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宴科伦坡市政议会代表团
新华社30日讯
北京市市长彭真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以科伦坡市长苏加塔达萨为首的科伦坡市政议会访华友好代表团。
彭真市长在宴会上讲话，热烈欢迎锡兰贵宾。
他说，中锡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友谊。
远自公元一世纪起，我们两国就开始了经济、文化的接触。
不久前，我们两国又建立了外交关系，互派了大使，我们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正在日益加强。
彭真最后表示相信北京和科伦坡两个城市人民的友谊与了解，将会随着不断的相互交往而日益加深，同时也将有助于加强和发展中锡两国人民的友谊。
苏加塔达萨市长在讲话开始时，首先转达了锡兰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并且对他们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和招待表示真诚的感谢。
他说，中国和锡兰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是对两国都有利的。
他深信中锡两国的友谊正在日益增进，代表团的这次访问，将促进两国的团结、友好和合作。
他希望中锡两国之间的相互访问日益增加，以更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增进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冯基平、程宏毅、贾庭三、乐松生，政协北京市委员会主席刘仁，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李晨，以及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负责人。
在宴会以前，彭真市长接见了代表团全体人员。
接见时，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也在座。

志愿军战斗力不断加强
本报讯
朝鲜停战后，志愿军在随时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的方针下，紧张地进行了正规训练，四年来，成绩突飞猛进，战斗力不断加强。
1955年以前，志愿军射击训练成绩尚有半数以上单位总评不及格。
去年各单位射击训练成绩大都达到良好以上，今年实施步兵武器基本射击第1、二练习的师、团，成绩都是优秀或良好。
各兵种、各特业部（分）队的专业技术训练，同样获得了比较明显的成绩。
去年应邀参加全国炮兵连长射击竞赛的志愿军代表100％及格，总成绩是第2名；
在全国炮兵连战术、射击竞赛中，志愿军37高炮获得第1名。
1954年全国装甲兵乘员竞赛时，志愿军还屈居末位，但去年竞赛时，就一跃而为全国第1名。
现在，各特种兵、各特业部（分）队都初步掌握了各种复杂技术，并能紧密地配合步兵部队进行现代化作战了。
志愿军广大官兵积极响应了党所提出的“向军事科学技术进军”的号召，去年一年就出现了优等射手、技术能手和先进工作者六万四千二百零八名，其中优等射手三万四千九百三十九名，技术能手二万三千六百三十一名，先进工作者五千六百三十八名。
在正规训练中，志愿军各部队都开始重视把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经验，有分析、有研究地运用到训练中去，使训练内容更加切合实战要求。
近年来，各部队都加强了夜间训练和山地攻防训练，注意运用过去作战中的宝贵经验，大大提高了基层指挥员在特种地形、条件下组织指挥战斗的能力，锻炼了士兵在夜间作战的协同动作，使没有实战经验的新同志逐渐习惯了夜间行动。
美国侵略军和李承晚集团从朝鲜停战以来，不断地破坏停战协定，进行着一连串的阴谋活动。
因此，志愿军的训练始终是和战备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守卫在一线和各要点的部队，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他们把阵地变成课堂或教练场，一有情况就能立即投入战斗。
保卫某江桥的高射炮部队，他们每天早晨都照例进行战备检查，平时能够在几十秒钟以内转入一级战斗准备。

早稻比去年多收十二亿斤
江西、湖北、湖南受旱地区普降喜雨
本报讯
根据农业部的初步估计，今年全国早稻的总产量可以达到三百九十六亿多斤，比丰收的1956年增加十二亿斤左右；
早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可以达到三百三十斤左右，比丰收的1956年每亩提高二十斤左右。
今年许多省都调整了早稻播种面积。
江苏、安徽、福建、湖南和广西等五省，由于把部分双季稻恢复为单季稻，早稻的播种面积比去年减少，虽然这些省份的早稻单位产量有所增加，但是总产量没有达到去年的水平，比去年减少了十九亿多斤。
浙江、湖北、江西、广东和四川五省，由于扩大了早稻的播种面积和贯彻执行了各种技术措施，总产量都比去年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五个省一共比去年增产了三十一亿九千多万斤。
四川省虽然今年春天气温较低，早稻生长发育缓慢，但是由于普遍采用了“南特号”良种，推行了早栽、密植、浅水灌溉和重施底肥等先进经验，因此早稻普遍丰收，光是这个省就比去年增产稻谷十九亿斤左右，总产量达到四十七亿八千多万斤。
　（胡）
新华社30日讯
江西、湖北和湖南省受旱地区普降喜雨。
26日到28日，江西省上饶、九江专区降雨在五十公厘以上，受旱较重的吉安、南昌和抚州专区也下了二十多公厘雨。
湖北省从29日起普降喜雨，旱象较严重的黄冈、荆州、孝感三个专区旱象已基本解除，30日小雨仍时断时续。
湖南北半部和湘西南各地最近先后落雨，常德专区和黔阳专区北部、湘潭专区东北部以及湘西苗族自治州一带，降雨量在五十到一百四十三公厘。
在这场雨以前，江西省各地已有四、五十天未下雨，呈现程度不同的旱象。
湖北和湖南两省部分地区久未下雨，旱象都很严重。
这场雨后，江西农民正抓紧雨后蓄水、保水，并抢收早稻，种植晚稻、晚大豆、番薯和芝麻等杂粮作物。
湖北各地已经抽穗的中稻可以保证丰收，正在赶插的二季晚稻有了充足的插秧水，一季晚粳也有满田水。
棉田得这场饱雨，棉花生长将更旺盛。
湖南省目前部分地区旱象已经解除或好转，还有些地区仍在再接再厉地与旱灾展开斗争。

爱国的天主教徒反击内部右派分子
不许梵蒂冈教廷干涉我国内政
据新华社30日讯
中国天主教内的右派分子，同社会上其他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样，利用最近举行的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预备会的机会，秘密串连，散布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老调。
他们攻击天主教徒的反帝爱国运动，公开为梵蒂冈的反动政策和干涉我国内政的种种罪行辩护。
右派分子的这种反动的言论和行动，遭到了爱国的天主教徒的坚决驳斥，右派分子现在已经陷于孤立。
经过对右派分子的批判，教徒们提出要坚决和梵蒂冈划清政治上的敌我界限，割断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联系，在爱国爱教一致的基础上办好中国天主教会。
这次预备会从6月17日开始到7月13日共进行了二十七天。
参加这个会议的，有来自全国一百多个教区的总主教、主教、神甫和教徒等二百四十一人。
教会内部形形色色的右派谬论妄图为梵蒂冈反动面目辩护
在预备会议初期，当绝大多数代表提出要和梵蒂冈划清政治界限的时候，四川省南充教区主教王文成反对代表们揭露梵蒂冈的反动政治面目，说这是“挖天主教会的命根根”。
对于因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和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而遭到梵蒂冈处罚的神职人员，他说“有罚就有效”，要“无条件服从”。
河北省献县教区主教赵振声公开提出教徒“爱教就是爱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自愿”，“成立爱国会要经梵蒂冈批准”。
赵振声甚至把一贯敌视新中国的梵蒂冈说成是“爱中国的”，把它在政治上热心追随美帝国主义的政策说成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是保卫世界和平的”。
在讨论中间，许多代表认为天主教徒与共产党的宇宙观不同，但在政治上热爱祖国和建设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是一致的。
然而，浙江省杭州神甫王克谦却挑拨教徒和共产党的关系，他说：
“天主教主张私有制，这是人的秉性，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是取消私有制的”，他强调这是个“根本问题”，实际上是表示不能拥护社会主义。
北京神甫尉宝山引用教会“法典”为罪恶多端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辩护，反对教徒揭露和控诉他们的罪行。
并且威胁说：
“即令教友们知道他们的罪行，也不能向政府揭发和控诉，否则就是犯了大罪，应当受教会的绝罚”。
上海教徒朱孔嘉还公开为龚品梅等反革命分子辩护说：
“龚主教不让教友参加土地改革，不让教友参加抗美援朝，不让教友靠近政府，是为了使教友不受无神论的影响，其动机和立场都是好的，政府若不释放他们，如何能搞好和天主教会的团结呢？”
他强调“要团结这就是关键”。
代表们就神职人员和教徒参加爱国活动是否有罪，梵蒂冈处罚爱国的中国神职人员是否有效，以及应不应该接受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约有一百七八十位代表发表了意见。
他们一致指出，爱国是正义行为，不仅无罪，而且有功。
他们坚决斥责梵蒂冈无理开除爱国的中国神职人员教籍的作法，认为这实质上是干涉我国内政。
大家坚决表示，对梵蒂冈这种作法一概置之不理。
爱国的教徒要站稳立场，拒绝接受梵蒂冈的实质上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命令
在讨论中，代表们对下列问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他们说，梵蒂冈是为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服务的，它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对来自梵蒂冈的命令我们要分清是政治的，还是宗教的，对以宗教形式出现而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的那些命令，我们不能接受。
他们还引用教规教义说明对梵蒂冈打击爱国神职人员的处分应置之不理。
他们说：
“无罪没有罚。
罚的目的是惩恶扬善，爱国是美德就不应受罚。”
他们还说：
“教会处罚只限于宗教范围，中国天主教徒政治上的活动，梵蒂冈无权过问，即使处分了也是无效的。”
上海天主教友爱国会副主任、上海第2医学院副院长杨士达说，我们反对在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反对梵蒂冈在政治上敌视新中国。
他说，爱国是天职，不能说因为梵蒂冈反对我们的国家，我们就不尽天职了。
任何人反对我们的国家，我们都要反对。
也不能说因为反对我们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是天主教徒，我们就不能反对他们了。
他说，梵蒂冈有他的政治立场，在政治上它是跟美帝国主义走的，它承认台湾，敌视新中国，我们反对它的这种立场，是完全有理由的。
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是阴谋破坏新中国的，我们反对他们，也正是一种正义的行动。
杨士达又说，爱国是政治上的事情，根本不属于“法典”管辖的范围，“法典”本身根本不能约束和干涉我们的爱国运动。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不是“法典”那条适合不适合，而是与“法典”根本无关。
最后，杨士达说，因爱国而受到神权上的处分，应该不应该接受呢？
我们的回答是：
坚决不接受。
代表们还一致斥责了梵蒂冈在第2次世界大战前勾结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第2次世界大战后，又勾结美帝国主义，一贯地反苏反共反对人民民主国家的活动。
南京市天主教友爱国会主任孙持方说，全国解放前，梵蒂冈驻蒋介石政府的公使黎培里代表梵蒂冈教廷，积极煽动和组织教友支持蒋介石的反人民内战。
全国解放以后，黎培里派遣为美国政府间谍机关服务的意大利籍传教士马迪懦作他的驻北京代表。
马迪懦在北京以宗教职业为掩护，进行反革命间谍活动，为黎培里搜集了许多军事情报。
黎培里并数次向中国天主教会发布敌视人民政府的命令和指示，不准中国天主教徒参加爱国运动，不许阅读共产党出版的书籍和报刊，并以“摘神权”、“开除教籍”等手段，威胁天主教中的一些有爱国心的守法的主教、神甫和教徒。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教徒爱国爱教的方向
会上，十名主教、四名宗座总理、五十八名代理主教、副主教、八十一名神甫和八十四名教徒还揭发了在全国解放后隐藏在北京的芮歌尼、广东的福尔德、湖南的欧克澜、上海的翟光华、才尔孟、田望霖，以及隐藏在遣使会的梅占元、郎树望、戴安德等外国传教士披着宗教外衣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的罪行。
有的右派分子曾说，“天主教人不过问政治，不管蒋大总统政权也好，毛主席政权也好，只要保护宗教自由，我们都拥护”。
代表们坚决驳斥了这种谬论。
南昌市天主教友爱国会主任杨泓根据历史事实，说明没有一个政府和党派像共产党这样真正的执行着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他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有我们的代表，我们有充分的机会来陈述自己的意见，反映问题。
人民政府对宗教一贯采取了保护政策，并且设立了专门处理和解决宗教事务的机构。
可是在国民党时期，神职人员和教友受污辱的事却时有所闻。
就以我们南昌教区丰城县天主堂为例，国民党军官因强占天主教女教员未遂，便放火烧毁天主堂财产，封闭教堂，使大多数教友从此不敢进教堂。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南昌教区神职人员遭日寇杀害，许多栋教堂及房屋被焚毁，这怎么能说什么党派或什么政府领导我们都可以呢？
因此，代表们在发言都强调说，天主教徒爱国，不是爱蒋介石反动集团，而是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因为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建设方面搞得非常好，社会道德风尚也焕然一新，宗教信仰的自由受到人民政府的保护，这一切都值得我们热爱。
他们还说：
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消灭剥削和贫困，促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灭罪恶现象，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这些和天主教圣教会教义主张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我们三百万教徒爱国爱教的方向。
龚品梅反动集团活动超出宗教范围
在天主教会内进行肃反是完全必要的
不少代表在讲话中，还用具体事实说明在天主教内进行肃反是完全必要的，驳斥了右派分子所说的“在天主教内进行肃反是借题发挥，打击教会”的谬论。
天津神甫张济众以亲身参加天津市肃反视察工作中所看到的事实向大会介绍说，在视察中我着重视察了有关天主教徒的反革命案件，事实证明他们都犯有很大的罪行。
如神甫刘益民，曾组织“公教青年报国团”，天津解放前夕，他率领反动军队与解放军顽抗。
可是政府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仍然给予了宽大处理，在狱中还允许他每天按时念“日课”。
上海教徒顾梅青针对朱孔嘉的谬论列举了龚品梅在上海的反革命罪行，他说：
“龚品梅这个反革命集团是早已存在的，上海解放后，他们实际上听命于帝国主义，执行着敌视人民政府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各种阴谋活动。
这个反动集团的活动，完全超出了宗教范围，违犯了国家宪法，它是彻头彻尾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集团。”
经过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反复进行争辩以后，王文成、赵振声、尉宝山、朱孔嘉和王克谦等人，都词穷理屈，在非常孤立的情况下承认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是错误的，没有根据的。
他们并同意了其他代表的意见，表示中国天主教徒要真正实现爱国爱教的天职，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拥护共产党领导，同梵蒂冈割断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关系。
中国天主教必须由中国教徒自办，梵蒂冈不得任意干涉。
在辩论中，许多主教、代主教、神甫和教徒都提出：
“凡是来自梵蒂冈的一切通谕、命令等等，都要加以分析，不能盲目从命”。
他们还说：
“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教会的前途，中国天主教徒要在爱国爱教基础上加强团结，办好自己的教会”。
他们还对中国天主教徒自办教会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

经过反右派斗争中的考验
北大毕业生进行政治鉴定
本报讯
按照国务院的规定，今后历届高等学校毕业生在分配工作以前，都要进行一次政治鉴定（政治审查）。
北京大学正在进行今年毕业生的政治鉴定工作。
今年毕业生政治鉴定的内容，主要就是总结每人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的表现。
对每人在这次斗争中的言论、行动及对各个问题的看法等方面进行一次审查、鉴定的方法，首先是由每人以认真负责、忠诚老实的态度写自己的检查，然后在小组会上开展批评，讨论通过，最后由系领导审查，签注意见。
这项鉴定，将作为正式的档案材料。
为了帮助毕业生做好政治鉴定和动员毕业生准备服从国家统一分配，北京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委员会还召开了全校毕业生大会，毕业生分配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马适安副校长向同学作了报告。
马适安副校长在谈到为什么要做政治鉴定时说，我们国家培养干部和使用干部的标准，都是要注意到德、才两个方面。
右派分子在向党进攻时曾提出不要政治条件以便他们混水摸鱼。
但我们为了搞社会主义建设，就丝毫也不能忽视干部的政治条件。
他说：
我们决不能让一个在政治上有严重问题的人，在工作岗位上担任他所不应当担任的工作。
他指出，这次反右派斗争是几年来同学们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一次考验。
有的人尽管平常政治课考试得了五分，但在这次实际考验中，却考了零分或不及格，这就需要进行一次审查。
他要求每人都以对国家负责的态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地对待这次政治鉴定工作。
他特别号召政治上曾经犯了错误的人应当老老实实地进行检查，不应该有丝毫的隐瞒。
他强调说，如果在对这次政治鉴定中还不老实，那就又犯了一次政治性的错误。
（奎曾）

解放军勤俭练兵
本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在训练中发扬了勤俭朴素的光荣传统，贯彻了勤俭练兵的方针，获得显著成绩。
“一寸光阴一寸金”。
如何充分利用时间，尽快地把我军训练成为一支现代化的优良的革命军队，这是全军上下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
空军、海军在这一方面进行了特别巨大的工作。
去年一年，空军部队每个飞行员在每个飞行日的实际飞行时间比1955年增加了十二分钟到十七分钟。
2736部队二支部的飞行员平均增加了三十四分钟。
今年在提高飞行日利用率方面又有了新的进展。
地勤人员的在场时间从去年的十一小时至十四小时缩短到九至十一小时。
海军部队今年在提高时间利用率方面也获得显著成绩。
有些舰艇注意到执行勤务和训练相结合。
311号舰今年03月中旬到4月初，执行了十八天的运输任务。
他们在执行勤务期间争取了六十八个训练小时。
这样就能节省一些正规的训练时间。
我国人多，已耕地少，因此在设置训练场地方面，各部队都设法尽量少占用农田，充分使用训练场地。
0064部队今年原计划预购六千五百二十一亩农田作为训练场地。
后来本着勤俭练兵精神，经过仔细研究，首长亲自勘察，最后决定只征购二十六点四五亩农田，尽量利用荒山、河滩。
这个数字只相当于原来计划征购亩数的二百四十六分之一。
在部队训练中，特别是海、空军部队的训练，需要消耗的油料和器材数量很大。
一艘两千吨的战斗舰在海上航行一小时大约消耗油料六吨，一架轰炸机飞一次轰炸科目，投上三颗五十公斤的炸弹，单是油料和炸弹就值一千元上下。
因此海军、空军部队特别注意节约油料、器材。
空军部队去年在减少飞机发动机地面工作时间方面获得巨大成绩，节约了油料六千八百八十多吨，节省的飞机发动机工作小时等于全新发动机三十六台。
两项节约共值五百五十五万元。
海军舰艇也很注意节约油料器材。
307号舰在航行中采取使用经济航速，在一次一百三十浬的航行中，就节约油料两千二百多公斤。
某舰1956年比1955年多航行了七千多浬，却少用了一百八十多万公斤油，折合人民币七十二万元。
贯彻勤俭练兵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全体官兵动脑筋想办法，对训练工作和训练的器材设备，提出合理化建议，进行发明创造。
全军除步兵以外，从1951年到1956年，据极不完全统计，比较重要的发明创造、合理化建议就有十四万一千七百多件。
这些合理化建议、发明创造为国家节约了大批的资财，克服了训练物资不足的困难，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教学效果。
通信兵傅常乐同志改用了三路线载波机的终端增音器，代替几路载波机，可以节省十部机器，合计二十五万元。
还可以节省二十四万元的租用民用电路费。
化学兵在去年利用废品改造了十一万四千多件防毒面具，基本上解决了训练中防毒器材不够的困难。
为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各部队到1955年底止，99％以上的团单位都建立了合理化建议委员会。
几百个连的单位成立了技术研究小组。
（附图片）
战士们在练兵中充分发挥了勇敢与智慧，以最快速度通过壕堑
陆平摄

铁道兵修铁路功劳大
据新华社28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在祖国铁道建设中作出了许多光荣的贡献。
铁道兵部队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曾跟随各路解放大军在各个主要战场上抢修铁路，支援前线我军作战。
解放战争最后两年内，由铁道兵部队抢修通车的铁路达到一千六百二十多公里，桥梁有九百七十六座。
在解放战争胜利后的一年内，他们又在京汉路、粤汉路、陇海路、浙赣路、同蒲路等几条主要干线的永久复旧工程中，修复了桥梁二百六十七座，线路一百四十六公里，使铁路运输逐渐地恢复了正常状态。
同时，他们还担负了部分新建工程。
其中重要的工程有来（宾）睦（南关）铁路的建筑工程和大、小兴安岭地区的两条森林铁路工程。
随着我国第1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实施，铁道兵部队也以空前的建设热情积极地参加了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工程。
其中有黎湛铁路的建设工程、鹰厦铁路的建筑工程和目前正在紧张施工的包兰铁路工程。
在第1个五年计划铁路建设项目中，他们还担负了滇越铁路的碧（色寨）河（口）段、湘桂黔铁路的金（城江）都（匀）段新建工程，福建的南（平）福（州）线，汉水铁桥、邕江大桥和武汉枢纽站等项新建工程。
总计从1954年以来，铁道兵担任或与其他单位合作的重要铁路建设项目已近二十项，到1957年05月底为止，累计已铺轨一千五百三十四公里四百八十二公尺。

香港英国当局又强拆民房
据新华社香港29日电
香港英国当局今天又派出一百多名武装警察，强拆九龙竹园联合乡西二段的民房。
这是香港英国当局实施强拆九龙启德机场以北十乡民房计划的第1期第2批拆迁地段。
在6月25日第1批民房被强迫拆毁后，“九龙十三乡联合支援竹园村民会”曾一再要求同香港英国当局谈判，给乡民合理的赔偿和安置。
但是，今天被拆毁的民房和上一批被拆的民房一样，都没有得到香港英国当局的适当赔偿。

人民的子弟兵永远忠于人民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黄炎培
历史的回忆往往是令人振奋的。
三十年前，在国民党背信弃义，实行无耻的反革命政变之后，全国一片阴霾，霎时天昏地暗。
但是，英勇的中国共产党员和中国革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08月01日，由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诸同志率众三万，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从此，中国人民创造了自己的武装——工农红军；
从此，中国人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镰刀、斧头的红旗在井冈山上迎风飘扬。
三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从无到有，由小而大，转弱为强，经历两次革命的烈火锻炼，蔚为今日一支既有马列主义思想武装，又有现代技术装备和高度技术水平的诸兵种会同作战的军队，巍巍然不可摇撼的巨大力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智勇双全，允文允武，既善于作战，又是生产、建设能手的圣军，古今中外，能有几个跟它匹敌！
从1930年底到1933年02月，国民党军队曾向工农红军四次大围攻，红军在四次反围攻中都获全胜，队伍也随之而发展、壮大。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退出江西根据地，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可歌可泣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敌人的轰炸和追迫下，战士们越高山，涉草地，突破了乌江天险，飞夺了泸定大桥，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陕北根据地。
全面抗战后，它又在强敌压境，国民党军队层层封锁和全面进攻，以及毫无外援的险境和劣势下，从战争中学会了游击和运动战术，驱逐了日本侵略军，开辟了革命根据地，在解放战争中，它更北征南剿，从关外的白山黑水打到海南岛的椰子林，击溃了在六十亿美援“喂养”下的八百万国民党军队。
在抗美援朝中，它的优秀健儿，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把美国侵略军赶回三八线，打乱了美帝的侵略进程表，造成了美国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惨败。
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在长期的、激烈的战斗中，善于利用时间和空间，从事工农业生产，不但减轻了人民负担，而且增强了官兵的劳动观点和纪律性，从而改善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成为一个优良的传统。
解放后，它更响应党的号召，投入大规模的生产洪流，协助农民春耕，秋收。
在多次水灾中，解放军战士除了解衣推食，不让有一个人冻饿外，更奋不顾身，站在防汛的最前列，在河南的黄泛区和武汉的张公堤上，他们甚至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
此外，他们更是修堤架桥和筑路的能手，河水为他们让路，高山向他们低头。
他们做了人定胜天的活榜样。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
战士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女，他们与广大人民共命运，同呼吸，血肉相连。
在党的教育下，他们更能够在自觉的纪律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效劳、尽忠。
他们明白，为人民而战是他们神圣的责任和无上的光荣。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民主的军队。
战士们在旧社会里遭迫害，受剥削，每一个人都有诉不尽的衷肠。
可是，一到了人民解放军的大家庭里，在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光辉沐浴下，他们开始感受到人的尊严和价值，他们人人有平等的人格。
他们不是那一个人的雇佣兵，他们是国家的干城，社会的桥梁。
他们有向上级批评工作缺点，建议作战方法的自由，也有对上级命令服从的义务。
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兵一致和友我一致，它是一支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实行高度集中的军队。
民主与集中的结合，领导与群众的结合，是这支军队坚定不移的工作路线，并使它发挥无比强大的力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正义的军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座大洪炉，战士们经过千锤百炼，阶级觉悟空前提高，更转而激励他们为解放中国人民和保卫世界和平而战。
这个神圣的任务使他们在任何严酷的考验面前，正义磅礴，凝结得像钢铁般坚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掌上明珠，在它的照耀下，任何魅魑魍魉都将无所遁形；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手中武器，在它的反击下，任何牛鬼蛇神都将粉身碎骨。
右派先生们！
我严正地警告你们：
人民是大树，你们是蜉蝣，蜉蝣怎么能够把大树摇撼。
有了人民解放军，有了广大的工农群众，还怕你们造反。
你们唯一的生路就是：
投降。
谁不投降，就自取灭亡！
智勇双全的人民的子弟兵！
我向你们欢呼！
我向你们致敬！

党的领导是我军胜利的决定因素
07月30日解放军报社论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革命的狂风暴雨中，经历了伟大而光荣的三十年。
我军三十年的斗争经验一再证明，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劣势的装备战胜强大的国内外的敌人，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离开了党的正确领导，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有我们这支武装部队的胜利。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叫嚣什么“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无非是暴露了他们妄图反对我国社会主义和恢复资本主义的阴谋诡计而已。
我们知道：
远在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我们党就开始参加和领导了武装斗争。
当时党处于幼年时期，经验还不足。
正当革命的紧急关头，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蒋介石国民党发动一个反革命政变，就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烈火扑灭下去了。
后来，我们党迅速地纠正了这个错误路线，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特点，确定了以武装斗争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的正确路线，制定了首先实行农村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方针。
根据这个方针路线，党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立即在南方数省组织了武装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并且制定了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战略战术和政治工作制度。
当时条件虽然极为艰苦，敌人的进攻异常频繁，但是我们仍然坚持下来了，接连打垮了敌人的军事进攻，发展和壮大了革命力量。
可是正当革命向前发展的时候，党内被以王明、博古为首的
“左”倾机会主义所统治，他们实行的错误路线使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力量遭到严重的损失，直到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才坚决批判和纠正了这种“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地位。
从此以后，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之下，执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所以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武装力量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
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和四年的解放战争，党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运用这支人民武装力量，最后战胜了侵入我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战胜了八百万国民党反革命军队，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
在这个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党又领导全国人民用和平的方法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在全国革命胜利以后，党领导着我军执行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积极准备解放台湾的光荣任务。
为了有效地执行这个任务，我军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并结合苏联军队建设的经验，进行了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工作。
经过几年的正规建设和正规训练，我军官兵的军事技术、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部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也大大增强了。
特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更是大为丰富了我军战胜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帝国主义军队的作战经验。
现在，我军不但有强大的陆军，而且有坚强的空军和海军。
此外，由于我军在近几年来积极参加和支援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在我军内部又进行了几次政治思想改造运动，这样就使得我军在政治上思想上得到很大的锻炼和提高，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受到不断的批判和纠正。
这一切都充分地说明：
我军在战胜国外强大的敌人和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和成就，是和党的正确领导完全分不开的。
右派分子妄图“削弱”和“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的阴谋，已经被我军三十年的历史事实击得粉碎！
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为了执行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保卫祖国和防御帝国主义的任务，我们除了继续进行现代化建设以外，更重要的是，对全军广大官兵进行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坚定每个军人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服务的坚强信念，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完成的，而且是采用的和平改造方法。
我国的经济基础虽然迅速地改变了，但是人们的思想意识还没有完全随之改变。
目前的反右派斗争正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在政治上、思想上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
因此，必须对全军人员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思想改造工作，使他们在社会变革的大风浪中能够站稳立场，明辨是非，坚定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必须更好地组织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
这种学习必须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必须努力学习党的政策决议和毛主席的著作。
反对那种只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才算理论，而把党的政策决议和毛主席的著作当作“时事政策”的错误作法。
我们应当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学习。
因为党的政策决议和毛主席的著作都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所以我们应该认真地学习。
我们必须看到：
社会主义革命是要涉及到全国人民的思想和生活的。
由于阶级立场和政治觉悟的不同，党的各种政策也常常在每个人的脑子里起着不同的反应。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制度，这一点我们已经基本上做到了；
而且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否则，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没有希望。
可是这种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是比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更加复杂、更加艰巨的任务。
因此，每个革命军人不仅要经得起战争的考验，而且还要经得起社会主义革命的考验。
在这个革命斗争中，我们应当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立场，忠实地执行党的政策决议。
目前，部队中存在的对于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工农生活水平和肃反等等问题的一些错误观点和糊涂思想，干部思想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以及工作作风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都应当进行严肃的批判和纠正。
应当明确认识：
提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是我军当前重要的任务。
只有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才会做得真正有成效。
为了加强全军的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在部队中，首先是在党内造成一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风气，反对那种只愿听到表扬，不愿听到批评，特别是不愿听到来自下级和士兵的批评的现象。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推动我们政治上思想上前进的重要动力。
人们要天天洗脸，才能保持清洁卫生；
武器要经常擦拭，才能保持战斗准备；
我们要经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及时地纠正错误。
我们的批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是为了帮助同志进步而不是恶意的攻击；
是为了巩固我们的纪律而不是削弱纪律，是为了增强我军的团结而不是妨碍团结。
右派分子妄图利用“批评”这个武器来向我们进攻，目的是为了削弱我们党的领导和军队的纪律，破坏我们的团结。
对这种所谓“批评”，我们必须坚决加以反击。
而对于一切善意的批评，凡是正确的、合理的部分，都应该接受，并且根据这些意见来改正我们思想上工作上的错误；
对错误的批评，不合理的意见，或者意见是合理的、但是暂时做不到的，我们也应该进行耐心的解释。
我军三十年的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
党的正确领导是我军胜利的决定因素。
今后，我军所担负的任务仍然是繁重的，艰巨的。
因此，必须继续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全军官兵的社会主义教育，使我军政治上思想上更加坚强和团结，军队内部、军队与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无间，全军学习现代化军事科学技术的积极性更高，从而使我们更有力量、更有信心地去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光荣的历史任务。

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看齐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
郭沫若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三十周年了。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创造的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
中国人民能够从惨痛的被人奴役的命运中解放出来，挖断了封建主义的老根，粉碎了殖民主义的锁链，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主要就是靠着这支军队。
这是一支革命大军、国防大军，而同时又是一支生产大军、文化大军。
这支大军的发展史是一部史无先例的革命史。
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过了革命斗争的烈火锻炼，已经成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亚洲和平、保卫世界和平的雄厚力量。
这支军队在党的领导下是不断接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训练的。
它不是单纯的军队，而是人民的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军队，为人民求解放、为祖国谋独立的军队。
人民解放了，祖国独立了，它不仅日日夜夜在保障人民的安全、捍卫祖国的边疆，而且经常在从事生产建设和文教建设。
我们请想想，解放以来八年间多少生产建设事业是由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们所完成的！
他们修建了多少铁路、公路、桥梁和工厂？
他们开垦了多少农田、兴建了多少水利、生产了多少食粮，抢救了多少灾民？
人民解放军是一座极其宏大的综合大学，战士们在这里是学会了多少宝贵的知识呀！
革命经验、军事技术、生产技术、各种科学、艺术、文化、教育的知识！
战士们学会了这些知识，发挥了解放人民、保卫人民的作用，并教育了人民。
我们应该明确地认识到：
三十年来的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们同时是人民的老师，他们在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技育各方面树立了楷模，把他们的教养向全中国传播了。
他们是在潜移默化之中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
人民解放军是一座极其宏大的炼钢炉。
这座炼钢炉具有高度的政治技术，原始的矿石乃至废铁，一投进这座炼钢炉里，便很快被熔炼成为钢铁。
我们知道：
战士们并不都是来自工人阶级，其中有很多是农民，还有不少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在革命斗争期间，更有不少是从反革命阵营里过来的人，这些人一经投诚或起义，很快就转化为革命的战士。
这些当然是惊人的奇迹。
为什么能产生这样的奇迹呢？
事实告诉我们，就是由于这支大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是经常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宗旨，就是要以工人阶级先锋队为领导，解放人民，解放人民的生产力，在全民所有制之下，不断提高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使人民在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享受着不断提高的幸福。
这样的主义是大公无私的。
以这样的主义为领导思想的党、为这样的党所领导的军队同样是大公无私的。
投入了这样的党和这样的军队里，自然便会受到应有的锻炼而成为大公无私的人。
当然，也可能有少数例外。
任何炼钢炉总不免要倾除出一些渣滓的。
一个人如果大公无私，那就可以成为钢铁战士，在革命斗争中出生入死、百折不挠。
由几百万这样的钢铁战士所组成的军队，难道还不能产生出革命的奇迹吗？
只要是有眼睛、有良知的人，连敌人也可以看到：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人类近代史上的一项很伟大的历史事件，它的重要性和苏联社会主义10月革命的胜利是难兄难弟。
八年来中国社会的面貌是改变了，而且正在继续改变着，中国人民的性格也在改变着。
中国社会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
百年来我们的先人们不断地追求、而且不断地采取了流血的手段来追求而却求之不得的理想，在党的领导下，短短的期间，并在和平过渡的状态下，被实现了。
一百年来的历史任务被超额完成了。
这谁能说不是奇迹？
随着旧中国被沦陷为半殖民地，中国人民被人凌辱了几十年。
外国人骂我们是“东亚病夫”，是“劣等民族”，我们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我写到这里，眼泪还鼓胀着我的眼睛发痛。
这惨痛，在今天的青少年知道得很不深刻，但在我们这一辈六十前后的人是不能那么健忘的。
但是仅仅几年，今天的
“东亚病夫”、“劣等民族”是怎样了？
当然，我们一点也不应该骄傲自满，永远也不应该骄傲自满；
倒应该不要忘记我们以前受过的痛苦，更不要忘记我们的台湾同胞和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还在受着同样的痛苦。
但是，受尽侮辱的中国人民，几年之间是抬起头来了。
这谁能说不是奇迹？
解放了的人民，解放了的人民生产力，是要产生出惊人的奇迹的。
何况我们还是六亿人口的民族！
这样大的生产力量被解放了出来，而且还在发生链锁作用，这决不是原子核解放出的力量所能比拟的。
使这些奇迹产生了出来，我们不能不感谢中国共产党，不能不感谢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
我们要巩固我们的革命成果，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今后就必须更进一步紧密地靠拢党、坚决接受党的领导；
就必须更进一步爱护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向人民解放军学习——学习我们的钢铁战士们在党的领导下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锻炼，那样地既有谨严的纪律、又有舒畅的自由，既有统一的意志、又有活泼的个性发展，既有高度的集中、又有广泛的民主。
我们中国目前有约五百万人的知识分子。
假使这一支队伍也能够有人民解放军那样的精神，那在文教建设上和生产建设上是会要发挥多么大的力量呵！
但是，遗憾得很，我们这支知识分子大军组织得却特别差。
我们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比较起来自然比不上，甚至连和工商界比较起来似乎都要落后。
我这样说并不是信口开河。
请看这次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蠢动吧。
工商界中当然也有右派分子，然而在右派分子中知识分子却占绝大多数，而且多是一些巨头和骨干。
这就值得我们加以深刻的自省了。
我们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是受了几年的社会主义教育的，然而我们体会得很不够。
我们受旧式教育的遗毒太深，我们的精神还被旧式的思想意识所充塞着，新的教育影响一下不容易钻进来。
我们有好些人的精神，认真说，还是有待解放的“台湾”。
这样的人在要求无条件的自由、无限制的个人利益、绝对的民主。
这样的人，一有机会便从事蠢动，或者一受煽惑便跟着蠢动。
在这次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我们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
因此，在目前反右派斗争中我们来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在我们知识分子，就应该特别作一番深刻的自我检点。
我们知识分子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究竟有了多少贡献呢？
特别是请把我们自己来和钢铁战士们比较一下吧。
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
这一比，我们应该坦白地承认，我们实在是可怜得很，惭愧得很。
我并不想一笔抹煞，打击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而事实是，一般地说来，我们的消极性实在太严重了。
我们实际上是远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有好些人对这个现象却熟视无睹，还在妄自尊大，满腔不平。
我在这里不准备把问题全面铺开，只想就两件事实来表明我们的落后，特别向文艺界的朋友们说一说。
第1是二万五千里长征。
那是多么惊天动地的奇迹！
李伯钊同志就这一题材写过一部歌剧。
董希文同志曾经跟循长征踪迹去寻求画材，作了不少的小品。
这些努力是值得尊敬的。
还有，陈其通同志的“万水千山”话剧是写得比较成功并演得比较成功的。
此外也还有好些零星的作品，但我总觉得气魄不够，作家的力量似乎被史实的伟大性压倒了。
最近我看到军委总政治部摄制的彩色纪录片“在长征的道路上”，摄制得很好，太美了！
这是很值得称赞的一部好片子。
缺点是风景太美，使人容易忽略掉党的领导人和长征战士们坚苦卓绝的精神，因而也就会不容易体会到长征在中国解放和人类解放史中极其重大的意义。
但我经常在感觉着奇怪。
我们中国也有不少的优秀作家，新的或老的，但为什么总没有人抱着雄心来写出这部长征的史诗呢？
或许有人已经在写而是我孤陋寡闻吧，我希望是这样。
当然，我也应该谴责我自己。
我也是拿笔杆的人，然而我的这枝笔杆远远比不上乌江和大渡河上的篙竿。
为了纪念长征，为了纪念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我建议作家协会组织一批有志愿并有能力的同志，像摄制“在长征的道路上”那样，分头用笔杆去摄制。
最好是订出一个五年计划或十年计划，创造出一部伟大的作品，来纪念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五周年或四十周年。
我虽然已属于“老人”之流，如果认为我够资格，我也很愿意参加这一工作。
其次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运动。
那也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奇迹！
我们以绝对劣势的装备把天字第1号的帝国主义打败了。
在志愿军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面前真正是使山岳低头、江河让路。
同样要感谢军委总政治部，为我们编印出了两部重要的读物——“志愿军英雄传”和“志愿军01日”。
关于抗美援朝也有好的纪录片，特别是“上甘岭”。
这些，我认为不仅是一般读者和观众的精神粮食，而尤其是文艺作家们的精神粮食。
作家们在这儿似乎也显示出了过度的营养不良、精神萎靡。
在这一伟大运动中，我们的职业作家的努力是显示得多么不够！
或许也有人在埋头创作、苦心结构而为我所不知道的吧，我也希望是这样。
文艺界中有的朋友对于解放后的文艺情况很不满意。
不满意是可以的，但认识却是错误了。
他们认为是自由不够、民主不够、个性太受拘束，因此便没有好的作品或伟大作品产生。
据我看来，倒恐怕是相反，是自由民主太够，因而个人的努力太放松了。
近三十年来，在中国就产生了不少伟大的历史事件，并没有谁限制你——不准写，或写了而不许发表，然而却是一些有写作能力的人多呆在北京或上海徒作壁上观。
不肯努力写东西，自然就没有东西，还不忙说伟大不伟大了。
这怪得谁呢？
据我的看法，文艺界的现况，实在不是民主不够而是集中不够，不是自由太少而是纪律太少，不是个性不能发展而是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展个性的统一意志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也就是说大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有很好的掌握。
因而不少的人临到紧要关头，对于大是大非辨别不清楚，甚至连敌我都混淆起来了。
这样怎么能写得出适应时代要求的东西？
怎么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文艺作家是号称为“灵魂工程师”的，自己的灵魂都还有问题，如何来对于别人的灵魂施以加工？
我已经说过，我并不想专门指责文艺界，事实是中国的知识界一般都有同样的情形。
那就是我们还远远落在时代的后边。
中国社会已经树立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生产关系，而我们的思想意识跟不上。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还没有建立起来。
这是当前的很大的人民内部矛盾。
要克服这个矛盾，责任是要更多地落在我们知识分子的肩头上的。
我们知识分子要想完成这项责任，在今天不应追求更多的自由而应追求更多的纪律，不应追求更多的民主而应追求更多的集中，要想更好地发展个性，便必须更快地建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统一意志和共同认识。
　在我们当前就有很好的模范，那就是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支大军，在毛泽东旗帜下接受了并不断接受着严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训练，它的特色是既集中而又民主、既有纪律而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而又有生龙活虎般的个性发展。
中国就因为有了这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所以能获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并能保障革命胜利的成果。
我们目前的五百万知识分子大军，如果真正被组织得来具有人民解放军那样的精神，我要再说一遍，那在社会主义的文教建设和生产建设事业上是要发挥出多么大的作用呵。
因此，我要向决心拥护社会主义、接受党的领导的爱国知识分子们高呼：
让我们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看齐！

百字令
庆祝八一建军节三十周年纪念
李济深
红旗招展，
又欣逢、八一建军令节。
现代国防科技化，
壮大三军行列。
海艇潜航，
空机喷气，
更具新威力。
卅年纪念，
别开灿烂史页。
回忆起义南昌，
长征北上，
俊杰延安集。
从此干旄麾十面，
内外凶残并灭。
保卫和平，
支援建设，
还仗丰功烈。
万方同庆，
雄师所向无敌！

解放军建军三十年美术展览会开幕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明日开放
新华社30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举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美术展览会，今天上午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
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志坚中将首先致开幕词。
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讲话。
在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剪彩之后，前来参观的政府、军队各部门首长和各界人士等相继进入展览馆参观。
今天上午前来参观的有：
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司法部部长史良、教育部部长张奚若、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典礼局局长余心清，以及李达上将、彭绍辉上将、王尚荣上将、张爱萍上将、张宗逊上将、甘泗淇上将、刘震上将、吴法宪上将等。
参观的还有文化艺术界人士阳翰笙、欧阳予倩、许广平、蔡若虹、刘开渠、陈半丁等人。
这个展览会共分三个展览馆，展出反映解放军三十年光荣历史和各方面生活面貌的油画、国画、彩墨画、版画和雕塑等美术作品共四百二十多件。
新华社南昌29日电
南昌市各界人民正在积极筹备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三十周年。
全市人民盼望已久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将在8月01日正式开放。
这个馆已从国内各地搜集了各种有关图片、文物、油画、模型等共二千六百多件，这些文物将分别陈列在十二个展览室中。
目前，有近四百名建筑工人和编写、艺术人员，正在为纪念馆的如期开放而紧张地劳动着。
08月01日晚上，在“八一”体育场、公园、青少年宫内将分别举行盛大的军民联欢晚会。

光荣的三十年
今年08月01日，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艰苦的斗争道路，在战斗中成长壮大，成为一支有高度政治觉悟、有现代军事装备、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有文化素养的人民军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它和人民血肉相联，全心全意地为祖国为人民而战斗。
它有崇高的理想和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
每一个战士懂得他为谁当兵，为什么打仗，知道中国革命的现在和将来。
它有完整的战略、战术和丰富的作战经验。
它有经过长期斗争而形成的优良传统。
正是由于是这样一支新型的军队，它才能够战胜无比的艰险困难，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长为一支无敌的力量。
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向现代化迈进，他将以更为强大的力量，保卫着我们伟大的、可爱的社会主义祖国。
　
新华社稿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西北部，与陕北红军部队会合，胜利地完成了长征。
图为到达陕北的一方面军的一部分。
到1945年03月，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已发展到九十余万人，建立了拥有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的十九个解放区。
这是1944年01月，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延安飞机场检阅由陕甘宁边区南下的三五九旅。
1929年，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所领导的红军向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进发，并以江西瑞金为中心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这是毛泽东同志当年在瑞金沙洲坝的办公室原址。
1948年09月02日到11月02日进行的辽沈战役，使整个东北获得了解放。
这一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四十七万二千人，从而使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也超过了国民党军。
图为解放军勇士们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对锦州守敌展开猛攻。
1949年02月03日举行北平入城式，人民解放军在万众欢呼中进入前门大街。

年青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为“苏联航空”报而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上将　刘亚楼
今年的“八一”，中国人民热烈庆祝自己的人民解放军诞生三十周年。
三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经历了一条光荣的艰巨的战斗道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同全国人民一起，战胜了国内外的强大敌人，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担负起保卫国防、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是在没有空军的条件下，主要依靠陆军取得胜利的。
当时的条件使人民解放军不可能建立自己的空军，只能以步兵武器和少量的高射炮兵对付敌人来自空中的攻击。
中国人民早就渴望着建立一支自己的空军。
当革命刚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的时候，毛主席就指示我们：
“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
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
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的党和政府用了很大的力量来着手人民空军的建设工作。
建设空军这样一支现代化的军种，是有着种种困难的。
新中国刚刚成立，国民经济百孔千疮，工业基础薄弱，更没有航空工业；
国民党的空军本来就不强，大陆解放前夕，绝大部分逃往台湾，只有少数人员向我们起义、报到。
因此，人民空军的建设在航空技术人员和装备方面，没有什么原有基础可以凭借；
加以解放之初国民党的海、空军不断地对沿海地区进行骚扰破坏，接着又爆发了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战争，直接威胁着我国的安全。
所以，人民空军一诞生就面临着紧迫的战斗任务。
但是，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挡住我们前进，我们进行了突击训练，现学现用、边建边打，迅速走上反对侵略、保卫祖国的前线。
经过八年来的努力，一支中国人民自己的空军终于在战斗中成长起来了。
“现在我国的空军虽然比不上最大的空军国家，但也已经不是很弱的空军国家了。”
（彭德怀同志在中共八大的发言）
面对着美国对朝鲜的侵略，中国人民被迫组织了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并肩反击侵略者。
年青的中国航空人员踊跃地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投入了抗美援朝作战。
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年青的飞行员所遇到的是一批老奸巨滑的美国空中强盗，对于我们的年青的飞行员来说，要对付这样的凶恶骄横的敌人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但是人民军队的指战员们具有忠于祖国、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他们经住了这个考验，在激烈的空战中出现了许多英勇顽强、可歌可泣的战斗事迹，沉重地打击了侵朝美军的所谓“空中优势”，掩护了志愿军地面部队，保卫了中朝边境的重要目标。
美国吹嘘的“双料空中英雄王牌驾驶员”乔治·阿·戴维斯，就是被志愿军飞行员张积慧击毙的；
飞行员刘玉堤在一天空战中奋勇击落了四架敌机；
飞行员罗沧海在一次空战中连续击落了三架敌机；
僚机飞行员焦景文、李永泰虽然自己的飞机负伤二十多处甚至五十多处，仍然紧紧跟着长机，掩护长机向敌人进行攻击，完成了战斗任务，胜利返航；
轰炸机毕武斌机组在敌人大群歼击机层层截击下，飞机被击伤起火仍然驾驶着熊熊烈火的飞机，勇往直前，冲向预定目标把炸弹投到敌军阵地完成任务以后，壮烈牺牲。
高射炮兵×团在反击二百七十五架敌机的侵袭中，连续击落、击伤敌机十八架；
另一个部队在一周内粉碎了一千五百架次敌机企图切断我交通运输的阴谋，保证了地面部队的供应。
人民解放军空军在担负国土防空作战的任务中，警惕地守卫着祖国的天空，在沿海、在边疆不断地打击来犯的敌机，保卫祖国的安全。
几年来，也涌现出很多英勇事迹和优秀人物。
美国吹嘘的“双料王牌驾驶员”“第一流的喷气机空中英雄”哈罗德·费席尔·艾德华，就是在侵入我国东北领空时被人民空军一个十九岁的总飞行时间（包括航校教练机在内）二百五十小时以内的农民出身的青年飞行员韩德彩击落后生俘的。
在保卫上海的一次空战中，飞行员宋中文、何忠道从高空把敌机压到低空，使狡猾的敌机无法逃脱，一直被压到窜入大海；
飞行员鲁珉曾经在夜间无光空域里击落了前来偷袭的敌机。
在解放浙东沿海敌占岛屿的斗争中，张卫良、蔡之臣机组，宋宗周、严树森机组，刘健汉机组，先后炸毁、炸伤国民党“中字号”等五艘舰艇，摧毁了岛上敌人的坚固工事，密切配合陆、海军解放了一江山和大陈等岛屿。
高射炮兵部队的两个团曾经在一周内击落敌机十七架，击伤四十六架。
人民空军的飞行员姚长川、韩琳、王洪智等，克服重重困难，英勇地突破了所谓“空中禁区”，开辟了越过“世界屋脊”的、起落于拔海五千公尺以上的世界上最高的机场的康藏高原航线；
开辟了由西藏首府——拉萨通向印度的航线。
人民空军还培养了一批女航空人员，她们已经能够在昼夜飞行，胜利地完成着各种飞行任务，在中国的妇女史上开辟了新的一页。
在执行保卫祖国的光荣任务的同时，人民空军指战员们，时刻抓紧了政治教育、飞行和战斗训练，不断地提高着自己的政治觉悟、技术和战术水平，并且培养了大批一级飞行员和能够掌握各种航空业务技术的干部。
经过日日夜夜辛勤的学习，人民空军已经能够担负昼夜各种气象条件下的战斗任务。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中国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航空工业，开始生产新式喷气式飞机。
人民空军战士正在驾驶着中国自制的飞机飞翔在祖国的天空。
为了支援祖国的经济建设，人民空军指战员积极响应勤俭建国、勤俭建军的号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节省经费开支，爱护每一项设备、每一件器材、每一滴油料、每一粒弹药；
开展了支援农业合作化的运动，从各方面帮助农村和城市的建设；
参加了航空测量、交通运输等工作；
当人民遭受自然灾害的时候，还曾参加轰炸黄河冰坝、空投物资、捕灭蝗虫等抢险救灾的斗争。
新中国的民航事业，也已经建立和日益发展起来，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人民空军为什么能够在面对着强大的敌人和重重困难的情况下，以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速度，迅速地成长起来呢？
这主要是由于：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以及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援，有久经考验的陆军的丰富经验和优良传统作基础，有苏联的无私帮助。
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十分关心人民空军的建设，给了人民空军以正确的建军方针、路线、战略战术和政治工作原则，以及各种重要工作的指示，党的领导使我们得到了正确的方向和克服困难的力量。
全国人民大力支援着人民空军的建设，有求必应。
工人农民送自己的优秀子弟参加空军，以巨大的人力、物力供给空军建设的需要。
千百万优秀的工农青年踊跃报考空军学校。
人民空军建设的经验再一次证明：
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全国人民的支援，是我军战斗力的无尽泉源；
不断加强党在军队中的领导，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质，这是我军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人民空军所以能够战胜困难迅速成长，还由于有久经考验的陆军的丰富经验和优良传统作基础。
“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是人民空军建军的重要原则。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长期革命火焰中锻炼出来的、有战斗力的军队，它具有丰富的经验、光荣的传统。
人民空军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切军种一样，人民空军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原则，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奋斗的精神，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自觉的铁的纪律等等。
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制定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制定了一条完全适合于中国情况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但在过去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向了胜利，而且在实现军队现代化建设和今后粉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仍然是我军必须坚决遵循的指导思想。
人民空军坚持实行了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和军队民主制度。
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人民解放军领导工作的根本制度。
在空军这样一个技术复杂、部门繁多、各项工作都要具有高度集中、紧密协同的军种中，我们更加体会到：
只有实行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这一制度，才能更好地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党的政策和国家法令的贯彻执行；
才能发挥集体智慧和首长个人负责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防止单纯军事观点和个人主义倾向，防止个人看问题的主观片面性；
才能使部门首长了解全盘情况，统一认识，更好地保障部队的集中指挥、统一行动和按照实际情况实施强有力的及时指挥、迅速地正确地处理各项工作中的问题。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党通过政治机关，不断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加强军内团结和军民团结，发挥全体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
巩固和提高战斗力，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支援和参加革命战争，瓦解和争取敌军。
为了适应空军的训练和作战的要求，空军的政治工作强调同业务技术相结合、强调在技术人员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强调政治工作要适应在辽阔的天空进行活动的特点，把思想政治工作灌注到战斗、训练和各种活动中去，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作用。
从而保证战争胜利和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有坚强革命纪律的军队，又是一支有高度民主生活的军队。
我军中民主是多方面的，有政治上的民主、军事上的民主（包括技术上的民主）和经济上的民主。
在一切工作中，既需要自上而下的领导，又需要自下而上的民主讨论。
民主同集中相结合、领导同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就是我军坚定不移的工作路线。
比如：
在战斗实施前，如果条件许可，就把战斗任务、取得胜利的条件和办法，告诉广大的官兵群众，发动他们“提问题、想办法、定方案”，使领导者的计划和决心，变成群众自己的计划和决心；
战斗结束以后，实行民主“三评”，即评指挥、评动作、评纪律。
通过评比来总结经验，使每个官兵都受到实际的教育，以求“打一仗、进一步”；
在训练中实行官兵互教、上下互教、教学相长、共同提高，以求“飞一次，进一步”；
日常工作中的重要措施，也通过群众讨论，把意见集中起来，再坚持下去。
开展立功创优运动，实行互助，解决技术难点，通过各种方式，推广先进经验。
为了做好工作，不仅上级可以批评下级，下级也可以在一定场合批评上级。
这样不仅不会损害干部的威信和削弱部队的纪律，相反地，使群众心悦诚服、自觉服从，这样就能形成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威信和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之上的铁的纪律。
空军全体同志在党的领导下，继承和发扬了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发挥了高度的责任感和积极性，他们共同为战争的胜负、军队的荣誉和纪律的好坏负责任，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保证了战斗和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
八年来，全空军涌现了五十七名英雄，有六万多人立了功，有一千八百二十个单位立了集体功，提出了不少发明创造和合理化建议。
人民空军的绝大多数指挥干部和大部分飞行人员都是从陆军调来的工农骨干，他们在陆军中经过了长期的战斗考验和工作锻炼。
在航空技术业务学习方面，他们中一部分人虽然由于文化程度不高，遇到不少困难，但是，他们发挥了顽强的钻研精神，勤学苦练，一遍不会就学两遍、三遍，白天学习时间不够，就晚上继续学到深夜。
这样终于克服了摆在他们面前的重重困难，学会了复杂的航空技术知识和进行空战、指挥空战的能力。
有的过去识字还不多的陆军排、连、营长现在已成为优秀的飞行员和指挥员。
有的在领航、机务、空军后勤等工作中成了能手。
在作战中，年青的人民空军虽然初战就面对着强大狡猾的对手，但是我们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具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和丰富的地面作战经验，因而能够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比如，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人民志愿军飞行员有的在战斗机上不过只飞了四五十小时，在空战中击落了飞过一两千小时、参加过第2次世界大战的美国飞行员。
飞行大队长王海同志所指挥的大队创造了一连击落十五架敌机自己没有损失的光辉战迹。
飞行副大队长王天保等同志曾经以拉十一飞机在一次战斗中击落美国F—86飞机三架和击伤五架。
刘绍基机组以杜二轰炸机击落敌人F—86歼击机。
广大的地面工作人员，不避艰难，在酷暑严寒的季节里，日日夜夜，辛勤劳动，表现了艰苦卓绝的精神。
以上这些正是我们所以能迅速成长并且在技术、战术上经验都还不足的条件下，却能够战胜强大骄横的敌人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民空军所以能够战胜困难不断发展壮大，还由于有苏联的无私援助，当我们国家着手建立人民空军的时候，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表现了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从各方面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和帮助。
不仅给了我们头等的现代化的装备，而且派来了大批具有渊博知识和丰富经验的专家，教给我们精湛的航空科学知识、卓越的航空技术和空军战术，以及各种先进经验。
这些专家同志们在工作中表现了高度的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和认真负责的作风。
阔日杜布、包克雷什金等苏联空军英雄的事迹，已成为中国人民空军战士人人传诵的楷模。
苏联空军是经历过艰巨考验的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有着苏联的无私帮助和这样先进的空军作榜样，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地成长起来。
这是中国人民所永志不忘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战员们衷心地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人民以及苏联空军。
八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虽然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它还很年青，在战术、技术、航空科学和各种业务建设上，都还缺乏足够的知识和经验，各项工作中还有不少缺点甚至错误。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骄傲自满。
为了胜利地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的光荣任务，我们必须兢兢业业、艰苦努力，勇敢前进。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掀起学习热潮，学会我们还不熟悉和不知道的东西。
除了从实践中学习、总结和提高我们自己的经验以外，我们还要继续虚心向我们的老大哥苏联空军和社会主义各国的空军学习，把苏联空军的一切先进经验学到手，并且同我军的具体情况紧密地结合起来。
目前，国际上总的局势虽然趋向和缓，但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还在坚持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制造紧张局势，拚命加强它的空军，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还霸占着我国的领土台湾，对我们进行破坏和威胁。
我们是中国人民的子弟兵，是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和平的卫士，我们一定万分警惕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完成保卫祖国，解放台湾的光荣任务。
中苏两国的团结互助是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我们要永远同苏联站在一起，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起，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站在一起，为保卫世界和平和全人类的进步事业而奋斗！

建军节三十周年纪念感言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　董其武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到来的时候，全国人民都在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地来庆祝这个光荣的节日。
这是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自己的军队，他的诞生正是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发展，标志着人民幸福生活的开端。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他的前身——中国工农红军，自诞生之日起，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教养下，在全国人民的坚决支持下，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强大的武装力量，不但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而且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把六亿人民从长期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就担负起保卫祖国国防安全、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保卫远东与世界和平的神圣任务。
人民解放军是人民幸福生活的捍卫者，群众亲切地称他为人民的子弟兵，所以每逢解放军建军节到来时，群众就如同过自己的幸福节日一样，表示热烈的庆祝。
我自1949年进入革命大门以来，由于党的培养和信任，一直担负着军事工作。
八年来在实际工作中，深深体会到人民军队的可爱和他的胜利是必然的，因而也就常常回想到反动军队的可恨和他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我是过去在旧军队中作过多年指挥官的人，当时在个人主观愿望上还以为是为人民、为国家，而实质上成为保护豪门、地主和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因而这种军队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对和憎恨。
在旧军队中，口头上也说什么官兵一致，而实质上军官成为对广大兵士的压迫者，如说什么“无理要求，绝对服从”，根本谈不到尊重士兵的人格，并动辄对士兵打骂凌辱，士兵慑于威权，才不得不表面上服从。
因而无论平时服勤务或战时作战，在军官监视之下就勉强动一动，脱离监视就敷衍了事。
即军官与军官之间，也多是貌合神离，各怀鬼胎，平时谈不到团结，战时谈不到协同。
像这样遭到人民反对、官兵对立、军官之间貌合神离的军队，怎样能打胜仗呢？
更谈不到担当保国卫民的大责重任，所以反动军队的失败是必然的，而人民军队的胜利也是必然的。
人民解放军是在党的领导教育下，有着高度政治觉悟的军队，军队中的每个成员都知道他们是为了人民利益的，是属于人民的，所以无论平时执行勤务或战时执行战斗任务，都是自觉的，忘我的，不怕任何困难，不避任何危险，争先恐后地接受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这样的军队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无敌于天下的军队。
他的具体表现是：
官兵之间是阶级友爱，亲密团结的，干部爱护士兵，士兵尊敬干部。
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团结起来的，所以在军队中也同样是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由于充分发扬民主，使每个指战员都能发挥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保证了完成任何艰巨的任务。
表现在军民之间的关系上，官兵懂得自己是人民的军队，人民把官兵看作是自己的子弟，因而军队处处尊敬人民，爱护人民，人民事事帮助军队，爱护军队，人民与军队有着血肉般的联系，而实际上，军队就是劳动人民的血肉结合起来的，就如同鱼和水一样的亲密。
在平时，人民自动地供应军队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一切，并经常问寒问暖，亲如家人，战时人民自动地为军队侦察敌情，通风报讯，抬伤员，运子弹，送茶饭，帮助军队消灭敌人。
表现在军政关系上，军事干部平时主要是负军事训练责任，战时主要是负指挥作战的责任；
政治工作干部平时主要是负政治教育和思想领导的责任，使广大的指战员了解各个时期党的方针政策，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战时动员指战员保证完成战斗任务。
军事和政治干部有分工，同时又密切配合，共同为完成党所交付的光荣任务而努力。
所以政治干部平时也可以领导训练，战时也可以指挥作战，军事干部平时也可领导政治教育，战时也可以动员指战员保证完成任务。
所以人民解放军是既具有军事知识技能，又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广大的指战员同志头脑经常是清醒的，眼睛经常是雪亮的，战志经常是旺盛的。
表现在军队纪律上，每个指战员都了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精神，对纪律的遵守不是强迫的，而是自觉的。
所以人民解放军无论到任何地方，都受到人民的爱护和欢迎。
就如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也同样受到朝鲜人民的爱护和欢迎。
这种官兵团结、军政团结、军民团结的军队，是世界上完全新型的军队，是永远不可战胜的军队。
人民解放军三十年来，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单一兵种到联合兵种的发展历史，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历史。
这是一篇光荣的史诗。
革命的先驱者们为了人民的永久幸福，历尽了人间的艰难险阻，百折不挠地、英勇顽强地与万恶的反动统治势力持久地坚决斗争，才取得中国革命的完全胜利，这种奋身忘我、永远忠实于人民的革命战斗精神是我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我们一定要继续保持并发扬光大。
我荣幸的身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成员，当我军建军节三十周年纪念的时候，衷心地感谢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感谢人民解放军的组织者和创造者毛主席对我们的培养和教育。
我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团结同志，积极工作，保持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全军指战员一道，为保卫祖国国防安全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为保卫亚洲与世界和平贡献自己的一切。
在我们欢度庆祝节日的同时，不要忘记美帝国主义者还霸占我们领土台湾，并不顾世界人民的意志，一意孤行地扩军备战，到处建设军事基地，凭借装备优势，妄想颠覆我人民民主政权，使反动统治阶级在大陆上复辟，重新压迫人民。
我们严正地警告美帝国主义者：
觉悟了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任何敢于发动侵略的任何敌人，都有决心、有信心和有力量给以彻底的摧毁和歼灭。

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坛上
来自各界的代表全面反击右派
本报讯
新华社专稿：
在北京市第2届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上，代表们对从各个战线上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行了全面反击。
高等学校曾是右派分子同人民博斗得十分激烈的场所。
会上代表们着重批判和揭露了在高等学校点火煽动的钱伟长、曾昭抡、谭惕吾、黄药眠、陶大镛等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
陈士骅、梁思成、李酉山等代表在会上系统地揭露了右派分子钱伟长自吹“跟随革命二十年”、“万能科学家”的面目，还揭穿了钱伟长制造和贩卖资产阶级教育纲领的阴谋，以及一贯耍两面派手法的卑劣事实。
梁思成等人指出：
钱伟长是一个钻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空子，混水摸鱼，发了教育科学财的“暴发户”。
他是章罗联盟中的一员大将，他利令智昏妄想从教育科学方面打开缺口，把我们拖回资本主义社会去。
沈一帆代表指出：
曾昭抡从抗战以来就一贯是反共反人民的，他实际是章罗联盟集团的参谋长，所以曾昭抡等所起草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和6月06日的恶毒言论并不是偶然的。
胡锡奎代表说：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北京高等学校进攻是有几条线的，而谭惕吾、黄绍竑是条重要的线。
胡锡奎当场读了右派分子林希翎收到的一封密信，密信里要林希翎“不要做投降将军”，不要说与谭惕吾、黄绍竑有关的事情。
胡锡奎指出：
由此证明黄绍竑、谭惕吾在北京高等学校中进行一种阴谋活动。
胡锡奎还系统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时，首先在高等学校点火的目的，是企图把高等学校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据地。
何锡麟代表在会上系统地揭发了北京师范大学右派分子傅钟孙、陶大镛、黄药眠、钟敬文等人的反动言行。
他指出这些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共同特点是：
攻击党的领导，要“民主治校”；
反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反对思想改造；
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在发言中代表们还揭露了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北京钢铁学院教授刘景芳、北京铁道学院教授刘景向、刘炽晶等右派分子在高等学校里的罪恶活动。
代表们在发言中指出这些在高等学校点火煽动的右派分子们，现在还不肯彻底交代。
右派分子谭惕吾在小组发言中还说“自己警惕性不高，丧失立场，被林希翎利用了”。
当代表们在揭露她的丑恶历史的时候，她还耍无赖谩骂代表是“胡说八道”。
代表们严正指出：
人民已识破右派分子的阴谋，他们梦想蒙混过关，全国的工人、农民和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决不答应的，要过关就必须把丑恶的意图全部彻底交代、彻底批判。
在发言中代表们指出了许多民主党派北京市组织利用共产党整风时机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发起了进攻。
“民主同盟在章罗联盟盗窃民盟中央领导权的一段时期内，是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指挥部。”
这是民盟北京市主任委员吴晗在会上发言指出的。
吴晗接着指出：
章罗联盟的一个重要阴谋就是企图窃取民盟地方组织的领导权。
他们千方百计企图夺取民盟北京市委领导权，不得逞后，就改变手法直接伸手到北京民盟基层组织，利用盟内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党反人民的活动。
吴晗指出：
他们进行罪恶的行动目的是一方面要把党组织赶出学校和国家机关，一方面又替反革命分子招魂申冤，要求翻案。
妄想以此把人民天下变成章罗联盟的天下。
许多代表揭露了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主任委员李伯球、副主委李健生等右派分子在医药卫生界进行活动的罪恶行为。
赵炳南代表说：
李伯球、李健生等在中医医院不择手段大肆发展农工民主党组织，培植右派力量。
企图把中医院作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据点。
北京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赵培谋也揭发了李健生以公共卫生局副局长的身份在医务界进行阴谋活动的情形。
代表们并且批判了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主任委员、北京医学院药学系主任薛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代表们指出薛愚一面造谣污蔑说药学事业被歧视，他“号召”药工人员起来“吐尽苦水”，一面又大肆攻击卫生部领导，说卫生部的领导“既不懂药，又不能听内行人的意见”，公开主张“卫生部应该去掉几个不懂业务的副部长，要添几个懂业务的副部长”。
叶恭绍代表说：
我们要责问薛愚这样做的目的何在？
会议上代表们还揭露批判了工商界、医药卫生界、工程技术界等方面的右派分子言行。
杨滨代表并且揭露了右派分子在中学里活动的情形。
在每天会议上都有来自工厂、农村、学校、机关的代表，用切身经历的事实，说明解放以后各方面工作飞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上升的情形，驳斥右派分子污蔑党污蔑社会主义事业的谬论。
此次会议是在7月23日开幕的，会议将继续进行。

在整风中有意夸大缺点抹杀成绩
“戏剧报”检查错误
本报讯
戏剧报编辑部在中国戏剧家协会党组织的领导下，最近举行了三次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检查该刊自整风运动开始以来所犯的主要错误。
在这一时期里，戏剧报的错误，首先是片面地夸大国营剧团的矛盾和缺点，抹煞成绩，失去褒贬的权衡。
如“中国京剧院有哪些矛盾？”
和同期的两篇批评中国京剧院的文章，前者仅仅是一次座谈会上少数演员的意见，却概括为整个京剧院演员的意见。
又如“总政话剧团揭露矛盾”一文，记者根据座谈会上一些带有个人情绪的发言，作了客观主义的报道，歪曲地把总政话剧团描写成部队、群众、演员“三不满”的团体。
还有“上海戏曲演员的意见”一文，对上海新老国营剧团之间的矛盾作了夸大的描写，也是不利于上海戏曲界的团结的。
其次是只顾耸人听闻不顾真实，如“天津戏剧界响起了春雷”，“曲剧需要阳光雨露”“民间评剧艺人的申述”等等都是有极大片面性的客观主义的报道。
又如赵森林等写的“舞台美术工作者的苦衷”一文，不从团结愿望出发，对领导进行的批评，不但有不少与事实不符，有的更是出于捏造。
除了上述报道外，在第10期上还刊登了题为“大胆揭露矛盾，贯彻百家争鸣”的社论。
在谈到香花毒草的问题时，作了错误的解释，如说：
“现在应该用更多的力量去灌溉我们的园地，扶植百花，而不要忙着去找那几棵毒草，更不用慌忙去拔掉它。”
提到当前戏剧工作存在的问题时，社论说“最突出的问题是在国家大剧院中”，抹煞国家剧团在执行国家任务，改进艺术，改造艺人思想上许多重大成绩，也夸大了演员对领导，民营剧团对国营剧团的矛盾。
社论又说“在戏剧理论方面我们是一片空白”，极不公正地否定了几年来戏剧理论批评上的许多活动和成就。
在这一时期，戏剧报编辑部虽有意放出了几棵毒草，如吴祖光的“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等，但没有认识它的错误的严重性，也没有及时组织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戏剧界的思想混乱。
在第12期上，还发表了一篇“我看河北梆子杀子报”，错误地把这出戏说成是“反反人性”的“总的倾向并不是坏的”戏，把毒草也看成香花了。
在这次严重的斗争中，戏剧报之所以犯这些错误，是因为编辑部一部分编辑记者中，长期存在的资产阶级的编辑思想和作风没有得到深刻改造；
某些原来就有右派思想的人，甚至趁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机会，兴风作浪，到处找寻“黑暗面”，制造矛盾。
该刊记者唐湜（笔名杨和）所写的三篇老艺人访问记就是在这样的错误思想情绪下写成的。
戏剧报编辑部目前正在剧协党组织的领导下，向编辑部内的右派思想进行尖锐的斗争。

张轸一贯为反革命分子鸣冤为地主阶级说话
民革河南省委要他回河南认罪
据新华社郑州29日电
民革河南省委员会昨天集会，初步揭发民革中央委员、右派分子张轸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张轸是伪河南省省主席，现在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河南省副省长。
据李平一、高仰源在会上揭发，张轸一贯为地主阶级说话，仇恨劳动人民。
1955年张轸到河南视察工作时，就公开说他的全部时间“是访问地主、富农，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
张轸在洛阳白马寺，总是一个人出去找地主、富农和对党“不满”的人谈话。
他到监狱访问时，虽然犯人告诉他，他们的家属可以来看望，他们自己劳动得来的钱还能寄回家中，但张轸却到处污蔑共产党不允许犯人家属探监。
他在开封视察时，访问对象都是他的“老部下”。
房西华等人揭发，张轸对匈牙利事件拍手叫好，并说：
“中国也该有个匈牙利事件”，对匈牙利的反革命匪徒残杀公安人员的暴行也很赞许。
据揭发，张轸十分痛恨公安人员，向黄绍竑的反共发言表示“致敬”。
并为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属“鸣冤”。
会上所有发言的人都揭露了张轸一贯反共反人民的事实。
民革成员段若虹揭露，张轸在河南统治的七、八年中，杀害过无数共产党员和正直人士，顽强抵抗解放军南下。
他所带的国民党十三军，在农村是无恶不作的。
张轸现在北京。
参加会议的人要求他回到河南来向人民低头认罪。

满口卖国理论的“法律顾问”——董士濂
对外贸易部职工群众在揭露和批驳党内右派分子严文杰的同时，又揭发了法律室顾问、右派分子董士濂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谬论。
董士濂丧心病狂地提出了由联合国“托管”台湾的卖国主张。
董士濂还为中国历史上臭名彰著的卖国贼汪精卫、吴三桂、曹汝霖鼓吹、辩护。
他无耻地说：
“汪精卫也不算卖国，汪若知道日本打珍珠港就不会投降日本；
吴三桂也不算卖国，他是为他的女人，才引清兵入关；
曹汝霖订二十一条也不算卖国，当时是没有办法。”
他于是说，“葛佩琦说共产党亡了，人家也不会卖国，这话还是对的。”
董士濂恶毒地攻击共产党中央。
他说：
“共产党的错误主要在上边，而不在下边，要追究责任，应首先追到中央。”
他骂人民日报是“世界上最坏的报纸”。
董士濂像其他右派分子一样，肆意攻击我国的宪法和社会主义制度。
他说，“我国有好多事无法可依”，“有了宪法，还等于没有宪法”。
他污蔑我国“对言论自由没有按照宪法的规定办，使宪法成为虚文”，“宪法上只讲言论、出版的自由，没有讲思想的自由。
在我看来，思想的自由是天赋的”。
他主张，反革命分子“判决了还可讲话，写文章，出版东西。”
董士濂对肃反运动、统购统销政策、干部政策和对私营工商业改造政策等，无一不加以恶毒的攻击。
他竭力替反革命分子胡风辩护，说胡风只是思想问题，不是反革命分子。
他说，舒芜揭发了胡风的问题是“卖友求荣”，在反胡风斗争中为胡风辩解的吕荧，“是令人佩服的，他显示了中国人的骨气”。
他说人民日报披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是“犯了诽谤罪”。
他甚至说，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也是为吃饭，受上级的派遣，能说他是反革命”？
他说“资本家和别人不同的只是有几个钱而已”，对于使用知识分子，他主张“用他的才，不要管他的什么历史，什么朋友。”
右派分子董士濂的反动言论是一贯的。
在他六十多年的生活中，有一半时间是忠心耿耿地充当帝国主义的洋奴和买办。
他在上海亚细亚美孚石油公司，当过二十多年“旅行调查员”“主任”，为英国人搜集经济情报。
1947年，他还在上海美国海军部当“赔偿审核员”。
解放前他也是上海一个大赌棍和玩弄“刀笔”的讼棍，赌跑马，赌跑狗，抽大烟，嫖妓女。
他结交过很多大流氓，是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帮闲。
对外贸易部法律室和一局、二局、办公厅的职工，从6月中旬以来，已经举行了十七次会议，对董士濂的反动言论进行了严正的驳斥。
　（新华社）

药学界人士纷纷揭露他的反动言行
药学家薛愚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药学界人士纷纷揭露他的反动言行
本报讯
最近，中国药学会和北京医学院分别召开会议，揭露药学会理事、北京医学院药学系主任薛愚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
许多同志揭露说：
在整风开始前后，薛愚发表了一系列用心险恶的文章和言论，恶毒地攻击党的方针政策，攻击卫生部。
他说卫生部是“党天下”，卫生部“上自部长、司长、科长等头目都是党员”，“政治不懂、技术更不行”，而且还“不信任、不使用党外知识分子”，“不重视非党专家”。
他还有意歪曲事实地挑拨说，“卫生部抛弃了四大方针，而规定了‘医疗为主’，”“因而造成护士、药房、放射、化验等科室的痛苦和灾难。”
薛愚在文章里，把药学事业和药房工作说得一团漆黑。
薛愚还恶毒地攻击说，在卫生部的领导下，药学机构无一不受到歧视，卫生部要药学事业向后拖到十八世纪。
他还说：
“药工人员成年累月的见不着太阳，同时又不断地受着狂风暴雨的吹打，早已是有冤无处诉，有泪无处洒。”
他煽动药工人员“挺起胸来”，“吐尽我们的苦水”，企图在药工人员中煽动起不满意党的情绪。
薛愚今年曾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天津、武汉等地视察药房工作，他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北京医学院吴忠恕揭露说，薛愚专找问题多的医院视察，而且视察时的条件是，不要院长陪同。
北京人民医院、儿童医院、北医附属医院、协和医学院的药房主任说，薛愚到医院视察的时候，不看新的，只看旧的；
不看好的，只看坏的，对医院给他准备的有关药房的全部材料也不感兴趣，却是再三地去问：
你们有什么苦处？
有没有人压迫你们？
待遇怎样？
我是人民代表，你们有什么苦处都可以对我说。
吴忠恕说：
他还爱找对领导不满的人谈话，而且常常把在甲医院收集到的埋怨领导的话，带到乙医院去散布，作挑拨性的发问。
有一次一个不满意党的人对薛愚说：
医师越修越专，药师愈管愈宽。
薛愚到第2个医院视察时，头一句话就问：
你们这里有没有“药师越管越宽”的看法。
薛愚还到处挑拨说：
“药学专业被歧视”。
北医附属医院孙恩华说，薛愚在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煽动工作人员写大字报，说“你们有意见就提呀，不会写大字报，请北医在你们这里实习的同学写，学生里有的是写大字报的专家！”
薛愚一面以“救世主”的姿态挑拨药工人员反对党；
一面又以“仁慈导师”的面貌煽动药学系学生闹事，故意给卫生部出难题。
北京人民医院游代祥说，薛愚一次对两年制药专的毕业生说：
“我很同意让你们回来学习，可是卫生部不答应”。
他又一次对药学系四年级学生说，“我不同意你们到药房，可是卫生部要这样做”。
这次，当薛愚在健康报、药学通报发表了他的煽动性的文章以后，他就又在药学系学生中煽起一把火来。
北京医学院高振阁说，当学生们认为目前的药学专业设置不合理，要求改专业，延长学制，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薛愚不仅不对学生进行说服教育，反而火上加油地煽动说：
你们鸣得响，放得好，但还不够，还要继续鸣放”！
薛愚也要求卫生部“当机立断，速战速决”，并说“药学系要克服一切困难来达到学生的目的”。
当药学系四年级学生闹着罢免班会时，身为系主任的薛愚，不但不制止，反而对学生说，学院新房落成后，药学系可以脱离学校独立出来。
他想早日当上院长。
薛愚究竟是怎么样的人物呢？
他在1925年参加过国民党，曾任伪国立药专三青团顾问。
药学通报编辑陈新谦说：
在药学会里，薛愚是个把头，他想尽一切办法利用药学会作为达到个人企图的工具，甚至利用药学会同卫生部抗衡。
如他争取当科学院学部委员，要药学会发表意见，不叫北京医学院药学系迁太原等等。
北京医学院沈节说：
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时，薛愚还曾对人说：
你们为什么不为储安平“党天下”的说法辩护？
他自己还写了一篇为储安平“党天下”辩护的文章，不过到现在还没有发表。

诬蔑三反肃反破坏整风运动
甘肃人民出版社揭露反党分子沈其东
据新华社兰州30日电
甘肃省人民出版社在反右派斗争中揭露了混入党内十九年、出版社编辑部代理主任沈其东一贯向党猖狂进攻的罪行。
沈其东一贯敌视党，反对党的领导。
他曾诬蔑伟大的三反运动，并且狂妄地向党委上书，质问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什么不作检讨”。
他曾经诋毁肃反搞得“过火”。
不久前，他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形成”社员和社干部的矛盾的根源，是社干部“入了党”。
他故意篡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式为“批评——团结——批评”。
沈其东露骨地反对党对出版事业的领导，在该社整风领导小组会议上说：
“省委和省委宣传部不懂出版业务，不能领导出版社”。
在整风初期，沈其东以整风小组领导人的身分，在会议上公然提出“有气出气，有力出力”煽动性的口号，并在会外大肆活动，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到处点火。
在他的指示下，他的妻子、右派分子苑野，在短短的几天中，以不同的化名接二连三地贴出了许多恶意向党攻击的大字报。

说“国产影片卖座率低”全是捏造
上海电影界要求文汇报深刻检讨在电影问题讨论中的错误，并批判钟惦棐“电影的锣鼓”的谬论。
新华社上海29日电
上海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筹备委员会26、27日召集上海电影界各方面代表举行座谈会，对文汇报电影问题讨论中的严重错误和文艺报评论员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一文中的谬论，进行了揭发和驳斥。
到会的许多电影工作者一致指斥：
文汇报去年11月发起的“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中，有许多文章对人民电影事业恶毒地加以污蔑，一笔抹煞解放后党对电影事业领导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其实质是在向党领导的人民电影事业进行猖狂的进攻，企图把解放后的电影事业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在会上发言的人要文汇报必须作深刻检查，向人民认罪，挽回已经在全国人民中造成的恶劣影响。
文汇报在电影问题讨论中，曾把国产片说成上座率不好，质量不高，因此观众不欢迎。
会上，上海市电影放映公司经理胡治藩列举了许多事实，加以反驳。
他说：
解放以来，电影事业有很大的发展。
上海1949年只有五十个放映单位，1956年就发展到一百六十六个。
观众的人次1956年已经比1950年增长226.8％。
如拿上海最大的大光明电影院来比较，解放前最高一年观众人次是一百一十万，现在却增加到二百四十七万。
胡治藩说：
根据历次举行电影周最高的上座率记录来看，资本主义国家影片中上座率最高的法国电影周，上座率只有89.7％；
而今年在上海举行的上影新片展览周的上座率，就达93.8％。
再拿观众最喜爱的几部影片来看，“铁道游击队”在上海放映的上座率是100％，“家”是99.9％，“母亲”是99.2％；
而观众喜爱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法国影片“勇士的奇遇”的上座率是96.3％，“没有留下地址”的上座率是82.4％。
他说：
国产片的数量也是不少的。
上海在1956年一年放映的国产新片就有四十八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影片为十八部。
胡治藩质问文汇报：
这些事实难道不是说明解放后党领导的人民电影事业获得的巨大成就吗？
不少电影工作者在座谈会上驳斥说：
在文汇报的许多文章中，列举了一些国产片上座率最低的例子，来说明国产片上座率不高，或者把一般的国产片与资本主义国家卖座最高的法国影片“勇士的奇遇”对比，以此得出国产片质量不高、上座率情况不好、观众不欢迎的结论，这是极端片面和不公正的。
在这个会上，导演陈西禾、应云卫，编导李天济等还严厉地批驳了钟惦棐在“电影的锣鼓”一文中，对“工农兵电影”、“行政领导代替艺术领导”、“电影传统”等问题发表的谬论。
导演郑君里指出：
钟惦棐所谓的“尊重电影的艺术传统实际表现成为对人的看法”是一种恶毒的论调。
他说，钟惦棐的用意是想污蔑近年来电影领导隔断电影传统，对艺术家“不尊重”，把这说成是“宗派主义”的结果。
这种论调表面上打着“关心人”的幌子，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电影领导的一种毒辣阴谋。
大家对钟惦棐在这次电影问题讨论中的言行，表示极大愤慨。
会上，许多电影工作者还以他们在新旧社会的经历，从电影事业的发展，新生力量的培养，技术设备的改进等方面，列举大量事实，驳斥了右派分子抹煞党领导电影事业的成就的谎言。
座谈会还将继续举行。

质问黄绍竑
——我无冤要申，你为我申冤，居心何在？
刘茂林
在7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黄绍竑的发言。
他说：
“我在政协座谈会上根据一些人民来信，99％都是反革命分子或其家属的来信，或视察中所见所闻的事件，不加分析研究随便反映，如反映……铁道小学的刘茂林问题……。”
这些话使我非常惊异。
我和黄绍竑素不相识，我和我的家属并没有给他去信，他也没到我校“视察”，为什么他会知道“刘茂林问题”，而且拿到政协座谈会上去“随便反映”呢？
所谓“刘茂林问题”又是怎么回事呢？
解放以前，我在北京市立师范学校念书的时候，加入了三青团。
毕业后到西直门扶轮小学工作，校中有个特务，我和他有些往来，解放前夕，他逃到南京去时，我曾送给他一双球鞋。
解放以后，我入了团。
可是，我在三青团的活动并没有交代清楚。
和特务的往来也没有提。
加之我还有一些反动、糊涂思想。
特别见到报纸上不断揭发特务的案子，我深怕连累上我，开始恐惧起来。
但是由于觉悟不够，立场不坚定，因此，顾虑很多：
怕母亲着急，怕组织上不再相信自己，怕在群众中失去威信，便不肯向组织上坦白，拖一天算一天。
当时，组织对我很信任，我担任工会主席，可是，就是因为心里有病，工作上总不安心，工作中没有长远计划，好像随时要准备着办交代。
回到家里，见到大家快快乐乐，我又嫉妒又生气，脾气暴躁，也不和邻居打招呼，不耐心帮助侄女温课，侄女的牙齿坏了，也没有心思带她去治。
饭总是匆匆地吃完，吃不出什么味道，有富裕钱也不肯储蓄，随便用掉，因为对自己的前途没有信心，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结局，年青青的，对自己的爱人也有见一次少一次的感觉，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1955年暑假，开始了肃反学习。
学习班特别召集党团员开了一次会，对党团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其中有“知情不报，开除党籍、团籍”的话。
会后，我便利用休息时间，把自己的一些反动思想、糊涂思想写了出来，并进行了批判，同时交代了社会关系，又检举了一些本单位可疑的情况。
可是对于三青团的活动，以及和特务的往来，并没有提，写好了就自动交了上去。
在小组学习会上，也主动争取检查自己。
大家对我的反动思想和糊涂思想进行了批判，我感到很不舒服，开始顽固地辩驳。
第1次会闹个不欢而散。
这时组织上对我开始了帮助，同时由工作上开始启发我，说：
“为什么工作做得不好呢？”
我当时认为这样武断是不对的，我没有回答，只指着工会奖给我的钢笔叫他看，意思是说，工作坏哪里来的钢笔？
给他软钉子碰。
以后，组织上常找我谈话，我不但没有更虚心的检查，反而产生了对抗情绪，我有一种预感：
对我的斗争难免了，我对于被斗的对象便开始表示同情，背后对他说：
谁斗错了谁负责。
领导上和群众把我的表现和历史问题联系起来看，对我表示怀疑，便进行了小组斗争。
暴风骤雨来了，我的恐慌样子，越发使人怀疑。
他们的问题那样尖锐，立场那样鲜明，对我真是一个当头棒喝，使我猛醒。
首先我感到需要清算自己的一贯的主导思想了。
同志们热情很高，目的是要我交代历史政治问题，交代社会关系。
我虽然采取了拒不坦白的顽抗态度，可是同志们还是继续分析，帮助，再分析，再帮助，又经过领导上的个别帮助，终于使我把所有的问题坦白出来了。
肃反办公室特别关心我的工作情绪，告诉我工作中要安心。
党、团的负责人，以及分团委，全对我进行了个别帮助，专门和我谈了思想问题，立场问题，讲得是那样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使我有好多收获。
团组织还特别为我开了支部会，根据事实，帮助我把解放前后的言行，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最后还从各方面提出对我的希望，使我把过去的一切，整个清算一番。
组织上对我一系列的教育，逐步提高了我的觉悟，坚定了我的革命立场。
我感到在这次运动中受到的教育，胜过了解放以后六年学习的总和。
我认识到，组织是一贯关怀我的，组织并没有忘掉我，而我在很多方面是对不起组织的。
后来，我的问题弄清楚了，作为历史问题作了结论，并没有给予行政处分，只在团内给予适当处分。
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包袱彻底丢掉了，轻松愉快了，以后的问题只是争取撤消处分，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了。
我开始积极起来。
工作情况和肃反以前完全相反。
工作踏实、安心，有长远的计划，效率也高了。
和同志们的关系更密切了，脾气也不暴躁了，对邻居也和蔼起来了，能够系统地帮助侄女学习了，薪水也肯好好支配了，对孩子也疼爱起来了。
总之，我看到了自己光明的前途，开始正常地生活了。
组织上对于我，也更加信任了。
肃反以后，薪金给我评在二级，月薪增加了十四元，家中的经济，显然宽裕了。
除了我的小学工作以外，又让我兼任中学班的历史课，参加保卫工作，担任教研组长，学习小组长。
由于上级和同志们的帮助，使我的工作有了一些成绩，在1956年底学校评奖中，我被评上二等奖，得了奖金。
我对学校的责任感也越来越强。
人民日报的社论说：
“对他们弄清了疑点，做出了结论，使他们去掉了精神负担，便于积极工作。
这无论对于人民事业或者对于他们本人，都是有利的”，我亲身体验到这是千真万确的。
深深感到肃反政策的伟大和正确，感到组织的温暖。
我并没有像右派分子黄绍竑想像的那样，和党对立起来。
组织没有错，我也不冤，结论也不是“反革命”。
对我来说，肃反是搞好了，而不是搞糟了。
黄绍竑为什么提出了“刘茂林问题”呢？
他的妹妹是在我校工作，亲身参加了肃反，据她说是“同情”我，把关于我的事说了出去。
恰好黄绍竑戴着有色眼镜在到处寻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资本，他本能地“注意有错必纠”和“为反革命分子喊冤”，便去“随便反映”“刘茂林问题”了。
做为人民代表，“随便反映”四个字，交代得下去么？

露出嘴脸华君武

促进智力发展的味精
味精的学名叫做谷氨酸的钠盐。
汤里放一点味精，就会有一种非常鲜美的肉香味，可以增进人的食欲。
谷氨酸也能促进人脑和中枢神经系的新陈代谢。
据试验，有八个智力迟钝的病人，每天吃八到十克氨酸，过一个时期，就有七人显著地增强了脑的活动力。
适当食用味精，对于治疗羊癎风和儿童智力迟钝的病症也有好处。
这种极有价值的东西，是用小麦的面筋和大豆来做的。
现在已经有很多国家如意大利、美国和日本利用制糖工业的废品来生产味精了。
这样可以节约很多粮食。

土咖啡
江苏省泰州面粉厂原来供给车间工人一种清凉饮料——土汽水，后因内中原料之一柠檬酸脱销，无法再制，工人们便建议用农村夏天饮用的焦大麦茶代替。
这个方法很简单：
将大麦筛净后，在锅内用匀火炒焦，再筛一次，等冷后，用纱布包好泡开水
（防止有少数麦芒），一斤半焦大麦可泡六担开水，再加适量糖精，等冷后即可饮用（冷热均可）。
工人们很爱吃，称它是“土咖啡”。

在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议上
最近闭幕的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议，是艺人们有史以来第1次的大团聚。
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的工艺美术艺人们广泛地交流了经验。
他们说：
“这个会开得真好，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才能有这样的大团结。”
本报记者高粮、王志渊、袁毅平摄
左下图：
各族代表们在交谈。
右下图：
湖北竹编艺人章水泉（右）和四川竹丝编扇艺人龚玉章（左）在看竹桌。
下图：
几位擅长编织、刺绣和挑花边的女代表，正在聚精会神地研究云南撒尼族代表昂琪珍（右起第3人）带来的针织品。
河南省钧瓷老艺人芦广东（左）和仿唐代三彩艺人高松茂（右）在看北京瓷。

天津六十多项工程完工
据新华社天津30日电
天津市有六十多项基本建设工程在7月下旬陆续竣工。
目前，还有全部面积达六十四万多平方公尺的近二百项基本建设工程正在紧张施工。
在已经竣工的工程中，有十万零六千多平方公尺、约合四千标准间的职工宿舍，和为扩大招收中小学生而新建和扩建的十八所中小学校舍的工程。
随着一批基本建设工程移交生产，天津又出现了新的农药厂、工具厂、皮带运输机厂、化学原料制药厂等工厂。
刚竣工的天津市化学原料制药厂，是我国第1所制造柠檬酸和双氧水原料药的工厂。

密切配合　互相支援　发展华东地区的经济
上海局召开五省一市经济协作会议
新华社上海30日电
中共中央上海局召开的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和上海市经济协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各地发展化学肥料工业的问题，确定以建设中、小型化学肥料工厂为主，以达到投资少、收效快和建设易的目的。
会议同时还讨论了煤、焦炭、钢、铁等地方工业的发展问题。
在上述地方工业的发展中，上海将尽可能地在装备和技术力量上支援各省，同时还将支援各省以一定的建设资金；
各省也将支援上海副食品和工业原料。
会上各省市代表分析了今年下半年的市场趋势，并商谈了组织物资出口和相互间物资交流等工作中的协作问题。
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上海等地在经济上的联系一向十分密切。
会上成立了华东区经济协作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下，研究和处理有关五省一市的经济协作问题。
出席这个五省一市经济协作会议的有中共各省市委书记处书记或副省市长以及财经、工业、计划等部门负责人。
会议举行了六天，在7月25日结束。

山西省地方工业
提前完成五年总产值计划
本报讯
山西省工业厅所属列入国家计划的全部厂矿，原计划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累积完成总产值十四亿九千一百多万元，最近这一计划已经提前超额完成。
1953年以前，山西这些中、小型厂矿不但不能生产钢、钢材、钻探机、卷扬机、变压器、炼焦设备、矿车等产品，就连洋钉、铁丝也不能供应当地的需要。
现在，这些东西都能生产了。
四年半来，仅主要产品就增加了七十多种，其中还包括受到农民欢迎的双轮双铧犁、山地犁、中耕器、五行拌种机等许多新式农具。
山西名贵的汾酒、竹叶青酒，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碗、碟、衣、袜等，产量都有很大增加，花色品种也越来越多。

帮助农民抗旱
据新华社长沙29日电在旱灾严重威胁的湖南省，许多地方出现了这样的场面：
工人在装抽水机，农民在一边开引水道；
工人们在挥汗车水灌田，农民在为工人搭凉棚、送茶水。
不少受旱农田，经职工们帮助灌溉，已经摆脱了干旱。
据湖南省工业厅统计，现在有三十多个工厂企业，抽出职工，携带抽水机、煤气机、电动机和救火车等设备，分别到干旱地区同农民一起投入抗旱斗争；
在工厂坚持生产的职工，也利用空闲的时间，在邻近地区积极帮助农民抗旱。
各地职工在支援农民抗旱中表现得非常热情积极。
国营水口山矿务局职工除了抽调六台抽水机支援附近常宁、衡南两县的重旱区以外，还成立了一支二百多人的抗旱队为矿山附近的农业社抗旱。
湘南二一七勘探队职工除了把钻探用水每天分出两小时灌到农田里以外，还帮助农民在附近矿井边接了一条一千三百多公尺长的水管，把矿井下的水引出灌田。
全国先进生产者、地方国营长沙水泵厂钳工王金龙在为农民安装抽水机时，两天两晚没有休息，他安装的一台抽水机开动了四天，就抢救出三千多亩受旱田。
在地方国营马田、杨梅山煤矿每星期日出发的抗旱队伍中，不仅有职工，而且还有中共党委书记和许多职工家属。

条件越困难　工作越有劲
碧河铁路铺轨已近一半
本报河口28日电
碧河铁路南段已于今日铺轨到离河口二十八公里的马街，至此，连北段在内，全长一百七十七公里的碧河线已共铺轨八十五公里。
本月中旬，越南发生洪水，冲毁铁路，钢轨的运输大约要停止一个多月。
在这一段时间内，碧河线的铺轨工作也将停止。
现在，全线的桥墩桥台都已完成，钢梁的拼铆工作只差一小部分了，枕木亦大体准备就绪，只要钢轨继续运来，就可及时铺上。
碧河线路基窄、弯道急、桥梁高、涵洞多，加上交通不便，沿途村寨少，天气热，困难之多，在全国的铁路修建中都是少见的。
但保持着解放军光荣传统的铁道兵，在这样的线路上反而显得更有劲。
在工程刚开始时，曾有一度运不来菜，粮食也供应不上，战士们就到山上采些野菜，熬些粥，吃了一样的干活。
负责拼装桥梁的五连，绝大部分是新手，加上天气热，太阳晒上十分钟，浑身就湿得像水里钻出来的一样。
初烧铆钉的，日晒火烤，甚至把脸都烤肿了。
但他们还是提前半个多月完成了任务，其中的钉铆工作，由开始时每天每支镑铆九十多个钉提高到二百二十多个钉，最高达到三百一十九个，远远的超过了一百八十个钉的定额。

陆运好？
运费由谁出好？
对森林工业部门的两点意见
水运好？
陆运好？
运费由谁出好？
对森林工业部门的两点意见
刘之杰
长期以来，森林工业系统在几个业务方针上意见不一致。
我认为，现在是按照增产节约的观点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一）
第1个问题，是发展窄轨森林铁路和充分利用自然条件的问题。
早在1952年，东北小兴安岭的乌敏河森林工业局就沿着正在运输木材的河流修筑了森林铁路。
从1953年起，这个局生产的大部分木材就改由森林铁路运输。
到1954年，原来流送木材的河流就被完全废弃了。
与此同时，小兴安岭的双子河森林工业局也沿着河流修了森林铁路。
于是，很快地就在东北各地和内蒙古的各个森林工业局掀起了废河流修森林铁路的浪潮。
在整个东北地区和内蒙古的木材运输中，水运任务的比重已经由1953年的28.4％降低到1956年的9.2％。
没有修上森林铁路的森林工业局，就认为自己“落后”了。
为了达到修筑森林铁路的目的，有的就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先修平车道（无动力的小铁道），然后再给上级打报告，说“用不了多少投资就可以把平车道改为森林铁路”。
他们就采取这样的办法，一步步地“创造条件”，直到最后把河流废弃。
1953年，林业部计划司的负责同志就曾指出这种作法不合理，许多职工也反对这种作法，但是有些同志仍坚持要这样作。
为什么他们这样热衷于废河流修铁路呢？
据了解，有这样一些理由：
河流运送木材季节性强，生产突击性大，完成任务紧张，不如铁路运输均衡，完成任务有把握；
我国通过河流运送木材的技术落后，不如铁路运送好管理。
有些同志不愿意去积极设法克服这些困难，却找出许多理由来，企图证明发展森林铁路运木材比利用自然条件合算。
实际上，世界各国运输木材大都利用河流自然流送。
比较大的国家，但水运比重仍占整个木材运输量的60％以上。
加拿大是木材出口比较多的国家，全国却只有两条森林铁路。
在芬兰、挪威和美国等森林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森林铁路也很少。
因为森林区大都临水，自然流送总是比修铁路要合算。
特别是目前我国钢材生产不足，能够不用钢材的地方就应该尽量不用钢材，以便把钢材用在最迫切需要的地方。
修一公里森林铁路需要三十吨钢轨，多修些森林铁路，就为国家多增加一些困难。
我国河流运送木材的历史很悠久，在民间有很多经验，只要把这些经验加以总结和推广，水运木材的潜力是很大的。
（二）
第2个问题，是木材的场内运输费和场外运输费大有细账可算。
森林工业部门供给用材单位的木材，按规定都是在铁路沿线交货，就是把贮木场设在铁路沿线作为交货地点，用材单位自己到贮木场去取木材。
把木材由山林运到贮木场的费用由森林工业部门负担，把木材由贮木场运到用材地点的费用由用材单位负担。
前者叫场内运输费，后者叫场外运输费。
我国木材都是由国家统一调拨的，用材单位不能在市场上自由购买。
这样，场外运输费用的多少就取决于供应木材的森林工业部门。
但是，在森林工业部门的各项工作指标中，并没有降低场外运输费用这一项，他们也就没有把如何降低木材场外运输费用当作自己经常的责任。
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缩短场内运输距离，减少场内运输费用，以便降低成本。
为了缩短场内运输距离，减少场内运输费用，他们就常常把本来应该在河里继续运输的木材尽早搬到岸上放进贮木场，把原来的一部分场内运输变成场外运输，把水运改成陆运。
这样，对国家来说，不但增加了很大一笔无益的开支（因为火车运费比水运贵得多），而且增加了铁路运输的紧张状况。
例如，湖南省湘江流域的木材，解放以前大部分是由水路运往汉口出售，而现在却沿着铁路设立了许多贮木场，把河里的木材搬上岸，装上火车，运往武汉。
江西省赣江沿岸的木材一向是经过樟树走鄱阳湖入长江运往南京、上海等地，现在却在樟树就把木材搬上岸，然后装上火车运往上海。
这种严重的浪费，因为森林工业部门没有这笔账，所以长期没有被人发现。
我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不一定正确。
但是，希望森林工业部门能够及早研究解决这些问题。

沅水——金刚石的故乡
柯善文
沅水两岸峭岩耸立，一线青浪滚滚。
人们站立在峰巅高处远眺，就能看到这雄伟秀丽的景色！
湘、资、沅、澧，是湖南四大名水。
沅水长千余里，狂浪急流，倾注于洞庭湖。
它不像黄河、长江挟泥带沙；
却在它那亮晶的、清彻的碧波里，含着黄金和金刚石的颗粒，散布到江的沿岸。
千百年来沅水上游冲刷下来的金刚石砂，深深地埋藏在它的河床的地下。
1957年，地质部沅水勘测普查队，已查获埋藏量约六十万克拉的金刚石。
现在所发现的金刚石是砂矿床，说明生长在沅水上游的金刚石底原生矿床，它的金刚石日久受洪水的剥离，随浪流散到下游蓄积起来的。
普查队的章工程师说，我们既然发现了金刚石底砂矿床，“水有源，树有根”，我们就一定能够跟踪追迹找到金刚石底原生矿床的。
最近，勘测普查队已派了两个分队前往沅水上游和湘黔边境普查。
06月里一个艳阳辉映的上午，金刚石普查队的崔同志领我去参观各个分队，看“宝贝”怎样从地下挖起来。
在通往野外淘钻工区的简易公路上，崭新的解放牌汽车满满载着金刚石砂飞驶而过，路旁堆放着山一般的从地底淘掘上来的细砂石。
我望着那十数公尺高的大砂堆，望着那汗珠满面的工人们，他们要在亿万颗砂粒中，才能淘选出一颗金刚石。
我们行经一座约三百公尺高的小山头，从这里向北望去，远远地有一线隐隐约约的闪闪银光，那就是沅水。
淘钻工地上，一排排开掘着二、三十公尺深的竖井。
工人们就从那深黑的井底下一箩箩地把古河床的砂石吊运到地面上来。
有一次，当一满箩砂石刚刚吊出井口时，只见那箩砂石之中，放射出一道洁白的亮光，啊！
原来是一颗蛮大的金刚石哩！
这样大的金刚石是少见的。
在大量的砂石里，含着极少量极小粒的金刚石，往往是眼睛分辨不出来的。
因此，崔同志又带着我去看选矿工作的部分。
选矿工序很多，很复杂。
我只对两种选矿办法特别感到兴趣：
一是油选，那是用调配得均称的各类机油，涂抹在梯形的每级木板上，细砂石被水冲刷着，顺着木架的梯级滚滚而下，细颗粒的金刚石比砂石重，它就粘在涂有机油的各层木板上了。
另外一种选矿法，就像我们在医院里用爱克斯光透视一样，把砂石放进漆黑的房间里，用萤光灯的光照射它，如果砂石里含有金刚石的话，就可以看见砂石里闪耀着一种淡蓝色的和银白色的闪光。
那闪光的就是金刚石。
（新华社专稿）（附图片）
沅水古河床里有许多深达二、三十公尺的竖井。
中间照片是工人们从竖井下往上吊运砂石，供选矿人员淘洗金刚石。

湖北省的全能印染厂
新华社武汉29日电
湖北省第1座全能的大型印染厂在27日局部投入生产。
这个厂可以生产套有六种不同颜色的印花布和各种色布，年产量达一百八十万匹。
它所生产的印花布可以满足全省的需要。
这个厂的主要设备和人员，都是从上海市公私合营无一印染厂迁来的。
无一印染厂原来只能年产各色布匹九十多万匹；
迁来武汉以后，由于扩大厂房，改进设计，充分利用了原有设备能力，同时增添了少部分机器，不但产量提高将近一倍，预计生产成本也将大大降低。
湖北省生产的布匹过去必须运到上海去加工印染；
现在有了全能印染厂，就可以就地加工、就地销售，使国家省去一大笔来往运输的费用。

盛暑访高温车间
瑞海　肖铃
车间里的瀑布
这是唐山钢厂的轧钢车间。
车间内的再热炉日夜燃烧着熊熊的烈火。
紧靠着再热炉就是轧钢机，刚轧好的钢条冒着金色的火星从车间南墙边穿过，这里的温度特别高。
去年07月10日，达到摄氏七十七度。
今年夏季到来之前，除拆除了墙外的办公室增加室内自然通风外，在靠南墙处安装了一排三十多公尺长的水幕。
水幕上不断地流着清冷的水，像山涧的瀑布一般。
水幕把热隔开了。
同时，车间两旁今年还新安装了两台四十马力的吹风机，每小时有七万多立方公尺的凉风通过十三个吹风筒向正在轧钢机旁和剪断工段劳动的工人吹去。
据最近测验，车间的温度比去年同期下降了十九度至二十五度。
今年厂里还供应工人带甜味的盐汽水等清凉饮料，以保证工人健康。
石棉门帘
在唐山启新水泥厂的烧成车间，一个个的旋窑像神话里的巨龙般不停地在翻滚着，窑内温度高达摄氏一千好几百度。
虽然窑内的火同外面空气隔着一层窑皮，但散发出来的温度仍是很高的。
有的地方就到摄氏一百来度。
每个窑门前，去年只有一层石棉窑门帘，今年改成了两层石棉。
今年又增加了三台九马力的排风扇。
有的地方还安上了解热管。
现在，看火工人拿着蓝色的看火镜站在与窑内的烈火相距不到两尺远的地方，呆上几分钟并不感到太热。
今年03月，工人建议把甲厂西边的砖墙打通，6月，甲厂西墙就新开了七个高大的窗户。
甲厂看火工人颜照林说：
“去年到西墙那儿一站，感到特别闷热；
现在，到那儿一呆，小凉风飕飕的，吹得人特别舒服。”
车间里的淋浴
唐山陶瓷厂烧成车间一些住了火的窑门前，安着一台台的吹风机，呼呼地往窑内吹风。
今年又增加了五台吹风机，连去年添的在内，共有二十台。
保安规程上规定出窑的温度不得超过摄氏八十度。
记者看了一些记载今年出窑温度的统计表，都是在五十度至七十度之间，以五十度至六十度为最多。
工人出窑时虽然感到温度比以往降低了很多，但进入窑内劳动还是汗流浃背。
因此，厂里又大量供应工人汽水，而且在离窑很近的地方建立了三处电热水的淋浴设备。
出窑工人下班后，不用远走就可洗个温水澡。

设计标准为什么高了
在基本建设中，各部门已经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克服某些设计标准过高的偏向。
可是，有许多设计标准仍然偏高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常常没有全面地考虑基本建设的各种条件，常常缺乏对我国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认真分析和研究，以致形成了一种“高标准的框子”。
其实，制定设计标准，固然要考虑技术上的要求和生活上的合理需要，保证工程质量和良好的劳动条件；
但是，同时必须考虑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习惯。
我国的国民经济，经过了几年来恢复和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是，我国仍然是一个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
我们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
我们要求少花钱，多办事，勤俭建国。
有人说，从目前来看，标准也许高一些，可是事情是要变化的，今天的高标准，明天也许就不高了。
他们把各个车间之间的距离留得很大，预留地、厂前区的面积都扩大了；
卫生标准、防震、防火、防空等设施都采用了过高的标准。
许多工厂的设计，不看具体条件，一律要建筑很大的办公大楼、俱乐部。
由于工业建筑标准偏高，以致有的生活间的建筑面积占到车间建筑面积的20％。
至于厂房的面积过宽，建筑物的高度过高，结构过好，这些现象更是常见的。
大冶特殊钢厂的轧钢车间的钢坯仓库同北满钢厂比较，后者定额为每平方公尺堆存七吨，周转时间十一天，而大冶是每平方公尺堆存三吨，周转时间是十八天。
计算起来，建筑面积前者比后者多二千九百平方公尺。
大冶轧钢车间的成品库，建筑面积比北满钢厂多四千六百多平方公尺；
同时，大冶比北满还多设计了一个面积达四千八百六十平方公尺的总成品库。
这三个仓库，在工艺上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有的却采用了金属结构。
其他在工艺方法、设备选择和总平面布置等方面，都有不合理的地方。
这些都是不切合实际需要的过高的设计。
试问这样过多地考虑了“远景”，而完全离开了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离开了目前的经济条件的设计是值得提倡的吗？
当然不是。
那末，怎样才能打破这种“高标准的设计框子”呢？
要打破高标准的框子，必须解决长远同近期、永久同简易的结合问题。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一定要争取尽快地实现，这是不容怀疑的。
但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更好地争取国家工业化，就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有限的投资，尽快地提高生产，增加积累。
采用较低的标准，把企业办起来了，生产发展了，国家财富增加了，二三十年后，就更有条件来提高我们建设的标准。
近来还出现过一种论调，说1955年以来，在降低工程造价方面已作过不少的努力；
1957年再要降低某些基本建设的设计标准，看来似乎是油水不大了。
事实怎么样呢？
只要是认真地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在保证主要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必要的技术装备的条件下，经济设计方面努力节约的途径还是很多的。
据估算，如果我们能从各方面努力降低工程造价，今后建设同样的工程，比过去至少可以节省20％左右的建设资金。
根据煤炭系统对平顶山六号井、羊渠河一号井等五个矿井的分析，每吨投资可降低到二十三元三角，比原设计平均投资降低22％以上。
在电力工业方面，根据五个电站的分析，每瓩投资可降低到八百八十元，比原设计平均投资降低20％以上。
其他在棉纺、肥料、水泥、钢铁等方面，都可以降低投资百分之二、三十不等。
以上虽是估算，但是，这些数字，却充分地证明了修改设计标准、降低工程造价是大有可为的。
认真地克服基本建设特别是某些工业设计中标准过高的偏向，以适应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方面需要作的工作还有很多。
首先，对过去有关部门规定的设计标准，应当作适当的修改。
在设计的时候，对于已经明显地感到不合理的部分，应该尽快修改。
其次，对于已经设计或正在设计的厂矿，也要全盘进行检查，根据实际情况，经过分析研究以后，实事求是地作适当的修改。
其他在安全系数过大、经济技术定额过宽以及耗用金属、木材、水泥建筑材料过多等方面，也要在设计中注意改正。
但是，也必须注意，在修改标准的同时，必须保证工程质量，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保证工人生产时必要的劳动条件，而决不应该片面地进行节约。
我国几年来基本建设的成绩是非常巨大的，关于基本建设中的设计工作的经验教训非常丰富。
现在的问题是要总结这些经验教训，以便进一步提高基本建设的设计工作水平，使我们在第2个五年计划中真正作到用同样的钱，办更多的事情，而且办得更好。

黑龙江流域资源丰富
竺可桢谈中苏合作考察的意义
据新华社哈尔滨30日电
中苏黑龙江综合考察队中方领导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27日在哈尔滨发表书面谈话，论述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的意义。
竺可桢说：
黑龙江流域的综合考察，范围较为广泛，包括水能、水文、地质、自然条件、交通运输等项，在1956年已获得一定成果，今后还将继续进行两三年。
这次考察特别注意了黑龙江上游及中游的水能资源的综合利用问题。
黑龙江上游及中游有巨大的水能资源，用以发电，仅在中苏共有的河段上，装机容量即达六百万瓩之多。
竺可桢说：
在黑龙江干支流上建筑水库，不仅将供应两国以丰富廉价与迫切需要的电力，在防洪、灌溉、垦荒方面也将发生重大作用。
竺可桢说：
地质调查方面，黑龙江支流额尔古纳河左岸，苏联已发现储量巨大的铁矿，但附近缺乏焦煤。
黑龙江中游左岸苏联地区，也发现了铁矿和锰矿，但也缺乏焦煤。
和苏联毗邻的我国境内，矿藏尚未很好勘察，根据地质构造体系而论，很有在大、小兴安岭区域发现铁矿和锰矿的希望，而鹤岗、双鸭山一带的煤都适用于炼焦。
如何利用这一区域的黑色金属和焦炭及水能资源，尚待中苏科学家的合作与努力。
在交通运输方面，中苏两国货运年有增加，水运较陆运价钱为廉。
目前从苏联远东和我国货运来往水路须经黑龙江和鞑靼海峡，不但路途遥远，而一年中有六个月冰封不便运输。
经我国提议将来拟开辟松辽运河，两者间货运可由松花江上溯经辽河而至渤海，全年几乎有十个月可通水运。

中苏青年欢度友谊之夜
共同表演节目　互相赠送礼品
本报莫斯科30日电
联欢节第2天的傍晚，中国青年代表团和莫斯科无产阶级区的青年举行了联欢。
七点，载着中国青年代表的汽车开进了李哈乔夫汽车厂文化宫花园时，等候已久的苏联青年们夹道鼓掌欢迎。
下车后，两国女青年们拥抱起来，苏联青年把亲手培植的鲜花和白鸽子献给中国青年。
中苏青年洋溢在热烈的友爱气氛中。
八时，联欢会正式开始。
李哈乔夫汽车工厂团委书记叶尼契夫讲话，他说：
苏中人民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这种友谊不是微笑，而是衷心地相互支持和帮助。
当无产阶级区第494小学四年级学生奥加略娃代表少先队献花时，她念了一首诗：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字每天清
早和它一起醒来。
这个字，谁都知道，
不必翻译，
不必查字典，
这就是“友谊”。
全场立刻高呼“友谊！
友谊！”
中国青年代表、北京团市委副书记周士贤代表中国青年代表团向无产阶级区青年致敬。
他又代表北京东郊区的青年向无产阶级区赠送了礼物：
乐器厂青年做的一把提琴，东郊区姑娘们缝制的女衬衣、绣花桌布、中国酒和中国自制的收音机等等。
全场一遍又一遍的高呼，莫斯科—北京
接着无产阶级区青年向中国青年献礼：
吉西斯基纺织厂姑娘们亲手用鲜艳的花布缝制的苏联十五个共和国的洋娃娃，南方电器厂青年亲手做的一只小轮船、纪念册、漆器等等，全场又一次高呼“和平！
友谊！”
会后两国青年表演了精彩节目。
中国青年艺术团演出的“花鼓灯”等节目受到全场一致热烈的欢迎。
联欢直到子夜结束。
（附图片）
莫斯科无产阶级区的少先队员向中国青年代表献花。
新华社记者　吴化学摄（无线电传真稿）

倾心畅谈　尽情歌舞
国际学生俱乐部开幕
据新华社莫斯科30日电
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国际学生俱乐部29日晚上，在列宁山上的国立莫斯科大学开幕。
来自各国的几千名学生第1次在这里共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带着红帽子的墨西哥学生、非洲的黑人学生、留着长胡子的哲学系大学生和其他各国著名大学的学生们欢聚在一起，有的在咖啡间高谈阔论，有的在结识新交。
非洲的黑人和芬兰姑娘按着急促的圆舞曲跳着舞。
人语喧哗声和欢笑声充塞到俱乐部的每一个角落。
在大厅里，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合唱团在为朋友们演唱古老的俄国学生歌曲，埃及姑娘在跳优美的舞蹈“在尼罗河岸上”。
直到夜阑人静，俱乐部里仍然弦歌不绝，成群的学生依依不肯离去。
国际学生俱乐部是本届青年联欢节的创举。
它是专门作为参加联欢节的学生举行聚会、文艺活动和辩论的场所。
学生们要在这里举行二十次会见，讨论哲学、原子能、文学等各种问题。

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开幕
四十九国运动健儿将大显身手
新华社莫斯科30日电
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三千名著名青年运动员7月29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在列宁中央运动场集会，参加第3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的开幕式。
这个巨大的运动场挤满了来自莫斯科、苏联其他地方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观众。
在音乐声中，参加开幕式的运动员开始排成纵队进入运动场，走在最前面的是一支人数众多的乐队，接着是一些世界上优秀的运动员，他们拿着运动会的旗帜和四十九个参加运动会的国家的国旗。
随后，运动员们按国名的俄文字母先后顺序入场。
当埃及、印度、中国、朝鲜的青年运动员走进运动场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欢呼。
进场后，各国运动员在足球场排好了队形。
第3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筹备委员会主席罗曼诺夫代表苏联体育运动委员会、苏联奥林匹克委员会和运动会筹备委员会向参加运动会的选手致欢迎词。
罗曼诺夫接着宣布运动会开幕。
在苏联国歌声中，升起了运动会的旗帜，全场响起了一片掌声。
接着，各个体育学院和其他高等学校的一万名学生分批举行了体操表演。
二千二百五十名苏联青年表演了集体舞，这是联欢节目的一部分。
这次运动会的比赛项目男子有二十四个，女子有十四个。
从比赛项目来看，比十六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规模还要大。
中国参加十个项目：
篮球、排球、足球、体操、田径、游泳、举重、网球、乒乓球和羽毛球（最后一个项目是表演赛）。
苏联队将参加除了橄榄球和曲棍球以外的全部项目。
根据筹备委员会在早些时候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大约有二千名裁判员参加工作，其中来自其他国家的裁判员有一百五十名。
第1届青年运动会是1953年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两年后在华沙举行第2届青年运动会，它的规模仅次于奥林匹克运动会。

广告公司的最后通牒
美国烟草公司正在推销一种用特制的溶液洗过的香烟。
据说，这种香烟的危害性较少。
最近，销路很大的“读者文摘”杂志登了一篇对这种香烟的安全程度表示怀疑的文章，引起了烟草公司的不满。
结果，这家杂志便接到某广告公司的通知，要它另找门路。
据这家广告公司的负责人说：
“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利害冲突的事，而我们必需保持我们最大的主顾”。
原来，这家广告公司最大的主顾是烟草公司，每年从它那里可收入一千五百万美元的广告费，而从“读者文摘”那里只收到二百万元。

捷外交部照会美国
抗议美机侵越领空
新华社布拉格30日电
据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29日讯：
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交给美国驻布拉格大使馆一份照会，抗议美国军用飞机侵犯捷克斯洛伐克的领空。
照会指出，今年07月27日十二时零八分，两架美国军用飞机从西德境内飞来，在切尔霍夫山麓克伦齐地区侵入捷克斯洛伐克领空，一直飞到布拉格附近。
这两架飞机在飞行了二十八分钟以后，在佛拉特宁以东十公里的地方飞入奥地利国境。
另外两架从西德境内飞来的美国飞机，十二时十一分在普雷德尼兹冯科瓦地区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国境，在十二时十六分从多耳尼德沃里斯特地区飞离捷克斯洛伐克国境。
接着，这两架飞机又在布拉迪斯拉发地区从奥地利境内侵入捷克斯洛伐克领空。
照会接着指出，上述情况证明，这是为了收集情报而有意侵犯捷克斯洛伐克领空的。
美国军用飞机深入地侵入捷克斯洛伐克领空，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停留了一些时候，这就排除了偶然飞越的可能性；
而且，它们没有按照捷克斯洛伐克的一架飞机用红光向它们发出的信号行事。
外交部的照会指出，捷克斯洛伐克以前曾经多次向美国提出抗议，而且美国当局也曾经保证采取行动来防止这类性质的事件继续发生。
外交部根据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指示，坚决抗议美国军用飞机屡次不断地公然侵犯捷克斯洛伐克领空的行为，并且要求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有效地防止发生任何这类事件。

日本国际支出激增外汇发生危机
目前可以用于周转的资金只有一亿美元左右
木村禧八郎指出病根在于经济体系从属美国
据新华社30日讯
日本大藏省估计，6月底已经减少到八亿七千三百万美元的日本国有外汇储备，7月间还要减少九千万美元左右。
目前，日本政府实际可以用于外汇周转的资金只有一亿美元左右。
日本著名经济评论家木村禧八郎在8月号“世界”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日本发生外汇危机的国内原因是日本经济不健全的这种基本情况和经济制度。
日本经济对美国的从属性也是一个基本原因。
他解释后面一个原因说，这就是说，日本由于日美“安全条约”、“行政协定”、“共同防御援助协定”而承担的经济负担，是形成日本外汇危机的重大因素。
例如，1957年度的日本“防卫费”（直接军费）一千四百一十一亿日元就是一笔相当于四亿美元的非生产费用。
这次岸信介同美国谈判的结果，日本的这种负担将会进一步加重。
另外，由于美国在海面上和陆地上建立军事基地，日本的渔业和农业等所蒙受的损失也不少。
日本对中国和苏联的出口受到了限制，被迫从美国和其他国家高价购买原料也是造成外汇危机的重要原因。
这位经济学者指责岸信介为了应付外汇危机而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进出口银行、世界银行借款的措施。
他说，这种应付办法不仅会越来越增加国际支出，而且将进一步加深日本经济对美国的从属性。
木村在他这篇题为“日益深刻的经济危机”的文章中指出，如果不针对日本的经济体制和对美国的从属性这两个基本原因采取措施的话，日本经济今后不是受到外汇危机的威胁，就要受到通货膨胀的威胁。
他说，现在日本政府为了应付外汇危机和通货膨胀而采取的限制贷款和投资、节约消费、加强储蓄运动等措施，是牺牲中小企业者、工人和农民来援救大垄断资本集团的措施。
同时，日本“每日新闻”今天也发表社论指出，日本政府的通货紧缩政策是牺牲中小企业的政策。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突飞猛进
苏联谷物播种面积跃居世界首位
不少共和国工业产量按人口比例超过许多资本主义国家
新华社莫斯科30日电
“真理报”最近的一篇文章指出，苏联的谷物播种面积现在已经跃居世界第1位。
文章说，1956年苏联的谷物播种面积达一亿二千八百三十万公顷，大大超过世界主要产谷物国家之一美国的水平（七千一百三十万公顷），比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德的谷物播种面积的总和还多八千五百一十万公顷。
而在今年，苏联的谷物播种面积又比去年增加一百五十万公顷。
就最重要的工业原料作物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和质量来说，苏联现在也占世界第1位。
苏联去年平均要从每公顷土地上收获二十一点六公担（每公担合二百市斤）棉花，而资本主义国家每公顷土地的棉花产量平均只有七点五公担，其中，美国只有十三点五公担。
塔斯社的消息说，苏联最主要的产棉区乌兹别克共和国在棉花总产量方面现在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居世界第3位。
去年这里收获了二百八十五万吨以上的棉花，比沙皇时代增加了四倍多。
就棉花单位面积产量来看，它已经超过了埃及、土耳其和伊朗。
塔吉克共和国的棉花总产量居苏联第2位，然而它的棉花单位面积产量去年却超过苏联其他地区，并且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高。
苏联的甜菜生产也占世界第1位。
就单位面积产量来说，苏联的吉尔吉斯共和国在去年已经赶上了美国，并且大大超过了法国、意大利、英国和丹麦的水平。
新华社莫斯科30日电
苏联一些在10月革命以前工业非常落后的加盟共和国，现在在按人口平均计算工业产量方面已经赶上了许多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中亚细亚的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工业生产水平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欧洲和亚洲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
按人口平均计算，它的煤和石油产量要比意大利和日本多，糖产量已经超过了法国、意大利和西德这样一些国家。
目前，这个民族共和国已经建立了约五百个现代化大工业企业，它们现在每十天的产量还比革命前1913年吉尔吉斯工业全年的总产量多得多。
乌兹别克是沙皇时代俄国“最落后的边疆”之一。
当时，有人曾经想在这个盛产棉花的地区开办一家纺织工厂，可是被沙皇派驻在这里的总督以“因与俄国之莫斯科及伊凡诺沃的工厂厂主利益相冲突”的理由拒绝了。
在苏维埃政权下，现在这个民族共和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棉织品产量，已经超过了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
三十年前，这里才开始建成了共和国有史以来的头一个水电站，可是它的电力生产水平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许多国家，如果按人口平均，每个乌兹别克人现在所能消费的电力已经等于伊朗的一百倍，等于意大利或者西班牙的两倍。
格鲁吉亚共和国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年代中建成了一千多个大工业企业，工业总产量几乎比1931年多二十九倍。
现在，它出产的生铁按人口平均计算等于工业发达的意大利和日本的好几倍，钢产量比瑞士、挪威和土耳其几国钢产量的总和还多，锰矿砂产量超过南非联邦、加纳、法属摩洛哥、刚果、日本和美国等国产量的总和。

美国黑幕
美国人为什么缄默
不久以前，美国“爱国志士报”记者汉思·赖伊特打算写一些反映社会舆论的文章。
为此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先后访问了二千居民，但居民们却对他提出的问题缄口不答，特别是谈到“俄国”和“共产主义”的时候。
赖伊特在美国杂志“编者与出版者”上对他这次的失败写道：
“在我打扰了大概二千居民后，我得出了一些结论，这些结论是完全可以引用到全国范围去的。
事实就是这样：
人们不敢把心中的话讲出来……人们担心他们的话被引用后，会带来不利的后果。”
照赖伊特所说，人们保持沉默的原因是害怕“调查”。

美英法和西德签署联合宣言
进一步阻挠德国统一
西德两大反对党表示不满
据新华社30日讯
美国、英国、法国和西德7月29日在柏林签署了一项关于德国问题的联合宣言。
宣言提出了解决德国问题的十二点“原则”，这些“原则”中没有任何有助于德国重新统一的新的和建设性的建议。
宣言重复了西方国家关于必须通过举行所谓“自由选举”来建立一个全德政府的主张，但是，它完全没有提到像制止德国军国主义在西德复活和统一后的德国不得参加排他性的军事集团这样一些对于举行任何统一德国的真正自由选举都是绝对必要的条件的重要问题。
相反地，四国宣言要求，对于恢复统一后的德国“不应当强迫它中立化或者非军事化”。
宣言中也完全没有提到从统一后的德国撤退西方国家军队的问题，反而说西方国家不能考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本身的存在会成为谈判的问题。
这项宣言也没有提到两个德国进行谈判为恢复统一创造条件的问题。
相反地，它完全无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存在这一铁的事实，一开始就狂妄地把西德政府自封作“有资格代表全体德国人民发言的唯一政府”。
在谈到德国问题同裁军问题的关系时，这项宣言要求，全面裁军协定必须以首先解决德国统一问题为前提，并且说：
西方国家不打算参加所谓“会损害德国重新统一的任何裁军协定”。
同一天，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奥伦豪尔对四国宣言表示“失望”。
他说，这项宣言只会加剧国际紧张局势。
西德自由民主党也对这个宣言表示遗憾。
它说：
“柏林宣言是证明波恩政府走入绝境的文件。”

老乌鸦装扮不了和平鸽
杜勒斯到伦敦干预裁军谈判
本报伦敦30日电
从3月开始的伦敦裁军谈判，原定在7月底告一段落。
裁军小组委员会已在准备起草给联合国的报告了。
正在这个时候，美国忽然采取了两个戏剧性的行动。
一是要求谈判继续进行，据说美国对裁军问题的新建议，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来得及全部端出来。
二是艾森豪威尔突然派杜勒斯来到伦敦，同麦克米伦和劳埃德等商谈裁军问题和中东问题。
为什么要如此做作呢？
过去四个多月中，美国在谈判桌上的拖延手段做得太露骨了。
美国代表仅仅为了提一个方案就拖了九个星期，至今还不肯痛痛快快地全部端出来。
而拿出来了的所谓建议，又是把本来容易解决的问题，偏要一环又一环地扣起来。
例如，停止试验氢弹必须同裁减常规军备联系起来，裁减常规军备又要同
“解决政治问题”联系起来。
这样，便把严肃的裁军问题，变成了无休止的扯皮和清谈。
全世界对美国的这一套都已感到不耐烦了，因此，杜勒斯就借便到裁军谈判中去张扬一番，以便向全世界表示一个姿态：
美国多么重视裁军问题啊！
国务卿都亲自出马了……！
可惜的是，杜勒斯的声名，不是香得很，而是臭得很。
连英国保守党的报纸都说，不要把这只“不祥之鸟”看成“报喜讯的使者”（“每日电讯报”）。
因为谁都记得，直到22日，杜勒斯还在大放厥词，表示他在裁军问题上的死硬态度。
杜勒斯是没有办法在一夕之间把自己摇身一变为“和平使者”的。
据透露，杜勒斯来伦敦的一个具体打算是设法“说服”英法和其他的北大西洋集团国家，在某些问题（例如空中视察的地区和范围）上取得一致意见，以便在谈判结束时使美国和西方国家处于有利的地位：
把不能达成协议的责任推给苏联。
杜勒斯和他的一些同道们，到头来总会发现：
他们想使苏联背包袱的打算是不会成功的。
据新华社伦敦30日电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7月29日到达伦敦，前来参预已经举行了四个多月的裁军谈判。
尽管有些报纸对杜勒斯此行大吹大擂，但是没有人真正预计杜勒斯会提出任何实质上的裁军新建议。
杜勒斯在伦敦机场上已经声明，他对裁军最关心的是建立“空中视察”问题。
他甚至威胁说，如果再过一个月不能达成协议，裁军问题就会复杂化。
由于杜勒斯的到达，原订在7月30日举行的裁军小组委员会会议已经决定延期到7月31日举行。

联欢节中百花齐放
多采的活动纷纷开始
我国艺术家将参加十六项艺术比赛
新华社莫斯科30日电
07月29日是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第2天。
联欢节丰富多采的各种活动有许多都在今天开幕了。
上午十一点，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音乐厅和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分别举行了联欢节艺术比赛开幕式。
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书记雅克·德尼亲自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主持了开幕式。
艺术比赛共有钢琴、管弦乐、独唱、合唱、杂技等二十多项。
中国将参加十六项比赛。
在开幕式上，抽签决定了比赛次序。
从7月30日开始，四十个国家约二千名青年艺术家即将分别在莫斯科各个音乐厅和舞台上大显身手。
与此同时，许多集邮爱好者都汇集到列宁图书馆来。
这一天国际美术摄影展览会也在莫斯科美术家展览厅举行了开幕式。
约有三十个国家的摄影爱好者参加了这个展览会。
许多国家五千多名学生这一天聚集在莫斯科大学大礼堂中参加了国际学生俱乐部的开幕式。
国际学联主席、这个俱乐部的委员会主席贝利康致了开幕词。
这里举行了盛大国际歌舞演出，莫斯科大学混声合唱团、民主德国、意大利、墨西哥、阿尔巴尼亚等国都参加了表演。
同时，国际学生电影节也在莫斯科大学的另一个大厅里举行了开幕式。
这一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埃及、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印度、罗马尼亚、中国、阿尔巴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的青年分别举行了民族歌舞演出。

苏联领导人欢宴叙政府代表团
新华社30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讯：
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7月29日在大克里姆林宫设宴招待以国务部长兼国防部长阿泽姆为首的叙利亚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库兹明等也参加了宴会。

远友
小白熊有了名字
本报莫斯科30日电在北极的苏联航空人员送给参加联欢节的中国青年代表团的礼物——一只小白熊现在正在莫斯科动物园等待着自己的主人。
它混身雪白，非常活泼，在天热的时候和其他一些小动物一块洗澡、玩耍。
每天在这个笼子旁边挤满了观众。
参加联欢节的中国代表团来到莫斯科以后很快就派了代表去看这只小白熊。
长春第1汽车制造厂工人李治国和国营友谊农场联合收割机驾驶员刘瑛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远友”。
这件事情成了联欢节的佳话。

远藤三郎赞我国热爱和平斥岸信介妄言支持蒋介石
据新华社香港30日电
日本前军人访华团团长远藤三郎今天在这里对新华社记者说，日本首相岸信介在台湾发表支持蒋介石“收复大陆”的谈话“显然是错误的”。
他认为，日本人民决不会有岸信介的这种看法。
远藤三郎还表示不相信日本政府提出的有三万五千名所谓“下落不明”的日本人一事。
他认为这是“不可想像的”。
远藤三郎率领的这个十九人的代表团是在大陆访问了一个多月后来到香港的。
在谈到对新中国的印象的时候，远藤三郎说：
“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很高，中国是一个强大而又热爱和平的国家。”
远藤三郎还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强大的、有百分之百良好纪律的军队”。
这位前日本军令部中将参谋、航空兵器总局长官说：
“中国军队是用来保卫自己祖国的，我们确实看到中国决不会侵略别人。”

鲜明的对照
本报评论员
07月2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就德国重新统一问题发表了声明。
29日，美、英、法三国和西德政府在柏林也就同一问题发表了一项宣言。
对比之下，把这两个文件作一对比，就可清楚地看出：
究竟谁是真正希望德国的重新统一，而谁又在竭力加深德国的分裂。
要解决德国问题，必须考虑到德国存在的具体状况。
今天在德国存在着两个性质不同的国家：
一个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它根据波茨坦宣言的规定，清除了军国主义的势力，没收了垄断资本和大地主的财产，走上了和平和社会主义的道路。
一个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那里，波茨坦协定遭到了破坏，军国主义势力重新掌权，希特勒的国防军又在重建。
在这种形势下，恢复德国统一的任何方案，都必须从这个现实出发。
否则就只能是空谈。
根据这种情况，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曾经多次向西德发出呼吁和建议，主张由双方互派代表，通过协商和谅解，来求得恢复国家统一的协议。
但是西方国家和西德政府坚持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存在的事实，一直拒绝这项合理建议。
这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了新的建议，主张东西德组成联邦，作为德国统一的初步步骤，同时要求：
首先达成协议，禁止在德国土地上存放和生产原子武器；
两个德国分别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取消征兵制，就双方军队的实力问题达成协议。
建议中还向四大国呼吁，撤出他们在德国全境的军队。
考虑到两个德国的不同情况，这个联邦目前并不一定要讨论有关西德或民主德国的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而可以先只对某些问题，例如经济、关税、货币问题、运输和新闻等问题方面达成一个实行共同政策的协定。
这样，民主德国的建议既避免了解决条件目前还未成熟的那些问题，又争取在一些共同有关的问题上达成协议，以便改善东西德之间的关系，为德国的重新统一创造有利的条件。
但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一新努力，又立即遭到了西方国家和西德政府的无理拒绝。
他们如此匆忙就加以拒绝，说明他们非常害怕这种合理的建议会引起西德人民对恢复德国统一的希望。
这将不利于他们的保持德国分裂的政策。
他们在一口拒绝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的具体建议之后，却发表了一个宣言，竭力把自己装扮成为德国统一的创导者和和平的缔造者。
但是，正像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所说的，这个宣言“没有说什么新东西”。
宣言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的建议避而不谈。
宣言同时硬把西德政府说成是“有资格代表全体德国人民发言的唯一政府”；
宣言中依然坚持用所谓“自由选举”的老办法来统一德国，并且强调统一后的德国有权参加侵略性的北大西洋公约军事集团。
这样，宣言既不愿意承认有两个德国存在的现实，又拒绝同意将来统一后的德国应当不参加任何侵略集团的主张，而任何统一德国的计划都必须要有这种保证，才能符合欧洲安全的利益。
事实很清楚，没有两个德国之间的谅解和协商，任何全德的选举都是不可能的。
在西德还没有肃清军国主义势力并且外国军队没有完全撤出以前，所谓“自由选举”在那里将不过是一句漂亮的谎话。
这种情况下的“全德选举”，其目的无非是企图利用西德人口方面的多数，来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吞并过去，使整个德国都掌握在军国主义势力的手里，从而成为一个更大的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原子战争基地。
西方国家和西德政府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来发表这个宣言呢？
这是为了应付即将到来的西德大选。
德国统一问题是今年大选中一个重要问题，而阿登纳政府的阻挠德国统一的政策，遭到了广大西德人民的反对。
为了加强阿登纳在竞选中的地位，他们想在大选前利用这个宣言发动一个宣传攻势，假装“热望”于德国的重新统一，推卸他们分裂德国的责任，这样来欺骗选民。
路透社在它的报道中指出了这个宣言“作为竞选文件对阿登纳的价值”。
大家都知道，西方国家正在以各种方法来帮助阿登纳党继续执政。
西方国家和西德政府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新建议提出之后，就匆忙发表他们这篇别有用心的宣言，原是想这样来冲淡这个建设性建议的影响。
但是公众却有机会来作一对比，区别真诚切实的努力和虚伪空洞的宣传，并得出应得的结论。

北京大学学生在斗争中锻炼成长
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　赵震江
两个多月以来，北京大学同学一直与右派分子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到今天，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我们击溃了右派，学到了本领。
反对“五四精神”的叛徒，保持革命传统
北大的右派分子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是“一丘之貉”，是“一脉相传”的，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推翻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使资本主义复辟。
但他们的活动手法和特点有所不同。
北大右派分子在这次猖狂进攻中，开始活动的特点是打着“继承五四传统”的旗帜，高喊着“民主”、“自由”的口号。
他们用这些花言巧语，来煽动和迷惑同学，以图混水摸鱼，达到其政治阴谋，但是具有革命光荣传统的北大同学，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五四传统”——它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传统，是跟着党走、是五四运动后左翼知识分子日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传统。
当年北大学生以邓中夏同志为代表就是这一传统的典范。
以后，几十年来北大广大进步同学一直高举着“五四传统”的旗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为反对三大敌人，为争取解放、争取民主、自由，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直到全国革命胜利。
这种传统到今天体现为巩固已取得的革命胜利成果，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把我国推向最美好的，最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我们深深地懂得这是我们青年学生和全国人民的最大的、最根本的利益。
右派分子打着发扬“五四传统”的招牌，企图推翻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断送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很显然，他们是“五四精神”的叛徒，是青年学生和全国人民的敌人。
右派分子企图用迎合青年学生自尊心的办法，利用中国青年学生的爱国的传统精神，进行煽动，制造混乱。
我们广大同学识破了右派分子的阴谋，揭穿了他们的丑恶面目，与这些“五四”精神的叛徒进行了坚决斗争。
粉碎右派分子谬论，进一步掌握马列主义
在这次运动中，北大右派分子从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者那里贩运来了种种“理论”，向我们进攻，这些右派分子为了掩盖自己的反动阴谋和迷惑群众，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攻马克思列宁主义；
利用“反对三害”的旗帜反对党的领导；
提出“争取民主自由”和“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过时”的口号，阴谋推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
这正如毛主席所说的：
“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
北大学生中右派分子的急先锋谭天荣宣称：
“189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按着铁的历史必然性转化为自身的反面（第1次否定），与此相适应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相互渗透的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六十二年的绝对统治。”
他以此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企图否定列宁主义。
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光荣历史——铁的事实，却有力地驳斥了谭天荣的谬论。
谁都知道，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尽管第二国际少数领袖，坠入修正主义的泥潭，然而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在斗争中发展着。
通过10月革命而取得了伟大胜利，列宁和苏联共产党发展了它。
后来，中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在它的指导下，都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并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充实和发展了它。
今天，它的光辉更加灿烂，普照着全世界。
在运动中，谭天荣还曾发起组织“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和“百花学社”等反动社团，以“理论探讨”作招牌四处散布这些东西。
他恶意地把唯心主义哲学家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奠基人恩格斯搅在一起，他的目的是想混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体系的界限，取消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
他把恩格斯和黑格尔混在一起，而且撇开马克思，其目的也是很明显的，他是企图否定马克思，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
他污蔑“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他说匈牙利反革命暴乱是“反教条主义的表现”，而匈牙利工人阶级和爱国人民镇压了反革命暴乱以后，却使“这个运动转化为自身的反面”。
总之，他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不惜用一切手段向马列主义进攻，企图从根本上挖掉党领导社会主义的墙脚。
所以，一个同学写了一首“好个谭天荣”的短诗，对谭天荣的反动言行给以恰当的描绘：
“右字大旗，高高挂起，考茨基的针线，缝起恩格斯的词句，谭天荣的把戏，投了蒋介石的脾气”。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党是领导我国人民前进的核心力量。
正因为这样，右派分子和一切敌人一样，拚命向我们党进攻。
右派分子黄继忠极端无耻地污蔑共产党的党性是“扼杀”人性的，说“党员没有人性”，妄想动摇我们对党的信任，分裂我们党的团结，进而推翻党的领导。
但是右派分子估计错了，他们的造谣污蔑是分不开我们和党的血肉关系的。
我们全校师生粉碎了右派分子污蔑我们党的谬论。
我们说，在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抽象的、非阶级的人性。
当人们谈论人性时，他们所谈的不是这个阶级的人性就是那个阶级的人性，不是赞美这个阶级的人性就是憎恶这个阶级的人性，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人性。
各政党既然是各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所以说阶级性、党性和人性三者是统一的。
现在，只有资产阶级的人性或无产阶级的人性。
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本质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资产阶级无所谓真正的人性。
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大公无私的阶级，他要彻底消灭一切剥削，要解放全人类，因此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以及这种阶级性的集中体现——共产党的党性，才决定无产阶级的人性是最高尚最优美的。
右派分子黄继忠等从资产阶级的卑鄙丑恶的人性出发，所憎恨的共产党员，正是具有高尚、优美人性的人。
他们忠心耿耿、任劳任怨的为人民服务，他们为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共产党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活生生的例子都证明了这些。
正是共产党的党性才要求他的党员具有这样崇高的人性，党性不但不压抑和扼杀人性，相反的是使人们的人性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推动人去作常人所不能作的最崇高的事业。
北大右派分子的进攻矛头还指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企图从根本上否定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
革命经验和实践告诉我们，人民民主专政是保护人民，反对敌人的有力武器，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保证。
我们所珍贵的正是右派分子所反对的。
右派分子恶毒地污蔑我们的肃反斗争，为胡风反革命喊“冤”……目的都是为了反对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
他们为了实现这一阴谋，首先抹煞阶级斗争，共产党叛徒、右派分子龙英华公然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已经过时”、“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了”的谬论。
实际上他们这些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疯狂进攻的本身，就是挑起了一场阶级斗争。
他放这个“粉饰太平”的烟幕，是想要我们放下武器。
龙英华还宣称“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氢弹面前利益是一致的”，主张请杜勒斯和我们“争鸣”，诸如此类。
这些滥调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修正主义的臭名彰著的“阶级调和论”的翻版，其目的是抹煞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模糊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根本对立，企图使各国劳动人民安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对内和对外的压迫和奴役，企图使我国取消人民民主专政。
龙英华的面目是多么丑恶，所以同学们称他是“资产阶级的跳梁小丑，修正主义的应声虫，共产党的叛徒，革命队伍的逃兵”。
在我校广大师生的有力揭露和驳斥之下，右派分子的反动谬论已全部被粉碎，它的反动本质已暴露无遗。
在这次斗争中再次证明了马列主义的无限生命力，并且通过这次反右派的斗争也使我们进一步掌握了这一战无不胜的法宝。
右派分子的阶级背景和思想根源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我们运用马列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方法，找出了这些右派分子的阶级背景和思想根源，深刻地认识到他们的反动本质。
北大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大多数出身于地主官僚等反动阶级家庭，剥削阶级被推翻后，他们没有抛弃反动阶级立场，没有彻底改造自己，剥削阶级思想还深深地埋在他们的灵魂深处，时刻萌发，趁着党的整风运动和大“鸣”大“放”的机会，他们的垂死的没落阶级情调和对人民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刻骨的仇恨都集中的暴露出来。
我们解剖一下北大学生中右派分子的据点“广场”反动集团骨干分子陈奉孝、龙英华、张元勋、崔德甫等十五人的情况：
一、从这些人的家庭出身来看，他们之中有十一个人出身于地主官僚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家庭，占十五人的75％；
二、从他们的亲属关系的情况来看，有六个人（占40％）的直系亲属中有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的；
三、从他们的政治品质来看，因混入党团组织被清洗的占27％；
四、从这些人的道德品质来看，其中流氓盗窃分子占14％；
另外他们之中还有像刘奇弟那样被人民政府宽大释放的反革命分子，他们是旧社会的渣滓，是新社会的垃圾。
这些人虽然都还不过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在新社会也受了七、八年的教育，但由于他们死不肯放弃垂死阶级的利益，甘愿为剥削阶级殉葬。
因此他们与新社会格格不入。
他们仇恨一切，想毁灭一切。
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两个右派分子的情调。
地主官僚家庭出身、父亲是国民党政客的右派分子严仲强，他认为自己是活在“死人堆”里，他咬牙切齿的咒骂党员、团员和一切正直的人们。
他说，“我如果要死，也要抱着你们一块死。
我要触电，一手摸电，一手也要抱住你们。”
这是多么没落、丑恶的灵魂啊！
他们与人民与党有不共戴天之仇，怎么能与社会主义相投？
从以上，就不难看出他们为什么对党对人民这样刻骨的仇恨，这就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背景和思想根源。
另外，也有极少数的右派分子是由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极度发展，成为野心家，堕为资产阶级右派的。
共青团叛徒、右派分子谭天荣就是典型的例子。
他不接受党团组织的教育，不进行自我改造，听任自己的错误思想日益滋长，一直发展为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妄狂自大。
他不满现实，目空一切，他不惜用一切手段来抬高自己的身份。
但当他这些欲望和野心不能得到满足时，他便从对新社会的不满发展到否定新社会本身，并在思想情绪上与党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
整风运动开始后，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疯狂进攻，他见有机可乘，立即响应。
至此，谭天荣堕为资产阶级右派的急先锋。
他的发展道路是一条十分可耻的道路。
以上两方面的事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
剥削阶级出身和具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以及小资产阶级狂妄性的青年学生，放弃自己的阶级立场，向工农学习，与人民结合，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改造自己是多么重要！
总结经验，记取教训
北大同学在这次大风浪中经历了一番严重的考验，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其中有斗争经验但也有严重的教训。
特别值得令人深思的是：
为什么右派在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的一开始就看中了高等学校的大学生？
为什么他们企图首先在学生中点火，利用学生作“炮筒子”？
为什么他们在同学中找到了某些同路人？
为什么有的同学经不起大风浪的冲击和烟幕弹的蒙蔽，硝烟起处竟受到了迷惑，甚至为右派摇旗呐喊？
为什么有的同学在这场阶级斗争中抱着客观主义态度？……马列主义告诉我们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
以上教训难道不值得我们全国同学都检查一下自己，找出这个内因，引以为戒吗？
在反右派斗争的过程中，北大有些上过右派当的同学，已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和所以上当的原因。
大家认为归根到底还是立场问题，主要还是因为这些同学的立场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共产主义人生观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还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
我们说人们在政治上分成左、中、右三派，并不是根据人们的主观愿望来决定的，这是客观存在的情况，人们一切重要的言行必然反映了自己一定的阶级观点的，也就是说必然从一定的立场出发的，也正因此，我们必须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问题。
在这次政治运动中，许多事实告诉我们，右派分子物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路人，正是喜欢这些立场观点模糊、动摇的人，这些人必然会上当。
这次政治斗争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深刻的政治课，教育和惊醒了这些同学，使他们在大风浪中渐渐认清了方向，从右开始向左转，后来并投入了战斗的行列。
这次大风浪，对我们这些经历不广，政治上还不成熟的青年学生来说，的确是一次严重的考验，是一次战斗的洗礼。
广大同学在这次斗争中得到锻炼和成长。

发榜前要做好学生参加生产的准备工作
湖南进行劳动教育和组织安排
本报讯
湖南各地正抓紧各级学校考试发榜前一段时间，大力进行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劳动生产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安排工作。
长沙、衡阳等九个省辖市正在积极规划和安排一些有条件的、不能升学的城市毕业生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
大部分县已将此项工作列为当前中心任务之一。
不少地方一边宣传，一边作好了摸底安排的计划。
湘乡县长甸乡对应届中小学毕业生的安置问题曾向农业社、生产队、乡属各行业调查生产及劳动力需要的情况；
向学校调查毕业生的学习情况及特长；
调查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及家长对子女的希望和要求。
据调查，该乡有中学毕业生十四人，估计能考上学校的三人外，有九人将安置直接参加劳动，兼任记账员和技术员等工作，二人担任民校教师。
在九十七名高小毕业生中，估计能考上学校的三十人，自学和复课的三十七人，其余三十人将安置作饲养员十四人，铁工学徒一人，中医学徒一人，照相一人，其余分配搞不同劳动兼任记工员技术员等工作。
为了组织一些有条件的，不能升学的城市毕业生到农村去，为以后的城市毕业生打好一条下乡生产的出路，长沙市今年秋季将有五百人至一千人分别安置到湘潭、常德两个专区的七个县去参加农业生产。
目前长沙、衡阳、湘潭，常德等九个省辖市正在通过开展筹募支援城镇学生下乡生产补助费的活动，进一步向群众和学生进行宣传教育工作。
学生与学生家长普遍反映党和政府对他们关怀无微不至。
沅江、华容、湘阴等县部分地方对即将下来的城市学生已将名额固定到社，寄住固定到户。
广大乡社干部和农业社员对城市学生下乡表示热烈欢迎。

林希翎的父亲受过黄绍竑训练
她的家乡温岭县箬横区人民揭露
本报讯
中国人民大学右派分子林希翎的反动言论传到她的家乡（浙江省温岭县箬横区）后，引起当地群众的极大愤怒。
林希翎参加革命后，她家里一直是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关怀。
她家里有一个母亲、三个妹妹，在没有加入高级农业社以前，村里群众给她家代耕土地，到过年过节时，群众还送年糕给她家。
她的三个妹妹在校读书，都享受人民助学金的待遇。
当地群众说，林希翎还说共产党不好，难道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对待她和她的家庭还不好吗？
这个人真是没有良心。
当地群众揭发，右派分子黄绍竑与林希翎早就有老关系，黄绍竑和林希翎的父亲程一品很要好。
1940年，黄绍竑在浙江省政治人员训练团担任团长时，程一品曾在该团受过训。
林希翎的反动言论能得到黄绍竑的支持，这也是不为无因的了。
另外，林希翎的反动思想与家庭的政治背景有很大关系，她的父亲程一品解放前是一个小官僚，担任过国民党的许多反动职务。
如温岭县税务局主任，兼商业登记处主任，玉环县民政科长，平阳县教育科长等等。
她的母亲是个耶稣教头目，对人民政府一贯不满，她的父亲是站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早已逃跑到香港去了。
今天虽然人民政府和当地群众对她家里给予照顾，但是他们再也不能享受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无耻生活了。
所以，林希翎这样痛恨共产党，是有历史原因的。
（浙江省温岭县箬横区人民委员会　林凌波）

清除钱伟长散布的毒素
清华大学教授　汪坦
在右派分子疯狂进攻里，文教科学界的右派分子是最为猖狂的。
他们背弃了党对科学家的关怀爱护，凭借了劳动人民给他们的地位和荣誉，利用了知识分子的一些模糊意识及青年知识分子缺乏经验和对旧时代的隔阂，趁着整风的机会，大肆煽动，散布反社会主义谬论，妄想达到他们首先夺取文教科学界的领导权的政治阴谋。
这种妄想已经为全国人民所揭穿，给予痛击，他们阴谋破产，野心毕露，已经处于四面八方声讨里。
文教科学界的右派分子钱伟长，长久以来就在知识分子思想领域内散布毒素，要把文教科学研究工作拉上资本主义道路，断送我们大家的社会主义前程。
几年来，国家对接收过来的旧教育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成绩是巨大的。
然而钱伟长却认为“院系调整以来，把这种从上到下，从教师到同学的这种自己钻研的风气全打垮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1957年06月18日清华学生大字报：
“我们访问了钱副校长”），
“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工作主动性一般很差；
一切都等待着人去把着手教，一切依赖于开训练班”（1957年01月07日，光明日报“钱伟长谈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
他竟如此贬低我们教学改革的成果，说成高等学校毕业生一切依赖于开训练班！
那末他的意见究竟是怎样呢？
他自己虽然没有明说，却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存在着路线上的分歧，他要我们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他竭力渲染“今不如昔”的情绪，说“中国的旧教育制度，既非英美，又非德日，而是一套拼凑起来的中国自己的东西”（1957年05月31日在清华学生自由论坛上的讲话）。
“解放前，有些学校都有自己的学风，像浙大擅长理论……当时学生生活很自由……自己钻研的风气”；
同时又看不起苏联的经验，他说，“苏联的工程师太多了，在工业中缺乏新的技术。
这是由于惰性和计划的限制，在教学中太钻毕业设计了，一切都服务于毕业设计，苏联的技术力量虽强，但发展潜力不大！”
（1957年01月在高教部第1次修订教学计划座谈会上的发言）他反对按计划培养人材。
他说：
“我们并不是说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分得较细，订定目标，来按计划培养的。
但是，这只有在工业发展比较定型的情况下，按不变的比例发展着，技术上没有什么革命性的变化时才是可能的。……但是，我们国家的具体情况不是这样的”（1957年01月31日，人民日报“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
他认为培养“工程师”不现实，“在高等工科学校中，应当以数、理、化三门课为主”（1957年01月07日，光明日报“钱伟长谈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
综上所述，他的意图还不清楚么！
不要苏联！
要英美德日！
作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他的影响是既深且广的，部分青年就接受了他这些论点，曾怀疑教学改革的成就，提出了情愿学外文，不打算完成毕业设计的意见；
不重视施工技术建筑材料等课程，认为这些都是经验性的知识，到实际工作中一碰就会；
不重视生产实习；
甚至于看不起工程师，“人心向院”；
这是何等危险！
高等工业学校所培养的是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经济建设干部，中间有科学家，更有大量不辞辛劳贡献出毕生力量在实际工作中的工程师，如果青年知识分子都受了钱伟长的影响，不接受被当作“工程师”的培养，岂不阻碍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前程！
其实他自己是懂得工业需要分门别类的人材，而旧式通才教育是不能满足这一需要的；
把只掌握数理化的毕业生送到基础非常薄弱的我国目前工业中去培养成各项专门人材也是不现实的。
他近年来反来倒去自相矛盾的论点，只能说是别有用心！
钱所渲染的“今不如昔”，是不符合事实的。
过来人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谁能忘记淘汰率高达50％—60％的旧式教育，到了快毕业的时候，不是戴了深度眼镜，就是患了肺病！
即使这样，“出厂的废品”还是不少，“毕业就是失业”！
说起自己钻研的风气，立刻令人想到“草儿在前，鞭儿在后”的比方。
如今我们所能看到零星的几个知名科学家，却标志着过去的多少千万个走头无路的苦学之士！
难道还要歌颂这些日子，鼓动大家走回头路么！
钱伟长的反对按计划培养人材，和他在“科学纲领”中主张“研究工作”和“经费”都应该“就人”是完全一样的，是反对适应国家需要的彻头彻尾反社会主义的论点。
右派分子钱伟长的教育改革路线，为害是极为严重的，必须坚决予以批判。
在他的政治阴谋和章罗联盟毁灭的同时，他散布在知识分子思想领域中的毒素，必然也为这项斗争所彻底清除。
让我们划清界限，提高觉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适应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教育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首都高等学校毕业生表示：
“服从祖国分配，保证人到心到”
本报讯
自从国务院发出关于高等学校1957年暑期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几项规定以后，北京高等学校许多毕业班学生，都纷纷开会讨论。
大家一致拥护国务院的规定，坚决服从国家分配，到祖国需要的地区和工作岗位上去。
许多学校的毕业班同学，都着重讨论了服从祖国分配的问题，绝大部分同学都坚决表示服从祖国分配。
北京俄语学院师范翻译系郑宁儿说：
“我是新中国的大学生，祖国需要我到那里去，我就到那里去。
当个人的志愿与国家的需要发生矛盾的时候，我坚决放弃个人的志愿，服从国家的需要，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
北京航空学院二三○六班全体同学表示，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和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
北京大学中文系陈惠钦说：
“我打算到西北去。
我的身体挺棒，正需要在年青的时候锻炼得更坚强”。
过去对服从国家统一分配有顾虑的同学，学习了国务院今年分配毕业生的几项规定以后，也都开始有了转变。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一个班有三十四个人，原有90％的人要求分配在北京、上海工作；
现在都表示愿意服从国家分配。
清华大学动力系张东鲁，过去填志愿只填北京热电厂，现在他也表示愿意服从国家分配。
北京矿业学院、北京医学院等学校都有部分同学，要求修改过去所填的志愿。
北京大学和北京俄语学院有的人过去不愿当中学教员，现在表示，假如国家需要，也愿意去当中学教员。
华侨同学在听了周总理的报告和看到国务院的指示后，也表示了他们的看法。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华侨同学郑燧模、陈达生等七个人写信给周总理说，我们怀着建设祖国的满腔热情，回到祖国来。
几年来，我们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地培养和教育下，在政治上和学习上都有很大的提高。
过去，我们在海外过着受压迫、受歧视的生活，谈不上自己有什么前途和志愿，现在我们已经学会了建设本领，在我们面前展开了无限美好的前途，我们深深地懂得这是党给予我们的。
不论是祖国的边疆，还是城市和乡村，到处是我们的家。
祖国要我们到那里去，我们就到那里去。
祖国每一块土地上都是我们安心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我们保证和国内同学一起，坚决地、无条件地服从祖国分配，争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把自己毕生的力量，贡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各校毕业生还驳斥了右派分子关于破坏统一分配的谬论。
大家认为，右派分子否定毕业生统一分配制度，是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造成混乱，以破坏国家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北京俄语学院翻译专科张兆祥说，“我们是人民的血汗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不是市场上的商品，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干部。
搞自由市场是和国家的建设计划有矛盾的，结果必然影响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使得最需要人的地方得不到人”。
北京大学中文系许多毕业同学都说，“自由市场”实际上是搞资本主义，这是和我们国家的制度不相容的。
各校毕业同学还特别谈到了关于毕业生参加体力劳动的规定，大家认为这对提高毕业生政治觉悟，改造自己，树立劳动观念，有极重要的意义。
国务院对毕业生中的右派分子和对不服从分配、无理取闹的人，所采取的措施，大家也一致拥护。
北京俄语学院翻译专科张振彬说，“如果要举手表决，我们班的同学都是双手赞成”。
许多毕业生都说，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
大家要坚决彻底全部的清除右派的思想的影响，把自己武装起来。
不仅要在业务学习上毕业，而且一定要在政治上毕业。
大家表示，要严肃认真地做好自己的政治鉴定，服从国家分配，保证人到心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大厦砌上一块砖。

八女投江　（国画）　（八一美展作品）王盛烈

我有一件珍宝
黎汝清
不爱灿烂的金玉，
不爱晶莹的珠宝；
我心上最高贵的珍品，
是这把锈痕斑驳的小刀。
十年前，我和这把小刀的主人
一同激战在沂蒙山上，
不幸脱离了部队陷入敌人重围，
打光了子弹，用尽了干粮。
在阴暗而僵冷的山洞里，
我们躲避着敌人的搜索，
但，更凶恶的敌人却是疾病、饥饿和腊月的暴风雪。
我的战友整夜地把昏迷不醒的我抱在怀中；
白天他便用这把小刀挖掘菜根，
在布满死亡的山野爬行。
这一天他对我说：
“你太虚弱了，
我要到山下找一点食粮，
不能让饥饿扭断我们的咽喉，
而且突围也需要足够的力量。”
阴沉的黄昏里传来急骤的枪声，
我的心被击碎了踉跄着走出山洞，
失声地呼唤着战友的名字，
回答我的只是凄厉的狂风。
在我身边他遗留下这把小刀，
十年来，它不曾和我分离——
我要把它永远珍藏，
让子孙也懂得什么是战斗中的友谊。

苗山一夜（1934年11月02日的一页日记）
谢扶民
翻过小苗山，太阳已被西面的一个无名大山吞没了，天慢吞吞地黑下来。
八时整，到了宿营地大苗川（这里是很大的一条川，我们就叫它大苗川）。
入川后，远远看去，满山川都是点点的火把，这是照着去找自己的宿舍的。
约莫九点钟，火把才渐渐地少了。
九点钟左右，各单位都到政治部来报告：
全川一个老百姓都找不到，部队明早没有粮食怎么办？
当时师政委钟赤兵同志和师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同志也正在召集我们政治部几个科长商量此事。
钟政委说，告诉各单位不要着急，让各单位煮夜饭吃了睡觉。
此地是少数民族地区，不准乱动一点东西，各单位要严格管理、检查。
在会议上研究，认为只有先把群众找回来，才有办法。
群众，怎么去找呢？
政治部的工作人员一面准备火把，一面发愁。
我和敌工科长杨大昌同志也坐在屋里发愁。
正在这时，宣传队的小金推开房门进来了：
“报告科长同志，有一个老乡给我们送来了一只小肥猪。”
我听说有了老乡，不由得心里一喜，忙说：
“很好，请他进来谈谈。”
那老乡约有六十来岁，身体很壮，怀里抱只小肥猪。
他一进门就跪下了。
弄得我俩不知所措，连忙扶他起来。
这位老大爷叽哩咕噜地说了一大串，我一句也听不懂。
正在为难时，小金却滔滔不绝地说：
“这位老大爷就是这栋房子的主人，他姓韦。
他说他什么也没有，只有这只小肥猪，刚才特务连的同志来要买它，他不卖，现在他就将这只猪拿来送给‘长官’大人。”
听完了，我奇怪地问：
“你怎么懂这位老大爷的话？”
小金笑了笑回答：
“大概我和这里人是同族吧！”
我把小金拉过来，又把那位老大爷拉过来，握了握他的手，说：
“谢谢你，老大爷，你的小肥猪我们不要，你把它拿回去，喂大了好卖钱。”
接着我又向他解释：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工人农民及各民族自己的队伍，决不乱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
小金给他翻译以后，老大爷登时流下了眼泪。
这时我想：
要找群众回来，就得请这位老大爷设法。
我谈起这件事，老大爷叹了一口长气说：
“大家不知道队伍这么好，所以都跑上山了。”
他又肯定地说：
“可以叫回来，但夜里没法去叫。”
小金嘴快，马上说：
“不怕，我们同你一路去叫。”
我当即叫宣传队李队长来，带上十个宣传员，全副武装，由我自己带着去。
九点十分，由韦大爷带路，我们开始沿着一条小道爬山。
在五支火把的照耀下，经过一个钟头，走了约莫八里路，就停下来，由韦大爷大声地用苗语叫喊。
叫了几声没有人应，大家都急了，正在这时候，不远处另一个山头轰？
地响了一声，这是火药枪的声音。
大家都有些紧张。
李队长叫大家坐下，把照明火把也放低了。
这时，韦大爷喊叫了一阵，又停下来。
不到十分钟，在我们左前方不远处有树枝嘎嘎吱吱作响。
韦大爷又叫了两声，左前方有人应声了。
接着出现了三个人，一个手执着枪，两个手握着马刀。
开始他们有些害怕，经韦大爷和小金说了一阵后，他们就跟我们拉起手来。
我要小金给他们说说我们到山里来的目的，他们听后点了点头，一个小伙子立即吹起牛角。
四面八方的人都向我们的火把跑来了，不到十分钟，我们身边就挤满了不下一百人。
他们每人手里都拿一件家伙（枪、刀、长矛）。
韦大爷讲了讲，小金也说了几句，我也讲了几句话。
因为明天一早部队还得吃饭、行军，我们不能在山上久待，便赶着下山了。
跟我们回来的老乡有七十五人，另有二十多人分到各地去叫老乡们回来。
我们回村子不久，四方八面的山头上燃起一片片明亮的火把，群众都从各个山头上回家了。
这时已是夜间十二点钟了。
各单位的政治工作干部都忙起来：
与群众一起开座谈会、联欢会……。
经过一番动员，群众都纷纷将粮食、鸡、鸭、鱼、鸡蛋、菜干等拿出来，送给住在自己房子的部队。
于是部队又得作一番工作：
把这些东西婉言谢绝了。
老乡都异口同声地说：
“我们不懂得你们是什么军队，就跑上了山，实在对不起；
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倒客气起来了。”
他们听说部队需要的是粮食，就都把粮食拿出来卖。
我们按六块大洋一百斤购买。
不到一个钟头，各单位的粮食都买到了。
但是在买粮食时又发生了一个问题：
买到的都是糯米，有的单位说是吃了糯米脚发软，走不动路。
经过了解。
原来这里只产糯米。
大家只好说：
“好吧，就算过一个年节吧！”
第2天，部队七点钟出发。
苗族同胞们也早起，在各道口、路旁招手欢送。
宣传队又被分派到各房东家去检查纪律。
到每家问，每家都说：
“自己的队伍，太好了，没啥说的。
祝你们一路平安！”
（选自“解放军三十年”征文）

遵义二首
放平
一间楼上的房子
墙上挂着一只古老的时钟，
它正在滴嗒滴嗒地走动，
时钟前面有一张长条桌子，
窗外站着一棵高大的梧桐。
我放轻脚步来到这座楼上，
神圣的感情激荡我的心胸，
它使我想起红军长征的日子，
我理解遵义怎样变成了名城。
这座楼矗立在亿万人的心里，
它曾住过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这间房间应该永远载入史册，
一次重要会议曾在这里举行。
我仿佛看见领袖们围桌而坐，
我仿佛听见他们说话的声音。
那双有力的手放在一张图上，
这张图吸引住全世界的眼睛。
小小的楼上容下了千军万马，
胜利的出征就从这里面起程，
这时天空升起了东方的太阳，
这时弟兄见到了最亮的红星。
时钟呵，你永远走动，走动，
是不是在记录着革命的里程？
当子孙们也来看看这间房子，
他们将会怎样的感激和歌颂！
？
红花岗
千杆红旗引领冲锋的队伍，
红花岗当年变成了敌人的坟墓，
遵义城呵，你欢呼，你又落泪，
因为红军的血也洒上了山坡。
红花岗的野草在风雨中抖索，
红军走了，遵义的兄弟们等着，
十五年过的全是淌血的日子，
敌人的刀口缺了又霍霍地再磨。
人们到红军坟上去焚香礼拜，
哭诉冤屈的声音时起时落，
“亲人呵，你们的队伍快来哟！
亲人要不来，我们怎么能活！”
亲人来了，乾人〔一〕才有自己的祖国，
亲人来了，乾人才过人过的生活，
解放——这是个多么幸福的字眼！
从前的屠夫谁还敢来制造灾祸！
红花岗的周围长起了高大的杜仲，
它的果园里结满了红艳艳的苹果，
遵义呵，你变得多么年青和富庶！
连湘江〔二〕河水也在对你满意地笑着。
〔一〕贵州过去穷人自称为“乾人”。
〔二〕湘江是流过遵义城的小河。

野心
谢觉哉
做社会主义之官，吃社会主义之饭，读社会主义之书和报，看到并亲自体验到社会主义建设之辉煌成就，时间经过了八年，而一点无动于衷，不仅无动于衷，且要阴谋反噬，不是“别具野心”的人，不可能有这等本事。
有的右派分子说：
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出身剥削阶级；
受过英美资本主义教育；
加上没有好好学习，以致反动立场仍然存在。
不错，右派分子的反动立场是根深蒂固的。
但不少有反动立场的人，已得到了改造；
未完全改造过的人也多数是“顽而不固”；
就是顽固的人也不都闹事。
右派分子不这样，他们不是只有坚定的反动立场，而且有要扩张其反动立场的个人野心。
野心者不可告人之心也，其实他们也已经明白地告诉人了。
历史上的野心家有两句“隽语”：
一句叫“彼可取而代也”。
取而代之，并不是说我取了你的地位，比你能多做事、能多为人民服务，而是说取了你的地位，好站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你不行，我来”、“两院制”、“民主党派轮流执政”、“党委退出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及其他等等，机关事业不论大小，一句话，我要“取而代之”。
他们不是已在国家“包下来”和“适当安排”的政策下都有了地位吗，有的职位已经很高。
但他们说，不过瘾，虽然是官高禄厚，却不能自由地在人民的头上“洒尿”。
另一句话是：
“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
野心家知道人民是他们的对头，因此需要有后台，不然就站不住。
以前“伸于万人之上”的皇帝，认天做老子，说自己是“天子”，概念上有势力的“天”可以做老子，实际上，有势力的人——外国的侵略者更可以做老子。
从石敬瑭到西太后、袁世凯、蒋介石都是如此。
右派分子也并没忽视这个传统。
他们对美帝国主义者说：
“你们买错了马”。
美帝国主义者大概也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从艾奇逊到杜勒斯都已经把侵略的希望寄托在所谓中国民主的个人主义者身上。
恰恰就在右派分子嚣张的时候，杜勒斯发表了演说，他说：
“中国人民首先是个人主义者。
我们有信心把这样一种假设作为我们政策的根据：
国际共产主义的强求一致的统治，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一样，是一种要消逝的而不是一种永久的现象”。
杜勒斯和右派分子的妙算一样：
中国即会大乱，共产党站不住了。
“个人主义者”即会使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消逝”。
我不是说右派分子和侵略者已有甚么勾结，但是，如果谁想勾结帝国主义来反对祖国，他的结局是很清楚的。
事实很明显，没有共产党不是不会亡国，而是马上要亡国的。
野心这东西，叫做“生于其心，害于其事，生于其事，害于其政”。
它能扼杀人的智慧，使之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别人。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右派先生们的悲剧，就在这里。
但大的悲剧还在后面。
不仅是全国人民在向他们声讨，而重要的是太平洋彼岸的侵略者和台湾的卖国匪帮正在向他们欢呼并遥致敬意。
有人说：
我没有点火、我是被右派利用了。
主持点火的是大野心者，被派去点火和一被点就着了的人，身上必然也藏有“焰硝”。
幸灾乐祸，企图趁火打劫的人，不管他的野心大或小，显著或潜伏，都要做到自己把它揭露、交代，然后能把它抛弃。
这是一个关，出此关就是化外，叫做“自绝于人民”。
从这里回头，把野心——杜勒斯把它叫个人主义，总之是一样——粉碎，然后可以回到人民的立场，回到社会主义的立场，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
屠刀，不论是藏在衣底或其他秘密的地方，都无法假装为佛的，只有放下屠刀，才可以立地成佛。

驻京部队文艺单位的公演周
为了纪念建军三十周年，驻京部队总政文工团话剧团、歌舞团、海政文工团、空政文工团、“战友”文工团和解放军军乐团等六文艺单位，从8月01日到7日，将分别在首都的五个剧场举行一个盛大的纪念“八一”公演周。
演出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从多方面来歌颂人民解放军。
有一部分是新创作和刚排练出来的节目：
有歌有舞，有舞剧也有话剧，有军乐还有民乐演奏。
总政文工团歌舞团将演出由魏风作词、秦西弦、时乐蒙、张鸣剑作曲新创作的大合唱“光荣的人民解放军”。
这个大合唱歌颂了人民解放军的成长过程和英雄事迹。
还有男声、女声小合唱、民歌演唱和胡果刚等编导的舞剧节目“海誓山盟”。
空政文工团将演出表现我国强大的人民空军成长壮大的“鹰颂”大合唱（张士燮词、吴正本曲）和“北京——拉萨通航大合唱”（余夫词、黄河、金砂、姜春阳曲）。
海政文工团将演出夏静寒等编导的舞剧“海鸥”。
它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对封建统治的反抗和斗争精神。
“战友”文工团的演出，以表现我国人民和军队光荣的战斗历史的优秀传统歌曲为主，其中包括许多久已为群众喜爱的歌曲。
解放军军乐团将演出“陕北组曲”、“庆功劳”，以及捷克瓦次拉夫作的“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等十来首乐曲。
曾经普遍受到广大观众热烈赞扬的话剧“万水千山”，这次仍将由总政文工团话剧团在公演周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