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元帅电贺埃及建军节
新华社22日讯
我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今天打电报给埃及共和国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卜杜勒·哈基姆·阿密尔将军，祝贺埃及武装部队建军节。
电文说：
“值此埃及武装部队建军节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和以我个人名义向您，并通过您向埃及武装部队全体官兵，致以最热烈的、衷心的祝贺。
我衷心希望并相信，埃及武装部队在您的领导下，将日益壮大，并在保卫祖国独立、自由和维护世界和平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谨祝中埃两国武装部队之间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把我国传统的工艺美术传下去
朱副主席祝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议成功
本报讯
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议昨日在北京开幕。
到会代表共四百六十五人（甘肃、青海和陕西部分代表因交通受阻未赶到）。
代表中间，有在工艺美术方面有卓越成就的老艺人三百三十九人。
其中有专门制造生活日用品的陶瓷、印花艺人，也有擅长制作艺术欣赏品的刺绣、雕刻艺人；
有掌握绝技的名艺人，也有积极培养徒工的老艺人；
有继承七代祖传工艺的纸花艺人，也有恢复失传名产的钧瓷艺人。
他们有的来自云南边疆，有的来自厦门前线；
有的来自天山南北，有的来自长白山头。
他们包括汉、回、蒙古、维吾尔、藏、哈萨克、满、彝、朝鲜、布依、苗、撒尼、白等十三个民族，代表了一百零六个工艺美术自然行业。
他们中间除工艺美术生产合作社社员外，还有国营工厂的工人、公私合营工厂的工人和个体手工业者。
代表中间，还包括善于同艺人结合、对工艺美术事业有贡献的美术工作者和大学教授，也有工艺美术生产管理人员和有关机关代表。
工艺美术事业，特别是民间工艺，在旧社会是不被重视的，艺人生活也很困苦。
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日寇侵占的时期，工艺美术事业，日益衰落，艺人生活无着，被迫改行甚至流离失所的不知有多少。
许多有名的艺术也就失传了。
解放后党对工艺美术采取了保护、发展和提高的方针。
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关怀和扶植下，工艺美术事业有新的发展，许多过去改了行的艺人归了队，许多失了传的名产也得到恢复。
八年来，艺人们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因此，到会的代表都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带着自己的新作前来参加会议。
在会场左右的两个大厅里，就陈设了代表们带来的作品二千三百八十八件。
在昨天上午的会上，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局长、中华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总社筹备处主任白如冰作了报告，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国务院第4办公室副主任周光春、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对外文化联络协会副会长楚图南等都参加了会议。
下午，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接见了全体代表，并在会上讲话，向代表们作了重要指示。
他预祝会议成功，祝贺工艺美术事业的发展。
他勉励艺人们带更多的徒弟，把我国几千年来传统的工艺美术事业永远传下去，越来越好。
朱德副主席还参观了代表们的作品。

捷新任驻华大使向朱德副主席递交国书
周恩来总理接见捷新任大使布希尼亚克
据新华社22日讯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杨·布希尼亚克在22日上午十时偕同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瓦塞克等外交官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递交国书。
在场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陈伯清，礼宾司副司长马振武。
递交国书时，杨·布希尼亚克大使致颂词，朱德副主席致答词。
杨·布希尼亚克大使的颂词中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以来，一直就是友好的和亲密的，并且正在日益加强。
这是因为我们两国有着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目标。
不久以前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进行的访问以及所签订的许多文件正是这种兄弟关系的明显证据。
我国人民知道，这种真诚的友谊和无私的合作关系，有助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有助于粉碎帝国主义者企图削弱这个阵营的阴谋，同时也是对巩固世界和平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朱德副主席的答词中说，捷克斯洛伐克是社会主义阵营大家庭中的坚强的一员，它一贯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并且为不断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亲密团结和友好合作作出辉煌的贡献。
捷克斯洛伐克同世界各国建立了广泛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它为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和反对西德军国主义再起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这一切对于缓和国际局势和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中国人民十分钦佩并且完全支持捷克斯洛伐克为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所作的努力。
朱德副主席说，近年来，中捷两国兄弟般的友好合作关系已经获得很大的发展。
中国人民十分珍视这种友谊，并且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给予的真诚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人民将继续尽一切力量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兄弟友谊和亲密合作。
新华社22日讯
周恩来总理22日下午接见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新任驻华大使布希尼亚克。
接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倬如和苏联东欧司副司长李汇川。

波兰大使举行国庆招待会
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到会祝贺
据新华社22日讯
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今晚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
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出席了招待会。
在招待会上，朱德副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祝贺波兰国庆日。
他说，十三年来，解放了的波兰人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道路，并且已经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同时，随着波兰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发展，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也在不断地提高。
它在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民一向把波兰人民的每一个成就都看为自己的胜利，并且由衷地感到欢欣鼓舞。
朱德副主席说，中波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的日益加强和发展不仅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紧密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
朱德副主席最后提议为中波两国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为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日益繁荣和富强，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坚强团结，为世界和平，为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同志的健康干杯。
周恩来总理在招待会上提议为中波两国间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世界和平，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哥穆尔卡同志和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同志的健康干杯；
同时为基里洛克大使和夫人健康干杯。
在招待会开始的时候，基里洛克大使讲了话。
他说，我们国家的工业化、文化和科学的巨大发展，人民生活、卫生、教育水平的提高，这是过去年代中无可辩驳的成就。
但是，除开成就之外，我们也曾有过缺点和偏向。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7次、第8次和第9次全体会议纠正了这些偏向，党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领导了斗争和建设。
基里洛克说，我们把和苏联以及人民民主国家的合作，建立在兄弟般的友谊和互助的基础上，建立在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
由于这种种改革，波兰统一工人党加强了它与波兰其他民主党派的合作，动员了波兰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纲领之下。
波兰人民支持这一政策。
基里洛克说，在我国人民这些伟大改变的时期，波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兄弟般合作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
哥穆尔卡同志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九中全会上着重指出了毛泽东同志理论著作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而周恩来总理同志和其他许多中国代表团访问波兰的情形，则是我国社会各界对伟大中国人民所怀抱的热烈感情的证明。
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在并将继续加强和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切人民民主国家的兄弟友谊和合作。
我国政府愿意根据充分的友谊和互利的精神和全世界一切国家共同相处，并在与各国建立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来证明这一点。
基里洛克最后提议，为伟大的中国人民幸福和繁荣，为中国共产党获得进一步的成就，为波中友谊和进一步的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健康干杯。
基里洛克大使还提议为出席招待会的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健康干杯。
出席招待会的八百多人中，还有副总理陈云、贺龙、薄一波，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及中国各方面人士。
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也出席了招待会。

王捷三是五四以来的老牌右派
陕西各界揭露了他的丑恶历史
本报西安22日电
从6月12日起到7月上旬，民革陕西省常委扩大会、西安师范学院举行了几十次座谈会，批判王捷三的反动言论，并揭露他过去一贯反共、反人民的丑恶历史。
与此同时，西安市工人、市民以及王捷三家乡韩城的群众，也纷纷来信批判和揭露他的反动言论和过去的反动罪行。
西安师范学院语文系高元白教授用语文系党、团员的学习成绩来说明王捷三对党、团员的污蔑。
王捷三完全无中生有地对党、团员进行污蔑，说党、团组织吸收的多是坏学生。
王捷三这样做的目的是很清楚的，主要是破坏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在民盟省、市委扩大会上，陕西省农业厅副厅长、民盟盟员苏资琛说：
王捷三硬说官僚主义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出现的。
这是毒恶的污蔑。
谁都知道官僚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物。
会议上还揭露了王捷三四处点火的事实，以及他和许多右派分子的关系，来说明他们在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下向党进攻的阴谋。
当王捷三的恶毒阴谋被揭穿以后，他厚颜无耻地说，他的反动言论“是不自觉的”。
他又说他的反动言论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他对党有“抵触情绪”，并罗列了产生“抵触情绪”的原因。
他这些谎言当场就被其他了解情况的人揭穿。
但是，当谎言被揭穿后，王捷三仍然不肯老实地检查自己。
在民革省常委会、师范学院举行的座谈会上，有很多熟悉王捷三历史和身受其害的人纷纷发言，揭露他过去的罪行。
王捷三的老同学孙广玉揭露王在“五四”时代组织“进化社”的经过，并揭露了他在过去迫害进步教师和学生的罪行。
身受他迫害过的董锡钧（原郿县中山街小学教员，现任陕西师范学院讲师）、庞继震（原泾阳泾干中学负责人）、王振溪（咸阳工业学校教师）、陈唯诚（民盟西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也都纷纷揭发王在任伪教育厅长时迫害他们的罪行。
这一连串的事实，撕破了他那副“进步人士”的面孔，使他不得不承认，从“五四”运动以来，他就是一个右派，承认他是“最毒的毒草”（关于王捷三的反动言行详见今日本报二版）。

用人可以不问政治吗？
从整风运动开始以来，许多人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政策，对于某些机关、学校、企业和团体的人事工作，提出了不少的建议和批评。
这些建议和批评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意见是正确的，或者基本上是正确的。
这些意见指出了某些部门在干部的考察、任用和待遇上，在干部管理的方法方式和人事工作干部的人选上，在对待非党干部的宗派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上，确实有严重的缺点和急待解决的问题。
对于这种意见应当认真地倾听、研究和采纳。
这种意见将积极促进人事工作的改善。
另一种情况，意见是错误的。
这种意见否定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政策的原则和人事工作的成绩。
按照这种意见，似乎事情都搞糟了，似乎大多数负责干部特别是中下级干部都不称职，似乎事情都坏在有了人事制度，都坏在重视了干部的政治情况，因而弄得“重德不重才”，没有“任人唯才”，没有“不拘一格用人才”。
这是资产阶级右派的意见，对于这种意见必须加以坚决的拒绝和驳斥。
党和人民政府历来的选择干部的标准就是德才兼顾，或者说既重视政治情况，又重视业务能力。
干部是要做工作的，当然应当注重业务能力。
但是人不是机器。
机器可以掌握在谁的手里就为谁服务，人的一举一动都受着自己的思想所支配。
在人类世界还存在着阶级的时候，人的阶级立场对于人的政治行为具有决定的作用。
地主纵然文化很高，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可以无所不晓，但是决不能领导土地改革，也决不能领导农业合作社。
同样，资本家办事无论如何有效率，决不能领导“三反”和“五反”，决不能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
只有工人、劳动农民以及同工农相结合的革命知识分子中的经过考验的先进分子，才能组成无产阶级专政的骨干。
只有在思想上拥护或者至少同情社会主义的人，才能忠实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因此，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政策和人事工作，不是普通的行政事务问题，而是关系国家命运、影响国家政权性质的原则问题。
在革命时期，这个问题尤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革命的成功或者失败，正是决定于什么阶级取得了和掌握了政权，什么政治力量组成了政权。
一切反对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政策的人，反对用人应当重视政治情况的人，恰恰忘记了或者故意“忘记”了这一点。
历史上的任何国家政权都是以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力量为基础组成的。
社会主义的国家同资本主义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公开地指明这一点，而资本主义的国家却往往竭力把自己伪装成为“全民”的国家。
早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工人革命中的第1步是无产阶级变成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绝不能简单地握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就是说，工人阶级必须用新的人、新的组织、新的方法来代替旧的国家机器。
列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大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在他的领导下，世界上第1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建立起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
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
（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1条也明白地写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在这里，没有也不能有丝毫含糊的地方。
人民政府的人事工作，当然有责任按照工人阶级的政治标准来挑选干部，当然有责任使我们的国家机关的构成确实符合于宪法的规定，由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曾经这样来描写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
“马克思所运用到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阶级斗争学说，必然要归结于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
为要实现推倒资产阶级，就只有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变为能够镇压资产阶级所必然进行的拚命反抗，并能够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来建设新经济制度的这样的统治阶级，才能够做到。”
当然，这里所说的不与任何人分掌政权，并不是说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不与广大的非无产阶级群众联合，并不是说无产阶级不需要在经济文化工作中充分地使用一切在旧社会受教育的、但是愿意同劳动人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的专家和技术人员，而是说不与任何人分掌政权的领导。
在我国，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参加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的，不仅有广大的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而且有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家。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挑选干部的任务就显得格外繁重而复杂。
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为了保证无产阶级对于整个国家政权的领导不受动摇，对于各种出身不同、经历不同的干部的政治历史、政治倾向和政治品质进行了解，根据干部的政治情况和业务能力作适当的安排，这种必要不是很清楚的吗？
如果不是这样，如果照某些人所主张的那样，不要人事制度，糊里糊涂地使用干部，以致把重要的职责委托给一些政治面目不清的别有用心的人，那么，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人民民主的政权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这个道理不也是很清楚的吗？
反对重视干部政治情况的人，常把所谓“德”说成一种抽象的东西，或者把它说得神秘莫测，或者把它说成是排斥异己的宗派主义的化身。
这当然是一种歪曲。
实际上，如前所说，在我们的国家机关（更不必说经济文化组织）中间，根据统一战线政策、对旧人员“包下来”的政策和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容纳了大量的在过去历史上同革命绝少姻缘甚至是站在敌对方面的人物，这是大家所知道的。
但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对于自己的工作人员，当然不能不提出一定的政治上的要求。
过去的历史尽管千差万别，但是审查清楚是必要的；
过去的政治主张尽管存而不论，但是在现在接受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制度是必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8条规定：
“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从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
这里规定的就是我们的国家要求于全体工作人员的起码的“德”。
国家在选拔和考核工作人员的时候，固然必须严格遵守这个标准，而且在培养和教育工作人员的时候，也必须严格遵守这个标准。
反对重视干部政治情况的人，也反对在学校中进行政治教育，反对在高等学校招生和选派留学生的时候注意政治条件。
这本来没有什么可怪。
可怪的是高等教育部的一些同志们在改进选派留学生办法的时候，似乎也认为“重政治、轻业务”的批评是正确的，似乎也认为选派留学生可以不问政治，“一视同仁”，（见5月29日本报第1版）。
轻业务当然不对，但是重政治有什么不对呢？
选派留学生，以至招收和培养高等学校的学生，分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同人民的事业都有重大的关系，怎么可以不重视政治呢？
其实，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政权在选用人才和培养人才方面都是有政治标准的，所不同的只是各有具体内容，有拥护劳动人民利益和反对劳动人民利益的区别罢了。
真正不管干部的政治情况的国家，在世界上是没有的。
那些向党和人民政府要求所谓任人唯才、要求用人不问政治情况的议论，如果不是由于反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由于在政治上无知。
右派分子恶毒地攻击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工作部门，把它说成是“宗派的窝子”，说成是“阎王殿”。
他们如此仇恨人事工作部门，可见人事工作在阶级斗争中的地位是怎样重要了。
诚然，人事工作部门的一部分工作人员还缺少足够的知识和经验，他们的工作的方法方式必须有许多重要的改进，他们在干部的选择和提升方面也犯了一些或大或小的错误，必须加以切实的纠正。
但是，从总的方面说来，人事工作部门所执行的路线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他们在建国八年来的繁重的工作是有巨大成就的，这是不能推翻的事实。
党和人民政府提拔了大批的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小知识分子”、“穿破鞋的”、种种在旧社会被侮辱和损害的优秀人物到我国的政治舞台上来，到各个战线的重要岗位上来，让他们成为我们国家的脊骨，这难道做错了吗？
如果不是依靠他们的埋头苦干，依靠他们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难道我们的国家能够这样彻底地完成民主改革，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并且这样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吗？
如果不是依靠他们同人民群众一道不屈不挠地努力，难道我们的国家能够这样有效地战胜各方面的严重困难，我们的建设事业能够这样地突飞猛进吗？
旧时代官僚机关里尽管充满了“才俊之士”，却从来不能脱离假公济私、任用私人、贪污诈骗、压迫群众等等丑恶现象，这种现象在我们的国家机关中不是基本上消灭了吗？
我们已经组成了新型的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国家机关，这个基本事实就证明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政策是正确的，成功的。
当然，应该指出，我国建设事业的一切成就，包含各方面的技术专家的劳动成果在内，包含从旧社会来而真正效忠于新社会的公务人员的劳动成果在内。
但是他们都获得了为祖国服务的机会，这个事实不正是证明了我们的人事工作部门并没有排斥非劳动人民出身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实行“任人唯党”的宗派主义路线吗？
在我们的人事工作中，宗派主义的倾向是有的，党的整风运动的任务之一，正是要同这种有害的、非工人阶级的、非社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
但是反对宗派主义，决不是说用人可以不问政治。
恰恰相反，在反对宗派主义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同党内外的那种认为用人可以不问政治的倾向作斗争。
只有这样，才能贯彻德才兼顾的原则，才能在人事工作问题上达到整风运动的目的。
取消效忠于人民群众、效忠于人民民主、效忠于社会主义的政治标准，势必出现另一种只有利于少数人的政治标准。
那不但是彻底的宗派主义的政治标准，而且根据历史的客观规律，那必然是一种反动的、反人民的、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标准。

以反右派斗争为主要内容
福建农村广泛进行阶级教育
农民内部团结增强，生产劲头很大，干部积极性提高，受过右派影响的人醒悟过来，企图乘机复辟的地主富农已经孤立，煽动农民退社的坏分子受到打击
新华社福州21日电
“作好当前各项工作，争取农业大丰收”已经成为福建省广大农民支援反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行动口号。
各地的情况表明：
在农村中进行一次以反右派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阶级教育，是调动广大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推动他们作好当前工作的重要动力。
福建省从6月份开始的这一次阶级教育工作目前正在各地农村中广泛而深入地进行。
各地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向干部和农民讲解并且组织他们讨论了当前形势和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以及如何以实际行动来支援反右派斗争等问题。
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对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阴谋毒计，愤怒异常。
“谁要反对领导我们翻身的救星共产党和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就和谁斗争到底”。
广大干部和农民纷纷动员起来，以作好当前工作，特别是生产工作来支援打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目前各地农民夏收夏种的劲头很大，农民之间的团结也加强了。
海澄县九一二农业社的前林村有一千多株桃树，因为折价问题未解决，桃子熟了社员也不让社里去摘。
当他们受到反右派斗争的阶级教育以后，都说“我们农民内部要团结起来，巩固合作社才对社会主义有利，使右派分子没有空子可钻”。
社员们自己提出了折价入社的标准，拖延一个多月未解决的问题，几个钟头就合理解决了。
这个社夏季卖给国家的粮食也比原计划增加了。
像九一二农业社这样的事例其他各地都有。
反右派斗争的阶级教育提高了农村广大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原来工作积极、立场坚定的干部，现在劲头更足，信心倍增；
那些曾为右派分子进攻的影响而消极起来甚至不愿当干部的人，现在腰杆挺硬，工作积极；
有些地方民兵已经很久不站岗，现在他们都提高了警惕，恢复站岗巡逻，保卫夏收。
部分对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言论分辨不清存在一些糊涂思想的人也醒悟过来。
那些企图乘机反攻复辟、造谣破坏的地主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现在已经孤立起来，有的已受到有力的回击。
例如闽侯县上街乡坏分子金俞露玲趁各地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猖狂进攻的时候，在农村中大肆造谣破坏，并且煽动农民退社。
社员们同金俞露玲的破坏活动进行了严肃的斗争，责令这个坏分子向人民低头认罪。
各地进行阶级教育的方法有干部会、社员大会、报告会、小型座谈会和有线广播等等。
通过这些会议揭发全国和本省右派分子各种反动言行，并和本县、本乡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认清形势、提高警惕，和右派分子划清思想界限。
各地的经验证明：
“比过去，看现在，想将来”的对比教育方法，效果很好。
在进行对比教育时，各地大都是：
一、政治上翻身的对比。
从而使大家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民主是真正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秩序也是空前未有的，以批判右派分子诬蔑社会主义制度不好，合作化“不自由”的邪说。
二、生产发展的对比。
从而肯定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农民发展生产的成绩是历史上所未有的，批驳右派分子叫嚣合作化没有优越性的谬论。
三、从生活改善的对比来驳斥右派分子所谓“农民生活苦”的胡说，揭露右派分子挑拨工农关系、党群关系的阴谋。
四、对比解放前后的地方建设、文化、卫生、交通、市政等方面的变化，使干部和群众认清新社会的面貌，进一步坚定地拥护党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黄河洪峰通过寿张孙口
汉水出现洪峰杜家台分洪闸启闸分洪
据新华社郑州22日电
黄河洪峰在今天通过山东省寿张县孙口，河南省东明县高村水位继续稳落。
据气象台预报，黄河中下游干支流流域的天气，明天又要开始转坏。
黄河又将出现新的洪峰。
由于梁山县黄庄民埝在昨天十一时溃决，黄河水往东平湖流灌。
今天十九时，东平湖安山水位达十三点七八公尺，超过保证水位零点二八公尺。
东明县高村水位今天继续缓落，十二时的流量已经降到六千四百秒公方。
据新华社武汉22日电
为遏止汉水洪水涨势，今天一时十分，汉水下游杜家台分洪闸启开闸门分洪。
启闸数小时后，上下游水位开始平稳，仙桃、汉川两地水位已见降落。
07月中旬以来，汉水上游地区连续降雨，河水骤涨，出现了今年入夏以来最大的一次洪峰，下游各地水位大多超过了警戒水位。
为了减轻洪水的威胁，保障两岸农业丰收，经湖北省防汛总指挥部报请中共湖北省委员会和湖北省人民委员会批准，杜家台分洪闸便启闸分洪。

不许右派推翻肃反成果
谷志标谈四川省的肃反工作
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几项报告我完全拥护。
我现在就四川省的肃反工作发表一些意见。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及周总理报告中对我国肃反运动所作出的总结性的论断，从四川的肃反工作看，是完全正确而符合于实际情况的。
肃反工作大大纯洁了革命组织，成绩是巨大的
自1955年秋开始，四川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斗争的发展基本上是正常的、健康的，获得了巨大的成绩。
我们肃反的巨大成绩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是查出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截至1957年04月止，全省清查出来已经最后定案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共五千三百多名。
同时，在去年开展的政治攻势中，至12月底，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有一万多人。
在查出的一大批反革命分子中，有一批是隐藏较深，血债累累，罪恶和民愤极大的。
如在重庆航运部门中查出来的职业特务夏惠中，是双手沾满鲜血的“上饶集中营”的“夏区队长”。
成都查出的陆刚，是贵州盘县长期通缉在案的匪“中国反共抗俄同盟军滇桂黔纵队”大队长。
平武县卫生院潜藏着的一个重大反革命分子，是蒋匪委任的青海“绥靖司令”，这次才被查了出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查获的这批反革命分子中，有些已混入共产党内或共青团内，有的且已窃据了领导职位。
如曾任简阳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共简阳县委委员、监委书记等职的雷丕荣，原来是一个在1937年即残杀过农民的惯匪。
又如1952年即任中共荣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李会坊，这次查清了原来是一个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出卖了五个党员、为日寇搜集我八路军情报的叛徒、汉奸。
经过肃反运动，把这一大批穷凶极恶的暗藏的敌人清查出来，大大纯洁了革命组织，同时教育了广大群众，提高了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与政治警惕，划清了敌我界限。
这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而且大大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发展。
1955年秋开展的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进行的呢？
它是在五大运动取得胜利、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前夕的情况下进行的。
即是说，过去的五大运动，特别是过去的社会镇反运动，虽然曾经直接给了反革命分子以严重打击，但不少隐藏较深的反革命分子是漏了网的。
而这一批反革命分子眼看中国革命就快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时候，他们为着进行其垂死前的挣扎，于是从各方面来进行疯狂破坏。
因此，当时的情况是面临着这样的一种课题，就是必须彻底解决敌我矛盾，打击和粉碎敌人的破坏活动，为三大改造铺平道路，为顺利地推进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基础。
因此，1955年秋开展起来的肃反运动，实际是以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猖狂进攻为开端，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这是一场严重的解决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
运动是以人民获得了巨大胜利，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被基本肃清而结束。
如上所述，四川的肃反运动和全国其他省区一样，获得了巨大成绩，但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偏差。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有个别斗争过火的情况，即是捕了某些可捕可不捕或完全不应该捕的；
另方面，也有应捕应判应关而却未捕未判未关的。
必须指出：
以上这种缺点和偏差的发生，虽然严格地从肃反工作要求讲是有损失的，但总的说来，成绩是非常巨大的。
而且关于前一种性质的缺点和偏差，有的在发现后即已及时作了纠正，特别是经过去年的大检查，绝大多数存在问题的案件都已作了处理，或继续在复查处理。
后一种性质的缺点和偏差，只要我们不麻痹大意，一些漏网的反革命分子，终究是逃不出人民法网的。
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巨大的。
这一事实是无容置疑和无容否认的。
可是，我们对于中国肃反运动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这一实事求是的结论，是否能与少数右派分子如章伯钧、罗隆基及其在四川的代理人潘大逵等在看法上取得一致呢？
从过去，特别是从最近一个多月来，在四川所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的思想言行看，却得出了两种完全相反的看法和相反的结论。
这种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结论表现在那些地方呢？
以潘大逵为首的四川右派分子要为历次运动中受“冤屈”的人“平反”，打击过去肃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形成所谓社会舆论压力，企图孤立党和损害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首先是我们认为我们几年来的肃反成绩是主要的、巨大的，而潘大逵等右派分子们则认为搞糟了、搞错了，不知错捕、错关、错杀了多少人，因而他们认为肃反工作中的错误与偏差是主要的，而且是带全国性的。
如罗隆基在成都视察工作时即曾对潘大逵、范朴斋等说过“胡风案件搞错了，胡风并不是反革命”等话。
罗隆基这样的看法，潘大逵、范朴斋等是同意的。
四川省民盟常务委员韩文畦同样在指责和诬蔑我们肃反工作的许多作法是“违反”宪法的。
如他说历次运动都是凭一部分有权力者的“大胆怀疑”、“随心认定”，而对
“自己不相信的公民”（包括反革命在内）擅行扣押、侮辱，侵犯人身自由。
“只有一部分拥有特殊权力、可以疑人而不受疑的人，才能免于这种惶恐”。
因此，他们要求对肃反运动的成绩“应作重新估计”。
其次是我们认为肃反运动之所以搞得比较彻底和能够获得巨大的成绩，主要是采取了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将公安、检察、法院等业务部门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相结合。
而这一路线之所以比较正确，在运动发展中少发生偏差，这不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特别聪明，而主要是他总结和发展了中国近几十年来革命斗争中的肃反经验。
但潘大逵等右派分子，则认为党领导肃反工作是不合法的，对肃反运动和肃反工作中的群众路线，他们也是反对的。
而且有的人认为肃反工作之所以容易发生偏差和错误，主要是由于群众“无知”（意指没有法律知识，有的人认为“干部没有相当文化基础，不能分别好人坏人”）和易于发生“偏激”的情况所造成的。
而他们的所谓偏差和错误，不仅是认为某些群众性的斗争“过火”了，“扩大化”了，而且把群众性的小组说理批判、小组思想检讨等看成是“私设公堂”，或把群众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对于被批判的人进行善意的临时性的陪同居住叫做是“私设监狱”。
这种种恶毒的诽谤和造谣的目的，不仅在于企图使肃反运动离开群众的依靠和党的领导，使运动展开困难，斗争无力，不能准确、有力地打击敌人，而且也在诬蔑群众，诬蔑党，并企图挑拨党与群众、党和政府等三者互相之间的正常关系。
右派分子这种用意是十分险恶的，我们决不要上当。
再次是对于肃反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偏差，我们曾经是一再的肯定要进行复查纠正，而事实上也是完全本着党和政府“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并通过有关部门进行不断的检查和纠正的。
而且特别是经过去年对肃反工作进行了全面大检查之后，过去肃反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已经基本上获得解决。
但右派分子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怎样呢？
他们是完全处于恶毒反对者的地位。
他们不但不相信党和政府能“有错必纠”，而且他们既认定肃反工作中的缺点和偏差是主要的，那么他们的另一个阴谋诡计，即关于组织“平反委员会”的问题，就必然要随着提出来。
四川右派分子潘大逵把罗隆基所设计的“平反委员会”在四川翻版，而且更有创造性地把“平反”的范围扩大了，他不仅主张要为1955年在机关肃反工作中所谓被“冤屈”了的人“平反”，而且主张对于在“三反”、“五反”及历次运动中所谓被“冤屈”、被打击和被斗争错了的人都要“平反”；
他不仅主张对活的人要“平反”，而且对于死了的也要“平反”；
不仅对于被镇压者要“平反”，而且对于畏罪自杀者也要“平反”。
以潘大逵为首的四川民盟中的右派分子们，为着要达到其否定成绩，并促其“平反委员会”组织的实现，潘大逵是非常羡慕和称赞黄绍竑在浙江检查肃反工作中否定成绩、扩大缺点的办法，而且决心要效法他，也要在四川检查出有关肃反工作的严重错误来。
特别是潘大逵等认为否定肃反成绩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们就趁着党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大放厥词，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借口，来掩盖他们反对过去我们解决敌我矛盾的种种措施。
在这个企图下，他们布置了一套所谓“摘帽子”“解围”“保险”等口号；
并采取个别访问、请客吃饭和召开座谈会等方式来专门发动对党对政府有意见的人进行大鸣大放，并把他们不满的意见汇集起来，传扬出去；
同时发动这些人起哄，用种种手段孤立、打击过去肃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形成所谓社会舆论的压力，来企图孤立党和损害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并达到潘大逵所谓“平反机构一定要成立”的目的。
罗隆基在四川民盟中的一些心腹，专门在各大专学校收集了这一类性质的“检举”和“控告”信一百多件，这就是他在党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所提出来的组织“平反委员会”的依据的一部分。
而在最近所揭发出来的四川民盟右派分子的赵一明、舒军和李康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就是根据罗隆基、潘大逵等这种意图来部署工作和进行工作的。
右派分子的目的是保护少数右派分子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来反对人民民主专政，企图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民主和专政
以上种种，就是四川右派分子同我们对于肃反问题的一些完全不同和对立的看法。
为什么有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呢？
同时右派分子企图抹煞事实，夸大缺点，否定成绩，反对肃反运动中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以及主张成立“平反委员会”的目的和意图又是些什么呢？
很显然，任何思想、主张与言行，都是一定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的反映。
全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一切爱国人士之所以积极赞成和拥护党与政府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并实事求是地承认肃反成绩的巨大，主要是因为他们过去曾经长期受过地主、官僚和特务反革命分子的严重压榨摧残与迫害，所以他们能够明确地站稳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同一切违反人民利益的思想言行作斗争。
斗争的目的也是非常明确的，即主要是为了保卫人民革命的果实，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之所以要否定肃反成绩，夸大缺点，并要为所有所谓被“冤屈”被“斗争”的人“鸣不平”，虽然他们在表面上装起一付“悲天悯人”的伪君子面貌，但是他们背后所隐藏的阶级立场，即代表右派集团利益来进行反党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阶级本质，实际上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
正是由于右派分子们的反动的阶级立场是站得非常稳的，因而他们对于党、政府和人民的肃反政策的胜利，实际是采取极端仇视的态度的。
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人民民主专政的日益巩固和一切残余反革命分子的被肃清，实际是意味着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的被毁灭。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右派分子们的企图否定肃反成绩，并主张进行全面“平反”的目的，主要在于保护少数右派分子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来反对党、反对人民民主专政，企图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资产阶级的专政。
因此我们对于右派分子企图否定肃反成绩和提出“平反委员会”的主张，不能把它孤立起来看，实际也就是章罗联盟的政治纲领中所提出的“政治设计院”以及所谓“两院制”、各民主党派轮流执政和取消学校党委制等的许多荒谬主张的组成部分之一。
目前我们思想上存在的主要倾向，不是对于敌人打击得多了，而是由于松懈麻痹，对敌人打击得不够
最后，我还要简单谈一谈目前敌人活动的情况。
我们四川也同全国各地一样，三大改造虽然已经基本完成，剥削制度已经基本消灭，所有残余反革命分子，在经过几次肃反运动之后，虽然他的主要力量已经基本被肃清的估计是正确的，但是这不等于没有反革命了。
根据最近各个地区的情况看，无论在城市或农村，敌人的破坏活动仍是在不断发生着。
如去年沐川县利店乡在肃反运动后不久，就有几个反革命分子纠合十余人组织“大刀会”，发动暴乱，侵入五马坪农场，杀死两个干部，并在利店乡杀死杀伤干部、群众三十多人，烧毁房屋数十间。
巫山县反革命分子陶发藻伙同其弟，把检举过他的陶惠达全家四口活活打死。
今年春天梓潼县金龙乡还破获了反革命分子涂南亭纠合四百余人阴谋组织暴乱，妄想打到北京来当“皇帝”案。
目前有些地区又发现反动会道门的复辟活动，刑事犯罪活动亦有增加，派遣特务和新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也有所发现。
特别是自整风运动以来，各地漏网残存的反革命分子，以及部分未获得改造的地主富农分子，也在利用大鸣大放的机会来进行造谣破坏，农村中且有个别反动地主开始向农民进行倒算和企图收回已分的土地。
鉴于敌人以上的种种活动，不仅证明了过去的肃反运动完全是必要的，而且也证明了自去年三大改造完成之后，虽然人民内部矛盾突出来了，但是绝不能因此而对敌人的活动与破坏丧失警惕。
目前在我们思想上存在的主要倾向，不是对于敌人打击得够了，而是由于松懈麻痹，对敌人打击得不够。
根据以上情况，我认为在目前肃反工作中，必须认真地注意解决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第1是“有反必肃”的方针必须坚持与贯彻，绝不能因为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放松了对敌人的斗争，特别是某些利用人民内部矛盾出现，而实际是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极其狡猾的敌人，更要善于区别，而加以准确的打击。
第2是为了更好地巩固肃反运动的成绩，通过整风检查工作，特别是我们必须响应和执行毛主席0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中有关肃反工作，应在一、二年内进行一次大检查的指示。
通过大检查深入一步地揭露我们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偏差，这对于更好地贯彻“有错必纠”的方针是有利的，我们必须坚决地加以贯彻的。
各位代表，五大运动的胜利，为三大改造铺平了道路。
肃反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不能设想，没有肃反运动的巨大胜利而能够顺利完成三大改造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右派分子今天利用肃反问题来向党向人民进行攻击，企图达到他们动摇革命运动成果、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这是绝不可能的。
目前，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已经大暴露，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坚决向右派分子进行斗争，我们必须乘胜追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我相信，胜利是属于人民的。
彻底粉碎了右派分子的阴谋，扫清这些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社会主义建设就将更加大踏步的前进！

关于目前出版事业的问题
舒新城的发言
我以出版工作者的身份，谈谈当前出版事业的问题。
出版事业牵涉的面很广，矛盾很多，它的性质怎样，它的基本任务怎样，社会各方面以至出版工作者内部，都有不同的看法，因时间的限制暂且不谈，只谈一些具体的问题。
一、出版事业的成绩
从去年北京、上海各报指出书籍又缺又滥的问题，经过右派分子渲染以后，知识分子中有一个相当广泛的共同感觉：
好像解放后的出版事业只有缺点没有成绩。
事实上成绩仍然是主要的。
我从改造、建设两方面略讲八年来出版事业的成就。
中国人民自办的新式出版事业，以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的商务印书馆为始，六十年来，虽有大小出版社几百个，但除去少数的进步书店而外，最大多数的书店都在挂着“文化事业”的招牌下，实行同行倾轧，以至投机倒把。
同时在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客观条件的限制下，不论在著作和出版方面都是先天不足，出版物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
而投机商人渗入其中，有许多有害的书籍反而推广到广大人民的手中。
以前的出版社除极少数外，大部分都没有编辑人员。
这些书店从1949年大陆解放后，社会经济基础改变，旧的经营方式不适用了，因而当时最大部分的出版社都无法自存。
人民政府于1950年秋召开全国出版会议，同年10月政务院根据全国出版会议决定的“统筹兼顾、分工合作”的原则发出十项指示，由出版总署依据出版、发行、印刷分工，出版专业的方针，对旧出版业进行改造，对新华书店加强领导，对新出版社加速建设。
从1950年全国出版会议以后，出版行政部门在出版方面使私营、公营进行专业分工，在发行方面则以新华书店为主，专任发行工作，使有条件出版的出版社能继续维持；
对于那些无条件出版的出版社也统筹安排，把性质相近的合并，人员则全部包下，统一安排。
1951年后，出版业即逐步走上有组织有计划的道路，全国正当的私营出版社，到1956年合并为公私合营出版社十九家，私营出版社已成为历史上的名词。
因而适合于人民需要的书刊逐年加多，有害的出版物逐步绝迹；
而通过新华书店的统一发行，书籍和邮局的代发报刊，书刊的发行量大大增加，全国任何边远地方的人民都可以在差不多相同的时期买到各出版社的出版物和报刊，而且不要多费一文“地区差价”。
这是出版事业中改造的成绩。
在建设方面，除国家机关的很多部门设立若干专业出版社，各地方也有出版社（全国总共一百零一家），八年来，不独各种专门书籍和地方性、通俗性的出版物逐年增加，书价逐年降低达百分之五十，就是质量也逐年有所提高。
兹举一九五○到1956年与1936年（解放前出版物数字最高的一年）图书出版情况，以证我国在解放后出版事业的成绩。
历年图书出版情况
年别　种　数　册数（千册，千份）
1936　9，438　178，000
1950　12，153　274，633
1951　18，300　703，304
1952　13，970　788，744
1953　18，384　754，519
1954　19，177　939，962
1955　22，538　1，079，574
1956　30，196　1，786，435
注：
1、历年的种数均包括初版、重版图书的种数。
2、1956年系初步统计数字。
3、表列数字均包括教科书。
从上列数字可以看出1956年我国的出书种数为1936年三倍多，册数为1936年的十倍多。
1950年至1956年共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二百四十一种，二千七百余万册。
现在的右派分子说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各种事业的缺点是主要的，我希望他们把上面的事实看看，再向自己打一个响亮的耳光！
二、出版事业中的主要问题
现在谈谈出版事业中的主要问题：
⒈缺书问题：
去年秋季一部分通俗书曾有大量积压，各报纸记载不少，而且很多人归咎于新华书店的制度不善。
但据我的了解，所谓“滥”，是与当时文化部领导上的冒进思想有很大的关系，不能专责新华书店。
现在“滥”的问题已成过去，最主要的问题是“缺”。
去年秋季以来，中学汉语文学分科，大多数的教师和学生连“唐诗三百首”那种旧日家塾读的书都买不到，也没有适合中小学生用的新的字典、词典。
几年来大家要研究鲁迅，但“鲁迅全集”便很难买到。
许多有价值的孤本、善本、遗著，更没有听说有计划地搜集印行。
就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过去编辑的辞源和辞海、印行的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开明书店印行的二十五史等较大的出版工作，也没有听到有那些出版社在计划进行。
而这类工作是出版事业中的重工业，非有十年八年的时间，很多的人力物力不能完成。
现在若不急起直追，由出版社网罗人才、搜集资料、充实图书馆，作有计划的进行，等到“老成雕谢”、资料图书散失之后，要整理、校印古籍，也将无人去干、少书可据，对文化的损失是无可补偿的。
缺书的另一原因，是发行部门分配图书不适当的问题。
新华书店一套发行制度能使全国出版的书籍在短期内发行到全国各地区，它的组织是适合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
解放后，书籍的发行量比1936年超过十倍，是与新华书店的发行制度及其工作人员的努力分不开的。
但因工作上的缺点，不能更好地掌握读者的需要，有许多学术研究上必需的参考书，送不到必需这些书的读者手里；
同时专门书籍需要的数量不大，新华书店往往从营业观点着眼而不愿重版，以致有一些可以供应的图书也缺乏。
⒉出版物的原材料问题：
目前有关出版的纸张、油墨、制版器材等都存在一些问题，但最主要的是国产手工纸的缺乏。
现在略谈这个问题。
抗战前，上海出版方面印古籍的线装书，需要连史、毛边、宣纸等手工纸很多，其来源是向福建、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专造土纸的作坊订购，上海的造纸厂也造机制连史和机制毛边，不过其质量不如手工制的，容易风化变质。
抗日战争开始，线装书大减，中式账簿和学生习字练习簿也不用或大量减少，因此手工纸大量减产。
有些原来制造土纸的技工陆续改业，机制连史与毛边则已基本停止。
最近一二年，因需要逐渐增加，手工纸渐有恢复，但生产出来的毛边纸较厚，不适合线装书之用；
连史纸则因农村不易得到漂白粉，产量亦很有限。
去年手工纸列为国家统一收购物资，由供销合作社统一收购、供应后，出版方面需要的手工纸的数量、质量均不能供应。
今年上半年上海几家需用手工纸的出版社，曾派专人到福建、浙江等地，调查土纸生产情况，打算与手工业纸作坊建立联系，但因为供销社不负责供文化用纸，没有结果。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古典文学出版社等要印古籍图书需用土纸，也只得到一部分。
此后，书籍用手工纸出版的用纸量会越来越大。
因此，这一问题不解决，对今后古籍出版工作是很有影响的。
⒊干部问题：
我国有新式出版事业虽有六十年，但从来没有培养干部的专门组织，所有出版社工作者都是由知识分子在工作中摸索经验，所以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出版专业尤其是编辑专业人员不多。
到1956年为止，全国一百零一所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据不完全的统计，共约九千六百九十人，其中编辑人员约三千七百三十人（中央级出版社六千五百四十人，其中编辑人员二千六百八十人，地方级出版社三千一百五十人，编辑一千零五十人），出版社非编辑人员与编辑的比例，约为三比一（上海为五比一）。
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编辑人员的缺乏，非编辑人员的比例过大。
这种非生产与生产人员的比率是不合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经营方式，也说明编辑干部有加紧培养的必要。
因为出版工作者历来都是由于知识分子自己干起来的，因而社会中一部分人便以为出版工作是一切知识分子可以干得了的，所以不重视培养。
实则一个大学毕业生，经过短期的专业训练可以教书或作科学研究工作，但却很难在出版社担任编辑。
现在编辑工作者虽有三千余人，但能独立工作者不足五分之一，而关于中国古籍之专业编辑尤少。
出版事务工作人员虽多，但质量一般还不及编辑人员。
新华书店有分支店、门市部、书店三千四百五十处，职工三万三千九百九十九人，但文化水平一般为高小毕业程度，小部分为中学毕业程度，大学程度者很少，大学毕业生尤少。
目前出版和发行中的一些缺点，除去客观形势及领导上教条主义的清规戒律原因而外，编辑、出版、发行干部的质量不高也是重大原因。
我国经济建设日趋繁荣，人民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必日益增长，现在的编辑、出版、发行干部在质量上固要提高，在数量上也要增加。
国家实有及早订立长期培养计划之必要。
⒋组织领导问题：
1950年10月28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十项指示，其中有一项要国家行政部门和地方及人民团体尽可能设出版社或编辑部，同时从人民出版社起，各出版社的内部组织把中国旧出版业中一些可以采用的技术和经验也最大部分摒弃不用。
对于中国在出版工作中的物质条件如文字结构、排字铸字方法的特点，和中国出版业在目前生产力水平下应如何组织、管理方能保证出版生产、发挥其最大力量的诸问题，以及中国只有十万高级知识分子（苏联有中等以上专家六百万人），能负担多少出版社的稿源诸问题都考虑不够周到。
1951年后，中央国家机关的许多部门以及地方与团体很多有专业出版社的组织。
但发展不平衡，如建筑部门有建筑工程出版社、建筑材料工业出版社，而无农业出版社。
领导也很分歧：
各专业部门的出版社由各专业的国家机构领导，音乐出版社、青年出版社等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等领导；
地方出版社由各地方行政机关领导。
文化部的出版事业管理局虽然统管中央一级出版社的业务，但对直属人民政府各部门和人民团体的出版社则只管理它们的出版计划和出版制度，编辑业务、选题计划、干部等则由它们的直接上级领导机关管理。
因而在分工上往往发生各出版社一面拉稿、一面有稿无出版社出版的现象；
出版社的行政组织和干部也有许多浪费的地方。
这是组织领导问题的一方面。
其次是出版行政部门的领导思想问题。
解放后，出版行政部门对出版事业改造和建设有很大的成就，前面已经讲过。
但领导者对于出版事业的本质和特性重视不够，把握不足，在思想上有把出版事业看作单纯的企业的倾向。
他们对出版社的管理。
虽然有监督出版社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任务和提高出版物质量的规定，但实际上则经常抓出版社的出版字数、种数、册数、用纸、定价等数字指标，对发行部门每年按比例增加任务，于是出版社为要完成数字指标的任务，有时便不能不脱离读者的需要出书，更不敢定长远计划，编印大部书，只专心致志于“一年生草”的小册子；
发行部门有时为要完成销售数字任务，便不得不利用摊派方法以完成任务。
其次，出版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种学术性的企业，它的企业经营的任务只有在贯彻国家文教政策、满足读者要求的条件下完成方有意义，利润的上缴不应列作主要的目的。
195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上缴利润二百零九万元，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缴二百六十五万元，两社共缴四百九十四万元。
而真正工业部门的第1工业局只缴三百六十万元。
由此可见出版干部的培养、图书资料的充实、大部书籍的编印在出版部门内部的经济上是有条件的。
又其次在编辑工作方面，1952年07月由出版总署规定编辑工作制度，过于强调了三审制和对书稿的政治责任，使编辑与作者难于见面，更难讲作朋友。
对编辑一面要他们审阅专家的书稿，担任出版物的一切错误的责任，而待遇却远不能与他们的工作相称。
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过不少专门书籍，但至今却没有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
此外，1950年后不曾再开过一次全国出版会议，也没有出版工作者自己的组织。
这是组织领导问题的又一方面。
⒌木刻书版问题：
我国木刻书版创始于五代，现在尚有唐咸通刊行的金刚经，是公元九世纪留下来的一件艺术品，宋、元、明、清各代的精本刊，开卷时好像有一股精气迎人而来。
它们不仅保存了祖国的许多文化遗产，也保存了许多雕刻的艺术。
我们现在若不重视这些书版，时间稍长，这些书版将因霉烂、蛀蚀而逐渐消亡，将来后悔也来不及。
古籍出版社曾经聘请专家，到杭州、南浔、苏州、广州、武昌、南京等地调查木版情形，已看过木版约五十万块，其中有很多难得的版本，如存在常州的“蒙兀儿史记”，存在扬州的“汉学堂丛书”等。
据报告：
各地的书版一般是由当地文化局存放在破旧的房屋里，谨守钥匙，防止偷盗，但是否因潮湿或虫蛀而损坏则不过问。
至于清理，他们以为第一没有空的房屋，第二没有经费；
在人力方面还不是主要的困难，因为各地方的文史馆员都愿自告奋勇（广州文史馆经过去年的大量发展，馆员年岁有三十岁左右的，他们有无事可干的苦闷）。
有些地方则以领导上重视不够，对书版问题的处理不当，如广州存放书版的房屋，有四位干部及家属二十余人住在里面，书版难保没有损毁；
南京官书局的书版则全部失踪；
前中南行政区文教部曾对中南区各地现存的书版，作过一次调查统计，但现在连档案也找不着。
盛宣怀家藏的“常州先哲遗书续集”及“愚斋存稿”的两种书版，1952年九、10月间，由上海房管局接收盛苹臣家具的时候，把书版连架一百零八只和愚斋的公文稿件数十箱拿去，当时有一部分送拍卖行拍卖，一部分放房管局仓库，以后不知下文。
也有少数私家藏版要出卖，但无人收购，也有人愿意将书版捐献，但找不到接受捐献的机关。
以上只是报告的一部分。
由此也可说明我国重要文化遗产之一的木雕书版是处在“存亡之秋”的紧要关头。
国家需要赶快作有计划的抢救。
三、几项建议
⒈召开全国出版会议解决与各方面有关的问题：
出版事业牵涉的面很广，除作者、读者和出版、编辑、印刷、发行各方面的关系外，还要牵涉到纸张、油墨、照像器材、五金用品、机器制造等等方面的问题。
出版业务虽由文化部管理，编辑、选题等计划由专业部门领导，但文化部和各专业部门不能完全解决出版中各方面的问题，尤其是解决不了手工纸、外贸的问题，更不能解决社会对出版事业的认识问题。
因此，建议文化部先把去年各报纸及今年各地宣传会议和整风运动所揭露出来关于出版问题的资料，整理成若干问题，再邀请有关方面的人员讨论，总结出一些主要问题后定期召开一次全国出版会议。
参加会议的除与出版业务有关的出版、编辑、印刷、发行（包括邮局）等人员外，并要请各类作者、各类读者（可以各类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为读者的主要代表）和有关部门如轻工业部、外贸部、供销合作社等参加。
在这个会议中要解决一些问题，我的初步意见：
①确定今后出版事业的方针任务。
②取得大家对于出版事业性质及其基本任务的大致相同的认识。
③解决出版、发行、印刷之间的主要矛盾，如出版与发行对于书籍印数的决定权与双方的经济责任关系，印刷如何改进质量，更好地为出版服务。
④各部门各地方的出版社应否统筹调整，如何调整。
⑤体制如何调整，旧中国的出版经验如何总结利用（现在很有人主张恢复以前商务印书馆等出版、印刷、发行的“三位一体”制，我以为某些有特殊条件或有特殊需要的出版社如中华书局有印刷厂，科学出版社需要专业印刷厂，可以自设印刷厂，邮电出版社有条件在邮电局设发行所外，要把旧日的“三位一体”制当作出版社的制度，在今天讲是不合时宜的：
因为新华书店的发行制度已能供应全国，如出版社要单独搞一套发行组织，必需另设一套运输、仓库和管理制度，实在是最大的浪费，而效果可以断定不如新华；
印刷厂是机械的工业，机器经常需要有一定的任务，而出版书籍为脑力工作，绝难像机器一般地安排工作，出版社有了印刷所，便得天天为它奔走印件，无特殊需要或有特殊条件者不必设印刷厂，多耗国家资金。
所以我不主张恢复旧的出版体制）。
⑥作者与出版社的关系及其相互责任，尤其是久悬不决的稿酬问题。
⑦发行工作如何改进，使各项书刊能更及时地达到需要的读者手里。
⑧出版工作者应否有其自己的组织、如何组织，使大家能利用这种组织加强学习，提高政治与业务水平。
⑨干部培养办法。
⑩其他。
这个会议应当尽速举行，因为出版界的问题多而必须解决，但必须有充分的准备，不可为赶快而草率从事，开了等于不开。
⒉利用各种方法培养干部：
现在编辑干部数量质量均不高，出版事务与发行干部量够而质不高，专业思想都不很巩固，培养起来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具体的办法：
①用带徒弟的办法由老年专业工作者在工作中培养青年；
编辑部门招收大学毕业生，出版事务及发行部门招收高中毕业生，先进行短期的业务上的基本训练，再在工作中锻炼、逐步提高到能独立工作为止；
尤其要注意培养有专业知识和长于政治活动、学术活动的领导干部。
②由出版社及发行机关自设短期训练班，调集在职干部轮流学习。
实行以上两种办法，首先要对青年进行艰苦自学的思想教育，其次要购备充分的图书资料供他们使用，第3要有一定的导师指导制度，第4编制不要过紧，使教者学者有时间教导和学习。
③由国家设出版专业学校，或由综合大学设出版、编辑、图书贸易系，培养出版、编辑、发行专业干部。
④由国家调派一部分科学、文艺专家到出版社负担编审工作，对在职编辑干部进行专业学科的业务辅导。
⑤联络社会各方面的老年专家，主要是文史馆老年馆员，派人个别从师，学其在文化上的专长。
⒊整理重印书籍保存古书木版：
我国文化遗产浩如烟海，要由国家为有计划、有系统的整理、重印，并将古书木版收集保存。
建议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之下设专设机构，约集全国专家各就其专业开具应整理、应翻印、辑印（如地方志汇编）的古籍书目，组织出版社制定长期计划，逐步印行。
对于古书木版由国务院通令各省市人民委员会进行调查、清理、整补，善为保存，并择有价值的书籍在适宜的地方印刷。
除公共机关所存的木版外，以前私人刻书的风气很盛，有若干书版尚由私人保藏，也要调查整理，如愿出售者，国家备价收购，有自愿捐献者，国家应接受并予奖励，鼓励私藏书版出售或捐献于国家（另有提案详说）。
⒋发展储备手工纸供印行古书之用：
近年来手工纸生产少、供应紧张，除去客观的原因外，供销社不把文化用纸列入供应计划之内，以致有些地方以手工纸作他项不必要的用途：
如南京供销合作社将“毛太纸”（补旧书用的）大量出售作民间用纸，广东鼎湖山市府用上等毛边纸作“便纸”。
同时收购价格也不合理，以1956年和1934年比较，机制新闻纸的价格接近1934年的六倍，手工连史纸只增加百分之二，机制连史纸增加一倍半不到。
实际上手工纸的价格仅及机制新闻纸价格的四分之一。
因而手工纸无利可图，甚至要亏本，所以生产减少。
建议：
①适当改变目前的统一收购的供应办法，由国家允许将一部分纸质较好的手工纸作坊由出版社直接联系，组织其生产，收购供应，或由文化部统一收购供应各出版社。
②由文化部、轻工业部对出版手工用纸统一规格，提高收购价格，并深入调查历来国产优质纸的生产技术，继续发扬，原料有困难的请有关部门给予帮助、解决，并改进操作技术，试制新产品，继续提高手工纸质量。
③手工纸的生产过程比较迟缓，且有季节性，不能平衡供应出版社使用。
建议文化部能收购一批手工纸作为国家储备，同时允许出版社适当储备手工纸，以供印制规模巨大的古籍因临时采购不到的使用。
④上海过去生产机制连史纸毛边纸的质量较好的造纸厂，每年分配一定数量的机制连史纸毛边纸的任务。
⒌设立国家编辑部门编辑中国百科全书：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日益发展，文化事业必须跟着发展。
建议由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设立国家编译机关，组织专家，成立编译委员会，分别计划、编辑中国百科全书，在一定的时期内完成、出版（苏联于1923年即成立大百科全书编辑室，苏联百科全书第1版出版时间前后达三十二年；
1948年由中央决定新成立大百科全书总编辑部，到1956年，第2版出过四十三卷。
并在编辑部下设一个直属的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受总编辑室领导）。
百科全书的编印工程浩大，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方能完成，而且需要各方面专家的力量很大。
现在国家有条件在文化上作长期的打算，国内和国际也都要求“中国百科全书”，故建议在最近期间把中国百科全书编辑部列入规划之中，逐步进行。
⒍加强重点领导：
解放后出版行政部门对于出版事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上，有很大的成就。
但在具体领导工作上有偏重于业务经营及抓具体数字指标的情形。
建议今后把领导重点放在：
①政治思想领导，监督出版社对于党和国家政策方针的贯彻；
②计划推进出版事业全国性的大规划，经常督促、检查、帮助各出版社进行工作；
③研究具体办法提高各种出版物的质量。
以上是个人对于目前出版事业的意见。
至于出版事业与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及其性质和任务等基本问题，将另写专文，这里不谈了。
从以往的成绩，我深信今后的出版事业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正确、坚强的领导下，将有更大的辉煌的成就！
右派分子且睁眼看着吧！

西南的铁路建设证明了第1个五年计划的成就
蓝田的发言
我对周恩来总理、李先念、薄一波两位副总理、张检察长、董院长和彭副委员长的各项报告完全同意和衷心的拥护。
尤其是学习和讨论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不仅是感觉到把我们思想认识大大地提高一步，更使我们坚定了信心，百倍地为完成今后的建设任务而加倍努力。
现在右派分子们，居心险恶，宿意已久地想推翻政府。
夺取党的领导权，走向他们所喜悦的资本主义道路，有计划有组织有行动地向全国各大城市宣传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谬论；
说国家把第1个五年计划搞坏了，肃反运动中冤屈好人太多了。
这样的夸大错误，抹煞成绩，确实是混淆黑白，扰乱是非，污蔑党、污蔑政府的万恶行为。
作为一个新建铁路的技术设计人员是坚决反对的，愿同广大人民一道，不斗争到底，决不罢休。
我在这里谈一谈西南铁路建设经过的大概情形：
西南西北一脉相通
西南解放后，我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常抱着极其兴奋和感激的心情，参加了成渝、宝成、内昆、成昆等铁路勘测设计工作。
也曾在反动统治时代作过几条铁路的工作，深深地感觉到这两个不同时代，真有天渊之别。
一个是人吃人的时代，一个是一切为了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新时代，即现在的时代。
大家都知道，四川人民为反对铁路收归国有而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在旧政权时代继续斗争四十余年直至解放的前夕，看不见一根枕木一寸钢轨。
解放后1950年毛主席为了实现四川人民四十余年的愿望，积极筹筑成渝铁路，二年多一点五百零三公里的成渝铁路全线通车了。
在修建成渝铁路同时，又命作修建宝天铁路的筹备（即宝成铁路），1952年07月01日成渝铁路通车的同时宝成路开工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和苏联专家们无私的热情帮助下，宝成路于1953年国庆节通车绵阳，1955年元旦通车广元，1956年元旦通车略阳。
宝成铁路南段四百五十五公里全部通车了。
同年07月01日南北两段接轨，宝成铁路长六百六十八公里全线通车。
从此西南西北一脉相通，人客物资粮食等输出输入何止数百万吨。
对救济灾荒，供给建设，曾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其他如中南区的黎湛、鹰厦、南福铁路。
西南区的都筑、川黔、内昆、成昆等路的勘测设计共完成二千五百公里。
现在中南区的铁路业已完工通车了，西南区的铁路正在施工中，亦有一部分铺轨了。
难道说这些铁路不是第1个五年计划中的建设成绩吗？
这不是党的正确领导，突飞猛进的伟大成就吗？
右派分子偏说是国家计划搞坏了，没有成绩，真是丧尽良心。
山岳地区筑路的困难程度世所罕有
当然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还是很多的，有一部分还是严重的。
如以宝成南段广元至略阳一段来说，线路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至今日为止没有一人提出还有其他较好路线。
其所以有塌方有路基病害，不外有两个原因：
（一）由于设计人员的技术水平低、经验不够，犯了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把高山大岭一段路线一般化，更因地质人员缺乏，有一部分文件质量差，在施工过程中为了赶任务，没有按照施工程序进行，因之在雨季时，发生塌方的严重病害。
（二）由于嘉陵江岸的地形地质极其复杂，显明的不良地质地段，大部分是避开了，或者作出特种工程建筑预先防止了，凡是处理过的地方至今并没有发生坍塌情事。
但是隐藏着的病害，如古滑坡，古堆积体等等都在开挖之后经过雨季的大风暴雨，地面水和地下水渗透为害，使堆积体饱和，水带黄土渗入滑面，使山体重量增加，因而坍塌。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十分重视，曾集中一切可能集中的力量积极处理，已得到纠正和克服。
事实证明，此次由成都出发的代表乘坐宝成客车，是安全正点到达宝鸡的。
有人说宝成路坏得很，根本不能通车，这是完全不符事实的，存心造谣生事的右派分子，扩大错误、混乱人心的恶意罢了。
此种特殊困难山岳地区，据苏联专家说：
“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中国专家同志们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完成通车，这是难能可贵的。”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骄傲，我们应当以虚心的态度来对待这个极其重要的路线，要以无比兴奋的热情来保护。
我们正在作彻底根治南段病害的具体计划。
为了节约，为了不浪费一文国家建设资金，就必须要有一个较长时间来探钻、观察、调查、研究，收集确实可靠资料，经过小型试验，得出结论，作出质量良好的经济合理的设计文件交付施工。
如现在就认为是一切安全，没有一点病害发生了，这也未免说的太早。
因为嘉陵江岸有数百公尺深的滑坡地带，有数百万公方的古堆积体，现在没有动，将来或许在某种情况下就能活动，这也不是现代科学所能解决的问题，希望我们科学家对此作些研究工作。
有了具体办法，再结合着宝成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后西南的高山大岭，深谷横流山岳地区，如滇黔、川藏、兰成等路线的勘测设计和技术设计是有极大帮助的。
对西南山区新建铁路的几点建议
此外我本着政府“增产节约”的号召，对西南山岳地区新建铁路提出几点建议：
（1）建议国家从速扩大全国大地平面测量机构，赶制出全国大地平面图比例尺为五万分之一或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具有等高线十公尺至二十公尺（办法详见提案）。
有了此种详图，所需要的山岳地区铁路线，都可从图上找出。
草测选线这个可以不需要去作，就可节省一笔选线经费，若加以水利计划和国防计划，以及厂矿安排等重大事项，都能减少初步实地调查勘测工作，而能在详细图上，作出或安排出较为可靠的与其他有关联和互相配合的初步计划，那就节约更多了。
（2）在此详细大地图未曾制出之前，铁路选线工作，是一种极其复杂而艰巨的工作。
它包括着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现在情况及将来发展情况，是一件新建铁路中极其重要的基本工作。
它的质量好坏亦关联着初测和定测。
过去的选线，每每是限于时间，限于预算，不能尽量作到它应当作到的可能工作。
因而在初测阶段中有重作选线的事实，定测阶段中亦有重作草测初测之事。
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浪费真觉可惜。
我建议各设计院，应当把草测阶段的选线工作，单独进行，照国家路网规划分别先后缓急提前草测选线，尽量把所有可能比较的一切比较线都把它测量比较，提出意见呈部鉴定批准。
任务书下达时即提示一定的标准法制，使初测定测，毫无顾虑地执行任务，必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做到不返工不浪费，节约自在其中。
（3）培养工程地质人员，储备大量探钻机具也是必要的。
鉴于从前的地质人员不够，技术不高，机具缺乏，不能收集确实可靠资料作为设计依据，影响文件质量，在施工中一再变更设计，造成种种窝工返工浪费，也曾影响到延展工期，拖长交付通车营运期限，无形中造成国家和人民的大损失，建议政府应特别重视这一点。
趁着本年高中生有大量未得升学时，广为招考，大量培养工程地质人材、充实后备力量，对促进第2个五年计划的交通事业胜利的向前迈进，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以上所述是否有当，敬请批评。

只能前进，不能倒退！
费广泰、张子富在联合发言中说：
右派分子想让人民再受剥削，再受奴役，我们煤矿职工绝对不允许，一定要同他们斗争到底！
特别是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又听到了周恩来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使我们受到深刻教育，提高政治觉悟，又进一步了解了我国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三大改造和五大运动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展望了美好远景，感到了很大的鼓舞和无比的兴奋，所以我们表示坚决拥护这两个报告。
而且一定根据这两个报告的指示，在工作岗位上，继续努力前进。
我们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等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右派分子如储安平、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葛佩琦等所发表的反动言论，毫无根据，荒谬绝伦，硬找革命运动中的个别部分的缺点和错误来否定革命的伟大成绩。
他们说不要党的领导，他们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他们仇恨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团结，他们想让人民再受剥削，再受奴役，想把中国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里去。
那是幻想，绝对不能容许的，我们煤矿职工也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不认可的，一定要和他们斗争到底！
我们两个人都是在抚顺的煤矿工作者，现在用亲眼所看到的成绩和亲身所体验的事实来说明在党的领导下，几年来中国煤矿发展的情况，简单的向大会汇报如下：
我们在去年冬季和今年春季进行过两次视察，共计到过四个矿务局和三个工厂。
这三个工厂的产品对于煤矿中的消火、降温和瓦斯检定等起着重要作用，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三个工厂的情况就暂不谈了，着重要谈一谈这四个矿务局，包括江西的萍乡，安徽的淮南，山东的淄博和辽宁的抚顺。
我们视察重点是放在生产情况，增产节约情况，安全及劳动保护情况和存在问题等方面。
经过这两次视察，对于煤矿工作者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实际学习，因为时间较短，未能全面看过，因而所汇报的内容，可能片面性很大，请各位代表和列席同志们多加指正。
煤矿生产情况
解放后全国煤矿职工在党及政府的领导下，以主人翁的态度，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煤炭产量迅速上升，劳动生产率也显著提高。
如萍乡矿务局所属高坑、安源、青山及王家源等四个矿，解放当时，1949年全局全年原煤产量为八万三千吨，劳动生产率平均为零点零六六吨；
今年原煤计划产量为一百七十七万吨，是1949年的二十一点五倍，劳动生产率平均为一点零一四吨，是1949年的十五点五倍。
淮南矿务局所属的九龙岗矿、大通矿、新庄孜矿、谢一矿、谢二矿、谢三矿、李郢孜一矿及李郢孜二矿等八个煤矿，在解放当时1949年，全局全年原煤产量为一百一十二万五千一百一十三吨，劳动生产率平均为零点二六八吨；
今年原煤计划产量为四百五十万吨，是1949年的四倍，劳动生产率平均为一点零七七吨，是1949年的四倍。
淄博矿务局所属的洪山、寨里、奎山、夏庄、双山、新博、西河、黑山等八个煤矿，在解放当时1949年，全局全年原煤产量为一百零二万三千八百四十八吨，劳动生产率平均为零点三二二吨；
今年原煤计划产量为三百六十三万吨，是1949年的三点五倍，劳动生产率平均为零点七五九吨，是1949年的二点四倍。
抚顺矿务局所属的露天、胜利、老虎台、龙凤等四个矿，在1949年全局全年原煤产量为二百零五万吨，劳动生产率平均为零点三四八吨，今年原煤计划产量为八百六十万吨，是1949年的四点一五倍，劳动生产率平均为一点一九吨，是1949年的三点四倍。
按照以上四个矿务局的现有设备，劳动组织，工作面的排列以及技术管理等等条件来看（除部分材料供应少有问题外）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国家所给的任务是没有问题的，同时也可以说明，国家所规定的生产指标，也是比较正确和切实可行的。
煤矿增产节约情况
今年国家提出增产节约号召以后，所有各矿的全体职工都热烈的响应，一致拥护，在广大职工群众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如在增产方面来讲，各矿根据自己不同的条件，调动有利因素，发掘潜在力量，均在原有的生产计划基础上，提出多少不同程度的增产计划。
按照视察的各矿来看，一般的都提出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个别的有提到百分之十的增产计划，总的来看，今年煤炭的计划产量，可以超额完成是应该肯定的。
在节约方面来讲，各矿都通过群众讨论，用算细账的方法，制定出很详细的节约计划，对于技术管理部分，制出消火、防水、顶板管理，机电检修，提高采煤回收率，发挥设备利用率，消灭无效进尺等等计划，对于材料消耗部分，制出坑木、煤、雷管、电力等等不同品种的原材料消耗定额降低的计划。
每个计划都有具体措施来保证它实现，每个措施都有详细说明，有的根据具体要求和能达到的效果，算出经济价值，列入降低成本和上缴利润计划里去。
因此说明，增产节约这一运动，除去直接产量增加外，在节省原材料上，可能为国家积累不少资金，有助于基本建设计划的执行。
由此可见，增产节约这个号召是非常英明非常正确的。
我国煤炭产量与世界水平的比较
我国第1个五年计划的原煤产量为一亿一千二百九十九万吨，第2个五年计划为二亿一千万吨，初步暂订第3个五年计划为四亿零六百万吨。
如果按照今年视察各矿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对于全国原煤产量而估计之，则第1个五年计划的1957年指标，不但可以胜利完成而且还可以超额完成，因为今年国家所布置的计划任务是一亿一千七百二十七万吨，已经比第1个五年计划的指标超额四百二十八万吨。
现在各矿所订的超额计划，实际是在这个超额指标的基础上而又超额了，据我们初步的估计，今年完成一亿二千万吨，应该问题不大的。
根据1955年世界统计资料来看，全世界人口为二十五亿二千八百三十万人，同年煤的产量约为二十亿吨，按全世界人口平均计算之，每人每年产煤约为零点八吨，也就是国际产煤水平约为零点八吨。
我国如按六亿人口估计之，每年产煤四亿八千万吨，才能达到世界水平。
我国的第2、第3两个五年计划如果都能顺利完成时，则1967年可以产煤四亿零六百万吨，若能超额百分之二十完成时，则1967年可以产煤四亿八千七百二十万吨，那就可能接近世界水平，也可能达到世界水平。
我们知道，根据1955年世界统计资料，拿国家为单位来看，煤的产量，美国占第1位，苏联占第2位。
但是若拿国民经济来看，世界最先进的国家是捷克斯洛伐克而不是美国，美国产煤四亿四千八百七十九万吨，人口是一亿六千五百二十五万人，每人平均产煤二点七吨；
捷克斯洛伐克产煤六千万吨，人口是一千三百一十六万人，每人平均产煤四点六吨，超过美国百分之七十，所以说从产煤的国民经济来看，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应该是捷克斯洛伐克。
煤矿工作者们！
煤的产量，想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话，应该继续不断的作最大的努力，向捷克斯洛伐克学习！
煤矿安全情况
解放后几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煤矿的重大人身事故，比较以前是大大减少了，但是冒顶、透水、瓦斯以及自然发火等等现象，仍在不断的威胁着生产。
又由于操作不熟练，技术管理水平较低，而许多煤矿都逐步尽可能走上机械化后，所以运输，机械，电气等方面的一般事故，反而增加了，这与我们国家所号召的“安全生产”方针是不太适应的。
建议各矿、各矿务局、各煤矿管理局应当针对在本单位范围内所存在的弱点，组织各项不同的安全小组，来彻底研究解决在安全方面所存在的关键性问题，同时建议中国科学院煤炭研究室与煤炭工业部加强联系，来领导三个煤炭研究院和各矿的安全研究组，很好的分工合作，来解决各矿在安全上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纵然不直接增加产量但却是无形的极大节约，决不可以看作是浪费。
根据我们视察的四个矿务局来看，总的来讲，安全情况都不太好，只有淮南矿务局所属的谢家集一矿，三年来未发生死亡事故，淄博矿务局所属的新博矿，五年来未发生死亡事故，并且还在继续保持这种光荣成绩。
这两个典型矿，据我们了解，在我国煤矿之中，可以属于安全先进经验之内的。
他们能够取得这样经验，决不是一件简单工作，肯定的说，他们在矿的领导上，技术管理上，实际操作上，规程制度，劳动纪律的学习、贯彻、执行上，以及其他方面，一定都有一套很完整的办法，应该由上而下，详细的总结，印成小册子，推广全国。
如能起到消灭或者减少死亡事故的作用，那个价值是不可计算的。
几个问题
煤矿发展合理生产的油页岩量和油厂所需要的油页岩量不相配合的问题。
抚顺矿务局所属四个煤矿，其中有个西露天煤矿共有两种产品，一种是煤，一种是油页岩。
煤是国家产品，油页岩不算国家产品，而是人造石油加工用的原料。
抚顺矿务局为了完成国家要求的原煤起见，进行了总体改建，委托苏联设计。
这个国外设计是在1955年底提出来的，现在按照设计施工，计划分期完成，西露天矿的改建，也是其中之一部分。
但根据国外设计来看，改建后，原煤产量可能满足国家要求，而合理生产出来的油页岩量，不能满足人造石油工厂已有设备的要求，可是油厂还在不断的扩大，无论是改建，新建，都比煤矿的建设简单的多，很短时间就可以投入生产，投入生产就向煤矿要油页岩，煤矿并无这项准备，被迫无奈，乱采乱掘，违反技术政策，造成不良后果。
这是一个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建议中央要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油页岩算不算国家产品问题，根据1957年03月28日，人民民主国家经济互助委员会在华沙召开的文件里记载：
苏联标准燃料资源共有九种，第3种就是油页岩，1957年生产一千一百七十五万吨，而抚顺矿务局的西露天矿，1957年生产油页岩计划一千五百二十万吨，按照数量比苏联还多。
而我们国家对于这种油页岩的燃料资源并不像苏联那样重视，既不掌握油页岩的生产数字，也不把油页岩列入国家产品，但是每年布置油的任务总是增长的，至于制油的原料则不甚过问，因而造成厂、矿之间经常扯皮不休，如数量问题，质量问题，运输问题，检修问题，单价问题以及掉吨涨吨种种问题，经常不断协商，经常也达不成协议。
如能将油页岩列入国家产品计划指标之内（与棉花、大豆同样看待），则厂、矿各有奋斗目标，国家掌握也能心中有数，上记扯皮问题，可能减少很多，建议中央研究确定这个问题。
1952年以前，在油厂也归矿务局领导的期间内，油页岩给价多少或者给价与否，问题都不太大，原因是矿务局年终算一笔总账的关系。
自1953年油厂和矿务局分家以后，这个问题就比较明显了，可是仍在燃料工业部的统一领导下，部内尚可以处理。
1955年煤炭部和石油部又分开为两个部，则油页岩给价的问题，显得更突出了，而煤炭部也不能解决了。
根据1956年统计数字来看，抚顺矿务局有原煤和油页岩两种产品，每年每人平均利润为一千四百七十六元，而石油一厂只为油页岩加工，每年每人平均利润为四千三百八十七元；
矿务局得到的企业奖励金，占生产工人工资总额的百分之十点九五，而石油一厂得到的企业奖励金，占生产工人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九四；
因此以劳动生产率增长为基础而计算之，则矿务局的平均工资提高为百分之二十八，而石油一厂平均工资提高为百分之三十二点一，这个问题，对于职工生活，直接受到不合理的影响。
又据国外设计，按照生产两种有益矿物，计算油页岩的成本，每吨应为二元四角一分，加上税金，利润金等，售价应为三元四角四分，这个算法，经委于1956年09月批复同意，但两个部一协商，直到现在也没有达成协议。
现在实际每吨给价为一元五角，比较成本尚少九角一分，按照今年油页岩产量计算之，就要赔一千多万元，如果再提倡油页岩增产，则油厂得的利润当能随之而增加，可是相反的，煤矿赔得就更多了。
似此油页岩的给价不够公平合理，造成油的成本也不够真实，油厂工人不爱惜原料，不提高技术，正因为取得不合理的过分利润，养成了职工骄傲自满情绪，因而与煤矿职工互不团结，对于整个国家利益来看，分配的合理与否关系不大，国家的收入总是一样的，但是煤矿与油厂之间的矛盾，可就越来越大了。
这是一个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建议中央研究解决之。
抚顺全市电铁运输问题。
抚顺矿务局的领导下有一个运输部的组织，该部除负责煤炭工业部系统的各厂矿的运输任务外，由来已久，还承担着抚顺地区各国营企业和地方国营企业的运输任务。
在抚顺地区的国营工厂属于中央垂直系统的有石油、电力、建筑、冶炼、化学、商业、一机械、二机械等七个部。
在抚顺煤田总体改建国外设计中，对于全市性的地面运输，按照1953年的情况总的作了一些安排，但没有包括地区的发展情况，现在石油二厂、石油三厂、电瓷厂等，有的已经开始扩建，煤炼油厂、石油预制配件厂等，不久即将新建，他们只知道扩建，新建，他们并不考虑运输怎办，也不把运输投资列入计划之内，拖来拖去要令运输部来承担，殊不知由1956年12月至1957年01月间，抚矿煤炭运不出去的就达到三十八万吨之多，此可见，抚顺局自顾不暇，那能请求大批投资承担这些额外运输任务呢？
抚顺矿务局曾主动的和他们协商运输投资的事项，但是直到现在也得不到统一的肯定性的最后解决，建议中央召集有关各部研究解决这个运输投资的问题。
以上，都是在视察中所存在的问题，也是在下边各单位彼此之间的矛盾，虽然经过协商，也得不到解决的。
原因是下边各单位看问题，都是从各单位的角度出发，在本单位内认为是合理的、发展的而又经济核算的问题，总要坚持己见，互不让步，很难统一，所以也就得不到解决。
但到中央则不然，中央看问题是整体的，从全国观点出发，发展是全面的，轻重缓急各有理由，考虑当前计划也结合远景规划，考虑当前利益也结合长远利益，经济核算是算一笔大账，因此种种关系，建议中央根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指示，上记问题是可以逐步获得解决的。
我们的发言，有不当之处，请各位代表、列席同志们予以批评和指正。
敬祝大会胜利成功！

我们视察的印象和建议
罗明燏、林克明的联合发言
我们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薄一波两位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周总理的报告充分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辉煌成就，实事求是地检查了政府工作中的缺点，极为有力地和严正地批判了当前右派分子的谬论。
这个报告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深刻的政治思想教育，同时也使我们感到极大的兴奋和鼓舞。
目前右派野心分子完全漠视事实，否定成绩，夸大缺点，其用心是想削弱共产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我们对这些谬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路线，站稳立场，分清是非，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线，向他们作坚决的斗争。
现在我们想就最近视察重庆、成都、西安的高等教育，基本建设和城市规划工作中所了解的情况作如下的发言和建议：
重庆、成都、西安是西北、西南地区几个最大的城市，物资富饶，人口集中，水陆交通方便，具备工业建设条件。
为了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城市建设也做出了新的规划。
这些情况充分显示人民的伟大力量，更加坚定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
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曾重点的视察了几个综合大学和工业学院。
这些院校由于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进行了教学改革，教学工作取得一定成绩，给祖国提供许多建设干部，加速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行。
但在另一方面，高等学校由于发展过快，也给教学工作带来若干困难。
除极少数学校以外，师资缺乏（特别是老教师），教学设备不足，几乎是普遍的现象。
如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师资缺乏，除只有三位专业教授外，其余都是青年教师，而且多数是1949年以后才毕业的，由于老教师缺乏，指导毕业生设计工作，不能不由青年教师担任，因而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学生反映意见甚多。
又如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是去年成立的，基本设备很不充实，严重的影响教学实验的进行。
我们建议这些问题有关部门必须予以重视，设法研究解决。
院系调整为大规模培养建设干部创造有利条件才是正确的，解放后如果不进行教学改革，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不可能供给那么多的技术干部。
但无可否认，由于院系调整的幅度太大，有些专业分得太细，也给教学和毕业生分配工作带来或多或少的困难。
一些历史较长教学质量较高的院校因院系调整关系，而不能保持他们过去的优良传统，这也是一个损失。
又个别高等学校因院系调整次数较多，也影响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如西北工学院在1938年成立，原有土木、矿冶、机械、电工、化学、纺织、航空、水工、工业管理等九个系，为一个多科性的工学院。
1952年以后，几次院系调整，先后调出航空、电讯、采矿、工业与民用建筑、水工建筑等系或专业，工业管理系取消，调出教授三十人，副教授十人，讲师五十一人，助教七十五人，共一百六十六人，教学设备也调出不少。
目前专业设置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
我们到该院视察时全体教师们表现情绪不安，提出很多不满意见，这不能不影响该院的当前教学规划和将来的发展前途。
我们认为在今后几年内各地高等学校应该以安定为主，将来如客观形势发展，有再行院系调整必要时，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稳步地进行，任何急躁冒进，都不会有良好效果的。
我们建议有关部门对这些院校目前存在那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必须迅速予以合理解决。
勤俭建厂的好榜样——成都量具刃具厂
在基本建设方面，我们曾视察过好几个工厂，它们的建设情况都不是一样。
有的完成得较好，而且做到勤俭办企业的原则。
有些却管理不善，拖长了进度，浪费和积压国家的许多建设资金。
如成都量具刃具厂，原定1958年开始建厂，后因需要关系提前筹建。
由于该厂领导正确，从厂长党委和全体工作人员都能贯彻勤俭办企业的精神，发挥积极性，最初考虑如何能达到又好又快，所以决定以哈尔滨同样工厂的设计图纸重复使用，不另从新设计，从去年05月开始施工，现在已大部分完成。
同时厂方决定先生产后福利的原则，所以几个车间提前完成。
现在大部分已投入生产。
从投资方面来说，比哈尔滨量具刃具厂节省了三分之一；
从时间上说，缩短了两年半；
从劳动生产率来说，提高了百分之三十。
又该厂打破了建厂的老规矩，大胆采用了“先生产后福利，先主要厂房后一般辅助性建筑”的办法，精打细算，合理使用投资，今年削减投资百分之四十二点三，仍然可以完成了急需生产的厂房建设。
另一方面，从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利用重复使用旧图纸，可以达到好、快、省的目的。
在我们短短时间视察的体会，该厂可以作为勤俭建厂的好榜样。
我们又曾视察西安的八四七厂。
这个厂房是苏联设计的，厂房工程从1955年09月开始，用快速施工法进行，大部分是预制构件，1956年10月已全部完成，目前工具已投入生产。
我们视察了几个车间，大部分机器已安装完毕，并看到全部机械设备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国产机器，使用结果工人认为满意，这可以看到我国几年来机械制造工业的进步和迅速发展，我们是引为自豪的。
我们认为这个厂从开工到完成，仅仅一年零一个月，从设计施工和领导方面都有显著成绩，这是好的一方面。
西安电工厂的基建工作轻重倒置
另一方面像西安电工厂，计划规模相当庞大，全厂占地八十九万平方公尺，按照原定计划由1953年开始建厂，要到1960年才能全部完成。
目前有些厂房已将近完成，并已部分投入生产；
有些厂房正搞基础，而很大部分还等待图纸，有一个厂房从去年05月开工到现在，图纸还没有全部完成，并有些厂房车间已建成而道路和地下管道完全没有建设，先后不分，轻重倒置，因此，总的进度相当缓慢，看不出有任何紧张的现象。
这是不好的一面，我们建议中建部应成立一种机构经常进行全面检查和监督，使基建工作能按计划完成和保证工程质量。
批判城市建设追求规模过大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城市建设方面，几个城市都有不少成绩，以重庆较为显著，如重庆自解放后修了不少道路；
解放初期公共汽车只有十辆，现已有一百九十九辆，另修了无轨电车，市民感到交通比较便利；
上下水道的建设也有特出的成绩；
如下水道方面共修建了一百一十三点二公里，老鼠、蚊子逐渐消灭。
这方面我们感到对城市交通和卫生都有很大的改进。
关于城市规划工作成绩较差，如重庆市从1953年开始进行城市规划工作，当时工作人员仅四人；
1955年增至十人，现在规划科只有一个工程师几个技术员。
以这样庞大和情况非常复杂的山城，人口不少，城市现状和基本调查到现在还没有做出，只做过一两个初步规划示意图，但还是不符合实际，未做到因地制宜的规划。
我们认为规划工作人员太少，组织不健全，力量与任务不相适宜，同时行政领导对城市规划工作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关于西安的城市规划，我们认为规模偏大。
西安市在周围二十三平方公里的旧城区以外，建设了一个面积达五十二平方公里的新市区。
建筑物东一堆西一堆，布局凌乱而分散，土地浪费很大。
根据该市发展规模，城市人口定为一百二十万人，用地面积每人七十六平方公尺计算，全市合计为一百三十一平方公里，每人住居面积按九平方公尺计算。
这些定额在目前的经济基础上是不相适应的。
西安市预定发展规模过大，占用土地过多，是怎样形成的呢？
据了解主要是在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思想指导下形成的。
在建设初期各建设单位把基本的指标定得太高，盲目追求规模宏大，气魄雄厚。
规划部门替各单位设计总平面图，也不是从实事求是的目的出发，完全为满足建设单位的意图而进行规划。
而建设单位又按远景规划采取最高用地标准来征用土地，以致把大片的肥沃土地，完全荒置，妨碍了农民生产。
在新市区的住宅建筑群，有些已形成一个一个的街坊。
这些街坊有的靠近工厂，有的距离工厂很远。
据了解除西郊修建的比较紧凑外，其他都是距离旧市区几公里。
这样分散的情况，一切市政建设投资都要增大，如整个区域的道路，上下水道，电力网及其他管线以及公共交通线等也要相应的加长。
因此造成很大的浪费。
最近中央有关部门已进行大规模检查，批判追求规模过大的思想，扭转了不求实际的趋向，我们认为这样处理是完全正确的。
总的来讲，城市规划是一个重要而艰巨的工作，必须配备足够的技术人员和干部，使力量与任务取得平衡。
同时必须按照勤俭建国，实事求是，切合实际，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注意近期规划，也不能忽视远期规划的方针，工作才能做好。
这一直值得各城市行政领导人加以重视。
以上意见，是否有当，请代表们批评指正。

更普遍地利用劳动资源
李国伟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副总理、薄副总理、张检察长、董院长和彭副委员长的报告。
在这次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召集以前，中国共产党展开了整风运动，结合着鸣放的高潮，要求党外各界人士，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道理，多提意见，多作建议，来帮助党内整风。
这种自强不息虚怀若谷的精神，我们全国六万万人没有一个不是衷心拥护，而感到极度兴奋的。
有些右派分子，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向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进攻，昌言无忌地说，要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实在是出乎情理之外的怪事。
同一切右派分子坚决斗争到底
现在这类歪风和谬论，遭到各界正义人士的严厉驳斥，已没有了窃发的机会而逐渐偃息，可是我们更要提高警惕。
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六万万人的血和汗来建造了这个庄严灿烂的祖国。
我们的宪法，表达了我们六万万民众每一个人的意志，宪法规定，我们的国体是由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我们一致要求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我们，逐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逐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
凭着一小撮右派分子的反动思想，妄图动摇我们的国本，扰乱我们的安宁，不容我们不表示最大的愤怒和鄙弃。
苏联对于我们尽着极大的力量，忠实无私地来支援我们革命，支援我们建设，全世界众目共睹。
苏联帮助我们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帮助我们推翻了美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帮助我们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帮助设计和供应设备的共有一百五十六个建设项目，给我们提供了大量长期的优惠贷款，并且派遣了大批的技术专家，来帮助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这还不值得感谢么？
可是居然有人会忍心抹煞一切，来怀疑苏联，甚至发出苏联还不如美国的荒谬反动论调，来挑拨离间中苏两国伟大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之间的情感，企图削弱我们社会主义和平阵营的实力，更不知是什么居心？
我们工商界人士，有少数的人在这次鸣放之中，不自觉的露出了他们个人一向隐藏着的抗拒改造的内心，和自私自利的本质。
有人主张把定息延长到二十年，有人想要把二十年的股息一次付清，有人夸说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了，比工人阶级还要高明，甚至有人公然要求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其中包括着一些人，故作毫无成见的样子，说不妨试行撤出公方代表，由私方独立负责一个时期，士为知己者用，私方一定会出其死力的。
这些荒谬不经的怪论，在全国解放八年之后，居然还能听到，实在使人痛心。
这正如周总理所说：
都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剥削思想的一面在作祟，都是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企图打掩护，主张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更是拒绝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露骨表现。
中国共产党以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领导我们，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惨酷压迫之中，解放出来，我们全国六万万人民与中国共产党早已熔合成为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我们全国六万万人民坚决要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光明道路，任何挑拨离间，都不能动摇我们的信念。
我们要与这一类荒谬反动的言论，和发出这种言论而坚持错误不肯悔改的人作无情的斗争。
要善于把人力化作财富
我们祖国这些年来建设的成绩，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有各种统计数字准确说明，是不容否定的；
因为人口繁殖的关系，工农业生产尽管恢复和发展的如何快速，总还不能适应广大人民的需要和期望，这是客观的条件。
我国人口众多，劳动资源是丰富的，但正是由于人口的众多，繁殖的迅速，而感觉到天赋条件的缺乏。
按人类创造财富，为群众谋福利，其所取材，不外乎三个来源：
一为地面所生长，如农、林、渔、牧等的生产；
二为地下所蕴藏，如矿产石油等；
三为人力所创造，则举凡一切农矿业生产，都依赖人力来掌握。
我们祖国地大物博，地面生长和地下蕴藏都很丰裕，而人力尤为充沛，我们拥有这样巨大的劳动资源，必须善为利用，将它化作财富，为国内和国外广大人民服务。
对于农业方面，我曾向政府提出关于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和制造人工肥料以补耕地面积不足的一些建议，政府也已在重点考虑，从事推进。
按周总理报告，前三年共开垦荒地三千六百万亩，而1956年就开垦了二千九百万亩；
前三年扩大的灌溉面积共四千一百多万亩，而1956年就扩大了一亿多亩，我听了感到无上的兴奋。
几项建议
关于工矿业方面，国家重点地向着重工业发展，这是贤明而扼要的措施，听到周总理报告，我国第1个五年计划的卓越成就，更使我们正确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伟大。
关于轻工业和手工业，我国近年来的发展，是平衡而健康的。
为了更普遍地利用劳动资源，更普遍而深入地发掘广大人民的潜在能力，我今向大会提出几项建议：
加强手工业的任务
一、加强手工业的任务，使人民增加就业机会。
薄一波副总理“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中，提到目前我国厂矿企业的职工已有多余，而工业又只能逐步地发展，不可能每年都大量招收职工，因此今后劳动就业，要更多地在农业、农副业和手工业方面打主意，这是正确而切合于目前客观条件的发展。
以我所知道，各地农业合作社对于就业学生的指导和照顾，作为重点任务而推进着，这说明政府正在贯彻执行这一个好的政策。
这是在农业和农副业一方面。
至于讲到手工业，则因近年机器工业发达，手工业的经营面日见窄狭，恐谈不到利用劳动富源和发掘潜在力量，尚须另作相当计划。
在资本主义经营的时代，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竞争，是要受排挤而归于淘汰的；
可是，我们今天生活在社会主义建设时代，这算盘便用不着这样打。
国家掌握着全部人力物力，为人民谋福利，不是什么盈亏赔赚的事，劳动就业既不能在工业方面打主意，农业和农副业则以耕地面积的关系，也不能寄托太多的期望。
在机器工业尚未能充分发展的过渡时期，由国家适当安排，在手工业方面扩大劳动就业机会，增加生产，确不失为因时制宜的办法。
我想这事应该分作两个步骤来做：
第1，尽量恢复和改进国内旧有的手工业，予以扶助和奖励，俾得生存而从事发展。
我国手工业，一向非常发达，技巧的进步，也往往有独到之处。
其大量生产的，如江西、湖南、四川、广东的夏布，畅销全国，远届朝鲜、日本；
山东、河南的茧绸，销路遍于南洋、印尼、新加坡一带，男子有以山东绸衣代替礼服的；
还有苏北、山东的土布，及各地手工织造的毛巾，近年似乎都受着机织工业的影响，或者原料方面的限制，颇多无法经营，竞求转业，以致日就雕落。
江、浙、川、鄂的蚕丝，驰誉全世界，对日抗战期间，日本军阀意图独占蚕丝市场，有计划的摧毁，城乡桑树被砍伐殆尽，近方逐渐补种，而元气伤斫过甚，未易恢复。
还有各地出产的特种工艺品，一向外销，为国家换取巨额外汇，近亦似乎因无大规模的提倡而奄奄一息。
凡此种种不同的副业和手工业，应该由国家逐行逐业予以整理和扶持，督促他们改进，使他们不要因机器工业的大量生产而感到威胁，并须注意他们的原料供应，勿使生产有停顿的危险。
这一部分的手工业，如整理得法，可以容纳很多的劳动力，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
第2，从机器工业拨出一部分任务，交手工业来完成，俾可扩大工作面，以期人尽其用，劳动力不致虚耗。
有很多机制工业的制品，可由手工业来完成。
有如布匹绸缎的织造，国内一向使用木机，若由国家统一调度，从人民生计出发，来解决问题，似乎可由机织厂划出一部分任务，交手工业来完成，俾可容纳劳动力，匀出机织厂的力量来制造精细的织品，为行销国际市场之用，于国家经济方面有很大的好处，而手工业者亦得到照顾，可以自食其力。
手工制布，或者稍粗，然颇结实耐用，正合乎勤俭节约的精神，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号召全国人民广泛使用，以作支援，一定容易获得响应的。
还有医药用的纱布，质理粗疏，似亦可划归手工业来制造，以求调节生产力量，各得其用。
其他类似这种情形的当甚繁多。
加工商品应多注重国际市场
二、机制工业加工的商品，应多注重国际市场，以裕周转。
纺织工业制品一部分拨归手工业加工之后，匀出许多力量来加工精细织品，为了推广国际销路，应重点注意各地的习惯爱好，织品用纱支数，幅度宽狭，颜色花纹，需要随时灵活转变，以求广泛打开销路，易取外汇，以裕资金的周转，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帮助。
推广国外加工任务
三、推广国外加工任务，以补救国内原料的缺乏。
世界工业国家由于国土隘小，或苦于原料不足，多有吸取外国农矿产品，制成商品，再运往国外行销者，实际是一个国际间的加工行为，如欧洲的捷克、瑞士、比利时，每年此类生产数量颇巨，循环不已，于国家人民获益甚大。
我国幅员广大，矿产丰富，可开垦的荒地亦尚多，原可不虞匮乏，不过我们重工业建设方在开始，人民生活还不能很快的提高，在这青黄不接的时期，我们应该尽其可能，求取发展，则以上所举捷克、瑞士等国的生产方式，我们大可效法。
别的工业一时当难着力，而在纺织工业一项，倘使我们重行分配任务，由手工业担任了一部分，而我们的棉花产量一时不能比例增高，机器力量一定会有过剩，似乎可在国际间想法，订立互助协约，供给我们原棉，由我加工纺成纱支或织就布匹，运回行销。
我国解放八年以来，国际声誉隆高，各国对我正在期望扩大贸易，想必易于合拍。
至于发展方向，似可先以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埃及等国为对象，原棉之外，或以米谷橡胶等为交换品，于我亦是有利的。
以上各节，请诸位代表批评指正。

章乃器等右派分子阴谋用两面手法破坏社会主义改造
向德发言驳斥章乃器并检查自己的错误言论
我完全同意并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几个报告。
我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和听到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后，想就对私营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三大改造之一。
私营工商业者在去年全行业公私合营交出了生产资料以后，认为改造已基本完成，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
于是提出两个问题：
一、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还有没有矛盾，是什么性质的矛盾？
二、工商业者还有没有两面性，还要不要继续改造？
对以上两个问题的讨论，无疑地对贯彻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特别是对人的改造的方针是大有好处的。
一年多来工商业者从各方面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总的讲，都不外乎是对以上两个问题的纷争。
我认为要求得对以上两个问题的正确答复，必须从事物的本质来分析。
首先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关系很显明地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因而应当肯定地说矛盾的性质是对抗的。
这就是阶级矛盾的本质，也可以说是矛盾的本性。
现在为什么又说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呢？
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而民族资产阶级又能接受这个政策所促成的。
这一方面——非对抗性的一面，是矛盾的转化，而不是矛盾的本性。
因此可以说只要阶级还存在，对抗性的矛盾就还存在，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受到条件的作用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而当一旦条件失去平衡时，就又会由非对抗性回到它的本性即对抗性。
同样，讲到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它不同于一件物体的两个对称的侧面，而是有一面是基本的，也即是本质的，另一面只是在一定条件下受到条件影响作用的反映。
两面性的基本一面是什么呢？
那就是资产阶级的共性，就是唯利是图、不劳而获、损人利己的剥削本质的一面。
另一面是革命性的一面，它是由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条件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情况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全国人民一样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压迫所促成的。
这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
因此可以说只要阶级还存在，阶级本质就存在，因而两面性就还存在，但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条件的作用不同，两面性的内容即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的消长会有不同。
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答复，既然都牵涉到阶级的存在问题，那么，工商业者就再要问，在我国现时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是存在呢，还是不存在？
这的确又是一个引起争论很多的问题。
我的分析是这样的：
我认为阶级的存在不存在，要从社会结构来检验。
社会结构是包括它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物。
基础就是所有制的问题，上层建筑物就是政治制度、法律、文艺、风俗习惯以及思想意识等。
我国现在的情况是：
在社会的物质基础方面，资本主义所有制虽然随着私营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已经基本结束了，但还有剥削性质的定息收入；
在上层建筑物方面，虽然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就已建立起人民民主的政权，但若干人的思想意识还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
还必须指出，在社会物质基础方面，对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的问题只对资本家那部分人有关，只有他们是改造的对象，而对改变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则不仅与资本家有关，在社会上各阶级阶层的人中间，不少的人受到了长期的感染，都会有千丝万缕的牵连，在这一点上讲，这些人都也是改造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在我国现时的情况下，社会上肯定地还有阶级存在。
它不仅以定息制度的形态还残存于社会的物质基础中，而且还以思想意识的形态更广泛地存在于社会上层建筑物中。
当然，由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生产关系起了根本的变化，我国的资产阶级已是处在逐步消灭中。
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就是要以工人阶级的宇宙观，来改造这个旧社会，以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这个改造应当是包括社会的基础和它的上层建筑物。
因此贯彻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在经济制度方面，必然还要在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进行严重的阶级斗争，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以全面地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
不认识到这一点，是错误的。
周总理报告中说，“在人民内部矛盾中，目前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对抗的一面，还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有思想斗争，也有政治斗争。
因此，当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绝不能无视还有阶级斗争的存在，也不能无视还有敌我矛盾的存在。
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继续进行和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还是我们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这段话，是完全正确的。
右派分子用两面派手法，阴谋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总是千方百计地，花言巧语地发出各种谬论，说现在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已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了，不要再改造了，甚至说资本家比工人还要高明一些。
章乃器就是右派分子中集大成的突出的代表。
他荒谬地说，教条主义者在公私合营高潮以后，提出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有两面性，不能不使工商业家听了之后惊心动魄。
他反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要有阶级本质的“脱胎换骨”的改造，而只是在皮肤上擦去“烙印”便了。
他说什么“阶级本质与人的阶级特性是有所不同的”，以模糊资本家与工人有本质的区别，他还无耻地说“定息不是剥削”；
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
说“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只能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
他更恶毒地向工商界进行挑拨和煽动，他捏称工商业家问“为什么还是一个两面性，改造七年了反动的地主都已大多数改造成为劳动人民了，何以作为盟友的我们仍然还是两面性？
是不是还要来一个五反？”
他又说“过去几年的股息收入还不如存款，今天的定息也不如存款，还要负剥削的恶名，他们心中是不服的”。
他故意把工人的劳动收入和资本家的剥削收入混淆起来，挑拨工商业者和工人的关系，说什么“据我了解，不少职工的储蓄存款都超过二千元。
资本稍微超过二千元就算一个资本家，似乎不够合理”。
章乃器几年来在工商界散布的谬论还多得很，以上仅举其一二。
章乃器这些谬论是有系统地在散布毒素，完全违反了毛主席讲话的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六条是非标准。
章乃器是在进行反对党、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反动活动。
他企图鼓动工商界抵抗改造，离开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使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
这就是他的毒辣的险恶的阴谋。
我们要彻底粉碎它。
我检查自己由于资产阶级本质具有两面性，其消极的一面即通到章乃器方面，我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立场还没有改造过来。
如我本年05月在湖南省政协会议上发言，强调工商界的积极性未能充分发挥的原因归咎于宗派主义，忽视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重要性，而且引述一些歪曲的话，助长了工商界对改造不服气和不满的情绪，发生了不好的影响。
这是我的错误，我很惭愧。
我决心要努力学习，加强自我改造，检查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争取进步，并在此次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中，锻炼自己，从自己的思想和立场上与右派划清界线，对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全国工商业者在1955年冬听了毛主席的话，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们最大的利益就是要平平稳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去。
我们要继续听毛主席的话，粉碎右派分子章乃器等对我们的恶毒阴谋，在企业内同职工一道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到最后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那时就是“阶级消灭，个人愉快”。
以上发言错误之处，请各位批评指正。

一个老牌的反共专家
本报记者　朱波
整风中谬论种种
早在5月初，陕西地区的党外人士正酝酿着帮助党整风的时候，民革陕西省委常务委员、右派分子王捷三，就以向党进攻的急先锋的姿态出现了。
诬蔑党的领导没有民主只有集中
05月04日，光明日报编辑部在西安召开的座谈会上（这次座谈会是陕西地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第一枪），王捷三就别有用心地主张大“鸣”大“放”，诬蔑党的领导没有民主，他说：
“……群众要求民主，领导则爱集中，因此，应该没有矛盾的事情有了矛盾，小矛盾变成了大矛盾……”他又说：
“领导和群众的矛盾还由于偏听偏信那些接近自己或者恭维自己的人的话……”他还诬蔑党的宣传工作是“左手执资本论，右手执宝剑”。
到各高等学校进行点火活动
从座谈会之后，他就积极地到处活动，企图点燃起一阵反党的火焰。
他到过陕西师范学院、西安师范学院、西北大学，以及西安市政协文教小组等处点火。
他在西安师范学院（王是该院语文系教授）曾找右派分子梁益堂商量“鸣”“放”的事情。
还对马师儒教授说：
“我的发言你看了没有？”
“你不要守口如瓶呀！”
他在西大右派分子中也活动过，西大有的右派分子也常到他家去，并把西大校刊寄给他。
他是西安政协常委，又是政协文教组的负责人，在他主持的文教组召集的座谈会上，他以污蔑党报的反动的言论，来鼓舞其他人大“鸣”大“放”。
当时有不少人受到了他的鼓舞，如右派分子刘不同（西大教授），就是受到鼓舞的一个。
王捷三还和民盟西安市委主委亢心栽进行联系，王捷三散布的
“两院制”的反动言论，就是从亢心栽那里贩卖来的。
西安师范学院在王捷三的煽动下竟出现了拥护王捷三当院长的大字报。
语文系几个主要右派学生如赵东府、白平福等，都和王捷三有密切联系。
赵东府在
“鸣”“放”中，还组织了一个反动组织“复活社”（赵是该社的主席），这个社曾提出“我们的目的不是反三大主义，这是我们的手段，主要的目的是借群众力量推翻学校领导……”他们还具体制定行动计划：
第1步争取同学打击领导；
第2步上街游行；
第3步上党中央，目的要打倒共产党………。”
并且还提出要在农民中散发传单，“影响农民，让全国闹翻”。
赵东府真的按这个计划执行了，他们曾派人到各科系拉拢群众，在会议上公开提出控制广播，要油印机和办公室，并且积极活动争取学生会的领导权，提出罢课，上街游行……。
诬蔑党对党员“又给以特权，
又付以特务”
王捷三真不愧是一个向党进攻的先锋，他一方面四处奔走点火，一方面还积极参加各种座谈会，传播反动言论。
从5月初到6月中旬，他参加了民革、政协文教组、西安师范学院、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等召开的近十余次座谈会，发言一次比一次恶毒。
他说党对党员“又给以特权，又付以特务”，他诬蔑说“新党员、团员中坏学生多于好学生”。
他诬蔑积极分子为“新贵”，他说是积极分子撒下了“铁丝网”，说“本来领导者每每造成党与非党的隔阂，再加上这些积极分子，没有矛盾也会产生矛盾，小矛盾变成大矛盾”。
他诬蔑我们的社会制度，是产生“三害”的根源，并且恶毒地诬蔑解放后党领导的数次伟大的政治运动是“活鬼闹世事”。
把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修阿房宫相提并论
他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把社会主义建设诬蔑为“大兴土木扩充官舍”，并和封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修阿房宫、筑承露台、盖陵园官邸……相提并论，企图进一步煽动人民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
王捷三这样仇视党，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他赞成什么呢？
这在他散布的反动言论中可以看出。
他为我国安排了另一条道路，他主张“两院制”，他把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众议院，把政协作为参议院，并主张非党和党分地盘。
用这样的办法来夺取党的领导权。
历史上罪恶重重
从最近群众揭发出来的他的丑恶历史中可以看出，这个右派分子王捷三，几十年来一直是一个老牌的反共专家。
受军阀津贴进行反动活动的学生
早在“五四”时代，他还是北京的一个学生的时候，就和已被镇压的李芝亭等接受陕西省伪督军刘镇华的指示和津贴，组织了一个反动组织——“进化社”，专门反对当时由进步学生组织的“共进社”，大肆宣传中国的贫困不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是由于封建势力的压迫等反动论调。
一贯反共中官运亨通
他大学毕业后，便依附反共军阀岳西峰，随岳匪作秘书长，成为岳匪镇压革命运动的一个大帮凶。
以后，他又投靠陈诚、李宗仁、胡宗南等人，因此，他的官位一再提升，由科长升为陕西省伪教育厅长、国民党省党部委员、伪第1战区秘书长、伪华北行辕的政务处长等职。
在这几十年中，他做了许多反共反人民的勾当，而且在反共反人民的重要环节上，都有他参加活动。
当蒋、胡匪帮疯狂向西北人民进攻的时候，他被任命为胡宗南的秘书长。
他还多次写文章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歌颂蒋匪帮。
如1938年蒋匪挖掘黄河，犯了滔天罪行，他却在
“漫谈黄河”一文中，歌颂蒋匪，替蒋匪开脱罪责，他说蒋匪功大于罪，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总裁领导得法”。
多少进步的青年学生受他的迫害
特别是他当伪教育厅长期间，他双手沾满了进步学生的鲜血。
在他亲自参加的镇压学生运动和逮捕进步教师和学生的学校，计有临潼的骊山中学、泾阳的泾干中学、蒲城尧山中学、凤翔师范、三原三中分校，西安高中以及郿县高小等学校。
经过他指示逮捕押送蒋匪设在西安劳动营（集中营）的学生有几十人。
这些进步的学生中有的被杀害了。
曾被他迫害过的陈唯诚（民盟西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当时叫陈遐龄）就揭露了王捷三迫害他和其他进步学生的许多罪行。
王捷三曾在1940年指示临潼伪县长王慕曾，夜间包围为救济外地失学青年私人创办的骊山中学，逮捕了进步学生鲁宗周（共产党员）、崔伯魁等十五人，鲁宗周被枪杀了，其他进步学生都送进劳动营。
王还曾指示右派分子亢心栽（当时西安高中校长）开除了几十个进步学生。
他还命令伪宪警在宝鸡车站枪杀过要求迁校的西安高中同学。
这一连串的铁的事实，都有身受其害的和熟悉他的人作证。
解放后继续散布反对新社会的
毒素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对他这一系列的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作了宽大处理，并给以适当的工作，应该说党和人民对他是仁至义尽了吧，但是，王却忘恩负义，以怨报德，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解放后只要是党领导的事业他没有不反对的。
他在西安师院语文系教古典文学，教学中他散布了许多毒素，有些同学在他的毒液麻醉下产生了
“悲观厌世”的思想情绪。
王捷三在上课时，还有意识地替欧美资产阶级和蒋匪帮进行宣传，向同学灌输反苏、反共的言论，企图使同学对现实不满。
层层设防不甘认罪
右派分子王捷三的丑事被揭开了。
但是，他并没有放下武器，他还不肯向人民低头认罪。
在反对右派分子反动言论的初期，当他看到批判他的文章后，他曾非常气愤地说，他不发言了，让工农发言去。
后来，他看到全国都在反击右派的反动言论，他又采用了狡赖手法来抵抗人民对他的反击，他说他的反动言论是“措辞失当，以辞害意”，如把特殊任务或工作缩称“特务”，把积极分子称为“新贵”等，他竟厚脸无耻地说他过去一直是进步的，思想上是爱党的，他的错误言行是“不自觉”的等等进行狡赖。
当他实在狡赖不过去了，才承认是立场错了。
从反击右派的斗争开始，他就暗地里布下四道防线：
第1道防线承认错误是言词失当；
第2道防线是思想错误；
第3道防线是立场错了……现在他还守在第3道防线上。
有人曾形容这次对王捷三反击像捉狐狸一样，稍为不注意，就会被他溜走了。
但是，当猎人抓住狐狸尾巴的时候，它再狡猾也是跑不掉的。

和武汉大学右派分子订攻守同盟
林希翎野心未死还在挣扎
本报讯
据中国青年报消息：
右派分子林希翎反党反人民的野心至今未死，还在与她的同党订立攻守同盟。
11日（邮戳时间）林希翎从北京给她的同党武汉大学右派首领吴开斌寄去一封航空信，在信上，她颠倒黑白，诬蔑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和报纸对她的揭发和批判是捏造和歪曲，说“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她并在信上说：
“关于借报告（中国青年报记者注：
即她从中央某机关偷出的一份国家机密报告）给你看的事及我给你的信交了说了没有？
若未说，若别人均不知道的话，那请千万别说。
因我的‘罪名’已够多了，若已说了，就写封长信给我，告诉我说了些什么。”
她为了销毁她的罪恶痕迹，还在信的末尾注了一笔“此信阅毕焚毁，切切！”
可是事不凑巧，当此信寄到武汉大学时，同学们在反右派中已提高警惕，虽然信封上写着“内详”二字，但同学们一眼就认出是林希翎的来信，吴开斌看见已被群众发现，只得将信交出来。

科学院座谈会上反驳“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谬论
只有党才能真正领导好科学
陶孟和对自己的反社会主义言论作了初步检查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北京科学家昨天继续揭露民盟中央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制订人的阴谋。
这是中国科学院举行的第3次批判这个纲领的座谈会。
同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在会上检讨了他的反社会主义言论。
昨天的会由院长郭沫若主持。
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王葆仁说，反动科学纲领中有这样一句话：
“六十岁以上的科学家不要做行政工作”。
王葆仁揭穿这句话的阴谋时说，科学院的院长、副院长除了张劲夫副院长以外，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六十岁以上的院长、副院长下台，让六十岁以下的曾昭抡、钱伟长上台。
张副院长虽然不满六十岁也还是要下台，因为曾昭抡还有另一条所谓“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我很怀疑曾昭抡是不是懂得有机化学中的每一个微小部分，每个科学家也只懂得他的很狭的本行，真正的内行是掌握一切科学规律的人，那就是党，只有党能领导科学。
华罗庚昨天继续作了自我检讨，并且揭露了章、罗联盟关于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阴谋。
清华大学教授杜庆华揭露了钱伟长长期以来的反动言行。
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傅承义根据二十多年他对钱伟长的为人的了解，驳斥了钱伟长在检讨中说是
“误入歧途，受人利用”的谎话。
他说，钱伟长并不是那么容易轻易受人利用的。
钱有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有时故意歪曲事实。
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钱在朋友间经常玩弄两面手法。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昨天在会上检讨了他的诽谤党和政府的反社会主义言论。
陶孟和说：
“我在大公报（6月16日）上发表的谈话里，可以说全篇充满了不能容忍的错误。
我说“阻碍高级知识分子发展的原因之一，是过去执行政策中的一些错误和偏向，如‘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伤害了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院系调整、教学改革也伤害了一批人。”
在这里我强调了我们国家重要政策执行中的错误和偏向，而不说它们的重要性和成绩。
这是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只注意到旧社会科学工作者，以至连国家的五大运动、文教政策的优越性都忘掉了。
我承认这是完全错误的。
我说“特别是社会科学一门科学等于连根都拔掉了。”
我没有考虑整个院校调整教学改革是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并且完全是正确的，而偏偏举出社会科学学科来说是连根拔掉，这是我偏爱社会科学。
我说“文教政策没有照顾接受过去遗产，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特别是社会科学更惨”。
这是诬蔑党的文教政策，至少也应该说是误解我们的文教政策。
而接受民族遗产、发扬我国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是党的文教政策的重要内容，这方面的成绩也是十分巨大的。
我的错误说法又是我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偏爱偏好在那里作祟。
我说“过去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做法是：
否定过去一切，割断历史。
如果把过去一班人弄掉，而能把接班人搞好也好。
但是最大的错误是对留学生的政策。”
我这里笼统地批判了留学生政策是错误的。
我所说否定过去一切，割断历史完全是违反事实。
党和政府对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包括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家在内，对他们的安排和照顾是十分周到的。
这些是我所身受的，但却诽谤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
对于十二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说：
“我大胆说一句，像现在这样的情况，赶不上”。
事实上，我们现在有许多门学科已经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了。
我说“我们在科学上几乎缺五代”。
把解放以来八年间所培养的一大批一大批的青年都给抹杀了，这是荒谬的。
这又是歪曲事实以支持我的论题（接班人）的一例。
我说“无知，实在害人不浅”。
我用这种字眼嘲弄社会科学领导方面，乃是态度极端恶劣的表现。
这说明了我自己还保存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卑劣作风。
陶孟和说，通观他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全篇谈话，发表这些意见正值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实际上起了为右派分子张目的作用。
昨天陶孟和在会上的检讨中说：
“对于在科学院党的整风小组上如何说的，已经记不清楚，当然是错误极多。
我记得的，是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们深致悯惜，曾说他们受了‘浩劫’。
用‘浩劫’两字形容旧社会学家是十分荒谬的说法。”
陶孟和在6月08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除了说
“知识分子遭受了一次浩劫”外，还发表了下列一些谬论：
“国民党虽腐败，但有一批能干事的人”。
“我们现在的干部能力差，不能做事……国民党有许多传统我们没有用，我们割断了，特别是人材没有发挥作用。”
“我们国家知识分子特别是科学家，缺少了五代（按：
陶孟和把大学四年毕业算为一代，从抗战算起共五代）。
当中空了一大段。
新的一代有无希望？
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不大。”
“阶级斗争是仇恨的，用来进行建设最为坏事，和团结正相反，是破坏。”
“现在所有的党群间的关系不好，主要出于党员能力不够。”
“希望党能认识到这一点：
几百万干部不好，社会主义事业一定是百孔千疮。”
严济慈在昨天的发言中着重批判了陶孟和的荒谬言论。
他指出，陶口口声声说“国民党的人才多，能干。”
这些言论，出自一位科学院副院长的口里是令人吃惊的，因为陶本人就知道很多事实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
严济慈还列举了一些事实来说明国民党时期的科学事业是远不能和解放后相对比的。
就以盖房子来说，解放前的中央研究院所盖的房子不会超过十万平方公尺，北平研究院在二十年内所盖的房子也不超过五千平方公尺，抵不上中国科学院今年一年的建筑面积。
现在党和国家对科学家的工作和生活方面照顾更是无微不至。
他说根据他的记忆，陶在国民党时期中央研究院工作时，就曾为两袋美国救济面粉闹得面红耳赤。
现在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杨锺健指出，陶的检讨是不深刻的。
陶发表的一些反动言论，实际上是给反动的科学纲领作了注脚。
反动的科学纲领第3部分主要是要恢复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陶的谈话中有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
向达的发言，以及向达在其他场合的一些发言也很不好，在当前反击右派斗争更深入开展的阶段，向达也应该检查。
昨天在会上发言的还有科学家柳大纲、侯外庐、关肇直、范文澜、施履吉等。

耍无赖不能掩盖右派真相
章乃器一贯假进步真反动
本报讯
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常委会，22日继续举行联席扩大会议，对右派分子章乃器反对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行进行揭发和批判。
通过这次的揭发和批判，章乃器的反动面目暴露得更加明显，揭去了他讹诈工商界的假面具和伪装进步的外衣。
全国解放前，他就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同国民党的一些反动要人和特务分子密切往来；
解放后他又一贯地歪曲党和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恶意地挑拨党和政府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并且同一些政治面貌不清的分子结成小集团，猖狂地向党和向社会主义进攻。
章乃器仍然拒绝出席昨天的会议。
章乃器组织反动小集团，打击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企图夺取民建会的领导权
民建中央副秘书长黄凉尘，揭发了章乃器在民建会内组织反党小集团的阴谋活动。
解放初期，他就开始在会内安插他的亲信。
近几年来，他更用封官许愿、施小恩小惠等手段，搜罗一些在政治历史上有问题的人，组成集团，为他效忠。
这个集团的成员有丁国祯、许汉三、杨美真、林涤非、丁裕长、戴家瀛等人。
丁国祯是特务，林涤非的政治历史问题至今还没有向组织上交代，许汉三、丁裕长也都是向公安机关登记过的分子。
这些人的政治面貌，足以说明这个集团的本质。
章乃器利用这个集团在会内制造分裂、排斥异己，阴谋夺取会的领导权。
他曾唆使林涤非、丁裕长写信（有具名的，也有匿名的）给统战部，说民建会内有宗派活动，民建会内的交叉党员支持这些活动。
并且污蔑统战部在民主党派中
“划圈子”，“参加宗派活动”，
“扶植某一个派别，压服意见不同的分子和派别”。
章乃器还挑拨民建中央领导层的团结。
他曾对李烛尘说：
“施复亮在三反后，准备开除你出会。”
后来证明，这完全是章乃器捏造的。
章乃器小集团还打击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企图把党员挤出民建会，使民建会脱离党的领导。
章乃器曾经说：
“南汉宸、王纪华虽是共产党员，但他们的品质还不及我。”
他还经常骂共产党员是“党老爷”，是“见人高一等”的人。
他曾对他的喽啰们说，李维汉是“偏听偏信”，徐冰是官僚主义者，许涤新是教条主义者。
章乃器指使林涤非、丁裕长等写信给统战部，要求撤回交叉党员王纪华和陈乃昌。
当时被他利用的曾仲铭，还向统战部要求把科长以上的党员撤离民建会，说不这样“就是伤害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性”。
与此同时，章乃器还亲自出马去统战部，恶意夸大王纪华等同志的缺点。
这个小集团的另一活动，是利用合法地位，控制宣传机构、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素。
为了实现这个阴谋，章乃器首先利用他宣教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把他的亲信安插在宣教处和“民讯”编辑部。
然后，就大规模地进行放毒活动。
他曾指示林涤非：
对于公方代表应该批评，不要写批评资产阶级消极性的文章。
他还指示“民讯”要大登他的反动言论，但是拒绝刊登批评他的文章。
章乃器是由财阀、军阀培养出来的政治野心家，与军阀、特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解放以后仍然包庇重用反革命分子
民建中央常委王新元说：
章乃器是由浙江财阀与军阀所豢养出来的一个政治野心家。
在上海时期，他一开始就对抗日救亡工作三心二意，玩弄两面手法，同国民党反动头子潘公展相勾搭，和托派王公度搞政治投机，为宋子文办“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
在救国会内则设法打击排斥靠拢党拥护党的沈衡老、邹韬奋诸同志，企图使救国会摆脱党的领导。
在蒋介石镇压救亡运动时，他被“错捕”了！
他就转托陈诚的亲信赵志尧向陈诚求救，吹嘘他是“理财专家”，可以替蒋介石“贡献微末”。
果然出狱以后，他就叛卖了救国会，在申报发表“少号召多建议”的文章，公开拥蒋，反对共产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
在武汉时期，他为陈诚献策，搞三青团。
陈诚要他担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事，而他要求作总干事。
后来，他又找桂系军阀李宗仁，当时在武汉的沈衡老等救国会的同志们，还想挽救他，力劝他“不要做官”，他不听，而以“团结抗日”为幌子，到安徽去做了厅长。
在安徽时期：
章乃器在财政方面加捐加税，发行银行本票，组织五个稽征的武装队伍，钻上了财阀孔祥熙的门路，积极的支持了桂系军阀的统治。
最坏的是他组织武装稽征队，以后变成了“反共”的先锋。
在重庆时期，他通过他的特务外甥季灏的关系，继续和潘公展来往。
救国会诸同志认为他屡劝不改，愈弄愈糟，开除了他的救国会的会籍。
王新元还揭发章乃器在解放后包庇反革命分子丁国桢、陈咸池、陈绍恩等，并把他们安插在民建会工作，他还给作恶多端的特务童国忠介绍工作。
这些反革命分子和特务后来都被发现和镇压了。
但从未向组织上坦白交代。
民建中央委员向德说：
1950年章乃器以总会名义，写信向我介绍童国忠。
当时，这个人开了一个工厂，要我和另一个人作保，向银行借款一千元。
不久，就发现童是反革命分子，被镇压了；
另一个作保的人也是反革命分子，被逮捕了。
所借款项由我赔出，使我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损失。
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委胡子婴说：
1937年09月01日，章乃器从监狱中出来后，就写了一篇“少号召，多建议”的文章。
章乃器在他的文章中，把共产党要求开放民众组织的政治号召说成是“标新立异”、
“派别之见”，是“消耗国力”的。
他去搞里弄组织和职业组织，不仅同共产党动员全民抗日的号召相对抗，而且为国民党的后方做好政治绥靖工作。
他如此明显地反对共产党、维护国民党，能够说是“在黑暗时代里，在敌人千方百计的威胁利诱之下，都不肯反共的人”吗？
当时的国民党并没有对他威胁，倒是他自动提供了“利诱”的暗示。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章乃器为民建的机关刊物“平民”写过一篇发刊词。
他在文中把国民党的反动“剿共”和共产党的革命军事斗争等量齐观，说成是“大人先生们的争权夺利”。
章乃器在这篇发刊词中所标榜的民建的政治路线，也是“不右倾，不左袒”的资产阶级路线，可是章乃器在他的所谓检讨中却说，他是“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这不是睁着眼睛说谎是什么？
民建中央副秘书长谭志清还揭露，章乃器同北京大学反动刊物
“广场”的人有联系。
他曾经通过许汉三的儿子许南亭，供给他们一些秘密报告和材料，并且当着人夸奖谭天荣说：
这样的青年真了不起。
民建北京市委会工商研究处副处长肖心之揭发章乃器一贯地用鱼目混珠的办法，歪曲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政策。
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汤蒂因，以她所在的上海金笔业合营后的情况，驳斥了章乃器的“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作效率反而不如私营时期”的谬论。
全国工商联组织处长王达夫揭发章乃器同国民党女特务王立文的关系。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民建中央常务委员冷遹、中央委员吴羹梅、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委郭棣活、云南省工商联副主委王少岩、民建天津市主委朱继圣、山西省工商联主委宋子纯、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周叔弢、旅大市工商联主委姜培禄、上海市民建会委员何萼梅、江苏省工商联副主委刘国钧、北京市民建会副主委莫艺昌、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委魏如、民建中央委员吴大琨，北京市民建宣教处副处长汪镳和组织处处长白秀生作了联合发言，民建中委李葆和没有出席会议，他的发言稿由他女儿代读。
他们在发言中都对章乃器的假检讨作了有力驳斥，并揭发了章乃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言行。
被章乃器遗弃的孙采苹列席了昨天的会议，并且发言揭发了章乃器在解放前投靠国民党等罪恶活动，以及他的卑劣的资产阶级的品质。
会议的主持人胡子昂在散会时，向大家宣布：
几天来的会议有很大收获，经过大家的揭露批判，把章乃器讹诈工商界的假面具和丑恶形象剥开了。
同时参加会的人也接受了一次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教育。
胡子昂建议民建和工商联的中央和地方组织把反右派斗争继续普及和深入下去，彻底揭露并批判章乃器的反动言行在工商界中造成的不良影响和恶果。
过去受过章乃器不良影响和俘虏的人，应赶快觉悟过来，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教育改造自己。

入盟仪式
“什么时候举行？”
“吃完鱼翅。”
华君武

对外贸易部揭露叛党分子严文杰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还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猖狂反扑
本报讯
一个多月来，对外贸易部全体职工对党内的右派分子——行情研究所欧美研究室主任严文杰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严文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已暴露在群众中，已处于孤立地位。
05月底6月初，正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展开疯狂进攻的时候，严文杰也和他们站在同一立场上，从多方面向党进行恶毒的攻击。
他在党的会议上的发言，他写给人民日报的题为“闲话‘丫头口笔’及其流风”的稿子（未发表），特别是他给党中央的长篇的意见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反动的主张。
他主张省市委以下的党委不要起党的领导作用。
他要求把大批老干部“拿开”
他不仅一般地反对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领导，而且对党的领导和组织形式提出了荒谬的主张。
他把党的领导局限于“应是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和重大方针政策问题”。
他认为“只有党中央和省
（市）党的委员会才能起这个作用，而地委、县委、区乡党委、机关与企业学校党委是不能起这个作用的”，“同时党政各有一套系统，同级政法、监察、团体、企业又听同级党的，造成重复”，这就形成了“以党代政或党政不分”。
他要求省委以下党委和机关、企业、学校党委“不作为起党的领导作用的部门，只是通常党务部门”，“它对国家工作，机关企业事务，对社会人民无任何权力”，“机关企业地方政权只受政府和人民代表会议的领导”。
严文杰的这些反动主张，其目的显然是腰斩党的组织，使党的上级领导机关架空，使党的方针政策根本无法贯彻执行，实质上是要取消党的领导。
严文杰认为相当多的中下层党员干部（包括相当于中央的局长级干部）不称职，他们是靠党籍吃饭的。
他把党的中下层干部丑化为“无知的庸才”。
污蔑说：
“职位在人之上的人，论起工作，瞠目结舌，甚至胡乱来一场。”
“这些人最好的是不起作用，而一般的是起反作用。”
另一方面，他认为“我们的业务都掌握在旧人员和青年知识分子手里，这些人又由于历史和家庭社会关系而不能得到提拔”。
他说，这种情况已到达“使人难忍”的地步。
他主张把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培养起来的这些中下层党员“拿开”，用包下来的办法，给他们终生生活保证金，再按情况要他们退休或下乡，或担任简单的工作。
严文杰为了实现“拿开”老干部的目的，首先诋毁和攻击了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并肆意歪曲。
他把党过去执行的干部政策说成是“德乱才废”。
他说：
“到中下层‘才’被废弃了，而‘德’往往成了辈数、年资、领导欢心的排队。”
他认为过去使用干部，只要是党员，级别高，就可得到重用。
严文杰进而对人事部门作了恶毒的攻击。
他认为人事部门的干部农村出身者多，知识水平低，狭窄，有宗派主义思想。
他说：
“管人的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人，不承认别人的知识和才能。”
他认为人事部门“儿戏别人的前途和名誉”。
“党的威信会在此赔光”，并断言“结果很可能弄到个天怒人怨的地步”。
他猖狂地要求中央接受他的这些策谋，他说人事问题是“人们不平”的根源，“义愤的焦点”，如果不能按照他的意见加以改变，则“矛盾永不能解决”。
把严文杰的这些荒谬言论和他的其他谬论放在一起，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无非企图将忠实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党员干部从各个国家机关、企业、学校中赶走，使人事部门不能正确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使党的领导无法实现。
他要求取消群众运动，取消阶级斗争
严文杰对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大肆诬蔑。
他说：
“亲身经历过这些运动的人，想起来就感到心惊肉缩，毛骨悚然。”
“一到此时，真是人人自危，社会大恐怖。”
“伤人不谓不深。”
他还造谣说：
“不管什么人，只要领导手指一下，就可以斗的。”
“斗的场面，比坐牢难受多了。”
他甚至露骨地为已经死亡的封建势力喊叫，并对人民进行威胁：
“想想看，在反恶霸斗地主的时候，一个受害的农民起来斗的时候，那种如疯似狂的气势，当以后有一个变化的时候，那些受过伤的人会怎样对付我们！”
“我觉得，反会把一些本不一定是反革命的人逼着去反革命。”
由于严文杰敌视人民，反对对人民的敌人进行斗争，他煞费苦心地提出了取消群众运动、取消阶级斗争的办法。
他叫嚣：
“不管成绩怎样，这种运动不能再搞了！”
“要求政府规定：
除非检察院同意，并由法院接受和主持外，一般机关、团体不得开斗争会。”
他还公然提出要对领导肃反斗争的同志进行报复，说什么“冤死人者死”，
“冤人坐牢者囚”。
露骨地表现了他仇视革命的情绪。
严文杰的目的，在于取消人民民主专政，使反革命分子有机可乘，取消党的群众路线，并幻想使反革命复辟。
他污蔑在我们国内和党内没有思想言论自由
严文杰认为在我们的国内和党内，思想言论是没有自由的。
他说：
“人们难能对自己的思想和言论作主！
好像总是被人牵着走，被限定在划定的圈子里活动。”
严文杰说，思想言论不自由的“社会原因是中下层人员的思想和知识水平低，自己不能思考，只有看看上面的点头摇首挥臂指手而干。”
他把党的思想领导和统一领导，说成是束缚。
他恶毒地说：
“一切地方只看党委一处，行政、企业、报纸、工会、团等，党委气一出，千百鼻孔合吐，大家只有跟着说一途。”
“只要在运动中积极听话的就是好干部，造成党内许多同志脑子简单。”
对人们阐释领袖著作的文章，他恶毒地诽谤说：
“好似一篇文章足以解决天下一切学说和工作问题。”
“好似当今天下，除此之外就再无学问了。”
又说：
“我真不知何必如此？
若一个人写了东西，要这么多解说人家才能懂，则本来那个东西便大可休矣！”
他为了“开放”思想和言论，“建议”要多办些报纸，而且“要有今天（指右派分子猖狂进攻党暂时不予反击的时期）的风格”。
因为他认为那个时期的报纸“真自由，有丰采”，能反映“民意”。
他说：
“有了这种舆论界，就是不整风，人们办事也会被迫小心些，看看反应和周围民意。”
他不但反对群众运动，更反对领导运动“有一套政策方针”。
他认为“运动一来谁也得顺着说，即或当时已看出不对，但谁也无可说，也不能说，只好硬干”，“这也成了思想上的束缚”。
他要求：
“少些运动，让人们有一个优裕的脑子，不要一天到晚在心肉紧张中过。”
他反对党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政策，并公开贩卖自发论，说：
“一切学习、报告、社会活动不得使用工作时间，一律听便自由参加。”
“报告、讨论等并不见得就纠正了人”，应该“有事多在报上说，让人们考虑和自觉地去作。”
可见严文杰要求的是资产阶级的言论、思想自由，反对党的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从而瓦解党的队伍；
在资产阶级思想进攻时，要求党放弃思想战线的阵地，让资本主义在思想上取得优势地位。
他辱骂文人记者歌颂党和领袖是“丫头根，奴才性”
在严文杰写的“闲话‘丫头口笔’及其流风”一稿中，可以看出他以多么疯狂的姿态敌视和谩骂人民。
他把我们的社会生活描写成漆黑一团；
而在这个社会中生活的人，“特别是文人记者”，“生成一种丫头根，奴才性”。
他写道：
目前有些人“出言走笔，专旨奉承”“情之不由衷与态之做作，听之读之令人如咽粪蛆，呕吐而肠肚出矣！”
他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是“屡见不鲜的”，“已成流成风”了。
他写道：
“有等文人记者，一提到领袖，一定要加上些‘感恩的心情’，什么‘虔诚仰慕……’呀，‘伟大’啊，‘朴素’啊……。
除了做作和使人不忍读下去外，难免不使人追问笔者心里的什么‘根’和什么‘性’来。”
他把对革命领袖的著作从各方面阐述，进行宣传和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说成是“附说释义”。
他主张不要“处处挂像，喻神明般地颂扬”。
他把领导与被领导、领袖与人民、上级与下级，说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
他说：
“‘丫头’者‘奶奶’之陪嫁品或附属物也。”
“丫头”的一切“无不仰赖于奶奶之欢宠与忌恶”，而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一味‘顺应’，‘迎合’、‘阿谀’，甚至以得接啖主子之涎涕为宠幸的‘丫头’哲学”。
严文杰这一篇反动文章正好充分暴露了他自己的“根”和“性”仇视党，反对革命领袖，敌视社会主义事业，和资产阶级右派正好是同一条“根”。
他公开反对反右派的斗争，说对人民日报“很反感”
党和人民的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严文杰从党内到党外肆无忌惮地攻击党的政策，反对党和人民对右派分子的反击，与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展开了猖狂反扑，负隅顽抗。
06月08日以后，人民日报发表了几篇反右派的社论。
严文杰一方面公然反对人民日报对右派的反击，除了在党的会议上发言和向人民日报寄了两篇稿子外，还向党中央发出了“紧急呼吁书。”
严文杰大肆叫嚣“围剿开始了”、“是大张讨伐”、
“人民日报的做法十分拙劣”、“如果说人家粗暴，人民日报比人家粗暴得多，厉害百倍”。
他攻击人民日报的标题说：
“‘人民没有委托葛佩琦说这样的话’是否经过投公民票了？
我看葛佩琦也代表社会上的一部分人。”
“‘可注意的民盟动向’，让民盟盟员看了毛骨悚然，好像人家进行什么不可告人的活动了。”
把对右派进行反批评的人说成“言不由衷，看风使舵，是否真的，我很怀疑。”
这些构成了他的一个概念：
人民日报“过火”、“不高明”、“有火药气”。
这时候，他还与右派分子一唱一和，给右派分子壮大声势。
他说：
“何必气量那么小？”
“储安平说大和尚、小和尚就是辱骂领袖了吗？
我倒很欣赏这句话。”
“葛佩琦说要杀共产党人并没有说现在就杀啊！
如果共产党真不好，为什么不允许别人杀你呢？”
他竟与党外右派分子一起发出嚎叫“有顾虑”，对人民日报“很反感，很伤心”。
另一方面，他也在对外贸易部内公然反对党和群众反右派的斗争。
06月11日，对外贸易部黑板报摘登了右派分子李泰华的发言摘要。
严文杰怒不可遏，代右派分子李泰华挺身而出，向黑板报以“中国共产党员”的名义提出了强硬“抗议”，他明知黑板报编委会是党领导的，可是他“质问这是谁的主意，为什么？”
“我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光明正大”。
外贸部全部人员对严文杰这种公开的反党行为极为愤慨，纷纷提出质问。
严文杰竟变本加厉地诽谤说：
“对不同意的事抗议一下也不可以，我要问‘成什世界’。”
严文杰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1942年参加共产党。
出身于地主家庭。
参加革命以后，他的剥削阶级的立场，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一贯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
直至蜕化变质。
现在，严文杰已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的代言人，公开背叛了党。
严文杰对上述一系列的反党言论和行动，虽经外贸部全体同志严肃批判，但他至今仍然避重就轻，并无真心悔改和认罪的表现。
对他的批判和斗争正在深入展开。

我们决不容许右派分子篡夺科学和文教的领导权
罗常培
郭沫若院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已经从各方面驳斥了右派分子关于科学工作的谬论。
随后我听了陆定一部长和潘梓年同志的发言。
近几天来曾昭抡、钱伟长等人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检讨和许多科学家们对于科学界中一些右派分子义正词严的指斥，使我更觉得右派分子用民盟中央科学规划临时小组的名义所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的几点意见”彻头彻尾是企图夺取科学工作的领导权，并且阴谋引导科学家离开社会主义道路。
我现在从几十年来个人的切身感受，对这个反社会主义纲领中关于社会科学部分的谬论提出几点意见。
这个“意见书”中首先提出了所谓“保护科学家”的口号，这是很恶毒地企图造成一种印象：
我国科学家受到威胁，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护”。
就我个人经验，拿解放前后来对比，就可以用事实很雄辩地驳斥了这种捏造黑白的谬论。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昆明，当时我很想利用云南这块语言学的黄金地进行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但是既得不到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帮助，也得不到国民党教育部和西南联合大学的帮助；
我辛辛苦苦所获得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材料是靠着讲演和替地方修县志的方便勉强捡来的。
有一次我坐在一个商运卡车的司机台上，只身从大理回昆明，因为这辆商车装运私货，被缉私车检查。
当他们检查时，我站在车头，被两辆车撞倒，几至腰断两截。
这个时候不但没有人过问，更谈不到保护了。
现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已经从语言研究所的一个组扩充成为一个所了。
而我自己在1953年检查身体时发现了高血压性的心脏血管病，领导上多方关怀，让我长期休养。
这些年来，经过了北京所有名医的诊治，用尽了各种先进的医疗方法。
抚今思昔，只有愧恨自己不能早日完全恢复我健康，努力工作。
拿前后两个社会来对比，哪一个能够认真地保护科学家不是很显然的吗？
至于科学工作者的时间问题，自从1956年起已经有不少真正的科学家能够保证六分之五的从事业务工作的时间。
至于其中一部分还保证不了，那得分析个人的具体情况：
其中一类是像我这样身体不能完全恢复健康，只能以一半时间从事工作的人。
另一类是像费孝通那样身兼数职
（据我数得过来的有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民族社会发展史调查队负责人之一……）另外还在章罗联盟里边做了许多反党反人民的勾当的人。
像这样的人还要抱怨时间不够，没有时间做科学研究，那可以用一句北京话来说，简直是“活该”！
是他自作自受！
科学家需要研究助手或行政助手，以免影响工作效率，这话是相当对的。
但是我个人对助手的看法和钱伟长认为助手是属于某个教授或科学家的看法完全不同。
二十年来。
我也曾经培植过一些青年科学工作者，其中也有一些是我的合作者，但是到现在我的身边反倒没有相得益彰的助手。
这并不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材，而是我让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去了。
譬如我在七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里和几百人的方言普查队里很可以选拔出好几个得力的合作人来。
但是究竟是让他们帮助我个人写文章写书重要，还是让他们一方面在老科学家培植下集体地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努力，一方面在帮助老科学家工作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更重要，这正是资本主义学术跟社会主义学术观点的关键所在。
从前老子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后来有人讥讽专门剥削助手劳动，自己写书写文章的人们说：
“教授不仁，以助教为刍狗！”
我希望钱伟长以及和钱伟长同样认为助手是“属于”教授或研究员的人应该深自警惕。
资料对于科学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是科学工作者所承认的。
但是经过这次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之后，我认为“对于科学家、教授所有资料不必保密”的提法，我们仍旧不能不从阶级分析上加强警惕。
其实扬言不要造成学术垄断、成果私有的人本身就是垄断学术的人。
我在清华大学教书的时候发现清华大学图书馆里有许多关于语言学的善本书或孤本书。
当清华已经改组成综合性的工科大学以后，我曾亲自向钱伟长提出这部分书籍应当很好地利用，以发挥它的效能。
钱伟长说，暂时借是可以的，我们还愿保留这批书，准备将来有资本主义国家参观时可以展览。
后来语言研究所曾经向清华借过一部葛立尔逊的“印度语言调查”，没出01月清华图书馆就派人索回，并且声明如若不还，立即停止馆际借书权。
听说北京大学冯至教授向他们借用过歌德全集，也受到同样的待遇。
试问钱伟长，你想把清华大学办成一个美国加省理工大学，这一部分语言文学的图书被你垄断起来，对于理工大学究竟有什么用处，这样做对于人民究竟造成了什么损失？
这一点还请国务院第2办公室和高等教育部以及清华大学的蒋南翔校长作公平合理的处理。
社会科学有鲜明的阶级性。
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科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反映，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
民盟右派分子所提出的“意见书”在社会科学方面首先倡议“改变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和“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而且全文中没有一个地方提到马克思主义，没有一个地方提到中国共产党。
这很显然是反对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导思想，显然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
照他们的说法，在法学一方面，根本混淆了反动统治下的法律是压迫人民的，我们的法律是为人民服务的；
甚至于说“资产阶级法律里具有人民的立场”等等谰言。
在经济学一方面，像北京大学的徐毓楠教授在解放前是研究凯因斯经济学的，解放以后深入钻研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古典著作，最近他把凯因斯的经济学翻译以后加以批判，就受到右派分子的无情的责骂，认为他只该介绍不该批判。
这不显然可见他们完全想把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复辟吗？
我们现在正告右派分子：
人民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之下对于各门科学都可以研究并批判的，但是对于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绝对不容许它复辟，因为这完全是两条路线的不同，两种阶级的立场！
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向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一贯坚持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
毛主席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都是调查研究的典型著作。
在各个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没有不是经过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才能从实践走向胜利。
右派分子说：
“我们认为应该鼓励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政府的政策法令提供意见。
政府部门应主动地将有关资料尽量供给有关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
并帮助他们创造研究工作的条件。
只有这样，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才能与实际相联系。
才能克服目前理论落后于实际需要的状态。”
照他们的说法，好像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一切经过阶级斗争锻炼的人都不懂调查研究，只有那些受过资产阶级训练的“社会学”“大师”们才懂得调查研究、才会调查研究似的。
其实并不如此。
过去三十几年来中国共产党关于调查研究方面的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及建国以后在各方面突飞猛进的成绩已经有事实可以证明，用不着我来多说。
但是资产阶级过去用“中美文化基金”、“中英庚子赔款”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所组织的社会调查机构，除了用英文向它的资助者寄出几分情报以外，学术上的成就在哪里？
对人民的贡献在哪里？
据费孝通“向人民伏罪”的自白里说：
“在江苏视察时期，我进行了短期的农村调查，我从资产阶级立场和方法提出问题和建议，实质上起了反对和怀疑社会主义的作用。
在所写的报道中，不但没有阶级分析，而且以强调缺点来掩盖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成就。
在某些建议中更起了挑拨党和农民关系的恶劣影响。
我还企图用这些资料，另行写成对外宣传作品，如果这样做了，可能引起的危害性必然更大。”
幸而他最后还没有“用这些资料，另行写成对外宣传作品”，否则岂不是又向资本主义国家做了一次谍报工作，像在云南呈贡魁星阁里所做的工作一样吗？
至于其他一些受过资产阶级训练的“大师”们所曾经做过的一些调查研究，调查妓女而不分析所以产生这种制度的社会本质，调查家谱而不分析所记人物的阶级成分，那更会由于纯客观变成纯主观了。
像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学难道我们现在还要让它复辟吗？
在原来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这个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五个人中，我和曾昭抡同事最久，认识的时候也较长，但是丝毫没发生过政治的联系。
直到最近吴有训先生揭发他在前政务院发表郭沫若做科学院院长以前，他早就蓄有篡夺科学院领导权的野心，才让我回忆起一件事来。
1951年05月间政务院发表我做语言研究所所长后，他有一天约集了北大的其他三位教授极力劝我不要到科学院去，并且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地拿其他的地位来引诱我。
用这件事情来印证他拉走化学所五位研究员的事实，可见他存心破坏科学院，有意挑拨科学院和高教系统的矛盾已经非止01日了。
还有一位当时参与北大校务的同志告诉我说，曾昭抡在发表做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的时候，踌躇了好几天才决定去就，他所不满意的就是在官衔上还有一个“副”字。
像怀有这样追求名位的政治野心家怎能不会和章伯钧、罗隆基同流合污呢？
像章伯钧、罗隆基一类的野心家，本来是利欲熏心、胸无点墨的马路政客，不足齿于学者之林的。
章伯钧劝人不读马列主义而读曾国藩家书，罗隆基在讲堂上把程灏、程颐误认为元朝人，也可以想见这类“大知识分子”的知识了。
可惜提出这份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五位署名人虽然和费孝通也许有主谋和胁从的不同，有的甘心和章罗同流合污，有的可能是受了其他的某种诱骗，使我们一方面觉得深恶痛绝，一方面觉得哀矜勿喜。
从这个教训，使我们科学家要痛切地觉悟：
假定我们认真地要做一个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必须改变资产阶级的立场，建立工人阶级的世界观，然后才不至于变节蜕化，自绝于人民！

打退右派进攻，齐力铲除毒草
北大“民主墙”更显活跃
新华社21日讯
在北京大学反右派斗争中起着很大推动作用的北大
“民主墙”近来更加活跃了，在“民主墙”上，学生们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揭发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
这里有专门为揭露龙英华、杨路、刘奇弟等右派分子而辟的专栏，上面详细地叙述了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
也有很精彩的短诗、杂文和漫画，刻划出右派分子被学生们批驳后的狼狈相。
这里还有章回小说，逐章描写右派分子的出身、经历和活动。
在“民主墙”上，也有学生们写自己思想认识的转变过程或表示对右派分子斗争决心的大字报，但更多的是对右派分子的揭露和批驳。
在“民主墙”的最高处，学生们用石灰水在墙上写着巨大的标语：
“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在右派分子谭天荣最近几天新贴的两张大字报上，已经有许多学生在他写的每一行字的旁边，用钢笔写了许多针锋相对地批驳谭天荣的文字。
谭天荣在大字报上抄录了雪莱的一首诗句：
“冬天如果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学生们就在这两句话的旁边写着：
“如果你一直自绝于人民，你的春天是永远不会来的。”
围绕这些大字报的旁边，正贴着“批判谭天荣”、“再剥谭天荣的外衣”等大字报，说谭天荣在“真理面前耍策略，是最愚蠢的”。
现在，右派分子贴出的大字报已经很少了。
有时他们也贴出一、两张大字报，但是再也找不到支持者，而是遭到许多人的驳斥。
例如有一个右派分子贴出的一张大字报，声言自己是“真正的左派”。
大字报贴出后不久，周围就贴满了反驳的意见。
有一个不具名的作者写了一首诗，这首诗要右派分子刘奇弟“不要怨恨，也不要悲伤。”
许多学生看了以后，就在上面写着：
“这是一首有毒的诗”，要求作者写出名字来争辩。

真理的烈火要烧毁牛鬼蛇神
中南矿冶学院“解冻社”在瓦解
本报讯
据新湖南报报道：
中南矿冶学院的右派分子李镇亚、黄际春、黄心钦、奚士良、姚如琨、刘光中（均为学生）等组成的反动集团解冻社，在群众怒火的燃烧和无情的痛击下，被摧毁了。
去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不久，解冻社部分首脑奚士良、黄际春等就在学院后山上召开五人小组会议，草拟反动纲领，准备提出毁掉全部档案材料、赔偿肃反被斗同学物质和精神损失等要求，还打算组织全院肃反被斗的人游行请愿，奚士良则拟谋害党员副院长顾凌申同志。
这些阴谋因他们中意见分歧，没有实现。
整风开始后，这一小撮居心叵测的右派分子，声言要起融冰解冻的作用，要成为鸣放中的领导者，于是解冻社在5月31日成立了。
它把持了民主墙，到处点火，大量散布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论调，进行种种反动活动。
“民主墙”上弥漫着腥风毒气。
进攻的矛头首先是指向党团员和积极分子，黄际春写的“论奴才与奴隶性及其它”，污蔑团员和积极分子是“奴才”，咒骂新社会为奴隶社会，党是“看赏的主人”。
刘光中写了“不做党的打手，要做党的助手”，攻击共青团员，挑拨党群关系。
他们甚至还捏造事实，凭空说某党员负责干部调戏妇女。
黄际春公然在落后群众中骂党是“法西斯”。
他们还煽动群众开展所谓“自觉”运动，要党员退出学校。
他们特别抓住肃反问题做文章，煽动某些肃反中被斗争的同学起来闹事。
他们到处串连，在全院各系都设有联络员，发展组织，还在校外积极进行活动。
他们的活动，得到教师中右派分子如教授蔡承云等的幕后指挥和支持。
黄际春公然代表解冻社到院党委宣传部，要求接收广播台和派人参加校刊编辑工作。
他们竭力煽动停考、停止毕业设计，并企图组织罢课。
这一切都是为了和各地右派分子配合，制造中国的“匈牙利事件”。
这些右派分子的谎言，也曾在一些立场模糊或者不明事实真象的教师和学生中引起思想共鸣。
然而，乌云终于遮不住太阳，谎言也掩盖不了事实。
在6月10日左右，不少有觉悟的学生对解冻社发表的反动文章开展驳斥。
同时，选矿系四年级女共青团员也抗议这些右派分子假冒她们的名义写出的污蔑一党员负责同志调戏妇女的文章。
不少学生看了这些以后都非常愤恨，纷纷发表抗议和驳斥解冻社的大字报。
解冻社几个反动首脑看见风势不好，就马上改变策略，发表公开声明，说什么“解冻社是来文照登，文责自负”，号召大家要对准“三害”开火，不要把矛头指向“自己人”。
他们贴出大字报，说什么解冻社要进行内部整顿；
黄际春、黄心钦还跑到党委会宣布“退社”，准备转入秘密活动。
这些愚蠢而又卑鄙的企图被揭穿后，他们的花招越来越多：
有人写假检讨；
有人装病跑到别处去“看病”。
有人装疯卖傻，丑态百出。
在7月07日至9日三个晚上的全院声讨大会上，大家进一步揭发、驳斥了解冻社，使它的骨干分子更加陷于孤立。
现在，该社已有少数骨干分子开始交代了自己的部分活动事实。
这些积极制造“匈牙利事件”的右派分子都是些什么人物呢？
他们有的出身于地主家庭，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
他们都曾受到反动、剥削阶级的强烈影响，仇恨着党和新社会。
其中，黄心钦的父亲在大革命时期被我军镇压，黄心钦一贯受他哥哥黄直斋（国民党骨干）的“父仇必报”的教育，心灵深处埋藏着复仇的种子。
李镇亚的父亲是国民党军队高级军官，李镇亚曾向同学夸耀他的少年时代生活，说：
“想老子当年坐小汽车，住公馆，多么……”颇有不胜今昔之感。

为啥年年大量倒蚕？
史子禄嘉兴专区蚕茧产量占浙江省80％以上。
但近几年来年年发生大量倒蚕，今年倒蚕尤多，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
大量倒蚕的原因
去年嘉兴专区养蚕六十六万八千张，倒掉一万九千张，占饲养总数的2.8％；
今年养蚕六十六万四千八百张，倒掉五万五千张，占饲养总数的8.2％。
今年比去年少养三千二百张，为啥倒蚕更加多？
据我了解，倒蚕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1种是缺叶倒蚕。
今年因缺叶倒掉的蚕约占倒蚕总数的45％。
如德清县：
今年养蚕总数比1950年增加17.7％，现有桑地面积较1950年只扩大9.4％。
蚕种增加多，桑地扩大少，这是产生缺叶的原因之一。
1950年每张种平均蚁量约1.8钱，去年增加到2.165钱，今年为2.265钱；
1950年每张种平均产茧四十二斤二两多，去年提高到五十六斤三两多。
因此，解放初期每张蚕种只需叶六百斤左右，现在却需要八百斤。
这就是说，桑叶必须增产33.3％才能与养蚕增产相适应。
德清县桑叶产量，从1950年平均每亩产叶五百六十八斤提高到七百四十斤，增加30.2％，但与养蚕现在的增产需叶比较，还相差3.1％。
其它各县情况，虽不尽同，大体近似。
其次，受自然灾害和气候影响，加之施肥不足，桑叶比去年减产15％—20％。
对这一点，群众和各级领导是有估计的，所以今年比去年少养三千二百张蚕。
但蚁量增加，今年实际养蚕数比去年不是减少而是增多，所以缺叶多，倒蚕也就多。
第2种是为了卖叶而倒蚕。
今年叶价贵，从八元到二十元一担，群众认为倒蚕卖叶占便宜，于是有意大量倒蚕。
因为卖叶而倒的蚕约占全区倒蚕总数的35％。
当然，这不是发生倒蚕现象的根本原因，因为这家不倒那家就要倒，归根结蒂，症结在缺叶。
第3种是因蚕病倒蚕，约占倒蚕总数的20％。
不可忽视的损失
倒蚕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倒蚕一般发生在五龄前后，以每张种吃掉叶四百斤计算，五万五千张蚕种消耗叶达二千二百万斤；
按十四斤叶养蚕产茧一斤计算，少产茧一百五十余万斤；
每斤茧价以九角钱计，农民减少收入一百三十余万元。
蚕茧减产，对支持农业社发展农副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有影响，对增加丝绸生产和国家物资出口也有影响。
尽管这笔损失账现在还算不清，但问题的严重性却是十分明显的。
怎样防止倒蚕
倒蚕的根本原因是缺叶。
从单纯减少蚕种来防止倒蚕，这是消极的作法。
我们应该积极增产桑叶。
从当地具体情况看，增产桑叶的主要方法是提高单位产量。
嘉兴专区有一百一十万亩桑地，其中二十八万亩平均每亩产叶八百斤；
一般的只产叶四百斤；
产量最高的是二千五百斤，有些产量低的只产一、二百斤，因此增产潜力极大。
第2，必须贯彻执行“以叶定种”方针。
管理蚕种机关，应将每张种的平均蚁量通告各级领导和广大蚕农，使他们心中有数，便于适量定种。
同时，还要切实做好桑叶估产工作，使估产符合实际，才能合理定种。
此外，要加强技术指导，做好防治蚕病工作。

名辞解释
桑蟥
桑蟥属鳞翅目，家蚕蛾科，是我国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广东等省常见的桑树害虫。
这种害虫在江苏、浙江的太湖沿岸桑区尤其猖獗，常常为害成灾。
桑蟥每年繁殖一到三代不等，幼虫以桑叶为食料。
被害的桑叶满布蛀孔，因此产量大减，质量下降。

河北省宁河县内的国营芦台农场今年在八千亩盐碱地上种植的小麦获得丰收。
图为国营芦台农场正在国家粮站缴粮。
新华社记者　李基禄摄

山东沂河沭河两岸人民
初步战胜百年罕有的特大洪水
新华社济南21日电
山东省沂河、沭河两岸人民，初步战胜了百年来罕有的特大洪水。
07月上旬以来，沂蒙山区连降暴雨，沂、沭两河水位猛涨，连续出现了三次特大洪峰。
其中沭河在16日最大一次洪峰流量达三千四百五十秒公方，超过保证流量七百五十秒公方；
沂河在19日23时的最大洪峰流量达一万五千五百秒公方，超过保证流量五千一百秒公方。
这是两河历史资料上所未有的特大洪水。
由于沿河人民和各级防汛部门早有准备，汛情发生后，两河沿岸立即有干部、群众和部队五万多人有组织地投入了防汛抢险斗争。
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穆林、中共临沂地委书记朱奇民、临沂专署专员李希平等都冒雨上堤，指挥大家在沿河抢修起一公尺高的子埝。
同时，危险地带的群众都转移到高地。
在狂风暴雨中，大家团结一致，克服了许多难以想像的困难。
当电话线路大部被风刮断时，解放军某部的骑兵部队立即担负起报汛工作，保证了防汛指挥部和工地之间的联系。
虽然沂河东岸马头至刘江口一段洪水漫过子埝，沭河在郯城也出现塌坡等险象，但是在干部、群众和部队日夜坚守抢护下，做到水涨堤高使大部险工都转危为安。
19日晨，沂河在郯城境内决口两处，也因抢救及时而未造成严重损失。

市场巡礼
沙田柚子
广西容县沙田乡的柚子树上，现正挂满了一个个下垂的果实，大的有十多两重，小的也有半斤，过往的人见了都说可爱。
当地的老农也讲：
今年柚子花早花多，雨水调和，丰收是把准了。
　·新华社·
吐鲁番葡萄和哈密瓜
新疆吐鲁番无核白葡萄和哈密瓜开始上市。
虽然葡萄还未透熟，甜中还带酸味，但是很受消费者的欢迎。
这几天，在街头巷口的瓜果摊边，沿街推卖的流动瓜果车旁，不断围着购尝鲜货的人们。
　·新华社·
广西菠萝
07月盛夏，在广西省菠萝主要产区之一的武鸣县夏黄乡，农业社社员们正忙着在菠萝园里采摘成熟了的果实。
那些绿中泛黄的菠萝，迎风散出阵阵芳香，使人垂涎欲滴。
收摘下来的一担担菠萝，马上由社员们挑到市场出售。
有些已由当地商业系统收购，运销到武汉、北京等地。
菠萝是夏黄乡农业社社员们的主要收入之一。
全乡四百六十七户僮族农民，几乎家家种植，并且已有二十年的种植历史。
今年全乡一千零七亩菠萝，产量将达到二十万斤，比去年增产8％。
大部分农户平均每年收入几十元到一百五十多元。
贫农黄汉昌开了四亩荒地种植菠萝，每年收入折谷二千多斤，占农业总收入70％。
夏黄乡红土壤的荒山荒岭很多，适宜于种植菠萝。
去年春天建立高级农业社后，原来分割成一块块的菠萝地连成一大片了。
一年多之间，全乡已扩大菠萝种植面积一百多亩。
　·新华社·
奉化水蜜桃
著名的浙江奉化水蜜桃已经成熟。
桃园里沉甸甸的果实垂满枝头，果农们正在开始采摘。
奉化水蜜桃的品种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是玉露、黄露、蟠桃等数种。
透熟的玉露桃，鲜甜多汁，吃时不必剥皮，用麦杆插入皮内就可以吸吮，最后仅剩皮和核。
·胡熊飞·
烟台苹果和德州西瓜
著名的山东烟台苹果和德州西瓜今年都获得丰收。
现在是伏苹果、西瓜大量登市的季节，这些苹果和西瓜正大量外运。
山东省今年供应北京、上海、天津等市的伏苹果，都超过了原定计划。
全年供应省外的西瓜将达一千五百万斤。
　·新华社·
辽宁苹果运莫斯科
供世界青年联欢者尝新
驰名中外的辽宁早熟苹果第1批八百五十吨从7月15日起运往苏联，7月底能全部运到。
其中有五十七吨用冷藏车运至莫斯科，供第6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参加者尝新。
这批出口的早熟苹果有黄奎、红奎二种，是辽宁省主要苹果产地——盖平、复县出产的。
每只苹果直径四十五至五十公厘，平均五—七个就有一斤。
出口前，苹果生产社员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挑选、检验，完全合乎出口苹果的质量、规格标准。
　·文·
辽宁省早熟苹果（黄奎、红奎）已在7月10上市。
苹果产区盖平、复县、新金、旅大等四个采购站两天收购了五十多万斤。
今年因天旱，苹果个头较小，但味道还好。
第1车苹果已在7月11日运往沈阳市，不日即继续运往北京。
·王毅、盛宣仁、景玉德·

怎样保证蔬菜淡季供应正常
关键在于多种秋菜
播种秋菜的季节就要到了。
为了保证城市和工矿区人民今冬明春蔬菜淡季供应正常，北京、天津、沈阳、太原等城市和吉林省各地，已经提早制定了扩大秋菜生产的计划，研究了扩大秋菜生产中的若干有关问题，以保证增产计划能够顺利完成。
北　京市郊七个区计划今年播种秋菜十四万五千六百四十亩，比去年扩大四万亩左右；
预计今年可产菜九亿零八百三十七万斤，比去年增加近三亿斤。
北京市今年播种的秋菜70％是大白菜和萝卜，其余部分是雪里红、芥菜、菠菜、秋黄瓜、秋扁豆等。
在国家支援下，北京市郊各蔬菜合作社已获得九十万元发展蔬菜生产的预购定金和商品肥料。
天　津根据市场需求情况，今年计划种植八万三千亩秋菜，要求秋菜总产量达到四亿七千斤。
计划播种的主要品种是：
大白菜、菠菜、大葱、青萝卜、白萝卜、旱萝卜、胡萝卜、芥菜和雪里红。
为了保证秋菜生产任务的完成，天津市有关部门解决了园田社缺少资金、肥料和种子等问题，并对蔬菜的保价、季节差价等问题作了规定。
沈　阳郊区的农民在国家的支援下，正采取增设水井、串换良种等措施扩大秋菜播种面积。
根据预计，今年市郊秋菜的面积可以扩大到三千七百公顷，预计产量是十五万吨到十六万吨。
今年秋菜的面积比去年扩大60％左右，产量约比去年增加一倍。
为了保证增产秋菜任务的完成，沈阳市各有关部门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市蔬菜公司订出预购办法，将对郊区生产的白菜实行预购。
太
　原为了保证今冬明春淡季的蔬菜正常供应，今年秋菜播种面积将达到六万九千二百五十二亩，比上年约增加10％。
按每亩平均产菜二千八百三十六斤计算，预计可产白菜、萝卜、大葱、马铃薯（是夏播秋收的）等一亿九千六百四十四万斤，除农民自食和损耗部分外，将有一亿零一百五十七万斤商品菜上市。
目前市蔬菜公司正在和蔬菜生产社按照上述计划订立产销合同。
吉林省无霜期短，生长蔬菜的节季有限。
一年有六、七个月是依靠储备的办法来供应蔬菜的。
秋菜种得少，冬天和初春的蔬菜储备量就要减少，这对于广大城市和县城居民的生活很不利。
因此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加强领导，做好秋菜播种工作。
指示要求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和通化等城市以及它们周围的县，要互相支援，加强联系，做好蔬菜生产规划，保证蔬菜的产量和品种。
（本报综合消息）＊名　辞　解　释＊
什么是秋菜
这里所说的秋菜，是指北方地区在晚夏或入秋播种，当年11月间收获的蔬菜。
秋菜的种类主要是：
大白菜、萝卜、胡萝卜、芥菜、蔓菁、菠菜等。
秋菜可以在园田里栽种，也可以在大田里栽种。
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区的农民多有在大田里栽种萝卜、芥菜的经验。
秋菜一般耐储藏，储藏期有些可以长到半年。

感谢国家支援，决心战胜水患
苍山人民上书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自7月11日起至15日止，我县连降大雨、暴雨，降雨量达三百公厘。
山洪暴发，河水猛涨。
沂河水位达一万一千八百个流量，中、小河流普遍漫溢、决口，泛滥成灾。
今年水位之高是历史上从所未有的。
受灾群众达三十五万人，上水面积八十万亩。
正当灾区群众陷于十二分危险的千钧一发之际，中央人民政府在17日下午二时派来了救命的飞机，空投了大批的救生衣、救生圈、救生袋等物资。
全县六十三万人民目睹着救生物资，无不欢欣鼓舞，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人民的飞机来了”。
到处传遍欢呼声、鼓掌声。
原来人们陷入万分的忧虑和焦急之中，心情十分阴沉。
飞机空投像阳光一样，温暖着全县人民的心，鼓舞起全县人民战胜水灾的信心和决心。
我们衷心感谢中央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和关怀，我们决心在党和上级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努力作好工作，用实际行动领导全县人民克服一切困难，战胜水患；
想尽千方百计，搞好秋季生产，争取秋季丰收，尽最大努力支援国家工业建设。
我们代表全县人民向你们致以崇高敬礼！
中共苍山县委员会
苍山县人民委员会
1957年07月18日

汛情
本报讯
中央防汛总指挥部22日发布汛情摘要如下：
（一）黄河洪峰已过花园口，22日九时到达孙口，曾超过保证水位0.15公尺，流量10，500秒公方，东平湖已超过保证水位0.13公尺，仍在上涨。
东明、鄄城、东阿、郓城等县，黄河大堤发现裂缝、脱坡、管涌等现象，经及时用柳厢抛护或用反滤办法抢堵，未出问题。
（二）据山东防汛指挥部汇报，目前曹县、单县、城武等县水势逐渐下降。
（三）汉江仙桃镇水位22日一时达34.82公尺，于一时十七分运用汉江分洪工程开闸（30孔全开）分洪，迄22日九时水位已降落到34.48公尺。

江浙蚕桑生产问题多
沈正祺
蚕丝事业在我国已有几千年历史。
蚕丝事业的发展，关系着农村经济的活跃，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几万丝绸工人的生活。
这从江苏省的情况就可以看出：
江苏省有五十万亩桑田，蚕茧收入约折合八十万担大米，可养活一万人，对全省农村起着青黄不接时调剂生产资金和生活资料的作用；
同时，这些蚕茧可以安排丝绸在业人员二万四千人，若每个职工有三个家属，则解决了九万六千人的生活问题。
1956年全省丝绸工业给国家上缴了五百三十万元（除掉基建投资一百万元），等于全丝绸行业固定资产产值的40％。
这确是一个投资少，收效大的行业。
江苏、浙江是全国主要产蚕区。
解放几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蚕丝生产是得到了维持与发展，丝绸的产量提高了。
仍以江苏为例，1957年生丝预计产量为1950年七倍，丝绸预计产量为九倍。
丝绸的质量已经超过我国战前水平。
蚕茧生产逐年下降
但近几年来，江、浙二省蚕茧生产存在很大问题。
蚕桑产量严重下降，蚕茧生产跟不上丝绸工业需要。
江苏春茧的收茧量是逐年下降的：
1953年收茧十九万一千八百市担，1954年为十八万市担，1955年再减为十七万四千零八十市担，1956年只收十六万八千市担，预计今年收十四万三千八百市担。
蚕茧生产历年来不但量少，而且质差。
这从江苏的历史资料可以看出：
1953年一颗茧平均可缫丝五百六十九公尺，1956年只能缫丝四百五十九公尺；
每颗茧缫丝长率也由1953年的69％降为52％；
茧丝纤度
（粗细）幅度，从1956年全省一百六十八个地区原料的调查，有四十九点四个地区原料不合缫丝工业的定粒缫丝，茧丝纤度（粗细）开差约有一——四倍左右。
全年原料中有20％是次茧或下脚茧，这是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数目字。
为什么江、浙二省，特别是江苏省近几年来蚕茧生产会形成这一局面呢？
桑田管理急待加强
丝绸的原料是生丝，生丝的原料是蚕茧，蚕茧的原料是桑叶。
而该二省蚕区普遍是桑树老、缺株多，桑园的施肥量少，有些地方又在桑园内作了其他作物，加上对桑园经营管理差，因此桑田产量下降。
个别地区虽开拓了新区桑田，但种植的桑苗由于技术处理差，成活率很低。
据有关材料：
成活率，最高的是90％，最低竟达50％。
且桑树是多年生植物，种植后要三到五年后桑叶才能喂蚕。
新区桑树在培植中，老区桑树因管理不当，逐年衰退着，以致影响到整个地区的产茧量。
若再不加强对老区的桑树管理，急速争取立即施加夏肥，明年每亩桑田的单位产量将更低，倒蚕现象将更严重。
加强桑林或桑田管理，是蚕茧生产的根本问题。
蚕种需要改良
其次应急速设法研究改良蚕种。
我国目前所推行的品种还是十多年以前的改良蚕种，每颗茧的全丝长只有八百五十——一千公尺左右。
但一些较先进的蚕丝国家，每颗茧全丝长有一千一百——一千二百公尺。
此外，为了鼓励农民养蚕的积极性，国家收购蚕茧的价格，以及农业和所规定的养蚕的工分均应合理。
分散领导的现象应该改变
在蚕丝生产的组织领导上亦存在问题。
从桑到丝由五个部门管理，从江苏省情况看桑林属农林厅，养蚕属蚕管局，蚕丝生产属丝绸工业局，生丝的销售属丝绸公司，蚕茧原料的收购又属供销合作社。
部门多，处理问题的关系就复杂。
由于这样的分散领导，几年来扯皮现象，各自为政现象很严重。
蚕茧原料量与质的最终反映是缫丝工业部门，但工业部门存在供给制思想，有什么做什么；
有多少做多少，没有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促使蚕茧量与质的改进。
目前这种领导方式应急速改变，五个领导部门起码可以砍掉二个，蚕与桑本来是有机结合体，为什么要二个部门去管呢？
从目前的工商关系看，丝绸公司应当负责原料与成品的供应、销售，但其中在原料的收购上又委托了供销部门从中插一手呢？
几年来蚕丝生产逐年下降是与上面这种组织形式的领导分不开的，应急速改变。
成立统一机构，研究挽救蚕丝生产措施，改变现状。
在广大产蚕茧区应实行国家奖励制度，调整桑田管理及饲育养蚕的工分，研究合理的蚕茧价格，从组织上、制度上，政策上来保护蚕茧生产，这样，江浙二省的蚕茧生产不久将出现一个新面貌。

消灭桑蟥
本报讯
嘉兴专区是全国闻名的蚕丝基地，也是全省的重点蚕区。
今年全区因缺少桑叶倒蚕五万五千多张，这是一件重大的损失。
桑叶为什么减产呢？
主要原因是：
粮桑之间的矛盾没有妥善解决，经营管理没有及时跟上，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
目前全区一百一十万亩桑园中，有四十多万亩受到桑蟥的严重为害；
重点蚕区吴兴、崇德、桐乡、德清等县桑蟥为害已蔓延到桑园总面积80％以上，而且年年成灾。
这不但严重威胁桑树寿命与影响春叶增产，而且使全区秋蚕饲养量不能增加。
据有关方面估计，每年因桑蟥为害损失秋茧约在五万担以上。
中共嘉兴地委与专署决定抓住当前头蟥刚孵化的有利时机，在吴兴、崇德、桐乡、德清四个县的重点蟥区开展突击治蟥运动。
为了使治蟥运动正常开展，中共嘉兴地委已经发布了治蟥指示；
省农业厅，决定拨给治蟥重点区喷雾器四千八百架。
对粮桑矛盾问题，中共嘉兴地委已经研究了解决原则；
关于加强桑园经营管理问题，也正在研究中。
（求相超、杨诵刚）

淮河流域人民展开防汛战斗
新华社蚌埠22日电
淮河流域人民展开了紧张的防汛战斗。
07月06日以来的连续暴雨，使淮北地区河流告急；
河南、安徽、山东各有关地区的广大人民，正在各有关部门干部率领下英勇防守中。
今年，淮河暴雨主要集中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中间地区，遭受暴风雨袭击的淮北各中、支流，都处于紧急状态，许多地方的雨量和洪水量为历年所未有。
由于暴雨空前集中、连续，洪水超过了河床的排水能力，因而遭受暴雨袭击的几条河流，出现了破堤漫溢的现象。
目前所有决口和险要堤段都在昼夜抢堵、防守。
堵口完竣的地方，当地政府正组织广大农民突击排水，补种晚秋作物。
昨天，各河水情除沙颍河外，都有缓轻之势。
沂沭河的临沂水位也停止上涨。
由于预报淮河流域仍有暴雨出现可能，所有巡堤民工、干部都加强了警惕。
淮河干流最近雨量不大，水情十分平稳。

节约粮食　加强监督
监察部和粮食部联合发出通报和指示
据新华社21日讯
监察部和粮食部20日联合发出关于河南等省、区检查市镇粮食供应中存在的问题的通报，要求各地重视节约粮食。
通报指出，许多省、区的市镇粮食供应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还有一些地区和单位未认真贯彻上述指示，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虚　报冒领、重复购粮、浪费粮食等不良现象，特别是有些机关、团体、工矿企业、学校等集体伙食单位和工商行业用粮单位较为严重。
通报中列举了河南等省、区监察、粮食部门检查揭露出来的问题，并指出，这种虚报冒领，浪费粮食的现象是不能容许的，如不加以深入检查揭露，迅速纠正，不仅给当前粮食工作上增加很多困难，而且在政治上会造成极不良的影响。
因此，要求各级粮食部门对当前市镇供应业务制度进行一次检查，并在当地党、政机关领导下，配合有关部门，对市镇居民，特别是机关、团体、学校、工矿企业等单位，进行经常的节约粮食和国家粮食政策的宣传教育，使每个居民都能自觉地节约粮食，与浪费粮食、违反国家粮食政策的现象作斗争。
据新华社20日讯
监察部、粮食部19日联合向各地粮食、监察部门发出指示，要求根据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在今年下半年继续加强对粮食工作的监督和检查，以便不断地改进粮食工作。
指示说，目前是粮食保管工作最艰巨的时候。
各地粮食、监察部门必须继续加强检查粮食安全情况，督促业务部门采取积极措施，加强检温、检质，及时处理虫害粮和“危险粮”，尤其是要做好防汛、防雨的准备工作，以保证粮食安全度夏。
指示要求各地粮食、监察部门在夏粮、秋粮入库之前，都必须深入检查粮食仓库是否做好清仓消毒、仓房修缮、粮食摆布以及送粮入仓的各项必要的组织工作。
新粮入库以后，除应组织力量进行重点检查以外，并推动粮食部门开展自查，及时采取措施，防止粮食生虫、霉变。
指示要求检查粮食统购工作中依质论价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
在统销工作上，应继续有重点地深入检查粮食供应政策和供应计划执行的情况。

支援灾区
调种子
本报讯
为了支援水灾地区补种晚秋作物，农业、粮食、内务三部正在积极进行补种作物的种子调运工作。
截至7月22日，已支援江苏晚稻种子五百万斤，河南荞麦种子五百万斤，山东晚玉米三百万斤、荞麦三百二十万斤。
内蒙古也决定支援山东荞麦种子二百万斤，这部分种子将由平地泉地区提供。
中央和一些省份早在去年秋收以前就开始了储备救灾备荒种子工作。
中央储备的这项种子共一亿一千万斤，现在支援各省的种子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赵起）

越冬的水稻——冬稻
新华社南宁18日电
一种能越冬的水稻——冬稻，在适宜的自然条件下，有很大的推广价值。
这是广西省七十多个农业技术人员最近参观了桂西僮族自治州德保县种植冬稻的情况以后作出的结论。
目前，桂西僮族自治州西南部的天峨、大新、宁明、德保等县的十多万亩冬稻已收割完毕。
德保县二万三千多亩冬稻，估计平均每亩可收三百五十斤，比去年增加两成多。
产量最高的每亩达六、七百斤。
冬稻在每年秋收以后的11月间插秧，第2年夏收大忙以前（6月）收割，能够调节劳动力和畜力。
病虫害少，可以避免夏季山洪暴发所造成的水灾危害，产量较稳定，而且比早玉米、早稻成熟期提早半个月以上。
在中稻或晚稻田增种一季冬稻，使一些不能种植双季种的山区深湿田和冷水田每年也能种植两季水稻。
据德保县去年统计，全县冬、晚两季水稻平均每亩产量比早、晚两季水稻产量高50％。
参观的人交流了各地栽培冬稻的技术、管理经验，作出了总结，以便今冬进一步推广种植冬稻。

运肥料
07月以来，江苏、浙江、山东、河南、辽宁等省部分地区，暴雨成灾，大部禾苗被淹。
山西省棉产区亦遭受严重虫害。
为支援灾区排水抢种和扑虫害，供销合作总社已从上海、天津、沈阳、大连等地增调化学肥料四万零五百吨到上述地区去。
中央交通部为了及时调运化肥，已对目前装卸拥塞的上海港发出了优先抢卸化学肥料的指示。
经铁路、海路运输的化学肥料，亦已得到优先装运的照顾。
在交通部门大力支持下，目前已有一万五千吨化学肥料源源运往灾区。
尚有二万五千五百吨正在积极赶运中。
（供销总社肥料处）

追回散失的防汛器材
本报讯
湖南宁乡县的“民垸修防会”去年准备了一批防汛器材（内有树条、晒簟、麻袋、棕索等共几千件），分别放在双江口乡的双河社，黎明社泉塘乡的园洲社，都用专门房子放置得很好，以备汛期之用。
可是，现在这些器材已失掉了很大一部分。
现在已到汛期，这些地方的社员应该快把防汛物资交回来。
　（姜凤鸣　黄小似）

值得庆贺的事情
本报评论员
最近，埃及和叙利亚都先后破获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企图暗杀国家领导人、进行颠覆活动的阴谋案。
这些阴谋案的破获，给了企图颠覆埃及和叙利亚政府的帝国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
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
从已经揭露的阴谋分子打算加以暗杀的人的名单可以看出，帝国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消灭埃及和叙利亚的坚决反对殖民主义的爱国人士们，以便这两个国家里的亲帝国主义势力夺取政权，然后向帝国主义敞开大门，使埃及和叙利亚人民再次沦于暗无天日的殖民统治之下。
显然，帝国主义者为了扑灭埃及和叙利亚人民维护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的火焰，建立自己对整个中东的殖民统治，已经疯狂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帝国主义者曾经妄想用经济压力来迫使埃及和叙利亚屈服，可是这个阴谋失败了。
埃及和叙利亚依靠着许多无私的朋友们的帮助和支持，冲破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压力。
帝国主义者也曾经企图在这两个国家里制造政治动乱，可是这个阴谋也遭到了挫败。
于是它就乞灵于卑鄙的暗杀手段。
而从叙利亚所破获的阴谋案可以看出，这些暗杀阴谋的幕后主持人，正是中东人民当前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在埃及和叙利亚的暗杀阴谋的破产，说明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和中东人民的觉悟和警惕已经大大提高。
在二次大战以后，帝国主义者们在中东曾经用暗杀作为达到侵略目的的主要手段，并且取得了某些成功。
但是今天他们的这种阴谋却一再地失败了。
当然，帝国主义者们是不肯就此罢休的。
现在，他们正在虎视眈眈地窥伺着这两个坚持独立的国家，特别是对叙利亚。
他们还将使用一切手段，包括暗杀在内，来对付中东的反殖民主义力量。
英国的“每日邮报”说，根据伦敦得到的“权威方面消息”，颠覆埃及政府的阴谋活动仍在继续中。
这种说法并不是偶然的。
但是，现在帝国主义的阴谋案的破获，无疑将更进一步提高埃及和叙利亚人民的警惕。
他们将更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的阴谋目的，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这两个国家的坚决反对殖民主义的爱国的领导人的周围。
这是中东人民捍卫独立、粉碎帝国主义的任何阴谋的最有力的武器。
今天是埃及人民庆祝埃及革命五周年的日子。
我们在向埃及人民表示衷心的祝贺的同时，更祝贺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中所取得的胜利。
我们相信，埃及人民和叙利亚人民将像保护他们的眼珠一样保卫他们的得来不易的独立，继续粉碎帝国主义的任何阴谋。

兄弟国家团结互助
捷贷给匈一亿卢布
新华社22日讯
据塔斯社布达佩斯21日讯：
在布达佩斯签字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长期信贷协定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将供给匈牙利一亿卢布的贷款，年息二厘。
捷克斯洛伐克从今年开始把煤、焦炭、陶土、化学原料、纺织品、鞋、冷藏器、自行车、木器家具、器皿和其他货物供给匈牙利。

共同的目标加强了兄弟般的友谊
华沙市民热情欢迎胡志明主席
据新华社华沙22日电
胡志明主席在21日中午到达华沙的时候，受到了盼望已久的华沙市民的热情欢迎。
欢迎的队伍从机场排起，沿着贵宾驱车走过的道路一直排到市中心。
飞机场上像节日一样打扮起来。
胡志明下飞机后，同哥穆尔卡、萨瓦茨基、西伦凯维兹紧紧握手拥抱。
在今天的欢迎者当中，约有半数是儿童，他们都站在最前列。
因为胡主席在波兰是以喜爱孩子著称的。
几乎每个孩子都双手高举波越国旗，欢迎贵宾。
萨瓦茨基在机场上致欢迎词说，胡志明主席的名字是每个波兰人都感到亲切的。
波兰人民密切地注意越南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
我们完全同情你们，并且支持你们为根据民主原则和平统一越南所作的努力。
萨瓦茨基说，以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共同的努力为基础的牢不可破和巩固的友谊，把我们两国人民连结起来。
我们深信胡志明主席对波兰的友好访问，正像波兰政府代表团今年年初对越南的访问一样，将是在我们共同前进的正确道路上向前迈进的又一步。
胡志明主席致答词说，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目标使我们团结起来。
我们兄弟般的团结正在日益发展和加强。
胡志明说，在解放战争的年代，越南人民经常得到波兰人民的支持。
在实现了和平以后，他们在祖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上得到波兰人民的友好援助。
作为越南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的一员，波兰对执行日内瓦协议的事业，对维护越南、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和平的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越南人民深深感谢波兰人民、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政府的慷慨援助。
胡志明主席21日下午拜会了波兰国家和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
萨瓦茨基、西伦凯维兹、哥穆尔卡和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的其他一些委员接待了胡志明主席。
随后，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到胡志明的寓所作了回拜。
这天的波兰各报在第1版刊载了胡志明主席的像片，并且为他的访问波兰发表了社论。

卡罗维发利电影节闭幕
“祝福”获得特别奖
新华社布拉格22日电
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10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7月21日闭幕。
中国彩色故事片“祝福”在这届电影节上获得了评奖委员会的特别奖。
特别奖仅次于电影节的大奖。
获得电影节大奖的是印度影片“在夜幕下”。
匈牙利影片“哈尼巴耳教授”、苏联影片“劳动与爱情”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影片“利西”获得了电影节的主要奖。

在莫斯科体育节运动会上
蔡艺墅撑竿跳四公尺二五
本报莫斯科22日电
07月21日在莫斯科狄纳莫运动场举行的苏联体育节运动会上，我国运动员蔡艺墅参加了撑竿跳比赛，达到了四公尺二五的优秀成绩，打破了他自己保持的我国撑竿跳的最高纪录。
运动会的主席团特授给蔡艺墅以奖品。
蔡艺墅是参加第3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的我国青年田径队的队员。

埃及国民议会议员宣誓就职
据新华社开罗22日电
埃及最近新选出的三百四十四名国民议会议员今天上午在开罗宣誓就职，并且选出了正副议长。
今天上午的会议由年龄最高的议员哈米勒主持。
包括两名女议员在内的全体出席的议员，相继起立宣读了表示效忠埃及共和国和宪法的誓词。
随后，他们用秘密投票方式选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城乡事务部长波格达迪为议长，“共和国报”主编萨达特和法德·加拉尔为副议长。
（附图片）
埃及公布7月22日为“国民议会节”，在今年07月03日和14日选出的革命后第1届国民议会要在这天开幕。
在这次选举中，埃及妇女第1次获得了选举权。
图是埃及妇女在投票。
新华社稿

埃及的三大节日
埃及政府在本月中旬宣布，把7月22日定为“国民议会节”，7月23日为“陆军节”，7月26日为“人民节”。
这三个日子在埃及的历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国民议会节
07月22日是埃及革命后第1届国民议会举行开幕式的日子。
根据埃及新宪法由普选而产生的国民议会，是埃及的最高立法机关。
国民议会的选举是从7月03日开始进行的。
经过7月03日和7月14日的两次投票，埃及国民议会诞生了。
选举的胜利和国民议会的开幕，是埃及在发展民主生活和巩固政权制度中获得的重要成就。
埃及“陆军节”
07月23日是埃及的“陆军节”。
五年前的这一天，以纳赛尔为首的一批埃及军官发动了推翻法鲁克封建王朝的革命。
早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及的爱国军官就组织了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地下组织，即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
战后，埃及人民反帝斗争蓬勃发展。
1948年，埃及被帝国主义者拖入巴勒斯坦战争，遭到惨败。
这更使爱国的军官们清楚地看到埃及封建王朝的腐化无能，认识到要谋求民族独立就必须首先推翻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封建王朝。
1950年“自由军官组织”成立了执行委员会，更加积极地进行活动。
到1952年，它的秘密组织已遍及各兵种，在全国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下，“自由军官组织”执行委员会在1952年07月23日发动了革命，军队在一夜之间就占领了库巴的司令部和许多军事设施，并且把法鲁克在亚历山大港的夏宫也包围了。
结果，反动的法鲁克王朝被推翻了，埃及民族独立斗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革命胜利后，为了巩固政权和反对外国的侵略，埃及武装部队力量不断地加强了。
现在埃及已拥有一支现代化的武装部队。
去年在英、法、以侵略埃及的时候，埃及武装部队与埃及民族解放军（国民警卫队）配合作战，给侵略者沉重的打击，捍卫了埃及人民的主权与独立。
埃及“人民节”
07月26日是埃及“人民节”。
埃及人民将庆祝两桩重大的事件：
五年前的这一天（1952年07月26日），埃及最后一个国王法鲁克被革命政权废黜，被迫从亚历山大港搭船离开埃及。
接着，埃及“革命指导委员会”没收了宫廷集团的庞大地产，取消社会等级和贵族称号，废除了1923年维护封建君主及帝国主义利益的宪法。
1953年06月18日，“革命指导委员会”宣布废除帝制，建立埃及共和国。
一年前的这一天，1956年07月26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向全国人民庄严宣布，把帝国主义在埃及的最后强大堡垒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
这是埃及人民在巩固独立和维护主权的斗争中的重大胜利。
（洪茂金、马国佑）

成立咨询机构实现发展工作
喀拉拉邦政府延纳各党派
新华社新德里22日电
据德里今天接到的消息说，印度共产党领导的喀拉拉邦政府建立了一个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计划咨询委员会，在实现发展计划方面向邦政府提供建议。
这是印度各邦政府中第1个建立的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这样的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以喀拉拉邦首席部长南布迪里巴德为主席，成员包括喀拉拉邦的国大党领袖普·特·查科，人民社会党领袖帕塔姆·塔努·皮莱，和前印度财政部长约翰·马泰。
南布迪里巴德最近曾经向各党派呼吁要求它们在实现喀拉拉邦的发展计划方面同邦政府合作。
德里人士认为，喀拉拉邦计划咨询委员会的成立将有助于保证发展计划的迅速实现，并且有助于动员人民参加建设。

捷通讯社发表胡志明主席访捷公报
越捷双方决定加强兄弟联系和合作
新华社布拉格22日电
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21日发表了胡志明主席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报。
公报说，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应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萨波托斯基的邀请，自7月17日到21日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
胡志明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在捷克斯洛伐克逗留期间，访问了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和其他地方，参观了一些工业企业、农业合作社和社会机构，了解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
他们受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接待。
在访问期间，胡志明主席曾经同萨波托斯基总统、捷共中央第1书记诺沃提尼、共和国总理西罗基等举行了会谈。
这些会谈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和越南政府代表团今年03月间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举行的会谈的继续。
会谈涉及到目前的国际局势，以及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进一步巩固捷越两国之间的兄弟联系和合作等问题。
两国代表确定，他们对估计目前国际局势的发展，对必须继续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进行的斗争，特别是为争取全面裁减军备、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以及立即停止试验这种武器的斗争的见解是一致的。
在就欧洲和东南亚的局势交换意见的时候，双方认为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共同努力，反对西德军国主义化，争取实现1954年关于越南的日内瓦协议。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代表表示完全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1957年06月08日提出的希望采取有效措施来实现日内瓦协议的要求。
两国代表满意地认为，自从今年03月20日签署捷越两国政府代表团的联合声明以来，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获得了成功的发展。
会谈是在真诚、友好、互相谅解和完全一致的情况下进行的。
据新华社布拉格22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随行人员，在结束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访问以后，21日乘飞机离开布拉格前往波兰访问。
在离开布拉格前夕，胡志明主席举行了招待会。
胡志明主席和萨波托斯基总统都在宴会上讲了话。
胡志明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强的团结的重要性，他还追述了日内瓦协议签订三周年纪念，这个协议中包括有和平统一越南的条款。
胡志明说，这些条款遭到了美帝国主义者的严重破坏，他们企图使越南永远分裂下去和把南部变成他们的军事基地。
他强调说，“越南人民有坚定的决心为祖国的统一斗争到底。”

波兰全国欢度国庆节
哥穆尔卡指出波兰将加速走向社会主义
西伦凯维兹强调坚持同苏联友好的原则
据新华社华沙22日电
这里在7月21日举行了波兰国庆节（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发表宣言十三周年）的庆祝会。
哥穆尔卡、萨瓦茨基、西伦凯维兹、波兰各界的领袖和代表，以及正在波兰访问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他的随行人员都参加了这次庆祝会。
会议首先由哥穆尔卡讲话。
他说，十三年以前，我们国家里发生了根本变化，政权转移到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手中，在波兰国家的历史中新的社会主义的一章开始了。
在过去十三年里，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
尽管在这条路上犯过错误，尽管目前还存在着困难，人民政权、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仍旧有充分的权利为过去一个时期所走过的路程和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作为领导党的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了根据社会主义崇高理想改造我们生活的伟大事业，今后将继续领导这一事业。
在人民波兰的国庆纪念日，我们的党有权利说，它已经怀着高度责任感光荣地履行了它对工人阶级、对全体劳动人民、对波兰全国人民和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所应尽的基本义务。
哥穆尔卡说，长期以来，有多少社会主义的敌人一直希望着波兰的人民政权会在经济困难的压力下崩溃瓦解，但是，过去它没有崩溃，现在更不会崩溃。
那些曾经希望、而且今天仍旧希望着过去会重来的那些人是忘记了历史的发展。
波兰正越来越稳步而有信心地向前迈进，波兰将越来越迅速地向社会主义迈进。
哥穆尔卡说，在进入人民波兰的第14年的时候，我们了解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任务。
我们了解应该采取什么方法继续沿着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
我们已经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8、第9两次全体会议上制订了这种方法，我们也能够满意地说，全国人民绝大多数同意这种方法，同意我们所策划出来的道路。
接着，西伦凯维兹作了纪念波兰国庆节的报告。
他说，十三年前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发表的宣言是建设人民政权的纲领。
我们正在坚忍不拔地实现这个纲领。
他又说，宣言强调必须加强同苏联的友好，我们坚持了这个原则。
我们同伟大邻邦苏联的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和友好的原则之上的，这种关系在不断巩固，不断发展。
在谈到波兰的外交政策的时候，西伦凯维兹指出，这个政策是同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各国友好的政策。
他说，这是和平的政策。
这个政策保障着我们的主权，我们的边界，我们的不断进步。
胡志明主席也在会上讲了话。
他说，在这十三年的期间，波兰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克服了许多困难。
这不仅是波兰人民的伟大胜利，而且也是越南人民的胜利，社会主义阵营和和平民主阵线的胜利。
胡志明最后说，越南人民确信，波兰全国人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英明领导下，将继续发扬他们英勇的传统，在今后取得更加宏伟的胜利。
从7月19日起，波兰全国各地都在举行庆祝国庆的集会。
波兰党政领导人员分别到各地去参加庆祝活动。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国务委员会以及各党派团体的代表7月21日还曾到苏军战士墓前献了花圈。

“渡江侦察记”
在贝尔格莱德受到赞赏
本报贝尔格莱德22日专电
我国革命故事影片“渡江侦察记”最近一周来在贝尔格莱德市六家电影院上演。
影片中的惊险情节和我人民解放军侦察人员的勇敢机智，忠于人民事业的可爱形象，引起观众的很大兴趣。
在放映过程中，观众完全为影片中的紧张场面所吸引。
看到动人的镜头时，从观众中不时传出掌声和笑声。
通过这部影片，南斯拉夫观众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纳赛尔总统表示
不想接纳美军事使团
据新华社开罗22日电
埃及总统纳赛尔对一个美国记者说，埃及不考虑接纳美国军事使团。
他说，埃及的确曾经接待过苏联技术人员，“但是，这是我们邀请他们来的，我邀请这些技术人员同你们（美国人）坚持我必须接待他们，这中间有很大的区别。
我反对来自大国并且由这个大国自己要求派的任何使团。”
纳赛尔在接见最近访问埃及的“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巴齐尔·华尔特斯时说的。
纳赛尔说，尽管他感谢苏联迅速供应埃及军火而不附任何条件，他仍然要使埃及拥有的军火多样化。
但是埃及感到很困难，因为西方国家不把埃及所需要的东西卖给埃及。
纳赛尔还说，正像埃及要使它的军火多样化一样，它也正在设法使它的商业多样化。
他说，“根据我们的政策，我们的销售和购买货物的分配情况如下：
东方集团、西方集团和中立国家各占三分之一。
这样东方或西方都不能控制我们，我们可以自由行事。”
他说，埃及国内的议会生活正在加强，他预料议会中将出现新的领袖。
他说，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埃及的日益增加的人口的生活水平。
他说：
“埃及现在所需要的只是和平以便进行建设。”

美国庇护在菲犯罪军人
菲律宾当局愤而筹谋对策
据新华社讯
马尼拉消息：
美国19日在交给菲律宾的一项照会中拒绝把两个犯法的美国军人交回菲律宾法庭审讯。
前已报道，菲律宾当局要求把一个在去年驾车撞伤一个菲律宾人的美国水兵乔治·罗送回菲律宾受审。
此外，菲律宾当局还要求把另一个驾车失事伤害菲律宾人的美国军人罗伊·库克送回菲律宾。
据“马尼拉纪事报”22日报道，受审这件事已经在菲律宾引起了日益增长的愤怒。
菲律宾外交部已经决定同加西亚总统和菲律宾司法官员进行商谈，来起草关于要求恢复签订引渡条约谈判的外交照会。
美菲之间关于签订引渡条约的谈判是于1948年停顿的。
谈判陷于僵局主要是因为美国当局拒绝把那些被控告犯有谋杀和强奸罪行的战时美国游击队人员引渡给菲律宾法庭审理。
美国这次拒绝把驾车伤害菲律宾人的美国罪犯乔治·罗和罗伊·库克交给菲律宾法庭审判，就曾经以美菲之间没有引渡条约为借口。
今天，又有一个美国军人在马尼拉因驾车闯祸被捕。
这个美国军人所驾驶的车冲撞了另一辆车。
同时，乔治·罗犯罪所在地甲米地的市长已经命令警察严格处理拘捕违法的美国军人的事情。
这个市长的命令要求，将来如果不得到当地美国海军当局发给收条并且同意以后把保释的人交给菲律宾法庭审判，菲律宾警察就要把犯法的美国海军人员拘留起来。

苏联科学家谈征服月球
几年后即可派出无人火箭作为先行
欢迎各国协作探索宇宙奥秘
新华社莫斯科22日电
苏联技术科学副博士赫列勃采维奇，最近对苏联“劳动报”记者进一步谈到了他的放射宇宙火箭计划。
他说，苏联将在今后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内，用无线电指挥火箭和小型坦克或实验室来征服月球。
这种飞行的现实性有巩固的科学根据。
特别是现在电视科学的发展，使我们可能发出第1批无人的宇宙火箭，不必等待最后解决人类在新条件下生活的问题。
火箭的起飞降落都将在无线电、电视机关的控制下实现。
火箭上的像履带形小坦克车的活动实验室到达月球后，将自动把月亮表面和天空的现象拍摄下来，通过电视装备传往地球。
成百万的地球上的电视观众可以看到它。
他说，这个方案比较简单易行，而且节约燃料。
这种不带人的火箭不要特别的保护设备，而且也可以不必飞回来。
如果根据设计师们的设计，载人的火箭须要几百万吨结构和燃料。
但为了送去一座实验室，只须二百五十吨就可以了。
派遣无人火箭还可以为未来载人的火箭选择降落地点，事先送去燃料、装备、水、空气和食物。
赫列勃采维奇说，他的计划几年以前就提出了。
不久前，美国“机械学画刊”登载了哈斯的一篇文章。
这位作者不安地说，美国将至少在三十年内才能到月球上去探险。
而苏联的计划要早得多，而且费用也很少。
因此，美国现在必须宣布它对月球的权利，并且必须比苏联早征服月球。
赫列勃采维奇说，苏联学者不理解这篇文章的用意。
苏联科学家根本不想在月球上建立军事基地来威胁美国，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要更快地了解宇宙的秘密。
而且苏联科学家愿意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合作来实现这个计划。

装在钢盔里的收音机
美陆军部在6月08日宣布“一种装在钢盔中间的无线电收音机，已经试制成功”。
这种收音机的电源是利用太阳能。
晴天，太阳能变成的电力，直接输往收音机，让它进行工作。
如果遇上夜间和下雨天气，它就利用一种用镍、镉制成，专门用来储存太阳能的设备，来开动收音机。

阿拉伯国家不准以色列强闯亚喀巴湾
叙利亚总理警告艾森豪威尔
新华社22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
叙利亚总理阿萨利7月21日说，对于以色列的任何强行通过亚喀巴湾的企图，阿拉伯国家将一致给予回击。
阿萨利对报界说：
“亚喀巴湾一直是并且应当继续是阿拉伯的领水，阿拉伯人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都要保持这个权利。”
阿萨利是在评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谈话时这样说的。
据西方报纸报道，艾森豪威尔最近说亚喀巴湾是国际水道，以色列有权自由通行。
阿萨利总理说：
“亚喀巴湾是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每年一度去麦加朝觐的主要水路，因此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支持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不准以色列航行。”
他还说：
“目前帝国主义国家企图把亚喀巴湾国际化的运动，是违反国际法和历史事实的。”

阿曼驻开罗办事处说
阿曼起义是谋求独立
英国调兵镇压　美国密切注视
据新华社22日讯
开罗消息：
阿曼驻开罗办事处21日发表公报说，阿曼人民的起义是“谋求独立的解放革命”。
公报说，阿曼的独立在1955年以前是受到正式承认的，1955年，马斯喀特苏丹的部队在帝国主义势力的庇护下进攻了这片领土。
公报说：
“已经向英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宣战的阿曼自由主义者认识到，只有革命才能保证他们的自由，他们愿意以他们的生命来换取独立。”
同一天，阿曼教长驻开罗的代表穆罕默德·哈尔赛说，英国支持的马斯喀特苏丹的军队有20％是英国人，苏丹在阿曼地区的军队分驻在七个军事中心，军官都是英国人。
据新华社22日讯
伦敦消息：
英国正在调派军队去阿曼的沙雅，准备前去镇压阿曼尼兹瓦地区的部落人民武装起义。
一连英国军队已经由巴林开往沙雅。
目前在怯尼亚的一些英国军队据说也将空运到那里来会合。
以亚丁为基地的英国毒液式喷气战斗机已经被派到沙雅。
两艘英国军舰正在阿曼东北部沿海待命。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7月21日说，政府正在日夜注视阿曼局势的发展。
据报道，英国人士认为，靠拢美国的沙特阿拉伯要利用阿曼目前事件，来迫使英国在布赖米绿洲争执上让步。
美国在这个争执上是支持沙特阿拉伯的。
几年来，美英石油垄断资本一直在争夺着布赖米绿洲的石油矿藏。
华盛顿的消息说，美国国务院也在密切注视阿曼的形势。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说，他们希望通过阿曼爆发的事件把英国和沙特阿拉伯争执着的布赖米绿洲问题重新提出来。
在这个问题上，英国曾一再拒绝跟沙特阿拉伯进行谈判。

上海城市面貌起了显著变化
赵祖康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位首长的工作报告。
会议中，读到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文件，对我在今后更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更积极地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具有极其深刻的教育意义。
以下请允许我联系工作谈谈上海市的市政建设和学习毛主席讲演的一些体会。
上海市政建设的成就
解放八年来，上海的市政建设在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下进行工作，是有成绩的，因而也使上海的城市面貌在不少方面起了显著的变化。
第1，上海市政建设的重点之一，是新旧工业区的开辟、整理和工人住宅区的兴建。
上海原有几个主要工业区的道路交通给水排水等都有改进。
此外，并已经开辟或正在开辟桃浦、彭浦等几个新工业区，分别安排不同性质的工厂，对于贯彻执行上海工业生产的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方针，是能起配合作用的。
1951年起，上海市开始由政府投资统一建造并鼓励工厂企业投资分别建造职工住宅，至去年底止共达一百八十余万平方公尺，可住三十万人（职工群众自行建造和“自建公助”的未计在内）。
职工住宅分布在十二个住宅区，分别接近新旧工业区及浦东地区，占地共约合上海市原有建成区面积的十分之一。
住宅多数是二层或三层楼房，一小部分是四层，有宿舍式，有公寓式，都安装有水电卫生设备，适应了上海的气候、地理条件和居民的生活习惯。
住宅区内都有相当面积的绿地，空气阳光充足，孩童身体都很健壮；
各区还配合建造了小学、幼儿园、托儿所、门诊所、商店、菜场、邮局等；
公共汽车路线都通过或接近这些住宅区。
职工们迁住入区内后，回忆到过去住在苏州河边破船里或矮小阴暗的阁楼里或摇摇欲坠的棚屋里的凄惨景况，再看看现在所处舒适良好的住屋和环境，都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给他们带来梦想不到的幸福，他们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认识只有党和人民政府才能为劳动人民谋幸福。
他们的生产热情更高涨了。
第2，上海的干道道路的开辟和公共交通服务事业的改进与扩展，八年来也有显著的成就。
新辟干路可举以下几个例子：
从铁路北站（客运总站）和东站（货运总站）出来，现在已经有拓展或新辟的宽阔道路可直达本市东西几个工业区和南京路一带的热闹中区了。
这些宽阔“马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花了很大气力想开而始终开不成的，到人民的手里很快就成为事实。
今年还在建成区的北区和南区分别开辟交通干道各一条：
在北区是跨越沪宁铁路的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旱桥，桥上可通行公共汽车及无轨电车，桥下通行铁路运输车辆，今年国庆节前可争取完工；
在南区是在旧城厢辟筑一南北干路，北经市中区以通北火车站，可望于明春完工。
上海的公共交通服务事业是以公共汽车和有轨无轨电车为主。
现有交通线路较解放前增加了三百三十七公里，主要是为便利工业区与住宅区间以及建成区与郊区间的交通，最近尚在积极进行线路调整的措施。
现有公共汽车和电车共一千三百余辆，较解放前增加百分之四十三，但目前本市公共交通平均每天的乘客率达三百万人次，仍有大量增加车辆的需要，现已试制成功解放牌公共汽车和解放牌无轨电车，今年准备造一百三十辆，所需总成、配件与材料基本上全部为国产。
第3，给水（自来水）排水（沟渠）工程的基本建设，几年来在上海也兴办的很不少。
自来水管线增加了三百六十五公里，发挥了“环流”的作用；
沟渠方面增设了沟管一百七十公里（里弄沟渠未计在内），新建了防洪唧站及污水处理厂多处，还填没了建成区内臭水浜几十处，对某些经常积水的地区减少了一雨即淹的威胁，对环境卫生有不少改进。
此外，几年来在劳动人民居住特多的棚户区内举办修理小路，排设沟管，设置公共给水站、公厕等环境卫生工程，有二百余处，受益的劳动人民近一百万人。
第4，园林绿化也发展的较快。
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建设有如“跑马厅”改建为人民公园，“高尔夫球场”改建为西郊公园，肇嘉浜填成为林荫大道；
还有解放前肮脏丑恶的外滩改建为绿树红花的滨河街头游园，成为新上海美丽的大门；
这些都是值得上海人民引为骄傲的。
总之，在解放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上海，帝国主义者称之为“冒险家的乐园”的，现在是在党所领导的人民手里改造成为“劳动人民的乐园”的新上海了。
不能容忍右派分子猖狂进攻
上海市政建设的成就，仅仅是解放以来八年期间我们国家进行经济恢复和第1个五年计划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中比较地还不顶重要的一个部分；
但是居住在上海的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民，尤其是国际访问友人和一般旅行游览的人，看到了上海市政建设的一些活生生的事实，看到了新上海的新气象和旧上海一些残余面貌的不同的对比，都莫不情不自禁地惊奇赞叹。
那末，人们看到或听到我们整个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第1个五年计划的巨大规模及飞跃速度的成就，他们心情上的激动和对我们党与国家的敬佩和赞美，是更不用说的了。
但是自从共产党欢迎各民主党派及党外人士对党帮助整风之后，竟有一小部分居心叵测的人制造出一股邪风、妖风，淆惑人心，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诡计，这就是那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散布出来和阴谋进行的恶毒阴险卑鄙龌龊的荒谬言论和活动。
那些右派分子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之流，如民革的龙云、黄绍竑、陈铭枢、谭惕吾之流，在上海如陈仁炳、彭文应、王造时、孙大雨、陆诒之流，他们夸大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而否定我们的成绩，他们把产生这些缺点的主观原因完全推在党组织或党员身上，而忘掉了自己应负的责任，他们还把这些缺点恶意地归咎于国家的基本制度；
从这些歪曲的论点出发，他们彼此相通，各地配合，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出篡夺党的领导权、反对人民民主专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种种狂妄的政治主张和荒谬言论，并进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这些荒谬言行之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他们的立场是根本错误的。
他们不站在六亿人民的最高利益的立场上，而站在他们自己一小撮人的争名夺利的立场上，向我们广大人民、向我们所爱戴的党、向我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作猖狂的进攻，我们是万万不能容忍的。
我们愤怒，我们憎恨他们！
我们正告这一小撮右派分子：
我们的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制度，保证了我们国家日益统一和巩固，保证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因而我们国家在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必然能取得成绩，而且成绩是主要的。
右派分子否定我们的成绩，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是有眼不识泰山！
我们说有成绩，说成绩是主要的，并不否认工作中有缺点，或者有时还产生个别错误，虽然它们是次要的。
上海市几年来的市政建设工作，也存在着缺点或错误。
就我自己的工作而言，不论在工业区或工人住宅区的开辟，不论在若干建设的标准方面，不论在城市规划的规模方面，都曾经或多或少产生过缺点或错误。
推其原因，毛主席在讲演中指点得最明白，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改造思想，改进作风，健全制度
毛主席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
我们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解决这些矛盾。
这一宝贵的指点，真使我心里一惊，眼前一亮，进一步认识了过去工作中缺点或错误的病根所在。
因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官僚主义的作风，在我不是都还相当严重的存在着吗？
而和我工作有关的若干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除了由于自己能力及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外，也不还是和我的意识形态与作风有关吗？
意识形态、作风、制度三者需要改造、改进和健全，对于我们今后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做工作，是有密切关系的，而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思想改造问题，也就是毛主席在讲演中指出的我们知识分子的继续改造自己、继续前进问题。
毛主席说：
“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这真正是仁慈真挚语重心长的教导。
但是，一小撮政治野心家的右派分子却偏偏在向后倒退，退向反动，而且拖别人一同向后倒退；
他们害己害人，反党祸国，罪恶很大。
我们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是几年来得到党的教育培养、团结帮助而感激不尽、力图改造前进的人，同那些忘恩负义、没有良心、危害人民群众、危害党和国家的右派分子决不能和平共处；
我们必须划清界限，站稳立场，依据毛主席的六项政治标准，明辨是非，对右派分子作坚决的斗争，揭发并驳斥他们的荒谬言行，予以严厉的反击，不到他们向党、向人民低头认错认罪，决不罢休！
我们要在积极投入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中，锻炼自己成为具有同工人农民一样的思想感情的战士，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

为新闻纪录电影说几句话
徐肖冰的发言
我对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各项报告表示衷心的拥护。
我愿为实现这次大会的各项决议而奋斗。
在这里，我想就有关电影事业的几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我们已经有了显著成绩，我们还将努力克服缺点继续前进
去年文汇报发起“为什么好的国产影片这样少”的讨论后不久，北京文艺报出现一篇由该报评论员所写，题为“电影的锣鼓”的文章。
在这前后，新中国的电影事业没有成绩；
党对电影工作管得太死、太多；
“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太狭隘；
电影从业员的生活和生命没有保障；
票房价值不如解放以前；
电影事业应向后退几步等等谬论不一而足，并获得比较广泛的传播。
是不是新中国的电影在艺术上、技术上都不如过去呢？
是不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扼杀了创作的自由、损害了题材的广泛和多样？
是不是我国的电影工作者都是那样地没有出路和前途暗淡无光？
我们所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是不是一条错路？
解放以后所摄制的影片“百万雄师下江南”、“移山填海”、“桂林山水”、“白毛女”、“董存瑞”、“上甘岭”、“祝福”等等思想上、艺术上所达到的水平是不是都不如解放前的国产影片？
诸如此类的问题在那个时候仿佛都要作否定的回答。
这真是一桩令人费解的怪事。
但过不多久，报上揭发了某些右派分子的阴谋，遂使真相大白。
原来文汇报是罗隆基的喉舌。
右派分子选中了上海电影界的某些人和事不顾事实地用以攻击党在电影界的领导。
他们以破坏党的威信和作用为手段，企图达到占领电影阵地的目的，以便就此改变劳动人民在银幕上的地位，把社会主义的电影拉上资本主义的轨道。
请看，这是多大的阴谋！
由于我们许多电影工作者及时而有力地回击了文汇报的诽谤，驳斥了文艺报评论员及朱煮竹之流的谬论，右派分子在电影界并未得逞。
我觉得这对于整个电影界来说，是一次严格的考验，我们应该从这里得出深刻的经验教训。
每一个从旧社会电影界里挣扎过来的人，都会清楚地记得：
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施加了多少政治上的压迫，资本家对我们的血汗进行了何等惨重的剥削；
在那个罪恶的时代里，人和商品有何区别？
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有什么保障？
我们有多少同行被迫害和污辱了。
这种可痛的经历还用得着逐一数述吗？
我们应该比年轻一代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党的亲切、社会主义的优越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
我们应该更加珍重这一切，并以此自豪。
因为事实说明，我们和我们的劳动只有在新社会才真正成为祖国的财宝。
企图抹煞党领导电影事业的功绩是不可能的。
即使在解放以前，我国的进步电影工作者就已经接受了党的影响和领导；
这就是有可能制作出区别于当时的黄色电影并深得人民喜爱的进步电影。
解放以后，电影事业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壮大起来。
它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中所起的作用，在人民文化生活中所占的地位，都是极其显著的。
1956年全国电影观众达十三亿九千万人次。
虽然按全国六亿人口计算起来，每人每年平均还只两次多一点，但比之解放以前增加了几百倍。
这难道不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吗？
当然，我们必须虚心地考虑和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真诚的批评和建议。
因为电影事业在各方面还都存在不少的缺点和错误。
最近我曾就关于新闻纪录电影事业几个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视察。
几年来它的进展是很大的，但问题也不少。
首先，新闻纪录影片的艺术、技术质量还很低，观众曾经为此不只一次地提出批评。
这是必须正视的重大问题之一。
我觉得影片质量不能很快提高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做领导工作的人对于事业的责任心还不够强。
由于这一点，我们对下面干部的培养教育问题关怀不够、帮助不够；
对束缚创作积极性的清规戒律批判得不够，废除得不彻底；
对电影艺术的创作规律摸得不透；
而且也因此没有很好地把事业引向繁荣，没有使观众得到满足。
此外，影片质量不高和我们的创作干部本身也有很大的关系。
不可否认，目前在一些创作干部身上滋长着忽视政治、忽视知识分子改造的思想；
甚至不尊重党的领导。
因此他们之中存在自由散漫、脱离群众、脱离生活、不懂装懂、自命不凡等现象。
其结果往往是把个人的名利放在首要地位而忽视影片的思想性、艺术性和战斗性，并且还严重地妨碍自己在思想上和业务上获得更迅速的提高。
在领导和被领导这两方面所存在的消极因素的影响下，我们有些影片往往内容不充实，形式不完美，易于陷入公式化概念化的泥坑，失去感人的艺术魅力。
这种缺点必须大力予以克服。
新闻纪录片拥有广大观众
值得着重指出的是与新闻纪录电影事业有关的各方面如何重视这一事业的问题。
因为就目前的状况来看，新闻纪录电影还未取得各方面应有的重视，这一点已大大地妨碍它作进一步的发展。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
人们似乎在怀疑新闻纪录电影（还有科学教育电影）是不是受人欢迎。
事实说明它是拥有广大观众的，试以天津新闻影院的状况为例：
1954—1957年天津市新闻影院观众人次上缴利润比较表（以1954年为100）
1954年　1955年　1956年　1957年观众人次　100　106　128161上缴利润　100 　95　138　177
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
因为在别的地方基本上也是如此。
比如北京的红星影院，去年11月前还是新闻影院，去年头四个月北京市艺术片平均每场观众四百一十一人，红星影院则达四百一十二人。
去年全年北京市同级艺术片影院平均座位是八百四十六个，新闻影院六百八十个，假定把它们看成相等，则新闻影院的观众人次是同级艺术片影院平均人次的一点二倍。
这种可喜的现象证明着这种影片是人民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可惜这一点并未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冷淡和歧视：
上海北京取消新闻影院是失策的
第1是有些地方的文化局对设立新闻影院一事还不重视，有的甚至把已经设立起来的取消了。
比如上海市，把新闻影院设在一个偏僻而又冷落的地方。
即使如此，1955年平均每场观众亦达六百人左右，去年稍有下降，今年不但恢复过去最高指标而且巩固地发展着。
按常情来说，它应该得到领导上的重视与鼓励，但恰恰相反，今年05月里它被上海市文化局移交给电影演员剧团改演话剧了。
事先文化局既未和影院商量，事后也未安排在该院上映的新闻纪录片和科学教育片的出路。
再说北京，这是我国首屈一指的政治和文化的都会，目前连一个新闻影院都没有。
原有的一个已于去年11月被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取消了，改映艺术片，只是带便专场放映新闻纪录片。
理由据说是东单区选民们有如下的意见：
⒈红星影院专放纪录片是为全市服务的，这使东单区群众少了一个看故事片的场所，因而使愈来愈高涨的人民对文化生活的需要得不到满足。
⒉红星影院专放纪录片后，其他区想看纪录片的人要远路跑来，说群众浪费时间、车费，不符便利群众的方针。
⒊虽然红星放映纪录片也有时拥挤，但这并不能说明群众需要放映纪录片的专业影院，实际上是看不到其他影片被动地看“一毛钱”（群众对纪录片的称呼）。
我相信在东单区有些公民，对新闻纪录片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满情绪，但恐怕不能代表全东单区选民的意见，更不能反映全北京市居民的意见。
这些意见的正确性是值得怀疑，值得斟酌的。
红星改映艺术片后的后果是北京市新闻纪录影片的放映场数和观众人次有显著降落：
新闻影院撤销前后新闻纪录影片在北京市上映情况比较表
1956年　1957年　1957年是
1—4月　 1—4月　 1956年的％放映场数　 900 　659 　73.2观众人次　 372，063　228，052　61.3
像我们这样地广人多的国家，新闻影院原只十三座，现在不但没有积极创设，反被取消了两座，而且这两座恰巧座落在我国最大的两座名著全球的都市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使人难以理解的现象，肯定地说上海市和北京市文化局无故取消新闻影院，不仅直接影响新闻纪录电影事业的发展，而且是缺乏群众观点的。
为什么很多地区看不到新闻纪录片
第2是新闻纪录片发行拷贝数量太小。
去年的数量并不大，今年却不如去年。
但全国三十五毫米影片的放映单位今年比去年有显著的增加，情况如下表所示：
1957年和1956年放映单位与产品拷贝量比较表
1956年　1957年　1957年是
1956年的％35毫米放映单位数 1，827　2，485　130新闻简报每号
平均拷贝数　98　94　96体育简报每号
平均拷贝数　38　30　79少先队每号平
均拷贝数　37　30　81黑白短纪录片每
部平均拷贝数　46　2861
这是不正常的。
原因何在呢？
有人认为由于外汇紧缩，胶片不够造成。
这是事实，但不是问题关键。
除去长纪录片，今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黑白新闻纪录影片的计划产量是去年实际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七，但由中国电影发行公司直接向该厂提出的黑白拷贝计划产量与去年实际产量的百分比先是百分之九十八，过了几个月减为百分之九十四，过了半年再减为百分之七十五。
一减再减以后，从影片和拷贝的产量降低率来看，胶片供应不足仍然不是减少定货的主要理由。
显然，主要的问题不在于胶片供应而在于发行公司对于新闻纪录电影事业的看法，在于影片的发行方针。
影片发行拷贝量小的必然后果是新闻纪录片的发行面窄，不然只能用严重地损害发行时间性（这正是这种影片的生命）和降低放映质量的重大代价来弥补这个缺陷。
我调查了最近制成的六部新闻纪录影片的发行区域如下：
片　名　拷贝数　分到拷贝　未分到拷贝
的省市数 　的省市数五国之行　 16　 15　13周总理访问匈牙利 24　 14 9千里迢迢探亲人　 16　 12　 16公开的秘密 22 　17　 11内蒙十年　 8　 8 　20大陈岛的新生　 6　 6　 22
上表说明我国广大地区看不到或很晚才能看到新闻纪录影片。
这一点直接不利于观众。
新闻片不讲求时间性太不合理
第3是发行的时间性很差。
新闻纪录片贵在迅速上映，但目前这一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
首先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对新闻杂志片的发行拷贝制作很慢。
以五天一号的“新闻简报”为例，1955年上半年百分之八十的拷贝在该片完成后十天以内发齐，今年则相反，百分之八十在十一天以后发齐。
这种现象是必须大力纠正的。
此外，制片厂在提供缩制十六毫米拷贝的影片素材上也严重地存在拖延现象。
我调查了二十二部新闻杂志片及二十部短纪录片，按照中国电影发行公司提出的交货日期来检查，情况如下：
新闻杂志片　黑白短纪录片
号数　％　部数　％合　计　22　100　20　100提前或按期交货　11　50　5　25脱　期　交　货　11　50　15　75脱期有达二百三十二天者。
这种状况不能不严重地影响了十六毫米拷贝缩制工作。
除上述一点外，我认为文化部电影局和中国电影发行公司还应对影片发行的时间性差负很大责任。
该公司对有些纪录片拷贝往往拖延制定。
过去影片审查权还未下放时，文化部电影局不能及时颁发影片审查通过令，是使拷贝定货拖延时日的原因之一。
根据对今年一至04月份完成的十二部黑白短纪录片的检查，发现只有半数是在影片被审查通过后十天之内提出拷贝定单。
对缩制用素材的定货也是如此，甚至还要严重些。
就我所调查过的十二号新闻片及十七部短纪录片的情况来看，前者从影片审查通过到缩制成十六毫米拷贝要四至六个月，后者大多数要在六个月以上。
至于何时送到观众眼前，那就更难设想了。
由此可见发行时间性的一斑了。
这里特别值得提起的是民族语翻译片。
这一片种拷贝数量很少，而且发行的时间性尤其差。
据调查结果来看，影片从审查通过经过译制到缩制成十六毫米拷贝的时间，短则一年，长则三年。
这实在太不像话了，而事实正是如此。
如短片“改造黄河第1步”是1955年01月底出片的，到今年05月底尚有维语、藏语两版的缩制素材没有交出，何时出拷贝，目前还无法推测。
此外民族语翻译纪录片的拷贝量一般说来，维语版、蒙语版各五个，藏语版是六个。
这与特别广大的兄弟民族聚居的地域比较起来，实在太不相称。
以上各种情况足以说明直接领导我国电影事业的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在工作上的缺点。
新闻纪录片的生产和发行工作应如何适应？
它在制作和发行上的时间性应如何加强？
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片应如何重视等问题，过去是研究不足的。
我希望由电影局慎重地加以考虑，并作出适当的安排。
同时我希望对科学教育片也需要予以应有的重视，因为据我了解，它基本上处于和新闻纪录片相似的地位，困难也是很多的。
我借此机会请求文化部，请求电影局和各省市的文化局，请求工会系统中的文化教育部门：
注意到新闻纪录电影和科学教育电影事业的现状和发展；
在目前进行一次比较全面地、系统地、深入地检查有关这一方面的工作，如果确实存在缺点和错误，就应该及时而有效地加以克服；
请你们在可能范围内，极力地支持我们、监督我们，因为这一事业创立不久，根基薄弱，正需多方的扶持和关怀。
我坚决相信：
我们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全国的电影工作者，通过整风运动和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以后，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群众的帮助下，是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到知过必改、疾恶如仇的重要性的，是能够信心百倍地把我国的新闻纪录电影和整个电影事业引向更高的水平的。

教育和科学需要党的领导
王国松、陆士嘉、赵忠尧钱崇澍、严景耀、顾功叙的联合发言
我们衷心拥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并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项报告。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坚定不移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正当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也获得了巨大成绩的时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乘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发出种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甚至采取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事业。
这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以下两个问题：
一、党领导教育和科学的问题
高等学校自院系调整后，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进行教学改革，改变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的面貌，增加了许多新的专业，培养出大量建设人才，以适应国家建设及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成绩是肯定的。
这与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
当然，在教学改革中，由于我们的经验不够，也发生过若干偏差，如学习苏联的时候，结合中国实际情形不够，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等等。
右派分子却乘机想削弱党的领导，恢复旧中国英美式的资产阶级的一套教育，引导青年学生发展个人主义思想，片面强调钻研业务，脱离了政治。
这是完全错误的。
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怎样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配合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呢？
我们认为在目前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工作中，需要党的领导。
特别从最近整风运动暴露出来的情况来看，我们必须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因此，更有加强党的领导的必要。
八年来，中国科学事业在党的领导下有了迅速的发展，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给科学工作者以莫大的鼓舞。
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制订指出我国科学事业发展大体的轮廓和途径，解决生产上科学技术的问题。
党和政府不断努力为科学工作者准备条件，科学工作者正在为完成这个计划而奋斗。
有人认为解放以来中国科学事业反而退步了，需要补过去十二年的课。
这样的说法是完全不符事实的。
我们姑且不说解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已经培养了大批科学干部，建立了不少科学机构，充实了研究设备，就是从可以代表科学研究成绩的科学著作来看，解放以前专门的科学期刊，经常稿源不足，登载的大都是理论性的著作，现在情况就不同了，各种期刊由于稿源充足，可以选择登载，内容也比以前充实得多。
这就可说明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比以前大有进步。
不但如此，在新的人才与设备基础上，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光明前景，已经见到，过去所想望的要使科学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子的日子，即将到来。
有人说党不能领导科学，提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种说法更是错误的，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就是科学家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合作的一个典型范例。
配合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需要一个科学规划，没有一个科学发展远景规划，要使我国科学接近或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是不可能的。
我们认为党能领导科学，科学需要党的领导，政治思想、政策、方针、计划等方面更需要党和政府的领导。
二、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在这次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知识分子的政治嗅觉太不敏感了，当歪风起来的时候，许多知识分子虽然觉得不对头，但还看不出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而立刻起来斗争。
我们有些人以自己的“好心肠”去看待右派分子，这种“好心肠”实际上就是政治觉悟低。
等到工人农民出来说话了，才看清了右派分子言行的反动性，才投入了战斗，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在战斗中锻炼了自己，提高了自己。
我们看到有些知识分子是甘心被右派分子利用而还不觉悟，有些则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用了，而有些知识分子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变为右派散布谬论的市场。
在这次反右派的斗争中，我们知识分子越来越感觉到，我们人已经进入社会主义，而思想却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
我们在过去思想改造中是有进步的，但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多停留在书本上，没有很好地与实际结合，很少在实践中锻炼。
毛主席及时地向我们知识分子提出了指示说，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教育青年，传授知识，是我们科学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光荣任务。
我们在教育青年传授知识的过程中，也就把我们的作风、习气、看法不可避免地传授给青年了。
所以学校教师有培养下一代的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
毛主席指出说：
“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倘若我们教师们自己不能掌握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不能够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站稳立场，明辨是非，那就没有灵魂；
自己没有灵魂，如何有资格来做“灵魂工程师”！
目前我们大家要求加强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一面固然要改进政治教育的教材和方法，以免脱离实际，但是更重要的是教师们努力掌握正确的政治观点，加强自己的劳动观点，逐步地同工农打成一片，提高社会主义觉悟。
这样才能使青年学生在潜移默化的教育过程中，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我们在这次反右派的斗争中，深深体会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但非常必要，而且是长期的细致的经常性的工作。
我们知识分子只有抓紧思想改造，不断努力，才能完成世界观的转变，才能整齐步伐坚定立场，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顽强斗争中，能发挥应有的力量。

我们小学教师的切身经验
陶淑范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
一年来，我们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原有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取得了光辉灿烂的伟大成绩。
看到这些成绩，每个人都从心眼儿里高兴！
但也有这么一撮右派分子，由于他们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而是站在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立场，却从心眼里不高兴。
他们颠倒是非，想一笔抹煞我们的成绩，说一些胡言乱语，阴谋借此欺骗人民，迷惑视听，妄想达到夺取权利的卑鄙目的。
右派分子乘党整风的机会兴风作浪，他们的言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
我国六亿人民，根据我们国家一百多年的历史事实和切身的生活经验，深刻的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谁敢阻挡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必然要碰得头破血流。
现在我说一下我们小学教师的切身经验：
我国开办小学已有六十年那一个时期能和今天相比
首先我们看看小学教育发展的情况。
我国开办新式的小学已有六十年历史了，自清末民初到蒋介石反动统治时期，那一个时期能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成就相比呢？
从数字看：
全国小学生人数，1949年二千四百多万人，1956年六千三百多万人，1957年六千五百八十一万人。
全国小学教育经费，如以1952年指数为一百，1957年是1952年的百分之一百九十点八。
我这次是到黑龙江省视察的，再举该省几个地方的例子。
哈尔滨市小学生人数比解放前增加了七倍。
齐齐哈尔市小学生人数比解放前增加六倍多。
从质量上看，旧中国的小学和我们的小学更不能相提并论了。
旧中国的教育，主要是推行奴化教育、封建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是为帝国主义和国内少数统治阶级服务的。
新中国的教育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为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服务。
这是根本性质上的改革。
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
代表同志们，建国以来，我们小学教育事业的的确确取得有史以来的空前成就。
这是客观存在的铁的事实，人人可以看得见的事实。
任何人没办法抹煞的。
在旧社会，小学教师过的是什么生活？
其次，我说一些小学教师的生活。
在旧社会，小学教师过的是什么生活呢？
俗语说：
“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孩王！”
社会上说：
婉转一点是“清高”，说实在点是“清苦”，把小学教师的职业当成了“文人末路”。
事变前，有多少人想在这样一条“末路”上求一碗饭吃，也是十分艰难的，职业不稳定，要为每年一度的聘书发愁，教育厅长或局长一换人，多少校长跟着下台，多少教员甚至工友也随着解聘，谈不到什么职业上的保障。
旧中国教师待遇怎样呢？
北洋军阀时期是常常欠薪。
抗日战争以前，北京教师待遇是全国最好的地方之一，一般是四十元左右，乡村教师低多了。
河北省一带许多学校教师年薪一百多元，还有不足此数的。
教师们把自己的生活概括成这样两句话：
“教书十年不富，失业01日便穷！”
遇到失业，求亲告友，当卖抵押，维持一两个月便潦倒了。
个别教师如能职业稳定，而且有家馆教教，收入一点束修以补日用不足，便被看成幸运的人了。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教员下课后还得排队买混合面。
国民党时期物价01日数涨，发工资时能买一袋面，过几日后半袋也买不到。
我举一个例子，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李士博先生教书多年，称得起桃李满天下了，他的儿子李树棻先生也在附中教书，在北京解放前夕，由于贫病交加，李树棻先生死在西郊海淀的公路上，李士博先生年老丧子，也抑郁以终。
李氏父子两代从事教育，旧社会给他们的待遇就是这样。
教师悲惨命运的事例真是多的数不清，只要在旧社会教过几年书的教师，谁都能讲几件！
旧社会的教师社会地位怎样呢？
有人管教师叫“小孩王”，“教书匠”，“小学教员儿”，有位教师写过这样一副自嘲的对联：
“名列天地君亲下，
身在棚缸狗婢间！”
因为旧社会“天地君亲师”，把教师地位摆得好像很高，其实是列为大户人家的点缀品。
有这样的谚语：
“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为证。
政治地位根本谈不到。
今天国家对教师的关怀无微不至
今天不是诉苦会，我不准备多讲过去的事，只是简单的提一点，和我们建国以来教师生活比较一下。
随着全国人民的解放，我们教师解放了！
旧社会里的贫困、失业、歧视、有病没钱医、老了没人管的悲惨命运是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也用不着发愁聘书，没有失业的威胁了。
我们的工薪保证了生活，个别有困难的还可以享受福利待遇，再没有挨冻受饿的了。
我们享受公费医疗待遇，产假病假请代课教师，代理费由国家开支，年老退休，国家给予照顾，享受养老待遇，总之生老病死国家全照管了。
而最主要的是社会地位提高了。
解放后，党和政府是重视小学教育的，首先是称呼我们为人民教师，是灵魂工程师，把我们列为工人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国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政治协商会议都有我们小学教师的代表和委员，我们的工作有些成绩，就给予表扬和鼓励，例如哈尔滨市的教师中，有全国政协委员一名，市人民代表十三名，市政协委员十二名，市劳模二十一名，市和区还选出了一千二百名优秀教师。
这些教师都受到了人民的爱戴。
国家对我们教师的关怀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不但生活改善了，社会地位提高了，而且对我们的政治业务文化水平的提高也是十二分注意的。
例如北京市的教师，有很多人参加了开国以来的各种政治运动，参加了党课学习，参加了各种报告会，市委举办政治业余学校，讲授了政治常识、革命史等课程，有计划的提高教师政治觉悟。
市教育局举办教师进修学校，设各种业务讲座和文化进修班，有计划的提高教师业务文化水平。
我们每一个在北京市工作的教师，若回想回想过去和今天的情形，比照一下，都会承认自己有很大的进步。
再拿哈尔滨市来说，为了有计划的提高教师水平，从1949年开始，就创办了中小学教师进修学校，使不足初中毕业程度的小学教师提高到初中毕业程度，使不足大学和师专毕业程度的中学教师，逐步提高到大学和师专毕业程度。
现在小学教师有三千一百七十人，中学教师中有一千二百七十四人参加了进修学校，还有一部分参加行政干部学校，一小部分保送到中央教育行政学院学习。
在小学教师中，从1952年到1956年就有一百四十五名提到中学当教师，1956年一年中就有八十四名教师被提拔为领导干部。
我们教师的劳动受到了国家的尊重，很多好的经验被总结出来并加以推广，许多有经验的教师参加了改进小学教育工作的会议，我们的经验被当作国家的财富了。
代表同志们：
这就是我们小学教师在旧社会和新社会两种不同的生活。
我所说的话就是全国小学教师想说的话。
全国小学教师也可以给我的话做见证人。
把孩子教育好是教师们的共同愿望
我还要说一下我们小学教师的愿望，我自己是教了三十多年书的小学教师，我和我的同行们，老教师、青年教师、男教师、女教师、首都的和许多省市的教师，经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的工作条件不同，有的在城市，有的在乡村，有的在规模大一点的学校，有的在规模小一点的学校。
但我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把孩子们教育好。
说起这个愿望来，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如同工人愿意把他们的产品质量提高，农民愿意他们的作物大丰收一样，我们多想把自己的学生教育成为国家有用的人啊！
为了这个愿望的实现，我们勤勤恳恳的工作着，不怕吃苦，不怕劳累，有多少教师，白天紧张的劳动着，夜晚还在灯下备课改本子呢。
我们知道教育工作是培育人的工作，为了提高教育质量，作为一个人民教师，应该不断的提高自己，教育人的人必先受教育，因此我们小学教师还有第2个共同愿望，学习、学习、再学习！
这一次我到黑龙江省去视察工作，访问了许多小学教师，我们无所不谈，我们谈得最多的话就是加强学习，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文化水平，以便把我们的学生教育好。
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共同愿望呢？
我体会就是因为认识到我们的平凡工作与我们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密切关系的缘故。
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切身利益。
小学教育是建设工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今天围在我们身边的儿童，三五年后，十年八年后，就是我们各个工作岗位的新生力量。
小学教育是人民的基础教育，我们若把学生教不好，心里怎么能安呢！
小学教师的命运和前途同社会主义血肉相联
代表同志们！
以上所讲的就是我们小学教师的切身经验。
这些经验说明什么问题呢？
这些经验说明我们小学教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
我们小学教育事业的光辉成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干上开放出来的一朵鲜花，是无数先烈们流血牺牲所换取的革命胜利果实之一。
我们小学教师的命运和前途与祖国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前途是血肉相联的，我们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我们的立场，我们的信念。
右派分子利令智昏，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对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说什么“党天下”，“一团糟”，“人民生活没改善”，“肃反搞糟了”，种种挑拨离间的谰言，阴谋夺取国家领导权，以达到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目的。
右派分子这种胡言乱语和他们丑恶的罪行，是对我们全国六亿人民的挑衅。
今天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天下，我们六亿人民不要共产党领导，难道还要西太后、袁世凯或蒋介石领导吗？
要你们这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领导吗？
现在我正告右派分子们，我们人民不是傻子，我们绝不会让你们把我们往火坑里送的，也绝不允许你们破坏我们的革命事业！
右派分子先生们，你们对人民这种挑衅行为只能得到人民的反击，你们唯一的出路是坦白交代和彻底改正错误，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我在这里代表小学教师们在这里再一次警告右派分子，全国小学教师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如果你们还想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起破坏和阻碍作用，全国小学教师就绝不会宽恕你们，我们一定在党的领导下，把你们的阴谋打得粉碎。
对小学教育工作方面的意见
现在，我再谈一下对于小学教育工作方面的意见。
我们小学教育事业已经胜利的完成了第1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绩，这是主要的，不容许否定的。
但我们不是说没有困难和缺点，正因为我们做的是史无前例的工作，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也就不同寻常，我们也难完全避免缺点，我们的老家底是个大而穷的国家，我们的教育事业发展的速度又这样突飞猛进，能不遇到人力物力不足的困难吗？
我非常赞成政府提出来的群众办学的主张。
我们国家是有群众办学传统的，发动群众办学是克服我们国家人力物力不足的一个很好的办法，我希望政府今后发动群众办学时，特别注意农村，农村人口多，农村办学可以便于开展农业生产教育，毕业后参加农业劳动也方便。
提高师资质量是党和政府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同时也是教师们的迫切愿望。
据我所知，有的省市在这方面做的工作不少，成绩可观，有的省市，领导上抓工农业较多，在这方面抓的就少一些，没有规划，没有针对教师工作特点。
我建议政府加强这方面的领导，从既满足教师要求又照顾教师工作特点出发，有关部门做出提高教师水平的规划，提倡教什么学什么，那方面不够补那点，以期几年之内把教师的水平提高一步，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
解放后，教师生活和社会地位已有很大的改善和提高，而且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教师生活将更美好，这是没有疑问的。
但也有一些具体问题，如教师住房子有困难，能够解决的也希望注意解决。
又如，对教师工作不尊重是旧社会遗留下的坏风气，新社会还留下一些残余，对教师开展工作有一定影响，希望政府大力提倡尊敬教师的社会风气。
目前的教师工作量相当重，主要原因是师资不足和编制太紧，结果是教师没有充足的精力备课和接近儿童，没有余力进修和研究工作。
同时教师的健康也受到影响，建议政府除大量培养师资之外，还宜酌量放松教师编制，此外，并登记一批代课教师给请假教师代课，以免任课教师除了本身工作之外还替请假教师代课。
在整风期间，中央教育部把改进教材工作列为整风重点之一，当然，从教材的本质上讲，我们的课本不管从内容上和编排印刷等方面，都比旧日课本好，但也有不少缺点，如语文教材生字多课文长，儿童学习吃力，史地教材分量多内容深，进度紧，儿童负担太重，体育大纲脱离实际，唱歌图画有大纲没教材，广大教师也有意见，一些教科书有参考书是好的，但也有脱离实际和不切合教师需要的缺点。
有些教具如历史挂图，教师不能自制，希望部里编印，至今还没有消息，也希望早日解决。
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与教育质量的提高有直接关系，希望政府加强领导，并组织专家和有经验的教师协助进行工作，以期早日解决问题。
加强对儿童的品德教育和关心儿童健康。
我们的儿童品德表现，从总的情况看是好的，也有很多令人听了兴奋的事迹在社会上传颂。
我这次视察了黑龙江省几个地方，儿童的品质基本是好的，朴实、热情、遵守纪律，在哈尔滨市郊区看到许多少年儿童，有礼貌，爱劳动，听说有些儿童在课余还参加田间劳动，一个暑假能收入二十余元，交学费之外还可以买件衣服穿；
但是有些市区部分儿童，由于受到了旧社会残余的不良影响，有对人没礼貌，不遵守公共秩序和偷窃行为，这些现象虽然是个别的，却值得我们重视。
个别城市听说也有类似情况，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多，政府、家庭和学校都要负一些责任！
学校实行二部制后儿童有半日空闲时间，社会方面，可供儿童游戏的公共场所少，家庭方面，父母工作忙或不会教育，不能与学校配合，学校方面，教师没时间与儿童共同生活，学校设备不足，以致儿童们无处可去，没正当活动可玩，在街上闲荡，感染不良习惯的机会自然多起来了。
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从多方面着手，建议政府在推行二部制的同时，给儿童创设一些校外活动场所，纠正家长把教育子女的责任完全推给学校的思想，介绍家长教育子女的经验，减少教师工作量，增添一些学校设备，使教师能分出一部分时间来和学生过生活，加强对学生的领导。
由于学校发展太快，校舍和桌椅等设备简陋，没有必要的游戏设备，对儿童身体健康也有影响。
建议政府，在可能条件下，考虑学校的基本建设问题，修葺校舍，添置课桌椅和游戏器具。
各位代表，以上是我对当前小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的一些意见。
我相信这些问题根据应该与可能，逐步加以解决，对于小学教育质量的提高有很大好处。

绝不草率收兵
卢子鹤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我的发言是问右派分子还有人心吗？
我代他作出结语是没有人心的，不是武断，我是从根本上事实上来断定的。
除了各报所载和各位代表所揭发出来的事实已足证明外，我再从人的这个称号来说明右派分子之无人心，既称为人，他就有眼能看，有耳能听，有心能思想，这个能看能听能思想，就叫做感应，这是号称为人的起码本能。
绝没得感而不应的道理。
如果有的话，就是名字叫他做人，而实际已经是没有人心的人了。
持此来衡量右派分子。
自解放八年来，共产党对人民所作的好事，数不胜数。
如果这些事实尚未做出来，我们摆龙门阵（就是谈天）预说有一个最受欺侮、最贫困、最落后、人民是最受压迫、最受剥削、已经是一个破落户的国家，才不到八年突然变成一个独立自主威望甚高的国家，而国内则有五万万以上的工农群众已永远不受压迫不受剥削都成为国家的主人翁。
并且在这个废墟上建设许多从来没有的重工业，天上有自己制造的飞机，地下有自己制造的汽车，修铁路能使高山让路河水改道，治河可预计把几千年乱流而混浊有害无利的黄河，使他变得澄清变成有利无害的黄河。
此只举出些荦荦大者，其他屈指难终。
因而全国生产年年增加，人民生活改善，家家饱暖，户户讴歌。
在事前说这样的话，人们一定要说你在说梦话，也无怪，这样大的转变，成就内中一件事也可惊奇，何况做了这样多的大事，人们在事先不信，是无足怪的。
但今天已经实现了，件件是事实了。
因此，中国六亿人亲眼亲耳所闻见，亲身所享受，所以内心无不起了欣欣然的感应，心悦诚服的要拥护共产党，爱戴共产党，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要服从共产党领导，因而举国同心制定宪法，成为制度，这是有感有应的自然的，不是共产党所能强求得来的。
而右派分子则不然，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我想这一小撮右派分子和六亿人一同享受这样幸福，怎么又会这样相反呢？
摆在面前活生生事实，难道他们没有眼耳没有心肝吗。
我百思不得其解，起初还疑。
有些说他们有野心有阴谋未免过火，我想了几天，忽然明白了，决定他们是有野心阴谋，还有反动企图的。
我是从浅显的，但是根本上的心理推测出来的。
凡是一个人心中别有企图，所谓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眼前的事他都看不见，甚至霹雳震倒了他身旁的柱头，他也会看不见，听不闻，心也不会起感应的。
但他们的不起感应，不是木然，因为他们有野心有阴谋有反动企图，他的感应就都歪曲事实，与真的事实完全不相应，其结果，东可说成西，白可变为黑，好的他说成坏的，有利的说成有害的，以致违悖宪法，动摇国本，造成违法乱纪的罪行，他们都不顾了。
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
人说他们睁起眼睛说瞎话，据我看他们是全无心肝说出非人的话，何以见得呢？
资本主义国家完全用强盗抢劫人的手段起家，已经臭不可闻。
但是臭的东西，右派分子硬要说他是香的，广大群众说社会主义是香的，他说是教条，教条就是臭东西。
这样香臭不分，我不知右派分子自居何等。
邓初民代表比他们为中山狼，狼还可说他有人心吗！
我这句话未免太重，因为我年岁较高，自稍有知识即遘甲午之耻，我那时十五岁已经在应试了，嗣后一连串的外侮，一连串的内乱，辛亥革命可庆的是推翻帝制，但争夺攘杀之军阀，闹得全国不宁，无一年没有。
尤其蒋政权二十年中，商贾在朝，货财上流，民不聊生，遍地惨黩，日本乘隙，几至亡国。
国家休戚，切己相关，终身在愤慨抑郁痛苦中过日子。
好容易遇到了解放，过了幸福的生活，使我在七十岁那年就死了，还不能看到历史从来没有过的光明世界，真令人胸襟开豁，并为人类庆幸无穷。
我想人心是相同的，今天已是六万万的人心皆相同的，何来一些右派分子冥顽不灵，反对六万万人相同的心，使我愤恨极了，全国人也愤恨极了。
所以同声申讨，绝不草率收兵。
真可惜，这样好的国家，好的共产党，他们不私置一椽寸土日夜焦心劳思忘我的为人民服务，短短八年做出若干艰巨伟大成绩，还生怕有偏差错误，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这样的光明正大，我们应该感激钦佩，应该戮力同心帮助整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才是正理。
右派分子为何反有野心阴谋的企图，没有一点正直善良的心以自绝于六万万人，自绝于人的还有人心吗？
是没有人心了。
好得人皮尚存，还可返本还原。
右派分子醒转来罢，东西南北，不要乱往，还是回头走社会主义道路顶好，我今天为你们招魂。

肃反成绩是不容怀疑的
朱光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的各项报告。
1956年广州市和全国一样，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基本上改变了广州市的面貌。
同样，在肃反工作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右派分子企图抹煞我国几年来的光辉成就，尤其是对肃反工作肆意诬蔑，因此，我就广州市1955年以来肃反工作的情况作一个发言。
开展肃反斗争是适应国家和人民的需要
1955年展开肃反斗争，是完全必要的。
当时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前夕，广州市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在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而斗争。
但是，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蒋介石集团的特务分子，却积极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他们针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措施，进行造谣，涂写反动标语，进行所谓“心理作战”，仅07月份一个月内，全市发生的反动谣言就有二百七十七宗。
他们制造各种事故，破坏生产，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据不完全统计，1955年全市工厂企业发生破坏生产和破坏嫌疑事故二百五十三件。
他们互相纠合，企图煽动骚乱，进行暴乱，例如中统特务吕薄冰纠合外省逃亡的反革命分子三十余人，企图伪装乘客劫夺民生公司的民俗轮驶去台湾；
同时又指派反动组织成员王慈正、王家昌混入税务局，图谋拉拢炊事员毒杀负责干部。
他们积极刺探我各种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并企图在我要害部门、高级机关、高级民主人士中，寻找所谓“失意、失势、失宠”的干部及“有政治野心和高官厚爵欲望的人”，进行“策反”。
这些情况说明，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是猖獗的，情况也是严重的。
而当时我们的队伍内部不纯，制度松弛，广大干部右倾麻痹思想有所滋长。
针对这些情况，我们遵照中央的指示和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的决议，在1955年下半年又发动了一次全市规模的镇反运动，同时在全市机关、学校、工厂、企业、人民团体内部，开展了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反革命分子受到摧毁性的打击，起了很大分化，我们的队伍也进一步纯洁了
肃反斗争的成绩是巨大的。
这一斗争沉重地打击了特务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坏，有效地保卫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
由于发动并依靠了群众与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一些隐蔽的较深的反革命分子被揭露出来了，这就进一步肃清了残余的反革命势力。
例如曾在1947年任伪第七清剿区军事处长及副司令的反革命分子丘宇生，他在山东等地制订“反共”计划，执行“三光”政策，主谋策划围剿我游击队，杀害我革命干部、群众多人，解放后拒不坦白，就是在人民群众检举下，经调查证实依法逮捕了。
我们还积极地打击了帝国主义蒋介石特务间谍，侦破了一批案件，及时粉碎反革命阴谋活动。
如1956年10月，敌人准备在广州制造大规模恐怖骚乱事件，以配合他们在九龙的暴乱，陆续派遣了一批经过训练的特务分子和偷运了一批美制定时炸弹、各种炸药及大批反动传单，阴谋于国庆节前后在主要戏院、茶楼、旅店、公园、百货公司、油库、车站等四十多处进行破坏。
其中吴满安、麦忠、陈金、周汉勤等几批特务负责爆炸和焚烧中山等五家戏院，中央、海幢、越秀、海珠等公园；
黄永仁、周世民、黄就、陈英等几批特务在南区、北区等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煽动骚乱。
香港特务机关并派遣特务黄合携带照相机准备摄取爆破和骚乱的现场照片，作为进行反革命宣传的资料。
我们可以看到，特务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是疯狂的，他们为了达到目的，不惜采取一切最卑鄙最狠毒的手段。
但在全市广大群众积极支持和配合下，经过市公安机关缜密的侦察，完全粉碎了敌特的这一阴谋，捕获了敌特行动暴乱凶手，缴获了一批敌特的定时炸弹、纵火器、黄色炸药和数以千计的反动传单，给了这批行动破坏特务以摧毁性的打击。
机关内部发动群众展开的肃反斗争，也清查出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其中有的已经钻进了我们的首脑要害部门，个别的甚至窃踞了领导工作岗位。
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社会上的特务分子相呼应，也进行了各种阴谋破坏。
例如北区税务分局练儒松，1955年12月被由香港潜返广州活动的特务分子所收买，参加了国民党“中委会”特务组织，1956年初先后三次密写情报送给香港特务机关。
在中共广州市委会当炊事员的特务分子潘初，曾搜集了有关军事情报及机关组织人员情况供给香港特务机关。
肃反运动把这些暗藏的敌人清查出来，消除了心腹隐患，进一步纯洁了我们的队伍。
肃反运动显示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也促进了敌人进一步分化瓦解。
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政策的感召下，反革命分子纷纷向政府投案自首。
1955年反革命分子前来投案自首的有一百七十七名，1956年一年又有二百一十名。
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中，不仅有一批罪恶严重的有血债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而且有现行特务分子。
对于城市残余反革命分子（包括投案自首分子），我们遵照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宽大处理和安置城市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决定”，给予从宽处理。
已被改造好的分子，大多数获得了公民权利，并有一部分得到了安置就业。
获得宽大处理的反革命分子对政府普遍表示感激。
这对分化瓦解和争取改造反革命分子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肃反斗争中，群众发挥高度的斗争积极性
肃反斗争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革命警惕和识别反革命的能力。
两年来，市民检举了反革命和反革命嫌疑分子的材料五千九百九十七件，经公安机关侦察证实确是反革命分子需要依法逮捕的就有一百九十九名，在去年国庆节前后的保卫工作中，更充分显现出广大群众反特斗争的高度积极性，他们不只积极参加了值班、巡逻、防范保卫的工作，并且主动检举、监视、跟踪反革命分子，协助公安机关打击敌人，在这场一个多月的斗争中，光是由于群众检举而破案的就有六起，依法逮捕了特务七人。
如北区有一个年近六十岁的老太太梁婉文和一个有眼病的妇女刘贵，在去年10月10日晚上发现了散发反动传单的特务，自动跟踪到其住地后报告派出所，因而破案，有的群众不愿自己的亲人出卖祖国，危害人民，向政府检举，如中区某大酒家的职工检举其堂弟阴谋发展他参加特务组织，经侦察后捕了三名现行特务；
东区工人新村工人王某，发现其姨由香港回来后，行动可疑，便到派出所检举，侦察结果，其姨是一个现行特务分子。
仅就上述情况，已可以充分说明1955年以来在广州市开展的肃反斗争成绩是巨大的。
肃反运动的结果，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社会秩序更加安定，从而保障了全市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即使是个别的局部的缺点和错误，我们也不掩饰
我们肯定成绩是主要的，但我们并不掩盖缺点和错误。
在肃反运动的激烈斗争中，曾经错捕了个别好人，也捕过极少数可捕可不捕的人，这就政策上来检查是有缺点的；
在机关内部肃反斗争初期，有些单位的斗争面宽了一些，斗错了少数好人，有些单位在肃反运动以后，对若干遗留问题没有及时妥善解决。
同时也还有一些反革命分子漏网。
这些缺点，有些是在这样一场复杂的斗争中难以避免的。
而且，上述的缺点和错误是局部的、暂时的，是可以纠正的，事实上是已经纠正和正在纠正中。
我们组织了多次清案检查，各单位也进行了肃反复查工作。
案件检查结果证明，1955年以来的肃反运动是健康的、正确的，捕错的好人是个别的，并都已认真作了纠正和处理。
对于被错捕错斗的好人，向其作了检讨，承认错误，恢复其名誉，原来有职业的人，大多数已复职；
生活有困难的，给予适当的社会救济。
例如去年04月市公安局西区分局因调查材料不深入，轻信检举材料，错捕了一个曾经检举过反革命分子的群众冯源，于去年05月间发现后，即行释放，在群众中公开道歉，恢复其名誉，给予了物质上的补偿。
冯源表示满意，工作积极，常说：
“政府这样处理是对的。”
反革命分子仍然有，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现在残余的反革命势力已经基本肃清，反革命分子内部的分化有了新的发展。
但是，还有少数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仍会伺机捣乱。
加以广州是边沿城市，毗邻港澳，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必将继续派遣特务潜入进行破坏活动，如今年06月07日晚特务龙沛强携带美制定时炸弹投放在广州文化公园，企图大量杀伤参观群众（经群众发觉，当场由公安人员逮捕，炸弹未爆），就是活生生的例证。
敌人除了积极准备行动破坏外，还积极进行“策反”活动和搜集各种情报，特别是军事情报以及广泛展开“心理作战”的活动，妄想挑拨起所谓群众性的“抗暴运动”。
这些情况说明，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因此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由此可见，那些右派分子说肃反运动搞得很糟，偏差很大，是毫无根据的，这不外是由于他们和反革命分子血肉相连，声气相通，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而发出别有用心的诅咒罢了。
黄绍竑在广州干了些什么勾当
现在让我们看看攻击肃反运动表现得最猖狂的黄绍竑是怎样为他的反动言论找根据的吧。
去年12月18日，黄来到广州，共住了八天。
在视察中，他最热中于挑剔政法各部门在执行法制方面的错误，并想从各方面寻找公安机关的违法材料，公安部门争取向其汇报工作，黄却表示不愿听取。
他不愿听取全面的工作情况，专找岔子，找错案，只看树木，不看森林。
原来他要的就是这些个别的偏差，个别的错误，把它加起来，并加以夸大，说成是全面的严重错误，作为向党、向社会主义、向人民民主专政进攻的“材料”。
黄绍竑是怎样利用人民代表的身份，在视察工作中煽动罪犯“伸冤”的呢？
有下列对话为证。
黄绍竑在视察第一看守所提审海外特务机关派遣进来的特务分子庄玄时，问：
“你认得不认得黄绍竑？”
庄犯点头表示知道。
黄说：
“我也是国民党的人，你有什么思想搞不通的，你看到了大陆各方面，共产党有什么不好，可以告诉我。”
黄绍竑就是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鼓励反革命分子讲共产党的坏话，以便积累“材料”，准备向共产党进攻。
代表们，这就是黄绍竑的真面目！
这就是黄绍竑的立场！
这就是黄绍竑的活动！
黄绍竑等右派分子存心抹煞各项工作的成绩，夸大错误，说成漆黑一团，暗无天日，妄图煽动人民反对共产党，破坏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显然是白费心机的。
广州市人民永远记得，1927年广州起义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坚决彻底肃清反革命，结果几千革命者和人民群众遭受了反革命的屠杀，我们不会忘记历史的教训，也不会忘记这笔血债！
对任何反革命活动，我们必须给以严厉镇压。
对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我们坚决予以回击。
我们必须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人民决不让资本主义僵尸还魂
李国钧的发言
这次人大会议是在一个不平凡的日子里召开的。
在会议的前夕，发表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思想理论指导文献；
在全国各地展开了反击右派分子的一场激烈而深刻的阶级斗争。
在会议上我们听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薄副总理的两项报告。
这些报告充分地反映了全国六亿人民的共同意志，并以丰富、生动而具体的事例严正地驳斥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民主专政的谰言谬论。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这三个报告和其他各项报告。
过去一年，正如报告中所指出的，是我国伟大转变的一年。
在这个期间，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一切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具有决定意义的五大运动的胜利基础上，通过三大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极其深刻而广泛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样就在我国历史上开辟了新纪元，彻底改变了我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基本上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铲除了腐朽的、寄生的生活风尚，树立了新的社会主义道德。
在取得伟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同时，我们也获得了伟大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
第1个五年计划的主要生产指标基本上提前一年完成了，基建指标和其他一些指标也接近于完成。
这样就保证了有可能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并为第2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必须指出，在翻天复地的革命事业和震古铄今的建设事业互相交叉进行而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在我国社会秩序和社会经济方面并没有引起显著的波动，而尽可能地避免了生产停滞和其他一切破坏作用。
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我们不但获得了巨大成绩，而且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宝贵经验。
同时，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的第1年里，我们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事业就在去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中成功地经受了一次考验。
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上空前的、值得我们每一个真正爱国者引以自豪的辉煌成就不是偶然得来的，而是全国各族人民在正确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致和共同奋斗的成果。
这个成果使我们有可能以七年多的短短期间走过了前人百年来所未走完的道路，从而在经济建设阵线上创造了奇迹。
这个成果不但给我国人民开辟了光明幸福的前途，而且取得了全世界的历史意义。
它受到了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人民的重视，并且鼓舞着一切为争取解放和独立自由而奋斗的各国人民。
它继伟大10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在世界上又树立起一面鲜明的旗帜。
在我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当中一再证明了的这个真理，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是任何人否定不了的。
必须指出，我国在经济建设上所取得的丰功伟绩，是与我们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和苏联对我国在经济、技术和文化各方面所给予的慷慨无私的援助分不开的。
大家都知道，在1949年建国当时，苏联政府第1个承认了我国，并且从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出发，首先帮助我们在解放前遗留下来的残破经济基础上来恢复和改建我国的国民经济，继而，和其他兄弟国家一起热情地帮助我们进行长期经济建设，并给我们提供了主要的优良技术设备。
苏联的技术援助和指导，对于一些重要的建设项目是贯彻在整个建设过程的，从勘探、设计起，一直到施工建筑、安装、试运转和投入生产为止。
为了实现这种援助，苏联政府不惜从自己国家的重要岗位上抽调出富有经验和精湛学识的优秀专家派来我国。
过去一个时期，当我和苏联专家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从他们那里曾受到一次深刻的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教育，深深体会到他们真诚的友情和谦虚、和霭的作风。
我为他们的忘我劳动和忠心耿耿地热爱自己的事业的负责态度所感动，我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培育出来的红色专家的高贵品质所鼓舞。
今天，我以无限感谢的心情来标志苏联政府和人民对我国的这种充满着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友好援助。
这种兄弟般的国际援助，也只有从像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才能得到，它并且在我国对外关系史上树立了空前的范例。
中苏两国人民的这种深厚友谊和紧密团结，是永远颠扑不破的，是任何力量动摇不了的。
与此同时，美国垄断资本的反动集团，如杜勒斯等，一直到今天还在咒骂我们，仇视我们的社会制度，希望我们的建设事业垮台，妄想使我们重新投入殖民主义者的爪牙中，来满足它们榨取和掠夺的贪欲。
其实，杜勒斯之流的叫嚣不过是“痴人说梦”。
“梦境”毕竟是泡沫一样的幻影，而不是现实生活。
我们相信，全世界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怒吼声，迟早会把他们从“迷梦”中惊醒过来。
目前，在我们国内，也仍有一些人在否定成绩、否定现实、否定真理。
这些人就是以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为首的资产阶级右派集团。
右派分子利用这次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兴风作浪，到处点火。
他们向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基本制度、向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正义事业、向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团结，有组织、有计划、有策略地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他们企图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把中国拖回到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老路上去。
我们作为劳动人民队伍中的知识分子，一定要坚决地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一起，向右派分子斗争到底，对他们的政治阴谋活动给以无情的痛击，并且在战斗中锻炼自己。
我郑重地警告右派分子：
你们不要忘记，人民的胜利果实不是容易得来的。
这是我国近百年来志士仁人和革命先烈为祖国独立富强而艰苦奋斗的事业的继续，尤其是近三十年来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经历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所争取到的伟大正义事业的实现。
过去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血腥统治的惨痛教训，在人民心目中记忆犹新。
谁想要劫夺这一胜利果实，他就会被人民的巨掌所粉碎。
通过革命实践和历史证明，中国人民正确地选择了自己应走的光明大道，这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你们不要忘记，中国地虽大，但离开了社会主义轨道，你们就会没有容身之地；
中国人虽多，但背叛了人民意志，你们就会变成向隅而泣的可怜虫。
你们妄想从坟墓中搬出早已被人民埋葬了的资本主义僵尸来让它复辟。
但你们是枉费心机了，因为“僵尸”在光天化日之下是不可能
“还魂”的。
对你们的资本主义复辟僵尸一见钟情的，只是国外的一群反动家伙们。
让他们拥抱着你们这个僵尸狂吻去吧！
这是他们的自由。
在完成大革命和大建设的艰巨任务过程中，是否也发现了一些错误和缺点呢？
正如报告中明确指出，是有的。
但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现实生活中的斗争，而不是神话。
在神话里才能只有成绩，而没有缺点。
何况，错综复杂的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事业，在我国还是初次搞，还没有足够的经验，还要继续摸索它的发展规律。
不过，必须肯定这些缺点和错误的性质是个别的、局部的和暂时的，而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能够从这些缺点和错误中总结出宝贵的经验教训，也就是说，把消极的东西变为积极的因素。
这样就更有利于今后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在实践当中去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
俗语说：
“知足者常乐”。
这句话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不适用的。
我们不是“知足者”，因为我们不满足于已获得的成绩，而是要在已获得的成绩的基础上来吸取经验教训，来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并根据勤俭建国的方针更好地、更快地建成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
但我们却是“常乐”。
因为我们有信心把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因为我们找到了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
因为我们有着三十多年来在革命斗争中经过千锤百炼的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武装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
让我们永远记住毛主席在人大第1次会议开幕词中的庄严诰诫：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让我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贡献出最大的力量，克服一切艰难困苦，摧毁一切反动集团的挑衅，捍卫社会主义，信心百倍地为祖国极其光荣伟大的正义事业奋斗到底！

对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三点意见
朱继圣、王光英的联合发言
我们完全同意周总理和政府各位首长以及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并表示衷心拥护。
我们从报告中看到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功伟绩和我国第1个五年计划完全可以如期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些振奋人心的伟大成就后，真使我们感到无限的欢欣鼓舞。
天津工业发展的事实粉碎了右派谎言
但是竟有一小撮丧心病狂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不是这样感受的，他们竟利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机会，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向党、向全国人民猖狂进攻，妄想抓住这个机会把党整垮，推翻工人阶级的领导，阴谋资本主义复辟。
我们二人都是工商业者，工作岗位都在天津，今年05月间又到上海、杭州等地视察了工业增产节约的开展情况，我们愿意把这些铁的事实对右派分子进行驳斥。
首先就天津市来看，八年来工业生产增长了五倍，工人增长了两倍；
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生产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二十一，提前一年达到了计划水平，许多过去不能制造的精密机器和一些技术水平较高的产品也能制造了。
今年大力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以后，职工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已被采纳投入生产的就有一万多件，可以创造价值二千二百多万元。
因此，这半年来虽然原料供应情况相当紧张，而仍能比去年同期增产百分之十二点八，顺利地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五十一点四。
就是结合到我们原来经营的企业——天津仁立毛纺织厂和近代化学厂，合营后也都得到飞跃发展，设备扩充了，职工增加了，产品的品种、数量、质量和劳动生产率也都有了显著的增加和提高。
我们这次在上海、杭州等市也同样看到了增产节约运动的蓬勃开展情况，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广大职工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一般都是通过查浪费、查质量、比先进、算细账的方法，找出企业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定出节约指标。
在行政领导方面则贯彻了以保证和提高质量为前提厉行节约努力增产的精神。
所以本年第1季度各该市的增产节约计划指标都已顺利完成，第2季度深入开展下去，成绩将更加显著。
只就我们亲身看到的一些生产上惊人的成就，已经可以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英明正确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那一小撮右派分子妄想抹煞事实，用花言巧语来迷惑我们走回头路，我们是绝不受他们的欺骗的。
我们懂得继续深入地接受改造、平平稳稳地渡过过渡时期，是工商业者的最大利益。
章乃器、毕鸣岐在工商界中所散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是枉费心机的。
我们一定和这些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斗争到底，不到胜利，决不收兵。
对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意见
下面再就我们的一些体会，对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供作参考。
一、关于工贸之间的协作关系：
建议各省市设立一个权力机构，加强工业与贸易部门的协作
目前工贸之间还存在一些不够协调的现象，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增产节约的进一步开展。
例如原料供应方面，有些贸易部门没有很好地贯彻为生产和消费服务的精神，对工业生产的需要了解不够，使工业方面遭到不应有的损失。
据天津、上海、杭州、无锡各方面的反映，进口叙利亚的棉花、乌拉圭的羊毛、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黄麻很多是质次杂多，不符合合同规定，因而影响了产品的质量、成本和生产计划。
我们认为购买进口原料，应派专人在装运之前负责检验，才能克服这些缺点。
再有浙江麻纺织厂需用的主要原料浙江黄麻，由于贸易部门对于农民加工脱胶方面应结合工厂需要进行技术指导这一点注意不够，使原麻产质量下降，影响了麻织品的生产。
我们认为工贸两个部门应密切配合对农民进行技术指导的工作。
这些例子并不是个别的，如果工贸之间能够加强协作，我们相信这些缺点是可以克服的。
例如杭州缫丝工业派人与贸易部门密切协作，下乡收茧，并进行技术指导，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就是值得注意的好经验。
又如天津近代化学厂生产的一项书皮漆布，最适宜用六磅宽面细布，而贸易部门过去供应的大部分是十二磅白布（幅面还比较窄），既浪费了棉布，又浪费了棉纱，制本业还嫌漆布厚不好用。
工贸之间扯皮很久，经市委处理才得到解决，充分供应了六磅宽面细布，通过工贸之间的协作，只就近代化学厂全年生产书皮漆布这一项的任务两万匹计算，从织布节约棉纱，多裁了书皮来算一笔总账，全年就可为国家增产一百多万元。
此外在生产安排及产品验收方面，工贸之间也存在着不够协调的现象。
有些工业部门反映说：
工业的计划不算数，商业部门说了算；
有的商业部门生产安排计划下来得晚，使工业的季度生产计划衔接不上；
在产品验收上，不断有些扯皮的事发生；
在利润分配上也感到商业偏高、工业偏低，要求对工缴费加以合理调整。
关于加强工贸之间的协作关系问题，是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央已经注意到此。
我们认为如果由各省市的计划委员会加强这方面的管理，设立一个权力机构，通过调度和检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其发挥生产指挥部的作用，是可以加强协作、减少扯皮的。
除此，我们的意见是否可以在工业之间多搞些“定位厂”，把产销上或工序上有联系的工厂串连起来固定供应，让它们自己通过协作来解决供销、规格、质量等方面的问题。
这样不仅产销双方可以起到相互督促的作用，同时也可以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减少原料供应和验收上的纠纷。
在贸易部门仍可通过一定手续加以掌握和指导，不致影响计划和利润上缴。
这样可以促进基层厂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能挖出更多的潜在生产力。
二、关于企业领导的问题：
建议中央把企业的具体领导工作交给地方去作，并增加基层企业的权力
根据我们了解，目前中央与地方，对散在各地方的中央直属厂，在生产领导方面配合不够，没有很好地贯彻中央与地方双重领导的精神，影响了地方上的积极作用，也阻碍了增产节约进一步开展。
例如国营天津造纸厂和天津公私合营利中酸厂都需用硫化铁做原料，但由于设备不同，造纸厂需要粉末，酸厂需要块，而原料的供应则块末混合在一起，如果两厂通过合作，把原料块末互相交换充分利用，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
但由于领导系统不同，双方在交换上的问题，就不能很好解决。
利中剩下来的末没有用途只好填地，造纸厂则雇人把块砸成粉末，浪费了不少人力物力。
又如杭州华丰造纸厂划归中央领导后，因须经常向中央请示，职能科的负责人半数以上常驻北京，一年内有半年的时间耗费到请示工作中去。
因此，我们认为今后中央是否可以考虑只从大处着眼，抓计划指标，具体领导工作可以下放到地方党委和行政去作；
同时也可以考虑增加基层企业的权力，使其能在计划控制下发挥主动性、灵活性和适应性，并在企业中建立制度，把职工的积极性和企业的计划性以及奖励制度联系起来，更有效地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三、关于经验技术交流方面的问题：
应当多方面交流经验和技术
目前各地多重视到埠际间的经验技术交流，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也有的对于本地的交流工作重视不够，有偏重向外地学习的趋向。
此外在经验技术交流方面也还存有不应有的保密界限，影响了技术的进一步提高。
因为时间关系不再多举例子。
至于中央和地方在工业方面的试验研究工作，也还有各抱一摊未能沟通情况通力协作的现象。
我们认为为了尽快地提高我国的生产技术水平，应该把设计、研究、试验、生产各个环节紧密配合起来，使工厂、学校、研究、试验以及设计部门联成一个有机体，来克服当前存在的缺点，这不仅可以有效地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同时也是推动增产节约的重大力量。
我们这些意见可能是很片面的，还请各位代表指正。

我国电机制造业已成为独立的近代化的工业
今年全国的计划总产值相当于1949年的四十倍
褚应璜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并衷心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项报告。
最近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党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开展整风运动的机会，发动了对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猖狂进攻，他们敌视社会主义事业，故意抹煞党领导全国人民几年来辛勤劳动的辉煌成果，把我国人民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说成“五年计划破产了”，“中国的工业化搞糟了”。
他们企图用否定成绩夸大缺点的恶毒手法，把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新中国描写成漆黑一团，猖狂地向党进行恶意的攻击，他们有组织、有计划、有部署、有策略地从言论到行动，妄想篡夺党的领导；
把我国从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再来压迫剥削我们劳动人民。
他们的言论和行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违反宪法的，全国人民必须一致起来，积极地、深入地投入反击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
作为一个电机制造工业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看到解放以来我国电机制造工业从修配式的工业发展成为独立的近代化的工业，感到无比兴奋。
现在我简单地讲一讲电机制造工业几年来生产技术发展的成就，用铁一般的事实来驳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叫嚣“中国的工业化搞糟了”的谬论。
今年全国电机制造工业的计划总产值将为1952年的二点九倍，相当于1949年的四十倍。
旧中国的电机制造工业直到解放前虽然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但基础十分薄弱，极大多数是修配式的小工厂，设备简陋，产品容量小，型式混乱，技术标准不统一。
解放前生产过的发电机，最大不到二百瓩，电动机最大不到三百马力，变压器不过二千千伏安；
高压电器的电压很少高出一万伏，很多电力装备如水轮发电机组、电力电缆、避雷器等都不能制造。
旧中国的中型电站和冶金采矿装备包括电气设备，完全依靠外国进口。
总括一句，旧中国没有真正独立的电机制造工业。
第1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大大地改变了我国电机制造工业的面貌。
党领导规划并且新建和扩建完成十二个电机制造工厂，其中有苏联全面帮助设计并装备起来的电线电缆厂，电力电容器厂，电工仪表厂和电刷厂等全新企业，它们的技术都是头等的；
也有在苏联和捷克专家指导下由我国自行设计建设的大型水轮发电设备厂，变压器厂，汽轮发电机车间，高压开关厂，低压开关厂等，它们基本上都采用了新的技术装备。
新建和扩建工厂除个别外都已经投入生产。
目前正在建设中的新建和扩建的现代化电机制造工厂有七个。
1952年12月，党正确地提出了并且贯彻执行了“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推行苏联技术标准”的技术发展方针，组织国营企业内全体工程技术人员，结合思想改造，批判崇美观点，全面开展学习苏联电机制造工业的先进技术。
在苏联专家的无私帮助下，参考苏联供给的技术资料和实物产品，进行仿制。
五年之内，先后在三十多个国营企业中试制成功仿苏型式的新产品二千五百多种，统一了全国电器产品的型式与技术标准，掌握了一系列的电机产品设计的先进方法和电机制造的先进工艺。
今天，我国电机制造工业已经制造成功一万五千瓩的水轮发电机组，一万二千瓩的汽轮发电机，四万零五百千伏安的变压器，十一万伏的高压断路器，三万五千伏的电力电缆，瓩时计及自动记录电表等。
我国的电动机和低压开关工厂现在能够全面生产大型冶金采矿装备所赖以运转的六千二百五十马力以下的直流电动机和自动控制的全套电气设备。
今年开始试制和准备试制的新产品有七万二千五百瓩水轮发电机组（包括自动化部分），二万五千瓩汽轮发电机，二十二万伏、二万千伏安的电力变压器，八十吨工矿电机车，七百公厘轧钢机的成套电气传动设备和自动化熔渣电焊设备等。
可以肯定，到1957年底，我国电机制造工业的技术能力，就能够全面地自己制造中型水力发电站、中型火电发电站、十一万伏的高压电力网（不包括十一万伏的高压电力电缆）以及大型冶金采矿与金属加工企业的电力装备了。
我国电机制造工业在短短七年内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一年来的发展规模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远远超过旧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成就，这是史无前例的奇迹。
这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苏联的无私帮助下，全体电机制造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辛勤劳动创造的奇迹，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的优越性。
这有力地证明了只有党才能够领导我国的工程技术。
在电机制造部门的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得到党的信任而且极大多数安排在适当的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发挥着他们的作用。
我们从事于电机制造工业的知识分子，从自身的体会，认识到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祖国的工业建设才可能有这样高的速度向前发展，我们的学识与经验，才能有机会作出一定的贡献，并且在实践中更加丰富起来。
看到上述的辉煌成就，更使我们信心百倍地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我国电机制造工业在第1个五年计划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同苏联的真诚援助分不开的。
在第1个五年计划中新建或扩建的许多现代化的电机制造工厂，从勘察、设计、施工、供应设备到掌握生产，都得到苏联的无私帮助。
苏联政府派遣大批专家指导我们进行各个阶段的工作，加速了我国电机工业的建设。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抹煞苏联政府和人民对我国的真诚援助，恶意地挑拨中苏人民的友谊，破坏国际团结，从而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必须坚决予以驳斥。
几年来我国电机制造工业各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成绩是主要的。
现在请允许我就有关电机制造工业的技术发展问题，提出一些意见。
（1）加快建设我国电机制造工业的骨干企业，保证电力装备技术水平的平衡提高。
电机制造工业是为国家电气化提供装备的工业，它必须首先保证电力系统发展的需要。
电力系统主要的物质基础是发电设备与组成高压电力网的高压电力装备——电力变压器，高压断路器，高压电力电缆，高压电瓷，避雷器等，总称为电力装备。
电力装备的技术发展，要求及早生产单位容量为十万瓩及以上的大型水轮发电机组与汽轮发电机，二十二万伏及以上的高压电力装备。
从我国今后电力工业的发展着想，其主体应该是建设比较大型的水电站、火电站和大型电力网；
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电力工业的建设速度。
因此，掌握上述大型电力装备的生产技术是保证我国电力工业巨大发展的主要关键。
问题在于先要建设一批能够制造这些巨大电力装备的骨干企业，还要花几年的时间来掌握制造这些装备的复杂而困难的技术。
电机制造部门在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已经建设完成和在建设中的企业，仅包括了上述骨干企业的一部分。
在第2个五年计划时期应该补充的项目还有：
能够生产十至二十万千伏安的巨型变压器厂、高压全铝电力电缆工厂等。
这类企业必须提早建设。
电力装备的品种复杂，技术还在向前发展。
为了迅速掌握并发展大型电力装备的理论和综合先进的生产经验，需要进行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
高压工程与强电流实验站是高压电力装备生产基地的组成部分，利用它来进行试验研究工作，才能够保证高压电力装备技术上的可靠性并且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今天我们还是空白的。
苏联在高压工程和强电流的科学研究工作方面，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第6个五年计划的指示中，还着重提出了“组织科学研究工作试验站，来试制电压为四百千伏以上的交流电气设备”。
苏联党和政府这样重视高压电力装备的科学研究工作，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现在有人主张把苏联帮助设计完成的高压强电流实验站推迟建设，这种意见是极不正确的，是会严重阻碍高压电力装备制造的发展的。
我们认为电机制造工业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建设一整套能够全面担负大型发电设备与高压电力装备生产的骨干企业，争取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内建成，从而保证在第3个五年计划期间能够全面供应建设大型电力系统所需要的装备。
建议国家计划委员会考虑迅速建设高压工程强电流实验站，加速建设西安高压开关厂和高压电瓷厂，提前设计并建设巨型变压器厂和高压电缆厂。
如果国家对变压器及电缆工厂投资确有困难，可以考虑分期建设的办法：
首先保证建成主要生产车间和试验设备，采用新旧企业协作的方式，提前掌握高压电力装备的生产技术。
采取如上的措施，也仍然要等到第3个五年计划的中期，才有可能全面供应大型电力装备。
（2）组织力量，进行电力装备技术发展的全面规划。
几年来电机制造工业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全面采用了苏联的基本技术标准，仿造了大量苏联型式规格的电力装备，为电力工业的建设服务。
但是由于我们的经验不够，客观需要比较迫切，电机工业部门的科学研究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及时配合，因而我们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中，照学的多而结合我国具体情况是很不够的。
苏联自从1955年以后，电站和电机制造的科学研究机构及有关的工厂，共同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不断发展新型电力装备；
高压电力装备的绝缘水平降低了，大部分产品的重量减轻，技术经济指标提高了，原来的电工技术标准也在修订之中，这是符合于世界电工技术发展的新趋势的。
面临这样新的情况，我国电力装备的选型和设计问题以及制订技术标准问题，就成为突出的矛盾了。
我认为我国电机制造工业的技术发展方针，应该以认真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为主，也吸取一切国家的对我们有益的经验，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发展适合于我国使用和制造条件的新产品。
我国的资源与环境条件，有很多特点：
例如我国水力资源的地形条件有利，勘察规划中的水电站水头都比较高，水量较大，可以安装体积较小而单位容量很大的机组；
又如我国南部处在亚热带地区，空气温度高，雨量多，湿度也很高，还有侵蚀电工器材的霉菌与昆虫。
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我国电力装备的结构设计和技术标准，就不应该完全照搬苏联或其他国家的现成经验。
我认为电机制造部应该迅速建立科学研究基地，抽调产品设计力量和试验研究力量，学会掌握苏联最新技术成就，结合我国实际，开展科学研究工作，走向独立设计。
为了在新的情况下协调需要与可能的统一，建议在国家技术委员会领导下组织电力工业部与电机制造工业部，共同制订我国电力系统十年远景技术发展规划以及相应的电力装备技术发展规划；
督促双方在产品选型与技术标准的制订上，在科学研究工作上的密切协作。
（3）关于新型电工材料的供应问题
电机制造工业技术进步的决定关键，取决于电工材料的技术水平。
采用新的电工材料可使电力机器大大减轻重量，减小体积与延长寿命。
大型变压器采用了高导磁冷压矽钢片就能减轻总重量百分之三十以上，缩小了体积，这是大型变压器技术发展的重大关键；
发电机与电动机采用了矽有机绝缘漆和玻璃纤维等新的耐热绝缘材料，以同样的重量和体积，就能提高出力百分之三十以上，延长寿命好几倍；
高级绝缘纸是制造超高压电力变压器和电力容器的关键绝缘材料。
解决了上述的一些主要的新型电工材料的供应问题，就能引导电机制造工业加速技术进步，并且走向更大的节约。
我国冶金、化学和造纸工业，对于上述新型电工材料的科学研究与生产安排工作，有过于迟缓的现象，特别是冷压矽钢片的科学研究工作，还没有开始，绝缘纸的科学研究工作，也缺乏布置。
据了解，苏联电机制造工业，由于不能及时得到冷压矽钢片与矽有机绝缘体的足够供应，使得某些电力装备的技术经济指标还落后于世界水平，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建议冶金工业部在第2个五年计划初新建和改建一个专门生产冷压矽钢片的工厂，于1960年开始大量供应成卷的高导磁冷压矽钢片；
化学工业部新建一个制造矽有机绝缘体的中间工厂，于1959年开始成批供应；
冶金、化工和造纸工业部门都应该立即加强有关电工材料的科学研究工作。
（4）关于电气设备的成套供应问题。
大家都很关心电气设备的成套供应问题，特别是关于大型冶金装备或者变电所牵涉到复杂的电气系统时，怎样能保证及时成套交货，不耽误基本建设。
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基本建设中的大型成套设备，基本上依靠苏联供应，因而上述的问题并不突出。
今后我们应该采用自己制造的设备，就必须解决相应的电气设备成套供应问题，从而加快我国工业基本建设的速度。
电气系统的设计工作是复杂的，设计单位一方面必须采用科学研究的新成就来指导设计，一方面也必须结合我国生产实际，提出要求。
电气设备的成套供应，是很复杂的组织工作，因为它牵涉到许多工厂的协作，尤其是在电气系统中遇到某些重大新产品需要试制时，将会影响成套供应的时间。
一般估计，从系统设计到组织成套供应，往往会超过一年以上的时间。
因此，我建议电力、冶金等部着手制订有关大型设备及相应的成套电气设备的长远需要规划，把几年后需要的成套设备早些提出来，定下来，以便于制造部门提前组织成套性的设计、试制与生产安排。
这是解决我国自己制造大型机器设备与相应的成套电气设备的重要条件，希望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以上几点意见，提出来供代表们的参考并请予批评指正。
最后，我完全同意并且坚决遵守郭沫若院长代表中国科学家的宣誓：
“我们中国科学家要长远地坚持自愿自觉的思想改造，在对右派分子进行坚决斗争中，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

农工民主党的大多数人坚决跟着共产党走
何世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先念、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的各项报告，并就以下几点，说几句话。
安徽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落后的面貌正在改变
（一）右派分子不准我们说成绩。
他们把“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个别的”，诬蔑为“教条主义”。
古语说：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他们的用心，就是要夸大缺点，抹煞成绩，颠倒黑白，以图污蔑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从而达到反共反社会主义，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
他们的阴谋就是这样。
我们伟大的祖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胜利地进行了五大运动、三大改造，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这是如日月经天的事实，难道不应该说吗？
难道不应该大说而特说吗？
我们对于成绩还是说得太少，而不是说得太多。
我生长于安徽，对于安徽事情更熟悉些，所以我现在就举出几项安徽的工作成绩来说一说，而安徽的成绩是全国成绩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大家知道，在解放前，安徽是长江流域一个最落后的省份，除淮南煤矿、日本帝国主义者经营的桃溪铁矿及裕中纱厂外，就没有近代的工业；
除芜湖这个日趋衰落的米市场外，也没有大商业。
解放后，不同了。
安徽的面貌正在迅速改变着。
许多城市已在改变面貌，特别是合肥已完全改变了旧时的面貌，经过土改，经过农业合作化，旧的、穷困破产的农村，已得了彻底更新，兴旺的气象正与日俱增。
工矿业方面：
解放前纺织业只有二万二千纱锭，到去年止已增为八万四千纱锭。
解放前淮南煤矿年产额最高才一百六十万吨，现在年产额增到三百万吨左右，每日可产一万多吨。
解放前只是芜湖、蚌埠、安庆、合肥等少数城市有供照明用的小型火力电厂，现在除大部分城市有电灯外，许多乡村也有了电灯。
佛子岭、梅山、响洪甸、磨子潭等水力发电站发电能力在十万瓩。
1949年的工业总产值仅仅九千零三十二万二千元，到1956年已增为七亿九千五百十九万一千元，六年之间，增加了七点八三倍。
随着工矿业生产的增长，职工的工资也在逐年增加，从1950年到1955年，增长达百分之一百四十一点八。
再看农业：
远的不说，单就全省农业合作化以后的1956年来看，这一年受到旱、涝、台风等自然灾害，灾情的广度，远超过1954年这个重灾年。
但是，由于农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战胜了灾害。
这一年粮食产量为二百三十亿斤，比丰收之年，即1955年的二百二十七亿斤，还增产了三亿斤。
在这个考验下，合作化的优越性有力地显露出来了。
一下堵住了那些反对合作化的人的嘴巴。
治淮工程的成绩巨大，更不待我多说。
大家知道，旧安徽是个多灾的省份，淮北更是有名的“十年到有九年荒”的地区。
怀远县农民周登良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解放以前，周登良因遭灾荒，曾以一斗米，把妹妹卖给人家，现在他全家不但够吃够用，就在去年那样的灾情下，还多余了二百元。
解放后农民收入是逐年增长的，据肥西县江淮社对贫农成分的调查，六年之间，增长达百分之一百三十二点八。
农村日用品的销售量，也说明了这个增长的事实：
1955年平均每人购买棉布一七点八五尺；
肥皂零点八八块。
1956年平均每人是棉布二十点六尺；
肥皂零点九三块。
工农业产品价值的比例也在改变，一百斤大米，1950年换二七点二八尺洋布；
一九点二三条日光皂。
1955年换三二点九二尺洋布；
二四点二四条日光皂。
过去农民要以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交给地主，现在，农业税约占农民纯收入的百分之七，通过差价而交给国家的约占百分之五，两共占农民纯收入的百分之十二。
这些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我们成绩是基本的吗？
不，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
宣城县双桥社农民说：
“我们社有两万人，五万七千多亩田，过去是有水过年无水做田，现在水坝修起来了；
政府还花了七万元给我们建筑一个水力发电站，不要我们一文钱。
过去小病即抵，大病即死。
现在小病即医，大病住医院，有共产党的领导，政府的支持，农民的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有把握的。
我们正向社会主义走，右派分子却想截着我们的路。
我们要问右派分子，为什么不要共产党领导？
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
是的，我也要问右派分子，如果我们的缺点真的像你们所夸大的那样，安徽面貌能够有这样大的改变吗？
能够变化得这样快吗？
右派分子不喜人民的法制一口诬蔑我国“无法可依”
（二）右派分子诬蔑我们国家，说什么“无法可依，有法不依”，“重人治，轻法治”等等之类的谰言。
他们想把我们国家说成没有法制的状态，然后摆出一副好像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的假样子，偷偷搬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制。
我国法制的任务在于消灭剥削，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
确立和保护社会主义所有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之所以对于社会主义法制，肆意诬蔑，其目的就是要推翻它。
有一些人受了右派分子的蒙蔽或影响，批评我们说，“无法可循”或“以决议、命令、指示代替法律”，这些说法是错误的。
我国自开国以来，除宪法外，已先后制订了许多重要的法律，如工会法、劳动保险条例、土地改革法、婚姻法、兵役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逮捕拘留条例、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选举法、人民警察条例等等，还制订了许多行政法规、单行条例以及决定和指示，共数千件。
说“无法可依”的人，何以不去看看这些事实？
诚然，我们的法制，现在还没有完备，但那些人希望我们在开国之时，或与宪法颁布同时，就制定出一套完备的法律，这种愿望是好的，但却不符合客观事实。
大家知道，法律是一种由基础所创立的、并为自己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
它的产生必须由社会经济为它铺好道路。
也就是说，由当前经济关系所规定的一定利益，以某种方式反映于人们意识中，从而上升为法的意志。
因此，法律必须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而逐渐得到完备的。
它不可能超越现实经济关系。
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规律，就是在右派分子所向往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能例外。
谁能说，资本主义国家在开国之时，就有一套完备的法律吗？
何况，资本主义是先行于封建社会之内的，而我们却要在“空地”上建立社会主义。
更何况，我们国家正处在过渡时期，新的不断在兴起，旧的不断在死亡，变化是这样剧烈，又是这样迅速。
要在这样激变时期一下制定出一套完备的既适用于今天又适用于明天的法律，是不可能的。
因此，为着适应这种迅速的、不断更新的情况，我们以决议、命令、指示来解决国家工作中某些新生的问题和矛盾，来补充在制定和修改上都要较长时间的法律，有什么不好呢？
况且它们本身就是法制，起了法律作用。
有人反对在通过规章时加上“试行”、“暂行”的字样，他主张“立法就是要束手束脚”。
要知道，“试行”、“暂行”字样，正是我们当前剧烈变革的经济情况的反映。
至于法的作用，诚然在于有一定约束力，但是这种约束力必然要随着不断更新的经济关系，而不断改变的。
难道我们必须制定一套法律来把自己手脚束缚起来，不再前进一步吗？
马克思说得好：
“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里人的存在就是法律。”
事实上，世界上只有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国家最重法制，它是人民的法制，右派分子是不喜欢这种法制的。
就我们立法工作说，由于有了解放区一、二十年的经验，由于有了苏联的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先进经验，我们的工作是顺利的，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缺点是有的。
许多人对于我们立法工作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和期望，我作为参加立法工作的一个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欢迎。
右派分子的唯一出路——切实交代，重新做人
（三）右派分子对于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极端无耻的造谣和污蔑，说我们是漆黑一团，梦想在中国制造出一个匈牙利事件。
于是他们利用百家争鸣和整风的机会，四出活动，到处点火，推涛作浪，想造成天下大乱。
可是在人民的愤怒反击中，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黄绍竑等等右派分子，已逐渐露出了丑恶的原形。
特别像右派分子巨头章伯钧，就是一个最狡猾的政治骗子，他一向把自己吹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其实，充满于他的脑子，只是美国的商人哲学、英国的议会政治和中国旧时代的黄老权术，这是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
他的一系列的反动言行，各方面都在进行揭露，我就不再多说，至于他的私人道德的恶劣，虽在旧社会也不能容。
他曾有一个时期，竭力把这种思想掩蔽着，可是，他眼看社会主义革命已取得伟大的胜利，他的反动的情感激动起来了，在波匈的事件发生后，他认为时机已到，便大肆活动。
一面和罗隆基结成联盟；
一面在农工民主党内，把他左右一些民愤极大、罪恶多端、甚至与特务有联系的人，扶植起来，把持农工民主党的领导，在共产党整风期间，派出骨干，四出点火。
仅就北京一地来说，不过一个月光景，就由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会召开了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二十余次，向卫生、科学、文教、政法等六个方面点火。
这些年来，虽然我对于章伯钧的错误的思想和行为，曾进行过斗争，而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竟发展到这种程度，却没有得到及时的揭发和批判，作为农工民主党中央负责人之一，我也要负有一定责任。
现在，农工民主党对于以章伯钧为首的右派分子，已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事实证明：
农工民主党中大多数人是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坚决走社会主义的路。
右派分子，很明显，现在已经孤立了。
他们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必须彻底交代出各种阴谋活动，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否则，不仅农工民主党同志，全国人民都同他们继续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把四川水利的巨大潜力开发出来
陈离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以及其他各位国家领导同志的报告，这些报告完全证明我们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还在01日千里的发展。
这些辉煌的成就是和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我们必须实事求是首先把成绩肯定下来。
而右派分子却完全抹煞事实，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描绘得一团漆黑。
他们恶毒的发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恢复万恶的资产阶级的统治，重新奴役人民，这是全国人民决不能容忍的。
我在四川搞了几年水利工作，我想简要的谈一谈几年来四川水利方面的发展情况，用铁一般的事实来回答右派分子对党、对人民的诽谤。
四川位于长江上游，气候温暖（年平均温度16°—20℃），雨量丰沛（年雨量平均一千公厘），物产丰富（水稻、苎麻、油麻的产量均占全国的第1位），人口众多（约七千万人），古称天府之国，确实名不虚传！
它蕴藏着很丰富的水利资源，经我们查勘测量在长江干流上选择有地形地质适宜于筑高坝的有三峡等水利枢纽；
在支流的嘉陵江、岷江、金沙江、乌江亦选有二十多个水利枢纽。
长江水利委员会在苏联专家们帮助下，正在作长江水利和土地资源综合利用的流域规划，这些枢纽兴建，将对我国防洪、发电、灌溉、航运等事业起着巨大的作用。
长江在四川境内的大中支流共有八十多条，加上小河山溪，数以千计，都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水利资源，可以供我们灌溉、发电、航运等事业充分利用。
我和苏联专家们几次到四川查勘时，他们看到岷江、嘉陵江、乌江等支流向我们说：
“你们不要把它们当着一般支流看待，它们本身就是一条大河流，被长江把它们形容小了，它们潜在着很大的力量，开发出来，大大有利于国家建设。”
这样美丽、肥沃、富庶的四川，在解放前怎样？
贪污，土劣压迫剥削，军阀混战，土匪横行，弄得农村破产，民不聊生。
人民过着惨痛生活。
大家知道，中国有句老话，“民以食为天”，要改善人民生活，必须大量增产粮食；
要发展工业，必须增产工业原料。
水利建设对粮食和工业原料的增产，与肥料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解放前，农村生产破坏情形，我举出四川水利的例子来说一下。
根据近几十年的统计，解放前全省的灌溉面积，不但没有增加，而且还有减退，很多群众性的水利工程，因多年失修而被荒废。
著名的都江堰工程，号称三百万亩的灌区，在解放前夕，实灌面积不及二百万亩。
由于水利失修，水旱灾害，日趋严重，1937年、1940年的大旱，为患之烈，是四川历史上罕见的。
解放后几年来，四川省的水利建设，有了空前的发展，七年的丰收对国家统筹支配粮食，救济灾区省份人民有了极大的贡献。
在1949年灌溉面积才占全部水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计一千一百万亩，到1957年已达到三千六百余万亩，使现有水田的百分之六十四都有了灌溉保证。
八年来，灌溉面积增长了两倍以上，仅1956年一年就修建了水库、塘、坝六万八千座，大小渠道二万八千条，扩大灌溉面积一千零三万亩（其中包括旱地浇灌一百余万亩），差不多相当于解放前几十年灌溉面积的总和。
古老的都江堰灌区，也随着人民的解放获得了新生，发挥了它历史上从来没有发挥过的作用。
我们不但将原灌溉渠进行了整修，修建了新式的节制设备，而且扩建了官渠埝（全长八十多公里，横跨蒙阳河、小石河等十余道河流，大小建筑物七百余座，灌溉面积一百二十九万亩），西河（面积八十四万亩）、东山（面积五十六万亩）等新的灌区。
目前灌溉面积已由1949年的二百万亩扩大到五百四十万亩，使成都平原真正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粮食和油料基地。
几年来，我们在山区、丘陵地区采取民办公助、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的办法，修建了数以万计的水塘、水库，大大防止和减轻了这些地区水旱灾害的威胁，保证了农业生产的稳定上升。
由于兴修水利的结果，仅一九五六、一九五七两年，全省即增加了双季稻面积八百余万亩，阆中、南部、苍溪等地去年谷子含苞时，有四十多天没有下过透雨，但因有了塘堰水利设施，进行灌溉，水稻不但没有受旱，反而比前年增产了。
宜宾县临江社1956年修了临江堰，使全社九百五十亩田有百分之八十二种上了双季稻，平均每亩产量达到七百零五斤，增产百分之五十以上，南溪县刘家乡川底坝是块山间洼地，每逢洪水季节，积水常常一两个月不退，解放前曾经有一次淹没了半年，积水才退，颗粒无收。
1956年春，在乡支部的领导下，以四十五天的时间完成了横山堰六个，输水沟一条，消水洞二个，使连年被淹的川底坝，获得了空前的丰收，增产了稻米一万四千余斤。
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完成，由于大规模的兴修水利，结合其他农业措施，使1956年的粮食增产量有了显著的增长，比1955年增加了百分之十，比解放前的1949年增加了一百六十三亿斤，比历史上的最高产量年份1938年增加了一百零二亿斤。
一年中，供应了商品粮一百二十亿斤，支援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四川省的农田水利工作是在认真贯彻中央的依靠群众，因地制宜，费省效宏的原则下进行的。
根据调查材料，修建山塘及水库，每亩负担材料费不过一至二元（根据资中县七个小型水库的统计材料，平均每亩负担材料费为一元零五分），出工十至十五个劳动日。
即以灌溉面积达一百三十余万亩的官渠埝工程，每亩负担工程费也不过两元。
四川省农田水利工程造价，所以特别低的原因，主要是能够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充分发动群众力量的缘故。
如在水库工程中，普遍推广的石卧管、竹管和木管，一般要比混凝土管便宜五倍到十倍。
管渠埝工程中，总结当地群众经验，大量采用卵石修建涵洞、渡槽、分水建筑物，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一般较用钢筋混凝土节省工程费用四、五倍，而且大大的缩短工期，减少了钢材、水泥需要的数量。
又如在一些工程上采用折折式闸门，扇形闸门以及人造水泥等都达到了费省效宏的目的。
为了解决技术干部不足的问题，几年来省水利厅和各专、县采取搞示范工程，组织参观、实习，办短期训练班等方式培养农民水利技术员一万余人，充实了基层的技术指导力量，对开展工作，保证质量，起到很大作用。
关于工程质量问题，是前一阶段争论最多的问题，根据最近实地调查的情况来看，我们工作中是有些缺点的，但根据调查材料的分析，真正属于质量不好的占总工程数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七；
其它一些缺点，是由于管理养护不善等原因所造成。
如仁寿中农乡共有圹六十九口，经实地调查研究，其中由于设计或施工注意不够，确实质量低劣的仅四口，占总圹数的百分之五点八；
由于无人管理，或者有专人而流于形式，以致养护不好，造成漏水，滑坡的有四十口，需要加强管养。
该乡去年10月已整好二十三口，共花工九十九个，平均每圹仅花工四点三个。
又如资中凤凰乡共有圹一百一十五口，经调查后，其中确实质量不好的，只有三口，占百分之二点六。
又如梁平县巨奎乡一百四十四口圹的调查，质量好的一百一十八口，占百分之八十一点九；
有些问题，需要整修的二十一口，占百分之十四点六；
质量低劣，发挥作用很小的五口，占百分之三点五。
因之我们完全有理由肯定，四川省几年来水利工作成绩是巨大的，是主要的，而缺点是个别的。
当然，我们决不能满足已有的成就，也更不能忽视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今后四川省的水利工作，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一、当前全省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稻田没有灌溉设施，而已有灌溉设施的水田中，约有半数抗旱能力不足，特别是以前所修的一部分较小工程，原来多系根据一季田渗水设计水量，目前随着双季稻的扩展，复种面积的扩大，需水量平均要增加百分之三十以上，这就需要有新的工程来补充。
其次，四川省半数以上的耕地是种植旱作物的，这些作物以前是很少进行灌溉的。
但根据近两年来的典型试验，一般浇灌过的棉花、小麦、玉米要增产百分之二十左右，有的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这方面发展的潜力还很大，应当继续贯彻中央的水利建设方针，积极进行。
二、四川省只要水利获得保证，扩大复种面积，改种双季、三季作物以及旱地灌溉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潜力还很大，估计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单季稻改双季稻一千万亩，每年即可增产二十亿斤，旱地改水地四百万亩，可增产十亿斤；
旱地水浇一千万亩，可增产七亿斤；
冬水田改灌溉水田，加种一季小春一千万亩，可增产十亿斤；
仅这四项合计就可增产粮食五十亿斤左右，这是增加粮食产量的一项重要措施。
三、四川省雨量丰富，河流众多，但由于地形关系，一般是坡陡流急，水低田高，利用率不高，今后结合水力发电发展机械提水灌溉是一个重要方向。
据调查材料估计仅岷江、嘉陵江、乌江、雅垅江水力储藏量即达八千余万瓩，而中小型河流及灌溉渠道中适于发展农村水电站的就有四十五万瓩，这些宝贵的水利资源，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发出来为人民造福。
在最近几年内，根据国家的财力和物力条件，可以先搞一些中型和小型的水电站和抽水机站，同时应特别注意结合生产，加强管理，降低成本。
如崇庆县安乐乡胜利农业社水电站，1956年建站，发电量十瓩，由于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大大的降低了建站费用，这个电站的拦河坝是用竹笼卵石作的，水轮机是木制的，电杆是用旧料，烧料由部分生树代替，厂房利用拆的旧屋料修建，整个工程投资为一千三百六十二元九角，除去社员出工和自筹器材外，实际现在开支只有四百三十一元（发电机三百二十元未包括在内），他们在建站过程中，采取先打米后发电的方式，利用水轮机直接带动打米，两个月时间，就净增益一千四百三十五元，而社员替粮库装卸搬运粮食的收入五百七十九元，以及女社员在电灯下替供销社织麻线的收入还不在内，他们今年还陆续添置电动锄草机、磨面机等，同时对合作社照明省油的效用亦大，是值得提倡的。
四、如何作好现有的三千多万亩工程的管理养护工作，也是当前一个重要问题，首先应当充实基层的组织机构，无论如何要作到不论大小工程都有专人管理，能够经常进行检查，修补，保养，才能保证工程的正常使用。
对于农业合作社管水人员和水利委员会管理处的脱产干部，应当加强政治教育、技术领导和其他办法，以充分发挥他们在工作中的积极性。
新法泡田和合理灌溉工作，近两年来，四川省也作出了一些成绩，不过还限于重点地方，没有全面推广，今后要注意组织推广工作。
五、四川省部分地区水土流失情况相当严重。
一般复盖情况是：
周围大山较好，深丘陵地区次之，而腹心地区最差。
在遂宁、江津、温江、南充、内江等专区，山坡被大量开垦，树木砍伐特多，水土流失情况相当严重，不但严重影响当地农业生产，而且对下游水库使用寿命极为不利。
金堂县三星乡在未进行水土保持工作前，全乡坡地每亩平均年产量仅一百五十斤，小春全是坑地，颗粒无收，如稍遇大雨，还会形成洪灾，连最低产量也难保证。
全乡从1952年开始进行水土保持，坡地改梯地，提高了土地的抗旱保肥能力，每亩增产一百斤以上。
不过几年来四川省水土保持工作，还限于重点试验阶段，今后应当逐步的向面上推广。
以上意见，请各代表批评指正。

贵州的政治经济文化飞跃发展
欧百川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并请大会予以批准通过。
这次会议我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提高了我的思想。
回忆我在贵州帮助党整风的时候，发表的一些言论是有错误的，由于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狭隘地方民族主义思想的作祟，对于党员干部同党外人士合作中的问题，我认为只是党员干部的毛病造成的；
在民族工作上，我常常提出了过高过急的要求，夸大了缺点，抹煞了成绩。
这种不从实际出发、不从整体出发的态度，正说明我的立场观点尚有问题。
经过学习毛主席的报告及自己初步的思想检查，使我初步认识到这些错误，今后尚须继续检查，改造我的思想。
现在，我就贵州的工作情况发表一点意见。
短短几年间的巨大变化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省份，解放前是一个极为贫穷落后的地区，由于反动统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各族人民长期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完成了土地改革，去年我省又在全省范围内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农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
去年是实现合作化的第1年，虽然全省有十二县遭受了严重旱灾，由于发挥了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终于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获得了空前未有的丰收，粮食增产十一亿斤，较1955年增产百分之十三以上，这是解放后增产幅度最大的一年。
由于生产不断发展，人民生活获得了很大改善。
在解放前，贵州是一个缺粮的省份，要从外省运进粮食，从土地改革完成后，这种情况改变了，自1952年起至1956年底，我省共运出十五亿七千万斤粮食支援国家建设。
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同样有了很大发展。
去年进一步推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根据各少数民族聚居情况，建立了两个自治州、两个自治县（连原建立的共有三个自治县）和一百一十四个民族乡，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加强了，大大发挥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
几年来，政府积极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生产，发放了无偿农具、农业贷款和各种救济粮款，使民族地区生产得到不断发展。
特别是在去年我省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后，各民族自治地区都获得了增产，黔南自治州（包括三都自治县）去年粮食增产百分之十六；
黔东南自治州增产百分之七以上；
威宁自治县增产百分之十二点五；
松桃自治县增产约百分之十一。
几年来，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就是原来极为贫穷的高寒贫瘠地区，各族人民的生活也大大改善了，据高寒贫瘠地区的威宁等十一县的统计，1950年粮食产量七亿一千二百万斤，1956年增加到十二亿三千四百万斤，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三点三。
又据威宁等五县调查，1952年每人平均买布一尺二寸三分，1956年每人平均买布九尺七寸，增加了七倍多；
1952年每人平均买盐半斤多一点，1956年每人平均买盐三点五斤，增加了五倍。
经过短短几年来的努力，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落后的面貌已经起了显著的变化。
贵州各族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过去很多人过着的那种没有粮食吃、没有盐巴吃、没有衣服穿的悲惨生活根本改变了。
那些右派分子叫喊“少数民族地区合作社办糟了”、“人民生活没有改善”的荒谬言论，是在企图挑拨我们少数民族和党与人民政府的关系，破坏民族团结，反对社会主义。
铁的事实把右派分子的阴谋粉碎了。
我们的合作社办对了，办好了，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
合作化给各族人民带来了幸福，各族人民正在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胜利前进。
注意山区少数民族特点
在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合作社发展很快，我们对民族政策宣传教育不够，有的少数民族地区曾经发生忽视民族特点的毛病，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照顾不够，把不该入社的“麻园地”、“采花坡”、“祭祀田”、“棉花地”、“牯？
牛”等入了社，自留地也太少，在全省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后，已经基本上作了纠正；
但有的地区对少数民族生产的特殊需要还照顾不够，如对少数民族按照他们不同的习惯，他们生活必需的糯米、棉花、麻、蓝靛等，没有列入生产计划统筹安排；
有的在生产时间上对民族节日照顾不够，如对苗族“04月八”、布依族“祭山”、“祭秧田”等节日，没有在安排生产时适当留出他们过节时间；
在民族联合社中，有的没有按照各民族都应有相应比例的原则来安排社干，对于人口少的民族照顾不够，这些缺点还必须继续检查纠正。
有的经济部门执行价格政策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土特产品和经济作物的价格偏低；
有的购销差价过大；
有时还有压级压价的现象发生，这对生产不利，需要逐步适当加以调整。
此外，我省高寒贫瘠山区，也就是大部分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虽然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土地贫瘠，耕作技术落后，作物的产量还很低，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还远远落后于我省中心地区。
我们过去在工作上对这些地区的特殊困难照顾还不够，为使这些地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逐步地改变其落后状况，必须进一步加强领导，政府还应继续给予帮助和扶持。
发动这些地区各族人民自己的力量，进行艰苦的劳动，贯彻“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方针，进一步发挥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
在保证粮食增产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副业生产，例如望谟的青麻，威宁的畜业品，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林业副业产品和土特产品等等。
这样就可以逐步地改变这些地区的落后面貌，各族人民的生活也将随着生产的发展得到进一步提高。
交通、工业、文教事业的发展
我省交通极为不便，发展交通事业是促进山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几年来，我省修建公路和简易公路二千六百六十四公里，比解放前全省公路增加百分之七十四，少数民族地区修建了一千四百八十公里，使贵州的交通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促进了物资交流，许多土特产品得到了销路。
但是，贵州的公路仍然很少，交通不便仍是很大的困难。
目前还有些边沿县不通汽车，使边沿地区的许多土特产品还运不出来。
必须逐步地发展这些地区交通运输事业。
今后政府还应该继续投资修建一些公路，并继续发动各族人民多修建一些乡村驿道，发展畜力运输，逐步改变交通闭塞的状况，促进这些地区经济发展。
大家都知道，贵州的工业是十分落后的，解放前几乎是没有什么工厂。
解放几年来工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也建立了一些小型加工工厂。
但工业仍然是很落后，贵州是有条件发展工业的，地上地下的资源都很丰富，少数民族地区也有着丰富的矿藏，林产品、棉、麻、毛、皮革等也都适宜发展轻工业。
今后，应该进一步发展地方工业，多开办一些中小型轻工业。
同时，我们希望中央有关部门今后在贵州安排一些工业项目，帮助贵州发展工业建设。
今后新建企业和扩大企业时，我们还应当多注意吸收一些少数民族人民，培养少数民族的工人参加工业建设工作。
由于生产的不断发展，我省文化教育事业也有很大发展。
1956年大中小学在校学生已达一百五十多万人，较1950年增加了八倍半；
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已达三十四万多人，较1950年增加了十四倍半。
在文教工作上，今后还要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加强劳动教育。
同时，由于我省教育事业原来很落后，学校和学生人数的发展比起先进地区来还是少，少数民族人民文化更为落后。
今后，还需要逐步地继续发展，在边沿的少数民族地区还要适当地增设一些学校，并有计划地加强培养少数民族的各种专业人才。
肃反运动的伟大胜利
我省肃反运动，由于坚决贯彻执行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充分发动了群众，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在肃反斗争过程中，由于群众对反革命分子的义愤，斗争了极少数虽有罪恶，但可斗可不斗的人，甚至错斗了个别完全不应斗争的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同时，一经发现就坚决作了纠正。
但是，在已经结束肃反运动的地方，有的单位还发现了有漏掉的反革命分子，据贵阳市市级机关的检查就漏掉了十三个反革命分子，如贵阳市粮食局反革命分子张莲安，解放后当土匪营长，杀害革命干部三名，于1952年镇反时改名换姓，伪造历史，混入粮食局做工人，假装积极，后被提为干部，该局在肃反运动结束后，才发现他的真实姓名，经调查证实他是一个有血债、有民愤的反革命分子；
省化工公司反革命分子贺钰河，抗战时曾参加我游击队，后投敌叛变，充当日伪汉奸和密探，由于他告密致使革命干部和农民七人残遭日寇杀害，也是在肃反运动结束后才发现查出来的。
又如省统计局反革命分子何运寿，解放后参加土匪，刺探军事情报，抢劫粮食仓库，任意殴打农民，群众极为愤恨，肃反斗争结束后错误的将其平反，平反后引起了机关干部和当地群众极为不满，最后才经司法机关依法进行处理。
这就充分说明了，经过肃反斗争，反革命分子虽已基本肃清，但是，事实证明反革命分子是非常狡猾的，还有漏掉的反革命分子未完全彻底肃清，建议中央公安、检察有关部门，对这种情况要特别重视。
我们应当继续保持高度警惕，继续贯彻执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在肃反斗争中，有些右派分子大喊大叫，他们说“肃反搞错了”，“大部分斗错了”，甚至说“百分之九十以上斗错了”。
这完全是颠倒是非的胡说，我要问这些右派分子，你们为什么对漏掉的反革命分子一字不提？
难道你们想要多保留点反革命分子才好吗？
你们居心何在？
你们不可告人的阴谋，我们各族人民是绝不能容许的，对于反革命分子，我们要坚决全部彻底肃清，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几年来，贵州的经济文教事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各项工作获得了很大成绩。
但由于贵州底子穷，生产水平还不高，人民生活还低，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国务院的英明领导下，加强各族人民的亲密团结，克服工作中的缺点，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我们一定能够在现有基础上获得新的更大的发展。
我们贵州原来是极为贫穷落后的地区，短短几年，就获得这样巨大的成就，少数民族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得到飞跃发展，这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办到的，我们各族人民对党衷心拥护。
我要正告右派分子，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我们是绝不能容忍的，我们和各兄弟民族人民一道坚决反对，我们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