党和工会工作者。
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和局长也下厂参加。
由于新机构接近生产，上下彼此的联系比从前密切了。
例如，7月间，机器制造业的绝大多数厂长来过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机器制造业管理局，这个局的工作人员也时常下厂。
同业的工厂从前因为属于不同的工业部，不相往来；
现在同业的厂长们组织联合的检查，互相学习长处，协同发现缺点。
制定1958年计划
苏联工业管理制度经过两个月的大改革，管理机构和人员变动极大，但是1957年上半年计划照旧完成了。
斯维德洛夫斯克州的情形也是如此。
这说明苏联工业企业的健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现在，斯维德洛夫斯克经济区，正如其他经济区一样，开始制定1958年生产计划。
往年，生产计划是由上级计划机关制定和规定的；
现在，生产计划直接在企业里制定。
在制定1958年生产计划时，仔细地考虑企业的条件和可能，以及劳动者在全民讨论工业管理方针时所提的意见。
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人员下厂协助企业制定计划。
在执行今年的计划中，斯维德洛夫斯克经济区和其他各区仍保持原有的生产和供应关系。
因为不慎重地改变生产计划，会招致紊乱和损失。
在1958年计划中将考虑怎样更合理地生产和供应，考虑同其他经济区的协作问题。
总之，各经济区将积极地发挥地方的潜力。
斯捷潘诺夫谦虚地说：
国民经济委员会走了自己的第1步。
目前工作还谈不上有什么成绩。
所做的是新事。
这里工业企业又多。
当前的困难也不少。
但是一些厂矿的合并，一定会发生巨大的效果，因为这不但精简了人员而且使生产合拍。
下一步我们将研究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

我国驻锡兰大使
举行首次招待会
新华社7日讯
科伦坡消息：
中国驻锡兰大使张灿明和他的夫人8月06日晚上在科伦坡加耳费斯旅馆举行第1次招待会。
锡兰总督古涅狄莱克爵士、总理班达拉奈克、政府部长们、外国使节们和锡兰各界知名人士共约七百位来宾出席了这次招待会。
张灿明大使回顾了中锡两国人民间长期的友好关系的历史。
他说，随着外交关系的正式建立，中锡两国传统的友谊、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将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加强。
班达拉奈克总理说：
“中国不仅是亚洲最大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它像一个摆脱了枷锁的巨人那样站起来了，它在为它的六亿人民的利益而努力。
同时，它不仅在亚洲事务中而且也在世界事务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班达拉奈克说，锡兰一直奉行着对一切国家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
他说，国家之间互相取得谅解和交换不同的意见，对于争取国际和平和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班达拉奈克总理在提到中国和锡兰签订的大米橡胶协定时说，这个协定对锡兰是有帮助的，并且巩固了中锡之间的友谊，现在，锡兰正在北京同中国讨论签订一个新的五年协定。

泰国艺术团回到曼谷
乃素瓦等主张促进泰中友好关系
新华社8日讯
曼谷消息：
访问中国的泰国艺术团团长乃素瓦在8月02日回到曼谷以后向报界发表谈话说，泰国艺术团这次到中国演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崇高的荣誉。
这次的演出对促进泰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有很大帮助，同时也表明泰国人民是愿意不分阵营地和一切国家做朋友。
乃素瓦指出，各国之间进行文化交流，将有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
他说，希望今后泰中两国人民进一步合作，以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这位在4月底率领一个四十多人的艺术团到中国访问的泰国著名作家说，在访问中国期间使他感动最深的，是中国人民给予泰国艺术团的热情招待和温暖的友情。
泰国电影皇后素攀和其他一些团员也发表谈话，对中国在艺术方面所获得的成就表示赞扬。
泰国艺术团在8月02日回到曼谷时，泰国警察当局曾经派出警察在船上进行检查，并且通知全体艺术团人员，在上岸后的二十四小时内自动到公安局报到，以便接受警察当局的讯问。

满足农民子弟入学的迫切要求
越南农村设立民办学校
新华社河内8日电
越南教育部最近发布了关于民办普通小学的暂行决定，以鼓励在农村中大量发展民办学校，来满足农民子弟入学的迫切要求。
根据教育部这个决定，凡在农村中物质条件较好的地区，农民可以申请建立民办学校和班级。
在条件较差的地方，民办的班级可以附设在第1级国立普通学校（相当于中国的小学）中。
民办学校和公立学校一样，受各级行政委员会和教育机关的领导，学生和教师享受同公立学校同样的权利和待遇。
据教育部人士说，这种由农民自己联合兴办的学校，在农村中已经普遍建立起来。
现在全北方民办学校的学生达二十三万多人，占北方第1级普通学校学生总数的27％。

苏德两国党政代表团举行会谈
皮克总统接见赫鲁晓夫和米高扬
新华社柏林8日电
苏联共产党和政府代表团8 月07日下午开始同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分别举行会谈。
正在柏林郊外休养的皮克总统也在8月07日下午在他的乡间别墅接见了赫鲁晓夫和米高扬。
陪同前往的有乌布利希和格罗提渥以及苏联大使普希金等。
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的会谈是在柏林中央统一大厦举行的。
苏联共产党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苏共中央第1书记赫鲁晓夫，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苏共中央委员葛罗米柯、格里申及其他人等。
德国统一社会党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1书记乌布利希，中央政治局委员格罗提渥、马特恩、厄斯纳、艾伯特、汉·劳、斯多夫、希德万及其他人等。
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两国政府代表团的会谈是在柏林的总理官邸举行的。
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库米金等人。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方面参加两国政府会谈的有：
总理格罗提渥，第1副总理乌布利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博尔茨，副总理汉·劳、努舍克、绍尔茨、洛伊施纳等。
会谈过程中，就双方所关心的问题一般性地交换了意见。
并决定准备适当的建议以供下次会谈时研究。
新华社柏林8日电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乌布利希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8月07日晚上在柏林“红色市政厅”大厦举行盛大宴会，招待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
席间，乌布利希、赫鲁晓夫、格罗提渥和米高扬先后讲了话。

苏联的经济区和国民经济委员会
读者来信问：
苏联现在通过经济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来领导工业和建设，请问什么叫做经济区，是怎样划分的？
答：
苏联自今年07月01日起，对工业和建设实行了新的管理制度。
取消了过去由中央通过专业部（如机器制造部、采煤工业部、钢铁工业部等）来领导的办法，把领导重心下放到地方，采取按地区领导的原则。
根据这个原则在全国成立了一百零五个经济行政区，在经济行政区内成立国民经济委员会，由它来管理工业和建设。
经济行政区是以州、边疆区或共和国等行政单位而划分的，同时考虑到它们的工业发展水平和地区条件。
许多工业发达的州或自治共和国，如斯维德洛夫斯克州、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等都各是一个经济行政区。
一些工业不够发达的州，则几个州是一个经济行政区。
但是有的地区，如雅库特自治共和国，虽然工业不很发达，但因它处在边远地区，也需要在当地设立管理机关，因而也划为一个经济行政区。
这样，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共建立了七十个经济区，乌克兰共和国十一个，乌兹别克四个，哈萨克九个，其余十一个共和国各为一个经济区，共一百零五个。
每一个经济行政区内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统一管理工业和建设。
国民经济委员会受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领导，苏联部长会议则通过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来领导它们。
这就是经济行政区的情况。
现在人们通常已把经济行政区简称为经济区了。
　（君）

越南和南斯拉夫两国领导人会谈
讨论发展两国合作问题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8日电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布里俄尼讯：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他的随行人员8月07日在布里俄尼同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等举行了会谈。
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讨论了发展南斯拉夫和越南之间的合作问题，以及两国感到兴趣的某些国际政治问题。
这天上午十一时，铁托总统先在布里俄尼别墅同胡志明主席晤面。
他是到这里对他的贵宾作礼节性拜访的。
两国代表的第2次友好会谈是在布里俄尼群岛的万加岛上举行的。
胡志明主席在岛上曾作片刻散步。
陪同他的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文欢，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和兰科维奇，马其顿国民议会主席科利谢夫斯基，外交国务秘书长波波维奇，克罗地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克拉雅契奇，和南斯拉夫总统秘书长维尔范。
接着，胡志明主席等出席了铁托总统和夫人在万加岛上设的午宴。
午宴上，两国领导人的友好会谈又重新开始。
晚间，胡志明主席在布里俄尼举行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有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卡尔德、兰科维奇、乔拉柯维奇、戈什尼亚克、波波维奇等。

青年运动会上我国健儿显身手
男子游泳四百公尺接力
我队获得第3名
据新华社莫斯科8日电
在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的游泳比赛中，中国队得到男子四百公尺混合式接力比赛的第3名，成绩是四分二十四秒九，打破了四分二十五秒九的全国纪录。
林锦珠游一百公尺自由泳的时间是五十六秒九，是本届运动会在这个方面最好的成绩。
苏联队以四分二十一秒三得第1名，打破了苏联全国纪录，捷克斯洛伐克队得第2名，成绩是四分二十四秒六。
轻量级举重打破全国纪录
黄强辉获得第2名
新华社莫斯科7日电
苏联运动员布舒耶夫在今晚七点到十点举行的轻量级举重比赛中打破了这一等级比赛总成绩的世界纪录。
他的总成绩是三百八十五公斤（推举一百二十公斤，抓举一百一十五公斤，挺举一百五十公斤）。
中国运动员黄强辉获得第2名，总成绩是三百六十七点五公斤，这和中国去年全国最高纪录相等，和去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第4名的成绩相等。
黄强辉的推举是一百一十五公斤，打破了去年他创造的一百一十二点五公斤的全国纪录，也比上届华沙青年运动会的成绩好。
抓举是一百一十二点五公斤，和他去年的全国纪录相等。
挺举是一百四十公斤。
中量级举重比赛
朱鸿全取得第6名
据新华社莫斯科8日电
在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的中量级举重比赛中，苏联运动员利亚哈今天下午以三百九十七点五公斤的总成绩
（推举一百二十七点五公斤，抓举一百二十公斤，挺举一百五十公斤）打破了国际青运会中量级举重的三百九十五公斤的纪录，取得了第1名。
中国运动员朱鸿全取得第6名，他的总成绩是三百六十二点五公斤，推举一百一十五公斤，抓举一百零二点五公斤，挺举一百四十五公斤。
第2名和第3名是埃及的艾尔图尼和法国的帕蒂尔尼。
男子体操继续比赛
我队得分胜过埃及
男子体操比赛今日继续举行，比赛的项目有纵跳马、吊环和双杠。
第1批参加比赛的是中国和埃及。
比赛结果，中国队到现在共得三百二十一点四分，埃及队共得三百零五点七分。
在个人总分方面，现在中国运动员鲍乃健得分最多，共五十三点七五分，徐仁杰得五十三点六分，王辉泽得五十三点二五分，夏德君得五十二点九分，陆恩淳得五十二点五五分，埃及的阿布达拉赫得五十一点九一五分。

亚非国家代表在东京座谈
支持举行亚非团结会议
据新华社东京8日电
参加第3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的亚非国家代表在8月07日晚间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一致表示要加强亚非国家的团结，并且支持在开罗举行亚非团结会议。
这次座谈会是由日本亚洲团结委员会主办的。
印度代表拉米希瓦里·尼赫鲁夫人在发言中指出，最近有可能在开罗召开亚非团结会议。
中国代表赵朴初在发言中认为，在开罗召开亚非团结会议是有重大意义的，它将使亚洲团结扩大为亚非团结。
埃及代表团团长艾勒登在发言中首先表示赞成在开罗举行亚非团结会议，他认为这样做会更加发挥万隆精神。

侵朝美军第1骑兵师
正在改编为原子师
新华社平壤8日电
汉城消息：
据国际新闻社记者6日从南朝鲜发出的一则消息透露，目前驻在南朝鲜的美国第1骑兵师正在改编为“五单位制原子师”。
美国国防部曾经在8月01日宣布，美国第1骑兵师已经开始撤离日本。
这个实际上由步兵组成的师的番号已经移往南朝鲜，接收了驻在南朝鲜的美军第24师的人员和装备。
美军第24师的番号已经撤销。
在此以前，驻在南朝鲜的美军第7师已经在7月间着手改编为“五单位制原子师”。

印度许多城市举行仪式
纪念泰戈尔逝世十六周年
新华社新德里8日电
印度许多重要城市8月07日举行仪式，纪念著名作家泰戈尔逝世十六周年。
在德里举行的仪式上，著名作家、诗人、议员和音乐家聚集一堂，朗诵泰戈尔的诗歌，纪念这一位杰出的文豪。
会上讲话的人赞扬泰戈尔对自由和民主的热爱以及他的广阔的国际观点。
在加尔各答，泰戈尔遗体火葬的地方设立了纪念坛。
整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到他的故居——他出生和逝世的地方——去参观。
在泰戈尔建立世界大学的山堤尼克坦，从8月07日起展开为期一周的活动，举行各种关于他的生平和作品的报告会和展览会。

叙利亚政府人士和各报
热烈欢迎苏联无私援助
据新华社8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
叙利亚负责新闻和宣传的国务部长阿基勒8月07日说，苏联的经济援助将会帮助叙利亚加强政策和“击败帝国主义分子分裂阿拉伯人的阴谋”。
阿基勒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苏联对叙利亚的工业和经济援助是无条件的。
他说，这种援助“将不会影响叙利亚的不参加集团的政策”。
叙利亚教育部长哈尼·斯拜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说，苏—叙经济技术合作“将使得我们能够出售我们的产品，击败西方国家为了在我国制造经济危机和反对我国现政权而对我们实行的封锁”。
他说：
“这个协定还使我们可以保证得到某些特别预算收入，这些收入是我们无法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得到的，因为我们拒绝了他们的贷款条件，这些条件要迫使我们跟着西方的政策走。”
叙利亚首都各报7日都刊载了苏—叙莫斯科会谈公报的全文，并且使用了这样一些标题：
叙利亚代表团在莫斯科进行的谈判获得了伟大成果，苏联无条件地供给叙利亚需要的一切，苏联表示愿意尊重叙利亚政治和经济的独立，苏联将对叙利亚工业化以及为这些工程计划提供资金作出贡献。
“舆论报”写道，如果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和对埃及侵略的失败应当认为是阿拉伯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那么在莫斯科进行谈判的结果的重要性可以说是仅次于上述二事件。
“胜利报”认为，叙利亚全国将为在莫斯科达成的叙利亚—苏联协议欢欣鼓舞，因为这个协议可以使叙利亚有信心地展望前途。

叙政府不满意约旦的答复
指责约旦无意消除隔阂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8日电
叙利亚负责新闻和宣传的国务部长萨拉赫·阿基勒8月07日对新华社记者说，叙利亚不满意约旦对叙利亚8月03日声明的答复，“因为它不是出于诚意和真正想要消除叙利亚和约旦之间的隔阂的愿望”。
叙利亚政府曾经在8月03日发表声明，拒绝了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里法伊向叙利亚发出的威胁。
里法伊曾经说，如果叙利亚报纸对约旦政府的抨击不停止，约旦将不惜采取武力行动。
叙利亚外交部发言人6日透露了约旦对叙利亚8月03日声明的答复全文。
这个答复除了向叙利亚表示道歉以外，没有其他内容。
阿基勒说，约旦这个答复的目的仅仅在于推卸约旦外交大臣的责任，这样做是有许多不良意图的。
阿基勒分析了约旦所以向叙利亚道歉的原因。
他说，原先里法伊想阻碍叙利亚和约旦之间的谅解以便使他的国家和帝国主义连结起来。
可是当里法伊发现阿拉伯国家的坚定立场后，他觉得他的计划失败了。
他使自己陷入了任何政治家都不会陷入的困境。

哈尔赛谴责杜勒斯的诬蔑
阿曼人民决心为独立战斗到底
英军继续向尼兹瓦大举进攻
据新华社开罗7日电
阿曼教长驻开罗代表哈尔赛今天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关于阿曼局势的声明阻挡不了阿曼民族主义者的革命，只会刺激他们不依靠外国援助而把革命进行下去，以便为自己取得独立。
杜勒斯8月06日曾经在记者招待会上把阿曼人民反抗英国的斗争说成是“骚乱”。
他说：
“我们希望这种骚乱不会发展到很大的规模。”
哈尔赛强调说：
“我们决心战斗到取得独立为止。
游击战争决不会在阿曼停止。”
据新华社8日讯
马纳马（在巴林岛）消息：
英国官方发言人今天说，英国进攻阿曼起义者的部队今天清晨在喷气式战斗机掩护下，从伊兹向起义者总部所在地尼兹瓦前进，并且占领了卡尔沙和腊达两个村庄。
他说，英国部队今天进攻的目标是距离尼兹瓦五英里的菲尔克。
伊兹距离尼兹瓦十五英里。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由罗伯逊准将率领的英国进攻部队共有约八百人。
这批部队除有英国空军掩护外，还配备有装甲车、吉普车、重机枪和迫击炮等。
在这批部队的后面，据说还跟着一批马斯喀特苏丹的部队。
同时，据路透社报道，英国驻中东空军总司令派奇今天也从巴林乘飞机前往马斯喀特（马斯喀特苏丹国的首府），同马斯喀特苏丹商谈关于英国空军在对阿曼起义者的镇压中的作用。

无“的”放矢　江帆

日本那珂凑市议会决定
抗议美机撞死日本妇女
据新华社8日讯东京消息：
东京东北那珂凑市的议会8月07日通过决议，准备就一架美国军用飞机低飞撞死一位日本妇女和撞伤她的儿子的事件，向美国空军当局提出抗议。
08月02日，一架由美国空军驾驶员约翰·戈登驾驶的飞机在那珂凑附近水户射击场起飞以后，突然作低空飞行，结果把一位骑在自行车上的妇女北条春撞死，并且使她的儿子清一受到重伤。
事后，美国空军当局抵赖说，这架飞机是“由于不正常的热度引起空气变动”而突然低飞的，企图推卸责任。
那珂凑市议会在询问了事件的目击者和有经验的飞行员，并且调查了那珂凑气象台的气象纪录以后，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事件发生时当地气候正常；
并且在肇事以后能够立即向上急升。
因此，美国空军当局的所谓飞机由于气候条件而被迫低飞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满纸谎言，半句实话
本报评论员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出了一个关于半年来“艾森豪威尔主义”执行情况的报告。
这个报告除了空空洞洞地吹嘘“艾森豪威尔主义”在中东的所谓“进展”以外，没有什么东西。
实际上，这篇报告只是满纸谎言而已。
艾森豪威尔首先吹嘘说，“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目的是在于“促进中东的和平与稳定”，而美国在这方面已有了“进展”，因为“它使可能的武装侵略者没有可能作出错误估计”。
可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半年来究竟是怎样在中东“促进”了“和平与稳定”的呢？
谁都知道，“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第1步是制造了约旦的政治危机。
在这个事件中，美国甚至出动了第6舰队，就连英国报刊也认为美国在中东奉行了十九世纪殖民主义的“炮舰政策”。
在这之后，美国竭力挑拨沙特阿拉伯、约旦同埃及、叙利亚的关系，破坏阿拉伯国家的团结，以孤立埃及、叙利亚，并且在埃、叙两国内部策划了颠覆阴谋。
不仅如此，美国还继续支持以色列企图侵犯阿拉伯领水亚喀巴湾的非法要求；
指使以色列向叙利亚边境进行武装挑衅。
美国还直接参加了巴格达条约集团的军事委员会，加强了它在中东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和驻东地中海舰队的侵略活动。
难道可以说，这些是中东的“和平与稳定”的表现吗？
艾森豪威尔说，他的这个“主义”制止了可能的“武装侵略者”在中东的行动。
他并且又一次重复了所谓“国际共产主义威胁”的滥调。
可是，半年多的事实充分证明了中东根本不存在“共产主义”的什么“威胁”，“武装侵略者”也决不是“国际共产主义”。
因此，根本就不需要有劳美国去杞人忧天。
千真万确的事实是，在中东的公开的“武装侵略者”不是别人，正是美国称之为“盟国”的西方殖民国家。
法国不是正在残酷地进攻阿尔及利亚的人民吗？
英国不是正在疯狂地进攻着也门和阿曼的起义者吗？
那末，为什么以中东和平的“维护者”自居的美国，偏偏不去扑灭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战火；
为什么以阿拉伯各国独立的“保护人”自居的美国，又偏偏不去制止英国和法国的武装侵略？
而且，英国和法国难道不是在“艾森豪威尔主义”的鼓舞和撑腰之下，才敢于这样不顾一切地进行侵略的吗？
艾森豪威尔在掩盖了美国这个侵略政策的实质以后，就大事吹嘘他的特使理查兹到中东去推销“艾森豪威尔主义”如何得到“特别成功”，这个“主义”又如何得到中东国家的“赞成”。
这里，艾森豪威尔显然是在自欺欺人。
在理查兹中东之行的过程中，确实有一些中东国家的政府为他捧过场。
但是正如当时美国报刊所说的，像巴格达条约集团成员国的这些政府本来就已投到了美国的怀抱，它们为“艾森豪威尔主义”摇旗呐喊，是丝毫也不足为奇的。
重要的是中东人心向背。
07月26日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在论及美国中东政策时就写道：
“这个政策完全是依赖那些政府，而不顾及群众”，而事实上“美国的行动引起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恐惧和抱怨”。
也就是说，这半年多来，中东人民已经通过许多实际教训看清了“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实质，看清了美国殖民者的真面目。
“打倒艾森豪威尔主义”，这才是中东人民的普遍的呼声。
当然，说美国总统在他的报告中连半句老实话也没有说，这未免有些冤枉了他。
艾森豪威尔提到的有一点倒颇关重要。
他要大家知道，“在达到美国的目标方面，成绩是由于美国政策的总体性而产生的。”
美国总统没有明说，所谓美国政策的“总体性”，究竟是什么。
因此，即使是老实话，也只是半句。
其实，“总体性”也者，就是美国过去常说的“全球战略”，也就是建立美国独霸世界的野心计划。
今年07月出版的美国“外交季刊”上有一篇“纽约时报”军事编辑鲍德温所写的题为“中东战略”的文章，可以作为这半句老实话的注脚。
他说，美国中东政策的最终目的还不仅仅限于控制中东本身，而且是为了通过霸占中东石油而控制西欧；
通过据有中东而控制欧、亚、非三大洲的枢纽和非洲的门户；
通过建立中东军事基地网而威胁苏联的“腹心地带”。
这样，虽然艾森豪威尔自己欲语还休，吞吞吐吐，而“纽约时报”的这位编辑先生却道出了他的未尽之意。
关于“艾森豪威尔主义”的那一套自我捧场，可以休矣！

破落户的“威风”
本报评论员
不顾世界舆论的严厉谴责，英国政府竟进一步地对阿曼起义者实行疯狂的武装镇压。
在英国空军不断地轰炸阿曼村镇之后，英国地面部队于7日在装甲车辆掩护下开始向阿曼起义者发动进攻。
同时，英国又在一千二百英里以外的也门烧起了新的战火，对也门部队进行了突然的空中袭击。
看来，英国已经决心把武装侵略政策坚持下去，不惜冒扩大战火的危险，进一步与阿拉伯人民为敌。
不到一年以前，英国的武装侵略政策曾在埃及碰得头破血流，现在事实证明，它并没有吸取这次失败的教训。
这个殖民主义破落户的愚蠢好战和当年很少有什么不同。
但是，阿曼事件的复杂性是众所周知的。
没有美国点头认可，英国决不敢于在阿曼发动地面进攻并对也门进行空军轰炸。
美英两国在伦敦的龌龊交易已经被揭穿了。
杜勒斯6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又更加具体地证实了两国的勾结。
他说：
“在发生纠纷地区中唯一的石油利益，就是伊拉克石油公司的一个附属公司的利益，而伊拉克石油公司则反映了英国、美国和其它国家石油利益的合作”。
杜勒斯这些话的原意是想掩饰美国多方面排挤英国的事实，但是无意间却供出了伦敦会议桌上两国取得暂时妥协，放手让英国进攻阿曼起义人民的阴谋。
但是另一方面，美国也已经着手准备排挤英国。
华盛顿的“有资格人士”公开表示“美国始终准备好进行干涉”，其办法是“由沙特阿拉伯为英国在该地区拥有的经济利益提供保证”。
美国从中取利的阴谋，已经呼之欲出了。
阿曼事件是西方殖民国家所谓“共同利益”和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之间的斗争。
阿拉伯联盟已就支援阿曼问题举行了紧急会议。
埃及、叙利亚和也门等阿拉伯国家都对阿曼起义者作了具体援助。
沙特阿拉伯也同意通过自己的领土对起义者进行医药支援。
无疑地，阿拉伯国家间的团结一致，对于打击英国的气焰和发展阿拉伯民族的独立运动都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英国的一位军事发言人杀气腾腾地说：
“目前真正战争还没有开始”。
这句话是吓不倒阿拉伯人民的。
英国侵略者去年不是在塞得港打过“真正的战争”么，但是结果怎样呢？
英国侵略者却不得不带着失败的余怒撤出了塞得港。
站在五十五万阿曼人民背后的有整个阿拉伯民族，英国破落户的“威风”是摆不长的。

第3届禁止氢弹大会进行分组讨论
众口一词主张禁止核武器实行裁军
日本代表支持中苏提出建立集体安全条约的建议
新华社东京8日电
第3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预备会从今天开始分成和平活动家、非战主义者与宗教家、放射能科学家和国际法与裁军问题专家四个小组举行会议，就禁止核武器和裁军问题进行专门性的讨论。
锡兰代表佩雷拉在今天上午的国际法与裁军问题专家会议上做了主要报告。
他指出，某些国家使用核武器大量杀人，是违反国际法的精神的。
他认为，这些国家忽视国际法的精神是因为联合国没有让某些真正有主权的国家参加，使自己变成没有力量的组织。
他说，今后的任务是努力使国际法明文规定禁止核武器。
他提议由小组会议向大会提出要求联合国立即实现禁止核武器和裁减军备以及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要求自己的政府禁止核武器两个提案。
接着，日本代表平野义太郎和堀真琴分别就试验核武器的违法问题和军事协定与军事基地问题做了报告。
他们在报告中都表示完全支持佩雷拉的报告。
堀真琴在报告中指出，美国主张的“集体自卫”的性质实际上就是侵略性的军事同盟；
它同保障集体安全条约的性质完全不同。
他说，美国的“集体防御”协定就是在外国设立军事基地，侵害缔约国的独立，派遣军事顾问团干涉它们的内政，并且在经济上加紧控制这些国家。
他还指出，美国的“集体防御”协定是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
谈到如何保障世界和平和安全的时候，他说，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废除军事协定和撤退外国军队。
他并且支持苏联和中国政府曾经提出的建立集体安全保障条约的建议。
在放射能科学家会议上，中国代表、物理学家朱洪元，英国代表、英国原子能科学家协会副主席罗特布拉特，日本代表、立教大学教授小川岩雄和秘鲁代表乌特加博士等人发了言。
他们一致指出核武器对人类生命的危害。
各国科学家们并且讨论了核武器试验对空气、大地的污染问题。

纪念广岛遭原子弹轰炸十二周年
高兰号召英国人民迫使政府停止核试验
指责英国当局是阻挠达成禁止核试验协议的罪人
据新华社8日讯
伦敦消息：
英国共产党总书记高兰在广岛遭到美国原子弹轰炸十二周年的时候号召英国劳工运动和所有和平团体以及每一个人都行动起来，迫使政府立即改变反对停止氢弹试验的态度。
高兰8月06日在伦敦“工人日报”上指出，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和外交大臣劳埃德是阻挠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就禁止试验达成协议的罪人。
他说，如果他们同苏联代表佐林一起同意结束氢弹试验的话，美国本来是会被迫同意的。
但是保守党政府却因为自己正在改组英国武装部队使他们完全装备核武器而拒绝这样作。
高兰指出，英国工党、每一工会、每一个基督教会、合作运动、和平运动的每个部分、联合国协会以及大多数英国科学家都要求停止试验。
高兰最后呼吁工党执行委员会马上发动一次全国性的运动，促使职工大会和合作运动迫使政府改变它的态度，在联大召开以前就同意取消试验。
他要求基督教会的领袖们利用他们拥有的道义力量来迫使政府行动起来。
他还要求车间代表、各级工党和各级工会组织的书记们、和平运动和妇女组织的积极分子们再一次打电报、通过决议、请愿、举行集会和提出抗议。
他说，人民的行动能够具有决定性，它必须具有决定性，让我们使它具有决定性罢。

英军又向也门南部疯狂进攻
也门呼吁各国制止英国侵略
据新华社8日讯
贝鲁特消息：
也门驻黎巴嫩公使馆宣布，8月02日英国军队对也门南部地区进行了侵略也门以来最残酷、最凶暴的一次进攻。
英国军队进攻了舒克尔基地，并且把军事行动的范围扩大到斯瓦达、迈哈什和哈里布附近地区。
在这次进攻中，英军使用了重磅炸弹、重炮、火箭等各种武器，使斯瓦达和迈哈什两个村落完全被毁，居民死伤惨重。
也门公使馆吁请全世界人民谴责英国这种侵略行动。
但是，英国当局8月07日在亚丁发表一项公报为它的行动辩解。
公报硬说是也门的部队“侵占了”所谓“亚丁保护地”的舒克尔基地，并且扬言英国空军要“继续攻击，直到也门部队撤离舒克尔为止”。
也门已经一再声明，所谓“亚丁保护地”是英国侵占的也门领土。

眼识英雄
？
眼识“英雄”
流冰
报载：
文艺界有人竟把陈企霞说成是反对肃反运动的“英雄”。
“英雄”之上冠以“反对肃反运动”，这实在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人们要问：
识“英雄”者是何眼？
他能从反对肃反运动的人中，发现英雄，可见其见识已远远超于人民之外了。
丁、陈反党活动已经暴露了不少，他们不但反对肃反运动，更反对党的领导。
那么，他们究竟算得什么英雄呢？
可曾见过两面三刃、在同志间挑拨离间的英雄？
可曾见过鬼鬼祟祟搞匿名信的英雄？
可曾见过散布谎言蜚语的英雄？
可曾见过制造阴谋诡计的英雄，可曾见过偷约暗订诡秘往来的英雄？
硬要用如此形色来玷污英雄二字，也只好作为加括号的东西了。
俗云：
“慧眼识英雄”，又云“好汉识好汉，猩猩惜猩猩”。
然而章伯钧把胡风和储安平看作历史人物；
蒋帮喉舌称葛佩琦之流是忠贞之士，那末识“英雄”者是什么“眼”呢？
姑且保存这个“？”，
待这些“文艺界人士”自答吧！

巧甩敌兵
原红二团二连党代表　王俊民
1927年“八七”会议后的一天，毛泽东同志和毛泽民、潘心元两人，商人打扮，从安源动身，到铜鼓去组织并领导我团（红二十军独立团）参加秋收起义。
三人一路翻山涉水，绕过敌人数道封锁线，来到浏阳县境。
不料在浏阳的文家市与张坊镇之间，三人被敌人哨兵扣留了。
有个哨兵原先认识潘心元，二话没说，就把潘心元押走了〔注〕。
当时潘心元给毛泽东同志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说：
“好汉不吃眼前亏。”
敌哨兵一口咬定说他俩和潘心元是一伙人，都是“暴徒”，缠着不放。
毛泽东同志沉着地对敌哨兵说：
“我们是好人，决不是‘暴徒’，是来这里做生意买夏布的。
跟他（指潘）从不相认，才在路上碰到的，还没同行两里路哩！
再说，这个世道这样乱，若把我俩抓到团局去，少不得一顿死打，白白杀掉两条好人性命，恐怕你们也问不过良心吧！”
毛泽东同志说着，摸出一把洋钱递过去：
“朋友，我们带的钱不多，送几块给你们去吃茶喝酒吧！”
领头的一个哨兵接过钱，便说：
“你们走吧！”
他们转身还没走出一百步，后面有个哨兵嚷起来：
“不行，这一定是暴徒，不能放走，抓到团局去盘问盘问再说。”
接着敌哨兵一齐吆喝起来：
“站住，站住！”
说着就追了上来。
毛泽东同志想，这时再来软的是不行了，得另想办法……。
他一回身，沉住气，说：
“朋友，又要干什么？
是不是钱不够分？
好了！
我们只留下住旅店的，其余的统统给你们！”
他一边说一边掏出钱递过去，故意一失手，十几块白晃晃的洋钱，叮叮当当地掉在地上，四散滚进路边草丛里去。
敌哨兵们就手忙脚乱地只顾去抢钱了。
他们乘机走出几大步，一闪身拐进茅草垅，跑到池塘边，爬下去，钻进水沟旁边一人多深的乱草丛里隐蔽了起来。
敌哨兵拾完钱，抬头一看，人不见了，惊讶得直喊：
“完了，人跑了，跑了！
快追！”
敌哨兵追了一里多地没见人影，互相埋怨：
“这下可肯定了，完全是两个真正的暴徒。
保险跑不了这样快，一定躲在附近的草垅里，回去搜索！”
敌哨兵折回来用梭镖在这一带乱刺了一阵，一面还不住地大声吵嚷着。
附近草垅都刺过了，一无所获，敌人有些泄劲了，但仍不甘心。
最后，敌人直刺到他们两人躲的地方，差一点刺到人。
二人屏息静气，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要被搜到，就和他们拼了，要想抓活的万不能！
这时天已黑了下来，敌人搜了二个多钟头，精疲力尽，互相谩骂了一气，垂头丧气地走了。
毛泽东同志和毛泽民同志就这样逃脱了虎口，沿途经农民们的掩护，来到铜鼓，组织和领导着我团参加了伟大的秋收起义斗争。
（曾伯清记）
〔注〕潘心元同志后来不久就机智地逃了出来，担任红二团政委，1928年04月被捕，壮烈牺牲。

木瓜园（木刻）　罗超群

沉渣的泛起
刘丰
最近各地报纸对右派分子的历史作了不少揭露，使人有“沉滓的泛起”的感觉。
人们看到：
这些右派分子有的是久具野心的反苏反共的政客，有的是一贯反革命政变的刽子手，有的是国民党战区长官部的将级参谋，有的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总干事，有的是国民党中央日报总编辑，有的是国民党新闻检查官，有的是臭名昭著的第3种人，有的是中统、军统、中美合作所的特务，原来这些人都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革命罪人，他们都是些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进行军事和文化围剿的凶手。
这些人对于民主主义革命根本就是反对的，现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自然更加不满意、不舒服了。
他们心怀叵测，篡夺了合法的党派，来进行非法的活动。
甚至专门网罗落后分子，不满现状之徒、历史上有罪行的人。
对服刑刚满或罪行还没有交代的人，都不放过去。
这是何居心，可想而知的。
这样的一些货色聚集在一起，趁大鸣大放的时机，喊出了“是时候了”。
这些沉滓沉不住气，终于浮了上来。
这诚如鲁迅先生所说：
“泛起来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过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后的命运，也还是仍旧沉下去。”
沉滓泛起了，这说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可以高枕无忧的。
沉滓泛起了，自然也起了反面的教材的作用。
这些历史上有罪行的右派分子的罪孽是深重的，如果继续执迷不悟和党和社会主义为敌，就只有沉下去得越来越深。

脸谱种种
　沙鸥
装穷卖苦
她逢人便说
我在党内是一个“贫雇农”她装出受尽委屈仿佛除了影子已一无所有当右派进攻我们——多么严重的时刻她挨家拜访送出温情与炸药像一只有毒的蜘蛛织着阴谋的网妄想如撕裂一把纸扇撕裂党的统一那知党是一块钢板只碰碎了她自己
看准时机右派猛攻我们他说形势有利我们反击右派他说大势已去阴谋早被戳穿他却装着不知右派的忠实内应碉堡里的白蚁反党冲昏头脑缴械也还不迟
制造流言他的嘴巴长得如大象的鼻子在这个耳边说某某是“宗派”在那个面前说某某就要“整”你他把保卫党的斗争
说成是一股阴风
他挑起不和
制造乌云
把我们纯洁的党
说成是“宗派的统治”他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东奔西跑为了卑鄙的目的
里应外合他把成吨的仇恨武装了自己向党嘶声喊叫腐朽的“良心正义”他在右派面前成了狗头军师羽毛扇摇了又摇祈祷进攻的“胜利”右派被击退了他如丧考妣要他交出反党活动却说没法记忆

让我们三呼万岁
碧野
右派分子说“共产党万岁”他们听腻了！
其实他们是根本就不爱听，厌恶听！
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恨不得共产党立即垮台的。
他们想只要中国共产党垮了，只要没有人喊“共产党万岁”了，他们就可以挺身而出，再度君临天下，从而可以重新奴役人民，为所欲为！
但这是梦想！
“共产党万岁”是全国人民一致的心声，人民高呼共产党万岁是出于非常真挚的感情的。
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人民一致崇高的爱戴，正因为有许许多多优秀的党员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幸福流下了大量的鲜血，正因为有许许多多优秀的党员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奋不顾身地带头创造人类最辉煌的事业。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地无分南北，时不分昼夜，“共产党万岁”总是在人们的心中回响，由于它在艰苦的年代鼓舞了人民的信心和勇气，而在和平建设的今天，却给予人们以勇往直前实现更高理想的力量。
远在三十年前，我还在上初小四年级，那时正当黄绍竑之流执行国民党反动屠杀的黑暗年代，只广东潮安一地，共产党员就成批成批地被杀害了，而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成千成万地被残杀了。
我家那时住在贫民区，紧靠伪县政府、城隍庙和廖氏祠堂。
廖氏祠堂当时驻着国民党军队的师部，几乎每天都有百十成群被捕的善良的人们，脖子上被插上朱笔勾决的纸令牌，推过我家门前，在阴惨惨的军号声中，被押往韩江边或城南春城楼外的荒郊上去屠杀。
在这许多善良的人当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怀抱婴儿的年轻母亲，甚至还有跟我那时年纪一样大的儿童也被两个两个地塞在箩筐里，抬往刑场去！
这些我都可以做见证人！
并且我愿意作这么一个年约二十七八岁的勇士的见证人，他被五花大绑，在密密的步枪和刺刀的簇拥中，穿过夹道静立的人群，他昂着头，一路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勇士壮烈牺牲前的呼声，使静立在道路两旁的市民感动得流泪，但无疑的，也给上千上万的人心里播下了仇恨的种籽，和鼓舞了对未来的信心。
勇士满腔热血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是代表了当时被压迫的人民内心的呼声的，但敌人正如今天的右派分子一样，他们是不爱听的！
因为这呼声形成洪涛激浪，就会把他们全部淹没！
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了前仆后继长期的斗争，终于获得了全国大陆的解放。
解放初期，我回到了久别将近二十年的故乡广东，那时正是恩平县的农民在轰轰烈烈地闹土改。
在斗争地主阶级的时候，农民们把世代的冤仇一旦申雪！
一个瞎眼的老农妇控诉地主杀害了她的独子，那是在饥荒年间，她儿子仅仅挖了地主的一个“金山芋”，就被地主当场用乱棍打死了，并且逼得这个年老的母亲哭瞎了眼睛，长年在外乡外县乞讨度日。
但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她终于翻身了，终于替她的儿子报了仇。
当她用颤动的手抚摸着毛主席的画像的时候，她禁不住流下了热泪说：
“虽然我的眼睛瞎了，但是我的心却见到了光明！”
在那饥荒年间，因为天旱，竹叶子上生长了奇异的“竹米”。
地主夺走家家户户破坛烂罐里的几把米充作租谷，但却不许饥饿的农民走进竹林去采粒“竹米”充饥。
寡妇桥泮母的儿子那时还很小，黎明时摘了两个小南瓜藏在破衣下进村，迎面碰上了一个人，吓得他把南瓜滚落地上。
好在他碰上的是当长工的岑炎勤，岑炎勤帮他拾起小南瓜藏好了，叫他赶快回家去。
在土改期间，岑炎勤是贫雇农组长，而桥泮母和她的儿子是积极分子。
她的儿子长大了，已经能拿着步枪在看守地主恶霸了，而斗霸台和关禁地主恶霸的栅栏，就是用当年长过竹米的竹子搭成和编成的。
农民们斗倒了地主阶级和分到了土地后，在庆祝土改胜利的大会上，千百农民就情不自禁地高呼“共产党万岁”。
“共产党万岁”，农民们这雷鸣的欢呼声，是标志着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翻身的喜悦。
而今天右派分子想要全国人民不喊“共产党万岁”能办得到吗！
这呼声是中国人民几十年来跟着党走、是用无数的流血斗争得来的胜利凯歌，难道能容许右派分子轻蔑吗？
在全国大陆解放后的短短七年中，党给我们带来了阳光灿烂的日子和无限瑰丽的生活，这是每一个中国公民都能深切感受到的。
即使是远在祖国边疆深山里的牧区，也同样得到党的充分的温暖和关怀。
两年前我去新疆天山哈萨克牧区，和哈萨克牧民相处过一段日子。
我了解到他们在旧社会生活是非常悲惨的，国民党军队曾经整条山沟整条山沟地屠杀他们，他们辗转流徙，得不到安宁。
反动统治给他们带来可怕的贫穷和不幸，他们有的一家三口只有一只羊，有的骑着仅有的一匹瘦马跋涉在山岭间乞食。
但是解放后几年，他们每家普遍都有百十只羊、几匹代步的骏马和三、五头肥壮的奶牛。
他们牧业社的羊群和牛群漫游在辽阔的高山草原上，马群嬉逐在溪流边，蒙古包像点点白帆闪耀在阳光下。
哈萨克姑娘们已经穿上了黑亮的油皮靴，新婚的哈萨克少妇已经戴上了美丽的银饰。
这种生活上的巨大变化，是哈萨克牧民们永生难忘的。
当他们作祈祷的时候，他们要念起毛主席的名字，当他们欢度节日的时候，总要热情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是中国六亿人民出自内心的欢呼，这山摇地动的巨响，是要把右派分子发出蛇鸣鼠语的神经中枢震碎的！
中国共产党是坚如钢铁、固如磐石的！
让我们三呼共产党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