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玛依又传来好消息
上半年探明原油储量增加二分之一
新华社克拉玛依10日电
克拉玛依油田钻探工作又获得了辉煌成果。
今年上半年钻探工作进行的结果，油田面积在原有基础上又扩大了50％，探明的可采原油储量也增加了50％。
到6月30日，矿区职工已超额完成了国家规定的上半年钻井、试油、采油计划。
今年上半年，克拉玛依矿务局的几十部钻机在去年已经探明的油田面积的东南部进行了区域性的勘探。
在这些地区钻凿的探井中，已经完钻并且经过试油的探井，有七口喷出原油，有一口喷出有工业价值的气。
这七口探井出油以后，使克拉玛依油田面积和可采原油储量在去年探明的基础上，又增加了50％。
在油田东南地区正在钻凿和即将钻完的好几口探井，在钻进过程中发现了良好的油气显示和含油地层。
今年上半年从这些探井中陆续获得良好的地质资料以后，对断层东南部的含油前途又提供了新的希望，并且使下半年的勘探方向有了更加科学的依据。
在这半年中，克拉玛依矿区钻探职工度过了漫长而又严寒的冬季。
他们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戈壁上坚持了大规模的冬季钻探施工，战胜了春季多次七级到十级的大风暴。
在6月间玛纳斯河枯水季节中，遇到工业和生活用水的困难；
但是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矿区职工一直保持了饱满的工作热情，克服了重重困难，超额完成国家钻探计划。
现在，职工们正在满怀信心地继续为扩大油田面积进行着规模更大的钻探活动。

周总理接见智利、日本和平人士并接见日本市长、地方议员访华团
新华社10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接见了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的智利代表团团长马尔土涅斯·甘萨达，日本和平人士大野阳郎、服部学。
接见的时候，在座的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常务委员许宝驹。
新华社10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晚上接见了以山屋八万雄为首的日本市长、地方议员访华团。
接见时，在座的有郭沫若、南汉宸、雷任民、李烛尘、廖承志。
代表团向周总理赠送了礼品。

在反右派的风浪里经受严重的考验
沈钧儒王昆仑胡愈之等代表谈反击右派的重大意义
据新华社10日讯
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今天下午继续进行大会讨论。
有三十八位代表在会上发言或书面发言。
他们继续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面目，撕掉了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各种伪装，警告右派分子必须及早回头，老老实实地向人民认罪，改正错误。
许多代表还强调指出，这次反右派的斗争，对于各界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是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育和考验。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今天第1个发言。
他说，党和政府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以及其他右派分子，一直是在团结他们、教育他们、信任他们的。
但是他们却利用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工作机关和党派组织，来发挥他们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进行阴谋活动，诋毁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挑拨党和人民之间的团结，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沈钧儒说，我们民盟和各民主党派已经通过决议，向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且在民主党派内部进行整风。
这是完全必要的。
我们决不能让社会主义事业受到损害，社会主义制度受到动摇。
他希望民主同盟的成员和它们所联系的知识分子，首先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认真划清政治和思想界线，站稳自己的社会主义立场，勇敢地投入反对右派的火热斗争中，克服温情主义，把战斗进行到底。
民革中央宣传部长王昆仑说，这次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严重的提醒了各民主党派，使民革和各民主党派一样，在这次大风浪中，又经受了一次严重的考验。
他说，民主党派首先要检验它是否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和监督，民主党派就不能保证政治路线和行动方向的正确。
刚从海外回来的新仰光报社副董事长徐四民说，右派野心家借人民政府广开言路的机会，散布违反全国人民包括海外华侨心愿的谬论，这些谬论是为亲者痛、仇者快，国外爱国华侨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我们缅甸华侨坚决拥护祖国人民以严正态度，对这些恶毒言论严加驳斥，辨明是非。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揭露和批判了章伯钧、罗隆基联盟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
他认为，那种说章罗联盟只是由于一时冲动，而采取了完全盲目的行动的说法，是不对的。
事实上，以章罗为首的阴谋集团，不仅有明确的政治纲领，而且有战略战术，方针步骤。
它利用一部分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散播绝对民主和个人自由主义的毒素，鼓动他们对党不满，以便于时机到来的时候，在中国造成一次匈牙利事件。
胡愈之说，知识分子，应该从这一事件中接受教训，只有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真正接受共产党领导才是唯一的光明大路，要是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会迷失方向，最后陷入资产阶级右派的泥坑中。
部队代表张明代表丁志辉、王兆才、王有根、王维福、江雪山、宋忠福、周文江、马春雨、崔建功、张英才、郭恩志、陆昌荣、黄丑和、杨在先、赵毛臣、赵仁虎、刘子林、刘梅村等十九人作了联合发言。
他说，右派分子所散布的许多反动的言论和他们所进行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已经激起了人民解放军广大官兵无比的愤怒。
张明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永远是社会主义的卫士，如果有人胆敢破坏神圣的社会主义事业，他们将同全国人民一道在党的领导下，彻底地打垮它。
张明代表的发言不断地激起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殷维臣警告右派分子说，“我们农民和共产党永远一条心，走社会主义这条平川大道。”
殷维臣讲述了他所在的北京市黄土岗农业生产合作社几年来的发展。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朱学范说，右派分子妄想在工农群众中点火，煽动工农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他们的算盘打错了。
工农群众同共产党有着长期的血肉般的亲密关系，任何挑拨离间都不能把他们分离开的。
广大的工人群众从他们自己的切身生活经验中知道，“我们工人和共产党是一条命一条心”。
现在全国职工热烈响应党的号召，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先进生产者运动，要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湖南省副省长唐生智揭露了在湖南的右派分子上下呼应，到处点火扇风的情形。
他说，这次反右派的斗争，关系着我们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将来，每一个拥护社会主义者都应该积极投入这一斗争。
西南民族学院副院长夏康农剖析了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各种伪装。
他说，右派分子们罪行的性质是严重的，他们思想、言论的伪装也是毒辣阴险的。
其中，用费孝通的名字发表过的几篇文章，在反映章罗同盟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方面，留下了整篇的、有连贯性的供状。
龙烟铁矿工程公司主任马万水说，不论从龙烟铁矿的生产情况和工人生活来看，解放后和解放前比较，真是天上地下了。
他驳斥了右派言论，希望右派分子及早回头，老老实实地改正错误。
黑龙江工商联主任委员刘珮芝说，黑龙江省的民建成员和工商业者中间有一部分人还没有从右派分子的影响下解脱出来，必须教育他们认清右派分子的真面目，纠正思想错误，忠实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武汉市工业劳动模范傅景文揭露了湖北省右派分子马哲民向共产党狂妄进攻的事实，揭穿了马哲民在湖北省代表小组会上所作的假检讨。
今天下午书面发言的有八位代表。
因病不能出席会议的林业部部长梁希、作家王统照、著名中医萧龙友，今天也向大会作了书面发言。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潘梓年，在书面发言中驳斥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歪曲和污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谬论。
甘肃省副省长霍维德根据甘肃省的情况，说明几年来农民的生活已经逐步得到改善，揭穿了右派分子所说的农民对共产党不满的造谣和诬蔑。
浙江振恩丝织厂经理姚顺甫和江苏浒墅关蚕丝学校校长郑辟疆的书面发言，分别对我国蚕丝事业发展缓慢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山西省省长王世英讲了与山西省农业增产有关的水利建设问题。
今天大会执行主席是：
李维汉、王维舟、杨明轩、周叔韬、龙云、巴金、邓芳芝、喜饶嘉错。
下午的会议从三时开始，到七时结束。

妥善安排中小学毕业生下乡
今年的暑假就要开始了。
暑假以后，大量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需要安排。
怎样安排呢？
基本的办法有两条：
第1是动员说服家在农村的学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家在城市的学生，如果不能在家自学，而在城市又无法安排的，也尽可能说服和安排他们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
第2是依靠群众和社会团体，在自愿的原则下，采取各种形式，吸收不能升学的学生继续学习，等待就业或升学。
动员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或者组织他们自学，等待就业和升学，是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所采取的根本方针。
这是因为新中国普通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体力劳动者；
其次才是为培养专门人才打下普通知识的基础。
中小学生毕业后不能升学，就去从事生产劳动，这是理所当然的正常现象。
在一定时期内，我国工矿企业增加工人是不会很多的。
由于去年职工人数增加过多，现在工矿企业等职工还有多余。
城市某些服务行业、手工业虽然能吸收一部分人，但是数目很有限。
因此，对于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是一个主要的出路。
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是光荣的事情。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
农业在实现合作化以后，将愈来愈需要有文化的劳动力。
因此，动员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是对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知识青年如果对这方面有足够的认识，一定会踊跃地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
知识青年应该认识到，只有决心参加工农业生产，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够站稳劳动人民的立场，使自己真正成为新型的知识分子。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我们看到，许多旧知识分子，由于过去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轻视劳动人民，因此，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经不起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考验，成了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今天的知识青年，应该从这个历史事实中接受教训，努力参加生产劳动，首先是体力劳动，到工农群众中去锻炼自己，使自己成为坚强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成为忠实的社会主义的战士。
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是一件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必须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学生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
目前许多应届毕业生如果不能升学，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从道理上讲他们是可能接受的。
但是，由于他们久居城市，不了解农村情况，他们对于下乡参加农业生产还有许多疑问。
例如，农村究竟苦不苦，下乡去做什么，参加农业生产每天能得到多少报酬，能不能养家，农村有没有学习和文化娱乐活动，等等。
因此，对于不能升学而准备参加农业生产的毕业生的宣传教育工作，除了讲清楚必要的道理以外，学校和家长还应当针对他们提出的具体问题，进行认真的宣传解释工作。
要告诉学生，下乡生产是有困难的，农村生活条件比城市要差，下乡首先是学习做一个农民，应当有决心吃苦和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下乡之后要同农民搞好关系，不应当占农民的便宜。
学校还可以组织学生到农业合作社参观，使他们了解农民的真实生活和农村的状况。
在这方面，武汉市组织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做法，是很好的。
武汉市今年05月中旬组织了将近九百个自学青年，分三批到郊区农业合作社参观访问，同农民同吃、同住，并且每天同农民一起从事六至八小时的农业劳动。
通过这些活动，改变了学生和家长原来对农村的不正确看法，许多人自愿到农村安家落户。
这样，真正做到了学生自愿，家长同意。
城市组织毕业生下乡生产，还需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认真地查明农村情况，了解农业合作社用人的实际需要。
究竟能够安置多少人，什么时候下乡，下乡后住宿、吃饭、入社、入社基金、劳动和学习等问题如何解决，都需要同有关的农业社达成协议，不能盲目地往乡下一送了事。
生长在城市的学生，由于缺少劳动习惯，下乡初期的劳动收入还不会很多；
因此，对于他们的实际困难必须预先有所考虑。
武汉市组织第1批学生下乡生产的时候，对于家境困难的学生的蚊帐、被褥、日常用品等是依靠居民委员、学生亲属等协助解决的；
学生到农业社之后的住宿、吃饭、入社、入社基金、零用钱等问题，是与学生所到的农业合作社协商，由农业社具体研究解决的。
各地可以参考这一经验，按照具体情况，找出适当的办法。
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一般是愿意回到农村参加生产的；
但是，也有一部分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看到农村与城市生活的差别，嫌“农村生活苦”，“没有前途”，等等，因而不愿意回农村参加生产。
对于这些错误思想，也应该进行分析批判，说服青年自觉地愉快地回去建设美丽的乡土。
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各地应当抓紧对毕业生和学生家长的思想政治工作，树立正确的社会舆论，克服各种阻挠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障碍。
做好今年中小学不能升学的毕业生的安排工作，不仅是对于他们能否愉快地走向农业生产的岗位有重大关系，而且对于安定农村青年特别是农村知识青年的生产情绪，以及鼓励今后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也将发生重大的影响。

山西发现三十二处矿藏塔里木河资源开始勘测
新华社太原10日电
地质部山西办事处派出的七个地质普查队，已经在山西境内发现了三十二处矿藏。
这些矿藏的普查报告，预计在年内可以提交出来。
这七个普查队在今年04月出发后，在山西的吕梁山和五台山地区进行了普查。
四个月中进行普查获得的资料说明，吕梁山和五台山矿体纵贯复杂，矿苗吐露明显，有多种矿藏。
现在，这七个普查队还在拔海二千公尺以上的大山里找寻宝藏，他们要在第2个五年计划开始前，提出在这四个月中发现的矿藏的报告。
新华社乌鲁木齐10日电
本社记者谈凤报道：
横贯新疆塔里木盆地的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的水土资源综合勘测工作已经开始，深入到河两岸的勘测人员正冒着大沙漠的夏季酷暑在塔里木河中游自西向东前进；
地形测量员测量着荒无人烟的北岸地形状况；
土壤调查队已经在这里上千万亩原始荒地上作了勘察。
为使勘测工作顺利进行，勘测队还要在塔里木河两岸上空进行一次航测。
勘测工作预计在今年年底结束。
全面勘测塔里木河是明年开始的大规模开发塔里木河流域工作中的第1步。
根据已有的资料和领导部门的初步计划，从第2个五年计划开始，塔里木河两岸将有近千万亩荒原被开垦为良田，它的面积约等于新疆目前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
人民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明年开始，就要在中游南岸垦荒一百万亩到三百万亩。
塔里木河流域综合勘测的重点，集中在从上游的叶尔羌河、阿克苏河及和阗河汇流的阿克苏县到尉犁县的五百多公里的狭长地带，列入开都河流域规划中的塔里木河下游已在去年进行了勘测。
塔里木河中游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开发价值很大。
荒地勘测人员从去年以来，在这五百多公里长的沿河两岸已经概查和踏勘出一千多万亩荒地，这些荒地大部分经过多年的洪水冲积，盐分比较轻，不经过改良或经简单改良即可种植棉花等作物。
水源方面，每年夏秋两季，天山和昆仑山积雪融化后，从阿克苏河、叶尔羌河等河流注入塔里木河的水量很大，如修建一些水库把洪水拦蓄起来，就可保证要开发的近千万亩耕地得到足够水量的灌溉。
同时，塔里木河两岸在种植棉花方面有着极为优越的条件，这里气温高，日照期长，无霜期达二百天左右，加以终年很少阴雨，是我国栽培棉花，特别是栽培长绒棉的理想地区。
塔里木河是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南面是浩瀚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临绵延几千里的天山，自西而东，蜿蜒二千多公里，横穿塔里木盆地。
沿河两岸的荒野，由于得到河水的滋润，梧桐成林，野麻和各种水草丛生，真像横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一条绿色的锦带；
中下游有一百多里宽的草湖地带，附近各族牧民常在这里放牧牛羊。
但是过去历代统治者从未治理过塔里木河，大部分水都渗透和漫流到沙漠里去了，加上大沙漠的阻隔、交通不便，塔里木河沿岸十分荒凉，很少见到人的足迹，只有各种野兽出没在乱草丛林中。

我国青年田径队去莫斯科参加联欢节
据新华社9日讯
参加第6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和第3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的中国青年田径队一行十七人，今晨乘飞机离开北京去莫斯科。

推行和平外交政策的积极步骤
人民代表讨论“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
新华社10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小组会，讨论了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所作的“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
各代表小组在讨论中表示同意这个报告。
代表们强调指出，我国政府同缅甸政府根据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商谈解决两国边界问题，是我国推行和平外交政策，解决具体问题、增进同邻国的友好关系、和缓国际局势的一个主动的积极的步骤。
代表们认为，按照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提出的方针来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是公平合理的，不但维护我国的民族利益，同时也促进中缅友谊和亚非各国人民的团结。
与中缅边界直接有关的云南省的代表小组今天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许多代表指出，我国政府对中缅边界问题的处理是适当的、周到的，他们表示拥护这个报告，今后并且愿意同邻邦缅甸更加友好地和平相处。

毛主席接见上海各界代表人士
毛主席7月07日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上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代表人士。
图为毛主席和他们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　侯波摄（无线电传真）

涂长望设宴招待日气象学家
新华社9日讯
中央气象局局长涂长望今晚举行宴会，招待日本气象学家岸保勘三郎博士、佐贯亦男博士、毛利茂男等三人。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赵九章应邀出席作陪。

穆吉布尔·拉赫曼举行宴会
刘少奇委员长祝贺巴基斯坦人民获得新的成就
宋庆龄副委员长接见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
新华社10日讯
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团长穆吉布尔·拉赫曼在今晚为代表团访问中国举行宴会。
刘少奇委员长出席了宴会。
拉赫曼团长在宴会上致词说，在我们访华期间，我们有机会看到贵国人民在短短八年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我们的印象是：
中国人民是在英明的领导下勤劳而努力工作的人民。
我们要把这个印象带回去。
同时，我向你们保证，在你们一切的努力中，你们将得到巴基斯坦人民真诚的祝愿。
他说，虽然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和政府形式并不相同，但我们两国人民在为一个共同的目的而工作，那就是为人民在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的福利而工作。
而且，我们相信，在促进两国人民的幸福与福利方面，我们两国之间还存在着更多的往来的途径。
我这次有机会和你们伟大的领袖们自由而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我毫不怀疑，中巴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将会更加日益密切。
拉赫曼团长说：
我们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万隆会议决议的文字与精神，我愿再一次表示这样的希望，即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各国，为了共同的利益和人类的进步，都能遵守这些崇高的原则和决议的文字与精神。
刘少奇委员长在致词中说，代表团的各位朋友在短短的时间，访问了我国不少的地方，参观了我国不少的工农业建设，并在乌鲁木齐欢度了伊斯兰教的古尔邦节。
你们在我国的友好访问，进一步加深了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
中国人民一向珍视同巴基斯坦人民之间的友谊，因为这不仅符合中巴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
刘少奇委员长说，敬爱的贵宾们，你们不久就要结束在我国的访问，我们愿意请代表团各位先生们把六万万中国人民的友谊带给巴基斯坦人民，并且衷心地祝贺巴基斯坦人民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工作中获得新的成就！
出席宴会的还有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济深、彭真、陈叔通，副总理贺龙、薄一波，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中巴友好协会会部刘格平和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耿飚等一百多人。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也出席了宴会。
新华社10日讯
宋庆龄副委员长今天下午接见了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
接见时，张苏、张邦英也在座。
接见时，代表团全体人员和代表团团员萨尔玛·塔萨杜克胡森夫人分别向宋庆龄副委员长赠送了礼品。

人吃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熊克武说：
右派分子不要枉费心机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以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思想指导，全面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丰富经验，正确地分析了我们在前进道路中的缺点和困难，严正地批判了右派分子的错误言论和行动。
这个报告是我们当前反右派斗争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
在这次大会上，我们还听到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的各项报告，这些报告，都以无可争辩的铁的事实，说明了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巩固，国民收入的增加，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力地驳斥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种种谰言，更加增强了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
这些报告我完全同意。
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是第4次了。
这四年中间，是我国历史上变动最大的四年，我们在完成民主革命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
特别是在1956年中，我们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个把几千年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正如周总理所说：
“在这样一个大革命的过程里，社会财产没有遭到损坏，社会秩序没有发生混乱，社会生产没有下降。
恰恰相反，我们在这个大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的第1年，就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如果不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这样的成绩是绝对不可想像的。
右派分子的逻辑和我们的逻辑恰恰相反
右派分子是惯于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人民说：
“我们国家的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
右派分子却偏偏说：
“不，偏差、错误是主要的，成绩是个别的”。
右派分子的逻辑和我们的逻辑恰恰相反。
我们和右派分子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
这是丝毫不足为奇的，因为我们热爱共产党，右派分子却憎恨共产党；
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的路，右派分子却要走资本主义的路。
右派分子诋毁我们的第1个五年计划，说第1个五年计划搞坏了。
让我们看一看，五年计划有什么“坏处”呢？
“坏处”就是它的工业总产值将要比五年计划开始前一年增加到一点二倍；
就是在于它要把旧中国四十九年间合计的钢产量七百六十万吨，提高到五年合计一千六百三十万吨……五年计划是和平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计划，是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计划，全国人民都热诚拥护这个计划，并为其实现而坚决奋斗。
右派分子天天埋怨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太低，我们看看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究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呢？
1950年全国农民的购买力是八十一亿元，1956年就上升到一百九十一亿元；
1952年全国职工全年平均工资是四百四十六元，1956年提高到六百一十元。
这都比解放前更有显著的提高，过去吃不饱的，现在能吃饱了；
过去穿不暖的，现在能穿暖了。
随着我国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只有越来越幸福。
右派分子之所谓“人民”，指的当然不是广大工农群众，而是已经灭亡了的地主阶级，和一些不甘心放弃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分子，因而他们所谓改善“人民”的生活，也就是要求让地主阶级复辟，让资本主义复辟。
我们要向这些右派分子大喝一声：
“人吃人的时代在中国是永远一去不复返了，你们的一切阴谋诡计都是枉费心机的。”
右派分子大声叫嚷肃反运动糟得很，我们却说好得很，如果没有经过1951年和1955年的两次群众性肃反运动，我们的人民民主政权，也许就不会像今天这样的巩固，这次右派野心家向共产党和人民的挑衅，也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很快被击退。
肃反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也发生过一些缺点和错误，根据检察机关和有关部门认真检查的结果，以北京市为例，错捕的只占百分之一点二九，现在已经纠正或正在纠正中。
至于那些漏掉的少数反革命分子，今后不管在什么地方出现，我们一定坚决消灭它。
总之，“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们国家肃反工作的方针，也是革命人民的共同意志。
许多仁人志士流血牺牲梦寐以求的理想，正在逐步实现
各位代表，我们祖国的伟大成就，是书不胜书的。
八年以来，我们亲眼看到：
拖拉机和其他新式农业机器，一天比一天多地耕种在农业社和国营农场的土地上；
许多过去人迹罕到的地区，出现了新兴的工业城市；
在绵长的公路上，奔驰着我国自制的“解放牌”汽车；
在明朗的天空中，飞翱着我们自造的喷气式飞机……多少年来，许多仁人志士流血牺牲梦寐以求的理想，在我国已经或者正在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至于鞍山的钢，阜新的煤，玉门和克拉玛依的油，康藏、青藏和成阿公路的完成，成渝、成宝和兰新等路的修建，淮河、黄河的水利工程，武汉的长江大桥……随便举出那一件，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诚如毛主席所说，我们正在做着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
在座的各位代表，都可以说是这一段历史的缔造者，也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人。
我们怎能不感到幸福和自豪，我们怎能不感激共产党和毛主席！
右派分子只有洗心革面才有出路
根据中国人民的历史经验，根据我们每个人的切身体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拯斯民于水火，致国家于富强，这是为中国革命的历史所一次、再次证明了的。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团结全国人民的核心力量，它真诚愿意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道建设社会主义。
但是，却有这末一批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向社会主义、向人民民主制度，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这种人，虽然为数不多，但绝不是个别的。
在我们民主党派内，就有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他们妄想把民主党派拖离社会主义的轨道，向工人阶级的政党争夺领导权；
我们民革内部，也有龙云、黄绍竑等，发出了反苏、反共的叫嚣，和他们声应气求，互为呼应。
他们身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却专门说反人民的话，做反人民的事。
他们这种反动的言论和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无比地愤怒。
我们民革已经在党内开展了反击右派分子的尖锐斗争，决定要根据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中所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整风运动。
我们决心和这些右派分子，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严格划清界限，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使我们民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更坚决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作为一个人民代表，一个民主党派的成员，在这里，我要严正警告那些居心叵测的右派野心家：
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很明显的只有两条路：
一条是洗心革面，接受改造，社会主义的大门对你们是开着的；
另一条是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甚至采取行动，破坏社会主义，其结果必然是自绝于人民！
代表同志们！
让我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阴谋，向着社会主义的大道奋勇迈进，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吧！

揭露章罗联盟在四川的阴谋
彭迪先、曾庶凡、刘承钊、刘兰畦的发言
我们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上的各项报告。
在这几天，我们又学习了几次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我们从这篇讲话里学得了不少有益的东西。
讲话中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给我们以明辨是非、分清敌我的准绳，使我们掌握了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行斗争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我们是来自四川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
请大会允许我们汇报一下民盟右派分子在四川如何进行阴谋活动的。
首先请让我们简单地从民盟中央谈起。
右派企图利用知识分子做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
从已经揭露的材料看来，我们知道，以章伯钧、罗隆基为首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在头脑中充满着资产阶级思想的、具有历史根源的反对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中间路线”分子。
解放前，在民主革命阶段，“中间路线”分子可能还有一点进步的气息；
到了全国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之后，残留在大陆上的“中间路线”分子，如果还没有翻然悔悟，那末，这一类人迟早会一边倒向反党反社会主义，敌视人民民主专政，这可说是很自然的事情。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反对共产党，要反对社会主义，也得准备一点本钱。
他们在翻身觉悟了的工农群众中是根本捞不着什么“政治资本”的。
怎么办？
他们的眼睛就转向知识分子，企图而且已经在知识分子身上打主意。
他们眼看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后，生产资料公有了，只有蒙蔽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并利用他们在立场观点和思想作风方面还未获得改造的一些弱点，把他们挑拨和煽动起来作为使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资本”。
右派分子根本不去想如何帮助知识分子积极进行思想改造，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相反地，却拉他们的后腿，有意识地否定新中国的辉煌成就，片面夸大过去党在对待知识分子工作中的某些个别缺点。
这样，一方面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一方面为了拉拢一些知识分子供他们利用，故意迎合知识分子的落后意识，说什么“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等等，自封为诸葛亮，把人民比作阿斗（“群盲”），培养知识分子的“清高”思想和“作客”情绪。
此外，右派“理论家”，还说什么“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如何如何，散发出一种抑郁、感伤和哀怨的气氛，好像解放后八年多来，知识分子一直都过着严寒生活，没有“解冻”。
甚至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将近一年，情况依然如故。
因此，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如果还没有发挥出来，似乎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在思想意识方面也没有什么问题，用不着继续进行思想改造了，一切责任都在共产党方面。
这样“工人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就形成为当前的主要矛盾”（罗隆基）。
工人阶级的政党不能领导知识分子，不能领导科学和高等学校等等谬论就跟着出现了。
似乎整个文教界都应该交给章罗联盟领导，甚至国家政权也必须各党派共同领导或轮流执政。
这样，被章罗联盟篡夺了领导权的民盟，怎样不在一段时期内发生政治动态向右转的这样重大问题呢？
怎样不被用来作为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武器呢？
四川是一个大省，只就高等学校来说，成渝两地就有二十几所，有不少知识分子，有不少盟员，同时又是“民盟发祥地”，因此，章罗联盟对四川这个“据点”是极其重视的。
他们的阴谋活动当然不会放松边远的四川省。
四川各地报纸上天天点名的潘大逵等，就是章罗手下的“大将”、右派集团中的骨干分子。
根据已经揭发的材料看来，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风浪中，潘大逵也作了不少“呼风唤雨，推涛作浪”的工作，而且这些工作是内外呼应、上下配合的，确实做到了“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语言共同，作法一致，一模一样。
右派野心家，如章罗之流，是搞了几十年“政治交易”的，可说是“富有政治经验”。
因此，在他们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活动时，绝不会召开什么大会，写出纲领、计划之类叫他们下面的人去执行。
他们的阴谋是极其隐秘的，进行的方式是很灵活的，个别串连，东说一点，西说一点，这次谈一些，那次又谈一些，前后各方面合起来实际就成了一套，那就是：
在政治路线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组织路线上是将公开合法的组织形式同秘密个别串连的无形的组织形式结合起来，订出了“发展盟员一百万”的计划，大量吸收落后的甚至对党有敌对情绪的分子，逐渐形成为一个与党闹对立的“反对党”。
在整风期间的行动纲领，就是以“帮助”为名，到处点火，挑拨是非，并企图从削弱和打击党的威信中来提高盟的威信，“放手”发展一批盟员，提出了所谓“火线”上发展组织的口号。
所有这些，从最近各地揭露的材料看来，其用意还不很明白吗？
四川右派分子潘大逵等的阴谋活动
现在，让我们汇报一下四川右派分子潘大逵等的情况，就可见右派分子阴谋活动之一斑（因限于时间，很多材料不在此提出）。
首先，潘说：
“章伯钧是搞了多年政治的，感觉锐敏”，并认为“章的主张很有政治见解”，不但一再宣扬章的“上下两院制”的主张，并在章的“政治设计院”的谬论提出后，他也提出民主党派应当参加各大专学校领导的设计、导演、排演的工作。
紧接着，潘的“大将”赵一明，就在雅安提出什么“协商方案”，与章的“政治设计院”等上下呼应，如出一辙。
章罗联盟的企图，就这样由中央到地方，一直搞到基层。
民盟重庆市委舒军，在传达今年03月民盟全国工作会议时曾说：
党提出了民主党派“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地位平等、自己当家”的口号。
经过查对，才知道后面八个字是章伯钧“归纳”出来的。
章罗联盟的分庭抗礼的反党思想，由中央贯穿到地方，形成为潘大逵对赵一明的指示：
“脱离党的领导，强调民主党派独立自由，平起平坐，不要社会主义方向。”
今春，罗隆基以人民代表、民盟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部长的身份到四川“视察”工作。
他见树不见林。
中共四川省委曾请罗提意见，他当面不具体提出问题，却秘密的带回一大批叫嚣肃反有“偏差”的所谓“控告”“检举”信件，作为提出“平反委员会”的根据。
潘在四川公开支持罗的主张，并进一步提出“平反”还要包括“三反”“五反”在内。
今年罗隆基来成都时，在范朴斋请罗吃饭的时候，罗在言谈中肯定胡风是搞错了，范也附和说胡风可能不是反革命。
潘也说过：
“胡风是不是反革命，据我看来还是一个问题。”
这跟章伯钧认为胡风是“历史人物”，显然是一鼻孔出气，上下呼应的。
其次，潘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以及在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等方面，可以说是章罗手法在四川的翻版。
潘坚决支持罗隆基对知识分子问题的错误意见，反对大多数人赞成的胡愈之同志的正确意见，并指出要把“比较多数的同志同意胡愈之同志的意见”一句从报告中删去。
潘在四川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借反映别人意见诬蔑“党把知识分子当狗屎都不如，还不如坐监狱，监狱还有人道待遇”。
此外，潘在成都高等学校盟员中传达民盟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以复旦大学一个盟员孙大雨辱骂党的负责同志是反革命作为例子来鼓励大家鸣、放，他还说：
“这是一种鸣、放的方式。”
这样他就利用“鸣”“放”，“帮助”整风，向党进攻，乱鸣乱放，在成都的高等学校中引起了不少乱子。
特别是赵一明在雅安四川农学院“点火”更为突出。
由于赵的“工作”，该院一部分师生大闹要迁回成都，学校秩序混乱，影响整风运动难于开展。
在重庆，民盟市委舒军在作传达报告时，提出了十点指示，其中，“……（二）对教条主义、权威，盟组织和盟员要仗义执言，打破迷信；……（四）盟组织要做摘帽子的工作；
（五）盟组织要做解围工作；
（六）盟组织要做政治保险工作……”。
舒军究竟要为谁“摘帽子”？
为谁解围？
又为谁作政治保险呢？
这是想把盟员引导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想把他们当作少数野心家的垫脚石呢？
我们且看舒军、李康等是怎样“仗义执言”的。
本来，党的整风是有计划有步骤的。
中共重庆市委已决定小学方面稍缓再搞，而舒军、李康等都一再叫在小学工作的刘兰畦同志到统战部去“吐苦水”，并已代为报名，非去“吐”不可。
重庆大学教务长金锡如同志（盟员），曾被迫叫他一定要说“有职无权”。
还说：
“别人都说有职无权，为什么你要说有职有权？！
”
05月中旬，彭迪先路过重庆回成都，舒军鼓动彭说：
“这次潘大逵主委在成都鸣、放得很好，希望你回去也大鸣大放！”
好在彭迪先还没有上当。
试问，这不是挑拨是非，到处点火是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搞？
重庆盟员李麟征同志说：
舒、李二人的工作一向是消沉的，但在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以后便活跃起来了，前后相比，判若两人，可见他们是接受了章罗等右派的主张的，对他们的言论是钦佩得五体投地的。
章罗联盟在民盟工作会议时搞了一些什么鬼，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再也隐瞒不过了。
还有更荒唐的是：
四川的右派分子韩文畦（民盟四川省委会常务委员）在他“帮助”党整风所提出的冗长的书面发言中，从头到尾充满着对党的敌对情绪。
韩认为：
（一）肃反是“大胆怀疑”，一团糟；
（二）党包办了一切——“党天下”的谬论；
（三）“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是陈词滥调；
（四）“大多数党员愚昧无知”，而判断好人坏人，还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总而言之，这等于说工人阶级的政党不能领导革命，搞不好建设，请“下台”吧。
这是什么话？！
像这样一些严重错误的谬论和行动是个别的、偶然巧合的吗？
绝对不是！
罗隆基在盟内搞右派集团已有多年历史
早在1948年05月，民盟三中全会已决议放弃中间路线之后，章伯钧还秘密地令四川盟员张松涛从香港带回布条，“指示”四川盟组织，内容是鼓吹走中间路线，在四川搞“据点”。
当时，潘大逵、范朴斋等就是四川盟组织的负责人。
罗隆基在盟内搞右派小集团，已有十年以上历史，这个小集团包括张东荪、曾昭抡、潘光旦、费孝通、吴景超、范朴斋、张志和、叶笃义、潘大逵、刘王立明、周鲸文等人。
他们一贯地采取“团结落后，争取中间，打击进步”的办法，诬蔑进步分子，说他们“不是党的助手，而是打手”。
他们不喜欢盟内党员带动其他盟员前进，硬要盟内党员退盟。
同时他们对盟员争取入党也是采取反对的态度。
为什么有这种种情况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如果大家都进步了，他们就没有散布谬论的市场了，“政治资本”也没有了。
1950年，罗约集张松涛等三人，在京策划如何回川夺取盟的地方组织，1951年罗专函范朴斋，叫他到重庆助潘一臂之力。
信中又说：
“弟一生别无他长，唯知斗争到底而已。”
这些人的斗争目的，在今天是显而易见的。
那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今春范朴斋还专门到四川省统战部反映我们不与潘合作，使潘不能有所作为。
1953年张东荪事件后，罗的小集团不敢再公开活动了，改用“以文会友”、“个别串连”的方式来联系，罗坐在中央指挥，各地“大将”就纷纷响应，这是偶然的吗？
章罗联盟，利令智昏，错误地估计了目前的形势，妄想在中国制造匈牙利事件，混水摸鱼，这是我们能容忍的吗？
不错，四川是一个大省，有不少知识分子，有不少盟员，又是民盟的“发祥地”，因此，右派分子始终想在四川搞一个很坚实的“据点”。
他们一直进行着各种各样的阴谋活动。
四川盟内的斗争是一直没有中断过的。
解放初期，四川民盟整理组织，清洗了一批不够盟员条件的盟员出盟，这就引起右派分子始终怀恨在心。
去年以来，他们又决定“大发展”的方针，而四川民盟又没有大力加以贯彻，他们也是很不满意的。
（1956年民盟在全国约发展盟员百分之三十左右，四川只有百分之十几，其中成都更少。）
因此，潘等大声疾呼要“川流不息的发展”，要在“大鸣大放”的“火线”上发展，强调“发展就是工作”，要大力发展中间和落后的。
这种无原则的大发展，显然是要为右派野心家积聚“政治资本”。
这不仅会削弱民盟在革命队伍中的战斗力量，而且还会发展到“与党平分秋色”和与党分庭抗礼。
作为党领导下的一个民主党派，民盟应不应该这样搞呢？
显然这是违反盟章的、错误的。
章罗联盟，一方面要以潘为其联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同时又经常感到这一环节不够坚实，因此，一有机会就有人要到四川“视察”，“助一臂之力”。
在最近几个月，罗隆基、费孝通、马哲民、范朴斋、刘王立明等都到四川去过。
这样，在四川的天空上怎么不黑云乱翻呢？
盟员要在自我改造方面痛下功夫
在这次章罗联盟所掀起的政治大风浪中，有的人是立场不够稳的，有的人甚至是曾经被他们蒙蔽利用过，他们的谬论可能有过一些市场。
最近，经过各方面的揭露，章罗联盟的阴谋已被粉碎了，他们的丑恶面目我们也已经看清楚了。
我们热烈希望一些立场不稳的，误入歧途，被他们利用过的人，赶快翻然悔悟，站稳人民的立场，跟章罗右派野心家在思想上割断联系，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参加到反右派的斗争行列中来。
人民群众是很欢迎他们这样做的。
就是章罗二人，我们也希望他们及早向人民悔过，老老实实地交代一切，接受改造，不要自绝于人民。
为了吸取这次章罗联盟事件的严重教训，我们知识分子特别是盟员同志，要在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方面痛下功夫，随时警惕着要站稳立场，要防止右派分子来钻我们的空子，要清除我们从旧社会带来的坏思想和坏习惯，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我们要经常记着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就会无所依靠，是不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的（“讲话”第28页）。
因此，跟着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们知识分子唯一的光荣的平安大道，这是不容任何怀疑和动摇的。
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我们特别对自己的组织提出热烈的期待。
我们要求民盟通过反右派斗争和整风学习，肃清右派的思想影响，在党的领导下，更健康的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协助动员知识分子发挥智慧，发挥才能，反映知识分子的正当利益和要求，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把知识分子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在目前情况下，在思想上首先必须进一步明确：
民主党派要能够做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必须建立在拥护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基础上。
民盟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在解放前的几次政治大风浪中即早已被毁灭了。
党的领导，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搞好工作的保证。
其次，除了明确政治方向之外，我们还要根据毛主席“讲话”中所提出的六个标准来判明是非、划清敌我，不容有任何含混。
因此，我们坚决反对右派野心家利用盟的合法组织的形式来掩盖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
我们绝对不作“马路政客”的政治资本。
我们绝对不作“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妄想篡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垫脚石。
我们要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为了纯洁民盟的组织，加强民盟在革命队伍中的战斗力，我们完全拥护民盟暂时停止发展组织、进行整风。
经过整风，解决盟内的许多错误思想，提高思想认识。
今后民盟的组织和发展的方针，一定要建立在接受共产党领导和拥护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进步知识分子的基础上。
根据同样的原则，我们主张民盟的各级领导必须加以改进，并使其能掌握在真正接受党的领导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员的手中，领导和团结全国盟员和联系的群众跟着共产党走，并真心诚意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我们要坚决防止民盟的各级领导机构被右派分子所盘踞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
我们认为，我们的主张不仅是符合于民盟的利益，同时也是符合于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
民盟这次虽然出现了章伯钧、罗隆基这一小撮右派野心家，但仍然不能否定民盟在知识界所起的一些好的作用。
我们相信民盟是经得起考验的。
我们相信党的领导，也相信大多数盟员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因此有理由相信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监督下，还会遵循社会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不至于辜负“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使命。
我们已经投入这次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反右派斗争。
我们决心通过这次斗争的锻炼和盟内整风的学习，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以上发言，请各位代表指正。

海西自治州到处呈现新气象
官保加在发言中说：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少数民族就得不到平等团结，过不上幸福的生活；
因此，我们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及中央各位负责同志的报告，并坚决在今后工作中努力实现。
解放以来，青海省海西蒙藏哈萨克族自治州，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上级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有显著的变化和发展。
解放前，长期被压迫、被剥削、牛马不如的人，解放后当家作主，有了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
解放前，各民族间互相仇杀，隔阂很深，解放后建立起了亲密团结、互助友爱的新关系；
解放前，经济穷困，劳动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解放以来，牧、农业生产发展了，广大群众生活都有改善，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解放前，文化教育落后，疾病很多，解放以来，提倡发展本民族的文字，大力兴建学校，现有的入学儿童比解放前增加了好多倍，由于卫生机构的建立和预防治疗工作的开展，各种疾病大大地减少了。
从生产方面来说，分散、落后的个体小农经济和畜牧业经济，已开始走向先进的互助合作、集体劳动的大生产。
迄至1956年底，小块农业区，已基本合作化，并且发挥了合作化的优越性。
在牧业区已试办了牧业生产合作社，它同样的显示了合作化的优越性。
如都兰县台吉爱旗红星牧业生产合作社，是1956年02月间组成的，全社有社员十五户，五十人，计头折股入社牲畜共一千六百八十一头。
建社后，由于集体劳动具有单干所不能及的优越性，和社员的勤俭努力，增产很大，当年全社牧、农业收入折合人民币一万二千八百元，除去生产投资部分，并留出公积金百分之一点五、公益金百分之零点五外，实分给社员的达一万一千四百余元，比全体社员在1955年单干的总收入八千六百九十九元，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四。
红星牧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特别是分红的具体事实，教育了广大牧民群众，使他们亲眼看到合作社里骑马、吃肉、念经、化布施等，都是自由的；
参加合作社不但不会减产，影响收入；
相反的是发展了生产，增加了收入；
参加合作社不是把牲畜分给别人了，而是在公有的基础上占有的牲畜更多了，因而认识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好处，大大地消除了以前“怕分、怕斗”的顾虑。
在社内的社员更加爱社了，还未入社的牧民，也提高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觉悟。
发展畜牧业生产，可以供给轻工业大批的生产原料，供给农业大批的役畜，支援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并可逐步满足城市居民对于肉食的需要。
当然，工业、农业的发展，又会促进和带动畜牧业生产的发展，三者是互相支援、互相关联的。
正因为如此，党和人民政府对发展畜牧业生产，一向是很重视的。
解放以来，党和人民政府为了扶助畜牧业经济的不断发展，给牧民群众发放了大批的贷款和救济款，开展了畜疫防治工作，教育牧民群众逐步改进了饲放管理方法。
我们海西蒙藏哈萨克族自治州，现有的牲畜已超过解放前原有牲畜数的一倍半以上，所以能获得这样迅速发展的成绩，正是由于有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采取了上述有效措施的结果，当然，也是和广大牧民群众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
这里我顺便提出一个问题：
随着牲畜的迅速发展，对于牧草的需要量也就日益增长了。
现在，个别地区已有草原不够使用的感觉。
因此，加强草原管理，合理使用草原，以提高草原载畜量，就成为当前发展畜牧业生产的一个重要问题。
今后我们在这方面，要注意不断地总结积累经验，进行调查研究。
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以后在计划开垦荒地或向牧区移民时，应该考虑到牲畜吃草问题，要做到既能发展农业生产，又有利于发展畜牧业生产。
柴达木盆地，矿藏丰富，可以说是我国的一个宝库。
但是，这个地区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是不被重视的。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为了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实施第1个五年计划以来，就在柴达木地区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资源勘探工作。
根据几年来勘探的材料证明，柴达木盆地在工业建设方面是有远大发展前途的。
由于柴达木盆地资源勘探工作的日益发展，也推动了当地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这对于改善海西地区蒙、藏、哈萨克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都已经发生了重大的作用。
现在，在柴达木盆地工作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科学人员、部队、党政及其他各部门的干部，都正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努力和自然界进行着艰苦的斗争，他们需要全国各地继续在各个方面予以支援。
我们海西地区的各族人民，过去在支援柴达木工作上，尽了很大的努力，为了建设各族人民美满幸福的大家庭，为了建设新青海，我们今后还要作更大的努力。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解放以来，给中国各族人民办了许多好事。
铁的事实证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很大的。
工作中也有缺点和问题，但不是主要的。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少数民族就得不到平等团结，过不上幸福的生活，因此，我们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
今天竟然有些右派分子，闭着眼睛说瞎话，否认共产党的领导是正确的，抹煞成绩，夸大缺点，借以破坏党和各族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企图混水摸鱼，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后退，以达到实现其个人升官发财的阴谋。
我们要正告右派分子，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们这种阴谋是绝对不能得逞的。
人民要踏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右派分子要把人民拉向资本主义道路后退，人民需要共产党领导，右派分子阴谋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右派分子这种反动的思想言论，是不能容忍的。
右派分子应该快些回头，向人民这边倒，不要执迷不悟，否则，前途是不可设想的。
全国各族各界人民，今后还要提高警惕，严防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以保证我们各族人民，能够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踏着社会主义这条唯一正确的光明大道，不断地前进、再前进！

站稳立场，各尽所能，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王统照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和其他的各项报告，并望经讨论后予以实施。
自从毛主席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来，中国共产党又力主整风，倾听党外人士的批评，接受党外人士所提改善工作的意见，这是历来任何一个政党（非革命政党更不要说了）未有的光明伟大的号召，也是善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求更好的改进工作。
以勇猛前进，日新、日日新的精神达到领导全国人民大步走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
几个月来全国都在党的不“讳疾忌医”的情况下纷纷座谈；
在拥护党的领导和须坚定的走社会主义大道的原则下，热诚的向党提出批评，贡献所见。
而各级党组织都能在又严肃又虚心的一致行动下听取党外人士的出自善意的谈论。
只就这种态度与纪律说，已值得各个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效法。
可是有些多年就“同床异梦”别有所图的右派，狂傲谬妄，“不度德，不量力”的想把已经统一、安定而且一切是“蒸蒸日上”的新中国，要以他们极少数人的野心和权力欲把我们这个艰难缔造的祖国拉回资产阶级的旧民主的迷路上去！
这种迷路即在帝国主义国家已是到了“穷途末路”，他们反而当作珍宝。
其实，那些少数的右派只是想无限止的握有权力；
无限止的提升自己的高位。
不服从党的领导，更不想走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这种谬论妄想会把我国的知识分子领走了吗？
这种暗计密谋就会动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坚固基础吗？
他们少数人能有什么群众，有多少人会听他们的妄想谬论！
但为了澄清是非，为了不使右派开倒车的想法有计划，有组织的传布，更为了卫护我们有英明领导、有光明前途的国家，人民不受丝毫的侵蚀，我们应当批驳他们的谰言，揭开他们的暗幕，与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坚决的站稳立场，各尽所能的共同走入社会主义社会！
八年来我在山东可说几乎天天与党员同志们接触，开会、办事、研究问题，互提意见，自信这其间并无什么隔阂，而且我也学习了不少的东西。
我对同志们亦不敷衍，对付，该说的说，该作的作，只要为了群众的利益，工作上的改进，这里何须客气，又何有党内外的分别。
至于自己近两年来因病有误工作，只好自愧了！
此外，但俟体力稍好，我仍然想从有关近几十年来的历史事件上从事创作，略尽绵薄。
我虽在严重的病中不能继续出席大会，敬听各位代表的讨论，但以热情奋发，勉抑气喘，在病榻旁草此短文，借作书面发言。
聊贡微意，不能多写。

一个科学工作者对发展水泥工业生产的建议
王涛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和其他政府首长的报告，并且通过这些报告得到了启发。
无可分辩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右派分子的谬论，进一步揭穿了他们的反动阴谋。
奉劝一些至今仍然坚持错误的人们，如不及早回头，将会自绝于人民，自取灭亡的道路。
水泥近五年产量增长数等于已往五十年的两倍
现在我就水泥工业的发展发表一点意见。
我国水泥工业，虽已有五十多年历史，但真正的发展在最近五、六年内才开始。
历史上最高水泥产量为1942年的二百二十多万吨。
1952年赶上了这个水准，1956年达到六百三十多万吨，超过了第1个五年计划的指标。
也就是说，最近五年内产量增长数字相当于已往五十年的两倍。
在品种方面，几年来学习了以苏联为主的先进成就，先后试制成功了二十一种新品种水泥，基本上掌握了国际间主要品种的生产技术。
其中部分已大量投入生产，满足了使用部门的大部分要求，并为扩大生产、改善质量、降低成本创造了有利条件。
基建方面，在苏联和兄弟国家的帮助下，初步学会了一套从勘探设计到施工的本领，建立了自己的基建队伍，扭转了过去完全依靠外国人来建厂的局面。
在恢复改建旧厂及建设新厂中，这个队伍得到了壮大和提高，基本上适应了国家的要求。
所有从事水泥工业的职工都为自己辛勤劳动所得到的辉煌成果而感到无比兴奋和愉快。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苏联和其它兄弟国家的无私帮助。
我们更要感谢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
为此，我们坚决反对少数右派分子玩弄手法歪曲事实，以便达到个人政治野心的任何企图。
当然，应该承认，在我们的工作中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缺点。
现就这方面发表个人的意见。
水泥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大了
水泥是重要建筑材料之一。
由于近来水泥制品工艺上的发展，特别在预引力钢筋混凝土方面的成就，更加扩大了它的应用范围。
水泥制品在更大程度上可以代替钢铁和木材，不仅在技术上证明了它的可能性，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经济上也是合理的。
例如：
用预引力混凝土制成的铁道轨枕代替枕木，如以四百万根计算，就等于用二十万吨水泥和三万四千吨钢材代替六十六万六千立方公尺的枕木木材，并且它的使用年限要比枕木大四倍。
在输电路线上用钢筋混凝土电柱代替钢塔，不仅可以节省大量钢材，并且可以降低投资。
我们如能把三分之一的煤矿用的坑木用钢筋混凝土杆子代替，就可以每年替出九十多万立方公尺的木材。
石棉水泥管及预引力钢筋混凝土管已经证明可以代替铸铁管用在高压上水道中。
它的成本也比较低。
国际间已经有用石棉水泥管代替钢管用在高压输油管及煤气管等地方。
所有这些成就，在我国当前钢材木材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其意义就更加重要。
国内有关部门在学习这些先进成就方面已经做了不少试验研究工作，有的还进行了小规模的生产。
初步结果证明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合国内情况的。
因此如何进一步组织试生产或投入生产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为了节约投资加快速度建设，在条件适合的水泥工厂中加设水泥制品车间。
这样做，在规模方面可以由小而大，在生产时可以节约水泥包装成本，而且还可以对水泥供销起一定调节作用。
当然，在有条件的水泥制品工厂以及使用单位，也可以根据情况添设车间或工厂。
新建水泥厂应力求采用国产设备
目前我国水泥制造设备基本上依靠进口，有时设备取得和建厂进度发生矛盾。
另一方面，由于水泥制造设备体积庞大，从国外进口运杂费一项有时就可达设备原价的百分之三十二。
根据对新建大同水泥厂的初步检查，如能采用国产设备同时贯彻勤俭建国方针，修正设计就可节约总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五。
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就我国目前机器制造水平及条件来说应当可以承担这个工作的。
事实上，个别机器及某些部件已在制造，只要我们能够多注意结合我国当前情况，不要过分的追求最大的或最先进的，这个问题应该不难解决。
听说第1机械工业部及建筑材料工业部正在合作解决这个问题。
衷心希望能早日见到实现。
要重视中小型工厂和现有工厂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水泥工厂分布情况，就今天来说，是非常不合理的。
1956年水泥从工厂运到工地，平均要走九百一十六公里的路。
这样就增加了使用部门的负担，而且更加促成运输的紧张局面。
我国地区广大，今后在选择厂址时，固应更重视接近使用区域，选择工厂规模时，尤其需要根据情况对中小型工厂予以应有的重视。
已往过分强调大型工厂的想法是不够全面的。
利用现有工厂进行改建、扩建，无论从投资上或速度上都比新建厂合算得多，在不影响合理布局下，似应充分考虑。
更有效地利用天然资源和工业废料
资源问题在当前水泥工业的发展中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
一方面勘探力量尚不能完全满足工业发展要求，另一方面国内不少有用天然资源及工业废料尚不能得到充分利用。
石棉是石棉水泥制品的主要原料，也为其它工业所需要。
据初步调查，我国有十多个省蕴藏石棉资源，已开采的有四川石棉县、河北涞源县及辽宁金县等，其中四川的藏量大、质量好，更受到国内外市场的欢迎。
这些矿均由地方经营，由于矿藏不清、生产技术落后，目前生产量远不能满足国内工业和对外贸易需要。
地方主管部门希望中央予以帮助，特别在投资方面能够得到适当安排。
利用高炉矿渣制造水泥可以大量节约基建投资及降低生产成本。
有些先进工业国家的矿渣利用率达到百分之八十，而我们目前百分之七十的矿渣尚未利用，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随着冶金工业的发展，如何更有效的利用矿渣，对水泥工业的发展可起很大作用。
建议有关部门能够更有效的配合协作，共同努力改进这方面工作。
在党领导下科学必将更进一步发展
作为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我兴奋的看到薄副总理报告中把科学研究工作作为国家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为了使科学研究工作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经济建设，我认为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都是必要的。
这正是体现着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
随着党和政府对科学工作进一步的重视和关怀，它必将更进一步的得到发展。
我国水泥工业正在配合着全国建设事业飞跃的前进。
在工作中也遭遇到了不少困难和存在一些缺点。
但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我们的信心空前坚定。
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更好的改造自己，更有效的发挥一切力量，为了共同的目的继续前进吧！
是否有当，请指正。

右派分子向全国人民恶毒地挑战，人民不能不起来应战！
董其武的发言
这次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它标志着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一步一步地由胜利走向胜利。
在会议前，我们学习和讨论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虽然是初步的学习，但我体会到毛主席这一重大的英明的指示，不但对提高我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发展，将发生极其深刻和久远的影响，而且在国际上又一次提供了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范例。
在会议中听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也同样以无可辩驳的事实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有力地回击，所以我是出于至诚的表示，衷心的拥护。
对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和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及彭真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各项报告，我完全同意。
在最近一时期中，全国各地广大工人、农民群众和各方面人士，正在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展开有力的批判，我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
本来，中国共产党根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指示，在全党展开整风运动，并热诚地希望党外人士提出批评和意见，来帮助党整风，这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高度负责精神及工人阶级先锋队大公无私的坦荡胸怀，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以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心情，实事求是地检查我们的工作，正确地估计成绩，严肃认真地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从而帮助党教育干部，帮助党纠正某些党员的缺点和错误，改进工作，进一步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进一步把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而右派分子竟有借帮助党整风的幌子，捏造谣言，抹煞事实，妄想破坏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妄想动摇我们国家的根本。
这就是说右派分子已经有意地向党和全国人民挑战了，而且是疯狂地恶毒地挑战，所以人们是不能不起来应战的。
一经应战，一定要打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伟大的成绩令人鼓舞
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八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是深深地刻在每个人的心坎中，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周总理在报告中已经列举出许多动人心弦的数字。
我国的工业总产值，以1957年的计划数字同1952年的实际数字作比较，增长一点二倍，即增加三百三十三亿元。
以钢的产量来讲，第1个五年合计，将达到一千六百三十万吨，而旧中国（包括日本侵占时候的东北在内）从一九○〇年到1948年，四十九年合计钢的产量不过七百六十万吨。
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内，我们开工建设的八百多个限额以上的工业企业，许多水利工程和铁路工程以及长江大桥工程等等，规模都比较大，技术都比较新，其中由苏联帮助设计和供应设备的一百五十六项建设工程，在技术上都是头等的。
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铁路八千五百公里，而国民党政府在二十二年的统治期间只修建了二千六百多公里。
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高等学校的毕业生达到二十八万人，而旧中国从1912年到1947年，三十六年合计还不过二十一万人。
在农业生产方面，以粮食和棉花来讲，1952年到1956年，五年间的实际产量合计，粮食为一万六千五百八十亿斤，棉花为一亿三千万担，而旧中国从1932年到1936年五年间是我国解放前农业收成比较好的年份，粮食产量合计只有一万三千亿斤，棉花产量合计只有六千零五十万担，从农业总产值上看，解放以来一直是逐年上升的，1949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是三百二十六亿元，1956年上升到五百八十三亿元，比1949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九。
随着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农民的购买力也大大提高了：
1950年全国人民的购买力是八十一亿元，1956年上升到一百九十一亿元，比1950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六。
这些都是对比鲜明的数字，令人欢欣鼓舞的数字，而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右派分子偏偏要一笔抹煞，缄口不谈成绩，并且说什么：
“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是教条主义的公式。
这不是什么公式不公式，这是企图用否定成绩夸大缺点的办法诋毁共产党的领导，诋毁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
究竟是何居心？
试问：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能把百年来侵略我国的帝国主义势力这样干净彻底地赶出中国大陆吗？
能把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资本和封建势力推翻吗？
能实现全国的真正统一吗？
能使全国各民族像一家人一样地平等友爱地团结起来吗？
能给我们开辟了光明的幸福的社会主义前途吗？
能有现在这样崇高的国际地位吗？
可以肯定讲：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这一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因而全国人民对党的领导、对几年来祖国建设的巨大成就、对社会主义的美好前途，一致表示无限兴奋，竭诚的拥护。
而右派分子偏偏是另外一种看法，另外一种语言，这就说明在根本的立场问题上右派分子和全国人民是对立的。
这个根本立场不改变，他们就永远不能有人民的感情、人民的语言，人民也永远不能把他们当作自己人看待。
事实胜于雄辩谬论骗不了人民
右派分子说：
共产党员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坏的。
这是什么话？
这真是对优秀的共产党员无耻的诬蔑；
这几年来我在部队中和许多共产党员在一起工作，在地方上接触了许多共产党员，我的亲身体验是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怕困难、不惜牺牲，忠心耿耿地为革命事业奋斗。
试问：
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的建设，如果没有这样坚如铁石的共产党员奋身忘我地执行政策，我们能取得今天这样巨大的成绩吗？
当然，各民主党派和广大爱国人士也在工作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广大工农群众是直接创造财富的基本力量，但共产党员总是站在各种斗争的最前列，吃苦在前，以身作则，带领群众前进。
就以河北省去年遭受水灾的事实为例，地方上从省级到县、区、乡级干部，人民解放军驻在当地的指战员都和人民群众一起投入紧张的防洪排涝斗争，党员干部在斗争中都表现得最积极、最勇敢。
旧中国有句话，叫“一年遭灾，三年受害”。
像河北去年那样严重的水灾，要不是在人民政府的关怀救护下，不知道要有多少人颠沛流离，鬻妻卖子，甚至于饿死。
在新中国，由于党和政府大量向灾区调拨粮食，而又以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地领导人民生产自救，不但没有饿死人，而且有不少遭灾地区为下一年的丰产创造了条件。
这怎能说共产党员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坏的呢？
说这样话的人真可说是太没良心了。
也有极个别的党员，由于学习不够，沾染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毛病；
但这也正是共产党提出整风的原因。
经过整风教育，这些缺点是可以改正的。
右派分子讲：
肃反、三反、五反等运动搞糟了，这也是夸大缺点、抹煞成绩。
在我所在的起义部队中也同社会上一样，经过了民主运动和肃反、三反等一系列改造工作。
我认为各种运动整个的讲是健康的，如果不经过这些改造，就不可能抛弃旧思想、接受新思想，就不可能真正站到人民立场上来。
从社会上历次改革运动讲，如果不经过肃反运动，广大的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就抬不起头来，能有今天这样良好的社会秩序吗？
能保证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吗？
如果不经过三反、五反运动，我们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这样顺利吗？
我们还可以问：
这几次伟大的运动是不是为了我们的政权巩固？
是不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
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历次运动的成绩肯定是伟大的。
是不是也有些缺点呢？
这样大的群众性运动，要求一点缺点也没有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些缺点。
在运动开始前和运动进行中，党中央和党组织都从各方面注意了防止偏差，防止缺点。
根据毛主席“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我们既要肃清一切反革命，也要不冤枉一个好人。
在我所在的部队历次运动中，也有极个别的人、个别的事，因为材料和历史情况当时搞不清楚，处理的不够适当，或者复员还乡后，因为情况了解不够，处理的有些不当，但只要一经发觉，就立刻进行调查和研究，实事求是地加以处理，直到现在我部还组织有十几个干部继续在调查处理中。
以我的体会，共产党从来不掩盖缺点，也从来不坚持错误，而是勇于揭发缺点、改正错误的。
因为共产党没有私，他们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流血牺牲都不怕，难道还怕改正一些缺点和错误吗？
右派分子抓住工作中一些个别的局部的缺点，就夸大其词，乱叫乱嚷，除了别有用心以外，再也得不到任何解释。
擦亮眼睛，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我是从部队里来的，当我们在驻地听到了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时，全体指战员都表示非常愤慨，这是完全自然的，因为右派分子正是企图毁坏他们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所换来的革命成果，企图破坏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有高度政治觉悟的指战员，当然要愤慨，当然要反击。
所以对右派分子展开彻底的批判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做不但可以使右派分子头脑清醒，而且也可以使全国人民受到教育。
我个人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忠实的人民战士，一定要努力学习，提高觉悟，擦亮眼睛，握紧武器，在伟大的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来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保卫祖国神圣不可侵犯的国防，任何敢于破坏人民革命事业的国内外反动势力，都将遭到我们坚决的打击。

现在是真正人民的天下非党群众不容右派诬蔑
高凤琴的发言
我是一个职工家属代表，我完全同意周总理和李先念、薄一波两位副总理的报告。
我们职工家属将进一步鼓励自己的亲人超额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要和职工共同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更美好的生活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现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些资产阶级右派的荒谬言论，右派分子歪曲事实，别有用心，我们职工家属要和这些反动言论作坚决的斗争。
右派分子说：
人民生活没有提高。
我们说，解放以来，工人的生活是大大提高了。
解放前，我们工人给人当牛马，做奴隶，一年忙到头。
可是我们常常是吃的半饱半饥，住的是破房子，饿死、冻死、生病没钱医的数不清，穿的是补钉罗补钉，我公公临死时，一条单裤补成好几斤重。
现在呢，不但能吃饱了，生活还逐步改善了。
很多工人住上楼房了，夏天能穿上花布衫，冬天能穿上呢子裤了。
比如我们厂四分会第7小组三十一户，在国民党时只有几户没挨过饿，解放后买自行车的就有二十三户，另买缝纫机八台，收音机十六台，手表二十二个。
这能说我们的生活没有提高吗？
右派分子说：
现在是“党天下”。
我们说：
现在是真正人民的天下。
过去我们工人家属在社会上有什么地位？
解放了，工人当了国家的主人，就连我这样的职工家属也能当上全国人民代表。
职工家属孙瑞芝当上了全国政协的委员。
我们都不是共产党员，都能来亲身参加讨论国家大事。
我们还有许多职工家属被选为省、市、区的政府委员、人民代表，她们也不是共产党员，但全国有几千万职工家属群众已经参加了基层政权工作。
这些事实完全说明右派分子说“党天下”是有意的毁谤我们的党和诬蔑正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非党群众。
解放后，我们职工家属不仅生活改善了，政治地位提高了，而且有了文化。
解放前，我们几乎全是文盲，现在我厂职工家属十个人当中就有七个人上了学。
几年来初小毕业的有四百多人，其中包括高小毕业的有一百八十人。
这些都是共产党给我们带来的。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
右派分子说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职工家属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我们和共产党一条心一条命，坚决拥护共产党，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我在这里开会，厂里的家属姐妹给我带来好几封信，要我去质问右派分子，发表那些谬论究竟安的什么心。
现在我们的生活虽然提高了，但是不能说没有任何困难了。
不过我们现在的困难跟解放前的困难是根本不相同的。
解放前的困难是叫我们工人活不下去要命的困难，而今天的困难是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带来的困难。
这是国家的困难，也是我们自己的困难。
国家因为底子穷，资金不足，要盖工厂，开矿山，搞建设，不可能一下子把我们的生活提得很高、很快。
我们怎样来对待这些困难呢？
难道就坐着嚷嚷、埋怨，等着国家来解决吗？
那是不行的。
国家是我们的，我们有责任和国家共同来解决困难。
用我们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
目前国家贯彻勤俭建国的精神，我们家属首先要做到勤俭持家，我们在家过日子要做到量入为出，有计划的开支，节约水、电、粮、煤，搞些副业生产，不仅解决自己家庭生活的困难，减轻国家负担，还可以有余钱存入银行帮助国家建设。
比如，我们厂四个家属委员会分会原来有十二户需要国家救济，自从家属做到精打细算，有计划地过日子后，1956年下半年这十二户都不需要国家救济了。
我们厂百分之七十的家属在银行有了储蓄，有一个分会三百来户，因为勤俭持家，1957年上半年为国家节约粮食二千四百多斤。
我们厂去年为工人盖了二万多平方公尺房子。
在旧社会谁管我们工人家属有没有房子住，就连厂子门也不让我们家属进。
可是现在盖那么多房子还不够住，这主要是我们工人解放后结婚的多，孩子生得多，所以工厂盖房子总跟不上家属们的需要。
我们应该积蓄，自己想办法解决，去年我们厂的工人自建公助盖房子，当时没有砖，我们几千个家属自己动手挖砖、拣砖，供献砖二十八万块，就顺利地盖了一百多间房子。
今后我们还可以动员住离厂近的家属不搬到工房来住，不过希望政府能够给没有房子而家在外地的职工每年有一定的假期，让他们能够回家看看家属，或者在厂里设招待所，让他们的家属一年能来住些日子。
另外，我们还要宣传节育，劝职工和家属有计划的生孩子，那么，房子也就不会那么紧张了。
再说，蔬菜、猪肉有时供应不足，这也是我们国家人口增多，人民生活提高的缘故。
过去我们过年过节才买一回肉，现在一般的一星期都要吃一两回，吃肉的人多了，生产提高没那么快，当然就要不够。
这问题我们自己也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职工家属都是能劳动的，在房前房后自己种些菜，不但够自己家吃，有的还可以卖出一部分，既供应了市场，又补贴了家庭生活。
比方我们二分会二十九户，1956年就收获青菜二千八百多斤。
今年我们厂家属种了十万棵茄子和辣椒，一棵就打算出一斤吧，大致就能收十万来斤。
我们厂在郊区，有条件，我们已养了二百多头肥猪，补助市场上猪肉的供应，今年我们计划养五百头猪。
孩子寄托和升学问题也不是没法解决的。
现在许多厂矿单位的职工家属都组织了托儿站、幼儿园，我们厂家属就办了七十三个，共收托孩子一千六百八十多名。
在这次全国职工家属代表会议上，我听见铁路南口工厂家属举办失学儿童补习班，解决了小学毕业生的失学问题，我相信我们也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工人家属知道工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担负的责任非常重大，想了许多办法，做了许多工作来使自己的亲人一心一意的搞好生产。
比如，我们知道工人在生产时间一分钟一秒钟都是非常宝贵的。
可是职工的家庭差不多都是小家庭，家里有点事，就需要职工请假在家照顾。
我们家属为了不让职工因家里的事耽误生产，组织了互助。
比如我厂职工王海祥的大孩子有病，他老婆带大孩子住院，家里扔下一个一岁的小孩子，本来王海祥就得请假在家照顾，后来小组的家属轮流给他带那小孩，每天还给他做饭，共互助了两个星期，直等他老婆出院，王海祥一个班也没脱。
我们职工家属现在在小组里互相帮助解决生育、疾病、婚丧等没有人照顾的困难已经成了习惯。
1956年我们互助生孩子、生病的家属二千一百二十三人次，共四千五百八十二天。
我们职工家属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各方面给予我们支持解决。
我这次到鞍山视察，发现有些家属积极分子任务多、会议多，负担很重。
像鞍山耐火厂家属王秀兰，身兼十三职，区人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工会、法院、卫生局、防疫站、银行、百货公司、保险公司……等等，都直接向她布置工作。
鞍山选矿厂家属委员会主任孟淑清，1956年09月在二十三天中开了五十四次会，副主任金喜兰在三十天中开了六十三次会。
家属积极分子忙得饭也吃不上，活也做不上，学习、深入群众都没时间。
特别是街道办事处开会往往不照顾家属做饭时间，以致职工回家吃不到饭。
这是一个在全国各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严重地影响着我们家属群众工作的开展，迫切希望各地党委、人民政府、工会和妇联给予迅速解决。

让工程技术人员发挥更大的作用
张国藩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和其他几位首长向大会所作的报告。
今年是第1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根据各方面检查的结果，这个计划的执行情况是良好的，到今年年度终了，这个计划一定能全面完成以至超额完成的。
这个计划的完成就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充分证明了人民的力量一旦获得解放之后，将如何以雷霆万钧之势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
在短短几年之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现了百年以来许多梦想。
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无不感到有这样伟大的党而自豪。
事实胜于雄辩，而右派分子偏闭眼不看事实，企图用各种谎言挑拨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
这种卑鄙的伎俩是肯定不能得逞的，是中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许的。
第1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不但为我国工业化打下了有力的物质基础，也为我们在各种建设事业中创造了丰富的经验，为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树立了更牢固的信心。
我们要很好地总结这些经验，以便更有力地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这不是说我们过去的工作中没有问题。
由于很多工作是完全新的工作，问题的存在是很自然的。
问题就是矛盾。
毛主席教导我们，只要能正确处理矛盾，矛盾的解决就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动力。
我下面谈一谈关于发挥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以及他们的培养和提高问题。
我最近视察了天津市的几个比较大的工厂和企业单位，专门了解技术人员所感到的一些问题。
了解的步骤是先与单位的领导同志谈，再分别与老的技术人员和青年技术人员谈。
谈的问题很多，下面只说比较突出的三个问题，并顺便提供几点意见。
技术领导与行政领导如何结合得更好
有的单位是让工程师或较高的技术员负责处、科或室的行政领导责任。
这些人终日忙于行政事务，很少时间过问技术方面的问题，感到很苦。
由于能用于技术领导的时间少，他们经常对设计的审核，技术的指导，做得就不够认真。
他们手下的技术人员，碰到问题得不到他们的指导，也很有意见。
他们有的设计只好“依样画葫芦”送上去了事，结果就可能发生质量事故，或造成很大的浪费。
这个问题是严重的。
那末，不让这些高级技术人员兼任行政领导工作不好么？
有的单位就是这样作的：
他们让技术人员专管技术问题，让非技术人员负责行政领导工作。
但是这样也有问题。
技术人员抱怨说，他们的技术意见常常得不到行政领导的支持，因而不能贯彻。
这样的行政领导，由于对技术问题了解不够，就不免对行政任务的问题考虑的多，对技术的要求考虑的少。
例如有一个铁道勘测队的领队人（本人不是搞技术的），在一次勘测任务中，因为预定期限到了，就坚决要把队带回来，虽然工程师建议应当继续留几天，收集未完的资料，他也不听；
最后造成返工。
这样就造成了工作中的损失。
技术领导与行政领导如何结合得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必须解决。
我认为技术人员应该发挥所长，首先要把他们的精力放在研究解决技术问题上，一般以不担任行政领导工作为宜。
在有条件的地方，必需要技术人员兼管行政领导工作的，就应该配备强有力的助手，协助他们管理经常行政事务工作。
技术人员虽然不担任行政领导工作，但他们对于技术问题的意见必须受到尊重。
勘测、设计、施工等各种程序的进行，必须要有有资格的工程师的审核签字，才算合格。
这样，使技术人员能发挥所长，对提高产品和工程的质量才有保证。
技术人员的培养和提高
所有在生产单位的技术人员都有提高技术水平的迫切要求。
其中有少数人有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想法。
他们想在工厂内专啃书本或者搞一些距离生产需要很远的研究工作，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但大多数人认识到生产技术水平的日益提高，感到自己原来的“本钱”不够，要求有更多的学习和提高的机会，这种要求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必须大力支持。
目前工矿企业部门和高等学校在这一方面所给的支持是很不够的，必须大力加强。
就以业余教育来说，现在高等学校办的无论夜大学也好，函授大学也好，都是想使它们的教学计划尽量与正规大学的教学计划相似。
学习时间要六年多，学习课程在二十门以上。
这样，由于条件的限制，能入学的人数就很少。
我认为夜大学的课程门数应当大大减少。
正规科减少到十门以下，三年可以全部学完毕业。
非正规科只开设专门课程讲座。
学完一门给一张修业证书。
这样就可使大量的在职技术人员“各取所需”，得到提高的机会。
这个意见是否妥当，也请有关方面研究。
精简会议，珍惜时间
我视察的几个工厂和企业单位，都感到用于开会的时间太多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除了厂内的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以外，还有关于生产定额的会，评奖评模的会，劳动竞赛的会。
这些与生产直接有关的会，很多是必需的。
问题是会议还远不只这些。
宣传婚姻法要开会，打击刑事犯要开会，粮食配给要开会，卫生清洁要开会，其他所有市的运动和学习会都要参加，不能例外。
越是领导干部，会议越多。
有的厂长说，他很少时间来考虑生产问题。
科、室、组长一天工作八小时，经常要用去五、六小时的时间开会。
我们知道开会是我国民主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必要的会是不可少的。
问题是我们的有些会议是多而不精，浪费时间很大。
开的太多就很难精，也是自然的。
所有会议，无论它的性质如何，最终的目的，不过是为生产作准备工作。
假如我们用在准备的时间太多了，而用在正式生产的时间太少了，就是准备工作做的很好，到生产的时候，所剩的时间已无几。
准备得再好，也难产生应有的作用。
何况有好多问题是要通过生产实践才能明确的。
用在实践的时间少了，收集的原始资料就不够，纵然多用时间开会作准备工作，可能是空中造楼，徒劳无益。
我们虽搞过一阵反“五多”的运动，但在精简会议方面，成绩不是很显著的。
大家谈起来，好像会议太多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但我相信，只要有决心，不会没有办法。
最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正式会议只开了三天，会议开的很好，一些主要问题都解决了。
这就证明只要我们有决心精简会议，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我建议今后应把一个单位开会的多少和会议组织的好坏作为检查工作成绩的主要内容之一。
召开会议多而组织不好的应受到严厉的批评。
这是有关如何安排大家的生产时间问题，是有关社会主义的建设速度问题。
“一寸光阴一寸金”，为加紧社会主义的建设，我们一定要养成珍惜时间的习惯。
以上意见，可能有很多错误的地方，请各位代表指正。

三点建议
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应加强发展畜牧、水产和山区各业生产——统一森林采伐和森林经营工作的领导——农业部对黄河中游的水土保持工作应投入更大的力量。
刘慎谔、虞宏正的联合发言
我们完全同意并坚决拥护周总理的报告及在大会上其他各项报告。
谁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解放后短短七八年间，已使我国落后的国民经济有了轰轰烈烈的空前发展，已使我国的国际地位有了史无前例的空前提高，全国广大人民莫不因此而感到欢欣鼓舞。
想不到竟有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以帮助党整风为借口，提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主张。
他们的阴谋，是妄想一笔抹煞党的丰功伟绩，取消党的领导地位，以逞其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野心。
我们以科学工作者的身份，表示坚决反对！
现在我们想就以下几个问题，提出一点意见：
（一）关于发展农业生产问题
在过去几年中，党和政府领导全国农业生产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正如薄一波副总理在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中说：
“1956年农业和农副业的总产值已经接近完成五年计划；
粮食的总产量则已经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
但是为了满足广大农村生活愈来愈高的要求，我们建议今后在继续大力推动粮食增产之外，还应结合各地区的自然特点，加强发展畜牧业、水产业以及山区各业的生产。
为什么说要加强发展畜牧业的生产呢？
因为我们有宜牧而不宜农的广阔草原面积，我们有依靠牲畜为生的广大少数兄弟民族，他们要求进一步地改善牧场的经营管理，加强牲畜的防疫工作和改良牲畜的品种。
因此，加强畜牧业的生产，也就成了今后发展农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为什么说要加强发展水产业的生产呢？
因为常言说得好：
“靠水吃水”。
我国有由温带至亚热带的漫长海岸线，中部的湖泊尤多，依靠渔业为生的渔民，在全国人口之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
但在今天看来，“水尽其利”的程度比之“地尽其利”的程度相差还远。
因此，加强水产业的经营管理和改善水产业的经营措施，又为今后发展农业生产中的另一重要环节。
为什么说要加强山区生产呢？
因为常言说得好：
“靠山吃山”，而我们又是一个山地多而平原少的国家。
只是由于山区的土地尚未很好的利用，或者说，由于我们还不善于利用山区的土地，致使山区的生产，还是比平原差。
但是山区的生产是多样的。
除了木材业外，还有柞蚕业、茶业、油桐油茶业、药材业和毛皮兽业等等。
若都能分别充分发展起来，则山区的生活，不但可以赶上平原的生活水平，甚至还可以超过。
因此，按照不同地区的自然特点，大力开展山区生产，又是今后发展农业生产一个重要的环节。
总之，过去我们已经正确地强调了“下地”，今后为了适应各地区的自然特点，除了加强发展畜牧业外，还要更进一步地强调“下水”与“上山”。
（二）关于森林采伐工业和森林经营的协调问题
在我国林区之内，在解放初年原来只有森林采伐机构，后来才分设森林经营机构，但在那时候，这两种机构仍然同属一个林业部内统一领导。
自从1956年成立森林工业部后，森林经营机构留归林业部领导，而森林采伐机构，则由森林工业部领导。
如此调整，在表面看来，似乎可收分工合作之利，但经仔细分析，则是弊多而利少。
这不止是因为在同一地区内出现两套人事编制和两套基建设备，更重要的是因为在森林采伐工业部门和森林经营部门之间，还存在着业务上的矛盾。
我们知道，森林采伐工业部门为了要求降低成本和完成任务，就不得不追求机械化和集中采伐的政策，而森林经营部门追求的目的与此恰恰相反，要求在森林采伐之后，即能迅速自然更新起来，因此就主张铺面而不主张集中采伐。
几年来由于双方所持的观点不同，愈因分工而矛盾亦愈难解决。
例如仅在东北林区内，从一九四八至1957年之间，森林已经采伐的面积，据统计数字已达九十万公顷，而截至目前止，人工更新面积只有十二万公顷，因此森林经营部门天天喊叫人工更新追不上采伐。
如果让这样矛盾现象长此继续下去，则东北的广大森林面积，可能很快就要变成荒山荒地，而松花江水位逐年上涨的情形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所以我们初步的建议是：
1．同意民主德国农业科学院院长斯图柏教授去年提出的建议，统一森林采伐工业部门和森林经营部门自上而下的领导工作。
2．按照不同地区和不同森林类型，重新考虑森林的合理采伐方式。
（三）关于黄河中游的水土保持问题
根治黄河是我国既定政策，而水土保持又是根治黄河的基本问题。
在过去几年中，对于黄河中游的水土保持工作，黄河水利委员会、中国科学院等机构分别在打坝淤地等工程方面和在综合考察与重点规划方面各都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并已获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凡在黄河中游水土流失严重地区视察过的人，都会感觉到在这些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必须结合着提高农业生产来进行，也就是说，在这些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的极大部分应属于改进农业措施范畴。
过去农业部在这一方面照顾很少，因此在水土保持的实际推动工作中，造成了农业技术人员缺乏的局面，不无影响到工作的质量。
为此我们希望今后在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农业部在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工作中能投入更大的力量。
祝各位代表身体健康！

从“万人坑”到生活的乐园
马万水说：
我们工人的生活，解放前和解放后比较，真是一个地狱一个天堂。
我是龙烟铁矿的工人，现在做技师工作。
我们全矿的工人，看到报纸上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都很气愤。
我来的时候，他们叫我代表全矿工人，在这次大会上提出抗议。
我先谈谈龙烟铁矿的简略情况。
龙烟铁矿的矿石埋藏量大、铁质多，谁也说这是一块宝地。
1917年由官僚资本家投资开采，到1937年七七事变这二十年里，始终没有正式开工。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鬼子为了制造枪炮子弹来打中国人，他们用不花钱或少花钱的办法，抓了很多的工人来给他们开矿。
开矿完全是用人力，爬胡梯、背小筐，人打眼、手推车、人装矿石，不光是费劲，而且根本没有劳动保护，工人们经常受着砸死、摔死的威胁。
这样开了八年，共弄走矿石三百多万吨。
但是，他们在开矿的时候，只顾挖矿石，那里有那里挖，把一块完整的矿，挖了个乱七八糟。
日本鬼子投降，国民党反动派来了以后，他们在三年的时间里，不但没有正式生产，反而把日本留下的设备拆的拆、卖的卖，弄了个一塌糊涂。
这就是解放前的情况。
可是，1948年12月共产党二次解放张家口地区以后，为了我国的工业化，从接收那天起就开始了恢复工作。
1951年正式投入生产，并开始基本建设。
从1951年起，生产条件年年改进，工人上下班用汽车接送，进出坑道和拉矿石都用电车，装矿石用装车机，打眼用水湿钻岩机还带风动支架；
工人上工有帆布工作服、高腰大胶鞋、柳条帽，还发给面包式的保健鱼肝油丸。
由于生产条件的改进，再加上我们工人的积极劳动，生产就年年提高。
拿我们小组来说，进入第1个五年计划以来，生产掘进率提高得很快，最高速度达到每月掘进一百二十八点五公尺（断面十三点八立方公尺），年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1953年一年完成了一年零三个月的生产任务，1954年一年完成了一年零四个半月的生产任务，1955年一年完成了一年零九个月的生产任务，到1956年04月02日已提前一年零八个月又二十八天的时间（也就是用三年零三个月又两天的时间），完成了第1个五年计划的生产任务。
拿我们全矿来说，如果1951年算做一百，1952年就提高了百分之百，到1954年，提高了百分之二百多，每年生产的矿石都在一百万吨以上。
你看我们的生产提高得多快。
再看看我们的基本建设，也是进展得很快。
我们矿建设的八千多公尺长的第1大平硐工程，已有五千公尺正式投入生产；
建设的一万五千九百公尺长的第2大平硐，也正在施工，这期工程完工后，产量即可由年产一百多万吨增加到三百万吨。
从我们矿的生产情况来看，解放后短短的八年时间和解放前三十多年的时间比较，真是差到天上地下了。
我再谈谈我们工人的生活情况。
在解放前，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官员们，都不把我们当人看待，工人挨他们的打，挨他们的骂，吃不饱，穿不暖，住土窑，住窝铺，受尽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在那个时候，特别使人害怕的是“死”。
工人下井耽心砸死，有病没有医药等死，每天都得死人。
死人最多的时候，一天死一百七十人，有的带气就活埋了，有的一家死绝了，死后拉到“万人坑”。
提起“万人坑”现在谁不心寒！
解放后呢？
我们工人当了主人。
我们的生活也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的得到了改善。
我们全矿的工人，逐年都增加了工资，享受着劳保待遇，国家给我们盖了宿舍九万三千多平方公尺，还给我们建设了食堂、医院、浴池、俱乐部、学校、休养院、托儿所、图书馆……等等。
一句话，凡是我们工人需要的，都有了。
上班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工人们的愉快劳动，下班以后，你可以看到工人们过着美满的生活。
我们工人的子弟都上了初小和高小，不少的上了中学，有的入了大学。
再拿我们小组来说，全组二十七人，解放前都是两个肩膀担着一个嘴的穷光棍；
现在呢？
每人每月的平均工资都在一百元左右。
其中二十六人结了婚，建立了美满的家庭；
九个人买了收音机；
二十个人买了手表；
二十七个人都有几套新衣服。
我们工人的生活，解放前和解放后比较，真是一个地狱，一个天堂。
我们懂得，解放工人的、为人民谋福利的是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我们工人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拥护社会主义。
我们懂得，在旧社会里，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的官僚资本家都是吃我们工人的肉、喝我们工人的血的，这样的血海深仇，是永辈子不能忘记的。
现在右派分子竟敢散布反动言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想把我们重新拉入地狱，我们是坚决不容许的。
我警告他们，全国人民是已经觉悟的人民，而不是被他们骑在脖子上的人民了，人民的眼睛是亮的，右派分子打的什么主意，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希望他们及早回头，老老实实地改正错误；
他们如果不改正，我们要和他们坚决的斗争，斗他们不彻底决不收兵。
最后，我喊：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是绝对必要的
杨石先说：
右派妄想通过把持教育来篡夺国家的各种领导权，这种奸谋诡计是逃不过人民的眼睛的。
这几年来，我们在教育事业上所进行的改革是起了巨大的作用的。
高等院校如果不是经过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就无法完成国家在经济建设中迫切需要大量人材的任务；
中小学如果不是经过学习苏联、扩展改进，亦很难应付广大人民特别是工农子弟热烈要求受到教育的愿望。
七年当中（1949年至1956年）高等院校毕业了三十多万受过专业训练的学生，在许多岗位上进行工作。
在全国范围内有百分之六七十及龄儿童（平均数）能够入学。
从过去非常薄弱的教育基础上来看不能不算是一项奇迹。
这一奇迹和许许多多其他奇迹一样，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做出来的，而右派分子硬要说党不能领导教育，甚至主张党委退出学校！
他们是别有用心的。
当06月初旬报纸上出现了这种荒谬言论，我们天津市三个民主党派（民盟、民进、九三）召集了四个高等院校最有声望的教授数十人来举行座谈会，研究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问题。
会上大家异口同声的批判了右派的谬论，一致认为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是绝对必要的，不但不应该取消或者削弱，反而应该大大的加强，并且分别提出了如何加强的具体意见。
因为教育事业关系国家将来的命运，没有党的思想领导和组织保证，社会主义的前途就很难坚持了。
右派分子当中某些人是有政治野心的，他们妄想篡夺现在党的政治领导权，并且还妄想通过把持教育来篡夺将来国家的各种领导权。
这种奸谋诡计是逃不过人民的眼睛的。
我们全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民主党派的成员，首先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他们划清界限，更要在群众中予以大力的驳斥使他们的荒言谬论得不到任何市场。
肯定我们在教育工作上的成绩，并不等于说我们在教育改革中没有犯错误，亦不是说现在一切都尽善尽美不需要改进了。
过去我们犯的错误是不少的，现在存在的缺点亦还是很多的。
在大鸣大放中，在整风开始时群众是提出了许多批评的，而其中一大部分是正确的。
各级党委亦表示接受这种正确的批评并且对有些项目已作了纠正。
我们不能因为右派分子的错误行为就不鸣不放了，就不向党组织和党员们提批评了。
这完全是两桩事，不应混淆在一起。
我是在高等学校工作多年的人，仅就我在一个大学中体会到的情况向大会汇报一下，其中有不正确的地方请代表们提出批评指正。
一、教学质量正在不断的提高
许多人批评这几年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不高，这是事实。
构成的原因甚多，比较主要的有三个：
（一）大批年青没有经验的教师在讲授基础课和专业课；
（二）班内学生人数甚多而程度又相去悬殊，教师精力常常用在程度甚差的学生上；
（三）整套搬用苏联教学制度，要很好的了解内容和作用需要一个过程，再结合中国实际又需要一个过程。
何况有若干本来不是苏联的成功经验，当然就枉费了大家的精力和时间。
现在教学改革已基本完成。
经过这段艰苦历程，青年教师已成长了，有了较多经验。
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已尽量修改使和中国现状相适应。
因招生数字减少，高中毕业生增多，新生质量有了保障，一班之中程度不致差别过大。
这些情况都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改进。
此外，我们又针对过去所发生的偏差加以特别注意和大力纠正。
这种偏差亦是不少的并且有的是非常严重的。
例如一个偏差是学生缺乏独立思考能力。
过去学生程度不齐，为了使学校少出废品，遂过分强调“保教保学”，将构成废品的责任全部推到教师身上。
而苏联教学计划的课程门数既多，钟点亦重，多数学生不能消化甚至无法完成，遂造成了依赖教师的思想。
有的学生一大部分的工作是教师把了手作的。
学生自己不能咀嚼消化，怎么能运用呢！
而教师则是尽了他们的最大努力，花费了几倍的时间来辅导学生。
有的学生本来多作些努力是可以独立思考的，亦趁机倒在教师怀内了。
对双方所造成的损失都是很大的。
最近两年来我们已注意了这一问题，向学生指出它的危害性并且现在班上的情况亦与从前不同，纠正就不至有大的困难了。
另一个偏差是学生当中不正确的“专家”思想。
我不是说学生有了专家的志愿即不正确，而是说他们对于专家的理解和如何去达成专家的作法是不够正确的。
我们过去过分的批评英美的“通才教育”，强调专家思想，加上苏联的专业在过去一段时期分得过细（现在已改正）。
有些学生遂错误的忽视基础课，放松了某些专业课，只注意专门化的课，当然亦是因为课业太重的缘故。
结果基础不固、底子很小，所知道的东西只上面的一点点。
这就造成他们毕业后在工作上的困难，很难对上口径；
即使暂时对上了，将来的发展前途亦不大。
这样的“专家”，对于国家、对于个人都没有好处。
我们不少人的看法是学生在校的时间只四五年，最主要的还是把某一专业的底子打好，使他离校后能自己继续前进，若干太专门的东西他可以留到工作岗位上再去学习掌握。
这样就大大地减少了对口径的困难。
一个专家的培养成功亦不是短期在学校读一两门课即行的。
还有一个偏差是学生的文字工具太差。
用简单的文字叙述事情往往是写不清楚，写不通顺。
线装书完全不会看。
一国外文阅读的能力亦没有。
显然和大学生的要求是不符合的。
这种情况的造成，教育部和地方的教育厅（局）应当负很大的责任。
如果说一部分的中学生用不着这些东西，那么应当使有志升大学的学生有选修的机会。
不少的人对这种情况表示过不满的意见，而教育部直到最近才在想办法、采取一些措施，以致这几年来绝大部分高等学校毕业生只能抱了几本教科书和讲义作为知识的唯一宝库，更无其他自学途径。
外文的学习，如果只靠大学的两三年训练是不够的。
这种情况当然亦同样存在于青年教师当中，难怪有不少的人担心某些老的学者和科学家死了将会有一段时间无适当的接班人。
我们希望中等教育和我们一起能迅速改变这一情况。
二、教学和研究的地位已摆在正确的基础上
过去高教部感到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材的任务非常沉重艰巨，突出强调了教学的一面，这在开国初期大力进行教学改革是有必要的。
等到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回国后已明确两者都是高等学校的正常任务，并且它们是相辅相成不应有所偏废。
高教部是有人参加代表团的。
同时国外来华访问的高教人士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高教部长和国务院苏联总顾问都亦一再指出开展研究的重要性。
高教部迟迟未作安排，使高等院校不少老科学家感到失望，因而产生了“人心向院（科学院）”的现象。
直至前年底党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才开始有了转变，今春高等教育赴苏访问团归国后方才恍然须积极加以推动。
现在又经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明确了我国的科学体制是由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和地方四个部分组成的，必须加以统筹兼顾，分工协作。
对于经费和条件亦作了妥善安排。
这样高等教育工作终于走上了正规的和长期经验证明是正确的道路。
不过科学研究要在高等学校开花结实尚需要一段艰苦劳动的过程。
我相信高等学校的教师是有信心和决心在两个五年计划内赶上世界水平的。
三、教师的青老关系渐趋正常，校内的党群关系亦将有所改善
青年教师思想比较纯洁，富于热情，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在政治上容易进步。
故在教学改革初期，主要依靠他们起先锋的作用来加速前进的步伐。
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又发现老年教师毛病甚多，积重难返，不由青年群众协助不能产生思想上的必要震动。
在这些过程中一方面滋长了青年教师的自信和骄傲情绪，另一方面降低了老教师的威信甚至低估了他们的学术成就和丰富经验。
青老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不正常。
这一情况对于高等教育的进展是非常不利的。
前二三年已开始纠正采取种种措施。
我们一再向青年同志们指出学术造诣是多年刻苦钻研的结果，并须有识路的人经常指点才能不走弯路，绝不是单纯靠自己的热诚和积极性就行了。
青年在政治上容易进步，因为他们受旧社会的影响较少；
在学术上就不一定能很快的前进，因为这里要求的条件不同。
在教学改革的后期关于专业课的改进，专门化课的准备和毕业论文的领导，学校已更多的依靠老年教师；
自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后老教师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了。
他们当中有些人是有丰富研究经验的，不少的人是有研究训练的。
青年教师要向科学进军必须争取他们的领导和培养。
同时老教师为了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亦需要有助手和合作者。
这样就创造了机会来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使之逐渐走向正常化。
上面所谈的青老关系亦涉及党群关系，因为青年教师十有九是党团员，而老教师则只极少数为党员。
当然这只是党群关系的一部分。
此外还有老干部的问题，他们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但在高等学校工作必须有一定的业务知识，这是需要虚心学习和积极钻研才能掌握的。
加以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复杂，情况亦复杂，学会正确的处理他们的问题亦不是容易的事情，需要细致的分析和审慎的研究。
党已开始了整风运动，检查过去工作中各种可能存在的缺点，就对改进党群关系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
民主党派在高等学校的发展亦有助于改善各方面的关系。
总之，关系问题在高等学校是一项极其复杂、细致的长期问题，须要时时刻刻加以注意的。
四、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还必须大力加强
高等学校的教师们虽然经过了五大运动和辛勤的政治学习，在思想认识上有了不少的提高，但终究是长期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
青年学生虽然比较单纯，然而他们的工农成分还是很少，大部分仍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个人主义和绝对民主的思想仍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潜伏着，所以他们有些人不高兴集体、不喜欢纪律、强调个人兴趣和个人需要，对有领导有计划的行事往往产生很大的抵触情绪。
故自由与纪律的统一、民主和集中的运用，在学校的思想工作中还是极重要的问题。
有浓厚的个人主义思想必然产生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的意识和作风，就不肯承认有轻重缓急，就不能和别人合作。
所以在公费医疗、福利费、助学金等等方面，都发生了困难，因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资产阶级思想是不相容的。
具有这些严重思想缺点的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是不能起很好的作用的。
故我们认为今天在高等学校内，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绝对不能放松而是应当大大的加强，结合具体事例经常进行教育批判。
许多知识分子在主观愿望上是同意接受党的领导的，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而在思想行动上有时会与右派共鸣甚至走到敌我界限的边缘！
其原因，一方面固然由于旧思想未改造好，要经常学习政治，得到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亦由于在情感上和工农的联系不够。
所以毛主席要我们高级知识分子下马观花与工农打成一片，在青年当中则提倡劳动教育使他们深刻体会劳动创造世界和工农为国家创造财富的真理而深刻体会这种创造是不容易的。
有了这种感性知识就能够站稳立场。
我们今后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是要本着这些原则去改进的。

地球离不开太阳人民离不开共产党
梁希的发言
我因病不能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
这几天，从报上读到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先念副总理的国家预决算报告和薄一波副总理的国家经济计划报告，心中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极大的兴奋，因此，在会外作简单的书面发言。
毛主席在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开幕词中说过，“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围绕这个光芒万丈的核心，像月绕地球和地球绕日一样，遵循着一定的轨道，发挥着高度的向心力，顺利地、无间断地、自然而然地运转，不独革命胜利了，即社会主义建设亦节节成功。
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物体，不论小到原子，大到太阳系，必有一个核心；
一切国家，不论面积大小，人口多少，也必有一个政治上的领导核心。
中国不能例外，远的不说，只说解放前一百多年间，清朝皇室做过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政治搞得很糟；
北洋军阀做过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政治还是很糟；
蒋介石反动派又做过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政治搞得更糟。
年龄较大一些的知识分子，都还记得一句旧话，叫做“中国政治不上轨道”。
这是不难理解的，地球如果离开太阳，在空中乱走，当然走不上轨；
同样，人民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领导核心，乱搞政治，政治也当然要不上轨道了。
太阳热使工业的巨轮飞速旋转
中国共产党正是六万万人的领导核心，也正是六万万人的太阳。
从这个太阳里会发出热来，燃烧着各个工厂的炉灶，鼓动着各个车间的轮子，激发着上百万上千万工人群众的劳动热忱。
使我国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能产钢一千六百三十万吨，抵旧中国从一九○○到1948年四十九年间产钢总量的将近二倍。
使我国在1957年将产原煤一亿一千七百万吨，抵旧中国1890年至1949年六十年间最高年产量的将近两倍。
使我国在1956年能制造旧中国所不能制造的喷气式飞机、载重汽车、大型水力发电设备、大型火力发电设备和单轴自动车床等新产品。
此外，轻工业、交通、铁道等等，都有跃进的发展，就铁道论，国民党统治二十二年间仅修建了二千六百公里，而我们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铁路八千五百公里。
总之，中国工业发展的进度是很快的，根据李副总理报告，1956年工业企业收入，比上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点五八。
这个数字，引起了联合国的注意。
联合国06月三十晚报道，在世界各国中，1956年的工业生产，比1955年的工业生产增加得最快的是日本与中国。
日本比上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一点三，中国增加百分之二十五。
就是说，1956年我国工业增长速度占世界第1。
谁说我们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太阳光使农业的收成不断增长
中国共产党这个太阳还会发出光来，照耀着全国十六亿七千万亩耕地，鼓舞着五万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尽管1956年我国碰到了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灾荒，有二亿亩土地、七千万人口处在天灾的威胁下，受到了严重的考验，但是，根据06月26日周总理在怀仁堂向一千多位人民代表响亮地宣布了的考试成绩，大家就可以知道，中国农民是经得起考验的！
这一年，农业总产值达到五百八十三亿元，比1955年增加了二十七亿四千万元。
粮食产量（不包括大豆）达到三千六百五十亿斤，比1955年增加了一百五十四亿斤。
大豆产量，根据薄副总理报告，达到二百零四亿七千万斤，比1955年增加了二十二亿斤。
年龄较大一些的人都还记得，解放前，中国号称以农立国，而许多人却靠西贡米养活。
如果逢到一次灾荒，那更是流民满野，饿殍载道，狼狈万分。
由此可见，七年来中国农业有飞跃的发展。
中国农业发展的奇速，引起了日本北海道大学松蒲一教授的注意。
松蒲一教授率领了一个访问团来华访问一个多月，归国时路过香港，在07月02日发表谈话，说中国农业发展水平，将在两三年内赶上或者甚至超过日本水平。
谁说我们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总之，我国工农业都有长足的进步。
特别值得指出的，国家工业化方面有显著的成绩：
1956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五百八十六亿六千万元，农业总产值五百八十二亿九千万元，即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点一。
回看1949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三十一，足见现在我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化迈进了一大步。
而且根据报告，1956年工业总产值五百八十六亿六千万元中，生产资料产值占百分之四十九点七。
回看1952年，则生产资料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三十九点七，这也是最近中国工业上的进步。
数字是最现实的，也是最硬性的。
大家读了报告，马上会从数字上看出新中国七年来的飞跃发展，难道右派分子会从同样的数字中，得出一个反面的结论来吗？
既然不能得出两样结论，那末，大家都应该对解放后的政治成绩表示满意，从而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表示满意。
“无痛分娩法”——大革命而没有混乱
必须指出，最近发展起来的工农业，基本上已经是属于社会主义，而不是属于资本主义事业。
周总理报告中指出，1956年，一亿二千万户农民、五百多万手工业者、七万户私营工业企业、二百万户私营大中小商店，永远脱离了私有制。
这是一次翻天覆地、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这样一次永远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的大改革，照理说，比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十八世纪法国革命，变化更大，从而震动也应该更剧烈；
然而，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指挥若定，在大变革的过程中，如周总理报告中所指出：
“社会财产没有遭到损坏，社会秩序没有发生混乱，社会生产没有下降。
恰恰相反，我们在这个大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的第1年，就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好像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神妙的产科医生，用新式的无痛分娩法，催生出一个洁白可爱的婴儿。
这种“巨大的成绩”，即使是善于吹毛求疵的先生们，恐怕也不能把是非颠倒过来，乱下批评吧。
大势已定，右派先生休矣！
当然，中国共产党是欢迎批评的，但，如果批评超出了一定范围，走到危言耸听的一边，甚至走到谣言惑众的一边，对中共整风有什么益处？
对人民有什么益处。
事实明明白白地摆在我们面前：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一样的各民族相安无事，形成和睦的大家庭，造成河山的大统一。
世界各国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外，很少有国家能把百分之五十六或百分之六十三的国家预算费花在经济文化事业上，为人民谋福利，而把国防费用逐年削减。
事实又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
七年来，我国解决了一千三百万人的就业问题，其中1956年一年，就有二百三十万人就业。
人民生活方面，在农村则1956年购买力比1950年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六；
在城市，则由于全国职工每人平均工资提高，1956年的社会购买力比上年增加百分之十五点六。
在这样一个和平、幸福、快乐的环境里，在这样一个独立、民主、统一、强大的国家里，却有少数知识分子天天发牢骚，说怪话，惟恐天下不乱。
试问，天下如果真的乱了，于他们有什么好处？
还有少数知识分子得陇望蜀，贪心不足，要和中国共产党争领导权，不知那些人“所为何来”？
应该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卓绝地斗争了二十多年，才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本主义手里夺取了政权。
这个政权何等可贵，中国共产党当然还有必要领导各民主党派、各民族、各人民团体去保卫它；
同时，中国人民也一致希望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保卫政权，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而不许任何集团篡夺。
另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社会主义决不能退回到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退回到资产阶级专政。
所以，某些人虽然可能还有些妄想，但在新时代，争权夺利之风已成过去，篡位更不待言。
蜉蝣何能撼大树？
先生休矣！

人民的子弟兵永远忠于人民
丁志辉、王兆才、王有根、王维福、江雪山、宋忠福、周文江、马春雨、崔建功、张　明、张英才、郭恩志、陆昌荣、黄丑和、杨在先、赵毛臣、赵仁虎、刘子林、刘梅村的联合发言
我们是来自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代表和来自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
我们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乌兰夫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向这次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大会开幕以前，我们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我们一致认为：
毛主席这个报告是当前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然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也正像过去一样，毛主席又一次在这伟大历史性的时刻，英明的掌稳了革命的轮舵，为我们正确地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不久以前，我们党为了有效的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发起了整风运动，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
就以我们部队来说，近几年来也产生了一些与我军的光荣传统所不相容的东西。
譬如：
有些同志在执行任务中对群众利益爱护不够，有些军官对士兵的生活关心和体贴不够，以及个别军官在生活作风上有脱离群众的现象。
我们将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根据党和毛主席的指示，进行深入的检查，进一步加强军民之间、官兵之间和上下级领导之间的团结，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
右派分子的卑鄙活动激起了广大解放军官兵的愤怒
但是，在最近这个时期，我们也注意到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旗号，无耻地进行诬蔑党和人民政府的卑鄙活动，他们妄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倒转历史的车轮，使资本主义复辟。
右派分子所散布的许多反动的言论和他们所进行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已经激起了人民解放军广大官兵无比的愤怒。
当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右派分子叫嚣“共产党下台”，要“杀共产党”等反动言论时，我们不能不气愤填胸。
当我们从祖国的边防、海防和各种战斗工作岗位上来开会的时候，我们许多战友一再嘱咐我们，一直到开会期间，我们还接到部队许多同志的来信，其中就有三十三个在上甘岭战役立过功的同志联名来信，要我们在这次大会上代表他们向右派分子提出严正的谴责和坚决的抗议。
并要我们向大会表示，我们部队广大官兵将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彻底打垮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共产党员为了人民流血牺牲右派分子却丧尽天良污蔑他们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自诞生的第1天起，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在人民的支持下，三十年来，我们经历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以劣势装备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消灭了美帝国主义所装备的八百万国民党反动军队；
当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出国作战，配合朝鲜人民军把最凶恶的美帝国主义赶回到三八线附近，对巩固国家安全和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些胜利都是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下取得的。
右派先生们，你们能够抹煞这些历史事实吗？
试问：
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这些伟大胜利是可能的吗？
解放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又执行着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任务。
在执行各项任务时，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全体革命军人都继承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勇敢地抢先担负着最艰难、最危险的任务，为了人民利益有不少的同志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例如：
1953年07月在保卫东山岛的战斗中，我守岛部队班长共产党员张学栋，当排长牺牲时，他即挺身而出，带领全排继续冲锋，在冲向一个对我威胁很大的碉堡时，不幸身负重伤，眼看就要倒下去了，但共产党员张学栋同志却鼓着最后的一口气，冲到了敌人碉堡面前，子弹打光了，他就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敌人的射孔，用自己的生命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去年，全国各地洪水为灾，我解放军驻各地部队官兵均冒生命危险奋勇抢险救灾。
当台风袭击杭州地区时，余杭驻军司务长共产党员徐传涵等十三个同志到中桥乡去抢救群众，听到呼救声，就顺声寻找，士兵王希连、宫宝来、陈开明跳入大浪滔滔的浊流中，把四十七个落入水中的群众救出来，后来又发现有二百多人被水围在一个快要倒塌的楼上，他们就游水回来找船营救，在五里多路的急流中游来游去，奋不顾身，经过一夜搏斗，终于把二百多人从惊涛骇浪中救上岸来。
驻四川璧山县的我军战士共产党员庞良钊就是为抢救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而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今年05月，广东省惠阳县一座重要公路桥梁被洪水冲塌，我当地驻军立即派人乘卡车抢修，这时突然又滚来新的山洪，人车均被浸在洪水中；
但他们为了继续完成任务并没有弃车离开，不幸在和洪水搏斗中，共产党员谭友善、苏怀德、李文成、李运发及共青团员薛保卫都光荣的牺牲在洪水里。
还有，志愿军排长共产党员孙占元同志在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身负重伤，两腿都被打断，还在阵地上爬行，坚持指挥部队，并用机枪掩护英雄易才学爆破。
当另一股敌人从背后冲上来时，他一个人转身用机枪、手榴弹打击敌人的冲锋，并拉响最后的一颗手榴弹和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
孙占元同志就这样在英雄的上甘岭阵地上流尽了他最后的一滴血，保证了反击战斗的胜利。
同志们，类似的事例是数不尽举不完的。
这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军人的英雄事迹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扬，全国人民永远怀念着他们。
右派先生们，你们却说共产党员是“无恶不作”。
一个稍有爱国思想的中国人，决不忍心用这样的字眼加在他们头上，但你们的的确确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想的，这只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你们丧尽天良惯会颠倒黑白，挑拨是非，煽动群众向党进攻，妄图推翻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达到你们不可告人的罪恶的目的。
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革命的果实不容篡夺
我们从长期战斗中深深地体会到：
祖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取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为了争取这个胜利，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在长征的道路上还遗留着先烈的遗骨，共产党员陈金合、董存瑞、杨根思、黄继光等无数先烈的英雄形象永远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记忆里。
资产阶级右派的先生们，难道这些烈士用鲜血结成的胜利果实能够让你们所篡夺吗？
不能，绝对不能。
我们严正地告诉你们：
你们简直是在白天作梦，你们的反动算盘完全打错了，你们的反动阴谋是永远也不会得逞的。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永远是社会主义的卫士，如果有人胆敢破坏我们神圣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将和过去对付一切反革命一样，同全国人民一道在党的领导下，彻底的打垮它，消灭它！
机枪射手写信告诉王德周我们知道枪口应该对准谁
右派先生们！
你们曾有人幻想人民军队的机关枪会倒过来打，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难道你们对解放军的起码的了解都没有吗？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工农的子弟兵，我们知道我们的枪口应该对准谁。
共产党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在领导我们，我们将把我们的枪口对准党所指示的敌人，党指到那里我们就打到那里，而且保证不会打错目标。
我们部队有个机关枪射手陈秀昌同志，最近写了一封信给希望枪口会倒过来打共产党的王德周先生，他在这封信里说：
“王德周先生，我敢向你作保证，我是个优等机枪射手，到时候我一定会对准那些反党、反人民、破坏社会主义的家伙，不高不低、不左不右，准准确确地打中他那聪明而又糊涂的脑袋瓜。”
代表同志们，这就是我们人民军队中千百万机关枪射手对那些正在作梦的右派先生们的回答，也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志愿军全体官兵的回答！

克服温情主义　勇敢地投入反右派斗争
沈钧儒的发言
我听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许多同志的发言，我想到中国六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作出的翻天复地的伟大事业。
我们在完成了民主革命之后，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在突飞猛进，第1个五年计划将在今年内超额完成，人民生活比以前大大改善了。
我十分高兴，就会看到一个繁荣、富强、美丽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可爱的祖国实现。
有人说：
共产党是好大喜功的。
我说是的。
共产党“好”的是六万万人的“大”，“喜”的是社会主义的“功”，只有毛主席和共产党才能领导六万万人民的大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大功，因此，我就要竭诚拥护共产党的这样的“好大喜功”。
当然领导着六万万人民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能说是没有困难和缺点的。
建国八年以来，我们的确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的工作也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但是共产党是不怕困难的，是能够克服一切困难的，共产党也从来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今年04月中共中央宣布党内整风，并且鼓励大鸣大放，欢迎党外人士的批评和建议。
中国共产党这种伟大精神我是深受感动的。
我相信经过这次整风，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可以改正，困难可以克服，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前途是更有把握了。
但是在人民内部，在统一战线中间，还有一小撮人，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并不是欢欣鼓舞的。
有些人出身旧社会，受了资产阶级的深厚影响，不愿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他们对于新社会、新事物是不欢迎的。
其中更有极少数野心家，像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黄绍竑、龙云、陈铭枢等人，不但抗拒改造，甚至散播荒谬言论，阴谋活动，企图动摇社会主义制度、危害社会主义事业，夺取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权。
这些人都是我所熟识的，过去我们都负责民主党派的工作。
其中章乃器是和我很早就在一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
章伯钧和罗隆基长时期以来和我共同负责民盟的工作。
过去我也曾发现他们政治立场极不坚定，工作作风很多毛病，但我总希望在共同参加革命工作中，他们会逐渐进步，靠拢党，接受改造。
现在我很气愤、很痛心，发现了他们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行为，才知道这多少年来，他们不但没有进步，不接受改造，而且已经蜕化到敌我界线边沿上去了。
党和政府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以及其他右派分子，一直是在团结他们，教育他们，信任他们的。
他们都参加了人民政府的重要工作，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并且负起了民主党派的重要责任。
党和政府指望着他们参加社会主义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工作中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
但是恰恰相反，他们利用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工作机关和党派组织，来发挥他们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甚至于进行阴谋活动，诋毁诬蔑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挑拨党和人民之间的团结，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他们首先篡夺了民主党派的领导权，然后利用合法地位，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非法活动，企图破坏人民民主专政，夺取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权，以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
现在全国的工人、农民和爱国的知识分子义愤填膺，向资产阶级右派进行批判和反击。
我们民盟和各民主党派已经通过决议，向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且在民主党派内部进行整风。
这是完全必要的。
我们决不能让社会主义事业受到损害，社会主义制度受到动摇。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右派分子的路只有两条：
“憣然悔悟，接受改造。
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
要不然“抗拒改造，甚至采取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那么，他们就将自绝于人民”。
我希望我们民主同盟的成员和它们所联系的知识分子，首先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认真划清政治和思想界线，站稳自己的社会主义立场，勇敢地投入反对右派的火热斗争当中，克服温情主义，把战斗进行到底。
我们旧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只有在这一场激烈的政治、思想战斗中考验自己，锻炼自己，克服个人主义，逐步树立工人阶级思想，脱胎换骨地度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真心诚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愉快地共同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

章罗联盟的透视
胡愈之的发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次会议揭发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和罪恶行为。
由于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正在展开一场激烈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我同意各位代表在大会和小组会上对右派分子进行揭发、批判、控诉的各项发言。
我愿意跟各位代表一起，跟全国工、农、知识分子一起，投入到反右派斗争中，并且要把这一场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贯彻到底，不得到胜利不收兵。
我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现在我就章（伯钧）罗（隆基）联盟及其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在大会上进行揭露、分析和批判，请代表们共同加以谴责和声讨。
章罗联盟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结成的阴谋集团
首先分析一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章罗联盟的本质。
1939年当中国民主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就已经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
“……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
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
在全国解放以后，中国革命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到了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
在这一时期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团结改造的正确政策，民族资产阶级接受了赎买政策，交出为他们所占有的生产资料，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有一大部分接受了思想改造，其中一小部分改变了资产阶级世界观，开始转变成为劳动知识分子。
但是，这只是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作为整个阶级来说，资产阶级是决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的。
在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包含他们里面的知识分子在内，就有很大一部分，仍然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中间摇摆着，他们有接受工人阶级、共产党领导的一面，又有抗拒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的一面，这是资产阶级的中间派。
另外又有一小批人是资产阶级右派，他们是坚决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他们处心积虑，待机观变，要夺取共产党的领导权，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把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拉回到资本主义的反动道路上去。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人数是很少的，但是由于他们是坚决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并且他们能够影响为数众多的资产阶级中间派，所以他们的危害性是很大的。
章（伯钧）、罗（隆基）联盟就是由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结合起来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集团。
章、罗两人反共的政治本质
章伯钧、罗隆基是怎样一种人呢？
罗隆基说：
“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出一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东西。”
这完全错了。
应当这样说才对：
把章伯钧、罗隆基的骨头烧成灰，也仍然是反共、反人民的，断然闻不出一点社会主义的气息。
章伯钧，地主阶级出身，留学德国时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就脱离共产党，参加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
第三党在当时号召中国应当走第3条道路，就是既反蒋又反共的中间路线。
从那时候起，章伯钧就鼓吹第二国际考茨基的反共理论。
列宁曾经说过：
“考茨基完全曲解了马克思学说，将其赝造成为机会主义。”
又说：
“他在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却背弃了革命。”
所以章伯钧传受了叛徒考茨基的衣钵，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挂修正主义的招牌，贩资本主义的私货，三十年以来是一贯的。
罗隆基毕业清华大学，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政治。
回国后成为胡适门下的走卒，曾任新月月刊和天主教机关报益世报总编辑。
他在1930年10月，在新月月刊上写道：
“在今日中国的状况下，为中国人民求生路计，自然只有希望国民党剿共及早成功。
谚所谓‘两恶相权取其轻’，即此意耳。”
在同年12月他又在“告日本国民和中国的当局”这篇文章里写道：
“如今，中国的青年界里，已有这样的呼声：
‘与其归日，宁愿附俄’。
中国共产的成功，固为中国之祸，亦非日本之福。
俄国如今已乘机兴起。
中日鹬蚌之争，共产渔人之利，一旦东亚全部赤化，复巢之下，宁有完卵！
这又是日本有智识有眼光的国民和政治家应顾虑的一点。”
罗隆基曾经说过：
“章伯钧是七分反蒋，三分反共；
我是六分反蒋，四分反共。”
章伯钧也说：
“农工民主党靠反共起家，而民盟靠中间路线起家。”
章罗两人一贯耍两面派手法，但是这两句话说得比较老实。
由此可见，章伯钧和罗隆基从开始搞政治活动起，已经是坚决反共的资产阶级分子。
在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从抗日战争的后期起，他们两人又都走着一边反蒋一边反共的中间道路。
天下老鸦一般黑，从反共的政治本质来看，他们两人是完全一致的。
章伯钧和罗隆基到后来终于结成了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联盟，不是偶然的，是因为他们两人本来就已经有了共同的阶级基础和共同的思想根源。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章罗极力要把民盟引导到反动的第3条道路上
作为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章伯钧和罗隆基是完全相同的。
但是他们所代表的阶层仍然不完全相同。
章伯钧自称为马路政客，也就是流氓政客，他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里面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买办性的一批社会渣滓：
旧军阀、旧官僚、流氓、地痞、从地主阶级出身的旧知识分子以及在革命斗争中掉了队的那些人们。
另一方面，罗隆基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要是英美留学生，其中有一些是在学术界有一定地位和声望的。
其中又有一部分人在后来这几年思想有很大进步。
但是他们在没有经过思想改造之前从头到脚盖着资产阶级的烙印，他们梦想着要按照资本主义的型式来改造中国社会。
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所寄托希望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就是指罗隆基所代表的这一批未经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章伯钧和罗隆基仍然在做着中间路线的迷梦，要把民主同盟引导到反动的第3条道路上去。
他们从来没有估计到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他们满以为内战要无限期地延长下去，“国民党不能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消灭国民党。”
他们以为趁火打劫混水摸鱼的机会到来了。
章伯钧就在华东、西南、西北布置军事活动，满以为有了枪杆子，就可以称王道霸，至少可以同人民政权和蒋介石三分天下。
罗隆基就勾搭美帝国主义，要美国扶植中国所谓“第3种势力”。
罗隆基曾经向司徒雷登建议：
“美国买了蒋介石这匹马，赌输了，还是买民主同盟这匹马罢，可以保你赢回来。”
但是章伯钧还来不及也不可能实现他的称王道霸的军事计划，美帝国主义也并没有下决心赌罗隆基这匹马。
从一九四八到1949年，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了全中国。
所谓中间路线或第3条道路，变成一场恶梦，现在是完全破灭了。
中间路线虽然在本质上是反动的政治路线。
虽然在民主革命时期，它还有积极的一面，这就是反日反蒋的一面。
可是到了全国解放以后，中间路线已经丧失一切积极的因素，而成为彻头彻尾反动的路线了。
中国革命进入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之后，横在资产阶级面前的路只有两条，或者是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就是接受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
或者是走资本主义的旧道路，这就是反人民、反共产党的领导。
第3条道路是没有的。
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是向一切的人们开着的，问题是在于人们选择那一条道路。
在表面上章伯钧、罗隆基是选择前一条道路的。
他们代表了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参加了人民政协，参加了人民政权，接受了共同纲领，后来又接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就是说他们接受了共产党领导，接受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
罗隆基说：
他因为毛主席0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中，没有提出六项政治标准，所以犯错误。
这是胡说。
六项政治标准，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共产党领导，难道还不是都在宪法上写明白的吗？
从反右派分子斗争中所揭发的事实证明，章伯钧、罗隆基从全国解放以后一直到现在，并没有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选择了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他们是一贯玩两面派手法的，他们伪装着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接受共产党领导，暗中却没有一天停止过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
章罗以为趁火打劫时机已到
在解放以后的最初几年中，由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的巨大胜利，党和政府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和信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公开活动，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事实证明，章伯钧在这几年中买旧书，跑古董铺，在政治上伪装消极，实际上是在待机观变。
罗隆基在民盟内布置他的反共小集团，美其名曰“以文会友”。
在这一时期，章、罗两人是有矛盾的，主要表现在他们争夺民盟的领导地位，但是他们的行动的目标仍然是一致的，就是准备时机到来，夺去党的领导权，实行资本主义的复辟。
资产阶级总是凭着自己的主观愿望，而不是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问题的。
章伯钧和罗隆基都有一个主观愿望，就是中国要大乱，世界要大乱，大乱的时候社会主义就搞不成了，人民政权也就站不稳了，于是乎资产阶级就可以取而代之。
章伯钧时常对人说，三年以后要有大变，二年以后、一年以后要有大变。
罗隆基总不相信国际紧张形势有趋向缓和的可能。
这就是由于他们都是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主观愿望来看问题的。
过去的一年，1956年确实是大变动的一年。
中国国内形势有变动，国际形势也有变动。
可是这决不是像章、罗主观愿望所设想的那种“大变”。
去年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获得基本胜利，工农业建设和文教建设都有很大成就，这是说社会主义事业是更加巩固，而不是削弱了；
党和政府的威信是更加提高，而不是降低了。
由于波兰、匈牙利事件而发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虽然不是好事，但是由于这些事件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阵营是更加团结，更加坚强了，帝国主义要向匈牙利进行颠覆活动的阴谋完全失败了。
由于利令智昏，章伯钧、罗隆基对于当前形势，却作了完全相反的错误估计。
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章伯钧、罗隆基就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削弱，中国内部有困难，趁火打劫的时机快要到来，即使不是立即“大变”，也不会是很远了。
去年07月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的会议上说：
“社会主义民主还要发展变化，现在正在继续变化。
形势还要变，我们大家的责任很重大。”
章伯钧所谓“变”是什么呢？
就是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
“责任”又是什么呢？
就是要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进攻，夺取党的领导权，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章罗结成联盟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它有战略战术，也有方针步骤
要干这样的一件大事，就得要一个强大的队伍，于是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联盟就结合起来了。
章伯钧有一套伪装马列主义的修正主义理论，也有一套积累三十年的流氓政客经验。
罗隆基呢，他有他的宗派小集团，和受他的影响的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章、罗分开，是干不了大事的，但是合起来，声势就差不多了！
章罗联盟到底为的是干什么？
从现在已经揭发的材料来看，以章罗为首的阴谋集团，是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的。
首先，他们要从动摇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入手，企图用资产阶级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用英美式的议会制度，来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用资产阶级的两党轮流执政来代替民主集中制。
章伯钧、罗隆基和其他主要的右派分子，这一年来在政协和政权机关的会议上，经常发表各种谬论，矛头主要针对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和肃反工作。
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传达毛主席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时说：
“现在很多人说资本主义不好，事实上资本主义也还有生命力。
为什么有生命力，就因为有多党制度，有民主制度，有上下院，有在朝党和在野党。
资本主义的办法是：
你不行，我来；
我不行，你来。
在朝的骂在野的，在野的骂在朝的，这就有生命力。”
章、罗联盟所提出的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和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谬论，孤立起来看，只是一些怪议论，是不容易了解真正用意的。
但是结合起来看，就很明白，章罗联盟是要用资产阶级民主来代替人民民主制度，而更主要的是要削弱以至推翻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削弱了，上层建筑动摇了，这样就为资本主义复辟铺平了道路，为资产阶级专政创造了条件。
在外交政策上，章罗联盟是反苏的，不赞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在文教政策上，章伯钧、罗隆基一贯地反对党领导文教机关，认为共产党员不懂科学，所以不能领导科学，章伯钧和罗隆基都不承认苏联有文化和科学，主张科学要学英美。
章伯钧是以卫道者自居的。
他认为马列主义是教条，只有线装书才值得一读。
章伯钧是不是真的重视民族文化传统呢？
不是的。
他不过是拿保卫民族文化作为幌子，诬蔑共产党不要民族文化，借此勾引一批落后的旧知识分子来扩大反共的影响罢了。
如果说，章、罗反共联盟只是由于一时冲动，采取完全盲目的行动，这是错了。
事实上它有战略战术，也有方针步骤。
从已经揭发的材料证明，章、罗联盟的反共阴谋，是以对党不满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作为基本群众的。
它利用了一部分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对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暂时不习惯，甚至有严重抵触，夸大了一部分工农干部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进行挑拨离间，企图首先夺去党对文化科学事业的领导，夺去党在高等学校中的核心领导，并且散播绝对民主和个人自由主义的毒素，煽惑知识分子和青年，引起对党的不满，以便于时机到来的时候，在中国造成一次匈牙利事变。
他们曾经这样的估计：
“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都是学生闹起来的。”
这个联盟利用合法组织来进行非法活动，控制民盟的领导权
为了实现这一反共阴谋，自然还必须在组织上有充分的准备。
章、罗联盟是用合法组织来进行非法活动的，因此它首先要控制民盟内部的领导权，这就是要排斥民盟的主席沈钧儒同志和其他民盟里面的左翼进步分子，并争取一些中间分子吸引到右派这一方面。
章、罗都主张民主党派要大发展，民盟要发展一二百万盟员，还要到青年甚至工农中发展组织。
章伯钧主张取消“防区制”，这就是说民主党派发展组织不要有重点分工，不要有任何限制。
在宣传工作方面，章罗联盟首先控制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创办一些民主党派的机关刊物，为他们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纲领进行宣传鼓动。
要做好这一些组织和宣传工作的准备，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从1956年下半年起，事实上章、罗联盟已经在积极进行活动。
章伯钧把中国共产党的整风作了一些主观主义的估计。
他认为中共在群众中间已经逐渐失去威信，党内一整风，一定会引起群众不满，到那时就可以向党发动进攻，夺去党的领导权的机会就到来了。
在今年春间，中共宣布要在1958年才开始整风，所以章伯钧和罗隆基在本年三、04月的民盟工作会议中，虽然一方面发表了一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并且作了一些组织布置，发动民盟和农工民主党的地方组织大力发展，特别是吸收一批对党不满的右派反动分子加入民主党派，但是他们的行动仍然是十分隐蔽的，他们还竭力避免暴露他们的真面目。
原定计划已被打乱，阴谋终于完全暴露了
于是“不平常的春天”到来了。
在毛泽东主席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以后，党采取了“大鸣”“大放”的政策，到04月底，党又宣布了整风提前开始。
到了这时候，一方面章、罗联盟的原定计划已经被打乱，在还没有作好组织准备之前，就只好仓皇出战，另一方面时机是不可失去的，章、罗联盟就控制了两个党派和两个日报，采取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行动，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进行猖狂的进攻。
正如人民日报07月01日社论所说的，“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
到了06月06日，在文化俱乐部由章伯钧召开的会议上，章伯钧主张向党进行讹诈，由民盟来“收拾残局”，以夺去高等学校中的领导权，狂妄可算是到了极点。
章、罗联盟的阴谋野心，到了这时候才完全暴露了。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疯狂到这样程度，以至敢于向工人阶级进攻，向共产党进攻，向社会主义事业进攻。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决不容许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损失，决不容许社会主义制度受到破坏，更不容许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受到猖狂进攻。
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在全国人民面前完全暴露之后，章、罗反共联盟遭到粉碎，是必然的，是不值得惊异的。
知识分子从章罗联盟这一坏事中应当记取什么教训
章、罗联盟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阴谋，是一件坏事。
毛主席教导我们，只要我们接受教训，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
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应该从这一事件，接受教训，只有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真正接受共产党领导才是唯一的出路，要是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会迷失方向，最后陷入资产阶级右派的泥坑中。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虽然置身于人民的队伍之中，但是却站在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甚至采取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
因此，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对这种人进行必要的坚决的斗争，使绝大多数真正爱国的人认识到右派分子的立场和行为的错误。”
我也相信章、罗联盟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阴谋的揭露，一定会教育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向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光明道路迈进。

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战斗
潘梓年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首长的几个报告。
现在我要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歪曲乃至污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言论发表一些意见。
一个写成条文的章罗联盟的反社会主义纲领
在最近一个时期反右派的斗争中揭露出来的大量材料，已经证实了章罗联盟在鸣放过程、整风过程中兴风作浪，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证实了这个联盟自外于人民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
章伯钧在承认存在有这个反动联盟时说，这联盟的“具体纲领写成具体条文是没有的”。
这话最多只有一半合乎事实。
他们没有明目张胆地拿出一个完整的政治纲领来宣传。
在现时条件下，他们的胆量还没有大到敢于这样做的地步。
但是写成具体条文的具体纲领并且发表出来的却是有一个的，那就是民盟中央“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
这个文件从表面上看仿佛只是对国家科学工作的一些建议，但是实际上却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国务院规划委员会几个月来对当前科学工作中的许多问题早就作了研究，写出了草案，并且把草案给民盟这个小组中的好几个成员看过。
而国务院规划委员会开会的时间是在06月13日，这个“意见书”不早不晚在06月09日发表，其目的无非想在群众中造成印象，仿佛在科学工作方面中国共产党拿不出什么办法，只有民盟才能代表科学家，并且要来“保护科学家”。
06月09日光明日报称这一工作为“互相监督开拓了新路”，认为“这一件事，从民主党派的工作方面来说，是有新的意义的”，可见章罗联盟提起这件事情，眼光决不限于科学工作上面。
如果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这个文件的内容，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许多不平常的东西，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货色样样俱全。
因此从这个“意见书”所包括的根本原则来说，我们完全应该把它看作章罗联盟的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纲领。
这个文件虽然没有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在全文中没有片言只语说到中国共产党、说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说到中国共产党的科学政策的正确；
相反地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对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科学政策、方针的肆意攻击和歪曲，看到他们竭力挑拨党和科学家、党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关系，破坏人民之间的团结。
他们反对科学力量必要的集中，反对中国科学院作为全国科学研究的火车头，提倡极度的分散，用意也在摆脱和削弱中国共产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
这个文件虽然也没有公开反对社会主义，但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反对社会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文件也绝口不谈社会主义。
全文只有在污蔑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没有可继承的”时出现了一次社会主义的字样。
这个文件根本不提科学研究工作服从国家需要这个原则，其目的就是引导科学家不去很好地为社会建设服务。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这个文件也是反对的。
这句话当然也没有说出来。
但是这个举手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所拿出关于科学工作（其中包括社会科学工作）的文件中，竟从头到尾一字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反地主张把发展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作为首要的任务，要求我们改变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所一贯采取的批判态度。
这个文件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意图是极其明显的。
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前提下，他们居然侈谈要“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政策法令提供意见”，要求政府部门“主动地将有关资料，尽量供给”他们，主张“除军事、外交以及新发明外”对他们“所有资料不必保密”，事实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批评无产阶级政党依据马列主义观点制定的政策和法令，让资产阶级“学者”干预国家重要政策的决定，改变国家政策的社会主义性质而已。
关于民盟中央“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这个文件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的性质，郭沫若副委员长在这次大会的发言中已经作了透彻的分析，并且给以有力的驳斥。
我完全同意这个发言，并且认为郭沫若副委员长的揭露和分析，不但可以提高我国科学家的政治觉悟，帮助我国科学家认清科学工作中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明确自己坚决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而且也有助于广大知识分子、广大群众认清章罗联盟反动的政治面目。
右派分子采取三种办法来进攻马克思主义
现在我想再就反击右派分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攻问题补充一些意见。
最近一个时期右派分子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攻是非常猖狂的。
他们采取的办法，归结起来不外这样三种：
一个是丑化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替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擦粉，还有一个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贩卖私货。
卑鄙的阴谋家手法之一——
丑化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革命胜利的结果，也是今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保证。
为了促进科学的进步，为了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地位，我们党中央去年明确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科学上不同学派的自由争论，甚至允许对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批评。
党中央的这个方针今后必须继续贯彻。
但是今天右派分子主要并不是同马克思主义在学术上进行争论，而是污蔑、丑化马克思主义。
这是卑鄙的资产阶级政治阴谋家的手法，决不是任何追求真理的学者采取的态度。
谁都知道，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而右派分子在教条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故意划上等号，说什么学马克思主义“只是增加些教条”或者说“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要反对教条主义就得反对马克思主义。
谁都知道“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的谰言早就在理论上被驳倒，而且早就被中国革命胜利的事实最后完全粉碎。
现在右派分子又把这些破铜烂铁重新拣了起来当作武器，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搬到中国来运用，很多地方对不上号”。
有的右派分子还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荒谬言论，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百几十年前创立起来的，“现在已经取得了政权，工人阶级自己成了统治者，以前那一套就过时了”。
说马克思列宁没有见过原子能，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不适用于今天。
此外，有的资产阶级学者硬说自从恩格斯死后六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停滞没有发展，把列宁这样伟大革命导师在理论方面的功绩，把斯大林和各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所获得的成就一笔抹煞。
他们否认解放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进步，否认思想改造的重大成就，却把这些说成是知识分子的严冬天气，说成知识分子的浩劫。
右派分子竭尽一切力量来贬低马克思主义的地位。
有的人只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百家中同其余九十九家处于平等地位的一家。
有的人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只是许许多多门科学中的一门科学，甚至有人说“马列主义没有什么，不外讲人事关系……许多马列主义巨著，最多是几个教条法则，倒不如中国古旧著作把人事关系讲得扼要而清楚”“还不如学学曾国藩家书”。
有的人干脆否认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连一些对科学一窍不通的人也居然说马克思主义浅薄、粗糙、简单，认为“马列主义不值得学”。
右派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抱着仇视的态度，他们从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射出毒箭，竭力破坏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的威信，破坏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走向胜利的理论基础。
美化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提高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地位
这一时期右派分子在美化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以提高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地位方面，进行了许多活动。
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早就告诉我们，尽管古典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等对科学发展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从根本上说是不科学的。
自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之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就宣告了破产，这就使得一切追求科学真理的人摒弃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站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
在我们中国，各式各样资产阶级学说也都流行一时，但是最后证明这些学说只能把我国引导到歧路上去，不能指导中国人民为自己的自由和幸福而奋斗。
将近四十年来，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在我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愈来愈彻底的批判。
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运动，使得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失去许多地盘，在广大人民中更加丧失信用。
右派分子对此是极不甘心的。
因此在最近一个时期极力企图翻案。
他们说，我们不该说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中种种错误学说，是唯心主义的或机械唯物主义的，要求把帽子统统摘掉。
他们说我们的批判是“围剿”、是“一棒子打死”，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使得千红万紫、鲜妍可爱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许多花朵枯萎了。
他们要求“平反”，“恢复名誉”。
他们说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不是“不科学的”，而是很科学的、最科学的。
在他们看来，由于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等等进行了批判，并且今后还要继续采取批判的态度，以致这些学科“不能成为独立的学科”，是一种重大的损失，以致如果不赶快把它们“恢复”起来，“重视”起来，“要发展社会科学”就几乎不可能。
他们甚至根本抹煞马克思主义者在“国际关系”、“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状况”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认为这些具有极其强烈的阶级性的学科，也非借重资产阶级的“政治学”，非依靠杨兆龙、王造时这样的“专家”不可，否则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就势必成为泡影。
某些人极力吹嘘资产阶级社会学在调查研究方面的特长，说什么只有像“陈达式的国情普查和李景汉式的农村社会调查，才能避免荀子所说的乱于差，而达到详而治”。
人们知道，社会调查也是有阶级性的。
仅仅由于缺乏阶级分析这一点，资产阶级学者的调查研究的科学价值就必然不高。
而在这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要比资产阶级学者高明得多，这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最近一个时期，某些人在继承文化遗产问题上，做了很多文章。
其中有不少是与美化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这一企图有关的。
例如有人主张全盘接受中国和外国的法学遗产。
他们主张只有全盘接受这些遗产，才能加强“法治”。
人们不会不知道，他们所指的中国的法学遗产主要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东西，外国的法学遗产主要的是资本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时代的东西。
我们对于这些遗产，难道可以全盘接受吗？
另外有些人，则在做反面文章，他们诋毁马克思主义者割断传统，不要遗产，一切要“从头创造”。
他们否认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所有知识的总结，而把中外文化遗产，统统归在自己的账上，仿佛只有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才是文化遗产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
事实和这些人的说法恰恰相反，只有马克思主义真正继承了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今后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才有可能真正继承一切有用的文化遗产。
鱼目混珠，把反社会主义言论贴上马克思主义标签
右派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的另外一种手法，就是鱼目混珠，用假马克思主义来反对真马克思主义。
他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是很不聪明的。
因此就在自己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上面，挂上马克思主义的招牌，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
照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是争取社会同情必不可少的。
罗隆基说他“自己从不学马列主义却写出马列主义文章”。
右派分子所写的大概很多是“罗隆基式的马列主义文章”。
这是思想战线上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对右派分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猖狂进攻，必须予以有力的反击。
这是思想战线上的一场阶级斗争。
不要以为右派分子的言论无足轻重，不必驳斥。
如果不加揭露、不予批判，这些谬论就可能在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青年中发生作用。
我国不少旧学者还正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他们的立场观点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资产阶级思想包袱还很重，如果对右派分子的反马克思主义言论不加揭露，不予批判，这些言论就可能在他们的头脑中引起共鸣，使他们思想倒退，并且通过他们又给青年以不好的影响。
我国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一切站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人们，应该起来为捍卫我们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的胜利而战斗。

宁夏回族自治区是我们回族人民理想的家
达浦生说：
我们回族人民都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庆颂这件大喜事。
家家户户都衷心的感谢共产党、毛主席和社会主义。
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就是我们胜利建设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最大保证。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和乌兰夫副总理的各项报告。
这些报告实事求是地说明了我们祖国一年来的巨大成就。
我听了以后，十分兴奋。
在大会之前，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发表了。
我完全拥护主席这篇讲话。
主席这篇讲话提高了我的认识，使得我更加信心百倍的参加祖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现在我对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广西僮族自治区的问题，讲一点我个人的感想。
我完全同意乌兰夫副总理的报告，完全拥护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广西僮族自治区。
我们回族人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庆颂这件回回民族的大喜事。
家家户户都衷心的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感谢社会主义。
民族区域自治是共产党和毛主席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我们少数民族走入繁荣幸福生活的大门。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回族聚居的地区已经成立了四个回族自治州，九个回族自治县，一个同其他兄弟民族联合的自治县和十多个回民区，上百个民族乡镇。
在推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建设都有很大发展，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合作也更加巩固。
就拿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来看吧，这个自治州由1950年到1956年，粮食总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七十九强，造林增加了四千五百多倍，灌溉面积增加了百分之四百二十四，少数民族学生增加了一点五四倍，人民的购买力增加了百分之四百五十六，储蓄增加了七十五倍。
民族干部也大批的在实际工作中成长起来。
各兄弟民族的关系也更加亲密和睦。
如果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没有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怎么能有这样迅速的巨大发展。
僮族和回族都是中国境内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但是在过去还没有建立省一级的民族自治区。
中国共产党在去年02月和10月先后倡议建立回族和僮族的省一级自治区，这样就使得这两个民族同它在祖国大家庭的地位更加适应，更能够充分发挥我们这两个民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积极性，使我国各民族的团结更加巩固。
这是完全符合僮族和回族人民的愿望，完全符合全国各民族利益的。
我相信我们的大会是会一致通过这议案的。
全国回族人民共有三百五十余万，由于历史原因，大部分居住在全国各地。
现在选择甘肃境内回族人口较多的宁夏及其附近地区建立回族自治区，是十分适当的。
这个区域包括十七个县和两个市，面积有七万七千八百多平方公里，人口有一百七十多万，物产丰富，矿藏很多，包兰铁路将穿越过境。
这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地区，是我们回族人民很理想的家。
我完全拥护乌兰夫副总理报告中提出的方案。
宁夏回族自治区将要成立了，这是我们回族人民千百年来世世代代的理想。
我们回族人民和全国兄弟民族人民一样，是勤劳勇敢的，是富于智慧的，只是由于在旧中国长期遭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才使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处于落后状态。
我们一定要将自治区建设好。
我们一定能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全国各族兄弟，特别是汉族兄弟的帮助下，发展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设，逐步的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民族。
要建设好宁夏回族自治区，我想有三件事特别重要。
第1，回族内部一定要很好团结。
消除各种成见，在祖国的社会主义总目标下团结起来，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繁荣幸福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目标下团结起来。
在自治区内实行民主，培养干部，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
只有团结好了，才能将自治区建设好。
第2，要和各族人民很好团结。
我们回族人民和各族人民，特别是同汉族人民长期共同生活，共同创造了我国的历史和文化。
曾经为推翻我们共同的敌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共同进行过斗争。
新中国成立以后，又共同的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进行奋斗。
我们不能设想没有各族人民的帮助、特别是没有汉族人民的帮助就能够将自治区建设好。
我们一定要巩固回族人民同各族人民的团结，一定要学习各族人民、特别是汉族人民的各方面建设经验。
这样才能将自治区建设好。
第3，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紧紧依靠共产党的领导。
有了共产党我们回回民族才得解放。
有了共产党才有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才有可能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
今后也只有紧紧依靠党的领导，才能建设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的宁夏回族自治区。
我们一时一刻都不应削弱共产党的领导。
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就是我们胜利建设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最大保证。
我们回族人民在旧中国经历了长期的痛苦和压迫。
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有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有了社会主义，我们才走上幸福光明的大道。
可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龙云等右派分子却来挑拨民族关系，要我们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
企图将我们拉回旧中国的灾难里去。
对于这种卑劣的阴谋，怎能不表示最大的愤慨。
我决不同意你们这样做，全国回民决不同意你们这样做，全国各族人民也决不会同意你们这样做。
我们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坚决拥护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
你们的一切阴谋，一定会被全国各族人民粉碎的。
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将更加繁荣，更加巩固，更迅速的向社会主义前进。

民革在大风浪中经受着考验
王昆仑的发言
（一）民革大右派分子暴露了真面目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大会上的其他几项报告。
我们这次大会在全国人民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斗争中进行；
大会场，小会场，充满了肯定建设成绩、庆幸伟大成就的欢呼；
同时，我们也进行着对右派分子的揭露和批判，大家都精神振奋，斗志昂扬；
只有一小撮不肯真心改悔、彻底交代的右派头面人物，在群众面前原形毕露，局促不安，无地容身。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一小撮大右派分子也无例外地暴露了他们自己反党反人民的真面貌。
龙云从解放以来对共产党，对我们的人民事业，一连骂了八年。
近来公然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反苏崇美的意见，说抗美援朝也要苏联负担，说苏联还要中国还债，太厉害，不如美国好。
他企图挑拨破坏中国与苏联、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互助关系。
黄绍竑一贯地阴谋诡计到处寻找党和政府的缺点，而且随时加以夸大。
两年来更专为反革命分子呼冤“平反”，妄以“包青天”自居。
近来在人大常委会上故意借端扩大政府工作的个别缺点，抹煞成绩，向党进行狂妄的攻击。
他又和谭惕吾泄漏国家机密，勾结反动学生林希翎、张新容等，公然为反革命学生谢昕做掩护，阴谋煽动大学中的反动风潮。
陈铭枢本着他一贯的多年来冒充抗日反蒋反复无常的政治野心，又一次暴露出他的非常狂妄的反党言行。
至于在各地方，民革组织也已经揭发的右派骨干分子有三十多人，也是奇形怪状，荒谬不堪。
而其中罗翼群竟敢闯入广东农村进行煽动，激起了几万农民群众的愤怒。
民革中右派的进攻是很猖狂的，我是人民代表，也是民革的成员，我应当向代表们报告，在民革中央和各地方已经展开反击右派分子的激烈斗争，一定要把他们反党反人民的进攻打个粉碎！
实际上，民革在开始成立的前后就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
有人要跟着人民的大队前进，有人想拖住他的后腿去走邪路。
解放八年，总的来说，民革组织是坚持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统一战线中走向社会主义路线的，对国家对人民发挥了它一定的作用。
可是民革中的某些右派分子却一直或明或暗地企图使民革脱离党的领导，走上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还常利用民革的地位在人民面前散布资产阶级的毒素；
因此，坚持正确路线的民革同志们，在中央，在地方，不能不经常和他们进行着坚决的斗争。
（二）他们要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
民革的大右派分子，从来要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呢？
第1，他们不肯真正放弃旧国民党的统治思想，要使民革成为一个和共产党分庭抗礼的大党。
他们认为民革组织应该就是旧国民党的归队，他们打着“扩大团结”“发展组织”的旗号，企图把留在大陆上的旧国民党员一概吸收进来。
有人说：
“劳改分子比我们还要进步”；
有人说：
“进来些特务分子有什么要紧？”
发展的范围，要从大城市一直到工厂、农村。
在他们的理想中，民革要把组织网遍布全国，党员要各阶级、各阶层都有，恨不得把所有落后的人们都吸收到民革中来。
这样，就能形成一个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的组织，可以和共产党争01日之短长。
如果按照他们这样的面貌来改造民革，民革岂不早已变了质，还能成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吗？
对他们这种企图，凡是爱党爱国的民革同志都不能容许！
第2，他们一贯反对肃反，为反革命分子多方掩护，叫屈鸣冤。
一听到贯彻肃反就怒气冲天。
他们不时介绍一些政治面貌不清的分子加入民革组织，对服刑刚满或罪行没有交代的分子要介绍到民革或政府工作，常常反对民革把判罪的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党。
更严重的是，有人专门到处为反革命分子打抱不平，把人民群众的肃反说成是惨无人道，说我们的司法机关无法无天。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装扮成一付悲天悯人、维护法制的伪善面貌呢？
他们为什么对反革命分子这样心疼呢？
不是因为肃清的反革命分子越多，他们世界里的群众就越少吗？
在他们的思想深处，是不是要把反革命分子都从人民的法网中开脱出来，好让他们放手进行破坏活动？
可是我们全国人民是绝不能答应的！
第3，这些右派分子的政治立场，使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充满了敌意。
他们把土地改革说成是农村破产，实际上是痛心于挖掉了他们的阶级根子。
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造成社会贫困，实际上是因为切断了他们通往资本主义的道路。
自从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来，他们一贯坚持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
对于农业合作化和大规模工业建设所取得的成绩，都熟视无睹，一笔抹煞。
不是说农民收入太少，生活苦，就是说工业建设都冒进，浪费太多，他们之所以这样反对社会主义的一切发展，蓄意夸大缺点、抹煞成绩，是想动摇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以企图开辟他们所梦想的资本主义的道路。
然而，你们这一小撮右派分子决不能改变我们六万万人共同的道路！
第4，民革的右派骨干分子，实质上是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对苏联怀着阶级的仇恨。
相反地，对于美帝侵略却从不表现愤慨，甚至于颂扬美国进步，美国大方。
他们在国际上敌我不分，同样地，对台湾蒋介石集团，也是“只有友情，毫无敌意”；
还硬说肃反是违反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
这些右派分子们，为什么这样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向往资本主义的美国？
为什么硬要把台湾问题看成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是不是真有人梦想着恢复美蒋在中国大陆上的联合统治？
立场不稳，敌我不分，民主党派决不容许！
这些大右派分子，他们的阶级立场和政治企图是很明显的。
尽管解放八年，在中国的大地上经过了天翻地复的变化，他们的阶级基础已经垮了台，可是他们仍然留恋过去的统治地位，不肯否定自己的丑恶历史，还抱着过去称王道霸、翻云复雨的野心。
龙云，不能忘情于云南王的宝座；
黄绍竑，怀念统治广西的威风；
陈铭枢，总想实现他要当一个大领袖的政治野心。
这一类阴谋家和野心家们，腆然不惭地在我们的国家机关里身居高位，养尊处优，可是从来不肯安分守己，做些好事。
他们过去久经旧社会的风云变幻，富有反动统治的权谋数术；
或惯于潜居斗室，深谋远虑，或经常援引故旧，发纵指使；
或利用合法地位，公开放毒；
或进行隐秘活动，策划暴乱。
这种种勾当，归根结底是为了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民主专政。
小而言之吧：
可以扩大右派势力，积累政治资本，向党和人民得寸进尺，讹诈勒索；
进一步就要求共同领导，轮流坐庄。
而他们的胃口实际上恐怕还不止于如此，一心一意地等待着“学生上街”，“农民造反”，那时候，“匈牙利事变的前夕”到了，“风云际会，山河变色”，似乎只要振臂一呼，就可以建立起一个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联合王国。
果不其然，各路的右派英雄好汉们趁着中共号召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一齐蠢动起来。
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代表着半身入土而又不甘心就此灭亡的资产阶级右派，率先放火；
已经死亡了的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幽灵附体的民革大右派分子龙云、黄绍竑、陈铭枢等不胜其钦佩向往，也就一齐鼓噪向前，充当起一路诸侯，赶来会师。
事实说明，资产阶级虽然接受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在敲锣打鼓声中，交出了他们的生产资料，可是，为他们充当政治代表的右派头面人物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却坚持不肯把他们资产阶级的统治思想也交了出来。
龙云、黄绍竑、陈铭枢、谭惕吾等，都深深哀悼着旧时代统治地位的沦亡，日夜不安，千方百计，企图复辟。
这些人物之间，党派尽管不同，反党反人民的活动和目标，则本无二致。
只就一点来看：
章罗联盟指挥教授，黄谭集团发动学生，意在夺取学校，煽动风潮，以便殊途同归，共襄大举，难道不是配合得非常紧密吗！
然而，天下事竟大谬不然，你们的算盘错了！
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起来大喝一声：
共产党的领导绝不容许削弱！
人民民主专政绝不容许动摇！
社会主义道路绝不容许改变！
人民的巨掌会把你们那些阴谋诡计、痴心妄想打得粉碎！
（三）又一次严重的考验
这回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更严重的提醒了我们各民主党派，使民革和各民主党派同样，在这次大风浪中，又经受了一次严重的考验。
民革的大右派分子，只强调长期共存和发展组织，而不要思想改造；
只强调监督共产党，而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和监督。
毫无疑义，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的民主党派，只有为社会主义服务，才有存在的可能。
民主党派的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而民革吸收的对象，主要是原国民党和与原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中上层人士，也就是旧时代的军政人员居多，如果不通过大力的思想改造，以彻底解决自己的政治立场问题，说到以往，不是严格地批判自己的历史，而是常想着“好汉当年”的“黄金时代”，想到将来，不是下决心改变阶级地位，按照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来进行自我改造，而是一脑子的争名位，比待遇，个人主义的幻想重重，这样，我们自己怎么能取得进步？
民革只有肃清右派思想毒素，长期进行思想改造，才能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和共产党长期共存。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六条政治标准。
从民主党派的角度来看，首先，要检验它是否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没有党的领导和监督，民主党派就不能保证政治路线和行动方针的正确。
就不能指导和教育自己成员参加国家事务，做好各种工作，特别是遇到风浪来时，若不坚决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和监督，怎么能保证不迷失方向？
现在民革的大右派分子，妄想拉着民革组织离开党的领导，妄想凭借民革的地位向党进攻，我们只有一致奋起予以迎头痛击，使他头破血流，完全复败！
（四）在这个重要的关头
这一回反右派的斗争，是较之以往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更为深刻、更为尖锐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这一场斗争，一定要进行得比以往历次运动更为彻底。
在这个重要的关头，形势迫使人们要自己选择：
是走光明的社会主义的生路？
还是走黑暗的资本主义的死路？
因此，我认为我们民革所有的领导同志和全体成员都不能保持沉默，模棱两可或假作超然，而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毅然决然和那些右派分子破除私人情面，划清思想界限，挺身而出，一齐参加到反击右派的浩荡大军中来，乘胜追击，立功前线，共同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政治阴谋彻底揭发，把他们所有的组织堡垒全面攻破，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对于这些右派分子来说，如果不是屡戒不改、触犯刑章自绝于人民，我们人民决不希望他们走上绝路。
可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这些深沉老辣、诡计多端的阴谋分子和野心家们，不到了完全暴露、完全孤立的境地，他们还要撒泼耍赖，碰头装死，或想蒙混过关，是不会轻易打破幻想，放下屠刀，坦白交代，真心认罪的。
姑息只有养奸，养痈终遗后患；
对他们若不刮骨疗毒，也不能起死回生，非所以真正挽救之道也！
（五）永远跟着共产党前进
依靠了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的监督、支持，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大风浪中，经过痛苦的考验，剧烈的斗争，使民革组织终于站定脚跟，平稳渡过；
同时在民革内部也培养锻炼了立场坚定、方向明确的骨干。
在这次反击右派的战斗中，最重要的是团结广大成员，共同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方针，壮大斗争队伍，发挥作战力量，这就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内在因素！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真正接受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人们，我们有充分的信心！
凡参加过一些祖国建设事业、社会改造运动的人，都亲身体会到工农兵和各方面的工作干部，是怎样流血流汗，才捍卫了祖国，取得了建设和改造的伟大成就。
八年以来，哪一点成就不是标志着我们六万万人民的艰苦奋斗和辛勤劳动？
哪一点成就不是说明了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为全国人民创造了新的幸福，而且为未来社会树立了美好生活的基础？
现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偏要诬蔑它，抹煞它，我们能容许吗？
中国共产党是团结我国六万万人民的核心力量，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创造者和领导者，是带着我们开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火车头。
正因为这样，一心要危害中国人民命运的右派分子，才把他们的毒箭，一齐集中向着共产党射来。
可是，无论工人、农民、一切的革命战士们，只要谁是有过一些为国家、为人民艰苦斗争的经历，谁都会刻骨铭心，永远不忘，深切体会到，由于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教养，自己才能在过去长夜漫漫的黑暗中看到曙光，才能从受压迫的痛苦中走到自由幸福的新天地。
共产党有缺点，我们应当看做是自己的缺点，实事求是地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它整风，以更加强党的领导。
可是，我们能眼看着别人来伤害它吗？
不！
绝不容许！
我们要万众一心、百折不挠地永远跟着共产党前进！
让他们骂我们歌功颂德吧，今天在代表六万万人意志的大会会场上，我还是要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右派分子孤立了　好心肠的人们清醒了
反右派斗争是生动深刻的政治课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谈对反右派斗争的感想
据新华社10日讯
本社记者访问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请他们谈谈对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感想。
代表们说，这次大会过程中，对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代表中极少数资产阶级的右派被完全孤立了；
另一方面，一些认识模糊的人，一些对政治不大关心的人，以及一些“好心肠”的、温情主义的人，都在这次斗争中划清了界限，提高了觉悟，认为这次斗争是上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政治课。
有的代表经过这次反右派斗争，从“迷惑”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他们擦亮了眼睛，坚决参加了斗争。
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说，右派分子抓住知识分子忽视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的弱点，千方百计地想把他们拖进泥坑里去。
他认为，一个人如果立场不稳，那是非常危险的。
现在，这位科学家白天参加人代会，晚上参加民盟整风小组反右派斗争的会议。
他说，他们在民盟整风小组会上，对曾昭抡、钱伟长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他并表示一定要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
知识分子只有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右派分子才找不到散布毒素的市场
湖南省代表、上海杨树浦发电厂总工程师杨定安说，在开始时，他对右派一些言论也引起过共鸣。
例如右派分子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他说他过去也有过类似的看法，认为外行来领导内行总是有困难的，起码是效率不高。
现在看来，这个看法是错误的。
领导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政策方针的领导，一方面是业务技术上的领导，而政策方针是主要的，共产党员在掌握政策方针上并不是外行而是内行，他们为什么不能领导呢？
当然党员同志如果能钻研业务熟悉技术就可以领导得更好。
他说，他所工作的上海杨树浦发电厂那位党员厂长，不但能很好地掌握方针政策，还在工作中熟悉了业务和技术，他把全厂的工作领导得很好。
杨定安对记者说，这次在小组讨论中，对他是一次生动的教育，现在他的一些错误看法澄清了。
北京政法学院副教务长雷洁琼说，这次反右派斗争使她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
她说，起初，她以“好心肠”来看待右派分子的言论，认为他们是大“鸣”、大“放”，是好的表现，没想到他们别有用心地要“点火”；
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
她说，如果她能从无产阶级立场来看问题，她就不致于被右派分子的言行所迷惑。
所以，她深深地感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只有这样，右派分子施放的毒素才不会找到市场，他们的阴谋活动就不能得逞。
科学技术人员如果脱离政治“为人民服务”的话就会落空
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教授杨廷宝说，这次反右派斗争是给他上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政治课。
他说，他多少年来只是钻进建筑业务里去，不问政治，存在着严重的单纯技术观点，所以当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都感不到这是个政治斗争。
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后，看到陆续揭发出来的章罗联盟及其他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才大吃一惊。
他说，他深深体会到，科学技术人员如果脱离了政治，忽视了思想改造，“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就是落空的。
湖南省代表、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周谷城对记者谈了他的感想，他说，在大鸣大放时期，他被邀参加中共上海市委举行的宣传工作会议，听到一些右派分子的言论，觉得气氛不对，但当时只以为他们是发发个人的私忿罢了，想不到右派分子竟是这样有组织、有领导地向党进攻。
他说，这些阴谋的暴露提高了他的警惕性，擦亮了他的眼睛。
他说，阶级斗争还很复杂，那种以为可以不问政治，可以专心搞学术的思想是太天真了。
知识分子应该打破温情主义在反右派斗争中锻炼和改造自己
合肥师范专科学校副校长何谦堂说，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他得了最实际的教育。
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特别注意端正立场，有些知识分子立场模糊，还有些知识分子生怕伤了情面，因而不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
他说，知识分子应该打破这种温情主义倾向，在斗争中锻炼改造自己。
有的代表在谈到自己的体会时，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性。
四川省代表巴金认为，这次反右派斗争对他自己、对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大的教育。
他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他以为只是学术界的争鸣，没有想到右派分子乘机猖狂起来。
直到人民日报6月08日的社论发表以后，虽然认识上有些不同了，但也还没想到会有像今天揭发出这样严重的情况。
巴金说，从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可以看出，除工人农民以外，许多人特别是旧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是不了解的，有不少人是被拖进社会主义的，他们的立场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有抗拒情绪；
有的人愿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不了解社会主义；
有的虽然从理性上接受了社会主义，但感情上并不接受。
因此，他认为，知识分子必须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改造。
他说，通过一个运动，一次斗争，对知识分子改造有好处，可以使社会主义思想多一点，非社会主义思想少一点。
但是单纯依靠运动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他建议今后学校、机关应该加强经常性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并且这种改造要和工作结合，要到生活里去和工农群众接近。

恶意挑拨党与非党的关系
章伯钧在铁道学院点过一把火
本报讯
05月18日，右派分子章伯钧以民盟副主席的身份，来到北京铁道学院，向院里盟员做报告，点了一把火。
06月21日，民盟铁道学院支部召开了支部大会，对章伯钧的点火活动作了初步揭发，24日、25日、26日接连召开了座谈会，进一步揭发章伯钧在铁道学院的活动，并对院内右派分子刘景向等进行批判。
现在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开展。
章伯钧挑拨党群关系和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
经济系副教授萧嘉魁揭发章伯钧那天在会上说“现在的理发店很少，只是王府井这一家（指共产党），但这家的要求又很高，要年轻的，又要头上没有毛病的。
但是人又不能不理发，那好吧，我们就多来几家理发店，这样，就男女老少和头上有癞痢疤的都能理到发了。
因此，除了中共之外，又产生了九三、民盟、农工民主党、民革、民建等各家”。
许多人指出这是挑拨党群关系的言论。
基建办公室职员胡序昌、经济系讲师乔润等揭发说，章伯钧强调了人生有三件大事：
物质生活及精神的民主和自由，他进行煽动说“你们吃得好，住得好，穿上西装，但把你们放在西郊公园里，你们高兴吗？”
章伯钧就是这样别有用心，挑拨党群关系，特别是党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关系。
俄文教研室教授张剑非揭露章伯钧一段十分恶毒的话。
他说：
章伯钧有意中伤和极端恶劣地歪曲了党和民主党派的领导关系，他说：
“我作交通部长，我和我的警卫员的关系是：
就我是交通部长说，我是领导他的；
但是就党的关系来说，他却领导我了”。
章伯钧在会上组织和煽动群众向党进攻。
电讯系讲师姜宗琰说，在座谈会上，有人说这次共产党整风是和风细雨，章伯钧说：
“恐怕不是和风细雨吧，是个台风！”
基建办公室职员胡序昌指出章伯钧说过这样的话：
“提意见我不怕，我没有顾虑。
整风开始以来，群众提了这么多意见，毛主席没有思想准备，中共中央也没有思想准备”。
基建办公室职员袁秀涛说，章伯钧在这次谈话中谈到高等学校实行党委制，毛主席还不知道。
车务系教授钮泽全说，章伯钧这句话影响很大，使我们想到高等学校实行党委制，毛主席还不知道，这就未必妥当吧。
难怪高等学校有人提出要党委退出学校了。
章伯钧这种说法是使我们对党产生了离心作用！
钮泽全说，章伯钧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是很恶毒的！
记得当建筑系教授赵华说到帮助党整风，自己有顾虑，章伯钧就接着说，“你现在又不是单干户，你有组织啦，组织上会支持你啦！”
经济系教授王仲武说，章伯钧来校报告，谈笑风生，有声有色，报告后赞声很多，证明有很多人中了毒。
经济系教授王仲武接着说，章伯钧气势汹汹地谈到：
“交通部有人问，鸣放出问题怎么办？
我支持。
铁道学院也有人问，铁道学院鸣放出问题怎么办？
我也支持！”
说这些话时，章伯钧真有点像三国演义上描写的曹操横槊赋诗时的神气。
章伯钧为什么会到北京铁道学院来放火呢？
因为北京铁道学院有章伯钧的小喽啰——右派分子刘景向。
刘景向是民盟北京铁道学院支部主任委员、经济系教授。
在章伯钧点火后，刘景向也好趁火打劫。
在刘景向指挥之下，右派分子积极地行动起来了，这些右派分子否定过去八年的一切成绩，污蔑党，污蔑人事工作，有意挑拨党群关系和群众对政府的不满。
许多教师揭露了刘景向等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
现在，北京铁道学院保卫社会主义的巨浪压倒了猖狂一时的右派分子的言论。
右派分子刘景向虽然说：
“我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把我称作右派分子，这一点也不冤枉”。
但是，他又企图寻找借口进行狡辩，拒绝交代与章伯钧的关系。

成都二师右派分子勾结反革命分子捣乱
“大同党”首恶已被逮捕
本报成都9日电
记者纪希晨报道：
07月4、5两日，成都第2师范全体师生举行大会，揭露了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小集团相互勾结，煽动学生上街闹事，殴打工人、民警，包围哄闹派出所的阴谋活动。
成都二师由于平时政治思想工作薄弱，部分学生怕艰苦，认为当教师待遇差，地位低，不安心小学教育事业。
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便利用学生思想上这些弱点和对助学金的不满情绪，并以6月02日文汇报关于安徽怀远县小学教师常金白被殴打的报道，乘机煽动学生起来与党对立。
同时又用大字报、贴标语、写匿名信的方式，制造混乱，提出“头可断，血可流，师范学校不可读”的口号，煽动同学起来“向失掉人性的共产党员斗争”，把共产党员“赶出教育工作岗位”。
这些反动言论当即遭到大多数学生的反对和驳斥。
反革命集团首恶徐昌明见到风头不对，秘密开会研究形势，认为继续写反党言论有暴露危险，决定采取“游击战”，利用当时学生对助学金的不满，指示“大同党”分子童万里、裴元福打着声援常金白、要求政府增加助学金、提高小学教师待遇的幌子，带领少数学生上街张贴标语，挑拨学生和政府闹事。
06月12日傍晚，当他们上街贴标语时，马上遭到前进铁工厂工人的劝阻。
工人并将童裴二人扭送派出所。
事情传到学校后，右派分子彭霖荣见有机可乘，马上造谣说派出所扣留了学生，工人打了学生。
于是百多学生先后冲出学校，齐往包围派出所哄闹。
彭并亲到现场，火上加油，学生更加冲动，高呼口号，乱贴标语、漫画，并殴打了前进铁工厂工会主席、工人和民警。
这种错误行动立刻激怒了附近群众，成千的市民和过路行人纷纷涌来同学生讲理。
一位小学教师向学生说：
解放后，小学教师的生活大有改善，用不着你们呼吁。
一个过路担粪的农民气愤地说，农民省吃俭用，供养你们。
你们有吃有穿有书读，还要闹事！
再不听招呼，我们要打扁担了。
许多居民也纷纷斥责学生不应上街闹事，并说他们没有毕业就闹待遇，这种思想怎能教好下一代。
在群众义正词严的责问下，学生们自觉理短，纷纷散去。
彭霖荣为扩大事态，回校后，又发动学生写告全市人民书。
当彭的阴谋败露时，“大同党”分子又借机造谣：
“彭主任被逮捕了。”
企图挑起学生们新的不满。
为进一步说服学生，教师们先后邀请学生代表举行座谈。
部分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优秀教师也用亲身经历，向学生进行对比教育。
同时，为揭露谣言，彻底弄清工人是否打了学生的真相，民主青联还会同有关方面，组织调查组，迅速将事情经过向目击者作了对证，证明工人并未殴打学生，而是学生打了工人和民警。
真相大白后，学生始知受了右派和反革命的蒙蔽和利用，平息了事件，承认了上街闹事的错误。
会上，大家揭发右派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时指出：
右派彭霖荣的父亲及两个叔父都是恶霸匪首，解放后均被镇压。
因此，对党十分仇恨，经常辱骂党和政府，并用两面派手法，欺骗拉拢学生，阴谋“大变动”。
反革命徐昌明1956年04月冒充党员，混进学校，拉拢对党不满分子，在今年03月组成反革命小集团“大同党”，积极寻找国民党特务组织，并计划“大同报”“大同军”等，表示“坚决反共到底”，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
公安机关发现后，曾会同学校行政对他们进行警告、教育，命令他们解散；
但他们却更积极活动，并作出在鸣放中要“联络右派分子”到处点火的决定。
政府根据法令逮捕了反革命小集团“大同党”首恶徐昌明，撤销了右派分子彭霖荣教务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

浦熙修开始吐露内情
罗隆基怎样控制文汇报？
浦熙修开始吐露内情
据新华社10日讯
在今天继续举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浦熙修开始作了一些交代。
为了抓大知识分子罗隆基想当高教部长
浦熙修说：
章罗联盟是有组织有计划的。
去年08月在北戴河，他们首先是想篡夺盟内的领导权，他们的策略是打击左派，争取中间，团结右派。
他们对于史良副主席大肆攻击，他们认为沈钧儒主席应该退休，高崇民副主席无足轻重。
罗隆基还曾和曾昭抡密议如何安排盟内人事，鼓励曾多搞盟务，少兼外面的事。
他们还协商过要通过民盟基层组织把各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抓到手里。
在回到北京后，罗隆基、章伯钧都亲自到大学里去活动，罗去人民大学，章去铁道学院。
罗隆基还搞了许多次知识分子串连座谈会，找的都是有问题、意见多的人。
罗还自称要替这些人伸冤。
浦熙修说：
民盟04月全国工作会议以后，罗隆基就大为高兴，说是党员要从盟内撤退，民主党派从此可以真正作到组织独立，政治自由，民主党派大有搞头了。
浦熙修说：
罗隆基总是认为当森林工业部长委屈了他的才能。
解放初期他想当外交部长，后来又相当司法部长，现在罗隆基是一心想当高教部长，他认为这样才能更好地抓大知识分子。
浦熙修说：
罗隆基的右派小集团在张东荪事件以后，变得更加隐蔽了。
罗隆基和曾昭抡的关系最密切。
罗隆基的公开发言，都要请费孝通、潘光旦、吴景超三人去协商。
浦熙修说：
罗隆基特别注意上海和西南两地的民盟组织。
1950年我到上海时，他曾托我带信给彭文应、赵文璧，要我告诉他们团结起来，争取选举胜利，以免渔人得利。
1953、1954年我去上海时，罗隆基小集团的彭文应、陈仁炳、赵文璧、陆诒都请我吃过饭，他们都希望我转告罗隆基他们都有一肚子牢骚，有些人认为他们的工作安排不适当，陆诒还希望文汇报和新闻日报更好地合作。
罗隆基常向我夸口把潘大逵安排在四川和把我安排在文汇报办事处是他最拿手的杰作。
把浦熙修安排在文汇报罗隆基认为是“得意杰作”
浦熙修说：
罗隆基曾经千方百计要我搞文汇报办事处的工作，不让我去学习和作其他报刊的工作。
去年04月02日罗隆基从莫斯科给我来信，叫我在文汇报的人事安排上，“不必太老实，当争的应该争”。
去年10月，文汇报复刊时，他又对我说：
“文汇报是一张大有搞头的报纸，这应该是你一辈子的事业了，不必再埋怨我把你安排在文汇报办事处的工作岗位上。”
罗隆基又指使他的亲信刘光华到文汇报办事处来工作，并且要重用刘。
以后在整风期间，刘光华就到处点火。
文汇报复刊时，原来想以中层知识分子为中心，兼顾大知识分子，罗隆基认为要多搞大知识分子，代表他们，多替他们说话。
我们也听从了他的意见。
所以文汇报在复刊之初就贯彻了章罗联盟的“鸣放为主”的方针。
罗隆基还要我们不要听党组的话。
我们告诉他党组换了人，他说：
“不管换人不换人，党组总是党组。”
在工作中，我有事总是问他，我们每天总有电话来往。
他常常在我的面前诽谤党员负责干部。
正是这样，我才拒绝中宣部介绍党员来文汇报办事处工作。
组织什么人写什么稿罗隆基都要亲自指挥
浦熙修说：
罗隆基对于文汇报办事处的组稿写稿方面也是加以控制的。
例如科学体制问题，罗就在电话中告诉我，“争鸣”编辑部刚开过科学体制座谈会，你可以派人找钱伟长谈谈。
又如关于学校党委问题，他就叫我们找费孝通；
关于反动社会学问题，他就叫我们找李景汉等等。
关于“北大民主墙”的报道，我也和他谈起过。
许多人发言列举事实认为浦熙修的交代还不彻底
浦熙修交代后，新华社宣谛之、文汇报记者叶冈、光明日报徐亦安、新华社北京分社朱彬等相继发言，他们说浦熙修能够交代一部分情况是好的，但他们也举出了许多事实说明浦熙修还交代得不彻底，希望她继续交代。
叶冈说：
长期以来，浦熙修在文汇报办事处的言论就是罗隆基的言论，文汇报依靠的是民盟右派，宣传的是民盟右派的观点。
文汇报复刊以来，浦熙修曾经想把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编辑、记者全部吸收到民盟组织里去。
叶冈接着举出浦熙修指挥他采访中的一些具体事例，说明浦熙修在具体业务中宣传右派观点的情形。
叶冈说，文汇报北京办事处从方针、组织到具体业务都处在民盟右派罗网中，但浦熙修的交代还在遮遮掩掩。
光明日报徐亦安在会上揭发了浦熙修约楼邦彦、彭子冈和费孝通开会，讨论写文章反驳人民日报对储安平批评的情况，他说：
像这一类事情，浦熙修都应该交代，但她没有交代。
徐亦安还说楼邦彦曾经讲过，彭子冈在那天会上讲的话，完全是右派言论。
新华社北京分社的朱彬揭露了浦熙修向国家通讯社进攻的情况，她说：
在5月中旬，浦熙修曾派了两个人到新华社北京分社约稿。
他们再三强调要能够“揭盖子”、能够挑起“鸣放”的稿子；
并且说不拘什么形式，只要能起“揭盖子”的作用就行。
他们又具体指出了一些单位，要我们为他们去“揭盖子”。
徐铸成今天在会上继续进行交代。
他说他排斥党员和反对党的领导是一贯的，但在5月14日从苏联回上海后的短短二十天中，反党言行更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
他说，回上海第3天参加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听到右派分子陆诒点名攻击新闻日报的共产党员，思想上起了共鸣。
徐铸成说，他曾以“以党代政”为借口，在报社编委会上，一再提出要明确编委分工，企图削弱党员副总编辑钦本立在编辑部的领导作用。
以后又好几次粗暴地干涉过钦本立的工作，甚至提出要钦本立专管二版。
在文汇报党组成立时，徐铸成耽心妨害他的独断专行。
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发表后，徐连忙召开编委会，讨论报纸今后的做法，认为当时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还不够，还想把文汇报办成一张和党唱对台戏的所谓民间报纸。
徐铸成还揭发了一些浦熙修和罗隆基的关系。
在徐铸成发言后，新闻日报的邹凡扬、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朱友石、人民日报的高集等多人相继发言，对徐铸成提出了许多问题。

07月06日湖北日报社论
谁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
——7月06日湖北日报社论——
编者按：
湖北日报这一社论着重批判了以彭一湖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反动言论。
右派分子彭一湖是汉口市人民委员会参事室的副主任。
解放前他是湖南岳阳的大地主，当过衡山实验县的县长，由于他压迫农民和剥削农民出了名，蒋介石政府曾表扬他为“模范县长”。
06月04日在中共武汉市委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他却装着维护农民利益，替农民叫苦。
他的主要论调，是所谓“人民内部矛盾顶严重的是农村的矛盾，而农村矛盾主要又是国家和农民的矛盾”；
“粮食统购统销搞坏了”；
“农民过着饥饿的生活”；
他甚至还诬蔑说：
“这次武汉整风运动揭发出许多丑事，我看见有些双料宗派主义的共产党员和腐败透顶的国民党员没有什么不同。”
他这一些反动言论，受到各界人民的驳斥。
曾经受过他剥削的农民纷纷用他过去剥削农民的事实来揭穿他的假面具。
像彭一湖这种假装替农民叫苦的右派分子不只是湖北省有，在其他各省市都有，他这种反动言论具有代表性。
因此，我们把湖北日报批判这种反动言论的社论，全文转载在这里。
正当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胜利实现，农业生产已在迅速向前发展，农民生活已在逐步改善，广大农民满怀信心地沿着幸福的社会主义向前迈进的时候，如彭一湖之流，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之中的地主、富农的典型代表人物，却向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向工农联盟进行恶毒的攻击。
说什么“人民内部矛盾顶严重的是农村的矛盾，而农村的矛盾主要又是国家和农民的矛盾”，什么“农民过着饥饿的生活”等等。
一句话就是说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把农村搞得一团糟。
彭一湖之流这样热心地来替农民叫苦，其目的是为什么呢？
他们真正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吗？
我们不妨就右派分子在农民问题上的一些叫嚣加以研究，是真金就不怕火来炼。
过去彭一湖之流就说过，土地改革“搞糟了”，但是这个老调子他们自己已经觉得不好意思再唱了。
因此，现在换了新的调子。
彭一湖说，人民内部的矛盾主要是国家和农民的矛盾。
这个说法显然是不符合于实际情况的。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不是代表农民利益的？
合作化以后农民生活是不是改善了？
粮食统购统销是糟透了还是好极了？
这些问题原是农民群众和客观事实已经回答了的。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本来是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条件，是为了消灭剥削制度和产生剥削制度的基础，使农民最后摆脱剥削，摆脱贫困，也正是为了解决工人阶级同农民之间的矛盾。
这不是我国人民的普通常识吗？
怎么会把国家和农民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矛盾，扩大成为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呢？
是农民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吗？
不是。
大家知道从1955年的下半年到1956年春季，这样一个短短的时间内，我国农村掀起了社会主义的高潮，参加初级农业社的农户达到了总农户的90％以上，参加高级农业社的农户则达到了总农户的60％以上。
广大农民为什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那样热情而又有秩序地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呢？
因为他们懂得这是使他们最后摆脱剥削和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唯一出路。
他们说，社会主义是自己的“命根子”，把社会主义革命看成是土地改革以后的第2次大翻身。
这就证明党和农民的关系比过去更加亲密了，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比过去更加一致了，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经济基础上也比过去更加巩固了。
合作化以后，农业生产是发展了，还是衰退了呢？
农民的生活是不是改善了呢？
“农民过着饥饿的生活”这是彭一湖夸大国家与农民矛盾的论据。
我们看看1956年吧，这是合作化以后的第1年，也是考验合作社的优越性的一年，就从我省来说，合作化以后，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干塘变水塘，沙畈变米畈”，“江水翻大堤，湖水上青山”的生产决心和行动，是历来少见的。
农民的这种生产积极性，收到了巨大的成果，1956年我省的粮食产量达到了二百一十亿斤，比过去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还多三十五亿斤，比1955年增产二十二亿斤，即增产11.7％，全省增产的农业社占90％以上，受灾社和减产社只占10％。
有85％的社员增加了收入，只有将近8％的社员减少了收入，其余的社员是不增不减。
而且经过去冬今春的努力，减产社、减产户，又变成了增产社和增产户。
不仅一般的社员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而且就连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在生产和生活上，也得到了适当的安排和照顾。
他们的生活也相当于一般社员的水平，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这些都是铁的事实，谁说农民的生活降低了呢？
这不过是那些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抱着敌对态度的右派分子，故意无视农村的新面貌，抹煞农民生活的改善情况，否认农民辛勤劳动的成果的无耻捏造。
当然，今天农民的生活水平，一般说来还是很低的。
但是，广大农民知道得很清楚，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在勤俭建国、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来逐步求得解决，彭一湖的家乡湖南岳阳黄田高级社的农民，把彭一湖替农民叫苦比之为“猫儿哭老鼠”，真是一针见血！
因为他们对彭一湖的长期残酷剥削还记得很清楚，那时帮彭家种田做工，还经常挨饿。
而解放后，他们的生活已经改善得好多了。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不是对农民有利，是糟透了还是好极了呢？
这里暂且不说这个政策对于保证人民对粮食的合理需要，对于支援工业建设，对于限制资本主义，对于稳定物价等的优越性，单凭1954年我省所遭受的大水灾，就是一个很好的考验。
在那样大的灾害面前，不仅粮食没有涨价，而且保证了农民有粮食吃，没有饿死一个人，使农民顺利地渡过了灾荒。
要是在旧社会（如1931年的大水时），农民不是要“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吗？
那还能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呢。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救命政策”，“百年未有的大洪水，千年未有的好政府”这是广大农民的声音。
那些迷恋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只顾个人发财享受，不顾大多数人死活的右派分子，大概是无论如何也不愿理解这些的。
当然，在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是存在着缺点的，例如，有个别地方购粮过多和留粮过少，或者供应过宽和供应过少等，因此，对于这些缺点的批评和要求改进这项工作，那是完全正确的。
这与右派分子对这个政策的恶意攻击是有本质区别的。
究竟是谁代表农民的利益，这不是十分清楚的吗？
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才能够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农民最大的全面的利益，包括他们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过去和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广大农民对这个问题体会得最深刻，他们从中国两个革命的结果和新旧社会的对比中，亲身体验到党和工人阶级，是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是和他们血肉相联的，因而他们始终是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寄托在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上。
除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以外，还有那一个党派，那一个阶级能够代表农民的利益，能够领导农民获得彻底的解放呢？
彭一湖之流代替农民叫苦，是代表农民利益的吗？
说实话，在旧社会他们正是压在农民身上的一个大石头，正是剧本“白毛女”中的黄世仁，是他们把农民抛到了黑暗的深渊，是他们把农民变成了鬼。
岳阳黄田贫农龚绪初质问彭一湖，他的母亲过去在彭家做工，一天只有一升半米，为什么彭一湖当时不发发善心呢？
像彭一湖这些人，今天得到了农民的宽恕和政府的安排，但他们仍然保持着过去的丑恶灵魂。
因此，凡是人民群众认为好得很的事情，他们则说是“糟得很”。
他们同农民的利益有什么一致的地方呢？
他们同农民有什么共同感情和共同语言呢？
他们又有什么资格代表农民叫苦呢？
然而说也奇怪，过去的黄世仁却居然在今天代表农民叫起苦来了。
这不过是他们企图通过这种叫嚣，煽动农民起来反对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好让他们把我们国家拖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重新过着他们从前那种荒淫无耻，挥霍无度的剥削者的生活。
右派分子的这种阴谋诡计，当然是徒劳的。
新型的、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农民，对于这些老爷们的脸谱并不生疏。
因此，当着右派分子挑拨党和农民的关系，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时候，就引起了他们极大的愤怒。
今天本报发表的岳阳黄田农民对彭一湖的控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农民完全懂得，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就是挖掉他们的幸福前途的根子，他们警告右派分子说：
“谁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谁要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就要同他拚命”，“就要把他当作垃圾抛到茅坑里去”。
应该说，在社会主义胜利发展的道路上，右派分子又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次课。
这一课说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基本结束，但并没有完全结束，阶级矛盾、敌我矛盾仍然严重存在。
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上，绝不是风平浪静的，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还在伺机向劳动人民进攻，因此我们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
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了强大的工农联盟。
农民在党和工人阶级的指导下，获得了自己的彻底解放。
今后农民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又将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作出巨大的贡献。
去年我省虽有灾害，仍然获得了大丰收，今年又是捷报频传，农民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有力的粉碎着右派分子的挑战。
农民的劳动是无上光荣的，党和工人阶级应向劳动农民致敬！

保卫祖国的坚强力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08月01日诞生以来，到今年已经是三十个年头了。
它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打垮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部队，它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它同人民有着血肉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它在战争中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即使是处于劣势装备的条件下也能打败凶恶的敌人。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解放军遵照着党中央的指示：
“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
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以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建设，解放台湾。
（解放军画报社稿）
我们已拥有一支现代化的海军部队了。
图为舰艇队列。
边震遐摄
潜水艇。
邓钧照，王冉明摄
水上飞机。
林杨摄
我们已有了一支足以保卫祖国领空的强大的空军部队。
图为喷气式歼击机机群。
照耀摄
伞兵部队进行着陆作战演习。
胡宝玉摄
直升飞机在作运送通信联络官的演习。
夏磊摄

教师、学生、工人、农民联合作战
说理摆事实　驳倒张百生
据沈阳日报、辽宁日报报道：
沈阳师范学院张百生、黄振旅于6月10日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课题”为题，发表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论（6月16日本报二版曾摘要转载过这个言论）以后，沈阳师范学院分别于6月28日、29日、7月01日、3日和5日，举行争辩会，批判张、黄的反动言论。
先后在争辩会上发言批判张、黄的，有该院教师、学生，有沈阳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工人，有沈阳县农业合作社干部和社员，有张百生的家乡——辽宁省辽阳县安平区的农民代表。
经过了几次争辩以后，张百生、黄振旅的嚣张气焰已经被打下来，他们承认自己的谬论破产了，并于7月05日下午的争辩会上表示向人民请罪。
教师学生打第1仗张百生逻辑混乱，步步败退
张百生、黄振旅原来以为没有人敢批判他们，要求面对面争辩，但是，真正举行争辩会以后，他们就胆怯了。
在6月28日第1次争辩会上，张百生就首先对自己的发言作了某些更正。
他声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的、辉煌的成就，过去写文章时因为写得很匆忙，而且是为了帮助党整风，同时觉得一提成绩就千篇一律，空洞无物，所以写得很少，今天要再估计，不得不简单提一下。
他说：
比如没有土改，就不能有新中国，不能奠定农业合作化的基础；
没有抗美援朝，就很难设想有今天这样读书的环境；
没有三反、五反，就不能有今天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不能保证有今天这样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机构；
没有镇反，就不可能获得抗美援朝的胜利，不知有多少工厂、桥梁要被破坏；
“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方针也是正确的，等等。
但是，他又说，这些更正并不表示他们接受了批评。
农民代表参加争辩污蔑合作化的谬论彻底破产
接着，讲师徐虹、李芳钧、学生栗景义等分别从理论上、事实上一一批驳了张、黄的谬论。
在面对面的辩论中，张黄二人的逻辑前后矛盾，不得不步步退却。
在六天的争辩会上，发言最有力的是农民代表。
在7月01日的争辩会上，沈阳县姚千户乡乡长姚恩林和五位农民，代表全乡农民用具体事实一一驳斥了张、黄关于“农业合作化全面冒进了”、“肃反是庸人自扰”的论点。
姚恩林说：
我们农民从报纸上看到了张百生、黄振旅的文章，非常气愤。
大家都要放下锄头来找他们两人面对面辩论。
为了不影响生产，我们乡、社干部一再劝阻他们，最后派了我们几个代表来与张、黄辨明事非。
张、黄两个人说：
合作化是“中央一声号响”，“大多数的农民怕戴落后的帽子，不得不参加”。
我作农村工作已经五六年了。
1952年和1953年我在北郊财落堡区工作的时候，看到的事实是：
“黑社”比我们政府批准的社还多。
要不自愿，为什么要组织黑社？
当时我们的干部正像毛主席批评的那样，是小脚女人，曾经去拆过“黑社”，因此我们下乡的时候，老百姓不给我们饭吃，骂我们是绊脚石。
自从毛主席批评以后，我们的脚步才迈开了。
有没有不自愿的呢？
有！
有些地主、富农，特别是土改后新上升的富农，他们看到合作化后不能剥削人了，不大愿意参加。
但是广大农民参加了合作社，他们孤立了，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不得不也要求入社。
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也向他们交代了政策，他们一定要参加，也不能不让他参加。
这能叫做强迫吗？
谁要这么说，就是替地主、富农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作辩护。
事实证明，合作社的确是农民摆脱贫困的唯一道路。
有个农民叫裴庆芳，1953年秋他退社了。
1954年他就垮台了。
车卖啦，拉下了饥荒，1955年他又申请入社了。
就是通过合作社这种优越性的教育，吸引了广大农民参加合作社。
这能叫做强迫吗？
张百生说：
合作化运动不顾时间、条件、地点，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1956年以前，农村的阶级已有分化，一些单干户卖掉了土地，开始出卖劳动力，另外有些人却成了富农。
如果不合作化，阶级的分化还要大。
张百生说不顾时间，难道得等到恢复了封建社会，再搞一次土地改革，然后才来搞合作化吗？
这也不合乎社会发展规律啊！
（掌声）我们农民再不要给人扛大活啦！
（热烈的掌声）
张百生说合作化不顾地点，姚千户乡是个交通便利的地方，张百生先生不愿意听，那么我们就谈谈离我们二十多里的邻乡——白清塞乡丰收农业社，那里80％的土地是山地。
合作化以后开了二千多亩的水田，能种花生的山地都种了花生，不能种地的山坡栽了树，因此去年每个劳动日分两元多钱。
一个普通劳动力做二百五十个劳动日，就分五百元，按一户五口人计算，每个人就是一百元。
另外还有副业。
山区的合作社不但巩固了，而且受到了政府的奖励。
这不是地点吗？
（掌声）我们社是平原，张百生先生不高兴听，我就不说了。
（掌声）
再讲讲条件。
张百生说：
我们现在使用的还是两千年前的农具。
是的，生产关系先进，农具落后，用句新名词，这是个矛盾。
可是不能说弯弯犁就不能合作化，用旧农具我们也增产了。
“五三”社去年打了四眼大井，安了一台锅驼机、三台电力机，把一千多亩旱田变成了水田。
没有合作化就不可能做到这样，我还没看见旧社会的大地主能一下子把一千多亩地变成水田。
张、黄两个人说咱们下边干部水平低。
的确没念过中学，也没进过大学，就是农民，一看就看出来了。
（台下齐笑）开始的时候，工作混乱，真是脑袋疼。
原来都是管自己那个小家，现在要管一千来户的大家，不仅种地，还要养猪，养鸡，还得摆弄机器。
要大学生去，他们不去，要初中生来，他们说要升学，我们就不得不自己干。
那个没戴帽子的（他用手指着在旁边坐着的农民代表朱恒普）就是我们的锅驼机手。
（鼓掌）他没有文化，政府扫除了他文盲，又举办训练班，叫他学习，他学来学去就知道了又是什么活塞，又是什么杠杆的。
他不仅懂得了理论，操作非常熟练，还可以保证不出故障。
（鼓掌，再次鼓掌）我不是抹杀学生的作用，可是不要把我们看得太不像样子了。
（热烈鼓掌）这是旧社会的看法。
党和政府关心农民，采取了很多措施，培养和提高了我们。
我们那里也有专家。
看起来养几千只鸡不算什么，那玩艺死起来也没治，可是就不死。
（掌声）
农村最大的变化，不仅是遇不着要饭的啦，而且鳏寡孤独、老弱残疾都得到了“五保”待遇。
听说有人要拆散合作社，“五保”户们说我们找他算账去。
现在农村没有扛大活的了，没有卖地的了，没有阶级分化了。
我们这么说，写文章的人如果晃脑袋，就一定领他们去看看！
（掌声）
关于肃反问题，姚千户乡杀了两个人，一个是警察署署长，后来又当了伪保长。
是他先杀人，我们后杀人，他杀过人，我们才杀他。
另一个也是这样。
这两个人不杀，他们还要杀我们，这两个人不杀，群众也不答应。
在唐家屯一个人也没杀，因为他们没杀人。
张百生说一个社一个乡里代表不了全国。
我们说：
我们一个乡一个社能办好，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国都会办好的！
（鼓掌、再鼓掌、再次鼓掌）
张百生、黄振旅受到姚恩林的驳斥以后强辩说，他们所说的“全面冒进”，不是指农业，而是指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全面改造。
工人拿出事实来右派分子有口难辩
在7月03日的争辩会上，沈阳市铁西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工人金宝荣以铁西区手工业合作社几年来的发展历史，击破了张、黄所谓的“全面冒进”的谎言。
他说在1949年，沈阳市就出现了第1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到现在已有八年历史了。
早在1954年政府就在三个月内接到占总数五分之一的一万二千名手工业工人组织合作社的要求。
当时干部有右倾保守思想，不批准，他们就拿着报纸拉着干部的手去找手工业局长，质问为什么不执行党中央指示。
铁西区在合作化高潮以前就有九个黑社。
他问道：
这能说手工业合作化是冒进吗？
他接着说：
有一个一百零三个人的社，开初只有十二元资金，但是现在有四万五千元了。
还有一个一百五十三个人的社，开办时买两元钱纸得向人家借，但是现在却有了十六万元资金。
全区96％的社员比合作化前增加了收入。
四十九个社中已有四十三个社实行了公费医疗，一个患肺病的社员治好病花了一千六百元，他感动地说：
若不是合作化，他的生命和他一家人的生活就得垮台。
直到现在还有人在千山、汤岗子等疗养院休养。
合作化不仅使社员经济生活上升，也促进了他们文化的提高，三千四百人当中，如今有一千多人进了文化学校。
手工业工人们知道，这种生活是共产党给他们的，因此，当他们听说张、黄要“取消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时，怒火冲天，表示坚决不答应。
农民、手工业工人发言以后，张百生、黄振旅仍不承认错误。
他们硬说姚千户乡不能代表全国农村情况，只有张百生的家乡辽阳县安平区才能代表全国农村情况。
07月05日，辽阳安平区四方台、旭家沟、石桥子乡的农民代表从一百多里外赶来参加辩论。
家乡人民揭穿狐狸尾巴张百生最后认输服罪
四方台曙明合作社的主任王惠龄说：
我就是张百生一口咬住“冒进”的四方台人，今天社员一定要我来跟他辩论辩论。
他说，我们合作社一百七十多户农民，除了几户以外，都是欢欣鼓舞、自觉自愿地参加合作社的。
只有几户我们没有强迫、但也不是真心自愿入社的。
那就是：
张百生的姐夫，他原来是富农，家里有胶皮车，后来看到人家都入社了，雇人雇不着了，没有办法才要求入社，入社前还把胶皮车卖了。
另一家是张百生的舅舅张振洲，是伪保长、反革命分子，当年耀武扬威，曾被判处劳动改造一年，他当然不愿入社。
再有就是张百生的表兄张右明，富农、反革命分子，曾被判处劳动改造三年，这样的人自然也不大愿意入社。
张右明常常夸张百生，双手翘着大拇指说：
“张百生这小子真这个，竟敢整党中央和毛主席！”
王惠龄揭这些底的时候，台下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张百生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
王惠龄一定要张百生回答这样两个问题：
一、说冒进了有什么根据？
这消息是从哪儿来的？
二、说合作化冒进，山区不该合作化，代表谁的利益？
王惠龄说，这是代表富农、地主说话，仅仅代表你舅舅、表哥、姐夫这些反革命、富农的亲戚！
王惠龄还驳斥了张百生说农民生活赶不上合作化前的谬论。
他列举事实说：
“现在青年穿皮鞋的有五六十个，我也有，今天没穿；
穿大衣的有二十多个。
如果说生活低，为什么过去没有买，合作化以后才买呢？
戴手表的也有三个两个，这是历来就没有的。
旭家沟乡红星社主任徐文良说：
我跟张百生是一个堡子的人，最知根知底。
他小时候的事我知道，我小时候的事，他也知道。
他说山区就不能办合作社，我现在就讲我们是怎样办起了合作社的。
他说：
1955年12月23号那天召开的入社报名大会，去的人非常多，各各都争先抢报第1名，把玻璃都挤破了。
这还不是自愿吗？
他驳斥张百生所说山区合作化要慢慢来的谬论说：
我们村就是山区，越是山区越要合作化。
合作化后我们南沟栽果树，北沟放蚕，开了三百多亩水田。
所以农民一听说你主张“解散合作社”就来火了。
一位七十二岁的老大爷（五保户）跟我说：
“主任！
是要解散合作社吗？
谁说的我找谁，让他养活我！”
张百生！
群众都认为你是给地主说话，要拿起锄头打你。
张百生最后讲话，表示同意他家乡农民的意见，说自己讲“农业合作化冒进”是从“想像”出发的，他捏造材料的动机是“恨党、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
他表示要“向人民请罪。”

论“歌功颂德”和“反对现状”
若水
立场一不同，要争论起来总不免麻烦一些，因为不但没有共同观点，甚至还缺乏共同语言。
这并不是主张语言有阶级性，只是说，同样的字眼或者词儿，你在好的意义上使用，他在坏的意义上使用，常常说不到一起。
所以，字眼也有它的幸与不幸。
在反动政府统治时期，在老百姓口中，“歌功颂德”是个坏字眼，“反对现状”是个好字眼；
但是在统治阶级的嘴里，“歌功颂德”是好字眼，“反对现状”是坏字眼。
那时候，“歌功颂德”的人在统治者看来是忠臣良民，在老百姓看来是奴才；
“反对现状”的人在统治者看来是造反，要杀头，在老百姓看来是革命者，是人民的喉舌。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立场不同。
共产党领导人民起来革命，推翻了旧中国，建立了新中国，这就使中国的现状起了根本的变化——新现状代替了旧现状。
现状根本变化了，人们对现状的态度也根本变化了。
于是，人们感到不能像从前那样习惯于在好的意义上使用“反对现状”这个词儿了，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习惯于在坏的意义上使用歌颂一类的字样了。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现在的现状是人民自己建立的，在根本上是好的，而现在需要歌颂和值得歌颂的事物也是很多的。
但是还有人抱着不同的看法。
杨玉清就是其中的一个，罗翼群也是其中的一个。
对他们说来，新中国这个现状简直是不能忍受，人民要歌颂，而他们要诅咒。
他们特别不满意党的报纸，因为党的报纸竟然没有投他们的口味，歌颂了现状。
杨玉清向人民日报开了火：
人民日报总编辑应该下台！
为什么呢？
罪状就是：
人民日报这几年竟然一直歌功颂德！
人民日报这几年是不是只有歌功颂德，这里暂且不论。
为什么暂且不论？
因为杨玉清的用意并不在反对单纯歌功颂德，而是单纯反对歌功颂德。
这叫做“歌颂有罪”。
人民日报歌颂了谁呢？
歌颂了党，这有罪；
歌颂了人民，这有罪；
歌颂了社会主义，这有罪。
有了这三大罪状，总编辑还不该下台吗？
看来对于党、人民、社会主义是无论如何歌颂不得了，那么报纸对这些应该抱什么态度呢？
杨玉清说：
要反对现状。
他没有说要反对什么样的现状，我们替他说明白一些，“反对现状”就是造反。
杨玉清慷慨激昂地表示要做所谓“仁人志士”，据他说来，“文人的笔杆天然是反现状的，真正的文人是反现状的，从古以来的好文章是反现状的。”
“真正的文人”现在还有，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有一篇反现状的小说，算不算“从古以来的好文章”之一我不知道，不过人民日报是在“什么话”这一栏里向读者“推荐”了的。
这篇小说叫做“花丛小语”。
说是小语，其实是大骂，什么歌德派（歌德者，歌功颂德之谓也）学者最为无耻呀，什么文人多无骨呀，什么这些学者不是奴才便是棺才（官才）呀，都骂出来了。
在现在，歌功颂德是“无耻”，不歌功颂德是“有骨气”。
——这位“真正的文人”和大多数人民之间是没有共同语言的。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现在的一切歌功颂德都是好的。
现在歌功颂德的有两种人：
一种是真心的，一种是假意的。
老百姓把共产党看做是“恩人”和“救星”（虽然共产党从来反对恩赐观点，否认“救星”，而是承认人民自己救自己），这是真心的歌颂。
还有一种人（这种人当然是很少数）的歌颂却是不自然的，虚伪的，口是心非的。
这并不是因为有谁来强迫他们歌功颂德，而是他们自己耍两面手段，想投机。
后面这一种人的歌颂实际上是瞎捧场，是阿谀，是把旧社会的一套手腕用来对待共产党。
右派就是这种人。
他们表面上是歌功颂德，背后是骂你混蛋。
罗翼群在今年05月底还写了一首“全省农业丰收有望喜赋”的七言律诗，里面还说“诚知合作家家乐，社鼓村醪日不休”，（这是“歌德派”诗句，不知黄万里先生认为有耻还是无耻？）
但是墨迹未干，同一个罗翼群就高呼起“农民已到饿死边缘”的论调来了！
也许在黄万里看来这又是一位“甄无忌”先生吧？
不过我看倒该叫他“贾歌德”或者“甄无耻”。
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决不要求别人对他个人歌颂，更不消说厌恶奉承阿谀。
共产党员对于那些糖衣炮弹，固然要保持警惕，就是对于那些善意的赞扬，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共产党员知道，他自己所做的工作，和整个党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是什么事也不能成功的。
共产党员不喜欢人们歌颂自己，但他认为，党是值得歌颂的，人民群众是值得歌颂的。
毛泽东同志说得好：
“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
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真正的文人，在现在除了批评以外，一定要歌颂，而现在有很多好文章都是“歌功颂德”的。
杨玉清说“从古以来的好文章是反现状的”，“从古”也许是对的，“以来”就错了，因为现在的历史已经开辟一个新纪元了。
有些人也忠告我们不要只听歌功颂德的话，要注意缺点，这些人的批评是对的，动机也是好的。
这种批评同杨玉清之流的批评不同，我们是知道把这两种批评区别开来的。
对于歌功颂德的问题要分析，对于反对现状的问题也要分析。
我们对于现状的态度是辩证的：
既满意又不满意，既肯定又否定。
我们的现状是什么？
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现存状况都是我们的现状。
我们的现状中既包含着好的东西又包含着坏的东西，包含着新和旧的矛盾，成长着的事物和腐朽着的事物的矛盾，善和恶的矛盾，美和丑的矛盾，成绩和缺点的矛盾，等等。
我们坚决维护现状中一切好的东西，反对和克服现状中一切坏的东西。
右派分子相反，他们所反对的是现状中的好东西，所维护的是现状中的坏东西。
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右派存在，这也是一种现状，我们就要反对这种现状。
我们的现状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好的东西，是命根子。
当然，将来一定我们也会否定这个现状的。
将来我们要用共产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而到了世界大同的时候，我们还要否定党。
但是，现在我们却要坚决维护它，巩固它，发展它。
我们反对现状中一切坏的事物，也是为了保卫这个基础。
我们的生产力比解放前有了巨大的发展，从这方面看我们是满意的，但生产力还是很落后，从这方面看我们又不满意。
我们的生产关系基本上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这方面我们是满意的，但这个生产关系还不完善，这一方面我们又不满意。
党的领导有巨大成绩，这方面我们是满意的，但党的工作还有不少缺点和错误，这方面我们又不满意。
成绩是主要的一面，因而我们的满意也是主要的一面。
但满意不是满足，“三害”的歪风不能忽视，正因为这样，所以党决定要整风。
但是克服三害也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
在我们的现状里，正面的新生的东西是居于统治地位的，这和在旧中国反动的势力占统治地位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
任何不满意现状的人，心目中总有一个憧憬，他拿这个憧憬和现状比较，才会发生不满意。
我们对现状有所不满意，是由于我们向前看，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看到了共产主义。
还有一种向后看的人，他们不仅对现状有所不满意，而且根本反对现状。
他们憧憬的是什么呢？
他们虽没有直说，但是看黄万里的文章也是清楚的，那就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
他们对于美国资本主义的“现状”并不反对，他们对于替美国资本主义“歌功颂德”也并不反对。
那么，问题又来了：
他们还算不算“真正的文人”，是否也是“最为无耻”呢？

上海有三万多学生和青年
利用暑假到农村义务劳动
新华社上海9日电
记者从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获悉：
到今天为止，上海各区已有三万多名初三以上的中学生、高初中应届毕业生和中学的团及学生会干部报名愿在暑假中到郊区帮助农民义务劳动。
第1批黄浦区三百多名中学生，今天一早出发去东郊区泾南乡帮助农民劳动，很受农民欢迎。
他们将和农民一起劳动生活五、六天，帮助农民锄草、开河等。
他们除每天工作四小时外，还将举行各种座谈会，访问农民、开展文娱、体育活动。
大批没有出发的学生，正在做准备工作。
10日后，他们将分批陆续下乡进行义务劳动。

不能形式主义
李惠夫
在贯彻民主办社方针中，双峰县有90％以上的农业社向社员公布了账目。
这些社清理、公开了社的账目以后，在账务上纠正了很多差错，解决了一些遗留问题，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大为提高，对巩固农业社起了很大作用。
杨柳乡龙乔社社员赵喜生，过去怀疑社里的账目不可靠，经常不出工，懒心懒意；
公布账目以后，三个月做了九百个工分。
大乔社社员孙汉生，去年转过来二十五元，账上写错为两块五角钱，在公布账目中得到了纠正。
他非常满意。
光冲乡八湾社公布账目以后，5月份一个月内社员投入现金达二百九十四元，比前半年内投入的现金总数还要多。
但是，在公开财政收支工作中还存在许多问题。
首先是，有的农业社在公布账目中有形式主义。
不少农业社在公布账目时，由会计员造出一个“资金平衡表”和几个“明细表”，向队长一交，就算万事大吉。
因为他们把公布账目当成奉行公事的“照例文章”，所公布的“账目”没有与群众见面，上面公布了账目，社员还不知道有这回事。
杨柳乡双冲社会计员公布了三次账目，连保管员也不知道。
其次是，公布账目的内容问题。
不少社公布的账目，只是按教材上的规定，造出一张“总账账户本期发生额对照表”，上面只有几个总账账户，借方、贷方金额以及余额。
社员们看不懂，等于没有公布。
还有一些农业社公布的账目不全面，不及时。
据八百一十四个农业社的统计，5月份内，公布了工分账的七百九十五个社，公布了投资账的有七百零五个社，公布了社员往来账的有六百九十个社，没有公布和没有及时公布的还有一百四十七个社，占总数的18％。
尤其严重的是，社员特别关心的现金收付、产品收获分配账，大部分农业社没有单独公布。
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公开财政这一项民主办社的重要措施，在某些农业社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因而阻碍了这些农业社的巩固和发展。
怎样才能做好公开财政收支呢？
首先，各级领导和全体农村干部，都要真正懂得公开财政收支的重要意义；
同时，要教育财会人员安心工作，克服怕麻烦的错误思想，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其次，公布的内容应该通俗易懂，适合农民口味；
方式应简单易行，为会计的力量所能及。
从过去一段情况来看，社员最关心的是：
社内现金的收支、产品的收获和分配，个人的工分、投资和往来，以及国家发放的贷款、救济款的处理，基本建设投资、社干工分补贴、五保户和困难户的照顾、烈军属的优待等。
我们必须根据社员的这些要求，及时地把这些账目公布。
在公布的时间上，现金收支，社员个人的三笔账，以一个月公布一次为宜，其他事项则应该在发生后马上公布。
至于社内的固定资产（耕牛、农具等）、杂项物品、社员的股份基金、各队的“三包”数字等，可以半年公布一次，也可以全年公布一次。
要反对公开财政收支中的形式主义，必须教育办社干部和全体财会人员，经常听取群众意见，满足群众要求。
公开财政收支要求做到家喻户晓，大家欢喜。

五四农业社公开财政的办法
本报讯
北京市东郊区五四农业社，从3月份以来实行定期公开财政，办法是：
社管委会把生产收入、生产支出、社员借支、社员投资等账目移交给各生产站掌握。
各站在每月月底召开一次社员代表大会或生产组长会议，公布当月的收入、支出、社员工分等账目，由社员代表或生产组长带回队、组向社员公布。
为了使社员都能知道自己的工分、借支情况，每个社员还发有一本记分手册，记工员在记完工分后，交由社员保管，每十天向社员念一遍。
另外，社里还规定了社员可以随时翻看社里账目，了解全社收支情况。
五四农业社是一个大社，全社有二千一百七十多户。
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内，这个社由于人多事杂、账目混乱，没有向社员公布账目。
许多社员意见很多，生产积极性不高，平均出勤率只达60％—70％；
去年全社超支户达39.8％。
自从财政公开后，社员摸清了社里的家底子，大家放了心，劳动出勤率已上升到90％以上。
（邵昆礼）

今天有暴雨
新华社10日讯
今天下午六点，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发布暴雨预告如下：
预计未来二十四小时内，山东大部、河北南部、河南东北部、安徽北端等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出现。

第1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为我国工业开辟了新的领域。
现在我们已能自制新型的喷气式飞机了。
这是飞机制造厂的装配车间。
　
　林杨摄（解放军画报社稿）

广东夏种备耕忙
本报讯
广东省各地农村正在繁忙地进行夏种备耕活动。
潮汕平原、珠江三角洲和西江等地区，晚稻播种已经结束，季节较早的海南岛和雷州半岛已经陆续插秧，现在各地秧苗一般生长青绿壮旺，农民正在加强秧田管理。
汕头、高要等专区的农民，起早贪黑的进行积肥和秧田的排水灌水工作；
潮安、普宁、饶平等六县通过整社，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件以后，有四百四十多个社成立了老农顾问处，并召开生产队长、农民技术员会议，研究选种、浸种和疏播等技术措施，因而各县在生产中的盲目性大大减少。
现在全省积肥已经达到二亿八千多万担，质量一般良好。
但是，目前尚有少数灾区农业社的劲头不太足，群众对增产信心不高。
这些情况已经引起领导部门的重视，并派出干部到村里帮助农业社做好劳动力规划和农具、耕牛的修理补充工作。
新兴县五百个社中，有四百三十八个社修补好犁耙，并且指定专人管理秧田，实现检查督促制度。
省供销合作社为了支援农民夏种，也及时调拨了十四吨化学肥料，供应生产需要。
（李少球）

广西兴建三十九个小矿场
据新华社南宁10日电
广西省宜山、武鸣、田东等二十七个县，目前正在建设三十九个小型的锰、铅、钨、锑、金矿。
从5、6月份先后建设的这批小矿场，投资少，设备简单，但收效快，利润大。
如扶绥县同正铅锌矿等十三个矿场，总共投资才一十八万六千元，预计每年可收利润一百六十九万四千多元，超过投资八倍左右。
全县锰矿投资一万元，今年收回的利润就等于投资的三十倍。
田东锑矿和田阳锑矿，两矿投资二万五千元，每年也可收入利润八十万元，超过投资的三十一倍。
广西省矿种多，分布面积很广；
但储量多是不大，宜于地方小规模开采。

新开发的煤田区——八公山
新华社记者　汤天真
八公山，是淮南煤矿的一个蕴藏量很丰富的新煤田区。
四年以前，当我第1次到这里来的时候，八公山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偏僻的乡村。
一些矮小的由茅草和泥土盖起来的农舍，零落地散布在空旷的田野里。
每当夜静人稀时，山狼野兽便肆意横行。
当时，除了设计师以外，那怕是最富有想像力的人，也想不到在几年之内，就会有一对对新型矿井在这里建设起来，也想不到在这破落的茅屋中间会出现一个现代化的工人镇。
最近，我又访问了这个新煤田区。
当列车进入八公山的时候，一幅工矿区的图景立刻透过车窗展现在眼前。
一对对高大的塔式的矿井井架，一座座新建的工人村，掩没了一些原来的茅屋村落。
宽阔热闹的公路上，上下班的工人们来往不绝。
一列列满载煤炭的火车，日夜不停地从这里把煤炭运往各地。
夜晚，千万盏电灯大放光明。
各种机器的轰鸣声，冲破了黑夜的寂静。
谢家集一矿（即蔡家岗煤矿）是解放后不久在这里建设的第1对矿井。
但是，这里大规模的建井工程还是在第1个五年计划开始后进行的。
1954年03月10日，我国工程技术人员自己设计的两对现代化矿井——谢家集二矿和谢家集三矿破土开工了。
接着李郢孜一号、二号和三号矿井也先后相继开工。
现在，谢家集二矿、三矿和李郢孜一矿已经先后投入生产；
正在加紧建设的李郢孜二号和三号矿井，不久也将完工投入生产。
原有的新庄孜煤矿，解放后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总体改建工程。
这个矿开建于1946年，当时的官僚资本家，为了追逐高额的利润，不顾工人生命的安全和国家资源的损失，矿井的生产和安全设备都非常简陋，整个矿井被挖得零乱不堪。
解放以后，为了使这个煤藏丰富的矿井生产更多的煤炭，在1954年开始了总体改建工程。
经过职工们几年的艰苦劳动，改建工程在今年04月间全部完工并投入了生产。
现在，井身大大延深了，井下出现了许多新的水平巷道和采煤工作面；
而且增加了许多机械设备，原来许多笨重的体力劳动都由各种机械代替了。
由于改建工程的完工，这个矿今年的计划产量比解放前最高的年产量提高了六点八倍，是目前华东最大的一个煤矿。
解放以前仅有三个矿井的淮南煤矿，现在已经发展到八个矿井了。
由于这些新井的建设和老矿井的改建，淮南煤矿现有的生产能力比解放前最高的年产量提高了四倍以上。
淮南煤矿已经成为全国五大煤矿之一，是华东地区工业用煤的主要供应地。
为了满足华东和华中地区冶炼工业对炼焦煤的需要，一座自动化和机械化的选煤厂——谢家集中央选煤厂已在这里开工建设。
全部工程预计到明年年底可以完工。
目前，工地上，到处是一片繁忙的建设景象。
06月的一个大清早，我访问了谢家集二矿。
这个新的矿井从去年07月投入生产以来，已经为国家生产了数十万吨煤炭。
在“提前一年达到设计产量”的战斗号召下，职工们改进了开采方法，将单翼后退回采改为双翼后退回采。
原来需要开拓出五个采区才能保证达到设计产量，现在只要有三个采区就可以了。
由于开拓方法的改变，相应的减少了一些基本建设的工程项目，今年就可以为国家节省一百五十元的建设投资。
胡贯元领导的掘进一区，是这个矿井的出色的战斗单位。
他们由于经常超额完成掘进任务，连续两个季度获得了先进掘进区的光荣称号。
他们成功地推广了苏联洛波夫掘进的先进操作方法，平均使掘进效率提高了23.2％。
他们创造性地采用了四班交叉作业法，使工时和机械设备得到充分利用，生产效率提高了27％以上。
这位曾经饱尝过解放以前矿山苦味的老工人，对新生活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他怀着兴奋的心情对记者说：
“八公山的变化多快啊！
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是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
国民党从日本人手里接管了淮南的那些年，几乎什么建设都没搞，可是解放以后才几年就建设起这么多的新井。
谁说我们的成就不大，若不是昧着良心说话，那就请他到这里来看看吧！”
（新华社专稿）

江苏的夏令手工艺品
出口量比去年约增二倍
盛夏来临，江苏嘉定黄草织品、苏州檀香扇等已在国际市场畅销。
黄草织品草提包轻便、耐用，历来受华侨家庭主妇欢迎。
现在已有十二万只在缅甸、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市场上和消费者见面。
嘉定县出产的草拖鞋在东南亚国家市场上也很行销，目前运到这些国家的有十八万双。
这两种商品今年计划出口量超过去年出口量的两倍。
扇骨上有天然香味，能解除汗污的苏州檀香扇运出了十二万把，全年外销计划三十五万把，比去年多十一万把，主要销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
按照对外贸易合约，今年售给英国、西德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常熟花边，将等于去年实销量的一倍半。
江苏今年出口商品质量、规格和花色品种也更合乎国外消费者需要。
全省出口手工艺品和手工业品品种由去年的八十多种增加到一百五十多种，计划出口总值比去年多60％以上。
　·新华社·

汴梁西瓜
开封县是全国驰名的汴梁西瓜产地。
06月30日晚，第1车汴梁西瓜已运往北京。
本月内，将有三千三百五十万斤西瓜运往北京、上海、天津、内蒙古、山西、东北等三十三个地区。
为了让更多的人吃到汴梁西瓜，开封县已将西瓜播种面积由去年的二万亩扩大到三万二千亩，估计可产瓜八千万斤。
·刘淼·

沈阳猪肉供应充分
07月以来，沈阳市民在下午仍然可以买到新鲜的猪肉，而且不用排队了。
这里自去年第4季以来，除了节日，一般居民很难买到猪肉。
最近随着全国生猪生产的好转，中央和辽宁省决定在第3季度从外省、外县调给沈阳市生猪八万九千头，加上沈阳市食品公司库存和市郊采购，共有生猪十万零八千头，比去年同期增加63％。
每天投放市场的生猪平均有八百头，可以充分供应市民需要，因此在6月份一度实行的定量供应的办法已经取消。
本报驻沈阳记者

沈阳第1批中学生下乡
新华社沈阳9日电
08日上午，沈阳市一千七百多名中学生集会，热烈欢送第1批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八十五名本届初中毕业生。
在八十五名学生中，只有三个人的家住在农村，八十二个人是长期住在城市的。
他们是工人、农民、工程师、教师、医生和机关干部的子女，也有辽宁省副省长黄达的女儿。
他们都立志到农村去，作祖国第1代有文化的农民。
他们是沈阳市内十五所中学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在学校经过反复教育，特别是到农村参观或在农业社实习以后，都认识到农业生产的前途，知道了农村迫切需要知识青年，因此奠定了参加农业生产的决心。
沈阳市副市长邵凯，在欢送会上讲话，勉励他们勤勤恳恳，作一个真正的农民，成为祖国有本领的建设者。
并嘱咐他们到农村后，不要好为人师，站在群众之上，要同农民打成一片，虚心向有生产经验的老农学习。
当天下午，他们坐着市郊几个蔬菜生产合作社派来迎接新社员的大车，分赴各合作社去参加生产。

生产队也要公开财政
本报讯
据浙江日报消息：
诸暨县五一乡五四农业社所有生产队的账目都能够做到日清月结，按时公布，社员非常满意。
五四社十八个生产队，配有记账员二十三人，除十五个已有二年的记账经验外，其他八个都是新手。
由于合作社对他们的帮助，记账员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一般小队都能做到账目日清月结。
这个社提高记账员业务水平的方法，除了集中训练以外，主要是由会计员深入到小队去对记账员进行辅导。
此外，记账员之间相互学习，也是提高业务水平的重要办法。
浙江日报为此发表短评说：
各地农业社在实行财政公开的工作中，比较注意公开全社性的财政，不大注意公开生产队的财政。
因此，有些社员仍旧不够满意，他们说：
队里的账目不清楚，社里的财政公开了也没有多大用处。
短评指出：
实行社、队分权以后，生产队里的账目比过去复杂得多了。
现在队里不仅要记劳动工分账，还有产品的收支登记账，还要搞生产队自己的收益分配等等。
这许多财务账目是社员最关心的，尤其是劳动工分账和预支账等等，直接关系到社员的利益，这些账目如果有毛病，就会引起社员的不满。
同时，要想把全社性的财政清理好，并且做到按时公开，首先就要清理和公开生产队的财政。
但是生产队公开财政的最大困难是，记账员业务水平低，不能担负生产队的财务工作。
因此提高记账员业务水平是十分必要的。

白沙枇杷膏恢复生产
太湖洞庭山的枇杷膏恢复生产，产量比战前最高年产量增加八倍。
洞庭山的枇杷膏，是用当地有名的白沙枇杷和中药沙参、川贝等营养药料加工制成，有润肺、生津、止咳等功效。
味道鲜甜可口。
·新华社·

罕见的白熊
湖北省房县高山地区最近捕捉到二只我国极少发现过的白熊。
这二只白熊类似北极熊，大熊已二岁多，重达一百三十余斤，小熊才四五个月，重三十余斤。
动物学家们初步认为这二只白熊可能是我国所产的棕熊或黑熊的变种，这在我国也是极其罕见的。
这二只白熊自6月30日起已在武汉市中山公园动物园展出。
张其军摄（新华社稿）

西安五十多个工厂紧张施工
一批现代化的机械厂、电工厂两三年内可陆续建成
本报讯
记者李茜报道：
西安地区数万名建筑职工正在五十多个新建、改建的工厂工地上进行紧张的施工。
这些新建的工厂有苏联帮助设计的现代化机械厂、电工厂和发电厂，有民主德国帮助设计的仪表厂，也有我国自己设计的纺织厂、印染厂和农药厂。
在西郊汉代都城的遗址上，苏联帮助设计的四个电工厂正在加紧建设中。
其中西安电力电容器厂的厂房已经全部建筑起来，工具和机修车间已经投入生产；
在一些主要厂房里，安装工人正在紧张地安装机器。
这个工厂在明年第1季度就可以正式投入生产。
它是我国第1个制造各种电力电容器的工厂，正式投入生产以后，每年可以生产一百万仟乏尔的电容器。
西安高压开关整流器厂、绝缘材料厂和高压电瓷厂也是我国同类型工厂中最大最先进的工厂。
尤其是开关整流器厂的设计，不仅采用了苏联已有的先进经验，而且贯彻了最新研究的成果。
目前，这三个工厂都已经建起了一部分厂房。
它们都计划在1960年开工生产。
这几个厂投入生产以后，将生产许多国内过去不能生产的产品。
像三门峡水电站、电气化铁路以及其他方面需要的高压输电、配电设备和水银整流器等，都可以由进口改成国内供应了。
在四个电工厂东边，是我国第1个现代化的热工仪表厂——西安仪表厂的工地。
建筑工人们已经在这里建起了一些职工宿舍等建筑，目前正在生产工区处理土方。
到1959年，这个厂即可投入生产。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帮助我国设计的这个厂是一个综合性的仪表制造厂。
它能够给化工、石油、电力、冶金等工业制造压力表、真空表、测温仪表、电子仪表、流量计、调节器、气体分析器、车用仪表和各种配件。
在西安东郊的滻河沿岸，已经布满了一眼看不到边的新型的厂房和楼房。
滻河东岸的灞桥纺织区正在修建一个年产三百多万匹花布、色布的西北第1印染厂，这是我国目前最大的现代化印染厂。
这个厂是由我国自己设计的，机器设备也绝大部分是我国自己制造的。
现在，这个工厂厂房的预制构件已经基本上吊装完毕，预计明年即可投入生产。
也是建设在这个纺织区的西北国棉六厂已经在7月01日开始试生产。
这是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在西安地区建设的第4个现代化棉纺织厂。
这个拥有九万四千多枚纱锭的工厂投入生产以后，灞桥纺织区就变成一个拥有三十二万多纱锭和八千五百多台自动布机的纺织基地了。
在滻河的东岸，也有大量运输建筑材料的车辆来往奔驰，起重机和搅拌机的马达声日夜在轰鸣。
这里，几个机械厂正在建设中。

让社员看懂公布的账目
张增宝
浙江江山县淤头乡达埂农业社，从1955年以来，就开始把社内账目向社员公开。
但是公布的账目社员们看不懂，当然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大家普遍反映：
“这样公布账目和不公布账目没有两样。”
今年，社里的会计毛洪高和叶文有主动地征求社员对公布账目的意见。
这些意见是：
一、由于社大户多、地区分散，要求以小组为单位公布账目。
二、要求分科目、分实物、现金收付逐笔逐项公布。
三、要求将“阿拉伯字”改为大写、小写的中文，不要用小数点，要改用元、角、分。
四、要求每月公布一次。
根据社员的这些要求，会计同志首先在室内进行清查库存，翻账面，对单据，然后带账、带凭证下家、下田坂向社员作支、付的逐笔逐项分科目校对；
又根据社员的要求把工分、投资、预支股份基金、社员分红、社里留的种籽、交粮、还农贷、现金库存、实物库存、农副业收支等逐笔分项目进行开列清单，印发公布各小组，进一步让社员审查；
阿拉伯字也改用中文大写；
计算单位改用元、角、分；
账目每月公布一次订为制度。
这样的账目既通俗易懂，又正确清楚，一般社员都能看得懂了。
因此账目印发各组后，大家都作了认真的检查校对，对社里的事表现得更为关切，过去风言风语的话也听不见了。

长江三角洲受涝稻田五百多万亩
农民顽强斗争日夜排涝保苗
新华社杭州9日电
长江三角洲的农村中，最近展开了同雨涝灾害的顽强斗争。
苏州、松江、嘉兴等专区每天有六十多万农业社社员，使用二十万部水车、牛车、风车，日夜排涝保苗。
另外有四千多台抽水机，也被用来日夜不停地排除田间积水。
到8日为止，已经有一百多万亩涝田排除了积水，还有许多涝田的积水减少了。
松江专区农业社社员还突击抢修好三千多条围堤和一万多个缺口，使受涝程度大大减轻。
06月底以来，长江三角洲连日下雨，一般地区在十天左右下了两百五十公厘以上的雨。
宜兴县三天半雨量达五百二十公厘，是近百年来所少见的。
因此，江、湖水位猛涨，不少地区受涝。
据江苏、浙江两省的防汛指挥部统计，长江三角洲受涝稻田达五百七十五万亩。
目前，长江三角洲早稻大部在扬花吐穗，晚稻也在分蘖发棵，内涝对稻禾生长影响很大。
苏州、松江、嘉兴三专区和各县的党、政负责干部大多亲临排涝保苗的前线，几千名机关干部也日夜下乡，和农民一道戽水排涝。
江苏、浙江两省有关部门迅速调拨下大批排涝用的器材、物资、经费。
中共浙江省委书记霍士廉和省水利厅、农业厅、民政厅、商业厅的负责干部都深入涝区，帮助工作。
长江三角洲农民的排涝斗争，还得到了城、镇工人、部队、学生、居民的支援。
上海、杭州、苏州、湖州等城市都有不少工人带着抽水机等排涝工具下乡，参加排涝。
许多城、镇的医务工作人员、手工业工人、供销社营业员等，也先后下乡，为农民服务。
目前，长江三角洲的江、湖水位已经全面降落，如果天气放晴，十天以内涝田积水大多可以排出。

十一国科学家在加拿大开会
讨论避免原子战争灾难问题
新华社10日讯
渥太华消息：
来自十一个国家的二十四位科学家8日在加拿大诺法斯科细亚省浦华希举行会议，讨论避免原子灾难问题。
中国科学家周培源出席了这个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苏联、英、美、日本等国的代表。
这次会议的主要筹备人、八十五岁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因健康关系未能亲自参加会议，他派了罗特布拉特教授作他的代表。
会议听取了罗素的一篇录音发言。
罗素在发言中说：
如果现在发生战争，它无可避免地会成为一次核战争，而核战争势将成为一种“无法估计的灾难”。
罗素说：
“会议必须义不容辞地考虑废除战争这个老问题。
我们这一代面临着这样一种任务：
或者是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目睹数千年来人类的最高智慧、毅力和资源所创造的一切最美好的东西横遭毁灭”。
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带来了日本的一个“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呼吁书，要求禁止氢弹和原子弹试验。
汤川秀树说，“我们的第1个目标是暂时停止试验若干月，而由科学家来决定这种试验是不是安全。
如果证明试验是有害的，我们将建议全面和永久禁止。”
他说，“我们赞成核能用于和平，但是反对把它用来制作武器。”
会议预定在10日结束。

放火箭探月球数年内将实现
苏联科学家在拟订计划
新华社10日讯
据塔斯社报道：
苏联科学家最近拟订了向月球放射宇宙火箭的计划。
苏联科学家们认为，在今后五年和十年的时间内，人们就可以在地球上用无线电指挥火箭和小型坦克式实验室来征服月球。
苏联技术科学副博士赫列勃采维奇拟订放射宇宙火箭的计划是这样的：
几十吨重的三级火箭在一个山地飞机场放射后，地面上许多强大的无线电定位站就紧紧地控制住火箭，同时，火箭上的自动仪器也不断地发出无线电讯号，科学家就根据这些讯号用电子计算机加以计算，继续指挥宇宙火箭的飞行。
宇宙火箭携带的燃料在飞上月球以前就要用完，这时，从地面上放出的另一个补充燃料的火箭，追上了它，通过一种特殊的设备，把燃料补充进宇宙火箭。
宇宙火箭继续飞行，就脱离了地心吸力的范围，而进入了月球吸力的范围。
根据地球上的无线电指挥，火箭就调转身来，用尾部对着月球，缓缓地降到月球上。
一辆小型坦克式实验室自动地从火箭里驶上月球，并且自动地架起天线和无线电发报机，实验室一边根据地球上无线电讯号的操纵在月球上行动，一边把在月球上测量到的结果发送到地球上来。
这样，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都可以通过强大的无线电电视机和其他设备观察到月球上发生的一切事情了。

是认真谈判还是欺蒙舆论？
本报评论员
图穹见匕首。
参加伦敦裁军谈判的美国代表在吞吞吐吐三个星期之后，终于把美国关于停止核武器试验问题的反建议全部亮出来了。
现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出：
美国在这个有关裁军的重要问题上采取的是什么态度。
这个喧嚷了很久的所谓新建议，实际上只是美国玩弄的可以叫作连环套的诡计。
它把一个本来容易解决的问题，同一连串纠缠不清的问题套在一起，“原则上”表示赞同停止试验和把裂变物质用于和平目的，但是又加上了措辞含糊的种种条件，用漫无边际的空谈来引起无休止的争执，从而规避关键问题的解决。
停止核武器试验本来是简便易行的。
各国舆论一致地希望早日在这方面达成一个国际协议，以便解除原子核试验给人类带来的威胁，并且向最后达成全面裁军和禁止核武器的协议跨出实际的第1步。
但是，美国却表现出来始终不愿从这个起跑点举步。
在美国提出的建议中，安置了一大堆先决条件和保留。
这些条件和保留使得双方无法达成有效的协议。
例如，苏联主张迅速就停止试验问题单独达成协议。
但是美国却要求把停止试验和达成裁减常规军备的第1阶段协议连在一起。
大家知道，在裁减常规军备问题上，美国坚持任何初步协议都必须附以空中视察；
而在空中视察问题上，美国又强调任何协议必须先得到它的有关的西欧“盟国”的同意。
这样就使得问题大大地复杂起来。
为了使停止核试验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美国建议中还坚持停止核试验必须同时停止军用裂变物质的生产。
乍一听来，美国好像在这个问题上愿意走得更远些。
可是在这些冠冕堂皇的“建议”后面，还大有文章哩。
美国虽侈谈停止军用裂变物质的生产，却作了重要的保留。
第1，美国不能同意完全禁止使用核武器，而且要求在裁军协议中明文规定必要时可以使用核武器，企图变使用核武器为合法化；
第2，在停止军用裂变物质生产的时候，仍要允许那些已经开始制造核武器的国家完成其制造；
第3，在停止生产以后，美国有权继续“改造”现有的核武器；
第4，协议将“不阻止”美国去训练其他国家的部队使用和发射核武器，也“不阻止”美国在其他国家“放置”核武器。
这就是说，美国可以同意达成停止核试验的协议，甚至同意停止制造，但是它将继续它已经开始的生产，以“改造”为名继续发展核武器，并且可以公开拿核武器进行威胁和准备核武器战争。
这种保留使得任何协议都将成为没有实际意义的东西。
不但这样，美国在提了这么一大堆保留之后，它自己作出的所谓“让步”，不过是同意停止试验十个月。
用美国报纸的话来说，这正好是美国为了准备一次试验所需要的时间。
这就表明美国装腔作势了许久，事实上连暂时停止核武器试验也不愿意，更不用说禁止使用核武器和从军备中消除已有的核武器了。
而这两点正是消除世界所受到的日益增加的核武器威胁的最好保证。
最近一个时期，各国舆论要求立即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压力是越来越强大了。
美国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美国政府改变态度。
甚至在美国众议院里，也有议员提出了要求政府停止核武器试验的法案。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当权的好战集团，一方面继续坚持它的反对达成任何裁军协议的死硬政策，并且正在加紧实行它的以发展核武器为中心的新的备战计划。
但是另一方面却要在谈判桌上伪装和平使者，摆出愿意达成协议的姿态，欺骗世界舆论，这就不能不使得它自己自相矛盾，丑态百出。
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在“华盛顿邮报”上描绘说，在过去几周，美国当局“好像是一个正在自言自语地筹思、不知怎办才好的人，而不像一个握有政策的政治家”。
其实，问题绝不是华盛顿没有政策，而是因为这种政策见不得人，拿不到桌面上来，因此不得不不断改头换面，以躲避国际公众的谴责。
可是正如李普曼所承认的，美国政府所使用的拙劣手法，只能“为自己招来堵塞达成限制军备协议的道路的责任”。

欧洲王室养尊处优民脂民膏纵情享受
新华社10日讯
纽约消息：
最近一期“生活”杂志说，欧洲一些王室都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国王们的每年收入一般比美国总统多得多。
“生活”杂志说，英国王室每年共得到四百三十万美元的津贴，并且得到“最最慷慨的供养”。
伊丽莎白女王得到一百三十万美元的个人津贴。
这是“任何欧洲的统治者所得到的最大的一笔津贴”。
荷兰的尤丽安娜女王每年得到三十九万五千美元，再加上维持她那几个王宫的费用九万美元。
贝哈德王子和将要继承王位的贝阿特丽克斯公主每人另外得到八万美元。
“生活”杂志列举了其他在位的国王们每年的收入如下：
瑞典的克斯塔夫·阿道尔夫：
七十万美元。
古斯塔夫国王每年还靠出卖王室花园的鲜花和蔬菜得一万美元。
挪威的哈康国王：
十四万美元，再加上给王太子欧拉夫的七万美元。
比利时的博多英国王：
七十八万美元。
丹麦的斐德烈国王：
三十五万美元。
希腊的保罗国王和弗雷德里卡王后：
二十五万美元。
卢森堡的夏洛特女公爵：
十四万五千美元。
“生活”杂志说，美国总统每年的薪金是十万美元，还有开支津贴五万美元和旅行津贴四万美元。

皮克总统度假
狄克曼代理职务
新华社柏林10日电
“新德意志报”今天报道：
皮克总统现在开始在柏林附近度假期。
在他度假期间，总统职务由人民议院主席狄克曼代理。

美军偷运毒品又在香港失风
新华社香港10日电
一个美国空军人员最近偷运大批毒品进入香港，被香港英国当局破获。
这是香港有史以来偷运吗啡入境数量最大的案件。
这个美国空军人员在今年06月06日从曼谷乘飞机到香港，香港英国缉私人员在他的行李中，搜出四十七磅半吗啡。
香港英国法庭9日宣判将这批毒品没收。
但是罪犯在逃。
根据香港英国当局的年报，最近几年来香港经常破获美国军人偷运毒品进入香港的案件。
去年就有一个美国空军军官从曼谷偷运毒品进入香港时暴露被捕。
另一个美国人在前年偷运海洛英入香港，被香港英国法庭判罚苦工监九个月。

美国人民长期被蒙蔽
许多人对苏联简直无知
本报讯
美国垄断资本的宣传机器已经把普通美国人民蒙蔽到什么程度，这一点从美国“麦考尔杂志”所进行的一次关于苏联情况的测验中可以得到说明。
据该杂志6月号刊载的一篇题为“美国人不知道苏联什么”的文章报道，参加测验的人包括各地区、不同年龄和文化程度的五百名男子和五百名妇女。
在全部答案中，有下列令人吃惊的结果：
三分之二的妇女在回答是否愿访问苏联的问题时，拒绝免费去苏联旅行，佐治亚州一个妇女说：
“这太危险，他们会打死美国人的。”
在中西部和南部，大多数人都认为苏联完全没有教会了。
阿拉巴姆的一个妇女说：
“据我们所知，教会已经全被消灭了。”
多半数人相信苏联没有自由恋爱，中西部有一个人甚至这样回答：
“他们还相信爱情吗？”
只有54％的人知道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是同美国并肩作战的。
有10％的人认为当时是美德联合同苏联作战的。
29％的人不知道莫斯科是苏联的首都。
高等学校毕业生中有五分之二答错了这个问题。
有一多半的人干脆不知道苏联政府首脑是谁。
美国资产阶级宣传机器每天通过几千万份报纸和广播台对美国人民散布大量歪曲了的消息，使得美国普通人民对苏联发生猜疑和恐惧，而对真相十分无知。

联欢节前的莫斯科
本报莫斯科航讯：
第6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很快就要开幕了，莫斯科正在紧张地进行大会的准备工作。
这次联欢节将在7月28日开幕，在去年新建成的莫斯科列宁中央运动场要举行隆重的开幕式，来自各洲的不同种族的代表在这里将齐集一堂。
将有一百四十七个国家的将近三万名代表参加。
要开好这样规模巨大的联欢节是要做好很多准备工作的：
要排好大会日程，要布置会场，装饰城市，在联欢节的时候，整个莫斯科将变成一个大花园，任何一个街道、广场全将变成各国青年交谈联欢的所在。
另外要组织各种比赛、参观和展览，要为代表准备住处，要准备各种语言的翻译……这许多复杂的工作全由联欢节筹备委员会负责。
筹备委员会每天都接到许多信件和电报，例如6月20日这一天筹备委员会就接到法国、比利时等国报名参加集邮爱好者会见的报名书，另外有七个国家报名参加无线电爱好者的集会，十二个国家报名参加电影爱好者的会见。
联欢的节目是各种各样的，由同样职业青年的座谈会，将是一个新的形式。
苏联的艺术家们正在为美化莫斯科街道、广场方面，费尽心思。
许多街道两旁的树木将穿上木制的瓶状外罩，而高大的绿树将变成插在大花瓶里的一支花。
穿着各种民族服装的姑娘和小伙子将在广场上跳着集体舞或轻快的华尔兹。
而在库尔斯克火车站前的广场上空，将像俄罗斯童话里说的一样，架起一个大型的“飞毯”，毯上立着拥抱在一起的各民族青年。
现在当你走在莫斯科街上，你到处都可以看见联欢节的招贴画有的用各国国旗组成一个美丽的花环，有的把它盘成个阿拉伯数字“6”，表示第6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据苏联“火星”杂志报道，这样的招贴画现在印成了二百多万份。
为了选派参加联欢节的代表，苏联各地共青团组织组织了地方性的青年联欢节，选拔了优秀的表演者参加莫斯科联欢节比赛。
列宁格勒大学的合唱团已经取得了参加联欢节的权利，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代表团将表演“乌拉尔宝石舞”。
远方的代表团已经启程了，再过半个月他们将踏上苏联国土——莫斯科已经准备好迎接客人。
（附图片）
准备参加联欢节的莫斯科学生，穿着世界各种民族服装，象征着世界青年大团结。
　塔斯社稿叶·卡辛摄

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到布拉格
赫鲁晓夫强调社会主义阵营团结
据新华社布拉格10日电
应邀到捷克斯洛伐克访问的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今天上午乘专车到达布拉格。
布拉格今天呈现出一片欢乐景象。
各街道的建筑物上挂满了旗帜和巨幅的欢迎标语。
在通往车站的街道上从清晨起就挤满了欢迎的人群。
苏联代表团的专车在正九点钟进入车站。
贵宾们是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人诺沃提尼、柯别茨基、亨德里赫和戴维等从苏捷边境城市切尔纳陪同来到首都的。
他们一路上在经过科息斯、日利纳、阿罗木茨等城市的时候，都受到了盛大的欢迎。
今天到布拉格车站欢迎苏联客人的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杜兰斯基、费林格、西罗基、萨波托斯基等人。
萨波托斯基总统向客人们致了欢迎词。
他说，捷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不仅是过去共同的传统和共同的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保证我们国家的和平生活的主要部分和条件。
总统继续说，“充满着创造性的列宁主义精神的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给了人们以有力的鼓舞力量来进一步扩大全世界的革命运动。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6月举行的会议表明，兄弟般的苏联共产党执行第20次代表大会的结论是多末坚持一贯；
企图使苏联共产党离开它所采取的道路、企图削弱它的团结和改变它的列宁主义政策的一切尝试是多末愚蠢和绝望。”
萨波托斯基最后表示相信苏联代表团到捷克斯洛伐克来访问将大大有助于进一步全面发展捷苏两国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同盟。
赫鲁晓夫接着致答词。
他说，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团结在以共产党为主导力量和核心的民族阵线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巩固人民民主制度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赫鲁晓夫说，你们的成就像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成就一样，不能不引起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疯狂的仇恨。
匈牙利事件清楚地表明了帝国主义阴谋的实质。
我们的敌人极力想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分裂它们，然后把它们各个击破，把人民民主制度推翻。
只要我们手挽手，只要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一致地行动，我们就不怕社会主义的敌人、和平的敌人的任何阴谋。
赫鲁晓夫指出，帝国主义者坚持的方针是加深欧洲的分裂、建立军事集团，以便阻止实现全欧合作和确立巩固和平的主张。
赫鲁晓夫说，我们必须加强争取停止军备竞赛、争取停止生产和使用热核武器、争取停止试验这种武器的斗争。

蒙古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蒙古人民革命胜利已经三十六年了。
三十六年来，蒙古已经从带有原始性的畜牧业的封建经济，越过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目前正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地前进。
从1948年至1952年，蒙古人民在胜利地完成了第1个五年计划以后，紧接着从1953年开始又实行了第2个五年计划。
目前，蒙古人民正在为完成第2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的任务而努力着。
从明年开始，蒙古人民又将为实行新的三年计划而奋斗。
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结构完全控制了国营工业、机械化运输业、财政和信贷、对外贸易和对内批发贸易等部门。
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畜牧业在去年年底就已经组织了六百多个合作社，占全体牧户总数的22％以上。
三年计划完成以后，将有50％的牧民加入牧业合作社，并且使一百五十至二百个牧业合作社定居下来。
在去年一年内，蒙古纯增加的牲畜达一百三十多万头，现在国内共有牲畜二千几百万头，按全国平均人口计算，平均每人可得二十几头。
畜牧业已开始实行机械化，许多机器畜牧站正在建立。
在继续发展畜牧业方面，农业将起着很大的作用。
党和政府对于农业的发展予以很大的注意，在今后三年内，要使农业的播种面积比现在增加一倍多。
今年二十几个国营农场要开垦一万七千公顷荒地，播种四万九千公顷的谷物和蔬菜。
共和国的工业已经建立起来了，并成为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主导部门。
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地扩大，工人的人数已占全体居民总数的27.4％。
采矿、采煤、石油、电气等重工业都在不断地发展，几十座拥有现代化设备的大工厂企业已经建立起来了。
制革厂、家具厂和洗毛厂等轻工业亦正在继续扩大。
国内的十七个省都有了食品加工工厂，全国各地共有二百七十多个小型奶油工厂。
现在，每年输出的奶油可换回三万多吨面粉。
1956年合作社工业的产品比1931年增加了三点四倍。
交通运输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全长一千一百公里的铁路干线，已经把三个兄弟国家——苏、蒙、中联结起来了。
国内的边沿地区已经与首都有了电话、电报和无线电的联系。
蒙古的文化教育事业亦很发达。
全国已经实行了学龄儿童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制，在一些大的城市已经实行了普及七年制义务教育，并且还设立了许多成人夜中学。
去年秋季，蒙古国内已有四百三十二所中、小学，十五所技术专科学校和四所高等学校。
文盲已经消灭了，图书馆和阅览室遍及各地。
人民的生活随着国民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在不断地提高。
仅在最近四年内，工人的工资就增长了36.8％，工会设立了许多疗养所和休养所，有二十年工龄的工人可以得到养老金。
第2届大人民呼拉尔第4次会议决定，从今年04月20日起，已经把职工星期六和某些节日前一天的工作时间减少了两个小时。
　（弼）（附图片）
蒙古乔巴山大学外景之一　（新华社稿）

侄子从北大来
俞林
上个月的一个星期日，在北京大学学习的侄子进城来看我，他带着几分愤怒、几分忧虑地告诉我，学校里右派分子正利用整风从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他的愤怒是好理解的，他的忧虑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向右派分子进行反击，担心会闹更大的事情。
他的话使我也愤怒了。
我的母校是燕京大学，燕大和北大合并后，我也就把现在的北大看做我的母校。
想起我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半个中国正处在日寇铁蹄的践踏下，我们那一代青年是多么渴望着祖国从敌人的血爪下解放，渴望着祖国有一天能变成一个自由富强的国家。
很多人愿意为着这个目的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可是，在今天，在祖国已经经历了两个革命胜利的今天，竟有人站出来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新中国，我怎么能不愤怒呢！
我很想跟那些被他们迷惑俘虏和利用过的同学们谈一谈。
我比你们才只大十几岁，可是我们却像隔着一段很长的年代，我们那时候在敌人的刺刀下过日子，同学和亲友会突然失踪，夜半刺耳的警车会把你惊醒，在城门、街口要经过搜身才能通过。
看一本喜欢的书，要偷偷摸摸的，说任何一句话要看看周围的人。
我记得当时走到北京的街道上，就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看着日寇的黄卡车在横冲直闯，就觉得自己和这亲爱的土地——琼岛上的垂柳和玉蝀桥边的碧波都蒙受着无限的羞辱。
在这样苦闷的日子里，青年们用着种种方法寻找改变现状的道路。
我曾从鲁迅、茅盾、巴金的著作里寻找真理，也曾在尼采哲学那里，在“互助论”那里寻找出路。
最后找到了马列主义，加入了党，这时候我才不再感到孤独，不再感到无家可归了。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阅读从解放区秘密运来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持久战”时的那种巨大的感情，就好像有一股什么力量一下子塞满了你的周身，好像一个在无边的黑暗里摸索道路的人，突然找到了引路的明灯。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组织了各种名义的读书会，争取和团结了很多在黑暗中摸索道路的青年，“一二九”运动所留下的火种被我们继承了。
我所说的“继承”，除了精神方面，还有物质的一面。
“一二九”时燕大的党和“民先”组织有一箱进步书籍，包括一些马列主义的启蒙书，遗交给我们了，这箱书藏在一个肯掩护我们的教授家里，由我和那位教授联系。
当我们秘密地组织阅读和讨论这些书的时候，我们是多么兴奋和激动呵。
我们还积钱支援生活困难的同志，介绍人到解放区去，营救被捕的人……
我又想起了进解放区抗日根据地时的那种激动的心情，想起了和我们一起到解放区的王册同志的牺牲，她是燕大二年级的学生，到解放区不久就到下层锻炼，在区里担任党的宣传工作，很快就受到农民的喜爱。
1943年秋天敌人大“扫荡”，她发着疟疾，在敌人据点周围坚持工作，不幸被俘。
狡猾的敌人看出她是个干部，百般威胁她。
但是她只用沉默回答敌人的一切问话。
敌人向群众打听她的身份，没一个人肯讲，最后敌人用刺刀杀害了她。
在她牺牲之前，另一位燕大的同学在平西根据地突围时战死。
我想到这些，是因为我每次遇到工作上或思想上的困难时，他们就给了我鼓励和决心。
在享受胜利的欢乐的时候，我也会想到他们。
当全国解放，我重回到北京，看到过去敌人横冲直闯的地方走着革命的队伍，看到我们秘密地念着“毛泽东”、“共产党”的地方，公开地欢呼着“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我流泪了，我们就是为着这一天献出全部青春的力量呵！
当我听到侄子讲北大右派分子反党活动的情形时，我为他们的反动言行而愤怒，也为了他们玷污了死者而愤怒，我不仅自己，而且还要以死者的名义提出控诉。
决不容许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败类玷污我们的母校，玷污这些烈士曾从事过地下斗争的地方。
“五四”和“一二九”的光荣传统不容被这些败类践踏歪曲。
我告诉侄子不必忧虑，人民不会允许这些少数野心分子猖狂，最近的事实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章氏“政治设计院”
俯拾
天下院子很多，
章氏要捞一个，
要的什么样子，
吵架院——进口美货。
这玩艺儿好啊，
吵的资本家变肥鹅！
工农人民吗？
“自由”卖血；
“平等”挨饿；
要想反对，
枪打脑壳！
妙呀！
看实行了的蒋家哥，
院子一家人，
收买、请客，
打架、抬出棺材来争夺！
院子还多哩：
妓院、按摩院、疯人院……，
妈的巴子“政治设计”真阔！
恨煞我章氏“现在部里的权限太小”呵，
嘿！
一想起这些，
“非造反不可”！！
！
哎哟哟，章大哥，
“人大”、“政协”顶不错，
宪法由它制，
民主计划经它做，
人民生活提得多，
还有“政治设计”呀：
搬大山，
清黄河……
还请你参加啰！
我看呀，
另搞一套是否妥？
呸！
呸！
呸！
喽啰！
真胡说！
快把“人大”……什么的给我丢下字纸箩，
我要的是打倒他们的“设计院”，
由我章氏当中坐，
“政治设计”，不必啰嗦，
照抄美、蒋的，
现成的牛奶还不喝？
啐！
别多心，
里面没毒药，
想想呀，
“我随时可能发展为反革命”，
搞这一套不正好么！

老乡亲（钢笔速写）　司徒乔

脱裤子
飘然
“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憣然悔悟，接受改造”。
换句话说，就是要他们交代问题，“脱裤子”。
“脱裤子”是一件好事，自己揭露自己的丑恶，因而可以抛弃与改变自己的丑恶。
祢衡在曹操的大宴会上，“当面脱下旧破衣服、裸体而立，浑身尽露”；
然后又“徐徐着裤，颜色不变”。
祢衡所以能这样，正如祢衡自己说的：
“吾露父母之形，以显清白之体耳”。
右派分子体不清白，失去了父母给他们的原来形态，所以很不愿意脱裤子。
然而人民不让他们久不脱裤子，爱惜他们的人也看得清楚，不脱裤子“他们就将自绝于人民”；
脱了裤子，“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
于是给他们以“外力推动”，小组会、大会、座谈会、报上写文章，批评揭发，促进他们“憣然悔悟，接受改造”。
但是，能不能“憣然”，仍在于他们自己。
许多事实告诉我们，要那些陷溺已深的右派分子“憣然”，是不容易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应该估计到他们这个特点。
可能有的右派分子承认脱裤子了，但脱裤子是为着过关，过了关又把裤子穿起。
但这不要紧，脱过一次裤子就留下一次痕迹，从前官衙门打老百姓的屁股要脱裤子的，打过的伤痕叫“板花”，“板花犹在”，是下次挨重板子的断语。
何况现在脱裤子（当众交代问题）的痕迹，已不是再把裤子穿起所能掩饰。
也可能有的右派分子向舞台的丑角学来了乖，他穿有很多条裤子，逼一下，脱一条，再逼，又脱一条，脱到最后，他说，请大家看清楚，我确实脱光了。
其实，还有一层和肌肤一样颜色的丝织裤子，遮住他大的丑恶。
比如说：
我们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政治上没有联系；
我的言论的效果是很坏的，但我的动机是爱国的等。
这就要我们睁着眼睛，不受他们假惺惺的骗。
还有一种死硬的右派分子，说他没有可脱的，裤子里和裤子外是一致的。
甚至说：
“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出反党反社会主义”。
是的，现在农村盛行以骨灰肥田，哪是拥护社会主义骨灰，哪是反对社会主义骨灰，是无法找出的。
但是你的裤子里实实在在装满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肮脏东西。
你不脱，人民要你脱，今天不脱明天还得脱。
脱裤子是件好事。
如果你嫌“脱裤子”的话太粗了，那末，改为如周总理说的“憣然悔悟，接受改造”，或者如会上、报上说的：
“彻底交代问题”，也是一样。

莫让青春化作灰
下面这首诗，原载北京某大学的墙报，是劝一位在彷徨中尚未决心转变的右派分子的。
现转载于此，并隐去真实姓名。
欣闻×君举义旗，
败子回头胜金玉，
簟食壶浆待路旁，
只听雷声不见雨。
躲躲闪闪暗张弦，
闪闪躲躲伪造作，
哭哭啼啼放悲声，
啼啼哭哭畏汤药。
×××，×××，
好医不怜病人泪；
悬崖勒马速回头，
莫让青春化作灰。

评“为什么‘放’得不够”
罗荪
打开6月16日出版的“新观察”第12期，第1篇文章的题目是“为什么‘放’得不够”，题目很吸引人，我读了之后，也不免引起一点感想。
作者李今同志因为不满意“新观察”在“鸣”、“放”中“还像是温和水”，所以就想到“文艺报”编辑部去“学习”一下他们是怎样“大鸣大放”的，以便改进“我们的刊物”（指“新观察”）。
文章共分四段，第1段是作者一到文联大楼就遇见了“文艺报”的记者陈骢同志，就是在第7期“文艺报”上发表“丁玲同志谈深入生活”的作者。
文章就从这里开始了。
李今同志说：
“这篇文章（指陈骢文）我是发生兴趣的，因为这篇文章在读者中引起了一些意见。
有人问：
为什么一定要在现在这个时候谈深入生活这个老问题？
丁玲同志为什么不结合当前的整风谈谈她的感受和意见？”
原来李今同志对这篇文章发生兴趣的，不是丁玲同志所说的深入生活的问题，而是“读者有意见”，是因为丁玲同志为什么不谈谈整风的感受，而谈“这个老问题”。
实际上不是发生“兴趣”，而是发生了“不满”，这回遇见了陈骢，于是“恍然大悟”了。
李今同志“恍然大悟”了什么呢？
他自己叙述说：
“文艺报”编委会为了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五周年请丁玲同志谈深入生活问题；
当然，丁玲同志在谈了“深入生活”之外，也还谈到目前的整风，李今说“可是陈骢同志执笔的时候，却不得不按编委会规定的主题写访问记。
这样，文章是完成了编委会的任务，但是，却满足不了读者的期望。”
可是我这个读者却恰恰相反，我以为丁玲同志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五周年的今天谈谈深入生活问题是非常及时的，因为这个问题不但在十五年前很重要，而且在十五年后的今天，正当整风开始的时候，也是非常重要的。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于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的问题，着重的指出：
“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对于作家来讲，深入生活和劳动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永远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永远是不会过时的一个新鲜的问题，常常有人在作家们的耳边叫叫是有很大好处的。
同时，丁玲同志谈的虽然是“老问题”，但和今天的形势，和今天的需要是很切合的。
比如她说：
“生活圈子狭小，远离群众，这是我们有些作家在近几年来写不出好作品的主要原因。”
对于“当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听说有些人就认为作家不一定要深入到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中去了，甚至有个别的同志认为，坐在书斋里光凭第二手材料也可以进行创作”的看法表示怀疑，她说：
“我们这些人，如果不下决心到群众中去，又怎么行呢？”
我实在看不出这些说法有什么不合时宜，为什么引起读者的不满？
再看看题目“为什么‘放’得不够”，大概作者所要求的是谈“放得不够”的阻力吧，即所谓“感受和意见”吧？
他竟没有在这篇访问记中找到所需要的东西，因而不能满足了。
这就是“为什么‘放’得不够”的第1个例子了。
还有第2个例子，他在第2段文章中写道：
“我还遇到一位‘文艺报’的编辑，据他说有不少读者认为‘文艺报’像是派出所的布告牌。
当前文艺界最主要的矛盾是什么？
‘文艺报’并没有反映出来。”
什么是“最主要的矛盾”呢？
他举出了周扬同志几年来对文艺问题的一些报告和文章，说“今天到底应该怎样看法呢？
文艺界的许多同志对这些报告和文章是有意见的，能不能展开‘争鸣’呢？
这一类‘争鸣’为什么姗姗来迟？”
原来是因为没有看到“文艺报”上发表批评周扬同志的“报告和文章”，所以就认为“文艺报”没有反映当前文艺界最主要的矛盾。
从来没有人说过周扬同志的文章不能批评，不久前文汇报和“文艺报”上已经有了批评，而且更早一点时间，报纸上刊载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的座谈会上也有过批评，这是正常的现象。
但是，为什么周扬同志的报告和文章成为了“当前文艺界最主要的矛盾”了呢？
当他听说“文艺报”编委会决定组织这一类讨论文章的时候，他认为“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学术问题的研究和批判，不应看人而应该看事，‘永远正确’的人是不会有的。”
我想没有谁反对过对于“学术问题的研究和批判，不应看人而应该看事”。
但是这里面却恰恰透露了作者自己的心底里有点“看人”的味道，所以一则说：
能不能展开“争鸣”，为什么姗姗来迟？
再则说：
“永远正确”的人是不会有的；
那不是呼之欲出么？
因此，李今同志认为“放”得不够，要大“放”，“放”就要抓住“当前文艺界最主要的矛盾”，就要抓住“这一些报告和文章”来组织批判，否则，就是“放”得不够。
当然，对任何人的报告和文章都可以进行“争、鸣”，特别是学术问题，就更需要通过讨论、说理、辩论来解决。
但请直说好了，何必兜圈子呢？
文章还没有完，还有第3个、第4个例子，我想不再赘述了，还是请大家自己去分辨吧。

全国职工一定要把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进行到底
朱学范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以及李先念、薄一波副总理、董必武院长、张鼎丞检察长所作的各项报告。
现在我就反击右派分子，发表一些意见。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美好生活
我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在不断扩大的基础上稳步地前进。
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的繁荣，空前的强大。
我国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工人农民的生活，已经得到显著的改善。
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
没有共产党，我们全国人民就没有今天的美好生活。
当前我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正在为着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建设社会主义，符合于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是全国人民的崇高目标和神圣事业。
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全国人民坚定不移的意志。
因此，毛泽东主席指示我们：
“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我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国家的核心力量。
它获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和热烈拥护。
它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
但是中国共产党从来就不隐讳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它一贯地掌握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结合着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为着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除了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别无私自的利益。
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从来就不怕来自党外的批评。
今年0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以后，党公开欢迎非党人士帮助党整风，欢迎非党人士对于党员中存在着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展开批评。
这是何等的光明磊落和大公无私，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才能这样做。
右派的谬论是毒气弹
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对党提出批评意见，本来应当从巩固党的领导、使社会主义事业得到更大的成就出发。
的确，绝大多数的党外人士是抱着这种愿望的，他们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党提出批评，畅所欲言，毫无顾忌。
但是在大鸣大放中，也鸣出了一批牛鬼蛇神，放出了一批毒草。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党开展整风的时机，别具用心，大钻空子。
他们惟恐天下不乱，到处点火，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向党狠狠地施放毒箭。
其目的是要根本动摇党的领导，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使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
这种恶毒的阴谋，从最近接连揭露章罗联盟的内幕来看，真是骇人听闻、令人惊心动魄。
这些妄图夺取权力的右派野心家，敌视中国共产党，敌视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密谋已久，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有行动，处心积虑地要篡夺党的领导权。
由此看来，他们发出的谬论决不是一时的冲动或失言，而是巧妙地伪装着的毒气弹。
试看，台湾和香港的蒋帮反动电台和报刊，不是正在为他们打气、喝彩么！
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这种猖狂进攻，怎能坐视不予有力的反击呢？
值得注意的是，右派分子妄想在工农群众中点火，煽动工农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
他们说“工农是共产党的命根子”，大叫“把鸣放重点放到基层去”。
有的右派分子还叫嚣工会不要专做共产党的尾巴，要起“反对党”的作用，企图使工会脱离党的领导。
但是我要正告这些右派先生们，你们的算盘是打错了。
广大的工人和农民，眼睛看得最清楚，嗅觉也灵敏。
纵然你们诡计多端，广大的工农群众已经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知道共产党是他们的救星。
全国广大的工人群众已经向右派分子发出怒吼，对于右派分子的挑衅群起而反击。
工人说，今日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我们和共产党是一条命一条心，希望那些认识不清的人睁开眼睛看清楚，谁要动摇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要跟他拚命！
工人的有力反击，给右派野心家以当头棒喝。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工农群众的雪亮眼睛注视下，像在照妖镜里一样，已经原形毕露了。
广大工人的切身生活经验
要知道，工农群众同共产党有着长期的血肉般的亲密关系，任何挑拨离间都不能把他们分离开来。
为什么工人要说“我们和共产党是一条命一条心”呢？
这是不难理解的。
因为广大的工人群众从他们自己的切身生活经验中知道，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他们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只有紧紧地跟着共产党走才能过自由、幸福和美满的生活。
事实就是这样。
中国工人在旧社会里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毫无民主自由权利，过着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
共产党来了，解放了，工人成了新中国的主人。
我国庄严的宪法的第1条，不就是明明白白地写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千多名代表中，就有一百二十九名工人和工会系统的代表。
这就充分地表明了工人政治地位的提高。
我还想概括地列举几件事实，说明解放后工人生活的提高。
工人的工资收入，不断有所增长，而且增长的速度是不慢的。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年到1952年全国工业部门职工的货币平均工资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七点七。
第1个五年计划规定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百分之三十三，五年计划前四年执行的结果，1956年比1952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点五。
1952年全国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四百四十六元，1956年提高到六百一十元。
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几年来也是增加很多的。
如以1952年为一百，1953年为一百四十，1954年为一百五十九，1955年为一百七十九，1956年为二百二十九。
难道这些数字还不足以说明职工工资在不断提高吗？
在我国，增加职工收入和改善职工生活的措施是多方面的。
除了提高货币工资以外，国家还逐年扩充保健医疗事业，加强劳动保护工作，大量修建职工住宅，增添文化教育设施，扩大劳动就业，等等。
全国实行劳动保险的职工人数是逐年迅速增加的，到1956年年底为止，全国已有八百万职工实行了劳动保险。
在尚未实行劳动保险条例的企业和机关里，都用其他形式解决了职工的生、老、病、死、伤、残等困难问题，如国家机关和学校实行公费医疗和其他福利办法，许多企业签订劳动保险合同。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国家用于劳动保险的费用逐年增加，如以1951年为一百，则1952年为二百，1953年为五百，1954年为六百，1955年为六百三十，1956年为八百一十。
根据第1个五年计划的规定，国家用于国营企业和国家机关的劳动保险金、医药费、福利费和文教费的开支达五十亿元以上，国家每年为职工支出的上述各项费用平均相当于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十七。
难道这些事实，还不足以说明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职工的生、老、病、死、伤、残，才有可能获得保障吗？
解放前工人根本没有自己的疗养院和休养所。
解放后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产阶级的别墅做为工人疗养院；
同时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用劳动保险金为工人修建了不少疗养院和休养所。
根据1956年底的统计，工会系统举办的疗养院和休养所有一百六十四所，二万三千七百七十五张床位。
仅1956年一年，经过疗养、休养的职工就有十万多人。
此外，还举办了一千余处业余疗养（休养）所。
工会举办的疗养院和休养所，在保障和恢复职工身体健康方面起了良好的作用。
改善劳动条件，保护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是我国的一项根本政策。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企业都已经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和每周休息一天的公休制度。
在许多厂矿企业里，还特别重视女工的保护工作，对特殊繁重或有碍女工生育机能的工作，禁止使用女工；
在一般的生产工作中，有些企业对怀孕女工实行减轻工作或调换轻工作的保护办法。
在生产过程中，机械转动的危险部分、锅炉、变压容器、电气设备等，一般都有了防护装置和安全设备。
国营煤矿有百分之九十的矿井和大部分有色金属矿，都采用了机械通风。
钢铁冶炼、化工、纺织等工厂以及产生高温、辐射热、粉尘、有害烟雾等车间，一般都有了通风排气、隔热、防暑降温或者机械化、密闭化等措施。
仅据1953年到1955年的统计，重工业、一机、二机、纺织、铁路五个部门用于改善劳动条件的拨款共计一亿二千二百二十五万元；
1956年统计一千七百二十一个厂矿根据劳动保护协议书拨款为三千三百三十二万余元。
所有这些措施，对职工的安全和健康起了巨大的保护作用。
居住问题是同职工生活关系最密切的问题之一。
解放以前，职工的居住条件是极其恶劣的，或者就是根本没有房子居住。
解放以后，国家拨出大批款项给职工建筑住宅，解决了很多职工的居住问题。
根据第1个五年计划的规定，建筑职工住宅面积为四千六百零一万平方米，而第1个五年计划的前四年就建筑了六千一百万平方米，已经超过了五年计划规定面积百分之三十二点五八。
除了由国家投资建筑职工住宅外，有些部门还采用了自建公助的办法，帮助职工建筑经济适用的住宅，难道上述这些事实还不足以说明党和政府对职工健康、安全和居住条件的关心吗？
几年来，工会组织注意了和职工共同想办法，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举办各种群众性的互助互济活动，帮助职工解决生活中不时发生的各种困难。
例如根据1956年01月至06月的统计，在基层单位建立了职工互助储金会三万一千四百七十一个，参加人数四百余万人，基金三千零三十九万余元，借款人数四百五十九万余人次，借款金额五千六百八十六万余元。
1956年在基层单位组织起来的家属互助组有三万零九百一十一个，参加的家属有三十六万余人。
群众互助互济的形式和内容是多种多样的，经验证明，这是职工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某些生活困难的有效方法，是工会配合国家大力改善职工生活的重要辅助方式。
党和政府对于职工的文化技术教育和文化体育活动也寄以深切的关怀，工会组织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巨大的工作。
根据1956年的统计，全国有职工业余文化学校九千三百九十九所，参加业余文化学习的职工有五百多万人。
1956年中央十八个工业部共有技工学校二百一十二所，学员十一万二千人。
根据1955年的统计，全国共有工人文化宫、俱乐部一万二千九百八十八个，电影放映机一千七百三十五台，工人专业剧团二十七个，业余剧团四千八百九十八个，全国性的职工体育协会十八个。
这些设备和活动，对于提高职工的文化技术水平，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起了显著的作用。
难道这些事实，还不足以说明党和政府对职工群众除了生活福利以外，在文化生活上，也是寄予深切关怀的吗？
自从我国解放以来劳动就业人数的增加是惊人的。
在解放初期，我国职工人数只有七百二十五万七千人，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现在我国的职工队伍已经发展到二千四百万人，从1949年到1956年，平均每年新增职工约为一百三十多万人。
劳动就业人数的这种增加速度，在我国是空前的，在世界各国也是少有的。
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国家职工生活才有这样的改善
上述这些改善职工生活的铁般事实，充分驳斥了右派分子的无稽谰言。
职工生活能够得到这样的改善，是和工人群众的积极努力分不开的，是和党的领导分不开的，同样，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国家才有这种可能。
当然，目前我国职工的生活水平仍然是不高的，少部分职工生活还存在着一些困难。
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已经废除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只要职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发展国家的建设事业，职工的物质、文化生活就会得到不断的提高。
我们工人阶级最能懂得，只有劳动才能创造物质财富，只有劳动才能发展文化艺术。
我们的国家不久以前还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底子太穷太落后，工人农民生活的改善怎能一步登天？
正因为这样，全国人民坚决地要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建设社会主义，从一个五年计划到另一个五年计划，缔造我们日益幸福日益美满的生活。
纵然我们这一代人还要忍受一时的困难，我们的后辈子孙却要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一个极乐世界里。
正如俗语所说的：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我们全国职工正是这样想的。
现在全国职工热烈响应党的号召，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优良传统，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轰轰烈烈地开展着增产节约运动和先进生产者运动。
这些努力，就是要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使我们的生活日益美满和幸福。
右派分子面前有两条路，何去何从？
今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竟然闭着眼睛，抹煞事实，企图否定党在国家事务中所获得的辉煌成就，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他们妄想把国家政权从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手中篡夺过去，使国家背离社会主义道路，使劳动人民再回到从前那种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生活中去。
我们要正告一切右派分子，社会主义力量已经无比强大，人民民主制度已经稳如磐石，全国人民团结得像巨人一样，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满怀信心地走向社会主义。
右派分子的一切阴谋活动，只能像螳臂挡车一样是徒劳枉然的。
我们决不容许右派分子向党进行猖狂进攻，我们决不容许资本主义复辟阴谋得逞。
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系统地严正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并且给右派分子指明了出路。
现在摆在右派分子面前的有两条路：
一条是举手投降，老老实实地交代问题，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另一条是耍花枪，蒙混过关，继续施展阴谋和捣乱。
前者是正确的道路，后者是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何去何从，右派分子自己去选择。
我们全国职工一定要把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进行到底，一定要取得胜利才罢休！

多灾多难的小山村变成丰衣足食的安乐乡
·元兴的发言·
过去，推开门看见的全是一片荒山乱石，现在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树木果林；
过去，连一条便于行走的道路都没有，现在，开辟了四通八达的平坦的道路；
过去，我们人和庄稼没有吃水的地方，现在几年不下雨也干不着我们了。
谁说农民生活没改善，都是睁着眼说瞎话。
近些日子，我们山区的农民，从报纸上看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很吃惊，很气愤！
他们为着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竟敢不顾事实，恶毒地捏造谣言，说现在的农村一团糟，农业社没有优越性，农民生活很苦，赶不上解放以前等等。
我是山区的农民，我想根据我自己熟悉的事实，谈一谈我们那里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来对照一下右派分子的言论，看看他们到底是安的什么心思。
我的家是河北省沙河县的黑碯村。
凡是在解放前到过我们那里的人，都忘不了我们所处的那个困难景况。
现在全村共有二十六户，九十四口人。
小村子坐落在陡峭的山碯上，周围遍地是荒山，无边无际的石头，人们说这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连一条便于人行和牲口走的道也没有。
住在这里的人，辈辈世世都没喝够水，没洗干净过脸，因为没有水源，只依靠吃积存下来的雨水。
遇上干旱的时候，人们的嗓子里简直能冒出火来，一口水赛过一两黄金。
那时候，大家都到十多里的山外去担水，除了吃饭以外，谁也不肯多喝一口水。
至于庄稼，那只得听天由命，不下雨是见不到一滴水的。
全村总共有三百一十亩土地，可是大部分属于山下的地主所有。
黑碯村的人过的那日子，就像那光秃秃的荒山一样，什么也没有。
家家户户靠着租种地主的土地，真是一滴汗，一滴眼泪，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赶上荒年，全村成群结队、拖儿带女，到外地去逃荒，有的流浪在外没有下落，有的活活饿死在外乡。
1942年闹灾荒，全村（三十三户）饿死了五十多口人，有五家绝了户，二户逃荒始终没回来。
过去地里打的粮食，除了给地主交租，剩下的也只是一点糠一把菜。
吃完这一顿，就愁下一顿。
事变以前，除了有四户过年能买得起一斤肉以外，其余二十九户谁也闻不到肉味儿。
炕上没有席子铺，身上衣服不遮体，一只鞋有四、五斤重，一条被子要四、五口人合盖。
全村从来没有养起一只羊，也从来没养起一口猪。
提起那时候所遭受的磨难，真是止不住眼泪，永远也不能忘记呵！
可是，就是这个多灾多难的小山村，它翻了身，交了运，大大地变了样了。
伟大的土地改革，把我们从地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我们由土地的奴隶变成了土地的主人。
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劳动，努力生产，生活一天一天地好起来。
这自然不是一步登上了天，而是紧紧地依靠着共产党的教育和领导，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
1951年我们全村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初级农业社，生产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1953年我们争取了个丰收年，光卖给国家的余粮就有三万六千斤。
1955年转成高级社，1956年和邻近的两个小村合并，发展成现在的五十四户一百八十五口人的农林牧多种经济高级社。
办社以来，我们按着党指示的：
勤俭办社，发展多种经济，开展水利，改良农作技术等方针去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我们那个荒凉穷困的山村，完全变了样，苦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过去，我们那里，推开门所看见的，全是一片荒山乱石，现在，却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树木果林。
过去，连一条便于行走的道路都没有，现在我们靠着集体的力量，从山里到山外，从山上到山下，开辟了四通八达的平坦的道路，在山岭上有一条长约十五里的大车路，是利用了农闲时间，花了三年的工夫完成的。
过去，我们人和庄稼没有吃水的地方，现在修成了一个圆周二十五丈的大型积水池，另外还有八个小水库，四十二眼井。
几年不下雨也干不着我们了。
过去，我们山碯上那些土地，东一小块，西一小块，像小孩的尿布，来阵大风就刮走了，来了山洪就冲没了。
现在，我们学会了如何保持水土的办法，垒石堰，修蓄水埝，排水沟，闸山沟，植树……等，整齐的梯田，从山下到山上，一层层地排列着。
过去，我们全村只有七头小牲口，现在，我们饲养着六十八头牲口，今年还生下了七头小牲口；
过去，我们没有一只羊，现在却养着七百一十只（包括今年生小羊二百七十只）；
过去我们养不起一口猪，现在却有一百三十二口（包括小猪），每户平均两口还多。
右派分子葛佩琦说农民都不愿养猪，这完全是睁着眼说瞎话，恶毒地歪曲事实。
由于牲畜养的多，积肥也就多起来。
过去每亩地只上十担草肥，而现在每亩能上一百五十担；
过去每亩地只能收成九十斤粮食，现在平均每亩产量达到三百二十五斤，比过去提高了三倍多。
1956年仅黑碯村这一个生产队，就打下八万一千斤粮食，除去卖给国家一万一千斤和留粮种饲料公益积金等用粮一万七千三百六十斤以外，每人还分到五百六十斤。
我们不单是发展了农业和畜牧业，还根据山区的特点发展了林业，培植了果树和荆条。
从1955年起，我们就动手植树造林，培养荆条坡，到现在已造林五千亩，植果树五万多株，1956年我们收成了二十二万个柿子，七千斤苹果，三千斤酸枣，加上核桃、李子，总共收入二千二百多元。
割荆条四万斤，收入一千五百多元。
除此以外，我们还养了三十五箱蜂（包括今年增加的二十五箱）和四十席蚕，收入也很大。
为了增加社员的收入，解决社员的零用钱，我们也提倡经营家庭副业，规定每年给社员留下一个月的自由生产时间，从事家庭副业。
1956年社员个人经营的果树、蚕、蜂等副业，全社（包括黑碯、三道岭、二道岭三个村共五十四户）总共收三千七百七十多元，平均每户七十来元。
由于发展了多种经济，社里的收入增加了，社员们的生活也相应地得到很大的提高，如拿现在的生活和十年前相比，那真可以说一是天上，一是地下，变化实在太大了。
在旧社会，黑碯村的农民，哪一家哪一天不吞糠咽菜，人们到哪里去弄一文钱？
可是现在，家家有余粮，户户都存款。
以去年为例，每户平均收入三百五十元一角八分（社员个人副业收入不计在内），连五保户贾伏心生活上也是富裕的，还向社里投了资。
过去人们捞不到猪肉吃，现在每逢过年过节，社里必定杀猪宰羊，去年春节我们就一起杀了四口猪、五只羊；
过去年青的妇女谁穿上了花布？
可是现在，布票发多少也不够用，什么样的花布也不漂亮了；
过去生活在山沟里的人，谁用过暖壶、毛毡、雨鞋？
可是现在人人买，家家有，再也不使人稀罕了。
至于铺的盖的，再也看不到过去那种破烂样子了。
只有我们受过苦的人，才比谁都清楚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的。
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共产党和毛主席，是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指给我们一条光明幸福的大路；
是党和毛主席教给我们组织起来，完成合作化，发展了生产，增加了收入；
没有党，我们就没有今天的生活，没有社会主义。
右派分子想取消党的领导，我们不允许；
他们想反对社会主义，我们不允许，想要我们再作奴隶，我们坚决不答应！
我完全赞成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我们黑碯村的社员，坚决地在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们满怀信心，争取今年大丰收；
我们将按着计划，不断地发展农业、畜牧业和林业生产，把我们的社办得更好。

杨定安建议：
优先发展与农业丰收有关的工业建设项目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余五项报告，并且将为今后任务的完成及方针的贯彻而努力。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工作的方针是正确的，成绩是肯定的。
我在这些成绩中曾起了一个细胞的作用，因而既以此自豪，也对它万分珍惜，决不允许少数右派分子加以恶意诬蔑。
值此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2个五年计划正由有关部门具体制订之时，我作为一个工程师和一个以农产为主的湖南省的代表，想就目前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工农业发展的关系”及“保证同农业直接有关的工业投资”两个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并结合这些意见，提出一个有关湖南省今后某些工业建设的建议，请中央各有关部门考虑采纳。
因为争取农业丰收是一个全国性要求，也希望我的意见和建议能供各地代表们的参考。
我的意见是：
在今后一个阶段中，发展我国工业时，不要忘记它对农业的严重依存性，因此在选定工业建设的投资项目时，应给同农业直接有关者以优先考虑。
此外，在优先考虑的工业中，对于投资不太大而且收回时期短，但施工需时较长者，尤应抓紧时间，及早列入计划，以免迁延误事，造成损失。
这些意见，是在视察时获得的若干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体会了毛主席、周总理和李先念、薄一波副总理最近报告中所指出的方针而形成的，因此我相信它们不会脱离实际，并且是合于国家的基本利益的。
为了在湖南省贯彻这个方针，我根据上面的意见提出后面的建议。
首先，我想说明一下这个建议是在什么总的理由和具体情况下提出的。
大家都知道我国目前极重要的工作为用一切力量争取农业丰收。
而争取丰收的最基本关键为防止涝旱灾及供给充分肥料。
施行大规模电力机械排灌及利用大量廉价的水力电能来制造氮肥，又为解决这两个关键的主要手段。
因此，下面建议中的水力发电站、电力机械排灌系统及氮肥制造厂皆为同农业直接有关的工业，应优先列入国家计划，并保证其投资。
以上是提出建议的总理由。
至于其投资数额，收回速度等条件，皆属优越，但施工需五年左右，故尤应抓紧时间。
我两次回湘视察中所看到听到的情况，说明了对这些建设的要求是非常迫切的。
仅以洞庭湖区六百多万亩垸田而论，历年所受涝渍灾害常为数十万亩至一、二百万亩。
近年大力扩种双季稻，但因缺乏排灌设备来调整水量及肥料不足，不易收到增产的效果。
全省肥料来源都很紧，我在长衡公路上看见许多农民在铲取两侧路面上的浅草，真是“寸草必争”。
至于在山坡上铲草，又与水土保持发生严重矛盾。
最近常常听到硫铵脱销或供应不及时的情况。
我相信如果举办了下面建议中的工业建设，这些灾害和紧张情况将在很大程度上获得解决。
兹将建议的具体内容和效果略举如后。
一、在资水流域的安化县柘溪建设一中型水电站（装机容量约三十余万瓩），并将电力输送到洞庭湖区及湘中工业区。
二、在洞庭湖区及湘中区建设广大的电力机械排灌站及系统（用电约三、四万瓩）。
三、在适当地点建立年产二十万吨氮肥（包括尿素及硫铵，相当于合成铵六万余吨，用电约二万瓩）的制造厂。
三项工程的投资总数约六亿余元，其中水电站约三亿余元，输电设备、排灌设备及氮肥厂各一亿元。
因施工期延续四至五年，故可分期支付。
三项建设投入生产后的效果将如下：
湖区六百余万亩垸田免除旱渍灾害，并适于大量改种双季稻；
扩大耕地面积百万亩以上；
灌溉湘中区广大耕地，防灾增产；
对全省四千余万亩耕地供给相当于每亩十斤硫铵的氮肥（含氮量约等于净厩肥百余斤）；
上列综合措施所增产的谷物，每年可达四十亿斤以上；
对于改善航运及防洪亦有一定效益。
另一必须单独指出的效果为满足湘中电力系统在1962年后数年内的工业用电要求。
由于柘溪地形好，水电站及输电设备造价之和高出同容量火电站的造价不多，而发电成本则廉几倍，且无需耗用宝贵而在湘中供应尚有困难的大量燃煤。
即此一点，已足对水电站予以优先考虑。
至于投资回收速度，有关资料也提出了下列的估计。
水电站及输电设备投资，若全部摊入发售电方面，将不超过两年；
排灌增产粮价每年将达一亿余元，等于全部投资，其回收期限随政府对农民的收费率而定；
氮肥厂投资，如肥料售价不变，可能于四、五年内收回。
这是极粗糙的估计，实际上可有较大出入。
在第2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全国将增产化学肥料二百余万吨，电二百七十一亿度。
湖南省既有丰富的水力资源及工业农业上的迫切需要，建议中的化肥厂及水电站理应包括在内。
必要时，所需全部投资要求由下列三个途径来保证：
由水利建设投资中分担一部分；
调整水电站与火电站的投资比例；
推迟其他与农业无直接关系的工业投资。
关于氮肥的制造规模和使用效果，是大家所关心而值得附带谈一谈的。
我只能列举几个常识性的数字以供参考。
稻田中如配用适量的磷钾肥，在每亩中施用尿素五斤或硫铵十斤，可增产谷物四十斤上下，建议中的氮肥厂有促成每年增产谷物二十亿斤的可能。
所用原料除空气与水外，每年需硫数万吨（可从石膏中取得），及煤十余万吨。
将来每亩稻田中可增用硫铵至三十斤。
据此，则日后如再增建两厂，每年将增产谷物共达六十亿斤，为现产量四分之一强。
至于所需的磷钾肥，则可从矿藏中设法获得。
在第1个五年计划中，我国设立氮肥厂的布局方面没有包括中南区，当时自有其一定的理由。
现在，随着水力资源的开发，我认为在这个“谷仓”中设厂制肥，就地使用，是可能而且必需的了。
有人以为尽量利用“生物氮”（即绿肥、厩肥、人粪尿等），可不必多用“工艺氮”（即化学氮肥）。
此问题很复杂，须由专家根据我国实况来平衡决定。
但可以肯定的是：
两种氮都只能互相补充，而不能互相代替，而我国用化学氮肥的百分率决不宜过低。
因此，我们既不能放弃现行的积肥工作，也不能放弃增建氮肥厂的努力。
缺一就不能解决问题。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土壤内的含氮量必须保持收支平衡才不至减产。
如欲增产，则必须补充更多的氮来保持更大的收支的平衡。
农产品（能从空气中固氮的豆科等作物除外）从土中吸取去的氮，以绿肥、厩肥及人粪尿等形式是不能全部回笼的。
再加上水流冲涮损失，土内含氮量就逐渐亏损。
真正的补充工作，必须靠固氮农作物（“生物氮”中的一部分），和氮肥厂分别由空气中取氮来完成。
两者的任务比例，在各国都不同。
例如德国的化学氮肥占总需要量的四分之一，而荷兰占十分之一。
我国地少人多，不能抽出大量耕地来轮种固氮作物，所以固氮作物的任务比例不宜过高。
反之，我国有庞大的水力和煤矿（以湖南而论，沅水的全年水量就比黄河还大，规划中的五强溪水电站就比三门峡还大），极应着力于开发资源和建设氮肥厂。
苏联计划在1963年制造氮肥二千八百万吨，而我国现年产不及百万吨，拟议中的1962年产量亦只三百万吨。
这说明我国制肥事业还落后得很，是必须急起直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