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国家机关三十多个单位
一面反击右派一面改进工作
本报讯
中央各部和国家计委等三十几个单位，一边反击右派、一边改进工作，及时解决了群众提出的一些马上可以解决的问题；
一些牵扯面广，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也正在分别研究处理。
各单位大都由领导人员亲自动手，成立了各种小组或委员会，来研究处理群众提出的批评和建议。
铁道部就根据职工们提的意见，成立了方针政策、人事工资、生活福利、体制等六个小组分别进行工作。
有些部对于一些规定得不恰当的条例作了修改。
煤炭工业部1955年颁发的关于煤矿和油母页岩矿的保安规程，过去有不少煤矿曾经提出意见，认为其中有些条文不恰当。
这次整风运动开始以后，也有许多技术人员提出了修改意见。
煤炭工业部为此成立了以办公厅主任为首、吸收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加的专题小组，对规程的条文逐条进行了审查，并提出了初步的修改意见。
轻工业部、电力工业部、交通部等单位，过去规定的保密制度有的条文不很合理，现在都根据群众意见经过周密研究，分别订出了新的条例。
各单位对一些不合理的组织机构，也进行了调整。
冶金工业部在沈阳、天津、武汉、上海等几个大城市，都分别设有供应、销售和废金属回收三个办事处，各有一套机构、仓库和设备。
现在接受群众的意见，决定把这三个处合并，统一管理这三项业务。
这样可以节省不少开支和人力。
这个部原来没有在云南设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当地的十五个有色金属单位，有事往往要到北京请示才能解决，不但往返要花很多时间，有时候部、局由于对这些企业的情况不完全了解，处理问题也感困难。
06月间，冶金工业部已经决定在云南增设有色金属局，统一管理这十五个单位。
化学工业部勘察公司水文地质科和工程地质科原来各有一个钻探队，经常忙闲不均，现在已把它们合并成一个钻探队；
氮肥设计院的气体分离科和合成氨科也根据便利工作的精神，合并成了一个科。
在生活福利方面，各部都作了改进。
化工部为了照顾回民的生活习惯，成立了回民食堂；
还取消了对高级干部的一些不合理的生活待遇。
托儿所全部改全托为日托，多收了一百个孩子。
铁道部设计总局把办公室进行了一次调整，腾出了十四间房子，解决了七十多个单身职工的住宿问题。
以前，这个局的局长、处长的办公室都是大房间，现在改为小房间，能合并在一块办公的就合并在一块。
地质部根据群众的意见，对福利补助工作重新做了检查，不合理的补助已经停止和收回，并且制订了新的补助标准，有些单位的党员级别偏高，也作了合理的调整。
司法部有十五个党员，自动申请降级；
对外贸易部有三个党员提出愿意降一级；
中国对外贸易运输公司有四个党员提出不要技术津贴。
最近，各个单位的领导作风都有了改进，党群关系进一步密切。
化工部财务司有些干部过去曾说：
经常见不到司长的面。
现在，这个司的司长每天都主动地找一些人谈心。
广播事业局有的领导干部每天都到发射台了解情况，随时帮助解决问题。
各发射台的台长也改变了过去不出事故不进机房的情况，每天抽出一定时间到机房办公。
国家计划委员会有的局长，在假日里也找局里的同志谈心，或者同青年们一起联欢，受到大家的欢迎。
整风运动开始以来，右派分子污蔑肃反斗争缺点是主要的，但是事实却给了他们一个有力的回击。
这次中央很多单位把肃反斗争专门做了复查，给有些没有做结论的人做了结论，有些情况还向群众作了公开交代。
根据中共国家机关党委的复查，过去对那些被审查的人所作的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
但也有个别缺点，如有些结论在措辞上有畸轻畸重的现象。
对于这一部分问题，各部都准备做适当处理。

关于发展农业的四点建议
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现在有一个突出的矛盾，这就是我国农业在解放以来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仍然大大地落后于人民生活的要求，落后于轻工业发展的要求。
积极地和正确地解决这一个矛盾，是使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高涨的关键。
毛主席教导我们：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能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
应该指出，国家计划机关和某些地方当局，过去一般是注意工业较多，注意农业较少。
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公布之后，对于发展农业注意增加了，但有些地方还比不上对于发展工业的注意。
今后对于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必须同时并举，同等注意。
1957年下半年除了必须加强防洪、排涝、锄草、追肥、除虫、护苗、秋收、秋耕等工作，以争取大丰收以外，还必须瞻前顾后，总结经验，为今后几年特别是1958年的农业发展，提早进行妥善的安排。
凡是能提早动手的工作都应该提早动手。
现在我们根据我国第1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经验和第2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的情况，向国家机关的有关部门和地方当局提出四点建议。
第1、兴修水利，以中小型为主。
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水利建设，大约以60％的投资用在大型水利方面。
毫无疑问，像根治淮河、根治黄河的大型工程是必要的。
但是考虑到我国的财政经济状况，要求投资少、收效快，以及我国内涝成灾特别严重的具体情况，在水利建设方面也同工业建设方面一样，今后也应该实行大型、中型、小型相结合，并且以中、小型（其中特别是排涝）为主的方针。
根治河流和大型水库的建设，应该全面规划，反复研究，慎重定案，分期进行。
对于中型工程、特别是小型工程，只要是经过设计、当年或次年即有显著效益的，应该首先举办。
在工程种类方面，防洪和灌溉固然应该重视，可是水土保持和排涝更须摆在首要的位置。
我国山区的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山区（包括丘陵地区）的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将近二分之一。
做好水土保持工作，不只是对于山区的农业增产有利，而且可以减少平原地区的洪水为害。
水土保持的工作，效果看来是慢的，但是根据陕西、甘肃、山西等省的典型经验，凡是做好工作的地方，当年就能够增加生产，因此必须积极进行。
我国水灾（主要是内涝）为害的耕地面积，根据最近八年来的记载，丰收的年份在四至五千万亩左右，平年在六至七千万亩左右，歉年在一亿五千万亩以上。
在受灾面积中，由于内涝成灾的每年都在四至五千万亩左右，1956年达一亿二千万亩以上。
这些受灾的地区，历年主要都在人口众多、土地肥沃的河北、河南、山东、苏北、皖北等省区。
排涝工程比起开荒的工程，所费较少，收效较快。
因此，排涝工程不仅应该摆在水利建设的主要日程上，而且应该摆在农业建设的首要地位。
我们建议：
地方当局和水利部门，目前除了积极防洪以外，分出一部分力量认真规划明年的中、小型水利建设项目，经过国家计划部门的同意以后，争取在今年秋后即着手准备施工的工作。
第2、增产肥料。
用多种多样的办法增积肥料，是当前我国增加肥料来源的有效办法。
目前应该加紧压绿肥、锄草垫圈增加厩肥的工作，本报在7月19日的社论中已有论述。
从长远打算，增加化学肥料的生产和增加对于农村燃料的供应量，这两项同水利建设结合起来，对于农业的增产具有决定的意义。
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建设的较大的化学肥料厂共十三个，全部建成后，可以年产氮肥一百零六万吨、过磷酸钙六十四万吨、磷矿粉三十六万吨。
在今后两三年内，除过把这些已经开始建设的企业迅速建成投入生产以外，还应该建设大量的中、小型化学肥料工厂。
这些工厂的建设，基本上应该自力设计，自力制造设备，以达到投资少、收效快的目的。
我们建议：
国家机关的有关部门结合地方当局，对于化肥工厂的厂型、地区分布、设备制造、原料供应和产品品种、建设先后等等迅速进行全面规划，逐步实施，务求五年到七年间我国化学肥料的生产有突飞猛进的增长。
同增产肥料有密切关系的是增加地方小窑煤矿的开采。
增加对于农村供应煤炭的数量，可以节省出大量的植物燃料、饲料，因而也可以增加肥料，并且增加高产作物的种植面积。
目前我国生产的煤炭总数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供应农村的，数量已经不算少，但还远不能满足农村的需要。
随着我国工业和运输事业的发展，煤炭的需要量，每年都有一千万吨以上的增加。
因此，今后现代煤矿工业的建设和生产的增加，主要应该满足不断增长的工业和运输事业的需要，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大量增加对农村的供应量。
那么，怎样增加农村需要煤炭的供应量呢？
由于我国煤炭资源丰富，民间又有多年的开采经验，分散开采小矿，节省运输，便于供应。
因此，今后农村用煤，以实行地方自给为主、中央抽补为辅的方针为好。
1957年国家开放了小窑煤矿的开采和鼓励地方增产煤炭的政策，地方煤炭的产量将比1956年增加五百八十万吨以上，可见潜力是很大的。
因此，我们建议地方当局，根据本省、本县的煤炭资源情况、人民开采的传统经验和运输条件，有计划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开采，以增加产量和增加对农村的供应量。
地方煤矿的投资和经营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副业的经营方式，县、省投资经营都可采用。
第3、增产粮食和增产棉花兼顾。
在我国还不能大量扩大耕地面积以前，为了增产粮食，适当保证人民消费增长的需要，一般地不再扩大工业原料作物的种植面积是必要的和正确的。
但是穿衣也必须适当保证。
根据初步统计，1957年全国棉田种植面积约八千七百万亩，比1956年的九千三百八十万亩减少了六百八十万亩，这就比较显著地影响到棉花产量的增加和下年度纱布的增产。
因此，棉田种植面积继续缩小是否适当，值得研究。
为了适当满足我国人民不断增长的衣着需要，今后应该大力发展合成纤维工业和开辟棉花以外的其他纤维的资源。
我们建议化学工业部门立即着手规划我国合成纤维工业的远景发展计划，并且在明后年内即开始进行试点建设。
纺织工业和造纸工业部门对于节约木材、合理利用棉短绒、甘蔗渣、棉秸及其他纤维原料，应该作全面的经济和技术的研究，逐步减少造纸工业的木材、棉绒、麻皮的使用数量，用这些好材料增产纺织工业品。
但是这些措施较大的成效最短也在三、五年之后，因此，三、五年内纺织工业的主要原料还是棉花。
我们考虑，今后几年内我国棉花的种植面积应该稳定在去年和今年种植的水平上。
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更多地依靠水土保持、排涝、开垦荒地来解决。
这一点特别建议河北、河南、江苏、山东等植棉特多的省份加以考虑。
第4、扩大耕地面积。
首先，国家机关的有关部门和地方当局，必须采取坚决的和有效的步骤，改变基本建设中浪费耕地的严重情况，严格执行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和严格执行审批制度。
大家知道，开垦一千万亩荒地要花人民币十亿元以上，全部种植粮食每年生产约二十亿斤左右；
建设占用耕地一千万亩，至少等于十亿元的资金，这些熟地生产的农作物，则远远超过新垦荒地的产量。
因此，我们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地方当局坚决限制占用耕地，把各建设单位多占的和占而不用的耕地，立即退还给农民耕种。
建议主管建设的部门，重新研究工矿企业、学校及其他建筑用地的定额，缩小城市建设的规模，大量减少占用土地的数量；
并且在必须占用土地的时候，尽可能地占用荒地、次地，避免占用好的耕地。
在兴建水库和其他水利工程的时候，应该仔细规划，反复核算，力求少用耕地，大大地增加受益面积。
其次，根据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条件，适当增加开垦荒地的数量也是必要的。
在开垦荒地的时候，先开垦人口较多或者交通较便的地区的熟荒地、盐碱地，因为这些荒地开垦种植之后，对于缓和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的粮食供应紧张情况，会较快地收到效果。
其次再开垦边远地区的荒地。
在开垦边远地区的荒地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人力条件、运输条件、供应可能、住宅条件、供水条件和投资的经济效果。
过去几年开荒的经验证明，在边远地区开荒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无论食、衣、住、行，在开始几年都是艰苦的，要经过四、五年之后，才能逐步减轻艰苦的程度，得到较好的劳动果实。
因此，无论是军垦、民垦，在动员人们去开垦的时候，都必须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要大家以艰苦耐劳的精神，为祖国贡献一分力量，那种不强调开荒的艰苦，只强调远景的美丽而片面地许愿的做法是不对的。
我们建议，农业主管部门和地方当局，对于开垦熟荒地和生荒地迅速进行全面规划，根据国家的财力、物力可能条件，逐步实行。
进一步发展我国农业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联系方面很广。
上述四项，只是当前存在的比较突出的几个大问题。
由于1958年是我国第2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年度，我国农业落后的情况，今后必须有效地和有步骤地予以改变，特建议有关部门和地方当局，抓紧时间，全面规划，逐步实行。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开幕
张友渔、王纯在报告中指出北京市几年来的建设成就不容右派任意抹煞
本报讯
北京市第2届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23日开幕。
在上午会议上，张友渔副市长作了“关于北京市1956年财政收支决算和1957年财政收支预算”的报告。
北京市计划委员会主任王纯作了“关于北京市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张友渔在报告中指出，1956年是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和国民经济全面高涨的一年，北京市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大部分都超额完成了1956年度的计划指标，并且比1955年有较多的增长，因此北京市1956年财政收支预算的执行结果基本上是良好的。
1956年财政决算同1955年相比，收支都增长了31％以上。
这有力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张友渔在谈到1957年财政预算草案时说，今年的预算是在“保证重点，适当压缩”的方针下制定的。
为了顺利实现北京今年的财政预算，保证第1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必须进一步改善各级领导的作风，进一步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团结和依靠全市各阶层人民，进一步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王纯在报告中对1957年北京市经济计划的具体安排意见作了详细解说。
他说，今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后，除个别指标外，北京市绝大多数生产和事业发展计划指标都可以完成或超额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
王纯谈到了北京市解放以来的巨大成就。
他说，如果我们把解放以来所获得的成就和解放前对比一下，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几年来在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是任何反动政府统治时期所不能比拟的。
解放前1948年全市工业的总产值仅为一万万元，而现在（指1956年实际数，下同）为十八亿五千万元，比1948年增加十七倍之多。
王纯说，解放以来，北京市的面貌日新月异地在由消费城市向伟大的社会主义生产城市发展着，我们的首都已经建设了许多现代化的大工业企业，如最新技术的电子管厂和无线电器材厂、京西大台煤矿、机床厂、汽车附件厂、国营棉纺厂、玻璃厂等。
自1949年到1957年新建的房屋建筑面积共为二千一百万平方公尺，超过了解放前北京市旧有房屋面积的总数。
1948年，北京市的高等学校为十七所，学生仅有一万七千七百人，而现在已经发展到三十一所，学生达到了七万九千一百人，增加了三倍多；
1948年中等学校只有八十五所，学生五万人，而现在已有一百五十一所，学生达到了十八万人，增加了二点六倍；
现有小学一千二百四十五所，在学人数四十二万二千七百三十六人，比1948年也增加了二点六倍。
王纯最后指出，随着生产的发展，广大职工群众的生活也有了显著的改善。
王纯说，以上列举的各种事实已足够说明解放以来北京市工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是空前的。
这不就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市人民共同劳动的结果吗？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能够否认这些铁的事实吗？
下午，代表们分组对以上两个报告进行了讨论。
他们用北京解放后这几年的建设成就以及本单位的一些具体事例，驳斥了右派分子的恶意诽谤，代表们并表示要在这次大会中继续揭露和批驳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阴谋活动。

周总理接见茹可夫和齐赫文斯基
新华社23日讯
周恩来总理在23日上午接见了苏联国家对外文化委员会主席茹可夫和委员会的亚洲社会主义国家部主任齐赫文斯基。
接见时在座的有钱俊瑞、龚澎、陈忠经、林朗。
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阿布拉西莫夫也在座。
接见后并共进午餐。

山东省最高人民法院举行公开审判
从宽判处三名美国派遣特务
罪犯被捕后有立功和悔罪表现
本报济南23日电
全国人民关心的去年从山东海阳县捕获的两批美国派遣特务反革命案，山东省最高人民法院已于23日在济南珍珠泉公开审判。
特务分子李天庆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袁阿木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任龙仁（朝鲜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这两批美国中央情报局原属东京间谍机关的派遣特务，是在去年05月10日和6月06日分别由海上登陆的。
第1批特务分子李天庆（组长）、袁阿木及就捕时畏罪服毒自杀的吴伯钧，接受了美国间谍机关特务训练，在美国间谍分子雷蒙（译音）上尉具体指挥下，于1955年12月至1956年03月间，曾五次企图在我国东北和山东登陆未逞，第6次始在海阳县董家庄登陆，但登陆后不到十二小时，即为当地青年妇女辛清云等三人发现，被我驻军与公安机关、民兵迅速捕获。
第2批特务分子任龙仁和郑允海（已淹死）、崔昌镇（朝鲜人，已当场击毙）在董家庄登陆，企图将李天庆等三人接回去，结果遇到我驻军和公安机关围剿捕获。
任龙仁自1953年初至1955年06月，曾先后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龙岩浦、瓮津、长山川、汉川等地输送六批特务分子，1955年07月以后，向我国东北、山东地区输送过四批特务，这一次才受到我国人民的应有惩罚。
当检察长宣读了起诉书后，审判员根据起诉书一一发问，特务分子李天庆等在一千六百多名旁听公民的怒视下，特别是在当庭展览了缴获的海岸联络器、三角镜、红外线手电筒、手枪、匕首、伪造复员军人证等铁证面前，低着头承认了他们全部反革命事实，及企图搜集我军雷达部位、部队分布情况，及大量搜集我工作证、会员证等各种证件和自用物品，以便为今后大量派遣特务做好准备等罪行。
经过检察长和辩护律师辩论了特务分子李天庆等背叛祖国、危害国家安全等反革命罪行的事实后，审判员宣布判决，他指出：
李天庆在被捕后有立功表现，故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的政策，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袁阿木在被捕时无拒捕行为，并有认罪悔改之意，亦予从轻判处，判有期徒刑五年；
任龙仁效忠美国间谍机关，多次驾驶船只偷越国境，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罪犯李天庆等的一切反革命用具和活动经费，全部没收。

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袁雪芬、常香玉、陈书舫、郎咸芬
建议戏曲界不演坏戏
新华社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袁雪芬、常香玉、陈书舫和郎咸芬21日向戏曲界提出提高戏曲质量，不演坏戏的意见。
全文如下：
在1956年第2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之后，文化部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宣布了对所有传统剧目一律开放的决定。
从1950年到1952年间，先后经中央戏曲改进委员会决议停演了二十六出戏曲剧目。
这对澄清上演剧目混乱状况，曾起了积极的作用，也受到广大群众与戏曲工作者的拥护，当时这样做是对的。
到了目前，国内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上已经结束，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巩固。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已为文艺界所公认，戏曲舞台的面貌也已改变，广大观众和艺人的政治觉悟都有所提高，在这样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对于过去流传下来的坏戏已没有采取以行政命令禁止的必要。
加以当时对停演剧目缺乏具体分析，在执行中又发生过一些偏差，造成许多清规戒律，其中一部分传统剧目，由于菁华和糟粕揉和在一起，受到禁戏的株连，在玉石不分的情况下，甚至不在这二十六出之内的，也被摈弃了。
为了贯彻大胆放手开放剧目的方针，去掉剧目工作中不适当的清规戒律，使挖掘传统剧目的工作更好地开展，今后应该通过各种良莠不齐的剧目竞赛，自由讨论和思想批判的方法，使优秀剧目不断出现与提高，对于坏戏让广大群众和艺人进行鉴别，讨论，批判和取舍，从而接受教育，提高思想水平，这样解决问题就会更彻底一些。
开放剧目的措施受到了艺人的热烈欢迎，在舞台上呈现了上演剧目分外活跃的现象，这现象是好的。
但是另一方面，据最近不完全的统计，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重庆等十七个城市中，有一些剧团，以曾经禁演过的剧目，原封不动地演出来号召观众，据说个别的地方把比二十六出更坏的戏，也搬上了舞台。
我们知道在禁戏中也有一部分是有艺术价值的，当然可以经过适当的修改整理来和观众见面，但也有一部分除了恐怖丑恶或淫猥低级之外，再没有什么内容了，如“杀子报”、“黄氏女游阴”之类，这样的坏戏在北京、天津各地就有好几个剧团同时演出，形成了竞放毒草的现象。
很多觉悟已经提高的观众和艺人对这些戏表示不满，纷纷给文化主管部门和剧团提出反对意见。
此风若长，就会将优美的戏曲艺术引向堕落倒退的道路。
开放剧目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扬我们戏曲艺术中的优良传统，虽然政府不用行政命令来取缔坏戏，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不等于艺术上没有好坏的标准。
本来我们在艺术事业中，首先就要有辨别精粗美恶的修养，才不会走错道路，在剧目的选择上当然也应如此。
所以我们应该有所提倡，也有所反对。
我们提倡的是富有思想性艺术性的优秀剧目，至于内容和表演无甚价值甚而丑恶、淫猥、恐怖，对人们身心健康有害的东西，则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解放八年了，我们经过党的教育，在思想上已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也负着很大的责任，现在党和政府让我们在自己事业上当家作主，我们应该为戏曲艺术的健康发展，作更进一步的努力；
不要把解放以来曾经争取到的人民的信任又丧失掉了。
我们提出下述三点意见征求戏曲界的响应：
（1）我们继续努力在党的领导下，提高戏曲的思想质量与艺术质量，以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精神锻炼自己，影响观众。
（2）我们相约多演富有教育意义和技术的优秀剧目，并把一些虽无甚意义但有技术的戏加以改进。
（3）我们相约不演丑恶、淫猥、恐怖、有害人民身心健康的坏戏。

其中受理案件十九万多件一般都作了交代和处理
监察工作体现了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处理公民控诉的工作成绩巨大
全国监察机关两年内收到人民来信三十二万多件，接见人民来访
八万七千多人次；
其中受理案件十九万多件，一般都作了交代和处理
新华社23日讯
15日到20日举行的全国监察机关处理公民控诉工作会议，决定把处理公民的控诉作为各级监察机关的基本任务之一，是监察机关依靠群众进行监察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这次会议是由监察部召开的。
会议上的材料说明，自从毛主席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以及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以来，各级监察机关接到的公民控告和申诉案件一般都较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到三倍。
这些案件中除了有一部分是群众对有关的案件的申诉外，有许多是人民群众由于关心国家建设，而对国家机关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所作的揭发与批评。
会议认为，国家监察机关及时、正确地处理这些问题，对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有着重要的作用。
会议肯定几年来各级国家监察机关处理公民控诉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监察机关1955年和1956年两年内共收到来信三十二万多件，接见来访群众八万七千多人次。
其中属于监察机关职权范围的公民控诉案件共十九万多件。
各级监察机关对这些案件一般都作了交代或处理，据1956年的不完全统计，各级国家监察机关直接检查处理的公民控诉案件就有三万多件，占1956年受理案件总数的34％。
例如甘肃省文化局局长马济川，1956年09月06日在兰州一家饭店吃饭的时候，谩骂和殴打服务人员，引起群众的极大不满。
甘肃省监察厅对这一案件进行了检查，经报国务院审查，决定给予马济川以撤职处分。
又如食品工业国家监察局根据公民控告，对国营天津酿酒厂进行了检查，发现该厂领导上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作风，如曾经发生三次掉排事故，损失白酒六十六万余斤。
通过检查，解决了生产掉排问题，使这个厂提前完成了生产计划，产品质量达到了国家标准。
各级监察机关对国家行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监督和检查也已经加强。
会议指出，目前监察机关对处理公民控诉的工作中还存在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缺点和错误。
有的监察机关处理案件拖延、迟缓。
有的监察机关处理案件抄抄转转，很少直接检查。
有的监察机关查案不深不透，不能解决问题。
有的监察机关管理公民控诉工作的干部量少质弱等。
会议决定今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察厅、局和各国家监察局必须有一个厅、局长负责管理这项工作，其他监察机关也应该有一个领导人主管这项工作。
各级监察机关的领导人应该经常亲自接见群众和处理、检查案件，并把对于处理公民控诉工作的领导列为领导活动的重要内容；
对处理这一项工作的机构和干部也要加强。
同时还要实行专门机构、专人负责与大家动手相结合的办法来加强这一项工作。

黄河洪峰通过东阿艾山孙口以上水位继续缓落
据新华社郑州23日电
黄河洪峰已通过山东东阿县艾山，孙口以上水位继续缓落。
今天十二时，东平湖里的水以两千四百秒公方的流量向黄河倾泄；
因此黄河洪峰通过艾山一带时，难以明显的看出。
到十九时，艾山的水位已经降低三公分。
今天八时，山东省寿张县孙口的黄河流量为八千九百秒公方，比这次洪峰通过这里时的流量减少了一千五百秒公方。
同时，河南省东明县高村流量已经降落到六千零八十秒公方。
在河水上涨、水位高、压力大的情况下，山东省东阿县井圈和齐河县韩刘庄险工的堤背都发生渗漏现象，这两个县的黄河修防段正在设法抢护。
河南省黄河堤坝发生的一些险象，都在大力抢护以后停止了发展。
为使这次黄河洪峰能安全下泄入海，山东省沿河各级防汛指挥部已积极组织大批防汛队伍，增加防汛器材。

保卫社会主义电影事业长影职工反击右派言行
本报讯
据长春日报消息：
长春电影制片厂全厂职工向右派言行展开了反击。
在前一个时期，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乐团、剧团、编辑处、技术处等单位，曾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右派谬论，如“社会主义制度不适合于电影制片厂”、“党委应当只管党员，不应当领导企业，领导生产”、“现在的这些厂长，不能领导艺术，应当艺术家治厂”。
反动活动也在一些单位出现了。
乐团就是一例。
乐团的方振翔等人，借“鸣”“放”的机会，大肆进行排斥、攻击党支部的活动，他们声言：
“党支部领导整风，等于贪污犯领导反贪污。”
他们还经过秘密研究，成立了所谓代表“民意”的“主席团”，方振翔等人变成了“主席团”的成员。
在“鸣”“放”当中，他们不仅恶毒地煽惑群众攻击了党的领导，还以“主席团”的名义排斥了党和行政的领导。
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来，长影广大职工也掀起了反右派斗争的浪潮。
“群声”、“青年之友”、“宣传网”、“演员呼声”等黑板报，写满了驳斥右派言行的文章摆满走廊。
剧团的全体共青团员和青年，给乐团方振翔等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他们：
“把‘主席团’的一切活动彻底的坦白出来。”
紧接着，全厂又连续召开了三、四次声讨右派分子大会。
在声讨大会上，群众痛斥了各种谬论。
编辑处也连续召开会议，批判、揭发了段洪先的反动言行。
段洪先在“鸣”“放”时散布所谓“只有党员才被重用，非党人士没有好工作做”等谬论，挑拨党和群众的关系。
为了攻击厂领导，他还挑一些他以为大家不太熟悉的事情进行造谣。
经过批判、对证，段洪先承认了“自从脱党以后，一直对党仇恨。
反对党的情绪，也是一贯的。”
现在，该厂的剧团、行政处、编辑处、生产处、洗印车间等单位，正在分别召开会议，批判、揭发右派言行。

俞墉恶意毁谤我们国家的一切
社会主义学院开始对他进行批判
新华社23日讯
社会主义学院今天上午举行全体学员大会，揭露和批判学员、交通部专门委员俞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据揭露，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俞墉在整风期间，在社会主义学院的大会上和小组会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谬论，从各方面恶毒地攻击党、人民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
他把毛主席比喻成与崇祯皇帝一样的亡国之君，说“不是亡国之君那里来的亡国之臣？”
俞墉用了最刻薄的词句攻击共产党。
他说，“共产党过去以力服人做得多，以德服人做得少，尤其是下属完全是命令主义，独裁制度”。
说什么共产党员有一种“堕性”的表现，“他们不是靠劳动，而是靠党吃饭，靠党做官”。
他造谣说，“今天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完全是统治的关系、控制的关系，如同旧社会的领导者与部下，把群众看成小百姓，上司高人一等，生杀欲夺，遂心所欲，反我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
他又说，“国民党是科员政治，现在是秘书政治。”
“传达、警卫、秘书人员在某一点上，比国民党更坏，传达除了不要门包外，和清朝没有什么不同。”
他还说，在社会上，党群不通婚，攻击女同志都愿意找党团员结婚，说“发展下去非党员讨老婆也不容易了”。
俞墉大肆攻击我们国家的组织机构，他说，各单位因人议事，名义泛滥，和封建社会一样，说什么“太平天国灭亡之快，就是因为乱封官爵”。
他骂作工会工作的人是“工官”，办学校的人是“学官”，办商业的人是“商官”，做妇女工作的是“妇官”。
俞墉把欣欣向荣的新农村，说成是“专制独裁”，没有“民主政治”，“许多干部成了土皇帝、新恶霸”，农民“喊冤无处”，“连行动自由都没有”。
他把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说成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党员专政”，把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产生说成是“用股东分红的方式来分配”。
俞墉主张取消各单位的政治部、监察局等，在他看来，这些机构是制造宗派主义、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
俞墉攻击有些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他们光歌功颂德，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是为了追求个人享乐，造成了社会上的不良空气。
社会主义学院学员、水利部参事周嘉彬在发言中揭露了俞墉反共反人民的丑恶历史。
他说，俞墉在大革命时代是一个共产党员，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实行清党的时候，他逃到上海加入了第三党。
抗日战争期间，又叛变了第三党投向蒋介石，并发了宣言，而后参加了复兴社，成为复兴社的重要角色。
抗日战争期间，俞墉被派到西北帮助胡宗南搞反共的工作，成了胡宗南反共的政治参谋。
解放前，在宣铁吾和钱大钧任上海伪警备司令期间，俞墉任高级参谋，又是中正学校的校董。
学员们在发言中对俞墉的荒谬言论一致表示极大的愤慨，认为他的言论是“美国之音，台湾之声。”
“是集右派分子反动言论之大成。”
大家要求俞墉把自己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统统拿出来，彻底进行批判，向人民低头认罪。

地质部党内右派分子薛毅
疯狂进攻党的组织路线
他认为：
现有的各级领导干部都不称职——现行的干部制度是产生三个主义的根源——干部稳定提高的方针等于封建贵族的世袭制度——应该鼓励人们升官发财，自由选择职业——应该竞选部长，自由组阁——老干部要下台，让一般新人来作领导。
据新华社23日讯
地质部从7月08日开始连续举行座谈会，揭发并痛斥党内右派分子——办公厅政策研究室主任薛毅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
薛毅自整风开始以后，在6月08日发表了一篇长达一万四千字的“改革干部选拔使用制度刍议”，向党展开了猖狂的进攻。
他在这一个右派纲领中恶毒地攻击党的组织路线，否定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基本上是好的这一事实，认为党和国家现有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一些不称职的官僚主义者、宗派主义者、主观主义者。
都是一些“庸庸碌碌、知识浅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都是“依靠自己的党员身份，依靠老资格，依靠国家授予的法律地位来领导工作的”，又说“如果失掉了这些，他们的领导者的资本就会囊空如洗”。
薛毅还荒唐地认为现行干部制度“存在着的根本缺陷”，“是产生三大主义的根源，是产生官僚主义及特权思想的温床”。
他公然诋毁党整风的伟大意义，认为靠整风不解决问题，非对现有的领导干部来个大换班不可，甚至说要想克服“三大主义”，“想依靠思想教育工作来解决……那是道地的唯心主义”。
薛毅还恶毒地把今天党的领导状况和“被教条主义所把持的时代”相提并论，并且暗示要党中央“调整领导成份”。
为了攻击党的干部政策，薛毅还捏造事实，说党能选拔出好干部并不是干部政策的正确，而是一种“或然率”。
他诬蔑说，现在一些“才德俱优”的人未能发现和提拔重用，干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只是少数领导人掌握着干部的命运。
他对资产阶级思想在革命队伍里没有合法地位愤愤不平，说“常常可以从某些文件里以及实际生活里遇到对‘比地位’‘比收入’的斥责声”，他竟认为这种斥责是不讲道理地一棍子打死。
薛毅在攻击革命干部以革命为终身职业这一伟大的英雄气概时，狂妄地说中央的干部稳定提高的方针，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说这一方针在理论上是以形而上学的“以不变应万变”的哲理为指导的。
他还恶毒地把这一方针说成是封建贵族的世袭制度和蒋介石的终身职制度。
他认为推动人们前进的动力乃是升官发财，实行这一方针后，人们“进步的鞭策力量就不存在了”。
他还为这一方针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例如什么助长了贵族化倾向的发展，障碍民主生活的活跃，领导干部可以压制批评、打击报复了等等。
因此，非“彻底改革”不可。
接着，他就以实行群众监督作幌子，把资产阶级的腐朽的骗人的把戏搬了出来：
鼓励人们为“升官发财”而“竞赛”、“竞选”，实行“考试”、“自由选找职业”，等等。
他甚至唱出了社会上右派分子关于轮流执政的滥调，说竞选出什么部长来，可以“自由组阁”。
（薛毅在他的“刍议”初稿中，曾写了“自由组阁”，后被他的同谋者陈琪修改他的稿件时删去了。
陈琪认为这样说太露骨，应该含蓄一点）。
他还荒谬地说“从理论上说来，升社会主义之官，发社会主义之财并不算坏事”，而是“变成具有新英雄主义的品质思想”，而“鼓励这种思想的发展，则不但不是可怕的，而相反倒是可喜的”。
薛毅还猖狂地要老干部“下台”，让老干部辞职去“自由选择职业”。
他说，老干部在转到工业技术部门作领导工作以来，已“完成了很大的历史性使命”，但是今天情况变化了，应当让一班新人来领导这些事业。
他把反右派斗争说成“以势压人”。
他居然要求中央把他作为温度计来测定政治气候
全国人民开展反右派斗争以后，薛毅又大放毒箭，竭力支持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
他把工人阶级保卫社会主义的反击右派的斗争，说成是“以势压人”，是“围剿”，是“言者有罪了”。
“对发出错误言论者这样搞，比判几年徒刑还厉害。”
他还公然诋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说右派的这些错误言论“如果对社会上已产生了很大影响，那就说明过去宣染的成绩成问题”。
他为了替储安平打抱不平，曾彻夜不眠写稿子向人民日报挑战，并恬不知耻地说“我要是领袖的话，我就出来制止人民日报发表反击右派的社论”，“中央应把我这样一个干部作为温度计来测定政治气候”。
同时，他还表扬章乃器狡猾抵赖不肯向人民低头是“独立思考”“有骨气”。
座谈会上，人们揭发了薛毅以上的反动言论后，还指出薛毅虽然已经入党十八年，但却一再拒绝党对他的教育改造，从而逐渐蜕化变质。
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土改、肃反等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一贯表现右倾，他同情地主，反对进行肃反，为此曾多次受到党的批评和处分。
解放以后，他的野心勃勃，总认为党对他是大材小用，对党极为不满。
大家指出他必须彻底交代，向人民低头认罪，以免自绝于人民。

急风知劲草　考验见人心
在右派分子袭击的风浪中立场坚定是非分明的三个共青团员
新华社上海23日电
最近两个月中，遭受右派分子袭击的上海高等学校，有些学生一度迷失了方向，但是有些学生却接受了这场惊涛骇浪的考验，坚持了正确的立场。
在21日上海高等学校共青团员举行的集会上，有三个共青团员——华东师范大学陈锡岳、上海水产学院胡文伟、华东纺织工学院吴美义畅谈了他们自己参加反右派斗争的经历。
坚持原则　以理服人
——华东师范大学的陈锡岳
一天，正在课堂上整理笔记本的陈锡岳抬头一看，黑板上出现了一封向他挑战的信。
大意说：
你说许杰的言论是反社会主义的，我们不同意，愿与你辩论，要求你立刻答复。
挑战者是中文系一年级学生赵兴荣。
陈锡岳毫不迟疑地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
“赞成辩论”。
在这以前，陈锡岳早就和有些同学有不同的意见了，已经争吵了好几次。
一次陈锡岳在饭桌上说：
“这样搞下去，还像话吗？
难道真要学匈牙利的大学生吗？”
就这么一句话，立即遭到了饭桌上同学的围攻。
一个同学用筷子拍着桌子：
“任何人都有言论自由，特别在鸣放时期！”
“对反革命分子也有言论自由，请你不要妨碍鸣放！”
旁边一个立即帮腔。
陈锡岳也立即反驳：
“反革命分子没有言论自由”。
在这样的日子里，陈锡岳真是苦恼极了，曾向他的知心朋友说：
“党真像是自己的母亲一样。
这几天，好像我母亲挨了打一样，我感到疼痛……”。
正是这时，学校的党委书记常溪萍和有些民主党派负责人指出了披着“进步作家”外衣的许杰一系列的破坏整风运动的反动言行。
陈锡岳仔细地研究了许杰在整风运动中的言行，再结合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反复思考，立刻贴出了反驳赵兴荣的大字报。
就这样一来一去，双方斗争了两个星期。
最后赵兴荣终于向陈锡岳发出了要求辩论的挑战书。
为着辩论时拿出充分的事实根据，陈锡岳约了赵兴荣先后访问了民革师大负责人刘侠任和民盟盟员程俊英。
赵兴荣对陈锡岳说：
“我明白了，我们不要再去访问老师了。”
原来两位教师所讲的事实，已经使赵兴荣放弃了自己的错误看法。
“为什么陈锡岳能这样坚定地相信党呢？”
赵兴荣一时还想不通。
陈锡岳对赵兴荣说：
“我在五岁的时候就埋下了阶级仇恨的种子。
那时，我家只有二亩地。
一天地主家的鹅来吃我们田里的豆子，我父亲把鹅赶走了，被地主毒打得皮破肉烂。
我的伯父气哭了，当地主的鹅群又来偷吃豆子时，我的伯父就把鹅扎了一下，地主知道了，竟用铁锥把我的伯父戳了九下，还割下了舌头，伯父就这样含冤死了。”
陈锡岳还说他被逼着看过活埋革命干部的惨景，八路军战士、妇女会会长、儿童团团长，一个又一个地被扔到了坑里。
他说：
“我恨这些野兽！”
陈锡岳说：
我的幼年生活，九岁还没入学，家里穷得连棉裤也穿不上，棉被也盖不上。
后来我在小学念书，别人放学回家吃午饭，我却偷偷地跑到田里去挖野菜吃。
解放了，我考进了沛县中学。
今天又进了大学，享受着人民助学金。
你说，叫我不相信党，又相信谁？
预先约定的辩论时间来到了，文史楼201教室里坐满了师生，他们焦急地望着窗外，看见陈锡岳、赵兴荣挽着手远远地走过来了。
赵兴荣跨进了教室，就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
“今天辩论会不开了。
我错了。”
站稳立场　维护真理
——上海水产学院的胡文伟
06月14日的傍晚，上海水产学院图书馆里坐满了准备考试的同学。
突然，电灯被熄灭了，只听见一阵喊叫：
“同学们！
现在不是学习的时候了，是大家行动起来的时候了！”
紧接着，校园里到处响起了钟声和鼓声，一阵紧似一阵，震得人们的心动荡不定。
同学们迷茫地从宿舍、图书馆里走出来，涌向大饭厅，据说是“学生会”召开全校学生大会。
“同学们，你们终于失望了！
杨部长没有接见我们……我们全体学生要马上到高教局请愿去！”
站在人群里的胡文伟，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听了很久才明白原来当天下午学校里一些“代表”去见高教部部长杨秀峰，要求对造游泳池等问题作出答复，现在这些“代表”召开会议传达去高教局的经过。
胡文伟听着，感到这个“代表”的言论有煽动性，不大对头。
一些别有用心的学生一个接着一个，上台发出一些煽动性的言论：
“杨部长不来是官僚主义！”
“同学们！
我们要罢课、停考，再到街上去请愿！”
终于党委副书记上台了，他表示党委从来是支持群众的合理的意见的，对于人民内部的问题应该采取正确态度，而不是闹大民主。
他的讲话不断地受到了“嘘”声，胡文伟想起了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应该独立思考，站稳立场，明辨是非，终于昂着头冲上了台，唤醒了大多数团员和同学，把右派分子的阴谋粉碎了。
会后，胡文伟回到宿舍，只听见寝室里同学嚷着：
“胡文伟拍马屁！”
“胡文伟是跑龙套！”
“胡文伟，现在你就承认错误，以后班上同学还是会信任你的！”
但是胡文伟没有动摇，他笑嘻嘻地向同学解释说：
“我不能同意你们的看法，以后再争论吧！”
这时，团委召开了团支部大会，讨论团员应如何正确对待这个问题。
会上有些团员表示反对胡文伟的看法，并且说胡文伟脱离群众，要他检讨。
胡文伟站起来严正地说：
“即使你们歧视我也好，骂我也好，但我决不为了获得某些人一时的信任和鼓掌，而放弃自己正确的意见。”
校内不少同学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正确的认识，谩骂声还是不断出现。
胡文伟和几个同学写了一篇题为“坚持原则、明辨是非”的稿件。
当稿件在广播台传出后，马上遭到四年级几个学生的反击，并且嚣张地要胡文伟在某月某日“应战”。
但是这次应战并没有进行，因为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演发表了，同学们提高了觉悟，认清了是非，主动要求不开辩论会了。
明辨是非　粉碎毒计
——华东纺织工学院的吴美义
吴美义在肃反运动中曾被人检举过，肃反工作的干部梁某某（党员）对他也比较粗暴。
后来党委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清了吴美义只参加了国民党军队三天，还参加了一个落后的小集团，没有其他问题。
党委同志几次亲自向他道歉，恢复了他的团籍，使吴美义精神上得到了安慰。
可是班里一个同学在染化系一年级的右派分子指使下，突然在6月07日贴出了一张“向党控诉梁某某罪行”的大字报，要求开除梁的党籍、学籍。
接着一张丑化梁某某的漫画又贴出来了，于是学校里掀起了反对梁某某的风波。
无孔不入的右派分子和少数同学还偷偷地去询问右派分子夏高阳，梁某某的问题应该怎样闹法。
夏高阳阴险地煽动他们说：
“这问题不闹出去是内部矛盾问题；
闹出去可以到法院解决！”
这个主意正中了他们的心怀，于是，他们马上在暗中筹备了一个控诉大会，美其名曰“辩论会”，还把检察院的同志请到会场，企图利用吴美义在会上的发言，把梁某某解送法院。
但是吴美义并没有迷失方向。
棉纺（35）班（吴美义的班级）大多数同学的代表首先发言“对党委的处理表示满意。
染化系一年级的那个右派分子接着上台说：
“梁的粗暴行为是犯罪的，应该交由法院处理……”，但表示不同意右派分子的师生发言愈来愈多，这个右派分子却故意掩饰着自己的不安，表示自己不了解实际情况，同时他又自相矛盾地说并不是坚持要把梁送法院。
这时，主席宣读了吴美义的书面发言：
“同学们，我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和支持。
由于梁某某的错误行为使我遭受了痛苦，但是我想开了。
这样，也许有人说，我没有做人的气质。
不！
我有气质，我认为我的气质应该是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从团结愿望出发，来帮助党整风，帮助党员改正错误。
如果一个党员同志的病治好了，我是高兴的，我的气质也得到了真正的考验。
梁某某已向我作了道歉，已经面对事实承认了错误，我觉得她进步了。
同学们！
她的进步，使我忘记了过去的痛苦，我高兴，我轻松，我和她又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了。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洪流中，我们可以携手并进。……”
右派分子利用吴美义事件作为向党进攻的阴谋，前后不到五天，就这样被彻底粉碎了。

李万春在京剧界兴风作浪
妄想重温日伪时期的旧梦
首都京剧界揭露他的反动言行
本报讯
首都京剧界人士在22、23日举行座谈会，揭露京剧界败类、右派分子李万春在戏曲界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
梨园行中的人，都知道李万春的丑史。
日伪时期，他曾勾结宪兵、汉奸、特务，横行不法，欺压同行。
他是女间谍川岛芳子的干儿子。
日寇投降后，他又与蒋匪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勾结，在戏曲界胡作非为，仗势将开明戏院（现在的民主剧场）占为己有。
解放以后，他畏罪不敢北来，是人民政府把他从南方接了回来的。
然而这些年来，他始终不知改悔，一贯同党和政府对立。
这一次，右派分子看中了他，就从他身上来打开缺口。
在右派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李万春“火线入党”，参加了农工民主党。
李万春秉承章伯钧、李伯球的指示，向党猖狂进攻。
第1步是发展组织。
他坐了小汽车四出活动，请客上馆子、登门拜访。
李万春承认，他们企图将北京市京、评、曲艺界所有的名演员和著名老艺人，网罗入农工民主党。
有人检举：
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目的，李万春不惜污蔑共产党。
他向人宣传说：
“农工民主党比共产党好，比共产党民主；
共产党只代表工人，农工民主党则代表农民和工人。”
李万春在动员人参加农工民主党时还说：
“共产党够呛，快完了，过了这村就没有这店了，不入（农工民主党）总有后悔的一天。”
右派分子一面发展组织，一面点火。
06月05日，由叶恭绰、李伯球、李健生、李万春出面，这次会被右派分子所控制，开得乌烟瘴气，有的人把解放后党领导的戏曲事业形容为一团漆黑。
李万春承认，他听了这些话，心中真痛快。
他在会上不断地为这些谰言喝采和鼓掌，插进去一些煽动性的插话，为发言者倒茶送水！
搞垮中国京剧院是李万春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他到处散布谣言，说京剧院从他的剧团拉人。
“大放大鸣”期间，他在北京日报上写文章攻击党的领导，攻击中国京剧院。
他还得意忘形地宣称：
“这回，我可要向马少波算账了，要向他要人，要行头！”
曾经在李万春剧团的演员毛世来、李盛藻、毛庆来、高元峰等发言揭露说，这些年来许多演员离开李万春，是由于李万春在剧团实行恶霸式统治，演员们不堪忍受非人的待遇的结果。
这些离开了他的剧团的演员，有的自己组织了剧团，有的参加了别的民间职业剧团，只有少数参加了中国京剧院。
有些被李万春排挤出来的演员，至今还在外流落。
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李万春还继续进行瓦解京剧院的活动。
他扬言说：
上海已开放“自由市场”了，上海京剧院的演员都出来自由挑班了，外行的党员干部都撤下来了，北京也快了！
他并且私下里鼓动个别演员脱离京剧院，然后又说：
“中国京剧院有的演员不愿干了，京剧院不给他们温暖，我们要给他们温暖！”
李万春还公开在剧团内扬言：
要在他领导的京剧一团挂起农工民主党的牌子，今后要摆脱文化局的领导。
王静波在会上揭发，李万春还企图控制北京市京剧工作者联合会和艺术企业公司，以达到控制京剧界演员及各剧场的罪恶目的。
他并且要使京联恢复从前的“京剧公会”的旧制度，妄想恢复他在日伪时期的“势力”。
所有这些，受到了发言者的同声斥责。
揭露李万春的座谈会刚刚开始。
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有京剧界著名演员马连良、荀慧生、于连泉、谭富英、李少春、奚啸伯、裘盛戎、李盛藻、叶盛长、张君秋、毛世来、赵燕侠、李元春等一百余人。

认真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
工商界提出的批评建议正逐步处理
民建和工商联讨论反右派和整风问题
新华社23日讯
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今天举行常委联席会议，讨论了两会反右派斗争和开展整风运动等问题。
会议听取了两会反右派斗争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胡子昂关于这一阶段反右派斗争情况的报告。
又听取了民建中央常务委员会机关整风小组负责人黄凉尘关于整风情况的报告。
接着许涤新报告了对在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上，各地工商业者提出的批评和建议处理的情况。
他说，座谈会后，统战部曾邀请部分工商业者组成三个小组，即关于公私关系问题小组，中小工商业问题小组，工商联、民建会工作问题小组，把大家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归纳成二十四个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已经解决或即将解决，如关于对工商联的指导工作和经费开支问题已经解决，并由国务院批转各地参照执行。
女工商业者产假期间工资照发的问题也已确定，并已下达；
关于企业私营时期账册的处理办法，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等部门已拟出办法，不久也要发表。
还有一些牵涉方面很广的重要问题，如有关公私共事的制度，中小工商业者的摘帽子等问题，有关部门正在反复研究，准备拟订条例，逐步解决。
许涤新说，政府对大家提出的意见是重视的，是认真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的，希望大家继续对各项工作提意见。
会议还听取了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厥文关于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由民主党第7次代表大会情况的报告。
民建中央常委罗叔章最后建议两会中央委员，加强工商业者家属的工作，动员工商业者家属投入反右派斗争。

列宁的办报原则不能动摇
人民铁道报批判副总编辑范四夫反党言论
本报讯
本月19日，铁道部工作人员举行座谈驳斥右派分子、人民铁道报副总编辑范四夫的反党谬论。
范四夫在5月16日首都第1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在6月04日铁道部干部学校新闻班讲课时，大肆鼓吹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说什么
“在建设时期列宁的办报原则大有研究的必要”，“机关报是官方的，说机关话”，“只是从上往下灌，不是群众舆论机关”，报纸和读者有一定的距离等等。
人民铁道报群众工作部副主任康兆强痛斥了范四夫企图修改列宁的关于“报纸是集体的宣传者、集体的鼓动者、集体的组织者”的这一无产阶级办报原则和否定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谬论。
他说：
报纸是党向敌人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只要党还有领导人民向敌人斗争的任务，有向大自然进行斗争的任务，报纸就必须而且能够发挥它的集体的宣传者、集体的鼓动者、集体的组织者的作用。
尤其是在今天，国外的阶级敌人和国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更需要报纸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捍卫无产阶级利益，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组织并鼓动人民群众胜利地实现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和任务。
康兆强说：
人民铁道报在过去登了一些与广大群众的工作、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指示文件，这些都是必要的，读者也是欢迎的。
范四夫要报纸发表与党的领导机关指示相违背的言论，实质上就是要反对党的方针路线，就是要反对党对报纸的领导，企图改变报纸的性质。
铁道部干部学校新闻班学员陈亚骅揭发范曾说：
“党报不能批评同级党委的规定，现在看来是过时了”。
这实质上是说报纸可以与党唱对台戏。

右派急先锋许君远诡计多端
妄图篡夺新闻出版事业的领导权
本报综合消息：
上海的右派分子许君远经常以“老报人”自居。
这位“老报人”的来历，也真不简单。
远的不说，抗战时期，许君远就当过重庆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副总编辑，做过战犯也是宗教界败类于斌的私人秘书，由于于斌的青睐，1945年当过坚决反共的益世报的特派记者，采访过旧金山联合国大会新闻，上海解放前后又担任上海大公报的编辑主任和资料室主任。
许君远在这段时期，为反动派做了很出色的工作。
在旧金山的时候，他发了大量污蔑苏联代表团的报道。
美国兵在中国杀人、抢劫，无恶不作，许君远却给他们搽粉，说什么“许多到远东作战的美国士兵，帮助他们国人对中国增加认识，增加好感”。
就在上海刚解放的一天，许君远还是用中央社的新闻稿，不论在标题和文内骂共产党为“共匪”。
解放以后，人民并没有跟许君远“算旧账”，给了他工作和改造自己的机会（他现在是上海文化出版社第1编辑室副主任）。
可是许君远却一贯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
像一切右派分子一样，就在整风期间，许君远认为“时候到了”，向党和党所领导的新闻出版事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
“报纸应当这样干下去吗？”
05月21日，许君远用了这样一个富于煽动性的题目，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否定工人阶级办报路线、宣传资产阶级办报路线的文章。
在这篇有理论、有系统的办报纲领中，许君远放出了许多毒箭。
第一枝毒箭是否定解放以来报纸工作的成绩，尽量丑化党报和党所领导的人民报纸，借以否定报纸的社会主义方向。
许君远诬蔑说：
“解放后的报纸只顾说教”，“成天板起面孔来说道理”，“摆着党员面孔，没有笑容”。
“说坦白些，就是报纸和读者之间有了一道高墙”。
怎样拆墙呢？
在这里，许君远大大地贩卖了一通趣味论。
报纸是得有趣味，但是许君远要的是什么样的趣味呢？
不是别的，是“食色性也”，“英国新闻人物唐生在京不谈与公主恋爱事”，“琴棋书画……含有丰富的营养”……。
许君远鼓吹说：
“趣味性越强，越能引人入胜；
报纸越能大量争取读者，越能发挥指导性的作用”。
他甚至把趣味说成“中国报纸的一种优良传统”。
许君远所以大肆宣传趣味论，其实是要反对报纸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党的政策，反对报纸的指导作用。
这位“老报人”在肆意诋毁今天的人民报纸的时候，丝毫也不掩盖他对于解放前对蒋介石统治“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的缅怀。
他说：
“过去常常听人讲起，‘我是大公报二十年的读者了’，话里弥漫着深厚的友情，叫人听起来很舒服。
解放后很少人不看人民日报，但却没有人说他是人民日报的老朋友。”
他露骨地要求以解放前大公报的资产阶级办报方针来改造今天的党报。
许君远放出的另一枝毒箭是要求“新闻自由”。
在他看来，我们报纸的清规戒律很严重，不但编辑部如此，而且“读者的压力是大的”。
他“建议，在选择新闻上，党报的尺度应该更放宽些，起个带头作用”。
他要求今天的新闻记者重新成为“无冕之王”。
领导机关不能把新闻记者当作一般机关干部看待，那样就“会使他们产生自卑的情绪”。
而记者也不能满足于对人民负责，对社会主义事业负责。
他说，“只谈‘负责’就够了吗？”
还要向旧社会的“无冕之王”学习一些“特长”，即“昂首阔步出入于‘大人先生’之门”，要采访什么就采访什么，“无往而不利”，“甚至对新闻幕后的来龙去脉也能摸个清清楚楚”。
许君远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是右派分子已经猖狂进攻，文汇报已经成为右派主要工具，报纸上右派言论已经像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的时候，而许君远犹感未足，说报纸放得不透、不广，要求报纸放宽新闻尺度，大放其火。
他用煽动性的语言向党报将了一军：
“大家都在喊叫‘拆墙’，党报还想筑寨自固，长此以往，如何指导党与非党同志的团结工作？”
“故步自封，落在其他报纸后面，并非上计”。
在这份向党和党的报纸的挑战书中，许君远还放了一些毒箭。
而在这份挑战书的结尾，他提了“一个问题”：
“目前同人办学校、同人办刊物的声音喊出来了，那么同人办报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呢？”
办一张右派分子的“同人报纸”，正是许君远追求已久的目标。
据上海新闻界人士揭发，这位和陆诒、顾执中等往来密切的“老报人”，已经作了办“同人报纸”的具体准备。
许君远虽然是一个“有二十多年办报经验”的“老报人”，但目前是身在出版社；
如果以为他所进攻的只是新闻这条战线，而会放弃出版社这个阵地，那就未免小看了这名右派“英雄”了。
许君远平日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常常寻找各种借口，不参加社的会议。
但是整风一开始，他参加会议就起劲了，每次出席必另作记录。
社里成立“体制小组”，他自动报名参加，而且推荐小组成员，由他负责召集会议。
许君远对“体制”问题为什么这样感兴趣呢？
原来文化出版社是由四联出版社（北新、广益、人世间等）、春明、国光、文娱等私营出版社改造而成的。
许君远（他原是四联的）是不甘心于这种改造的，就利用“鸣”“放”的绝好机会策划复辟，煽动这些书店的资方恢复私营，甚至要黄嘉音恢复早已歇业了的“家”出版社和“西风”杂志。
他就是这样处心积虑地要搞垮党领导的出版社，要把出版事业拖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
就像他想办“同人报纸”一样，许君远还想搞什么“同人出版社”、“专家出版社”。
他甚至拟定了一个包括二十多人的同人出版社的名单，可就是没有一个党员或团员。
许君远仇视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是一贯的。
当他工作的私营出版社改为公私合营的时候，他放空气说：
“公私合营后，有党员领导，就不好搞了。”
在出版社有了党的领导后，他就说：
“这种气候很不好”，“党员在出版社是监视群众的”。
他利用各种机会打击党员，打击靠拢党的同志，凡是党员或机关调来的同志，他一概斥之为“低能”、“外行”，他甚至说：
“上面派人来是浪费，对不起人民。”
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赶走共产党员。
对党不满或者受过政府审查的人，许君远就大加拉拢。
他是农工民主党的成员。
在一次辩论会上有位同志发表了与有些党员不同的意见，他就翘起大拇指叫好，竭力要农工支部吸收他入党。
徐仲年是在外国语学院教书的，由于和许君远臭味相投，也经他介绍，由农工民主党文化出版社支部发展为党员。
过去在中华学艺社的时候，许君远曾经反对肃反，包庇反动分子。
在这次“鸣”“放”中，许君远还为反革命分子胡风“申冤”，说“胡风有才华”，“为什么不把胡风放出来让他开开花？”
1954年上海新闻学校结束时，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曾将学员分配到各部门去工作。
许君远和有些别有用心的分子，就在今年06月秘密集会，煽动他们游行请愿，斗争共产党的干部。

在最紧急的时刻里
上图：
贵阳市郊朝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麦田被暴雨淹了，合作社打电话要求驻军帮助抢收。
驻军在下一场暴雨来前的十分钟内，把几十亩麦田都收割得一干二净。
　詹健、潘中亮摄
左图：
今年天津长芦塘盐场丰收，但必须在雨季前抢运入仓，驻津部队一千多名官兵协助盐场进行紧张的收运。
图为一级优秀射手王志平小组正在运盐。
李绍奎摄
右图：
河北省顺义县驻军，冒着大雨帮助附近的居民抢筑堤坝，防止洪水泛滥。
　吴之远摄
（本组照片均为解放军画报社稿）

天津日报批判新晚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
“灯下谈”——右派的战鼓
本报讯
07月22日的天津日报发表了夜莺、项贤和新之三人的文章，批判天津新晚报在5、6月间的资产阶级方向和该报总编辑室主任孙肇延的右派言论。
夜莺在“掩护右派进攻的‘战鼓’”一文中说：
新晚报“灯下谈”在前些日子发表了许多文章。
其中大多数都是呼风唤雨，到处点火，惟恐天下不乱。
例如5月14日的“灯下谈”说：
“在鸣放上，还处于刚刚开始，而且有着一种沉闷。
‘气压’之低，确是感到了的。”
（启天：
“打破沉闷”）5月24日的“灯下谈”说：
“不少党外人士，还是在观望气候，欲吐又止，……耽心报复；
而更多的人是迫切要求鸣放，如鲠在喉，却无从吐诉。”
（短笛——孙肇延：
“祝鸣放园地光辉耀目”）到了6月05日，“灯下谈”又说：
“在我们这里，直到风沙迷目的夏天，雨水还是缺少。
在鸣放园地里，也还不是风调雨顺。”
（短笛：
“喜雨”）在此期间，正是右派分子趁大鸣大放的机会，向党、向人民猖狂进攻的高潮。
可是新晚报却装成“不敢鸣放”的样子，叫嚷大鸣大放不够，说什么党的领导干部“一直在躲闪掩盖，缺少勇气打开局面”（孙肇延语），指责不让在基层鸣放，说“要收了”。
他们企图用这种说法封住人民的嘴，好任他们为所欲为，并且违反整风的步骤，公然主张中学等基层单位鸣放（见5月14日、17日“灯下谈”）。
他们用这种手法，给右派分子一再“寻人”，频催战鼓，掩护他们进攻，给他们助威打气！
项贤在“‘还有很多’吗？”
一文中指出：
新晚报的右派分子孙肇延曾说：
“‘灯下谈’，让我文责自负，可以写，如站在党的立场上我写不了。”
站在党的立场上写不了，站在什么立场上写得了呢？
当我们读了他在“灯下谈”里以短笛为笔名所写的“再谈‘寻人’”（5月22日新晚报）、“假如屈原活在今天”（6月02日新晚报）两篇文章后，我们就找到了这一问题的答案，那就是当孙肇延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的时候，他才能写出文章来。
孙肇延在这两篇文章中，恶毒地歪曲了我国知识界的现状，诬蔑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他说现在知识分子的“正义追求无从实现”、“满腔热诚无从施展”，因而今天还有“忧怀愁伤”的“屈原”、还有“遁迹山林”的“陶渊明”，甚至还有人把“话藏在心里”，“直到老死也不说”，保持着“顽强的沉默”。
他还“寻”到了一些被“压抑”的人。
其中有“面容略见憔悴”的、有“苦笑”的、有“话到伤心处晕倒在地”的……。
他说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哩”。
总之，他把今日中国知识界的面貌描绘成一片灰暗、阴郁，把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说成是“压抑”。
这里，他既恶毒地攻击了党，又挑拨了某些落后的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

解放日报社论：
深入开展办报路线问题的辩论
如何办好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
这个问题在上海新闻界并未完全解决。
资产阶级的办报思想，在上海相当大的一部分新闻工作者中，还有根深蒂固的影响。
一有风吹，就有草动。
所以，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上海新闻事业展开猖狂进攻的时候，文汇报就在一个时期内变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
此外，尚有一些报纸和大学中新闻系，虽然不像文汇报那样被资产阶级办报思想的狂风所刮倒，但是也被飞沙走石迷了眼睛。
这不是偶然的事情，正是因为上海新闻界不仅有一个适应于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外部环境，也同时具备了一个使毒菌能够繁殖的内部条件。
因此，上海新闻界有一些人在一个时期，完全失去辨别能力，甚至随波逐流，把毒草看成香花，做了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的办报纲领的俘虏。
这个教训是十分惨重的。
那末，可见上海新闻界正在进行的这场大辩论，就打退右派的猖狂进攻来说固然有其必要，而对新闻界大多数好人继续进行改造来说更有必要。
上海的新闻工作者，应该通过这场斗争，擦亮眼睛，吸取教训，彻底改造自己，只有这样，才能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卷土重来的野心，才能坚定全心全意为办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而奋斗的立场。
最近几个月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了夺取人民的新闻阵地，散布了大量资产阶级的反动办报思想。
他们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的掩盖之下，拚命丑化党报和人民的报纸，污蔑人民的报纸是“一副党员面孔”，是“板着面孔说教”，是“一片教条主义的声音”，硬说读者对着党报只能“唯唯诺诺”，“报纸与读者之间筑了一堵高墙”等等。
右派分子在反教条主义的大纛之下，进一步污蔑党和政府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是教条主义的领导。
他们咒骂党使一些报纸“几乎被教条主义害得家破人亡”，使一些报纸办得“奄奄一息毫无生气”。
右派分子这样猛烈攻击“教条主义”，究竟为了什么目的？
现在真相大白了。
原来他们攻击“教条主义”不过是一种借口，其目的是要否定新闻事业是阶级斗争工具这一久经历史证明的事实，是要反对掉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应为保卫与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服务这一职责，是要推翻列宁所说的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作用。
归根结蒂是要取消报纸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社会主义的功能，以便替大量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开辟道路。
右派分子最会狡赖。
他们会说：
报纸为政治服务，报纸要宣传社会主义，是天经地义的，早已不在话下，我们从来没有反对过，我们只是反对板起面孔说教，只是反对天天谈指导性，只是反对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而已，怎么可以说我们否定新闻事业是阶级斗争工具呢？
一点不错，他们确实没有公开讲过这类话，他们在政治上的领导权未曾取到手以前，永远也不会讲这些“蠢话”的。
他们口里不讲，心里有数，因为他们干的是阴谋。
不过阴谋也是可以识破的，马脚总是要露出来的，一味狡赖也赖不掉。
例如：
在中央宣传会议上，明明提出既要反对肯定一切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否定一切的修正主义，但是徐铸成、陆诒、许君远之流在所有场合只是攻击“教条主义”，绝口不谈反对修正主义；
中央宣传会议明明提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批判了目前知识分子中政治工作的薄弱状态，然而他们只是拚命攻击板着面孔说教，从来不说报纸应该如何改善和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宣传，应该如何加强与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
他们反“教条主义”与我们反教条主义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反对教条主义，是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工作做得更好，他们反对“教条主义”，是为了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
我们反对新闻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是为了更生动有力地宣传全国人民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及社会主义建设这件震古铄今的大事业，他们反对新闻工作的“教条主义”，是为了反对歌社会主义之德，是为了资本主义的复辟以及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复活。
许君远不是已经清清楚楚把他的面貌暴露了吗？
他说解放以前为反动派御用的大公报是读者的朋友，解放以后的人民日报不是读者的朋友。
不是读者的朋友又是什么？
“敌人”两字不过是未说出口而已。
既然视人民的报纸为敌，那末，他们反教条主义，哪里是为了更好地宣传马列主义呢？
哪里是为了使新闻事业更好为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服务呢？
不过是一心一意以为鸿鹄将至，因此利令智昏地来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篡夺和利用报纸大卖其力罢了。
右派分子对人民新闻事业的进攻，总是呶呶不休地夸说新闻事业的传统如何重要，攻击“教条主义”者如何忽视传统。
忽视传统岂不是一个大罪名吗？
他们把传统讲得天花乱坠，美不胜收。
究竟中国近代新闻事业有些什么传统，他们从来没有讲清楚过。
他们讲的传统是什么“文人办报”，什么“趣味性”等等，所有这些，拆穿了说，是借传统之名，行宣传他们那套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之实。
为了批驳右派的谬论，我们应该研究一下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到底有些什么传统。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对待这些传统。
这个工作有待于新闻工作者今后的努力。
可是就其最重要之点而谈，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民主派和反动派斗争的重要工具。
从清朝末年起，一切民主派办的报纸，都是为的鼓吹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其中革命民主主义者办的报纸极力鼓吹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为社会主义的远景而讴歌；
一切保皇党、反动派也办了许多报纸，但都是为了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宣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那套骗人“福音”。
右派分子为什么混淆历史上存在过的这两种性质完全相反的报纸的区别，笼统地说传统呢？
他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去接受反动报纸的传统。
徐铸成歌颂的“文人办报”，就是歌颂为帝国主义、蒋介石所赏识的、自称为国士无双的张季鸾所办的大公报；
许君远所歌颂的也是这张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比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还要恶毒的反动报纸。
中国人民能接受这份传统吗？
不能接受。
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报纸的传统首先应该加以彻底否定，在彻底否定的基础上，再来慎重地加以研究、挑选，吸取一些技术性质的有益于人民新闻事业的东西。
不抱彻底否定的态度是吸取不到真正有益于人民的营养的。
我们知道，在民主革命时期具有光辉革命传统的报纸中，又有共产党办的革命报纸和非共产党办的进步报纸之别。
共产党办的报纸有极其重要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和传统，这就是高度的思想性、战斗性、真实性和群众性，以及革命新闻工作者由于经过严重的自我改造因而树立的那种勤勤恳恳的为人民服务的品格与作风。
由于工人阶级办报的历史还不很长，办报的人在掌握文化科学知识方面还受到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制，知识不够丰富，因而党报办得不生动，欠活泼，报纸还存在枯燥的毛病，这些缺点，是党报今后必须努力加以改正的。
但是，党报的传统是今天办社会主义报纸时首先须要学习的传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笔抹煞这些传统，统统称之为“教条主义”，这是他们的阶级本能在作怪。
非党的民主报纸的好经验，应该吸收，它们报纸办得比较生动活泼的优点应该学习。
但是它也有不好的东西，应该抛弃。
既不能笼统肯定，也不能笼统否定。
非党的民主报纸最好的传统是接受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
正由于接受了党的领导，它们就能够站在人民这一边，站在正义这一边，有声有色地与一切反动势力、反动思想作斗争；
令人可感的是，有一些非党的新闻工作者那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骨气，有的人甚至为了人民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其动摇性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有一些民主报纸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对接受党的领导常常表现出软弱与彷徨，甚至在反动势力一度嚣张的时候，失去是非界线，跌落到错误的泥坑中去。
这只能作为反面的教训来接受。
如果我们对待新闻事业的传统不抱一个分析的态度，就接受不到真正的传统，也就不能识破右派分子讲传统的阴谋诡计。
区别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和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最基本条件，在于它宣传的是什么思想，反对什么，拥护什么。
尽管这不等于报纸的全部，但这是报纸的灵魂。
其次是看由谁来领导，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来领导，还是由别的阶级领导。
新闻界的右派分子虽然曾经假意地说报纸要有党来领导；
其实，他们是不要党的领导的。
他们想用报纸的群众性来否定党的领导。
他们说：
心目中一有了领导，报纸就办不好；
一有了群众，就办得生动活泼。
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曾对报纸的党性进行过恶毒的攻击。
他说报纸的党性就是“党委性”或者是“党委书记性”。
他们一再要求办“同人报”。
何谓“同人报”？
就是把党员新闻工作者排挤出去。
所以高唱“同人报”的徐铸成要把排挤党员作为拆墙经验来加以推广。
他们还一再硬说现在的新闻工作者没有自由，并要恢复新闻记者“无冕之王”的威权。
这些言行，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们口中的所谓要有党的领导的全盘虚伪吗？
篡夺新闻事业的领导权、改变报纸政治方向的新闻界右派分子的面貌，已经陆续被揭露了；
右派分子在新闻界所制造的无数恶行，已经大量地被揭发出来了；
他们的猖狂进攻已经失败，新闻界反右派斗争已经获得初步胜利。
但是新闻事业中两条道路的争论，现在还仅仅是开始，对于资产阶级办报观点，还必须予以严肃彻底的批判。
我们面前有了右派这个反面的老师，有了无数的事实教训，我们相信每一个严肃的新闻工作者，都能在这场争辩中得到教益。
（上海解放日报20日社论本报略有删节）

鞍山日报揭露社内右派分子
李惠众利用党报向党进攻
本报讯
据辽宁日报报道：
鞍山日报全体工作人员于7月15至17日连日集会，揭发右派分子、副总编辑李惠众串连编辑侯韵、薛麦、高伟、张实、刘穆和游庆新等人，利用报纸向党进攻的罪行。
05月14日，鞍山市新闻工作者组织座谈，要求各方面给予记者的采访活动以更多的支持。
这些要求本来是合理的，市委也支持，也可以发消息。
可是李惠众等人却趁机写出一篇点名批评了很多干部，实质上是攻击市委的新闻，准备发表。
市委认为这样做不甚合适，提出修改意见。
李惠众等却坚持不愿修改，并乘机煽动群众说：
“这是对市委一次考验。”
接着，和他关系最密切的张实说：
“这是我们做人还是做狗的斗争。”
和他关系最密切的侯韵、薛麦则更公开要求党员叛党，说：
“不怕丢党票的都跟我走。”
群众并没有听他们的话。
他们便骂市委“愚蠢”，“混蛋”等等。
事后，市委几位负责同志几次到报社准备向大家解释，但右派分子李惠众等煽动群众不要接见市委负责同志。
市委召集报社的编委会议，李惠众也拒绝参加。
他还批评没有参加反党活动的党员是“为了党票，老婆孩子。”
并毫不掩饰地说：
“我不怕开除党籍，蹲班房、回家种地都行，十年后还得让我革命。”
06月上旬，李惠众通过有严重反党情绪的编辑薛麦和侯韵在会上大肆污蔑中共鞍山市委，说：
鞍山日报由于市委用教条主义方法领导，已经变成一个面目可憎的教师爷。
葛佩琦的反党言论人人切齿，可是当各地广大工人、农民、士兵以及爱国人士起来驳斥的时候，李惠众却说：
“葛佩琦救了官僚主义的驾，反官僚主义的人却遭了殃。”
在“鸣放”期间，李惠众分工负责第3版，他趁机编发了大量向党进攻的文章、诗歌和漫画。
05月25日三版头栏刊登的一个叫朱歌舟写的“你为何这样静悄悄！”
就是最典型的一例。
诗的一开头就明目张胆地指鞍山日报以及鞍山市委说：
“鞍山日报啊鞍山日报，你为何这样静悄悄！
究竟是鞍山的风缺少报道的必要，还是有人用手把你的咽喉卡住了？”
同一天报上还有一篇题为“我们需要一个繁荣的春天”的短文，对“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和向党进攻的报道大加推崇赞扬，说：
“春天什么时候降临鞍山呢？”
李惠众还亲自组织或者授意报社美术工作人员画了一些漫画，其中很多是毒气十足的。
有一付是半天挂着一个火热的太阳，阳光下蹲着一位老干部，撑着伞，这个干部脚下有些花，他用伞把阳光遮得严严实实，妨碍了“花”的放。
现在，李惠众的反动面目已经被初步揭穿了，到会人员一致要求他彻底交代自己的反党言行。

三十六两重的砂金
新华社哈尔滨22日电黑龙江省嘉荫县著名的靰鞡嘎金矿，最近发现一块三十六两重的自然砂金。
这块自然砂金是黑龙江省在解放后发现的自然砂金中最重的一块。
1950年在呼玛金矿曾发现过二十八两和二十二两重的两块自然砂金。
这块自然砂金经金矿老工人鉴定，纯度约有八、九成，可提炼出纯金二十四两到二十八两，等于一百多名采金工人一天的生产量。
按国家收购价格计算，可值三千多元。
现在，这块自然砂金经省工业厅收购后，已陈列在省地方工业产品展览馆中。

兰州热电站厂房建成
据新华社兰州23日电
现代化的兰州热电站的厂房工程最近已经建成。
厂房内的部分发电机和锅炉也安装好了，正进行部分试运转。
这个厂1955年12月开工兴建，从设计到施工都是在苏联专家帮助下进行的。
在设备安装中采取苏联的大组合安装的先进经验，缩短了安装时间。
现在，根据有关技术人员和苏联专家的初步鉴定，认为工程质量和安装质量合乎标准，并且大部分属于甲等。
兰州市现在仅有一座发电厂，不能满足工业建设日益增长的用电需要。
这个厂投入生产后，除充分供给兰州地区大工业企业的电、热水和蒸气外，还可供应永登水泥厂和白银市的用电。

出铜了！
安徽长江南岸的铜官山是我国著名的铜矿产地。
抗日战争期间，铜官山沦入敌手，日本人刚动工准备兴建选矿厂就投降了。
国民党“劫收”后，运走了一些选铜机器，使铜官山满目疮痍，一片荒凉。
直到解放以后，这里才兴建了选矿厂、冶炼厂、露天矿厂……，改造成为一座机械化开采和炼铜的联合企业。
图为出铜的情况。
程嘉楷摄
（新华社稿）

夏令用的新产品
空气清香剂
在夏天看戏、听报告，场子里显得特别闷热。
现在有一种“空气清香剂”，它喷射在会场里或高温车间里，会使人觉得清香又凉快，而且这种清香剂还有杀菌的作用。
空气清香剂是用薄荷油、桔子油等八种不同的香料和其他原料合成的。
上海大陆化学制品厂在本月初已开始大量生产。
每一斤清香剂的浓液可以掺二十倍到五十倍水，每次喷一斤冲淡的水剂，只化一角多钱。
防晒油膏
在强烈的阳光下可以保护皮肤的“防晒雪花膏”，也是大陆化学制品厂7月份的新产品。
这种产品和美通化学工业厂最近开始生产的“防晒油”，在两三天以前都已出厂供应了。
这两种防晒油膏用的原料中，有一种是特殊的化学原料，把它擦在皮肤上，可以把一部分过多的紫外线挡住，使皮肤不被损伤。
大陆厂的一个采购人员把防晒雪花膏只擦在右手手臂上，左手不擦，他骑着自行车在太阳底下晒了三个钟头，结果左手又红又黑，右手只红了一点点。
玻璃女皮鞋
九种新式的镂空玻璃女皮鞋，是上海标准皮鞋厂今年的一种新尝试。
他们把各种塑料做的彩色玻璃丝和玻璃带，编织成各种图案，代替皮革来做女皮鞋的鞋面。
鞋面里还用衬布或蜡线，鞋子穿久了也不会变形。
这些皮鞋平时用不着擦皮鞋油，穿脏了只要用冰水一揩，就可以恢复它原有的光泽。
标准厂今年生产了近六千双这种女皮鞋，节约了许多皮革。
甜啤酒
啤酒原来是一种很好的夏季饮料，但是有些人觉得它有苦味，难以畅饮。
上海华光啤酒厂上个月做成的一批新啤酒，味道完全不同，它不但没有很浓的苦味，相反却甜得非常适口，而且还带有一种很香的味道，酒精成分也比过去淡了许多。
甜啤酒是华光厂学习波兰的经验制成的。
现在，第1批一万多瓶都已经装瓶，过几天就要同消费者见面了。
引人的糖果
夏天，为什么人们不太喜欢吃糖？
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研究的结果，发现其中主要原因是有些糖果内含的脂肪太多，吃了发腻。
于是，他们试制了四种不含和很少含脂肪的糖果。
这些糖果有的带薄荷味，有的带留兰香味。
有一种高级硬糖，糖粒像晶体一样的透明，带有淡绿或淡黄的颜色，外面又包上一层有白色的小方格子的透明纸，使人看了有一种清凉的感觉，很想尝一尝它的味道。
　（新华社）

天津市国营工业企业
决定普遍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
新华社天津21日电
中共天津市委国营工业交通工作部在20日召开所属系统干部大会，布置国营工厂、铁路交通、邮电企业在第3季度普遍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今年3、4月份，在天津造纸总厂等六个工厂的试点经验证明，职工代表大会是依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群众积极性的一个良好的组织形式。
这次会议在总结了六个试点工厂的经验以后，要求各单位在第3季度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继续在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基础上，以增产节约为主要议题，动员群众讨论下半年生产指标，研究重大技术措施，认真解决工厂中为群众所关心的生活福利、工作制度、领导作风等问题。
天津造纸总厂、天津第1棉纺织厂、天津机务段、天津自行车厂、新港船舶修造厂和天津拖拉机制造厂等六个单位，在今年3、4月间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以后，职工们的当家作主的责任感更加明显。
职工们听到领导干部的报告和交代的家底，知道了国家以及工厂中的情况和困难，提高了觉悟，并积极地克服了许多困难。
天津造纸厂造纸车间有不少单身工人，知道厂里宿舍不够，就自动腾出宿舍让给别人。
这个车间的工人还在厂内找到了市场上买不到的材料——凝结管子一百七十多公尺，使厂内修理凝结器的技术措施顺利实现。
棉纺一厂过去一些劳动纪律不好的工人，也自动检查了自己的缺点，积极要求进步。
这些厂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以后，领导与群众的关系也进一步密切起来。
棉纺一厂职工代表在大会上提出，清花车间掏地洞工作的工人劳动条件不好，后来厂长又亲自钻到地洞里查看工人的工作情况，体会到工人的疾苦，当即解决了防护设备的问题。
工人反映很好。
天津机务段段长过去是在上面听汇报来决定检查任务，现在能够主动深入车间深入现场了，因而也就进一步推动了增产节约运动。
天津造纸厂4月份任务最重，全年大修和技术措施任务有一半都要在4月份完成，领导上估计完不成任务，但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群众讨论之后，这些任务都提前完成了。
由于群众积极性的发挥，许多几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后很快解决了。
铁路局机务段提出的二百八十四件提案，现在已实现二百八十件。
自行车厂有三百多人要房子，而这个厂今年只修建了一百二十间，不能满足这些工人的要求。
这个问题经过群众讨论，并由职工代表大会作出决议，由职工群众组成小组评议分配，把房子分配给最需要的人，职工群众对这种作法十分满意。

把我国的工艺美术生产事业推向前进
（在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局长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委会主任白如冰
这次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广泛地交流技艺经验，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团结全国工艺美术艺人和各方面的力量，把我国的工艺美术生产事业大大地推向前进。
今天全国工艺美术艺人的优秀代表在这里会聚一堂，可以说是工艺美术界的“群英会”，这是全国工艺美术艺人空前未有的大喜事。
一、光辉的历史，悲惨的境遇
我国的工艺美术，历史悠久，技艺高超，它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在旧社会里，工艺美术是不被重视的；
特别是解放前，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摧残下，工艺美术行业日益衰落，很多艺人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改行转业，吃不饱，穿不暖，饥寒交迫，流离失所。
宋代五大名窑的河南钧瓷，抗战期间被迫停产了。
我国著名瓷都景德镇，1949年的产量，仅及1937年以前产量的三分之一。
北京市的玉器业，在1900年间有五百多户，到1942年几乎全部停产，仅剩下三十多户。
过去，在北京市玉器行业中流传着：
“前世里打爹骂娘，今世来干金玉两行”。
湖南省湘绣行业中也流传着：
“堂屋里挂湘绣，不如挂草鞋”。
这些都充分地反映了当时工艺美术行业的不景气和艺人们的悲惨境遇。
尽管如此，代表着我国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工艺美术，大部分还是保存下来了，这是和广大艺人长期艰苦的斗争分不开的。
二、合作互助，欣欣向荣
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给我国一切生产事业带来了万丈光芒，也为工艺美术事业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途。
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怀，并且根据保护、发展和提高的方针，采取了各种有利于工艺美术事业发展的措施，如供应原料、加工订货、技术指导、低利贷款、税收优待等等，使许多过去改了行的艺人归了队，很多艺人的生产和生活得到了安置，不少失传了的著名产品得到了恢复。
比如，河南的钧瓷，北京的烧瓷，浙江温州的篾丝镶嵌，四川成都的银丝制品，湖南浏阳的菊花石等等，都是在解放以后恢复生产的。
1956年的春天，全国敲锣打鼓，广大艺人在手工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兴高采烈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到1956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组）共有五百四十万人，其中有手工艺人七十六万人，组成了二千三百个工艺合作社（组），占全部专业手工艺人的98.6％。
还有为数众多的农村兼业人员，如编草帽辫的、刺绣的、作花边、麻帽的等等，一面在农业合作社参加农业生产，一面又从事工艺美术品的制作。
全国艺人参加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合作组织以后，就从根本上摆脱了剥削，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合作化以后，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内，工艺合作组织就已经从各方面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
组织起来以后，工艺美术品生产的发展速度很快。
1956年全国专业工艺美术品的总产值为一亿七千万元（如包括农民兼营的产值则为二亿七千万元），比1952年增长了一倍半。
景德镇的瓷器，1956年的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一点九倍；
湖南的湘绣，1956年的产值比1952年增长了三十倍，两者都超过抗日战争以前的最高水平。
扬州市漆器业艺人，在组织合作社以后，不仅恢复了许多名贵的产品，而且增加了竹刻镶嵌、漆器挂屏等一百余种新产品。
组织起来以后，艺人有了更好的创作条件，便于互教互学，共同提高技艺。
很多基层社建立了技艺研究组织。
北京、上海、南京、广州、苏州、福州、重庆、潍坊等地，都相继成立了工艺美术的研究机构。
北京、上海两地的工艺美术研究机构成立后，就有五十八位老艺人被聘为研究员。
福州市设立的研究实验室，一年多来创制了二百五十多种新产品。
各地艺人还互相进行参观访问，深入实际，体验生活。
许多艺人的优秀作品，还举行了展览和评比。
杨士惠等七位艺人在一百三十斤重的象牙上，以北海全景为背景，刻出了首都人民欢庆宪法颁布的盛况，如果不是组织起来，也是不可想像的事。
这些难道不都是合作化带来的好处吗？
组织起来以后，新的青年艺人，在老师傅的带领下，越来越多了。
如江苏省无锡市培养了四十名惠山泥塑艺人。
苏州市在十三个行业中，1956年就招收了一百三十八名艺徒。
该市还在十一个合作社中，根据自愿原则，签订了一百五十二件师徒合同，并按期进行检查，效果很好。
在座的代表们，很多都成为公开技艺、积极培养艺徒的榜样。
在旧社会，由于有人剥削人的制度，艺人生活没有保障，“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同行是冤家”，因而许多行业都有“许串门不许参观”、“养儿防后，留艺保身”、“传子不传女”的成规。
到了新社会，剥削制度铲除了，艺人们的生活有了保障了，因而许多艺人都公开了自己的绝技、绝艺，无保留地传授给徒弟。
组织起来以后，生产正常了，艺人们的生活有了改善，政治地位也提高了。
1955年全国工艺合作社（组）员的平均工资，比1952年提高了165％。
1956年调整工资以后，又有了增长。
据苏州市十二个社（组）、一千五百六十三人的调查，社员的平均工资较调整前增长了21％。
许多工艺合作社还举办了劳保福利设施。
不少地区对年老体衰的老艺人，已作了适当的安排。
有些地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都有艺人代表参加，以在座的代表来说，有的就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或各级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
还有些地区召开了艺人代表会议，就怎样开展地方工艺美术事业交换了意见，提出了办法。
这些都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我们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旧社会和新社会的不同景况是如何鲜明的对照啊！
正如有些艺人所说：
“共产党拯救了我们这一号人”，“道路只有一条，我们要永远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向社会主义前进。”
三、美化了人民生活，支援了国家建设
从工艺美术品的特点来看，它既有经济价值，又有艺术价值。
大体上可分为生活日用品和艺术欣赏品两类。
这些工艺美术品，绝大部分都来自民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它适应着广大人民对美化生活的要求。
我国工艺美术品也为出口服务。
从1950年到1956年，工艺美术品的出口总额达三亿三千余万元。
这对换取外汇，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七年来我国的工艺美术品，在二十七个国家先后展览了六十一次，观众达三千四百万人次，博得了很多国外人士的赞誉。
在国际技术交流中，1956年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委会承担了六个兄弟国家的十四项有关工艺美术生产的技术资料。
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等国还先后派遣了代表团，来我国考察访问。
蒙古、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缅甸等国还先后派遣实习生，来我国学习技艺。
所有这些，对于促进国际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增强各国人民的团结与友谊，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继续贯彻执行保护、发展和提高的方针
我们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是同党与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全体艺人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
大家知道，我们的党和政府对工艺美术事业是一贯地采取保护、发展和提高的方针的。
在这一方针下，我们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工作上的缺点还很多。
比如，有些产品的花色品种还陈旧，生产还赶不上需要，有些地方对艺人的帮助还做得不够等。
为了把新中国的工艺美术事业推向前进，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保护、发展和提高的方针，使这一工艺美术的花坛，通过大家的辛勤灌溉，开放得更加鲜艳夺目。
怎么样来正确贯彻这一方针呢？
那就应该明确保护什么？
发展什么？
提高什么？
我们要保护什么呢？
简单说来，就是要保护民族遗产，使我国工艺美术的优良传统能够统统保存下来，并且得到发扬光大。
几年以来，我国艺人所创作的工艺美术品，种类繁多，丰富多彩，具有民族的、地方的特点和风格。
对于这些代表我国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我们必须谨慎对待，很好地学习继承，不能粗暴地轻易加以否定。
对于我国工艺美术的历史资料和艺人们的经验，应该进行系统的研究、整理和总结，区别好的与不好的东西，并逐步提高到科学水平，以便书写成册，传之后世。
对于各行各业的优秀艺人，应该在生产上、生活上给以合理安排，让他们安心从事本行创作，传授技艺。
对于改行转业、流散在外的艺人，应该进行调查了解，吸收他们迅速归队。
因为我们今天是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大时代，对于老祖宗传留下来的许多绝技、绝艺，必须坚决地、积极地加以保护，防止“人亡艺绝”，以免后悔莫及。
我们要发展什么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确工艺美术的服务方向，我们认为，工艺美术应该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从这一前提出发，只要符合于国家和人民需要的，不论是生活日用品或者艺术欣赏品，不论是内销或者外销，我们都应该尽力地来发展生产，满足需要。
我国工艺美术品的生产，有原料，有市场，而且人力也不缺，有利的条件很多，发展的前途非常壮丽。
但这不等于说，可以不顾实际情况，不分轻重缓急，来一个平均发展。
我们应该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分别行业和产品的不同情况，按地区、按行业作出具体发展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避免前进中可能发生的错误和缺点。
我们要提高什么呢？
主要是提高工艺美术品的经济质量和艺术质量，以适应广大人民和国际市场的需要。
为了达到这个要求，不论是生活日用品，或者是艺术欣赏品，在生产上都应当符合“适用、经济、美观”的原则。
在创作设计上，应该在继承和发扬我国工艺美术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现实生活的要求，坚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努力提高艺人的技艺，提高工艺美术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决不能丢掉我们民族的、地方的特点和风格，不能割断历史，但这也不是毫无批判地提倡一切“仿古”。
我们还要吸取外国工艺美术的一切好的、有用的东西，来丰富我们自己。
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改进创新，把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工艺美术生产事业大大地提高一步。
五、采取积极措施，从胜利走向胜利
有了正确的方针，还必须有积极的措施：
第1、必须爱护和提高工艺美术艺人。
这就要根据各行各业艺人的特长，适当地安排他们工作，充分发挥他们在技艺指导和创作上的积极性。
有些年老体衰或者产品有独特风格的艺人，如果不便于参加集体生产，应该允许他们单独生产。
对于没有入社的艺人，也要从各方面帮助和提高他们，不能置之不理，也不能勉强要他们加入合作社。
对于有特殊创作才能的艺人，应当给予他们设计研究和创作的便利，不要硬性规定工时制度。
为了使他们安心从事创作，不论在基层生产单位或者在设计研究机构，一般地应该给予固定工资，有特殊贡献的还应给予精神上或物质上的奖励。
对于年老体衰的艺人，一般地应由所在生产单位适当安排，让他们担负一些可能担负的技术指导工作。
对于个别完全丧失劳动力的艺人，也应由所在生产单位负责抚养；
如果基层生产单位负担有困难，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由联社或政府负担。
为了提高艺人的创作水平，可以有计划地组织艺人参观访问，体验生活，扩大眼界，丰富创作内容；
还可以召开新作品观摩会，按专业举行座谈，交流创作设计的经验，并聘请专家指导。
应该认识，老艺人有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是工艺美术的继承者和传播者。
我们应当尊敬他们，给他们以较好的待遇和观摩、创作的便利，这是合情合理的。
有些青年艺人忽视或抹煞了老艺人在设计创作、技艺指导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片面地和他们比体力，比产量，“平水驶平船”。
这种平均主义的偏向，应该注意防止和纠正。
第2、必须大力地培养新艺人。
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对艺徒的培养不能提倡简单的、速成的办法。
要真正学习一门技艺，没有充足的时间，痛下功夫，精心钻研，显然是学不好的。
因此，艺徒学艺时间，一般地以三年为宜，技艺复杂的行业也可以规定为四年或者五年。
今后在艺徒学艺期间，一般地只管吃饭，给予少数的零花钱，不宜评定工资等级，更不能实行计件工资制。
为了使艺徒学到全面技艺，一般地应当有固定的师徒关系，合作社及师徒之间都要签订合同，明确规定师徒双方的义务和权利，实行包教保学。
师傅带徒弟，应给予适当的津贴，保证师傅的收入不致因带徒弟而减少。
为了鼓励艺人传授技艺的积极性，今后应该允许他们自己选择艺徒，也可以培养他们自己的子女。
目前我们培养艺徒的要求，主要是承继老艺人传统技艺和经验，以防绝艺失传。
我们应当提倡“尊师爱徒”，鼓励艺人传授技艺，教育艺徒勤学苦练，做到教好学好。
第3、必须紧密结合生产，加强工艺美术的设计工作，改进花色品种。
从目前的生产情况来看，很多艺人既能设计，又能制造，他们是工艺美术生产事业的基本力量。
设计工作首先要依靠广大艺人，要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和积极性，基层工艺合作社的技艺研究组织，必须加强，没有建立的应当逐步建立。
重点地区的设计研究机构，已经设立的要逐步加以充实，没有设立的也要争取早日设立。
在进行设计的时候，要经常注意观察现实生活，调查了解人民群众的爱好和市场的需要，深入基层生产单位，边研究、边设计、边试制，环绕创作，指导生产，从实践中不断地改进花色品种。
在设计工作完成以后，还要经过评议选稿、试样、试产、试销和积极推广的阶段，然后投入大量生产。
新产品或优质产品所需要的优质原料，要求商业部门能予以优先供应。
第4、必须加强联系，加强团结，做到广大艺人、工艺美术工作者和科学技术工作者三方面密切结合。
我们应当看到，广大艺人虽有生产实践的经验，但过去多迫于生活，学习困难，一般的文化科学水平低，见闻少，有一定的局限性，单靠他们自己，要迅速提高是有困难的。
因此，艺人们应该主动地、虚心地向工艺美术工作者和科学技术工作者学习。
我们热忱地欢迎工艺美术工作者深入基层，给予艺人更多的实际指导和帮助。
同时，还要求各地科学技术工作者，了解和帮助工艺合作社，解决生产中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
我们从事生产管理的同志，应该和文化、科学、商业等有关部门密切联系。
虚心地向艺人学习，向工艺美术工作者学习，向科学技术工作者学习。
因为只有熟悉生产，了解生产中的有关问题，才能更好地做好生产指导工作。
党和政府对广大艺人的期望是很大的，艺人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
当然，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只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大家团结互助，虚心学习，戒骄戒躁，刻苦钻研，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困难是一定能够克服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我们相信，经过这次代表会议以后，在你们的模范行动的推动下，全国艺人一定能够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把我国的工艺美术生产事业大踏步地推向前进！

武汉开放无线电传真
新华社武汉23日电
武汉——北京、武汉——上海间今天起正式开放无线电传真业务，照片、设计图和表报等都可以传送；
发往国外的可以经过上面两地转传。
至此，全国已有四个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的长途报话局经办了无线电传真业务。
武汉——广州间的无线电传真业务也要在最近开放。

沈阳矿山机器厂积极处理群众意见
能解决的问题及时解决
本报讯
辽宁日报消息：
沈阳矿山机器厂积极处理职工群众提出来的善意的批评和建议。
党委整风办公室把职工们提出来的意见，进行了三次整理和归纳；
为了使大家提的意见都能做到认真严肃的处理，整风办公室还把一些提得不清楚不明确的意见，找本人做了调查和补充。
党委把这些经过整理的意见按性质分成十一类，责成各有关部门的党员领导干部组成小组进行专门处理。
一些马上可以解决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过去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占用房子过多，现在已经把房子让出来了。
有人曾经提出锻冶科党员副科长水平太低，领导不起科里的工作，对工作没有好处，领导方面研究后觉得这个意见是对的，便把这个副科长调到其他单位，配备了新的科长。
有人提出工人技术学校领导干部弱，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差，领导方面研究了这个意见和学校的情况以后，新配备了一个副校长和一个党支部书记。
在管理方面，有人提出组织机构庞大，职责不清，扯皮问题很多。
工厂便专门组织了一个小组对组织机构进行了研究，现在组织设计已经搞完，有些科室作了合并调整。
这样不但可以减少扯皮现象，还可以抽调出一百多名干部。
在奖励制度方面，过去科级以上干部奖金偏高，现在已经决定取消厂一级领导干部的奖金。
有的党员干部过去作风不好，经群众批评、党委教育以后，不少人都开始克服了工作不深入、官僚主义等缺点。
职工们对工厂党委严肃认真地对待群众意见的态度，都很感动。
有些职工说：
整风运动太伟大了，党决不讳避缺点，有缺点就坚决改正。
我们一定要更加积极起来保护党，反击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

沟通河南、山西的铁路
据新华社郑州22日电
沟通河南、山西两省的詹（店）东（观）铁路，正在进行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这条铁路的初步设计已在去年06月完成，即将动工的焦作到晋城段线路的技术设计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承建这段线路的铁道部第4工程局第2工程处，已有八百多名职工奔赴现场。
预计明年第1季度前后，这段线路便要大量施工。
詹东铁路全长三百六十二公里。
它从京汉铁路黄河北岸的詹店车站起，经过焦作、晋城等地和同蒲铁路南段的东观车站相衔接。
这条铁路横跨山陡山急的太行山脉，火车在深山险谷中要上上下下行走四十多公里。
所谓“愚公移山”便是指这里说的。

不要忘记原则
本报评论员
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先生现在正在美国访问。
在访问过程中，他发表了不少攻击共产主义甚至中立主义的演讲和谈话。
苏拉瓦底先生这次到美国去，目的是要求美国增加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因此，他说了一些对于美国来说是中听的话，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我们也不愿加以评论。
但是，苏拉瓦底先生做得未免过份了一点。
他在7月19日在旧金山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竟然附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敌视中国人民的言论，具体地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说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是“要消逝的东西”，并且说，“中国共产主义”“正处在演变状态中”。
既然苏拉瓦底先生点了中国的名，我们就不能不对此说几句话。
中国人民对于苏拉瓦底先生并不陌生。
去年10月间，中国人民曾经在自己的土地上热烈地欢迎了苏拉瓦底先生。
中国人民的这种热情是出自内心的。
苏拉瓦底先生在回到卡拉奇的时候曾说，“我带着关于热情的接待以及中国人民对巴基斯坦人民的热烈的和友情的生动回忆从中国回来了。”
苏拉瓦底先生在勾留中国期间，曾参观了许多地方，也和中国的领导人物和各界人士广泛接触。
关于这次访问的印象，苏拉瓦底先生在最后离开中国国境以前在广州车站发表的谈话中，曾经这样说：
“我看到中国有极大的潜力和伟大的前途。
所有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中国人民和他们伟大的领袖们，因为他们在建设一个伟大国家巨大任务中表现了忘我的献身精神和决心。”
所有这些，不过是九个多月以前的事情。
可是，曾几何时，苏拉瓦底先生却对他曾经颂扬过的中国和中国人民，发出了同杜勒斯一样的论调，而杜勒斯在中国人民眼里，不过是舞台上的一名小丑而已。
当然，苏拉瓦底先生这种说法，丝毫影响不了中国的威望。
因为，甚至在苏拉瓦底先生相信不会有共产党人的美国，也有人认为杜勒斯对中国人民的敌视言论是“白日作梦”、“喜欢妄想”。
相反，苏拉瓦底先生发表了这些言论，对于他自己的威望说不上有什么裨益。
因为，对于一个政治家的威望来说，还有什么比言而无信、出尔反尔更危险的东西呢？
尽管苏拉瓦底先生发表了这种言论，我们中国人民同巴基斯坦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是决不会受到影响的。
不过，我们要乘此机会提醒苏拉瓦底先生：
作为一个亚洲国家的政治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忘记一条原则——亚非国家友好合作的原则。
苏拉瓦底先生在同我国周恩来总理会谈以后发表的联合声明里曾经说，“他们重申对万隆决议的信心，并且愿意为促进亚非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而继续努力。”
我们所愿望于苏拉瓦底先生的，也就是这一点。

世界著名人士将参加联欢节
我国名作家沈雁冰已被邀请
新华社莫斯科23日电
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筹备委员会邀请了一百五十位世界著名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学者、作家、艺术家等以贵宾身份前来参加联欢节。
被邀请的客人中有世界工会联合会主席维多里奥、总书记路易·赛扬、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主席欧仁妮·戈登、总书记桑蒂、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凡斯、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总书记诺尔曼、加拿大和平运动领袖文幼章等。
许多著名的歌唱家、演员、作家也得到了请柬，其中有著名电影演员卓别麟、美国黑人歌王罗伯逊、智利诗人聂鲁达、古巴诗人纪廉、阿根廷著名女演员洛利塔·托列斯、意大利女演员西莉娃娜·庞帕尼尼、日本“歌声”运动领导人关鉴子。
被邀请的贵宾中还有捷克斯洛伐克长跑健将查托皮克以及各国著名议员等多人。
中国名作家、文化部长沈雁冰也被邀请参加联欢节。
被邀请的贵宾大部分已回电表示同意参加。
但罗伯逊至今尚未获得出国签证。
部分人员因事务繁忙尚未最后决定行止。

保卫苏维埃政权
捷曾有近万人参加红军
捷克斯洛伐克历史学家们正在研究捷克斯洛伐克进步力量在1917年俄国革命期间的活动情况。
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成果将编成著作在今年内出版。
根据现有的材料表明，曾经有近一万名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10月革命以后参加了红军。
捷克和斯洛伐克的社会民主组织在1917年02月革命以后就在当时的基辅成立起来了。
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左翼社会民主组织的创议之下，建立了一些由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组成的红军战斗单位。
到1918年05月底时，这些战斗单位就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领导了。
在当时苏维埃红军第5军的国际支队中，捷克斯洛伐克红军部队曾是一支重要的战斗力量。
它在协约国侵略军队发动进攻的三条战线上都曾进行过战斗，并且有力地协助红军制止了前捷克白卫军团的反苏暴动。

南斯拉夫兴建大运河
南斯拉夫最近已经开始兴建连接多瑙河和蒂萨河的运河的工程。
据说，这将是欧洲最大的灌溉和排水工程。
现在开凿运河的工程正在贝尔格莱德东北部南罗边境的伏尔沙茨附近进行。
运河的第1段工程全长八十五公里，即从贝拉·茨尔克伐到贝兹旦，开凿成功以后将可排干面积达五十万公顷的被淹土地。
按照整个工程的计划，这条连接多瑙河和蒂萨河的运河将要排干面积一百万公顷以上的土地，并灌溉南斯拉夫伏伊伏丁那省南部地区的三十六万公顷的农田。
在运河全部建成以后，南斯拉夫这个主要农业区的排水和灌溉问题就可以获得解决了。
（附图片）
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央机关负责干部参加红河大堤加固工程的劳动。

进军官学校学习
崔？
进军官学校学习
朝鲜讯：
罗盛教烈士舍身救活的朝鲜青年崔？
最近进入朝鲜人民军军官学校学习。
他今年已经二十三岁。
在两年前参加了朝鲜人民军，已成为模范战士。

朝英两国公司签贸易合同
平壤消息：
朝鲜食品进出口公司和英国拉梅特贸易公司昨天在平壤签订了一项贸易合同。
根据这项合同，朝鲜方面将向英国出口玉米和玉米糊各五千吨；
英国方面将向朝鲜出口两千吨镀锌铁丝和三千吨做钉子用的铁丝。

波兰举行国庆阅兵典礼
国防部长号召人民对敌人保持警惕
新华社华沙23日电
据波兰通讯社报道，庆祝波兰国庆节的中央阅兵典礼于7月22日在波兹南市举行。
卢布林、什切青、克拉科夫等许多城市也在同一天举行了阅兵。
在波兹南市举行的阅兵典礼检阅台上的有哥穆尔卡、萨瓦茨基、西伦凯维兹等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国家领导人，各党派团体领导机构的代表，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他的随行人员。
波兰国防部长斯彼哈尔斯基在阅兵典礼开始前向波兹南市民和波兰士兵发表了节日演说。
他对曾经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波兰、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战士表示怀念。
他说，我们确信，人民群众要求和平的愿望将获胜。
我们的军队除了保卫祖国的独立和边界以外，没有也不能有任何其他目标。
他还强调说，波兰希望同一切国家友好合作。
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有了许多年的友好合作联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中的和平和社会进步力量也将获胜。
但是只要德国军国主义和边界修正主义的势力还在威胁着波兰的边界和独立，波兰就不能放松警惕，放松保卫国家、保卫和平的准备。
只要这种威胁还存在，只要世界还分裂成为敌对的集团，华沙条约就是保障波兰的独立和统一、保证欧洲和平所必需的。
在奏国歌和鸣礼炮以后，阅兵分列式开始。
走在前面的是步兵部队、各个军官学校的学员和波兹南地区保安团的队伍等，接着是机械化部队、工兵、炮兵和坦克部队，最后是新造的超音速歼击机从上空飞过。
在阅兵进行当中，人群里不断发出欢呼声。
在阅兵典礼结束的时候，波兹南市民向波兰党政领导人员和胡志明主席热情地欢呼致敬。

玷污我国锦绣河山
美军霸占台湾避暑胜地
新华社23日讯
在炎热的夏天里，美军在台湾霸占了许多避暑胜地。
据台湾报纸透露，台湾最好的避暑胜地之一淡水沙仑海滨，将从8月01日起特为美军开放；
大部分地区严禁居民进去。
这个位在台北以西二十多里的淡水浴场，最近建筑了许多美式的凉亭、旅馆、戏院，完全成了美军的游乐中心。
台湾居民路过这些地区，常常被美军殴打，有些善良的妇女，也被美军强拉去作了“伴浴女郎”。
在台北市北的风景地区，不久前，许多居民的房屋被迫拆毁，让给到这里休假的美军官兵修建营房。
较好的温泉旅馆，如第一宾馆、迎宾馆，都被美国军官侵占，甚至有些国民党官员的办公室和公馆也被美军分居。

社会主义制度是人民幸福生活的源泉
程光锐
生产力蓬勃发展保证人民福利增长
赫鲁晓夫同志在访问芬兰期间曾经这样说过：
要解决哪一种政体，哪一种制度较好的争论，不应当通过战争的办法，也不应当用原子弹和氢弹，而是应当通过保证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办法。
大家知道，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社会主义从苏联诞生，只不过四十年，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则只有十多年或七、八年的历史。
然而，社会主义制度自从在世界上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以来，它就以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证明它是劳动人民摆脱贫困和饥饿的最好保证，是劳动人民幸福生活的取之不尽的源泉。
在摆脱了资本主义桎梏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消灭了剥削阶级，消灭了城市中的失业现象和乡村中的贫困现象。
在这些国家里，阻挠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被消灭了，在新的社会制度下，社会生产力正在蓬勃地发展。
社会主义各国的国民经济，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向前发展着。
苏联目前的工业总产量，同革命前1913年比较，大约增加到三十倍；
东欧各国在解放后的十年中，工业生产量增加了二倍到十倍；
我国在解放后的七年中，工业生产量也增加了五倍以上。
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的条件。
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生活步步上升
10月革命前的俄国是“各民族的牢狱”。
10月革命给俄国人民打开了通往幸福生活的道路。
苏联早就消灭了工业中的失业现象，随着农业集体化的胜利，苏联农村中的贫困现象也已彻底消灭了。
同革命前比较，1953年苏联职工的实际工资大约增长了五倍，集体农庄庄员的收入仅在最近三年中就增加了一倍。
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对进一步提高人民福利给予极大的注意，除了规定在第6个五年计划期间要把职工的实际工资提高约30％，使集体农庄庄员的收入至少增加40％以外，还提出了一系列改进人民生活的其他措施。
1956年苏联在进一步提高人民福利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
例如：
把假日和节日前一天的工作日减少两小时，规定十六岁到十八岁少年的工作日缩短到六小时，提高劳动人民的抚恤金、取消中学和大学的学费，增加孕妇的假期。
从今年起，低工资工人的工资要提高大约33％，职工的工作日也将逐步改为七小时。
由于苏联劳动人民收入大大增加，使他们能够购买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日用品。
现在苏联食品工业的各种产品，已经比10月革命前增加了十多倍到三十倍。
为了改善劳动人民的居住条件，苏联仅在战后十年中就用国家资金建造了近六百万套住宅，预计第6个五年计划期间还要建造六百八十多万套新住宅。
苏联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
我国被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阶级压迫剥削了一百多年，变成了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人民生活水平非常低下。
然而，解放后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也得到显著的改善。
1956年，我国农业生产总值比1949年增长79％，农民购买力比1950年增长了一倍以上。
在过去七年中，我国约有一千三百万人就业，四年来，我全国职工的工资提高了将近37％。
在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中，劳动人民生活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在旧日的东欧各国，外国资本、本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劫掠，使千百万人民破产和贫困，并且造成大规模的失业现象。
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时期，波兰城市内全部有劳动能力的居民中甚至有一半是失业的，捷克斯洛伐克差不多有一百万人失业，罗马尼亚则有三分之一的教师失业。
旧日的匈牙利则被称为“三百万乞丐的国家”。
东欧各国劳动人民的这种贫困饥饿的处境，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目前，在这些国家里，失业现象已经完全消灭或者基本消灭了，劳动生产率正在不断地提高，国民收入也在不断地增长。
在波兰，由于工业的迅速发展，在消费量方面已有了巨大的变化，目前波兰每人每年的肉类、脂肪和糖的消费量的增长，虽然还没有赶过西德和法国，但是却已经赶过了意大利。
波兰目前正在建筑中的住宅相当于战前的两倍以上，还计划到1960年把职工的实际工资至少比六年计划最后一年提高30％。
在捷克斯洛伐克，1956年的优抚金的数额已增加到1937年的十三倍以上，居民消费量增加到1953年的一倍以上。
在罗马尼亚，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职工的实际工资增加28％，仅在1955年一年中，农民的收入就增加15％。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56年实行了第17次的降低物价。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生活变化的特点是：
第1，目前这些国家中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同革命前或解放前比较起来，是显著地提高了，这些国家或者是早已摆脱了贫穷和落后的状态，或者是正在摆脱，而走上生活富裕的道路。
第2，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具有普遍的性质，在这些国家中，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任务就是领导全体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怎样看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生活水平
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生活水平都显著地普遍提高了，这是事实。
然而，总的说来，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没有赶上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平，这也是事实。
既然这样，是不是可以说资本主义制度就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呢？
当然不可以。
赫鲁晓夫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判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居民生活水平不应当根据英国、法国和西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来判断，这些国家是靠掠夺殖民地人民发财的，必须根据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附属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来看资本主义带给人民的是什么。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对殖民地和附属国亿万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上面。
据估计，美国石油垄断组织每年从一个美国石油工人身上可以剥削到四千七百美元，从一个委内瑞拉的石油工人身上可以剥削到二万零六百美元，而从一个科威特石油工人身上则可以剥削到四万美元以上！
在美国，平均每人每年的收入比印度多出三十二倍；
在英国，比巴基斯坦多出十八倍；
在荷兰，比印度尼西亚多出二十倍。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帝国主义者就是用这种损人利己的办法使自己发财致富，使别人贫困饥饿的。
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不仅靠剥削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来增加自己的利润，而且靠剥削本国人民并使其破产和贫困的办法来增加自己的利润。
根据美国官方材料，现在美国有三百万全失业工人，九百万半失业工人。
在美国，一个四口之家维持过得去的生活，每年需要开支五千五百美元以上。
但是目前美国过半数的家庭每年的收入不到五千美元，约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家庭每年收入不到三千美元，有十分之一的家庭甚至只有一千美元。
1956年美国私人债务已高达一千六百二十七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分期付款赊购房屋和物品等的债务，这个数目占美国全部纳税后的个人收入的56.8％。
在美国，少数垄断资本的“百万富翁俱乐部”和居住着五千六百万人的贫民窟同时存在着。
美国社会的两极化，贫富的悬殊是越来越明显了。
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平最后一定会赶过资本主义国家
目前，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大力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并且在各方面进行广泛的互助与合作，以便创造更好的条件来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目前，虽然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生活还比不上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生活上升的速度和提高人民福利方面的努力，却是完全可以同资本主义国家较量高低的。
米高扬同志说得好：
“什么地方为人民的福利做的工作更多，什么地方的生活方式更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完全相信，有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保证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努力，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一定会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

社会主义阵营生产力蓬勃增长
钢产量去年达六千八百多万吨
谷物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百分之四十
新华社23日讯
苏联“真理报”14日发表尼基京的一篇文章说，1956年，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钢总产量已经达到六千八百多万吨，生铁达到五千多万吨，采煤量达到九万五千六百万吨，电力产量已经增加到二千九百亿度。
文章指出，这些国家（它们的领土占地球陆地面积的25％以上，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35％）的工业产量目前已经大约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三分之一，谷物产量约占世界谷物总产量的40％。
现在，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业产量已经比战前增加了三倍以上，工业增长速度大大超过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里，这些国家的最重要的工业产品按人口平均计算有了显著的增加，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指标。
例如，按人口平均计算，1955年法国的发电量比1937 年增加了2.3％，而波兰却增加了五倍；
捷克斯洛伐克增加了三倍，相当于法国按人口平均用电量的水平。
现在，波兰的采煤量按人口平均计算比法国多一点七倍。
捷克斯洛伐克的钢产量按人口平均计算已经超过意大利、瑞典和法国的水平。
文章说，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合作和互助，在许多方面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对外贸易是这些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它形成了社会主义世界市场，并且大大增加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贸易额。
例如，波兰的贸易额比战前增加了一点二倍，罗马尼亚增加了一点六倍，捷克斯洛伐克增加了二点二倍，匈牙利增加了二点四倍，保加利亚增加了三倍。
这些国家同苏联的贸易额迅速地、顺利地发展着。
1956年，苏联在罗马尼亚的贸易额中所占的比重为47.6％，在阿尔巴尼亚占42.2％，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占41％，在捷克斯洛伐克占31.8％，在波兰占27.5％。
苏联对欧洲和亚洲人民民主国家工业化和许多新企业和某些工业部门的建立给予了巨大的援助。
苏联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四百七十八个企业的整套工业设备，并且向它们出口大量的铁矿和锰矿、机器、钢材、石油和石油制品、棉花、谷物和其他商品。
1950年到1956年，苏联向捷克斯洛伐克出口的铁矿砂，占捷克斯洛伐克进口的74％，铜占70％，镍占90％左右，铝占70％。
在同一时期内，苏联提供波兰的铁矿砂占波兰进口的64％，液体燃料占49％，棉花占81％，谷物占43％。
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中，互相贷款占有重要地位。
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苏联给人民民主国家的贷款总数在二百八十亿卢布以上。
文章还谈到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科学技术合作，指出这方面的合作是加速发展它们的生产力的强有力的手段。

第3届禁止氢弹大会
筹备中立站在东京成立
据新华社23日讯
第3届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国际筹备中心站7月22日在东京正式成立。
参加这个筹备组织的有已经到达日本的中国、英国、澳大利亚、锡兰的代表和还没有到达日本的苏联、美国、印度代表，以及日本代表等八个国家的代表二十人。
日本禁止原子弹和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和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澳大利亚代表威廉·莫罗分别被选为筹备中心站的议长和事务总长。

胡志明访问波兹南市人民会议
新华社华沙23日电
据波兰通讯社报道，胡志明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22日在波兹南参加了波兰国庆节的阅兵典礼以后，访问了波兹南市人民会议。
陪同胡志明进行访问的有哥穆尔卡、萨瓦茨基和西伦凯维兹。
成千的波兹南居民汇集在市人民会议大厦前面，向胡志明、哥穆尔卡欢呼致敬。
哥穆尔卡向群众讲话致贺。
胡志明主席也讲了话，他表示感谢波兹南市民的热情接待并且向波兹南的儿童祝贺。
波兹南市人民会议主席弗腊茨科维亚克举行午宴招待胡志明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
哥穆尔卡等波兰党政领导人和波兰各界领袖、代表参加了宴会。

胡耀邦等到达莫斯科
据新华社讯
莫斯科消息：
世界青年联欢节中国代表团团长胡耀邦和副团长项南、吴学谦22日下午七时一刻乘“图一○四”式飞机飞抵莫斯科。
代表团其他二位副团长马约翰、周巍峙已先期到达。

苏联领袖将访问民主德国
新华社柏林23日电
柏林民主区的“德意志广播电台”22日晚上广播说：
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赫鲁晓夫和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为首的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应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邀请，将在8月初访问民主德国。

葛量洪去伦敦商谈英中贸易
伦敦消息：
英国驻香港总督葛量洪21日乘飞机到达伦敦。
他说，他大概会同英国殖民地大臣伦诺克斯—波伊德讨论英国同中国的贸易问题。
　（据新华社讯）

越南北方夏稻又喜丰收
产量接近去年一百五十九万吨水平
新华社河内22日电
越南北方的夏稻已经收割完毕。
据农林部种植司的负责人说，今年越南北方夏稻又获丰收，总产量接近去年的一百五十九万多吨的水平。
越南北方往年经常遭受水涝，干旱和海水侵袭而歉收的地区，今年都获得丰收。
在鸿广和海防往年经常遭海水侵袭的地区，今年夏稻的每公顷产量超过原订计划二百到四百公斤。
河南、南定、宁平、山西、河东等省往年经常歉收的七万多越亩（一越亩合五市亩）低地稻田的，平均比去年增产15％到20％。
其他一些地区的夏稻收成也很好。
据有关方面人士指出，今年国家计划规定要增产稻谷2.6％。
各地农业部门正在大力动员农民种好秋稻，各省、市供销合作社和贸易公司也在积极为农民准备充分的农具和化学肥料，以争取完成这项增产任务。

越南同兄弟国家贸易激增
今年越南民主共和国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贸易总值将比1956年增加一倍。
从年初到现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已和苏联等八个兄弟国家举行贸易谈判并签订了1957年的贸易协定，目前还正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代表团进行贸易谈判。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将要派贸易代表团前来越南进行贸易谈判。
由于对外贸易额的不断增长，过去荒废了的上万公顷咖啡、茶、漆、茴香等的园地，现在已经恢复经营；
一万多久已停业的手工艺工人恢复了生产。
过去六个月，海防私营进出口贸易的营业总值等于1955年的四倍。

鲜花砌巨像　彩灯照全城
画廊展杰作　游览有指南
联欢节前夕的莫斯科
莫斯科高尔基中央文化休息公园的园丁们在装饰美术家别利亚耶夫和园艺工程师拉扎列娃领导下，正在精心“绘制”两幅瑰丽的艺术杰作——一幅是鲜花组成的巨大的纪念画“列宁在讲台上”，另一幅是鲜花组成的巨大的高尔基像。
纪念画的面积约有二百五十平方公尺，宽达四十公尺。
这幅画在很远的地方——从列宁广场都可以看到。
莫斯科二百多个广场、街道、桥梁、街心花园、林荫大道在联欢节期间将装上五颜六色、光采夺目的节日彩灯。
彩灯将由一百五十多万个灯泡和三千个探照灯组成。
为了安装这些彩灯，还将使用一千公里左右的电线和四万多公尺电缆。
这些彩灯一共需要一个八千瓩的发电机供应电力，也就是说，相当一个中等城市照明所需的电力。
著名的莫斯科国立特列季亚科夫画廊正在准备迎接联欢节的参加者。
在联欢节期间，它将举行伟大俄罗斯画家列宾的作品展览会。
展览会将备有参观说明书，解释重要的作品。
画廊还要用俄文和其他国家文字出版一本整个画廊的参观指南。
莫斯科各区和共青团基层组织在共青团莫斯科市委会领导下展开了布置和绿化首都的社会主义竞赛。
竞赛的优胜者，是工作日数量多、种植花草的数量多、布置和绿化工作精致新颖的单位和个人，他们可以得到多种奖品。
布置和绿化工作做得最出色的共青团区委会将获得一辆“伏尔加”牌小轿车。
奖给个人的奖品有表，照像机，冰鞋和参加联欢节开幕式的入场券等。
为了便利客人游览巨大而美丽的莫斯科，地理出版社特地在联欢节前夕出版了一本装璜精美的游览指南，这本游览指南附有彩色的莫斯科简图，在路线图上注明了重要的名胜古迹等。
（据新华社讯）

两种判决
美国最高法院进口处刻有这样一句话：
“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美国“时代”周刊上新近刊载一段报道，为这句话的虚伪性提供了最好的说明。
据这家杂志说，得克萨斯州某一个市，白人罗斯在咖啡馆枪杀了一个黑人少年，枪伤两个黑人少女。
法院和白人陪审团认为凶手“并非蓄意杀人”，将他判刑五年，缓期执行，当场释放。
但是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罕市，黑人汉寨尔顿被控盗窃和“企图强奸”一个白人老妇，虽然被告证明自己无辜，但却被判电椅处死。

叙利亚解除全国戒严令
约旦爱国军官号召陆军反对卖国贼
新华社大马士革23日电
叙利亚政府在7月22日宣布，除叙利亚和以色列边境的几个地区外，全国戒严令已经解除。
戒严令是在去年11月英、法、以三国发动侵埃战争之后实行的。
新华社大马士革23日电
据这里的报纸报道，约旦爱国军官7月21日在陆军中散发的一本小册子，说：
“我们陆军弟兄们必须反对把我国人民出卖给美帝国主义者的卖国贼”。
小册子号召陆军团结起来，准备为自由进行斗争。
小册子说：
“侯赛因变得疯狂了，他认为他的国中每一个人都要杀他，因此，他开始逮捕他想逮捕的任何军人或平民，并且控告他们阴谋反对他。”

伦敦市民五千多人于7月14日参加英国“工人日报”组织的反对氢弹的“生命的进军”。
图为在倾盆大雨中进行的游行队伍。

在中爪哇省地方议会选举中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路领先
新华社雅加达22日电
据不完全的材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中爪哇省各县市地方议会的选举中一路领先，所得票数比上次大选时有显著增加。
据雅加达“人民日报”今天报道，在中爪哇省的三宝垅州、吉都州、梭罗州和巴地州，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经获得了一百七十一万九千多选票。
在上次国会选举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这四个州得到了一百六十五万九千多票，在制宪议会的选举中得到了一百六十九万多票。
　
据非官方统计，中爪哇省第1大城市三宝垅的市议会选举的投票总人数是十九万二千多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得到十万一千多票；
国民党二万五千多票；
伊斯兰教师联合会二万零二百多票；
马斯友美党七千八百多票。
按这个投票结果，三宝垅市议会的三十五个席位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可能得到二十席，国民党四席，伊斯兰教师联合会三席，国籍协商会二席，而马斯友美党只得到一席。
另据非官方的最后统计，在中爪哇省第2大城市梭罗的市议会选举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得到八万四千多票，国民党二万八千多票，马斯友美党一万三千多票，伊斯兰教师联合会一千八百多票。
中爪哇省还有两个州和省一级的日惹特别区还没有举行地方议会选举。

埃及第1届国民议会开幕
纳赛尔宣布坚持民族独立政策
遵循国内团结、公正和平、民族主义原则
据新华社开罗23日电
埃及总统纳赛尔22日宣布，埃及在外交政策方面将坚持不参加集团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原则。
纳赛尔在1952年埃及革命以后成立的第1届国民议会的开幕会议上发表政策演说。
他说，埃及的政策是以三项原则为基础的。
这三项原则是：
国内的团结——团结起来积极活动和期待着将来；
公正——寻求公正的和平，不参加两个集团中任何一个集团；
以及阿拉伯民族主义——保卫埃及和阿拉伯的边界的手段。
他在历时两小时的演说中说，由于取消了占领，消灭了封建主义，使政府制度解除了资本的统治，消除了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和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民族陆军，革命已经为健全的民主生活铺平了道路。
纳赛尔在谈到过去五年在国内取得的成就时说，在要分配的八十万英亩土地中间，到现在为止已有二十八万二千六百五十英亩分配给了共有四十六万六千四百九十五人的六万八千七百三十七户人家。
埃及进口的粮食已经减少，出口增加了。
埃及的农业收入已经从1952—1953年的二亿五千二百万埃镑增加到1955—1956年的三亿一千三百万埃镑。
工业产量每年平均增加10％。
在执行五年计划以后，这种百分比将大大增加。
他说，在教育方面，过去五年一共建立了一千二百三十所学校，平均每年建立二百四十七所，而在革命以前的那一年只建立了三所。
今年的教育经费有四千五百万镑，而革命后的第1年是二千六百万镑。
他透露，已经制定了进行阿斯旺高水坝第1期建设工作的计划，这将在五年内完成，费用是六千万镑。
这样就会出现一百万费丹（一费丹合六点三市亩）的新农业土地，另外将把七十万费丹的盆地变为一年四季都能得到灌溉的土地。
这样，埃及国民收入中农业部分的收入会比今天的收入增加不下25％。
纳赛尔还回顾了埃及在面临帝国主义国家压力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它的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他说，这些斗争就是反对企图把埃及拖进军事条约的斗争，反对以色列威胁的斗争，反对武器垄断的斗争，像埃及参加万隆会议所表现的那种维护埃及作为国际实体的权利和在国际事务中担任独立角色的斗争，在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之后对抗经济压力的斗争以及抵抗武装侵略。
他说，埃及已经取得了所有这些战斗的胜利。
纳赛尔说，“不谈万隆会议的任何决议，单单是它的召开就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如像埃及后来曾参加过的布里俄尼会议这样的一些国际会议都是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由万隆会议的决议所促成的。
纳赛尔指出，已经被击退的危险仍然存在。
这些危险是：
一，对叙利亚的攻击，也就是针对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攻击；
二，冻结英镑余额的问题；
三，反对埃及的宣传战；
四，神经战；
五，公然谈论把埃及人民从其它阿拉伯人民中孤立起来，以及努力摧毁阿拉伯民族主义。
他说，埃及是在同时间赛跑，而且它必须赢得这场比赛。

埃及诚心解决运河纠纷
有条件接受国际法院裁决
据新华社23日讯
纽约消息：
联合国7月23日宣布，埃及正式表示同意接受国际法院对苏伊士运河纠纷今后作出的强制性裁决，条件是：
这种裁决必须对争执的双方都起作用，并且不签订特别协定。
据宣布，埃及外交部长法齐已经在7月18日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处，申明上述立场。

埃及革命后第1次国民议会选举
陈伯坚
埃及革命后的第1届国民议会已在7月22日举行就职典礼。
在7月03日和14日举行的投票中，总共选出了三百四十四个议员。
本届国民议会总共有三百五十个议席，有六个议席还没有选出。
这六个议席将在议会就职以后再行选举。
埃及人民把这次选举看作很重大的事件。
因为这是埃及有史以来真正摆脱了外国的统治以后举行的第1次普选。
07月03日投票日晚上，开罗几乎成了不夜的城市，人们直到深夜还在欢庆这次选举。
这次选举组织得相当好，就全国范围来说，选举的进行是平静的，只有少数地方发生了选民冲突事件。
在全国三百五十个选区中共设立了几千个投票站。
每一个投票站有六百到八百人投票，由一个委员会来主持，这个委员会又受选区的委员会领导。
选民在门外排好队，依次进入投票站，以选民证换取选票。
选票上在每一位候选人名字前面印有特定的代表各该候选人的记号，例如骆驼、棕树、月亮等。
在竞选活动中，选民们早已熟悉了这些记号，因此，不识字的人，只要在记号上划一下就可以了，不必请人代写选票。
埃及选举中对候选人资格的限制和审查，曾经引起埃及和外国观察家的争论。
埃及对候选人的限制除了目前在各国政治生活中所习见的以外，还有：
不许前皇族、前党派首领和前政府首脑参加竞选，不许在1952年以后曾经被逮捕、管制以及受过其他若干种刑事处分的人参加竞选。
同时，“民族联盟”对候选人的资格有最后决定权，在候选人登记结束以后，“民族联盟”曾经取消了一千一百多人的候选人资格。
记者曾经同一些在埃及舆论界很有地位的人士谈到这个问题。
他们认为要了解对候选人资格加以限制的背景，必须考虑到埃及目前的国际国内环境。
他们指出，帝国主义者一直在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埃及的民族独立，它们除了用政治、经济压力，挑拨埃及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等等手段外，还企图通过它们在埃及的代理人从内部进行颠覆活动。
埃及的国家政权经过去年反抗英、法、以色列侵略的斗争，证明是巩固的，但是也发现了一些前华夫脱党分子和前穆斯林兄弟会分子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屡次进行旨在颠覆埃及政府的活动。
在竞选运动的初期，某些当时十分活跃的候选人从美国方面获得了巨额的竞选活动经费。
这些人士说，埃及政府不能容许议会选举被反动分子和帝国主义所利用，因此不得不对候选人资格加以限制。
记者曾经参加过几次竞选的集会，这些集会的情绪是很热烈的，常常到半夜以后才散。
候选人本人或他的支持者在这样的集会上发表热情的演说，群众则以热烈的鼓掌和口号来响应他们。
这些竞选集会都谈到候选人在保卫和平事业，在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英法侵略和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斗争中的贡献，都表示要为建设国内经济生活，为中立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国家的团结而努力。
所有的候选人都必须以这些口号来争取选民，这正反映了埃及人民的普遍情绪。
埃及农村中的家族统治是发展农村民主生活的大障碍。
这个障碍不能希望在这次选举中就被破除。
在那里，常常是一两个大家族世袭地控制着农村基层行政职务（称为阿姆达，相当于我国的乡长），他们除了本家族外，还控制着当地农民的经济。
家族的主要人物认为应该选谁，那里的议员就算是已经确定了。
只有在一个选区内有一个以上的家族的情形下，才会有竞选，但这也只是几个家族之间的竞争。
这种竞争有时是很激烈的。
在选举日，上埃及一个选区有十六个人死于两个有世仇的家族之间的冲突。
这两个家族都要求首先进入投票站去投票。
妇女在埃及历史上第1次得到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候选人中有五位妇女。
有两人当选为议员。
妇女当选为议员在所有的阿拉伯国家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许多埃及妇女非常重视他们的权利，某地一个农民要求选举委员会到他家里去接受他妻子的选票，因为她刚生了孩子，不能到投票站来投票。
我们所看到的女选民也都在很兴奋和严肃地行使她们的权利。
但是妇女问题在埃及依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歧视妇女的传统力量还很强固。
许多男子不允许他们的妻子登记，有些妇女自己也受轻视妇女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所以登记的女选民是很少的。
在已登记的女选民中，许多人的选票将投给谁，也受到她们的家长和丈夫的控制。
政府法令对男女选民的要求也不同。
男选民不参加投票要受罚，女选民不参加投票不受罚。
我们参加过女候选人齐萨·娜巴拉薇的竞选集会。
她是国际民主妇联的副主席，埃及妇联主席。
她从事社会活动三十多年，在埃及和国际上都很有威望。
她的选区在老开罗，这是传统观念最浓厚的地区。
齐萨·娜巴拉薇的支持者讲话的时候，有人无礼嚷叫说，按照我们的传统，女人只能算是半个人。
一位妇女起来发表演说，驳斥这种说法，她激动得脸孔通红，身子倾向听众，几乎把麦克风推倒。
别的支持女候选人的人讲话时，反对者、歧视妇女的人在会场吵嚷不休，这个集会几乎无法继续下去。
这个有近千人参加的为女候选人竞选的集会，却只有不到二十个妇女在场，有些女人躲在场外或附近楼房的阳台上，不肯进来。
尽管在这个选区有很多人很爱戴齐萨·娜巴拉薇，但是她还是落选了。
从一个选民的谈话可以看出传统观念的强固，他说：
“齐萨是好人，但我们不能选她，因为她是个女人。”
埃及国民议会选举胜利地完成了。
这里的观察家认为：
未来的国民议会不会使埃及的内外基本政策有任何重要的改变。
即将组成的国民议会将是埃及在革命后的政治生活中前进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埃及人民的民主生活将逐步发展并健全起来。

捐税是美国工人最大开支
美国的一个研究税收的机构说，每周工作五天、工资为八十五美元的美国工人，每星期要用一天半多一点（十二小时半）的劳动来支付各种税收。
据这个机构的统计，生活各方面需求所需的劳动时间分配如下：
食物——八小时十五分；
房屋——七小时；
交通——三小时半；
衣服——三小时；
医药——二小时；
文娱——一小时四十五分；
其他——二小时。
（新华社）

杜勒斯为美国阻挠裁军辩解
重弹依靠核武器的“威慑力量”老调
据新华社23日讯
华盛顿消息：
杜勒斯7月22日说，美国认为，保证废止核武器是行不通的。
杜勒斯这一天就裁军问题向全国发表了一篇“澄清态度”的电视演说。
他表示，美国的出发点仍然是在战争中有可能使用核武器，美国仍然要依靠核武器的“威慑力量”，因此，核武器试验也必须继续进行。
杜勒斯企图把苏联在会谈中提出的建议说成是“完全行不通的”，而为美国自己阻挠达成真正裁军协议的态度辩护。
杜勒斯说明美国目前提出的四点建议是：
一、美国建议建立一种视察制度。
美国准备接受对它在北美的全部领土的视察，以视察苏联为交换条件。
美国也准备考虑建立有限的能够逐渐扩大的地区，例如，一个初期的地区可以包括北极圈以内的地区和阿拉斯加及阿留申群岛，以及东西伯利亚、堪察加半岛和千岛群岛的相应部分。
二、美国建议在原子核方面采取一个三重行动。
杜勒斯说，美国“并不建议消灭核武器，或者消除使用这种武器的可能性”。
三、美国准备着手裁减和调整非核军备和武装部队，建议把苏美两国军事人员限制为各不超过二百五十万人。
四、建议拟定制度，“保证”把“太空导弹”完全用于“和平和科学目的”。
杜勒斯说，美国建议采取的这些“开端”步骤是“有限制的”，要再进一步采取裁军步骤就要取决于解决政治问题。
他说，“军备限制方面的研究和政治解决方面的研究必须一道进行。”

美一记者著文说
美国没有言论自由
新华社23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22日讯：
美国“爱国者新闻报”记者奈特在一篇文章中说，资产阶级宣传机关大事吹嘘的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在美国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人们一直在谈论言论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只不过是历史上的装饰品而已。
奈特说：
“人们不敢说出他们的心里话，……人们害怕他们的意见被人家知道。……他们知道，他们的意见被人知道后将产生什么结果。”
作者指出，普遍的美国人特别害怕谈论苏联或者谈论共产主义，因为人民害怕所谓的调查（这里指的是，美国形形色色的委员会所进行的极端残酷的“调查”，被调查者会受到罚款、坐牢、迫害等遭遇）。

美国一刊物要杜勒斯下台
指斥他敌视中国的演说是胡说八道
新华社23日讯
旧金山消息：
海运周刊“太平洋装货人”22日在社论中要求国务卿杜勒斯辞职，因为他最近在旧金山发表的演说中重申他拒绝同中国建立贸易和文化关系。
这家杂志说，“不幸的是，美国为杜勒斯和国务院反华集团的其他人所缠住了，这一点大大有害于我们在东方以及在全世界的外交行动。
唯一的解决办法看来是：
杜勒斯先生或者为他制订政策的集团必须下台。”
据“太平洋装货人”说，杜勒斯在旧金山发表的演说在不了解情况的人士听起来“很好”，但是在了解情况的人士听起来就是“胡说八道”了。
例如，杜勒斯认为不同中国进行贸易会有助于使中国很快垮台。

赌徒的“勇敢”
袁先禄
一些“欧洲运动”的支持者正在赞扬法国的“勇敢行动”。
因为，法国国民议会经过一星期的激烈辩论以后，已经在7月09日以三百四十二票对二百三十九票批准了西欧“共同市场”条约。
什么叫做勇敢？
人们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释。
一个赌徒自己的全部财产在赌桌上孤注一掷，在某些人看来这也算得是“勇敢”的。
法国批准西欧“共同市场”条约，如果算得是“勇敢”，大概就是这种意义上的。
法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政论家杜维歇就说法国接受共同市场“带有赌博的性质”。
甚至布歇—莫努里总理也承认，法国参加“共同市场”是“冒着很大危险的”，也就是赌博的意思。
可是严重的是在这场赌博里，赌注是法国的民族利益，而赌赢的可能甚小。
在“共同市场”的六个成员国中，作为法国主要对手的是西德。
现在牌还没有开，但是输赢已经不难预断了。
因为，决定这场赌博的输赢的不是别的，而是对手之间经济力量的对比。
法国工业设备比较陈旧，产品成本一般要比西德高10％到15％。
长期以来，尽管法国采取了各种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的措施，对外贸易仍然经常逆差，最近情况更是十分严重。
外汇奇缺，负债累累。
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已经动用，法郎的地位在风雨飘摇之中。
如此经济，一旦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流通，在实力雄厚的西德垄断资本的压力下，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那么，法国为什么又甘冒危险呢？
有一种聊以自慰的解释就是布歇—莫努里在要求国民议会授权他当总理的那次演说中所说的：
在一年半以内，“法国就一定已经恢复了它的货币的稳固性和一种竞争力量很强的经济，这种经济足以毫无危险地、毫不沉默地应付共同市场的初期”。
但是，只要看看过去一年半时期里法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就可以看出，这种解释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谈而已。
外汇亏空共达十八亿美元。
外汇储备减少到不足公认最低安全水平的一半。
财政赤字远超过一万亿法郎。
通货膨胀到了严重的程度。
这就是这一年半的纪录。
并不是摩勒政府没有想尽办法，而是因为法国经济的积疾已深。
布歇—莫努里上台后的一些经济措施表明，他并没有脱出摩勒政府的窝臼，而阿尔及利亚战争还要加紧进行。
如何能设想，在今后的一年半时间里面，法国经济的痼疾就会霍然而愈？
可是话要说回来。
“共同市场”的建立对法国一些大垄断资本集团说来还是有利可图的。
例如：
成员国之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便于他们降低工人的工资和社会福利；
经济竞争的加剧，便于他们加速并吞中小企业；
还可以借外国的资金来开发非洲的殖民地，等等。
他们财迷心窍，就不惜把民族利益作孤注一掷。
甚至在法国资产阶级内部，对于这样一场赌博，也有人严重地感到不安。
法国“展望”周刊在评论“共同市场”条约时，就忧心忡忡地提醒人们回忆一下过去希特勒提出的摧毁法国工业和并吞法国领土的计划。
这并不是杞人忧天的想法。
拿法国民族利益进行赌博的那些法国绅士们也曾想到赖伐尔的道路么？

阿拉伯联盟秘书长
促各成员国支持阿曼起义
新华社开罗23日电
据“共和国报”7月22日报道，阿拉伯联盟秘书长哈苏纳正在同这个联盟的各成员国政府进行接触，以促使它们在阿曼民族主义者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给予阿曼民族主义者以支持。
哈苏纳在7月22日同阿曼驻开罗办事处主任赛义德·穆罕默德·瓦尔提会谈了关于阿曼发生民族起义的最新消息。
在这以前，阿曼教长驻开罗的办事处7月21日晚上曾经发表声明说，阿曼的民族主义者已经取得了对英国人指挥的马斯喀特苏丹的军队的优势。

阿曼
阿曼，又叫马斯喀特和阿曼，是由马斯喀特苏丹国和阿曼伊斯兰教长国组成的。
它位于阿拉伯半岛的东南端，靠近波斯湾的入口处，东临阿拉伯海；
西与阿拉伯大沙漠接壤，西北和特鲁西尔阿曼相邻。
面积有二十一万二千多平方公里。
首都是马斯喀特。
人口约五十五万，大部分是阿拉伯人，信仰伊斯兰教，也有不少俾路支人、西印度人和黑人。
阿曼的地形包括三种地区：
沿海平原、山脉地带和高原。
山岭一直延伸到海边。
境内没有铁路，联系着沿海各城镇的汽车公路约四百公里，与内地连系则依靠骆驼队。
阿曼的气候非常炎热和干燥，内地温度的变化相当大，雨量很少。
阿曼的经济很落后，只有一些原始的手工业生产。
沿海出产大枣，在沙漠地区的游牧部落则饲养骆驼。
阿曼是一个古国。
由于它位于波斯湾入口处，占据重要的地理条件，它很早就引起了殖民者的注意。
远在1508年，葡萄牙人便侵占了沿海的马斯喀特一带。
1650年，阿拉伯部落趁英国在波斯给予葡萄牙人重大打击时，推翻了葡萄牙人的统治，建立了亚里巴王朝。
十八世纪三十年代，阿曼被波斯人征服。
到了1741年，系出也门王族的阿哈默德·赛义德赶走了波斯人，建立了对阿曼的统治权。
十八世纪末，阿曼成了英法争夺的目标。
1798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阿曼政府签订了第1个条约，英国取得了在阿曼建立企业的权利。
在1839年和1891年，英国强迫阿曼签订了奴役性的条约，巩固了对阿曼的控制，排挤了法国势力。
1939年英国与阿曼签订了“友好、通商和航海条约”，1951年又签订了“友好”条约，肯定了英国在阿曼享受了一百多年的各种特权，阿曼变成了英国的保护国。
殖民者对阿曼的侵略和掠夺，引起了阿曼人民的坚决反抗，早在十九世纪末叶，阿曼各部落就发动过大规模起义。
1913年在阿曼境内成立了独立的阿曼伊斯兰教长国，以尼兹瓦为首都，不承认英国的统治。
1920年签订了萨比卜条约，马斯喀特苏丹国承认阿曼的独立。
但是，1955年12月英国指挥马斯喀特苏丹军队侵入阿曼伊斯兰教长国，占领了尼兹瓦和其他地方。
阿曼伊斯兰教教长加利布·阿里不得不从尼兹瓦逃走，但他坚决拒绝了英国的最后通牒，宣称将永远保卫自己的国家，并要求其他阿拉伯国家支持他把英国殖民者赶走。
在英国支持下，马斯喀特的苏丹建立了对阿曼伊斯兰教长国的统治。
此后，当地人民多次袭击英国飞机场，反对英国的统治。
1949年，在阿曼伊斯兰教长国东北的布赖米绿洲附近发现了丰富的石油矿藏。
由于阿曼和沙特阿拉伯在布赖米地区没有明确的边界，布赖米绿洲的主权问题一直未获解决。
英国以阿曼“保护国”的身份企图占有这个地区，而取得了沙特阿拉伯石油开采权的美国也非常垂涎布赖米绿洲的石油资源，因此，它积极支持沙特阿拉伯取得布赖米绿洲。
在过去，英国屡次指使马斯喀特苏丹进犯阿曼，就已反映了美英石油垄断集团争夺石油的矛盾。
（胡真）

阿曼起义者几乎控制全部领土
英国指挥的马斯喀特苏丹部队被击溃
据新华社23日讯
据法新社7月22日援引贝鲁特英国人士的话说，支持阿曼教长加勒布·阿里的武装起义者已经控制了差不多全部阿曼领土。
他们击溃了由英国军官指挥的马斯喀特苏丹的军队，并且俘虏了几个当地官员。
据巴林方面得到的消息说，起义者已经切断了通往奥达伊巴机场的公路，这个机场是伊拉克石油公司的分公司——阿曼石油开发公司的活动的供应基地。
目前正在为这个公司进行工作的一支英国石油勘察队，也已经被切断了同马斯喀特总部的正常陆地通讯。
起义者已经控制了马斯喀特同内陆布赖米绿洲之间的贸易通道，这是沙特阿拉伯到阿曼和邻近的特鲁西尔阿曼各地的贸易中枢。
同时英国正在积极部署准备镇压阿曼的起义者。
一连“凯麦隆高地人”的英军正在波斯湾沙雅基地上准备着，等待受命去阿曼镇压。
塞浦路斯的尼科西亚方面英国皇家空军发言人22日宣布，已经把“少数”空军运输机置于阿拉伯半岛地区的英军司令辛克莱的指挥之下。
他说，这些飞机是从塞浦路斯和伊拉克的哈巴尼雅现有的英国空军运输机中调到亚丁去的。

阿曼起义闹得英国手忙脚乱
英驻美大使怨美国挖墙脚
本报伦敦22日电
阿曼部落人民武装起义引起了英国政府的严重焦虑。
英国军队已在波斯湾沿岸积极进行部署，准备镇压起义人民。
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7月22日在下院宣称：
英国已同意“援助”阿曼（马斯喀特）苏丹；
当地的英国当局，已受命有“在某种限度内采取军事行动的自由”。
他并说：
英国军队已采取小规模的“警戒行动”，因为“叛乱分子显然从外界得到援助，所以我们援助（马斯喀特）苏丹是非常应该的。”
据英国报纸报道：
英国皇家空军的运输机并已于22日晚飞到怯尼亚基地，准备把该处的部分英军，运往阿曼。
来自华盛顿的报道说，英国驻美大使卡西亚在19日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向杜勒斯明确表示：
英国决心粉碎一切企图剥夺它在盛产石油的波斯湾的传统利益的阴谋。
另据伦敦“每日快报”报道，英国大使并指责美国通过沙特阿拉伯，以美元和武器支持叛军。
从7月22日开始，英国报纸纷纷表示了所谓“保卫中东利益”的决心。
“每日邮报”的社论说：
“现在对英国来说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迅速地坚决地以决定性的行动来保卫它的广大的重要利益，这可能是我们在中东的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放弃了这个机会，我们就再也不会留下什么东西了。”

摧毁右派分子在北京大学的据点
刘群、周定舫、江淮
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小集团——“百花学社”“广场”，这个一班人马，两个招牌的组织，经过月余的反右派的斗争，他们的阴谋被揭露出来了。
受蒙骗的人逐渐觉悟过来；
中间的群众都擦亮了眼睛，看清他们这一小撮右派分子所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
这个集团内部已经开始分化，许多右派分子缴械投降。
政治阴谋
他们这个小集团，一开始就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他们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他们的目的是：
以北京大学为据点，通过刊物、社团，同全国高等学校的右派分子建立联系，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火，放到全国各高等学校去，然后蔓延到中学，把学校搞乱，再把这火放到工厂、农村。
用右派分子的话说，他们是“团结孤军作战”的右派分子，所谓“民主战士”们，“进行长期斗争”，并“通过刊物来领导学生运动”，他们声言要“把发言权夺过来”，办和“党中央观点不同的刊物”。
“广场”这个反动刊物还未组织之前，早在5月29日，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王国乡、崔德甫等和中国人民大学右派分子林希翎密谋商讨关于出版该刊物的组织、性质、目的和对当前情况的估计等问题。
他们给自己确定了任务：
“我们要走在前面，我们是点火人，我们要好好领导运动，我们启发群众”。
新社会的垃圾堆
正当学校党委有计划有步骤进行整风的时候，这个反动小集团“广场”，公开冒了出来，这时右派分子把重心从“百花学社”转到“广场”上来。
他们把所谓“民主战士”都集合起来了。
“广场”成为全校右派分子的大本营。
“广场”编委会是由“百花学社”、“百花坛”、“自由论坛”张（元勋）、沈（泽宜）诗派联合组成的，是右派分子的大联合。
参加“广场”编委会的十五个人，都是全校著名的右派分子。
右派分子谭天荣、许南亭虽名义上没有在编委会里，但他们积极参加“广场”的工作。
反动小集团“广场”的核心分子是些什么人？
这十五个人，他们是被宽大释放的反革命分子刘奇弟；
是两次潜入女浴室，因偷盗被判八个月徒刑，刚刚刑满的李燕生；
是共产党叛徒龙英华；
是一贯盗窃书籍的李亚白；
是抗美援朝前线的怕死鬼——逃兵，到处造谣的叶于泩；
是破坏参加军干校、散布反动言论和被开除团籍和有杀兄之仇的张元勋；
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陈奉孝……。
这些自封为“民主战士”的人，从他们的家庭出身来看：
出身于地主、官僚、资本家家庭的就有十一人，占百分之七十五。
这些人在解放前，大多数生活在上层社会，高人一等。
解放后，在历次社会改造等运动当中，他们的父兄大部是群众斗争、改造的对象。
这十五名右派分子中，有百分之四十的直系亲属被人民法院判刑、处死，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仇视党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
他们的行动纲领
右派分子核心组织“广场”编委会形成以后，他们还制定了统一行动的反动政治纲领。
在“广场”第1次筹备会上，确定了十四条纲领。
这些纲领彻头彻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他们的斗争纲领是“逐步把中心移到探讨三害的根源，使大家明确认识，问题不单是作风，而是牵涉到国家制度。”
“要争取舆论自由，彻底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权利，有了自由的舆论，它就可以从容说理，造成社会压力，迫使保守势力退却”。
“取消出版的检查制度，允许私人办报刊，否则鸣放的方针就没有物质保证”。
他们的纲领还规定，“为了逐步实现以上计划，必须使自己的社团成为当前运动群众的核心。
为此，应该通过各种形式扩大影响，此外配合以辩论会、讲演、讨论会等活动方式，想逐渐把影响扩大到校外去。”
右派分子们根据当时学校的情况，提出：
“应该关心同学们提出的迫切问题，应采取尖锐严谨的态度，应使社团成为长久性的组织”。
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选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作为他们进攻的总的目标。
他们所以特别强调要“逐步把中心移到探讨三害根源”上去，“明确这是国家制度”问题，目的就是妄想用这个来否定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
他们还特别强调：
“争取舆论自由”，“彻底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权利”，“取消出版检查制度”，等等，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打着“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幌子，以达到这些右派分子以及被人民剥夺政治权利的反革命分子有乱说乱动的自由以后，以便“造成社会压力，”迫使共产党“退却”。
“广场”的反动活动
“广场”出版后，右派骨干分子就把重心从“百花学社”转到了“广场”的编委会，并且结集了更多的右派分子。
“广场”编委会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出版刊物的机构，而是一个右派分子反动小集团的核心组织，“百花学社”实际上已成为它的外围组织。
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阴谋，贯彻他们的行动纲领，这些右派分子除去分别的贴大字报、演说、参加辩论、开“哲学讲座”、向各地寄发宣传品，进行反动宣传以外，更以“广场”作为主要的进攻阵地，并以它的组织名义，在校外开展活动。
“广场”的编委们，首先就在校内积极地活动起来。
他们声言“广场”是全校学生自己的刊物，是“反教条主义”的刊物，来骗取学生的支持。
他们举行了许多次的秘密会议，商讨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计划。
“广场”主编张元勋说，“有了刊物就好办了，可以向他们开炮了。”
副主编王国卿说，“刊物要发行全国；
把火点到全国各个角落。”
可是，右派分子的美妙计划没有实现，同学们看到了“广场”的目录以后，就识破它的反动面貌。
在同学们的反对下，它不得不改名为“北大民主墙选辑”出版。
第1期“广场”的稿子虽是从“民主墙”上的大字报里选出来的，但它每字每句都是在反动的毒汁里浸过的。
到处点火，到处碰壁
“广场”编委们于在校内进行阴谋活动的同时，还计划在“6月份发动全国人民向人代会请愿，上街搞匈牙利事件”。
为了实行他们的计划，除去进行文字的、口头的宣传以外，还秘密进行一些组织活动。
他们与北京各院校的右派分子，进行广泛的联系。
“广场”主将之一陈奉孝去北京师范大学同该校的“苦药”、“底层之声”两个反动小集团联系，指示他们只反对学校党委，是“气量太小，眼光短浅，以后应当搞大问题，挖苦根”。
接着，这两个社团的负责人就到北大取去了反动宣传品，企图搞垮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刊，掌握广播台，出刊物。
他们还策动在北京地质学院和石油学院的右派分子，成立了“百花学社支社”的组织。
“广场”一手扶植的地质学院右派头目韩鸿鹏，一直声称要杀完所有的共产党员。
右派分子为了在天津扎根，6月02日，谭天荣等六人，冒充“北大访问团”名义，前去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学院等各院校点火。
除此以外，他们还异想天开地把他们自己写的七篇反动文章，编成“民主接力棒”，广泛地散发到全国各地高等学校中。
右派分子所有这些行动，效果都与他们的打算完全相反。
他们到处碰壁。
地质学院、农业机械化学院等校学生看到他们的反动活动，非常愤慨，派了代表到北京大学去揭发。
谭天荣等在天津南开大学和师范学院学生面前讲不几句话，大家就看出了他们的右派分子的真面目，将他们轰下台去。
天津大学机械系四年级学生王大齐，当初受了他们的迷惑，在提高觉悟后，就来北京大学揭发谭天荣的阴谋。
收到右派分子反动宣传品的学校，也都纷纷给北京大学写信，对谭天荣提出抗议和批判。
北京印刷一厂工人发现了“广场”的反动言论以后，马上就拒绝排印，并且和右派分子张元勋、沈泽宜、张景中等人讲理。
这些右派分子怎么能讲过工人呢？
只好胡赖，说那不是反动言论。
可是，那是赖不掉的！
工人们坚决不排印“广场”，让他们碰了一鼻子灰回去。
对外的复杂联系
“广场”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的联系也是经常的、频繁的。
他们经常到中国人民大学右派分子林希翎那里商量。
林希翎在“广场”成立前，曾指出“谭天荣和刘奇弟没有威信”，不能担任编委，主张“另发现一些隐名能人。”
“广场”副主编崔德甫曾到谭惕吾家里向林希翎汇报“广场”的情况。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林希翎责备“广场”编委为什么把她和“广场”的关系明确化。
另一条线是通过“广场”的积极支持者许南亭联系的，许南亭的父亲许汉三是章乃器的亲信。
许南亭得到的一些秘密报告和秘密文件，都在“广场”的秘密会议上进行传达。
06月05日上午“广场”编辑部贴出“救救孩子，广场在难产中！”
的煽动性大字报，说“广场”有困难，要求同学们贷款、捐款或交订费给他们。
就在同一天上午，他们又派人去九三学社找副秘书长王之相要求捐款。
这里有一段对话，非常引人深思。
王之相说，“如果党委捐一块钱给你们，我们可以捐一千元。”
他们说，“我们早就有钱了，你们捐多少没有关系，主要是希望你们支持。”
接着，他们又表示纸张、印刷问题都已解决。
而“救救广场”不过是一个烟幕，使人们不去追究它的经费问题。
这个反动集团的经费是很宽裕的，从他们的一张支出表中可以看出：
到天津去宣传花去一百元，油印传单一百元……共计支出一千七百多元。
而谭天荣从天津回来以后，曾写信给“广场”，要求拨给他“个人活动经费”。
经费的来源，据张元勋初步交代，陈奉孝曾先后掏出了七百多元，这些钱都是“校外朋友”用挂号信汇给陈奉孝的。
这些“校外朋友”是什么人呢？
是必须搞个水落石出的。
全线反击
右派分子反动小集团“百花学社”、“广场”的反动活动，遭到广大同学们的反击。
从6月中旬对它展开批判以来，各种大会小会天天在进行着。
经全校学生的揭露和批驳后，它们开始分化和“退却”。
06月23日，“百花学社”举行了社员大会。
会上，谴责了谭天荣、刘奇弟等人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当场，就有洪允楣等几个社员联合发表了退社声明，表示坚决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线。
“广场”编委会也曾贴出一张“解散广场”的大字报。
但是，右派分子们却在耍两面派手法。
就在他们宣布“广场”编委会解散的第2天，这些“编委”们就在昆明湖上、在海淀酒店接连召开了秘密会议，并作出三条决定：
一，沉默；
二，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
三，下学期开学后再干。
这些右派分子坚守“攻守同盟原则”来进行顽抗。
但在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面前，他们的攻守同盟又连续被击破。
右派骨干分子沈泽宜，已在20日全校学生的批判大会上，作了检讨交代，向人民请罪。
有的右派骨干分子，也纷纷表示悔过。
这个嚣张一时的反动小集团虽然已经分化，但是还有不少右派分子顽抗。
广大学生正在进一步展开批判，来彻底打垮右派分子在北京大学的据点。

谁是“五四”精神的真正继承者？
北京大学副教授　汪子嵩
北京大学许多同志对以反动小集团“广场”为中心的右派分子进行了系统的揭发和批判，大家已经可以看清楚他们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面目，他们的反动组织活动，以及他们的所谓策略和理论。
这些右派分子把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说成是继承五四运动的所谓民主运动。
他们说：
“这次民主运动，主要是一次群众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争取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运动。”
我们现在来看看，经过这两个月时间，历史究竟证明了些什么东西呢？
首先要指出，右派分子打着爱护党、帮助党整风的旗子，说他们自己是帮助党整风的积极分子，说他们的活动是帮助党整风的“民主运动”。
然而，大家都还记得，北京大学从整风开始以来，5月初起党委会召开扩大干部会，许多老教授热烈地对党提出意见。
在同学里面，从5月19日开始，最初的几张大字报虽然是右派分子贴的，但从此以后，这两个月来，在同学里面，不但有各种各样数以千百计的大字报，也举行了各种各样的辩论会、报告会与思想批判会，也出版了许多刊物杂志，开始了一个热烈的思想斗争的运动。
在这两个月里，各种意见按其性质可以分为三种：
一、积极善意对党提出意见，帮助党整风；
二、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
三、坚决保护党和社会主义，向右派反击。
现在我们分析一下：
第1类，这是运动开始时极大多数同学通过大字报与座谈会所发表的意见。
他们的态度是善意的，他们的意见极大多数是正确的，纵然有一些不完全符合事实，甚或有些偏激情绪，但他们的态度是善意的，党感谢他们提出的意见，一定虚心听取，并且根据其中正确的意见来改进党的工作。
这是极大多数同学的意见，这是整风运动的一部分。
第2类，是一小撮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向党进攻。
他们表面上说是帮助党整风，实质上却是想反对党，搞垮党的领导。
他们用各种谩骂污蔑党，说党统治得比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美合作所还坏，把党中央描写成漆黑一团，变成保守分子把持的集团。
他们把党员都说成是三害分子，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把靠近党的积极分子说成是特务、投机分子，没有良心的人。
这难道是爱护党的表示吗？
他们在“广场”发刊辞上自己也承认他们的活动已远远超出了党内整风的范围。
原来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党和社会主义。
只是因为党和社会主义在我们国家里如此深入人心，在平时，他们这一小撮人是不能公开来散布这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的，因此他们利用整风运动来混水摸鱼，达到他们的反动目的。
上面所说的第3类，那是在党提出了向右派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反击之后，极大多数同学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反击右派，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广大同学积极努力，已经取得了初步的伟大的胜利。
右派分子企图利用整风运动来达到他们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目的。
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却妄想将我们广大同学的活动都包括到他们的活动里面去，来一个好的坏的混淆不清，是非不明。
但是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极大多数同学自始至终站在党的一边，开始时响应党的号召，善意地帮助党整风，后来又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反击右派的斗争，所以我们极大多数同学都站在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一边，与他们这一小撮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态度正是截然相反的。
我们必须与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活动坚决区别开来，划清界限。
几乎每一个右派分子都说他们自己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民主”，好像我们的新社会，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并不给人民民主，所以要他们这一小撮人出来“争取民主”，好像只有他们才比共产党，比广大的人民群众更懂得民主，更热爱民主。
他们把自己打扮成为“民主战士”，争民主的英雄。
可是事实究竟是怎么样呢？
我们大家都还记得，解放以前，在我们的国家里，只有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和官僚买办阶级，是有民主权利的，是有自由的。
那时候广大的工人阶级受尽压迫与剥削，没有民主和自由；
几万万农民生生死死受着地主的残酷剥削，当然没有民主；
那时候，爱国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民主，诗人闻一多就是为了争取民主，而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暗杀。
那时候的青年学生没有一点民主与自由，只要你主张真理，你就有被特务跟踪，就有失踪的危险，集中营里用残酷肉刑折磨着我们青年同学，北大女同学可以被美国兵任意强奸，广大的同学经常挣扎在饥饿线上，时时有失学的危险，因此我们被迫一次又一次地举起争民主、反迫害的旗子来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无数青年同学流了汗，流了血。
那时候，由于美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反动派勾结压迫，甚至连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没有民主。
所以那时候，只有一小撮反动分子有民主有自由，而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民主，没有
自由。
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三十多年的革命斗争，取得胜利，中国人民才真正翻了身，才取得真正的民主自由，现在情况已经完全改变过来。
几亿农民挣脱了几千年的压迫，工人阶级摆脱了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取得了真正的自由，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与民主人士也才取得真正的自由，青年学生自由地、幸福地学习和生活着。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六亿人民真正翻身作了主人。
当然，对于有一些人，我们不能给他们民主。
这就是反革命分子，被打倒的地主阶级和其他反动分子，我们不能给他们“民主”，还有些人有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与行动，我们也不能给他们“民主”，因为这是和广大的人民利益相违背的，如果给他们以“民主”，那就是给广大的人民群众以不民主，这道理是很清楚的。
所以在我们的社会里，极大多数人民享受了真正的民主与自由，只有少数反动分子没有“民主”，这原是很清楚的，也是完全合理的。
但是这一小撮右派分子，却口口声声说我们的新社会是不民主的，说这个社会压制了他们的民主。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一小撮右派分子，他们大都出身于地主、国民党官僚军阀、资本家家庭，有些是已经被消灭了的反动阶级，有些是正在被消灭的没落阶级，他们的许多近亲，他们的父亲、哥哥和亲属，在历次社会改革运动中被镇压、被批判、被斗争过，他们自己，很多在解放以来都有一贯的反动言论和行为，他们对社会主义原来是一直心怀仇恨。
这样的人，他们感到这个社会不民主，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我们为什么要给这样的人以充分民主呢？
从北京大学学生中，这些右派分子的阶级出身、过去历史，更主要的是他们现在的思想、感情、言论与行动，可以看出他们是站在地主、反动派以及正在被消灭的一切没落阶级的立场上，对党与社会主义有深切的仇恨，他们所谓要争的民主，不过是要为这些没落的、死亡的阶级来向我们争民主，所以他们才会想到这个社会民主不够，他们被窒息了。
这就是他们所谓“民主运动”的实质。
当然，剥削阶级，特别是已经死亡的阶级，从来不敢把他们自己的观点公开出来。
他们总是用各种各样的假面具来掩饰着。
但是狐狸尾巴终究是藏不住的。
右派分子龙英华说，要给地主以选举权，原来他是为地主争民主。
他又说，只要给资本家摘掉帽子，那么社会主义民主就扩大了。
原来只要将现在还在拿定息即还在剥削工人的资本家算作不是剥削，就是龙英华所要求的扩大民主。
刘奇弟把反革命分子胡风说成是“忠臣”，是“贤良”，他要为他喊冤，原来他们所争取的就是给反革命分子以自由以民主。
谭天荣说，我们现在的反右派斗争是“三害分子向民主分子的进攻”，原来他们所说的“民主分子”就是校内外这些右派分子。
怪不得严仲强要把右派说成“左”派。
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看，革命是左派，反动是右派，站到反动的立场上看，革命就是右派，反动反是左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他们看来就是民主分子，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原来这一小撮人所要争取的民主，是为已经死亡的地主阶级争民主，是为正在消灭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争民主，是为反革命争民主，是为帝国主义向我们争民主，是为他们的反动思想，反动言论争民主。
因为他们是与社会上右派分子有所勾结，并且为那些人所利用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原来他们还在为反动的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黄绍竑、谭惕吾之流争民主，为他们争领导权。
这就是他们所要争取的民主，这就是反动、没落阶级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民主。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以“广场”为中心的右派分子所要争取的民主的阶级实质就是如此。
由于他们的阶级立场和我们的不同，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更民主。
蒋兴仁说：
“美国、英国民主有充分讨论竞争，有辩论与不信任票是真民主”，而污蔑我们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民主”。
他们甚至也唱起，我们的社会主义是经济上民主，而政治上不民主这样的调子。
我们知道这是早已唱了几十年的陈词滥调，从反动派胡适起一直到解放前走第3条道路的人，像现在的右派分子罗隆基、储安平、钱端升都早已唱过这调子，在中国人民面前也都早已破产了。
美国人民真的有民主么？
广大的美国人民要求停止氢弹试验，广大的美国人民反对杜勒斯的对华政策，这些人民的意志实现了没有？
英国人民有民主吗？
当艾登将他们拖向侵略埃及的战争时，尽管英国人民反对，可是他们的意志实现了没有？
我们的党和政府在决定每一个重大的政策时，都广泛地征求人民的意见，取得人民同意的。
究竟那一个是形式的民主？
那一个是假民主，那一个才是真民主呢？
没落阶级总是多方设法掩饰他们的真正目的的。
以“广场”为中心的右派分子一个最迷惑人的手法，就是他们说现在民主不够，要扩大成为所谓“真正的民主”，也就是所谓绝对的民主。
照他们说来，在那样的民主里，任何人的个性都可以自由发展，不受拘束。
任何人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丝毫不受限制。
在一个社会里，人与人共同生活，共同劳作，就一定要让个人的一些利益服从集体的利益，就一定免不了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就免不了要受限制。
在将来阶级完全消灭了的社会里，也一定如此，更何况现在阶级还没有完全消灭的时候，更不可能有这样的“民主”。
这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空想。
因为它投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所以能迷惑一部分没有实际斗争经验的青年学生，所以一切修正主义者都运用绝对民主的口号，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有集中领导的民主，反对对敌人专政的民主。
这种修正主义的反动性是很明显的。
这些口口声声要求个性解放，要求每个人都有充分民主自由的人，究竟是不是主张真的这样的民主？
这只要看他们这两个月来的行动就可以知道，一个人是否说谎话，行动是最好的证明。
我们举几个例子，整风开始，他们大喊大叫，凡是与他们有不同意见的，一概骂为教条主义，谭天荣把别人都骂成白痴。
开起辩论会来，如果由他们主持会议，他们就决不让与他们意见不同的人发言，甚至让自己的人坐在台前，扣留别人要求发言的条子，以此来控制会场。
轮到他们发言时，什么规则都不遵守，随便骂人，拉长时间，捣乱会场。
自己说完话，别人提出批评时，他们马上退出会场。
这里有丝毫民主作风吗？
他们要求民主，而他们自己的行动，却并不民主。
至于打人骂人，偷窃、妨碍公共秩序等，都是大家知道的。
这是什么民主啊？
这是所谓“民主战士”的行为吗？
从这里我们能嗅得出一些民主气息吗？
一个人的行为是对于他最好的判断。
他们这些人实在才是真正的民主的敌人。
他们是社会上的渣滓，是青年中的败类。
由此可见，虽然有些青年同学上了他们的当，以为他们的动机是好的，是为了争取更美好的社会制度。
大家说穿了，还不过是他们骗人的幌子。
他们所说的绝对民主，不过是利用青年同学小资产阶级心理来迷惑人的幌子，难道还不清楚吗？
他们所要争取的不过是像上面所说，是反革命、地主、资本家以及狂妄自大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民主，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民主，他那里是为广大人民群众争民主呢？
这就是他们所谓“民主运动”的真正面目。
右派分子们说，他们是继承五四精神的，这是对于五四运动最无耻的污蔑。
谁都知道，五四运动是一次革命运动，是要将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转变为康乐富强的新中国的一次革命的启蒙运动。
五四运动虽然是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发起的，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了，知识分子只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改造自己，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达到救中国的目的。
这就是五四的精神与传统。
五四以后四十年来，一代代青年学生都为这个目标而奋斗，流过血与汗。
现在我们学校里有各个不同年龄的教师，他们参加过各个不同时期的学生运动，但是我们摸索出来的共同结论只有一条：
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建设新中国。
这是一条唯一的康庄大道。
我最后告诉这些右派分子们，在中国，资产阶级从来没有领导过民主运动，民主运动大旗是一直由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高举着的，谁要想来篡夺这面大旗，必然只能是碰得头破血流，自取灭亡。
亲爱的青年同学们，只有热爱社会主义和热爱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才是五四精神真正的继承者。
在这次反击右派的斗争中，我们极大多数青年同学，都能站稳立场，坚决保卫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坚决与这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作斗争，事实证明了我们极大多数的青年同学是经得起阶级斗争的考验的。
他们无愧于他们的前辈，无愧于历次学生运动的前辈！
所以只有他们才是五四精神的真正继承者。
反右派斗争还只取得了初步胜利，我们还要继续前进！
右派分子不但不是民主的战士，而是民主的敌人。
这两个月来，我们看得很清楚：
是谁阻碍了我们党的整风运动顺利前进，是谁阻碍了我们民主生活继续扩大？
不是别人，正就是这些右派分子，正就是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言论与行动。
为了民主，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让我们继续奋斗，继续前进吧！
让我们坚决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迈步前进！

“一路哭”不如“一家哭”
　克约
目前，不少右派分子在遭到反击和围攻时，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逃避，伪装，争取同情。
甚至有的右派分子阖家痛哭，企图博取人们的同情。
一些软心肠的人们对此分辨不清，寄予怜悯，觉得反右派的斗争可以适可而止了，怀疑运动是否过火了。
应该想一想，如果右派分子的阴谋得逞：
共产党下台，社会主义制度被推翻。
那么，共产党员、干部、千百万劳动人民中就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这就是“一路哭”。
古语说得好：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意思是说：
比起一路哭来，一家哭实在算不得什么。
某些右派分子的“一家哭”不一定是真的，就是真的“一家哭”，当他还未真正向人民低头或向人民伏罪之前，为了不让资本主义制度复活，而造成千百万劳动人民“一路哭”，那就还是彻底地揭露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让他们“一家哭”吧！
其实，只要右派分子憣然悔悟，就不会再哭，将来还会笑的。
如果右派分子顽抗到底，触犯刑律，就得不到人民的宽恕。
那时，他们是会一直哭下去的。
既然他们硬要这样，也就没有法子。
就这我们还是认为“一路哭不如一家哭”，“一家哭胜似一路哭”。

上尉女军医
胡问涛
她穿过战争的烽火
从兴安岭来到海南岛
她带着战士的荣誉
从少女变成上尉军医
冒着风雪洗涤绷带
牡丹江水记得她的面影
抬着担架翻山越岭
大别山上留下她的脚印
茅草房里点着一盏油灯
深夜里守护伤病的同志
轻柔的话语温暖了多少个弟兄
也曾用自己的鲜血救活他们
她跟随革命的红旗
跨越千山万水
在解放战场上
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如今她又在边疆保卫祖国
日夜工作而不作声
三颗金星戴在肩上
面颊常现微笑的红晕……

从“第3种人”说起
同衡
老牌“第3种人”施蛰存的丑恶的真面目，这一次是彻底败露了。
所谓“第3种人”，本是二十多年前混迹于文艺界的几名堕落分子。
他们以“超然”于敌我两方之外的第3方自居，伪装一副“不偏不倚”的态度，而实际上则完全听命于敌人的指挥刀，向党、向党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及其周围的进步作家，暗地里阴毒地进攻。
当时，目光敏锐的鲁迅先生早就看穿他们这套把戏了。
他说：
“所谓‘第3种人’，原意只是说：
站在甲乙对立或相斗之外的人。
但在实际上，是不能有的。
人体有胖和瘦，在理论上，是该能有不胖不瘦的第3种人的，然而事实上却并没有，一加比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
文艺上的‘第3种人’也一样，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罢，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他便会分明的显现。”
〔“又论‘第3种人’”（1933）〕
可不是吗？
二十多年来，施蛰存之流的“第3种人”，尽管平时如何遮掩，一遇切要的事故（例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便一一分明的显现了（例如有的当了汉奸，有的当了特务）。
而这一次的施蛰存以及另一些新牌的“第3种人”，竟把整风运动认为又是什么可乘之机，便疯狂地向党大肆进攻。
这样他们平时竭力遮掩甚至遮掩了多年的原形，也便终于更其分明的显现了。
鲁迅先生的话，对于当前面临反右派斗争这一切要关头的知识分子来说，无论是鉴别敌我、考验自己，都有着新的意义。
每一个知识分子，究竟是左、是右、是近于左或近于右、还是老牌或新牌的“第3种人”，都将在实际斗争中分明地显现出来。

“头面人物”的风格
庄农
“头面人物”之与众不同，就在“认错”这件事上也有他的特殊风格。
这就是顾“头面”。
章乃器开始认错的时候，先要埋怨一通：
“这次把我摆在右派里，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下面，失去了一个在反右派斗争中能起作用的人。”
“为什么不动员我这份力量呢？”
原来他“错”虽“错”了，但这“错”是左派的，而并非右派的。
于是乎左派也要分作许多种了。
章乃器是怎样一种左派呢？
“我认为就是有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仍然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
好了，为了照顾“头面”，且称他作“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左派”吧。
按照这样的方法，同样是为了照顾另外一些“人物”的“头面”，还可以有“政治野心家左派”，“放火左派”等等，以与真正的左派区别。
事实既然如此，也就顾不得谁想把自己“摆”在那里了。
至于说到“仍然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种可能当然有的。
不然我们为什么还要“团结——斗争——团结”呢？
当前的斗争不正是为了要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吗？
但是，如果说这种人“政治上决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则不然。
事实不是已经证明，具有某些资产阶级观点的人，还可能被煽动起来在政治上反对党和社会主义，何况“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乎？
而这种人能不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真正走下去，却也看他是否能“脱胎换骨”。
“为什么不动员我这份力量呢”？
答曰，始终都在动员着的；
今后也还要动员下去，除非事实证明“这份力量”已完全自绝于人民了。
不然为什么还让你们参加大会，小会；
难道要你们“彻底交代”，不正是一种“动员”吗？
现在的这种“开始认错”不也正是“动员”的功效吗？
被“动员”者在埋怨别人没有“动员”的时候，为什么不提一提以前对付“动员”的那一套，如“宗兄宗弟，哈哈”等等呢？
这大概仍然是为了“头面”的缘故。
话还回到正题上来吧。
我们并不认为“头面人物”的这种风格是高雅的，能给“头面”增加什么光彩，相反这倒是给自己脸上“刺印”。
如果“头面人物”，仍然认为这对他们掩面下楼是必要的，用这样方法“开始认错”也不妨；
我们可以耐着心多打两个回合来予以照顾。
但有一点必须说清楚，这就是最后交代必须彻底，只是“容易被右派分子所利用”等等是不行的。
因为在照顾头面的同时，还有一句叫作不彻底“决不收兵”。
这并不是喊着玩的。
说什么“真金不怕火”也吓不退这种决心。
因为我们也还知道：
“老牛头不烂，多费一些柴炭”而已。

“小鬼班”
少校　王正夫
1940年，我们二十七团在冀中大清河北边活动时，有一群给地主喂猪、放牛的苦孩子，时常围着我们问道：
“你这个枪是啥牌子？
能打几个子儿呀？”
“你们啥时候走呀？”
一天，部队要出发了。
这群孩子，老早的就跑来了。
这个拉着你的衣服咕哝着：
“叔叔，我要跟你们走！”
那个拽着你的手？
吮着：
“叔叔，我要当八路！”
闹的你长八张嘴也应付不过他们来。
我看他们都没步枪高，就说：
“要当八路？
那好，你们自己先看看有没有这支枪高？”
没曾想，这下更惹的他们七嘴八舌的嚷开了。
“我有枪高！”
“我就差那么一点点呀！”
有个“小鬼”来的更干脆：
“不管有没有枪高，反正我要当八路去打日本鬼子！”
就这样，不管怎么说，就是不回去，后来团首长无可奈何的说了声：
“这群小家伙呀……。”
就把他们留下来，安置在团、营部当小通讯员了。
几天后，小家伙们，看看自己还没有落着枪，一个个把嘴鼓的老高，整天咕哝着要下连去；
“我都成了八路了，连个枪毛还没摸着呢。”
“不给，咱从鬼子手里去夺。”
从此，一和鬼子打上仗，他们就抽空往最前沿钻，老想能抓个机会落上一支枪使使。
这几个“小鬼”，在加入青年队（类似青年团的组织）的第2年，团首长才肯放手把他们组织成一个班，编到四连当战士去。
就在这年，日本鬼子开始了“五一”大扫荡。
冀中人民整个卷入了火热的反扫荡斗争中。
06月16日拂晓，我们掩护着冀中的党政领导机关，刚转移到南宫掌史村，敌人就尾随着追上来了。
掌史村的地形，对我们很不利，村子不远的地方，就是敌人的据点，村北五百公尺处，就有一个堡垒。
村子周围，又是一马平川的开阔地。
只有村子西北角孤零零地有几间破烂房子和几棵树。
团长把我们二营摆在村西和北面，营里决定李才排长带领“小鬼班”坚守这几间突出的破房子，监视敌人动静。
部队刚布置开来，敌人就轰隆隆地向我们开了炮。
不一会，枪炮声四起，全线都和敌人接上火了。
“小鬼班”坚守的这块地方，是鬼子攻击的主要目标。
敌人企图强占这里作为先头阵地。
小鬼们在排长的指挥下，利用残墙断壁做掩体，以手榴弹、步枪和左右两侧的友邻火力配合起来，组成一道严密的火网，打退了鬼子的几次冲击。
战斗越来越激烈了，我们四面受敌包围。
营长命令我到“小鬼班”的阵地上去看看，鼓励他们坚持到天黑，并加强左右两侧的火力支援他们。
我迅速从断墙缺口处钻出来，一股劲的顺洼地朝西北方向滚去。
一气就滚到一棵炸倒了的大树后面。
我看了看身上，衣服上被打穿了十来个窟窿。
右臂上打掉了一块肉皮。
我稍稍抬起头来往四周一望，一个人影也没有，尽是些残砖碎瓦，硝烟和灰尘弥漫着这个地方。
我心里顿时一震：
“难道……？”
我又向前爬了几步，在树楂子那边发现了两个满脸灰泥的小鬼，他们正隐蔽在树干下面凹坑里，手里还握着手榴弹，一动不动的监视着敌人。
我赶忙爬过去，刚要和他们说话，只听“叭”的一声，鬼子打来一枪，正打在一个小鬼的耳朵上。
他微微震动了一下，用右手摸着血淋淋的耳朵说：
“特派员，你看！
鬼子还怕老子不成人呢，给我扎了个耳朵眼。”
接着又狠狠的骂起来：
“这些狗日的！
只有来的没有去的。
嗯，看那一片！”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阵地前面横七竖八的躺着一大片敌人的尸体。
我给他把耳朵包扎上，又嘱咐了他俩几句话，就爬到墙根后面找到了李才同志。
他跟我说：
“这群小家伙可坚强哩，子弹打光了，就像小老虎似的扑到敌尸堆里去摸。”
他擦了擦嘴上的灰泥接着又说：
“现在有四个同志负伤了，三个轻的，一个重的。
再三劝他们都不下去，却说，就是死也不在这时候下火线……。”
他稍停了一下，像央求似的说：
“特派员，你来的正好！
你去动员……。”
他没说完就打起嚏喷，顿时我也感到一股刺鼻的气味，鬼子放毒气了。
“快！
快！
把带的大蒜嚼碎，用手帕捂住口鼻，立刻准备还击鬼子的冲锋！”
小鬼们一昼夜没有喝一口水了，嘴唇干的裂了缝，他们那机灵的眼睛，被毒气刺激的不住地流泪水。
不一会，鬼子爬着冲上来了。
小家伙们一个个都咬着牙，不断用手帕擦着眼睛骂道：
“你们有毒气，老子有手榴弹，来吧！
看谁整住谁！”
眼看着鬼子爬得很近了。
一声“打”！
步枪、手榴弹，一齐上来了，直打得鬼子扔下一片死尸，夹着尾巴又滚回去了。
我又去看那个负重伤的小鬼。
他躺在一个砖瓦堆子里，鲜血还在不住的透过绷带流出来。
我轻轻抱住他说：
“小鬼，跟我下去吧！”
他推开我的手说：
“下去？
哼！
不把鬼子消灭完，我决不下去！”
我想强把他背走，不料，他就像钉子楔在那里一样，一动也不动的紧抓着他那只步枪。
他们一直坚持到晚上十点半钟，才和部队一起胜利突围。

政委的马
卫雁
行军路上，
乌云渐渐升起，
突然间，雷鸣闪电，
接着，暴雨倾泄……
在一条小河旁，
我看见政委的大红马；
我说：
政委同志呀，
把马的缰绳抬高点。
那知回答的，
却是营部的小通讯员。
我问：
政委呢？
小鬼？
了？
眼，
说得很腼腆：
我脚上打了泡，
掉在队伍的后面，
叫政委看见了，
硬把我拖在上边。
他还说：
“小鬼，注意别摔了，
把缰绳拉紧点。”

谈“哄、吓、诈、骗、丢”
谢国珍
国民党特务对待人民常常是“哄、吓、诈、骗、丢”。
右派分子进攻共产党呢，可也不逊于特务的手法。
你看，只准找缺点，不准讲成绩，美其名曰“帮助共产党整风”，“哄”也！
写匿名信威胁，党委不退出学校就用“轰”的办法，声称“杀共产党人”，“吓”也！
硬说学校党委制毛主席至今还不知道，假报道复旦大学党委撤销了，“诈”也！
骨子里阴谋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口头上却说拥护这些，“骗”也！
哄吓诈骗能遮住人民的耳目吗？
不能！
人民看穿右派的罪恶阴谋了，人民起来反击了。
右派见势头不对，哄吓诈骗都不成，就来个假退让，“丢也”！
他们假装检讨者有之，硬吹进步者有之，乃至伸手放火，缩手不认者亦有之。
凡此种种，皆“丢”的形式也！
丢有二种：
一种是真丢，丢掉反共反人民之屠刀，丢掉夺取领导权之野心，大彻大悟，向人民投降请罪，从此改邪归正；
另一种是假丢，那是在人民反击之下，无法抵抗，只好胡风式的“且打滚且作战”，表面上是丢，暗地里还在磨剑窥测方向，待机反扑过来。
因此，我们的任务是要分析右派真丢假丢。
真丢是好的，但绝不能为其假丢所迷惑，因而松懈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