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批判资本主义思想
安徽粮食征购进度加快
本报合肥4日电
安徽省农民经过政治思想教育，开始积极支持国家的粮食征购工作。
全省粮食征购进度逐渐加快，7月中旬平均每天征购七百万斤，7月下旬已增加到平均每天一千零五十万斤。
目前还在继续增加。
安徽省今年夏粮产量接近丰收的1955年的产量，征购任务比1955年低，但征购的进度却比1955年迟缓得多。
主要原因是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又在抬头。
隐瞒产量、谎报人口多留口粮、私分粮食、不积极交公粮和卖余粮的现象普遍发生。
农村中的许多基层干部，也单纯地为了今后好工作，对这些现象不及时制止。
这就影响了粮食征购工作。
针对这种情况，安徽省有关部门在全省农村中普遍展开了对干部和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用回忆对比和算细账的办法，启发和教育农民积极交公粮卖余粮，支援灾区农民，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目前，农村情况开始好转。
许多合作社承认了隐瞒产量的事实，并据实补报了产量。
如寿县星星农业社原报产量二百一十万斤，补报产量二十三万斤。
有的社承认谎报人口，如寿县九龙社有四千九百三十四人，报了五千三百三十六人，因此大大增加了夏季留粮。
肥东县护城乡，原要求县里在7、8月中稻未收前供应全乡粮食六万斤，经过思想教育后，不但不要求供应，还卖给国家余粮九万斤。

毛主席接见缅甸国会代表团
新华社青岛4日电
毛泽东主席2日晚在青岛接见了以缅甸联邦民族院副议长德钦登貌为首的缅甸联邦国会访华代表团。
接见时，周恩来总理也在座。
接见时，在座的还有刘贯一、王梨夫和青岛市长李慕。
（附图片）
右图：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缅甸联邦国会代表团人员亲切谈话。
新华社记者　侯波摄

泰安上高乡深入进行政治教育
超额完成夏粮统购任务
本报讯
山东省泰安县上高乡夏粮统购任务已超额完成。
全乡统购任务为七十七万斤，原先认为要统购五十六万斤都很难，现在已经达到了八十三万斤。
上高乡能取得这些成绩，是由于进行了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同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了斗争，揭破了地主、富农分子的破坏言行，同时克服了干部和农民群众中的混乱思想。
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之前，农村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粮食工作中明显地表露出来。
泰山社去年麦秋的基本口粮每口人达四百二十斤，另外还有多劳多得粮。
这些口粮本来是足够的，可是今年春季仍有一百七十三户叫嚷粮紧。
到夏季，有的所谓缺粮户却又向粮食自由市场卖余粮。
粮商粮贩也乘机捣乱。
个别社干部也同情某些社员只顾个人利益、不顾国家利益的错误作法。
在生活方面，缺乏勤俭持家的风气。
相当多的农民对吃、穿、住的要求过高。
泰山社有七十八户就是因为盲目消费，由余钱户变为缺钱户。
有的社员曾想退社单干，有的在农忙时却忙着去搞副业生产。
这时，少数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也趁机兴风作浪、散布破坏言论，煽动社员怠工、偷粮、退社。
有些基层和区乡干部的阶级觉悟不高，存在着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思想，竟至把不法地主、富农的破坏言行看作人民内部矛盾，对资本主义思想也不敢批判。
针对上述情况，从7月上旬开始，全乡开展了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
先召开了党员、团支干、生产队长参加的动员会议，结合批驳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攻击合作化、攻击统购统销的反动谬论，反击本乡地主富农分子及其他坏分子的破坏言行和农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使骨干分子明确了是非，划清了界限。
接着又召开了全乡的党、团员积极分子会议，组织了大会讨论。
用算几笔账和回忆对比的事例来反驳反动言论。
然后再在各个社、队逐步扩大和层层深入，以同样的回忆对比为主的方法，全面展开思想教育工作。
经过反复讨论，大大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阶级觉悟。
干部和群众都认为：
“从去年合作化高潮以来，没有受到过这样深刻的教育”。
有的干部主动检讨了自己警惕性不高，跟着喊粮缺的错误言行。
有的社员揭发了地主煽动他闹事的事实。
农业社内部的团结更加密切了，社员生产积极性高涨，出勤率提高。
全乡农业社提出了“多卖粮食支援国家”的口号，还订出了消灭草荒、及时追肥、充分利用空闲地种晚秋作物的具体计划。

着重按照六项政治标准挑选忠于人民的公仆
北京人代会选出新人民委员会成员
新华社4日讯
今天北京市第2届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上，选出了新的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
上届市长彭真仍当选为北京市市长，上届副市长张友渔、吴晗、王昆仑、冯基平、程宏毅、贾庭三、乐松生仍当选为副市长。
八名市长和副市长中有五名是共产党员，民盟、民革、民建各占一名。
三十九名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包括各界及各个方面的代表，其中民主党派及非党人士占二十名，共产党员占十九名。
在候选人提名过程中，代表们进行了充分的讨论、酝酿，他们都认真地考虑和照顾到各阶层各方面的代表性，并且着重用毛主席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来鉴别和挑选忠实于社会主义的人民公仆。
北京市长彭真，在今天下午会议上就目前反资产阶级右派斗争、北京市工作中的成就和缺点等问题作了发言。
今天的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1956年财政收支决算和1957年财政收支预算以及关于北京市高、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等决议。
在关于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号召全北京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紧密地团结起来，通过整风运动，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反右派斗争，不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进一步地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伟大的胜利而奋斗。
会议在今天晚上闭幕。

粉碎右派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的言行
栎江乡农民掀起爱国售粮高潮
新华社杭州4日电
浙江省诸暨县栎江乡九千多农民，以踊跃交售新粮的实际行动，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猖狂进攻。
自从葛佩琦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粮食统购统销的谬论传到栎江乡以后，当地的不法地主、富农和被管制的分子乘机起来响应。
象山农业社一个曾做过伪县政府秘书的社员魏焕章说：
“黄绍竑、吴惟平（民革浙江省委员，右派分子）这些大人物对粮食工作都不满意，如果共产党再不改变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共产党一定长不了。”
他并且煽动农民不要积极抗旱。
桥亭社不法富农卢雅珍和曾当过国民党炮兵营长的反革命分子王芳春，不仅到处散播反动言论，而且还煽动一些社员拒绝把粮食卖给国家。
中共栎江乡总支，为了使广大农民认清不法地主、富农和坏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在全乡各个农业社开展了说理斗争。
并通过这一斗争，向全乡农民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
到8月01日为止，全乡有十个农业社召开了社员大会，对这批反动分子展开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
全乡农民在斗争同时，还掀起爱国售粮的高潮。
很多农业社白天抗旱、夜晚送粮，或者是女的车水，男的送粮入仓。
泗村农业社把准备交售给国家的公粮余粮晒干扬净以后，第2天天还没有亮，两百多个社员一次就把十一万五千多斤新谷送进了粮仓。
在三天中，这个社不仅颗粒不欠的完成了二十一万五千斤夏粮征购任务，还超额售出五千多斤余粮。
据统计，到7月底止，全乡十个农业社总共已交售了一百六十多万斤粮食。

粮食问题和思想问题
过去一年中，我们国家的粮食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看两方面的事实：
一方面，国家征购所得的粮食比上一年度少了三十九亿斤。
另一方面，国内市场销售的粮食比上一年度增加了一百二十七亿多斤。
其中农村多销六十八亿多斤，城市多销五十九亿多斤。
今年粮食销量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
征购减少了，销售要增加，这就不能不动用国家的粮食库存。
这是十分不利的情况。
是不是我国粮食的生产减少了呢？
不是的。
1956年我国遭受了自然灾害，这是事实。
但是，由于农业合作化和国家在各方面对农业的支援，全国粮食总产量还是增加了。
今年的夏收，一般的也并不坏。
可是，为什么征购数目减少了呢？
这是由于很多地区粮食虽然丰收了，但是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却放松了，农村中滋长了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
只要加强了思想教育，粮食征购教目就可以大为增加。
今天本报发表的山东泰安县上高乡征购粮食的事例，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泰安县上高乡购粮的原定计划是七十七万斤。
这个数目本来不高。
可是当地干部都缺少完成的信心，他们甚至害怕连五十六万斤也完成不了。
但是，经过对广大群众进行深入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打通了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家对于卖余粮的错误态度，从消极态度转为积极态度，结果不仅完成了原订计划，而且大大地超过计划，完成了八十三万斤。
上高乡的事例说明，粮食问题里面有思想问题。
在思想向着资本主义方向倒退的时候，粮食问题就紧张起来；
相反的，在思想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时候，粮食问题就会趋向缓和。
目前的粮食问题显然是由于有些思想问题没有解决而引起的。
一般地说来，现时在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中有一些错误的思想需要加以批判。
首先应该批判只顾自己、不顾国家的个人主义思想。
这种思想是个体农民所固有的。
过去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和解放以后革命斗争的教育，许多农民已经克服了这种思想，爱国主义的觉悟已经大大提高。
但是，由于我们在农业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高潮期间和以后，没有来得及进行一次深入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所以还有许多农民思想认识没有跟上发展的形势。
有一些人甚至觉得：
合作化了，我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都归公了，我是“公家人”了，于是一切都要由公家充分供给，实行供给制。
从前家庭内次要劳动力和小孩多半吃稀的，现在一律要吃干的。
从前在农闲时节吃得较少，现在也和农忙时节一样多吃。
吃完了就伸手向社里要，社里不给就吵闹。
他们觉得吃多了是净赚，吃少了就吃亏。
湖南攸县有的农民一年一人吃八、九百斤谷，还嚷着不够，有的说一人一年要吃一千二百斤谷才够。
安徽省小麦收了以后，有的农民一天吃三斤小麦。
在叫嚷不够吃的人们里面，除了少数人真的不够吃以外，其余大多数并不是不够吃，而是想把自己装成缺粮户，以便多要粮食。
有一部分是对合作化心怀不满，希望合作社垮台的富裕中农；
也有一部分是盲目地追随富裕中农、思想比较糊涂的下中农和贫农。
山西解虞县有一个社今春有十分之九的社员喊缺粮；
后来经过教育和评议，实际上只有十分之一的社员缺粮。
这种只顾自己、不顾国家的个人主义思想如果不克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其次，在社和乡的干部中，有一些人有严重的本位主义。
他们只顾本社本乡的农民眼前的一点小便宜，看不到农民的长远利益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他们采取集体隐瞒产量、少报收入、多报损失、多报缺粮等各种办法，使本乡本社可以少卖余粮，多得供应。
河北沧县最近对基层干部进行教育的结果，许多人觉悟提高，现在已经报出隐瞒的粮食产量十多万斤。
目前这种自报粮食的工作还在继续中。
这证明乡、社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是必须克服的，也是能够克服的。
还有，县以上的干部有些也把合作化的目的了解得非常狭窄，以为合作化就是单纯为了大家现在分得多一些，吃得更饱一些。
他们很少想到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农民的前途问题。
如果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而需要限制一下粮食的消费，他们就觉得这是“对不起农民”，好像作了亏心事。
这些人片面地认识党所提倡的群众观点，以为群众观点就是单纯为群众争取眼前的福利；
至于说怎样用先进的思想去教育农民，使农民看得见自己的远大利益，他们就不加以注意。
因此，他们对于乡、社干部的本位主义和农民的个人主义，很少进行必要的批判和纠正。
这就使得这些错误的思想蔓延起来。
现在我们已经面临着一个严重的思想工作，这就是要向广大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说明：
如果不顾国家利益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要把个人的和本单位的利益放在第1位，那就是在实际上取消了社会主义，取消了党的领导，同时也取消了农民的远大前途。
在粮食问题上完全可以考验每一个农业社的社员和干部，究竟谁是真正拥护社会主义的，谁是真正爱国的。
这是实际的考验，不是口头上表示态度所可比。
有的同志认为，国家任务和群众需要之间的矛盾是无法克服的，二者是不能兼顾的。
他们忘记了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这是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因此，国家的任务和人民的要求在根本上是统一的。
当然，在实际工作中不是一切都顺利，总不免会有困难。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进行艰苦的调查和研究工作，想出各种办法，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一面不要浪费粮食，一面要使农民够吃，不使有人挨饿。
而这样的兼顾是可能的。
当然，城市工矿区、经济作物区和灾区人民的粮食供应量也要有一定的限制，不能有求必应。
我们在粮食问题上必须用全局观点来教育干部和群众。
占人口七分之一的城市工矿区，平均每年大约占人口十分之一左右的受灾地区，占全国耕地面积近十分之一的经济作物地区，统统需要国家供应粮食。
国家如果不供应粮食，城市工矿区的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交通和其他建设事业就不能进行；
经济作物区就不能供给工业原料，工业化资金的积累就会受到重大影响；
灾区广大人民也就不能进行生产自救，社会秩序当然也就会受到不利的影响。
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必须坚决克服各种错误思想，从各方面努力来增加征粮和购粮的数量，缩减粮食的销量，增加国家的粮食储备，使我们能够应付可能遇到的灾荒和其他困难。
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1954年和1956年都是灾年。
这两个灾年差一点连在一起。
很明显，如果国家不能积聚起足以应付连续两个灾年的粮食储备，我们的计划就不能认为是十分稳妥可靠的。
因此，我们希望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在粮食问题上要充分地发挥积极性，以身作则，带动群众，努力节制粮食消费，多卖余粮给国家。
我们相信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明白了国家粮食基本的情况以后，一定能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努力完成粮食战线上的任务。

肃宁农民展开粮食问题大辩论
批判要国家少征少购多销的错误想法
新华社保定4日电
河北省肃宁县农民以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为中心展开大辩论，得出的结论是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好得很。
现在，农民们正积极缴公粮、售余粮，生产情绪也大大提高。
在大辩论中，农民们以生动的事实作了深刻的自我教育。
张庄乡对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来的好处作了总结。
去年水灾后，这个乡收获的粮食只够全乡人吃十天。
但是，从受灾后到今年麦收，国家共供应粮食一百八十七万斤，全乡人才度过了灾荒。
前白寺村近六百人的大辩论会上，中共村支部书记说：
去秋受灾到今年麦收，国家共供应粮食二十六万三千斤。
这些粮食都是车运船载，千里而来，国家赔钱很多。
社员李福香说：
“1939年水灾后，我家卖房卖地，爹还是饿死的。
去年水灾更重，可是粮价稳定，吃的不愁。
不是国家规定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我家还不是家破人亡吗？”
经过大辩论以后，农民们认为要求国家少征、少购、多销粮食是不对的。
现在，全县送交入库的征、购小麦已达八千六百多万斤，占总任务的62％。
许多农业社正在继续把应交、售的小麦向粮库运送。
全县已开展起积肥追肥、锄苗灭荒和除治秋蝗的生产竞赛，争取秋季大丰收。

钟惦棐在党内里应外合
放起右派向党进攻的第1把火
本报讯
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在8月04日召集首都电影界人士一百八十余人举行座谈会，揭露和批判打起“电影的锣鼓”向党猖狂进攻的钟惦棐（现任“文艺报”编委）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联谊会主席蔡楚生主持会议，首先指出钟惦棐写的“电影的锣鼓”、“为了前进”对人民电影事业的严重危害性，要求到会的同志展开辩论，彻底批判钟惦棐的反动言行，捍卫社会主义的电影事业。
陈荒煤用具体事实说明了钟惦棐以党员身份，披着马列主义外衣，在电影问题上向党进攻，是资产阶级右派在这一方面所放的第1把火。
陈荒煤指出，钟惦棐不但没有进行深刻的检查，反而在大鸣大放时期，同其他右派分子里应外合，企图利用文艺报继续进行反党的活动。
座谈会上揭露了许多材料，证明在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钟惦棐就散放种种谬论，抹煞解放后的电影事业的成绩，把一切缺点都归根于坚持工农兵方向，而斥之为宗派主义，并且挑拨电影界、文艺界的团结，诬蔑和攻击党的领导。
进攻信号“电影的锣鼓”
博得右派和台湾的喝采
去年10月，钟惦棐还在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工作的时候，他没有向领导请示，就擅自召集光明日报记者，供给他们资料，要光明日报发起电影问题的讨论。
他还说：
自己也要写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
文汇报记者姚芳藻在钟惦棐处听到了这个消息，就急忙向浦熙修建议上海编辑部，抢先发起了电影问题的讨论。
于是，民盟右派骨干分子陈仁炳就开始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放火，发动疯狂的进攻。
在这之前，钟惦棐就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题为“论电影指导思想的几个问题”的文章。
这篇文章，在报社编辑部经过讨论后被否定了。
中央宣传部的领导同志也批评了这篇文章的错误论点。
可是，钟惦棐不仅不改正错误，反而变本加厉地坚持他的反动立场，当他调到文艺报工作后，就立即用文艺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电影的锣鼓”来配合文汇报的所谓“电影讨论”，从各方面来攻击电影事业的党的领导。
事实证明，文汇报关于电影讨论的组稿计划都经过钟惦棐看过。
当文汇报发表司马瑞的文章反驳一些错误论点时，他就打电话给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批评他们不应该发表这篇文章，并且赶快用朱煮竹的化名写了“为了前进”的文章，公开主张电影要倒退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这两篇文章是电影问题上的系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纲领，大大地支持和鼓舞了当时的文汇报和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这场电影锣鼓在电影界造成思想混乱，然而却博得罗隆基的赞扬，称之为“开风气之先”；
同时，获得了台湾方面的喝采，称为“大陆反暴的电影锣鼓！”
这场所谓“电影讨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的文教事业疯狂进攻的第1个信号！
反对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
反对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钟惦棐还在去年08月化名金绣龙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杂文“如此‘科学’观”，就恶意地讽刺电影事业的党的领导。
他说：
“有局有厂，各司其职，而且装备与制度，都可以说是最新式的。
但就是出片少，而且好片少！
这岂不是捧着金饭碗讨饭。”
他同其它右派一鼻孔出气，认为“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在电影界是存在的；
“目前不少领导都是上面‘封’”的，言下之意，这些人都应该被打倒。
他还攻击党的领导机关，说：
“小机关有小宗派主义，真正大宗派主义在党的高级机关。”
钟惦棐在几篇文章中完全否定解放后党对电影事业领导的成绩，对“武训传”的批判，文艺整风、思想改造等重大运动只字不提，却把解放初期故事片产量不多的复杂情况，一概归根于宗派主义和工农兵方向，认为“工农兵电影”“人民电影”的提法都是宗派主义；
并且认为：
“管的人越多，对电影的成长阻碍也越大……文化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时期，领导力量比任何时候都强大，但结果，却是全年没有一部故事片！”
因此，钟惦棐反对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公开发出“倒退”的号召。
抗拒批评，企图“翻案”
继续进行反党活动
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三位同志代表文艺报编辑部作了联合发言，他们说，今年02月间，党中央负责同志已经对“电影的锣鼓”这篇文章给予严厉的批评，但钟惦棐一直没有进行深刻的检查和自我批评，并在整风期间企图翻案，继续向党进攻。
大众电影王长庆揭发，6月初，钟惦棐还表示：
“电影的锣鼓这场争论，将来这笔历史怎么写，现在还很难说呢？”
文艺报陈默同志揭发大放大鸣期间，在党的小组会上，钟惦棐竟然阴险地要别人出来贴质问他的大字报，问：
“钟惦棐同志，你是不是怕丢掉了编委的乌纱帽，而不敢出来讲话？”
以便他可以借口放手地向党进攻。
钟惦棐还说，在电影锣鼓这场论争中，他是“赤膊上阵”，以后就不会这样干了。
他认为整风期间，文汇报去敲电影局的门没有敲开，但文艺报还是要去敲的！
果然，“长影的第1个声音”就敲起来了，这个座谈会是钟惦棐主持的，记者罗斗这篇富于煽动性的报道，许多地方是经过钟惦棐加工、润色的；
他自己承认，“长影第1个声音”中的观点实际上也就是他自己的观点。
据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张望揭发：
钟惦棐向长影演员表示，他很想去长影“了解情况”，鸣放起来后可以通知文艺报派人去。
果然大鸣大放期间，长影演员剧团闹事罢演，拒绝接受任务，同时就打电报给文艺报要求派记者去长影。
钟惦棐事先未向总编辑请示，即赶忙派罗斗去长影。
罗斗到长影后非常活跃，当长影乐团反党集团企图篡夺领导，成立由十二人组成的主席团时，罗斗即积极鼓动、支持。
钟惦棐在犯了严重错误后，党仍让他作文艺报编委，负责艺术部工作，但是他并没有悔悟，反而继续其反党活动，这种行为尤其引起大家的愤怒。
在会议上发言的还有徐肖冰、芦肃、黄钢等人。
黄钢从理论上驳斥了钟惦棐的种种谬论。
徐肖冰批驳了钟惦棐对于新闻纪录电影的诬蔑。
钟惦棐认为人民群众不愿观看具有政治教育意义的新闻纪录片，当他在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时，企图用资产阶级庸俗手法来改造新闻纪录片。
实验歌剧院芦肃的发言，指出钟惦棐不但在电影方面向党进攻，而且在音乐界点了一把火。
钟惦棐在整风中勾结歌剧院的右派分子，并且指挥文艺报记者龙春第进行活动，连续发表了歪曲事实的煽动性的“关于我”和“张权同志关于我一文发表以后”两文。
在后一篇文章中，诬蔑歌剧院私拆张权的信，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钟惦棐还造谣说：
“关于我”发表以后，张权在北京不能呆了，歌剧院要追究参加座谈会的人名单等等，想煽动演员闹事。
座谈会将继续进行。

不法私方人员借机发泄阶级仇恨
广州殴打工人事件连续发生
新华社广州4日电
新华社记者黄成报道：
最近以来，广州市公私合营商店不法私方人员向工人进行了猖狂的进攻。
从4月到现在，在饮食、药材、理发等三个行业的九家商店内连续发生了不法私方人员殴打工人的严重事件。
06月18日，西区长寿东路公私合营应合饭店私方经理冯柱和私方从业人员冯纯等五人在晚上假借一件小事（工人为了节约用电，按时关熄电，私方人员加以阻止谩骂）毫无理由地集体毒打工人严焯。
他们用扁担、板凳、竹椅、木屐将严焯殴成重伤，隔邻荣泰饭店私方经理冯荣（冯柱之兄）闻声也赶到参加行凶，严焯被殴打倒地后，冯柱还凶狠地企图捏死严焯。
当严焯被荣泰饭店的工人抢救出来后，但冯柱还拿着竹竿追出来殴打，并扬言“有刀我就劈死你。”
北区珠光路天和堂药材店私方经理梁金和其妻、岳母三人诬说女工莫惠爱偷东西而集体加以殴打。
莫惠爱的头部受伤并被拔去头发一把。
这个区的中山五路惠中北方馆私方经理黄炳才在7月18日借故把污水泼在工人邢怀生身上，邢怀生因此和他发生争执，黄炳才竟拿起菜刀来扑斩邢怀生。
他被职工挡住后竟凶狠地对职工们说：
“老子打死你们，坐监也不怕”。
这些私方人员殴打职工事件的起因都是由于仇恨工人阶级对他们的监督。
严焯是应合饭店唯一的工人，在店里工作已有七八年，常常受到冯柱等人的无故责骂。
由于严焯维护国家利益，几次向上级揭发了冯柱等人损公利己的事实，冯柱等对他更恨之入骨。
天和堂药材店工人莫惠爱，曾几次向工会揭发梁金套购药材进行投机等违法行为，因而梁金十分仇恨她。
梁金是地主出身，他的前妻在土地改革中被农民斗争自杀，梁金曾写下土改积极分子十多人的名字企图报仇，当右派分子向党发起猖狂进攻后，他曾说“现在机会到了”，在殴打莫惠爱后，他还通过人威胁莫惠爱说：
“国民党来了你多多不够死。”
北方馆私方经理黄炳才也是由于想安排他的儿子入店工作遭到职工拒绝以及在店里强行借钱挪用公款等违法行为经常受到职工的揭发和批评，而借故殴打职工发泄阶级仇恨。

人民的天下绝不容地主横行
凶手张明堂被处极刑
新华社武汉4日电
湖北省襄阳县不法地主张明堂，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公然惨杀农民。
现在，这个反革命分子已被判处死刑。
不法地主张明堂，解放后在各项运动中造谣破坏，一贯对人民政府不满，敌视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展开猖狂进攻以后，张明堂更加嚣张，对右派分子的言论拍手称快，公然向农民反攻倒算，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襄阳县史子李乡先进农业社生产队长张小好和贫农社员谭贵香。
张明堂在行凶杀人后未及逃跑就被群众当场捉住。
襄阳县人民法院根据当地群众的要求和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经呈请省高级人民法院在6月初批准，最近在襄阳县黑龙集举行了宣判大会，判处不法地主张明堂死刑，并没收其个人财产以抚恤被害者家属。

凶杀人民　坚决镇压！
廉江县反革命凶杀案审理清楚
主犯十九人被判死刑
新华社广州4日电
指挥广东省廉江县反革命集团武装暴动的主犯杨道华等十九人，2日被湛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这一案件发生在7月12日。
这个反革命集团在廉江县雅塘墟发动武装暴动，杀害了干部和居民共七人，并劫去部分公款。
这一案件最近经廉江县公安局预审终结，湛江专署公安处审核以后，由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湛江分院提起公诉。
广东省湛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7月31日至8月02日在廉江县城公开审判。
02日，湛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依法判处杨道华、罗纪润、高惠珍、李绍汉等十九名主犯死刑（待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立即执行），钟承煜、冯汝吉等两名主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钟树敞无期徒刑，钟承彬、吴发富、黄永邯、钟雪英等十八名五年至十五年徒刑。
湛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在廉江县城公开审判时，被杀害死者家属和廉江县二千多农民以及各界群众都从各处赶来旁听。
群众情绪非常激动、愤恨，要求政府坚决镇压这些反革命杀人犯。

勾结文汇报记者向党进攻
人民文学编辑部揭发唐祈吕剑等的罪恶活动
本报讯
“人民文学”编辑部近日连续召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向右派分子唐祈、吕剑展开批判和斗争。
唐祈、吕剑都是民盟盟员，唐现任诗刊编辑、吕现任诗刊编委。
两人过去都长期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一贯对党抱有不满和敌视情绪。
整风开始不久，在作协召集的会内民盟盟员座谈会上，唐、吕一再叫嚣作协的“盖子未揭开”，空气“沉闷”。
唐祈还呼吁：
“文汇报驻京记者为何不来做工作”？
这些话得到当时采访座谈会的文汇报记者姚芳藻的赏识。
会后，姚立刻把唐、吕的诬蔑、挑拨性言论写成新闻加以报道。
05月30日，梅朵、姚芳藻邀请唐祈、吕剑到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去开会，商议如何“攻开”作协的问题。
参与这次集会的，还有被唐祈邀去的另一对党不满分子高光起（原为“人民文学”编辑，现调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
新华社记者沈鼎由于具有右派思想和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也参与召集这次座谈会的活动。
在这个会上，唐、吕等向文汇报提供了大量的所谓作协和文艺界的“内部情况”，把党对文学工作的领导描写成漆黑一团。
并且当场议定：
当唐祈、吕剑回到“人民文学”参加整风会议时，梅朵、姚芳藻也出席会议进行采访报道。
不久，他们就按照预定计划，唐、吕、高以及梅朵接连出席了“人民文学”的整风会。
在这些会上，唐祈等和编辑部的杜黎均结合起来对党作了恶毒的进攻。
唐祈诬蔑肃反运动是“违法乱纪”，“侵犯人权”，是编辑部党组织“宗派主义的总爆发”。
杜黎均、高光起也诬蔑肃反运动是党员对非党干部的“打击报复”。
唐祈捏造说，在编辑部是“党包办”，“家长统治”。
高光起也说，我们党“是一党专政，在编辑部是专群众的政”。
高光起说，在编辑部是“外城里面有内城，内城里面有皇城，党员领导干部坐在皇城里面发号施令”。
他们进而企图胁迫党员“起义”，和他们站在一起向党进攻。
杜黎均公然叫嚣：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右派分子还多方面挑拨人民文学同作家们的关系。
吕剑说“人民文学”自创刊以来，就具有“排他性”，就是“宗派主义”的。
甚至捏造事实，说“对党员作家十分信任，对非党作家却总是那么不放心”。
唐祈也造谣说：
“编辑部给作家们的待遇不平等；
党员作家的作品不好也发表，非党作家的作品好也不发表。”
唐祈、吕剑等对党、对新社会的仇恨从何而来？
为着回答这问题，首先需要看一看他们过去的历史。
吕剑原是共产党的叛徒，后来又隐瞒历史混入党内，解放后才被清洗出党。
唐祈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国民党西安劳动营中校戏剧教官，国民党第8战区政治部演剧队中校队长等反动职务，解放后编造历史，伪装进步面貌混入革命队伍。
几年来，党对他们不咎既往，并且在工作上、生活上给予各种关心和照顾，但他们仍然感到“世态炎凉”。
“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吕剑就露骨地说：
“中国需要再来一次革命，再来一次新的‘五四’！”

反右派斗争形成一条广阔的战线
甘肃千余右派分子陷入群众重围
本报讯
甘肃省反右派的斗争已经形成一条广阔的战线。
各机关、团体、学校的五万四千余人，包围了近一千四百个大小右派分子，通过大会和小会连续进行说理斗争。
05月31日到6月25日，全省右派分子向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攻击了党的每一个部门、每一项政策、每一项工作。
如杨子恒、陈时伟、李化方、马馥庭、水梓、蒋云台、杨鹤龄等一群右派野心家，分别提出要求党放弃对民主党派、学校、司法、新闻、出版、文学艺术、教育、科学、医学等工作的领导；
他们完全否定了“肃反”、合作化、统购统销、工业建设、民族团结、外交、工资等的正确政策。
党内的一些右派分子也乘机呼应，帮助党外的右派向党进攻。
右派分子完全把情况估计错了！
他们原来认为群众被他们掌握了，看不到群众是怎样抑制愤怒，忍耐了二十五天的。
反击右派的斗争一开始，群众就同右派分子撕破了情面，首先重重包围了一百六十余名右派骨干，继之把其他右派分子放在被告席上。
斗争中不但揭发了陈时伟、杨子恒、蒋云台等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而且发现了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发现的问题，还发现了某些反革命集团活动的线索。
曾被右派蒙蔽的人清醒了，许多中间分子积极参加了斗争，右派集团内部已开始分化，右派分子完全孤立而且愈来愈臭。
当前甘肃省反右派斗争总的形势是：
斗争队伍全面形成，斗争正向深入发展，右派分子基本孤立，正被各个击破。
但是，右派分子不甘心失败，不少的人还在顽抗，或表示投降而不缴械。
中共甘肃省委为保证彻底取得反右派斗争的胜利，为把反右派斗争变成对全省人民一次最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正着手组织各界（如新闻出版、文化艺术等）的联合斗争，以清除各界中带有共同性的反党的言论和行动，同时，正召开有关会议讨论、制定在工厂、农村中展开反右派斗争的步骤和方法。
省委还特别指示各单位要结合反右派斗争改进领导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主动解决群众提出的问题，进一步推动反右派斗争。

大学生中的右派分子是些什么人？
四川大学提供的材料说明：
在右派分子中，本身有政治问题的、对共产党有阶级仇恨的、坚持剥削阶级立场的，共占百分之九十一。
新华社成都3日电
大学生中的右派分子是些什么人？
四川大学最近提供了一项值得注意的材料。
这个大学学生中有右派分子八十八人，其中政治上的嫌疑分子、历史上的反革命分子、反动党团分子共十五人；
直系亲属和叔伯、兄弟被镇压或被判徒刑、管制，对共产党有阶级仇恨的共二十四人；
出身地主、富农或资本家家庭，坚持剥削阶级立场的共四十一人；
这三类人共占右派分子总数的91％。
“大放、大鸣”以后，他们认为时机已到，纷纷起来向共产党向人民进行有组织的进攻。
这个大学的历史系学生罗毅夫，父亲被镇压，对共产党刻骨仇恨，“大鸣大放”开始后，就四处散播“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党天下”、“共产党员是人民的统治者”等反动言论，并和另一个父亲被政府处决的右派分子学生萧延柞勾结起来，企图组织小团体，进行反动活动。
另一个化学系右派分子学生鲁元辉，解放前父亲是私营公司经理，“汽车进出，金银满屋”，解放后思想上不满。
“大鸣大放”开始，鲁元辉就认为四个民主党派即将合并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大党，与共产党分庭抗礼，共产党就要被赶出学校。
因此他纠合右派分子龙昂准备组织“居里社”，待“大鸣大放”后加入民盟。
上面所说的仅是一个大学的材料。
成都市八所大专学校学生中四十五个右派骨干分子的统计材料，也同样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些右派骨干分子中，父母亲被处决、判长期徒刑或畏罪自杀的共有十六人；
家庭系地主、富农、资本家或官僚的共十九人；
其余十人，有的有政治问题，有的一贯不满现实，有的生活堕落。
可以看出：
右派分子大多有着阶级根源，他们对共产党和劳动人民存有很深的阶级仇恨。
由此证明，反右派斗争的的确确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广西又破获一反革命组织
这个反革命组织曾计划取得黄绍竑支持
新华社讯
广西省南宁市公安机关最近破获了一个反革命组织——“中国志和党”。
这个反革命组织的首要分子黄翰高（化名澎湃）、陆兆权（化名博文）等已全部落网，并查获罪证多件。
这个反革命组织计划发展“广西自由队”反动武装，计划在两年内发展三万人。
当各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疯狂向党向人民发动进攻的时候，这些反革命分子以为“时机已到”，更加猖狂。
他们还计划到北京、广州等地找右派分子黄绍竑等人支持。
这个反革命组织的首要分子都是地主、经过劳动改造的分子、被国家机关、企业清洗的坏分子及流氓、盗窃分子等。
07月24日，当他们准备在南宁市郊区召开“党员代表大会”的前一天，我公安工作人员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破获了这个反革命组织。

杨道华反革命集团是怎样组成的？
新华社广州4日电
广东省廉江县雅塘墟7月12日反革命集团惨杀七个干部和居民一案（载7月27日本报第2版）的组织经过，经湛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已经弄得清清楚楚。
策动这次反革命暴动的总头子叫杨道华，廉江县龙湾乡人，他从1955年起就扬言有宝剑、葫芦宝、掩眼水等法宝，说“宝剑”一挥，能够把五十华里以内的人全部杀光；
借此迷惑落后群众。
1956年07月，他伙同附近乡的一批反革命分子组织了所谓“中国人民定国军”，首先参加这个反革命组织的有高惠珍、罗纪润等人。
从此，这一伙反革命分子就开始在廉江县积极发展组织，他们发展组织的主要对象是地主、富农、释放犯和对政府不满的人。
他们一面继续宣传他们有“宝剑”“葫芦宝”等法宝，一面通过以亲串亲、以落后串落后等方法来发展组织。
此外，对一些有不满情绪的农民，则抓住政府工作中的个别缺点大肆挑拨，煽动他们对政府的不满，然后再来拉拢。
对一些不安心在农村生产的青年人，就欺骗说他们能介绍出外工作来拉他们参加组织；
他们还用“算命”作幌子来迷惑、欺骗农民，他们对前来找他们“算命”的人说：
“你的八字凶多吉少，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解救”，跟着便搬出他们的所谓“宝剑”“葫芦宝”等一套把戏来，勾引别人落入他们的圈套。
这个反革命组织曾在今年6、7月间召集他们手下的一批骨干分子先后多次集会，策划武装暴动，他们计划先攻打雅塘等小墟镇，然后继续攻打县城，建立反革命根据地。
07月12日下午三时许，这个反革命组织的成员二十多人，就在首恶分子罗纪润、李绍汉、高惠珍等率领下，攻打廉红县雅塘墟粮站和供销社等部门，打死干部、家属和居民共七人。
案件发生后，廉江县成千上万的群众在两天内把直接参加这次暴动的反革命匪徒全部拘获，其后并陆续捕获余党十多人，并缴获七九步枪一枝、刺刀一把、尖刀四把，“中国人民定国军”方印一枚等犯罪证物。

江西省级各机关
右派分子四面楚歌
新华社南昌讯
江西省省级机关中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正在深入展开。
从6月底以来，已有一百五十多个单位、一万九千多人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
他们一面坚持工作，一面积极参加大会、小会，写大字报、墙报，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和丑恶面目。
在群众的义正辞严的指责和揭发下，右派分子已原形毕露。
右派分子、“星火”杂志见习编辑罗时烽和“江西日报”文艺编辑戚志信等曾经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进攻，污蔑党领导的文艺事业是“一团漆黑”。
罗时烽提出要缩小主编的权限，取消党对文艺刊物的领导，还污蔑刊物的党员主编是“把关查验通行证的人”，咒骂社会主义制度是“没有一点人性和良心”的制度。
省公路运输厅右派分子还章提出要修改宪法，要求解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和中国共产党。
这些右派分子都已经被彻底地揭发了出来。
各机关在反击这些右派分子时，都坚持了说理斗争，用事实驳斥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和对共产党的各种污蔑。
因此，不但有力地反击了右派分子，同时也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
现在，右派分子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孤立境地，有的已低头认罪，有的在动摇分化；
有的还在狡赖、搪塞，企图蒙混过关。
各单位的广大干部目前正满怀信心地继续进行追击，他们表示不彻底打垮右派分子决不收兵。

沈志远继续检查错误
承认自己忠实执行章罗反党路线
本报讯
民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筹备处主任沈志远，7月31日在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继续交代他接受和贯彻章罗联盟方针路线的错误。
沈志远说，在国家政治制度和民主党派的地位作用方面，他除作了章伯钧的“两院制”的传声筒以外，对章伯钧的成立民主党派的“政策研究委员会”以参加国家方针政策的“设计”和“施工”的主张，他也是尽力赞同并力求贯彻的。
他在上海民盟的会议上就曾不止一次要求成立“政策研究委员会”，因多数人认为没有必要，没有实现。
对于如何贯彻“互相监督”，他还提出一种“事先监督论”的主张，他承认，这实质上是企图和共产党平分秋色，否定基层单位内共产党的领导。
沈志远承认，民盟上海市委曾接受章罗联盟指示就知识分子问题召开了多次座谈会，搜集被夸大了的缺点和偏差，向党提出各种很难满足的不合理的要求，以挑起知识分子对党不满。
在知识分子工作问题上，对党不是起助手作用，而是起了敌手作用。
沈志远说，他和上海的章罗联盟小集团的关系可分为两个阶段。
1951年冬他到上海后直到1956年，由于他把个人地位看得高于一切，他被这个小集团拉拢利用，一步步发展到信任他们，依靠他们，疏远和排挤进步分子。
去年民盟上海市委改选后直到最近，他同这个小集团的关系发展到完全合作，共同贯彻章罗联盟的反动路线。
这一届的民盟市委委员中，右派占四分之一，除组织部等少数单位外，民盟市委各部、委多为右派分子所把持。
这份名单中的绝大多数人是由小集团分子陈仁炳、孙斯鸣提名的。
沈志远揭发了今春民盟全国工作会议在草拟总结发言过程中的阴谋。
他说，总结发言初稿是汇集各分组发言记录而成的，由黄药眠整理、经他审阅的。
后来的定稿，实际上已完全重写过，把初稿中极大部分重要内容特别是一些重大方针路线的论点都抛弃了。
如关于监督和党的领导问题，关于长期共存的根据，关于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是民盟当前首要的任务等。
在定稿中，所有这些都全被删去，一点不提共产党的领导，完全体现了章罗联盟的反动路线。
会上，大家对沈志远的承认错误表示欢迎，希望他继续彻底交代。
（新华社专稿）

流沙河怎样把持“星星”培植毒草
在四川文联的围攻下开始交代他的罪恶活动
新华社成都4日电
在四川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工作人员的检举揭发下，右派分子流沙河最近交代了他和省文联的另一右派分子石天河结成反党联盟，有计划地篡夺“星星”诗刊领导权，向共产党进攻的罪恶活动。
“星星”是四川省文联在今年01月创办的诗歌月刊。
流沙河等经过积极活动进入“星星”充当编辑后，就把“星星”作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阵地”；
并假借“培养”为名，拉拢和联络一批青年人。
他们到处刊登耸人听闻的稿约和广告。
在稿约中，他们对浪漫主义等各种流派的诗歌都表示非常欢迎，但绝口不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流沙河承认，他们当时的编辑方针是：
一、多登歪曲和反对共产党的“讽刺诗”；
二、多登宣扬颓废感伤情绪的情诗；
三、多登小巧玲珑的玩意，引导读者脱离政治、脱离现实。
当“星星”创刊号上刊出的黄色诗歌“吻”和反动诗“草木篇”受到批评后，流沙河、石天河等满怀仇恨，立即组织反扑，打着执行“百花齐放”方针的幌子来反对党的领导。
流沙河承认，当时他们采用了五种手段来向共产党进攻。
一、“写”，他们写了好些文章对党进行污蔑和恐吓，或者向党“算总账”；
二、“骂”；
三、是放毒草，企图在“星星”上刊出一些攻击新社会的反动诗和比“吻”还坏的黄色词。
石天河还教导流沙河用“地下斗争”办法在刊物中偷放补白，对党进行讽刺、攻击；
四、煽动别人向党进攻；
五、扩大影响，他们曾密谋把他们写的攻击党的反批评文章印发全国。
石天河还支使流沙河四出造谣，说“星星”被围剿等。
“星星”诗刊主编白航是党内的右派分子。
石天河、流沙河就多方拉拢和影响他，挑动白航对党的不满情绪。
他们利用白航来抵制党的领导，但又不愿白航对刊物管得太多，于是采取了既拉拢、又排挤的两面手法。
白航完全接受了流沙河等反动的编辑方针，并同流沙河一起反对党为加强“星星”编辑部而调进新的编辑人员。
这样，“星星”就完全落入了这一伙右派分子的手中。
现在，省文联工作人员正乘胜追击，要流沙河等彻底交代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一切阴谋活动。

章罗联盟四川分店
训练爪牙到中小城市点火
右派分子盛泽荣揭露了潘大逵的阴谋
新华社成都4日电
最近，在四川省乐山县文教界和民盟乐山县支部举行的反右派斗争大会上，民盟乐山县支部副主任委员、乐山县政协副主席、右派分子盛泽荣交代了潘大逵举办干部训练班，训练一批爪牙到各中小城市去四处点火的阴谋。
盛泽荣说，去年08月间，他被调到成都“民盟在职干部训练班”受训了一个多月，和他同时受训的有自贡、南充、内江、雅安、遂宁、三台的民盟骨干分子一共七人。
这次训练的目的，是潘大逵有组织有计划地培养一批基层骨干分子，接受潘大逵提出的一套反共纲领，以便回到基层去点火。
在受训期间，潘大逵一再向大家强调今后民盟和共产党要平起平坐，民盟要敢于“找”共产党的政策方针上的“缺点”，这样才能树立民盟的威信，发挥盟员的作用。
盛泽荣说，在他们受训期间，右派分子费孝通曾经向他们传达了章罗联盟煽动知识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并曾经派他们到大专学校去专门搜集向党进攻的材料。
费孝通还要他们在向党进攻中锻炼提高自己，摸索出一套经验。
费孝通曾指示右派分子卜文钦率领这批正在受训的骨干分子到四川医学院召集座谈会，煽动一批教授向党进攻。
接着潘大逵、赵一明等又组织这批骨干分子到成都民盟各区分部去学习和交流点火的经验。
盛泽荣说，在训练班结束时，潘大逵向他们布置任务，叫他们回到基层组织后要首先在知识分子中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作好排队工作，并要通过大鸣大放发展组织，注意培养和发挥落后分子的潜力。
当时潘大逵说，无论是曾在肃反运动中被斗过的人，还是历史上的反革命分子，都可以作为发展对象。
潘大逵还鼓励这批人回去要大鸣大放，不要有顾虑，有民盟四川省委给大家撑腰。
盛泽荣说，他受完训回到乐山后，就在乐山各中学专门召集了民盟内外的脱党分子、肃反斗争对象、落后分子以及受过处分和出身于地主、军阀、资产阶级一贯对党不满的分子，先后举行了二十二次座谈会，向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

“言者有赏”的一例
　钟怀
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扬州市临时支部负责人刘云昭在江苏省政协会上说过，为了鼓励人提意见，不仅要做到言者无罪，还要言者有赏。
刘云昭给别人提意见的时候，是“言者”，固然他要运用这条原则；
别人给刘云昭提意见的时候，也是“言者”，照理也应当适用这一原则。
然而不然。
不久以前，在民革扬州市临时支部的一次会议上，民革成员萧中藩揭发批判了刘云昭的一些反动言行。
在萧发言的时候，刘云昭却怒目而视，不止一次地拍桌子打板凳，向萧恐吓，打断萧的发言。
最后，在无可抵赖的事实前面，竟恼羞成怒，暴跳如雷地高喊：
“是我说的，你把我怎么样！”
接着，突然举起手里的芭蕉扇，直朝萧的身上打去，并且大骂：
“你‘反’党！
你‘反’党！
你这个败类！”
事实很明显：
右派分子口中的“言者无罪”、“言者有赏”，只是对共产党进行肆意攻击的盾牌。
我们所说的“言者无罪”，只是指的那些不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意见。
违背了这个原则，举着“言者无罪”的盾牌而煽动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对人民来说，都是有罪的，必须坚决予以回击。

友谊随处　欢乐满城
六天来联欢节活动顺利进行
据新华社莫斯科4日电
据初步统计，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已经有一百二十七个国家的青年，他们代表着一千多个本国的和国际性的组织。
支持参加联欢节的国际组织有二十二个。
这是联欢节国际委员会委员瓦尔迪诺亚尼克（希腊）3日在联欢节新闻中心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的。
这次招待会对联欢节头几天的活动作了若干总结。
联欢节头六天的情况表明，国际筹委会安排的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在成功地实现着。
这几天，各国青年代表团之间举行了几百次会见。
同行业的青年会见引起很大兴趣。
在预定的二十三项会见中已经有六项进行完毕，参加这些会见的人数达一千五百人。
在十五项按照兴趣举行的会见中已有五项进行完毕，每项会见都有二十个以上的国家的青年代表参加。
联欢节的文艺活动正在成功地进行。
已经举行了十六次盛大的民族歌舞演出，艺术竞赛正在继续进行。
联欢节委员会根据各国代表团的要求组织了千次以上参观，好几万人参加了这些参观活动。
国际电影节正在顺利进行。
在数十个银幕上放映着四十个国家的职业的和业余的青年电影工作者拍制的艺术片、科学普及片、舞台纪录片和动画片。
国际电影节评奖委员会已经审查了约一百部影片。
参加联欢节群众性的体育活动的有来自四十七个国家的一千六百八十名青年运动员。
记者招待会上指出，约有八十个国家的学生的代表聚集在这个联欢节城中。
单是参加联欢节的全国性学生联合会就有五十个左右。

团结之夜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集体采写
在莫斯科奥斯坦金诺公园的湖边上，装饰着一只扬帆待发的大木船，大白帆上画着一个巨人，他双手高举，飞奔向前，迎接着初升的红光四射的太阳……。
这只象征着同舟共济的大木船，就是8月02日在这个公园举行的各国青年同殖民地国家青年团结晚会的讲台。
这一天，一万三千来自各国的青年和殖民地国家的青年，在这个公园的景色迷人的湖畔，共度了一个欢乐的夜晚。
莫斯科的夏天白昼很长，晚上八点钟，还是黄昏时分。
穿着各色服装的各国青年们，陆续进入公园。
他们沿着湖畔，载歌载舞，且谈且走，一会儿，整个环湖的林荫路上都挤满了人，宛如一个巨大的花环，绕在湖边。
……夜幕缓缓降临，湖边灯火齐燃。
这时，只见湖上碧波荡漾，灯光摇曳。
在淡紫色探照灯光的照耀下，新雨后的林丛像一片美丽的翡翠林，更加可爱；
树丛中的美女塑像，更加妩媚多姿。
再加上一湖舞影，满园歌声，真使你感到像走入童话世界。
十点，晚会在木船讲台上举行。
印度、英国、波兰、约旦和黑色非洲的代表先后走到船头上讲了话。
印度青年代表苏克辛多·玛如丹热情地说：
“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可以相信，我们永远支持你们，直到外国统治者消灭为止。”
他并庄严地警告殖民主义者说：
“殖民主义者统治的日子过去了！
殖民主义彻底消灭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黑色非洲青年代表金达·阿桑兴奋地说：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的代表同英国、法国以及一切国家的青年们站在一起。
今天同我们一起的还有已经走上独立道路的加纳、突尼斯、摩洛哥、越南的兄弟，这使我们感到骄傲。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对我们的同情在我们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将是一个巨大的支持。”
约旦青年代表的讲话表达了对苏联人民的真挚的友情。
他十分激动地说：
我们知道，所有争取独立国家的人民，都可以在苏联找到朋友、兄弟和保卫者。
青年代表们的讲话结束以后，两只小船由湖边相对着驶向湖心，船上各站着三个肤色不同的人——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
他们手中各执一支巨大的火把，到湖心把竖在湖心的火炬燃着。
这时，湖畔突然四面腾起五颜六色的烟火，湖上顿时映出一片彩色。
烟火散后，湖面像是罩上了一层轻纱……。
在湖畔广场上的篝火也燃起了。
文艺节目开始了。
在散发着草木香气的湖畔，青年们成群结队轻歌曼舞，三三五五把臂交谈。
在这个平等的世界里，每一角落都有不同肤色、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青年围在一起谈话。
黑得发亮的非洲青年，披着头巾的阿拉伯青年，还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的青年，成为最受注意的人物。
他们经常是谈话时的中心，他们的字迹留在各国青年的纪念本子上，他们的胸前挂满到会的朋友们奉赠的纪念章。
已经解放的独立的国家受到殖民地附属国青年的莫大向往。
法属西非洲的青年和越南青年用法语畅谈。
从这些黑人青年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解放了的越南青年的羡慕。
委内瑞拉的一位大学生和一群中国青年用英语亲切地交谈。
他说：
他对中国和毛泽东怀着巨大的敬爱。
他用西班牙文在中国朋友的纪念册上写下愿望和平与友谊长存的话句。
“不要战争！
不许战争！”
这是各国青年共同的呼声。
一个爱尔兰青年和周围各种肤色的朋友谈起了英国对阿曼的战争问题。
这位青年说：
“我们是反对这种战争的。
我们来参加联欢节，就是为了和平和友好。”
他回忆说许多爱好和平的英国青年，也曾反对英法侵略埃及的战争。
参加这个晚会的人们不能不感觉到世界各国富有正义感的青年的心，是倒在被压迫、受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一边的。
……午夜时分，绿色剧场和露天舞台的最后一个文艺节目结束了。
湖心的火炬还在燃烧，林荫路上的人群还没有散尽，他们有的还坐在湖畔的长堤上倾谈，有的一边向外走，一边写下来彼此的通讯地址。
（附图片）
苏联功勋艺术家伊·托伊捷绘

征税重贫轻富
美国国家预算总收入，完全依靠税收。
美国人民缴纳的捐税数额已经占到薪金或工资的约三分之一。
但是，许多获得了巨额利润的大公司、大企业却享受了免税的特权。
美国参议员克弗维尔最近指出，美国的“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1955年的净收入是二亿七千二百二十一万美元，却连一文税也不纳。
最近，美国绝大多数州里实行了一种消费税。
这种税不问纳税能力如何，税率是一样的。
它的征收原则是只要你花费就得纳税，而不论你的收入多少。
因此，这种税对收入少的人，靠些微养老金或救济金过日子的人等等影响最大。
这些人的收入差不多全都要被抽税，因为他们差不多必须花掉全部收入来应付家庭的需要。
例如，同是征收5％的消费税，它将占收入为三、四千美元的家庭的收入的2.5％，而只占收入为一万美元以上的家庭的收入的1.9％。

把裁军谈判拖入歧路的诡计
本报评论员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伦敦活动四天之后，在2日亲自出席裁军小组委员会会议，代表西方国家提出了一个关于空中视察地区问题的建议。
这个所谓建议，不过是杜勒斯和英法当局苦心地策划的一个政治骗局。
目的是企图把裁军谈判在紧要关头引向空谈的歧路，从而继续阻挠它获致协议，并推卸西方国家破坏谈判的责任。
空中视察本来不是裁军谈判中的实质问题，它充其量只能作为裁军监督中的一种步骤。
目前裁军谈判所要迅速解决的，主要是停止核武器试验和初步裁减常规军备的问题。
可是，西方国家对这两个全世界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却完全避而不谈，而硬要把车子套在马前面，大吹大擂所谓“开放天空”。
这实际上是企图使讨论变质，把应当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的严肃的国际谈判，变成一场离开主题、漫无边际的扯淡。
英国工党议员贝斯威克也指出，西方这种建议“根本不是裁军”。
为什么西方国家要采取这种偷天换日的策略呢？
原因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美英两国都正在狂热地执行它们的核子军备计划，而法国也希望保留将来成为一个“核子大国”的地位，因此，它们都无意迅速签订任何的裁军协议，特别是不愿停止核武器试验和禁止核武器。
但另一方面，它们又受到国内国外要求签订一项初步裁军协议，特别是迅速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强大压力。
这就使它们不敢轻易担当破裂谈判的责任。
同时，西方国家为了帮助阿登纳集团在即将到来的西德选举中在裁军问题上施展一些笼络选民的手段，也不利于在目前就把裁军谈判搞垮。
杜勒斯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赶到伦敦来策划新的拖延策略的。
他原来的打算，是想纠合英法，在空中视察和停止核武器试验两个问题上都搞出一套所谓建议来。
但是，在核武器问题上，西方三国各怀鬼胎，杜勒斯即使想凑成一个装装样子的“共同建议”也很不容易。
这一来，他就只好专靠“天空开放”这块用得破烂不堪了的挡箭牌再来挡一阵了。
在过去两年多中，“开放天空”一直是美国用来阻挠裁军的头号武器。
但是，艾森豪威尔这个得意之作，连美国统治集团中也有人怀疑它究竟能有多大的欺骗价值了。
美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李普曼最近就说：
“除非发生某种奇迹，世界上的军事大国已经彼此信任了，要它们让别人不断地从空中对它们摄影，这是可以设想的事吗？”
李普曼承认：
“如果我们竟然会签订和批准一项条约，规定作出安排来向我们所不信任的人完全透露全部军事情况，……那倒是很奇特的。”
李普曼这几句话，充分地暴露了美国叫喊空中视察完全是一种做作，骨子里是根本不打算达成任何协议的。
在过去的裁军谈判中，由于美国坚持要空中视察，苏联曾经作了很大的努力。
它接受了空中视察作为裁军监督的一种方法，并建议随着相应的裁军协议而逐步实施，第1步是在远东、北美和欧洲的局部地区建立视察区。
但是，西方国家在这次建议中，却故意把视察范围划得非常大，或者要求视察苏联的全部领土，至少也要包括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大片重要地区；
而且每一种视察区所包括的西方国家的领土都比对方的小得很多。
此外，这个建议中对于西方国家设在日本、中东、北非等处的严重威胁苏联安全的许多重要军事基地，都一律不在视察之列。
这许多既不合理、又不现实的要求，更加证明了杜勒斯提出这个建议的用意，完全不是为了解决任何问题，而不过是拿它到谈判桌上去讨价还价，以达到耸人听闻、转移谈判主题的目的，并且掩盖西方国家有意拖延谈判的阴谋。
正是为了同样的目的，杜勒斯还把他的建议搞得非常复杂，其中包含互相牵涉的好几个方案，这样，讨论一遍也自然要花费很多时间了。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西方国家的诡计，无非都是想把谈判拖到乱杂纷纭、枝枝节节的无休止的争执和空谈中去。

此舞只应天上有　人间难得几回看
苏联艺术家表演大巴蕾舞
二百天鹅翩翩起舞　无数宝石闪闪发光
据新华社莫斯科4日电
03日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青年们在“狄纳莫”运动场看了一次最蔚为奇观的演出——苏联巴蕾舞大表演。
搭在绿草如茵的足球场地上的舞台比大剧院的舞台要大一倍半。
三幕主要的大轴戏就在这个舞台上上演。
一些短小的华尔兹舞则在前面一点的四个小巧的圆形的舞台上演出。
九点半钟，看台上满满地坐了四万名观众。
在宁静的夏夜里悠扬的音乐声中，首先演出的是列宁奖金获得者普罗科菲耶夫的“宝石花”。
在灯光的映照下，无数的宝石发出了各种各样奇幻无定的美丽色彩，使人宛如置身仙境。
“天鹅湖”第2幕的演出使世界青年们深深地领略到巴蕾舞艺术的精妙。
露天舞台的布景配合着自然天空的颜色更加重了这一幕的夜晚气氛。
舞台的地板是由有机玻璃做成的，完全是透明的，像一池平静无波的碧绿的湖水。
二百个演员的足尖轻盈地旋转。
透明的地板上现出她们的身影，像是湖水中的倒影一样。
这次演出赢得了观众的极大的赞赏。
最后的一幕是舞剧“加雅？”
中的一幕。

盛大的舞会
本报莫斯科4日电庄严的克里姆林宫，8月03日晚上变成了美丽的舞会场。
舞会规模大的可观：
五大洲青年一万五千人参加了舞会。
苏联青年每逢新年也在克里姆林宫大厅内举行舞会。
显然，所有大厅都打开来也容纳不下这么多的舞客，所以舞会改在露天举行了。
探照灯射出强烈的光芒，麦克风播送着愉快的音乐。
号手们在塔楼上吹着号角。
五颜六色的焰火飞向天空。
一对对青年男女，在小石块铺的广场上狂欢地跳起华尔兹和别的舞。

约旦以友为仇向叙利亚提出最后通牒
叙政府严词驳斥并准备应付侵略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4日电
叙利亚政府发言人3日发表声明，拒绝约旦政府最近给叙利亚的一个最后通牒。
约旦的最后通牒是约旦外交大臣里法伊通过叙利亚驻约旦代办艾哈迈德·拉赫比转达的7月31日的口信中提出的。
拉赫比在8月01日带着这个口信回到了大马士革，叙利亚政府接着举行了一系列紧急会议来决定对它的答复。
叙利亚政府声明引述里法伊的话说：
“如果你们（叙利亚）的反对我们的宣传运动继续下去的话，我们是能够制止你们的。
我们已经在以色列边境上牺牲了人，我们能够在你们边境上牺牲更多的人。
我们将不管以色列而来对付你们。”
里法伊并且限定在8月04日以前得到叙利亚的答复。
声明指出，里法伊的表示要以军事力量来对付叙利亚的威胁“说明他已经决定要不顾联合国宪章而对叙利亚发动侵略行动”。
声明说，里法伊的最后通牒是“国际关系史上从未有过的行动”。
声明还指出，里法伊是在“为破坏阿拉伯反对以色列的一致态度创造气氛，作为迫使阿拉伯世界同以色列签订和约的前奏”。
发言人强调说：
“由于约旦外交大臣发表了这种严重的声明，叙利亚政府和人民将提高警惕和加强准备，以对付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一切侵略计划。
叙利亚勇敢的军队仍然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牢不可破的堡垒。”
发言人还指出：
所谓叙利亚报纸上的运动只是一种借口，用来掩饰反对叙利亚在实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秘密计划。
同一天晚上阿萨利总理说：
叙利亚已经准备应付万一，并且将向阿拉伯联盟控告和抗议约旦的行动。
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评论约旦外交大臣里法伊的最后通牒说：
约旦这一行动是外交关系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
很难相信，一个阿拉伯国家竟会对它的兄弟国家采取这种态度。
阿萨利说：
叙利亚一直对约旦现行政策保持缄默，但是容忍是有个限度的。

苏南决定进一步全面发展相互关系
两国党和政府代表团发表会谈公报
新华社4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3日电：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会谈公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于1957年08月01日和2日在罗马尼亚举行了会谈。
参加会谈的苏联方面有：
赫鲁晓夫同志、米高扬同志、库西宁同志、波诺马烈夫同志、费留宾同志和安德罗波夫同志；
南斯拉夫方面有：
铁托同志、卡德尔同志、兰科维奇同志、弗拉霍维奇同志和米丘诺维奇同志。
两党和两国政府的代表们讨论了一系列有关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两党为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的共同利益的活动问题、特别是妨碍相互关系进一步顺利发展的问题。
两国代表团还讨论了国际局势问题，国际工人运动和争取和平及各国人民安全等一系列问题。
在会谈过程中，双方同意进一步全面发展相互关系和消除妨碍这种发展的障碍。
双方对当前国际局势的基本问题的看法一致。
双方着重指出，全力加强共产党和工人党，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同全世界爱好和平和进步力量的团结和兄弟合作，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一致，具有特殊的意义。
两国代表团着重指出，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今后将在平等、互助和合作，尊重主权、独立和互不干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同时，两国代表团重申贝尔格莱德宣言和莫斯科宣言对于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对于苏联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进行合作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两国代表团决心继续贯彻这两个宣言中所阐述的原则。
两国代表团商定两党之间合作的具体形式，以及通过互派党的代表团、交换情报和出版物保持经常联系的方法。

苏联党政代表团
将到民主德国访问
新华社4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3日讯：
苏联共产党和政府代表团将在8月07日从莫斯科启程前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访问。
代表团的成员是：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赫鲁晓夫、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苏联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库米金、苏联共产党列宁格勒市委会书记斯波里多诺夫、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米罗诺娃、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谢米恰斯内伊和苏联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格·马·普希金。

苏联就苏黎两国关系发表声明
揭穿所谓苏联干涉黎巴嫩内政的谰言
新华社4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3日讯：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谢苗诺夫最近接见了黎巴嫩驻莫斯科公使纳贾尔，就苏黎两国关系问题向这位公使提出了一项口头声明。
谢苗诺夫说，今年06月11日苏联驻黎巴嫩大使曾经交给黎巴嫩外交部长一项声明，苏联政府提出这项声明的原因是，有些黎巴嫩的报纸（包括接近政府的报纸）上出现了捏造苏联干涉黎巴嫩内政的谰言。
但是，这些捏造却没有受到黎巴嫩政府的驳斥。
不但如此，黎巴嫩外交部长马利克实际上还支持这种捏造，并建议苏联政府“约制”黎巴嫩的这样一些人，据他说，这些人正在“从事”反对黎巴嫩政府政策的“宣传”。
因此，苏联政府有必要把苏联对黎巴嫩的友好政策以及苏联严格遵守不干涉黎巴嫩内政的原则解释清楚，苏联政府为此而发表的上述声明的内容，表现了对黎巴嫩的友好态度。
声明强调指出，苏联政府愿意保持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其中包括黎巴嫩）的友好关系；
苏联人民对很久以来就存在的同黎巴嫩人民的传统友谊给予崇高的评价，并且完全了解为自己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而斗争的黎巴嫩和其它阿拉伯国家的愿望。
苏联政府在声明中又一次重申了它的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不允许一国干涉另一国内政。
但是，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根据黎巴嫩政府6月24日交给苏联大使的意见书看来，黎巴嫩政府对苏联政府的作法有某种误解。
而且，黎巴嫩政府在它的意见书中又间接地表露出这样一个偏见，似乎苏联可以干预黎巴嫩国内的社会政治生活，过问那些反对黎巴嫩政府的人的活动，而其实黎巴嫩的社会政治生活是黎巴嫩的内部的事情。
黎巴嫩政府在它的意见书中曾经认为苏联对于“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批评，可能具有干涉黎巴嫩外交政策的目的，很明显，这是出于某种误会。
不能认为，苏联对“艾森豪威尔主义”以及对某些国家接受这个主义表示自己的看法，就带有干涉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性质。
谢苗诺夫最后告诉公使说，苏联政府仍然认为，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适当基础还是存在的，并且认为黎巴嫩也和苏联一样希望发展这种关系。
苏联政府希望黎巴嫩政府能够正确地了解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英公众广泛呼吁停止核试验
瑞典天主教社会民主党要求禁止原子武器
据新华社4日讯
据塔斯社伦敦讯：
英国争取禁止核武器试验全国委员会8月01日在伦敦组织了群众游行示威。
游行者把一份抗议书交给了当时正在伦敦的杜勒斯。
抗议书要求美国同意停止核武器试验，而不要把这个问题同裁军的其他建议纠缠在一起。
游行者还散发了英国著名社会活动家和作家弗尔斯特、哲学家罗素、经济学家瓦顿教授、基督教美以美会领导人索佩尔的声明，号召英国人加紧努力争取停止核武器试验。
声明还指出，自从发起争取禁止核试验运动以来，英国许多社会团体，包括工党和自由党、“英国联合国协会”、英国全国教会理事会、自由教会联合理事会、“公谊会”都通过了抗议这类试验的决议。
同一天，工党议员弗兰克·阿隆在下院提出了一个由机器制造业和造船业制图员工会三千会员签署的呼吁书，要求停止核试验。
几家英国航空公司工人代表团也在8月01日到下院会见了工党议员亨特尔，代表团代表这几家公司的工人交给亨特尔一份请愿书，要求销毁现存的原子武器，并且停止试验。
赫尔、罗姆福德、达勒姆市政府也向英国政府提出了停止核试验的要求。
据新华社4日讯
塔斯社斯德哥尔摩3日讯：
在瑞典林澈平城举行的天主教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打电报给英国外交大臣并转伦敦裁军会议参加者，要求禁止原子武器。

英陆军开进阿曼准备镇压
美国已在事前获得通知
据新华社4日讯
马纳马（在巴林岛）消息：
阿拉伯半岛英军司令辛克莱空军少将8月03日在马纳马宣布，英国的地面部队从8月03日起开始进入马斯喀特，前往镇压阿曼起义者。
他说，不久，将在一个不宣布的时刻发动进攻。
英国空军也将参加。
辛克莱说，调动中的英国地面部队正在进入马斯喀特沿海地区，在那里集合着马斯喀特苏丹泰穆尔的拥护者。
辛克莱说，喀麦隆高地人部队正在开入马斯喀特，驻亚丁的第15和第十九骠骑兵队的若干装甲车也在向那里进发的途中。
他还说，“在现阶段，速度是十分重要的”，英军将很快向起义者总部所在地尼兹瓦推进。
据法新社8月03日援引伦敦外交部官员的话说，英国地面部队参加对阿曼起义者的镇压，目的是想扭转在政治上的不利局面，并且在军事上使马斯喀特苏丹的部队可以重新占领尼兹瓦。
另据伦敦消息：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8月03日说，英国派地面部队去马斯喀特的事曾经通知过美国。
杜勒斯在伦敦的时候，曾经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商谈阿曼事件，而且同外交大臣劳埃德频频接触。
有消息说，在这些会谈和接触中，杜勒斯已经知道英国的一些军事部署。
在这前两天，美国官员曾经说，美国在阿曼事件上的立场是希望求得迅速“解决”。
因此，华盛顿认为英国在阿曼的军事镇压行动是
“必要”的。
有消息说，美国官员怕战斗蔓延下去沙特阿拉伯会公开参加战斗，这样就会使美国在英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处于两难的地位。

阿富汗国王回到喀布尔
据新华社喀布尔4日电
阿富汗国王查希尔在苏联访问十七天以后于今天早晨回到这里。
他告诉在飞机场上欢迎他的群众说，苏联在生活各方面取得的进步令人感到非常有趣，这些进步是苏联人民艰苦工作的结果。

阿曼吁请联合国制止英国侵略
新华社开罗4日电
阿曼教长加勒布·本·阿里在8月03日向联合国呼吁制止英国对阿曼的侵略。
阿曼教长驻开罗代表哈尔赛说，他接到了前阿曼东部地区行政长官、现任驻沙特阿拉伯丹曼的教长代表伊萨的一封电报，命令他把这个呼吁以电报发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
哈尔赛说，阿曼并非联合国会员国，无权要求联合国举行会议来讨论这次事件，但是希望某个友好国家采取这样一个步骤。
他又说，阿曼并未要求任何特定国家采取这一行动，但是将欢迎任何这样的动议。
08月03日早些时候，哈尔赛曾经访问了阿拉伯联盟秘书长哈苏纳。
有消息说，哈尔赛已经把阿曼副教长发来的一份电报交给了阿拉伯联盟，要求联盟国家加紧援助。
当天他还会晤了埃及红新月会会长，讨论给予阿曼起义者以医药援助的问题。
据中东通讯社报道，哈苏纳在8月03日曾就阿曼问题同万隆会议国家代表举行过几次会谈。
在这以前，哈苏纳曾经在8月02日和美国驻埃及大使赫尔就阿曼问题举行过会谈。

阿民族解放军战绩辉煌
07月下半月打死法军四百多名
据新华社4日讯
中东通讯社8月03日的突尼斯消息援引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的公报说，在7月下半月，有四百十四名法国士兵和五名法国军官在阿尔及利亚被打死。
民族解放军还打伤了六十三名法国士兵和一名法国军官。

为资产阶级叫嚎的猫头鹰—穆木天
本报记者孙祖年报道：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连日来举行四次师生、职员大会，批驳右派分子穆木天反共、反社会主义谬论。
污蔑师大为“黑暗王国”
在整风期间，穆木天同他的妻子彭慧共谋兴风作浪，到处煽动群众搞“大民主”，对党进行恶毒的诬蔑，企图搞垮党委，达到个人野心的目的。
05月22日光明日报以显著的地位刊载他的“我的呼吁”。
在这篇文章里，他歪曲事实和辱骂党，力图否认师大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把师大说成是“黑暗王国”。
中文系进修班和研究班部分同学，经过集体讨论，对“我的呼吁”一文进行批驳。
他们说，穆木天不顾事实，恶毒地把对兄弟院校的支援说成是教师“被发配”、降级之类的“阴谋报复”和“无枉之灾”。
他把以往严肃处理的某党员同志的错误，说成是“党委和行政不处理”，以证实党委和行政“宗派主义”地袒护党员的错误；
把领导同志对事情的必要说明，诬蔑为“敢予巧辩”。
穆木天歪曲和辱骂的目的，就是要否定一切，否定师大的工作成绩，所以他说师大是“黑暗王国”，说师大的“一贯传统”是“闻者不戒，言者有罪，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甚至把北京师大改名为“铁狮子坟师大”。
显然，穆木天是戴着黑色的眼睛，在那里大叫一团漆黑。
剽窃他人文稿
穆木天认为应评他为一级教授。
事实怎样呢？
以陈惇为代表的外国文学组六个同志的联合发言揭发了穆木天剽窃他人文稿，戴着学者的假面具。
他们指出：
“评薪是评薪委员会负责领导作出决定的。
穆木天被评为二级教授，我们认为是不低的。
就拿穆木天自认‘全国水平最高’的他的外国文学讲稿说，主要是编辑的，是从外文版的一书序言和一些论文中间翻译过来的。
根据现在所知道的，讲义中希腊的神话是来自苏联大百科全书，‘古希腊’第5节，希腊史诗来自‘荷马诗篇’序，文艺复兴也是来自苏联大百科全书及其他论文，伊戈尔王子远征记来自‘俄国文学史’上卷，‘虎皮骑士’是俄文版‘虎皮骑士’序，拜伦是来自‘英国文学史’第2卷。
从德方面看，穆木天因评了二级，就不上课，对助教与研究生不管，耽误了一百多人的学业，这是穆木天对教学、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责任感”？
郑以岚、李文林联合发言中也指出，他不仅在讲稿上拿别人的东西，冒充自己的，而且翻译别人文章也写自己的名字。
1954年创刊号文艺学习所发表“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就是1954年05月号译文发表莫罗佐夫的文章。
作为一个教授，这种做学问的态度是很不道德的。
唯恐天下不乱
穆木天在整风期间，为了壮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声势，也极力在群众中污蔑党，他说：
“反党不一定是反革命，高、饶是反党的，但是他们不是反革命，他们反党不一定是反社会主义的。
在农村中发现有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的，而是一窝，因为头儿坏了，发展党员时也找气味相投的，所以一发现问题就是一窝。
师大也是这种家天下的作风，党内有宗派，现在是湖北派当权。
师大领导是不学有术，所谓‘有术’就是有整人之术”。
他还说党员不要只有党性，没有人民性，入了党就脱离了人民。
穆木天就是用这样污蔑党的办法来煽动学生搞“大民主”，来反对党的领导。
中文系四年级学生揭露说，穆木天的这些言论就是要引导学生们去反党。
他还鼓动学生写讽刺诗并提供题材，说什么“百花齐放”以后师大什么花也没有开，只放出一枝桃花。
他还说，师大现在没有民主，指使学生搞“大民主”来扭转局面。
但是，在反右派斗争中，觉悟了的大学生，没有盲目地跟着右派分子走，而勇敢地向右派分子穆木天展开了斗争。
二十年前，穆木天就成为革命的叛徒，转到资产阶级的方向去。
所以鲁迅在那时就称他为“转向”文人。
“转向”文人在去年4、5月间的一次座谈会上又公然说：
“现在共产党员是阻碍进步的东西了”。
有的学生讽刺地说，的确，穆木天的“马列主义”水平高超，高到否定共产党存在的地步。
似乎他早已在思想上远远地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因而二十年前就决然背离了党。
有一位同学评穆木天的叫嚎和一切右派分子一样，像一头垂死的老猫头鹰，从“铁狮子坟的底层”狞恶地低沉地歌唱着死亡的声音。
为右派分子打开了反党的言路
穆木天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借助于章罗联盟的喉舌——储安平所控制的光明日报散播出去。
这在当时被右派分子誉为帮助党整风中向“三害”放了第1炮的猛将。
右派分子陶大镛很欣赏穆木天的反党言论，说“我的呼吁”一文好，有政治意义，并认为他是敢作敢为的英雄。
陶大镛为什么喜欢这些反党言论呢？
任清川同志点破了这个谜。
他说：
“让穆木天把师大党委搞臭，搞垮，这样我陶大镛马上可以以‘民主办校’的招牌去接收”，也有你穆木天一官半职。
许多人还揭发在整风中，穆木天和陶大镛有来往。
两次“民主办校”的座谈会，陶大镛拟的名单中，有穆木天和他的夫人彭慧就证明了这一点。
彭慧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平时作风恶劣，不少人反映她早已不像个共产党员了。
在反右派斗争中，她不但没有站稳党的立场，却堕入右派的泥坑中和她的丈夫穆木天在一起，夫唱妇随地向党发动猖狂的进攻，她泄露党的机密，发表反党言论，恶毒的攻击师大党委，成为右派分子在党内的内应。
广大师生、职工，对这样的党员表示极大的愤怒，对她的反党言行给予有力的揭露和驳斥，并要求党组织加以严肃的处理。

学生中的害群之马
姜卓廉——学生中的右派女头目
本报讯
河南农学院学生会主席姜卓廉在整风开始后，和其他右派分子勾结猖狂向党进攻。
她挥手高喊“十二级大风暴已经来临，战斗开始了”。
姜卓廉利用学生会的名义到处点火，在林学系学生并系问题上，她贴出大字报煽动学生到北京请愿。
她又跑到地质部地质训练班，介绍鸣、放“经验”，唆使学生开大会首先打击党的领导。
她还发动学生去“支援”郑州师专的“鸣放”。
在校内，她又和右派分子曾展森为首的反党小集团勾结在一起，污蔑“农学院的肃反是违法乱纪”。
她利用学生会通过决议成立“肃反调查小组”，宣称这个小组不受党的领导，并要挟党组织让他们查看档案材料，她还召开“控诉大会”，进行反动活动。
学生都擦亮眼睛，与她展开了斗争。
姜卓廉为什么这样痛恨党的领导呢？
原来她出身于三千亩地的大地主家庭，父亲姜文修曾任国民党区长、县参议长、军民合作站站长，摧残压榨过不少劳动人民，在土改中被人民政府镇压了。
她的四叔、五叔都是恶霸地主，在土改时畏罪潜逃。
姜卓廉就是站在维护她家庭利益的反动立场上，向党进攻的。
霍力功和林希翎的瓜葛
本报讯
西北大学历史系学生霍力功，向党向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极其恶毒的攻击。
霍力功说，既然今天工农差别还存在，所以目前中国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
他又捏造了“共产党偏爱工人，刻薄农民”，“工人剥削农民”的鬼话，企图借此挑拨工农关系，破坏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工农联盟。
霍力功叫嚣推翻学生会，选举自己的“领导机构”。
霍力功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他在甘肃靖远县新华书店工作的时候，就违法乱纪。
他原来是青年团员，但在三反中他抗拒运动，压制民主，并且和当地一个反革命分子有来往，虽经组织多次教育无效，结果被逮捕管押了六个月，以后被开除团籍。
这就是霍力功的简要丑史，也是他仇视党的根源所在。
霍力功还得到林希翎的支持。
林希翎在给他的信中说：
她“冒着极大的危险”，偷窃了党内文件给他看，对他研究和探讨问题“有很大帮助”。
现在，霍力功和林希翎这两个右派分子，遭到同样的下场。

许孟雄是一只反共毒蜂
本报讯
曾经污蔑中国人民大学为“教条主义大蜂窝”的教授许孟雄是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急先锋。
人民大学师生员工对他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许孟雄通过对中国人民大学的污蔑要达到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目的。
他说：
“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大蜂窝。
学生是散毒的黄蜂，飞出去不能采蜜，只能刺人散毒。”
他特别攻击四门政治理论课说：
“学校似乎实行长子主义，对四门政治理论课太重视，双倍宠爱。
家兴是长子，家败也是长子，一切问题都决定于这个长子”。
他直接提出取消马列主义的论调，说什么“教英文的用不着马列主义”等等，并且早就在他担负的新闻系国际新闻班的英文课堂上声称要“英文专政”，用“专政”的办法强硬剥夺了同学们学习其他政治理论课的时间，不许学生参加抗议英法侵略埃及的正义游行，甚至连党、团员过组织生活他都要干涉。
许孟雄紧接着“大蜂窝”那支毒箭之后，更集中火力对党、党员、党的政策放出了连珠炮弹。
他诋毁党所领导的五大运动、三大改造。
他还诋毁我们党无能，说：
到处都看见廖化者流在当先锋，他“建议”：
来一个“有能”与“无能”的大检查。
“有能”的人请归队，“无能”的人去学习。
根据以上对党的领导的恶意歪曲，他要求“党员下马”，他说：
“我只喜欢改朝换代，因而对现在的革命没有好感。”
他希望把历史的车轮拉回去。
许孟雄为了推翻党的领导，自我吹嘘是中国英文界的第1把交椅，声称要“把全国的英文教员集中起来，让我来训练”。
可是，他翻译的“暴风骤雨”的底稿几乎每一行都经过修改。
同时，许孟雄又谩骂我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挑拨中苏团结，反对学习苏联。
许孟雄提出了他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人性论”。
他说：
“共产党不近人情，怎能治人？
我希望领导上先懂得人性，再来谈党性。”
许出身于官僚家庭，从小就立志当官，大学时学的是政治，后来在伪中央政治大学当上教授。
抗战胜利后，他又爬入国民党，投靠CC派反动头子之一罗家伦，被委派为国民党反动政府驻马来亚总领事，后又升任驻印度大使馆一等秘书，深得英帝国主义主子赏识，助纣为虐，迫害侨民。
（施大鹏、张允谟、易烈武）

驳“两种知识分子”论
曹述敬
北京师范大学在这次大鸣大放中，放出了许多妖魔鬼怪。
他们在帮助党整风借口下，妖言惑众。
其中右派分子胡明制造这么一种论调，说什么知识分子有两种，一种是误党误国的知识分子，只颂扬不批评，党组织却信任、鼓励、提拔；
另一种是为党为国的知识分子。
党对后一种人很难接近，往往排斥，甚至打击。
他在另一次发言里，又说：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两种知识分子。
五代时有一个号称长乐老的冯道，做了十三个皇帝的臣子，经历了四个朝代，始终荣华富贵。
这是无耻的知识分子的典型。
另一类呢，像文天祥、史可法等，他们是有正义的知识分子的代表。
前一种是误党误国的知识分子。
他们惯于颂扬，他们很听话，这是一种邪恶的知识分子。
后一种知识分子是为党为国的。
他们敢于批评、揭露缺点，是正义的人。
但被带上“打击领导”的罪名，打入冷宫。
胡明这种说法，歪曲事实，举例不伦，当然是完全错误的。
但因他用了“误党误国”和“为党为国”，“邪恶”和“正义”这种似乎是非分明的提法以及举出好坏绝不相同的历史人物来作比喻，是很易于迷惑人的。
这些话的错误和恶毒性往往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所以有分析批判之必要。
首先，胡明把颂扬和批评对立起来，认为只要是谁颂扬党，颂扬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谁就是“误党误国”的“邪恶”的知识分子。
另一方面，谁只要敢于批评，敢于揭露党的缺点，就是“为党为国”的“正义”的知识分子。
这就是说，知识分子只能说党不好，不许说党好；
只许揭露党的缺点，不许颂扬党的功绩；
只许反对党，不许听党的话。
否则，就是“邪恶”和“误党误国”了。
在这里，完全暴露出胡明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鬼把戏。
对于人民的国家，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共产党，我们既需要颂扬，也需要批评。
我们对党的功绩，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绩是完全应该颂扬的。
难道长江大桥、康藏公路、根治黄河，这些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值得歌颂吗？
难道我们北京师大由解放前那样很小的规模，发展为这样大的规模；
由和平门外那块狭小的地方迁到这样广大的全新的校址来，不值得我们高兴吗？
难道这些成绩，不是党领导的结果？
只有右派分子、别有用心的人，才看不见今天的成绩，或看见了而不许别人颂扬，并把这种应有的颂扬说成“阿谀奉承”。
胡明在这里把“颂扬”和“阿谀奉承”混同起来，从而恶毒地诬蔑党喜欢“阿谀奉承”的人；
说“党组织”对这种人“信任、鼓励、提拔”。
这难道是事实吗？
今天，在社会上，在党的周围，的确还有一些受旧社会遗害很深的人，他们想以对党“阿谀奉承”的办法，达到自己可耻的私愿。
但党是怎么对待这样的人呢？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里明白说过：
无产阶级是“鄙视别人对自己无原则的过度的奉承、阿谀和谄媚”的。
他把那些“到处逢迎”，“看人看势说话”，“顺风转舵”的人比作“蝙蝠”，斥为“非驴非马”，“两面三刀”的人。
怎么能说“党组织”对这种人是“信任、鼓励、提拔”呢？
就在我们北京师大要找出这种因“阿谀奉承”党而为党所鄙视的事例，也是不难的。
但我不知道有谁是单靠“阿谀奉承”而受到党的“信任、鼓励”而且被“提拔”了的。
不知胡明说这番话有什么根据。
党员中也许有个别喜欢别人奉承自己的人，这种人的这种思想是应该受到批判的。
但胡明明明说的是“党组织”，而不是说的党内个别的人。
这里，胡明对整个党组织诬蔑，是最清楚不过了。
胡明说，敢于批评的人就是正义的人。
这话也得细加分析。
如果说是善意地对党的工作提出批评，提出意见，那是会受到党的欢迎的。
党一向是把善意提意见的人看作是爱护党的朋友。
对党善意批评的人往往是受到党的重视和尊敬，而不是像胡明所说的那样会受到“打击”。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到处可以找到。
我举一个我切身体会的例子。
在我所属的单位的一位党员同志，是师大党委之一。
她有一次曾约请几位党外的工作人员给她提意见，好几个人都坦率地对她进行了批评。
她不但没有“打击”这些人，反而说应该把这样的小会作为一种制度，定期举行。
可见党委同志们是如何欢迎大家的批评。
前一个时期，为了帮助党整风，师大全校师生员工给党提了很多意见。
党委书记何锡麟同志一再表示，绝大多数意见都是好的，包括一些言词偏激的意见在内。
很多意见已为党所接受，正在据以改进党和学校的工作。
我住的教职员工平房宿舍，现在修了下水道，装了冷布窗，移了不方便的电门。
这都是在整风中提出来的问题，现在解决了。
这不是以事实说明党组织是欢迎大家提意见，欢迎大家批评的吗？
显然胡明追求的并不是这种批评，而是假借“批评”之名，行造谣诽谤之实；
假借“为党为国”之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
胡明的言行就给上述论断作了有力的注解。
善意恶意看来颇难辨别，而却有原则的不同。
北大教授傅鹰、清华教授梁思成，从报上发表的他们的文章看，他们在帮助党整风期间对党提的意见有的是十分尖锐，言词也是极其严峻，甚至尖刻的。
但也没有听说谁“打击”他们，而且也没有被群众或党提出他们是右派分子。
现在大家对右派分子的言行进行批判、驳斥，并不是说那个右派分子给党提的意见多了，批评得太尖锐了。
而是因为他们要从根本上反对党的领导，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事业，他们的言行，已经是罪言罪行了。
他们遭到全国人民的严厉的声斥和打击，是罪有应得的。
善意的批评和反党的罪言罪行的界限是绝不容许模糊的。
以冯道和文天祥、史可法的对比为例来区别邪恶和正义的知识分子，是胡明最阴险的手法。
单说文天祥、史可法，谁不愿学习、效法？
谁说这两位民族英雄不是正义的？
问题在文天祥、史可法是反抗谁，他两人的正气是对谁表现的。
谁都知道他们是为反抗异族侵略而慷慨牺牲，从容就义的。
但胡明在整风中说这番话，是鼓动知识界向谁表现这种正义呢？
是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吗？
不是的。
胡明在歪风正盛的时候，说这样的话，明明是煽惑知识界守国民党之节，向党进攻。
还在精神上以为自己在做文天祥、史可法，这是多么可悲可痛啊！
胡明的手段又是多么毒辣啊！
冯道这个长乐老当然不好，没有气节。
但旧知识分子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为资产阶级服务，解放以后，经过学习、改造，愿意老老实实地在人民的时代，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出一把力，这有什么不好？
党是欢迎一切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的。
党对旧知识分子是抱着“与其进也”，“既往不咎”的态度。
我虽然并不算老，但我承认在旧社会当教师教书，充满资产阶级思想，替资产阶级服务，实际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是为国民党统治的社会帮了忙的。
解放后，经过学习，受到社会生活的教育，认识了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我愿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路，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永远跟工农一条心，我觉得这是光荣的，这是我的进步。
右派分子胡明拿冯道来诬蔑我们从旧社会来的旧知识分子，视跟着党走的知识分子无耻，其反动立场和用心之毒是显而易见的，在这里暴露了的不是别人正是胡明自己。
他嘴里咀嚼着马列主义词句，身上披着马列主义外衣，而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对党却表示深仇大恨。
所以无耻的不是别人，正是胡明自己。
胡明把一部分旧知识分子，特别是把年岁大，经历比较多的旧知识分子解放后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比作是冯道，是阴谋阻止这些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阻止他们继续前进，是要他们不要跟着共产党走，不要向人民靠拢，坚持解放以前的立场。
这是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这是对愿意接受改造而未完成改造的知识分子的阴谋陷害。
我们必须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