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绝对领导保证了解放军永远为人民服务
彭德怀元帅接见北京各学校教师代表
新华社19日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今天上午接见了北京市各学校和幼儿园的二十多名教师代表。
这次接见是彭德怀元帅应北京市教育界为纪念“八一”建军三十周年而要求举行的。
彭德怀元帅兴致勃勃地和教师们交谈了三个多小时。
他向教师们介绍了人民解放军在各次革命战争中的艰苦斗争事迹和光荣传统，并且十分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的绝对必要性。
他说，有了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人民军队从成立到现在以至将来，都永远为人民服务，而不会变质。
教育工作者陶淑范、杜怡芳等人在发言中希望军队不断有人到学校去讲革命斗争故事。
彭德怀元帅接受教师们的这个要求。
最后，教师们向彭德怀元帅赠送了小学生们自作的玩具和绘画等礼品。

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1957年暑期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几项原则规定
规定的要点：
一、分批拟定计划、分批下达，争取早些分配；
二、适当补充和加强高等学校的师资和科学研究部门的研究力量；
三、分配在高等学校、科学和行政部门的毕业生，应使他们尽可能参加一定时期的体力劳动；
四、切实掌握用人部门的需要和毕业生的一般情况，注意征求学校、教师和毕业生的意见，克服主观主义；
五、作好思想动员工作，说服学生自觉地服从国家分配，在可能条件下适当照顾个人志愿；
但必须坚决纠正迁就、容忍的错误态度；
六、对这次整风中发现的少数严重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有反革命罪行的以外，一般地仍应给以生活出路和继续改造的机会。
历年来政府各有关部门对于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分配工作，曾经给予了很大的重视，工作上也每年有所改进。
但是，分配工作中也存在着若干缺点：
（1）在分配工作中，虽然一般地注意了政治条件，但是对在校学生常常没有认真地进行政治审查。
（2）由于培养干部的计划不够准确，也很难完全准确，部分毕业生的专业口径和实际需要存在着距离，使分配工作没有尽量作到供需一致和学用一致。
（3）每年毕业生的分配计划，由于采取了全部一次下达的办法，时间比较短促，各方面准备不够；
具体调配中征求用人部门、教师和毕业生的意见，贯彻群众路线也不够。
（4）在分配工作的时候，对于少数根本不顾祖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错误地坚持个人要求、甚至拒绝工作、无理取闹的毕业生，存在着过分迁就的现象。
这些缺点，使工作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并且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为了吸取已有的经验教训，切实改进毕业生分配工作，现在对高等学校1957年暑期毕业生的分配工作，作如下原则规定：
（一）今年毕业生的调配计划，应该采取分批拟定计划，分批下达，并且争取能够早些分配的原则进行。
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拟订毕业生分配计划草案，高等教育部负责根据经委所拟订的计划草案制订具体调配计划草案。
调配计划草案拟好一批即下达一批。
学校和有关部门接到调配计划草案以后，即应该按照草案进行酝酿动员，作好调配和派遣的准备工作，俟经委和高教部对各项专业毕业生的调配计划全部订出，并且报经本院核准后，再由高教部正式通知各学校和用人部门开始派遣和接受。
（二）根据国家建设的长远需要和目前的实际状况，补充和加强高等学校的师资力量和科学研究部门的研究力量，是一项迫切的任务，今年分配毕业生的时候应该予以适当的重视。
分配到高等学校作助教、研究生的和到科学研究部门作研究生、实习研究员的学生，应该保证必要的政治和业务的质量。
（三）分配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和行政机关工作的大专学校毕业生，各单位都应该注意使他们尽可能地先到工厂、企业或者农业生产中去参加一定时期的体力劳动，加以锻炼，并且把这种办法逐渐地固定起来，成为制度。
（四）为了作好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应该掌握实际情况，贯彻群众路线。
在确定分配计划和具体的调配、派遣工作中，国家经济委员会、高等教育部和有关部门，应该切实掌握用人部门的需要和各项专业毕业生的一般情况，注意征求学校、教师和毕业生的意见，积极采纳各方面所提出的合理的而又能够作到的意见，克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
（五）在具体调配和派遣工作中，应该作好思想动员工作，说服学生自觉地接受国家所分配的工作，鼓励他们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对于学生所提出的个人志愿和实际困难，应该在可能条件下给以适当的照顾。
实际条件不可能照顾的，应该把国家的困难向他们交代清楚，说服他们服从国家分配。
除开国家某些缺门和急需的专业必须全部服从国家分配以外，对于其他专业学科中少数不顾国家需要、无理坚持个人要求、拒不服从分配的学生，可以发给毕业证书，由学校负责人向他们宣布，国家不再负责分配他们的工作，由他们自找职业；
但是，国家机关、学校、企业和事业只能接受国家分配的学生，不得自由录用这些自找职业的学生。
在过去分配工作的时候，有些部门和学校对这类少数学生一味迁就，容忍他们长期住招待所，不做工作，并且经常无理取闹，散布不良影响。
这种迁就和容忍的态度是错误的，必须坚决加以纠正。
（六）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发现高等学校（包括中等技术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本届毕业生中有极少数思想行为严重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对于这种分子，一般地国家仍应该给以生活的出路和继续改造的机会。
他们之中，凡是考试及格的，同样发给毕业文凭；
凡是考试不及格的，不要留级，只发给结业证书。
对本届毕业生，各校都应该根据他们的日常表现，特别要根据这次整风运动最后的表现给他们作出政治审查结论。
今后每届毕业生，都应该作出政治审查结论。
其中思想行为严重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了有反革命罪行和违法乱纪行为的应该依法判处劳动改造或者劳动教养以外，其他都应该给以工作考查。
考查的期限可以分别定为一年、两年或者三年；
考查期间，分配他们做辅助工作，不给名义，不正式评级评薪，只给以生活补助费。
他们之中错误严重的，应该留校考查；
其他则由国家统一分配，由用人部门负责考查。
如果他们不愿意或者不服从国家分配，可以由他自找职业，由他们所在地区的政府机关负责考查。
以上各项原则规定，应该由国家经济委员会、高等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制订具体计划执行。
关于各类中等专业学校1957年暑期毕业生的分配问题，由各主管业务部门参照上述原则规定，订出计划执行。
1957年07月17日

工商界要在反右派斗争中继续改造
荣毅仁、盛丕华、刘靖基、向德、黄长水、邓季惺检查自己的错误
据新华社19日讯在今天举行的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中央常委联席会议上，荣毅仁、盛丕华、刘靖基、向德、黄长水、邓季惺等六人对自己这次在帮助共产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的错误言论以及资产阶级立场和思想进行检查，并展开相互批评。
下午，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钱孙卿也在会上作了交代。
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荣毅仁首先发言，他通过一些具体事例，检查了自己由于存在着浓厚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以致产生了许多脱离党的领导和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行动。
荣毅仁检讨他同情过章乃器的言论，扩大了党同工商界的矛盾，现在清醒过来了
荣毅仁首先检查了他在去年民建二中全会时，大家与章乃器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等问题展开斗争时，他为章乃器提出的会内有宗派的说法所迷惑，认为自己应该置身事外，对于别人指名道姓地批判章乃器，心里就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人身攻击。
当民建几位同志为了团结争取章乃器邀他一起去和章乃器说理时，章乃器又向他们提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的荒谬言论，而当时他却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革命的一面也有不革命的一面”。
他说，由于他强调了民族资产阶级有爱国的一面，再从爱国来肯定它“爱社会主义”，而没有了解没有党的教育，不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是不可能爱社会主义的。
他说，“我的这种看法，说明我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感情和资产阶级立场，这个立场是站在和章乃器共同之处的，因此在那场斗争中，我不仅没有成为助力，实际成为斗争中的阻力”。
荣毅仁接着检查了今年05月他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四明堂药局公方代表刀伤私方经理的事件。
他说，这件事提出是可以的，但是由于他的立场观点不对，把这样的个别问题夸张了，用小题目做大文章，他在“要发扬民主必须要维护法纪”的大原则下指出这件事，并且“将”了中共上海市委第1书记柯庆施、副市长许建国的“军”，要求他们立即处理这个问题。
他说：
“由于我的这个发言，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扩大了工商界同党与政府的矛盾，在效果上是为工商界帮了‘倒忙’。”
荣毅仁还检查了他存在着个人偏见，从个人喜爱出发以致打击了工商界的积极分子等等错误。
荣毅仁接着谈到由于他的严重的资产阶级感情和立场，右派分子章乃器曾对他进行种种争取、拉拢活动。
他说，章乃器去年到上海视察时，要求上海市工商联和民建会为他邀集一个座谈会。
章乃器在会上发表了长篇反动言论，鼓励工商界“抬起头来”，说工商界在全行业合营后还没有“抬头”，在那个会上章乃器还以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为幌子来恶毒地污蔑和攻击党的领导，他想把上海这个私营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抓在手里，作为他的“政治资本”来向党进攻。
荣毅仁说，章乃器那次在上海的活动是找到了“市场”博得了“掌声”的，在上海工商界中留下了很坏的影响，以致在民建二中全会关于章的问题，作出决议后，上海工商界对这个决议的讨论是不重视，他自己也是如此。
荣毅仁还揭露在今年03月全国人民政协举行全体委员会时，章乃器在休息时对他说，“民建二中全会应重新估价，加以检查。”
会议期间的有一天晚上，章乃器先去看了胡厥文然后又去看他，和他谈到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
两面性是各个阶级都存在的；
脱胎换骨是唯心主义，是“超凡入圣”“抽筋剥皮”等一系列谬论。
荣毅仁说，“章乃器为什么那时找我谈这些问题呢？
今天看来他是在为他的反动论点找市场，特别是先找胡厥文再来找我，这说明他企图在上海工商界的领导层中找寻‘支持者’和‘同路人’，结合他去年在上海的罪恶活动及向我的‘游说’，说明他想先铺底子后拉上层，抓牢上层再发展基础，而最终目的就是伺机而发，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荣毅仁说：
“由于我的浓厚的资产阶级感情，和章乃器有了共同之处，还认为他是有学问的，不知不觉地帮助他活动，我曾经好几次和民建中央负责同志谈，他有‘才干’，要团结他，我忘记了只有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才能团结，和一个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那里谈得上团结呢？”
荣毅仁说：
“现在我清醒过来了，我要坚决在反右派斗争中锻炼自己，感谢党在我危险关头向我大喝一声，使我能猛醒回头，不致离开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荣毅仁还表示感谢民建和工商联对他的批评和帮助。
盛丕华说：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斗争中容易有温情主义，这对斗争是不利的
民建会中央常委会副主委、上海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盛丕华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他说：
“在反右派斗争中同时也是能够教育自己的，这一点我的体会是很深的。
记得去年民建会召开二中全会的前夜，在民建中央常务委员会上对章乃器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问题，展开了斗争，在讨论中我是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的，但当决议草案提付表决的时候，我没有举手”。
这次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座谈会上，在我发言中曾经谈到：
“我认为工商界是有两面性的，但别人说没有，我也不反对。”
这一句话我知道错了，所以在民建会和工商联的常务委员联席会议上提出收回了。
盛丕华说：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曾经有同志对我去年民建会中常委表决两面性问题时没有举手，提出了批评。
起初我觉得这是同志们对我的误解。
但经过反右派斗争中不断的互相启发，自己也深入分析，我才认识到虽然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在私营工商业改造高潮之后还存在两面性，但我并没有将这一问题提高到有关工商界接受改造的原则性地位来认识，因此在今年的发言中才会有‘我认为有两面性，别人说没有，我也不反对’的说法，才会在去年表决时不举手。
这说明我对于站稳社会主义立场，有时也是会模糊的。
如果没有这一次反右派斗争，对于这样一个原则性问题的重要性，不可能使我有如此深刻的认识。”
盛丕华最后说：
“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并不是很容易的。
反右派斗争，不仅是为了粉碎右派分子的反动阴谋，也是我们自己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很好的锻炼。
我们这样的人，在斗争中容易有温情主义，这对斗争是不利的。
这一点值得我们警惕”。
刘靖基、向德、黄长水、邓季惺表示要在自己身上消毒，加紧自我改造
民建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委刘靖基检讨说：
这次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使我受到了一次无比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我要把这次教育在我身上起消毒作用，把右派分子作为镜子，照一照自己。
刘靖基检查了五点事实，认为自己过去的一些错误言论，与章乃器等右派分子的谬论一脉相通。
如今年03月，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建议，在有条件的企业中，如果又有一定条件的私方人员，希望国家多加培养，可以不必派公方代表，即由这些私方代表，在企业党委和专业公司的领导下，担当全厂行政领导工作。
他说，这个论调虽然兜了个圈子，其目的也还是不要公方代表，和右派分子要求撤出公方代表的主张，同样是荒谬的。
再如他一再强调，工商界生产资料交出后，特别是实行定息后，资本家和生产资料的关系已发生根本变化，国家应对私方人员多加培养，使他们能在重大责任中得到锻炼，并认为不派公方代表就是对私方人员更好地培养、锻炼的好机会。
他还一再强调尽量提拔职工为行政领导。
而实际上是把提升职工作为私方人员的陪客，还是看不起劳动人民。
刘靖基揭发，解放初期，他在上海搞劳资关系的工作的时候，章乃器曾对他说，现在劳资对立，等于一本书，过去向右卷得太多了，一直放不平；
现在工人把你们资本家压下来，等于把书向左卷，捏在手上。
他还揭发了章乃器在民建会内的小集团成员之一林涤非，在民建会二中全会上企图拉拢他和民族资本家进行麻醉、挑拨的事实。
湖南省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向德检讨了今年05月他在湖南省政治协商会上的错误言论。
他那次发言的题目是：
“是什么阻碍了工商业者积极性的发挥？”
他在发言中说，党员的宗派主义相当严重，“党员好做官”以及有些单位在公私关系中强调阶级关系，以阶级成见看人；
政府不关心私方人员疾苦等；
而对工商业者应加强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一句未提。
向德说，这些言论，助长了工商业者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使他们离开党和政府；
不是加强工商业者的自我改造，而是放松工商业者的自我改造。
向德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说：
“鸣”“放”开始时，我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感情，一听到私方人员如何困难的话，即不加分析，作为发言资料。
没有考虑是否影响到私方人员消极一面的发展。
我这次的错误，是立场的错误。
向德表示要先在自己身上消毒，去腐生肌，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黄长水认为自己的错误，主要是口头上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但碰到具体问题就忘掉了。
他说他在5月17日中共广州市委会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曾说一般小型企业有了党支部、公方代表、工会、团支部，又有生产管理委员会，层次太多，对工作不利，希望市委会考虑对某些条件不够的小型企业是否都要设立党支部。
他说他现在认识到这种提法是错误的，是对党重视和依靠不够的一种表现。
做了右派分子的代言人。
他表示今后要加强改造，彻底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邓季惺今天就她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上，向政府提出发行“公私合营企业国有化公债”的建议，进行检查。
这个建议就是要政府发行一种公债给资本家，把私股股票收回，然后把合营企业改为国营。
她说，这个建议是错误的，已经向中共中央统战部申请撤销。
邓季惺检查她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错误地认为全行业合营以后，合营企业中存在阶级矛盾主要是由于定息制度还存在的原故，而没有认识到是由于剥削还存在，阶级关系还存在。
邓季惺还批判了她的“定息与私有制产生的利润不同，因为个别企业没有盈余也支付定息”的说法。
邓季惺说，八年来担任民建中央常委会宣教委员会委员，同章乃器在一起开会的时候比较多，中了他的毒素比较深，因此同章乃器的谬论起了共鸣。
邓季惺对她自己的错误言行并没有认真检讨。
邓季惺在检查自己以后，还揭发了章乃器几件事。
她说，去年08月浦熙修到北戴河住在罗隆基处，看见章乃器常常在夜间找罗隆基密谈，究竟同罗隆基商量了些什么？
邓季惺还说章乃器曾经说，如果政权轮庄，轮到民建时，他一定会被陷害。
他应该交代“政权轮庄”的办法，是否同章伯钧、罗隆基密谋过？
今天发言的还有巩天民、经叔平、胡子婴、汤蒂因、王光英、黄炎培、陈叔通等人。
黄炎培说，希望大家继续以治病救人的态度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改正错误，发表了错误言论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检查。
陈叔通说：
我们都是在旧社会过了几十年的人，旧的思想根深蒂固，同时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个翻天复地的变革，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因此不要因为犯了错误就失去信心，犯了错误自己回头，还是可以走上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右派分子钱孙卿在交代中说“我走上了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上述人士发言以后，受到江苏各界人民严厉批判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钱孙卿，接着对自己的反动言行作了交代。
钱孙卿一开始就肯定自己过去的言行是一贯反动的，对于党和人民带来了很坏的影响和危害，已经走上了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钱孙卿说，解放以后，他虽然也参加了历次大运动，但都是应付过关，在情绪上和思想上还是抗拒改造的。
今天检查，自己所代表的只是一小撮封建地主和落后工商界的不法利益。
如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曾有“苏南无大地主，不同于苏北”，“土改运动是不是太过火”等荒谬的看法；
在“五反”运动中，为被捕的奸商喊冤；
在“镇反”、 “肃反”运动中，看到熟识的人被镇压了，就不满意这些运动，最突出的是为汉奸钱凤皋、奸商赵章吉、张仁山叫冤。
最近在“鸣”
“放”中，仍然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攻击党和政府。
钱孙卿说，所有这些，证明他的反动思想十分炽烈，以至做了反动分子和地主、奸商的代言人。
钱孙卿还表示回到江苏以后，准备继续接受群众的帮助，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
接着，冷遹、刘国钧、李文杰等人批判钱孙卿不仅有极其卑鄙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有极其反动的封建地主思想。
会议执行主席李烛尘，最后谆谆地告诫钱孙卿回到江苏以后还要深刻检查，不要自绝于人民。

谁阻挠着日内瓦协议彻底实施？
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签订已经三周年了。
这个协议不仅扑灭了在印度支那燃烧了八年的战火，而且使印度支那各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权利而进行的长期斗争，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和尊重。
日内瓦协议挫败了美国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阴谋。
它是印度支那人民和世界和平力量对战争势力的重大胜利。
在过去三年之中，日内瓦协议关于柬埔寨部分，已经基本上得到了履行。
柬埔寨王国政府在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奉行不参加军事集团、不允许外国在柬埔寨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政策。
奉行这种政策的结果，柬埔寨的国际威望已经大大提高，国内人民的团结也日益加强。
至于日内瓦协议关于老挝的部分，也在逐渐实施中。
老挝王国政府和寮国战斗部队间在实施政治解决的若干基本原则上，已经获得了协议，最后解决本来已经在望，但是由于美国的粗暴干涉，老挝的和平统一的崇高事业至今还没有实现。
只要老挝王国政府和寮国战斗部队都本着和平协商的精神，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争取日内瓦协议在老挝的全部实现，是完全有可能的。
值得严重注意的是，日内瓦协议在越南的实施正受到严重的阻挠和破坏。
直到现在，越南还处在人为的分裂状态之下。
日内瓦协议关于和平统一越南问题规定的许多具体措施，至今不能实现。
三年来，越南民主共和国为了在越南彻底实现日内瓦协议，曾作了巨大的努力。
它不仅模范地执行了日内瓦协议的军事条款和其他规定，并且积极地设法为越南的和平统一创造条件。
早在1955年07月，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就按照日内瓦协议规定的期限，向南越当局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建议，要求讨论全国普选、和平统一问题。
在这以后的两年中，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又多次向南越当局写信和呼吁，要求共商实现普选和统一的大计。
胡志明主席在1956年07月，也就是日内瓦协议规定的在越南举行全国普选之期，曾经发表告全体越南人民书，号召实现日内瓦协议，恢复越南南北两地区的正常关系，和对普选问题进行协商。
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范文同也曾多次致函日内瓦会议两位主席，建议采取有效措施，使日内瓦协议在越南得到严格的履行。
可是，南越吴庭艳政权却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这些建议和呼吁，一概给以无理的拒绝。
1956年，吴庭艳集团在日内瓦协议所规定的全国举行普选的日期的前夕，一面背弃国际协议，公然宣布“不受日内瓦协议的约束”，一面在南越举行片面选举，接着又在10月间颁布了所谓“宪法”，企图使越南的分裂局面永久化。
吴庭艳集团还公然破坏日内瓦协议关于禁止向越南运入外国军事人员和作战物资、禁止对前抗战人员施行报复歧视等保障停战稳定的条款。
它不但从美国运入大量的作战物资，并且一再扩充军队。
居住在南越的前抗战人员遭到疯狂的迫害，据不完全的统计，到1956年10月为止，已有五万三千三百五十人被捕和一千七百七十五人被杀害。
为什么吴庭艳集团敢于这样公然地破坏日内瓦协议呢？
这完全是美国嗾使、支持和鼓励的结果。
美国为了把南越变成它在亚洲进行侵略的军事基地，竟然不顾它在日内瓦会议上作过的不破坏日内瓦协议实施的保证，公开支持吴庭艳集团分裂越南的活动，同时用大量的美“援”和派遣军事人员训练、武装和扩充吴庭艳的军队。
美国还竭力使吴庭艳政权同东南亚集团联系起来，以便加强对吴庭艳集团的控制，利用它来在亚洲制造紧张局势。
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多方设法干涉柬埔寨和老挝的内政，企图影响它们所奉行的和平中立政策。
美国这种行动，不仅威胁到了印度支那各国的和平和安全，也造成了对亚洲和平的严重威胁。
十分明显，在彻底实施日内瓦协议、实现越南和平统一的道路上，越南人民面前还有不少障碍，但是越南人民争取祖国统一的斗争是一定能够最后取得胜利的。
作为日内瓦会议的参加国之一，我国政府和人民对于越南人民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一向给予最大的同情和支持。
我们相信，在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支持之下，越南人民的这个愿望必将实现，美国永久分裂越南、继续干涉印度支那人民的内政、在亚洲地区制造紧张局势的阴谋，必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从山东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看
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稳如泰山
基本实现合作化后的第1年（1956年），山东农业总产值增长17％，比五年计划头三年的增长速度提高近六倍——农民每人实用口粮一年比一年多，购买力一年比一年大——农民生活比过去显著改善了，但水平仍然比较低——1956年曾发生了忽视副业和杂粮生产等缺点和错误——争取在三、五年内达到平均每人占有七百斤粮食——右派的言行不过是泰山上的几根毒草——我们对善意的批评和恶意的攻击是能够分辨的
赵健民的发言
在这次会议中，进一步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听了周总理和其他负责同志的报告。
我同意和拥护这些报告，并坚决贯彻执行。
现在我就山东省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问题谈一些意见。
我省已经入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六点二，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四点二，从而改变了几千年来个体小农经济的面貌，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虽然1956年部分地区遭到严重自然灾害，但农业生产仍然获得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二百九十三点五亿斤，比1955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七，超过战前最高年产量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七，超过第1个五年计划水平的百分之二点九。
农业总产值约五十一亿元，比1955年增长百分之十七，约比第1个五年计划前三年增长速度百分之二点二提高了近六倍，这充分显示了合作化的优越性，显示了党和政府在农村工作中的巨大成绩。
根据1956年五十三个县、市，七百四十六个农业社收益分配的典型调查估算，全省有百分之六十三的社员比1955年增加了收入，有百分之十四的社员不增不减，有百分之二十三的社员比1955年的收入有些减少。
绝大部分的贫农和下中农都增加了收入。
减少收入的，大部分是富农和上中农，他们过去的收入比贫农高的多，在合作社初办的第1年，没有基础，有的还遭到灾害，减少收入也是自然的情况，三、五年的老社情况就不同了，上中农的收入也有增加；
其次有些重灾区的社员收入减少了；
再是部分社经营管理不善，铺的摊子大，浪费大，也造成了社员收入的减少。
应该看到：
1956年是几千年来个体小农经济基础大变革的一年，千家万户的个体农民刚凑在一起，底子薄，农民还不习惯，干部还缺乏经验，社内各项工作制度尚未就绪；
特别是有些社头一年就遭到严重自然灾害，在这种情况下，绝大部分合作社增加了产量，这是一个巨大的成绩！
现在农民的生活究竟怎样呢？
我们山东是一个人口多、土地少的省份，粮食产量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农民生活比别的省份还是低的。
但是比较过去，农民的生活是有了显著改善。
从全省农民实用口粮方面看：
据调查1954年每人全年平均口粮三百六十三斤，1955年是三百六十八斤，1956年是三百九十三斤；
而且用粮质量逐步提高。
当然地区与地区之间生活不一，高的每人全年口粮五百多斤，低的还不足三百六十斤。
农民的收入也不一样，胶东、鲁西北各技术作物区每人全年平均收入一百三十元左右，而鲁中南每人全年平均收入六十五元左右，棉区和烟区每人收入约大于粮区的百分之二十五。
从农民购买力方面看：
1950年每人全年平均十六点零四元，1952年是二十九点二九元，1955年是三十七点六九元，1956年是四十二点一六元；
1956年农民购买力比1950年增加了一点六三倍（购买力中包括购买生产资料）。
从农民穿衣服方面看：
旧社会有百分之六十左右的农民穿补钉加补钉的衣服，有六十年的棉袄，二十年的褂子；
现在到农村看一看，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民穿的暖穿的好，补钉加补钉的衣服很少见。
上述情况证明：
大部分农民可以吃饱穿暖，有些农民吃的好，穿的好，还有剩余。
衣不蔽体、食不饱肚、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目前农村仍有百分之十五左右的农户生活较困难。
这些困难户，大都是人口多而劳力少和病灾户，他们的劳动所得很难维持全家的生活；
再是受灾户生活困难。
合作社刚成立，公积公益金很少，暂时只能照顾五保户，对上述户还不可能全部照顾，所以他们的生活暂时就比较困难。
这些户虽然生活上困难，但在政府及合作社的救济和帮助下，比过去还是好的；
在旧社会这些户中有的就得逃荒、要饭、出卖子女、妻离子散。
农民的生活虽然比过去有了显著改善，但就目前来讲，生活水平还是比较低的，而且生活上升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
这是因为：
（1）中国过去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底子穷、工具落后，因而生产和生活还不可能一下子提得太高；
（2）正因为上述原因，农民所创造的劳动价值低，如农民的生活消费就占了产值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五；
（3）农业生产的丰歉，目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自然条件，还不可能完全战胜自然灾害；
（4）我省人多地少，人口逐年增加，而土地不能增加，每人平均占有土地量逐年缩小，再加上经济作物面积扩大，建设用地增加，而粮食种植面积缩小了，这也是一个原因。
如我省去年约增加了一百一十万人口，每人按三百六十斤口粮计，一年即用去粮食三亿九千六百万斤。
每人每天多吃半两粮食，在生活上并看不出有什么改善，可是我省五千二百万人口，全年就得增产粮食十一亿七千万斤。
此外，我们山东的特点是地瓜多，在口粮中地瓜占了三分之一左右，如果地瓜保存不好，霉烂了，就严重地影响到生活。
有些人看不到上述全面情况，或者避而不谈全面情况，一味地批评责难，说农村工作一团糟，说农民生活苦，这显然是错误的。
当然，我们在农村工作上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
一年多以来，我们集中力量开展粮食的增产运动，而对副业生产有所忽视，因而副业收入比过去有些减少，农民感到钱紧。
其次，去年对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安排不够妥善，有些杂粮及小杂粮的播种面积比1955年减少了，如高粱减少七百八十六万亩，绿豆减少四十九万亩，豌豆减少二十六万亩，因而部分农民感到食粮单纯，有什么吃什么，无法调剂生活，并感到烧柴不足。
再是对牲畜的饲养繁殖注意不够，牛、骡、驴比1955年减少了一些。
此外，个别地区统购多了一些，供应少了一些或供应不及时，致使一部分农民粮食不够吃，生活困难。
目前仍有些三类社问题很多，比较混乱，需要大力整顿。
以上缺点和错误与我们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有很大关系的，当然也有些是属于我们工作上缺乏经验所致。
我们将继续深入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坚决克服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大力领导农民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贯彻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方针，争取在三、五年内达到平均每人占有七百斤粮食（现在是五百七十四斤），使所有农民“吃饱穿暖”，争取在十年左右使所有农民“吃好穿好”。
根据山东各方面的条件，我们很有信心达到上述要求，使农民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地更好地改善生活。
我们山东自开展整风以来，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其他各界人民，为了改进和提高党的领导，为了加强社会主义制度，给党提出了很多意见，开展了尖锐而中肯的批评，这对党的整风有很大的帮助；
虽然有些批评存在片面性，在态度上有些偏激，但动机还是好的，应该欢迎。
但是，也不能不指出：
有极少数右派分子，借帮助党整风的名义，进行别有用心的活动。
他们抓着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加以夸大、诽谤，根本否定我们工作中的一切成绩，挑拨党群关系；
他们打击、辱骂靠拢共产党的一些进步人士；
他们有的提出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要实行各党派共同领导，所谓“愚者滚蛋，贤者上台”。
有些在肃反运动中被斗争的人大喊冤枉，其中有极少数人是真冤枉，现已纠正和正在纠正中，但有些人历史上确实有罪恶，并不冤枉，他们想乘机反扑，有的并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罪上加罪。
总之他们的目的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
他们认为共产党已经“残废了”，复辟的“时机”到了，认为“共产党已经病得卧床不起”，失去知觉，辨别不出好人和坏人了。
因此假装医生治病的面孔，想一棍子打死共产党。
他们为什么竟敢如此猖狂呢？
道理很简单：
这是激烈的阶级斗争。
现在我不能不提醒他们：
共产党在六亿人民中已经生了根，是永远打不倒的！
你们的行为只不过是像泰山上的几根毒草，任你煽动吧！
要想把稳如泰山的共产党煽动倒，那是作梦！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人民翻了身，得到了解放！
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帮助朝鲜人民打退了美帝国主义的进攻，从而保卫了祖国的独立，保卫了祖国的安全建设！
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医治了战争的创伤，把祖国建设得这么强大，从而使百余年来卑躬屈膝的中国在世界上挺起了胸膛！
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正在为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
所以六亿中国人民是会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
同时也应该说明：
在我们山东最近有部分民主人士，看到我们对右派分子进行反批评，就不敢继续批评党的缺点错误了，怕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怕受打击报复。
我认为这是一个误会，是不必要的顾虑。
谁是朋友，谁是右派分子，那是善意的批评，那是恶意的攻击，我们是能够辨别清楚的。
我们恳切地希望党外同志们、朋友们，消除不必要的顾虑，大胆地开展批评，帮助党整风。
共产党绝不讳疾忌医，更不会打击报复。
就是那些右派分子，只要他们能悬崖勒马，承认错误，改变立场，拥护社会主义，党和人民仍然愿意团结改造他们，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最后，提出如下两点建议：
（一）关于移民垦荒问题。
我国需要开垦的荒地很多，内地人口稠密的省份又有充分的劳动力，因此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移民垦荒，以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
但这是一项极其繁重复杂的宣传动员与组织准备工作，各级领导上缺乏经验，投资又很大，因此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召开有关省份的会议，总结几年来移民垦荒工作的经验教训，并对今后移民工作进行细致的准备，制定出移民垦荒规划。
（二）关于防止与处理水利纠纷问题。
水利纠纷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今天以及今后随着水利建设的进展，还会不断发生因水利问题而引起的人民内部矛盾。
我省卫运河处在河南、河北下游；
淮河系统的沂沭、南运河则处在江苏上游，几年来我们在水利纠纷问题上犯过不少错误。
为了及时解决与防止水利纠纷，建议国务院制定“处理与防止水利纠纷的原则规定”，如有关两地区水利建设，在进行前必须取得双方同意的问题；
习惯法的统一认识问题；
小利益服从大利益的问题，均应有明确的规定。
我的讲话有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华侨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蚁美厚、苏振寿、周铮、伍禅、谢应瑞、马玉声、吴桓兴、吴益修、廖胜、方君壮的联合发言
我们都是华侨代表，我们完全同意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谈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关于人民生活、关于国家的基本制度和关于国内外团结等问题的全部内容，并完全同意其他各部门首长的工作报告。
我们在连日的热烈讨论当中，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在领导全国人民执行国民经济建设第1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成就是符合人民的愿望的。
这些报告正确地肯定了成绩，总结了经验，并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破坏阴谋以无情痛击，这些报告指出我们的初步成就已经为祖国第2个五年计划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谨向党和政府表示最衷诚的感谢。
祖国飞跃前进华侨扬眉吐气
和全国人民一样，华侨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关心的。
可以这样说，这些成就的每一项胜利消息，都是使国外一千三百万华侨和国内一千万华侨家属欢欣鼓舞的最重要源泉。
特别是当我们回忆到解放前祖国国际地位何等低落，封建军阀和买办阶级的反动政府只知媚敌求荣，丧权辱国，我们的锦绣河山，变为半殖民地，海外华侨长期蒙垢怀惭，悲愤填膺。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从落后的状态飞跃前进，变为能够自己制造喷气飞机、汽车、精密仪器、工作母机；
自己建筑了伟大的长江大桥和鹰厦铁路；
我们的工业建设速度甚至联合国也不得不公认为世界第一；
我们的国际荣誉在地球上放出万丈光芒，受到全世界人民异口同声的钦敬；
团结一致的六亿人民和苏联在一起，已经成为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堡垒。
我们华侨因为有了这些光荣而感到可以扬眉吐气，我们要感谢谁？
首先要感谢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共产党给了我们力量和信心
我们不会忘记，解放前祖国劳动人民的颠沛穷苦、悲哀绝望情况，是何等的可怖，全国每年经常有几百万人死于饥饿和自然灾害；
1943年抗战时期仅台山、潮阳两县就丧失人口四十多万人（现在潮阳的“万人坟”，就是当时集体抛埋饿死的工人农民和华侨家属的悲惨纪念）；
仅广东、福建两省，每年经常有二三十万人口必须抛弃父母妻儿到外洋去谋生。
今天，则绝大多数人民在党和政府的关怀爱护之下，不但生活有了大大的改善，并且都感到民族新生和壮大的幸福，都看到美满繁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辉，悲哀绝望的情绪已一去不回了，代之的是满怀信心的走向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谁给我们这些力量和信心？
主要只有中国共产党。
我们华侨家乡广东和福建两省，解放前土匪、恶霸、“大天二”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归国华侨天然成为他们的俎上肉。
蒋介石集团和地方军阀，更把华侨看做是他们巧取豪夺、欺骗勒索的对象。
尤其毒恶的是他们的“大洋券”、“金圆券”的残酷剥削，使千千万万华侨积年累月的劳动血汗，顷刻化为乌有。
今天，各地侨乡已经出现了夜不闭户的升平世界；
土匪、恶霸、大天二和贪官污吏都受到人民的惩罚；
尤其是人民币价值已经经过了七年多来的考验，使侨胞生活无忧无虑。
这些都是我们归国华侨亲身体会到的翻天复地的变化。
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和人民民主专政是不可能有的。
党和政府对海外受到迫害的华侨爱护备至
我们华侨尤其深刻体会到党和政府对在海外受迫害的华侨的爱护，和亲生父母爱护自己的儿女没有两样。
近年来从马来亚、泰国等地被强制出境的难侨，前后达二万多人，他们都得到政府的殷勤接待救济和适当安置。
为了救济这些难侨，政府拨给专款已达二三千万元。
相反，当1948年广东未解放时，一批由马来亚被驱逐出境的华侨，到达汕头时竟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押入石炮台监狱，惨无人道的进行勒索敲诈，其中一部分无钱可贿赂的，竟被禁押到1949年汕头解放时才得到自由。
这是何等尖锐的对比！
右派分子说共产党不好，我们华侨说右派分子是丧尽天良。
解放后由于祖国学校教育方法优越，海外华侨在爱国主义号召下，纷纷送儿女回国就学，每年达五六千人（今年估计可能增至七八千人），祖国政府照顾华侨的愿望，特地在广州、北京、厦门三个城市建筑了三个补习学校，用去建筑费已达一千多万元，来接待这些从世界五大洲回到自己的祖国怀抱的青年，使他们一抵国门就感到共产党和祖国政府的温暖慈爱。
华侨热爱祖国，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解放后七年多以来，华侨回国省亲已达三十多万人，他们都带回了侨胞对祖国的热爱，无数华侨在家乡建房屋、办学校、造桥修路，做种种公益事业。
他们在广东、福建两省已经办了二十多个华侨中学和许多小学。
最近二年来，他们在广州建筑了一个美丽如画的华侨新村。
他们在侨乡五十多个县市建筑了数以千计的新住宅。
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华侨各阶层人士到祖国各大城市考察工业建设和文化建设，还有无数华侨把他们的劳动积蓄从海外汇回来投资支持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他们用具体行动来支持党和政府，并以能够如此尽力为自身的光荣。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口是心非，口蜜腹剑，耍两面派手段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和华侨对祖国的热情相比，只能说他们右派分子是丧心病狂！
以上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是我们全国人民的幸福和快乐的泉源，是我们国家光荣强大地位的保证；
党正是我们的大恩人，她现在是、将来也将是我们国家建设的领导者，她正引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直到社会主义完成。
我们华侨将和全国人民一道，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决心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党为了更好地完成人民所付托的任务而进行反“三害”的整风，这是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和加强社会主义建设的。
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龙云、黄绍竑、陈铭枢等则乘机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破坏中苏团结的罪恶活动，引起了我们无比的愤恨。
章、罗联盟以及黄绍竑等右派分子利用颠倒是非、夸大缺点的恶劣手法，把祖国建设的全面伟大成就描写为“一团糟”，说什么“五年计划搞垮了”、“肃反搞垮了”、“统购统销搞垮了”、“非党员学生无前途”，总之，甚么都是“黑暗得很”。
他们派出右派爪牙和记者到各大学、各大城市去放毒放火，他们说“学生上街，知识分子带头，共产党就会倒台”，同时他们要为反革命分子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梦想匈牙利10月事件可以在中国重演，自己化身为纳吉集团，这明明是十足不扣的叛乱造反企图。
章乃器强调定息不是剥削，说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蛊惑工商界模糊阶级界线和抗拒改造，公然要求把共产党组织和公方代表赶出公私合营企业，这些谬论的明显目的就是要求资本主义在工商企业中复辟。
这显然是对宪法中关于工人阶级领导和社会主义改造等条文的反抗。
他们的谬论配合着有组织、有纲领、有分工的行动，造成对人民民主政权的猖狂进攻。
他们的恶毒造谣、无耻诬蔑、配合着龙云的反苏谬论，得到了美国和台湾的赞美，我们华侨和全国人民一道绝不容许他们的猖狂造反行为。
我们华侨代表已经接到广东省和广州市的归国华侨联合会的联合通知，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彻底打击右派分子的一切恶毒企图，如果他们不彻底悔罪，坦白交代出他们的罪恶，就要严厉予以法律制裁。
我们决心全力地对右派分子进行全面斗争，同时全体归国华侨和华侨家属坚决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线，永远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与全国人民一道，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揭发章伯钧罗隆基的阴谋并检查他们对我的影响
杨子恒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
我要在工作和学习中坚决贯彻执行。
为了与右派分子划清思想和政治界限，我今天用揭发章伯钧、罗隆基的反苏、反共阴谋，并检查我同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章、罗对我的影响，以及我的错误思想的根源，作为我发言的内容。
我是1942年在重庆与章伯钧初次见面的。
当时，章伯钧高唱所谓“第3条路线”，主张七分反蒋、三分反共，目的就是为自己抓一把力量，搞一个独立的事业。
那时，我是一个失意的反动军官，他的这种高调正合我的胃口，因而就同他结合起来。
不久，我加入了第三党（农工民主党前身），以后又转入民主同盟。
章伯钧、罗隆基的反苏、反共是有历史根源的，他们有深厚的中间路线和旧民主的反动思想。
1946年他们在旧政协签过字。
罗隆基那时常同马歇尔交往，对美国颇有幻想。
章、罗二人的政治路线完全一致，不过为了争夺民盟的领导权，经常互相攻击、吵嚷不休。
想三分天下有其一
1947年我在香港，章伯钧估计解放战争要全面胜利时间还要很长，因此，他决定派我代表农工民主党同另一个民主党派的尹某，组织了一个“民主行动委员会”，秘密进行军事活动，企图为自己搞一些势力。
那时，章伯钧即提出中国要搞联邦制，主张三分天下：
共产党治长江以北，某一方面治西南，他治东南。
他的这一套想法和作法，很受马歇尔的重视。
全国解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章伯钧曾同我商量究竟在中央参加工作好还是在地方工作好。
我当时表示愿意回甘肃，他非常同意，并说你是地方人，人事熟悉，回去工作有作用。
究竟有什么“作用”当时没有直说。
今天看来，那就是要我给他当啦啦队，对他起捧场的作用。
1953年民盟召开七中全会，决定发展组织，他说民盟的盟章规定主要是团结、教育知识分子，既要团结就要发展。
1953年初，我把甘肃民盟组织大发展了一下。
截至现在甘肃民盟盟员已达一千五百多人。
章伯钧认为，在甘肃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不多的地区，民盟组织发展这样快是很好的，他对我一再夸奖。
而我当时的想法是，多吸收些知识分子，自己也可以多有些群众。
这个思想完全是与章伯钧的思想符合的。
贩卖反动思想有术
以后，我每年总要来北京一次甚至几次，来北京就同他见面。
他对外省来京的同志，每次来总是要请到他家去吃饭，吃饭前后，他便高谈阔论，谈国内外大事。
他有一套谈话的本领，他能适应人的口味，对甲是一套，对乙又是一套，真可谓“因才施教”。
他谈的一些东西，我听了总觉得有些道理。
其中也有些是好话，比如走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等等，他往往就是在许多好话的掩饰下，贩卖他的反动思想，散布他的有害的毒素。
他曾经说，像我们这些人，就不要希望加入共产党了。
甚至公然当面对我暗示说，你今天能在甘肃当一个厅长、人民委员、人民代表，这都是民盟和农工民主党的关系，不然你就弄不上。
他还说，1949年开第1次政协会前，研究代表的提名，共产党不同意提我，是由于他的坚决支持才把我提上。
很明显，他的用意就是挑拨我同党的关系。
有一次我来北京，在他家里（除我外还有好几人，人名字记不清了），他当场大发牢骚，说农工民主党有些人不服从他，讲他的怪话，其实，如果不是农工民主党、民盟，这些人就毫无出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你要稍微不好就是劳改。
劳改就是出路。
无疑的，他的这种牢骚式的威胁，也就是一种诋毁共产党、提高他自己的一种手法。
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要乖乖的跟着我走，否则就是劳改。
不满意什么？
满意什么？
1955年人民代表大会后，我到章伯钧家，在场的有三人，其中有江苏的邓昊明、浙江的李士豪。
章对我们说，现在的情况，在中央说话还可以公开，你们在地方搞工作的，就是要多听少说，如果说错了，小辫子被人抓住，好久也解不开。
又说，在英国，不管谁都可以随便在马路上、公园里讲演，叫骂首相也无人干涉，也没有什么后患，充其量没人听就是了。
他还说，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管得很紧，对地方的民主党派管得更紧，地方上什么事都非党员决定不可。
他对此非常不满，并当着我们的面挑剔一些党员的缺点，尖锐“批评”。
他的这种明“关怀”、暗挑拨、偷偷贩运资本主义货色的手法，完全暴露了章伯钧是一个两面派。
还有一次，章伯钧曾说，现在有一千多万共产党员，入党三年后都有了资格，地位都要升一升，这样党外人士就没地位了。
另一次，在新侨饭店吃饭，在场的人很多，他说，现在大家都要成“家”，成“家”了还可以找个饭碗，其次是文人，可到地方当个文史馆员，有些同志的结果就很惨了。
当场就有同志开玩笑说：
杨子恒是“跳舞专家”，章伯钧是“马路政客家”。
这个玩笑倒很现实，章伯钧的确是一个“马路政客”。
1956年07月，人大第3次会后，他请了二十多位农工民主党的中央委员，其中有黄琪翔、李伯球、严信民、张云川、韩兆鹗、杨逸棠、王一帆、王寄一、徐彬如、杨清源、周谷城等，还有我，在他家吃饭。
饭后他说，民主党派以后组织上可以独立，政治上可以自由，并说李维汉部长说过，参加各民主党派作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今后都要退出在民主党派的领导岗位。
他说这话的用意，显然是企图打起合法的幌子，排斥在民主党派内部的共产党员。
今年04月，民盟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章伯钧在会上作报告，他公开表示对铁托很有兴趣，而对苏联则大表不满。
他还说：
“我爱共产党，也爱民主党派；
固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也要民主”。
这是他修正主义思想的露骨的表现。
罗隆基在这次会则说，知识分子在肃反中伤了元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把知识分子的元气恢复起来。
这里可以看出，罗隆基要成立“平反委员会”的打算是由来已久了。
民盟这次会议的基本精神，就是批判保守，大力发展组织。
两个“大党”的“领袖”
民盟会后，农工民主党开三中全会，章伯钧提出让黄琪翔当农工民主党的副主席，有人反对，但未反对掉。
农工民主党的这次会议，也是大发展的会议。
会后决定在各大城市建立组织。
农工民主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钟岱当面给我说兰州也要建立，我当时也同意了，章伯钧当时决定陕西让韩兆鹗搞，甘肃让我搞，并派张云川到河南，王一帆到东北。
但我说我自己没时间，我不能搞，最好要别人搞。
我还说，兰州只有两个农工民主党党员，一是朱镜堂，一是我。
我提议让朱镜堂搞，并恢复朱原来的候补中央委员。
后来因为没条件，没有搞起来。
这里可以看出，他竭力扩大农工民主党的组织，又竭力支持黄琪翔当农工民主党的副主席，在民盟内部又搞章、罗联盟，这就是说，这样一来，他就成为两个“大党”的领袖，两个大党都可由他一手操纵了。
今年05月，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了，光明日报派两位记者到了兰州，带有民盟中央给民盟甘肃组织的介绍信，信上主要说为了了解西北“鸣”“放”的材料，充实光明日报的内容。
这两位记者在兰州同我谈了两次：
一次是刚到时介绍来意；
一次是让我帮助他们确定采访对象、解决交通工具。
两次谈话民盟甘肃省委秘书长陈伯鸿同志都在场。
关于采访对象我未提具体意见，我建议他自己去联系。
最后，确定以“光明日报记者招待座谈会”的名义，组织一次座谈，民盟甘肃省委给他印发了通知，在兰州饭店租了会场，并派一位总务同志负责招待。
这次座谈共十二人参加，民盟成员参加的有兰州大学的王景尊，西北师院的李化方、刘钟瑜，兽医学院的朱宣人，西北科学分院的周光。
这次座谈，实际上就是点火，而民盟甘肃省委，可以说对这次点火作了大力支持，起了有力的组织作用。
今年05月30日下午，章伯钧约了有我在内的十几人如黄琪翔、李伯球、严信民、王一帆、王寄一、杨清源、王枕心、杨逸棠、徐彬如、丘哲等，在文化俱乐部吃饭。
饭前，章伯钧首先对文字改革表示不满，他说了许多话，我只记得他说“爱”字把心去了，没有心拿什么爱呢？
此外，他还说，中国六亿人口，共产党员可以发展到两千万，各民主党派可以发展几百万，民盟也可以发展个百二八十万。
由此可以看出，他处处反对党的措施，又时时显出了他的勃勃的野心。
章说的好话坏话我都能听进去，我想的说的也和章罗不约而同
现在，我来检查一下我个人的错误思想。
章伯钧是七分反蒋、三分反共，搞第3条路线起家的。
我参加了章伯钧的第三党，又同章伯钧在一起来往十来年，章的话，好的、坏的我都能听进去，这说明我思想上、言论上都接受了章伯钧的严重影响。
也说明我也有反共的思想根源。
我在甘肃的一些想法、说法，有时就同章、罗不约而同。
比如我曾说，共产党只要把方针一定人人都会走，还曾说：
党的领导好比是坐汽车的，坐汽车的不一定要开汽车，有些党员一定要开，结果撞了车。
这些说法，实际上就是否认党的领导，不相信党的领导。
对于1955年的肃反运动，我虽然嘴里没有公开讲什么，但内心里曾经想，文件上说“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不冤枉一个好人”，但我总觉得有一些人是冤枉了。
去年，高健君同志主持在省政协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我提了两个意见：
第1个是说，封建时代，三十岁以上的人才能当县长，青年有才者可以中状元，但不能当县长。
提这个意见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县级干部都很年青，阅历浅，不了解群众生活。
我还建议每一个县至少要有一个老练的干部。
第2个意见是说，参事室有一些年富力强的人，闲摆下是个浪费，应当把他们分配下去当副县长或副专员。
这在当时来说我自以为还是好意，但在群众中起了不好的影响，很可能使人感到杨子恒就看到的问题，党却看不见。
今年05月22日，在甘肃省委举行的民族统战座谈会上，我又说，有些党员常常强调说党员有党员的立场，这话不一定对，这岂不是一千二百万党员一个立场，五亿九千万人民又一个立场了吗？
应当把一千二百万党员同五亿九千万人民作为一个立场。
还曾说，我在地方工作共有六个上司，要受六个单位的指导，要过六道关。
这许许多多言论，都是极其错误的。
我的这些错误思想、错误言论，是与章伯钧、罗隆基的思想一致的。
章、罗等野心家正想找我这样的人。
更其错误的是，今年06月底，这时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内整风问题，会上我还发言说，在运动中，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办法就是肃反，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办法就是整风。
整风就不能一棍子打死。
这话表面看来没什么，实际上是为章伯钧辩护。
这个意见，甘肃代表组的同志们对我进行了批判，我才感到这是个严重的错误。
事实上，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必须界限分明，不能有丝毫的含糊。
野火烧身，归根到底是我的立场问题
我是一个国民党杂牌伪军官出身的人，作过反动战争，在蒋介石摧残下，逼上梁山。
我参加民主运动，参加民主党派，完全是为自己找出路，说不上有什么革命思想。
直到今天，我的思想可以说浸透了资产阶级的油，因此，一遇资产阶级的火就燃烧起来。
我痛切的感到，最近几年来我的思想反而更加落后了，具体表现在，当我听到有人批评共产党时，不管事实真象如何，我总是信以为真，并表示同意。
我为什么不分析一下实际情况呢？
事业发展这样快，发生一些缺点是难免的，我为什么偏偏不是这样想的呢？
归根到底是我的立场有问题。
我与章伯钧、罗隆基等虽然没有什么约，他们也没给我指示，但是我的思想同章伯钧、罗隆基的思想是很吻合的。
这次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我进一步学习了毛主席的讲演，听了周总理的报告，我的头脑清醒了，才知道野火要烧了我的身。
章伯钧、罗隆基这两个政治上的野心分子，身为国家的部长、人民的代表，又是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他们竟想点起野火，烧毁共产党，从而满足他们自己争权夺利的目的，把国事作儿戏。
这种罪恶活动，我表示万分的痛恨。
我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我坚决跟着劳动人民一起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并要为扑灭右派分子点起的野火斗争到底。
我的发言如有错误或检讨不够的地方，请代表们批评、帮助。

对我的错误言论的初步检讨
王毅斋的发言
我衷心拥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和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董必武院长、张鼎丞检察长、彭真副委员长所作的各项报告，并坚决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
我身为人民代表，在这次整风运动一开始就自觉不自觉地犯了错误，感到十分沉痛和惭愧。
今天在这里谨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作一次初步的自我检讨，恳切地希望各位代表对我多加批评和帮助！
中共中央的整风指示公布之后，我和其他人士一样，一面学习文件，一面参加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
不料在第1次座谈会上第1次发言时就犯了不少的错误，如我说：
我在河南大学时有职无权，又说有些党员六亲不认；
在另一次座谈会上，我关于肃反的发言，也表现了认识模糊、立场不稳等等。
当我已经犯了这些错误的时候，自己在主观上还以为是诚心诚意地帮助党整风，同时，同志们批评了我的发言，我还以为受了委屈。
后来随着整风深入的发展，眼界逐渐扩大，思想认识逐渐明确与提高，特别是在反复地学习、讨论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两个报告之后，才体会到自己在思想观点上是有偏差和错误的。
“有职无权”问题
首先说有职无权问题：
“三反”思想改造运动以前，我在河南大学任秘书长时，长期认为自己是有职无权，而且也能孤立地摆出一些现象，以资“证明”。
其实，我所说的有职无权，与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第3种情况大致相同。
即主要是那时我的思想没有改造，没有学会新的工作方法，思想意识、工作作风都存在着许多问题，这样，自然无法尽到自己的职责。
在这种情形之下，党的负责同志苦心孤诣地照顾全局，做好复杂的工作，完成艰巨的任务，这本是值得钦佩和学习的。
然而，当时我没想到应当虚心向他学习，协助他做些自己所能做的事，反而认为是他使自己有职无权，满腹牢骚，情绪抵触，一直到这次整风时还耿耿于怀，一触即发。
回忆我当年所以犯了这种错误，是由于我从个人主义出发，妄想借着行使“我的”职权，轰轰烈烈有所“建树”，来突出地表现自己。
再者，我当时对于所谓职权的涵义，仍抱着旧社会的错误看法，就是一个人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可以自由行使自己的职权。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旧社会“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甚至于“予取予求”、“作威作福”，就成为势所必至，理由固然了。
这是多么的荒谬！
在新社会里就大不相同了，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中的职权，是为了贯彻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而设的，任何人行使职权，都必须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
一个人是否有职有权，是否尽职尽责，都是要用以上两个标准来衡量的。
因而对于职权任何孤立的或分裂的看法，任何个人主义的或本位主义的想法，都是错误的。
在“三反”思想改造时，我的这种错误思想已经受到批判，而有职无权问题，也已基本上得到解决。
但是，在整风时，我觉得还存在着有职无权的现象，所以我把这问题提出来，供党参考。
只因我对于问题不会分析，因而对于有职无权的界限，就没有相当明确的划分，从而在发言时，就不免笼统模糊，这样，就会有不良影响的。
“六亲不认”问题
关于六亲不认问题：
必须首先肯定：
这句话原来是国民党反动派多年反共宣传的一句谰言，是对共产党员一种恶毒的诬蔑。
我作为一个革命干部，竟说出这样的话来，不管动机如何，不管措词如何，都是犯了丧失立场的严重错误。
我现在认识到：
在“土改”、“镇反”、“三反”、
“五反”、“肃反”各种伟大的群众性运动中，如果对于六亲不加区别而都要认的话，那我们的运动就搞不起来，即使搞起来，也一定搞不好。
在革命斗争中，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
当违反革命利益时，不但不认六亲，而且还要大义灭亲呢。
再者，如果所谓六亲，或是地主富农，或是土豪劣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还不应该和这些人划清界线吗？
有时所谓六亲，头脑顽固，品质恶劣，舆论甚坏，某些党员和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感情，因而和他们疏远的情况，容或有之，但是绝大多数的党员都是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对于落后的亲友进行教育、帮助，而某些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不堪救药的人，终至堕落下去，难道你能说这也是党员六亲不认吗？
可见六亲认与不认，完全是一个立场问题，说这样的话，也是一个立场问题。
而我不加分析和考虑，竟轻率地说：
“有些党员甚至六亲不认”，这句话容易引起人们一种错觉，好像共产党员多么不近人情似的。
其实不然，如同说共产党员最爱国的一样，共产党员也是最爱人民的，是最近人情、最有人情味的。
我们知道，几十年来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党员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党员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党员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党员有高度的群众观点，有革命的人道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党员尊老、慈幼、敬师、爱徒等等，在这些方面党员所作出的英雄模范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
试问世界上还有那种人比共产党员更近人情、有更多的人情味！
？
关于肃反问题
关于肃反问题：
我对于肃反的了解，只是通过文件的学习，没有参加斗争受到锻炼，体会得不够深刻，所以一接触有些人反映肃反中发生偏差的情况，自己就盲目地认为这个问题相当严重。
在这个问题上，我仍然犯了思想混乱、立场不稳的严重错误。
例如河南农学院有一位副教授（盟员），正当学生开大会闹事之际，登台讲话，说什么在肃反中某党员同志所犯的错误是“违法乱纪”。
事后他在盟内座谈会上说，他的讲稿是经盟支部通过的，并请盟上级组织给以支持。
我当时盲目地自以为是地说：
“只要一心热爱党，作正义的斗争，不但盟支持，我们的领导党和广大人民都支持。”
很显然，这种把向党进攻当作“正义斗争”，是十分荒谬的。
但在当时我还不知道我的话和通过我的话所表达的思想认识有什么错误，后来看见全国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和罪恶行动，才认识到我的话是右倾的，足以助长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气焰。
在这个问题上，同志们批评我“思想混乱，立场不稳”是中肯的、正确的，我表示诚恳接受，认真检讨。
我想我犯的错误决不止此，可能还有更严重的。
好在我在大会闭幕之后，即回地方投入盟内整风，进行全面深入的检查，这里就不多列举了。
在来京开会以前，我对于自己错误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是认识不足的。
自上月16日来京后，看到了揭发右派分子越来越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事实，自己也参加了反右派斗争的行列，特别是自学习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报告，明确了划清是非的六条标准，找到了斗争的思想武器，头脑清醒了，眼睛明亮了，勇气增加了。
现在我向党和全国人民表示：
我已下定决心，不但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而且坚决向右派分子进行斗争。
在斗争中受到锻炼。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对我来说，将是一个严重考验，如果我不及时地清醒过来，提高警惕，辨明是非，站稳立场，坚决与右派分子以及自己的腐朽思想作斗争，就很难说将来没有从向右看到向右转的危险。
事实证明，确实有一些人已经作了右派野心分子的俘虏。
说到这里，我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不仅感到痛心，也实在觉得可怕，同时，也更加感激同志们对我的及时帮助，使我不致陷于右派的泥坑。
我的错误是怎样产生的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因为自己的理论水平不高，政治嗅觉不灵，对帮助党整风的精神没有深刻而正确的了解，因此一开始就有很大的盲目性，听到一些反党言论，未能明辨是非，分清那是香花，那是毒草；
加之自己平日在政治上不够严肃，说话不考虑政治影响，因而在言论行动上就往往犯着：
界限不清、分寸不准、立场不稳的错误。
是从根本上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时候了
其次，我犯错误最根本的原因，是我的旧知识分子的思想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
在我的思想中，除了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而外，还有计较名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个人英雄主义。
我说“六亲不认”这一类的话，说明了我头脑中还遗留一些封建意识；
受到同志们批评，而感到烦恼、灰心，这些也暴露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狭隘、爱面子、温情、脆弱……。
总的说来，在我的思想中还有相当严重的资产阶级影响和封建意识残余。
这种错误的思想状况，我平日苦于认识不足，对于自我改造，不但不加强主观的努力，反而滋长了盲目自满情绪，觉得自己的思想改造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这次整风运动，稍稍遇到些风浪，就马上认识模糊起来，立场动摇起来。
由此可见，像我这种出身经历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还是一个相当长时期的艰巨任务。
某些右派分子和跟着右派分子叫喊反对思想改造的人，除了别有用心，就是不知自量。
从我亲身经验中深深体会到，这次反右派斗争，是给我上了最生动的马列主义政治课，使我经受了一次深刻的革命斗争的锻炼。
目前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社会制度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毛主席所说：
“由于我国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改造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
根据我个人的体会，过去的思想改造，虽然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那次思想改造着重反对崇美、亲美、恐美思想，而许多旧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并没有得到彻底改造。
现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必然要求一个与它相适合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因此毛主席指示说：
“为了充分适合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各位代表，这些日子使我确切地意识到，现在是我从根本上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时候了。
我一定以新的革命姿态迎接新的历史时期。
我一定参加反右派斗争，坚决粉碎右派野心分子的进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工人、农民一道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毛主席的周围，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应该特别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
李伯钊的发言
我同意周恩来总理和其他各项报告。
在周恩来总理的报告里提到：
从最近整风运动暴露出来的情况看来，我们应该特别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
我体会到这个问题的深刻意义，所以我想讲一讲这个问题，就教于各位代表。
今年04月12日，我从北京动身到四川选区视察，在成都和重庆两地视察了四川医学院、四川大学、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学院、西南音专、西南美专等六所高等院校。
有的院校看一天，有的看两天，也有只看半天的。
总的说来，四川高等院校的工作，在高教部和四川省委、省人民委员会领导下，成绩是显著的，发展是较快的。
诸如各院校的校舍建筑，美观适用；
环境优美；
风景宜人。
难怪苏联朋友夸奖说：
“四川高等学校的校舍好像一座大花园。”
各院校教学设备均有一定的规模，师资力量比较充实，有许多国内外有数的科学家，艺术家，在学校任教。
解放以来，为祖国培养了许多人材。
如果要问问这些院校工作中也有缺点么？
也是有的。
就是学校中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是较为普遍而颇带有根本性的毛病。
在我参加几个学校各种座谈的时候，许多教员和学生代表也异口同声的说：
“我们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教师和学生思想上存在许多问题。”
下面就是他们所反映的整风前同学和教师的一些较为典型的思想情况的事例：
师范学院的学生毕了业，不愿意当中学教师。
据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张敷荣和数学系代主任王秀泉反映：
该校同学一般不愿作中学教师，却热中于搞科学研究。
因此，在学习上，只强调专业学习如何如何重要，不愿学教育学和教学法。
又四川大学数学系助理黄枢说：
数学系今年本科毕业生共有八十多人，他们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愿作高等学校的助教工作，要向科学进军，申明不愿意到厂矿工作。
认为到厂矿工作，提高、升级慢。
其中仅有一两个人毕业后愿意到中学作人民教师。
大学生中部分人不安心所学专业，对树立专业思想缺乏信心。
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同学代表说：
有百分之三十的学生不安心历史专业的学习，认为学历史专业是末路，没出息。
低年级同学树立专业思想最困难。
学校中较普遍存在着：
学生不尊重老师、教学辅助人员，同学瞧不起行政职工，不尊重行政工作人员的劳动，小看他们。
在教师中，否定一切的现象不是个别的。
各学校，在总结几年来的教学改革工作时，都有一些人在检查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有教条主义的缺点后，全部否定了学习苏联经验的成绩。
对当前国家重大政治生活中的若干问题认识不清。
例如：
对民主与自由，在部分教师中认识有错误。
据重庆大学姜修尚代理系主任反映：
有少数教师认为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就会妨碍“放”。
以为个人意见一经集中就没有了。
也有少数教师认为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与“放”有矛盾。
他们说：
既然要放，就应该让大家完全自由，不应加以束缚。
各学校有不少同学由于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缺乏正确理解，有些同学竟错误的运用这个方针来反对集体活动。
有的学校的教师只教书，不教人的情形较为严重，那里谈得上因材施教呢？
许多教师与学生大多只在课堂上见面，课余很少接触。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这几个学校的某些老师和学生都存在着复杂的思想情况。
学生中个人的志趣与集体利益之间有矛盾。
学生与老师和行政职工之间有矛盾。
高年级学生比低年级学生思想复杂些，老师比同学的思想更复杂些。
有关民主的解说；
民主集中制；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主张，是非不明，认识不清。
对国家的基本制度、时事政策的学习，似嫌不够。
对政治思想工作有误解等等。
学生毕竟是受教育者，而老师则是学生的先生，引路的人。
青年人的政治兴趣、生活习惯，常常拿先生作样子，更应当重视。
进一步的考查，又发现学校政治思想工作中，还有两大空白：
一是党团员一般尚能通过党团组织，进行一些党员团员的教育。
一般学生群众，是大专学校的多数。
他们的思想教育却成了大空白。
二是超龄团员。
目前各大专学校对青年教师中超龄团员的工作悬而未决。
他们已经不是一般的青年人，因而用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的方式方法对他们进行工作早已不适合了。
可是他们又不是党员。
实际上，党和团对他们都不大管。
超龄团员在各高等学校的讲师和助教中占着不小的数字，如何关心和帮助他们的进步，填补这一空白点呢？
都需要研究解决。
由此可见，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加强，这还是通常情况下的情形。
在北京，当章罗联盟猖狂向党进攻、大量放毒、乱鸣乱放的高潮中，反映到学校里也是一场剧烈的斗争，比通常学校情况复杂何只千倍、万倍。
即以中央戏剧学院大鸣大放中实例来看，不能不令人吃惊。
可以说社会上有什么，学院就有什么。
当然，学院大多数老师学生仍是满腔热情，帮助党整风。
其中也有慷慨激昂，说错话，说过头的。
这不用去提起。
当人民日报发表葛佩琦文章的当天，学院就有卡萩莎命名的大字报转载出来，且将其中最反动的词句用碗大的红字刊出，惟恐读者略过。
立刻出现了有拥护派、反对派和不赞成也不反对派，斗争马上展开。
火点着了。
社会上出现了给卢郁文的恐吓信，在学院就有在教师的煽动下，一学生向学院领导提出的最后通牒。
当光明日报发表了储安平的“党天下”反动言论，学院里就有戏剧理论教研室助教共青团员陈汀沙写的“朕即是党”替储安平传播毒素。
紧接着，他又在党分总支门上题反诗。
他无条件的作了章伯钧罗隆基的应声虫。
在社会上有右派的教授向党猖狂进攻，在学院就有民盟中央妇女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民盟委员孙家琇教授在民盟支部召开的控诉会后，哭述一篇“幻灭了的和希望着的”文章来，这篇文章的原文摘录如下：
“……感谢马列主义教会我辩证的看问题，我明白这是党的真理教会我看见党员的缺陷，……但是你们的三大主义，以及种种其他行为，在剥夺摧毁人的理想，窒息了人们的事业心，堵塞了青年人的朝气，欺骗了学生们的信仰，这是不是罪恶？
这该不该群起而诛之？…………………
我不能不用莎士比亚的话给你们照照镜子。
对这些都倦了，我哭求安息的死——
譬如，见到才能注定要做乞丐，
空虚的无物倒打扮得漂漂亮亮？
最纯洁的信仰被不幸地破坏，
灿烂的荣誉被可耻的放错了地位，
处女般的贞洁遭到强奸，
邪恶，不法地侮辱了正义的完美，
艺术，被权威捆住了口舌，
愚蠢（俨如博士）控制着学术，
单纯的真理被唤作呆笨，
被俘的‘善’侍候着‘恶’将军，
对这些都倦了，我要离开人间，
只是，我死了，要使我爱人孤单。
三百年前的黑暗世界是这个样子，难道我们要重复忍受痛苦？
我们早就超过了莎士比亚，我们活在莎士比亚前人们所向往的时代里，不是我要破坏社会主义，把人们拉回到三百年前去，而是你们正在把我们拉回去。”
孙家琇教授是头顶着马列主义招牌，身披着莎士比亚的纱衣，装扮成一位正直教授，向党进攻的。
中央戏剧学院被她形容成了人间地狱，暗无天日。
最狠毒的是她用莎士比亚三百年前诅咒当时黑暗专制王朝悲剧性的时代的诗篇来攻击党，攻击新社会制度，反无耻的说：
“不是我要破坏社会主义，把人们拉回到三百年前去，而是你们正在把我们拉回去。”
亲爱的教授，我们平常尊敬她，敬仰她，因为她有学问，对莎士比亚的诗篇有些研究，只望她用以教导青年，引导同学接受人类文化宝贵的珍宝。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对待莎士比亚这世界艺术的高峰，应该公平对待。
不要像欧美资产阶级败类那样，把他拉回到遥远的古代去，或者，把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过分的摩登化替“汉姆莱特”穿上燕尾服，而要真实的发扬他作品中不朽的本来的事物。
莎士比亚悲剧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在莎士比亚时代，有一些人，有一些社会力量，是时代的先驱者；
也有一些社会力量是我们敌人的祖先。
在诗人眼中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是清楚的。
为什么要糟蹋他的作品，混淆是非，拿他的诗篇进攻新社会。
是教授想把青年拉到遥远的古代去，还是我们硬把教授拉回三百年呢？
道理在那一边，不是很清楚吗？
教授错了。
我们欢迎教授回头，教授不是还有希望着的那句话吗？
最后学院出来一位盟员，利用卡萩莎报社组织自由论坛，公开叫嚣：
要求共产党退出学院云云。
原来如此。
这和章罗联盟右派的纲领如出一辙，没有两样。
我们不能不注视民盟某些盟员的方向了。
倒底他们为右派集团怎么效劳的？
戏剧学院是一所年青的高等院校，从无到有，解放以前那有学院开设演员、导演、舞台美术、戏剧文学等专业呢？
实事求是的回顾一下建院迄今，在高教部文化部领导下成绩仍是主要的。
有许多错误缺点，而且比较严重，但绝不是一团漆黑，我们正在满怀信心的改进工作。
学院正在向右派分子大举反扑，如火如荼全院师生起来和右派分子在思想上划清界线，不胜利，不收兵。
斗争中以上犯过错误的同志，某些迷失了方向的同志，正在进行检查。
真的，在这短短的整风时期中，我们看到的事情，比平常几年还多。
不经过整风，那里晓得工作的深浅、高低。
我们看清楚了许多事，看清楚了许多人。
懂得了一条真理：
学院终究是社会的缩影。
社会上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学校竟是如此剧烈。
从此，我们懂得原来学校中不仅存在着与社会主义矛盾的资产阶级思想，并且还有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
只怪平素脑筋太麻痹了。
社会上阶级斗争剧烈，学院里阶级斗争也不简单。
又一次严重的教训：
办学院不能脱离政治。
总之，无论从通常情况下，和大鸣大放情况下揭发出来的大是大非看；
都说明特别应该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
周恩来总理提出：
学校应当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是非常适时的。
学校应该特别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通过教学、学术讨论、科学研究、党团思想教育，在教师和学生中经常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树立无产阶级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百年大计的建设工作。
毛主席说：
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
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
希望国务院和二办责成高教部明文规定：
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应由校院长亲自负责领导。
建议国务院每年定期召开会议，检查学校师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如像检查教学计划执行情况，检查科学研究、学术讨论情况一样。
一、我们要求加强学校的党委制。
坚决反对右派分子在学校取消党委制的谰言。
我所视察过的几所四川高等学校和我自己工作的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不是太强了，而是弱了。
应该大力加强学校党委领导，配备一定质量的干部。
学校中党委除了直接领导共青团还应该加强党对工会、学生会这些群众组织的领导，应该指定专人负责，定期讨论工会和学生会的工作。
为了加强对超龄团员的教育，建议党委和共青团把他们组织起来，由党委领导，加强教育，帮助他们更好的改造自己，更快的创造入党条件。
专职的党、团、工会的干部除了应特别加强马列主义学习，思想改造，应该充分运用学校工作的特点与规律，逐年自修，或选修几门专业基础课程，循序渐进，逐步熟习学校的主要教学业务。
以便将思想教育工作作得更深入细致。
二、我们要求加强学校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工作。
学校政治课的教师应当成为学校党委思想理论工作的队伍。
他们过去、现在、将来对学校的思想工作都能发挥较大作用。
要在师生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宣传，同修正主义作不妥协的斗争。
他们中有不少的青年教师，优点是有朝气，不足的地方是缺少实践、脱离实际。
目前的要求是进一步的克服教条主义的毛病。
但是我们反教条主义和右派分子的反教条主义的谰言，必须区别开来。
他们反教条主义就是取消马列主义。
我们反教条主义，是为了提高马列主义的战斗力。
政治理论课的教员要积极的参加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反过去认为参加思想政治工作妨害理论研究的提法。
三、我们要求加强学校时事政策的学习。
党报是老师和学生学习时事政策良好的教师。
一张报纸，有如一本生动活泼的百科全书，老师和学生，不可01日不读。
学校党委、共青团、工会应该组织领导全院师生的时事政策学习，创造条件使学习经常并深入。
若能作到上述各个方面的工作，大专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将大大加强。
也才能作到如周总理报告中所说：
“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教师要针对着学生的思想情况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培养他们成为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勤劳、朴素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国家建设人才。”
我们要记住毛主席的话：
“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知识分子迫切需要继续改造，不改造就要落后，我们应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
我希望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绝不作一个没有灵魂的人。
请各位代表指教。

必须对青年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谢立惠、柯召的联合发言
我们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和彭真副委员长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我们在这里是要谈谈在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体会。
党为着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04月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进行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改进作风。
党的这次整风运动，是全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广大人民群众所热烈欢迎的，愿意帮助党整风，帮助党改进缺点和错误。
所以在各地党组织号召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时，广大群众大多数本着爱护党的精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提出许多批评和意见，尽管有一些是片面的或不正确的，却还是诚恳的。
要彻底打垮右派的政治阴谋才能保障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
但是就在这严肃的整风运动中，出现了一股歪风。
那些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上的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为有机可乘，妄想混水摸鱼，篡夺党的领导权，走资本主义道路。
从中央到地方，从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到各地的右派分子，大放谬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夸大缺点，否定成绩，疯狂地向党进攻。
七八年来在党的英明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是飞跃发展的，成绩是辉煌的，这是人所共见的。
站在反动立场上的右派分子，他们偏要闭着眼睛瞎说，“缺点是主要的”。
社会主义道路是全国人民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用血肉斗争换来的，亦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引导我们走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
右派分子却公开的或隐蔽的散布荒谬言论，不要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社会主义。
借帮助党整风之名，实际上是妄想把党整垮。
这是全国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广大人民所坚决不允许的。
我们必须给这些反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以无情的打击，彻底粉碎他们的错误言论，打垮他们的政治阴谋，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这是我们广大人民一致的要求。
这是一场复杂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
通过这次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亦使广大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受到了一场深刻的阶级斗争教育和锻炼。
反右派斗争是一次对我们知识分子阶级立场的考验
我们都是高等学校教育工作者。
在这次运动中，高等学校是右派分子最活跃的地方，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销路最广泛的市场，因而亦是斗争最尖锐的场所。
这次运动是对我们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一次阶级立场的考验，亦使我们上了一堂极实际的生动的政治课。
高等学校在这次运动中，右派分子阴谋活动是极恶毒的，尽可能夸大歪曲个别党员的一些缺点，甚至于无中生有，否定优点，好像党员绝大多数都是一团糟，都不如非党员好。
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亦是一无是处，几年来党在学校中的领导，好像毫无成绩，至少缺点是主要的。
右派分子的立场是明确的，他们就是要反对社会主义，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他们亦非常明了，要反对社会主义，必须反对党的领导。
因此在高等学校的右派分子，配合全国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极力打击学校中党员的威信，妄想取消党在学校的领导。
在高等学校的右派分子，无论在教职员中、在青年学生中，都是极少数，他们怎样能掀起大波大浪呢？
我们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绝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
不过在这次风波中，却有部分人经不起考验，被右派分子隐蔽的或歪曲的言论所模糊，随声附和，站不稳立场，分不清是非，甚至有极少数是完全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上，极少数的共青团员亦没有站稳立场。
这样才使右派分子在高等学校的这次运动中造成短时期相当大的混乱。
例如高等学校党委制问题，这本是贯彻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制度，是党委领导分工负责制，是党政分工的。
从我们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四川大学，从我们所接触较多的几个高等学校如重庆大学、西南农学院、四川医学院、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等，都未感觉到是以党代政，这些学校的非党员领导人，亦不是有职无权。
现在学校里的领导，正像其他单位一样，就是要集体领导，任何领导人不允许独断独行，非党员领导人不能这样做，党员领导人亦不能这样做。
如果领导人因为不能独断独行就意味着无权，那是错误的想法。
如果领导人要想领导学校走反社会主义道路，当然不能让他有这种权。
右派分子攻击学校实行党委制，说这种制度必定产生以党代政，非党员领导人必定有职无权，并且说亦不能发挥老教师的积极作用，因而提出什么“教授治校”，“校务委员会领导学校”等。
从我们的切身体会，学校党委制，并不从制度本身存在这些不可克服的缺点，而是个别学校党委领导的缺点。
右派分子这种论调，实质上是要在高等学校取消党的领导。
但是他们这些隐蔽的歪曲的谬论，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就有一定的市场，并且还得到部分平时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的附和。
在高等学校这次运动中，有很多的实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但是未公开喊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常使得一部分人受到迷惑。
例如有一个学生在学生论坛上严厉地批驳那些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但是他当时却不能辨别“党天下”谬论的反动性。
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右派分子谬论的严正驳斥是非常必要的。
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目前高等学校一个关键问题
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在讲演里指出“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
“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我们从这次运动中，进一步体会毛主席这个指示，是目前在我们高等学校中一个关键问题。
解放后七八年来，我们知识分子在党的教育下，的确有相当大的进步，绝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
但是最近一个时期有些自满情绪，对我们自己的进步有些估计过高，以为思想改造差不多了，非政治倾向在发展。
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最近亦抓得不紧，非政治倾向亦在发展。
相当多的学生只重视专业课，不重视政治课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在高等师范学校里还出现轻视教育学科的偏向。
对毕业生工作分配和选派留学生等，把政治条件当作审查条件之一，亦认为是党的宗派主义，这是不正确的，这亦是非政治倾向的一种表现。
青年学生受旧社会的感染少，比较单纯，容易接受真理，容易进步。
但亦就因为他们单纯，社会经验少，绝大多数既未受到革命斗争的锻炼，又没有在反动政权统治下黑暗生活的体验，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花朵，非常脆弱，经不起风波。
现在高等学校的学生，还大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容易受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
加之近年来高等学校，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又放松了。
这样就使得在这次运动中。
部分青年学生被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谬论所模糊，迷失方向。
在最近反右派分子斗争中，绝大多数被迷惑的学生觉醒了，坚决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这次斗争使广大青年学生受到一次复杂的阶级斗争的锻炼，打了一次防疫针。
要学习工人农民在大风浪中的坚定的立场
我们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是要适合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亦就必需是忠诚于社会主义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掌握有高度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才。
这次斗争对我们高等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都敲了响亮的警钟。
假如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从忠诚于社会主义的要求来衡量，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次品，还有极小部分是废品，这在我们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还不要引起深刻的警惕吗。
从这次运动中，我们应当看到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只有在我们知识分子中有最广泛的市场。
在这次大风波中，有不少知识分子的立场是摇摆的。
因为我们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还有不少不是坚定的站在社会主义立场，有些在拥护社会主义，可能还是大势所趋，对右派分子的资产阶级论调，还有些合口味，还在我们思想中起共鸣，亦就容易离开社会主义立场而被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所俘虏。
对我们的思想改造，还能说差不多吗？
还能自满吗？
实在不能。
我们必须继续认真地改造自己。
“教育者必需受教育。”
我们必需加强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要“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向他们学习。
在这次运动中，曾偶尔同在学校里工作的瓦工谈心，他们对右派分子在学校里煽动起来的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板报大字报非常愤恨，他们骂这些学生吃人民的饭，干反人民的事。
我们知识分子不要以为我们比工人农民多有些科学文化知识，了不起，轻视他们。
在大风浪中，我们常不如他们立场坚定，这种例子太多了。
“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我们不加强改造自己，就不能胜任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荣任务，亦就不可能为我们国家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右派分子想奴役和摆布少数民族是办不到的
王德安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的各项报告。
现在，我就黔东南地区生产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大发展
我们黔东南地区，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和关怀下，于去年07月建立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黔东南地区解放几年来，完成了土地改革，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生产得到很大发展。
去年全州已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现在全州百分之九十五点八的农户参加了合作社，其中百分之八十七点三的农户加入了高级合作社。
由于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去年虽有部分地区遭受了严重旱灾，农业生产仍然获得了丰收。
粮食增产百分之七以上，现在粮食产量与1950年相比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点六。
去年秋收分配的结果，全州有百分之八十六左右的社员增加了收入。
根据镇远县文德乡的调查，1956年该乡每人平均收入达七十三点二九元，各种消费有了显著增加：
食油1955年每人合八斤，1956年合九斤；
猪肉1955年每人合十三斤，1956年合十九斤；
食盐1955年每人合九斤，1956年合十一斤。
锦屏县隆里乡是边沿山区，该乡新中高级社解放前缺粮户占百分之八十以上，1953年缺粮十五万斤，实现农业合作化后情况根本改变了，1955年就出卖余粮四万多斤；
农民收入有很大增加，1949年每人平均收入约二十四元，1956年每人平均达五十点九四元，增加了一倍多。
实现合作化的第1年就充分显示了它无比的优越性，各族人民的生活进一步得到了改善。
随着生产的发展，自治州的文化教育亦有很大发展，1956年全州少数民族中、小学在校学生已达十三万多人，占全州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少数民族子弟进不起学、读不上书的情况大大改变了。
如剑河县久仰乡全乡二千零四十三户人中，在解放前仅有一人粗识文字，还是别人帮助才上小学读书的，现在的情况大变了，全乡的高初小学生就有一千四百一十人。
过去黔东南地区大部分县没有医院，现在不仅县县有卫生院，而且区区有卫生所，人民的卫生条件得到很大改善。
事实证明，那些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叫喊“人民生活没有改善”、“合作化搞糟了”，完全是颠倒黑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
谎言是掩盖不住事实的，右派分子的阴谋在事实面前彻底的破产了。
我们黔东南自治州贯彻执行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少数民族当家作主了，生产大大发展了，各族人民的生活大大提高了。
当然，我们工作中还是有缺点的，在合作化运动高潮中，由于我们忙于组织合作社，并且把注意力集中在粮食生产方面，曾一度放松了副业生产的安排，因而农村副业生产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发现以后已作了纠正。
现在，有的地区对耕牛饲养、管理和繁殖工作作得还不好，造成了耕牛瘦弱死亡的现象；
在贯彻执行民族政策中，有的地区片面地强调了尊重少数民族“吃牯脏”的风俗习惯，而没有注意教育少数民族群众在“吃牯脏”时少宰杀耕牛，结果多宰杀了一些耕牛，影响了生产。
这些缺点必须认真克服，我们要在整风运动中，认真地检查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及时纠正缺点和错误，把工作作得更好。
要有计划地发展黔东南地区的林业生产
下面我想再谈一下自治州的林业生产问题。
黔东南地区盛产木材，林地面积约四十八万公顷，森林蓄积量二千七百余万立方公尺，可伐量一千四百余万立方公尺，其中杉木占半数以上。
杉木的特点是：
树干高大、积材量多、木理通直、生长迅速，木质轻软、耐腐，是建筑、造船和电柱的重要用材。
林区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具有悠久的经营林业生产的经验，如小苗造林、林粮混作等等。
他们营造的人工杉林，十五年胸高直径可达二十四点七公分，十八年即可砍伐使用，二、三十年即可长成大材，有“十八杉”之称。
其生长速度，据了解要比华北的落叶松快两倍，比东北的红松快四倍。
几年来，全州共为国家提供了一百一十余万立方公尺的建筑用材，支援了国家建设，增加了农民收入。
单是1953年至1956年上半年，直接投入农民手中的木材价款即达一千五百余万元，加上林副产品和木材加工、流送的收入，农民的实际收入更大。
据天柱县第4区的调查，1955年该区农民从事林业生产的收入，超过农、副业收入的总和，占全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点七四。
林业生产在黔东南人民经济生活中占很重要的地位。
解放几年来，我们在造林、护林与合理开发利用森林资源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营造了用材林和经济林木一百五十余万亩；
开展了群众性的护林防火工作，森林火灾大大减轻。
但是由于缺乏技术指导，造林成活率很低，去年全州造林成活率平均只达百分之六十左右；
乱砍乱伐和浪费木材的现象不断发生，清水江、？
阳河、都柳江两岸附近的杉木几乎成片地砍光了。
林业部门与森工部门工作脱节，互相配合不好，林场迹地更新工作没有作好，采伐任务又逐年增大，因此，造成伐的多、造得少，这种情况如不及时改变，就按照今年三十五万立方公尺的采伐任务（不包括群众用材）继续下去，再过十几年，黔东南地区现有的森林资源就将有被砍完的可能，对于国家建设迫切需要的木材资源将会造成很大损失。
今后，我们必须全面进行生产规划，帮助合作社把林业与农业结合起来，统筹安排生产，发动群众造林、护林，节约用材，合理利用森林资源；
林业部门与森工部门必须密切配合，进行合理采伐，作好林场的人工更新和天然更新工作，保证森林资源不断增长。
此外，我们希望中央林业部根据黔东南地区宜植优质杉的优越条件，适当扩大国营造林，把国营造林的先进技术与当地人工营造杉林的群众经验结合起来，开展造林工作，并给黔东南地区增派一些技术人才，加强技术指导。
希望中央森工部在林区兴建森林公路，整治林区河道，贯彻深采远购的方针，合理利用森林资源。
我们并建议中央有关工业部门在黔东南地区建立机制纸厂，将采伐、加工的废料和不成材的林木等充分利用起来，增加纸的生产。
只要采取上述办法，林业生产就可以得到很快发展，森林资源就可以得到合理利用，国家建设对木材的需要就可以源源不断的供应。
衷心拥护我们的救星共产党
由于党中央、毛主席和国务院的英明领导，我们少数民族才在祖国的大家庭里获得了平等的地位，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得到迅速发展，我们少数民族才得以摆脱千百年来在罪恶的反动统治压迫下过的牛马生活。
这对于我们少数民族来说，是体会得最深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少数民族带来了无限的幸福和光明，我们衷心地感谢党，衷心地拥护我们的救星中国共产党。
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别有用心的，他们企图离间我们少数民族和党的关系，想把我们少数民族拖回到解放前那种黑暗的悲惨生活中去，重新受他们的奴役和摆布。
我们绝不容许，我们决心和全国各兄弟民族一道，坚决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我们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妇产科大夫王淑贞、林巧稚、何碧辉、俞霭峰
对于实行计划生育的意见
我们完全同意并衷心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
解放以来，在共产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国人民生活得到提高，医药卫生工作有了改进，新生儿死亡率空前的降低。
这一个事实，有力的驳斥了右派分子所提出的人民生活降低、卫生事业没有发展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
儿童是我们的第2代，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我们爱他们。
但是，如果生育得过多过密，从个人方面说，会影响母子的健康，妨碍母亲的生产或工作，增加父、母抚养和培育子女的困难；
从国家方面说，人口增加过快就要增加消费，影响建设资金的积累，妨碍人民生活进一步的提高。
因此，计划生育是一项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作，有引起各级领导部门和全体人民重视的必要。
我们几位妇产科大夫愿就计划生育问题提出下面的意见。
避孕是一项重要措施
计划生育有没有办法呢？
是有办法的。
避孕就是实现计划生育的一项重要而具体的措施。
避孕不仅不会影响夫妇或母子的健康，而且是有益于母子健康的。
生育的间隔适当，母亲的身体健康，是使胎婴儿正常发育成长的重要条件。
同时，避孕也是可靠的；
如果做得好，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有效的。
因此我们对推行避孕工作应抱有信心。
二年来，我们在避孕问题上，虽然也作了一些工作，但是效果是不够令人满意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
根据我们的分析，有以下的几方面：
一、首先应该指出的是避孕宣传工作中的缺点：
几年来，我们对避孕问题的宣传是不够普遍、不够深入的。
此外，在宣传方法上也还存在着一定的缺点。
这主要是由于人们对避孕宣传工作的意义认识不足。
就拿医务人员来讲，对此项工作的宣传，过去也是不够热情、不够积极的，甚至还有人认为避孕并不是科学技术性的问题，因此，不需要高级医务人员来作。
年青的医务人员由于缺乏指导和教育，对这工作也是不够重视的。
其他有关方面也从没有将避孕问题当作重点来进行宣传。
我们认为，根据目前的需要，宣传内容主要应该包括思想动员及方法介绍二个方面。
普遍、深入地进行思想动员
1．思想动员，在现阶段，仍然是推行避孕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这主要是因为许多人在思想中还存在着对避孕不正确的看法。
有些人虽然有避孕的要求，但是在封建保守思想的影响下，不好意思提出。
有些人，由于缺乏卫生常识，错误地认为避孕是不合乎自然规律的，因而产生了种种顾虑，并对避孕缺乏诚意和信心；
不能很好的掌握避孕的方法；
即使掌握了也不能坚持，半途而废；
一、二次不用，又怀上了孕，于是就埋怨避孕方法的不可靠，对它丧失信心。
有些男同志错误地认为养儿育女是妇女的事，孩子生病、教养等问题都有国家负担，和自己的关系不大，因此，不能正确的体会到生育过多过密对母子健康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上的不良影响，也就对避孕问题表现的不够积极，不够主动，漠不关心或甚至有抵触情绪。
他们只是看到了避孕的不方便、不自由的一面，而却看不出避孕在计划生育、在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上的积极意义。
以上这些思想情况是我们在医疗工作中所了解到的。
这些思想情况无疑的是推行避孕工作中的一大障碍，必须通过大力、普遍而深入的宣传加以纠正。
除了我们医务人员应在宣传工作上作更进一步的努力外，更希望工会、妇联、青联及各有关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协助，并通过各种有效的宣传方式进行思想动员，在群众中，特别是在已婚男女中造成避孕的气氛，使每人都能从思想上认识到避孕对于个人利益及国家利益上的重大意义。
全面、系统地介绍避孕方法
2．避孕方法的介绍。
这项工作是全体医务人员的责任。
过去作的是不够全面、不够系统的。
同时，在宣传资料上也还存在着不够通俗、不切合实际的缺点。
为要大力推广避孕，每个妇产科及泌尿科医师必须首先掌握有关避孕的理论知识和技术操作。
各级医疗保健机构，包括医院、诊所、工厂保健站、农村医疗站等处，必须设立避孕技术指导门诊，以便在各级机构都能进行避孕的宣传及技术指导。
正因避孕方法目前尚未得到人民群众的足够信任，我们在介绍方法时必须特别慎重。
只能介绍一些切实可行、可靠而又无害的避孕方法。
对一些效果尚未确定或在科学上已经证明为有害的方法是不应轻率的加以介绍的。
在过去几个月的宣传避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有些百货公司的橱窗里、街头上都陈列了一些有关避孕的模型和图样，儿童电影院的影幕上也出现了有关避孕方法的说明。
我们认为这样不分老少、不分场合、不拘形式的宣传是不妥当的，因为它可能在儿童思想中发生不良的影响；
宣传的对象最好仅限于已婚男女。
二、避孕药品、器材的供应上存在着质量差、数量不足、品种不多等缺点。
最近供应情况虽已有了改善，但在质量上，还存在很多问题。
目前我国还没有避孕用品鉴定的机构，我们认为需要培养有关的技术人员，成立鉴定机构，保证避孕用品的质量，改进供应。
只有这样才能使避孕工作的效果得到物质保证。
加强对于避孕的科学研究工作
三、过去避孕的科学研究工作做得是很不够的。
现有的避孕方法虽然有效，但是尚不够简便。
这些问题都急需大力研究，才能逐步求得解决。
最近科学委员会已将避孕的研究列入医学科学研究规划，说明党和政府对避孕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对人民保健事业的无比关怀。
为了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还希望各有关方面在人力、物力上大力的给予协助；
不仅妇产科、泌尿科医师，而且希望全体医务人员以及药物、生理、化学等有关部门的科学工作人员也参加这项重要研究。
在避孕的科学研究工作上，过去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基础也是很差的。
今后研究的方向，主要应该是：
对其他国家认为有效的新方法进行适当的研究，以迅速取得经验。
同时，对中医认为有效的药剂及古方等也应积极进行研究，从科学上证实其效果，以便更好的推广。
在这里，我们还要提一提有关计划生育的其他几个问题：
人工流产不是避孕方法
1．人工流产问题：
首先应该肯定的是人工流产不是避孕的方法，相反的，它还会妨碍避孕的推广。
根据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广州、武汉等地的实际调查，自从公布放宽人工流产的限度以后，避孕门诊的人数显见减少，此外甚至还有人放弃了原用的避孕方法，以为怀孕后反正可以用人工流产来解决问题。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
人工流产毕竟是一个手术，施行手术时可能发生子宫穿通、大出血、感染发炎等危险；
因为它是一个违反自然发展的手术，所以手术后，还可能留下因神经及内分泌功能紊乱所引起的症状。
我们在诊疗工作中常见到过去作过人工流产的妇女有白带多、腰酸、背痛等慢性症状。
这些人工流产的不良影响，是国内外医学家们所共知的，也就是医务人员所以不愿轻易施行人工流产的主要原因。
最近各地在这问题上的调查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虽然，我们很不愿意看到这些合并症，并在尽最大努力对它们进行预防，但到目前为止，尚未能找到杜绝这些合并症，特别是后遗症的方法。
我们很想劝病人不要作人工流产，但又不愿将上述的危险性及后遗症毫无保留的告诉病人，因为知道这样作，只会增加他们的精神负担，是不合乎保护性医疗制的原则的。
不能草率采用永久性避孕方法
2．永久性避孕问题：
结扎输卵管或结扎输精管手术，在子女过多的夫妇中或身体不健康的妇女中是可以适当选择应用的，但是这种手术是永久性的避孕方法，因此就不能不分情况草率采用。
青年不要过早结婚
3．结婚年龄问题：
我国有早婚习惯。
解放后，由于生活的改善，在许多青年学生、工人、农民中，早婚情况有增加趋势。
这些青年，在婚后往往连续生育，严重地影响了学习、工作、生活及健康，而且对子女也不能尽到教养的责任。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青年中树立不要过早结婚的风气。
关于推行计划生育的这项工作，过去中央卫生部虽然作了布置，但因缺乏应有的督促和检查，收效是不够理想的。
今后，我们希望党和政府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
并希望各位代表在宣传及推广上，大力给予协助，以便早日实现计划生育，加速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人民生活能继续不断的提高。
上述意见，是否妥当，请各位代表指正。

有关三门峡水库的几件事
汪胡桢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薄一波副总理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在薄一波副总理的报告里已经提到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今年正式开工。
这个全世界属目，我国破天荒的大工程是在今年04月13日正式开工的。
这个工程的规模很大，工作也很艰难，预计要历时五、六年才能完成。
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三门峡全体员工是有信心有决心来完成这个任务的。
这个工程是我国根治黄河水患，开发黄河水利的伟大计划里的第1个工程，也是这个伟大计划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这是又一次向全世界用事实来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只有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才有可能来进行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工程。
大家知道黄河的性质是和长江不相同的，它流出的水量少而灾害反而严重。
这是什么缘故呢？
问题的关键就在黄河水流中含着大量的泥沙，当黄河流到郑州以下的平原里时，因为流速减缓，泥沙就沉淀下来，年深月久，把河槽淤高，成为地上河。
现时黄河河底已比堤外的平地高出一丈到三丈，开封的河底比城墙还要高。
在这种情况下，黄河已经到了极危险的地步，随时有改道的可能。
我国历史上黄河大改道已有六次之多，每次改道时水流经过处的农田，人民，村舍都有大量的牺牲。
在历史事实面前，我们不能闭了眼睛装做不见，不预先做好消除隐患的措施，而使国民经济有受到破坏的危险。
建设三门峡水库就是正确的解决黄河问题的办法，不但可以利用黄河的水来发生巨量的电力和灌溉大量的农田，也可以用来消灭黄河改道的隐患。
因为有了这水库，可以拦蓄从上游带来大部分的泥沙，向下游流出去的水流的含沙量就比较小，郑州到海的一段河槽不会继续淤高，而有逐渐刷深成为地下河的可能性。
没有疑问，三门峡水库在根治黄河水患开发黄河水利方面是能起极大的作用的，但要使三门峡水库发挥最大的作用，下面三桩辅助工作是不能不特别重视的。
第1、要做好黄河上游水土保持工作。
黄河上游黄土地区里的水土流失是黄河沙泥的唯一来源，只有完成这个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才可得到正本清源的结果，否则尽管三门峡水库有极大的库容也要很快给泥沙淤满而失去其效用。
所以为了要发挥三门峡水库的作用必须重视上游各省区的水土保持工作。
第2、要做好上游移民工作。
三门峡水库须淹没相当数量的耕地才能得到库容，尽管采取逐步升高水位的政策，在开始时也要迁移一定数量的人民。
这种移民工作必须做得十分完善，才可减少人民变更生活环境时的困难。
第3、要做好下游河槽整理工作。
三门峡水库完成后，从水库流出的水流虽不是完全清澈，但含沙量已大大减少。
因此下游的河槽倘使整理得好，则水流集中，越刷越深，能逐渐改变地上河为地下河。
反之，倘使不加整理，任其乱流，则也能造成串沟，冲决堤防。
因此在三门峡水库施工的同时必须打算好下游河槽的整理计划，及时进行，以免清水流下时措手不及。
以上意见，请全体代表同志们指教。

警惕右派在天主教人中寻找市场
李维光、胡文耀的联合发言
我们完全同意周总理的工作报告。
周总理的报告不但全面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实事求是地检查了政府工作的缺点和错误，而且严正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志。
我们天主教人完全拥护，而且坚决与教内外一切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斗争到底。
不管右派分子怎么样，也阻止不了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章乃器、章伯钧企图在我们天主教人中找寻市场，挑拨我们与政府的团结关系，侮辱和打击我们天主教人，更恶毒的，是他们要挑起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反对。
他们说：
“我从前到外地视察，开座谈会，发现有几种人态度不正常：
①旧知识分子、旧人员；
②工商业者；
③没有民族关系的宗教界人士。
这几种人，我们察颜观色，情绪不正常。
因此，我感到过去几次大运动是必须的，但遗留下来的副作用是严重的。
这次整风中发现，有许多人以往看来庸庸碌碌，这次大鸣大放，发表意见，从理论到业务，头头是道，天才都展出来，我们非常高兴……。”
我请问章乃器与章伯钧，你们在外地视察中察颜观色，到底是“察”了什么，又“观”了什么呢？
几年来，我们全国各地的神职人员、修士、修女、教友在人民政府的关怀照顾及各界人士的支持协助下，出现了新的气象。
天主教的反帝爱国运动，随着祖国的发展和成就，也获得了极大的胜利，从而加强了团结，提高了觉悟，发挥了爱国热情，大家都迫切地要求学习和进步，愿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切力量。
以南京教区为例，各地的神职人员、修士、修女、教友，也都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了。
在南京教区天主教友爱国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了政治理论、时事政策的学习，以及其他活动。
神职人员不仅自己认真学习，而且积极地带动教友学习，鼓舞教友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和生产竞赛；
利用教友在较大的宗教节日出堂以后的时间，向教友们宣传政府的政策法令，协助政府贯彻宗教政策，解决他们思想上存在的疑虑。
几年来，获得了不少成绩，涌现出不少新人新事和先进的模范人物。
就以南京教区的江阴来说，在一万多教友中被评为先进模范人物获得表扬和奖励的，就有两百多人。
不仅江阴一个地区如此，在全国各教区所属各个本堂区，都有同样的情况。
自去年07月，在首都召开了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发起人扩大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备处以后，全国各教区的反帝爱国运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而更加鼓舞了神职人员、修士、修女、教友积极前进，更加信任政府的领导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目前，全国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的主教、代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和各方面的教友共二百四十一位，在首都召开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全国代表会议，共商爱国爱教的大事，并正式成立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
这是我国天主教友反帝爱国运动中的新的里程碑，是我们反帝爱国爱教工作的新发展，也是反帝爱国爱教正义事业的伟大胜利成果。
这难道是“态度不正常”“情绪不正常”吗？
几年来，政府在贯彻执行宗教政策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解决了许多困难问题，使我们的宗教生活更加趋于正常、愉快和活跃。
如上海教区在江苏省松江专区部分，过去有一百四十四处教堂不能正常地进行宗教生活，但现在都已恢复正常的宗教活动，只有四处尚未能很好地解决。
又如今年05月11日，前往江苏松江佘山朝圣的教友就有一万五千以上，盛况堪称空前。
去年圣诞节，各个教区的庆祝盛况也是空前的热烈。
南京教区无锡总铎区无锡三里桥天主堂，就有万余教友望圣诞弥撒。
去年圣诞节和今年的佘山朝圣，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大型记录片，这一切事实都说明宗教活动的热烈情况，这也说明政府贯彻执行宗教政策的巨大成绩。
难道这是“过去几次大运动中遗留下来的副作用是严重”的吗？
难道这是“缺点是主要成绩是次要的”吗？
我完全肯定政府执行宗教政策的成绩是巨大的是主要的。
但不可否认，在工作上还存有缺点和问题。
我们认为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有六个方面：
第1，在过去的一个阶段中，各级政府，尤其是县、区、乡政府，对宗教事务工作重视的还不够。
个别地区对我们提出的一些房屋纠纷和使用教堂等问题未能及时处理。
虽去年一年之中已处理了不少问题，但不平衡，至今还有个别地方未能妥善解决。
如河北永年教区有六十多个教堂，至今尚未处理，他们的宗教生活，只能在教友家里或露天进行。
又如徐州教区神父下乡进行宗教活动，尚受到个别干部的留难，甚至个别地区还有捆绑扣押神父和教友情况的发生。
这虽是个别现象，但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应设法及时纠正。
第2，目前在工厂、学校、机关和乡村中，还有少数人，甚至干部，由于对宗教政策认识不够，对我们天主教内部近几年来的新形势新情况认识不足，仍以旧眼光来看待我们，尚不能采用友好的态度和民主协商的办法来帮助我们、支持我们，甚至有的对我们歧视、对我们的信仰不尊重，刺激我们的宗教感情，影响信教的与不信教的之间的团结关系。
倘使这样发展下去，就会使天主教友的积极因素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
这对国家和我们的反帝爱国正义事业，都没有好处。
第3，最近批判宗教的书籍有三十多本，其中有些内容已超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范围，而是谩骂和曲解，他们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的宇宙观是有矛盾的，是两种对立的哲学思想，自古以来就互相争论不能妥协。
我们认为互相批判是可以的，但双方应该深入了解，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各抒己见。
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虽在宇宙观上有所不同，但我们在热爱和平、热爱祖国和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上，是完全相同的，因而我们大家团结一致是有基础的。
所以希望我们能在求同存异互相尊重的原则下，扩大我们的团结，加强我们的团结，将异的地方尽量缩小，将同的地方尽量扩大，为着我们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共同事业，携手前进。
第4，我们教会在全国各地有不少的财产，土地被土改了，学校医院被接管了，这方面，我们愿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去做，但有些学校医院在接管时，将教会传教士、修士、修女的住房或教堂也接管了，我们认为这是不妥当的。
还有些土地和房屋虽未土改和接管，但被人长期使用不还，这不仅影响教会经济的收入，而且也不符合政府的政策法令。
所以我们希望政府对教会的财产在法律上给予保障，俾便使我们的传教事业得以顺利开展。
第5，我国的肃反运动是有极大成绩的，天主教内的肃反斗争同样也是如此。
没有肃反斗争我们天主教的反帝爱国运动就不可能有今日的发展。
其中有些缺点也是难免的，我们建议政府本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精神来检查过去的工作。
近一年来被逮捕的天主教人，处理的也不少，但还有些案件，至今尚未处理，我们希望司法部门能尽快地处理尚未处理的案件。
另有个别案件量刑过重，如上海有一不满十八岁的女学生因受骗误入歧途，进行了反革命的活动，被判处五年徒刑，虽然视察小组查到该案提出了意见业已纠正，类似情况是否还存在，请司法机关检查处理。
第6，我国天主教会各个教区，在1951年间先后宣布声明与国外割断一切经济政治关系，自己来筹措一切经费，目前教会经费只靠房租收入和教友的奉献，实不足以适应教会今天的情况。
有关这个问题，尚希望政府的宗教事务部门，充分地加以研究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和帮助。
以上一些意见和建议，不妥之处请大家指正。
总之，我们同共产党人和新中国的各界人民亲密团结是有基础的，也是任何人攻不破的，但右派分子们到现在还不认识这一点，还在那里企图进行破坏我们的团结，妄想利用我们中间可以利用的人来做他们的工具，所以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来自任何方面的破坏对我们来说是有着极重要的关系的。
因而，我们希望政府和各界人民多多给予支持和协助，使我们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和大家亲密的携手、齐步前进。
我们恳切劝告章乃器、章伯钧等右派分子们，要立即向人民交代自己的严重错误和反动行为，如果你们始终坚持反动立场，甚至继续采取破坏社会主义的行动，那末全国人民决不会对你们有任何宽容的！
受右派分子影响的人，希望他能够赶快改正错误，参加到斗争中来，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更坚决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

运动员的声音
张俊秀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并衷心地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各位首长的各项工作报告，通过这些报告，使我清楚地看到，在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下，仅仅在解放后短短的八年中间，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极其巨大、辉煌的成就，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愈益巩固，人民生活不断地得到改善，全国各族人民达到了空前的大团结。
在国际上，我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全国人民更加热爱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都为祖国的日益强大感到自豪，更加信心百倍地向社会主义大跨步地迈进！
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可是有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黄绍竑等人，都在闭着眼睛，不看事实，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他们偏偏说：
“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党在群众中没有威信”等等谬论，甚至否定几年来工作中所获得的巨大、辉煌的成就，以达到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目的。
右派分子们！
你们别在做白昼梦吧！
你们的一切阴谋诡计全国人民早就识破了的，你们的心机是白费的。
右派分子们！
你们仇恨共产党，憎恨社会主义，为的是要走资本主义的老路。
我们和你们恰恰相反，我们热爱我的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右派分子们！
请你们自己清楚一点吧！
摆在你们面前有两条道路：
一条是坚持反动立场顽固到底，这一条路是自绝于人民的，死路一条；
另一条是悬崖勒马，老老实实，向人民低头认罪，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人民服务，这才是光明大道。
社会主义的大门向你们是开着的，请你们冷静地选择吧！
我们欢迎你们走社会主义光明大道，和人民一齐前进。
各位代表，我是一个运动员，我代表运动员向各位代表讲几句话，谈谈我国运动的水平问题：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我国的各项运动水平都很年青，旧中国没有给我们留下很好的遗产，今天我们现有的成绩都是在解放后八年来由于党和政府亲切关怀和正确领导之下取得的，当然也是和运动员长期勤学苦练、虚心学习苏联和民主国家及国内老前辈的经验分不开的。
我们知道，旧中国人民一向是被外人污蔑为“东亚病夫”，由于旧中国人民生活贫困，生活水平很低，广大人民根本就得不到体育锻炼的机会，旧中国的体育运动只是为少数的资产阶级子弟所占有。
在过去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国际体育竞赛上从来就没有过“世界纪录”，可是新中国在党和政府关怀领导之下，在短短的几年中，我国就出现了大批优秀的运动员，如世界纪录创造者陈镜开、穆祥雄、石宝珠、戚烈云等人，为祖国争得了荣誉，还有我们熟悉的姜永宁、王传耀、蔡艺墅、张宏根等也给祖国增添光彩，另外还有大批的优秀运动员涌现出来。
大家都积极地准备着在下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打破过去“光蛋”（即零分）的纪录。
我们的运动技术水平虽然是突飞猛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是我们应承认，我国的运动技术水平有很多项目仍然是很低的，没有达到世界水平，但我国运动员都坚定不移地信心百倍地在不过十年之内要赶上国际水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争光。
最后，我希望全体运动员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积极地行动起来，提高认识，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揭露在体育行列中的右派分子，并与这些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剥去漂亮的外衣现出丑恶的原形
刘宾雁是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的代言人
这个“革新家”：
企图革掉社会主义的性命这个“特写家”：
特长丑化社会主义的成就
本报讯综合中国青年报消息：
在中国青年报反右派的斗争中，刘宾雁漂亮的“革新者”“特写作家”外衣被剥掉以后，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出来了。
刘宾雁虽然入党十三年，但他说“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党是自己的”
刘宾雁是一个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和情调的人，他自1944年09月入党后，一再拒绝党对他的仁至义尽的帮助，思想一直没有得到改造，长期以来对党组织怀有不满和对立情绪，1953年以后发展到对新社会的不满，向党攻击。
这两年来，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刘宾雁曾在党支部大会说：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党是自己的。”
这话倒也真实地透露了他和党的关系。
反党分子刘宾雁表面上好像并不反对党的领导，而实际上他认为“党的领导问题很多，在许多重要领域中是可有可无的。”
他历来宣扬厂矿党的领导无能，他常把党对文艺的领导与教条主义混为一谈，认为党妨碍文艺的发展，因而在实际上处处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
他在“上海在沉思中”那篇文章中，一笔抹杀党领导文化艺术的成绩，甚至说成不如解放以前。
他恶毒地挑拨说：
“今天所以不可能有一个二十多年前胆敢与周扬抗衡的鲁迅，乃是由于一个作家与党委宣传部长的关系不同”。
刘宾雁对党极端不信任，在群众中散布对党和党的领袖的不满情绪。
党的八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会，它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系列的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然而刘宾雁却说：
“八大没有提出什么新问题”，他在报社整风会议上露骨地说：
“团代会毛主席说开得好，群众（？）
说开得不好，我说开得不好！”
邓小平同志在团的“三大”以后，向团的省市委书记讲了话，团中央要把他的讲话印发全国各地团委，刘宾雁也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
他认为党中央有没有整风决心还要“走着瞧”，他说党的高级干部是“特权阶级”，省市级领导干部是“土皇帝”
刘宾雁的反党思想在今年05月对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人员的一次讲话中暴露得最为露骨，刘宾雁在那次讲话中，对党进行了极其狂妄凶恶的进攻。
他恶意歪曲了党的状况，在他看来：
整个共产党内，除了毛主席一人而外，上面是一批保守力量——高级干部的“特权阶级”，中间是一批阳奉阴违的“土皇帝”——省市一级党的领导干部在把持，而下面是一群懵然无知的“笨蛋”。
当他谈到中央这次整风的决心问题时，他竟说，毛主席对整风决心是大的，至于党中央嘛，还要“走着瞧”。
他认为阻碍整风的最大阻力是党内的保守力量，他把党内一批高级干部说成是“保守力量”。
他恶毒地污蔑党的高级干部是“特权阶级”。
他还认为党内“特权阶级”的形成，是整个制度造成的。
他还狂妄地表示不同意周总理所说的官僚主义的产生是有历史根源，认为这是借口。
刘宾雁究竟把党的干部看成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他曾经说过，是：
“一些人愚蠢，守旧，不学无术，阻碍生活前进！
一些人政治热情衰退，疲疲沓沓，无所用心或贪图享乐！
另一些人自私，怯弱，不敢说话，怕丢乌纱帽，不敢坚持党的利益！”
他不止一次地在别人面前，以冷嘲热讽的口吻，把党的干部描绘成整日价只会打扑克、看小人书，不看文艺书籍，对文化无兴趣的精神世界空虚的人物。
刘宾雁给党的干部按了许多恶毒的名字，什么“犬儒主义”“爬行主义”，“市侩”，“政客”，“革命自身保卫者”。
这和葛佩琦、王德周以及一切右派分子侮辱谩骂党的干部所用的恶毒字眼有什么区别呢。
他说几年来“党吸收的多是逢迎、拍马、唯唯诺诺的人”。
“新三反以后，人权受践踏，人的尊严受侮辱”
刘宾雁对党内现状的估计也是“一团糟”的。
他认为党内民主少，党内批评少，党内选举是形式，党的代表会议“老一套”。
他甚至根本否认几年来吸收了大批群众中的优秀分子入党的伟大成绩。
他说：
几年来，党越来越脱离群众，党吸收的多是逢迎、拍马、唯唯诺诺的人。
刘宾雁几年来在人民群众中进行的各种运动以及对党的肃反政策同样作了非常恶毒的攻击，他的言论比起党外的右派分子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就在对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座谈会上的报告中说：
“新三反以后，人权受践踏，人的尊严受侮辱，肃反中错误更大。
不大会尊重人。
把人的尊严看成是微不足道的。”
他的结论是：
“现在很难怪谁，这是全国问题，历史性问题，也是个小小的悲剧。”
他把社会主义建设看得漆黑一团
在刘宾雁的眼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是漆黑一团。
本来是好现象，一到刘宾雁的笔下就被歪曲成坏现象了。
刘宾雁把群众的劳动积极性说成是由于生活所逼，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今年他去湖南采访，在一篇通讯中这样写着“长沙以西，一个新奇的景象是城镇中无一闲人，男女老少都在干活，这是因为——不这样就无法维持生活。”
几年来，他自己承认几乎是全力以赴地收集各种工作中的缺点。
去年他去哈尔滨电机厂“搜集”到一些干部作风上的缺点，回来到处传播企业内部压制民主，他对商业工作中的一些缺点，说成是国家“处处想从群众身上揩点油水。”
刘宾雁没有下过农村，可是他却散布四面八方农民不满共产党。
他最近在一次会议上说：
“一个同志告诉他，他回家时从县到乡，一路听到都是骂共产党。”
其实这个同志并没有这么讲。
对于文学艺术，他更认为解放后没出几部像样的书、电影，全盘否定了解放后文学艺术方面的伟大成就。
这些就是刘宾雁有色眼镜下的社会主义。
所以他公开地说：
“跟着工人阶级喊‘社会主义万岁’的口号已经喊的不少了，我不愿再喊了。”
刘宾雁在否定社会主义成绩同时，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是冷淡的，没有人情的。
他说：
“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肯定有，但不多”，原因是“与阶级斗争有关”。
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冷”。
他把医生、经济工作者、青年团干部都写成没有人性的人。
在“道是无情却有情”一文里，借用了章金鸣受到个别官僚主义者打击的事，攻击党政领导机关，认为他们所以没有及时处理这件事是因为他们从事繁忙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缘故。
好像在新社会里，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冷冰冰。
他是一个“反现状”的“英雄”，他说“我往往把同情寄与被统治者”
他对党的干部如此深恶痛绝，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一笔抹煞，但对林希翎那样的右派分子却很欣赏，他认为她是有才能、善于独立思考的了不起的青年。”
林希翎被彻底批判以后，他还认为她“还是可爱的”。
在报社开会斗争他这个右派分子以前，他还答应在苏联展览馆前与林希翎会见。
他说：
“犯了错误受了打击生活困苦和不得志的人，随时都可以引起我的同情。”
“我往往把同情寄与被统治者，肃反被斗的、资产阶级、小工商业者、没落的、生活下降的旧职员、知识分子……”他就是欣赏、歌颂和依靠这一批人。
他认为几年来团的工作“有原则性和路线性的错误，”他想把青年团变成第二党。
关于青年团的性质和任务，团章中早已作了明确规定。
这一点，就连一个团员也知道得十分清楚，而素以“关心青年”自居的刘宾雁，却作出了极为荒诞的曲解。
在他写的“隔着一层”（见1956年11月08日青年报二版）的这篇文章里，他认为“青年团不能不对党所领导的国家工作各个方面”，加以过问和插手。
于是，对于“研究降低人民生活费用与物价”，青年团要管；
对于“劳动力调配中的一些问题”，青年团也要管；
对于“城市里党、政府工作中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忽视了人民生活，官僚主义有所滋长，民主生活不够活跃，有些干部脱离群众”等等问题，青年团固然要管；
连“手工业合作化以后，……从工人生活福利到产品质量、成本问题”，青年团也得管；
甚至像“有一万多名旅客堵塞在汉口，武汉的旅店、澡堂里住满了外地人”，青年团都得要管。
由此可见，刘宾雁心目当中的青年团的性质和任务，与党和政府的性质、任务没有区别。
照刘宾雁的想法来做团的工作，青年团已不是青年团，而是一个第二党了。
正因为青年团没管许多在刘宾雁看来该管的事情，因此，他对整个团的工作，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认为青年团工作是可有可无的。
他说：
“我看几年来的团的工作有原则性和路线性的错误”。
他对青年团的思想工作是采取排斥的态度的。
他说：
“从五三厂团的工作经验为始的‘思想调查’以及‘思想分类’、‘排队’、‘思想批判’等，我自1952年就怀疑它。
我们认为这种作法会损害工人群众自尊心、引起一般群众反感”。
他否定党领导青年工作的成绩，认为几年来青年的政治积极性下降了
他也否定党的青年工作的成绩，否定这几年来青年思想面貌的改变、政治觉悟的提高。
他别有用心地说，1953年青年百分之百的信任党、打冲锋。
三反之后有苦闷，但不敢说话。
1954年，青年想说话又打下去。
去年青年想说话，也被打下去了。
他以此企图说明青年这几年来备受压抑。
他甚至认为“青年的政治积极性下降了。”
他对团组织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也是否定的，他说，“老讲红军长征吃皮带，老讲刘胡兰，有什么意思？”
尽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召开，大大地鼓舞了全国青年的劳动积极性，刘宾雁却一再表示不感兴趣。
总之，刘宾雁对团的工作的成绩，往往是视而不见，故意抹煞的。
他在竭力宣传所谓“职业的冷淡”，在他的笔下，青年团的干部变成了毫无人性的人物
在刘宾雁的笔下，绝大多数青年团干部的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都被一笔勾销了；
相反的，团干部似乎都是些没有头脑、没有同志感情、对国家利益没有责任感的人物。
在一篇题为“冷”的文章（此文未发表）中，他更把团干部诅咒成毫无人性。
他在谈到一位团委书记工作缺点之后说，“职业的冷淡在青年团工作中可以得到多么全面的发展！
这也许因为青年团是每天都作人的工作的，于是就对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生命，都不能不冷淡了”！
刘宾雁这种丑化团干部的手法，是很卑劣的。
他反对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把这种领导看成是保守力量的压制
刘宾雁的新闻观点，同样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新闻观点。
他提倡资产阶级式的新闻自由，他露骨地反对青年团中央和党对中国青年报的领导。
在他对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座谈会上的报告中，就十分清楚地暴露了这一点。
他把党对报纸的领导看成是保守力量的压制。
他夸耀中国青年报的“辣椒”办得如何如何好，可是领导上就是压制；
他还捏造团中央内部不团结，说胡耀邦思想并不保守，但因中央也不支持，所以他的话也不是占优势的。
他说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有矛盾，团中央和党中央也有矛盾，党中央喜欢用自己的一套来要求团和团的报纸。
他说党的高级干部有些是报纸或团中央领导人的上司，他们压制批评的方法很巧妙，叫你奈何不得。
他把党对中国青年报的批评叫作“围剿”。
刘宾雁“要启发青年注视和关心全国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中的问题”，主张批评应该无边无际，批评应该愈尖锐愈好。
他对一度走上资产阶级政治方向的文汇报大加称赞，在他5月13日的一则报道中，就称赏文汇报“对于活跃全国的民主生活起了有利的作用”。
在党开始整风以后，他认为向党进攻的时机到了，他的反党的言行达到了疯狂的顶点
在党宣布开始整风，并提出要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以后，刘宾雁认为“党的许多规矩要变了。
党员可以怀疑党的政策，报纸可以少受约束了”等等。
总之他认为，向党进攻、开枪的时机到了。
今年05月，刘宾雁去上海采访。
首先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照当时正在走资产阶级方向的文汇报记者吕文介绍的材料、文汇报的报道，加上他主观的想像，写成了“上海在沉思中”这篇向党恶毒进攻的文章。
这个期间，他还以中国青年报记者的名义，在上海大肆活动。
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座谈会上荒谬绝伦、反动透顶的讲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还污蔑文艺界的一些人是“变色龙”，说这种人春天可以让青年反官僚主义，秋天又可以说青年反官僚主义是偏激情绪。
05月中旬以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更加猖狂了，这时，刘宾雁像发了疯一样，除了赶写文章给人民日报、文汇报以外，还想写什么“路上忧思”，“信”之类文章疯狂地向党进攻。
在中国青年报整风中，他利用党支部书记的职权，把支部大会开成了对党的控诉大会
刘宾雁回到北京，仍是顽强地企图以他的那种“鸣”“放”宣传方针，把中国青年报引向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消极地抗拒中国青年报所采取的当前宣传方针。
在报社召开的四次有关讨论“鸣”“放”问题的会议上，他总是不感兴趣，多方抵制。
在报社的整风运动中，他同样表现了他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
他利用报社二支部党支部书记的职权，将支部大会开成了控诉大会。
并在会上点名要党员起来“鸣”“放”，会后并把这种对党进攻的会议内容写成大字报张贴出去，企图达到他在报社内部“点火”的目的。
当党发动了对右派分子反击之后，他对反右派的报道特别不积极，说这是“小题大作”，几个资产阶级政客能起多大作用。
到这时候，刘宾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已达到了顶峰，他的右派分子的反动面貌也彻头彻尾的暴露出来了。
刘宾雁承认他在党内是个“屡教不改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最后成为右派”
在中国青年报全体工作人员的揭发和驳斥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刘宾雁只得承认他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
07月13日，他在中国青年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说：
“在党内我其实是一个与党对立，不守纪律，不受约束，屡教不改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最后成为右派。”
但是在他三个小时的发言中，同志们看出这个右派分子并没有真心悔罪之意。
首先，他力图说明他虽然作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但他的动机是好的。
比如：
去年他去哈尔滨，本要写哈尔滨解放十年的新气象，今年去湖北，也打算写写建设成就，但一写出来大都成了“批评”和“揭发”，好像到处都是“一团糟”。
这是为什么呢？
他没讲出来！
他自己也承认他所“批评”“揭发”的问题“都是党政领导检查出来的，并且正在处理，这本是一件喜事，我却觉得不快”。
他还承认“就是党办的好事，我也要埋怨三分！”
为什么这样憎恶共产党呢？
他也没讲出来！
第2，刘宾雁还躲躲闪闪不好好交代他和外面的右派分子林希翎（即程海果）、吕文（文汇报记者）等人的关系。
这几天，中国青年报的工作人员又在各种会议上继续从刘宾雁的历史、对党的态度、文艺创作、新闻报道等方面揭发、驳斥、质问他，斗争已开始向纵深发展。
报社全体同志决心彻底揭露这个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
浦熙修徐铸成继续吐露罗隆基的阴谋活动
据新华社19日讯新闻工作者座谈会18、19两日继续举行。
浦熙修在19日的会上继续交代了章罗联盟、罗隆基的反动言行和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的情形。
浦熙修说：
章罗联盟有着长期的酝酿，从去年民盟第2次全国代表大会起，罗就不再骂章伯钧了。
章伯钧在那次大会上作的“一切为了社会主义”工作报告，是在“为了社会主义”的幌子下强调钻研业务，代替思想改造，罗表示完全支持。
罗并对浦说过：
“章伯钧跨着两个党，我的力量不及章的四分之一。”
“我是参谋人才，善于为人作嫁，章的气魄比我大。”
因此他甘心屈居章伯钧之下。
去年08月，章罗联盟有了进一步发展，他们策划团结右派、争取中间、孤立左派，篡夺民盟领导权。
今年04月民盟全国工作会议时，章罗提出大发展的方针，以鸣放为主的方针，罗隆基还别有用意地提出“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来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
浦熙修说：
章罗联盟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虽然今年才发表，实际上也是酝酿已久。
今年02月曾昭抡就提出这个问题，在罗隆基指使下，争鸣月刊编辑部就邀请了许多科学家举行科学体制问题的座谈会，争鸣月刊5月号还发表了这次座谈会的记录。
罗隆基的小集团活动
关于罗隆基小集团的活动，浦熙修继续交代了以下一些情形。
罗隆基在解放初期除了和张东荪来往密切外，和曾昭抡的往来也很密切。
曾昭抡的心腹事都要和罗隆基商量。
曾昭抡曾经在罗、浦面前说：
唯物辩证法好像枢纽的开关一样，共产党抓住这个开关，要开就开，要关就关，我们外人是摸不到底的。
曾昭抡曾认为党对他的工作安排得不妥当，并且对浦说：
解放前你和子冈都很活跃，为什么解放后没有声息了。
浦熙修说：
罗隆基和张东荪的关系一开始就很诡秘。
有一次总理办公室找罗隆基开会，到处找不到罗，以后浦才发现罗和张东荪在刘王立明家里不知干什么。
1952年罗隆基约张东荪在浦熙修家里吃饭时，罗隆基策划张东荪抓燕大、潘光旦抓清华，张乔石、黄大能各在其所属基层组织中活动。
并以清华为重点，罗准备亲自到清华活动。
浦熙修说：
张东荪事件后，罗隆基小集团的活动隐蔽了，分散了，罗的活动方向转向高级知识分子，这时在罗的周围又形成一个以曾昭抡为首、有潘光旦、费孝通、吴景超等人参加的小集团。
罗隆基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潘光旦安插在民盟北京市委，又把吴景超提名为全国政协委员，要吴景超负责人民大学民盟支部主委。
罗还拉吴景超任争鸣月刊编辑部常委。
因此吴对罗感恩不尽。
今年全国政协开会后，罗隆基在全聚德请王造时吃饭，饭后罗拉王造时、潘大逵到他家里密谈。
浦熙修还揭发了罗隆基和另一些人的暧昧关系：
一、张东荪的事件暴露后，叶笃义在民盟七中全会上谈到张东荪的一些情况，罗隆基说叶笃义是投机，说张东荪勾结了一个美国三等特务真不值得。
浦说：
罗是否和张东荪暗中还有来往，值得追究。
二、据罗隆基说，他床头上的一个小无线电收音机，是汉奸特务周佛海的老婆送的，罗和这个特务的关系也值得研究。
三、罗隆基和杨虎是拜把兄弟，解放后罗把杨虎邀到北京后，时有往来。
四、解放初期罗隆基介绍杨虎手下的特务头子阎锦文入盟未成，后来又把阎安插在天津一家橡胶公司当管理员。
解放初期他们往来密切。
今年春天浦在罗家里还听到阎打电话来要找罗。
五、浦熙修说：
余上沅被释后，余的妻弟的老婆曾打电话向罗隆基道谢。
这是什么关系，罗也应交代。
六、罗隆基曾一度和他的干女儿梁文茜（梁实秋的女儿）来往很密切。
七、罗经常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找女演员跳舞，现在报纸上揭露罗曾亲自到北京人艺借便放火，是否就是这些关系。
浦熙修说：
罗隆基的反党反人民的本质是一贯的。
罗常说：
共产党员一样是人，凡人就有名利欲望，党内的问题也多得很。
罗把高饶事件、胡风问题都看做是“党内的宗派主义”。
罗又说，社会主义所以不断地要搞劳动竞赛，还不是从名利上来鼓励人的积极性。
竞赛与竞争有什么区别，我看不出来。
每个人都是想往上爬的。
罗隆基还说，他想写一个以梁漱溟为中心人物的悲剧本，并且说今天为什么只有工农兵方向呢，在他的上述悲剧写出后，一定会“惊天动地”。
罗隆基常说：
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是最肉麻不过的事。
匈牙利事件后，罗最突出的意见是苏联出兵匈牙利是“干涉内政”，认为宁可失掉匈牙利也比苏联出兵好。
去年埃及抗战时，罗曾对浦说过他对于纳赛尔是否能支持下去是怀疑的。
罗还很欣赏艾森豪威尔在埃及问题上的作法。
罗说：
这次美国做得漂亮，既得了人心，又攫取了利润。
浦熙修交代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的关系时说，她在文汇报所犯的严重错误是：
（一）无条件地接受章罗联盟所把持的民盟中央的一切指示和歪曲传达，作为办事处的指导思想。
罗隆基的亲信刘光华到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来工作后，即使浦不在北京的时候，刘光华也把民盟中央或罗隆基的意见带到了办事处。
浦说她还随时随地把罗隆基对人对事的看法在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散播。
（二）今年2、3月间章罗联盟开始酝酿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后，浦即把这个纲领中的意见贯彻到她的工作中去，安排记者访问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吴景超等人或向他们约稿，写出一系列有关反动的社会学、科学体制、人口问题等文章，浦还懊悔没有争取到费孝通的“早春天气”在文汇报发表。
民盟科学规划小组提出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后，文汇报也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了。
（三）发出了刘光华写的北大民主墙的稿件，以后又要刘光华写肯定大字报经验的稿子。
（四）为了“摸文艺界党内宗派主义的底”，浦熙修曾亲自和姚芸藻出去访问，并且提出：
“党内的宗派主义是否阻碍了文艺界的鸣放？”
等问题，浦还发出姚芸藻挑拨文艺界和党的关系的“文艺界窃窃私语”一文（文汇报未刊出）。
（五）关于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所发的一些在文艺界点火的文章，浦熙修说她作为办事处的负责人，总的责任应当由她负，但她和梅朵有分工，一般文艺界稿件由梅朵负责，她希望梅朵交代。
浦熙修还提出其他两个错误是组织楼邦彦写稿和叫刘光华去访问葛佩琦。
但她说她曾经提出要楼注意“有些工程师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党员运用于政府之中，还是在政府之上”，希望楼邦彦在“批判”储安平论点时参考。
她又说，叫刘光华去访问葛佩琦的目的是为了对葛“作进一步的批驳”。
浦熙修交代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鲁西良等人发言说，浦熙修今天又交代和揭露了一些东西是好的，但他们对浦熙修今天在检讨中强调她在1952年以后同罗隆基小集团没多大关联一点，表示十分不满。
他们说，浦熙修在1952年后和罗隆基的关系并未疏远，到底为罗隆基小集团做了些什么事，必须继续老实交代。
章罗联盟如何培植文汇报？
徐铸成在18日作了交代。
徐铸成说：
1948年05月我和罗隆基第1次见面，地点在上海虹桥疗养院。
我向他谈起准备到香港办文汇报，他竭力鼓励我办报要坚持“中立”立场，当时在座的还有右派分子彭文应。
1949年06月，我在上海第2次见到他，他详细地对我谈了“脱险”经过，说全靠杨虎和陆大公
（杨虎的党羽）的帮助。
我说我们准备请浦熙修参加文汇报，他说他一定鼓励浦熙修参加。
1949年09月我在北京参加人民政协，曾宴请民主人士谈文汇报的问题，章伯钧、罗隆基都说了话，表示愿意支持文汇报。
1950年我到北京参加第1次新闻工作会议，罗隆基曾通过浦熙修请我吃饭，在座的有吴景超、潘光旦、钱端升、费孝通等，他们曾大说吴晗的坏话。
徐铸成谈到他去年和罗隆基四次见面的情形。
第1次是去年04月，罗隆基一见面就谈起文汇报没有发表他写的一篇关于宪法的文章和他为这篇文章写信给我的事，他说“你太迷信人民日报，人民日报那篇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体的社论根本是错的。
别的不讲，宪法我是内行，党中央也是知道的，起草宪法时，很多地方是根据我的意见修改的。”
第4次是去年07月，我们已和中宣部张际春同志谈好了文汇报复刊计划，就是地点没有决定。
浦熙修坚决主张在北京，并说罗隆基也认为北京好。
我们就又去找罗隆基，并且把准备向中宣部提出的编辑方针送给他看。
他对我们说：
“百家争鸣在报纸上也可以讨论具体工作问题，比如文字改革问题就可以首先提出来讨论，党内对这问题的意见也很不统一，很多人反对这样改革。”
罗隆基还说“报纸有问题到北京来反映，我尽力帮你们的忙。”
徐铸成说：
1950年我到北京，见到章伯钧，他曾对我说，他爱看人民日报，去年他又对我把人民日报批评得一钱不值，这说明他是在耍两面派手法。
去年06月，章伯钧请我和储安平、萧乾吃饭时，他向我说党外报纸应该有独特的见解，应该多登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本市新闻也不要和党报一样，并且要多反映知识分子的苦闷。
他还说各非党报在发行和纸张问题可采取一致的态度。
他这次谈话给了我很深的影响。
除他和罗隆基、章伯钧的关系之外，徐铸成还承认文汇报有民盟右派系统，他是想利用文汇报民盟的组织和党组织对抗的，但他没有谈具体活动。
他也谈到了他在上海市民盟组织和陈仁炳等一同担任重要职位以及他领导上海新闻界民盟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的事情，但他又说他没有作什么具体的工作。
民盟盟员、光明日报的于友认为，徐铸成关于民盟上海市委右派的情况、民盟右派在上海新闻界的活动的交代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被罗隆基安排在文汇报作记者的刘光华18日在会上作交代，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受罗隆基、浦熙修的指示，作了许多违反社会主义利益的事。
刘光华说，他十三四岁就认得罗隆基。
1950年刘在大学毕业不久，罗隆基就把刘调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工作。
刘光华承认他是因为罗隆基的私人关系进文汇报的。
刘光华说，他进文汇报后，浦熙修原说要他做体育记者，但不久后因罗隆基的关系就让他从经济、政治、社会科学一直跑到外交，并且一再当众称赞他，表扬他。
浦熙修几次直接布置刘光华采访，要他向吴景超、费孝通、潘光旦等采访“社会学”“人口问题”，要他作关于“北大民主墙”的报道。
浦并说采写北大民主墙事她曾和罗隆基研究过。
浦熙修到黑龙江去了后，刘光华曾借采访之名，把罗隆基的所谓对鸣放的意见带回文汇报办事处，罗隆基说，关于政策问题如土改、工资问题也可以鸣放，又要文汇报不要跟着人民日报走。
他说罗隆基还曾要文汇报以“罗隆基答记者问”的形式发表自己对鸣放的意见。
受到刘光华煽动、在整风中猛烈攻击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林孟熹在会上发言说，刘光华在整风期间一再表示唯恐天下不乱的情绪。
林孟熹说，刘光华经常散布一些似是而非的“消息”，贩卖右派言论和谣言。
林孟熹要刘光华交代这些言论中哪些是从罗隆基、浦熙修那里来的。
座谈会还批判了新华社邹震的反动言行。
邹震在会上承认他在第1次座谈会上向新华社、党报、中共中央宣传部所作的恶毒攻击是别有用心的，他说今天愿意向人民认罪。
邹震说他的思想原来就是非常反动的。
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爬上过反动头子于斌办的南京益世报总编辑的位置，疯狂地反对过苏联和中国共产党。
大“鸣”大“放”以来，他以为反党的机会到了，积极要求参加新闻界座谈会，想在新闻界放一把火。
邹震说他那次发言是站在当年益世报总编辑那个立场上说话的。
他所叫喊的要中宣部对报纸开放“绿灯”，实际上要报纸对党随便谩骂，自由攻击；
所谓民主办报、民主办社，就是想要党让出新闻阵地，由右派分子来占领；
他把新华社的稿件描绘得一团糟，是想鼓励报纸不用新华社稿件，给新华社制造困难，以便他在社里放第2把火。
邹震还交代了他在新华社内部的一些反动言行，并表示愿意悔改。
新华社田林、袁木对邹震的反动言行作了揭发和批判。
田林说，邹震的所作所为有他的目的，邹震的最高纲领是想在“民主办报”、“民主办社”的幌子下，与其他右派分子篡夺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
他的最低纲领是希望出现一些所谓民主党派和民营的报纸和通讯社，以便与党领导的报纸和通讯社唱对台戏。

两万名地质勘探工作者的劳动获得丰收
云南的地下宝库多么富饶！
已经找到的矿藏有四十种锡铜磷和褐煤储量都是全国第一
新华社昆明18日电新华社记者黄昌禄报道：
两万名地质勘探工作人员遍布云南高原上，他们已经超额完成了第1个五年计划中国家规定的工作量，为国家找出四十种矿藏；
其中锡、铜、磷和褐煤的储量，目前都占全国首位。
云南位处横断山脉的中段，山岳横亘，地质构造复杂，适合于多种矿床的形成。
滇中的苍山、和牢山和滇西的高黎贡山，有古老的变质岩带，出产铜、铁和各种稀有金属；
滇东一带多沉积矿床，出产煤、磷和若干建筑材料，在老地层同新地层的交界处是多金属矿的矿床。
在地理上，云南很大部分地区属亚热带，潮湿多雨，容易形成砂矿。
多少年前，有人就认定云南系一矿藏丰硕的地区，但究竟是那些矿？
蕴藏量有多少？
却一直是个谜。
解放前，云南全省只有一台钻探机，寥寥可数的几个地质人员在个别矿区作了一些地质调查工作。
不少矿区具有两三百年的开采历史，但都是盲目开采。
例如全国闻名的个旧锡矿，从开矿到现在已经有二百五十年，但是解放前始终没有正规的地质工作，造成资源的大量破坏和浪费。
云南大规模的地质勘探是从1953年开始的。
我国的老地质工作者和年轻的地质勘探人员，陆续从东北、北京、四川和其它地方来到遥远的云南高原。
他们在东起乌蒙山、西迄高黎贡山、北至金沙江、南达红河的几十个县境，张开一幅庞大的地质勘探网。
他们到达了过去人们谈虎色变的“瘴疠之区”，攀登上猿猴也难行走的峭岩绝壁。
他们经受了热带夏季炎日的熏炙，战胜了每年一度漫长雨季给野外工作带来的困难。
到去年年底，地下开凿的坑道合计就已有七百多里长，钻探机钻进地层的深度加起来共九万丈，在一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内进行了不同精确程度的地质调查。
地质勘探在我国是一项新兴的工作。
解放前，老地质学家们由于条件所限，大多从事于地质地层的学术研究，对勘探程序和方法缺乏系统的经验。
因此，苏联的地质、测量、水文等各方面专家多人先后来到云南，翻山涉水，帮助我国年轻的地质勘探工作人员们，迅速掌握了从地质调查到勘探以至化验分析的全部工作，使地质勘探队伍的技术水平迅速提高。
根据已经探明的矿量，云南将成为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的重要基地之一。
作为农业肥料主要来源之一的磷矿，在云南中部十多个县内，初步探明蕴藏量有二十六亿吨以上。
位于滇池畔昆阳县内的一个磷矿，是我国储量最大的磷矿。
曾经有人为云南工业发展前途耽心，因为据说云南是产煤贫乏的省份。
现仅在五个地方勘探出的煤，储量就达十二亿吨。
地处滇越铁路线上的小龙潭褐煤田，已探出可以提炼石油的褐煤有八亿多吨，是目前全国已探明的最大褐煤田。
在滇北金沙江畔永仁县勘探出的炼焦煤田，距四川省的攀枝花铁矿不远，将来可以支援这个西南的钢铁基地。
此外，许多国家工业建设亟需的稀有矿产，已在云南发现或正在勘探。
已发现或探明的矿产，大部分埋藏在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地区，它们的陆续开发将为迅速改变少数民族落后经济现状提供可靠条件。

你知道猪身上的废料有多大用处？
猪肉可以吃，猪皮可以做鞋，做皮箱，这是谁都知道的。
然而，猪身上的那些被人们当成废物的东西，如猪奶头、猪蹄壳等等，谁能知道有多大用处呢？
让我来告诉你：
猪的脑下垂体可以做荷尔蒙，这是制造风湿特效药的原料。
猪奶头可以做猪奶头胶，是照像、医药、油漆等行业的原料。
猪蹄壳可以做猪蹄壳胶，是火柴等工业的原料。
猪肚子可以做胃蛋白酶，是一种助消化的药剂。
猪脊髓和大脑，可以制胆固醇，是制造卫生素丁的原料。
猪苦胆可以制猪胆汁膏，是医药上胆盐、胆酸的原料。
猪脾脏可以制脏粉，对手术后发高热有特殊疗效。
利用这些废料，用不着多大投资。
如猪脑下垂体，只要用一个小钩，就可以把它取出来。
每一公斤猪脑下垂体，价值四百六十五元。
用胆汁膏做出来的胆盐，每一斤价值一百多元。
在苏联，这些猪身上的废品早已被利用，它的价值比猪肉还大。
目前，我国的大屠宰厂已经开始研究利用。
上海冻肉厂用这些废品制成三十一种医药用品。
如果每一个屠宰厂都能注意利用，将给国家增加不少的收入。

“单干”“求全”的教训
本报记者李茜
有着灿烂文化历史的古城西安，经过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建设，已经变成了新的工业城市。
在这个城市的近郊，已经出现了三、四十个现代化的工厂，其中有大型机械厂、电工厂、仪表厂、纺织厂、印染厂，也有作为建筑基地的金属结构厂和永久性的大型预制厂。
来到西安的人们，没有不被这迅速发展的工业建设所鼓舞的。
但是，由于过去缺乏建设经验，有关部门对这些企业没有很好地进行统一规划，再加上某些领导人员贪图本单位、本部门的方便，盲目求全，乐意“单干”，因而在建设中没有很好地贯彻协作的精神。
许多厂都是各搞一套，结果浪费了国家不少资金，同时造成了生产中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
工业建设中注意协作不够，首先表现在国营工厂和地方工厂之间，以及这个部所属的工厂和那个部所属的工厂之间。
当我们访问西安地区一些木材加工厂的时候，常常听到厂里领导人员说生产任务不足，机械设备利用率不高。
原因何在呢？
原来西安地区的木材加工能力过大了。
仅建筑工程部西北工程管理总局和西安市建筑工程局所属的两个木材加工厂，每年锯材能力就有二十四万多立方公尺，门窗制作能力约三十九万立方公尺；
另外各建筑公司还有八个木工车间。
这些木材加工厂都经常“吃不饱”。
例如，西北工程总局的加工厂每年的锯材能力是十八万立方公尺，去年是生产任务最紧张的一年，也只有八万立方公尺的生产任务，今年的任务才只有两万立方公尺。
这些木材加工厂已是大量窝工，但是新建的一些国营工厂却差不多都另外建筑了自己的木工车间。
这些新建成的木工车间，又形成了大量窝工的现象。
不仅木材加工方面如此，黑色金属铸件等方面也有类似情况。
注意协作不够的缺点，在同一个部所属各厂之间也严重存在。
第2机械工业部在西安的十一个厂，厂址距离一般都不远，有几个厂相距只有几百公尺，这本来是生产中互相协作的好条件。
但是，现在几乎每个厂都设计有木工车间、机修车间、氧气站、消防车库、铁路专用线和工具车间。
目前，仅木工车间就已经建成了十个，总面积达三万七千多平方公尺，其中有一个厂的木工车间建筑面积有一万一千多平方公尺。
这些木工车间不但建筑面积大，机械化程度也非常高，连清除刨花和锯末等废料，也是用机器从地下抽出去。
各厂都建了这样的木工车间，自然形成人力和设备的积压。
在一个工厂内部，车间与车间的协作，有些厂里也存在问题。
有些新建的机械工厂本来都有机修车间，但是每个生产车间又都设有机修工段，而且在机修车间内也有一个机修工段，为的是修理机修车间的机械。
西安高压开关厂本来已经有两个全厂性的大实验室，可是每个厂房内又都设有实验室，其中一个厂房竟有大小十八个实验室。
实际上，不少实验室的性质是相同的或相类似的，完全可以合并起来建设。
这些国营工厂按照“全能”厂进行建设的结果，使生产中出现了许多不合理的现象。
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设备利用率低。
西安新建的各个机械厂和电工厂的机修车间里，凡是可能用到的机械设备就都有几台；
有些大型精密的机床一年不准用上一两次，有的利用率低到3％、4％。
有一个机械厂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厂的机修车间里把大修时的工作量当作机修车间最高加工能力进行设计的，现在全部机器都安装起来了，但是工厂刚刚建成，生产车间的机器也都是新的，两三年内不仅用不到大修设备，连中修设备用到的也不多，所以设备只好闲着。
由于没有协作建厂，人力的积压和浪费相当严重。
有个机械厂自己单独建设了铁路专用线，配备了一套铁路运输人员，其中有车站站长、火车司机、调度人员、修理工人和挂钩工人等，共二十多名。
这个厂的运输量并不大，正式投入生产以后，每天也不过有十个车皮的运输量。
这些铁路人员因为无事可作，不少人都不安心工作。
这个厂还自己配备了四十多名消防人员，这些人平常除了作救火练习以外，也是无事可作。
附近几个新建的机械厂，也同样设有自己的铁路专用线和消防人员，有的编制比这个厂还要大。
由于机械利用率低和人员编制大，势必就造成劳动生产率低和产品成本高等缺点。
同时，由于人员编制大，工厂的宿舍和其他福利设施也要随着增加。
因此，既增加了国家的投资，也影响了工厂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
不久以前，国家建设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和第2机械工业部、电机工业部等单位派领导人员来西安，检查了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西安地区的建厂工作，并且同这些厂的领导人员一起，研究了如何按照勤俭建国的精神组织协作建厂。
他们认为，凡是能够几个厂共同使用的辅助车间、实验室和其他设施，都应该尽量共同使用。
现在，有些机械工厂已经决定两个厂或者三、四个厂合用一个木工车间；
决定停建几个厂有色金属铸造车间，把生产任务交由已建成的兄弟厂承担。
那些用不上的辅助车间，将改作其他车间使用，用不着的设备将支援其他工厂。
目前，西安地区有不少工厂已经开始注意协作建厂，但是在协作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首先是属于不同工业部的工厂之间、国营工厂与地方工厂之间的协作工作如何组织？
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
最近西安市建委、计委都开始注意了组织协作建厂的工作，并且先后召集一些新建厂研究了黑色金属铸件、有色金属铸件以及氧气站的协作问题。
但是，由于这些问题牵扯面广，有的厂又过分强调自己生产的特殊性，不愿同其他厂协作，再加上西安市建委本身又不能完全掌握各国营厂的生产情况，因此，开过几次会，问题还不能解决。
协作中另外一个问题，是有一些厂的领导人员还没有足够地认识到协作建厂对节约国家建设资金和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意义，因而过分地强调协作的困难，还想事事都各搞一套。
例如，西安有四、五个棉纺织厂和一个印染厂建设在一起，几个厂都是属于同一个工业部领导，生产性质又相同，组织协作本来有很多便利条件。
但是，这几个厂的建设完全是各搞一套。
这几个只有一墙之隔的工厂，各自都有锅炉、机修车间、消防设备和消防人员，因而也都有窝工浪费现象。
但是，直到现在也还没有人提出协作的问题。
甚至有的厂蒸汽和水有富余，完全可以供给邻厂使用，但是一个厂嫌计算的价钱高，另一个厂也怕麻烦，结果还是各搞各的。
西安一些新建工厂“单干”“求全”，不注意协作建厂，已有不少沉重的教训。
现在是吸取这些教训，认真搞好协作工作的时候了！

早晨（套色木刻）梁栋

淮北发现新煤田
本报合肥18日电在辽阔的淮北平原上，勘探队员又发现了跨越宿县、濉溪、蒙城三县面积达一百五十平公方里的大煤田。
这块大煤田与不久前发现的面积为二百平方公里的闸河煤田（前误为一百二十平方公里），仅隔二十公里。
初步估计，这块煤田的总储量大约有十九亿吨左右，目前已探明的储量达四亿吨以上。
煤层比闸河煤田多，已探明的就有八、九槽煤。
其中有四、五槽是可采煤层，可采煤层的总厚度达十公尺。
全部是烟煤，有一部分可作炼焦用煤。
活跃在这块新煤田上的钻探工人，正在日日夜夜不停地操纵着大型钻机，向地心钻进，争取早日彻底探明这块煤田的储量。

湛江港新码头竣工
四、五艘巨轮可同时装卸货物
本报讯据南方日报消息：
修筑了将近一年的湛江新港中级码头已经竣工，目前，挖深航道的工程正在紧张进行。
中级码头是为了五千吨以下的船舶靠泊而建的，它和早已建成的高级码头连成一片，湛江新港就可以直接容纳四、五艘巨轮同时进行装卸货物。

纸一样的轻便玻璃似的透明不怕高热严寒坚韧赛过黄金
上海试制十六种新型塑料
新华社上海17日电新华社记者徐方义报道：
今年，上海塑料工业要试制的新型塑料有十六种，其中有几种还是世界上近几年来才出现的。
在今年试制的塑料中很多可以用来做一些轻便、美观的生活用品。
目前，塑料实验室的工程师们正在研究试制“尼龙”、“丽绚”和“特瑞林”。
这些塑料做成的衣衫，像纸一般的轻薄，而又很牢。
最近开始试制的聚乙烯塑料，用途很广，可以做成玻璃碟子、玻璃水壶、玻璃面盆和玻璃雨衣等产品。
这些塑料制品在摄氏八十度或零下六十度的环境里，不会软化或冻裂；
即使汽车把它们压扁了，也能够恢复原状。
在国外已经用在航空工业上的“聚氯代丙烯酸甲酯树脂”，也列入了上海塑料工业今年的试制计划，目前已经做出小样。
这种塑料能够像木材般的轻便和玻璃似的透明，不易碎裂，是造房屋、汽车和轮船等的新材料。
号称“万能胶”的环氧树脂，已经在中国胶木厂试制成功。
厂里的技术人员作了一次试验：
把两块铝板用“万能胶”胶起来，下面再挂上很重的物体，结果铝板虽然裂开了，但裂纹不是胶合的地方。
它可以代替电焊、铆钉来制造飞机和轮船，也可以把裁好的布料粘成衣服。
这种“万能胶”和被称为“塑料之王”的聚四氟乙烯塑料，是今年上海塑料工业两个较重要的试制项目。
“塑料之王”耐腐蚀的性能特别强，连把黄金都能溶化的“王水”也奈何它不得。
这十六种塑料的原料，有许多可以从上海炼油厂的废气中提取，有的可以从上海的碾米厂的砻糠中取得，有的是苞米的芯子，有些是上海早已生产的化工原料。
这给上海将来大量生产这些塑料提供了原料条件。
作为化学工业部和上海市化学工业局重点发展之一的上海塑料工业，目前，一方面在着手改建上海一部分原有的化工厂，一方面准备在上海炼油厂附近建立一个利用炼油废气的塑料工业体系。
今年试制的十六种塑料中，一部分在今年第4季度就开始小批生产，预计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年产量至少有几千吨。

铺钢轨敷路面建设者昼夜奔忙
长江大桥将在09月建成
汉水铁桥和解放大道跨线桥开始铺设复线
本报讯据长江日报消息：
长江大桥的建设者正在紧张地进行收尾工程，全桥竣工前的检查验收工作，也已开始筹备。
现在，横跨长江两岸的钢铁长虹，它的位置已全部在桥墩上固定下来；
钢梁铆合工作已基本结束，建设者正忙于最后的检查工作。
在高大的钢梁上，油漆工人攀登在高空，把银灰色的油漆涂抹在钢梁上。
这是人们第3遍为钢梁穿上新衣。
来自东北和汉阳枕木防腐厂的黑色防腐枕木，已大批的运到了工地，长江大桥铁路部分开始铺设钢轨。
工人们在钢梁上，正把鞍钢最近出品的重型钢轨从桥梁的中心地带向两岸伸去。
大桥公路面第1层钢筋混凝土桥面板，最近可以铺设完竣。
两岸引桥的栏杆已经安装好，铁路桥两边的铁丝网和人行道栏杆，正在安装。
据大桥工程局施工技术处负责同志对记者说：
他们争取全桥在9月底以前竣工。
这几天，工人们已放弃了星期休假，日夜两班的加紧施工，保证大桥在9月底以前建成。
又讯为了配合长江大桥通车和将来京汉路铺双轨，汉水铁桥和解放大道跨线桥已经开始铺设复线。
工程将和长江大桥一同完成。

锡城的人们
穿过炎热的开远亚热带地区，穿过黄茅山上的云，突然出现人们眼前的是那群山之间的一大片水，这片水，很容易使人想起长白山上的天池，可是它却比天池更优美，更动人。
这就是个旧的人们引为骄傲的个旧湖。
这天没有风，个旧湖水平静得连点波纹都没有。
我在一个小桥边看着疾驰而过的载重卡车，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看着平静的湖水。
那湖水里，映照着阴山上马拉格矿区的倒影，湖边的松树和柏树，山腰间乳白色的职工的楼房和那工厂里吐着浓烟的烟囱，在这洁净的湖面上，阴山的红岩显得更红，天上的白云显得更白。
鸭群在湖面上飘游，鱼儿不时的从水里跳出来，掀起点浪花。
深绿的荷叶使这美丽的湖面显得更美。
不管是湖水和鸭群，也不管是鱼儿和荷花，在我们国家的很多地方并不足为奇，但是个旧的人们世世代代做梦也不曾想到过这些东西。
水，在个旧人们过去的日子里，该是多么的可贵呀！
在干旱的季节里吃水就很困难，生产上也要用许多水。
每生产一吨锡就要二十五吨水；
每钻探一公尺也要好多吨水。
在过去真是水贵如金。
1954年以前，个旧锡矿为了生产更多的锡，曾经提出过不浪费一滴水，可是有的生产单位在枯水季节里还是不得不停止了生产。
1954年的夏天，山洪给个旧带来了大水灾。
苏联专家为了彻底解决个旧人民生活和生产的用水，提议建造一个人工湖。
这个建议被采纳了。
个旧市的人民积极参加了这座人工湖的建设。
现在，个旧锡矿再也不会因为缺水而停止生产了；
个旧的人们再也不会因为缺水而不洗脸、不洗澡了。
到个旧的人，如果到锡矿的底层看看，那才会真正地感到矿工生活的快乐。
我一到矿坑里最先听到的就是工人哼哼蓝花花的曲子。
这曲子混和在拉矿砂的电动车的声音里，混和在矿下的流水声里，使人觉得特别动听。
我们沿着电灯照亮的坑道走着，向着那矿区最远的地方走去，沿途不断的和满载着矿砂的电动车、马拉车相遇。
水在路边的小沟沟里哗哗的流着。
有时碰到修配工具的房子和实行临时治疗的医疗所。
这些小房子里电灯特别光亮。
每个工人都在愉快地忙着争取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叫他们找出点时间是困难的，我们在他们放炮休息的时候找了几个工人谈了话。
一个工人说：
“看看咱们这个矿吧，你随便在我们这里抓一把土，它就可换回五把米来。”
另一个工人说：
“可是我们二区过去从来就没完成过采矿任务，还老出事故。
这几个月来，月月超额”。
说到这里，有个工人指了指我旁边的一个工人说：
“从李自林来后，这个落后帽子就摘掉了。”
李自林没有来以前，他们二区的任务是每天二百五十车，可是他们连一百车也完不成。
李自林当区长和原来的区长不一样，他和工人一样天天在坑道里跑。
当工人没办法的时候他就亲自帮助工人干。
那时，李自林看着二区的组织紊乱，工人怕出事故不敢大胆的采矿，原因就是采了的地方没有石碴充填。
可是，在二区探矿打出来的石头却要运到很远的地方去。
李自林和二区的工人商量，在采矿组和探矿组间打了个洞洞，就使采矿组有石头充填了。
充填的问题解决了，蹋方的事故还经常出现。
李自林和工人商量，在容易塌的地方打些穿心棍子，从此以后塌方事故少了，这个月他们二区提前四天完成了任务。
第2个月，第3个月……直到现在他们都能很好地完成生产任务。
有个工人说：
“老头说说吧！”
李自林没吱声，只是圆睁着眼睛看着我。
他没有平常人的喜笑，他只是说：
“同志，你到上面看看索道吧，这索道是我们自己设计，又是我们自己的机器装置起来的。”
说到这里他才微微的笑了笑。
然后我和他们一块儿穿过像城市街道般的坑洞，乘升降机到地面上来。
在地面是另一个紧张的场面。
矿砂从几百公尺的山下运出来，经过几个山峰运到选矿厂。
这段运输用的就是索道，职工们称它为完成任务的咽喉。
铁兜从空中把矿砂飞快地运到选矿厂去，不管刮风和下雨它都自动地在空中飞跑着。
它黑天白日的在响。
它和地下电车的响声凑成一个紧张劳动的曲子。
在这里，飞兜均匀的一个接着一个运到山的那边。
就在这条绵长的索道上，显示了锡矿工人的智慧和毅力。
原先因为运输工具不够，很难完成国家生产大锡的要求，可是这里的职工们绞尽了脑汁，要把矿砂尽快地运到选矿厂去，并且要在运输上给国家节省资金。
这样就要在中国历史上建造一条空前的长索道。
当索道建成以后，随着又给这里的职工带来了新的困难。
最大的困难是事故多。
钢索今天断了，明天又断了，工作的时间没有出事故的时间多。
修理索道的人们，黑夜白天沿着索道在山上跑，不管是下雨，也不管是下冰雹。
钢索的头儿越接越多，事故也越来越多。
到底该怎么办呢？
最后，工人们在接头时用留麻心的办法使事故大大减少了。
那时，在驾空索道司机室工作的，都是些新手，他们多数是刚从农村放下锄头的小青年，不熟悉操作。
然而，这些小青年学得很快。
就拿彝族小青年普自发来说吧，他刚来驾驶室时，别说开机器，就是连电话也不知怎么打。
普自发在那事故多的日子里，日日夜夜地站在老师的旁边，机器一停，他就检查。
为了掌握技术，他把脸儿熬黄了，眼睛熬红了。
现在，他已经三十多个月没发生事故。
你在索道旁看看该是多么有趣味呀！
索道上飞兜唰唰的沿着山峰的高低自动地飞过去，把矿砂运到选矿厂。
那来自阴山麓彻夜不停的热烈的声音就是选矿厂。
从山的那边由索道来的矿砂都经这里用水把锡洗出来。
在那数层高的机器房里，摇床在摇动着，铁磨在滚动着，清水均匀地浇着矿砂。
在摇床上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层闪着光芒的点点，那就是锡。
由于职工们展开了竞赛，那怕是点滴的经验都总结出来，早在去年大磨生产量比解放前提高了两倍。
在阳山麓那烟囱高耸的地方，炼炉的烈焰正在熊熊地燃烧着。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耀人眼睛的锡被炼出来。
在炼炉旁，工人们拿着长长的火棍翻弄着烈火。
那刺人眼睛的火舌不断地从炉门中喷出来，你在炉火旁站会感到那股热力，我们工人的热力。
李沛然那个小老头在炉火旁已经十几年了。
他本是四号烧炉工人，可是不管那个炉子上有了问题，他都会主动地跑过去解决，去年三号炉子上使用热风有问题，常把炉子烧坏。
这使李沛然几夜睡不着觉。
夜里，他的老伴给他提一壶茶又一壶茶，他是一支烟又一支烟的接着抽，再不然就是在院子里走四方步。
四五天后，他突然高兴得跳起来了，他想到在风管里按个插板来调剂风量，热风的使用问题就可解决。
他叫老伴买了点酒、肉，痛痛快快的吃了一顿就到工厂里去了。
他在三号炉试验了一天，冶炼的时间缩短了三个小时，并且每小时可节约半吨煤。
李沛然说：
“现在的社会我还想什么呢，我的脑子里就是想炉子，就是想法多炼锡，多节省煤。”
在这个老工人的身上你会感到，他对社会主义的建设热情，真比那一千度的炉火的热力还热。
·本报记者陈勇进·

锦州发展玛瑙工艺
据新华社锦州18日讯驰名全国的锦州玛瑙，五年内将发展到二百年前的最高水平。
锦州市手工业管理部门已作出了发展玛瑙工艺的规划。
在锦州玛瑙生产合作社里，记者看到了各种坚硬、圆润、晶莹可爱的玛瑙制品——烟嘴、唱针、自来水笔尖、伞把、衣扣、表链、葡萄、石榴等。
平时人们对珍珠、玛瑙的印象是供欣赏的贵重艺术品，没有想到艺人们却用玛瑙制作了像唱针、复写笔尖、自来水笔尖等日用品和文化用品。
社主任对记者说，他们还制作了纺织机上用的“清纱板”，制革工业上用的“赶光石”和天平上用的“称刀”等。
锦州纺织厂过去使用的清纱板是玻璃做的，每周要换一次，而且经常造成断纱现象。
用玛瑙制作的清纱板使用了四个月还完好如初，并且不断纱，提高了产品质量。

京津两地生猪增加近倍
集体伙食单位和饮食业开始大量养猪
新华社17日讯北京市郊区今年上半年的生猪累计饲养量将近三十万头，比1956年全年饲养量还多六万多头。
到6月底，平均每个农户的养猪数量已超过一头半。
这是北京市党政领导部门今年以来把郊区培养为生猪生产基地所取得的初步效果。
上半年内，郊区养猪量是迅速增加的。
年初生猪实存数只有十三万头，6月底达到二十四万头，比去年同期多了一倍。
其中母猪头数比年初增加了一倍多，预计到明年，郊区所需要的仔猪就可以完全由本地供给。
除了农业社社员大量养猪以外，集体伙食单位和农业社集体养猪的数量也在增加，到6月底达到了四万一千头。
在去年，伙食单位是很少养猪的，农业社集体经营的生猪也不多。
本报讯天津市的生猪生产发展很快，到6月中旬，圈有猪六万九千四百九十头，比今年年初增加三万四千多头，因疫病而死的猪只有去年的三分之一左右。
从市畜牧兽医站得悉，猪疫小的重要原因之一是80％的猪有了圈。
天津市农林水利局将近一步发动各农业社利用野生饲料养猪。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姜德玉领导的幸福之路社，已开始收储猪饲料的工作。
据这个社负责副业的张才三副主任说，社附近河坑里有大量的柳叶藻，他们准备打晒几十万斤留着喂猪。
又讯：
天津市河北、和平两区饮食业的养猪场已扩建好了。
扩建后的猪场能养猪五百只。
这个猪场现有猪一百四十三只，比创设初期增加了一倍。

制止行商小贩的投机活动
目前，各地不少行商小贩乘市场部分商品供应不足，和某些商品摆布不平衡，而进行投机活动的情况很严重。
如套购汗衫背心、买卖布票、套购棉布和成装、抢购格线，贩运自行车、洋钉、铅丝、门窗小五金，倒卖煤炭，深入产地抬价抢购国家统一收购的物资等等。
总之，凡是市场上供应紧张的商品，他们就到处抢购套购，抬价贩运，牟取暴利。
例如近来广州门窗小五金供应紧张，有一些上海行商，勾结该市不法经纪人以高出牌价二倍的价格向建筑部门兜售铰链；
上海从事套购糖精的商贩比1月约增加二倍，利润高达50％—100％；
烟台市铁丝黑市价格高出当地牌价六倍。
有些地区甚至出现套购集团，大肆进行投机活动。
显然，这些行商小贩的不法经营活动，增加了市场的紧张空气，影响物价的稳定。
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这些不法行商小贩的投机套购、兴风作浪的经营活动。
·忠直·

加强棉布市场管理的通知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最近联合发出关于严格禁止买卖布票和加强土布市场管理的通知。
通知说，目前不少地区小商贩有买卖布票套购棉布高价出售的违法现象；
私营商贩贩运土布免票高价出售的情况很活跃；
各地还发现贩卖棉布及布制品不收布票的自由市场。
通知指出，棉布是国家统购统销商品，上述情况影响了国家政策的贯彻。
为此要求各地工商行政部门及有关单位注意以下两点：
（一）严格禁止布票买卖和对棉布与布制品的抬价套购投机；
除国营、合作社、公私合营商业以及有执照小商贩应按规定凭证供应外，其他任何商贩不得捣卖棉布及布制品。
（二）自由市场上如有土布交易，应加强管理。
上市土布除允许生产与消费者可小量互通有无外，其余部分应由当地国营公司或供销社负责收购，凭票供应市场。
供销社收购的土布，除当地销售外，其剩余部分统由国营公司负责调剂外区，禁止商贩贩运。
·刘习玖·

杭嘉湖地区最近暴雨成灾，有二百余万亩稻田的积水急待排泄。
图为吴兴县道场乡群志农业社出动全部抽水机及水车，排除田间积水。
新华社记者章耕辛摄

如何识别皮革？
当你买皮革制品的时候，你能识别牛革、马革和猪革吗？
这里，我们把这几种皮革的特点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牛皮革：
革面毛孔细小，呈圆形，分布均匀。
皮层纤维平行排列，纤维组织细长紧密，抗张力大，韧性强。
马皮革：
革面毛孔较大，呈倾斜椭圆形，分布的不均匀。
仔细察看皮面，附有细鳞状皮质。
皮层纤维平行排列，纤维组织除臀部外都很松弛，不如牛皮革耐磨，抗张力较小。
猪皮革：
毛孔粗大，三个一撮成为自然花纹，毛眼透过皮层。
皮层纤维组织细短，约为牛皮的十分之一，纤维组织比牛皮紧密，抗张力、鞣韧性次于牛皮，但耐磨力比牛皮高，耐水性大。
·梁贤文·

宁乡的养猪能手谈饲养经验
谢觉哉
几个月前我到宁乡视察，正碰上开全县的养猪会议。
宁乡是出子猪、肉猪有名的县。
自收购价格提高、屠宰税降低，大大刺激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
1956年全县养猪达到五十万头，成绩很大，但仍有不少缺点，如集体养猪的经验不够，有的折了本，及忽视社员私养，还有若干空栏户等。
为着加强养猪领导，县里成立生猪生产指导委员会由张润清县长领导，下设生猪生产办公室；
乡里由总支第2书记或副书记管，社里由副社长管，队里由副队长管，实行专职专责。
这次会议的参加者是各乡专管养猪的书记和若干养猪能手，他们交流了饲养经验，制定1957年的发展计划。
农民有养猪积极性
1956年年底，全县存栏猪为二十二点七万多头。
1957年县委原定发展数为九十万头，会议上各乡（全县六十一个乡）提出的发展数字，经过讨论，共为一百一十点二万多头，年底存栏数为四十五点五万多头。
原定派购猪五万头，会议定为六点七万多头。
原定全年每人吃肉平均五斤多，会议定为十五斤。
1956年全年生猪总产值一千二百六十一万元，占稻谷总产值34％；
养猪收入平均每户六十二点七元，每人平均十四点八元。
1957年计划每户平均养猪收入一百二十二元，每人二十九点九元。
积肥还不计算在内。
一头公母猪，每月积七担粪，一头肥猪每月积五担粪，以每亩施肥二十担算，可供八十多万亩田的肥料，占总田亩65％以上。
宁乡是出良种猪的地方，子猪销行省内至省外，猪的发展数字中以子猪为最多，共达七十八点九万多头。
他们积有养子猪的丰富经验。
首先是选种，母猪的标准：
头面要清秀，性情要温和，耳薄嘴巴齐，稀毛又薄皮，背平后脚直，奶子要整齐，狮颈铜锣肚，四支要散蹄，前轻后重，屁股平齐，泥鳅尾，竹根奶等。
奶子要有十二个以上，最好是丁字奶，不要有小奶子（鬼奶子），小奶子奶水少，吃小奶子的子猪常被饿死。
公猪的标准是：
高大、威武、头大、嘴齐、四支直而有劲、肚如马腹，背腰平宽、睾丸大而均匀。
公母猪都要在三胎至八胎内挑选。
交配是个关键，要掌握母猪的发情期，一般老母猪是两天半到三天，新母猪是三天到三天半，早了迟了都不好。
依据经验，双重交配可以使产子率提高，即同一公猪交两次，相隔五—六小时，或两头公猪配两次，相隔五—十五分钟。
禁止近亲交配。
良好的饲养方法
母猪怀孕后要注意它的健康，不可让它跳栏，免伤害肚内子猪。
产子时要伺候得好，垫草要切短，免缠死小猪；
猪栏要温度适宜，要安静，下一只捧一只去吃奶叫做“定奶”。
定奶以后子猪即长吃这个奶，免得争。
母猪怀孕三个月后就要喂得好些，产子后要吃豆浆或煮熟的豆子，使奶汁充足。
子猪出生二十至二十五天便可开食，每天喂三次或四次用白米或饭豆、麦湾豆煮的粥，或毛豆腐（没有滤去豆渣的豆腐）逐渐加点嫩鲜青菜。
这样，养出的子猪，肥嫩、活泼。
满月时可有二十斤到三十斤重。
流沙河一带的子猪之被欢迎就是因为它养得好、肯长。
我在白箬铺看到运往苗族自治州的子猪，一般是合乎标准的，但还不是很好的质量，还可以提高。
肉猪体格的选择，与公母猪大体相同，要狮子头、架子大、脚腿粗壮、会吃食等。
饲养的方法：
吊架子时可以少喂精饲料，但不可一点不喂，这时，要长骨架也要长肉，喂得太不好，以后就难长肥；
也不要用精饲料太多，否则就长成“团团猪”，妨碍其发展。
要根据其生长时期给以不同的饲料。
“养猪不要本，猪草切成粉”；
“猪吃百样草，看你找不找”；
“养猪没巧、只要栏干潲饱”。
这就是说猪草要斩得细、煮得烂、调得融、用手抓去不能吃的杂质；
要凉热适宜；
要边吃边添、当天的潲当天喂完，隔一天的要再煮；
大小悬殊的猪不要同槽。
喂食要做到定时、定量、定质。
猪栏要向阳、要空气好，要干净、要白化猪栏（用石灰水刷）猪积肥要与猪睡处分开。
养猪的同志说：
猪吃的东西，一部分消耗了，一部分长成肉，不会养猪的，饱一顿饿一顿，罚猪住水牢，那末尽管喂了不少精饲料，都消耗光了不能长肉，甚至还要得病。
会议收集了老的饲养经验和合作化以后新的饲养经验，也不只是摆经验，并研究出了一些道理把经验加以提高。
会上有人主张用生饲料喂猪，可以节省柴火，并且举了一些科学上的道理，但因不合习惯，未被会议上的人采纳。
饲料的潜力很大
猪要吃得好，又要吃得饱；
生猪生产的发展必须与饲料的发展相适应。
宁乡土质好、气候好，不论青饲料精饲料的潜力都是很大。
他们对于饲料作了深入的调查和布置。
社员私留地不够的已作了调整，一头猪要有一分地。
集体养猪留的地作了栽种计划，如潭佳山社十一个猪场，将每个猪场的地分作三个耕作区，一块种早白菜、伏菜、红薯等，一块种迟白菜、二道苦荞、萝卜菜等，一块种牛皮菜、洋苋菜等，这块吃完了那块又长起来，青饲料能相衔接。
他们已派人去广东采水浮莲种，（湖北的同志谈：
湖北去年种的水浮莲，收获很好。）
对捞浮苹、水仙花、菱角等的水上植物和野草，也作了计划。
对于精饲料，除留的饲料和公家供应的细糠外，要加种红薯、湾豆、芋头、洋芋等为补充。
值得注意的是：
宁乡今年猪的发展比去年增加120％，饲料需要随之增加，增加的方法，有的还是新的如种水浮莲。
就是像潭佳山这样先进的养猪社，今年计划集体养猪比去年大三倍，共一千五百零六头，内有架子猪四百二十六头，母猪一百四十六头，而留的地只三十六亩，因此除自种外，还缺乏四十多万斤饲料，要在牛车坝、三星湖等处捞浪草菱角草等，以及待种的水浮莲。
种猪草的地要做得像城郊区的菜土一样，长得快又长得多。
要多种红薯、南瓜等，只要肥料多（肥料仍出在猪身上）像红薯这样作物一亩出红薯不是几千斤而应该是上万斤。
红薯藤又是很好的青饲料。
红薯粉是宁乡特产，比任何豆制的粉条好。
出了粉的红薯渣，是好的精饲料，可以久藏不坏，人也可以吃。
毛湾豆宁乡也有，据湖北同志说：
毛湾豆不占地，墙边屋角都可栽，一兜可以摘十来斤，土肥的可以摘二三十斤。
猪吃了毛湾豆喜睡，宜于喂肉猪。
湖北农业厅今年买了五千多斤，送给农民做种。
宁乡发展养猪的青饲料精饲料的办法是有的。
只是在初次大发展时，种饲料的肥料还不足，特别是集体养猪由于摊子大，容易发生计划不周，饲料缺少。
因此县的生猪生产办公室，要密切注意饲料的生产，防止脱节。
找到了集体养猪的经验
宁乡集体养猪的经验，是从失败中摸索出的。
像潭佳山社流沙河社的集体养猪，都有失败、折本的一段，但是，他们没有被骇退。
他们得出了改进的规律：
1、领导养猪的人政治要强，对集体生产比个人生产还关心；
2、劳动力要强。
以为养猪是轻微劳动，老汉妇女可干得了，是错的；
3、要有系列的饲养计划和劳动报酬计划。
他们选了强的人去担任养猪，社的管委会经常去检查、指导，集体养猪就马上变好了。
以潭佳山为例，除因地取材解决饲料、喂猪定时、定量、定质外，还制定了经营管理办法。
开始推行“按产计酬制”、接着又制定劳动定额，把全部养猪工活摆出来分为六类，一类又分几项，按一个中等劳动力忠实劳动一天可能达到数量及应达到的标准，定出各项工活的工分报酬。
有些工活时间与数量不稳定的，如晒猪栏草、找公猪配种等，按件计酬；
有些工序与责任相连的用综合定额。
他们自定的表很细，外行人不能马上看懂。
但他们的积极性提高了，养猪赚钱了。
以前不赞成集体养的社员现在都说集体养好，能解决个人不能解决的问题，能赚大钱。
这次养猪会议的人去潭佳山参观，都说“看了潭佳山，任何事都心中有底了。”
为防止冒进，宁乡今年只计划集体养二十五万头，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
养猪是为着长肉，猪病了不能长肉，死了更要赔本。
因此，第1、要防止病，办法是注意猪的环境卫生。
猪栏要有阳光，通空气，要用砖、石或木板铺地，经常洒石灰水、屎尿在栏外；
食料要洗净、煮烂，没有杂东西。
有一位老人说他家养母猪已六十年，经常有大小猪几十头，没有死过猪。
原因即在于此。
第2，要防止传染病。
现在猪的流动大，入境的猪须经过检验；
死猪肉不可吃，因吃死肉而传染猪病的，例子已是不少。
必要时要打防疫针。
第3，要传播有效的容易置办的治猪病的老方子。
县府里喂养的大肥猪
“猪大三百斤”，这次我看到的大猪，冲破了这个古话。
这就是宁乡县人民委员会养的猪，养了一十三头，有三头大的，站起来像一堵墙。
我问：
有四百多斤肉一头吗？
那位传达兼饲养员同志答：
没有，不过三百多斤。
春节前杀的一头，光肉有六百斤，水油板油有一百一十斤。
看来，这三头猪架子还松，可能长得那样大。
猪种仍是本地的。
猪栏很清洁，木板上放稻草，屎尿在另一处。
食槽洗得干净。
饲养同志说：
我们没有喂粮食，只喂得一点糠和县府厨房的潲水。
青饲料是自种的。
为什么有的猪这样大，市面供应的猪又这样小？
我这次经过保定、郑州、武汉、长沙等处都看不到大猪肉。
在宁乡，历来非大猪不杀卖，这回我看到的派购猪，都是活重一百五六十斤左右的。
有人说：
收购站不等猪长大就催送去，他们的任务是完成收购多少头猪而不是完成多少斤肉重。
又有人说：
农民饲料不够，不等长大就要卖掉。
两说，道理都不充足。
我想：
一头大猪抵得几头半大子猪，肉厚、油多、好吃。
我们发展猪要猪的数量，更要猪的质量。
我希望宁乡县府生猪生产办公室，不要关起门做养大猪的模范，而要把养大猪的方法推广出去，使到处都有大猪。
宁乡的养猪会议开过三个多月了。
最近消息：
农村里“肉有吃了、油也没问题了”。
如达平均每人一年吃到十五斤肉，那就等于过去的富农生活了。
4、5月间流沙河、坝塘、偕乐桥等虽然发生猪瘟，经过打猪瘟血清针，已被扑灭。
估计生猪计划可以完成。
那不仅为明年猪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将为农业丰收提供良好条件。

昨日下午花园口流量已超过1955年最大流量
黄河中、下游防汛日趋紧张
中央防汛指挥部指示严加防守，确保堤防安全
本报讯黄河中、下游沿岸的防汛工作日趋紧张。
截至19日下午三时止，河南郑州附近控制黄河水位的花园口，流量已由18日上午九时的七千零四十秒公方增至一万二千六百秒公方，超过了1955年汛期的最大流量。
山东境内，黄河洪峰将与汶河的洪峰相遇，使东平湖的水位升高，运河西堤出现紧张局面。
现在，京汉路以东河南省的东明、濮阳及山东省的范县、寿张、菏泽、鄄城、郓城等县部分地区已经漫滩。
这些地方的农民正在当地党政领导机关的领导下，上堤固守堤防。
为了确保黄河中、下游沿岸人民和农田的安全，战胜洪水灾害，黄河防汛总指挥部已向河南、山东两省所属机构下达紧急指示，要求各级负责干部立即上堤，昼夜加强防守，注意险工变化，并在漫滩地区事先作好迁移救护工作；
同时，要加强东平湖的防御工作，确保运河西堤的安全。
中央防汛总指挥部亦于19日指示黄河防汛总指挥部，要严加防守，确保堤防安全。
（裴）

江南风味食品店在沈阳
在沈阳繁华的太原街的南头，不久前新建立了一座南货商店。
这个充满江南风味的商店里，摆满着异味多样的食品：
上海猪肉松、五香豆、南京板鸭、镇江陈醋、杭州香榧、小胡桃、广州腐乳、金华火腿、浙江彩蛋、绍兴霉干菜，四川银耳、湖南豆豉等三百多种。
在这个商店经营南货的人员大部是南方人。
沈阳这几年来，随着经济文化建设的开展，从南方调来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和大批职工，东北的一些点心、糖果不很适合他们的口味，现在在这个商店里，就可以尝到别之已久的家乡味，这是一个很大的愉快，但可惜的是品种还嫌少些。
据这些南方人的反映，他们希望除了办这样的南货商店外，还需多设一些适应南方口味的饭馆、小吃店、时装店等，如果能够这样那就更为理想了。
·本报驻沈阳记者·

江浙生猪发展迅速猪肉供应已趋缓和
湖南望城县平均每户养猪已达七头多
本报讯据6月底统计，江苏、浙江两省生猪已达一千四百五十八万多头，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由于生猪增多，市场猪肉供应已趋缓和。
南京、杭州两市，猪肉平均日供千头以上。
江、浙两省根据中央精神贯彻了“私有、私养、公助”的养猪方针，并在各地普遍地调整了生猪的收购价格，厩肥也折价，因此农民养猪的积极性很高。
平均每户养一头猪。
最近两省根据平原、山区、半山区不同地区特点，规划了饲料基地，交由社员自己种植。
两省农民还发掘和培育了多种多汁青饲料，晒干的草籽碾成粉，营养价值超过玉米。
有关部门计算，两省现有生猪，使农民增加六亿五千多万元的收入，同时解决了近三千万亩耕地的肥料。
本报讯湖南省望城县截至4月底统计，全县养猪三十五万九千五百多头（每户平均养猪七头多），为全年计划数五十三万头的67.84％。
这一成绩和当地党政机关主动解决一些养猪户的困难是分不开的。
这些困难是：
一、缺资金；
二、没有猪栏；
三、缺猪秧。
针对以上情况，县委提出了“挖掘潜力，消灭空栏”的口号，分别采取下述办法：
由社贷给小猪或中猪，由社员私养，育肥出售后再还本，或分期付款，或发动社员互相间借贷以后还本付息；
将社的公有猪交社员代养，代养户可收入工分；
组织社员自己购养。
通过这些措施，到今年第1季度就减少空栏户一万九千多户，占总空栏户62％，全县四千多户五保户，也有近二千户养了猪。
估计到年底，全县空栏现象可以完全消灭。
农民对政府号召大量养猪，思想上原来存在许多顾虑。
例如怕养猪的收入，社里强迫投资，因此不如搞其他副业赚点现钱解决生活困难；
有的认为养猪既劳累而收入不大，不如干庄稼活挣工分；
有些五保户认为自己不养猪，社里也不能让饿肚子，有些户怕饲料困难。
这些思想顾虑，通过宣传和交代政策，一般都得到解决。
为了解决困难户和五保户养猪困难，今年全县还发放了预购定金五十五万元，还大力推行了超产奖励制度。
因此今年全县养猪五十三万头的计划是可以完成的。
（李度）

治理内涝是增产粮食的好方法
吉林内涝治理工程大部竣工
本报长春电吉林省今年计划修建的内涝治理工程已大部竣工。
全部工程投资额达一百四十二万多元，完成土方量一百九十五万公方，保田面积可达七万九千多公顷。
吉林省内涝灾害一直成为粮食减产的主要原因之一，1956年全省水灾面积达到九十六万多公顷，其中内涝面积就有五十八万五千多公顷，占水灾总面积60％左右。
过去，在治理内涝方面，缺少全面规划，只强调挖沟排水，没有贯彻蓄泄兼顾的原则，今年的治理工程已注意纠正过去的一些缺点。
当然单纯依靠国家投资兴建的工程是不够的，群众性的小型治涝工程也不容忽视。
（汤宝顺）

豫鲁皖川鄂等省将有大雨或暴雨
本报讯19日中午十二点，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发布暴雨预告：
预计未来二十四小时内，河南东部、山东南部、中部、安徽北部将有暴雨。
河南西部、四川东部、江苏北部、湖北北部将有大雨到暴雨。

防汛斗争中的好干部
新华社记者石正章
安徽省部分地区在最近发生山洪暴发中，出现了很多奋不顾身地同洪水搏斗的好干部，有的已在抢救灾民中光荣牺牲。
09日晚上，南淝河水位陡涨五公尺，合肥市郊区东方红农业社圩堤被汹涌的洪水冲出了一个七丈多长的缺口，堵塞进去的麻袋、土块，被水浪冲击得无影无踪。
乡总支书记夏叶圣和社分支书记瞿林云眼看圩内人民的生命财产就要被洪水吞没。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他俩便用麻袋和身体挡住洪水。
旁边的人看到，也一个接一个跳下水去，结成了一道“人堤”，堵住了洪水。
中共合肥市委政法部长孔宪章、郊区区委副书记霍修成亲自在圩堤上领导社员抢险，整整干了一天一夜没有吃饭。
洪峰降落后，社员们都很激动，认为像这样大的洪水不破圩，真是共产党的干部领导的好结果。
六十四岁的老社员李大妈说：
“今天世道变了，人也变了。
书记、部长帮助老百姓抢险修堤，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事。”
在南陵县，上自县长，下到乡长，在防洪抢险中都表现了维护人民利益奋不顾身的高贵品质。
这个县的范副县长在下林都圩告急时，圩的内坡又发现渗漏现象，范副县长就和民工一起在外坡打包厢护堤，并在圩堤上防守了两昼夜。
民工们很受感动，也积极护堤抢险，结果挽救了险象。
东塘乡五十多岁的副乡长胡振发舍身堵漏洞，被洪水冲走，幸被民工救起。
全乡人民对他这种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表示非常感激。
防守南陵县青弋江大堤的一些干部在水里忍饥耐寒，打桩抢险，他们提出了“为了保护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我是死也死在水里”的口号，感动得很多老年人都说：
从古以来也没有看到过这种好干部。
宣城县西河镇下首的八面佛堤埂塌陷时，镇党委书记第1个跳下波浪翻滚的水中抢救，带动了五百多人下水一齐抢险。
当他们保住了堤埂时，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陶月发说：
“民国二十年，水比这要小得多，可是淹死了三四百人，今年洪水比那年都大，反而没有破圩，没有死人，真要感谢共产党领导和毛主席派来了好干部。”
当一些村庄被洪水包围时，人民干部更表现了舍己救人的高尚品质。
宣城县孙埠区群众中都传颂着区委副书记梁占元和干事高少章在洪水中奋勇抢救出一家五口被洪水围困的农民的事迹。
寒亭乡通津湖一带，洪水淹没了二十多个村庄，在这极度危急的情况下，乡党委书记戴绍才和乡长唐晋都亲自冒着危险，带领二十多个乡社干部，经过一天一夜的抢救，把一百零四户农民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六安县在8日山洪暴发时，丁集乡丁华二社有十几个村庄被洪水围困，皮树岗生产队队长朱启堂为了抢救社员，把门板扎成筏子下水前去抢救，在和洪水激流搏斗中，被凶浪打掉了竹篙，冲散了筏子，光荣牺牲。
事后，社员们在他的墓前流着沉痛的眼泪说：
“朱队长活着时工作很好，死也是为着人民。”

龙溪水仙花出国
名贵的福建龙溪水仙花开始收获了。
福建省供销社漳州土产采购批发站收购的第1批水仙花已开始装运出国。
今年龙溪水仙花长得好，颗粒肥大，花期很长。
今年总产量可达三十五万颗。
这种花在“芒种”前后收获，12月份才逐渐开花，清香，耐寒，在世界花卉市场上久享盛名。
·张善籙·

中匈文化合作执行计划签字
新华社布达佩斯19日电中国和匈牙利1957年文化合作执行计划18日在布达佩斯签字。
计划中规定了两国在科学、教育、文化等方面进行合作的项目，在文化教育方面，双方在今年将互派作家、记者、造型艺术家、歌舞团或木偶剧团、教育代表团等进行访问。

保国民议会主席团
解除詹科夫政府职务
据新华社索非亚19日电据保加利亚通讯社17日讯：
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主席团发布命令，解除格奥尔基·詹科夫的部长会议第1副主席的职务；
任命拉伊科·达米扬诺夫为部长会议第1副主席，解除他的贸易部长的职务。

停战三年
本报驻越南记者萧光
一
日内瓦协议签订整三年了。
纪念这个日子，越南人民的心情并不那么平静。
这里，几乎每一个人都曾欣喜若狂地迎接过恢复和平的那一天，从此人们就屈指等待普选统一的日子。
然而，从十七度线那一边却屡次传来令人失望的消息。
停战三年，南越当局在国际委员会的调查簿上、在越南人民的心里，留下的是一连串违反协议的记录。
协议规定的普选日期过去一年，吴庭艳政权仍然拒绝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协商普选。
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越南人民的忧虑、愤慨以至心绪万端。
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的越南人来说，和平统一不仅是单纯的政治问题，而且是活生生的感情问题。
在越南，你不管走到哪里，或是跟谁聊天，谈不了几句，总会听到人们无限深情地谈到南方。
那些北上集结的南越战士，对自己的故乡和亲人更是万分思念。
他们不时提起北上集结的往事。
那时候，多年在一起劳动和战斗的乡亲父老，彻夜不眠地为他们修桥铺路，蒸糕做饼；
依依不舍地送了一程又一程。
在别离的时候，他们说过：
“孩子，两年以后再见！”
想起南方的土地正在遭难，想起南方的同胞还在水深火热里过日子，人们的心就像刀割一样的疼痛。
剧场里，观众噙着眼泪观看描写关于南越的戏剧，布景的一草一木都引起观众的无限感触，每一段对话都能使他们唏嘘和叹息。
从南越新来的人，时常被包围起来问长问短；
人们尽管越听越伤心，还是要听要问。
从南方来的孩子受到特别的爱抚和照顾；
河内的南方幼儿园经常收到“不知道哪一位叔叔和姑姑”送的礼物。
越南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的愿望，不是停留在口上，人们除了感慨和叹息，更多的是实际的行动。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一开始就提出
“加紧建设、巩固北方，坚决斗争、实现统一”的口号，引导人民用出色的劳动和斗争来争取国家统一。
三年来，越南人民在政府领导下，以忘我的劳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方面只要列举一些其中的数字和事实就够了。
首先是农业，从停战到1956年年底为止的两年多的时间内，已经开垦了十一万五千公顷荒地，占北方荒地面积的85％；
在战争中被破坏的大型水利工程全部恢复了。
而且还新建了八个大型水利工程，发展了许多中小型灌溉系统。
在旱灾、风灾和水涝的威胁下，农民不顾艰难危险，不分昼夜同灾害作斗争，结果使稻谷的产量连年上升。
1956年稻谷产量为四百十三万二千吨，超过了战前产量最高年度1939年的水平，在越南历史上第1次消除了青黄不接时期的缺粮现象。
工业方面，鸿基煤矿、南定纺织厂、海防水泥厂等十几个矿山和工厂，已经全部恢复。
抗战期间建立的十八个工厂已经扩建。
此外还新建立了十八个近代化设备的工矿企业，工业产值正在迅速地增长，1955年工业总产值是九百亿元（越币），1956年已增至两千八百多亿元。
遭到战争严重摧残的交通运输业，大部分已经恢复，铁路修复了五百二十六公里，其余五百十三公里正在修建中。
原有的三千八百公里公路全部恢复以外，还增修了二百零一公里的新公路。
内河和沿海的航线已全部通行无阻。
越南人民是这样把统一国家的斗争看成是自己的事业，而尽量为它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二
仅仅一江之隔，南越呈现给人们的却完全是另一幅图画。
这里，日内瓦协议处处遭到当局的敌视、反对和抵制。
据说，美国在协议签字前把吴庭艳搞上台，正是为了破坏日内瓦协议。
难怪吴庭艳政权一开始就把协议签订的日子订为“国耻日”，勒令南越人民披麻戴孝，以示哀悼；
三年来，吴庭艳集团秉承美国的意旨，一再违反协议，为实现美国长期分裂越南、独占南越的阴谋效劳。
这方面的事例，实在举不胜举。
尽管协议规定禁止运入一切增援部队、军事辅助人员和作战物资；
美国军事人员和成万吨作战物资，接连到达南越的机场和海港。
美国军事顾问的人数，由停战时的二百多名增加到目前的二千多名，他们的日本和菲律宾助理人员还不包括在内。
南越军队全部穿上了大口袋的美式军装，破旧的法国武器一律换成美国的。
国际委员会八次作出结论，指明南越违反日内瓦协议的第16、十七条款，南越政权却充耳不闻。
所有的军事基地都得到扩建，现今西贡、边和、头顿、土伦、顺化、邦美蜀等地的机场，全可供重型飞机起落。
土伦港已能停泊小型航空母舰，正在被继续扩建为“联合军种”的军事基地。
美国还在地势很高的西原地带大兴土木，准备建造“东南亚第一流的”战略基地。
吴庭艳政权侵犯非军事区的事件不断发生，从1954年11月到今年04月已达三百八十八起。
在这些事件中，受害的有二千多人。
以南越副总统阮玉书为首的军政人员和美国军事顾问，也不断非法闯入非军事区；
用望远镜窥探北方、摄取照片。
南越政权对前抗战人员和要求和平统一的人民进行了有计划的镇压。
三年来，已有成千上万的人被逮捕和杀害。
吴庭艳在农村的反动武装“保安团”，经常配合正规军进行“肃共战役”，屠杀人民。
为了“帮助维持农村秩序和灭共工作”，美国在今年05月，专门送给南越“保安团”一百九十五辆吉普车，并决定派遣三名包括纽约州罪犯调查局局长厄普代克在内的警官前往南越，帮助建立警察部队。
对于参加东南亚军事条约组织，吴庭艳政权一直跃跃欲试；
虽然碍于世界舆论，它未敢正式参加，但屡次派人列席会议、参观军事演习，同各成员国交换军事代表团……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至于举行全国普选的问题，吴庭艳先是叫嚷“南越不是签字国”拒绝协商，同时却作为签字国一方的继承者，享受着协议的一切权利；
继而诬蔑“北越没有自由”，并以“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可调和”为借口，压制人民自由普选的愿望；
一面进行片面选举、制定宪法，拒绝一切恢复两方面正常关系的建议，企图把南越变为一个跟北方对立的单独国家。
显然，美国对吴庭艳的成绩表示满意，认为它三年来八亿八千多万美元的巨款没有白花。
在南越各重要的建筑物上，美国的星条旗，从1955年起就代替了法国的三色旗。
美国货像潮水似的涌进南越所有的城市，美国军用吉普车可以长驱直入各个村镇。
美国“顾问”渗透到吴庭艳政府的一切部门，哪怕是最小的细节，他们也要过问。
南越军队也早被抓在美国手里，每个连都有美国教官。
每当冲突发生，美国教官就仿效他们的前任首长奥丹尼尔，拍桌子大喊：
“谁给的钱！”
，
问题也往往就此不了了之。
对于南越的普通人民，美国官兵的态度更加横蛮，辱骂、调戏、毒打、枪杀……简直无恶不作。
以至访问过西贡的印度“闪电”周报记者怀疑“究竟是美国人生活在吴庭艳的领土上，还是吴庭艳生活在美国领土上”。
吴庭艳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宣称“美国的边界一直延长到十七度线”。
但是不要以为这样的局面吴庭艳政权能够维持多久。
南越人民渴望恢复自由和独立，他们已用行动表示出不愿做“美国皮靴底下的人”。
连一些美国新闻记者也已指出：
“在一切具有美国标记的东西周围，都笼罩着仇视的气氛。”
这种说法并不夸张。
今年01月，南越工商界举办“国货周”就是想从此展开一个抵制美国货的运动。
南越官兵同美国顾问之间的冲突连连发生。
南越士兵也曾在去年02月焚烧美国援助的弹药库、兵营和车辆。
此外，吴庭艳政权还面临着日益加强的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的呼声。
尽管吴庭艳在不到二百万人口的西贡，安插了四万名警察；
尽管信件被拆阅，电话被偷听，经常进行大搜查，北越的消息照样在各阶层人民中间流传，知识界人士仍旧集会讨论要求普选的问题。
连那些吴庭艳政权没瞧在眼里的“乡巴佬”，7月以来，也已向国际委员会投了几千封要求协商选举的请愿书。
今年“五一”节，西贡举行了二十多万人的示威游行，虽然当局事先对标语口号进行了严厉的检查，人们在中途仍然不约而同地呼出了心底的声音：
“用和平方法统一国家！”
“反对分裂国家，爱国者不分南北！”
“要求同北方自由通讯、自由汇兑！”
南越当局派了警察和军队去捣乱，但其中许多人走着走着也喊起同样的口号来。
同越南北方一样，南越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的意志也十分普遍而坚定，连百岁以上的老人都在学识字，为的是普选的时候不受人欺骗。
可以相信，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复杂的斗争，作为临时军事分界线的十七度线一定会被撤销，越南的和平统一，一定能够实现。
（附图片）
印度支那停战以来，“为祖国统一而斗争”已成为越南人民一致的呼声。
这是1956年07月22日在宜安举行的有两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
（越南范东摄）

捷克斯洛伐克工业技术简讯
一百个工厂生产中国订货
捷克斯洛伐克有一百个重工业工厂目前正在为我国生产订货，产品要比去年增加68％，在捷克斯洛伐克对所有人民民主国家供应的机器设备中占60％左右。
这些工厂所生产的中国订货主要包括各种机器设备，发电站的装备，制造化学肥料的工厂和制糖厂的成套设备等。
现在这些工厂的生产队已经提出保证，要加速完成中国订货的生产任务。
第1个自动化工厂
捷克斯洛伐克布祖鲁克机械工厂最近制造了一个生产橡皮线的自动化工厂的成套设备。
这将是捷克斯洛伐克第1个完全自动化的工厂。
它包括二十三架自动化的机器，全部由一个工程师通过电气系统来操纵。
这个工厂在每一分钟内可以生产从六公尺到六十公尺的各种不同的橡皮线。
电子管生产的新成就
拉日罗夫的泰斯拉工厂电子管研究室主任米罗斯·辛米尔，不久前在电子管的制造方面获得了新的辉煌成就。
他成功地创造了每生产一百个电子管有八十个合乎规格的新纪录，并因此而使每个电子管的生产成本降低了三分之一左右。
制造电子管是非常复杂的生产任务。
据了解，在美国，现在每制造一百电视机和收音机用的电子管，其中只有四十个是完全合乎规格的。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最近在这方面所获得的成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农业合作社里的鸡蛋“工厂”
捷克斯洛伐克阿布尔仁斯基农业合作社拥有一个国内最先进的养鸡厂。
在这个养鸡厂里，建筑了几排三层的铁笼子。
每一格笼子里有一、二只母鸡，总共饲养着九百只母鸡。
（见下图）
这个养鸡厂的生产设备，几乎完全是自动化的。
每一层笼子地上有密织的金属网，金属网底下有一个装粪盒。
鸡粪由自动刮泥机清除掉。
母鸡的饲料是由自动食槽传送的，传送带以每小时八公尺的速度传送。
每天要这样传送五次。
在鸡笼里的母鸡是隔离的，这样可以避免传染病。
同时在饲料里含有大量维生素、矿物质和抗生素。
母鸡个个健康。
由于这种养鸡方法还能经常保持一定的室内温度，即使在严冬的季节里母鸡也能够下蛋。
这个厂每天可以生产几百个新鲜鸡蛋。
在今年头两个月里，就供应市场四万个鸡蛋。
（附图片）

满城张灯结采等待着远方佳宾
莫斯科积极准备迎接联欢节
中国青年艺术团和体育队到达苏京
据新华社莫斯科19日电莫斯科人民正在积极准备迎接参加联欢节的远方客人。
莫斯科各区都在张灯结采，比赛那一条街、那一所房子装饰得最美丽。
许多区从城外移来大批花草林木，把每个庭院、街心花园布置得面目一新。
代表们宿舍所在地的谢尔巴科夫区每天有两千多青年参加义务劳动，辟出无数的草地、花畦和林荫路。
估计全市青年最近栽种的花不下八百万株。
许多居民也独出心裁地把房子装饰起来。
为了帮助外国代表参观莫斯科名胜古迹，大批的青少年自动要求担任向导。
联欢节期间将组织外国代表进行二百次大规模的全城参观。
著名博物馆正在进行接待各国客人参观的准备。
列宁博物馆画廊内部都进行了整理，出版了外国文的导游指南和画册。
除各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外，五百多个大学生将担任导游员，用英、法、德等国的语言向客人们解说。
书店店员和图书馆管理人员也要为接待外国朋友的工作尽一份力量。
各个图书馆编制了专门的联欢节图书目录，并且把本区负责接待的国家的有关书籍整理出来，便于本区青年了解该国的历史、文学、艺术。
本报莫斯科19日专电前来参加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和体育队一行四百多人，于今天乘火车到达莫斯科。
他们受到了苏联共青团莫斯科市委和莫斯科无产阶级区青年的热烈欢迎。
今天，莫斯科天气晴朗，雅罗斯拉夫车站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到处悬挂着中苏两国国旗和联欢节的旗帜。
共青团莫斯科市委书记季莫菲耶娃在欢迎会上热情地说，苏联青年热烈欢迎中国青年客人们的来临，中国同志们在莫斯科将会感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中国青年艺术团团长周巍峙说：
“我们到莫斯科是为世界和平来的，是为了同各国青年加强互相了解和交朋友来的，也是为了学习来的。”
接着他祝贺中苏两国人民和青年的亲密无间的兄弟友谊，并预祝联欢节胜利成功。

美、法和西德当局
阻挠青年参加联欢节
据新华社19日讯美、法、西德等国当局阻挠青年代表去苏联参加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
据悉，美国国务院到现在一直不允许派正式代表团参加联欢节。
法国全国铁路公司管理处不仅拒绝联欢节委员会提出的拨专车载送代表的申请，而且不准捷克斯洛伐克派专车到法国来接法国代表。
西德警察当局还对联欢节西德筹备委员会的委员进行迫害。
许多委员的住宅，包括慕尼黑大学神学系教授奥夫豪泽尔、记者雷德尔等人的住宅都受到搜查。
对委员会主席施奈德教授的“案件侦查”也开始了。
最近几天人家寄给他的信件都被警察扣留了。
警察当局还没收了这个委员会存入巴伐利亚国家银行的经费。

不办外交干涉内政收集情报庇护叛徒
美驻匈使节干的什么勾当？
不办外交干涉内政收集情报庇护叛徒
本报布达佩斯讯美国驻匈牙利使馆在匈牙利干些什么勾当？
美国的外交人员在匈牙利10月事件中扮演了些什么角色？
不久以前出版的一期匈牙利青年周刊上曾经引用许多材料进行了揭露。
美国驻匈使馆设在布达佩斯自由广场十二号。
这个使馆有着一个庞大的机构，有二十一名外交官，十三名行政人员，外加一百二十名匈牙利雇员。
照理，这样多的人是可以在促进匈美两国关系上起积极作用的。
但是，事实却完全与此相反。
美国驻匈牙利公使韦尔兹先生来匈后迟迟不向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呈递国书，（应该说，这在外交史上是少见的），而在布达佩斯耽了一些时候就把使馆的工作交给参赞贝尔乃斯，自己回国去了。
贝尔乃斯是1955年参加美国驻匈牙利使馆工作的。
他的妻子是一个白俄。
在这位参赞领导下的美国公使馆所进行的外交活动，实在是难以理解的。
譬如，他不但没有参加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在今年新年所举行的招待会，4月04日匈牙利国庆招待会和5月01日的庆祝会，甚至于匈牙利人民为解放匈牙利而牺牲的一些美国战士所举行的献花圈仪式也没有出席。
即使他偶而出席了一些招待会，也在到会以后采取了极其冷淡的态度。
那么，美国使馆里的另外一些外交官们又在忙些什么呢？
原来他们对那些正常的外交活动是丝毫也不感兴趣的，他们的兴趣完全在另外一方面。
举例来说，曾在布达佩斯耽的时间最长，已经能操一口流利匈牙利语的一等秘书罗吉斯，在匈牙利反革命暴乱期间同许多嫌疑分子勾勾搭搭，关系非常暧昧。
他还曾亲自参加过裴多菲俱乐部的讨论，并且在10月23日下午还出现在贝姆将军广场的游行队伍里。
出生在匈牙利的二等秘书尼尔格斯同匈牙利科学艺术界的右派分子有着密切联系，他也参加了裴多菲俱乐部的讨论和游行示威。
前任武官是1955年来布达佩斯的，过去曾在西德干过情报工作。
由于他在匈牙利进行间谍活动，现在已被匈牙利政府驱逐出境。
事实说明美国使馆的憎爱是分明的。
他们所憎恨的是匈牙利共产党人、爱国志士，他们所爱的是匈牙利的叛徒、一小撮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匈牙利人。
至今红衣主教明曾蒂还受着美国使馆的庇护，美国公使馆所雇用的一百二十名匈牙利人多半是旧匈牙利的贵族和伯爵夫人。
这些反动阶级的残余分子把美国使馆当作了藏身之所。

胡志明在布拉格参观访问
工人区举行群众大会欢迎国宾
据新华社布拉格19日电7月18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萨波托斯基在布拉格宫会见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随后，胡志明主席和随行人员参观了布拉格的旧城市政厅。
将近中午的时候，胡志明主席在萨波托斯基总统陪同下访问了布拉格的斯克德索科洛沃机器工厂。
接着，他们参加了在布拉格工人区维索查尼的民警广场上举行的群众大会。
胡志明主席在会上说，为了在民主基础上统一越南，必须努力维护和平，必须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密切进行合作，必须抵抗美帝国主义者。
他肯定地表示，越南、朝鲜和德国总有一天会实现统一。
萨波托斯基总统向到会群众介绍了越南人民的解放运动和胡志明主席在这个运动中的作用。
他着重指出，目前，当世界帝国主义继续在煽动新战争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最重要的工作是加强以苏联为首的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密切合作。

苏南阿保四国兄弟党领导人
在莫斯科举行同志式会见
新华社19日讯塔斯社莫斯科19日电：
07月18日，苏联、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四国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人在莫斯科的郊外别墅里举行了同志式的会见。
参加这次会见的有目前正在苏联休养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霍查同志，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日夫科夫同志，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卡德尔同志和兰科维奇同志，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维塞林诺夫同志，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防国务秘书处副秘书长克雷阿契奇同志。
苏联共产党方面参加这次同志式的会见的有：
苏共中央第1书记赫鲁晓夫同志，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阿里斯托夫同志、别利亚耶夫同志、勃列日涅夫同志、基里钦科同志、库西宁同志、福尔采娃同志和候补委员波斯伯洛夫同志。
参加这次会见的还有谢罗夫同志、扎姆切夫斯基同志和安德罗波夫同志，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普里夫蒂同志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米丘诺维奇同志。
各兄弟党领导人的家属也参加了这次同志式的会见。
这次会见是在热烈诚挚的气氛中进行的。
赫鲁晓夫、库西宁、卡德尔、兰科维奇、霍查、日夫科夫同志在会见中互相作友好的谈话。

苏联领袖会见阿富汗国王
据新华社莫斯科19日电据塔斯社报道，苏联国家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和朱可夫等19日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阿富汗国王查希尔·沙阿。
查希尔·沙阿今天在大克里姆林宫举行宴会，招待苏联国家领导人。
查希尔·沙阿今天上午还分别拜会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和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18日上午在大克里姆林宫设宴招待阿富汗国王。
阿富汗国王是17日到达莫斯科进行访问的。

英中贸易委员会邀我派代表团访英
新华社伦敦19日电英中贸易委员会18日宣布，它已经邀请中国在初秋时派遣一个或一系列由各种专家组成的技术代表团前来访问英国。
在第1个中国技术代表团到达并结束了在英国的调查工作以后，将讨论英国企业家回访中国的问题。
英中贸易委员会在就促进英中贸易问题同这里的中国商务参赞初步交换意见之后，宣布了上面这件事。
这个委员会是由英国全国总商会、英国工业联合会、全国制造商联盟以及同对华贸易有关的英国主要贸易团体组成的。

赫鲁晓夫接见卡德尔和兰科维奇
据新华社19日讯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共中央第1书记赫鲁晓夫7月18日接见了正在苏联休养的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卡德尔和兰科维奇，并且同他们在坦率友好的气氛中谈了话。

越南一定会统一起来
前南越抗战行政委员会主席范文白
日内瓦协议恢复了印度支那的和平，明确承认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
日内瓦协议规定1956年07月在越南举行自由普选，以恢复国家统一。
从1954年07月日内瓦协议签订以后，越南方面履行的情况如何呢？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如它屡次声明的那样，一直在履行、并且还将继续履行它的义务。
在政治方面，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不止一次地申明根据日内瓦协议通过和平道路实现越南统一的愿望。
1955年07月，它曾向南越当局建议召开协商会议讨论自由普选问题，以恢复国家的统一。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对1956年05月08日日内瓦会议两位主席来函的答复中，重申了1956年05月11日向南越当局提出的关于讨论普选问题的建议。
今年06月08日，它又一次向两位主席表达了尊重与履行日内瓦协议的愿望。
然而南越当局方面的情况却正相反。
它在美国主子的支持和指使下，一直在有计划地违反、并且还在继续违反日内瓦协议的精神和议定书，而南越对协议是有着法律上的不可逃避的责任的。
同时，南越当局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建议也不作答复，并且一直拒绝恢复北部和南部之间的正常关系。
不仅如此，它还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使南部处于和北部分裂的状态：
1956年03月04日，它举行了片面选举，成立所谓“议会”；
1956年10月26日颁布“宪法”——这一切都是按照法西斯的方式进行的。
吴庭艳最近到美国访问时曾公开宣称，只要北越处于目前的政权下就不举行普选，他还说“美国的边界一直延长到十七度线”。
同时，三年以来美国军事人员和武器源源不断地流入南越，美国将军掌握着吴庭艳军队的建设与教练。
问题很明显，美国人企图把南越变成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侵略基地。
南越当局追随美国的破坏越南和平和统一的政策，违反日内瓦协议第14条的规定，对人民与前抗战人员施行镇压和报复，并在最近拒绝承认这条规定。
目前越南的和平正在日益遭受到严重的威胁，越南人民统一祖国的神圣愿望受到了打击，这就是日内瓦协议履行的情况。
这种情况无可置疑地应该归罪于美国干涉者和吴庭艳集团。
它们阴谋破坏日内瓦协议和越南的和平统一，并将南越变为美国殖民地和军事基地。
三年以来，南越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人士，不断地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反对美国的干涉，争取国家的和平和统一。
全体越南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在支持这一斗争。
在吴庭艳的部队中有愈来愈多的人同情这一斗争。
甚至于最近到西贡对南越政府人员作短期访问的英国工党议员哈罗德·戴维斯也对这一斗争有所同情。
越南人民在临时军事分界线的两边愈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尊重和履行日内瓦协议而进行着斗争。
这一协议是我国人民以重大的流血牺牲为代价取得的。
我们以协议为依据展开斗争，争取实现国家统一和领土的完整，正如范文同总理在日内瓦会议闭幕会议上的声明中所说：
“我们将像已经赢得和平那样赢得统一。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力量——能使我们离开通过和平和民主走向统一的这条道路”。
这就是越南人民不可战胜的共同意志和最迫切的愿望。
越南人民认为有绝对必要来保卫和平和祖国的独立与主权。
无论从国家的特点或历史来看，越南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破坏越南统一的企图是违反越南人民的民族愿望的罪恶企图，也是违背现实的荒谬幻想。
历史上和最近发生的事件已经证实了越南人民的爱国思想、勇敢和坚持不渝的精神。
越南人民将为自己的神圣事业斗争到底。
他们深信，正像过去所获得的胜利一样，未来的胜利，也是东南亚和全世界和平、民主事业的胜利。
（李宁来译）

跋涉万里送来各国青年友谊
六条接力棒全部传入苏联
据新华社莫斯科19日电最后一条“和平与友谊”接力棒18日通过乌日哥罗德附近捷、苏国界上的拱门传入了苏联。
至此代表着欧亚各国青年心意的六条接力棒全部传入了苏联。
这六条路线中最远的是5月30日从朝鲜板门店出发的一路，这条接力棒经过北京、乌兰巴托，已于6月30日传入苏联。
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出发的一路，自5月24日开始以后，经过比利时，卢森堡、法国、瑞士、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于18日传入苏联。
由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传来的一路，7月14日已经从翁格内传入了苏联。
意大利罗马发出的接力棒，经过奥地利、匈牙利，7月13日在乔普传给了苏联青年们。
从丹麦哥本哈根经挪威、瑞典、芬兰传来的接力棒，在7月16日传入苏联。
最短的一路是从柏林开始的一路，这一条接力棒经过华沙，已经在7月16日交给了苏联青年。
两月来，六条接力棒一共走过了上万公里的路程。
传送接力棒的人通过各种方式来传送，有跑步的、有骑马的、有骑自行车和摩托车的、有乘船的、也有乘飞机的。
接力棒在经过的地方到处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各地青年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
在荷兰，接力棒每经过一处，都有许多居民前来签名，要求向莫斯科联欢节转达他们的问候。
在奥地利布鲁登茨城的大会上，青年们还特别通过了一项祝联欢节成功的决议。
各路接力棒到达苏联边境时都举行了盛大联欢。
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全国青年组织的负责人亲自到苏联边境参加了接力棒的交接大会。
捷克斯洛伐克的运动员们在传来接力棒的同时，还运来了大量的纪念品，转交了外国朋友们给苏联青年的一万多封表示友谊和祝愿的信件。
拉丁美洲和非洲许多国家也都在本国举行了接力跑，并且最后把接力棒传给参加联欢节的代表们，让他们带到莫斯科来。

中国苏丹足球友谊赛
联二队以四比零获胜
本报讯第1个来我国的非洲足球队——苏丹足球队昨日在先农坛体育场对我国联队二队举行了一场友谊比赛，比赛结果，联二队以四比零获胜。
主队射入的第1个球是在开赛后二十二分钟。
联二队带球压往客队禁区内，客队左后卫巴比克尔救球心切，不慎犯规，由主队右内锋陈家亮罚球点球，陈一脚首开记录。
到三十五分钟时，主队右翼潘培根在接到前卫踢来的球后，飞快地盘过对方后卫，在边线一脚射门，球碰守门员都都手内弹入网内。
下半时，主队利用几次发角球的机会，由中锋盛金荣和左内锋冼迪雄各顶进一球。
客队失败的原因主要是速度慢，进攻时都是低传球，因此当他们得球后向对方挺进时，主队队员早已退守布防，但客队细腻的三角短传和凶狠的射门，曾给主队很大的威胁，联二队由于守门员徐福生身手矫捷，扑救了好几个险球，才未被客队攻入一球，其间左后卫孙玉明还曾用胸部挡出客队前锋猛射空门的球。
（附图片）
中国联队二队左内锋冼迪雄用头顶进一球。
本报记者高粮摄

为赶走殖民主义者和实现民族团结
叙总统说阿拉伯人要斗争到底
叙总理强调严守中立决不屈从美国
新华社19日讯日内瓦消息：
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昨天在日内瓦说，如果需要的话，阿拉伯人将斗争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以赶走“殖民主义者”和实现阿拉伯团结。
库阿特利是昨天早晨由私人医生伴随乘飞机离开大马士革到达日内瓦来检查身体和休养的。
库阿特利对报界发表谈话的时候强调指出：
殖民主义国家正在设法阻挠阿拉伯国家的团结，但是它们不会成功。
库阿特利说：
“我们都是一家人，帝国主义把我们拆开了，但是，我们不愿意拆开……我们属于同一民族，讲同一语言，信同一宗教，属于同一国家，因此，希望像其他人一样地统一起来。”
库阿特利说：
我们不想对任何人进行侵略。
我们对谁都不是威胁。
相反地，我们是稳定和和平的象征。
在库阿特利离职期间，他的总统职务由叙利亚国民议会议长纳齐姆·库德西（人民党）代理。
新华社19日讯大马士革消息：
叙利亚总理阿萨利7月18日说，叙利亚不赞成艾森豪威尔的中东主义，因为叙利亚要求在东方和西方之间保持“严格的中立”。
他还说，“接受美国援助意味着屈从美国，我们坚决反对屈从任何国家，因为我们要保持中立。”
阿萨利是在大马士革电台的广播中对某些正在访问的美国师生发表谈话的时候这样说的。
阿萨利说，“我们尊重苏联，因为它证明是患难之友，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是共产党人。”
他接着说，阿拉伯国家希望达到包括亚洲和非洲所有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完全团结。
他说，“如果不能直接做到这一点的话，就至少应该有一个泛阿拉伯联邦，包括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
阿萨利说，叙利亚和埃及已经准备成立这样一个联邦。
他说，“除了完全一致的外交政策以外，我们有一个军事协定和一个文化协定，我们正在进行谈判，以便使我们在经济方面一致。”

埃及对六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施行免费义务教育制度，这是埃及小学生在上课。
（新华社稿）

埃政府命令运河管理局
严格遵守君士坦丁堡公约
新华社开罗19日电负责管理和发展苏伊士运河的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已经接到命令，不得采取违反1888年君士坦丁堡公约或埃及政府在今年04月发表的关于运河的宣言的一切措施。
埃及政府在7月18日颁布了关于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和埃及政府之间的关系的新法律，其中包括这项命令。
这项法律还禁止对通过运河的船只有任何歧视。
根据新法律，苏伊士运河管理局不必拘泥于政府的程序和手续，而将按照商业原则办事。
运河管理局的款项将被认为是私有的款项，它将有独立的预算。
管理局人员将由埃及总统任免。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将根据现行法律和规则征收通行费。
管理局将负责管理塞得港的海港，这个海港被认为是运河的不可分的部分。
在从国外输入装备方面，管理局可以不必经过报告海关和申请执照的手续。
关于进口装备的缴纳关税问题以及管理局和海关之间的关系问题将按照埃及总统命令处理。

抗议法国当局非人道待遇
阿共书记狱中绝食
新华社18日讯塔斯社巴黎17日讯：
据“人道报”报道，被囚禁在阿尔及尔市监狱单人牢房里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书记艾哈迈德·阿卡希宣布绝食，抗议法国当局对他非人道的待遇。
“人道报”写道，艾哈迈德·阿卡希曾遭到连续六昼夜的拷问。

摩洛哥里弗部落领袖
反对法国开发撒哈拉
新华社开罗19日电摩洛哥里弗族部落领袖哈塔比亲王，昨天在这里攻击法国开发撒哈拉大沙漠的计划，他认为这些计划是帝国主义企图窃取撒哈拉的富源，延长它对北非的军事占领的新的诡计。
哈塔比亲王警告法国说，北非人民将摧毁为了这个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所有设施。
他还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在财政上参加这个计划，他说，这样做的结果只会引起北非人民的仇恨。
据报道，法国将在今年09月间着手开发撒哈拉大沙漠。

教兔子抽香烟
美国复员军人局医院中，养着四十四只能抽香烟的兔子。
这个医院在一年前便开始进行着这项教兔子抽烟的训练工作。
这个医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原来是为了要弄清楚目前正在热烈争吵的“香烟和肺癌”的关系问题。

是减人，不是裁军
美国国防部长威尔逊在16日宣布一项命令，要海陆空三军在今年年底以前减少十万人员。
读者不要以为，当美国在裁军谈判中提出成串扑朔迷离的“建议”，使谈判完全不靠边的时候，却实际上执行起裁军计划来。
那样就上当了。
我们倒是应当探究，这种看来是相互矛盾的作法，骨子里藏着什么东西。
是不是裁减了？
就人员数目说，是的。
并且因此将减少一部分费用。
按照威尔逊命令中说是两亿美元。
但是要说这是裁军政策的第1步，远不是那么一回事。
这次宣布的裁减武装部队人员，是美国酝酿已久的所谓“新新面貌”军事计划的一部分。
按照这个计划，人员还可能要进一步减少。
这岂不是裁军计划？
一点也不是。
这是新方针的扩军备战计划。
所谓“新新面貌”计划，是在新形势下对原来的扩军备战计划作某种调整的意思，一句话就是把扩军备战的重点主要放在所谓“核威慑力量”上面。
它是美国战后一贯推行的“实力地位政策”在不断碰壁之后发展起来的东西。
在过去的十一年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边极度地扩张了它的势力，并裹胁了一批大小喽啰国家跟着它准备新的全球战争。
极度伸展的结果，即使是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也愈来愈吃不消了。
一部分资产阶级的代表已经再三发出警号，担心无限度的军备扩张有迅速导致经济总崩溃的危险。
他们主张把军备扩张摆在一个比较稳当的长期的基础上。
为了这个问题，美国统治集团内部曾经争吵得十分激烈，直到财政部长因同总统意见不合提出了辞职。
有加无已的军备重担，固然使垄断资本家利市百倍，却弄得全国怨声载道。
艾森豪威尔1957—1958年度和平时期空前庞大的军事预算，更使民情沸腾。
艾森豪威尔为了他的“安全预算”，特地发表两次电视广播演说，向全国呼吁。
但是国会议员们很快就发现，艾森豪威尔的“人望”也不中用。
他们这才在国会里哄闹了一阵，把预算作了一些无关大体的削减，以缓和民愤。
美国的战略策划人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苦衷。
备战搞了这么多年，美国要在一次新的全面战争中获胜的希望却愈来愈渺茫了。
全世界的人民都强烈要求和平。
就在火药气最浓的美国，人民也普遍反对战争，而且主张美苏和好的人占的比重愈来愈大。
所以美国政府首脑终于也被迫唱起和平共处的调子来了。
尽管一些颇有势力的当权人物心犹不死，但是他们不得不反复权衡：
打起来能胜吗？
结论总是个“不”字。
这种局面，他们称之为“核子僵局”，逼着他们“重新审查”他们的政策。
战争既无胜利把握，和平竞赛又缺乏信心；
军备的极度扩张和经济的稳定不可得兼，放弃最有利可图的军事订货又非所愿。
左右为难，华盛顿只好从中间的夹缝中找出路。
美国一些善弄辞藻的文人，把美国目前的政策比诸走钢丝的，可算是生动而中肯。
军事战略面貌新而又新，实在是穷之又穷的反映。
华盛顿的战略家们现在把希望主要寄托在核武器的敲诈作用上，这是最后的一手流氓办法。
由此可见，美国把武装部队人数作了一些削减，实是出于战略上的必要，并非是各国人民所要求的那种裁军。
美国人自己也承认，这不过是使军队“现代化”的计划的一部分。
这种削减，对于垄断资本家的利润是毫无影响的，也一点不改变继续准备战争的根本方针。
因此可以说，这是减人而非裁军。
不过，削减军队是一件能得人心的事情，因此拿出来宣传一下大有好处。
美国政府为了改变自己的被动地位，在伦敦裁军谈判中耍了不少的花样。
但是把戏玩得再好，拖长了不免要露马脚。
魔术师需要某种效果来转移观众的注意。
再者，鉴于谈判初期的乐观气氛，引起了美国经济的波动，盟国的离心倾向也因而增加，美国官方近日正竭力要使事情复杂化。
杜勒斯16日在回答记者们关于裁军的一些问题时，兜了许多圈子，实际上是说：
“裁军问题的一切都还在未定之天，因此不能成立任何协议，美国必须继续发展核武器。
但是怎样才能够使得事情开始定下来呢？
必须要有满足起码条件的协议！”
搬弄字句对于讼师出身的国务卿及其各色帮闲，是家常便饭。
但是公众却有理由怀疑，美国人的作法，能是真心想求得协议和裁军的吗？
华盛顿的心理战专家于是想到，在这个时候宣布削减武装部队十万，会有助于冲淡日益增加的这种疑虑，因而可以掩护美国谈判代表，把裁军谈判尽量拖延下去，譬如说，至少拖到西德大选之后，再作打算。
美国代表已表示他还得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来提完他的建议，而到那时，——这是杜勒斯在谈话中已经暗示了的——美国希望再能休会一个时期。
西德的大选日期是9月中。
戳穿了，美国削减十万人的决定就是这么一回事。
利用一种战略上必要的小小调整，来达到宣传的目的。
目前，对人类的主要威胁是核武器和核试验；
对世界的主要危险是核武器战争。
所以各国人民最迫切要求的就是禁止核武器，首先是停止核试验。
在这方面的态度应当是是否赞同裁军的主要衡量标准。
避开这一点，“裁军”就不过是一个幌子。
（马奇）

杜勒斯把铁幕揭开一条小缝
同意让“数量有限”记者访华
新华社19日讯华盛顿消息：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美国新闻界的压力下在18日表示，他同意让一批“数量有限”的美国记者到中国作为期六个月的“试行”采访，但是不同意完全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访问中国的禁令。
杜勒斯是在同美国报界五名代表举行会议时表示这个态度的。
参加会议的有美国报纸出版商协会主席德怀特、美国电台和电视记者协会主席赫尔莱、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副主席维金斯、广播台和电视台新闻部主任协会主席科普和“生活”杂志总编辑卢斯。
在这以前，在旧金山举行的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第35届年会曾经在7月12日通过一项“原则宣言”，要求有不受政府阻挠而采访新闻的自由。
据“旧金山新闻”向与会者征询意见的结果，92％的人都主张国务院取消阻挠记者访华的禁令。
在年会通过上述“原则宣言”后，国务院在当天就被迫发出了举行这次会议的邀请。
杜勒斯没有具体说明所谓“数量有限”的记者到底是多少人。
他在解释为什么他不肯完全取消禁令时说，这是因为他害怕这样做将会使“所有的人都涌到中国去”。
德怀特说，美国报界反对限制到中国去的记者人数或者新闻机构，它们要求完全取消禁令。
赫尔莱说，所有到会的美国报界代表都重申这个态度，就是美国记者应该享有到中国去的完全自由。
由于杜勒斯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同美国报界有分歧，国务院说要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法国工潮滚滚涌起
新华社18日讯巴黎消息：
法国监狱狱吏工会17日晚间决定继续罢工，一直到它所代表的七千狱吏提高工资的要求得到满足为止。
法国监狱狱吏的罢工是16日首先从巴黎的桑特监狱开始的。
不久以后法国当局就派警察接管了桑特监狱和其他一些监狱。
在桑特监狱中，二百五十名囚犯曾经打破了牢房的门窗，并且把所有的垫席烧毁。
法国关税职员工会17日晚间也决定从7月19日起在各地轮流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煤气和电气工人17日也用缩减煤气电气供应的方法举行罢工。
从7月10日开始的法国全国银行职员的总罢工仍在继续中。
从17日起，许多高级银行职员也参加了罢工。
银行营业时间已经缩短到最低限度。
法兰西银行也将受到影响。

美国和吴庭艳在南越的军事阴谋
越南国平
美帝国主义老早就阴谋要取代法国在越南的地位。
但是这种阴谋的积极实现，则是在美国把吴庭艳送回南越去执掌政权以后。
从那个时候以来，特别是在去年，美国已更加深入南越，美国的势力在各方面都日益扩张。
政治方面，在吴庭艳政权的各个部门中，美国顾问已实际掌握了一切行政权力，他们可以采取有关改组机构和培养干部的各项措施。
1956年初被派来南越的以瓦尔特·莫德为首的美国“顾问团”，曾帮助吴庭艳起草了改组行政机构和重新划分省界的计划，同时，把所有亲法分子都从政权中排挤出去，在各省、县建立起军事统治制度，委派吴庭艳军队中的军官去掌握地方政权。
为了消灭各个对立的教派，他们集中力量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
他们还用尽各种手段来收买、拉拢和分化各教派的队伍，逮捕或杀害其首要人物。
为了镇压南越人民的统一斗争运动并为大批杀害那些参加过抗战和拥护和平、统一的人制造借口，他们疯狂地进行所谓“肃共战役”把它当成一项“国策”。
此外，他们还极力发展各个反动党派，派遣爪牙出来成立各种黄色工会，企图打乱南越工人运动的斗争方向……。
经济方面，美国资本正日益深入地侵入南越。
在“援助”的幌子下面，美国资本控制了南越的经济，把南越变成倾销美国剩余商品的市场。
同时，他们还开始逐步实现向南越投资的计划。
以囊括半个越南的丰富资源。
从1955年01月起，美国已把“美援”直接交给吴庭艳，这些“援助”是由“美国公务代表团”这一机构支配的。
通过检查“美援”的使用情况，这个代表团直接和美国、日本的一些公司签订合同，修建一些小型工程如筑路、建立交通系统等等。
对外贸易方面，这个代表团全权决定了关于出入口货的种类和价格。
通过这些措施，就使美国和日本输入南越的商品从1955年占南越入口总值的22.5％上升到1956年头十一个月内的51.5％。
至于直接投资经营方面，虽然目前只有几家美国公司在进行小规模的投资，但根据最近吴庭艳在华盛顿和美国所签订的卖国条约，不久以后，美国的投资将更加多起来。
但是，美国更重视的是军事方面。
如所周知，美国曾经通过东南亚侵略条约把南越置于东南亚侵略集团（也即美国）的“保护”之下。
美国驻南越的“军事援助顾问团”和军事训练团的人数已经从1955年09月的三百九十一名增加到1956年05月的一千二百名。
从中央机关到各军事学校、各师团，都有美国“顾问”的组织系统。
在各军区和各师团单位中，都设有一个名为“研训委员会”的机构，包括有五名到七名自少校至上校的美国军官，他们掌握着关于建军、作战和行政管理等指导权。
甚至在一些独立单位或后勤单位也都设有美国“顾问”。
至于总的掌握南越军队的训练和指挥权限的，则是过去的“军事训练、整编、视察团”和目前的“战斗部队训练团”机构。
美国计划把吴庭艳的军队建立成一支现代化的正规军，使它成为它将来得力的侵略工具。
去年，美国、吴庭艳的主张是极力巩固后方，完成军事力量的建设，主要是陆军。
组织编制方面，美国计划为吴庭艳建立十个师团即十五万五千人的正规军。
将来，这个数目可能增加到十七万人，他们打算组织成兵团。
为了实现这个扩军的计划，吴庭艳已经颁令实行“兵役”制，他们打算在今年08月以前征召二十岁至二十一岁的青年入伍，去为他们作炮灰。
在发展陆军的同时，他们也注意进一步发展空军和海军，把空军和海军指挥部从总参谋部分出来。
美国曾经透露说，海军不仅对吴庭艳来说是重要的，而且对今后东南亚侵略集团的计划也有作用。
在正规军之外，美国、吴庭艳也特别注意发展地方武装力量，他们把它从四万五千人发展到七万五千人。
他们认为这是为了“平定”地方、镇压群众运动、让主力部队得以放手建设的必不可少的力量；
同时也是今后正规军发展的重要后备力量。
此外，他们也努力组织地方“民卫团”，借以在乡村间进行巡逻、放哨和担任密探、间谍，同时还可配合正规军和地方武装，镇压群众的斗争运动，清剿各对立的派系。
军事训练方面，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培养干部问题，这是美国、吴庭艳所特别注意的问题。
他们除了在国内的各个训练中心开办一些速成军训班之外，吴庭艳还遵照美国的命令输送许多军官到美国、菲律宾、夏威夷去受训。
在施行军事训练的同时，美国、吴庭艳还对军队灌输反动的政治教育，在军官中组织所谓“勤劳人为党”和“国家革命运动党”。
在建立和训练军队的同时，他们还扩建各个军事基地和重修南越的交通系统。
他们已开始修筑和扩建乌岬、边和、芽庄、府牌等空军基地，使轻型的喷气战斗机能够在这些地方降落。
还有其他成十个机场也都被修建起来。
海军基地方面，他们重修了西贡、土伦、归仁、芽庄、巴巍各海港。
另方面，他们又花了二千万美元来修建那些抗战时期被破坏的重要的战略公路。
在建立南越军队的同时，美国、吴庭艳还极力对越南北方展开间谍活动，企图破坏北方人民的和平建设。
美国有着一个控制南越军事力量的全面计划，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极端重要的问题。
在美国给吴庭艳的三亿美元的年度“援助”中，武器、装备部分的军事“援助”即占到二亿美元以上，而另外一部分名为经济、技术“援助”实则也是军事“援助”的项目还未计算在内。
这一部分大多用于修建公路、海港和机场。
这笔“援助”款项占吴庭艳整个财政预算的46％，占其1956年军事费用的90％，占1957年军事费用的85.5％。
美国控制南越，变南越为军事基地并准备侵略越南北方的阴谋，已日益昭著。
吴庭艳政权已日益法西斯化，积累着许多尖锐的矛盾。
南越的经济日趋没落。
各阶层人民对吴庭艳政权的不满与日俱增。
他们的斗争运动虽遇到许多困难，但仍不断发展，各教派的对抗活动仍有可能延长。
在吴庭艳军队中，厌战情绪和对美国军官的不满也日有增加，开小差的现象已相当普遍。
在吴庭艳集团内部，互相争权夺利的事件也日益露骨地暴露出来。
这是美国、吴庭艳备战政策的必然后果，这种后果将给他们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
（张良生节译自越南“学习”杂志1957年第6期）

英国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保守党和内阁一筹莫展
据新华社17日讯伦敦消息：
英国经济中出现的通货膨胀迹象已经在国内引起广泛的不安。
继续上涨的物价使普通人的生活进一步受到打击。
据英国劳工部16日宣布，生活费用指数在6月份上涨了一点，达到了一百零六点（以1956年01月份的指数为一百）。
同时，伦敦股票市场呈现不稳。
政府公债的价格下降到了三十五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工党经济问题发言人威尔逊最近在一次集会上说，人们对于英镑购买力的信心已经下降到“历来的最低点”，他说，两周来物价的上涨和政府公债的行情表明，英国已经处于“一种最危险的境地”。
据透露，保守党和内阁内部在如何制止通货膨胀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
因为无论是冻结工资、削减社会事业经费或者是增加税收，都将是不得人心的，因此将会招致保守党在下届大选中的失败。

西哈努克亲王愤慨陈词
斥美国敌视中立政策
柬人民社会同盟代表大会闭幕
新华社金边讯西哈努克亲王16日晚上在人民社会同盟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闭幕演说时说，人民社会同盟的理想是忠于中立。
他指出：
“美国骂我，是因为我违背美国的意志执行了中立政策，而且美国已经开始逐年减少它对柬埔寨的援助。”
07月15日开幕的第5次代表大会讨论了二十三个问题，经济和人民生活问题占据主要地位。
代表们讨论了如何改善工人的住房、医疗和福利问题，并且决定从国家彩票收入中拨出一部分来建筑租价低廉的房屋。
代表大会抨击了反对派，主要是民主党，并且一再强调人民社会同盟的成就。
西哈努克亲王说，如果民主党执了政，我们将会灭亡，因为这个党受美国的贿赂，并且为美国服务。
他还抨击了人民党。
他又说，所有的柬埔寨人都必须珍视国家的前途。
在代表大会上，美国受到公开谴责。
一个来自磅逊湾的柬埔寨司机控诉美国人对他的迫害。
他在几个月以前曾经毫无理由地被两个美国人解雇和监禁。
经过其他工人的营救，他才被释放。
他质问，为甚么在柬埔寨的美国人有权力迫害柬埔寨工人，美国人在柬埔寨是干甚么的？
西哈努克亲王说，我们不要任何人当我们的主人，美国人也不能当我们的主人。
他说，政府保障人民的权利。
对于任何这类迫害事件，政府都将交涉解决。

违背民意自掘坟墓
法国加紧向阿尔及利亚增兵
新华社19日讯据塔斯社巴黎18日讯：
法国政府正不顾各阶层人民的坚决反对，不断向阿尔及利亚增援兵力。
最近，法国政府把越来越多的军队和军事技术装备运到了阿尔及利亚。
据“回声报”报道，目前法军在阿尔及利亚有十五个师的兵力。
最近还准备从摩洛哥和突尼斯抽调四个师去阿尔及利亚。
此外，法国统帅部还在穆斯林居民中招募新兵，现在参加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穆斯林士兵的总数已达六千人。
另外，去年调到法国和西德的几个阿尔及利亚步兵团也已被调回阿尔及利亚。
“人道报”报道说，17日有四艘海军运输舰载着七千五百名士兵和大量的军事技术装备从法国开到了阿尔及利亚的阿兰港。

阿登纳集团抢选票不择手段
诬蔑苏联诽谤对手威胁选民无所不至
据新华社19日讯波恩消息：
随着定在9月举行的大选日期的临近，阿登纳和他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正在加紧施展欺骗和威胁的手段来进行争取选票的活动。
八十一岁的阿登纳在华氏一百度左右的炎热的天气下，拼命到各地发表竞选演说。
他一方面重弹苏联有“侵略意图”的谰调来为他的不得人心的“实力政策”辩护，另一方面还到处保证，他将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
使阿登纳最感头痛的是他有着一个反对军国主义政策的竞选对手——社会民主党，他因而对这个党百般诽谤。
与阿登纳的作法相呼应，基督教民主联盟也急急忙忙在科隆召开的农业会议上宣布了一项农业纲领，向农民作出了关于中小农场生产技术现代化和利用关税保护国内农产品的诺言。
同时，它又设法通过教会来限制教徒们的选举自由。
主教们公开告诉他们的教徒们：
不准选举社会民主党的议员候选人，必须选举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候选人，以表示对教会的“忠诚”。

阿飞舞迷演全武行
据新华社讯“纽约邮报”记者报道，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城中的阿飞舞迷们进行了一场血腥的斗殴。
在这个城里的一家舞厅里举行了一次约有三千人参加的“阿飞”舞会。
舞会结束以后，在整个舞会期间等在外面的数千个阿飞舞迷们开始了殴斗。
在殴斗中甚至使用了武器。
射击和动刀的结果，有七个人受伤。

妄图帮助罗隆基成立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政党
钱端升是政法学界的右派阴谋家
本报讯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和北京政法学院师生连日来举行集会，对右派分子钱端升的反动言行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钱端升是北京政法学院院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
在整风前后，他和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语言和行动相一致，在政法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挑拨煽惑活动，阴谋篡夺党对政法工作和政法教育的领导权，改变法制工作和政法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使其走上资产阶级的老路。
早已怀有同共产党分庭抗礼的鬼胎
北京政法学院的师生们揭露，钱端升早在整风以前就隐蔽地进行了反党活动。
徐敦璋教授说，钱端升早已怀有鬼胎。
在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钱端升就与罗隆基共同具名邀请各大学的盟员在文化俱乐部吃饭和座谈老知识分子的安排问题。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在大家的批判和质问下，钱端升承认：
“罗隆基以知识分子的大好老自居。
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出来以后，他建议成立知识分子问题小组，摸摸知识分子的情况，乘机成立知识分子政党，以便与共产党分庭抗礼。
罗隆基说他对政法界知识分子不熟悉，要我找一些有问题有情绪的人在一起谈谈，我就开了一个名单。”
他说，这正是用的费孝通所建议的串连办法。
自此以后，钱端升也就在如何拉拢知识分子同党对抗上大做起文章来了。
中共“八大”以后，他忽然对学校工作感到兴趣了，抛开学校党委准备好的检查工作的总结报告不顾，自己召开了一系列的教职员工座谈会，要大家只讲缺点，不讲成绩。
曾被钱端升“拉拢和利用”过的周仁说：
“钱端升召开这些座谈会的目的，在于另搞一套，与党对抗；
并通过鼓励大家对学校的缺点提意见来证明学校的工作是一团糟，也可借此对教员进行拉拢。”
钱端升是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北京政法学院民盟区分部主委，平常对盟的工作很不关心，这时也忽然积极起来了。
民盟盟员刘裕中说：
“今年02月，钱端升突然一股劲儿要开会，讨论为什么民盟这几年发展得这样慢，起的作用不大。
他急急于要在高级知识分子里发展盟员。”
民盟组织委员于振鹏揭露，他之所以这样积极，是想把民盟组织当作自己对抗党的领导的政治资本。
自称为钱端升“口袋中的人”的楼邦彦也说：
钱端升早就想把政法学院的九三学社、民主促进会和民主同盟合并起来，成立一个大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相对抗。
四处点火，公开煽动，个别拉拢
整风开始后，钱端升就四处点火，公开煽动，个别拉拢，企图造成舆论，使天下大乱。
讲师杜汝楫在肃反中因有严重的错误思想受到了批判，钱端升以为有机可乘，就对他进行挑拨，杜汝楫表示不愿谈这个问题，钱端升便别有用心地说：
“肃反是搞反革命，思想批判超过了范围。”
杜汝楫问到评学衔的问题，他又借机挑拨说：
“党的领导方面不给你评，后来我坚持才评了，不是我替你说话，你连书也教不成了。”
有个学生叫章文岳，经常在班中发表谬论，钱端升立即接上了火种。
章问他党的错误是否可以批评，他立刻答道：
“这算什么话，党中央错了，也要反对！”
05月20日章致钱一封信，大有“草木篇”之味，把今天的社会说成一团黑，说正直的人会碰得头破血流，受到排挤，甚至被迫至死，而阿谀奉承者却能得到信任。
钱在5月22日复章一信，对这种反动言论采取大力支持的态度，叫他“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整风开始后，右派分子在学校散布谎言，说在分配毕业生时，党员都分配作审判员，非党员只能作书记员，这引起了部分学生的思想混乱。
钱端升立即抓住这个机会来拨弄是非，企图鼓动学生闹事。
他始而在座谈会上说：
政法部门使用知识分子方面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大学毕业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我校1954年毕业生去天津的几乎全没搞政法工作。
继而在电影晚会上向学生们说：
政法学院毕业者应该当审判员，但是当年把书记员也可以，不过当书记员太长不合理。
现在整个司法界宗派主义非常严重，工农干部压知识分子，老干部压新干部。
你们这次如果不把“三害”反掉，将来可能当一辈子书记员。
在师生们的批判和质问之下，钱端升对自己制造的一些矛盾无法自圆其说。
他说杜汝楫是胡说八道。
杜反问他：
那你说我们都谈了些什么呢？
他答不上来。
他说复章文岳的信是针对另一封信写的。
章文岳说他只给钱端升写过一封信。
钱端升忙又改口说他没看信的内容就写了回信。
关于毕业生的分配问题，有人对1954年分配到天津去的十六个人具体算了账：
计到市公安局、司法行政部门、法院、检察院等部门作政法工作的有十二人，非党团员占多数，只有四人因其它原因作了别的工作。
这怎么能说“几乎全没有搞政法工作”呢？
事实一点也不容抵赖了，钱端升才不得不承认他是“无耻地捏造事实，有意污蔑党的领导，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
挑拨党群关系，硬把党员分成宗派
在政法学会座谈会的预备会上，钱端升与储安平的“党天下”遥相呼应，指责“政法机关有严重的“宗派主义”，“较负责的非党同志很少”，“变成清一色”，因而大声疾呼“现在要开放”，让旧法人员“上台”当“头儿”。
在学校的座谈会上，钱端升说，政法学院不可能整掉三个主义，因为学校的领导机关——国家的政法部门和教育部有严重的问题，一个是严重的宗派主义，一个是严重的教条主义。
如果上边不严格去掉这些毛病，我校孤立地除“三害”是很困难的。
许多人在发言中驳斥他说，钱端升这些耸人听闻的言论，就是要在政法部门打开一个缺口，让旧法人员“上台”，以篡夺党对政法部门的领导权。
在学校工会代表大会上，钱端升竟然声称：
“高等学校中的工会如何接受党的领导还没有得到确切的提法”。
又说：
“工会应关心群众的生活、思想，支持群众正确的意见。
例如，我院有一个会员，自从来政法学院以来一直要求入党，但未得解决，这时工会应该起公断作用，客观公平地对党提意见。”
师生们愤慨地责问他道：
“作为北京市教育工会主席的钱端升，为什么要散播这种极端错误的言论呢？
这是他有意识地想把工会拉出去，离开党的领导。
所谓‘工会应起公断作用’，更是想把工会放在党之上，而不是要工会在党的领导下工作。”
钱端升为了排挤党对学校的领导，一面在整风以前邀请人民代表来校视察，透露“党委制在学校行不通”的意思，在整风开始后又公开如此主张；
一面硬把党员分成派系，破坏党的团结。
他在教授座谈会发言中说：
“党内宗派主义太多。
有三方面来的党员，在三批党员中处于领导地位的是革大来的。”
以后又说：
“来自革大的党员成为我们学校的一个核心，四个大学的党员，像余叔通等都受到排挤，群众更不用说了。”
而且无中生有地加上一句：
“市委有决心在整风中打散革大的核心。”
戴克光教授揭露了他散布这些话的恶毒用意说：
“他把我校党员分成三类，并说他们的矛盾很厉害，要知识分子党员吐苦水，其实就是要把知识分子党员从党内拉出来。”
许多人在发言中指出，钱端升对党向来是耍两面手法的：
表面恭维，背地骂娘。
他在政法学界座谈会的预备会上，主张党要向旧法人员“开放”，对于党没有吸收他以及楼邦彦、于振鹏等入党愤愤不平，装出替老知识分子说话的悲天悯人的样子。
而正是这个于振鹏，在政法学界的座谈会上，透了钱端升的底。
于振鹏说，钱端升从来没谈过党和党员的好处，对缺点则谈的很多。
政法学院的另一个盟员揭露，钱端升在盟支部会上，提出要盟员经常了解学校中党员负责干部的缺点，并把所搜集到的缺点直接报告盟市委和盟中央。
有人主张应将了解的情况和院党委共同商量研究，他疾言厉色地说，我知道有些人想入党，不愿得罪院党委。
打算推翻原来的院系调整和课程改革
在政法教育方面，钱端升自有一套方案计划。
政法学院陈光中、北大教授芮沐、龚祥瑞等揭露，钱端升对院系调整是十分不满意的，当时为了抗拒院系调整方针的贯彻，曾在清华大学和曾昭抡、钱伟长开会共商对策，又在楼邦彦家里召集一些教授密议如何抗拒。
事后他主张打乱院系调整后的新院系，来个“院系再调整”，推翻共产党领导的课程改革，来个“二次彻底改革”。
钱端升在他的“检讨”里，矢口否认他有过这样的主张。
但是，龚祥瑞教授在几次发言中证实说：
我三次耳闻“院系再调整”的消息。
龚祥瑞在详细说明三次听到的时间、地点和在场的人后，又说：
“可以说有三个方案：
一个是将人大法律系归并到北大法律系，搞一个法学院；
第2个是将人大、北大法律系归并到政法学院，成立法学院；
第3个是将人大、北大法律系加上中央政法干校，归并到政法学院，成立为北大的大法学院，钱先生当副校长兼法学院院长。
整个方案的实质就是推翻原来的院系改革，重搞一个院系改革。”
欺世盗名的学者——政法学界的右派阴谋家
钱端升自诩为“政法界的凤毛麟角”之士，但他到底是怎样一个学者呢？
国务院参事李祖荫说：
钱端升是靠他和王世杰合著的“比较宪法”起家的，而这本书不过是“掠夺式”的作品吧了。
钱端升对人夸耀他手下有“三大将”、“三剑客”——他的学生、北大教授龚祥瑞，王铁崖，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
自三反以来就认识了钱端升阴险面目的龚祥瑞，在谈到钱端升的学问时说：
“比较宪法”是王世杰著的，并不是钱端升著的。
还必须指出，比较宪法也不是王世杰的创作，而是法国人爱斯曼著作的翻版。
钱的其它著作如“法国的政府”等是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写出来的，并非出于好学。
“民国政制史”是他组织人写的。
钱端升的学术高不高？
他的门徒对外推崇他，但背后却骂他一文不值，如楼邦彦说钱端升是空疏的形式叙述，毫无己见；
王铁崖说钱端升笨，食而不化。
龚祥瑞又说：
钱端升不是学者，向来是个披着学者外衣的政客。
戴克光、龚祥瑞、芮沐等教授还指出，钱端升之所以站在右派反党立场上，从他的历史上和思想根源上看，是毫不奇怪的。
他们指出，钱端升1924年留美回国后，就参加了当时垄断政法教育的王世杰的学阀集团，把持北大、清华、武汉大学等校的政法院系，并在王世杰办的“现代评论”上散播反共反人民的言论，说什么“在中国只能有国民党能存在”，“共产党更是显而易见的敌人”。
抗战前后，钱端升很想做官，王世杰便先后推荐他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和驻澳公使，但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批准。
于是他又办了“今日评论”，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大叫“红军及其边区政府应取消其特殊组织”，以便“实行国民党的一党专制”。
1948年，钱端升到美国讲学，他还打电报和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联系筹办“新路”杂志，并要楼邦彦代他出任编辑，宣传反动的中间路线。
解放前夕，钱端升由美国回到北京，党和人民不念旧嫌，对他非常信任，但他并未认真改造自己，仍同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等勾勾搭搭，伺机进行反动活动。
钱端升自己在政法学会座谈会上谈到他与罗隆基的联系时说：
“罗隆基和我同是清华毕业，留美。
在清华时认得他。
在重庆国民党参政会时期我同他过往较频。
到了解放，在华北人民政府时期，据说罗考虑设一机构，有他也有我。
现在追想，显然是在拉拢我。”
谈到同章伯钧的关系时，钱端升说：
“章经常说盟重视高级知识分子，某些高级知识分子应当连升三级，如钱端升就是。”
由于受到章伯钧的青睐，钱端升果然在1952年加入民盟后，很快就升为中央常务委员。
钱端升又说：
“今年03月12日，章伯钧邀请我和曾昭抡、吴景超、费孝通等人吃饭，说民盟是政治组织，要对国家大事加以讨论。
我对他很佩服，感到他抓住了形势。
这次还谈了两院制的问题。”
钱端升说：
“我被他们抓住，他们认为我是他们的小集团的一个成员。”
但钱端升又一再申辩他“在组织上未参加章罗联盟”，只是“思想上有共同的倾向”，“有野心也没章罗那么大”。
可是，国务院参事李祖荫在政法界座谈会上质问钱端升道：
“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杨清源告诉我，章伯钧自己说他请钱端升吃饭时，同钱端升详细商量过‘政治设计院’和‘两院制’的问题。
你们是如何策划于密室的？”
马哲民也在人大的小组会上说：
“钱端升是章伯钧在国家制度方面的顾问。”
据费孝通揭露，在6月02日，正是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钱端升向费表示：
“我反正跟着罗副主席走”。
07月02日，民盟中央常委、北京市主委吴晗到北京政法学院作报告，也说钱端升是罗隆基的“无形小组”和“策划于密室”中的人物。

少数民族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彝族学生王桂森
我是贵州省高寒山区一个少数民族贫农的儿子。
我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葛佩琦、王德周之流提出严重抗议和控诉。
大家知道，葛佩琦之流正在猖狂地向我们党进攻，他们硬说，中国共产党党员百分之九十无“恶”不作，难道这是事实吗？
我们要回答：
“这是胡说八道”。
谁都知道，解放前我们少数民族人民就像在十八层地狱里生活，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大汉族主义政策，残酷地压迫我们，剥削我们，甚至在1947年用飞机大炮屠杀我们凉山彝族。
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几天几夜也说不完。
共产党来了，我们少数民族才重见天日，凉山地区成千上万的奴隶得到了解放，难道这是共产党作“恶”吗？
解放前，反动派采取“以夷治夷”的政策，并挑拨各民族间的关系，使我们人民内部世世代代打冤家，我们对汉族人民不信任，隔阂很深。
但是共产党却叫我们团结起来了，使我们享受了民族平等和自由，并帮助我们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我们少数民族有了自己的省长、州长、县长，有了自己的干部，真正的当了家作了主人，和汉族老大哥一道共同建设祖国大家庭。
难道这也是共产党作“恶”吗？
解放前，有谁关心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呢？
共产党来了，我们地区才开始了建设，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第1次出现了自己的工厂，有了自己的工人。
少数民族农民也积极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整村整乡地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增加了收入，例如我们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粮食产量1956年比1950年增长59％，有80％以上的社员增加了收入，少数民族农民说：
“共产党太好了，土改叫我们翻第1次身，合作化又叫我们翻第2次身”。
“棒棒打，火钳夹，也不能把我们撵出合作社”。
从来交通闭塞的康藏高原，已经修通了公路，开辟了航空线。
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新的城镇、学校、医院和商店；
一千多万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党正在帮助他们创造文字。
这些数不清的好事，葛佩琦之流为什么偏偏要说成是共产党作“恶”呢？
当然这些好事对于我们的敌人说来确实是不好的，但是他们的任何企图都不能达到，就像他的眼睛永远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
葛佩琦之流还说，人民的生活没有提高，难道这也是事实吗？
我们说：
“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让事实来粉碎他们的反动言论吧：
解放前牛马般的生活是谁也不会忘记的，在那些苦难的年代里，许多人吃不饱穿不暖，吃过蕨芭、？
芝、糠壳、野果、野菜的难道只是一家一户吗？
解放后怎么样了呢？
要没有共产党领导，我们一家人早就冻死饿死了，还谈得上什么上大学！
我的妹妹现在也快小学毕业，家里再也不饿肚子了。
我再谈一件事实：
贵州省原炉山苗族自治县购买力1951年每人只有17.2元，而到1955年就上升到25.3元。
同一时期，威宁彝族苗族回族自治县购布增加一倍，要知道，解放前十八岁大姑娘没裤子穿的就是这些地方，然而这种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解放前这一带地方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索甫龙街子，荞麦洋芋当日子，要想吃顿苞合饭，要等老婆生孩子，要想吃顿大米饭，除非等到二辈子”，而对解放后的生活他们这样说：
“矮子爬楼梯步步升高”。
葛佩琦之流还说，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比解放前相差十万八千里。
这当然也是胡说，和人民相隔十万八千里的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而不是中国共产党。
和共产党相距十万八千里的也只是葛佩琦之流，决不是中国人民。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血肉关系是任何人都知道的，例如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爬山越岭工作在康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在少数民族地区“安家落户”，与少数民族同呼吸共甘苦，忠心耿耿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几年来他们为少数民族作了许许多多的好事，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称他们为“毛主席派来的新汉人”，难道这些铁的事实能说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比解放前相差十万八千里吗？
要知道，我们少数民族和共产党的关系是分不开的，离不得的，拆不散的。
够了，不再举例了，让这些善于颠倒黑白的先生们到农村去看看吧！
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去看看吧，请他们竖起耳朵听听少数民族的声音：
“毛主席是冬天的太阳夏天的雨，是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的路，才是光明大道”！
我们少数民族和全国人民一样懂得：
中国不能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解放，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明天的幸福。
喝水不忘挖井人，少数民族不忘共产党。
葛先生之流可以不要共产党；
但我要告诉他们，我要共产党，我们三百多万彝族人民要，三千五百万少数民族要，六亿中国人民要。
我们少数民族人民将和全国人民一道世世代代跟着共产党走，因为我们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知道，只有共产党才是我们的救星，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我们的命根子，谁胆敢叫我们离开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我们少数民族人民就要拿起锄头和镰刀，同全国人民一道，给这些无耻之徒以双倍打击，叫他们头破血流！
有人反对我们喊万岁，但我要喊，全国人民要喊：
各民族牢不可破的大团结万岁！
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万岁！
引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亲爱的领袖、各族人民的伟大救星毛主席万岁！

我又想起了“六评白皮书”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项冲
当1949年全国解放后不久，司徒雷登狼狈离开南京而还未到达华盛顿的时候，美国国务院曾经发表一篇臭名昭著的白皮书，把一百多年来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史实颠倒黑白地加以叙述，同时肆意诬蔑中国人民和伟大的解放战争。
那时我在上海。
我还记得当时对新华社发表的“六评白皮书”和同志们一块儿学习过，并且参加过一、二次座谈会。
在学习过程中，对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便是美帝国主义在被迫承认共产党获得中国人民的拥护之余，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中国的“民主的个人主义者”身上，并且要鼓励他们进行推翻新中国为目的的一切活动。
八年来的流光如矢，八年来学习的收获也多少有一些。
通过党的教育和帮助，参加了一系列土改、三反和肃反等政治运动，以及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初步改变了立场和观点。
尤其是知识分子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以后，大家的兴奋鼓舞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愿意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尽一点小小的力量，我们愿意用有限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来分析和批判旧日所学习的东西，我们也愿意在向科学进军声中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潜力。
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的基础上展开党的整风以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对党组织所提的意见是诚恳而出于善意的。
尽管有些地方不见得正确，但是由于一般群众所处的地位，比较容易从局部情况和当前利益去考察问题而难于了解全部情况和全部困难，不确切和错误之处应当可以理解。
而在向党提意见过程中，对不少人来说，从平素不大愿意管“闲事”和旧社会所熏染下的“不好意思”的习惯来“鸣”和“放”，确实也是思想锻炼的过程。
许多同志们都乐于帮助党“除三害”，希望通过整风能够使所服务的学校克服缺点并向前推进一步。
这种启发群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开门整风方法，正是党的伟大之处。
党是敢于正视缺点而有决心改正缺点，而这也正表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是大公无私的。
然而，在整风过程中也出现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
这股逆流是来自四面八方的，而在我所服务的单位中出现了反动言论以后，我虽则感到刺耳，但是没有立刻出面反击。
我的顾虑是：
反击会不会引起群众提意见的积极性受到阻碍？
反批评会不会有碍于“除三害”的正常进行？
直到报上发表某些人因为与别人有不同的意见而收到匿名恐吓信时，我才觉悟到当时的情况并不简单。
我们的大敌临前，就应当应声而起。
我们勤勤恳恳地帮助党整风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而有人明目张胆地表示要“杀共产党人”，有人花言巧语地要推翻党的领导或削弱党的领导，那末我们的辛勤劳动，究竟是为了什么？
随着章伯钧和罗隆基等右派野心分子一系列的反动言行揭开以后，我以十分愤怒的心情积极地参加了反右派斗争的行列。
这些人原是旧社会的政客和官僚。
如果说他们在政治上有“抱负”的话，他们的“抱负”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不是社会主义的道路。
解放以来，党和政府给予他们以重任，在任何一方面来讲可以说都已经仁至义尽，可是他们还是满腹牢骚，一贯地对党表示极端不满。
知识分子政策提出来以后，他们希望利用知识分子来作他们的政治资本；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来以后，他们就野心勃勃，认为从此以后，大有可为了。
去年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加强了他们的幻想；
今年党组织整风的进行更使自称为机会主义者的分子认为最好的“机会”已经到来，用种种公开的和隐藏的方式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作猖狂的进攻。
这难怪在6月06日那一天，以章伯钧个人名义在文化俱乐部所召开的谈话会上，章伯钧竟至胀红了脸，挥动拳头，以为他们的“好时光”就要到来了。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
旧忆犹新，八年前所学习的“六评白皮书”不禁又涌上我的心头！
手头的材料已经东抛西失，在看到新华社对白皮书第6章的解剖中的一段话以后，更使我触目惊心。
这一段话的原文如下：
“1947年08月19日司徒雷登作出了对华政策的结论。
他写着：
要建立国民党中国的‘有能力的政治领导’，使这个反人民政府‘能恢复把握住知识分子和群众’。
司徒雷登……公开号召组织新党，以第三者的面目出现，并妄图在中国民主阵营内部组织反共派别。”
“亲者所痛，仇者所快”，这决不是两句平常的老话。
事实就是如此：
我们在今天所痛恨的，正是我们的敌人所期望的。
多少年来，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开办学校和“培养”留学生，目的就在于训练出一批“民主的个人主义”者，妄想通过他们按照“西方资产阶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
尽管新中国站起来以后粉碎了帝国主义的幻想，尽管大部分曾经是“民主的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已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可是只要帝国主义者存在着一天，他们的心永远是不死的。
可恨的是：
解放后已经八年，却有一极小部分的知识分子败类还要走回头路，还要去违背人民的愿望来迎合帝国主义的意图。
右派野心分子走回头路的主观愿望不是面临着今天的形势才发生的，而自有它的历史上的渊源。
章伯钧对于马歇尔所说中国之“亡”不“亡”于共产党而“亡”于中国民主同盟一句话，得意忘形地自加注疏说道：
“……民盟在当时给美国一种错觉，中国的第3种力量可以走资本主义的民主道路，不会步苏联后尘。
由于这种错觉，美国就放松了军事力量的补充，结果上了大当，弄得蒋介石很快垮台。”
罗隆基更声称美国“如果把给蒋介石的钱的十分之一拿给民盟会要好得多”。
这种话，难道不和帝国主义分子同声相应么？
年来自己致力于教学与研究的兴趣很浓，而从事于社会活动的时间较少，因此对于政治的敏感性，就显得十分迟钝，对于右派分子虚虚实实、实实虚虚的言论，就难以明辨是非，有的地方甚至使自己迷失了方向。
读了毛主席所提出和右派言行划分界限的六条标准以后，觉得这是引导我们走入正确方向的思想武器。
但是，正确方向要我们用自觉的努力往前走，而武器必须通过参加极复杂而极尖锐的思想和政治斗争才能应用，不然的话，工人说话了，农民说话了，我的“知识”又在哪里呢？
我觉得：
资本主义制度的丧钟就是资本，而未经改造好的知识分子的“知识”却是一座高墙。
但这决不是说：
高墙就是丧钟。
如果我们能够从温暖的花室站出来，坚决地和右派分子划分界限，从斗争的环境中锻炼自己，我们是有一片锦绣前程的。
而大西洋彼岸的帝国主义分子们决不可能借少数右派野心分子的“尸”来还他们的“魂”！
我更觉得：
这次反右派斗争对我来说是一番深刻的教训，长期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我，决不应该主观地判断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已经获得很大的成绩，因而，立场已经站稳了，而应当继续不断加强改造。
我得衷心感谢党对我重重地拍了一下肩膀，使我体会到对右派的斗争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使我不会迷惘地走入“死胡同”。
我更觉得：
从狭隘的书房里开了房门，尽管有些眼花缭乱，定神一看，这真不是“乍暖还寒，最难将息”的时节，而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

陈铭枢净瓶？
十六字真言？
（陈铭枢“净瓶”？）
——右派悲复舟，
风波倍添愁！
俯拾
污蔑的咒骂发自房间，
直飞入讲究的豪华厅堂，
此日里灯红酒绿，
高雅的座上谈笑风生。
满嘴的老弟老兄叫个不完，
一连串放大炮好比吃糖，
为未来的“领袖”频频干杯，
把父亲母亲姓什么完全遗忘。
专心寻找劈杀凶器，
挑选出一大批恶毒字眼，
陈公馆宝库里有的是旧刀枪，
磨磨刮刮凑成了十六字真言。
念念有辞的祭起凶器第一宗，
黑气腾腾的出现“好大喜功”，
“宝贝，请！
砍掉他好为人民谋大幸福的头脑，
撕碎他喜为祖国立功的心胸！”
念念有辞的祭起凶器第二样，
一股臭气喷出了“喜怒无常”，
“宝贝，请！
不许他一见革命就喜的眉飞色舞，
不许他一见反革命就怒的‘轻于挫伤’！”
念念有辞的祭起凶器第3件，
“偏听偏信”放出一阵毒箭，
“把他射倒在相信真理、相信人民说话之前，
问他再敢不信右派的狂妄语言？！
”
念念有辞的祭起凶器第4把，
“鄙夷旧的”飞溅血花，
“看看还敢鄙视‘古典’、古贼、古凶手……不？
宝贝呀，和我屋里放出的老反革命一齐冲杀！”
真言宝贝当然还没有完，
好像“一心想作领袖”的吃大餐，
不幸真言是“金角大王”的“净瓶”，
恰好给咒骂者自己作死牢监。
无情的揭露追入房间，
直跟出豪华已冷落的厅堂，
徒悲怀往日灯红酒绿，
空惆怅秘密宏图如春梦一场。
难兄难弟章、罗……已难来访，
“问汝何事栖碧山？”
默而不答心自慌……！
？
陈铭枢公然污蔑毛主席（见7月15日本报）。
？
见西游记三十五回，“金角大王”要拿它的宝贝“净瓶”装别人，结果自己反被装进去了。

堤·水库
李耕
堤
在泛滥的骆河边上，我们筑起了一座长堤。
这是多少代祖先的愿望啊！
骆河，虽是这般的狭窄，当春汛来临的时候，它会用自己白色的胸脯，弥漫这无边的田园。
汹涌的波涛，能吞下千百亩田地。
堤，这该是我们多少个合作社的愿望啊！
当高高的堤岸，矗立在骆河的边上，当堤上的垂柳在风中摇摆，堤，就像一只巨大的臂膀，有力地镇压着骆河横蛮的性格；
不！
是挡住了千年来给我们带来的灾害和贫困。
骆河，不再泛滥了。……
当河水按照我们的指使流入田地的时候，看见的，再不是白茫茫一片，而是一片碧绿碧绿的禾田。
水库
水库像一面明净的镜子，映照着奇怪的群山。
当水闸的铁壋启开了，奔泻而下的流水像一匹永远织不完的白绸，千丈万丈地铺在田野上。
水库，费尽了漫长的日月，容积了山泉小涧给它的每一粒细流，然后默默地躺在高山的脚下，让山峦团团地环绕着它。
当春风在你的耳边呼唤，当我们准备播下那壮实的谷种，你，在用自己的血液，哺育着这肥沃的土地。
这时，你虽然瘦枯了，这时，虽然再看不见你恬静的容貌，可是在每一条水圳中，却听见你欢快的笑声。
水库，你容纳了向你奔来的每一粒水，又能将自己的每一粒血液灌溉大地；
难怪原野上的每一支谷穗，每一撮花草，都在为你宽宏的胸襟点头表示敬意。

帽子和刀子
李佩成
有人对帽子甚为不满，以为“不平则鸣”，何又有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反党之说？
“共产党乱抛帽子，真是岂有此理……”，好心的劝党当心，“不要令人有‘收’之感”，有的则趁此混水摸鱼，掩面干哭，似乎一切罪在帽子。
我则以为不然，其一，帽子有合适的，也有不合适的，不合适的不应当抛，以免使人抬头困难。
但若有人头昏脑胀已有伤风之兆，则应戴顶合适的帽子，以免重感风寒，若有人流感严重，而不自觉有意喷菌伤人，则应即速强行隔离，在门上若书以“内有传染病人，他人保重”，也未必不是好事。
再若有些人杂于人群之中，左冲右撞，胡作非为，以为皆具耳目，人不可辨，那么，有人喊一声“穿红袍者是曹操”，也不能说其人无功。
其实合适的帽子，都系自己造就，秦桧为奸贼，蒋介石为国贼，胡风为反革命，莫不如是。
章伯钧自称为“社会主义者”，想靠“中间路线和反共起家”，呼胡风为“历史人物”，可见帽子亦确属自备，共产党不过呼之曰反社会主义，反共，右派分子而已。
因为立足点不同，各有所称，原为天理人情，无甚奇处，望大恶帽子者三思！
至于言帽子由共产党乱抛，我更以为未必；
章伯钧、储安平、章乃器之流自开工厂，自作自受，不信可看报纸所登材料，何时纺线织布，何时裁剪缝成，自有来龙去脉，他人岂能沾光！
有人言共产党为执政党，抛出的帽子太重……，岂不知正由于共产党执政为民之首领，才有野心家对党下此毒手，若我等者，章伯钧无心理睬。
章伯钧的帽子，共产党起了个名字，有人就以为十分不是；
而他们对章等玩弄刀子却处之泰然，这是什么道理呢？
难道因为刀子是藏在腰里就可以无罪吗？
（西北农学院校刊）

“沙里淘金”者
邹荻帆
大会展开斗争，
反击右派言行。
这位同志的态度
“冷静”有如寒冰。
“难道他全盘讲错，
总该沙里淘金！
“他说百花齐放，
不要党的领导。
当然这是错误。
他也要党放心、容忍，
主张鸣而不争。
“他骂人事单位
等于公安部门。
虽然语言诬蔑，
足证意见在心。
文人夸夸其谈，
苍蝇大象不分。”
“沙里淘金”，多好听，
好似蓝天碧波海鸥鸣。
右派要凿穿海船底，
船沉海底谁淘金？
海鸥上下为谁唱，
海鸥、海鸥，
本来没有爱社会主义的心，
你呢，“沙里淘金”的人？

脱掉蜗牛壳
丁鷇音
党和知识分子之间怎么会有“墙”呢？
有人说：
中间筑有万里长城，要党去拆。
这种谬论被驳斥了，代之而起的是“两面拆墙”说。
党的群众路线正是党的政治路线。
个别党员受了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失去立场，违反党的路线，脱离群众，所以党要整风。
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说明党特别关心知识分子；
最近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说明党对知识分子推心置腹。
问题在于有些旧知识分子用自己的幻想在自己周围筑起一道高墙，害得自己和时代隔绝，和人民隔绝，和党隔绝。
这种幻想的高墙，远起于孔门弟子子贡。
他用宫墙比喻道大不可小知，他说：
“赐之墙也及肩”，“夫子之墙如仞”。
从此中国学者总是幻想在自己周围筑墙。
这道无形的墙有它的社会根源。
在解放前不肯冲出这道无形的高墙的旧知识分子，到了解放以后，革命的阳光，照出他们的周围并没有别人替他们筑的墙，他们是躲在蜗牛壳里安身的，那道壳就是他们自己造的墙。
革命拉他们出来，帮助他们（其中包括有我）脱去蜗牛壳。
脱了壳的旧知识分子当然感谢党，感谢革命。
脱壳是有痛苦的。
受不了痛苦的旧知识分子到现在还在蜗牛壳里存身！
觉得漆黑一团，觉得他和党隔着一道墙。
其实并没有别人拆墙问题，只有自己脱壳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周报）

舞台与银幕
北京舞台上的远客
在东北各大城市和工矿区做了旅行公演的吉林市话剧团，现在已经来到北京为首都的观众演出了。
吉林市话剧团的前身，是1952年在天津组成的前进话剧团。
这一次，他们带来了五幕九场的历史剧“正气歌”（文天祥），和根据张恨水原著同名小说改编的“啼笑因缘”两个剧目。
“正气歌”是剧作家吴祖光抗战期间在重庆写成的，当时曾大大地激起了人民抗日爱国的热情。
该团这次的演出，使观众能够看到我国这个万古留名的历史人物忠贞不屈的英雄形象，是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兰）
“蝴蝶杯”上银幕
舞台艺术片“蝴蝶杯”是根据河北梆子戏拍摄的。
“蝴蝶杯”是梆子戏里历演不衰的好戏，其中的“藏舟”、“献杯”等几折戏更是长久以来脍炙人口的精品。
电影导演在处理这个戏的时候，非常忠实于舞台上原有的表现手法，使得这出戏前本中的精萃及舞台上的精湛演唱都得以较完整地保留在影片之中。
片中饰演女主角胡凤莲的是河北梆子名演员李桂云。
李桂云的唱腔婉转动听，极富表现力；
做功也非常细腻有致。
她所塑造的胡凤莲这个勇敢智慧的渔家女的形象是很动人的。
（方）
陶然亭看马戏
首都观众有好眼福，这几天每晚可以到陶然亭公园观赏齐齐哈尔马戏团的精采表演。
马戏团里的马真是通“人性”，一块红绸系到蹄上，它能用嘴解下；
藏到箱里，它能用嘴启开箱盖，将红绸取出送还主人。
猴子坐着狗拉车绕场一周之后，熊先生出场表演。
兽类中最笨莫如大熊了，但它笨得幽默、惹人发笑。
大熊表演了“拿顶”、“栽跟头”、“戴架”、“摇铃”和躺在地下“拨棍”、站在桌上“耍枪”，真是丑态百出，使人笑破肚皮。
“马上劈刀”是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
战鼓声中，一位戴盔披甲，手持大刀、面如重枣的猛将，跃马上场，舞动大刀，马走如飞，犹如驰骋战场之上。
“踩大绳”是这个马戏团挖掘、整理、并在原有基础上经过创造、发展了的中国古代马戏中的传统节目，特别是“对头顶人”是国内外尚未见到的节目。
如不是亲眼看到，简直难以相信。
著名老艺人孙吉堂亲自传授的“跳板”，由十余名青年男女演员集体表演。
自始至终使观众感到紧张而又兴奋、愉快。
赵凤岐表演的“滑稽表演”，把粗枝大叶形式主义讽刺得淋漓尽致。
这个马戏团表演的“水流星”有四大特点：
绳长、碗大、“翻”急、花样多而精，是演同一节目的杂技演员都佩服的。
（光）

螳臂当车
朱一清
庄子曰：
“女不知夫螳螂乎，怒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
韩诗外载：
“齐庄公出猎，有螳螂举足将搏其轮。
问其御。
御曰：
‘其为虫也，知进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轻就敌。
其意显然’。
然区区螳螂，何其狂妄，胆敢当车，岂不知死也？
思之再三，久而悟曰：
‘螳虫也，非人，无知故也’。”
然而今天，右派分子虽非虫蟹，却比螳螂更加无知，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之流，及其摇旗呐喊的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共产党整风之际，张牙舞爪，兴风作浪，百般煽动群众，妄想天下将乱，取而代之也。
可惜共产党仍然坚如磐石，共产党有缺点，但正如太阳有黑斑，右派先生们闭着眼睛疾呼：
“黑斑吞没了太阳”。
但人民毕竟始终张着眼睛的。
他们看到黑斑，更看到太阳，因为太阳的光芒是那样强烈啊！
今天，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谁想把历史的车轮扭向资本主义，这是枉费心机的，右派先生们不自量力，一定要摇臂当车，恐怕他们的命运是不会比螳螂强多少的。
（北京大学“红楼”）

让我们用火辣的诗句来发言吧
臧克家
耳边响着一片战斗的声音。
这是工人同志们的声音。
这是农民同志们的声音。
这是火力旺盛的青年同志们的声音……
这声音，从生活的实感里发出来，从爱护党，爱护社会主义的真挚热情里发出来，它钢鞭一样向右派分子、野心家们呵斥、抽打，毫不容情，壮丽有如一首激动心腑的诗。
诗人们，在反右派斗争中，让我们踊跃地用火辣的诗句来发言吧。
诗歌在人耳目中是美丽动听的。
她美丽，因为她就是一切美丽事物的化身；
她动听，因为她歌颂了美好的，永远和丑恶不相容！
当我们看到，我们用了优美诗情去歌颂的社会主义祖国被污蔑，被吐上腥臭的唾液，被罪恶的语言涂抹得一塌糊涂，诗人们，我们能够容忍吗？
当我们听到，领导六亿人民斗争了三十六年终于使人民得到了幸福的今天的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被攻击，被辱骂，被声言要从领导的位子上拖下来，诗人们，我想，一定会被这种狂妄的言行所激怒的。
我们坐在社会主义的列车上，向着美丽幸福的明天奔驶。
我们在劳动，我们在歌唱。
野心家们却梦想把这列车，拉到资本主义的老轨道上去。
他们梦想着在中国演出匈牙利事件。
他们梦想着第3次世界大战的情景。
在一片灰烬中，出来收拾残局，在千万架骷髅里个人称霸作王。
这是多么荒唐可耻的一场仲夏夜之梦。
诗人们，站起来，站到斗争的前列上来。
任何冷淡，客观，不关痛痒，都和诗人的称号不相称。
我们的新诗，是在斗争里成长壮大起来的。
“五四”时代，它向封建社会的黑暗冷酷冲锋；
抗日战争时期，它成为民族解放的号角；
在反抗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斗争中，讽刺诗鼓舞了广大人民的斗志。
在解放后的每一次运动里，诗人们都是用诗作武器参加了战斗的。
在这次反右派的斗争里，诗歌，应该用不到号召自己就会响起来的吧？
政治热情是诗人的灵魂。
看到美好的东西被玷污，看到丑恶的嘴脸在阴谋叫嚣，由于爱，也由于憎，你能不一跃而起？
闻鼙鼓而思猛将。
听到斗争的声音我想起了诗人同志们。
政治讽刺诗多起来了。
这样的诗，像战斗的鼓点，令人振奋。
斗争在猛烈的进行，鼓点敲得再响些吧。
斗争在猛烈的进行，讽刺诗来得更多些，更有力些吧！

踩大绳

对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愿望
中共中央的倡议完全正确——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已经有了巨大成绩——广西各族人民有长期团结合作的光荣革命传统——黄绍竑的主张其目的在于破坏民族团结
李任仁、陈此生、莫迺群、雷荣珂、蒋在球、莫寿全、杨文贵、陈基义、赵乐群、蓝昌法的联合发言
我们完全同意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李先念、薄一波、乌兰夫三位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所作的各项报告，建议大会予以通过。
完全同意国务院提出的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议案和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议案，并建议大会予以通过，责成有关地方政府进行关于成立自治区的筹备工作，使这两个自治区早日成立起来。
在这里，我们愿意再谈一谈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问题，表达我们对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愿望和反映广西各族人民对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共同愿望。
自从去年10月中共中央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倡议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以后，至今已有九个月，在这个时期内，广西各族人民，各个方面，热烈响应了中共中央这一倡议，做了很多工作；
在共产党内、各级政府、政协系统、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都举行过各种大型、小型的会议，反复协商讨论，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认为中共中央的倡议是符合全省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的，拥护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这一倡议；
全省五个市和七十个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也都举行了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以后，作出了拥护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决议。
总起来说：
拥护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同意以广西省的全部作为自治区的行政区域，即采取“合的方案”，并且同意采用“广西僮族自治区”这个名称。
这就是广西各族人民反复协商讨论的结果。
我们认为取得这样的结果，可以说是很圆满的。
同时，还认为取得这样的结果，决不是偶然的。
这是由于中共中央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倡议是完全正确的，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合作，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符合各民族的共同愿望，因而受到广西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
也是和中央对我们亲切的关怀与帮助分不开的。
我们在协商讨论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都予以亲切的关怀和帮助，使全省各族人民对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重大意义，在思想上得到提高，大大鼓舞了全省各族人民的信心，推动协商讨论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开展，从而取得一致的意见。
还有，这几年来在全国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巨大的工作成绩，更使全省各族人民对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不仅认识到是必要的，而且是充满信心和热烈期望的。
解放以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之下，1952年成立了相当行署一级的桂西僮族自治区（宪法公布后1956年改名为桂西僮族自治州）。
此外，还成立了瑶、苗、侗等民族的自治县，由于少数民族实现了自治权利，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社会改革和各项建设，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僮族文字已经创造出来，僮文报纸亦于今年07月01日开始出版。
同时，也根本改变了历史上的民族歧视和压迫的状况，汉族和僮、瑶、苗、侗、仫佬、毛难、回、倮倮、水家、仡佬等少数民族，建立了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关系。
在实际生活中，各族人民都深切地体会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正确的。
僮族是全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和全国各民族一样，是个勤劳、勇敢、朴素的优秀民族，是组成我国这个民族团结的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必须成立一个省一级的自治区才能与僮族的地位相适应。
因此，对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僮族人民首先热烈地拥护，他们十分感动，感到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表示要更主动地和汉族人民亲密团结合作。
瑶、苗、侗、仫佬、毛难、回、倮倮、水家、仡佬等少数民族，也都一致表示赞同，他们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实际生活体验中，深切地认识到建立僮族自治区的重大意义。
汉族人民认识到成立僮族自治区是僮族人民应当享受的自治权利，也是有利于汉族和僮族以及各少数民族团结合作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措施。
因此，汉族人民表示积极支持僮族人民根据宪法规定实现这种权利。
我们认为全省各族人民一致赞同：
把现在广西省全省改建为僮族自治区，亦即实行合的方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为广西的历史是广西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
较远的如太平天国运动，汉、僮两族人民站在斗争的前列，共同奋斗。
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和其他各地的革命斗争，汉、僮、其他少数民族人民，都在一起坚持革命斗争，在革命斗争中，汉、僮两族都亲如兄弟般的团结合作。
特别是解放后七年多来，经过五大运动，完成三大改造，进行五年计划建设，汉、僮、瑶、苗、侗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都是共同进行革命斗争，劳动创造，互相支持亲密团结，已经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更加美好的将来，今天成立僮族自治区，更应该是继承和发扬这个共同劳动创造、共同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
而且现在的广西行政区划，是在长时期中形成的，还具有许多不可分割的社会因素，宜合不宜分。
我们认为自治区的名称应采用“广西僮区自治区”为最恰当。
因为“广西僮族自治区”这个名称，既能体现僮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实质，又能完整的表现出地方名称（广西）、自治民族的名称（僮族）、行政区划地位（自治区），显得非常确切而清楚。
在协商过程中，右派分子黄绍竑，先反对“合的方案”，经多数人批判后，口头上同意“合的方案”，但在名称问题上却坚持要保留一个“省”字，称为“广西省僮族自治区”，说是这样可以照顾汉族的感情。
我们应当指出他坚持这种说法是别有用心的，他的真正的意图是什么：
那就是为了分裂人民，硬说采用“广西省僮族自治区”这个名称，保留“省”字可以照顾汉族感情，企图使人相信“省”是代表汉族，“自治区”是代表僮族，借此迷惑一些不明是非的人，把他们引向反对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方面，甚至妄想借此挑拨民族关系，离间民族团结，使汉、僮两族形成名合实分、貌合神离的状态，达到他的个人主义的野心。
毛主席教导我们辨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其中第1条是：
“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
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报告，眼睛亮了，我们不难辨别出说保留“省”字可以照顾汉族感情的说法，显然是一种毒草。
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坚决揭穿和反对右派分子的谬论。
我们说：
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条件是完全成熟了的。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不做什么工作了，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加强工作，把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这一件全广西人民、也是全国人民的大事做好，并且决心为做好这一件大事而努力。
我们认为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过程，是一个艰巨工作的过程，是提高全省人民社会主义觉悟、加强民族团结的过程。
因此，在我们这次会议批准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以后，在进行筹备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一定和全省各族人民一道继续广泛而深入地学习和宣传民族政策，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缜密地研究民族关系的各项重要问题，充分协商讨论，以便为制定自治条例提供必要的基础，做到既能实现僮族自治，又能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

彻底打垮右派野心家
蓝公武的发言
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野心家丑恶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联盟已被揭露出来，他们还想避重就轻蒙混过关，这是决不能够容许的。
他们这班一贯政治投机掮客，生活在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的土地上虽然已近八年，却念念不忘那种见不得天日的个人私利，竟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乘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四出活动，到处点火，以造谣污蔑的可耻手段向党发动疯狂的进攻，说什么“有天无法”、“有职无权”，妄图以所谓“政治设计院”代替人民民主专政，实现他们所醉心的资本主义“两院制”，听来令人发指。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从参加老解放区工作到进入城市至今已经十二年了，我接触过无数的党的高级干部，他们给我的印象是热诚和朴实，在工作中我得到的是帮助和支持，因而我愈益深切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是热情洋溢大公无私的党，是久经考验的属于人民的党，是祖国人民唯一的指路明灯。
党的艰苦奋斗毅力和实事求是精神，更无时不在深深地感动着我。
今天，每一个在旧社会看够了反动集团争权夺利置人民于水火的人，每一个受过帝国主义统治者屈辱的人，每一个正直的人，当看到祖国伟大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前进的时候，当祖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牢固地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时候，当祖国独立自由屹然立于世界而人民引以自豪的时候，人们是从心坎里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的。
谁也知道，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今天祖国生命的青春，历史铁证已无可辩驳。
我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之一员，有责任要求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野心家彻底交代，口是心非伪装进步的两面手法已经拆穿，牛鬼蛇神的庐山真面已经暴露，任何幻想只会自绝于人民。
我久病不能出席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此反右派的斗争中，自愧力不从心，借此表明一些感触，誓与全国人民一致团结在党的领导下，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利益，必须彻底打垮右派野心家，粉碎章罗联盟。

数字和事实驳倒了右派的谬论
刘景范谈地质工作的巨大成就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李副总理、薄副总理、张检察长、董院长、彭副委员长的各项报告。
右派分子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在各方面都有所表现。
在地质工作方面他们说共产党领导不了地质工作，地质工作没有成绩，1956年更是一团糟，毫无成绩。
我是做地质工作的，就地质工作有无成绩发表一些意见。
1956年的地质工作，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形势下进行的。
全体职工和科学技术人员，响应了中央的号召，以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进行了紧张的、艰苦的劳动，把地质工作又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使我们完全有可能提前和超额完成地质工作的第1个五年计划。
去年的地质勘探工作大大超过前三年的总和
1956年，地质部所属的地质勘探工作，在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上，都大大地超过五年计划的前三年，勘探工作量和许多矿种的储量，超过了前三年的总和，四年之内基本上完成了五年计划中的矿产储量任务。
地质普查和科学研究工作，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加强，我现在就一些数字和事实说明如下：
1956年，地质部组织了一百二十六个勘探队，勘探了二十五种矿产。
作为探明矿产的主要手段的钻探工作量，完成了一百二十六万公尺，为前三年钻探工作量总和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七。
四年累计完成了二百一十八万公尺，为五年计划的百分之八十六，预计1957年即将大大的超过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另外还完成了竖井、斜井、平巷、浅井等工作量二十六万公尺，槽探一百九十八万立方公尺。
由于1956年完成了这些工作量的结果，使各种矿产储量的增长速度大大的提高了，就1956年勘探的二十五种矿产来说，其中有十五种矿产所得的储量与前三年比较，有九种超过了前三年累计储量的总和。
即是，锰超过百分之三，铅锌超过百分之七十，铝超过百分之一百九十二，钒超过百分之五百零一，铬超过百分之九百，金刚石超过百分之四十一。
磷超过百分之一百五十三，压电石英（单晶块）超过百分之一百四十九，耐火粘土超过百分之七十五。
有四种相当于前三年累计储量的百分之三十以上。
即是，铁相当于百分之四十三，钛相当于百分之四十六，黄铁矿相当于百分之三十三，煤相当于百分之九十二，只有铜和锡两种储量低于百分之三十。
其他前三年没有勘探的十种矿产如钼、镍、汞、石棉、云母、明矾、菱镁矿、型砂等，1956年也探明了相当的储量。
矿产储量的迅速增长足以保证工业化需要
由于1956年这些矿产储量的迅速增长，就使我们在四年之内基本上完成了五年计划。
五年计划中地质部担负的十二种矿产储量。
除钨矿储量已移交冶金部勘探外，其余十一种完成的情况是：
铁完成百分之一百二十九，锰完成百分之一百五十八，铬完成百分之二十六，铜完成百分之一百零六，铅锌完成百分之一百四十八，铝完成百分之二百零九，锡完成百分之九十八，钼完成百分之九百六十四，煤完成百分之一百二十一，磷完成百分之三百二十四，黄铁矿完成百分之二百五十八。
同时，还探明了钛、钒、镍、汞、菱镁矿、金刚石、石棉、云母、压电石英、明矾、黑色冶金辅助原料，油页岩等二十多种五年计划中没有规定的矿产储量。
这些成果，只是我国地质工作的一部分，冶金、煤炭、化工、石油、建筑材料等部，也进行了很多普查勘探工作。
把全国获得储量加在一起，就基本上保证了黑色冶金、有色冶金、燃料和部分非金属（如磷、硫）等大型企业在第1和第2个五年建设的需要。
以煤、铁为例，从1953年到1956年为止，全国已探明了煤的储量二百零一亿吨，可以满足新建、扩建和恢复的矿井一百七十余对总设计能力近一亿吨的需要，解决了包头、武汉、鞍山、太原、石景山、重庆、马鞍山等钢铁厂的炼焦煤基地，同时也基本上保证了国家工业和交通的用煤。
经过普查和预测，估计全国煤的总储量可能在一万二千亿吨以上。
铁矿，解放前估计全国总储量三十亿吨。
经过几年的工作，从已知的几十个主要矿区的预测，估计其总储量在一百一十亿吨以上。
到1956年为止，全国已探明储量三十六亿吨。
鞍山、本溪、包头三个钢铁厂资源已完全保证并有充足的后备。
武汉、西北、西南、太原、石景山已能够保证第1期的建设或扩建。
龙烟、阳泉、大渡口、福建、广东、新疆等中小型的钢铁厂所需的资源，也有了基本的保证。
海南岛、山东、山西五台的铁矿还可以机动使用。
总之，经过几年的工作，进一步证明了我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它不仅是一个富产钨、锡、锑、煤、铁、铜、铅锌的国家，而且新近证实了还是一个富有钼矿的国家。
这些矿产资源足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
右派先生们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吗？
我国大规模的地质勘探工作，是由1952年开始的，到1956年只有四年时间，探明这样多的矿物资源，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巨大成绩。
我国地质工作虽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但是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时期，他们不需要地质人员搞矿产勘探工作的，把我国丰富的矿物资源或者让帝国主义掠夺破坏，或者使它永远埋藏在地下，不能为人民创造幸福。
解放以来，我国地质工作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勘探出大量的矿物资源，已经用于工业建设，已经和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发生了密切联系。
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结果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表现。
这些事实是全国人民所公认的，难道自称为“大知识分子”的右派先生们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吗？
显然不是这样，而是他们敌视这些成绩。
因此，故意抹煞成绩，夸大缺点，颠倒是非，制造混乱，以便他们进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勾当。
当然，我们并不满足于这些成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工作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
比如：
我们还有许多做得不够的地方，过去所勘探的矿种还不能全面地满足国家的需要。
有些矿种对国家需要保证程度还很差，如铬、镍、云母、石棉、压电石英等虽然都找到了一些矿床，探明一部分储量，但储量还是很少的。
有些矿种的储量，虽然数量不少，但由于品位不够高，也影响了建设的规模。
如铁矿中的平炉富矿仍然极感不足。
有些大型铜矿和铅锌矿的储量虽多，但由于品位稍低，开采面积小，限制了建设的规模。
有的矿种分布不平衡，锰、磷的储量多集中于南方，煤多集中于北方，硫和磷的产地多配合不上。
我们过去注意了满足建设大型企业的需要，着重找寻和勘探一些大的矿床，保证国家骨干企业的资源，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对建设中小型企业和地方企业需要的资源，注意不够，目前还不能满足。
在稀有金属和分散元素方面，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更少了。
地质部1956年的年度计划中的实物工作量没有全面完成。
矿产储量，有十六种完成和超额完成了，有七种完成得较差。
没有全面完成计划的主要原因是计划订得偏高了一些。
技术力量不足和设备供应不及时。
有些矿床在勘探中变小了变贫了。
加上一个时期由于机构的变动，使生产受了一些影响。
劳动计划的偏高和执行中控制不严，多招收和接收了一批学生和职工，也增加了工作中一些困难。
发生这些缺点的原因，有些是由于地质条件的限制，人力无法克服的；
有些是由于经验不足；
有些是我们工作中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原因，这些缺点，有些我们已经在1957年的工作中纠正了，有些在整风运动中继续检查和纠正。
普查工作的落后状况已有改进
有人说，解放以后，我们只搞储量勘探，不搞普查和科学研究，是方针上的错误，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在我国开始建设的时期，重工业部门对矿物资源的需要十分迫切，旧中国又没有给我们遗留下探明的矿产资源，为了解决资源问题，我们采取集中人力、物力进行重点勘探的方针，来解决这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这个方针是正确的。
我们根据这个方针，积极努力，在几种主要矿产资源有了基本保证的时候，便逐渐加强了地质普查和科学研究工作。
以1956年为例，我们组织了一百二十八个普查队，其中有十九个是苏联技术援助的普查检查大队。
在几百个矿点中普查检查的结果，有四十多个矿物产地具有工业价值。
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西的铜矿、甘肃的铜矿和铜镍矿，陕西的钼矿、广东和福建的富铁矿、鄂西的铁矿、贵州的铅锌矿、湖北和湖南的磷矿、青海压电石英和铅锌矿等。
使普查工作的落后状况有了改善。
我们组织了十二个石油普查大队，在新疆、柴达木、华北平原、松辽平原、四川盆地、鄂尔多斯地台、贵州、广西等地区进行了四十余万平方公里的普查测量工作，又发现了一批可能储油的构造，改善了石油普查落后于勘探的局面。
我们组织了四个区域地质测量大队，在苏联技术专家的援助下，在大兴安岭、秦岭、南岭、阿尔泰地区进行着正规的一比二十万的区域地质测量。
我们还组织了十九个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大队，在山东滨海区、青海柴达木地区、甘肃河西走廊、内蒙呼和浩特等地区进行水文地质调查；
在北京、西安、湛江、包头等重点城市的地下水勘探；
在长江三峡、重庆、宜宾、伊洛、丹江、三门峡、新安江等水库坝址及长江大桥的工程地质工作。
此外，我们还组织了三百一十七个地球物理探矿仪器队，采用磁法、电法、重力、地震等方法进行探矿。
航空磁测已在若干石油普查区和有磁性的金属矿区大规模的运用。
煤田勘探中的电测井方法也普遍运用。
在苏联技术援助下，进行了祁连山、西宁—柴达木、鄂尔多斯等地区的大地测量及航空测量工作。
我们在1956年内，建立了地质矿产、矿物原料、地球物理探矿、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勘探技术、地质力学等七个研究所（室），着手系统地总结几年来科学技术上的新经验。
谁说地质科学研究中断了？
有人说，解放以后的地质科学研究中断了，或者不如解放以前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否认解放以前一些地质工作者的成绩。
相反，我们认为在解放以前，我国许多地质工作者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比如：
他们进行了许多地质调查工作，编制了全国三百万分之一的地质图和一部分一百万分之一的地质图，进行了古生物、地层和大地构造等科学研究工作。
但是，在反动政权的限制之下，他们也就仅仅限于这些研究工作，而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解放以后，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是和生产相结合的，是为生产服务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我们对各种矿床的勘探，都经过了调查研究和科学的分析推断；
并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
在这些矿床的勘探过程中，又不断的丰富了地质工作者的经验，丰富了地质科学的理论。
这就使科学研究与生产形成一个统一的过程。
有些人不了解普查和勘探的过程，就是地质科学研究的过程，勘探所得的储量，就是科学研究与生产统一起来的集中表现。
因此，他们就把生产和科学研究对立起来。
产生了科学研究不管生产，生产不是科学研究，也就是为研究而研究的错误思想。
地质科学技术水平比解放前有显著提高
解放以来，地质科学技术干部有了大量增长，地质事业突飞猛进，从而取得了极其丰富的地质资料，提出了许多科学研究的新课题。
因此，地质科学技术水平不论在宽度和深度方面比解放以前都有显著的提高。
比如：
李四光部长用地质力学的观点，阐明我国大地构造特征的学说，根据许多新的资料又有新的发展，并得到了许多中国地质学者及苏联地质学家的赞扬。
又如我国地质科学人员，在进行普查勘探和区域地质测量工作中，对于那些过去研究程度很差的或没有研究过的地区，如对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阿尔泰地区、柴达木盆地、祁连山和昆仑山地区、拉萨—昌都—日喀则地区、鄂尔多斯地台和阿拉善地块、华北平原、松辽平原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至于在矿床学上的发展和普查勘探理论与技术方法上的成就那就更突出了。
比如对许多矿床类型的划分和生成规律及其分布规律的认识，都有所提高。
历年来我们所召开的科学技术性的专业会议，总结了这方面的许多经验，出版了一批科学技术的论著。
这就大大提高了我国地质科学工作者的理论水平。
至于勘探方法，过去我们是不大会的，现在可以掌握了。
许多过去没有采用过或很少采用的新技术如航空地质测量、航空地形测量，以及重砂、金属量测量等等方法，现在已经广泛的采用了。
在上述各个方面，科学院的地质研究所、古生物研究所、各地质院系和各部的研究机构都作了不少的工作。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现在我国地质科学技术工作已经走出了狭小的领域而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综合的发展阶段。
克服缺点和错误，把地质工作推进一步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普查和科学研究工作已经做得很够了，科学技术水平已经很高了。
相反，我们的普查工作还是落后的，虽然我们在1954年就感到了这个问题，并逐年加强了普查工作的比重，但直到现在还是赶不上勘探的需要。
现在看来普查工作是不容易的，我们所配备的干部还不够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很多。
区域地质测量的问题很多，个别地区的质量也不够高。
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还是不高的，几年来获得的大批实际资料还没来得及系统的研究与整理，概括实践经验的理论工作做得很不够，地层、古生物的力量发展较小，远不能适应当前工作的需要。
地质部的科学研究工作，与各方面的配合协作还有很多问题，我们的科学研究机构也设立得迟了一些，目前又限于仪器设备的条件，科学研究工作只能逐步加强，有重点的有步骤的进行。
要在全面的地质科学技术上赶上世界水平，还要作长期的艰巨的努力。
由以上的事实说明，只有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地质工作才有可能迅速地全面地发展，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地质工作才有可能与广大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
这些事实彻底粉碎了右派分子的荒谬言论。
我相信，只要我们坚决的服从党的领导，巩固已得的成绩，不断的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国的地质事业就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矿产资料就会得到更全面的保证。

解放前和解放后真是天壤之别
郑久鸿说：
谁是我们的救星，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工人心中是最明白的。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及中央各位首长的工作报告。
我是从响洪甸水库的治淮工地上来参加这次大会的。
在这次会议期间，我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文章以后，心中感到格外亮堂了，认识到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且不同性质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处理。
我认为毛主席所以在当前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团结全国六亿多人民朝着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这是一看就明白的道理。
可是，当我还未来北京以前，在响洪甸水库工地上就看到报纸上报道了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黄绍竑、龙云和谭惕吾等右派分子发表的诬蔑党、反对党、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企图破坏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等荒谬绝顶的言论，他们想借着帮助党整风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机会，别有用心地向党和工人阶级进攻。
这些使我感到极大的愤怒，我长久地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我不得不来讲几句话了。
我是一个老工人，今年已经五十八岁了。
在解放以前的黑暗社会里，因为家里穷，从小就被父亲领到资本家的工厂里当学徒。
为了糊碗饭吃，经常挨打受骂，还吃不饱穿不暖；
后来出了师，当上正式工人了，每月工资只有三块钱。
我们工人吃的仍是清水煮白菜，住的是只能弯着腰走进去的矮草房，穿的是东补西贴的破衣裳，过着牛马般的生活，还时时遭受失业的威胁。
至于我们工人的政治地位当然更谈不上了。
我记得解放前在上海做工，不要说想进大光明电影院看看电影，就是在那里站站也是不许可的。
另外大家还记得吧，上海有个公园的门上还挂了牌子：
“华人与狗不许入内”。
那不仅是我们工人，就连中国人也被侮辱的。
这一切的一切，不仅我们工人，我们爱国的成年人要记住，就是在幸福的社会主义环境下成长的下一代也要牢牢的记住它。
解放后，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工人才算彻底翻了身。
不愁吃、不愁穿，住的是工人宿舍，还享受劳保福利。
工人生病、养小孩都受到照顾。
有的工人家庭人口太多的，还受到长期或短期的生活补助；
工人再也不会受到失业的威胁，再也没有人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了。
总之，一句话，共产党来了，好处是讲不完的。
可是今天的右派分子却闭着眼睛说瞎话。
硬说：
“人民的生活没有提高，现在还不如解放前了”等等。
我不禁要质问那些右派先生们，你们这样颠倒是非、黑白不分，除了说明你们是别有用心地煽动人民离开共产党而外，又能说明什么呢？
解放八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国家在反对侵略战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上；
在消灭剥削和贫困、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上；
在文化教育事业；
在交通运输事业；
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
三反、五反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肃清反革命分子等等运动中，都获得了一系列的辉煌成就。
这难道不是史无前例的伟大成绩吗？
就以我个人亲身参加修建的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和响洪甸水库等伟大的水利工程来说，各位代表中可能也有不少人去参观过，它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是出名的。
这些工程都经历了多次的大洪水的考验。
就以去年汛期来说，淮北地区下了一千多公厘的雨，淮河发生了洪水。
如以整个汛期的雨量来计算，与1954年差不多，由于山谷水库、洼地蓄洪及淮北大堤等一系列的防洪工程起了作用，所以去年就安全地度过了汛期。
所有这些，难道不是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吗？
可是，一些右派分子却偏说：
“成绩不是主要的，你们搞得一团糟。”
我不禁又要质问右派的先生们，在你们当中就有不少的人在解放前当过大官的，可是你们给人民做了些什么呢？
我在旧社会里过了几十年，说老实话，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当官的给人民办过什么好事。
但是，在解放以后的短短时期内，我们的国家在各个战线上就取得了不可估价的成绩，这些除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能够这样做而外，其他的任何别的党派和任何别的政府能够做得出来吗？
谁是我们的救星？
谁是我们的朋友？
谁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工人的心中是最明白的，右派分子想玩花样，想施展他们不可告人的阴谋，那是骗不了人的，我们是坚决不允许的。
我国革命胜利后，国家就实行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继续加强与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党派、团体、民族及各阶层的代表人物，都直接参加国家的政权工作。
像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等人不都是当了中央国家机关的部长吗？
可是，他们虽然当了部长，却没有勤勤恳恳地为我们劳动人民办事，他们却在千方百计地要剥夺我们劳动人民已获得自由和民主，还要把我们劳动人民拖回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苦海中去。
说句实在话，你们的如意算盘是注定打错了。
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民主，我们坚决要社会主义的民主，只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才真正符合我们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最后，请允许我表明：
我一定把这次大会的精神带回去，坚决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不骄不躁地团结全体职工，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坚决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把眼前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结合起来，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贡献出一切力量。
我们工人兄弟们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来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