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大丰收的一个关键
今年农业大丰收能不能实现，同今后两三个月的田间管理工作的好坏有密切关系。
今年有不少地区由于雨水不调匀，小麦产量没有达到原定计划。
因此，要完成全年粮食生产计划，就需要力争秋粮的增产。
同时，要完成今年棉花和某些油料作物、经济作物的生产计划，也必须竭尽全力把这些庄稼培育好，争取它们的单位面积产量有较大的提高。
农谚说得好：
“种在犁上，收在锄上。”
我国农民在实行合作化以后，在加强夏季的田间管理方面已经有了许多新的经验。
湖北省新洲县在中共县委的领导下，去年有十万亩棉田进行了一次到四次的根外追肥（磷肥），有八万多亩棉田进行了摘心整枝，有两万多人开展了大规模的防治虫害运动。
各乡农业社多施肥料、多薅草和加紧防治虫害的办法，促使许多瘦弱的棉苗茁壮起来。
在棉田后期管理上，各乡普遍开展了“保蕾、保花、保桃”的“三保”运动。
这一系列的努力，保证了全县二十七万七千多亩棉田亩产六十五斤皮棉的大丰收。
河南省著名棉区陕县、灵宝县等地，去年由于在田间管理和其他方面推广了早中耕、早施肥、精细整枝和防治病虫害等措施，也获得了棉花的大面积丰收。
广西省桂西僮族自治州靖西县推广了玉米人工去雄授粉和其他先进生产经验，去年全县三十四万多亩早玉米每亩平均产量达到三百二十五斤，比1955年增加53％。
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到，只要加强田间管理，农业的增产就有希望。
过去有些地区或者因为突击抗灾、防汛、修路等工作而放松对田间管理的领导，或者因为在推行技术措施当中偏重于整地、播种、施肥、密植等方面，而不注意抓住田间管理这个夏季生产的关键性环节，使农业生产遭受不小的损失。
1956年，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和东北的若干地区，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苗荒现象。
这个错误，今年必须竭力避免。
各地农业社目前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要及时地组织力量进行田间管理工作。
拿中耕锄草来说，因为大秋作物在整个生长发育期中，无时不在与杂草作斗争，如果不及时加以很好的培育，庄稼是很难战胜杂草的。
追肥、灌溉、防治病虫害等工作如果不及时进行，当然也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
田间管理不但要求及时，而且要求质量好。
比如间苗定苗需要细致，中耕锄草、防治病虫害需要干净彻底，不能光是图快，图表面。
这两点，每一个农业合作社都应该教育自己的社员切实加以注意。
今年北方地区因为春季气温低，春播作物的播种期较一般年份延迟了时间，庄稼苗生长发育缓慢，这就使得田间管理的工作更加艰巨。
在南方，种植面积很大的中稻，因为插秧较迟，生长情况也不太好。
双季晚稻在早稻收了以后立即移栽秧苗，田间管理就得跟上去。
有的省去冬扩大了麦田，今年复种面积也相应地增加。
东北地区今年扩大了很多稻田，夏季的用工量也要增加，而畜力却相对地缺乏。
这些都是今年夏季田间管理中的实际困难，必须想尽千方百计加以克服。
今年各地多数农业社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的“三包”办法，这是加强田间管理的一个有利条件。
但这并不是说，在田间管理中就没有问题了。
有些合作社的夏锄用工定额订得不够合理。
在这些合作社中，生产队往往怕用工超出定额，而压缩社员的工分，甚至减少作业程序，忽视作业质量。
社员因为怕少挣工分，也争作轻活。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保证做好田间管理，各地农业合作社应该随时检查和调整包工定额。
同时在包工之外还可以采取一些机动办法，以适应田间管理中发生的新情况。
比如包工中如果没有规定治虫用工数，遇有虫害发生就应该临时组织力量治虫，临时规定合理的工分。
今年有些合作社增加了社员自留地，在这个生产紧张的夏季，社里的田地急需劳力，社员的自留地也需要加工，这就容易发生大片田地和社员自留地争工的矛盾。
只有帮助合作社统筹兼顾，妥善安排，才能避免损失。
要做好紧张的夏季田间管理，必须发挥广大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
在这方面，除了要向社员深入地进行思想教育，加强劳动纪律以外，必须切实做好劳动力的组织和安排。
这里最重要的是制定周密的、切实可行的用工计划和小段用工计划。
这种用工计划要包括社里田地用工、社员自留地用工、必要的副业用工、基本建设以及抗灾用工，这样才能既照顾到社的集体的农业生产，也照顾到副业生产和社员个人生产，而且不至于因为应付自然灾害的突然袭击，而放松了田间管理。
加强夏季的田间管理是争取今年大丰收的一个关键。
时间不多了，全国农村工作的同志们，全国农业合作社的同志们，赶快动手干啊！

周总理接见日本农业技术访华团
新华社8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上午接见了以村松久义为首的日本农业技术访华团。
接见的时候，在座的有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中国农学会理事长杨显东。

周总理接见缅甸合作社代表团
新华社8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在怀仁堂接见了以吴尼尼为首的缅甸合作社考察代表团的全体人员。
接见时在座的，有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副部长刘瑞龙，以及缅甸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吴巴茂。

毛主席接见上海各界代表人士
新华社上海8日电
毛泽东主席7日晚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了上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并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毛泽东主席和大家围桌谈话约两小时。
参加这次谈话的有漆琪生、谈家桢、笪移今、孙怀仁、周煦良、李锐夫、殷宏章、汪猷、应云卫、沈浮、郑君里、赵丹、金焰、黄宗英、陈鲤庭、章靳以、罗稷南、丁善德、陈大燮、武和轩、钱宝钧、傅于琛、丁忱、徐子威、蒋学模、刘念义、吴中一、李国豪、王元美、黄晨、苏德隆、陈铭珊、叶宝珊、聂传贤、束世泟、史慕康等共三十六人。
中共上海市委第1书记柯庆施，书记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马天水等也陪同参加了这次谈话。
谈话后，毛泽东主席并和大家一起观看了越剧。

真心悔改　彻底交代　才有出路！
人民代表警告右派不要自绝于人民
新华社8日讯
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今天下午继续进行大会讨论。
今天在会上发言的代表，同声驳斥和揭露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各种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和阴谋活动，他们严正地警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只有幡然悔改，彻底向人民交代，才有出路；
如果坚持反动立场，继续反对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那就将自绝于人民。
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说，右派分子反对社会主义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
右派分子企图利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工商界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章乃器就企图利用工商界消极的一面来蛊惑工商界。
陈叔通指出，要知道，知识分子和工商界纵然有少数人受他们的蛊惑，可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工商界是衷心地信赖共产党的领导的，是坚决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
就是那些一时受到右派分子蛊惑的人，在反右派斗争中也会清醒过来，回到人民一边，对右派分子进行斗争的。
陈叔通说，对那些坚决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们必须彻底地给予反击，斗争到底。
湖南省省长程潜在发言中嘲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和愚蠢，说右派分子“只不过是一些发昏十三章的狂想主义者”。
右派分子曾暗自设想，以为共产党主张和平改造工商业者，主张和平解放台湾，如果对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揭露驳斥，似乎就会在国际上产生不好的影响，会在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中间产生更多的顾虑。
因此他们满以为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他们无可奈何。
程潜驳斥了这些错误想法，认为他们的逻辑是愚蠢的，他们煞费心机想望“投鼠忌器”，他说中国人民绝不会放松反右派的斗争。
程潜又谈到在反右派斗争中民主党派的去向。
他说，民主党派的某些窃据要津的人物，他们想搞垮共产党，想取而代之，这不仅仅是向自己的政治道德挑战，而且人们要怀疑这样的民主党派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他呼吁所有民主党派中的为国为民的仁人志士，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不能够保持缄默，不许少数右派分子玷污各民主党派。
他认为通过以反右派斗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各民主党派必将去腐催新，获得健壮的生命力。
程潜还一再强调了要倾全力加强共产党的领导。
他说，动摇了共产党的领导，就动摇了社会主义的基石，也就动摇了我国的国本。
山西省副省长邓初民认为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
他说，这场阶级斗争战线的一端在国内，另一端已发展到国外，香港帝国主义报纸和杜勒斯之流，已经在为右派分子的言论行动“喝采”。
邓初民警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特别是右派知识分子，必须认清前途，掌握自己的命运。
他说，能在真理面前低头和在人民的面前投降的人，还是好汉。
人的政治生命比自然生命更为宝贵，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政治生命是否最终得以保持，其权操在他们自己手里。
四川大学校长彭迪先代表他自己和曾庶凡、刘承钊、刘兰畦联合发言，详细地揭露了民盟右派分子在四川进行的各种阴谋活动。
彭迪先说，四川是个大省，有不少知识分子，又是“民盟发祥地”。
因此，章罗联盟一直把四川作为“据点”，进行了不少“呼风唤雨、推涛作浪”的阴谋活动。
彭迪先希望，在这次章罗联盟所掀起的政治大风浪中，一些立场不稳、误入歧途的人，赶快站稳人民的立场，与右派野心家在思想上割断联系，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参加到反右派斗争的行列中来。
作家李劼人、沙汀联合发言。
他们谈了有关四川文艺界批判反社会主义的作品“草木篇”的情况，并且揭发了上海文汇报借此发表煽动性报道，企图在成都文艺界点火的事实。
他们指出，文汇报编辑部对这一问题的交代还很不够，它还想为直接执行这个放火任务的文汇报记者开脱，这是没有好处的。
他们希望文汇报能有更好的交代，更好的检查。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说，去年年初，全国各地工商业者，曾经表现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
全国广大职工不计较他们过去的剥削，对于工商业者的这种表现给予了热情的欢迎，把他们当做朋友，同意在工作上和生活上给予他们必要的照顾，拥护政府把定息年限延长到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措施。
职工群众所以如此，是为了更顺利地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更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不错，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接受了这种好意。
可是资产阶级右派却怀着满腔的仇恨，他们按照蓄意已久的阴谋，发动了对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
赖若愚说，我们对于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继续表现积极的工商业者，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欢迎的，可是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对于资产阶级的复辟运动，就一定要予以坚决的回击。
民革副主席熊克武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拯斯民于水火，致国家于富强，这是为中国革命的历史所一次、再次证明了的。
但是，却有那么一批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妄想把民主党派拖离社会主义的轨道，向工人阶级的政党争夺领导权。
他们身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却专门说反人民的话，做反人民的事。
他说，民革已经决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整风运动，决心同这些右派分子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使民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更坚决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委员李志民说，当中国人民志愿军七年如01日地坚持抗美援朝斗争，与朝鲜人民在一起警惕地保卫着朝鲜的和平和祖国的安全的时候，当守卫在“三八线”上的战士们，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注视着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的时候，突然看到祖国晴朗的天空，出现了一片乌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共产党进行整风的机会，竟无耻地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妄想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把祖国引向全国人民所唾弃的资本主义道路。
李志民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对于右派分子的反动行为表示极为愤怒！
李志民以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活生生事实，严正地驳斥了右派分子对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造谣污蔑，对于中苏团结的阴谋破坏。
李志民说，在“三八线”上，紧张、尖锐、复杂的斗争在继续着。
最近，美国侵略者又公然宣布把新式武器运入南朝鲜，准备把南朝鲜变为原子战争基地，严重破坏了停战协定。
李志民表示，中国人民志愿军坚决拥护中、朝两国政府抗议美国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声明，如果敌人敢于伸进它的魔爪，就坚决斩断它！
李志民指出，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的领导和国际主义团结，是我们粉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根本保证，右派分子想破坏它，我们坚决不允许！
上海市副市长盛丕华对于章乃器的荒谬言论作了批判，并检查了他自己的错误思想。
他说，当时他对章乃器某些地方有一定的同情，在章乃器发表定息不是剥削的谬论后，他曾说定息是工人阶级拿出来的，也可以说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赠与，因为资产阶级交出了企业。
现在检查，这话也是错误的。
河北农业劳动模范元兴介绍了他的家乡——沙河县黑碯村农民生活的巨大变化。
他们村周围遍地是荒山。
过去因为没有水源，住在那里的人世世辈辈都没喝够水，没洗干净过脸。
全村从来没有养起一只羊，一口猪。
赶上荒年，全村还要成群结队地出外逃荒。
可是现在，这个小山村大大变了样。
农民靠着集体力量开辟了四通八达的平坦道路；
修成了一个大型积水池、八个小水库、四十二眼井；
饲养着六十八头牲口、七百多只羊、一百多口猪。
过去每亩地收九十斤粮食，现在平均每亩收三百二十五斤。
全村的农民是家家有余粮，户户都存款。
元兴说，我们受过苦的人，比谁都清楚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的。
右派分子想取消党的领导，想反对社会主义，想要我们再作奴隶，我们坚决不答应。
今天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共有三十六人，其中有二十二人作了书面发言。
书面发言的代表是湖北省副省长聂国青，天津市副市长、天津大学校长张国藩，国防委员会委员曾泽生和东北地质学院副院长喻德渊，安徽省民政厅民族事务处副处长马乐庭，从事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工作的十六位代表沈克非、朱宪彝、柯麟、张岩、王淑贞、吴英恺、俞霭峰、诸福棠、石增荣、何碧辉、徐佐夏、黄家驷、刘承钊、林巧稚、梁伯强和章央芬，以及辽宁职工家属高凤琴。
今天大会执行主席是：
赛福鼎、叶剑英、马叙伦、吴耀宗、陈绍宽、韩望尘、杨之华、萧龙友、罗世发。
今天下午的会议从三时开始，到六时三刻结束。

赶快与右派同盟者一刀两断！
潘大逵、杨逸棠初步改变含含糊糊不愿具体交代的态度
谭惕吾证实黄绍竑挑拨青年反对党和政府的反动言行
据新华社8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今天上午继续分组讨论。
许多小组在讨论中驳斥了右派分子的各种谬论；
有些代表小组讨论了这次会议的各项报告，对于政府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罗隆基小集团成员之一的潘大逵今天在四川省代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揭发了罗隆基企图用他所希望的“亲美的中间路线”，来反对中国一边倒的外交路线。
潘大逵具体谈了罗隆基所说的无形组织进行活动的方式。
他说，“宗派阴谋现在肯定是有，不过形式改变了，由集中变成分散。
他们的阴谋目的就是想利用知识分子作为与党分庭抗礼的本钱。
而方法就是歪曲传达，利用他们的地位散布似是而非的消息，这样，小集团中的人接受了指示，回到地方就按照他们的指示进行工作。”
潘大逵说，“我就是参加了他们这样性质的宗派和阴谋活动的一人，并且我在四川也就响应了他们的主张，执行了他们的意见。”
江苏省代表小组今天继续批判储安平、费孝通和钱伟长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陈忠经要储、费、钱三人严重注意，应抓紧时机勇敢地与昨天的同盟者一刀两断，揭露他们。
储安平、费孝通和钱伟长都说，他们明天将在小组会上发言，交代具体的新的东西。
在上海代表小组，杨逸棠、钱端升、林汉达今天都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
杨逸棠初步改变了他前几天含含糊糊不愿具体交代的情况，揭露了章伯钧一贯招摇撞骗进行政治投机活动的丑恶历史。
在谈到章伯钧最近一年来阴谋扩张势力，到处“招兵买马”的情况时，杨逸棠说，1956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后，章伯钧的劲头可大了，他说农工民主党在几年内要发展几十万党员。
他要全国各省、各重要城市都建立组织，一直发展到县城地方。
为配合组织大发展，章伯钧一方面想在农工民主党中央成立干部部，一方面决定出版前进报半月刊，还要办一个学术性的刊物，定名为“中华论坛”，他自己来做总编辑。
他准备请张申府、何仲珉等当这个刊物的编辑，并要农工民主党编制内为“中华论坛”留下五个名额。
杨逸棠说，今年03月间农工民主党开全国工作会议时，章伯钧大声疾呼说：
“现在是组织独立、政治自由，我们自己当家作主了！”
杨逸棠还说，章伯钧自己说过：
“有团体而后有力量，有力量而后取得权力，就是出卖也值钱些。”
杨逸棠说，显然，章伯钧想把农工民主党出卖给资本主义。
谭惕吾今天在湖南省代表小组会上证实，黄绍竑曾把司法工作中错判案件和广西平乐专区饿死人的案件在政府没有公布的时候，就暗暗告诉了右派分子林希翎。
黄绍竑还让林希翎到他家去看案卷。
谭惕吾说，黄绍竑身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叫一个与常委职务无关的人去看国家案卷，是企图挑拨青年反对党、反对政府。
谭惕吾还证实了黄绍竑的其他的一些反动言行。
她说，黄绍竑在视察浙江、上海的司法工作之后，认为司法工作异常黑暗，并认为他自己替反革命分子翻案卷、提讯反革命分子和到反革命分子家里了解情况，是替他们作了很多“好事”。
谭惕吾还说，黄绍竑和罗隆基、黄琪翔关系暧昧。
黄琪翔和黄绍竑来往很密切。
湖南省许多代表对谭惕吾今天所采取的态度表示欢迎，并希望她继续交代。
陕西、新疆等代表小组在今天的小组讨论中，继续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广西、甘肃等代表小组讨论了乌兰夫副总理所作关于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报告。
两个组的各族代表一致同意国务院关于建立这两个自治区向这次大会提出的提案。
来北京汇报广西各界讨论僮族自治区情况的广西代表团，今天派副团长、政协广西省委员会副主席林虎列席了广西代表小组的小组会。
据林虎报告，目前广西省七十五个市县中，已有七十四个市县召开过人民代表大会，绝大多数代表都热烈拥护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
他们希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速批准这项提案，并开始建区的具体筹备工作。
辽宁、甘肃、河北、福建等代表小组，今天上午就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问题进行了讨论。

近三千万少数民族沿着合作化道路
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迈进社会主义
新华社8日讯
在全国绝大部分的民族地区，四十多个少数民族的农民和牧民沿着合作化道路，超越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向社会主义迈进。
到目前为止，全国三千五百万少数民族当中，完成土地改革较早的近三千万人口的地区，都已基本实现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居住在这些地区的民族有：
僮、回、维吾尔、苗、布依、朝鲜、蒙古、满、侗、白、纳西、瑶、黎、东乡、保安、土、水、撒拉、锡伯、俄罗斯、达呼尔、仡佬、毛难等二十多个民族，及云南内地的彝族。
这些地区入社农户，大都达到90％以上，并且在今年春季基本上完成农业高级合作化。
其中，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在1955年以前，就已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
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裕固、索伦等民族的牧业区，也在完成民主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开展了畜牧业合作化，入社牧户大都达到牧户总数的20％以上。
原来处于封建社会的傣、哈尼、拉祜、羌等民族地区，和原来处于奴隶社会的部分彝族地区，已采取和平协商的方式进行民主改革，解放了农奴、奴隶，平分了土地，废除了封建制、奴隶制的剥削和特权。
从1955年到1956年，已有二百五十多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民主改革。
其中，对于奴隶制度的改革已基本完成。
现在，全国只有二百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在内，还没有进行改革。
这些地区何时改革，将由本民族领袖人物和群众自己决定。
经过民主改革的地区，正在逐步实现合作化。
根据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自治区、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农业区）、凉山彝族自治州等五个地区的统计，民主改革后已建立起一千五百多个农业社，连同互助组在内，组织起来的农户已达农户总数的30％到60％。
少数民族当中，还有一部分带有氏族社会的性质或残余的，包括傈僳、景颇、怒、独龙、佧佤、鄂伦春等民族共七十多万人口的地区，有的处于氏族村社、原始部落状态，有的有了阶级分化但尚未形成阶级社会。
这类地区不再经过民主改革，目前正在国家大力帮助下，通过互助合作和发展生产，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
其中景颇、傈僳、拉祜等族人民，已试办和建立了二百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鄂伦春人大部定居后，也组织起了三个猎业和农牧业合作社和三十多个互助组。
各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民主改革，在什么时候进行，采取什么方式和步骤，都是由本民族领袖人物和人民群众自愿决定，由本民族的干部具体领导，并充分照顾了各民族的特点。
如有些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和汉族地区有差别，因此合作化的时间一般比汉族地区较晚，合作社的规模较小，各种制度更为简单易懂。
民族地区和民族杂居区办社，除更加严格地坚持自愿互利原则外，特别重视民族政策的贯彻。
在生产资料入社问题上，各地照顾了各少数民族多种多样的生活需要和风俗习惯。
如蒙古族社员自留牲畜比较多，使吃奶、食肉和乘马方便；
维吾尔社员需要自留较多的果园，便于从事家庭副业生产。
苗、侗、瑶、布依等民族的社员需要留马郎坡、跳花坡、姑娘田、靛地、祠堂地、财礼牛等，以便青年男女进行社交娱乐、妇女织布作裙或作为婚礼祭祀等用途。
对于这些需要，各地都作了适当安排，尽量给以满足。
有些地区合作化初期照顾少数民族特殊需要不够，经少数民族人民提出意见后，也在转社、整社中进行了处理和纠正。
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大都采用了和平协商方式。
改革前，民族自治机关或人民政府根据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和公众领袖的意愿，与上层人士进行了协商，取得同意。
改革中，对封建领主、地主、奴隶主等，分给同样一份土地，对他们多余的房屋、粮食、农具、耕畜等，有的地区一律不动，有的地区由人民政府以合理价格出钱购买，发给贫苦的农民或奴隶。
同时，对各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在政治上、经济上作了安排，使他们的职务不低于过去的官职，生活不低于过去的水平。
对没有参加工作而生活上有困难的上层人士，各地政府都适当地给以帮助。
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主义改造和民主改革中，仍坚决执行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民主改革中对寺院的土地、债权，一律不动，个别地区考虑到群众和寺庙双方的困难，土地不动，群众欠寺庙的债务由人民政府代为偿还。

张泗洲发言：
警告右派分子不要妄想
我们农民文化不高，可是眼睛亮得很
我是四川省的农民代表，简阳县棉丰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
学习了毛主席的报告，周总理、李副总理、薄副总理等在这次大会的几个报告，我坚决拥护。
我要在这里向代表们简单报告一下我们农民的生活情形。
最近一向，右派分子在大叫大闹，恶毒地攻击党和政府。
他们中间有些人说，合作化不行，搞糟了，农民生活没有改善。
这完全是他们在闭起眼睛说瞎话，故意哄人、骗人，暗中搞阴谋活动来反对我们党，反对社会主义。
我们坚决反对他们。
在解放前，我们农民生活是很苦的。
那时田地没有种的，常常帮工过日子，还要出去抬搰竿。
我们经常吃的是南瓜、牛皮菜，红苕都不轻易吃到。
逢年过节才能吃一顿白米饭。
有的人还要讨口要饭。
我们社里有个李栋才，过去他连裤子都没有，白天没法子出门，他的女人常常出去讨口。
自从解放后，土地改革分得了土地，后来又加入了农业合作社，他们有饭吃了，再也不用去讨口了。
如今都缝了新衣服，不愁穿了。
过去农民结婚，都是临时向人借一件布衫穿起去拜堂，现在社员都穿上了细布衣服。
年轻妇女还穿花衣服，好多人都有呢帽儿、钢笔、胶鞋、手电筒。
我们农民今天的生活大大改善了。
文化也在提高。
比如我自己十一岁就开始做帮工，给地主苦做了十八年，书一点也没读过，地主骂我是“黑眼窝”。
1953年，我到朝鲜去慰问志愿军，连我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来。
我自己一有空就请人教我认字，学一个记一个，到现在，我能认得两千多个字，人民日报我也会看了。
今年我已在自己读初中一年级的书。
想想我自己，有吃、有穿，又学了文化，跟过去来比，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分了田，又领导我们走上合作化的道路，这种恩情我们农民永远都不能忘记。
自从有了土地，又组织了合作社，我们农民就干得更加起劲，天不见亮就下田，擦黑才收工。
我们棉丰社有水田九百三十九亩，旱地四千零一十九亩，过去泥土很瘦，生产不好，自从组织了高级社，社员大家想办法，使过去种一季的，变成种两季、三季、四季。
比如地里种了菀豆，就在菀豆行中种上春洋芋，菀豆一收，就在种过菀豆的地上种上棉花，棉花行中间原有的洋芋收了，棉花爆出白花的时候，又再种上秋洋芋。
这就能够收四次，叫做“一年四熟”。
这个办法经农业专家给我们鉴定，叫做“穿林套种”。
现在我们还不满足，在领导的帮助下，我们的粮食作物已经做到了一年五熟。
我们的水田过去只种一季，现在百分之四十二的水田种上了双季稻。
我们的生产劲头大得很，这主要是为着建设社会主义，过去给地主富农帮工那有这样的劲头？
现在没有地主富农剥削，多劳动就能多得，那一个不高兴？
那一个不是欢欢喜喜走社会主义道路？
简阳县是产棉区。
我们社里有二千多亩地种棉花。
本来是以生产经济作物为主的社，1953年建社开始的时候，还要政府供应粮食，自从搞“穿林套种”这个办法以后，粮食就大大增加了，再不要政府供应粮食了，粮棉都丰收，变成了余粮社。
1955年，每人平均分到粮食四百二十斤，1956年，每人平均能分四百九十一斤，今年如果不发生自然灾害，预计每人可分到五百九十斤。
1955年，还多卖余粮给政府十多万斤粮食。
我们棉丰社在1953年建立起来的时候，只有二十六户，1956年建成高级社，有五百二十户，二千五百人。
我们建社是走过一些弯路的。
没有经验，不懂管理，工作中有过缺点，也失败过。
比如搞副业，我们就吃过大亏。
1954年、1955年我们修过大猪圈，瘟死了很多猪，买了几百只鸭子，踩死了几十只，养的鱼苗被水冲掉了。
当时，“打死牛来摔死马，放跑鱼儿踩死鸭”，社员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我也作过几次检讨，但我们并没有灰心。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教育帮助下，靠大家想办法，克服了困难，纠正了缺点，摸出了一些经验，现在我们的管理水平逐渐提高了，有了一套管理生产的计划，做到合理调配劳动力。
今年社里还进行了大量基本建设，修了公路五公里，修了三十三个蓄水池，挖了四十四个大粪坑，有粉房六座，又把六百亩瘦土，挑上一寸多厚土来盖上，使土壤变好，保证今年丰收。
还有百货商店，四个民办小学。
社内泥工、木工、石工、铁匠、裁缝都有。
有中医、有西医，社员有病都能在社内就医。
我穿这件衬衫，就是我们社里自己缝制的。
另外，我们正在着手修建六个大养猪场，社内公养的猪现在有四百二十四头，其中母猪一百零八头，预计到年底要发展到一千多头，到明年再和社员私养的猪加起来，就有三千多头。
对养猪卫生工作也有经验了，我们还修建了猪的洗澡池，十多天就给猪洗一次澡，保证猪不生病。
我们的肥猪一般是二百多斤，也有三百斤重的。
今年过端阳节，我们社里杀了十八条猪，分给社员吃。
先前那有这样的好日子，过去只是地主富农等少数人吃得起肉。
另外，我们在山坡上还种了很多梨子、温州蜜橘、柠檬、水蜜桃，把穷山变成花果山。
添上水牛四十二只、黄牛十七只、喷雾器五十多部、新式步犁十部、收音机二部、架子车五部、缝纫机一部。
公共积累每户平均一百多元。
以上这些事实都是活生生的，我们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劲头是一天比一天更大更高。
但是社里也有不满意的，唱反腔的，这是那些人呢？
就是一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
比如去年过年时，他们对政府规定每人一斤半猪肉就不满，还骂：
“屁！
什么社会主义，肉都吃不到。”
现在右派分子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他们就是代表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在说话。
我们农民文化还不高，可是眼睛亮得很。
我们看得清楚右派分子在耍啥子把戏。
我们社里农民看到报上登的右派分子的一些话，引起了很大的愤怒。
我今天要告诉右派分子，你们妄想夺取人民的政权，阴谋恢复资本主义，使我们再过苦日子，那不行，老实说，你们的算盘打错了，我们决不会答应的，我们要坚决同你们斗争！

社会主义一定会获得完全的胜利
陈叔通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种报告。
这些报告完全证明1956年我们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更辉煌的成就。
这些辉煌的成就是和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
正如毛主席在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开幕词中所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任何力量不能动摇的。
没有共产党作我们的领导核心，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的伟大事业是不可能胜利推进的。
右派分子怀着卑鄙的目的，恶毒地抹杀事实
各位代表，全国人民决不会忘记我们原来是怎样的一个国家。
解放以前，我们国家处在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重重压迫之下，少数剥削者过着奢侈腐烂的生活，而创造社会财富的广大劳动人民却处于贫困饥饿的状态。
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推翻了三大敌人，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领导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而保证了全国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使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和广大职工的生活显著地提高，同时也保证了其他阶层人民的安定的生活，简直是把全国人民的生活包了下来，加以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这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想像的。
现在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前例的，它比前一阶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艰巨得多。
如果有人把社会主义革命看得太容易，甚至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那末他们不是极端幼稚无知，便是别有用心。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工作是艰巨的。
第1，是以自力更生来建设社会主义的。
我们是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底子是穷的。
这样的国家要以重工业为中心建成工业国，怎样负担得起呢？
可是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的努力，增产节约取得巨大的成绩，以1956年的情况来看，第1个五年计划执行了四年，主要指标有些已经提前完成，有些已经接近完成了。
以钢的生产为例，旧中国的生产量是小得可怜的，1949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
1956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
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现在都已建立起来了，而且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这些事实证明了党的领导的正确，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
大家都知道，国内外敌人是不甘心而且用种种方法阻挠和破坏我们的和平建设的，同时我们国家几年来也遭遇到好多次重大的自然灾害。
但是，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阴谋，领导了人民战胜了灾荒。
所有的困难并没有阻碍我们自力更生地在建设事业的各个战线上取得巨大的成就。
这简直是难于想像的奇迹。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奇迹能够出现吗？
肯定地说，是决不可能的。
第2，我们做的是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一切计划经济的工作都是新的，谁也没有经验，开头可以说是外行。
幸而有苏联的先进经验作为我们的借镜，苏联并且给了我们许多大公无私的帮助，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
其他兄弟国家也给了我们许多帮助，我们亦应该感谢的。
学习和运用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使我们少走了许多弯路。
但学习别国的经验，并不是容易的。
我们在运用的时候，还必须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
所以我们的建设工作仍然是很艰巨的。
有人说，我们的建设计划时常改变，这是因为缺乏经验，亦是客观情况的变化所使然。
总的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绩是巨大的，当然亦不是没有错误和缺点的。
中国共产党并且教育了全国人民边学边做，在这几年中取得了不少新的经验。
这些经验也有些是从错误和缺点里得来的，对今后的建设工作是极有利的。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吗？
肯定地说，是决不可能的。
第3，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适应国内人民生活的需要和帝国主义制造的紧张形势下进行的，我们不能不加快建设的速度。
这里就存在了一个人民消费与国家积累的矛盾。
但是我们采取了艰苦劳动、勤俭建国的方针，一方面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一方面紧紧地掌握了建设的速度，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联合国的报道，亦不得不承认我国去年工业增长速度居世界第1位。
可见我们的国家是能够很好地处理人民消费与国家积累之间的矛盾的。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吗？
肯定地说，是决不可能的。
但是右派分子恶毒地抹煞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事实，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辉煌成就描绘得一团漆黑。
他们反对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个别的”的正确分析，恶意地把个别性质或部分性质的缺点和错误夸大为我国革命和建设中根本的或全面性质的缺点和错误，使一些立场不稳或是非不明的人认不清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成果，企图实现右派分子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阴谋。
右派分子使时代车轮倒退的企图注定要失败
右派分子把旧社会遗留下来，在今日我们工作中还存在着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歪曲为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所产生的，歪曲地宣传社会主义加上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还危险，从而毁谤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企图把我们国家从社会主义拉回到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去，使广大劳动人民重过旧中国的悲惨生活。
这是全国人民决不能容忍的，必须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
右派分子企图利用一部分人对于新的制度还不习惯以至还有抵触情绪作为他们的活动基础，用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动摇社会主义的制度。
他们因工农群众不受利用，抓不住，就妄想利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工商界来进行罪恶活动。
就如章乃器，他就企图利用工商界消极的一面来蛊惑工商界。
他说：
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
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已经没有本质的差别；
定息不是剥削，是不劳而获；
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危险的敌人；
等等。
这就是否定阶级的存在，就是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
据07月03日人民日报所载，章乃器参加章伯钧、罗隆基在全聚德密谋的时候，他表示要在章、罗联盟策动的未来的反动组织中担任职务，证明他是跟他们的秘密组织勾结在一起的。
要知道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纵然有少数人受他们的蛊惑，可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工商界是衷心地信赖共产党的领导的，是坚决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
就是那些一时受到右派分子蛊惑的人，在反右派斗争中也会清醒过来，回到人民一边，对右派分子进行斗争的。
右派分子利用消灭中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篡夺领导权，使时代的车轮向后倒退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既要坚决展开对右派的斗争，也要积极帮助共产党整风
全国人民必须更加紧密团结起来，对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的领导和保卫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要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使右派分子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
对于受到右派分子的影响，在思想上有某些错误的人，我们要把他们同右派分子区别开来。
他们还是拥护党，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只要他们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参加到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来，他们就可以在斗争中受到锻炼，改正错误，和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
而对那些坚决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们必须彻底地给予反击，斗争到底。
有人认为我们对右派分子展开反击后，人民就不好“放”，不好“鸣”了。
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主要是由于对党的整风运动缺乏了解所造成的。
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只要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反对或者削弱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在社会主义的共同基础上对党员的作风提意见，无论意见提得怎样尖锐，怎样片面，甚至是有错误的，我认为共产党都是欢迎的。
右派分子正在造谣，说党在“收”了，不能讲话了。
我们不要听信这种谣言，不要受右派分子的利用，仍要积极帮助党整风。
07月01日人民日报社论说：
“共产党继续整风，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风。
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风就可以顺利进行了。”
党在“收”了吗？
决不是的。
而且就我所知，凡是为帮助党和政府搞好工作提出的意见，都在加以分析研究，应接受的接受，其中尚有有待于研究的亦有一时办不到的或者有错误的，也都分别说清道理，难道这不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吗？
全国人民一定都明白：
我们帮助党整风是要使党的领导更加巩固，才可以完成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才可以使我们国家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全国人民一定都明白：
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加强学习，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紧密地团结一致，在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们对右派分子展开坚决的斗争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一定会完全胜利的。

资本主义一定要彻底死亡
赖若愚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薄一波副总理的报告以及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在政府所提出的几个报告中，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就做了扼要的叙述和恰当的估计，这是完全必要的。
这些成就，是全国人民，首先是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艰苦斗争和辛勤劳动的结果，也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基础，是决不容许抹煞的。
自从中共中央发出了整风号召以后，资产阶级右派就借口帮助共产党整风，按照他们蓄意已久的阴谋，发动了对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
这一种进攻实质上是一部分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的复辟运动。
作为一个工会工作者，我想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戳穿资产阶级右派的复辟阴谋
在这次复辟运动中，资产阶级右派采取了“偷天换日”的手法：
他们把劳动人民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闭起眼睛来一笔抹煞；
他们把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尽情地加以夸大。
他们妄想经过一番涂抹，把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新中国描绘成一个暗无天日的黑暗世界。
在他们的笔底下和嘴巴里，这个世界简直黑暗得很，比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坏，比北洋军阀也不如。
资产阶级右派既然有本领“揭露”黑暗，当然也有本领“指出”造成黑暗的原因。
这些原因是什么呢？
在资产阶级右派的心目中，第1是共产党的领导，第2是社会主义制度。
其实这是一回事。
资产阶级右派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一切都指为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而且统名之曰“三害”。
共产党是“三害”的化身，社会主义制度是“三害”的根源。
用隐晦一点的话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
用明朗的语言“杀你们共产党人”，用他们的老调子说话，“共产党是洪水猛兽”“杀人放火”。
至于共产党“共妻”之类的话，他们现在是无法出口了，不过据说共产党又变成“和尚”了。
按照资产阶级右派的说法，逻辑的结论该是什么呢？
很自然，共产党下台，他们上台；
社会主义完蛋，资本主义复辟。
这真是一个称心如意的“政治设计”。
不过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许会感到很遗憾，他们对自己的“施工”力量估计过高了。
铁锤是在工人阶级手上。
对于资产阶级右派的这一套“设计”，我想只要戳穿就够了。
对于右派分子的“甜言蜜语”、伪善面孔，倒有必要玩味一下。
装扮巧妙的狼无法掩盖它的尾巴
有人说，经过五反和全行业公私合营，工商业者交出生产资料以后，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了。
谁说还有两面性谁就是教条主义。
好吧，让我们实事求是地考察一下。
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是怎样交出来的呢？
第1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迫于情势，不交出来，职工群众不会答应，而且经济上也没有出路；
第二交出来以后还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拿到五厘定息，工作上、生活上还可以得到安排，交出来也还勉强可以。
试问交出来甘心不甘心呢？
不甘心。
全国职工群众并不认为资产阶级交出生产资料是完全出于自愿的，也并不认为所有资产阶级分子已经不再留恋资本主义生活了。
有可能复辟的时候，总有些资本家还是想复辟的。
我们从来是心口如一的，这是老实话。
不过真正闹复辟的不是资产阶级全体，只是资产阶级右派。
资产阶级右派一方面说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了；
一方面却在闹复辟运动，这是什么样的一面性呢？
资产阶级右派说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是有意要模糊阶级界限。
不信你看，他们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
可是离开了树木那里还是森林呢？
所以结论自然是“目前我国所有阶级的特性已基本上消灭”。
这样，阶级界限没有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两个名词也是多余的了，哪里还有什么工人阶级的领导呢？
这是阴谋，这是要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是要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丧失警惕，不加提防，好让他们的复辟阴谋不费气力地取得胜利。
狼是危险的，装做外婆的狼就更危险。
不过不管狼怎样装扮得巧妙，尾巴总还是没有适当的地方安置。
如果说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了，那么定息还要不要呢？
说到利，那可不能放弃，而且越多越好，定息七年太少了，要来二十年。
二十年还不解渴，干脆把公方代表赶出企业，把公私合营变成“合公营私”。
就连这样狂妄的叫嚣也不叫复辟运动，而是帮助党整风哩。
为什么呢？
资产阶级右派理论家说定息不是剥削，只是“不劳而获”。
难道这个没有经过自己的劳动而获得的定息是上帝的赐与吗？
资产阶级虽然没有劳动过，工人阶级可是劳动过的。
说确切一点，资产阶级所拿的定息是工人阶级劳动成果的一部分。
这不是剥削是什么？
既然要剥削，何必还怕羞呢！
据说如果把定息说成剥削，工商业家不能心平气和，就要发脾气了。
好吧，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让他们发脾气吧！
资产阶级右派说：
“照剥削字面讲，被剥削者应该是很痛苦的，但我们又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当前的矛盾，并不具有对抗性，这就说不通了。”
是的，被剥削是痛苦的，所以工人阶级才坚决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坚决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在内。
那为什么又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看待呢？
很明白，这并不是为了感谢资产阶级的剥削，而是因为资产阶级愿意接受改造。
如果资产阶级不接受改造，要造反，那么矛盾就马上变成对抗性的。
并且，我们还应当指出，就是在资产阶级接受改造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毕竟不同于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
毛主席说：
“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
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
我想反过来说也可以，即：
除了非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对抗性的一面。
我国的资产阶级正在向着它自己的反对方向转化着，这是事实，不过这个过程还将是长期的。
在经济上的改造完成之后，思想上的改造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经济上的改造完成之后，还会有一部分人不甘心本阶级的消灭，怀念着他们已经过去的时代，那就是说在思想战线上还有阶级斗争。
资产阶级的消灭过程，是一个斗争的过程，这中间需要资产阶级分子的自我改造，也需要工人阶级的帮助。
欢迎继续表现积极的工商业者
坚决回击资产阶级的复辟运动
我们工会工作者从来不隐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界限，我们主张划清这个界限。
在1956年01月底02月初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2届全国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毫不隐讳，也不应当隐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是有一条界限的，而且这个界限是应当分清楚而不应当模糊的。
但是划清界限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资本家对他们的企业和他们本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最后完全消灭这种界限，所以全国职工现在十分兴奋地注视着这种情况，即：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教育下，中国资产阶级在改造着自己”。
是的，去年年初，全国各地工商业者，曾经表现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
全国广大职工群众毫不计较过去的嫌隙，对于工商业者的这种表现给予了热情的欢迎，把他们当做朋友，同意在工作上和生活上给予他们必要的照顾，拥护把定息年限延长到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措施。
职工群众所以如此，是为了换取资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的同情，是为了更顺利地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更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不错，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接受了这种好意，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继续表现了他们的积极性。
可是资产阶级右派却怀着满腔的仇恨，他们认为交出企业，实行共产，就是“亡国”，“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
我们对于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继续表现积极的工商业者，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欢迎的，可是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对于资产阶级的复辟运动，就一定要予以坚决的回击。
我们不隐讳阶级界限，是为了有效地帮助资本家进行自我改造，以利于真正的团结——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的团结。
右派分子模糊阶级界限，是为了有利于他们的复辟阴谋。
不戳穿右派分子的伪善，就不能增进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的团结，这对于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广大工商业者，也是不利的。
以上是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向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亦即对于资产阶级所发动的复辟运动所要说的话。
以下，我想说一下我们对于整风运动的看法。
全国职工群众竭诚拥护党的整风运动出发点是与资产阶级右派根本相反
解放以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全国人民已经取得的成就是极其伟大的。
伟大的成就不会由于可恶的诬蔑和诅咒就消失，它是客观的存在，它的存在本身就足以粉碎可恶的侮蔑和诅咒。
然而我们也并不是无视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确实，在我们的工作中，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错误，有些缺点和错误甚至是严重的。
这些缺点、错误必须加以克服和纠正。
中共中央一再表示对于一切善意的批评，那怕是不完全正确的批评都是欢迎的。
这种态度是真诚的，是光明磊落的。
对于这种态度，全国职工群众是竭诚拥护的，而且对党是真正帮助的。
广大的职工群众不也对党和政府提出了很多批评吗？
职工群众不也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吗？
然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为增进全国人民的团结，为了改进各方面的工作。
总之，为了社会主义事业。
这就是我们与资产阶级右派根本相反的出发点。
对于缺点和错误的看法，我们也是和资产阶级右派根本不同的，我们认为：
有些缺点和错误，是由于缺乏经验产生的，或者是新的条件带来的。
这当然是不能完全避免的。
因为经验的积累需要时间，新的条件也不是可以完全预见的。
有些缺点和错误，则是由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产生的。
这三个主义从哪里来的呢？
它的根源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所以整风不能是动摇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整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工人阶级的群众队伍中也有一定的影响。
我们从来也没有认为我们工人阶级是完全没有缺点的，然而这决不同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说的那样。
我们对于外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毫无感情，我们在努力清除它。
不只是我们的党在进行整风，我们的群众队伍也在不懈怠地进行着自我教育。
在目前，我们尤其要在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中教育自己。
如何进行整风和自我教育呢？
基本问题在于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在于正确地发扬民主。
就工厂企业来说，正如周恩来总理报告中所提到的，就是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职工代表大会是一个有权力的监督机构，是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的一种比较好的形式，职工代表大会的建立与健全，将大有助于克服企业领导人员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也将大有助于工人阶级群众队伍的自我教育。
在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在战胜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基础上，增产节约运动和先进生产者运动必将更深入地开展起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将取得更伟大的成就。
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与共产党是一条心，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要胜利，资本主义一定不能复活，或者说一定要彻底死亡，这是历史的必然。

坚决打垮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程潜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向这次大会提出来的其他各项重要报告。
周总理的报告概括地总结了我们政府工作的伟大成绩，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同时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形形色色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回击。
现在，我想就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这个政治题目发表一点感想。
回击右派，气壮山河
今年的春夏，是一个不平常的季节。
在这个季节里，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在帮助共产党积极整风的同时，又向资产阶级右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展开了气壮山河、义正词严的回击，把一度飞扬跋扈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嚣张气焰打落了下去，为共产党整风和各民主党派整风创造了顺利的条件。
现在来看，战果是伟大辉煌的，但是，战斗仍在激烈进行，斗争还在深刻发展。
人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所广泛展开的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斗争，是一场十分曲折复杂的斗争，是一场相当长时期的斗争，也是一场在某一个时期内表现得相当尖锐激烈的斗争。
谁战胜谁，决定于力量的对比，也就是说决定于：
广大群众能以更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武装起来，充分地、彻底地批判、揭露和孤立右派。
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不是偶然的，这是我们的社会政治形势发展的必然规律。
全国人民热爱和拥护共产党，全国人民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妄图削弱、摆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梦想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复辟。
水火不相容，当然就会有斗争；
短兵相接的战斗的爆发，只是决定于时间和条件而已。
中国共产党下最大决心涤荡“三害”，在党内积极开展整风运动，诚恳地、虚心地请党外人士提意见，帮助克服缺点和纠正错误，以便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这本来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一切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都竭诚拥护共产党这个英明举措，他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肯定了工作中的巨大成绩，同时本着负责严肃的精神，向党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揭露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这就进一步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大大地推进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
可是，正在这个时刻，久久窥伺方向、时时准备投出冷箭的资产阶级右派，却假借帮助党整风的名义，利用“大放大鸣”的由头，疯狂地发出了搞臭共产党，搞垮共产党，诬蔑社会主义，搞垮社会主义的恶毒的言论，并且辅之以罪恶的有组织的鬼蜮行动。
这就不能不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向资产阶级右派的可耻的肆意进攻展开大气磅礴，排山倒海的反攻。
反动者，愚蠢也！
这场战斗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我认为：
第1、说明了资产阶级立场的反动和愚蠢。
经过一个多月的大暴露和大揭露，现在大体上可以检阅一下资产阶级右派的基本队伍了。
这个队伍包括：
对社会主义改造死不甘心的顽固的资产阶级分子和他们的代言人，如章乃器之流；
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政治野心家，如章伯钧之流；
恬不知耻的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如罗隆基之流；
从封建地主和军阀官僚营垒里边分化出来的孽障，如龙云、黄绍竑之流。
就现在揭发出来的材料来看，章罗联盟显然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反动集团。
这主要是指挂帅的。
自然，也还有一批参谋擘划的文臣武将，摇旗呐喊的喽啰兵卒。
这些人是反共的，反人民的，反社会主义的，反人民民主专政的。
这些人利欲熏心，利令智昏，是一些念念不忘争名夺利的、时时想伸手捞一把的、毫无原则的、毫无是非的人们。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国家里，他们总觉得“受了委屈，难能伸展”；
去年社会主义大变革，从经济基础上挖了他们的“祖坟”，这就更引起了他们发自阶级本能的刻骨的仇恨。
他们总想，有朝01日，因缘时会，冲开“缺口”，倒打一耙。
他们满脑邪思，魂不守舍，成天翻起阳白眼，瞟着窗外云天，偶尔望见万里碧空上浮动一块乌云，就以为“山雨欲来”，大有可图。
他们看见共产党整风，就以为共产党江山不稳，局面不妙，于是祭起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煞风，推波助澜，到处点火，似乎他们成气候，立大业，就在转眼之间。
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不出三十天的功夫，他们放出来的毒草和毒气，就遭遇到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狼狈尴尬局面，他们一相情愿的如意算盘大大地落了空！
平常，他们自诩为“政治上的现实主义者”，是“精打细算”的“好汉”。
依我看，特别是根据这次他们悲惨的教训来看，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发昏十三章的狂想主义者，只不过是一些连加减乘除四则也没有学好的大笨蛋。
“人民日报”说得好，“资产阶级右派先生们，你们把中国人民几十年的革命史看作儿戏，把中国人民八年的建设史看作儿戏，把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高度威信看作儿戏，而且在估计力量对比的时候，连人口中占百分之一的人和占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究竟哪一边人多力量大，都算不清。
你们这样怎么能不犯错误呢？”
持资产阶级立场的人们自以为有一些阴暗的聪明，实际上是天大的愚蠢。
反动者，愚蠢也。
通过这次实力的较量，难道还看得不够明显吗？
据说资产阶级右派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估计，他们暗自设想：
你们共产党不是说和平改造私营工商业吗？
你们对我章乃器这样严厉地口诛笔伐，这不会在国际上产生不好的影响吗？
你们共产党不是说要和平解放台湾吗？
你们对我章伯钧、罗隆基、龙云、黄绍竑这样严厉地驳斥揭露，这不会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中间产生更多的顾虑吗？
根据这个愚蠢的逻辑，资产阶级右派满以为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他们无可奈何，对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只好默不作声，让其泛滥。
资产阶级右派这个估计又大大错误了。
因为，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懂得：
依了章乃器的办法，就不是什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复辟；
依了章伯钧、罗隆基、龙云、黄绍竑的办法，就不是什么和平解放台湾，而是蒋介石反动派“班师回朝”，恢复其法西斯的罪恶统治。
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懂得：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赎买政策和和平办法，最终目的还是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将资本家剥削者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只有取得企业改造和人的改造的两方面的胜利，我们才算是以革命的光辉实践论证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丰富了马列主义的武库，在国际上才能产生深远良好的影响。
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懂得：
只有坚决回击右派分子的进攻，坚决打垮他们的进攻，共产党才能很好地开展整风运动，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才能更加提高，步调才能更加一致，团结才能更加巩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更加迅速发展，我们的国力才能更加强大，而这样也才最有利于台湾的和平解放。
对民革的成员来说，和资产阶级右派划清界线，才能激发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爱国心，影响台湾的军政人员回到祖国怀抱，走社会主义道路，参加祖国建设。
害怕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会影响台湾的和平解放，是完全错误的。
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懂得这些道理，就绝不会放松反右派的斗争，资产阶级右派想望“投鼠忌器”，徒然煞费心机而已！
民主党派要通过反右派斗争，去腐催新，确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第2、说明了民主党派的去向。
中国的各民主党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帮助下发展成长起来的。
如果说，中国的各民主党派在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对人民有些贡献，作了一些好事，那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密不可分的。
因此，说这个党是“靠反共起家”，说那个党是“靠中间路线发迹”，这是歪曲历史的违心之论，是睁开眼睛说瞎话，是别有用心。
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民主党派参加了政权，先后举手通过了共同纲领和宪法，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认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这样就取得了人民的信任和好感，获得了和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治地位。
现在，某些民主党派的某些成员，特别是某些窃据要津、抛头露面的人物，撕下了假面具，忘恩负义，翻脸不承认历史；
背信弃义，悍然违背自己的诺言。
他们要搞垮共产党，想取而代之；
他们要诱使社会主义的列车脱轨，想将列车引向资本主义的坟墓。
这不仅仅是向自己的政治道德挑战，同时也不能不使人们怀疑：
这样的民主党派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我坚决认为，所有民主党派中的为国为民的仁人志士，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都不能够保持缄默，都要站出来说话，不许少数败类，少数资产阶级右派沾污了各民主党派。
通过以反右派斗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各民主党派必将去腐催新，获得健壮的生命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为社会主义事业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民革的右派分子，除了已经揭露的民革中央的龙云、黄绍竑、陈铭枢、谭惕吾等人之外，各地已经揭露者有三十余人。
民革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的主要特征是：
在发展组织问题上主张旧国民党员通通归队，县、市普遍建立组织，到处招兵买马，不问发展对象的政治历史和政治面貌；
在肃反问题上，抹煞成绩，夸大缺点，口口声声强调“有错必纠”，为反革命分子“呼冤叫屈”，假和平解放台湾之名，行反对肃反之实；
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方面，不是诚心实意，而是想分庭抗礼，秋色共沾，片面强调监督，却又不愿意接受共产党的监督；
在贯彻“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上，只讲团结，不讲改造，只强调安排，不谈教育，不以旧社会的官僚军阀地位为可耻，反而沾沾自喜，以此作为争取安排的条件；
在“关心”农民生活的假幌子下，为地主、富农叫喊；
蒙着“爱国者”的青纱，大弹反苏滥调。
上面种种表现，就它的实质来讲，都是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在民革内部的反映。
现在，应当对民革成员和一般的旧军政人员的思想变化作一些实事求是的估计。
解放八年来，这些同志的思想水平是有所提高的。
一小部分提高得较快，大部分有所提高，另外一小部分，也就是说右派分子，则很少提高，个别人几乎是“原地踏步”，依然故我。
这些人既然保持原来一套的立场、观点、方法，外力感染，一触即发，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对于这样一批民革右派分子的反动思想、言论和行动，到目前为止，还批判揭露得不够猛烈有力。
有些同志现在仍然和右派分子和平共居，不能划清界限；
有些同志采取袒护右派分子的态度；
有些同志沉默、消极、抵触；
也就是说，民革内部的右派分子还未受到应有的抨击。
我认为，和各民主党派一样，摆在民革面前的任务是，深入地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整风运动。
这就是民革作为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的正确去向。
想尽一切办法坚决加强共产党的领导
第3、说明了必须倾全力地加强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智慧和良心的集中表现，是中国人民的善良理想的化身。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
动摇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动摇了社会主义的基石，也就动摇了我国的国本。
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不是共产党人空口叫嚷出来的，是历史作出来的结论，是中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
历史事实表明：
当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出现在政治历史舞台上的时候，燃遍大江南北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最终都不免于失败；
当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阶段、政治斗争经验还不十分丰富的时候，轰轰烈烈的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也遭受了失败；
而当中国共产党一经在斗争的烈火中锻炼成熟、并且形成了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领导核心的时候，中国的革命运动就立刻改观，在短短二十年期间内，连续取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
一部共产党的英勇斗争的胜利历史，就是一部先烈的鲜血写成的历史。
中国人民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据历史说话的。
人们是从历史走过来的，普通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都懂得这一条最基本的道理。
当资产阶级右派扬言并采取实际行动来削弱、摆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的时候，我们应当响亮地回答：
我们要加强共产党的领导，要以实际行动，从各个方面，想尽一切办法，来坚决加强共产党的领导。
不这么做，依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话，就要亡国，人民就要坠入万劫不复的黑暗的深渊。
一定要向右走就会成为政治垃圾
我想在这里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讲几句话。
你们当中一些人，在过去，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都曾程度不同地、多少不一地为人民作了些好事。
为人民作了好事，人民当然不会忘记，你们今天有为人民工作的机会，就是人民给予的最公允的酬答。
但是，好事要继续作下去，要作到底，如果不作到底，半途而废，甚或反其道而行，挖共产党的底，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就会激起人民的反对，遭到人民的唾弃。
昨天作了好事，今天作了大混蛋的事，人民就不能承允。
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对于全国人民，对于所有的政治活动家，是一部最好的教科书。
每一次大变革、大震荡、大运动之后，同路人之中，除了绝大部分随着历史前进之外，总还有一部分抛戈弃甲，落荒而走，最终变成暗泣于阴沟中的废料。
这是一条铁的规律，任谁也逃不掉这条无情的客观规律的考验。
谁是真正的革命者，谁是两面派的投机分子，在这条规律面前会要作出事实的、历史的结论。
现在又临到这么一个尖锐的时刻了，每一个人都要毫不含糊地回答这个问题：
向右走，还是向左走？
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站稳资本主义立场，还是站稳社会主义立场？
前者是死胡同，此路不通，一定要走，就会变成政治垃圾。
后者是六亿人民选择的光明大道，跟着人民走这条大道，就能克服障碍，步入佳境。
奉劝走前一条道路的右派分子们：
人不可能不犯错误，“知过能改，善莫大焉”。
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你们始终是敞开着的，只要憣然悔悟，改弦更张，老老实实把你们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浊秽的思想，丑恶的“私房话”，见不得人的密谋策划，原原本本，清清楚楚，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向人民交代，向社会交代，同时也以实际行动来揭露别的右派分子，这就表明自己有决心从右转向左，从反动转向革命。
昨天作了坏事，今天转变过来作好事，人民是能够宽恕的。
如果一意孤行，坚持反动立场，以自己的恶言恶行来破坏社会主义事业，触犯刑律，那就表明自己自外于人民，自绝于人民，从人民方面转化到人民的敌人方面去了。
这种人的这种作法，人民是不会答应的，是要办罪的。
在反右派的尖锐斗争中，在这样一个不平凡的时刻，我愿意做一个平凡的战士。
我不过是一个老年的新兵，但我坚决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为社会主义事业效力，紧紧地跟着历史前进！

文汇报利用对“草木篇”作者的批评点了一把火
李劼人　沙汀的联合发言
我们准备向大会谈一谈有关“草木篇”的问题。
“草木篇”是四川省文联一个干部，共青团员流沙河（原名余勋坦，现年二十五岁）写的一组托物抒情的散文诗。
这组诗发表后，在四川文艺界引起了热烈的论争。
大部分文章都尖锐地揭露了作品思想内容上的严重错误，认为它散布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敌对情绪，宣扬了鄙视群众、孤高自大的个人主义。
因而按其实质，它是一篇反社会主义的坏作品。
应当肯定，四川文艺界对于这样一篇作品展开一次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
其中，不少文章是说理的，对作品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
也有少数文章的批评方法是比较简单或粗暴的。
可是作者流沙河却硬说这是一次有组织的“围剿”，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说法。
据我们了解，报刊上发表的大部分文章都是群众的来稿。
群众感觉到了“草木篇”中存在着有毒的思想，不愿默不作声，积极的参加了这场论争，这不是很自然吗？
我们认为，如果群众不积极参加这一论争，听任毒草蔓延，那倒是一件反常的事情。
这一次的批评，从客观效果说，也是好的，它大大缩小了“草木篇”所散布的错误思想的市场。
四川师范学院刘君惠教授曾举例说，有些学生，开始很欣赏“草木篇”，看了批评文章以后，都说眼睛亮了。
作者流沙河在2月12日四川省文联理论批评组座谈会上的发言，虽然对作品的错误仍缺乏深刻的认识，思想上并未真正解决问题，但是他已表示同意批评中的一部分意见，而且不再像批评开始时那样叫嚣和谩骂了，即是说他的态度开始有了初步的好转。
文汇报记者访问流沙河以后，流沙河的态度忽然变得更坏了
但是事情的发展后来又发生变化，那就是当5月初旬，四川民盟少数右派分子借口帮助党整风，到处点火的时候，特别是文汇报记者访问流沙河以后，流沙河的态度忽然变得更加坏了。
他在对文汇报记者的谈话时，有意混淆了报刊上对“草木篇”这一带文艺方针性质的批评，和四川省文联团组织对他某些违反团组织原则和严重错误思想言行的批评，捏造事实，说他写了“草木篇”，不仅在报刊上受到批评，还受到文联机关内部的“压制”，“压制”到“连宪法上所给予的通讯自由都受到了阻碍”，“行动受到了某些人的注意”。
一句话，他失去了通讯自由和人身自由！
而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同章罗联盟的骨干分子潘大逵有着直接联系的民盟盟员张默生，立刻表示全力支持流沙河的发言，对“草木篇”的批评全部加以否定。
但是，一切胡言乱语总是经不住驳斥的，关于所谓“政治陷害”的问题，四川省文联创作部长兼党支部书记李累同志，已经用经过查对的事实揭穿了流沙河的谎言。
流沙河本人后来也向文联领导同志表示，李累所谈的有关他的情况，他基本上同意。
这里我们只想谈一谈文联的团组织为甚么对流沙河进行批评，这对大家了解他的为人，他写作“草木篇”的思想背景，可能有些帮助。
在文联机关内，流沙河一向就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表示不满。
特别是去年匈牙利事件爆发后，他的不满更露骨了。
在团小组会上，他公开攻击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政策，说他“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感到耻辱”；
对于肃反政策，他也不以为是，说“一半是阶级斗争，一半是开玩笑”！
他认为我们国家的制度根本就不民主，并公开宣称：
“我真愿意到资本主义国家去过一种贫困而自由的生活。”
流沙河为什么会对现实社会如此不满，而且表现出许多错误的思想言行呢？
这绝不是偶然的。
流沙河于1950年底参加工作，但据最近四川日报来自他的家乡金堂县农民所揭露的材料，他的父亲因民愤过大被农民控告，于1951年镇反时，依法被镇压了。
这或者就是他不满现实社会的根本原因吧！
但他又是一个共青团员，从团的组织原则讲，团是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和教育他进步的。
因此，正如在讨论流沙河问题时不少公正作家所指出的那样，省文联组织工作上的缺点，主要是对这样一个年轻干部，特别是思想上有了仇恨和错误的同志，更是需要细致而有原则的进行阶级教育的；
而文联平日的领导，却只从表面看到他有些小聪明的一面，一味的迁就照顾。
比如，1956年提名流沙河参加全国青年作者代表会议的决定，就是文联党组织在一部分干部的反对下作出的。
而事实证明，过多的照顾不但没有帮助他改变思想立场，满足他的要求，反而更加助长了他对于团的组织生活和现实社会制度的不满。
对此问题，文联党组织已经公开表示要在这次整风中认真进行检查。
文汇报记者对所谓“政治陷害”的污蔑竟大加渲染
最后，我们想谈一谈文汇报发表那篇煽动性的报导：
“流沙河谈‘草木篇’”。
这篇报导是在5月中旬文联开会讨论“草木篇”批评的是非问题的前夕，文汇报驻川记者范琰写的。
05月17日流沙河在座谈会上作了与报导内容大体一致的发言后，该报记者范琰又拍发了一个类似起居注的专电，报导流沙河大鸣大放后的心情。
由此可见，文汇报对“草木篇”及其作者给予了多么大的注意。
但最令人愤慨的，流沙河在谈话中既然提出了所谓“政治陷害”问题，文汇报记者不仅不对事实进行任何查对，还故意把流沙河自以为受了压抑、受了损害的情绪渲染了一通，惟恐它的欺骗性煽动性不够大！
我们认为文汇报驻四川记者范琰的这种作法，是同文汇报几个月来坚决执行章罗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路线，猖狂向无产阶级进攻这一罪恶活动分不开的。
文汇报对四川“鸣”“放”的估计一直是“春寒未去”，“毫无解冻之意”。
既是认为没有“解冻”，当然就要衷于到处点火了。
因而该报记者范琰一到成都就缠住流沙河不放，结果写出了那篇“流沙河谈‘草木篇’”的报导。
而这篇歪曲事实，充满恶意攻击的报导，正是文汇报想在成都文艺界点一把火！
文汇报说要“检查缺点，改正错误”，但随着又刊登出不辨明是非的报道
李累同志在6月13日的座谈会上揭露了流沙河的诳言，文联其他两三个干部一致认为李累的发言符合事实，而且他们都说明自己平日同流沙河是接近的，可是文汇报记者范琰是怎样报导这个座谈的呢？
不管标题、内容，这篇报导都力图给人这样一种印象：
李累的发言无非一面之辞，不可轻信！
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文汇报发表这篇报导的前一天，在6月14日发表了社论，表示要“检查缺点，改正错误”，而且深信自己“经得起考验”。
但是事隔一天，这篇报导真的就“考验”了“文汇报”！
由此可见，要真正“明确方向”，从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扭转来，绝非虚晃一枪办得到的。
但是事实早已明明白白，四川省文联党组织和李累并没有对流沙河进行所谓“政治陷害”，而文汇报那篇歪曲事实，带有煽动性的报导，却构成了对李累的政治陷害和对四川省文联党组织的政治诬蔑！
因为这篇报导发表以后，曾经引起四川省内外一般不明真相的人，要求撤职查办李累，甚至要求将李累送司法机关处理。
最近，经各方面不断的批评、揭发，文汇报在7月03日、4日，已经重视这一问题，并有所交代，有所检查。
这是值得欢迎的，但还很不够。
因为如果一来就为范琰开脱，把一个直接执行放火任务的人化装成流沙河的“俘虏”，这对帮助范琰改正错误没有好处；
对文汇报彻底清除其资产阶级办报思想没有好处；
对文汇报的负责人徐铸成彻底同章罗联盟划清界限，更是没有好处。
我们希望文汇报能有更好的交代，更好的检查。

皆“中山狼”也！
邓初民　斥责右派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恩将仇报，警告他们彻底悔改，把狼心变人心，在真理和人民面前低头。
请允许我不在开头重复我所同意的各位代表所说的话。
我们是人民代表，我们就一定要代表人民的意志。
人民要求的我们也要求；
人民反对的我们也反对。
否则，就根本不配为人民代表。
不料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在这一次整风前后，特别突出的暴露出来了不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右派首领分子，这些人已根本不配为人民代表了。
我要代表全国人民对所有人民代表中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大会提出控诉，并建议大会分别情节轻重作出决议，通过他们的原选举单位撤销他们的代表资格；
其在国家机关中担任职务的（例如国务院的各部部长、副部长，各省、市的省长、市长、副省长、副市长，各高等学校的校长、院长、副校长、副院长等等），也应由大会分别情节轻重作出决议，交由国务院撤销其职务。
我们像这样来处理人民代表中的右派分子，是否过分了呢？
我以为一点也不过分。
试看在右派首领分子中，有的基本上代表地主富农分子，例如龙云、黄绍竑等人；
有的代表资产阶级落后分子，例如章乃器、毕鸣岐等人；
有的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落后知识分子，例如章伯钧、罗隆基等人。
他们所代表的阶级成份虽各有不同，但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龙云、黄绍竑等人装出悲天悯人的样子，说农民的生活苦、说肃反有偏差，一味强调缺点，抹煞成绩，把新中国说成漆黑一团，在这次小组讨论和大会讨论中，许多人民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代表都拿新中国和旧中国工农生活的对比，把他们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恶毒攻击，加以痛斥了。
实际上，黄绍竑曾在旧中国的广西和浙江两省掌握军政大权，请他回忆一下那时广西浙江两省农民的生活怎样？
所有人民的生活怎样？
真可以说农村破产、城市萧条，他为维持他的血腥统治，反而屠杀无辜，特别是革命分子和进步人士，这在浙江和广西的代表中已把他的种种罪行揭发出来了。
龙云统治云南十几年，跟黄绍竑也差不多，但有一点他可能比黄绍竑强些，就是在云南发展了生产——发展了毒害人民的鸦片烟生产！
章乃器、毕鸣岐等人，特别是章乃器，似乎不能与黄绍竑、龙云相提并论。
他在旧中国是以进步派自居的，可是桂系军阀也提拔他当过财政厅长；
在新中国，党信任他，请他当了粮食部长，他当然仍以进步派自居啰！
而且他认为比工人阶级更进步，认为他的理论水平比马列主义水平还高，说今天的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好像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说今天的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却是教条主义。
我看他既不是什么马列主义，也说不上教条主义，而恰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
这一点，他倒是不打自招了。
他说“资本主义有好有坏”，那等于说好的资本主义他是衷心拥护的。
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却一直没有承认。
要章乃器承认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正本质，那就等于要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自动下台一样，这是不可能的。
章乃器不可能承认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人民和大多数进步的资产阶级也不可能允许章乃器不承认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
这样一来，章乃器就不是进步派了，而是落后派了；
不仅是落后派，而且是孤立派了。
天地之大，将无他容身之地，或者只可能暂时躲藏在他那终日口含着的小小的烟斗里。
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好像既不能同龙云、黄绍竑等人相比，也不能同章乃器、毕鸣岐等人相比。
他们野心更大，结成了章罗同盟，要搞“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他们利用民主同盟的组织成份主要是知识分子、文教界，利用他们在民主同盟的领导地位，于是伸手抓报馆，抓学校，抓所谓科学家，抓落后的知识分子，抓曾经犯有反革命罪行被政府宽大处理的反革命分子（也包括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分子），特别是抓民盟的各级地方组织，这几年来他们已抓到了一些人。
试看这一次在整风运动中所暴露出来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各民主党派来说，民盟可以算得是挂了帅的，就可证明。
根据在中央揭露出来的民盟右派分子，有尽人皆知的六教授及其他，在天津有王大川，在上海有陈仁炳、彭文应，在武汉有马哲民，在西南有潘大逵，在湖南有杜迈之，在太原有王文光，在浙江有姜震中等等。
整风前后他们就利用他们的爪牙，到处点火：
要盟员大放、大鸣；
要采取“上下压”、“内外攻”的夹击战术；
要在高等学校中取消党委制；
要在科学规划中取消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恢复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
要发展盟员到几百万，最好是把一些反党的知识分子发展到盟内来；
要为曾经犯有反革命罪行被政府宽大处理了的反革命知识分子重新加以平反。
企图这样来扩大盟的声势，转移盟的方向，把民盟这一个民主党派，变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党，来篡夺党的领导权，来反党、反社会主义。
这里我要指出，在落后的知识分子中，是有他们的市场的。
几年来，在党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下，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有进步的，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也有一定的贡献。
然而，就有那么几个从英美留学回来的人，例如章罗同盟集团就有那么几个人，很难搞，他们是有代表性的。
还有那么几个不三不四自名为马列主义的人，例如马哲民、陶大镛等人也很难搞，他们也是有代表性的。
他们从来不会满足，有些人从教授升到教务长、副校长乃至校长，仍然不满足，有的人身兼数职乃至数十职，仍然不满足；
其次的人对于房子住得不好，对于没有交通工具不满足，对于剪头洗脸没有照顾得够不满足，对于照顾好了照顾多了的又说帮助不够也不满足。
他们有一套理论，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要受到政府“礼贤下士”的尊重，要像诸葛亮一样，要有刘备去三顾茅庐。
我也是一个没有知识的知识分子，在旧中国也当过大学教授，可是常常受到迫害的，那当然由于他们骂我是“共产党走狗”。
但我看到许多不是共产党走狗而是国民党走狗的教授们，也并没有受到尊重；
晋见校长时只能坐半边屁股；
除了按一定的薪金发给你外，你住洋房或住茅房，你坐车或步行，你吃得饱或吃不饱，总之你的死活，他一切不管；
欠薪还是经常的事，发聘书只发半年；
少上一点钟的课就扣一点钟的薪；
真是朝不保夕，不知明年又在何处。
但是那时我就没有听到他们讲什么知识分子的传统，更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反抗，住在火坑里，心安理得，一到乐园反而听不得蜜蜂叫，有些知识分子，就硬是这样要抬举而又不受抬举。
今天党和政府把像这样的人都包下来了。
许多不能教书的人，仍然给他们的生活费，但他们还要发牢骚，说有职无务。
而能教书的人，不仅请他教书，而且请他当校长、院长，却又说有职无权。
那怎么好呢？
请大家把心肝捧出来说一句话，应该是仁至义尽了。
然而这些所谓知识分子，却说党和政府对他们不好，他们要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突然想起一个故事来了，这个故事是小人书上都有的，叫做“中山狼”，墨者东郭先生想种种的办法把狼从猎人的手中救出来了，狼得救后，却转向东郭先生说：
我的肚子饿得很呀！
你虽然把我救出来了，如果此刻没有东西吃，我还是要饿死的，先生！
你是墨者，“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又何吝一躯，不以啖我，而活此微命乎？”
我想到这里，不禁大吃一惊，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包括龙云、黄绍竑、章乃器、毕鸣岐、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在内，皆中山狼也。
是狼，是吃人的狼，我们就应该打死它。
因而我说，要大会作出决议，撤销他们的人民代表资格和国家机关职务，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这里，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异常激烈的阶级斗争，而且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首先发动的，我们必须起而应战，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同时，必须明确认识，这场阶级斗争战线的一端在国内，而其另一端已发展到国外，香港帝国主义报纸和杜勒斯之流，已经在为右派分子的言论行动“喝采”。
最后，我们必须明确认识，人民的力量是不可能战胜的，党和毛主席在人民中的威信是无比崇高巨大的，我们全体人民代表和全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之下，有信心有决心在这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获得全胜。
因此，我要警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特别是右派知识分子，必须认清前途，掌握自己的命运，正确估计国内外形势，只有彻底悔改，抽筋剥皮，脱胎换骨，把狼心变成人心，才是生路。
科学的、辩证的唯物主义者，在存在决定意识的前提下，肯定人的思想和一切都是可以改造的。
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正告你们，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是敞开着的。
能在真理的面前低头和在人民的面前投降的人，还是好汉。
人的生命是具有两重性的，一是自然生命，一是政治生命。
政治生命比起自然生命来是更为宝贵的。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政治生命，是否最终得以保持，其权还是操在你们自己手里。
狼乎？
人乎自择焉可也。
我们全体人民代表，在全国人民注视中向右派分子作最坚决斗争的时候，应该把反右派斗争作为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应该紧密团结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永远跟着毛主席走。
社会主义建设胜利万岁！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人民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万岁！

对奸人应鸣鼓而攻之
安文钦的书面发言
敬聆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暨李、薄二副总理国家决算预算、国家经济计划报告，有条有理，完全同意。
我本庸才，一事无成，年逾八旬，行将就木，本应闭户藏拙，不必登台献丑，然职责所在，义务所关，有不能已于言者也。
聊以一得之愚，申明在案，请嘉纳焉。
忆自1940年我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以来，今已十七年矣，和共产党人相处，可以说水乳相融，毫无隔阂。
每次在会议上，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均蒙通过，从未感到共产党“排斥异己”。
只觉得统战政策不分党内党外，愿闻裕国之语，便民之议，社会贤达民主人士皆能量才任用，各尽其力。
讵料章、章、储等数人，反对共产党领导，敌视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种种谬论，笔难尽述，企图使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复辟。
真是黄口孺子，信口开河，谰言惑群，其处心积虑，惟恐天下不乱。
此等伎俩，应鸣鼓而攻之，务必追究是非，彻底澄清，方足以寒奸人之胆，杜非分之想，以为后来者戒。
自来国家盛衰，胥视贤不肖之进退为转移，愿整风者，深加检查，勿以同异为喜怒，喜怒为用舍。
如是则贤者进，不肖者退，从此国愈治而民愈安，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富强，蒸蒸然有日上之势。
推而言之，惟英雄豪杰（指共产党）能于世推移，因事制宜（指进行革命），而庸人是古非今，苦不知变（指守旧派），以为结绳之约，能复治乱秦之绪，干戚之舞，可以解平城之围。
恨若辈胶柱鼓瑟，墨守故辙，无远大之眼光，但能及寸不能及尺，但能及尺不能及丈，想肺腑中被门闩所蔽耳。
我于去年请假回籍休养，沿途所经过的地方，河山吐秀，草木皆春，闾阎安谧，人民乐业。
如入城市，第见？
闠繁荣，工商辐辏，故曰市无游民，此之谓也。
过农村更见桑麻遍野，蓝蔚接天，故曰野无旷土，此之谓也。
领导得法，未尝不耿耿于守斯土者，有致之也。
毛主席指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全国各界正在热烈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辩其理，但真理是不怕争辩的，而且越辩越明，越争越真。
所以我衷心拥护到底，毫无异意。
惟是我中国自解放后，凡应兴应革的事业，莫不次第进行。
回溯蒋介石卖国集团十年前之所为，不过仰帝国主义鼻息，压迫人民，奴役人民。
以现在比较起来，孰是孰非，虽三尺童蒙亦能明了究竟，何若辈如此狂妄颠倒黑白耶？
关于帝国主义国家久蓄无耻的阴谋，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削弱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岂知我们的团结，尊如神圣力量，坚如铁石，彼是古非今不能于世推移的最下等凉血动物分子，欲破坏我团结，削弱我力量，是犹捧土以塞孟津，蚊力以负泰山，其不至于失败和灭亡者几希！
我这次由陕北来京，陕北人民再三嘱托着我与会申明：
陕北人民久经革命斗争，善于辨明敌我，坚决捍卫胜利果实，粉碎右派分子的阴谋各等语。
彼醉生梦死之帝国主义，曷其醒诸，现在和平之声浪震荡于两间，安全之气象充满于中外，其实现时间问题耳。
寄语帝国主义国家者，洗耳以听之，拭目以观之，可也。

志愿军坚决斥责右派分子的反动行为
李志民的发言
我衷心地拥护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薄一波副总理以及其他各位国家领导同志的报告。
当中国人民志愿军七年如01日地坚持抗美援朝斗争，与朝鲜人民在一起警惕地保卫着朝鲜的和平和祖国的安全的时候，当守卫在“三八线”上的战士们，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注视着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的时候，突然看到祖国晴朗的天空出现了一片乌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共产党进行整风的机会，竟无耻地向共产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妄图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把祖国引向全国人民所唾弃的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人民志愿军对于右派分子的反动行为表示极为愤怒！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中国人民志愿军广大成员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翻了身的工人和农民以及爱国的知识分子与学生，他们在旧社会里饱受了种种剥削和压迫，他们从自己切身经验深深地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使国家繁荣富强，人民自由幸福。
中国人民志愿军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地热爱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伟大的祖国，并且不惜牺牲生命来坚决地保卫她。
祖国人民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获得的惊天动地的胜利和成就，通过祖国人民的来信，通过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传达，通过祖国的报纸和广播，是怎样地鼓舞着在国外长期坚持抗美援朝斗争的祖国儿女呵！
在战争的日子里，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在一起，奋不顾身的英勇战斗，克服了种种难以想像的困难，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在敌人飞机、坦克、大炮的猛烈轰击下，战士们攻如猛虎，守若泰山，在战斗中往往轻伤不下火线，甚至重伤仍坚持战斗。
为了保卫祖国，保卫和平，志愿军成千上万的同志贡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朝鲜停战以后，敌我之间紧张尖锐的斗争仍在继续着。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官兵们，长期离别自己的父母妻子，心甘情愿地长期坚持抗美援朝斗争。
他们不顾冬季的风雪严寒，不顾夏天的日晒雨淋，日日夜夜地警惕地守卫着阵地。
当祖国的亲人们甜蜜入睡的时刻，战士们爬山越岭，巡逻放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分界线以南的敌人。
他们愿意以自己的辛苦，来保卫祖国人民的幸福。
他们把保卫祖国人民的幸福生活看做自己莫大的荣幸。
中国人民志愿军高昂的士气和伟大的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是我国社会制度优越性的一种表现。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证明：
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人民力量的泉源，也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几十年来，祖国人民为了争取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方才获得今天的胜利，我们一定要坚决地保卫人民革命的成果，决不允许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侵犯！
也不能允许右派分子破坏它！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没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活生生的事实，也有力地证明：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能应付帝国主义随时可能的侵略，中国人民长期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换来的幸福果实，就会被剥夺，而重新过牛马奴隶的生活。
如果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阴谋得逞，就必然会给人民带来天大的灾难。
让我们回顾一下朝鲜战争爆发时候的形势吧。
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
经过长期战争，我国百孔千疮，生产还没有得到恢复；
而美国是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当时钢铁产量超过我国一百倍，美帝国主义好战分子，迷信它的现代化武器的“万能作用”，企图把新中国“扼死在摇篮里”，在朝鲜的战火燃烧到我们祖国身旁的时候，他们曾经扬言鸭绿江不是中朝的边界。
在这个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紧急时刻，大家都记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全国人民，掀起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毅然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一道，以劣势装备勇敢坚决地去迎击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的军队。
对于我们能不能打败美帝国主义这一问题，当时在国内不是有一部分人曾经有过怀疑的吗？
有些人不是说过“这是惹火烧身”吗？
而历史事实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决策的英明！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一英明的决策，能够设想有今天的和平建设吗？
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它来自人民，又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
它在无产阶级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教养下，在共产党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战术思想的指导下，发扬了中国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成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坚无不摧、战无不胜的武装力量。
大家知道，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的历史，是一部中国人民的血泪史。
清朝皇室统率过军队，北洋军阀统率过军队，蒋介石统率过军队，这些军队都是统治者压迫人民争权夺利的工具，他们在帝国主义面前则低头屈膝，望风披靡。
当时虽然也有一些民族英雄，不屈不挠地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他们往往由于受腐败的统治者排斥或出卖，而终于遭受挫折或失败。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打败了世界上最凶恶的帝国主义侵略军。
美国侵朝战争的统帅克拉克也不得不羞惭地说：
“我是美国第1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将军”。
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这些铁的历史事实谁能抹煞和否认呢？
在朝鲜战场上，共产党员以模范行动来带动群众对美帝国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那么勇敢地领导全国人民同时肩挑起两付重担稳步前进，鸭绿江那边是炮火弥天的抗美援朝战争，鸭绿江这边热火朝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好像两支齐头并进的战场一样。
这两个战场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互相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给了全国人民巨大的思想影响，提高了全国人民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思想觉悟，扫除了一部分人的崇美、恐美、亲美情绪，成为推动祖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动力。
同时，祖国人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运动，给了志愿军以巨大鼓舞，成为争取抗美援朝胜利的巨大动力。
右派分子骂共产党员“百分之九十几无恶不作”。
是的，在朝鲜战场上，共产党员“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对美帝国主义说来，的确是一件坏事；
但是，对中国人民说来，难道不是一件好事么？
在抗美援朝斗争中，共产党员是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团结和带领广大群众共同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
共产党员们以身作则，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担负起最危险最艰苦的任务，他们带领群众冲锋陷阵，带领群众忍受与克服种种困难，成为群众的榜样。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由于对战争有卓越贡献或显著功绩而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各种勋章和奖章的五十二万六千三百五十四人，其中，共产党员即有二十五万八千一百三十三人，将近获得勋奖章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
全军涌现的三十万零二千七百二十四名立功人员当中，即有十三万四千八百七十八人是共产党员，九万二千二百三十一人是青年团员，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占立功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强。
这些立功人员都获得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各种勋章或奖章。
广大群众在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的影响下，有的在牺牲前留下遗书，请求党在他牺牲后追认为共产党员；
有的在壮烈牺牲的时候，最后还高呼“共产党万岁！”
表示自己对党的无限忠诚。
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岂不是对右派分子的造谣污蔑最有力的驳斥吗？
抗美援朝斗争的伟大胜利，也证明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团结，是粉碎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保证。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直接或间接地给予了我们极其巨大的支援和帮助，如果没有这种伟大的国际主义的团结，要想战胜敌人也是不可能的。
这一点，我们的敌人也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及其走狗尽其挑拨的能事，妄图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
今天，右派分子竟也来阴谋破坏我国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特别是同苏联的团结，这就使我们不能不警惕他们丑恶的野心。
历史的经验教育我们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维护党的领导，巩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
现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坚持抗美援朝斗争，已经将近七个年头，就是自从停战到现在也已经有四年了。
在“三八线”上，紧张、尖锐、复杂的斗争在继续着。
最近，美国侵略者又公然片面废除停战协定第13款卯项，宣布把新式武器运入南朝鲜，准备把南朝鲜变为原子战争基地，严重破坏了停战协定。
在美国破坏停战协定行为的鼓舞下，李承晚又疯狂地叫嚣要“奋起作战”来解决所谓“共产党问题”。
中国人民志愿军坚决拥护中、朝两国政府抗议美国破坏朝鲜停战协定以新式武器运进南朝鲜的声明，我们决不允许美国帝国主义肆意破坏停战协定，我们将继续和朝鲜人民在一起，坚决维护朝鲜停战协定，为粉碎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集团任何破坏和平的阴谋而斗争。
如果敌人敢于伸进它的魔爪，就坚决斩断它！
我们知道，世界上只要一天有帝国主义存在，战争的威胁也就会存在一天，充分准备随时应付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战争，这是我国人民长期的严重任务，而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的领导和国际主义团结，是我们粉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根本保证，也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经验。
我们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维护党的领导，巩固我国与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的国际主义团结，右派分子要破坏它，我们坚决不允许！

过去是破烂荒凉的屯子
如今是繁荣幸福的农村
邓国章谈黑龙江省勃利县抢垦村合作化以后的大变化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和李、薄副总理的报告。
现将我们社的情况简要地向各位代表汇报一下。
我是黑龙江省勃利县抢垦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我们社是1952年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当时十四户，二十匹马，一头牛，种地六十公顷。
开始时社员对社是拥护的，信心也很高，盖了十间房子，开十公顷荒地，买九十六只羊。
但在一块干活时有的人感到不习惯，认为“不如过去自己干活的时候随便”，对社如何分配不摸底，有些人劳动情绪不高，拿轻躲重。
当时我们没有经验，工作中缺少办法，因而不能及时对社员进行教育和改正缺点，结果地没种好，打下粮食将够明年吃，但没有明年的投资，并欠国家五千元的债。
因此，有些群众就反映“合作社不好”，还有的人歧视、打击社员，但是我们没有被这些恶言冷语和困难所吓倒，我们总结了上年的教训，订出了各种改进的制度，社员表示坚决走合作化的道路，一定要把社办好，社外有些贫农感到自己干，力气单，要求入社，吸收了十七户贫农和一户中农，有钱的户不往里进，来年投资还是困难，于是发动全体社员尽自己的力量往社投资三千六百元。
由于领导上有了上年的经验，改善了经营管理，进行了一些技术改革，加上那年我县雨水调和，取得了大丰收，有十二公顷苞米，平均每公顷产量达六千二百公斤，稻子平均每公顷收三千公斤，还了借社员的投资和部分国家贷款，扣出了来年的投资，每个劳动日分一元七角，平均每个劳力分得四百七十元。
互助组和单干户说：
“还是合作社好。”
很多群众纷纷要求入社。
1954年又入进来三十二户，那年赶上大旱，因为合作社统一经营，劳力能调开，采取了许多防旱措施，使得那年产量仍然大大超过了互助组，扣出来年投资，每个劳动日分一元五角，平均每个劳动力分得三百五十元。
这一年虽然比上年收入少些，但在这样旱的年头还能收入这么多，社员感到满意，群众羡慕。
群众看到合作社一年比一年办的好，1955年绝大部分都要求入社，结果由六十八户发展到一百八十三户，全村只剩下六、七户没入社。
这样一来，新社员的成份占很大的比重，他们对社的制度还不习惯，集体观念不强，社干部虽然积累些办社的经验，但是对于突然增加了这么多户，也感到照顾不过来，原来的分工和办法，适应不了这时的需要，政治思想教育也没跟上去，因而经营管理有些混乱，窝工浪费很多，又遇到了严重的大雨，结果扔了百余公顷地。
虽然在这样严重的灾害情况下，合作社的收成还是不少的，除去来年的投资和买二十四匹好马外，每个劳动日平均仍分一元四角七分，每个劳动力平均分得三百四十多元，光稻子就卖给国家四十五万斤。
1956年全村一百九十三户都加入了合作社，实现了全村的高级合作化，广大社员从亲身的经历中看到了合作社的好处，因此，每个人都是爱社如家、兢兢业业，虽然被大水淹没一百八十公顷地，但仍基本上取得了丰收，每个劳动日分一元八角二分，每个劳动力平均分五百余元，一百九十三户中，除二户因当年失去劳力未增加收入外，剩下的一百九十一户全都增加了收入。
群众普遍反映：
这是合作化给带来的好处。
合作社和社员之间是有矛盾的，但是它可以逐步加以解决。
例如合作化后，有的社员反映：
光靠自己园田的菜不够吃，合作社根据社员的需要，成立了蔬菜生产队，不仅解决了社员平时的吃菜，并且保证了社员冬、春两季有菜吃。
老年人说没有黄烟抽，妇女要线麻使唤，合作社就种了一公顷半烟，二公顷麻，秋后分给社员。
因此，社员普遍反映：
“合作社就是我们的家”。
我们合作社的发展，正像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说：
“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
它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由于合作社的发展，改变了我村的面貌，五年来盖公有房五十多间、社员用房七十一间，全是玻璃窗子的。
扩大耕地面积二百公顷（水田八十公顷），现在耕地面积达六百六十七点八一公顷（水田一百三十六公顷），马由原来的五十匹发展到一百零七匹，并且都是好马，牛七十头，由过去的役牛变成了牧牛，长大了都卖给国家杀肉吃，猪五十头（社员自养的不在内），大车三十五台，大型马拉农具四套，一个小型制米厂，造林十二公顷半，果树六公顷（二千四百株）。
合作化的结果是把过去一个破烂荒凉的农村，变成了幸福繁荣的农村。
今天我们的生活和解放前比，真是天上地下，过去吃糠咽菜、衣不遮体，现在不仅吃得饱，而且还可以吃到百分之四十的细粮，去年稻子丰收，每户吃到百分之八十的细粮。
全村每个人没有穿带补钉的衣服，每人都有成套的衣服和被褥，青年妇女并且穿上了皮鞋、大衣、花衣服。
去年我们用自己生产的羊毛纺织了一百八十件毛衣分给社员。
很多家有竹壳暖瓶、坐钟。
过去农民祖祖辈辈也没有见过的东西，而今合作社办到了，这是党领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结果。
右派分子根据什么说农民生活没有提高呢？
再从文化生活方面来看，全村过去识字的没有几个人，但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业余学校，扫除文盲，现在一般的都认识了三、四百字。
1949年全村有四十名学生，现在有一百多名。
另外还建立了图书室、业余剧团，开展了篮球体育运动。
每天坐在炕头上从有线广播里可以听到祖国各地的消息。
右派分子为什么不看到这些事实，任意歪曲，你们安的什么心？
到底是为了谁？
应该交代明白。
从报纸上看到这些右派分子在许多人帮助下还不悔改，有的耍无赖，打算混过去，这是办不到的。
解放前在北大荒的严寒冬季里，冻死穷人是常事；
解放后到现在，一个也没有。
合作化后实行了五保。
例如我村五保户张曰户，全家五口人，老的老，小的小，没有劳力，合作社每年给一千八百斤粮食（麦子、大米、高粱），与社员一样按人口分烧柴、蔬菜、烟、麻等，并且给一百八十元钱。
他说：
“若没有共产党我们这几口人早就饿死了，怎么还能让两个孩子念书呢！”
这就是党领导合作化的结果，改变了农民过去祖祖辈辈贫穷的时代。
因此，我们农民，坚决反对右派分子对党的诬蔑，拥护合作化，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为了充分发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潜力，我希望各级党政领导加强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不断地提高合作社干部的领导水平，帮助我们改善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充实农业技术指导的力量，培养合作社的农业技术人材，适应多种经营的需要，更加多打粮食和生产工业原料，支援国家的工业化，把咱们的新中国早日变成社会主义的伟大的工业化国家。

铁的事实粉碎了右派分子的污蔑
毛鹤年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并衷心拥护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和乌兰夫副总理所作的报告。
近来一些右派分子乘着中共中央提出全党进行整风运动，听取党外人士对党的意见，以便改进工作，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毒恶地发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抹煞党领导全国人民几年来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所获得的辉煌成就。
妄图推翻党的领导，恢复万恶的资产阶级统治，重新奴役人民，这是全国人民坚决不能容忍的。
作为一个电力工业的技术工作者，面对着解放以来我国电力工业伟大的建设成就，对于右派分子说是第1个五年计划搞糟了，缺点是主要的等等谰言，表示极大的愤慨。
现在我简要的讲一讲电力工业几年来的成就，用铁一般的事实来回答右派分子对党对人民的污蔑。
几年电力工业建设成就超过以前六十年的总和
目前电力工业生产能力已经超过五年计划规定的一百五十九亿度的水平，相当于解放前最高年（1941年）产量的三倍。
1957年的全年计划发电量是1952年发电量的二点六倍。
如扣除水丰水电厂的发电量，1957年为1952年的二点四倍，五年平均，每年递增的上涨率为百分之二十二点一，这样高的增长速度是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电力工业发展上所没有的。
标志着电力工业生产技术水平的厂用电率、线路损失率和煤耗率三个主要指标也已经在1956年就达到了原规定的1957年水平。
短短几年的建设，全国增加的发电设备容量超过了解放前六十多年反动统治时期所建的总和。
再看看电力工业基本建设的成就。
关于水力发电的成就，于开泉代表已经在他的发言中谈过，不再重复。
仅就火力发电来说，第1个五年计划里所建设的发电厂中，很大一部分是高压高温，大容量的，而且是自动化、机械化和现代化装备的电厂。
这样复杂的、要求非常严格的施工技术，在解放以前是不会的，但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已经顺利的，一个接着一个工程完成着。
还有不少电厂的建设是由民主国家的帮助或者国内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设备，也陆续的完成着。
在第1个五年计划前四年多的时间里，还修建了二千三百多公里十一万伏到二十二万伏的超高压送电线路，建设了九十多万千伏安十一万伏到二十二万伏的变电站。
这样大的工程，除去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时期还作了一些，在旧中国时代是从来也没有作过的。
在这样大规模建设中，短短几年里，还从无到有的培养了很大的设计和施工力量。
目前仅电力工业部基本建设系统中，同时就可以进行大约十五所火力发电厂的建设工程，十条一百公里以上的十一万伏以上的超高压送电线路的建设，十所十一万伏以上的变电站的建设。
设计能力已经完全可以担任第2个五年计划中的工程项目，包括高压高温电厂和几个原定由国外设计的项目。
十一万伏到二十二万伏送电线路和变电站也完全可以设计。
电力工业所以得到这样的高速发展，是在党的领导下、苏联的帮助下、全体技术人员和广大职工群众的努力所获得的。
这也清楚的证明了党是完全能够领导科学技术的。
我们从事电力工业的技术人员，基本上是被党所信任的，是发挥了我们的作用的。
而旧知识分子更是在建设中起着骨干的作用。
也正还是这些人，为什么在解放前就没能够得到发展呢？
这不是充分说明了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有在优越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知识分子才会得到发展，我国电力工业才能有这样大规模的、高速度的发展。
我们电力工业建设的成就是由于学习苏联而获得的，今后还应当继续向苏联学习，问题在于我们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
否认过去学习苏联所获得的成绩，说是学习苏联就是教条主义，这完全是修正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要坚决反对。
我们电力工业技术工作者，坚决反对一切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和思想。
但是同这些反动言论和思想进行斗争的同时，深切感到技术工作者必须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才能真正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并且感到自己的思想水平还是很低，无产阶级立场还不很坚定。
而有些人却把自己估计过高，认为思想改造的已经差不多了，这又怎能促使自己进步、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呢？
因此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把全部力量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对电力工业基本建设的几点意见
几年来电力工业基本建设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是伟大的，也是基本的，但是在工作中间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现在我就存在的问题中提出几点意见。
1．电力工业在第2个五年计划中
发展速度问题
我在去年视察工作中，了解到几个地区缺电情况后，在给常务委员会的报告中曾提出应当适当的增加电力工业的投资，使电力供应不落后于负荷的需要，以保证国家工业化的速度。
今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额比去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点六，电力工业部的投资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六点五。
这说明中央重视了电力工业的发展。
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目前看来，按照现在的安排，今后几年里，很多地区的电源还是紧张的，若不考虑电力工业的更大发展，对工业用电的保证上是有困难的。
因此希望在安排第2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把电力工业的建设速度再适当的加快一些，投资更加多些，以便它能有更大的发展，真能起先行工业的作用。
特别是要考虑到我国水力资源丰富这一具体条件，发展水电是有巨大利益的。
这样还可以为更远的电力工业的发展打下基础。
对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是有其重大意义的。
2．节约问题
根据中央增产节约的指示，勤俭建国的方针，几年来不论在设计上或是施工上由于发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及时地采用了新技术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已经节约了大量资金和器材，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但是在设计和施工工作中，还存在着浪费现象，有不小的节约潜力，这主要是由于领导上对勤俭建国的方针理解的还不够深，没有认真的贯彻。
有些标准过高，求全思想很重，没有能及时的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定出更适当的标准，在工作中进一步采取节约措施，并认真教育广大职工更深入地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
设备的费用占基本建设投资中很大的比例。
但是国内制造的发电设备在容量的配合上是存在着不合理现象的。
例如二千五百瓩汽轮机组，每小时蒸汽需要量是十三吨，但配备每小时二十吨的锅炉，六千瓩机组需要蒸汽量是29吨／时，但配备的锅炉是40吨／时，一万二千瓩机组需要蒸汽量是57吨／时，但配备的锅炉是75吨／时。
附属设备，如磨煤机、风机以及马达变压器等产品的系列过少，容量的配合上也有同样的不合适情况。
这样在发电厂建设上不但浪费了很可观的资金，而且浪费了钢材。
第1机械工业部已经开始注意机炉配合问题，希望迅速解决。
并且附属设备和马达等等的产品系列也希望能增多些，消灭现存的不合理现象。
至于国产设备的使用，只要能解决时间赶不上的问题和配套设备的供应问题，我们是十分欢迎的。
在企业建设规模上，我完全同意薄一波副总理所提出的：
“大型企业的建设，要同中、小型企业的建设相结合，并且今后应该多建中、小型企业。”
在电力工业的建设上，在一些负荷还比较小，发展不大，短期内又还不联接到大系统中的地区，今后的建设考虑中、小型的电厂是合适的。
但是在大系统中，需要增加的容量比较大，如果还是建设中、小型的电厂，那就会既增加了建设费用、多消耗钢材，又要多占用建筑安装力量，影响了建设速度。
而且机组小、效率低，运行上也不够经济，在技术上也会给以后更大发展时带来困难。
据粗略的估算，火力发电设备的容量，每增大一级，单位容量的投资要降低百分之二十。
因此，不难看出，像东北那样大的动力系统，如果用一万二千瓩的机组或是二万五千瓩机组去代替十万瓩以至更大的机组，第2个五年计划以增加一百二十万瓩左右的火力发电设备算下来，那就会增加多少投资了。
其他如京、津、唐、张动力系统等也是相类似的。
这也就希望制造部门能够最大限度的满足电力工业建设上大型机组的需要，争取在这方面更大的节约。
3．质量问题
几年来电力工业基本建设在质量上基本是好的，设计水平也不断提高。
工程的主要部分是符合于百年大计、坚固耐久的要求的，如发电厂的主厂房和主要设备的基础浇制，汽轮机的安装、平衡等都作的质量很好。
但是施工的质量上也还不是没有问题的。
在许多工程上，质量事故还不少。
工艺技术水平低，这不但影响了在可能范围的整齐、美观，而且就影响了质量。
有一些工程往往在移交生产后还要立即作技术改进工作，造成了浪费。
设计图纸的错误给施工造成了不少的困难和损失。
由于勘测设计工作中的主观片面，原始资料收集的不够正确，还有内部和外部联系配合的不够好，校核制度还需要改善，责任心还不够强等等问题，设计工作的质量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
在施工和设计工作中，由于事业的发展很快，工人和技术人员新手多，平均技术水平低，技术管理工作跟不上，这是质量不够好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从领导思想上更严肃认真的对待这个问题，教育广大职工，从各方面保证设计质量和工程质量。
4．设计、施工工作的管理问题
管理水平跟不上客观发展的需要，也是应该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
毫无疑问，电力工业基本建设的设计、施工工作，几年来建立了机构，健全了组织，不论在技术管理、计划管理、行政管理方面，都初步的建立了制度，拟定了办法，已经摸索到不少的经验，从而保证了五年计划的完成。
但是，针对着设计、施工性质的特点，结合具体情况的、一套完整的、科学的管理制度还没有建立。
例如设计工作量用单位估价表来计算，实在不能反映计划工作量的真实性，估价偏高，很容易超额完成。
计划既能超额完成，各级就对抓紧工作、提高效率重视不够，造成工作松懈，计划管理似有似无的现象。
又如奖励制度、工资制度、技术责任制以及一些技术管理上的制度，也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还有，领导上对管理工作的提高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使得管理人员对自己的前途不够明确，缺乏努力方向。
管理人员的工资比技术人员低的较多，也影响了管理人员的情绪。
这都是应当注意解决的。
以上是几点关于电力工业基本建设工作上的意见，提出来供代表们的参考，如有不妥当的地方，请予以批评。

交通部举行反击右派分子大会
揭穿章伯钧小集团的阴谋活动
本报讯
交通部在京机关全体工作人员于昨天下午举行反击右派分子大会，揭露右派分子章伯钧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罪行。
会上要求发言的有两百多人。
发言的人都揭露了章伯钧及其亲信王一帆（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交通部公路总局副局长），杨逸棠（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交通部办公厅副主任）丘克辉（民盟候补中央委员、人民交通出版社副社长），吴绍澍（民革候补中央委员、交通部参事室副主任），王寄一（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交通部船厂局副局长）等，进行的一系列的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论和行动。
章伯钧也参加了这个大会。
大会自下午二时半开始到六时半结束。
章伯钧派出五员大将到处点火，把对党不满的人拉进农工民主党
民盟盟员、人民交通出版社编辑仇岳希揭露章伯钧以合法地位干反对社会主义的非法勾当。
他说，共产党整风开始，章伯钧就用农工党的组织，派五员大将，到各地去招兵买马，到处点火。
他派杨逸棠到山东，王一帆到东北，王寄一到上海。
他们所到之处，专门找一些对党不满的人开座谈会，然后将他们吸收参加农工民主党，以扩大章伯钧的政治资本，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勾当。
王一帆发展组织的方式，不是钓鱼式的，而是撒大网。
他们在天津一个月就发展二百多。
他们的工作是有计划、有步骤、有纲领的。
章伯钧命令他的同伙，要把这些工作在这次人代会前夕做好。
章伯钧的五员大将，是些什么人物呢？
拿王一帆来说，他曾在蒋经国手下，担任江西省训练团（特务机关）指导处的处长。
因为他训练反动骨干有经验，章伯钧就叫他掌握农工民主党的大权。
对于章伯钧来说，农工党有两套干部。
他把历史上干过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的人，说成是他自己的干部。
交给王一帆掌握。
在社会上揭发章的“政治设计院”谬论时，王一帆说：
“我有办法驳他们”。
他曾写了一篇文章为章伯钧辩护，但是人民反右派情绪一天天在高涨，王一帆的文章就没敢拿出来。
章伯钧的另一个亲信杨逸棠一贯是反对党委制的。
王寄一曾是“四·一二”血案的凶手，反革命罪犯杨虎的帮手。
他口口声声说拥护党，实际是当面捧场，背后骂娘。
他也是章伯钧的心腹之人。
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中央座谈会上承认，有一个特务朱培德的女婿叫孙福，白天在章伯钧家吃饭，晚上住在王寄一家。
庄明远曾是陈诚的心腹。
陈诚作政治部长时，庄作助手；
陈作军政部长时，庄作储备司司长。
庄明远还是三青团的中央干事。
丘克辉从香港来北京的路费是黄琪翔给的，他的民盟中央候补委员是章伯钧提名的。
农工民主党党员、交通部材料供应局科员吴霈说，章伯钧等人发展组织，不择手段，发展的都是一些对党异常不满的人。
例如，他们明知符浩历史复杂，在第4支部通不过，却在第1支部（都是新成员）千方百计的一次两次用欺骗压服的办法通过了。
他说，章伯钧的反动言论被揭发后，农工党执行局还在发布指示继续吸收党员，说明这是章伯钧和右派分子集团事先预谋好的。
章伯钧曾向杨逸棠说过，组织成员越多，力量越大，就越能“卖钱”。
章伯钧派他的一员大将林德名还到劳动工资局、船厂局等处去放火。
供应局整风一开始，林德名就同我商量，企图召开一次情绪低落的人的座谈会，搜集对党的意见，企图挑拨党群关系。
中共供应局党支部召开民主党派座谈会，林德名要我整理重点材料，说是送到农工党市委去的，实际上他是在搜集向党进攻的材料。
交通部化验室主任、民革成员唐鸿烈说，章伯钧的亲信杨逸棠，王一帆等人，一个月之内，据说在北京组织五百多人参加座谈会，先后举行了二十几次，大点其火。
平时连部务会议都不参加的章伯钧，这时还以部长身份主持交通部内有关学校业务问题的会议，在会上散播反动言论，阴谋生事添非，兴波助浪。
章伯钧说：
中国“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统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行”。
交通部部长助理孙大光在揭发章伯钧的反对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的时候指出：
章伯钧的阴谋活动是由来已久的。
自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特别是去年05月间中共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十大方针以后，章伯钧在不少的场合散布了许多恶毒的谬论。
孙大光举了两个例子：
第1个例子，党的十大方针提出后，孙到章伯钧的办公室去找他，在谈完工作上的问题以后，又谈到了党的方针。
当时章伯钧很兴奋地说：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早就有这个意见，我就是不讲。
中国这样大，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那个时候全国是九百万党员），统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行。”
当时，我要他解释一下，所谓一个上帝是指什么，清教徒又指的是什么？
在我的追问下他才解释说，上帝就是马列主义，清教徒就是党员。
他不仅攻击了我们的党，而且还侮辱了全国五亿农民。
第2个例子，全国体制会议以后，我问他会开的怎样？
他又乘机说：
“现在部的权限太小了，上面管的人太多，有委有办，党组上面还有工业交通部，实际上管不了什么事；
所以当部长的劲头都不大，有劲头的是那些副总理或兼什么委什么办的负责人。
我要是党内的，我也要兼点旁的什么事。
为什么一个病号还要挂副总理的名义？
现在文教界问题很多，林枫怎么能把文教工作办好？”
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章伯钧对我们国家制度是不满意的，尤其不满意的是他现在的职位。
他是想取消上级领导，至少由他来担任副总理。
他想搞文教工作，想利用文教工作岗位的方便来控制知识分子。
孙大光说，难怪这次帮助党整风一开始，章伯钧就要在许多学校中放火了。
章伯钧的亲戚、农工民主党党员李应元也在会上发了言。
他表示要和章伯钧划清思想界限。
他说：
章伯钧曾说：
“我随时可能发展为反革命。”
这次，史良在报上揭发了章伯钧的反动言论后，他坐在沙发上，手捧小茶壶对我说：
茶壶既然打破了，反悔有什么用。
接着他含意颇深地说：
能再买一把最好，假如买不起，买个茶杯也可以。
这种阴险的说法，是否会有蒙混过关企图死灰复燃的打算呢？
章伯钧极力为资本家争利，使国家财产遭受损失
交通部海河运输局地方船运处张维谨揭发章伯钧屁股坐在资产阶级板凳上，为资产阶级说话。
他说：
资本家虞顺慰有艘东山号轮船，被国营打捞企业打捞上来了。
后来虞顺慰兄弟来北京和章伯钧共同策划，在章的活动下，将东山轮重新鉴定，估价定案。
资本家吃了甜头以后，又要求将国营企业打捞起来的龙安轮交还给资本家，打捞费以仍然沉在海底、江底的三条破船抵押。
（实际上这三条船中间，有的已为资本家出卖给亚洲打捞公司了。）
这件事章伯钧竭力支持，使国家财产遭到了损失。
这些做法，是违反国家规定的，章伯钧身为部长，不遵守政府法令，却去给资产阶级争利。
现在我们要章伯钧交代为什么替资本家说话？
他和上海的流氓头子虞洽卿（虞顺慰的父亲）有什么关系？
章伯钧说：
肃反应当交给民主党派去搞。
他又说，如果党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就会闹成匈牙利事件。
工程师民盟盟员王宪章说，章伯钧作了很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
我听过他发表两次谬论。
章伯钧说肃反发生了偏差，还是交给民主党派来搞吧！
他以这个作为向党进攻的借口。
章伯钧说人民日报全是教条主义。
他还说：
“中央每到一个运动的时候，就让我们提意见，这完全是形式主义。”
章伯钧曾经说过今后民主党派要有民主自由的机会，现在民主党派不是一个小孩子，已经不需要人掺着走路了。
他说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不是共产党帮助建立的，因此应该有独立性，这两个党可以与共产党分庭抗礼。
章伯钧还说，我们在小组里好好搞一下子，共产党提出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们自己要创造条件。
章伯钧说，假如共产党不接受我们的意见，闹成匈牙利事件就麻烦了。
章伯钧常常放弃职守，却扬言有职无权
章伯钧，口口声声说他“有职无权”，事实是怎样的呢？
交通部秘书处处长张启宗说，去年，交通部召开过四十九次部长办公会议和部务会议，他只参加过十二次。
今年上半年，交通部开过二十次部务会议，他只参加了三次。
请他参加，他不参加。
显然，章伯钧不是“有职无权”，而是放弃职守。
共青团员徐岚揭露了章伯钧在交通部散布反动言论毒害青年的罪行。
徐岚说，章伯钧在交通部常在青年人面前散布反动言论。
有一次，章伯钧在和许多青年人谈话时，把社会主义和民主自由分开，说这是两件事。
最后，共青团交通部团委书记张思奇代表交通部九百多名共青团员宣布：
全体团员一致坚决反击右派分子，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今天会上发言的还有全国交通系统的劳动模范艾肇昌，工程师王宪章、石光岩、胡福久，陆聿贵，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学生孙映通等人。

右派分子看看整风会不会把党“整垮”
陕西边整边改密切党群关系
本报西安8日电
陕西地区很多机关、企业、工厂和学校的党组织在整风运动中积极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及时处理群众提出的问题，从而更加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
在处理问题过程中，一般都注意了发挥民主，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
如西北纺织管理局、西安煤矿设计院等单位在处理问题时，都是首先由处理问题小组提出初步意见，再吸收一部分了解情况较多或处理某些问题较有经验的群众参加，进行研究讨论，提出初步方案，交领导上审查后，再交广大群众讨论，最后由领导上批准实行。
由于领导上的重视和处理问题采取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问题解决的比较迅速，群众也感到满意。
如西安师范学院在整风运动中群众共提出二百四十多条意见，现在已经处理了一百多条。
铁道部第6工程局职工提出了一百五十九条意见，党委书记王右铭同志对已经处理和需要请示上级解决的问题在大会上都分类作了交代。
目前，已经有很多单位的领导人员和党员干部自动提出取消过去给他们的过多照顾和特殊待遇，并根据增产节约的精神规定了一些必要的制度。
如西北纺织管理局四个党员副局长都自动将多占的宿舍腾出来，并将原来用的两间宽敞的办公室改为一间，同时还调整了一般干部的办公室和宿舍。
原来计划建立的一座一千二百平方公尺的大楼也可以不建了，给国家节省了十万多元的基建资金。
铁道部第6工程局最近批准了三个科长级和一个股长级党员干部自觉自愿地提出来的降职降薪的要求。
西安农业机械厂也取消了科级以上干部利用办公时间学习文化和厂长理发不排队等不合理的规定。
另外，这些单位都明确规定了领导干部非因公不坐汽车的制度。
有些单位对职工提出的一些合理的生活福利要求也给以及时的解决。
总后勤部汽车修理厂去年强调关心职工福利时对职工生活困难补助面过宽，今年为了强调增产节约，对一些生活确实困难的职工又很少或没有补助，最近也根据群众的意见作了纠正。
有些高等学校为了使毕业生分配工作做的更加合理，对毕业生分配工作和留助教等办法作了适当的变更。
如西北大学决定分配毕业生以前，首先由系里向毕业生介绍分配的工作性质、地区，使学生思想上有所准备，然后由系里提出分配名单，在系务会议上进行讨论，征求教师们的意见，再由毕业生办公室将各系提出的初步名单整理研究，送学校领导上审核和省的人事部门批准。
由于各单位的领导人员接受了群众的意见，积极解决了一些问题，消除了党和群众之间的隔阂，使党群关系上出现了新的气象。
群众反映党这样勇于承认错误和改正缺点，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党的伟大，更加热爱共产党。

戏剧事业的成就不容任意抹煞
北京戏剧界人士批判吴祖光的右派观点
新华社7日讯
北京戏剧界人士正在批判吴祖光在第11期“戏剧报”上发表的“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一文中的右派观点。
吴祖光在文章中否定解放以来戏剧事业方面的成就，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文艺创作和培养文艺界新生力量方面无所表现。
他举戏曲工作为例，说“戏改干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他在文章中攻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攻击他所谓的“组织制度”。
把组织和个人对立起来，认为“组织力量的空前庞大使个人力量相对地减少了”。
他说，“组织制度”使艺术家寸步难行；
组织分配是乱点鸳鸯；
“领导权限无限扩展的结果，必然是日深01日的目空一切，自以为是。
从主观主义开始，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必然接踵而来”。
他认为一切错误缺点的根源在于党的领导，因此结论是必须取消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并且要“消灭”“对中央的迹近迷信的崇拜”。
中国戏剧家协会在6月23日和7月01日召开两次座谈会。
会上，二十多位剧作家、导演、演员在发言中一致认为戏剧事业必须要求党进一步加强领导，才能更加繁荣发展，大家列举事实，有力地说明了党领导戏剧事业的成就。
他们在发言中也指出了工作中有待改正的某些缺点。
马少波指出，吴祖光的这些意见已不属于艺术见解问题，而是政治倾向问题。
他同右派分子攻击党的手法一样：
先否定成绩，最后否定党的领导。
陈白尘指出吴祖光的论点是大是大非，必须争辩，其危害性在于他所举的事实似是而非，能够得到一些人的同感。
他说，实际上戏剧事业在党的“百花齐放”方针的指导下，已经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
阿甲说，批评党领导戏剧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应该是为了巩固领导，不能借此来取消领导。
马彦祥说，党对戏剧事业的方针“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是正确的。
几年来即使工作中有些缺点，也在及时纠正。
例如1950年文化部轻率地反对戏曲界的师徒制，对培养新生力量是有损失的，可是到1953年就纠正这个错误，规定有条件的国营剧团吸收学员，并且提倡“尊师爱徒”。
马彦祥说，吴祖光把自己在解放后写不出作品来的责任也推给领导，认为是领导对他约束所致。
实际上这几年来，领导上给了他不少从事艺术创作的机会，可是由于他自己生活贫乏，没有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因而不能作出更大成绩。
焦菊隐认为解放以来从剧本创作、表演方法和舞台美术等等各方面都有很大提高，如果不是党的正确领导，如果不是全体文艺工作者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是不可能达到的。
周信芳说，戏剧事业在党的领导下才有发展，只要看民间职业剧团努力争取加强对他们的领导就是证明。
袁雪芬曾对他说，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新文艺工作者的帮助就没有越剧。
周信芳指出，这也是越剧发展特别快的原因。
他认为党这几年来在培养戏剧界的新生力量方面也已作出很大成绩，可是从解放到今天也不过七、八年，一株幼苗不能立刻变成参天大树。
一个演员要在艺术上有所成就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要达到杨小楼这样成熟的境地，也要有杨小楼的岁数。
金山列举事实，说明当代许多艺术人才都是在党直接、间接的指导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而吴祖光本人也是其中之一。
他的第1个戏
“凤凰城”出来后，就得到了党的重视。
以后，他在党培养下创作的几个戏都有进步的政治倾向，因而受到观众好评。
景孤血说，吴祖光的夫人新凤霞也是解放后才名闻全国的；
最近到北京来演出的潮剧青年演员姚璇秋是在解放后才学戏的，现在已经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平。
新凤霞也发表了书面意见。
她说，吴祖光的文章很多地方都是片面的、不实事求是的。
她说，我虽然在解放前唱过七、八年戏，回头看看，那时候不过是挣命，她认为她是新社会培养起来的演员。
她说戏曲艺人非要新文艺工作者帮助不可，最近她还应“文艺报”的约稿，准备写一篇和新文艺工作者合作的经验。
她希望戏曲界同志不要受吴祖光的影响，应该肯定新文艺工作者参加戏曲改革工作所获得的成绩，合作中有缺点是可以改正的。
陈书舫说，没有党的领导，她不可能从思想上、艺术上得到提高。
她在解放前穷愁潦倒，谈不上艺术进修。
在解放初期还由于阶级立场模糊而演过坏戏。
她认为只有在党的领导下，青年演员成长才特别快，以川剧而论，解放以后，已经出现了不少优秀的青年演员。
过去有些戏要学好几年，现在几个月就行了。
因为老艺人思想觉悟都提高了，生活又很安定，他们没有什么顾虑，就不必要再“留一手”，而是要努力地为国家培养新人，尽量把自己的艺术教给青年。
袁世海说，国营剧团是有很大优越性的，因为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演员思想认识提高得快，演出艺术质量也高。
他说，不可避免的缺点当然还是有，所以要整风。
但是如果有人妄想利用这个机会，故意夸大缺点，抹煞成绩，和右派分子共鸣，那是绝对不容许的。
豫剧演员常香玉以自己的经历来说明一个演员在新、旧社会里的不同遭遇。
她说，在旧社会演员们只有受到摧残，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她决不可能获得今天的成就。
京剧演员杜近芳和吕剧演员郎咸芬也以切身体会来说明党是怎样重视培养新人的。
杜近芳说，是党把她从旧的师徒制度的约束里解放出来的。
郎咸芬在六年前还是一个初中学生，而现在已经是吕剧名演员。
凤子、刁光覃在发言中指出，解放以后话剧队伍空前庞大就足以说明党的领导的成就。
吴祖光参加了会议，他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愿意检查自己的错误。
这两次会议都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主持的。
他在第2次会上最后发言，同意与会同志对吴祖光所作的严正批评。
并表示戏剧界将继续展开对右派思想的批判。

“文汇报北京专电……”　米谷

林汉达的错误言行是一贯的
民进整风座谈会继续进行批判和揭发
本报讯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领导同志整风座谈会在7日上午继续举行。
林汉达在会上初步作了检讨，但他检讨得不深刻。
很多人在会上进一步揭露林汉达的谬论和两面手法，要求他彻底检查。
座谈会由许广平主持。
林汉达在检讨中，承认他在统战部座谈会的发言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他认为这个发言是起了挑拨离间分裂人民、污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破坏和削弱党的领导的作用，因而是危害人民的。
林汉达说，他在统战部座谈会的发言是讲了“真心话”，是同右派分子“一鼻孔出气”，是站在“右派的一边”。
但是，林汉达认为错误的根源只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好高骛远，好走极端。”
说是因为党对他政治上关心不够，致对党不满，有狐狸吃不到酸葡萄的情绪。
同时，他又说自己不但没有抛弃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而且留恋英美的生活方式，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有感情，对于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只是服从而并不热爱。
他表示今后要好好改造自己，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林汉达检讨后，徐伯昕首先指出他的检讨很不够。
徐伯昕说，林汉达今天表示要与右派划清界限，但他7月03日在马叙伦家里还说过这样的话：
“反右派斗争是生死斗争，搞得好，可以避免匈牙利事件，搞得不好，就很难说。”
徐伯昕说，说这些话的用意何在？
王鸿桢认为林汉达说这种话是政治讹诈，是对反右派斗争有抵触情绪。
民进中央机关干部郑芳龙揭发了林汉达的许多错误言行。
郑芳龙说，林汉达一向不爱听成绩，认为写总结谈成绩是八股，总是喜欢强调缺点，这次他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又抹煞了教育事业的成绩，夸大了工作中的缺点。
可见他的错误言论是一贯的。
郑芳龙说，林汉达还说过：
“知识分子做人真难，你靠拢领导，别人说你是往上爬，跟下级交往，说你是拉拢群众，在同级干部之间跑跑，又说你搞小圈子，这样只好闭门谢客，老死不相往来。”
因此林汉达主张民进的组织生活应让知识分子发牢骚。
郑芳龙说，现在知识分子的处境和心情绝不是那样，林汉达说这种话是站在什么立场。
冯宾符严厉批评了林汉达的检讨。
冯宾符说，从反右派斗争开始，从来没有听见林汉达批判过章罗联盟，反而指着鼻子责问周建人，怪他不应说墙要两面拆。
会上，还有人提出问题要求林汉达深入检查和交代。
梁明揭露林汉达一再主张在整风期间还要发展组织，在帮助党整风时又主张基层组织可以不等待党的布置就开座谈会。

民进中央决定整风
本报讯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9次扩大会议在7日上午举行。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进行会内整风运动的指示。
指示指出会内整风以反右派斗争为主要内容。
要求各地组织检查和端正会内各级领导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
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的思想、言论、行动，和一切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严格划清界限。
指示说，整风运动不同于平时一般的理论学习和生活检讨，对右派分子的言行一定要揭露干净，批判干净，不能留情。
对有一般糊涂思想或者是思想上受到右派影响的人，主要是通过对右派斗争，使他们明辨是非，划清界限，端正立场。
指示指出会内整风的步骤应和中共的整风步骤密切配合，在中共尚未开始整风的地区和机关、学校、企业内暂不进行整风。
指示还规定自中央决定开始整风起不再批准新会员，要求各地组织严格执行。
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和中央整风办公室。
领导小组的成员是：
召集人：
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车向忱、杨东莼。
组员：
吴若安、吴贻芳、余之介、陈礼节、陈慧、柯灵、徐伯昕、许崇清、徐楚波、章廷谦、梁纯夫、梁明、冯宾符、张明养、张纪元、雷洁琼、杨石先、赵朴初、葛志成、严景耀。
整风办公室的成员是：
主任杨东莼，副主任徐伯昕、冯宾符、葛志成、梁明。
会议还决定延期举行原定8月中旬召开的四届二中全会，以便集中力量搞好会内整风运动。
会议研究了上海曹杨中学民进支部的问题，一致谴责曹杨中学民进支部的反党行为，并责成中央迅速处理这一问题，作出相应的决定通报各地。
许广平副主席主持了这次会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在京的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各部门负责人共三十四人。
（毛启邠）

质问时事手册编辑部
根据不久以前出版的时事手册第10期、十一期上几篇报道看来，时事手册编辑部是走上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在一个时期内和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分子站在一起了。
我补充提出下面几点材料。
在用时事手册资料室名义写的“春风化雨、大放大鸣”一文中，最后一节题为“解除顾虑，工商界开始诉说衷肠”。
诉说什么衷肠呢？
原来是诉说两件事：
要求延长定息到二十年和要求撤出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
文中等量齐观地叙述了有关这两个问题的正面的和反面的意见。
人们简直看不出来，时事手册究竟是反对这样做呢还是赞成这样做。
但是这一节的标题既然是“诉说衷肠”，这节的开头又抄袭了右派分子章乃器等所谓资本家有“自卑感”的挑拨性的说法，所以很显然，该文作者的立场是站在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方面了。
更奇怪的是，文章的最末一小段，完全是以煽动性的口吻说话的：
“工商界人士可以说已经开始鸣放了，……鸣声震动全国工商界。
但响亮的鸣声多半来自京、津、沪、汉、杭等城市，还有待在全国范围内在本企业里大放大鸣”。
这岂不是在鼓动资本家到各个基层企业去放火吗？
时事手册第11期“三言两语”栏内的三篇短评也很恶毒。
第1篇叫做：
“原则高度”，内容是嘲笑个别共产党员不适当地给人戴“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作风”等帽子的。
文章举了三个为右派分子所故意渲染的例子，又加以无限地夸张说：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像这样的事是不胜枚举的。”
文章的结论是：
“这种批评，既不合乎人情，又不合乎道理。
从这种批评中，常常容易嗅出一种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味道。”
我倒要说：
从这篇短文里，的确可以嗅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恶毒憎恨的味道来。
第2篇题目是“先生乎？
同志乎？”
。
文章直接附和了叶笃义的一个说法。
叶笃义在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上攻击共产党员，说他们把民主人士叫做“先生”，而不叫做“同志”。
这篇短文说：
“那末，我们现在的社会里，先生跟同志之间有无区别呢？
我看没有什么大区别。
现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大家都在同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彼此称呼同志有何不可呢？”
大家知道，关于这个问题，周建人先生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曾经作过实事求是的说明。
可是本文的作者却偏偏反对周建人先生的说法，偏偏乐于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引为“同志”，把阶级和阶级的界限，党和非党的界限一笔抹杀掉。
最后，我还想特别指出：
第11期时事手册是在6月06日出版的。
这时候，毛主席接见青年团三大全体代表时的重要讲话已经发表了几天了。
这个讲话是在“鸣”“放”的重要时刻发表的，是给人们指示方向的。
毛主席在这个讲话中，特别强调了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核心，指出“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又强调地警告了人们：
“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看来，毛主席这个重要的教导，时事手册编辑部是不喜欢听取的。
这种情况特别值得人们注意。
时事手册编辑部在大量贩卖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的时候，对于上述毛主席的重要讲话却采取了轻视的甚至是不可容忍的蔑视态度。
按照惯例，党中央发出的重要指示和毛主席发表的有关时事的重要讲话，时事手册总是在最显著的地位加以转载。
根据时事手册的性质和任务，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这次却例外，尽管中央各报都在最显著地位刊载了毛主席的这个讲话，时事手册却没有加以转载，只是在最末一栏“要闻简报”里引了几句，甚至连标题也没有！
我要质问时事手册编辑部：
这究竟是为什么？
余文岑　7月08日

保养耕牛的好方法
耕牛上山度暑假
据新华社合肥8日电
新华社记者石正章报道：
安徽省皖南山区有些地方有一种保养耕牛的好方法，就是在夏耕任务完成以后，农民们把耕牛送上高山放牧，让它们度过一个悠闲的假期。
最近，记者在绩溪县上庄、余川等农业社，看到社里的几百头耕牛正在高山牧场上休假。
今年这些牧场上牧草长得很茂盛，可以供耕牛痛痛快快地吃两个多月。
每天太阳还没有升起，看管的人们就起来清点耕牛的数目，然后出发放牧，照顾耕牛吃草，防止耕牛坠入悬崖陡壁之下。
傍晚，他们便把牛群集中起来，再清点一次，然后鸣枪敲锣，驱逐野兽，保障耕牛的安全。
牛群在山上生活也很有规律。
它们白天群出群归，晚上睡成一个圆圈，尾朝内，头朝外，防御虎豹等猛兽来犯。
皖南山区夏耕结束以后，山下天气炎热，蚊子和牛虻较多，咬得耕牛无法对付。
而这时高山上气候凉爽，青草茂盛，没有蚊子和牛虻，是耕牛避暑的佳地。
所以，很多农民一到夏天就把耕牛放到高山上的牧场；
直到秋凉后每头耕牛都已养得膘肥力壮，才回去参加秋耕。

夏收分配做得好，社员劳动热情高
山东临沂专区夏季生产胜过往年
新华社临沂8日电
山东省临沂专区近万个农业社的夏季分配和夏季生产搞得很好。
临沂专区的农业社社员们都称赞今年的夏季预分是既合理，又及时。
早在3月间，各农业社就陆续开始制定夏季预分方案。
由于经过春季整社，社干部民主办社的观念大大加强，基本上消除了少数社干部包办制定方案的现象，做到了广泛征求社员意见，使方案订得合理。
小麦成熟后，各农业社又随收、随打、随分。
因此，夏收和分配的秩序特别好。
现在，离小麦登场还只不过半个多月，全专区各农业社的夏季预分已经结束，普遍比去年提早了半个月以上。
小麦丰收和夏季预分合理及时，鼓舞了社员的劳动热情。
并且，今年全专区有90％的社把包工制推行到了基层单位和实行了社、队适当分权。
因此，夏季生产也比往年好。
日照县一千多个农业社在夏收中合理调配劳动力，做到收一亩、种一亩；
等四十多万亩麦田收完，夏种也随着基本上完成了。
前些时候，这个专区发生旱象，农业社社员们就实行抗旱抢种。
莒南县朱芦区把所有水源和提水工具都利用起来，几天内就种完了夏田，还水浇了近三千亩玉米。
据八个县的统计，在最近一周中，共浇水抢种各种作物十二万多亩。
各地农业社还接受去年秋收作物草荒严重的教训，在夏收结束后就抽出一部分劳动力突击夏锄。
现在全专区五百多万亩早秋作物已经锄完麦后第1遍地，连同麦前共锄了四遍，比去年多锄一遍。
南部夏种较早的几个县，还已经有半数晚秋作物锄过一遍。
现在，这个专区的秋收作物长得很好，农业社社员们正在开展追肥、除虫等活动，争取秋季全面丰收。

山西扩大药材生产
本报讯
山西省积极恢复与发展中药材的生产。
今年山西省中药材生产计划中，栽培药材计二十七种，种植面积为五万一千八百八十九亩。
截至目前，已播种四万七千五百四十八亩，完成原计划的91.62％；
加上正在和将要下种的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五亩，则可超过计划18％。
栽培药材中有十一种是属于全国供应紧张的，如生地和怀牛夕等，这次试种成功，情况当可改善。
党参、黄茋是山西省药材生产的主要产品，今年党参播种面积比去年扩大60％，黄茋扩大达二十倍（过去以野生为主，栽培面积不大）。
枸？
、菖蒲、冬花等野生药材，因受封山育林、水土保持以及田阡消除杂草等影响而减产，现在正逐步改变为人工培植。
（李焕卿、周国瑜）

市场巡礼
首批印度砂糖运来我国
为缓和国内砂糖供应，我国已向印度和英国订购了五万吨砂糖，最近，首批印度砂糖已运抵天津。
这批进口砂糖的色泽与国产榴花牌白糖相近，但颗粒较粗。
我国大量进口砂糖是在英国宣布放宽对华禁运政策以后首次成交的。
　·曾土·
北京的冷藏量有多大？
去年，北京市仅有冷藏一千多吨食品的设备。
今年02月，一个冷藏四千五百吨货物的冷冻库房建成了。
就是说，北京市今年的冷藏货物的数量比去年增加了三倍多。
这座冷藏库房的温度保持在摄氏零下十五度至零度左右。
它保证供应北京市民在炎热的夏季能吃到鲜嫩的食品。
今年五一节，这座冷藏库房拿出了一万多头冻猪肉供应市场。
到1958年，北京市将有冷藏一万三千吨物资的冷藏设备。
·林·
福州花茶每天外运五六百箱
茉莉花、白玉兰花已经上市，国营福州茶厂制茶工人正在大量生产各类花茶，目前，平均每天出厂外运花茶将有五六百箱。
据估计，今年福州将窨制茉莉花茶、玉兰花茶、珠兰花茶、抽花茶等六万多担，大量供应国内外市场需要。
近年来，由于制茶工人不断改进操作方法，增加窨制了峨嵋花茶，龙团珠、特级茉莉花茶等新品种。
福州所窨各类花茶品质都很优良，泡水清碧明净、香气馥郁，同时价格便宜，很适合广大劳动人民需要。
今年，福州花茶已行销到全国二十七个省市，并且还运销民主德国、匈牙利及东南亚各国。
　·琪华·
胶县大白菜上市量将比去年增加倍半
山东著名特产之一——胶县大白菜、今年将供应全国四千万斤，比去年增加一倍半。
去年“胶白”因肥料不足和供应不及时，以及自然灾害的侵袭，致部分社减产，平均每亩产量仅达六千斤。
胶县人民委员会为了满足各地群众的需要，今年根据产销计划将白菜播种面积由去年的一万零二百八十五亩扩大到一万三千亩；
有关部门已在6月中旬将三百七十五万斤油饼指标分配到各区，并责成各区及早分配到菜农手里。
这样全县一万亩商品菜每棵可施饼肥六两，预计今年“胶白”亩产量可达八千斤，总产量将达亿斤左右。
·高永信·
生产更多的草帽辫出口
草帽辫是我国传统的出口商品，行销国外已有七、八十年的历史。
解放以后，外销数量逐年扩大，除供应兄弟国家需要以外，还销往日本、美、英、法、西德等资本主义国家。
1956年草帽辫出口约近两万包，可换回一万四千多吨钢材或两万多吨肥田粉，向农民收购的出口部分金额达五百多万元，能维持七、八万农业人口全年的生活费用。
但目前货源不足，特别是细辫很少，不能满足出口需要。
希望产区能大力组织草帽辫的生产，争取出口。
　·李浚·

无线电工业即将不再依靠外国零件进行装配
华北无线电器材厂试生产
新华社7日讯
我国第1座现代化综合性的制造无线电器材的工厂——华北无线电器材厂的厂房已经在北京建成，绝大部分设备也已经安装好，正进行试生产，预定在今年10月投入生产。
这个厂是我国无线电工业基础企业之一，制造除电子管以外的无线电方面应用的一般原件。
这些原件在过去绝大部分依靠国外进口。
这个厂投入生产以后，将同已经投入生产的北京电子管厂一起，基本上改变我国无线电工业依靠外国零件由国内装配的状况。
这个厂的主要产品，有硒整流器，各种测量电表，能耐最高温湿度和震动的各种纸介电容器、炭膜电阻，体积小容量大、性能稳定的各种瓷介电容器，电视机和电子计算机上用的各种铁淦氧材料等等。
这个工厂产品的产量将基本上满足目前国内市场的需要，有些产品还可以出口。
这个厂是一个联合工厂，除几个生产分厂以外，还有自己的热电站、煤气站。
这个厂设备是现代化的，工艺过程先进，拥有许多自动化、半自动化的机器。
工厂的工业卫生要求很高，有的生产车间的窗户都不打开，保证车间空气清洁，并用空气调节设备控制室内温湿度。
这个厂是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帮助我国建设的。
这个厂绝大部分的机器设备是由民主德国工厂制造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还派遣优秀的专家来厂进行技术指导。

河南省普遍推广耕畜分散饲养
非正常死亡和瘦弱现象基本扭转
本报讯
截至5月底，河南全省耕畜实行分犋、分户饲养的占耕畜总数的50％以上，过去耕畜非正常死亡的现象基本上停止，瘦弱的耕畜已由30％下降到15％。
从1954年以来，河南省耕畜不但没有增加，而且下降了。
特别是1956年更为严重，全年耕畜生死相抵，减少了六十二万头。
今年1、2月份情况并未好转，造成农村耕畜普遍不足。
近两年来，河南省耕畜为什么会减少？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的是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绝大部分农业社采用了耕畜集中大槽饲养的办法。
由于新社没有集中饲养的经验，在饲养员的选择上，饲料、饲草的准备上，使役办法的规定上，都没有能及时得到合理解决，因此造成耕畜瘦弱和死亡。
但是采用分散饲养的办法就避免了上述的那些缺点。
许昌专区，在推广耕畜分散饲养中，还创造了四好经验，即思想发动好、各种制度订好、耕畜分类站队配犋好，房子工具准备好等。
河南省信阳专区截至6月下旬，已有80.25％的耕畜采用了分散喂养的方法。
这不但迅速的制止了牲畜的非正常死亡现象，而且牲畜的体力膘情有显著的好转；
配种、繁殖的耕畜也逐渐增多。
全区6月20日的统计，满膘牲畜由4月份的二十八万多头，上升到现在的四十三万多头，占全区牲畜总数的43％强。
在采用分散喂养的同时，全专区通过群众讨论，清除了地主、富农成份和反革命分子的饲养员四千二百多名；
并调换了不称职的饲养员（如小孩、二流子等）二万五千多名；
许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担任了饲养员。
据舞阳县二十四个乡的调查，有耕畜三万二千头，由于是集中饲养，去年一年中死了五千五百三十三头（其中有老弱、残废）；
另据该县二十九个乡的调查，有耕畜三万一千头，由于大部分采用了分散饲养的方法，去年一年只死亡了一百三十头，并且大部分是老弱、残废。
卢氏县1956年比1955年耕畜增加16.5％，主要是由于把耕畜分散在生产小组，并有专人分犋饲养。
今年02月，中共河南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确定了耕畜分散饲养和养用合一的方针，并着重推广了遂平县杨店乡的饲养经验。
这个乡的先锋第1、二、三，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耕畜，在1956年春天饲养管理的并不好。
但经过社员们讨论，调选了五十二个忠诚可靠和有一定饲养耕畜经验的社员充当了饲养员，实行了专人负责，小槽分犋饲养，自使自喂包干到底的办法，加强了饲养员责任心。
同时，对耕畜配种繁殖实行了奖励制度。
因此，这三个社大小耕畜比去年春天增加12.1％，不少耕畜长了膘。
目前，河南省绝大部分地区都在积极执行分散喂养耕畜的方针。
（王昌隆、孙庆礼）

河南等五省战胜了夏蝗
据新华社6日讯
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五省和天津市郊区的一千五百五十万亩夏蝗，已经基本消灭，当前各地正在捕治残蝗。
这五省一市的沿海滨湖和内涝地区，今年夏蝗发生和扩散的面积，是解放后最大的一年。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河北、河南、山东三省的内涝地区，今年夏蝗发生和扩散的面积较大。
据统计：
这三个省内涝地区的夏蝗面积，即占五省一市夏蝗面积一半以上。
各地发现蝗情以后，从5月下旬开始先后组织大量物力、人力进行捕治。
经过紧张的战斗，到6月底，各个蝗区的夏蝗即被基本消灭，没有起飞成灾。
目前，夏蝗残蝗已经开始交尾产卵。
各地一方面要做好夏蝗扫残工作；
另方面要做好防治秋蝗的准备工作，以便把秋蝗消灭在三龄以前。

电话事业发展的新里程碑
北京有线电厂基本建成
据新华社7日讯
我国第1座现代化的生产自动电话交换机的工厂——北京有线电厂的厂房最近建成，主要设备安装工程也已经完工，目前大部分车间正在进行产品试制，今年09月份就将全面投入生产。
自动电话交换机在旧中国根本不能制造，都是依靠从国外进口。
北京有线电厂的建成，是我国电话事业发展的新的里程碑。
这座工厂的生产过程，是高度机械化和自动化的。
生产出来的自动电话交换机也将是最新式的电讯设备。
按照设计能力，这个厂三年所生产的自动电话交换机，就相当于我国过去几十年从外国进口数量的总和。
制造自动电话交换机要经过非常复杂的过程。
一部普通的交换机要由五十万到五百万个零件装配起来。
有的零件像钟表零件一样精巧和准确。
因此这个厂在制造和装配产品的时候，工艺要求十分严格。
北京有线电厂是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建成的。
苏联专家们综合了本国许多生产交换机工厂的优点，提供了这个厂全部的技术设计资料。
主要设备和精密的机器也是由苏联供应的。
在这个厂建设过程中，苏联政府派来许多施工技术监督专家、设备安装专家和掌握产品生产的专家帮助工作。

祁连山区的铁矿勘探队
新华社记者　孙晶
1956年02月，祁连山的一支铁矿勘探队，开始了大规模的地质勘探工作。
从此在三千多平方公里的祁连山区，每个山头都留下了地质普查人员的光荣足迹。
有些主要矿区，每天都有动人心弦的爆破声和机器的轰鸣声；
几千年来沉睡的祁连山苏醒了。
祁连山是我国的大山脉之一，界于青海和甘肃之间，从西向东蜿蜒千多公里，拔海三千公尺到五千公尺。
目前正进行勘探铁矿的地方，地质人员起名为镜铁山，矿石中含铁量高，又黑又亮像镜子一样。
同时矿区很大，一个山接一个山连绵不断，人们说：
山连山、山接天，镜铁山，大无边。
镜铁山各峰也都高达三、四千公尺，山上是红一片、黄一片的矿石，寸草不生，陡峭险峻非常难行。
因此，有人编出这样一段顺口溜：
人人都说华山高，
华山搭在铁山腰。
自古华山一条路，
铁山小路无一条。
北京派来探宝人，
刀山走成阳关道。
地质队刚来时，由于没有路，物资运输成了最大问题。
东西运不进来，有好几天人们吃不饱饭，几乎绝了粮。
于是首先抢修公路。
这时正是冬天，筑路职工在拔海四千一百公尺高的地方修路。
空气稀薄，有时人走着走着就突然昏倒，呆会醒来又继续干活，每顿饭吃口馍咬口冰。
一个风雪之夜，帐篷给风刮跑了，人们懒得起来，天亮时一看，个个埋在雪里，人从雪堆里爬起来照常工作。
这些使人永远不能忘记的英雄们，终于战胜了气喘和严寒，在四十天内就把一百多华里的公路修好了。
工人李荣财编快板说：
不怕高山高万丈，不怕河水冻成冰，不怕大雪三尺深，不怕狂风刮的凶；
哪怕一天一顿饭，哪怕两天肚里空。
祖国早日工业化，全国人民幸福大……。
山里的气候变化大，早晚和中午相差三十度。
高峰的积雪终年不化。
最苦的时候是冬季，最苦的工作算夜班。
由于煤炭供应不足，他们白天在山沟里弄些柴草，都留给下半夜的一班取暖用。
去年冬季，围绕矿区各个山的水管给冻坏了，水管里的水变成了冰棍，钻机停钻了，眼看要大大影响钻探任务的完成。
于是队上动员全体职工日夜抢修水管。
铁山顿时热闹起来，山上山下到处是人，这时气温已降到摄氏零下三十多度，手都伸不出来。
在一个山腰上，钻工郑万春和另外两个人在切割冻坏的水管，每人腰上绑着一条手指头粗的安全绳，绳的另一头由山上的人把着。
就这样和严寒战斗了一个礼拜，水管全部修好，钻机照常开动起来。
在野外普查人员中也有动人事迹。
有一天，尉希贤小组爬上拔海四千公尺的一个险要山头，进行地质测量。
山峰常年积雪，不要说背上测量仪器，就是空手也难爬上去。
但是工作要求他们爬上去。
为了防止雪把人滑下来，他们互把手垫在石头上，让别人从自己的手上踏过去。
有时在下坡时除了手当脚仰面爬行外，还要加上屁股顶地。
这天，直工作到黄昏才下山。
天已经黑了，他们摸索着往下溜，一不小心，尉希贤滚下了十多公尺深的山沟。
但是完成测量任务的兴奋心情，支持着他第2天又去爬一座更高的山。
在这队里还有三位女地质工作者，她们都很年轻，看起来不过二十岁的样子，但她们非常要强，从来没有过“怕”“不行”或“干不了”，男同志能到的地方她们也能到，男同志能做的事情她们也能做。
去年09月，她们刚来不久，第1次爬矿区中最高的山——黑沟，有男同志带她们走，但她们不肯落后，走的比他们还快。
这些女地质人员，有的是从南京地质学校毕业的，有的是从武汉地质学校毕业的。
现在爬山对她们来说，已经是很普通的事了。
开始从山下爬到山腰的钻机上要好几个小时，现在不到一小时就爬完了。
人们看到她们那种勇敢矫健的样子，就亲切地称呼“野姑娘”。
在勘探队里像这样不怕困难的人多得很，随便走到哪里，当你问到她们：
“怎么样，这里条件苦吧？”
她们会神气地说：
“没甚么，我们是工业上的尖兵！”
就靠这些勇敢的人，这个队去年超额完成了铁矿的储量勘探任务。
今年第1季度岩心钻探和槽探等也都超额完成计划。
祁连山里的这支铁矿勘探队，不但会很好地工作，同时也会很好地生活。
有一天夜晚，景色很美：
月亮像银白色气球似的挂在山顶上，同山峰积雪相映。
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边的平地上，地质队员们召开了月光舞会。
在两把胡琴、一个口琴和一个铜脸盆伴奏下，人们翩翩起舞。
苏联专家和地质部副部长刘景范也参加了，不绝口地赞美这个独具风格的舞会。
此外，勘探队还经常放映电影；
青年团有时在假日组织野游。
这里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他们感到愉快，他们要在荒山里生根、开花结果。

给社员分了5％的自留地
孙德魁
河南省安阳县河干乡富强农业生产合作社根据中共安阳地委的指示，把社员的自留地增加到占当地每人平均耕地面积的5％，得到全体社员的一致拥护。
社员们说：
这样办，十口人之家能留一亩半地（这个社平均每人三亩地），五分种菜，一亩种粮，搞好了能收到六百斤，喂猪养鸡，生活满可以过好了。
分配自留地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社管理委员会召开了社员代表会议，让社员进行充分讨论，根据社员的意见办事，达到了人人满意。
分配工作遇到的第1个问题，是谁都愿意要近地、好地，不愿要远地、坏地；
谁都愿意把增加的自留地跟原有的自留地留到一起。
怎么办呢？
办法是：
把全社该留的自留地的指标，按各队应分的亩数分到生产队，由各队自行讨论具体分配。
各队分的时候，尽量照顾各户的自留地都有水利条件（以水井为单位划地分配），各户原有的菜地一般不动，新增加的另行分配。
有的社员要求把新增加的和原有的菜地连成一片，那就在收了秋以后由户与户个别调剂。
分配当中还有一系列的具体问题：
一，自留地上粮食作物的柴草归谁？
大家讨论决定归社员自己。
二，今后增减人口是否还增减自留地？
决定今后不再变动。
三，在外的学生、干部和迁移出去的人口是否留？
决定不留，按现有人口分配。
四，在外军人是否留？
为了照顾军人家属，同时军人服役三年就要回来，决定留。
但在外军官不留，转业回来又到外参加了其它工作的不留。
五，自留地都是井浇地，水车已成为社内公共财产怎么办？
决定由社员无代价使用并负责保管。
如有损坏，修理费由社员按自留地亩数均摊。
六，自留地增多了，畜力问题如何解决？
准备推行牲口“分犋喂养，分散到户，养用合一”的办法加以解决。
七，社员在自留地上生产的时间问题如何解决？
暂规定执行礼拜制度，让社员七天中有一天时间做自留地上的农活。
八，社员对自留地深耕细作，增多肥料，可能影响社内粗肥的使用量，这怎么办？
决定开展经常性的积肥工作，加强具体领导，以解决社与社员用肥的矛盾。
这个社自留地的分配已大体就绪，麦收后社员就可以分够5％的自留地进行种植。

“耧里秀”
早熟谷子收获了
本报讯
河北新乐县城关和灯塔两个农业社种植的近百亩早熟谷子——耧里秀，已经收割登场了。
据已经收打的情况看，四分一厘多地共收谷子二十三斤十二两，折合一亩能收五百多斤。
这种谷子在“春分”播种，“夏至”即可收获，成长期只有九十来天。
它可以在各种土质的土地上种植（如在沙土地内种植，只要多施肥料，就能多收），而且比种别的品种的谷子省工（苗子出土后，只要锄一次）。
因为它收获早，在低洼易涝地区种植，可以避免水灾和虫灾；
在粮食不足的地区种植，可以防荒。
“耧里秀”的出米率也高，一般品种的谷子出米率只有60％，而“耧里秀”能达到80％。
但是，“耧里秀”谷子也有一些缺点。
这就是秸秆低（只有一尺来高），米的粘性不大（不适于做稀饭）。
石家庄专署农业局已通知新乐县，留一万二千斤“耧里秀”种子，准备在全专区推广。
　（裴国勋）

谎言是掩盖不住事实的
右派分子说：
“现在不如过去”，“讲成绩是主要的，便是‘教条主义’”。
但是谎言是掩盖不住事实的。
单就工业建设来说吧。
今年，仅中央各工业部门就有四百七十八项大厂矿工程同时进行建设，其中有一百七十五项工程将在今年建设完成。
从这些画面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大规模建设的气氛和面貌。
（附图片）
左图：
规模巨大的武汉重型机床厂正在全面施工。
预计今年第4季度，就有一部分车间投入生产。
这是铸造车间冲天化铁炉正在安装的情形。
　李季春摄（湖北日报社稿）
下图：
包头正在兴建钢铁联合企业。
这是供应矿石的铁矿城——白云鄂博建设近貌。
　新华社记者　陆轲摄
齐齐哈尔车辆制造厂的改建和扩建工程全面动工了。
到1960年全部工程竣工以后，生产能力将比现在提高五倍，而且能够大量制造效率高、载重量达90—120吨的全钢货车。
这是扩建中的铸钢车间工地。
新华社记者　萧述纲摄
解放后建设的第2座铁路和公路两用大桥——衡阳湘江大桥，正在建设中。
这是大桥在湘江岸上的引桥。
这座大桥联结粤汉和湘桂两条铁路，全长四百二十六公尺。
　新华社记者　王平摄

保共和德共中央支持苏共中央的决议
新华社8日讯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雷曼，分别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发表了声明。
保共中央在7月07日发表声明说，保共中央欢迎并且完全支持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
这个决议证明了苏共和它的中央委员会的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一致，证明了他们引导苏联人民沿着第20次党代表大会所规定的道路前进的坚强意志。
我们深信，苏共中央决议将会促进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路线获得彻底胜利，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更广泛地开展全世界民主和进步力量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争取改善国际和平关系和各国人民之间合作的斗争。
保共中央表示祝贺苏联共产党列宁式的中央委员会捍卫了总路线和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的决议。
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雷曼7月05日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苏共中央的决议。
他说：
我们德国共产党人祝贺苏共中央的决议，因为它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裁减军备和禁止西德建立原子战争基地的政策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他还说，苏共中央把反党集团从中央委员会清除出去，这对实现使苏联人民和全人类幸福的政策将是一个贡献，这也是符合于一切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利益的。

在埃及漫画和图片展览会上
冯之丹
没有机会到埃及去进行访问的人，如果想对战斗着的埃及有进一步的了解，那么请到北京图书馆去参观一下在那里举行的埃及抗战漫画与图片展览会，是会有收获的。
这个展览会是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中埃友好协会联合主办的，已于7月05日正式揭幕。
07月05日上午，埃及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和夫人，以及来中国访问的出席科伦坡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的阿拉伯国家和平代表都参观了这个展览会。
他们在那里遇到了许多北京大学的学生、机关工作人员、艺术家、新闻记者。
拉加卜大使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蔡廷锴的陪同下，很仔细地参观这些图片。
当然，拉加卜大使很熟悉他的祖国，他好像是在自己的国家接待着中国朋友。
他一面看，一面向大家讲解，仿佛把参观者真的引到了埃及，这个美丽的国家。
尼罗河上，风景如画：
树影翳翳地倒映在宁静的水中，一片白帆正在轻轻地驶向远方。
从赛米拉密斯大旅馆望见伊斯迈耶尔桥上的夜景，美丽的焰火从高空散落下来。
开罗，这座雄伟而美丽的城市展现在大家的眼前了：
解放广场上的喷泉在阳光下喷出金光闪闪的水花；
繁华的7月26日大街，宏大的开罗大学，法鲁克的阿勃丁宫，圆堡式的清真寺……真是琳琅满目。
埃及的男女健儿在运动场上竞赛，埃及军队在威武地行进，苏伊士运河上人们在繁忙地工作着。
拉加卜大使特别向大家指出，那座带有圆堡的建筑，就是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总部。
看一看埃及的农村生活，同样充满着战斗的情景。
小麦丰收了，甘蔗收割了。
男农民扛着锄头，农妇的头上顶着水坛。
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农在田野间抓起一把泥土，他的眼睛里充满着对家乡和土地的热爱，他仿佛是在说：
“我们祖国的泥土是多么芳香而肥沃！”
另一个农民扛着锄头，这是埃及著名画家哈森创作的一幅铜版画。
这个埃及农民用眼睛里的怒火宣誓：
“我要保卫我的祖国！”
展览会上陈列着的许多埃及漫画家的作品，都是很有意义的。
它们表明，埃及人民是爱好和平和憎恨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
有一张漫画是：
“山姆大叔的嗜好”。
美国人在打着一种奇怪的弹子球，原来他是用炸弹去打地球的。
有一幅题为“约旦的新政策”和另一幅题为“监狱中的摩萨台”的漫画，对于正在争取和维护自己民族独立的国家富有深刻意义。
前一幅画着一个裹着头巾的约旦人，他隔海而怒视着埃及，但美国帝国主义的刺刀却从背后刺向这个约旦人。
这说明，约旦新政府把敌人找错了，它的不利于阿拉伯国家团结的态度，只能使美国得到侵入约旦的机会。
后一幅画着伊朗前首相摩萨台被囚禁在美元和英镑筑成的牢狱里，他在深沉地思索。
由于他对于帝国主义的阴谋没有足够的警惕，因而他的民族主义政权被美国代理人推翻了。
但是，埃及人民警惕地捍卫着自己祖国的和平与安全。
有一幅画是：
一个巨人代表着埃及人民正在向帝国主义的魔鬼进行着搏斗。
另一幅画是：
埃及纳赛尔总统领导着埃及人民共同走上和平与民族独立的大道。
在这个展览室的画廊上，你还可以看到被英法侵略军焚毁的面目全非的塞得港，也可以看到英勇地抗击英法侵略者的埃及人民。
我们在这个画廊上逗留，犹如在埃及的土地上，呼吸着埃及人所呼吸的空气，与他们同饮着尼罗河的流水。
07月05日上午，在这个展览会的画廊上还充溢着中埃两国人民的生动的友谊。
这里陈列着毛泽东主席论述游击战争的著作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阿拉伯文译本，以及阿拉伯作家所著的“鲁迅回忆”。
最吸引人们注意的是，埃及大使夫人西娜波所画的中国画：
菊花。
在这个友谊的画廊上，埃及画家哈森和我国画家吴作人交谈起来，他们在谈论哈森所创作的一幅“我要保卫我的祖国”的铜版画，并且在一起合影留念。
另外，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的埃及学生欧梦南，也同北京大学阿拉伯文专业的学生在一起亲切地谈论着埃及的一切。
欧梦南到中国才半年多，但已经能够勉强地用中国话说一些话了。
他热情地对记者说，他有志于从事中国和阿拉伯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
拉加卜大使对展览会感到十分满意。
他向记者说：
“这个展览会组织得好极了。
它传达了埃及人民的现代精神，无论帝国主义者怎样阴险，埃及人民将坚决地团结在纳赛尔总统的周围，走向美好的未来！”
（附图片）
（右上图：
埃及大使拉加卜和他的夫人在展览会上　莫东作摄）

庆祝建城二百五十周年
列宁格勒举行大游行
新华社8日讯
据塔斯社列宁格勒讯：
列宁格勒的七十万居民7月07日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庆祝这个城市建立二百五十周年。
游行在早上十点钟开始。
游行队伍经过了10月革命的著名的纪念地冬宫的前面。
他们向站在检阅台上的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科兹洛夫、库西宁、福尔采娃、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以及列宁格勒市和州的领导人热烈欢呼。
游行队伍中有以革命传统著称的普梯洛夫工厂（现名基洛夫工厂）的工人、制造巨型水轮机和汽轮机的五金工厂的工人，？
瓦斯基机器制造厂、“电力”电工器材厂和其他企业的工人。
人们举着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呼吁普遍和平的口号。
很多标语都表示赞同苏共中央06月全会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
正午十二时，彼得罗巴夫罗夫斯克堡垒鸣了礼炮。
列宁格勒的游行历时三小时，显示了苏联人民的强大和威力，显示了他们在苏共中央周围的团结一致以及争取经济和文化的新发展的决心。

拉丁美洲六国共产党声明
反对美国策划南大西洋公约
新华社8日讯
据乌拉圭“人民报”报道，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反对南大西洋公约。
声明强调指出，南大西洋公约是“美国用来诱惑我们这些国家去实现它的侵略战争政策的那种同盟和协定锁链中的又一环节。”
声明号召一切渴望和平、自由和独立的人们起来斗争，反对建立侵略性军事集团，反对美国在别国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争取停止试验原子武器和禁止原子武器，争取签订裁军协定，争取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争取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和平合作。
今年05月中旬到5月底，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四国军事代表曾经举行过一次预备性的会议，讨论建立美国策划的南大西洋军事集团问题。

日本市长、地方议员访华团到京
新华社8日讯
日本市长、地方议员访华团一行二十五人，在团长山屋八万雄，副团长八木重太郎、内田雄三率领下，在8日晚乘火车到达北京。
访华团包括门司、延冈、池田、传桥等四市市长，和日本十六个地区的地方议会代表。
他们是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邀请来我国访问的。
到车站欢迎的，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雷任民、北京市副市长乐松生等人。
访华团来北京以前，曾在武汉市进行了参观访问。

美国名流致电艾森豪威尔
要求同意禁止核武器试验
新华社8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有社会声望的政治、工会、宗教和科学界人士八十三人7日联名致电艾森豪威尔，要求美国政府同有关国家达成协议，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
他们说，美国在这方面提出的提案应当“不附带不必要条件”。
他们指出，万一目前的伦敦裁军会议失败，“那就会对未来的裁军谈判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而且会大大损害美国在世界人士间的威信”。
电报的发起人包括：
美国社会党领袖诺曼·托马斯、美国人民主行动协会主席罗伯特·纳山、前美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主席查尔斯·普赖斯和公谊会全国立法委员会执行秘书雷蒙·威尔逊。
在电报上签名的人有：
美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主席保罗·多蒂、著名物理学家戴维·英格利斯博士、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华尔特·路德和莱霍德·尼布尔牧师等。
新华社8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7日讯：
美国众议员波特尔最近向众议院提出了要求美国停止核武器试验的法案。
他说，核爆炸的危险是“美国国会所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
抗议继续试验原子弹和氢弹的还有众议院的其他一些议员，如科·纳特逊和埃德温·梅。
埃德温·梅说，康？
狄格州他的选区的许多选民对试验这种武器感到“十分惊惶”。
他说：
“我认为，由于全世界对裁军问题普遍感到兴趣，在目前讨论这个问题是很有好处的。”
在报刊上，主张立刻停止核武器试验的言论也愈来愈多了。
在康？
狄格州哈特福德出版的“时报”说，停止试验是“现在最重要的目标”。
“阿拉莫纪事报”写道：
“试验应当即刻停止。”
它指出，有许多读者来信或是亲自到报社来，表示响应这个主张。
“圣路易邮报”上有一位读者投书说，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有一批市民已经建立了一个争取停止核武器试验协会。

胡志明主席到达朝鲜访问
平壤十万多人集会热烈欢迎
新华社8日讯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随行人员，在今天上午十时乘飞机离开北京直飞平壤，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
到机场欢送的，有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李济深、彭真副委员长，陈云、邓小平、贺龙副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曾涌泉以及中国驻越南大使罗贵波等。
各兄弟国家驻中国使节也在机场送行。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应基和外务省参赞李凤溪随机陪同胡志明主席去平壤。
他们是特地由朝鲜赶来迎接胡志明主席的。
新华社平壤8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今天下午二时乘飞机到达平壤，受到了二十多万群众的热烈欢迎。
胡志明主席是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枓奉的邀请到朝鲜访问的。
今天平壤市雨后新晴，天朗气清，新建起来的高楼大厦在绿树和国旗掩映下分外美丽。
平壤全城到处飘扬着朝越两国国旗，工人、学生、职员、市民穿起节日的盛装，集结在街头和道路两旁欢迎贵宾。
胡志明主席下飞机后同前来欢迎他的金枓奉委员长、金日成首相热烈拥抱，并且在金枓奉和金日成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随后同乘一辆敞篷汽车，在手持鲜花和旗帜的欢迎群众的夹道欢呼声中从机场前往金日成广场，在那里举行了群众欢迎大会。
今天同胡志明主席同来朝鲜访问的有越南民主共和国文化部长黄明鉴、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黄文欢，越南医济部副部长范玉石。
新华社平壤8日电
平壤市今天下午举行了有十万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欢迎胡志明主席来朝鲜访问。
胡志明主席由金枓奉委员长和金日成首相陪同，在全场群众雷鸣般的欢呼和掌声中登上了主席台。
金日成首先讲话，代表朝鲜人民向胡志明主席表示热烈的欢迎。
他说，朝越两国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者的共同斗争中结成了友好关系，并且在今天争取祖国的统一和独立的共同战线上坚强地结合在一起。
金日成在叙述了越南人民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以后说，越南人民的胜利再一次证明，帝国主义者无论怎样疯狂也不能屈服为祖国的自由独立而斗争的人民。
他说，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帝国主义者对朝越两国人民侵略的失败以及其他亚洲各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证实了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殖民体系几乎已经完全垮台，亚洲人民成为亚洲的主人的新时代已经来到了。
金日成谴责了美帝国主义者破坏日内瓦协定，阻挠越南的和平统一，以及企图把南越拉进马尼拉条约组织的阴谋活动，并且再一次指责美帝国主义者片面废弃朝鲜停战协定第13款卯项的规定，把新型武器运进南朝鲜以加剧朝鲜地区紧张局势的非法行为。
金日成在讲话中表示要为和平解决越南问题和朝鲜问题继续展开坚决的斗争。
在朝鲜问题上，他重申朝鲜停战协定必须得到严格遵守，朝鲜问题应该由朝鲜人民自己用和平方法解决的立场，并且再一次提出立即召开由有关国家参加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的国际会议的建议。
金日成最后说，胡志明主席这次来朝鲜访问，将大大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朝越两国人民间已经结成的兄弟般的友谊团结，并且将进而加强社会主义各国间的友谊团结。
胡志明主席接着在大会上讲话说，越南人民一向热爱朝鲜人民，并且因为有英雄的朝鲜人民这样的兄弟国家的人民而感到光荣。
越南人民把朝鲜人民在抗击帝国主义斗争中取得的胜利当做自己的胜利。
胡志明主席谴责了美帝国主义者破坏朝鲜停战协定和日内瓦协定的非法行动。
他说，越南人民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平统一祖国的政策。
越朝两国统一祖国的事业是艰巨而复杂的，但是我们相信，越朝两国人民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胡志明最后说，他这次访问朝鲜，标志着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家庭里的越朝两国人民的友谊团结正在日益巩固和发展。
胡志明主席代表越南人民祝朝鲜人民在和平统一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苏联以飞机一架送给胡志明主席
新华社8日讯
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阿布拉西莫夫今天下午在北京机场代表苏联政府向胡志明主席赠送了一架伊尔—十四型飞机，越南驻中国大使阮康代表胡志明主席接受了这架飞机。
今天下午在北京西郊机场举行了仪式，阿布拉西莫夫和阮康都讲了话，祝贺苏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
飞机还在机场上空飞行了一周。
去年，苏联政府也曾在北京赠送给胡志明主席一架飞机。

苏联党政代表团启程访捷
新华社8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8日讯：
苏联共产党和政府代表团今天从莫斯科启程前往布拉格。
代表团由下列人员组成：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赫鲁晓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苏联外交部第1副部长帕托利切夫、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伊瓦申科、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维·格里申和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伊·格里申。

英国保守党的“广告”
虽然现在离英国大选尚有三年的时间，但保守党领袖由于对最近的地方选举和补缺选举中大量丧失选票感到不安，因此决定每星期天在一些报纸上登载巨幅广告，来为保守党作宣传。
这种广告将一直登到1960年，广告费每年达五万英镑。

蒙古人民革命党六中全会决议
加强党对国家机构的监督
新华社乌兰巴托7日电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今天发表公报说，蒙古人民革命党7月04日到6日召开了第6次中央全体会议。
会议听取和讨论了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达姆巴作的关于精简国家机构和经济部门以及改进领导的报告，部长会议第1副主席曾德作的关于蒙古1958到1960年的三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并且分别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全会对达姆巴报告的决议说，全会认为，党中央和部长会议在精简国家机构紧缩开支方面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和及时的。
中央机构的精简，使中央机构裁减了三千八百多人，每年可减少二千五百万图格里克的开支。
决议指出，还要继续采取精简中央和地方机构的措施。
决议说，要扩大国家计划机构的职权，并且充实它的技术力量。
决议要求加强党组织对国家机构的督促检查，同官僚主义和违反国家纪律的现象作斗争。
全会表示赞同党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起草的三年计划草案，并且责成党中央和部长会议公布这个草案，使全体人民能够广泛地进行讨论，并且将草案提交党的第13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全会还讨论和通过了关于蒙苏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和两国党会谈声明。
六中全会还讨论了组织问题。
为继续巩固党的集体领导，扩大了中央政治局。
把原来中央政治局委员从七人增加为八人，候补委员从三人增加为五人。
会议选举原政治局候补委员杜格苏伦、曾德为政治局委员，桑丹、阿维尔齐德、莫洛姆扎木茨和热格瓦拉尔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原政治局委员锡林迪布需要长期治病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解除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全会还讨论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并且作出决议说，六中全会一致赞同苏共中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号召全党同工作中的旧观点、消极态度进行斗争，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学习苏共的经验，在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蒙古第3届大人民呼拉尔举行会议
桑布当选连任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
通过泽登巴尔为首的部长会议成员名单
新华社乌兰巴托8日电
蒙古第3届大人民呼拉尔第1次会议7月07日下午开幕。
第3届大人民呼拉尔是在6月16日选出的。
会议选出了苏伦扎布为大人民呼拉尔主席，丹娜扎布、那楚克为副主席。
同时，会议还通过了大人民呼拉尔各个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单。
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在会上作了关于蒙苏两国政府会谈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指出，苏联政府将要帮助蒙古进行三年建设。
他说，蒙古从1958年到1960年的建设计划规定，牲畜头数将增加5.6％，播种面积将增加两点三倍，工业建设将增加40％。
三年计划的投资总额将比第2个五年计划多两倍。
泽登巴尔在谈到国际局势的时候说，世界人民展开巩固和平、反对扩军备战的运动，社会主义阵营始终奉行着和平政策，蒙古人民决定和世界人民一道，进行保卫和平的斗争。
泽登巴尔代表部长会议在会上提出辞职，本届部长会议的任期已经届满。
大会决定由泽登巴尔提出下届部长会议的名单，在新的部长会议未产生以前，本届部长会议继续执行职务。
新华社乌兰巴托8日电
蒙古第3届大人民呼拉尔第1次会议在7月08日下午闭幕。
会议选举了桑布连任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沙拉布为秘书长，达姆巴等五人为主席团委员。
会议还通过了部长会议的成员名单。
泽登巴尔连任部长会议主席；
第1副主席是曾德、副主席是莫洛姆扎木茨、热格瓦拉尔、阿维尔齐德和迈达尔。
会议通过任命乔依扎木茨为国家总检察长。
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应邀出席了会议。
代表团团长霍赫洛夫在会上讲话。
他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祝贺大会成功，祝贺蒙古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更大的成就，并且向大会赠送了礼品。

从新排的舞剧说起
丁宁
北京舞蹈学校在7月上旬举行的本学年实习公演里，演出了两个中国舞剧“张羽与琼莲”和“苗岭山上”，还将演出欧洲舞剧（芭蕾）“无益谨慎”。
舞蹈学校在自己第3年度的实习演出中，出现了中国的和外国的多幕舞剧，它的发展是够迅速的了。
“张羽与琼莲”和“苗岭山上”这两个舞剧都是舞蹈学校编导训练班的同学，在苏联编导专家查普林同志关于舞剧创作的理论与实际指导下进行排练的。
他们都是新培养出来的舞剧编导人材。
舞蹈学校成立只有三年，已经培养了一批教员、演员和编导，这些成绩是过去所不能达到的。
最近，有些人想一笔抹煞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企图否定成绩是基本的；
然而事实驳倒了他们的谬论。
从舞蹈艺术的发展来看，这几年的成绩不仅是最最基本的，而且是非常显著的。
不仅从舞蹈学校看是如此，而且从整个舞蹈事业来看更是如此。
谁能否认在这短短的八年里，舞蹈工作者的队伍得到如此壮大，舞蹈演出得到蓬勃大发展这样的事实呢！
解放前，我们何尝有过舞蹈学校？
连那些由著名的舞蹈家举办的专业舞蹈团体，又有哪一个能够长期存在下去？
绝大多数的舞蹈工作者都是在解放后的几年里，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向传统艺术学习，努力艺术实践，及不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中，培养和成长起来的。
现在，我们不仅有了专门培养舞蹈人材的舞蹈学校，有了几十个专业的歌舞团体，而且还尝试着在传统舞蹈的基础上进行民族舞剧的实验。
可是，人们却可以数得出：
解放前到底培养了多少舞蹈人材？
如果拿芭蕾来作例子，也是非常清楚的。
“无益谨慎”的上演是值得我们兴奋的。
从前谁能见过全部由中国人演出的芭蕾呢？
肯定说这是第1次。
过去搞了几年芭蕾的人，并没有培养出多少芭蕾演员来，更不可能演出整幕的芭蕾。
在舞蹈学校的短短三年里，在苏联专家的耐心指导下，能做到这样，并且还培养了相当数量的，比过去质量更高的演员、教员和一批编导人材。
即从这小小一个角落的变化，难道不也可以肯定地说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成绩是主要的吗？

“文艺茶座”卖的什么茶？
莫邪
“文艺报”从第8期开始，增加了一个新的栏目——“文艺茶座”。
“开场白”是一首打油诗：
“议论文坛事，拆墙并填沟，揭恶亦扬善，报喜也报忧。”
从“开场白”看来，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栏目，可是，电灯点火——其实不然，在这栏目里，并没有幽默的讽刺，善意的批评，有的只是一种被歪曲的批评和人身攻击。
空口无凭，还是举例为证。
第1期上有一篇“扇形地带”，批评文化部电影局局长王阑西同志。
说他有一次看电影，在他面前展开的一块扇形地带，不准旁人坐。
如果确有这种现象，是应该批评的。
但是，使人不了解的是，作者为什么要采取丑化对方的夸张的手法，来引起人的恶感，而且寓意又那么隐晦呢？
同期上的一篇“演员求见记”就“联想”得更妙了。
“演员求见记”是叙述一个电影演员求见电影局副局长陈荒煤，受到了冷遇。
当然这种不关心演员的现象，也同样是应该批评的。
而使人不能同意的是，作者从这样一件事情居然联想到了陈荒煤喜欢养热带鱼的嗜好，并且借题发挥地说：
“作为一位领导同志，他对演员的心，似乎还没有对热带鱼的性能那样了解。”
这真是一种挑拨性的联想，分明是暗示人们：
这个领导人对待演员还不如对待他喜欢的小动物哩！
这种批评的善意在哪里呢？
在十一期“文艺报”的“文艺茶座”上发表的张友松的“封嘴记”，态度就更加恶劣了。
这位张先生把人民文学出版社对他生活的体谅和照顾——预支稿酬，竟污蔑为是“封”他的“嘴”，是在“向一座不可摧毁的堡垒放出糖衣炮弹”！
真不知张友松先生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何在？
“文艺茶座”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又何在！
除去这种点名的攻击，还有一种匿名的攻击。
说它匿名，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因为它所列举的事实，明眼人是一目了然的。
十二期“文艺报”的“文艺茶座”上有一篇题名“身价十倍”的文章，攻击一个所谓被“重点培养”的作家，说“他的作品在周扬同志的一次报告中曾受到表扬，于是声价十倍”：
“身兼作协党内外数要职”；
“‘收获’编委名单中，其大名亦列于老作家之前”；
“出国游历当然少不了他”等等，作者认为“这个现象是值得惊叹的”，但我却不明白这有什么可惊叹之处。
一个作家写出了优秀的作品，受到了党的表扬，因而得到了社会的重视，这在我们的社会里，不是很普通的事情么？
我不明白这位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大惊小怪，这样深恶痛绝地加以攻击！
把严肃的批评武器庸俗化到进行个人攻讦，用夸大了的个别事实给被批评者鼻子上画白点，这并不是帮助领导人整风，而是不怀好意地在群众面前丑化他，引起人们的鄙视，造成恶劣的印象。
当然，仅仅根据这些事实，是不能责备“文艺茶座”的编者的，因为任何一个刊物的栏目，都很难避免发表几篇坏文章。
但是，问题在于这些文章却正代表着“文艺茶座”的方向。
据说不久以前，“文艺茶座”的编辑同志，还到处搜集有关某些文艺界领导同志的个别言行，查对记录，搜集传闻，摘录词句，以作为攻击的“根据”。
因此，一直到现在，我还不能了解，“文艺茶座”究竟卖的是什么茶？
这“茶座”究竟想在整风中起什么样的作用：
是严肃地帮助党整风，还是为了其他的什么！

相思树
闻山默默地站在山巅，葱绿的衣裙，牵引着行人的想念。
是静夜里想着谁？
你掉下了孤独的泪。
青草里鲜血似的红豆，告诉我你从没有睡。
去年秋天，我回到久别的故乡——南国海滨的一个小县城。
在半路停留时，接到北京友人的一封信，要我给他带回两颗红豆，而且说：
“要大的，要大大的！”
可是，虽然“红豆生南国”，但并不是南国到处都有红豆。
这美丽多情的种子，是稀罕的，它不是商店窗橱中的货物。
你想要红豆，只有到相思树下去找。
但这种树也难得看见。
在我的家乡，我也只知道在离县城三十里的一个小山上，有两三株相思树。
每想起这几棵树，便勾起我许多年少时的记忆。
抗日战争中，我念书的那个中学被日本鬼子炸了，只好从城里搬到乡下去上课。
那时候，生活是苦的。
住的是漏雨的土地庙。
吃的饭里面有蜡，因为厨房伙头狠心，米下锅时放了蜡，人就吃得少；
学生大半得了胃病。
那时，公路全被挖成了一个个小池塘，因此每逢假期回家，或者假期满了返学，不管晴天下雨，都得步行，脚上穿着用两块汽车轮胎做的“千里马”，一天步行九十多里地。
这条路，就从长着相思树的小山旁边经过。
广东南部的大暑天，亚热带的太阳晒得人口鼻发烧，两眼冒火，人就像在个没有水的蒸笼里干蒸。
走着走着，谁都不愿讲话了，路也就显得特别长。
但行近了长着相思树的小山，心里便好像感到一阵清凉，因为每次经过，大家都在相思树的浓荫下歇息。
树下，是软软的青草；
躺在草上，亭亭玉立的相思树，展开她浅绿色的衣裳，温柔地为我们遮挡阳光。
从暴烈的太阳下走进这一片清凉的绿荫，是不能不感谢留你歇息的主人的。
到休息过来了，大家便仔细地拨开青草，在草根旁寻找从树上落下的红豆……
在我们乡下，人们都叫红豆做相思豆。
这小小的精致的种子，晶莹夺目，像凝聚在玻璃上的一滴鲜血，又像一颗小小的贞洁的心儿；
它鲜红的颜色永不改变，又像难得相见的恋人们心中燃烧着的想念。
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不知道哪个绝顶聪明的人，才把这美丽的种子叫做相思豆，把这温柔的树叫做相思树的吧？
人们想起红豆，往往忆起爱情；
但在我的记忆中，红豆并不带着相思的滋味，它只使我怀念过去生活的艰辛，勾起遥远而又难以忘怀的不安的心绪——那时我还未看见共产主义的光芒，我的脚步还十分犹豫。
深夜里，我在微弱的火油灯下读书，灯光只照一尺多远。
灯盏是玻璃造的，我把几十颗红豆，放在灯盏里，透过火油和玻璃的晶体，红豆红得分外鲜明，这几乎是我在艰难的战争生活中难得的装饰。
为此我也得感谢小山上的相思树。
这都是很远很远的事了，但想来似乎又都很近。
历史的风云在十多年间涌过了几个世纪，我终于带着万种感慨回到故乡。
但这次回乡，却没有机会到相思树下去。
我只是在新发现的矿区，爬上了几十公尺高的钻塔，向数十里外那长着相思树的小山眺望……我知道她们就在那里，她们一定比十多年前长得更丰盛，树下的青草也一定更浓更青，有更多快乐的孩子和年青人来拣拾红豆。
但是我却看不见那座小山，它躲在云雾里了！
空中的风，拂乱了我的头发，千万顷绿色的稻田，在眼底铺开；
点点红白色的勘探队的旗子，插遍了辽阔的山野。
这多少年代来兵匪如毛的土地，已经面目全新了。
耸立在万绿丛中的钻塔，就像几只无形的巨手，提着一枝枝铁笔，在大地的史册上，为我的家乡编写着新的历史……
眺望云雾迷蒙的远山，过去艰辛的年月的记忆，都涌上心头，我写下前面这首小诗，记念那默默地将快乐分给别人的相思树。

积极分子万岁！
天马
胡风反革命集团曾经骂积极分子是“螳螂”，是“向上爬的蛆虫”，狗嘴里哪能出象牙，且不去管它。
现在，右派分子在向共产党进攻的时候，狼牙棒挥舞的对象之一，仍是积极分子。
他们骂积极分子是“护城河”；
是“筑墙挖沟的义勇队”；
是“墙外的铁丝网”。
有的人甚至把积极分子说成“比狗屎还臭”。
在这些人看来，积极分子真是一无是处，罪该万死了。
有一位先生曾说“一棍子打死官僚主义未尝不可”，我看有些人真是企图一棍子打死积极分子哩！
否定一切，骂倒一切是容易的，动动嘴巴就行；
问题是这样信口开河，臭骂一通，痛快固然痛快，可就是骂不倒，也否定不了。
骂积极分子的大概有两种人。
一种人自命清高，看见积极分子接近领导，就说是“吹牛拍马”；
看见某些积极分子有缺点错误就把所有的积极分子都否定了。
其中有些人是因为在“三反”、肃反运动中受到了误伤，对积极分子怀恨在心，趁这次整风的机会来发泄和报复一下，他们对积极分子不是采取“治病救人”，帮助改正缺点的态度，而是抹煞一切，骂倒一切。
这种人我这里不多谈，我相信经过这次运动，他们是会多少受到一些教育的。
值得注意的倒是另外一种人，他们之攻击和诋毁积极分子是别有用心的。
积极分子是党和群众联系的纽带，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都建立了伟大的功绩，积极分子不是臭得很，而是香得很！
这本是众所周知的事。
那些别有用心的右派人物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相反的，他们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而怀恨在心。
他们想趁共产党整风的机会来混水摸鱼，企图变天，要共产党下台。
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没有群众基础。
虽然有葛佩琦、王德周之流出来冒充代表人民说话，但结果证明，除只能代表他们自己和与他们同类的一小撮人之外，谁也代表不了。
因此，社会主义的事业愈前进，共产党的力量愈大、威信愈高，这些先生们的反感也就愈大；
共产党与群众的联系愈紧密，他们也就愈感到自己的势单力薄，孤掌难鸣。
但是他们又不甘心于希望的幻灭，还想与共产党决一雌雄。
胡风反革命集团曾经对党进行“挖心战”，而右派分子们却选用了“挖根”的战术，他们要挖共产党的根，砍断共产党的左右手，使共产党在群众中孤立起来，于是他们选中了积极分子作为攻击的目标。
战术不可谓不巧妙，手段不可谓不毒辣了。
奈何天不佑人，事情不那么称心如意，被孤立的不是共产党，而是他们自己，他们的本来面目在群众面前更加暴露了！
说积极分子是“护城河”，是“墙外的铁丝网”，我看比喻得很好，积极分子正是护社会主义之“河”，护社会主义之“网”，当这些别有用心的阴谋家们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时候，他们不是已经挺身而出予以有力的反击了么？
积极分子是人民的骄傲，是无价的财宝，愿新的积极分子更多地涌现。
我要高呼：
积极分子万岁！

运香茅渣（钢笔速写）
海南岛盛产香茅，每年收割四次，制油运销国外。
制油后的香茅渣，可用采覆盖幼苗及作肥料。
司徒乔
作于兴隆华侨农场

鲨鱼的梦
李学鳌据说，鲨鱼性情甚恶，最爱吃人。
在深深的海底，它作过一个甜蜜的梦。
它梦见它突然长出千只鳞爪，伸向海岸，把所有的人都拢来，一一吃尽！
于是，它兴高采烈，醉意沉沉，瞪着绿光闪闪环珠大眼，窥视岸边，窥视着人们。
涨潮了，海水喧嚣，汹涌，它觉得最好的时机已经来临。
于是，张开血盆大口向岸上扑来，像一只饥饿的狼，扑向羊群。
潮退了，海面逐渐沉静，它万万没想到啊，它竟被孤困在浅水滩中，强烈的日光射向它，锋利的钢叉刺向它，它暴跳着，狞笑着，仍不肯抛弃它“甜蜜”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