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黑龙江、四川省委部署工作
在农村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据新华社哈尔滨电
20日结束的中共黑龙江省地委、县委书记会议，部署了黑龙江省下半年农村工作，会议根据当前农业生产的情况，决定立即在全省农村中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增产保收运动。
会议还决定在挂锄期间和秋收以后继续进行整顿巩固农业社的工作，同时整顿党的基层组织。
在分析了当前农村中各阶层人民的思想状况以后，会议决定进一步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在党内外开展一个社会主义的宣传运动。
据新华社成都电
从10日到20日，中共四川省委员会召开了全省性的山区生产会议。
会议讨论了怎样贯彻以增产粮食为中心来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
会议还同意：
当前应加强对富裕农民的思想教育工作；
在农村中继续深入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结合批判右派言论，教育农民群众保持警惕，加强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监督，对少数有破坏活动的，应该坚决加以制裁。

坚决回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倒算
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
广东省委向农村党组织发出指示
据新华社广州28日电
中共广东省委24日在电话会议上，要求全省农村党组织立即向农民展开一次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同时要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回击某些不法地主、富农向农民倒算的罪行和残余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省委指出，最近一个时期，有些地区的残余反革命分子、不法地主、富农分子进行破坏活动，有些地主甚至向农民进行倒算。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部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思想又有所抬头，而且正在扩大影响。
为了进一步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保证当前生产工作、夏收分配和征粮购粮等工作的顺利进行，省委指示各地贯彻执行下列四项措施：
一、普遍向农民群众展开一次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
要结合当前工作，运用回忆对比方法，对广大贫农、下中农加强阶级教育，在最近几天内以社为单位普遍召开一次贫农、下中农社员大会或代表会，向他们说明今天仍然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使他们更加自觉地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同时，要结合他们的切身体验，宣传合作化的优越性和统购统销政策的好处，说明合作社服从国家计划的重要性。
对于部分富裕中农抵抗统购统销政策，过高要求留粮等只顾个人、不顾国家，只讲民主、否定集中的错误言行要展开说理批判；
对于其中少数有意识地串连别人退社，企图瓦解合作社的人，给以严格的批评。
二、各级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要坚决及时地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和不法地主、富农的倒算活动，发动群众进行说理斗争。
对于应该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应该依法加以逮捕。
三、继续改善干部作风，贯彻执行群众路线，遇事和群众商量，做好当前生产工作、夏收分配和粮食征购工作，及时解决应该解决的各项问题。
四、加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
各地可以召开党员、干部战地会议，批判右倾思想。
县委第1书记要把农村思想工作亲自抓起来；
地委、县委负责干部都要亲自动手，调查研究当前思想动向，用当地生动事实向群众作报告，并且立即组织宣传队伍下乡向农民作报告。

工艺美术的方向问题
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议闭幕了。
这次会议有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十三个民族、一百零六个自然行业的艺人代表参加，它是全国工艺美术优秀艺人的大会师。
在这次会议中，代表们诉说了旧社会的痛苦和对新社会的热爱，交流了技艺经验，讨论了工艺美术生产事业的发展方向。
通过这次会议，工艺美术的方向问题在手工艺人的心中更加明确了。
我国的工艺美术历史悠久，丰富多采，有它自己的特殊风格，代表着我国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
它们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虽然一度衰落，但是，在全国解放以后，由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和关怀，已经迅速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同我国广大手工业者一样，绝大部分的手工艺人逐渐组织起来，走了合作化的道路。
合作化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已从各方面显示出来。
1956年工艺美术品的总产值（专业部分），比1952年增长了近一倍半。
有些产品已超过了历史上最高产量和技艺水平，同时花色品种已有增加，质量也有所提高。
很多流散在外的艺人归了队，不少失传的名产品得到了新生。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艺人们的生活有了改善，思想觉悟和政治地位都提高了。
各地对技艺高超的老艺人，一般地都作出了适当安排，使他们能够安心地从事创作和传授艺徒。
不少艺人公开了自己的秘方和绝技，积极分子和先进生产者不断出现。
我们把工艺美术看作是一份宝贵的民族遗产，我们要珍视它，保护它，继承它。
当然，这份遗产中有很多是精华，也有少数是糟粕，必须进行科学的研究，去芜存菁，逐步加以整理和提高。
“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在这个方向上，工艺美术工作者应该努力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密切联系生产实践和艺人群众，指导和协助艺人们改进自己的工作。
手工艺人们有丰富的艺术创作和生产实践经验；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缺乏现代科学知识，有些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而工艺美术工作者虽然有一定的文化理论水平，但对中国传统的东西接触不多，研究不够，也有某些局限性。
因此，我们应该鼓励和加强工艺美术工作者和艺人们的团结互助，以便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有关的科学研究机构，也应该和工艺美术生产企业密切配合，给予必要的支持。
有些人对我国传统的民间工艺美术，采取轻视甚至否定的态度，这是错误的。
我们只有在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现实生活的要求，吸取外国的长处，才能创造出富有民族色彩的新的艺术风格，使我国的工艺美术事业有一个新的跃进。
目前，工艺美术品的生产虽然有了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但是仍然不能适应国内外市场日益增长的需要。
因此，产销双方必须密切结合，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分行业作出长期规划，大力发展生产，争取在短时期内扭转供不应求的情况。
这样做，既可以扩大社会劳动就业，增加人民收入，又可以为国家换取更多的外汇，支援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
发展工艺美术品的生产，不仅有需要，而且也有可能。
因为我国从事工艺美术生产的艺人，专业的近八十万人，加上广大农村的兼业人员，为数更多，技术力量和劳动力是充足的。
工艺美术品大都用双手进行精工细作，需要的投资不多。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种有利条件。
目前有的产品花色比较陈旧，造型不够美观，有的产品价格较高，质量不能令人满意。
有些出口的产品经营环节过多，增大费用，影响生产和销售。
所有这些缺点，应该积极地加以克服。
广大人民需要更多价廉物美的工艺美术品，而手工艺人也要求全国人民更多的支持。
我们希望，经过这次代表会议，全国工艺美术艺人的积极性可以得到更大的发挥，从而把我国的工艺美术推向新的繁荣阶段。

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议上的共同意志：
在党领导下繁荣工艺美术事业
本报讯
历时七天的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议在昨天下午胜利闭幕。
在会议中，一百四十多位艺人代表和工艺美术工作者在大会上发了言。
代表们在发言中都举出具体事实，说明了八年来工艺美术事业的伟大成就，一致认为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工艺美术事业才有发展前途。
代表们还以亲身的体会，说明了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手工艺人和他的技艺才能受到社会的重视。
不少代表还揭发了工艺美术界以庞熏琴为首的一小撮反动右派分子的阴谋。
一致表示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进攻。
代表们并一致表示拥护党和政府保护、发展和提高工艺美术事业的政策，认识到工艺美术生产要面向六亿人民，为适应人民的需要、美化人民的生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会议最后通过了倡议书，向全国工艺美术艺人提出五项倡议：
一、公开技艺，大力培养接班人；
二、努力提高技艺，加强创作设计，改进花色品种；
三、不骄傲，不自满，虚心学习，加强团结；
四、认真贯彻“勤俭办社”“勤俭办企业”的方针，努力搞好生产，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
五、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思想觉悟，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
在这次会议中，通过作品观摩、小组讨论和互相访问，代表们还广泛地交流了经验。
为了帮助领导上改进工作，代表们向会议提出有关领导、生产、业务等方面的提案共有二百四十八件。
国务院第4办公室主任贾拓夫昨天到会，向艺人代表们作了“面向六亿人民，发展工艺美术生产事业”的报告。
贾拓夫在报告中指出工艺美术的重要性和作用，要求工艺美术艺人根据国内外市场需要，结合原料供应的条件，分别不同行业、不同产品，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生产。
贾拓夫说，为此，国家有关部门和人民团体，都应当同工艺美术生产企业密切配合，给予尽可能多的帮助和支持。
国家商业部门应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积极地帮助工艺美术生产企业解决某些原料困难。
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和销售的规律，作好产品的季节储备工作。
地方各级党和政府应加强对工艺美术生产事业的领导，手工业管理部门应逐步建立和充实工艺美术的管理机构。
在会上讲话的，还有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郑振铎，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冀朝鼎等。

晋中南农民的斗争讲坛
读报组俱乐部黑板报鼓动牌
新华社太原28日电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长治、榆次和晋南地区广泛展开，目前正在逐步深入到偏僻山庄。
中共各地党委书记亲自领导这个运动，并且派出大批负责干部，深入农村协助工作。
山西各地农村在这个运动中，一般都联系实际讨论了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好不好，农民生活有没有改善等重大问题。
许多农村挂出内容新鲜的黑板报、鼓动牌，对这些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
在农村读报组和俱乐部里，也展开同样的辩论。
过去不多过问国家大事的老年农民，这次也登台演讲，以亲身经历教育青年明辨是非，说明农民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翻身的，社会主义是农民拥护的道路。
许多原来对共产党对国家有错误认识的干部和农民，这次也主动地检查思想，划清阶级界限。
这个运动是从今年06月开始的。
在平顺、晋城、黎城、沁县等地，农民们首先起来回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晋城县有三十多万农民在斗争中，普遍作了新旧社会的对比，并且把许多鲜明生动的事实对比，编成快板和顺口溜，作为驳斥右派，教育自己的有力根据。
在晋南、晋中平原，各县农民也相继投入斗争。

江苏江浦农业社干部反击右派应声虫
不让地主篡夺农业社领导权
本报南京28日电
中共江浦县委最近召开农业社支部书记以上干部扩大会，二百多农业社社干部愤怒地揭发和批驳了农村中少数地主、富农及其他坏分子乘机造谣，迷惑和煽动群众，进行破坏活动的言行。
前一时期，江浦县农村中的不法地主和富农分子和右派分子相呼应，公开挑拨说：
“粮食统购统销好，就是四百八十斤粮吃不饱”。
大桥乡“五四”农业社的地主甚至阴谋篡夺社的领导权，在社员中活动选他当社长。
龙山乡团结社地主张继尧还狂妄的向社员算账，说“解放前你们只交五十担租给我，现在你们交公粮、卖余粮，要给政府搞去一百多担，还是地主好，还是共产党好？”
灵山乡李营社社主任的大门上，也被坏分子贴上了匿名的恐吓信。
会上，社干部从本村、本人解放前后生活变化谈起，驳斥了对党进行攻击的恶毒言论。
七联社社干部陈倚金说：
“我们油胡队四十六户人家，解放前有十七户年年背债，一到年底总有十几户无米过年，有一年还冻死了几个人。
解放后家家有吃有穿，去年在社里分红，每人都分到了足够的口粮。”
白马乡的社干部在讨论中谈到1931年大水灾，农民有钱买不到粮，单白马寺就饿死十多人，可是1954年大水时，有的地区破圩，颗粒无收，国家从四川调来大米，依平时价格供应给农民，从外地调来麦种支持灾区生产，这不都是统购统销的好处吗？
社干部们在提高了认识后，认为要提倡大家多动嘴巴，随时向农民做宣传教育工作，并对个别严重违法的地主、富农进行揭露和斗争。

湖北农民开始说理斗争
地主富农休想倒算
本报武汉28日电
记者古维进报道：
根据中共湖北省委指示，湖北省农村开始密切结合当前生产，向全省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同时发动群众对少数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妄图复辟倒算的言行，给以彻底的坚决的揭发和回击。
自城市右派分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小台风吹到湖北省农村之后，某些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趁机造谣破坏，打击干部、群众，企图把合作社搞垮。
武昌县凤凰乡有一个地主看到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后，到处说：
“时机到了，我们要解放了。”
他拖欠社里的十八元股分基金也拒绝不交。
清潭乡曾当过伪连长的林金龙（劳改期满后回乡的）竟明目张胆向群众说：
“共产党要垮台了，国民党就要到了！”
并且秘密开会，策划谋杀乡长和党支部书记和乡干部等。
咸宁县官埠乡官泉一社一个富农分子公开地在群众中叫嚷“合作社是他的死对头，非搞垮合作社不可。”
在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反动言行的蛊惑下，少数对合作社有抵触思想的富裕中农，趁机攻击合作社。
松滋县一个老上中农为了煽动社员退社，造谣说：
“社里已经成立了退社办公室”，这个县的茶市乡老上中农李继元（单干户）有两年没交公粮、没卖余粮了，最近他串连了十八户农民到支部书记门口叫喊“推翻合作社”等反动口号，支部书记批评他的行为不对时，他连打带推把支部书记弄到塘里去了（县里已决定依法惩办李继元）。
有些地方，还发生少数老上中农闹社和退社的事情。
湖北省各级党委在农村中进行以反右派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阶级教育以后，上述情况已经在开始扭转。
鄂城县杜山乡先台社开会揭露坏分子的谬论时，大家以社主任勤勤恳恳为社工作，和社员按劳取酬的事实驳斥了一个姓李的地主说社主任是奴隶主、社员是奴隶的谬论，还揭露他过去当伪保长的丑恶事迹。
这个地主不得不低头认罪。
浦团乡曾经有些地主富农对葛佩琦的反动言论口口声声称好，现在在反右派斗争座谈会上，大家以生活提高的事实批驳了这种谬论。
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他们都提出以搞好生产回答坏分子的进攻。
黄冈县竹坡寺、方高坪、薛坳三个乡集会驳斥坏分子的谬论后，随即挖掘增产潜力；
决定增产粮食八十八万斤。
武昌县清潭乡共青社发现缺肥30％，六个生产队连夜突击积肥。
火星社的二百二十亩黄豆原定20日割完，但为了抓紧复播，17日就把黄豆割完。

藏在党内竟想煽起反党火焰
美术界找着了“纵火头目”——江丰
本报讯
首都的美术家们昨天在文化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揭露、批判了江丰（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的反党言论和行动。
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在会上简述了江丰的反党言行。
他希望美术界展开一场政治大辩论，按照毛主席指示的六项标准，辨明大是大非。
根据会上初步揭露的材料，江丰一贯违反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
在国画“不科学”，“不能反映现代生活”、“不能为政治服务”的借口下，轻视国画，不注意团结国画家。
使党的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的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受到严重影响。
美术学院助教冯湘一揭露说，江丰曾经说过：
“百花齐放在社会上可行，在我们学校内不行。
我们校内只容许开一朵花，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幕后指使庞熏琴右派集团提出反动纲领纠集党内外美术家向党进行“最后战斗”
去年04月，在文化部党组召开的座谈会上，党严肃地批评了江丰的这种违反党的政策的错误。
但是江丰非但不改正错误，反而在党内党外散播流言蜚语，诬称文化部和美协的一部分领导同志结成宗派，陷害和打击他，诬称文化部排斥油画，借此煽动美术界反对党的领导。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雷圭元说：
最近揭露的庞熏琴右派集团向党猖狂进攻的活动，江丰在这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
江丰在7月04日写给北京市委的信中也已承认，庞熏琴在起草反党纲领（所谓“十点建议”和“民主治校”简则）以前，曾访问江丰，江丰向他提出的关于学院行政组织的三点意见，构成了庞熏琴反党纲领的中心内容。
事实上，江丰很早以前就反对党对学校的领导。
他曾说：
“我是不同意学校搞党委制的，我就没有搞党委制”。
李赓、王琦、艾中信等在发言中揭露说，5月间文化部党组和美协党组联合召开了多次座谈会，邀请美艺界人士提意见。
江丰在幕后进行组织和煽动，反对党的领导。
文化部召集的第2次座谈会后，江丰曾召集党内外美术家十一人集会，面授机宜，布置任务。
江丰指示：
“这是最后的战斗”，“目标要集中”，“少谈学术问题，多谈宗派活动”。
江丰等人并且在油画训练班和塑雕工厂等单位进行煽动。
王琦揭发，李宗津（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还向江丰出主意，建议他和吴作人一起去邀请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到文化部去发言。
这样，在5月25日举行的第3次座谈会上，突然出现了大批未经邀请的人。
有些人还带了绘画和雕塑作品去参加，在会上呐喊鼓掌，形成了一种带有强烈敌意的示威行动。
莫扑、王曼硕、李宗津等人的发言，更是歪曲事实，露骨地向党进攻。
有人诬蔑文化部党组和美协党组一部分同志结成宗派集团，“陷害”江丰，打击油画，分裂美术界团结；
有人诬蔑文化部打击徐悲鸿画派；
有人攻击人民日报有宗派主义。
会后，江丰等人对于人民日报刊载的新闻还表示不满，认为“不能反映那天群众激奋的情绪”，准备举行光明日报和文汇报两报记者招待会。
他们说，“人民日报不登就要文汇报登。”
他们整理了六万字的记录，要交给文汇报发表；
另外还印了一百多份，打算发给全国各地美术院校和美协，在全国各地美术界点燃起反党的火焰。
公然反对党的“八大”决议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根据会上的揭发，长时期内，江丰对党怀有不满情绪，而且经常在党内党外辱骂党的组织，散布不利于党、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国际团结的言论。
江丰不满意我们党的生活。
他说：
“党内黑暗很多”“党内许多东西搞错了”“我的问题党内不能解决，要由群众来解决”。
他认为“现在党内不民主，什么都是圈定”。
江丰认为，“八大文件没有什么可学的”。
江丰反对党员听党和党的领导同志的话。
他对于周扬、钱俊瑞等同志在讲话中引用党的领袖的话，表示不满。
他说党的领袖的话“并不是每一句都是完全正确”，他企图以此来反对党的领袖，说什么“根据上面一两句话来决定问题是很危险的，这是一种崇拜权威的思想”。
江丰曾说：
“肃反运动有什么成绩？
许多人都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在群众运动中有偏差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理论非常可怕。”
还说：
“文艺界又肃出了什么特务？”
江丰还同情和拉拢在肃反运动中受党审查过的人，反对领导肃反的同志。
最为猖狂的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海小组的发言中，江丰公然反对党的八大决议。
他认为党内党外出现的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是因为八大决议和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缘故。
江丰还在人代会上海小组会上及其他场合，一再发表不利于中苏团结的言论。
梁思成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
他说：
江丰的一切言行，是与毛主席指示的六项标准完全违背的。
江丰正如今天人民日报社论所说的，是党内的右派分子。
一个老共产党员，却长期坚持个人主义错误，终于走上反党道路
江丰的反党行动甚至已经发展到了直接抗拒党中央的地步。
会上揭露，由于江丰长期违反党的文艺方针，他对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美术工作的若干重要指示，也不向美术界传达，故意阻挠党的政策在美术界贯彻。
今年04月，浙江省委检查了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工作，发现了江丰、莫扑等严重违反党的文艺政策的错误以后，党中央负责同志曾经指示江丰去杭州接受党的审查。
江丰却一再拖延不去。
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负责同志再三催促，江丰根本置之不理。
他认为党中央“偏听偏信”。
在右派分子发动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江丰更加飞扬跋扈了，他公然说：
“现在我为什么还要到杭州去，我要在这里把账算清楚！”
江丰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活中，不愿严格改造自己，坚持和发展了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终于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绝路。
在座谈会上讲话的，还有吴作人、王式廓、刘开渠等。
出席昨天的座谈会的，有首都的油画家、国画家、版画家、美术理论家等一百二十多人。
揭露和批判江丰反党言行的座谈会还要继续举行。

解放军总部和驻京部队举行授勋典礼
新华社27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各军种兵种和驻京部队，今天下午三时联合举行授勋典礼。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李达上将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的命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代表毛泽东主席把勋章授予杨成武上将等三百九十四名在中国工农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战争的有功人员。
今天参加典礼接受勋章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4次会议通过的第2批授予勋章人员名单中的在京人员。
这些人员分别获得了一、二、三级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充分研究右派言论采用多种说理形式
冶金部反右派斗争走向深入
本报讯
冶金工业部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走向深入。
这个部由于在反右派斗争中对于右派分子的言论做了充分的分析研究，同时又采取了多种形式的说理斗争的方式，广大职工的阶级觉悟和斗争热情迅速提高。
积极分子的队伍已经形成，并在斗争中获得了经验和锻炼；
中间分子纷纷向党靠拢；
曾经为右派分子的言论所迷惑的人员，也开始摆脱右派分子的影响，坚决表示和右派划清界限。
右派分子已经孤立了。
冶金部设计局在和右派分子阎绍玺进行说理斗争的时候，这个部的材料研究小组，专门对阎绍玺发表过的言论，进行搜集整理，发现右派分子阎绍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否定建设成绩；
二、取消党的领导；
三、要老干部下台；
四、丑化党员，挑拨党群关系；
五、全盘否定学习苏联的成就，否定肃反、三反、五反的成就。
材料研究组即根据这些论点，分成五个小组进行专题批判，写成发言提纲，交给科、处整风学习小组去讨论补充。
这样做，不仅使说理斗争更加系统深刻，有力地驳斥右派分子，而且通过这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把职工群众的政治认识提高一步。
少数一时为右派言论所迷惑的人，听到群众的批驳有理有据，也点头称是，要求在大会发言。
冶金工业部对右派说理斗争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有辩论会、批判会、对证会、思想见面、个别谈话及大字报等形式。
经验证明，采取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对坚持说理斗争来说是有好处的。
在反右派斗争初期，小型辩论会很起作用，斗争进入高潮以后，他们又采用批判会或是对证会的形式，一面揭露其丑恶行为，另一面对反动谬论进行系统彻底的批判。
目前，这个部的大字报已成为反右派斗争的重要工具了。
无论就大字报的张数和签名的人数来说，其声势远远超过了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期。
黑色冶金设计院右派分子最猖狂，大放时期，全院共贴出大字报三百张。
现在，几天中，就贴出了五百多张。
冶金部各司，大鸣大放时，贴出了一百张，这次反击右派已贴出了四百多张，真是盛况空前。
目前冶金工业部已有一万二千名干部参加了这次反右派斗争。
为了彻底驳斥右派分子的言论，他们在总结上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吸取过去的经验，把反右派斗争进一步向深入方面推进。

农工民主党又揭露出一个首要的右派分子
黄琪翔是章伯钧的“副帅”
据新华社28日讯
在26日下午举行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整风扩大会议，撕破了右派分子黄琪翔两面派的假面具，揭穿了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以及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在农工民主党内组织右派小集团的阴谋活动。
会上，不少人揭发了黄琪翔的一贯反共、反对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行。
黄琪翔表面上说他是如何“热爱”共产党，二十年来“思想上没有一时一刻离开共产党。”
实际上他是非常仇视共产党，辱骂共产党员。
黄琪翔曾经说，“共产党内缺少民主，缺少自由，组织性、纪律性太强。”
因此，他阻挠他的儿子参加共产党。
他还认为共产党员发展到一千二百万，太多了。
1954年，黄琪翔在农工民主党中央叫农工党的成员“接受农工党的领导，不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1954年02月，他在武汉农工民主党会议上，多次威胁武汉市农工民主党副主委唐午园和干部们说：
“谁敢向统战部反映情况，我可以代表中央给他纪律制裁。”
并且还恶狠狠地说：
“谁敢把会议情况向外面泄露半句，你们试试看。”
黄琪翔在去年就说，国务院的副总理尽是共产党员，没有一位党外人士，共产党包办一切，不民主。
他还对他在政府中的职务不满，工作态度消极。
他说，“我们这些人，只能摆摆样子，有些事就不必去管。”
还有许多人揭发黄琪翔在反右派斗争中公开包庇章伯钧。
章伯钧在人民日报6月14日发表的“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的错误”的假检讨，是章伯钧、黄琪翔、李健生的集体创作。
黄琪翔在揭发章伯钧的座谈会前说，他和章伯钧有“同党之谊”，“轻描淡写几句就行了”。
因此他和章伯钧常在座谈会上一起唱双簧，甚至还企图把章伯钧的问题说成是“思想问题”，公开包庇章伯钧，说他检讨的态度“比较老实”。
他曾安慰章伯钧说，周总理报告中批判右派分子的那段话是针对章乃器的。
此外，黄琪翔还一再强调关于章伯钧的检查小组要保密，并对参加会议的工作人员说，“谁泄露小组会的内情，要追究责任。”
前已报道，这个以黄琪翔为首的检查小组已因包庇章伯钧而在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的扩大会议上被解散了。
黄琪翔从来不承认有密室策划，总是标榜他做事“公开”、“坦率”，其实并不如此。
今年春天，农工民主党全国工作会议期间，有一天王大鲁到他家里去，正碰上他和李伯球正在把中央委员名单排队，计算那些人同意黄琪翔作副主席，那些人不同意。
李伯球当时并警告王大鲁不要向外讲。
早在去年12月07日，黄琪翔同锺岱、王大鲁赴天津视察农工民主党党务，黄就和锺商量夺取农工民主党副主席、秘书长的职位，同时还计划把自己提名为人大常委、政协常委。
今年01月11日，黄琪翔找李伯球到他家里去，他对李伯球说：
“有三个位子要安排，即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和政协委员。”
黄琪翔要想当农工民主党副主席，他认为副主席就可以取得人大常委的资格。
他并且表示，其他职务可以让给李伯球。
05月初，黄琪翔同章伯钧、李伯球共同策划在医药卫生界、农林水利界、工程技术界等六个方面“点火”，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
还有些人揭发了黄琪翔和反革命案犯杨虎的关系，并不是像他自己说的“纯粹是朋友关系”。
黄曾说杨虎案发以后，他们就没有来往了。
李伯华揭发他在杨虎案发以后还是有来往的。
还有人揭发，章伯钧有四条路线，其中一条就是通过黄琪翔勾搭陈诚的关系。
1948年，黄琪翔从德国回来以后，到南京见了蒋介石，蒋介石叫他去台湾见陈诚，他遵蒋介石的命到台湾见了陈诚，不知陈诚交给他些什么任务，他从台湾回到香港后，大肆请客、送礼。
有些人揭发了黄琪翔的反动历史。
在1927年，北伐战争失败以后，黄琪翔率第4军到广州，当时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起义，爆发了广州暴动，黄琪翔亲自指挥反动军队屠杀了大批工人群众和共产党人，黄琪翔就是这样一个弹压广州暴动的罪魁之一。
章伯钧的弟媳妇史锺英在书面发言中控诉黄琪翔的罪行。
她说，史淑隐，又名史天山，是她的叔叔，是共产党员。
在1927年12月广州暴动时，史淑隐是广州卫生局局长。
在暴动遭到失败后，史淑隐在别人的瓦屋檐沟里躲了七天七夜，眼看就可以脱险，但是被黄琪翔施用阴谋鬼计把史淑隐诱骗出来杀害了。
史锺英说，这件事是她的婶母亲自告诉她的，她现在要控诉黄琪翔。
她说，黄琪翔这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检讨说，从大革命失败后，二十年来在思想上没有一时一刻离开共产党，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也不忍心离开共产党。
史锺英说，黄琪翔屠杀了共产党员，还说思想上没有离开共产党，这是天大的谎话。
在今天会上揭发和批判黄琪翔反动言行的有农工民主党中央副秘书长季方，黄琪翔的私人秘书王大鲁，李伯华、胡一禾、何世琨、杨清源、严信民、徐彬如等。

决不让党内右派分子腐蚀党的肌体
公然反对党对右派分子的反击
许良英的灵魂浸透了右派思想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于最近期间揭露并批判了该所右派分子共产党员许良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
在开始大鸣大放期间，许良英放出了许多煽动性的言论。
他说：
“整风的第1阶段主要是让大家吐吐怨气”；
“发牢骚是拆墙的第1步”。
并且说：
“反正大家经过肃反，都可以一视同仁”，就是说不需要什么阶级路线和党内外的界线了。
他持着这种思想和不可告人的目的，打着大鸣大放的旗子到处点火，散播反党言论，还说“这样的鸣放是党的最高利益”。
许良英认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有许多好的东西，如自由、平等、博爱、个性解放等等，值得我们继承。
并认为只有继承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才能“使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思想上能迅速赶过资本主义国家。”
他说这是他学习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后的“心得”。
并到处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
他曾经对科学出版社的一位同志说“资产阶级旧民主好，苏联所以发生斯大林事件就是因为缺乏资产阶级民主”。
在大鸣大放期间，他觉得文汇报最过瘾，因为“文汇报揭发得最彻底。”
对人民日报则因为它反击右派“太粗暴”，所以他不愿再看了。
这个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的充分暴露，还是在党中央提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战斗号召之后。
06月08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后，许良英在6月13日该所党员骨干小组会上公开地发动了对党的恶毒进攻。
他说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社论，就是说整风运动不搞了，他觉得“很可惜”。
他认为人民日报对右派进攻发动了反击是“使人感到昨天还是笑嘻嘻的，今天突然变了脸，不道德，连起码的民主也没有，太粗暴了。”
又说，“从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等人的言行中看不出反对社会主义的东西；
他们只不过是代表资产阶级发表意见而已”。
他认为章伯钧说现在要出匈牙利事件了，党应该让步，这话很对。
他也对人说现在全国要大搞了，并煽动人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他认为人民日报将右派分子的话用大字标出是“制造人民内部的分裂”，“八个版全面反击不是和风细雨的整风”。
他还质问人民日报：
“为什么要这样搞法？
这样整风就搞不好，要整风也是讲空话。”
他说：
“给唯一向毛主席提意见的储安平以双倍打击，是太粗暴了。”
他还污蔑说：
“对右派分子发动了反击可能是毛主席的方针受到了党内有宗派主义的高级干部的反对，因而有了转变，毛主席妥协了，这是老干部想报复；
太不道德了。”
他还造谣说：
“中央分裂了。
刘少奇彭真压制毛主席”并且装做正人君子的面孔声言：
“我要起来捍卫毛主席的路线，不惜牺牲党籍，丢开孩子和家庭。”
他曾经去科学出版社问一个同志是否同意人民日报社论的看法，那位同志回答他说同意，他立即骂人家说：
没出息的知识分子，对这个都没有反应。
后来还对别人说，“这个人被党支部搞过去了”。
在很短的几天中，他城里城外奔走过八九个地方，找过十几个人，进行了不少的活动。
但对于这些活动，除了同志们揭露的之外，他自己还很少交代。
关于他的反动思想和罪恶活动，目前哲学研究所的全体同志，正在进一步进行揭露批判和追查。

又一个章乃器代言人
上海工商界揭发汪君良
本报讯
上海市工商界和民建会员连日举行座谈会，揭发上海工商界右派分子汪君良。
汪君良是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副总经理，上海棉纺工业公司经理。
汪君良认为资产阶级不是剥削起家，而是勤俭起家的。
企业合营后，为了抵抗政府的清产核资工作，他提出了所谓第2方案，和同业公会协商出来的方案相对抗。
公方代表下厂后，他又设法打击公方代表的威信，他一再宣扬，企业合营后不如合营前好了，私营企业比国营企业好。
他认为企业合营后再没有什么阶级关系，资本家也不须要进行改造，他坚决反对举办工商界政治学校；
反对工商界人士参加企业内部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反对棉纺业成立评选工作组。
在连日的会议上，人们说汪君良是章乃器在上海的代言人，这个右派分子并且在行动上为章乃器辩护，公然拒绝民建棉纺工业公司支部讨论章乃器的文章。

好一个反动透顶的王功溥城市建设部驳得他理屈词穷
据新华社26日讯
城市建设部民用建筑设计院的工作人员，最近连续举行辩论会，揭发和驳斥右派分子技术员王功溥的反动言论。
开始整风时，他就提出了所谓“十六条意见”书，在这个意见书里，他诬蔑共产党的领导是“党天下”，因此他要起来“革共产党的命”，并进行煽动，号召一切有反革命观点的人“大放反革命观点”，他说人民群众认为的“反革命，我认为是革命”。
他还说反革命分子胡风的“万言书”里的观点和他的论点一样，因此他要去拜见胡风，为胡风“伸冤”。
王功溥公然造谣说：
“类似匈牙利事件要在中国发生”，并声称“如果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我是积极参加的一分子”。
他还说他要首先杀掉原同济大学的一个共青团支部书记。
在这些辩论会上，王功溥开始对他发表的一系列的反动言论，狡猾诡辩，后来在群众义正词严的驳斥下，他理屈词穷，就以赖代辩，谩骂批判他的人，说大家对他的批判“不值一听”，并无耻地威胁人们说，如果要让他劳动改造，他就要“先杀十个人”。
右派分子王功溥坚持反动立场，仇视人民群众的言论，激起了这个部的工作人员的无比愤慨。
现在，部的全体工作人员，正进一步揭露和驳斥他的反动言行。

山东文联反击叛徒任迁乔
他打着“老革命”招牌对党进行诬蔑
新华社济南28日电
山东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自7月09日以来，连续通过各种方式，驳斥党内右派分子任迁乔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任迁乔是共产党员，是省文联艺术部部长。
他在“大放大鸣”当中无耻地背叛了党，打着“老革命”的招牌，污蔑党内党外根本没有民主，污蔑党和党中央犯了严重的错误又不作自我批评，说党内“个人崇拜成了系统”、“为什么能喊毛主席万岁，就不能喊高岗、饶漱石万岁？”
他还为高岗喊冤。
任迁乔极端反对反击右派的斗争，诽谤中国共产党还不如国民党。
在机关黑板报上，他曾经连续发表了污蔑谩骂党的三幅漫画。
经过严正的斗争，任迁乔在被揭发的大量事实面前，只承认和交代了自己的一些反动言行，但还是抱着避重就轻、化大为小的不老实态度，对于污蔑党和党的领袖的严重反动言行避而不谈。
省文联决定最近召开山东省及济南市文艺界会议，继续对任迁乔的反动言行进行揭发和驳斥。

成都各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获胜
右派反动小集团纷纷崩溃
学生在斗争中得到工人农民的有力支持
本报成都27日电
成都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获得胜利，十二个大专学校的一万多学生普遍得到锻炼提高。
隐蔽在学生中的右派分子远在5月初就向党射出一系列的毒箭，大肆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四川大学“论坛社”以戴虞俊为首的一小撮败类，曾向成都大专学校散发所谓呼吁书，叫嚣“要重新燃起五四以来的火炬，以冲击的号角声和剑戟声夺回民主自由。”
他们还提出“全市大学生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的口号。
这种叫嚣曾得到各高等学校右派的支持，把火点了起来。
成都地质勘探学院右派分子龚慕麟小集团，出版了反动的“自由先驱报”，在右派教授刘祖伊支持下，煽动学生罢课、罢考，到北京去在毛主席面前打一炮。
四川财经学院文鼎勋小集团也出版了小论坛大字报。
四川师范学院范通才等在右派教授张泽厚鼓动下，从各方面发起向党进攻，气焰猖獗一时。
06月中旬，全市各校向右派分子展开全面反击。
毛主席的报告和本报社论更从思想上武装了反右派的人们。
各校学生为彻底驳倒右派，阅读了许多资料、图书。
学生们的反右派斗争还得到工人、农民的支持，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工农业建设成就驳斥所谓新社会一团糟的谰言。
川大在批判伪军官太太、女流氓、三青团员冯元春诬蔑党是剥削集团的谰言时，附近工厂工人在校门口贴满了支援斗争的标语。
农业社并派代表到会和学生们一道同右派争辩，在理论上、事实上把右派驳得体无完肤，低头认罪。
经过这次复杂尖锐的斗争，现在各学校的反动小集团纷纷崩溃、瓦解，害群之马也都被清查出来，广大学生普遍受到阶级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积极分子大批涌现。
事实证明许多优秀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经得起大风浪的考验，如周以叶、陈东明、李必成、聂树辉等，在受到右派的恶毒攻击威胁时，坚不动摇。
也有少数党团员如戴凤仪等丧失立场，蜕化变节。
另外有些人因立场不稳，缺乏经验，被右派分子花言巧语迷惑，发生动摇，有的则被右派分子俘虏，跟着摇旗呐喊，直到反右派斗争深入后，才逐渐清醒过来。
斗争教训人们要做社会主义的大学生，必须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思想，和工农结合。
现在各校斗争正深入发展。

披着水稻专家外衣的政治野心家——周拾禄
披着全国第一流水稻专家外衣的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周拾禄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已经被揭露了。
周拾禄是九三学社的中央委员，又是这个学社南京分社的副主任委员。
当农业科学研究所中共党组提出整风学习委员会的初步名单同周拾禄等党外负责人商量的时候，周拾禄便抓住这个机会，利用某些群众对个别党员不满的心理，要求党组同意采用“民选”方式，结果周拾禄篡夺了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职权。
这样，周拾禄就得意忘形了。
他亲手写好一个学习委员会成立之后“第1次动员报告内容概要”。
周拾禄在“动员报告”中明目张胆地宣称：
“学习委员会”“不属于党领导，亦不属于行政领导”。
还要成立肃反工作，体制人事，生活福利等三个小组，要“组织力量，研究问题，提出建议，由党与行政执行”。
而且他规定肃反工作小组的任务是：
“要研究肃反、三反、镇反等运动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处理办法。
应平反者平反、应认错者认错，应交代者交代，应结论者结论”。
在这个“动员报告”中，周拾禄还提出“要民主选举，改选小组长。”
他说，“在鸣、放时期，党员同志要从现在的学习小组抽开，以利揭发批评。”
这样，学习小组里面的党员小组长，大多被排挤掉。
周拾禄更指派亲信任承宪（九三学社成员）控制了黑板报和大字报，指挥黑板报编辑进行采访，委派新的“学委会编辑”。
在他的指导下，这些宣传工具一齐开动起来辱骂共产党员“为非作歹”，要共产党员“看今日应悔当年”。
有一份大字报竟公开指责该所的五个党员负责干部说：
“如不站起来，我们就要把你们连同三大主义一起葬送掉”。
周拾禄并不以篡夺了所内的整风领导权为满足，他还向九三学社南京分社的各支社负责人推广了该所成立不要党领导的“学习委员会”的经验。
周拾禄的亲信、农具系主任蒋耀也按照周拾禄的意图积极向党进攻。
他布置了斗争党员的恶毒的计划，准备今天斗争这个党员，明天斗争那个党员。
这个系里有人煽动少数工人张贴大字报，反对党员林体强下工场改进水稻插秧机。
还有人贴出反动的“十大要求”，提出什么“扩大民主权利，把全所大权交给所代表大会，所长由选举产生”、“改组党组”、“公开人事材料”等反动口号。
“十大要求”的发起人事先曾将原稿给周拾禄看过。
周拾禄还建议发起者在“十大要求”的最后，加上“同意者，请签名”的词句。
他就这样发动了这一反对党和政府对学术机关的领导和委派学术机关负责人权力的煽动性的签名运动。
周拾禄早年对稻作学的研究虽曾有过一些成就，可是近二十年来，这位科学家就再没有什么学术论文问世了。
周拾禄不只是自己不钻研科学，他对于那些积极学习和钻研业务的党员，又布置他的亲信，千方百计地压制、打击。
当1950年共产党员李兆森同志研究风力耕田机取得初步成效后，华东农林水利局曾派他到华东农科所继续进一步研究。
周拾禄捏造一些“理论”来阻挠，并和蒋耀串通一气，始终不肯把该项工作列入系内研究计划。
后来，被所长刘春安发现了，才重新列入计划。
在实际工作中，蒋耀又不让工场工人为风力耕田机制造零件，以此阻挠李兆森的研究。
李兆森只好亲自下工场操作，制造零件。
1953年风力耕田机在南京郊区试验前，蒋耀又暗中教唆心腹人孙一清偷偷破坏他的工作。
这样，李兆森同志终于被迫离开了农科所，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继续从事研究，今年才正式试验成功了（见3月04日本报消息）。
近01月来，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已经开展了好几个回合的大辩论，绝大多数科学研究工作者和职工群众，揭发和批判了周拾禄等人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周拾禄虽然承认了自己有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错误，但还不肯交代具体事实。
该所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发展。
（本报记者　甄为民　史越峨）

王中到处贩卖反党新闻理论企图在新闻界造成势力范围
据新华社上海28日电
据复旦大学新闻系助教张黎州和学生诸国本等昨天揭露，右派“理论家”、复旦大学党委委员、副教务长兼新闻系主任王中曾经企图在南方新闻界中形成他的势力范围，以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来篡夺党的新闻事业。
张黎州在昨天举行的上海新闻工作者座谈会第5次会议上说：
为了实现这个阴谋，王中曾在去年夏天到济南、青岛、南京及上海等地的报社、电台讲演，宣扬他的反动新闻理论，企图在南方一带的报社中造成有形无形的理论势力，同北方的新闻机关对垒。
诸国本说，王中曾表示要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同北京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生划分势力范围，他感到复旦新闻系毕业生分配太分散，因而曾支持他们成立同学会，以便集中力量。
四年级学生诸国本等三人联合发言中还揭露：
王中曾经要他们毕业后不要到人民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去工作，说那些地方吃不开，要到别的地方去，运用自己的理论开辟市场。
王中培植他自己势力范围的手段，除了把接受他的理论的学生派往报社工作外，还企图成立一个新闻干部训练班，作为“干部修理厂”，把目前报社中的新闻干部调来“修理、修理”脑筋。
这样，就可以用他的所谓“商品性”、“趣味性”、“社会需要论”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来改造党报成为没有党性的“非阶级斗争工具”的报纸。
诸国本等还揭露，王中对无产阶级的新闻学和党的新闻事业采取蔑视和仇视的态度。
去年夏天，王中领了一个调查团出外调查了一个月，搜集了一些党报工作中的缺点，就到处宣扬省报“一团糟”、“寡妇脸”、“没有前途”，一定要被淘汰成为“内部通报”，等等。
王中说：
“县报也办得不像话，没有存在价值。”
而人民日报会成为一张专门登载公报和社论的报纸。
王中还污蔑党报和新华社的老干部有德无才，是“吃教条”的。
可是，王中对资产阶级新闻的理论和报纸却推崇备至。
张黎州等说：
王中曾提出要组织一个不由党委领导的“复旦通讯社”，让学生学习资产阶级记者那样到处跑、到处钻，而不靠党委介绍信，专搞社会新闻和文教新闻。

谁说文艺界是一团漆黑
浙江文艺界驳斥陈学昭
本报讯
浙江省文艺界在7月14日和26日举行座谈会，揭露和驳斥了作家陈学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陈学昭在4月31日浙江省第1次文艺界座谈会上把中共浙江省委说成是文艺界头上的一个“盖子”，“闷得人透不过气来”。
在5月18日文汇报记者所写的“陈学昭访问记”中，陈学昭把党在文艺工作上的成绩一笔抹煞，把党所领导的浙江文艺界说成一团漆黑。
把省委领导形容得像专制魔王一般。
还说省委制造“人为的矛盾，以致造成离心离德”。
陈学昭不但把浙江文艺界说得一团漆黑，而且把整个新社会也加以丑化。
陈学昭在一篇“更真实些……”这篇文章中，把虚报成绩、打假报告等个别现象夸大为新社会“习以为常”的东西，说“这种欺诈、说谎、虚假的东西，不仅侵入到工作中，人与人的交往中，甚至侵入到日常的生活中来了”。
她说她就“经常受到欺诈和说谎”，“而且都出之于领导者”。
这些反动谬论在座谈会上受到大家的一致痛斥。
在26日的座谈会上，陈学昭作了检讨，承认自己的言论是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并表示愿意今后好好学习，彻底改造自己。
（新华社专稿）

“长江文艺”出现一股逆流
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载文批评
本报讯
25日的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载文批评“长江文艺”最近几个月来的错误倾向。
湖北日报发表了林坡的题为“‘长江文艺’的一股逆流”一文，批评“长江文艺”最近几期的一些错误文章。
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长江文艺’的‘文艺笔谈’专栏几乎变成了右派论坛，其中对党的文艺事业攻击谩骂者有之，泼冷水抹黑灰者有之，口喊打倒三大主义拳头却对准党的领导者有之，闹得乌烟瘴气，一片嘈音。”
接着他分析了“长江文艺”最近几期刊登的“精神世界里的级别”、“吞吞吐吐的武器”和“究竟为谁服务”等文章的错误论点。
他指出右派分子程千帆用“会昌”笔名写的“精神世界里的级别”一文，有意将文学工作者分为四等：
大作家大编辑、小作家小编辑、不大不小的作家和编辑、权威作家权威编辑，认为这种级别论“支配着我们思维活动”，并且“被提倡，被容忍”。
并且说，所谓级别高的人都是狂妄自大、乱搞男女关系，自己作品禁止读者批评等等，而所谓级别低的则想尽办法往上爬，于是出现了“文坛登龙术”和“文坛名单学”等等。
林坡指出，这是别有用心的歪曲和毁谤，有意识把文艺界描写得糟糕透顶和人为地制造分裂。
右派分子谷秀云在“长江文艺”上发表的“究竟为谁服务”一文，实质上是攻击文艺“为工人、为生产服务”的方针。
谷秀云认为文艺为工人服务是“经不起推敲”的。
并且污蔑工人文艺是为某些领导者的个人“看法”服务，而不是为读者服务，企图抹煞武汉出版的“工人文艺”的成绩，骂倒一切。
林坡还指出“文艺笔谈”栏内另几篇文章也有许多错误，有的是抓住某些个别缺点加以渲染夸大，甚至歪曲事实，将武汉文艺界描绘得漆黑一团；
有的是以“苦闷”为题，煽起群众不满等。
长江日报刊登了三封批评“长江文艺”错误的读者来信。
读者晓林批判“长江文艺”7月号宋谋瑒的“吞吞吐吐的武器”一文的错误。
宋谋瑒在文章中大肆攻击批判“草木篇”的同志，同时他污蔑共产党和党的领导是“刽子手”。
长江日报在登载三封读者来信时，还加了编者按语，表示支持读者的批评。
编者按语中指出：
“长江文艺”是办得较好的全国大型文学刊物之一。
但从5月份以来，正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时，“长江文艺”也开始放出大量的毒草。
在杂文、短论和文艺笔谈等这几栏内，实际上已经为右派分子所把持和利用，成了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阵地。
例如，5月号回春的“武器、刑具和道具”、6月号姜弘的“且说‘常有理’”、7月号会昌（即右派分子程千帆）的“精神世界里的级别”和右派分子谷秀云的“究竟为谁服务”等等，都是具有毒素的文章。
更严重的是从6月份反右派斗争开展以来，“长江文艺”还没有行动起来，反击右派。
反而发表了更多的错误文章继续向党进攻。
人们不得不发生怀疑：
究竟是谁把持了这些阵地。
希望“长江文艺”能进行彻底检查。

世界工联执委会会议闭幕
通过告各国劳动人民和工会书等文件
新华社28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世界工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第14次会议进行四天后，已经在27日闭幕。
最后一天的会议通过了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就工人阶级为切身要求而进行的斗争以及第4次世界工会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形告各国劳动人民和工会书，通过了就停止生产、使用和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问题给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委员的一封信，还通过了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宣言。
在27日的会议继续讨论赛扬就第1项议程所作的报告时，发言的有世界工联副主席、拉丁美洲劳工联盟副主席佩尼，保加利亚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普拉霍夫，匈牙利自由工会全国联合会中央理事会总书记加什帕尔，世界工联副主席卢切西，阿尔巴尼亚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皮里斯特利。
世界工联总书记赛扬就第1项议程作了总结性发言。
他建议在召开代表大会前夕发表关于这项议程的报告提纲，以便在各国工会中央组织中展开讨论。
这天的会议在进行第2项议程——对世界工联章程的修正案的讨论时发言的有世界工联主席维多里奥、世界工联总书记赛扬、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以及苏联、法国、印度等国工会的代表和世界工联所属的一些工会国际的代表。
会议还听取和讨论了世界工联书记儒丹就第3项议程所作的关于第4次世界工会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形的报告。
全体与会者在会议闭幕当天谒了列宁和斯大林的陵墓，并且代表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献了花圈。

全印反对核武器大会开幕谴责美英坚持核试验
据新华社新德里28日电
全印反对核武器代表大会27日傍晚在新德里开幕。
代表大会是由一百多名国会议员和社会名流发起的。
它将派遣代表团参加8月份在东京举行的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
全印反对核武器代表大会主席拉米希瓦里·尼赫鲁在开幕词中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和整个东南亚都储存了好多核武器。
印度人民和政府一致提出抗议。
他们认识到，印度也避免不了大家共同的危险。
她说，代表大会“向全世界宣布：
我们决心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民团结一致，要求不再生产这种武器，不再进行这种试验，并且销毁所有现存的储备”。
议员阿努普·辛格、希伦·慕克吉、诺什尔·巴鲁查、戈文达·雷迪和布腊姆·普腊卡什在演说中都要求立即禁止核试验。
有些人警告说，美国关于运送核武器到南朝鲜去的决定对亚洲增加了危险。
大部分发言的人都批评美国和联合王国在苏联已经宣布同意禁止这种武器的时候还坚持进行核试验。
他们要求美国和联合王国尊重世界舆论。

危地马拉独裁者
阿马斯被卫兵刺死
据新华社28日讯
危地马拉总统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26日晚九时被他的一名卫兵刺死。
阿马斯被刺身死后，副总统路易斯·阿图罗·冈萨雷斯—洛佩斯已经在27日清晨接任总统职务。
他对记者表示，他将继续执行阿马斯的反共、反民主政策。

叙利亚同苏美等国使节磋商阿曼局势
叙驻美大使指责美国支持英国的干涉
英国加紧军事部署准备进攻阿曼人民
据新华社28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
叙利亚外交部部长和秘书长7月27日分别会见苏联、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外交代表，就英国干涉阿曼的局势进行磋商。
外交部长比塔尔在接见苏联大使？
姆钦纳以后说，他们对目前的中东局势、特别对阿曼的解放运动和它在世界各地的反应交换了意见。
外交部秘书长塔拉齐在和美国代办师曙安会谈以后告诉记者说，他告诉师曙安需要有外交上的努力来制止英国的干涉，“特别是因为英国正在使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某些武器来对付阿曼的起义者”。
塔拉齐指出，阿拉伯国家正在磋商“什么是保护阿曼的独立的最好方式”，以及“应该把阿曼问题提交哪一个合格的国际机构”。
叙利亚驻美国大使宰尼丁同一天指责美国支持英国干涉阿曼以及在其他阿拉伯问题上的立场。
他说，美国最近已经“暴露了它的真正的反对阿拉伯的意图”。
据新华社28日讯
沙贾消息：
英国正在波斯湾地区加紧进行军事部署，准备对阿曼起义者发动进攻。
由英国军官指挥的马斯喀特苏丹的部队27日开始在伊布里集结，伊布里紧靠着阿曼起义者所控制的地区。
马斯喀特苏丹部队的索哈尔团有一半已经在27日晚上进入尼兹瓦西北约八十英里的地区。
尼兹瓦是阿曼起义者的总部所在地。
由英国的斯图瓦特·卡特斯上校率领的特鲁西尔阿曼侦察兵，在布赖米绿洲建立了作战总部，并且开始派遣巡逻队巡逻通往伊布里的高低不平、烈日当空的道路。
特鲁西尔阿曼侦察兵的增援部队正在陆续开往布赖米绿洲。
这支部队总共大约有一千人。
特鲁西尔阿曼是英国在波斯湾沿岸的一个保护国，毗邻马斯喀特阿曼和布赖米绿洲。
据法新社引用伦敦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说，英国皇家空军将加紧对阿曼起义者采取的行动，因为英国政府急于在本周末以前压平这次起义。
消息说，英国政府认为，如果这个问题拖下去，可能造成国际纠纷。

和平友谊洋溢　美丽青春开花
世界青年联欢节隆重开幕
本报莫斯科28日电
第6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今天在莫斯科开幕。
莫斯科充满了青春和平和友好气氛。
这些天来，世界各国青年代表们从天南地北汇合到莫斯科来。
今天他们又从莫斯科各个角落集中到列宁山下中央运动场，在这里举行隆重开幕式。
上午十点钟左右，122个国家的青年代表团在莫斯科东北区全苏工农业展览会门前会师。
十一点四十五分，上万人的各国青年队伍乘着几百辆汽车，由高举着和平鸽旗帜、联欢节旗帜和吹奏着和平号角的摩托车队为前导，浩浩荡荡沿着十六公里长的幸福路向着市西南区的中央运动场进发。
一百多万莫斯科市民夹道欢迎，不断高呼“和平—友谊”和“乌拉”的口号。
他们有的站在屋顶上，有的站在大桥上，每一个窗口上都站满了人。
各国青年代表都穿着不同的民族服装，吹奏着乐器，举着旗帜，挥着手巾和鲜花。
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的代表走在最前面，跟着是阿富汗、缅甸和英国的代表，越南的青年在车上跳着民族舞蹈，埃及的青年高举着巨大的纳赛尔的画像，民主德国和西德青年在一起前进，不顾阻挠来到莫斯科的美国青年不停地用俄语喊着“友谊”、“和平”……。
中国代表的车子有如一座花坛，车队上是两条彩龙，男女青年挥舞着花束和彩带，高唱着友谊的歌曲。
群众向中国代表团高呼：
“莫斯科—北京！”
“中国—毛泽东！”
作为主人的苏联代表团走在队伍的最后，这是由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青年组成的最大的代表团，他们穿着各种民族服装，缓缓前进。
沿途因为欢迎的群众太多，各国代表团的专车进行的很慢，路上一共走了三个钟头，直到下午三点钟才到达目的地。
下午三点钟，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等苏联党政领导人员进入看台，全场鼓掌欢迎。
接着各国青年代表队开始入场，他们举着自己国家、民族、团体的旗帜，摇着花束和手帕，唱着歌，跳着舞，和观众的欢呼声和鼓掌声交织在一起。
全场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每个代表队绕场一周，但是队伍这样的多，足足走了两个半钟点。
中国代表团挥着五彩花朵、舞着龙灯入场，引起全场热烈的欢呼。
中国队走到主席台前面的时候，放出五彩的气球，带着“为了和平和友谊”的标语飞上天空。
苏联代表队最后入场，他们高举着十五个共和国的国旗，全场都起立欢呼鼓掌。
所有的代表队汇合到场中心，广场上变成了旗帜飘扬和五彩缤纷的海洋。
五点以后，开幕式开始了。
苏联和平联欢节筹备委员会主席罗曼诺夫斯基致词，代表莫斯科人向来自122个国家的青年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说：
“让我们在十五天的时间里更加巩固我们的友谊，加强我们保卫和平的信心。”
接着五大洲的青年代表发言，他们都表示了全球青年对于和平和友谊的愿望。
然后从欧亚两洲各路传来的接力棒送到了会场。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讲了话，他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人民向来自各国的青年客人致以热烈的敬礼。
他说：
“现在世界舆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莫斯科的联欢节上，这不是偶然的。
这是因为目前和平重于一切。
你们在莫斯科作客，你们将与苏联人广泛接触，你们可以知道苏联人，无论老少都衷心需要和平、为和平而奋斗。”
伏罗希洛夫最后高呼：
“祝联欢节成功！”
“全世界和平万岁！”
伏罗希洛夫讲话之后，会场上放出了两万多只鸽子，在会场上自由地飞翔。
这时候，鼓乐声齐奏。
第6届联欢节的旗帜徐徐地升起，全场用各国语言一遍又一遍唱起了世界民主青年进行曲。
大会休息以后，八千名苏联运动员作了体操表演，二千五百名苏联芭蕾舞演员为青年代表们表演了芭蕾舞“我们的青春像鲜花一样开放”。
芭蕾舞开始时，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青年艺术家们像草原上的鲜花一样出现在绿色的广场上。
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舞蹈各有特色，几乎每一次队形的变化都要引起无数掌声。
跟着八千名体操运动员们在广阔的场地上集体表演了单杠、双杠、藤圈和机巧运动。
最后在清越嘹亮的音乐中，广场上出现了一片金黄色，运动员们用光着的手臂的起伏动作表现出一片麦浪翻滚。
刹那间音乐变换了，奏出了沉重恐怖的曲调，金黄的麦田里出现了一颗黑色的原子弹。
但是运动员们在这个用黑色旗子表现的炸弹上面打上了两个粗杠。
麦克风里发出大声“不！”
这时，广场上出现了海洋和五大洲的地图，白色的和平鸽，用俄、英、法、中、西、阿拉伯、印度等多种文字写的“和平”和本届联欢节的会徽。
主席台对面的看台上的人群用旗子摆出了“为了和平和友谊”的大字。
（附图片）
开幕式就这样结束了。
各国青年代表团向着联欢节会场进发，沿途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塔斯社传真照片）（新华社稿）

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张
实行独立外交和土地改革
据新华社卡拉奇28日电
据报纸27日报道，新成立的巴基斯坦民族人民党将在国民议会和省议会中成立新的议会党团。
民主党派代表会议26日通过的民族人民党党章规定，党的宗旨和目标是：
在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两个自治单位的基础上，使巴基斯坦发展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的和繁荣的联邦国家，保证全体公民有言论、行动、出版、集会、结社、组织游行和罢工的自由，废除允许不经审讯就监禁的法律和废除其他所有的镇压法律。
党章规定，为了整个国家的发展，民族人民党主张优先进行土地改革，在东巴基斯坦无偿地废除地主制，把土地给予农民，在西巴基斯坦争取土地的最高生产力以便提供经济支持。
目前，民族人民党在国民议会中有四名议员。
他们是民族党领袖米安·伊夫蒂卡鲁丁、民主党领袖马哈茂德·阿里（他26日晚退出了东巴基斯坦内阁）和另外两位退出了人民联盟的议员。
在东巴基斯坦省议会，三十多名议员将成立民族人民党的议会党团，其中二十名原来是人民联盟盟员，十二名原来是民主党党员。
原来属于民族党的八名议员将在西巴基斯坦省议会中代表新党。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
海参崴苏军军官举行集会
新华社28日讯
据塔斯社海参崴讯：
苏联海参崴海军军官之家7月27日举行庆祝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
一些中国的士兵也应邀出席了庆祝会。
到会的还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一些海军军官。
主席台上挂着许多天鹅绒的苏联红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国旗。
大厅里挂着许多横幅标语，上面分别用俄文和中文写着：
“牢不可破的中苏友谊万岁！”
。
苏联海军大尉库兹？
佐夫在会上讲话，他回忆了去年苏联太平洋水兵去上海作友好访问的情景。
他衷心向到会的中国人民革命军队的代表祝贺。
接着，两位中国海军士兵代表讲了话。

打什么算盘
民主德国宣布，以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为首的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应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邀请，将在8月初访问民主德国。
本来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之间，相互进行友好的访问是一件极正常的事情，任何人都用不着大惊小怪。
但是西德的亲阿登纳的报纸“一般新闻”却认为这是进行污蔑性宣传的一个机会。
它在23日写道：
苏联领袖对民主德国的访问“肯定会使西德和苏联关系恶化。”
它甚至还别有用心的说：
苏联和西德关系“只有乌布利希的下台才能够改善气氛”。
这种荒谬的逻辑和露骨和挑拨，是完全不值得一驳的。
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新闻”发表这种谬论的时候，正是苏联和西德政府的代表在莫斯科就发展两国关系问题举行谈判的第1天。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从阿登纳政府来说，这次在莫斯科开始的谈判，并不是它心甘情愿的。
早在1955年09月阿登纳到苏联谈判时，双方同意在“最近期间”就发展贸易问题举行谈判。
但是阿登纳回到波恩之后就假痴假呆起来，一拖再拖。
然而阿登纳越拖，西德国内要求和苏联进行谈判的压力却越大。
事到今年大选年，眼看再拖下去，对阿登纳党将有不利。
因此阿登纳政府不久以前忽然表现积极起来了。
但是阿登纳政府并不想使西德和苏联的关系当真通过发展贸易关系而改善起来。
所以它在同意谈判之后就又急着为谈判埋下定时炸弹。
阿登纳曾不断表示要把贸易谈判同所谓“遣返德国人问题”联系起来，就是预先就为谈判设下障碍。
而现在这家阿登纳的喉舌——“一般新闻”又大发谬论，也正是想兴风作浪，恶化苏联和西德之间的谈判的气氛。
看来，虽然在上次莫斯科谈判中，阿登纳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诽谤和要挟，曾经遭到应得的反击，使他不得不狼狈溃退，但他却并没有从那次经验中获得有益的教训。
（林生）

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成立
将要求日本政府立刻同我国商谈复交问题
通过紧急决议要求政府采取措施
使中国代表团入境参加裁军大会
新华社28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各界著名人士三百多人，7月27日在东京举行了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成立大会。
大会在全体与会者一致赞成下通过了这个国民会议的章程和运动方针。
大会并且在安井郁的提议下通过紧急决议，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措施，使参加第3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的中国代表团能够顺利入境。
国民会议运动方针规定，它的基本目标是组织和展开广泛的国民运动，来实现早日恢复日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邦交，并且促进和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
同时，国民会议将集中日本各界的舆论和人民的力量，要求日本政府立刻同中国政府开始恢复邦交的商谈。
运动方针还规定：
要展开运动促使把日中两国人民团体之间已经缔结的贸易和渔业等各种协定变成为两国政府之间的协定；
呼吁日本各种团体的中央组织参加国民会议，并且创设国民会议的地方组织，同时加强中央同地方组织的联系，以共同的步骤来有力地推进恢复日中邦交的运动。
日本各界著名人士相继在大会上致词祝贺国民会议成立。
社会党委员长铃木茂三郎说，恢复日中邦交是日本人民一致的愿望。
他相信，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国民会议将逐步地来解决日本政府不愿做或做不来的困难的问题。
日本共产党第1书记野坂参三致词说，恢复日中邦交虽然前途还有很多困难，但是在国际上和日本国内，有利条件正在成熟起来，只要日本人民团结一心，采取一致行动，日中邦交的恢复一定会实现。
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总评”）议长原口幸隆代表“总评”的三百万工人致词说，“总评”不久就要召开第9届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恢复日中邦交将被采纳为今年度主要运动方针之一。
原口还表示，他们将团结全日本工人力量，为实现日中邦交的正常化而展开运动。
大会通过的宣言说，日中两国之间没有正常邦交，这不独是日中两国人民的不幸，而且对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宣言认为，恢复日中邦交的条件和时机正在成熟起来。
他们将呼吁舆论和团结日本人民的力量，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坚决前进。
大会选出了风见章为国民会议的理事长，久原房之助、片山哲、原口幸隆、茅诚司、松本治一郎、山本熊一、平塚常次郎、山口喜久一郎、小畑忠良、中岛健藏、久布白落实、细川嘉六、风见章等十四人（还有一位文艺界代表未定）为代表委员。
同时，聘请铃木茂三郎、野坂参三、南原繁、市川猿之助等七十五人为顾问。

民主德国再向西德伸出友谊之手
建议合组联邦作为统一第1步
西德官方人士竟无视现实断然表示拒绝
新华社柏林28日电
据德意志通讯社报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27日上午在各国驻民主德国的外交代表和德国及外国的约一百个记者面前发表声明，建议东德和西德组成联邦，作为德国重新统一的初步步骤。
这个声明是26日由民主德国部长会议通过的。
格罗提渥指出，不能认为德国重新统一的问题在目前能够通过普选而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他说，西德正在变为原子战争基地；
而民主德国却在走向社会主义，而且并不打算背离这条道路。
这两种观点距离非常远，并不是一次投票所可能沟通的。
格罗提渥提出了重新统一的具体建议：
“以根据国际法作出的协定为基础，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组成一个联邦”。
他指出：
“联邦在最初将不建立一种在这两个国家之上的独立国家的政权；
它将不具有一个德国对另一个德国的任何统治关系。
由两个德国的议会代表组成的具有咨询性质的全德委员会可以建议和决定对于逐步使两个德国和解有所裨益的措施。
德意志联邦的发端将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在某些问题上实行共同政策的一个协定。”
格罗提渥说：
“因此，我们建议：
一，达成协议，禁止在德国的土地上存放和生产原子弹和原子武器，禁止进行原子战争的宣传；
二，两个德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协定，取消征兵制，达成双方军队人数的协议；
三，联合或单独向四大国呼吁，要它们的军队逐渐从德国全境撤出。”
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始建立的联邦，就能够在经济、关税、货币问题、运输和新闻方面达成协议，在柏林的地位和取消禁止西德的民主党派和团体的问题上达成协议。
格罗提渥着重指出民主德国政府为了不妨碍两个德国的统一，目前并不坚持要讨论有关西德或民主德国的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同时，它郑重声明，它很自然地认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全德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格罗提渥最后吁请其他国家的人民和政府支持德国人民上述争取和平重新统一德国的道路。
新华社28日讯
波恩消息：
西德官方人士断然拒绝了民主德国27日提出的由东德和西德组成联邦作为重新统一德国的初步步骤的建议。
他们把这个建议说成是不能接受的。
有消息说，西德打算同美、英、法三国在29日发表宣言，重申重新统一德国是所谓四个前占领国的责任，而不是德国人自己的事。
它们还坚持以所谓“自由选举”为重新统一的唯一途径，而不打算承认这个事实：
既然有社会制度不同的两个德国存在，就必须由这两个德国来谈判重新统一的问题。
西德社会民主党领袖奥伦豪尔和自由民主党副主席蒙德也拒绝接受这个争取和平统一德国的建议。

民主德国政府决定精简机构改进工作
据新华社柏林28日电
民主德国部长会议在26日讨论并且通过采取什么措施来实现统一社会党第32次中央全会关于精简国家机构和改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作方法的决议。
格罗提渥总理在会上指出，统一社会党第32次中央全会关于精简国家机构和改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作方法的决议，为进一步加强国家机关和群众的联系以及巩固工农政权指出了方向。
他说，为了使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能更好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必须改变目前国家机构的工作形式和方法。

苏共和意共举行会谈
双方对共产主义运动各种问题看法一致
新华社28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27日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了会谈。
意共代表团是在7月16日到达苏联进行访问的。
参加会谈的，苏共方面有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库西宁、波斯伯洛夫、波诺马烈夫；
意共方面有隆哥、塞伦尼、阿利卡塔等。
在长时间的真诚会谈中，双方交换了两党的工作情报，就共产主义运动的各种问题交换了意见。
交换意见的结果证明，双方在这些问题上具有一致的看法。
意共代表团人员对苏联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以后，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保证充分实现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路线所获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满意。

苏联答复美国的备忘录
建议谈判扩展两国联系的整个问题
据新华社28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外交部在7月26日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中说，考虑到发展苏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广泛联系和接触无疑地会促进苏美联系的改善，苏联外交部建议两国政府就发展两国之间的接触和联系的整个问题进行谈判，其中包括交换无线电和电视广播节目的问题，以便使苏美之间的联系和接触在巩固的基础上发展。
这份备忘录是答复美国国务院在6月24日提交给苏联政府的备忘录的。
美国国务院在备忘录中，曾经建议两国政府尽快地就关于定期交换不经检查的无线电和电视广播节目的原则达成协议，以便促使更自由地交换有关重大国际事件的情报和看法。
苏联外交部在备忘录中指出，在最近几年中，苏联曾经向美国提出过一系列关于发展苏美两国之间各种联系的具体建议。
令人遗憾的是，美国政府所抱的态度使两国之间的接触直到现在还没有获得应有的发展。

阿曼副教长请各国红新月会
用医药和食物援助阿曼
据新华社开罗28日电
阿曼副教长在给阿曼教长驻开罗办事处的一封电报中，吁请世界各国的红新月会对阿曼居民提供医药援助和食物。
电报说，英国喷气式战斗机26日对尼兹瓦进行了二十四次袭击，造成了严重破坏和巨大伤亡。
阿曼教长驻开罗办事处发言人26日对埃及“金字塔报”记者说，英国飞机所以要进行这种恶毒的袭击，是由于马斯喀特苏丹的部队被阿曼伊斯兰教长统治地的人民打败了。
他说，阿曼人民决心为独立战斗到最后一人。

安顺场的老船夫
金帆
一支孤独的木船，
停泊在安顺场河畔；
大渡河翻滚着漩涡，
轰隆隆地举起巨大的浪花，
拍打着两岸巉岩的高山。
老船夫站在岸上，
指着下面的惊涛骇浪：
“当年就是用这样的木船，
载着十七位勇士，
冲到对岸像箭一样。
“敌人的炮弹落到河中，
激起了高大的水柱；
十七位勇士穿过炮火，
在对面的桃子湾飞上岩石，
扑灭了敌人，占领了高峰。
“红军走后，白军带着刽子手，
到处来抓我们船夫；
我们逃到深山密林，
好几年不敢回家，
晚上就跟野兽一齐居住。
“二十年的时间转眼过去，
大渡河一样浪花滚滚，
虽然山洪冲垮了当年的河滩，
冲垮了当年滩上的炮台——
岸上的人民永远怀念着红军。
“我们将他们运到对岸，
他们替我们搬掉头上的大山；
千秋万代，我们的子孙
望见大渡河上的船只，
脸上也会露出光彩。”

“点火”与“走火”
克约
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大鸣大放”中，出现了一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点火”者。
他们“誓师”“向共产党进军”，“只谈缺点，不谈成绩”，“把象鼻子说成竹筒子也可以”，他们中甚至有人号召“杀共产党人”。
这种人是有心的：
颠倒是非，惟恐天下不乱，目的无非是希望火势蔓延，烧死社会主义，烧死共产党人，由他们“取而代之”。
对于这些右派野心家，群众是不能容忍的。
一定要扑灭火苗，彻底揭露这些“点火”者。
也有一种人，在“大鸣大放”中表现他们是拥护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的，他们所提的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但也有一些错误的意见，可以说是“走火”。
虽然这种“走火”有的并非偶然，说明他们的观点尚有问题，政治觉悟还不够高；
但有的却只是由于水平不够，而一时失言（“走火”）的问题。
这些人，一经过别人指出他的错误后，就很快提高一步，承认自己的错误，而勇敢地投入对
“点火”者的战斗。
对于这种人，应与“点火”者截然分开，只能帮助他提高认识，让他勇于作自我批判，以放下“包袱”。
因为“走火”者是出于无心，而“点火”者却是有意的。
还有一种人（多数），他们的意见有的正确，有的错误。
他们自己在某些论点上也曾有过“走火”，有的也对“点火”者不闻不问，袖手旁观。
但是，这种人是动摇的，属于中间状态的。
对他们应该诚恳地批判错误的方面，让他们卸掉沉重的“包袱”，争取他们投入对“点火”者的战斗。
右派分子是“点火”者。
他们为了扩大声势，制造混乱，企图把“走火”的人拉在一起，我们必须当心他们的这种阴谋；
有些右派分子则企图把他们的“点火”说成是“走火”，我们也必须揭露他们的这种诡计。

跟随毛主席长征
陈昌奉
1935年04月的一个夜晚，由九军团、一军团、五军团、三军团和干部团组成的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机关到达了金沙江边，这是我们突破乌江后遇上的第1条大江。
金沙江，水急浪大，凶龙般的翻腾着。
我们船只很少，大家都很着急。
毛主席更是忙碌，他在和各军团的负责同志研究如何渡江。
那时，我当毛主席的警卫员。
天快拂晓，主席带我登上船渡过了金沙江。
一下船，他又和当时的总参谋长刘伯承将军，研究队伍渡江后如何前进的问题去了。
我去给他找房子，安排住处。
江岸边是光秃秃的石山，没有什么房屋，只有四、五个不像样的洞子。
洞子里湿的很，没有木板，就连稻草也找不到。
我只好在潮湿的地下铺上一块油布，放上毯子算是给主席打好了铺。
心想，等他回来休息一下。
别人不知道，我是知道的：
他这几天太累了。
搭好了铺，他的文件、地图等办公用具都还没有打开。
过去一到宿营地，这些东西都是我和秘书黄有风同志一块拿出来，摆在临时搭起的办公桌上的。
可今天一来没有办公桌，二来黄有风同志还没有过江，怎么办公呢？
我拿出地图往墙上挂去，这洞子是沙土的，根本挂不上。
没有桌子，办公用具也摆不开。
这时，过江已有吃两顿饭的工夫，主席也许快从刘总参谋长那里回来了，我连水还没有烧好呢！
他累了一夜，回来一口水也喝不上那怎么能行呢！
我就没管办公用品摆没有摆开，去找地方烧水去了。
天大亮了，主席回来了，找人来叫我。
我一进洞口看见他站在洞子中间沉思。
我说：
“您回来了。”
他答应了一声，接着问我道：
“都弄好了吧！”
我指着地下的铺说：
“好了！
这地方连木板也没有，铺只好打在这地下了。
请您先休息一会，水马上就开了。”
说完，我拔腿就想出去继续烧水。
还没有走出洞口，他就把我叫住了：
“办公的地方呢？”
我随口答道：
“黄秘书还没来到，这里连张小桌子也找不到。
您，您先喝点水吧！”
他像是没有听见我的话，向前迈了一步用他那严肃的，但又是温和的语调说：
“现在重要的是工作，吃饭喝水都是小事。
江那边有我们两三万同志在等着哪！
这是几万同志的性命呀！”
我只是呆呆的站在他的面前，心里怦怦直跳，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主席又向前走了几步，用手拍着我的肩膀说：
“先去找块木板架起来也行！”
我这才恍然大悟，飞也似的跑出了洞子。
好容易找到了一块堵洞口的小木板，连忙搬进了主席办公的洞子。
主席亲自动手和我把它架了起来，摆上了办公用具。
这时，我突然想到烧的水一定开了，便想出去取来。
我刚想迈步，就听见主席叫道：
“陈昌奉！”
我说：
“有！”
“你过来。”
我走过去，站在刚架起来的“桌子”对面。
主席说：
“我今天要处分你呢！”
虽然他的声音还是那样的温和，他的双目还是那样的慈爱，但我的心里却顿时紧张起来。
这种紧张，是因失职而造成的自疚。
我不知该怎么办，只是双手揉搓着衣角，呆呆的望着主席。
他接着说：
“我罚你一天不睡觉，坐在这里和我一起工作。”
我听了傻笑了一声说：
“好吧！”
就在他对面坐下来。
这时，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文件，电报，电话铃也不断地响起来。
我看他忙的一点空也没有，心里很难过，竟想流出泪来。
心想如果我早一点找到这块木板，也许不致使他忙得这样。
我有个爱睡觉的老毛病，平时主席工作的时候，我总好坐在一旁打盹，我也知道主席说罚我不睡觉，是一句笑话；
但今天一看主席他精神百倍的工作，却一点睡意也没有了，我发现主席不时的用眼瞅我，并微微发笑。
我更不知如何才好。
后来我出去打来开水，给他凉了一杯，才又坐下来。
过了有两顿饭的工夫，主席站起来对我说：
“你跟我这么多年了，难道还不知道工作的重要。
以后每到一个地方，最重要的是把办公的地方搞好，然后如果有空才是吃饭、休息，记住，无论现在和将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工作。”
他停了一下，走近我，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轻轻地说：
“好了，快去睡觉吧，两个眼皮都打仗了。”
听了这话，我更不愿动了。
主席又说：
“快睡去吧！”
我原来存在眼内的泪水，一下子全流了出来。
但我知道这泪并不是因为我受了主席的批评才流出来的。
当时只觉得像在家里作错了事，父母不责难我，反而说：
“好了，下次不可，去玩去吧！”
一样，心里翻腾的厉害，不知是高兴，还是难过。
我躺在离主席不远的地铺上，很久没有睡着，跟毛主席几年来的生活一幕幕在我脑海中闪过。
……那是1930年03月底，我由工农红军第4军军部，调到中国革命前敌委员会，给毛主席当勤务员。
那时我们还不称他为主席，只是称他毛委员。
主席的行装很简单，只有两床半毛半线的毯子，一条洋布被单，两套和我们战士一样的灰军服，一件银灰色的毛衣。
用的东西是一把已经缝过了的破雨伞，一个吃饭用的缸子，和一个灰色的九个口袋的公文包。
主席用的地图、文件、书籍把这个公文包装的满满的。
每当行军作战，他背着公文包拿着雨伞，我就背着其余的东西。
到了宿营地，找两块木板对起来，铺上那仅有的两床毯子和小被单，用衣服打成枕头，这便是他的卧铺。
主席晚上很少睡觉。
吃过晚饭就点上小灯，打开那个九个口袋的公文包，拿出地图、文件、纸、笔就开始工作。
主席在看书、写字，我就在旁边坐着。
我那时年龄小，不能熬夜，不一会便伏在他身边睡去。
每到半夜时分他就轻轻地把我叫醒，说：
“搞点水来吧！”
我这才醒来，提着江西那种小木桶去打一桶凉水，打来了水因为没有脸盆，他便用毛巾在桶里沾着擦擦脸，有时擦擦澡提提精神。
往往擦过了脸他就饿了。
我便把下午留下来的一缸子“三层饭”——最底下一层是米饭，中间是一点菜，顶上面一层又是米饭——去热一热给他吃。
有时这一缸子饭吃不了，就用纸盖起来，留着下顿再吃。
从来不准我随便倒掉。
吃了饭，他又看下去或写下去，有名的“查田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
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瑞金成立了。
他当选了共和国主席。
但他那时吃饭还是只用一个缸子。
直到1934年02月，我们打开了福建的漳州，才搞到一个三层的搪磁饭盒。
我是个穷人家的孩子，在家念不起书，参加革命时一个字也不识，那时红军每到一处都要贴标语，主席就利用行军的空隙指着标语教我认字。
我的名字还是主席亲手教给我写的。
电话的铃声，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回来，抬头一看，主席还在工作着。
金沙江对岸的三四万部队，一直过了三天三夜。
主席也三天三夜没有离开那张办公“桌”。
渡过金沙江，通过了彝族区，红军的铁流在1935年05月急行抢渡了大渡河，到达了花岭坪。
这天我们要从花岭坪出发去水子地。
据说要走一天才能达到。
早上从花岭坪出发，主席有事没赶上中央队的队伍，就和卫生部的队伍一块前进了。
这次跟着主席的有我，还有我们警卫班的班长胡长保。
我们一行走到了一个上下十多里的山间，三架敌机疯狂的向我们冲来，扔下来的几颗炸弹正落在我们身旁。
大家一齐望主席身边拥去，心里紧张的很，只怕他出了什么危险。
我站起来一看，主席蹲在一个刚才负伤的同志身旁。
我过去一看，负伤的原来是我们的班长胡长保同志。
他躺在地上，双手紧紧的抚着肚子，一声也不响。
主席靠他很近，一边用手抚摸着他的头，一边对卫生员锺福昌同志说：
“快，给他上点药。”
胡长保同志向主席摆了摆手说：
“主席，我不行了，你们继续前进吧！”
他说话非常吃力，像有什么东西堵住了他的喉咙。
他原来那张红润的脸，竟变得像黄纸一样。
主席坐在他的身边，让胡长保的头枕在他的臂上，轻轻地说：
“胡长保同志，你不要紧，坚持一下，我们把你抬到水子地，找医生治疗一下就会好了的。”
胡长保的头在主席的怀里转动了一下，着急地对主席说：
“主席，我不能让您抬着我走，我不行了，血全流在肚子里了。
我没有什么牵挂的，我牺牲了之后，如果有可能请您转告我的父母，他们住在江西吉安。
只可惜我不能跟您到陕北，看一看我们的根据地。”
说罢又转过脸来对我说：
“陈昌奉同志，你要好好的保护主席和中央首长。”
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个字竟至听不清楚，只看见他嘴唇微微颤动。
最后他用了最大的力气抬起头来，对主席和我说：
“祝革命胜利！”
便合上了双眼。
我喊着：
“班长！
班长！”
但他已经再也不能答应了。
主席慢慢地从他的脖子底下抽出手，缓慢地站起来。
对我说：
“夹被！”
我顺手将挂在身上的一床夹被递给了他。
主席将夹被打开，亲手盖在了胡长保同志的身上。
09月中旬的一个傍晚，长征队伍到达了离腊子口很近的一个村庄。
我给主席搭好了铺，准备请他来休息一下。
但到另一个屋里一看，桌上布满了地图。
他正和林彪、聂荣臻、刘亚楼、罗瑞卿等首长在谈话。
我没吭声就走了出来。
第2天拂晓，我们打下了腊子口，继续前进。
听说今天要翻过六盘山，走一百多里地才能赶到一个名叫哈达堡的村子。
出发时，天上布满了黑云，疾风一阵阵地吹着，不一会雨也忽啦啦的下起来。
当我们来到六盘山下，主席和我的身上都被淋湿了。
六盘山和我们以前走过的雪山相比，虽然不是最大的，但一上一下也有六十里地。
刚上山还有点树扶着，快到山顶时树没有了，只有一些快要枯死的小草。
行走起来更加艰难。
从过了夹金山我就发疟疾。
前几天在四川时，不知怎么腿又忽然肿了起来，这两天虽然消了肿，但身体还很虚弱，当我快要到达六盘山顶的时候，只觉得头昏眼花，一步也挪不动了。
主席见我这样；
就问我怎么样。
我说：
“主席，这座山恐怕我过不去了。”
说着我便一头栽到在地上。
主席把我扶起来，以为我又犯了疟疾，便叫警卫员曾先基同志把卫生员锺福昌同志找来拿药给我吃。
其实我并不是犯了疟疾，只是长时间的行军把身体搞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我说：
“主席先走吧，我休息一会就走”。
主席见我这样，便说：
“陈昌奉，这里空气稀薄，又在下雨，你不能在这里休息。
无论如何要坚持住翻过这个山。”
说着便要和曾光基同志架着我走。
我见主席对我这样关心，也想快走，谁知浑身战抖个不停，一步也迈不开。
主席又问我说：
“你是不是冷呀？”
我说：
“冷，全身收缩，骨头缝里发凉。”
主席看了看我说：
“来，你把我的皮大衣穿上，再喝上一点热水，暖和暖和就会好了。”
说着就脱大衣，我一把抓住了主席的手说：
“不，我不穿，我能走。”
我知道主席脱下了大衣，他身上就只剩下在遵义时所做的一条灰夹裤，和一个灰军装上衣了，而且昨天晚上他还忙到很晚没有睡觉。
我坚持不穿，挣扎着想走。
但终因我身体太弱，刚一迈步又昏倒在地上。
当我醒来睁眼一看，曾光基同志端着一碗水在我面前。
我身上已经穿上了主席的皮大衣，主席站在我前面，秋风吹动了他那单薄的灰色军装。
一股奇异的力量使我忽的一下站了起来，呆呆的望着他，他那慈爱的双眼显得更加可亲。
主席对我说：
“好些了吗？”
我说：
“好了！
走吧！”
主席说：
“好样的！
这才是红军的战士！
走！”
傍晚的时候，我们走下了六盘山。
还没有到哈达堡，就住在一个有汉人的村子里。
我躺在铺上想：
如果没有主席这个皮大衣，我今天一定牺牲在六盘山上了。
想着想着泪水又涌出了眼眶。
　赵　驁　笔录（选自“解放军三十年”征文）（附图片）
当我醒来睁眼一看，……我身上已经穿上了主席的皮大衣，主席站在我前面，秋风吹动了他那单薄的灰色军装。
李琦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