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民全面反击右派集团阵脚动摇
新华社上海7日电
新华社记者张家炽、杨瑛评述上海目前反右派斗争的形势：
上海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形势正在起急剧的变化。
高等学校、民主党派、文艺界、新闻界、司法界、工商界等被右派分子作为进攻重点的各个战线上，正直的人们已经展开了全面的声势浩大的回击，投入这一政治斗争的人数愈来愈多。
连日来各单位举行了千百次反右派分子的大小集会，最大的集会有成千人参加。
这一斗争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反响，无数市民写信或打电话给报社声讨和揭露右派分子。
上海五家报纸每天有二分之一以上的版面都刊登各单位反右派分子斗争的新闻和来自群众的揭露、批驳右派分子的材料。
报纸发行量增长了五万多份。
早在今年05月，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前后，以章伯钧、罗隆基联盟的骨干分子彭文应、陈仁炳、王造时、孙大雨等为主要力量的右派分子，即在各方面发动向党进攻。
他们日夜在会场内外进行阴谋活动。
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是一条线，陆诒——顾执中——王造时是另一条线，两条线一脉连通，企图夺取上海的新闻阵地。
右派分子还窃取了民盟上海市委员会的领导权，公然提出和党的整风政策相反的方针，阴谋打乱党的整风步骤。
陈仁炳更亲自出马，五次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去召开座谈会，用尽一切卑鄙的手段，煽动群众同领导对立。
王造时、杨兆龙向司法战线进攻，诬蔑我国重人治，轻法治，要求国民党旧司法人员“归队”，企图篡改司法路线。
许杰等直接在高等学校放火，攻击党的高教政策，孙大雨则采取无赖战术，到处给非党进步人士和党员戴反革命帽子。
但是众怒难犯，曾几何时，这一批企图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右派分子，在群众的正义声讨和揭露下，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已经暴露无遗。
原来这一批都是反共反人民有来历的人物。
有的曾是国民党的县太爷，有的是蒋介石所著“中国之命运”的信徒，有的曾向美帝侵华使者司徒雷登献过策，有的还是手沾革命烈士鲜血的“特刑庭”首席检察官。
而他们的阴谋活动，早已在解放以前就开始了。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丑恶面目的暴露，给了上海知识界一次最实际的教育。
有些好心肠的人原来以为右派分子仅仅是思想问题，或只是故作惊人之语，贪图个人出风头，而不认为这是一场阶级斗争。
现在，这些人已经越来越多地走上反右派斗争的前线。
复旦大学教授、遗传学家谈家桢在好多次会上，都感慨地谈到过去书生气太重，不愿过问政治，因此被人当作政治资本还不自知。
现在，在他领导下，民盟复旦大学支部已在斗争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生物学家王鸣岐说，这次斗争不获全胜，他不可能安心去研究科学。
有些人过去自认为已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但在这次政治斗争风浪中，证明过去对自己的觉悟估计过高了，他们表示一定要在这次斗争中好好锻炼自己。
在高等学校多次反右派斗争大会上，记者亲眼看到许多老教授抢在前面发言，他们毫不容情地揭发了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
许多知识分子都热切地希望在这场斗争中进一步改造自己。
在反右派斗争中，上海的新闻界也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在新闻工作者头脑中存在的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已给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危害。
文汇报的编辑部工作人员连日举行大会，揭发了许多章罗联盟指挥文汇报向工人阶级进攻的事实。
新民报、新闻日报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解放日报发表了“从文汇报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的社论，指出人民日报对文汇报的批评，对于所有的报人应该如何办好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如何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从这一阶级观点来认识当前的反右派斗争，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上海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形势还在发展，在群众的正义声讨下，右派集团的阵脚已经有了动摇。
右派分子的“军师”陆诒在坦白中暴露了这个集团的阴谋计划后，在右派阵营中引起很大的震动。
有的开始表示要交代，有的吞吞吐吐，对揭露的阴谋活动表示似有似无，有的到处作假检讨，言不由衷，有的托病要住医院，也有些右派分子尚在顽抗。
愤怒的群众已不止一次发出誓言：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巴西两位参议员到达北京
新华社7日讯
巴西参议员、巴西社会党副主席维拉斯古和夫人，巴西参议员巴拉纽和夫人等四人今天晚上乘火车到达北京。
他们是在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后，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来中国访问的。
他们自6月27日到达广州后，曾先后访问了杭州、上海、苏州和南京等地。

斗争正在开始深入
我国人民群众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现在正在开始向深入发展。
开始深入的标志是：
广大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革命的知识分子、拥护社会主义的工商业者的觉悟大大提高了，积极地投入了反对右派的斗争；
各民主党派、各高等学校、各机关对本单位的右派分子，陆续地展开了严肃的批判和揭露；
右派分子已经陷入被动和孤立，右派的许多堡垒已经开始被攻破。
右派在全国范围内最重要的指挥机关章罗联盟，在各方面的围攻之下，内幕已经开始暴露。
在新闻界方面，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也已经无法掩藏自己的秘密了。
由于斗争开始深入，由于右派的真面目进一步暴露，许多原来不相信有什么右派、或者不认为反对右派有什么必要的人们，现在在大吃一惊之后，也逐渐改变态度了。
他们开始认识到，右派确实存在，确实在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活动，确实是人民事业的心腹之患。
人民的国家是巩固的，但是它之所以巩固，当然不是因为它对于敌对性的活动熟视无睹，而是因为它经常对于这些活动保持警惕。
为了提高广大群众的警惕，为了提高广大群众的革命觉悟和革命积极性，单单依靠正面的教育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反面的教育。
右派分子的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行，对于广大群众就是最好的活生生的反面的教材。
但是斗争还只是开始深入。
右派的阴谋还远没有完全揭穿。
对于右派谬论的有系统的反驳，也还只是在开始进行。
正因为这样，有一部分处在中间状态的人们，对于反对右派的斗争还在将信将疑，还在抱着观望态度。
他们在心里盘算着：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有一些人甚至以为：
这是不是共产党受不了批评，不想再整风了，因而转移了目标呢？
为了说服这些人，必须完全揭穿右派的阴谋，完全驳倒右派的谬论。
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使斗争继续深入下去。
为了使斗争继续深入，现在需要防止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是对于右派分子的温情主义。
抱着这种倾向的人竭力原谅右派分子，把右派分子描写成为中间分子，把他们的错误的言论行动描写成为偶然的疏忽、修辞上的夸张、被人利用等等，不愿意同他们分清界限，更不愿意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
这种倾向显然妨碍着反右派斗争的发展，妨碍着群众觉悟的提高。
温情主义者生怕伤害了右派，但是他们为什么不看到，右派分子的言论行动是怎样地伤害了人民的事业呢？
为什么他们对于右派分子那样多情，对于人民的事业却这样寡情呢？
而且，我们已经说过，除了屡犯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的以外，对于一般右派分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还是适用的。
因此，目前的反右派斗争对于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固然完全必要，就是对于一般右派分子说来，也是他们痛改前非、洗心革面的一个机会。
温情主义者的养癕贻患的立场，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来，都是完全错误的。
另一种倾向是对斗争的指导采取急躁粗暴的态度，希图用简单的方法“速战速决”。
反对右派的斗争要求对于右派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
批判需要依靠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经得起反驳的说理，揭露需要依靠确凿的、经得起检查的事实。
为了说明某些右派分子目前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源，追溯他们的过去的若干事实是有教育意义的，但是揭露的重点仍然应该着重在目前。
总之，急躁粗暴，简单从事，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有些单位，不让犯错误的人进行答辩或者保留自己的意见，不给犯错误的人指明出路，或者对犯错误的人轻率地作出组织上的处理，这些办法都不利于斗争的深入。
斗争的深入当然需要时间。
斗争将依重点的转移形成不同的段落，在这些段落之间还会要有一些间歇。
欲速则不达，在思想性质的问题上特别不能急躁。
我们应该准备付出必要的时间，而不应该过低地估计斗争的复杂性艰苦性，满足于表面的暂时的效果，草率收兵。
在斗争的过程中，既要坚决勇敢，又要认真调查研究，严格分清是非轻重，采取正确的说理的方法，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错误。
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达到团结和教育最大多数而击败少数右派分子的目的。

日本三位气象学家到达北京
新华社讯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国家委员会主席竺可桢、中央气象局局长涂长望邀请，前来我国讲学和进行气象仪器比较的日本气象学家岸保勘三郎博士、佐贯亦男博士、毛利茂男等一行三人，于1日乘火车抵达北京。

毛主席在上海接见韦洛坡
新华社上海7日电
毛泽东主席6日晚上在上海接见了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长韦洛坡和夫人以及同来访问中国的全体印度尼西亚客人们。
毛泽东主席同贵宾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接见时，韦洛坡议长曾转达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对毛泽东主席的问候，并将苏加诺总统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封信交给了毛泽东主席。
接见时在座的有陪同贵宾们前来上海访问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其瑗和办公厅副主任王黎夫，还有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政协上海市委员会主席柯庆施。
接见时，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参赞苏万托也在座。
新华社南京6日电
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长韦洛坡和夫人等一行十人，今天上午八时乘专机离开南京去上海。
客人们是在5日下午五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其瑗等陪同，从天津乘专机到达南京的。
客人们到南京后，一下飞机就前往中山陵谒陵。
在中山陵灵堂里，客人们向孙中山先生的坐像献花圈致敬，并步入墓室陵寝瞻仰孙中山先生卧像。
走出灵堂后，韦洛坡议长同曾经跟随孙中山先生二十多年的卫士、安陵老人王全进行了交谈，并在灵堂前合影留念。
客人们还游览了明孝陵前石像路的古迹和玄武湖。
05日晚间，江苏省省长惠浴宇和南京市市长彭冲曾设宴招待韦洛坡议长等。

海陆空运输四通八达
建设速度远远超过五年计划规定
交通网年年扩展消除了地理阻隔
新华社7日讯
新华社记者张超报道：
我国海陆空运输事业建设的速度远远超过五年计划的规定。
到今年06月底为止，我国新铺的铁路长达四千七百多公里，超过五年计划指标四百多公里。
新建和修复码头的吞吐能力六百八十余万吨，其中海港的吞吐能力超过五年计划指标26％，并且开辟了三十六条共长二万浬的海洋航线。
空中运输航线发展到二万多公里，比第1个五年计划规定指标多二千公里。
五年计划期间中央投资新修公路一万零一百公里，去年年底已提前完成。
到今年06月底，公路通车里程比1952年增加了将近一倍。
经过前几年的建设，我国旧有的交通运输事业的面貌已发生了根本变化。
在铁路方面，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半身不遂的状况已经改变。
我国旧有铁路都是英、德、法、比和日本帝国主义投资修建的。
为了便于他们的经济侵略，线路都集中在沿海和平原地区，面积约占全国60％左右的西南和西北地区，铁路只占全国的6％左右。
各帝国主义国家的铁路标准都不一样，这些铁路过去被帝国主义分管着，成为它们的吸血管。
在第1个五年计划的前四年里，我国已铺铁路四千多公里，平均每年一千公里左右。
旧中国从修第1条铁路到1949年全国解放时止，经过满清和国民党两个政府，在七十一年里共修铁路两万多公里，平均每年修二百八十多公里铁路。
以每年修路里程相比，五年计划前四年修铁路的速度，相当于旧中国修建铁路速度的三倍以上。
而前四年的铁路大都修建在艰险的山区。
曾打通二千公尺长的秦岭隧道，修成宝成铁路，让火车开进天府之国——四川；
削平了乌鞘岭，变天堑为通途，和陇海铁路相接的兰新铁路部分通车，使西北和祖国消除了地理上的隔阂。
今年新建的包兰铁路，现在穿过著名的腾格里沙漠东部的大沙山，北段的铺轨工程已越过离开包头一百多公里的西山咀，明年在银川接轨以后，西北和内蒙两大工业区就会连接起来。
在新建的同时，还改建了旧有铁路，在工业多的地区铺设了复线。
1953年以来，我国在这些铁路线上增添了五百多台自制大型机车，因而现在运送的货物量比1953年增长了将近一倍。
民用航空事业方面的变化更为突出。
1953年开始建立了我国有史以来的第1支专业飞行队伍。
现在，这支专业飞行队伍，在工农业生产战线上已发生了巨大的威力。
武汉长江大桥、第1汽车厂和玉门油矿有许多重要的生产建设材料，就是飞机运送的。
探矿飞机曾经探出了五十多处矿藏。
测量飞机测量了黄河地区水源灌溉的水源和地形。
灭蝗飞机在前两年里曾为农民扑灭了三百多万亩的蝗虫。
今年，还用飞机开始运送蚕种、树苗和为居民扑灭蚊虫等等。
新疆阿勒泰和乌鲁木齐去年通航以后，飞机越过沙漠，到阿勒泰运鱼虾和药材，阿勒泰的鱼虾再不烂作肥料，人民生活也改善了。
我国虽然二十八年前就有了民航运输，但一直都为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所操纵。
那时候，飞机只是被反动统治者用作掠夺人民财物和从事投机活动的工具。
在全国解放前夕，就是这些少得可怜的飞机和机场，也被他们溃逃时破坏了。
人民政权接管的飞机没有一架可以飞行。
而现在，我国已经有一个广大的空中运输网。
以北京为中心，北到齐齐哈尔，南到海南岛，西到新疆，东到上海三十八个重要工矿城市都已接连起来。
前年，飞行员们在拔海七千公尺高的“世界屋脊”上空飞行成功。
从北京到拉萨陆上交通要走一个多月，现在只需飞行几个小时就到了。
第1个五年计划里，我国还开辟了中国到越南，中国到缅甸等九条国际航线，并和这些国家进行了联运。
前几年里，我国增加的飞机按载重吨位计算，比1952年增长了80％以上。
在水运方面，我国强大的海河运输事业已在斗争中成长起来。
在全国解放当时，各个主要港口，受到国民党军队的严重破坏。
他们并在港口扔下了大量爆炸物和障碍物；
劫走了达六十万吨的船舶。
解放初期，蒋军还不断用飞机来轰炸，破坏和封锁海上运输。
但是，现在以上海、大连、广州三港为中心，连接天津、秦皇岛、青岛等几十个港口的海上运输网已经形成。
海船可以在三十六条航线上运送货物。
最近还开辟了从大连到南京、九江、马鞍山等十三个江海直达航线，使运输效率空前提高。
沿海大连、秦皇岛等七大港口进行了改建和恢复，载重万吨的船舶都可以进港。
天津塘沽港原来三千吨载重的船也不能靠岸，1953年扩建以后，先后有十六个国家的载重万吨的轮船可以靠岸装卸。
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还新建了湛江港，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1次自己建设的近代化港口，它全部建成后，每年可以吞吐物资四百六十万吨。
去年第1期主要工程完成后，可以同时停泊两艘载重万吨巨轮的深水港，已经开航。
长江和其他内河进行了整治与航标改革，使全国内河通航里程比1952年增加八千多公里。
川江已全线实行夜航。
现在，行驶在海河船舶载重吨位，比1953年以前增加了80％，比解放初期增加了两倍多。
前几年公路建设的结果，大大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状况。
解放初期，通车的公路有七万多公里，占中国面积65％的少数民族地区，公路极少，更没有汽车。
最近三四年中，我国除了新修的公路外还修复通车公路十万多公里，相当于国民党统治的三十五年中通车的公路里程。
这些公路中有不少是在少数民族地区。
工程巨大的康藏公路、青藏公路通车以后，把四川、西藏、青海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和物资集散地，紧密地集合起来。
使这些地区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在公路通车以前，祖祖代代驮马和牦牛是唯一的交通工具，运力极低，每逢雨天人们就吃不上盐，工业用品更缺乏。
公路通车以后，这里的人可以买到上海棉毯、广州的胶鞋。
这个地区产的茶叶、稻谷、樟脑等特产，在公路通车后的几年中，运出了近一千万斤。
汽车还给这个地区运送了拖拉机、收割机和各种工业用品。
这个地区去年建立了第1个机械农场和包括发电、酿酒的综合性工厂。

胡志明主席看宽银幕电影
新华社7日讯
胡志明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由朱德副主席陪同，在今晚观看了宽银幕电影“05月的节日”和“革命的前奏”。
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中国驻越南大使罗贵波和越南驻中国大使阮康都陪同观看。

钢铁工业管理局四种主要产品
钢铁焦钢材上半年计划超额完成
造纸企业上半年多产两万多吨纸和纸板
新华社6日讯
冶金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所属企业所生产的冶金焦、生铁、钢和钢材四种主要产品都超额完成了上半年国家生产计划，同时也完成了全年增产节约计划中上半年应完成部分。
上半年四种主要产品比计划超产的情况是：
冶金焦超产约三万吨，生铁超产约三万三千吨，钢超产约四万三千吨，钢材超产约九万五千吨，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13％到73.7％。
这个局所属各企业在节约原材料、节约金属和降低成本的前提下，各专业生产方面上半年都取得了不少新的成就。
炼焦方面，太原钢铁厂利用本地区资源进行炼焦试验已经成功，焦炭质量合乎要求，这样，便合理地利用了资源，加之由于节省运输费用和提高洗煤回收率，全年共可节约四十万多元。
炼铁方面，各企业高炉在铁矿石品位继续下降的情况下，想出了许多办法（如提高人造富矿使用量，提高风温等），仍然作到了增产。
炼钢方面，各厂克服了废钢供应不足的困难，平炉、电炉和转炉生产都能少用废钢，提高了生铁配用量，并相应地采取了许多措施，保证了钢的质量。
由于各厂改进操作，减少了废品量和降低了熔炼损耗，上半年仅平炉和转炉就节约了钢铁料约一万一千吨。
轧钢方面，各企业普遍地推行了按负公差轧制钢材的经验，初步统计，上半年因此而节约的金属已经为国家增产了约一万二千吨钢材。
此外，各企业还试制成功了许多种新产品，满足了国家生产和建设的需要。
上半年生产中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如有的企业对增产节约中的先进经验推广的不够普遍，生产中的事故仍然不少等。
目前这个局正根据上半年生产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组织所属企业继续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争取更多地超额完成全年生产任务。
据新华社7日讯
轻工业部直属四十六个造纸企业今年上半年比国家计划多生产了二万二千二百吨纸和纸板，超过计划9％。
全部产量比去年上半年增加22％。
主要产品如新闻纸、印刷一般书籍的四号凸版纸、印画报的一号胶版纸、卷烟纸、水泥袋纸等，都超过了国家计划。
原料不足曾经是今年上半年造纸工业增产的极大困难。
上半年，各厂职工都想了许多办法开辟原料来源和利用代用原料。
各厂还从生产技术上采取措施减少原料消耗，增加生产。
由1月到5月，各造纸厂因降低原料消耗共节约了三千五百立方公尺木材和二千三百吨芦苇。

黄河下游人民严阵以待洪水
洞庭湖滨组成防汛大军
安徽广德县被水围困的灾民脱险
新华社郑州7日电
黄河中下游地区6日普遍降雨，有些地方由中雨到大雨，这是黄河要发生洪水的征候。
下游沿岸正呈现着严阵以待洪水的繁忙景象。
目前，黄河下游沿岸河南、山东两省和各专区、县的防汛机构都已建立起来，乡、社级的防汛机构也大部建立起来了。
河南省防汛工作布置早，进展快，已经组成近二十万人的防汛队伍。
沿河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对于防汛和生产的结合，以及农业社社员参加防汛时期的记工分红问题，都做了很好的研究和布置。
在边整风边改进工作的精神下，各级干部都深入下去检查和帮助工作。
黄河防汛总指挥部的负责人和河南、山东两省的副省长也带着防汛检查团，沿黄河实地检查防汛准备工作。
各地所需防汛器材，有的已经备妥，有的正在修理或补充。
据新华社长沙6日电
号称“湖南粮仓”的洞庭湖区，农民已在江水上涨前做好了防汛准备工作。
据湖南省防汛指挥部负责人说：
到6月底，各专区、县都已成立了防汛指挥机构。
湖滨地区的常德、湘潭两个专区不完全统计，已组织防汛队伍二十九万多人。
今年，湖区的防汛物资准备比去年雄厚。
国家已拨给洞庭湖区防汛经费八十万元，防汛口粮四百万斤。
新华社合肥7日电
安徽省广德县最近被洪水围困的四千五百多灾民，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已全部脱险。
02日到4日，广德县连续降暴雨三一九公厘，山洪暴发，因水势过大，洪水漫过河堤，形成灾害。
02日下午，就有三十七个村庄被洪水围困。
中共广德县委为及时使被水围困的四千五百多灾民脱险，当即抽调了四百多名干部，由县委负责干部率领四出抢救。
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詹立钧在2日夜晚划着小船到大白村救出了站在屋顶上的五十一个灾民。
县委财贸部部长陈书春、县委委员胡金保率领干部及时地把港东等七个村被水围困的一千二百多灾民用小船转移到安全地带。
在这场紧张抢救中，县人民委员会科员刘高升因在大水中不幸翻船，光荣牺牲。
由于抢救及时，被大水围困的灾民目前已全部脱险。
为保证灾民的生活，县有关领导部门已及时调运了二十九万斤粮食到灾区。
现在洪水已退，县委正领导灾民排水补苗，重建家园。

储安平在九三学社座谈会上进行交代
“党天下”的发言是先和罗隆基商谈过
本报讯
九三学社中央于昨天晚上继续举行整风座谈会，要求储安平老老实实地交代他同章、罗联盟的关系。
储安平交代了一些他和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说他的“党天下”的发言内容是和罗隆基商量过的，是在他的影响和支持下提出的。
他还说，他前几天还抱着这样的态度，“错误由自己负责，不愿推在别人身上”，现在表示要澄清这个问题。
储安平在交代中首先讲到他和罗隆基在历史上的关系，他说他和罗隆基认识得很早，但关系并不好。
接着，他谈到他到光明日报工作以后的情况。
他说，4月16日，我到“光明日报”工作。
我觉得“光明日报”既为民主党派的报纸，所以，看过各民主党派一些负责宣传的同志。
05月19日，我看过罗隆基一次，去时上午九时三刻，出来时上午十一时，这是二十年来第1次去看他。
我去看他的主要目的是谈谈“光明日报”如何得到民主党派更大的帮助。
储安平说，我和他谈到改革“光明日报”版面问题和调整新闻问题。
他问我：
是否有管理机构？
我说：
有社务委员会，由各民主党派组成，它是最高权力机构，大政方针由它决定。
不过，直至现在尚未召开。
章伯钧原定5月05日召开，但又拖下去未开。
另外，又说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问题，我说章伯钧讲过为“光明日报”组织“顾问团”这句话。
罗隆基认为这个办法很好。
他说：
章伯钧长处是气魄大，短处是粗枝大叶，恐怕要靠他不行，还得靠你自己。
我说：
我不够，要依靠民主党派宣传部，搞编辑的同志多写文章。
他说：
很好。
储安平又说，他还和罗隆基谈到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到底如何在光明日报上体现出来。
储安平说，罗隆基说可以给“老和尚”提些意见。
储安平说，我受他这话的影响。
储安平又说，罗隆基告诉他，希望大家对毛主席提些意见。
储安平说，我的发言稿没有送他看。
错误应由我自己负责，但是受了他的影响。
他讲到这个问题时，我立刻想到国务院十二个副总理没有一个党外人士的问题。
并问他是否可以提。
他说：
可以提。
这对我发言也有影响。
因为对毛主席不容易提出意见，所以就提了有关十二个副总理的意见。
储安平说，我又问他，此次“人大”内容如何？
他说：
估计“人大”会对政治制度进行讨论。
并且认为可能要讨论一个时候。
因为谈到“人大”，也老实暴露一下我的思想，就是我在报纸上看到关于“肃反”工作有些缺点。
我想这个问题是否由“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联合起来检查一下；
同时被斗错的肃反对象也可以直接函请“人大”常委会检查。
我还想在“人大”开会发言，发言则谈谈这个问题。
我向罗隆基讲如果“人大”开会，我就谈这个问题。
罗隆基说：
可以谈。
不过，他又说：
宪法的前言也可以谈。
他说：
比如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在制定宪法前是没有估计到的，这就说明宪法与目前情况不同了。
我对人身自由问题有兴趣，而他对谈宪法前言有兴趣。
他要谈宪法前言问题，是否有修改宪法的意思呢？
最后，我说：
目前还没有这个条件，报馆人力甚弱，而且人少。
罗隆基即说：
陈新桂曾两次要求到“光明日报”工作。
我问，陈新桂作过新闻工作否？
他说：
陈新桂曾在四川同他办过“民主报”，在民盟干部中，他的理论是高的。

哈尔滨市三万多工人集会
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
新华社哈尔滨6日电
05日傍晚，哈尔滨市三万多工人集会驳斥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
东北第3工程公司钢筋工人杜树华在大会上讲话，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新旧社会的巨大变化。
他说，现在我们工人有劳动保护，生活都改善了。
我最近血压高，工厂还送我到疗养所休养，这在旧社会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不管右派分子怎样造谣，我们是热爱共产党的。
哈尔滨亚麻纺织厂女工徐敏达说，右派分子说什么社会主义建设“一团黑”，就让他们睁开眼睛来看看我们的亚麻厂吧，1949年这块地方还是一片荒野，到1952年就建成了这座近代化的大工厂。
在我们厂附近，量具刃具厂、电机厂也建设起来了。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厂提前一年多达到了第1个五年计划的生产水平。
去年，我们厂的劳动生产率比1953年提高了173.5％。
右派分子企图否定我们建设的成就，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在会上发言的有工人、技术人员共六人。
当天，哈尔滨市还有十几万工人收听了会场的实况广播。

在储的反动言论受到批评后
章伯钧安慰他为他安排退路
接着，储安平交代他和章伯钧的关系问题，他说，我和章伯钧的关系，比罗隆基要复杂一些。
去年11月我在青岛，章伯钧给了我一封信，大意是谈各党派推我当光明日报的总编辑。
希望我早日回京。
今年02月底我回到北京。
03月间我去看章伯钧，当时正在举行政协全国委员会，他很忙，他说过几天约我和萨空了三个人谈一次。
到了3月20日，三个人见面说了，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谈到光明日报的问题。
当时初步谈了一下调整报纸的版面问题和取消一些增刊问题。
储安平说，在以后工作中，我是采取规规矩矩的态度向他汇报工作的。
我于4月21日、5月19日、6月02日、6月08日一共向他汇报了四次工作。
章伯钧对于光明日报的意见有以下几点：
关于横排直排问题，他说恢复直排也可以。
他又说也可以局部直排。
后来与报馆中的同志谈过，因他们不赞成而未作正式意见提出。
他赞成报上多登一些人的新闻。
他说“旧社会的报纸登载人的活动多，现在的报纸登得太少了”。
他说了几句话，暴露了他的野心。
记得是在我同他到报社的路上，他说“现在什么事都集中在几个人身上，报纸上只见到几个人的名字，这样国家怎能办得好呢？”
他对于增加人的新闻很有兴趣，他指出要增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新闻，实质上恐就是指他自己。
这样的话，他和我说过两次。
这一问题，在我所拟订的改进报纸方案中有反映。
关于国际新闻问题。
他主张增加资本主义国家的电讯，如合众社、路透社的电讯。
我在报上的国际新闻部分，反映了他的意见。
他对于我第1次向他汇报的报社工作，他表示同意，他说他支持我。
04月21日后，我用信向他汇报工作一次，是谈到改版面，机构调整（人事不动）等。
05月19日，我到他家，因为人太多，没有讲。
06月02日，我的错误言论已经出来了，我因为报社的事去找他，他当时对我说：
“你昨天的发言很好”。
我说：
“要谈就谈大问题吧！
不过放肆得很。”
他说：
“对，要谈就谈谈大问题，鸡毛蒜皮的问题就不要谈吧。”
第4次是6月08日去的。
由于6月07日光明日报社内已贴大字报批评我，我当时还很迟钝以为这只是个人意见问题。
到了6月08日人民日报已登出对我的批评，我看情况不能再工作下去了，不能不向章伯钧辞职，当时他同意留下了我的辞职信。
06月12日（也可能是11日）章伯钧来我家谈庆祝光明日报八周年问题，我已辞职，这些事本不要同我谈了。
奇怪的是他说完了不走，我以为他是来安慰我，因为当时我的情绪很低。
他问我说：
“你的负担重不重？”
我回答“不算重。”
他说“有三种情况就困难，第1是身体不好，第2是名利心重了，第3是生活压迫。
有这三种情况是非出来做事不可”。
当时我说，我的负担不重，孩子大了，名利心也不重。
他说“你可以超脱一些，你年龄不大，可以多研究些思想工作。
今天能够看到五十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
研究的题目是什么呢？
章对储说：
“现在中国共产党有几个困难问题，不能解决。
1、农民问题；
2、学生问题，很多学生不能升学；
3、经济建设出了错误。
他又谈到一千多万共产党员的安排问题，他说，原来是科员的，入了党要做科长，原来是科长的入了党要做处长（余类推），这个问题用教育也不能解决。
他又说，还有一件事，6月08日我向他辞职，是下午二时去的。
当时他对我说：
“我这里没有什么人，有话可说。”
有次我听见他对别的人说：
“那些假马列主义者、靠马列主义吃饭的人不行了，别人学会了马列主义了，他们反而不行了。”
我体会是指民盟有些人。
关于光明日报的问题，储安平交代说：
我4月11日到报馆，当时思想里有十六个字，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后又加上一个“放”字，鼓励大家讲话，鸣、放；
其次是偏重独立自主，忘了党的领导；
再次是全面改版，想办成个什么样的报纸呢？
就是想要互相监督，对党、对政府批评，用旧民主的观点理解鸣、放。
这时，有人问储安平：
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稿，究竟那些人看过？
储说：
没有给谁看过，但是发言的内容和意思，我和罗隆基和钱伟长商量过。
储安平还说，他认为他和章、罗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思想有共鸣，是他到光明日报以后的一套做法刚好符合了他们同盟的野心。

时事手册编辑部操纵在谁手里？
奋若
作为热爱“时事手册”的一个读者，我不能不揭发“时事手册”编辑部篡改“时事手册”的政治方向的罪恶阴谋。
“时事手册”第10期（1957年05月21日出版），已经露出这种篡改阴谋的苗头。
编者梁明所写的“上海在大放大鸣中”一稿中，就把一些恶毒的右派言论，采取走私贩毒的手法在向读者推荐。
他借右派分子的嘴，诬蔑思想改造运动和肃反运动，认为党与知识分子的“隔阂”，是来自“肃反”、“思想改造”的副作用。
他引用了右派分子的谰言：
“过去不怕官，只怕管；
现在是不怕管，只怕‘官’”“有些知识分子有谈‘官’色变之感”，并且在前面插上了“把官架子丢进茅坑里”的小标题。
“时事手册”第11期（6月06日出版），就更加露骨地表现了该刊编辑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
用“本刊资料室”名义发表了“春风化雨，大放大鸣”一篇关于整风运动的所谓综合报道。
这篇报道首先诬蔑我国思想界只是在去年07月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后，“才开始进入了春天的季节”，“但是，当时毕竟还是早春天气，所谓春寒料峭，万物才刚刚由冰冻中苏醒过来”，而直到最近一两个月以来，才出现了“明媚的艳阳天气。”
这无疑是说，解放以来的七年，党的领导成为对思想界的严酷统治，直到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起，才真正有了春天。
这篇报道接着把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和一些善意的批评夹杂在一起，大量地散布了章乃器、罗隆基、黄绍竑、林汉达、鲁莽、李康年等等的反动言论，并且分别加上这样一些小标题：
“填沟拆墙，知识分子对党吐出肺腑之言”、“民主人士畅谈‘共存’和‘监督’”、“解除顾虑，工商界开始诉说衷肠”，把右派分子反动言论加以美化。
第11期还登载了这样恶毒的小品文，题目叫做“文火炖猪蹄”。
把党的一些错误和缺点，比喻为“猪蹄皮厚筋多骨硬”。
作者并且把这样污蔑性的比喻，称之为“妙喻”。
“时事手册”的订户数近一百万，是一个有着长久历史的，在广大群众中有威信的，宣传党的时事政策的刊物。
但是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竟被该刊的编辑部篡改了它的政治方向。
我不得不提出这样的质问：
（一）这个刊物的编辑部究竟想把这个刊物引导向那里去？
有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目的？
（二）这个刊物的编辑部为什么胆敢把千百万的读者，看成是他们散布毒素的自由市场？
这个编辑部究竟是不是由牛鬼蛇神组成的？
（三）这个刊物虽然从第12期起已看不到像第10、十一期那样的乌烟瘴气的文章，但是为什么直到现在没有把一度篡改了政治方向的真相，向读者作出交代？
是否想含混过去？
我想，这不仅是我一个人要提出的质问，恐怕是成百万读者都要提出的质问。
我们决不允许该刊编辑部把这样宣传国内外时事、宣传党和国家政策的严肃的刊物，变成少数右派分子的私有财产，决不允许他们把我们千百万读者看成一无知识、可以欺愚的“阿斗”，决不允许他们偷天换日地篡改这个刊物的社会主义方向，决不允许他们对于自己的恶毒阴谋，含糊了事，不作交代！
希望该刊如有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编辑工作者，把其中真相公开告诉读者；
并且在该刊作出公开批判。

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
揭开陈铭枢“反蒋”“抗日”的假面具
本报讯
07月07日上午，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继续举行。
这次会议集中地批判了右派分子陈铭枢的反动言论，并且从历史上揭发了他的一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玩弄两面手法的丑恶面目。
陈铭枢在会上曾作了空洞无物的检讨，自我粉饰，企图蒙混过关。
到会的有六十多人，除陈铭枢外，发言的有余亚农、王昆仑、于振瀛、刘孟纯、蔡廷锴、屈武、朱学范、邵恒秋、梅龚彬、吴茂荪、聂轰。
陈铭枢在会上首先发言。
关于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问题，他承认他的“本心是要以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来代替党委负责制，但他又说他没有想到取消党的领导。
关于他主张“只提缺点，不提优点”问题，陈铭枢多方辩解。
他说自己的动机是好的，但是经过检查，他又发现自己的动机不是良好的。
他认为他的主要毛病是“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作风”。
对于他发表的反动言论，他认为只是“为党帮了倒忙，为右派野心家张了目”。
陈铭枢对反革命分子体贴入微
王昆仑质问陈铭枢说，陈铭枢为甚么最近又介绍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王次甫给我，要安置他的工作？
对这个问题，陈铭枢支吾其词。
于振瀛说，从历史上看，陈铭枢是一个一贯反复无常，两面摇摆的政治野心家。
于振瀛说，从旧政协开始一直到解放前，陈铭枢一面反对蒋介石，一面却和美蒋特务讲交情，搞关系。
例如和他在重庆一块念佛的罗海沙就是美蒋特务头子郑介民的喽啰。
陈铭枢对罗海沙在重庆偷抄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名单的事情，视若无睹。
到南京后，罗海沙在他的大士农庄门前筑屋居住，监视进步人士的往来。
他要罗海沙给他夹着皮包随他到处活动；
大家一再要他提高警惕，他置之不理。
于振瀛说，1948年淮海战役的时候，陈铭枢通过罗海沙，和美蒋特务头子郑介民往还颇密。
他甚至坚持介绍郑介民参加民联组织，由于我的坚决拒绝，他竟给我戴上了“拒绝人家革命”的帽子；
一直到我拿出了郑介民和英大使馆的特务艾文思预谋布置在南京解放后的潜伏活动证据时，他才没有话说。
但他以后仍然相信郑介民，成了郑介民的传声筒。
陈铭枢还隐瞒着我们，派遣军统特务张圣才假借民联名义到福建从事活动。
还经过郑介民的介绍，和司徒雷登谈过多次话。
于振瀛问：
你们究竟谈了些什么？
搞了些什么把戏？
于振瀛说，在反动头子李宗仁已面临垮台的时候，民联原来曾决定派陈铭枢去香港协助李济深筹组民革工作，但陈铭枢始终留恋宁沪，和郑介民等特务搞得火热，不肯南下。
在解放前夕，陈铭枢才离开罗海沙，由南京到上海；
但在解放以后，又把罗海沙拉回来，并且说罗海沙对“革命有功”，把他保送到华北革大学习，以后又把他介绍参加了民革组织。
陈对特务分子的这样体贴入微，到底为了甚么？
解放以后，陈铭枢仍旧野心勃勃，到处活动，积极准备政治资本和经济力量。
他和陈有光搞的甚么福利公司，就是为自己的政治活动准备资金。
去年以来，陈铭枢就散布反社会主义言论，如说甚么“党对旧知识分子安排不当”、“党没有礼贤下士”等等，来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借以拉拢群众。
去年夏季他到青岛视察时，曾在知识分子中活动，去年冬季他秘密地访察北京市的中等学校，专门在因评级而有情绪的、因肃反而被斗过的以及落后的教员中找问题，寻偏差。
今年他到上海又继续搜集“毒草”，并在吴艺五的家里大宴他的“旧部下”，点了火，在上海民革组织中掀起了右派分子的反动活动的波浪。
于振瀛还说，去冬陈铭枢在写给李雪峰的一封信中，居然认为：
“共产党派党员参加民主党派，是封建王朝稍有头脑的政治家所不取的。”
这种看法同要求中共退出学校同样恶劣。
刘孟纯说，陈铭枢说关于取消学校党委制的意见是随便说出来的，其实并非如此。
今年年初在政协举行视察座谈会的时候，他就对党领导学校，极尽污蔑之能事。
陈铭枢还说有一些教授经常到他家去谈问题。
刘孟纯问：
这些教授是些甚么人？
是不是章罗联盟内的一些人？
陈铭枢接近进步势力是假心假意的
蔡廷锴在会上追溯了三十几年的往事，说明陈铭枢一贯对革命就采取了反对的态度。
蔡廷锴说，陈铭枢曾经是我的上司，1922年，陈炯明在广东叛变革命时，陈铭枢率领一个团按兵不动，眼看着中山先生蒙难不救。
李章达等责备他这种反革命行为说要杀陈铭枢，他就急急忙忙把兵交给陈济棠，自己跑到南京当和尚去了。
后来，孙中山要统一广东时，争取他，让他当旅长，可是北伐战争到了紧急关头，陈铭枢又跑到蒋介石那里做官去了。
接着，蔡廷锴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陈铭枢一贯拥蒋，不得已时接近进步势力，也是假心假意的。
蔡廷锴说，从大革命失败到福建人民政府成立这一段，陈铭枢一时靠拢胡汉民，一时靠拢蒋介石，一时靠拢汪精卫，朝秦暮楚。
谈到抗战时期的陈铭枢，蔡廷锴认为他那时并没有积极参加抗战，反而同蒋介石的特务头子密切往还，反对和破坏国民党中的民主进步力量。
全国解放前夕，他住在上海，我们大家在香港，曾一再请他到香港去共商反蒋大计，他却拒绝，而在上海同特务头子郑介民密切往还。

陈铭枢支持梁漱溟反对总路线
屈武在发言中，着重揭发了陈铭枢在解放以后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反动言行。
屈武说，1953年，毛主席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梁漱溟公开反对总路线、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受到到会的人一致批驳。
当时，陈铭枢却为梁漱溟辩护。
陈铭枢所以这样忠心耿耿地为梁漱溟辩护，那是因为梁漱溟当时说出了他心里要说的话，引起了他阶级本能的共鸣。
今年05月，陈铭枢乘着大鸣大放的机会到上海活动，散播共产党不能领导学校的言论，还支持在中学任教的罗海沙在学校里搞大民主，要赶走共产党的支部书记。
屈武说，陈铭枢在担任民革中央学委会主任期间，在许多场合都说思想改造只有实践，理论学习只不过是学些教条，是没有用处的。
实际上他是反对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反对思想改造。
陈铭枢还曾在“现代佛学”杂志上，大谈佛学与辩证法的关系，大力提倡马列主义和佛学合一的理论，既歪曲了佛学，更歪曲了马列主义。
邵恒秋说，国民党军统特务罗海沙，听说原是监视陈铭枢的，后来陈铭枢竟和他搞得非常亲密。
1949年南京解放后，陈铭枢又把罗海沙任为当时南京民革组织的财务委员。
当时组织非常混乱，后来发现罗海沙就是制造混乱的主要人物。
梅龚彬系统地揭露了陈铭枢的罪恶历史
梅龚彬说，陈铭枢的检讨，避重就轻，不着边际。
他对自己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毫无认识和悔悟，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检讨。
包庇反革命分子
梅龚彬说，解放后，陈铭枢一再包庇反革命分子。
李任夫是一个叛党卖党的反革命分子，1951年陈铭枢竟推荐他任民革武汉市筹委会委员，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上有人表示坚决反对，陈铭枢却声明担保李无政治问题。
陈把李拉进民革武汉市筹委会后，让他编辑“武汉民革”，在创刊号上就发生了严重错误（刊载歪曲毛主席谈话和损害统战关系的文稿等）。
1954年李任夫由武汉致函民革中央几位负责人，请求调北京工作，并要求介绍他到大学任教，陈铭枢就在李的信上附字数行，再度为李保证政治、历史无问题。
中央拒绝了李的要求。
1955年肃反运动中，政府查明李任夫是一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逮捕了他。
解放前作恶甚多、与章伯钧关系甚深的政学系政客王次甫，曾由章伯钧提请中共统战部安排，遭到拒绝。
陈铭枢竟私自把他拉到民革武汉市筹委会去，分担常委邓飞黄的一部分重要职务。
在三反运动中，王次甫解放前的罪恶被人民揭发出来，中共中南局统战部负责同志把王解放前在河南任洛阳专员时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三百余人的血债，以及在江西任民政厅长时顽抗红军、整编保甲等历史罪恶材料交给陈铭枢看，希望陈和民革市委动员王自动坦白交代。
但陈不惜破坏运动，竟把材料私下给王次甫看了；
同时为逃避民革市委对王的追查和对他的批评，又私自把王送来北京，并要求民革中央为王解决工作问题。
勾结国民党特务
陈铭枢为甚么竟至敌我不分呢？
当然不是偶然的，由于他坚决站在反人民立场，早在解放之前他就曾勾结过国民党特务。
当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撕毁旧政协决议，悍然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后，许多原在南京、上海的民主人士先后到香港，竖起反蒋反美反内战的旗帜，坚持民主运动。
当时，陈铭枢却固执地留在上海。
李济深、蒋光鼐等曾一再催他到香港一同进行民主革命事业，但他总是用各种借口推托不来。
原来他是美其名曰搞策反，实际上在那里和特务密切往来。
后来事实证明，那时在他周围，有罗海沙、王师亮、宋正浩等一群特务。
不止于此，他还和军统头子郑介民勾勾搭搭。
如他所说的，他那时在搞策反，究竟是他策反了特务头子郑介民，还是郑介民策反了他呢？
从他在解放后一再包庇反革命分子的事实看来，恐怕他被策反了吧！
勾结托派
梅龚彬说，陈铭枢并不以勾结特务为满足，为着施展他的政治野心，竟不惜勾结托派。
有一件是我亲眼见的，有两件是耳闻的。
先说耳闻的，仅次于陈独秀的托派头子彭述之，经由特务王师亮的介绍，陈铭枢曾准备把他安置在神州国光社任总编辑。
另一托派头子杜畏之，陈铭枢把他留住在重庆住所，一住经年。
亲眼见的一件事是：
1936年我们都在香港，那时托派头子张慕陶由山西南来，陈铭枢邀他住在九龙，密谈几天，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并企图共同组织一个反共反人民的托派政党。
勾结美帝
梅龚彬说，1949年，陈铭枢从刚解放的上海来到北京，竟向周总理“献策”说，如果中共愿意与美国妥协，司徒雷登保证美国能援助中国多少美金。
这说明陈铭枢为了满足他个人政治野心，竟想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陈铭枢自称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主张的忠实拥护者，竟然甘作美帝走狗，衔司徒雷登之命来作说客，企图使中国人民重新沦为美帝殖民主义的奴隶。
名为反蒋，实际反共；
名为抗日，实际拥蒋
梅龚彬说，从以上事实看，不要说陈铭枢今天侈谈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全是假的；
就是解放前的反帝、抗日、反蒋也是盗名欺世。
拆穿来讲，他是：
名为反蒋，实际反共；
名为抗日，实际拥蒋。
事实如下：
（一）约在“九一八”事变前夕，广州的西南军政委员会诸人共谋反蒋，当时陈是广东省主席，又掌握十九路军兵权，成为关键人物之一，而他却宁愿丢掉广东省主席，也不肯反蒋，竟然离开广东跑到日本去了。
但后来何应钦电邀他回国，他则毫不迟疑地回来了，而且去江西充当剿共左翼军总司令（何应钦自任右翼军总司令）。
（二）1933年，李济深和他、我都在香港，当时以福建十九路军为中心的反蒋计划在酝酿中，蒋介石的心腹、当时的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突然到港，假说是与他共商反蒋大计，实则是衔蒋介石之命，来摸十九路军反蒋计划的底细，以便蒋介石知所应付。
有一次，李济深、黄绍竑和他、我，乘汽轮到海上密商，很奇怪，他一开始就将十九路军全部反蒋计划（包括联合红军的计划）告黄，狡猾的黄绍竑假说：
一旦十九路军进迫浙江边境，即在浙宣布独立来响应。
黄探知内情后，回去一一告诉蒋介石。
后来福建人民政府反蒋运动搞起来了，蒋介石调动主力部队自浙入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打击十九路军主力，福建人民政府革命运动之所以迅速失败，陈铭枢是要负重大责任的。
（三）1936年陈自莫斯科回国，自谓对共产党所提“八一宣言”，表示接受。
但是，1937年抗战开始，陈一到南京就利令智昏，迎合反动集团的意旨，创议解散民族革命同盟，并没有征得李济深等的同意，就独断专行地宣布同盟解散。
揭发陈铭枢的丑恶历史，是为了使他认识错误的严重性
梅龚彬最后说，我们原是不想算旧账的，如果解放以后，他能自己斩除过去一贯的政治野心，彻底认识过去的罪恶，老老实实跟着人民走，人民当然不再追究历史，我们也不必要再提往事。
但事实并不如此。
现在为着帮助他认识目前所犯错误的极端严重性，不能不追溯到思想根源，也不可避免地要联系到一些历史上的事实。
这对他正视现在、明确将来方向，是大有裨益的事。
陈铭枢拿着十九路军抗日旗帜欺骗人民
吴茂荪在发言中，揭发了几件可以看穿陈铭枢真面目的事实。
第1件事：
1922年孙中山北伐，兵至韶关，陈铭枢当时是粤军第1师第4团的团长，竟通过黄居素勾结陈炯明叛变了，表现非常恶劣。
中山先生非常痛恨他这种背叛行为。
第2件事：
陈铭枢一向是以抗日、反蒋为政治资本的。
吴茂荪说，我今天要戳穿他的抗日、反蒋完全是假的。
1931年冬，当时国民党内部矛盾非常剧烈，在上海举行了所谓宁粤和谈。
那时大家说好蒋介石下野，十九路军调驻宁沪一带，由孙科任行政院长，组织政府。
当时汪精卫曾称病住医院，忽然有一天出院去杭州会晤蒋介石。
陈铭枢当时兼行政院副院长、交通部长和京沪卫戍总司令三要职，他在第2天由南京飞到杭州与蒋汪会晤。
他以十九路军为资本，支持了蒋介石和汪精卫，孙科被迫下台。
当时李济深在上海，本来预备去南京出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参加反蒋的政府，结果因陈出卖而未去成。
其后，在洛阳举行国难会议，陈铭枢在会上大谈蒋汪合作，共赴国难。
请问陈铭枢是反蒋呢，还是拥蒋呢？
吴茂荪说，至于说抗日，陈铭枢也是没有份的。
“一·二八”十九路军淞沪抗日是中国人民一段英勇光荣的历史，蒋光鼐、蔡廷锴是当时全国景仰的英雄人物。
而陈铭枢当时并不是真心抗日的。
在“一·二八”的前夕，陈铭枢还打电话给蒋光鼐要他即刻去南京，对蒋光鼐说前方形势紧急不能去。
当时谁都知道陈铭枢是想阻止十九路军同日本人正面冲突。
洛阳会议后，陈铭枢由洛阳飞到真茹，散布了由孙希文起草的无耻的撤退宣言，他就这样地出卖了十九路军，讨好日本人，讨好蒋介石。
请问陈铭枢，你是真抗日还是假抗日呢？
假如你今天还妄想拿着十九路军抗日的旗帜来欺骗人民，十九路军阵亡将士的英灵也是不答应的！
吴茂荪还举出了一些事实说明陈铭枢有篡夺民革领导权的野心，并且指出陈铭枢有更大的阴谋，在上海搞了一个小集团。
关于这个小集团的情况，吴茂荪要求陈铭枢彻底交代。
最后，吴茂荪说，从今天所揭发的材料来看，陈铭枢一贯的投机善变、反复无常，一贯的出卖革命、出卖朋友。
解放前一二年，陈铭枢留在南京不愿去香港，为的是什么？
据我分析，陈铭枢是想两面投机，一方面和民主党派联系，表示自己进步；
另一方面又想以十九路军为资本，和蒋介石特务相勾结，企图出卖革命。
由此可见，他的抗日、反蒋、反美全部都是假的，他勾结特务、勾结托派、勾结帝国主义、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才是真的，他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野心家，我们必须在民革全体同志的面前，在全国人民的面前，剥开陈铭枢的面皮！

改变力量对比，实现苏加诺方案
艾地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五中全会上的报告摘要
新华社雅加达6日电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在7月04日开始举行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题为“改变力量对比，百分之百地实现苏加诺总统方案”的报告。
艾地的报告分为政治局势、苏加诺方案、群众工作和关于组织和教育工作的第1个三年计划等四个部分。
报告全文已经刊载在7月05日的雅加达“人民日报”上。
政治局势
艾地在谈到从1956年07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举行中央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以来的政治局势说，亚非地区的反殖民主义力量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关系和合作已经日益密切。
反战争反殖民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不仅继续保持着，而且有了新的发展。
艾地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分子极力想破坏这种合作关系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
但是，帝国主义分子和各国反动分子企图利用匈牙利事件来打击有关国家的共产党的阴谋的破产，意大利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在普选中的辉煌胜利，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雅加达地方议会选举中的辉煌胜利，都是帝国主义分子失败的生动的例证。
艾地说，全世界反殖民主义和反战争的统一战线的保持和加强，对印度尼西亚人民在发展民族斗争以及实现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和改善国家经济、收复西伊里安等斗争，提供了许多良好的可能性。
应该继续注意的是，必须更加警惕帝国主义分子的颠覆活动。
这个斗争是保卫民族独立、保卫和平的重要组成部分。
艾地在谈到目前印度尼西亚国内的形势的时候说，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四中全会以来，党一直执行着这样的政治路线，即加强和不断发展进步力量、团结中间力量和孤立顽固力量。
国内的政治形势表明，人民革命运动和民主的发展已经使进步力量和中间力量越来越团结，而使顽固力量越来越孤立。
根据由人民选举的国会所通过的法令组织过渡性地方议会，在党的发展和巩固民主的斗争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使党有可能通过它的代表参与决定地方政府的一些问题。
过渡性地方议会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其它党派集体合作的重要工具，它使党有机会向人民证实：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政纲和行动是一致的，是维护和忠实于地方人民利益的。
而那些不维护人民利益的政党的假面具将被揭露。
艾地说，因此，反动集团对于即将举行的地方议会选举非常担忧，他们正在竭力拖延组织地方议会。
艾地说，制宪议会中的力量对比已经使人民对民主产生了极大的信心。
对党来说，发动人民群众要求制订一个内容和精神符合于1945年08月革命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意志的宪法是极为重要的。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宪法应该是统一的、充分独立和民主的宪法。
艾地说，由于担心民主运动的扩展和人民反殖民主义的爱国精神的高涨，以哈达、马斯友美党的纳席尔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领导人物为首的反动派，竭力想缩小国会的意义，并且蓄意推翻目前的国会。
他们竭力主张组织总统制内阁。
他们的政治信仰已经由议会民主转向法西斯主义。
为了阻挠民主的发展，反动派采取各种方法企图分化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团结，如挑拨民族间的关系、军队间和政党间的关系等。
他们并且和外国颠覆活动分子合作，利用在他们控制下的军人来堵塞民主的潮流和人民的革命运动，制造了去年的“八一三”事件，卢比斯政变阴谋，中苏门答腊、南苏门答腊、北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等事件，使国内的骚乱大为增加，使国家的建设性的措施的实施受到阻碍。
反动派并且通过发动武装分子的活动、破坏国家的资源、组织走私活动、让官僚主义和贪污作风蔓延等办法，使国家的资财消耗殆尽，相当严重地削弱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地位。
艾地说，为了防止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崩溃，苏加诺总统宣布的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全国各地群众为支持这个方案而采取的举行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等行动是反殖民主义的、爱国的、要求团结和统一的愿望的表现。
在总统方案公布后形成的力量大大有助于防止由于阿里—伊达姆内阁（即第2届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内阁）的危机而向右转的可能。
艾地说，由于马斯友美党的顽固态度和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的不坚决态度，现在的朱安达内阁并不是符合总统方案所希望的合作内阁，但是，反动派的想组织以哈达为总理的内阁的企图已经遭到全面失败。
马斯友美党也被完全排除在内阁之外。
艾地说，党对朱安达内阁的态度是无保留地支持它的对人民有利的行动，批评它的不坚决的行动，反对它的损害人民的行动，而着重在支持方面。
如果它有违反人民利益的行动，则以协商的方法来解决。
艾地说，在朱安达内阁执政过程中，政治和军事形势有好转的迹象。
除了那些叛乱者所统治的地区以外，一般地说来，民主力量和革命力量是发展的。
在克服国内军事和财政经济困难的道路上，我们并不向政府作过分的要求。
只要求它认真地执行它的政纲之一，即继续实施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在对待荷兰大资本家方面采取有利于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措施。
艾地说，全力支持政府的施政纲领的实施，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全体党员的任务。
苏加诺方案
艾地在谈到苏加诺总统方案时说，今年02月召开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表示赞成苏加诺的方案，并且呼吁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全心全意支持这一方案，为实现这个方案而努力。
苏加诺方案是公正的、民主的、保证团结和反对分裂的，是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来完成民族革命的方案，因为它指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参加中央政府的必要。
苏加诺方案主张有更健全的民主，他没有侵犯国会制度和政党制度。
艾地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之所以赞成合作内阁，是因为党早已要求组织民族团结政府或民族联合政府，作为团结和最大限度地动员全体民族力量的条件。
在去年07月召开的四中全会已经明白地把我们的政治要求归纳如下：
击败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部分领袖的反团结政策和反共独裁政策，以组成四大政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和马斯友美党）及其他党派共同参加的民族联合政府。
这一要求是现阶段——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民主的阶段——的政治要求。
这是目前印度尼西亚大部分人民的愿望、思想和情感的宣告。
艾地说，我们所以赞成民族委员会，是因为有了民族委员会总统将能够直接倾听人民群众的愿望、思想和感情，并且能够集体地加以讨论。
作为顾问机构的民族委员会将非常有助于政府的工作。
民族委员会是人民在反殖民主义、维护民主和和平的斗争中所掌握的新的政治手段。
艾地说，苏加诺方案已经深入而广泛地鼓舞了人民。
它也划下了赞成反殖民主义的团结阵营和反对团结而赞成殖民主义的阵营之间的分界线。
这个方案已经使人民能分清敌我，已经对人民群众进行了一次极为重要的政治教育。
虽然方案仍未执行，但是单是它的公布就已经引起社会中力量对比的一些变化，大部分的中间力量已经公开地站到进步阵营方面。
在顽固党派的内部也已经产生了更大的分裂。
这个方案目前如果还不能实施或不能够完全实施，这并不是因为它不正确，而是由于力量对比的因素所造成的。
苏加诺方案必将成为事实。
为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和印度尼西亚全体人民在一起，继续采取行动以使苏加诺方案得到完全实施。
艾地说，作为实施苏加诺方案的条件，我们必须继续不断地宣传这个方案，不断地把人民力量组织起来，不断地去改变力量的对比。
同时，宣传党的一般纲领——彻底实现08月革命的要求的纲领，仍然是党的责任。
群众工作
艾地在谈到展开群众工作时检查了党在工人、农民、妇女、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以及退伍军人中的工作。
艾地认为工人的团结已经加强，农民在同地主的斗争中取得了经验，农民组织已经更加扩大和加强。
在知识分子等方面的工作也有成绩。
艾地说，但是，党在领导群众运动时常常只注意到工人和农民，而对青年学生等其它方面的工作注意不够。
他说，必须进一步加强对人民青年团的帮助，并且注意退伍军人工作。
艾地指出，所有的党组织必须动员起来展开群众工作，不使一个人民集团得不到党的注意。
这是改变现在力量对比、实现总统方案和成立合作内阁和民主的地方政府的条件。
三年计划
艾地在谈到关于三年计划中的组织和教育工作问题时说，中央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组织和教育工作的第1个三年计划大大有助于党的建设工作。
三年计划将教育党的干部看得更远，使他们能在某一个时期内同时进行多方面的工作，并且使他们学会在执行党的任务时不出偏差。
艾地号召在实现三年计划中重新展开党的组织之间和党员之间的竞赛运动。
艾地最后号召继续加强党内团结。
他说，党内团结是工人阶级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团结、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团结的条件，是改变社会力量对比的有效武器，是实现苏加诺方案不可缺少的条件。

朝令夕改　火上加油
南越加紧迫害华侨
新华社河内7日电
据西贡报纸报道：
吴庭艳当局正在扩大对华侨的迫害。
吴庭艳当局最近在西贡迫令十一名华侨医师停业。
在1956年10月间，吴庭艳当局为了强迫土生华侨入越南籍，曾经颁布一个法律，规定华侨医师除非加入越南籍不得在南越开业。
同时规定在上项法令颁布之前已经获准开业的华侨医师可以“继续执业两年”。
但是只有半年时间，吴庭艳当局就又宣布把这个规定取消。
最近南越各地经营被列为禁止华侨经营的行业的华侨经常被吴庭艳当局的警察召去，要他们限期加入越南籍，否则就要把商店转让给越南人。
有些地方原来宣布，经营禁营物品的华侨可以改营罐头、炼乳、洋酒等非禁营物品。
但是在西贡附近的土龙木有八十家华侨商店在改变营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被勒令停业。
在边和，吴庭艳当局迫令遭到禁止营业的华侨缴全年牌照税，遭到华侨的反对，因为他们在今年只经营了四个月就被迫关门。
西贡企业局最近拒绝办理华侨将不动产转让给其他华侨的手续。
它无理地规定，华侨只能把不动产转让给越南人或者转让给已经加入越南籍的华侨。
土生华侨要先加入越南籍以后才能出卖产业。
同时，西贡外汇局借口“修改条例”，已经宣布停止批给华侨作为接济在南越境外求学的子女所需要的“自由外汇”。

沙特阿拉伯国王同埃军总司令会谈
对阿拉伯事务意见一致
新华社开罗7日电
据中东通讯社吉达消息：
沙特阿拉伯政府发表公报说，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同埃及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密尔将军在会谈中对于阿拉伯事务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公报指出，他们根据阿拉伯国家开罗、大马士革、利雅得会议的决议取得了一致。
公报说，亚喀巴湾是他们会谈中的首要问题。
阿密尔将军还同沙特阿拉伯国防大臣法德作了详细的讨论。
阿密尔将军已经在今天回到开罗。
他是在7月04日到沙特阿拉伯去同沙特国王会谈的。

美国在做什么？
顾思
美国害怕了
美国正在全世界加紧制造紧张局势，阻挠国际局势的缓和，以挽回它愈来愈被动和不利的地位和处境。
这是最近国际时局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过去一个时期中，国际局势的走向缓和，主要表现在苏伊士运河通航的恢复、裁军问题上出现的达成局部协议的可能性，和许多西方国家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
这些情况鼓舞了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为消除战争威胁、争取持久和平而作的努力，同时也使美国统治集团感到惊慌。
美国统治集团在国内外的压力下，为了争取主动，曾经不得不在对华政策和裁军问题上做出一些和缓的姿态。
例如，在对华政策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曾经表示他也认为对中国实行完全禁运是不现实的。
在裁军问题上，美国对于达成有限度的协议曾经表示乐观。
但是，美国的这些和缓姿态，发生了出乎它意料之外的效果。
在美国国内外，要求重新审查对华政策的呼声更加强烈了。
许多西方国家追随英国之后放宽了对华贸易的限制。
而裁军方面的乐观空气，引起了纽约股票的跌价，和西方国家对于接受美国核子武器的观望和犹豫。
美国统治集团因此害怕了。
它赶紧收起它的缓和姿态，采取了一系列保持和加剧紧张局势的措施和行动。
在裁军问题上的拖延战术
在裁军问题上，美国现在正在打退堂鼓，使用了一种新的拖延战术。
苏联在6月14日提出的在两三年内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建议，受到了各国人民的欢迎和重视，使美国十分被动。
因此，在6月17日的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会议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只好表示欢迎苏联的建议，并且承认这是达成局部裁军协议的一个重要步骤。
美国代表史塔生还答应“很快”提出美国方案，以求“加速”达成协定。
在许下这个心愿以后，西方国家就计议对付苏联的建议。
到6月20日，史塔生表示，美国主张第1步裁军协议必须包括停止核武器试验和削减军队水平的条款在内。
但是他又说，美国军队不能减少到二百五十万人以下，除非同时使“政治局势有所改善”。
这样美国就给在削减军队水平问题上达成协议布下了障碍。
换句话说，在德国问题、朝鲜问题这些复杂的国际问题没有解决以前，美国不能裁军，也不能停止核武器试验。
06月25日，史塔生又提出了一个所谓分三个阶段削减大国武装部队的建议，重复了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意见。
一直到7月02日，在苏联一再催促之下，西方国家才提出了一个关于停止核试验问题的声明。
这个声明一方面承认暂时停止核试验是可能的，但是另一方面却给停止试验加上了许多条件。
按照这个声明，在停止核试验以前，先要解决一大串问题，像停止试验多久、在什么时候进行和装置必要的监督设备，以及初步停止军备增长、初步减少武装部队和指定的军备、停止生产用于制造核武器的裂变物质等等。
而按照过去的经验，这些问题可以成为无休止的争论题目。
有许多问题，像停止试验的期限和停止生产裂变物质等问题，在西方国家内部，由于利害冲突的关系，意见也有很大分歧。
因此，很明显，美国是在使用新的拖延战术，来阻挠局部裁军协议的达成，阻挠国际局势的缓和。
在亚洲制造紧张局势
在亚洲方面，美国制造新的紧张局势的活动特别露骨。
06月21日，美国方面公然宣布要片面废除朝鲜停战协定第13条卯项，向南朝鲜运入新式武器。
美国这个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行为，遭到朝中方面的强烈抗议，也受到许多亚洲国家的谴责。
现在美国的几个拥有新式飞机的空军中队，已在南朝鲜进行训练。
驻在南朝鲜的两师美国军队，将改编为拥有原子武器的部队。
在美国的鼓励之下，李承晚大肆叫嚣要全面撕毁停战协定，武力统一朝鲜。
为了制止美国这个严重地危害朝鲜和亚洲和平的行为，朝中方面已经建议举行有关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来讨论美国行动所引起的局势。
但是美国显然不愿意这样做。
为了防止由于西欧国家放宽对华“禁运”而在亚洲引起的严重后果，美国加强了对追随美国的亚洲国家的拉拢和控制。
美国通过日美会谈，使得岸信介政府承担了加紧重新武装、变日本为美国海、空军基地的义务。
美国对泰国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它坚定追随美国的决心。
杜勒斯还特地在6月28日发表了一篇敌视中国人民的演说，表明美国不愿改变不现实的对华政策，企图对国内外那些要求改变对华政策的人施加压力。
但是，杜勒斯的演说普遍地遭到了嘲笑和抨击。
这说明美国的现行政策是多么不得人心。
在中东加强颠覆活动
在中东方面，美国现在正在巩固自己已经取得的地位，企图实现两年前提出的、已遭到有关的阿拉伯国家所拒绝的所谓“杜勒斯方案”。
美国在6月底宣布再给予约旦一千万美元军事援助和一千万美元经济援助，以加强约旦国王侯赛因的统治。
把约旦河以西的巴勒斯坦难民迁移到伊拉克沙漠中去的计划，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美国还准备把英国刚刚撤出的麦法拉克和亚喀巴等军事基地变成美国的基地。
从许多迹象看来，美国的下一个侵略目标是叙利亚。
约旦经济大臣赫里不久以前说，包括叙利亚在内的六个阿拉伯国家（不包括埃及）将考虑组织一个区域发展委员会，据说这是约旦和伊拉克首先提出来的。
显然，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吸引叙利亚的资产阶级倾向西方国家。
为了对叙利亚施加压力，沙特阿拉伯在同叙利亚的关系上制造紧张，企图把坚决反帝国主义的国防部长阿泽姆排挤出政府。
法新社7月01日从贝鲁特报道说，曾经抨击沙特阿拉伯的亲西方行为的阿泽姆可能去欧洲养病。
这透露了帝国主义者们的心思。
而以色列最近在叙利亚边境上加紧进行挑衅活动，显然是帝国主义的阴谋的一部分。
但是，叙利亚国内的爱国的民族主义的力量仍然是很强大的。
叙利亚报纸最近揭露了美国在叙利亚策划颠覆活动和暗杀叙利亚领袖的阴谋，这说明叙利亚人民是有着充分的警惕的。
为了阻挠国际局势的缓和，美国势必还要在世界各地更多地制造紧张局势。
但是，美国所采取的这种行动，只能使它的与和平人民为敌的面目更加暴露，因而处于更加孤立的地位。

苏联谴责美国破坏朝鲜停战协定
支持召开国际会议确立朝鲜持久和平
新华社7日讯塔斯社莫斯科6日讯：
苏联政府就美国破坏朝鲜停战协定条款发表声明如下：
由于各国爱好和平人民的努力，朝鲜战争在1953年停止了，并且签订了停战协定，这是对缓和远东和全世界国际紧张局势的一个重大贡献。
随着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远东的危险的战争策源地被消灭，从而开辟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前景。
根据停战协定（其中规定了缔约国对维持朝鲜和平的义务），双方应该停止向朝鲜调入增援部队，包括各种新武器。
为了保证监督这些条款得到遵守，建立了中立国监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担负了维持朝鲜和平的重要职能。
大家知道，朝中方面为了力求使朝鲜停战转为持久和平并且为和平统一朝鲜创造条件，始终严格遵守停战协定的各项条款，并且经常力求用谈判的方式解决在执行停战协定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
在这方面可以指出1956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裁减军队人数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好几个师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撤出的事实。
美国军事当局在执行它在朝鲜停战协定的义务方面却采取另外一种态度，一贯施行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政策。
大家知道，去年，美国力图使自己破坏协定的行为不受国际的监督，片面地在南朝鲜停止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同时粗暴地无视朝中方面合法的抗议。
可以理解，这些公然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对于朝鲜局势的改善绝对没有好处。
美国驻朝鲜部队司令部今年06月21日通过它们在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的代表声明，它认为自己不受停战协定第2条第13款卯项关于禁止把新武器运进朝鲜的规定的约束，这样就使得局势更为复杂。
在这个声明的同时，美国国防部还发表公报说，美国决定把美国的“现代化军备”，其中包括歼击机、能够装载原子武器的轰炸机、坦克和其他武器立即送到南朝鲜。
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还说，美国驻南朝鲜部队将得到原子武器的装备。
美国不遵守停战协定关于禁止把武器运入朝鲜的最重要的条款，更加暴露了美国统治集团的目的——阻挠缓和远东的国际紧张局势，在这一地区实现建立美国原子部队的计划，这本身就使得局势更加复杂起来，从而大大加强了对远东和平事业的威胁。
美国统治集团维持着朝鲜的紧张局势，依靠南朝鲜政权的侵略挑拨分子，力图使美国武装力量实际上继续占领南朝鲜，从而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经常受到侵略的威胁。
美国方面拒绝遵守朝鲜停战协定上明文规定的国际义务，为了替自己掩饰，硬说朝中方面破坏停战协定，虽然这种说法遭到了事实本身的驳斥。
不难想像，假如朝中方面也开始往北朝鲜运入各式各样的新武器，包括诸如能够载运最新式武器的飞机在内，并且用这些武器装备军队，那么，情况将会演变成什么样子。
无疑，结果将会造成具有非常危险后果的局面。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对美国武装力量破坏停战协定的非法行动提出了坚决的抗议，要求美国严格地遵守朝鲜停战协定的条款，并且建议召开由一切有关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以求确立朝鲜的持久和平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声明，它完全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上述声明中所表明的态度。
美国武装力量破坏朝鲜停战协定，以及把南朝鲜变为美国在远东的原子基地之一的挑衅行动，公然违反各国人民要求加强国与国之间信任和巩固亚洲及全世界和平的共同愿望。
苏联政府注意到美国方面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非法行动，认为必须声明，这些行动的后果完全由美国负责。

赫鲁晓夫等在列宁格勒各工厂集会上演说
号召全苏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新华社7日讯
据塔斯社列宁格勒讯：
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库西宁、福尔采娃、赫鲁晓夫和什维尔尼克等，在7月06日到达列宁格勒，分别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把在列宁格勒建城二百五十周年（6月23日）的时候颁发的勋章和奖章授给列宁格勒的劳动者。
在这次授勋中，总共有七千二百二十六人由于在工业、科学和文化方面的卓越成就而获得了各种勋章或奖章。
在当天举行授勋仪式以后，列宁格勒的“电力”电工器材工厂、基洛夫工厂、五金工厂、“工人”纺织厂、波罗的海造船厂和基洛夫纺织工厂等企业都举行了劳动人民的盛大集会。
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库西宁、福尔采娃、什维尔尼克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列宁格勒州党委员会第1书记科兹诺夫分别在这些会议上发表了演说。
赫鲁晓夫等在演说中向这些工厂荣获国家奖赏的职工、向全体列宁格勒人表示祝贺。
他们指出了列宁格勒在苏维埃国家的全部历史中所占的光荣地位，还谈到了苏联在经济、文化建设和对外政策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谈到了苏共中央6月全体会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
他们都对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们没有能够在6月23日赶到这里参加列宁格勒建城二百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一点表示歉意。
赫鲁晓夫向“电力”电工器材工厂的职工说，列宁格勒在全世界许多伟大的城市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四十年前，“阿芙乐尔号”在你们城市发出的炮声，向全世界宣告了一个新世界——社会主义世界的诞生。
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中，列宁格勒的居民也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他们同全体苏联人民在一起忘我地为把我国变为强大的工业国而奋斗。
列宁格勒向来是国家工业化的强大基地。
列宁格勒的共产党员、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一向是党中央忠实的支柱。
战后，英雄城列宁格勒成了我国工业技术进步的堡垒。
赫鲁晓夫说，苏联工业的成就、我们整个国家的成就是伟大的、卓越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业和工业的基础的基础——重工业得到继续的发展和加强，苏联的农业得到更有效的提高和发展。
我们希望，苏联人能够有充裕的肉类、油脂、奶类和水果，在商店中能有许多价廉物美的纺织品、服装和一切美化人们生活的东西。
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还要解决一些重大的和困难的任务，这些任务的解决，需要全体苏联人民发挥创造性的主动精神和积极性，需要对经济领导作根本改进。
在谈到党中央全体会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时，他说，这个集团想出了阴险的计划。
这个集团想夺取党内和国家中的主要阵地，以便改变党的政治路线。
他们积极地反对许多措施，像反对扩大加盟共和国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以及在立法方面的权利，反对改组工业与建设的管理，反对在最近几年内在奶类、油类和肉类的生产上按人口平均计算赶上美国，并且反对党为了改善苏联人民的物质生活而采取的其它一些十分重要的措施。
在对外政策方面，这个集团，特别是莫洛托夫同志百般阻挠实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阻挠加强世界和平。
他们最欣赏“拧紧一切螺丝”的政策，这是违背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的英明政策的。
赫鲁晓夫说，正如中央全会的决议中所指出的，他们无论在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问题上都是宗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他们以死气沉沉的书呆子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
当他们知道他们一切不正确的言论经常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内遭到反击的时候，他们走上了被党谴责的秘密勾结的道路，宗派斗争的道路。
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他们的反党活动得到了怎样的下场。
党中央委员会一致谴责这个反党集团和追随这个集团并且事实上已成为最恬不知耻的两面派的个人野心家谢皮洛夫。
赫鲁晓夫接着说，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集团选定列宁格勒建城二百五十周年纪念日前夕对党中央委员会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关于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去列宁格勒参加纪念活动问题的讨论，成了反党集团成员直接行动起来反对中央委员会集体领导的导火线。
赫鲁晓夫说，苏共中央06月全会的决议得到了我们全党和苏联全体人民的一致赞同。
苏共中央全会和我们全党，以及全国人民对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揭露和一致谴责，将有助于更顺利地实现二十次党代会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因为，清除了那些企图千方百计阻碍实现这些决议的势力。
党、全体苏联人民更加紧密地把自己的队伍团结在我们党的战斗核心——它的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的周围，团结在我们亲爱的苏联政府的周围。
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人都不能动摇这种团结。
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人都不能使党脱离唯一正确的列宁主义的道路。
伏罗希洛夫在基洛夫工厂的群众大会上说，四十年前建立起来的世界上第1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经住了种种前所未闻的艰难考验，成为世界上一个强大的国家了。
列宁格勒人在久经锻炼的磐石般团结的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下，为实现第20次党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而走在斗争的最前列。
在谈到苏共中央06月全会决议的时候，伏罗希洛夫说，反党集团企图把党的领导机关抓到自己手里，并且改变党的政策。
但是苏联人民非常清楚，党和国家由于执行了以第20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基础的政策，已经在进一步发展工农业方面，在文化建设方面，在提高劳动人民物质福利方面，以及在巩固和平和各国人民友谊方面获得了杰出的成就。
伏罗希洛夫强调指出，苏联人民热烈地支持这个政策。
他说，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将坚定不移地实现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符合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根本利益的历史性决议。
布尔加宁在五金工厂全体职工群众大会上发表了演说。
他说，列宁格勒劳动人民和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劳动传统的列宁格勒党组织是党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可靠支柱。
布尔加宁也谈到了苏共中央06月全会的决议。
他说：
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在最近三、四年来经常直接或间接地抵制党的第20次代表大会所赞同的方针。
反党集团在国内和国际生活中的一切重大问题上都坚持自己同党的路线背驰的立场，它终于走上了对党的领导进行集团斗争的道路，其目的是改变党的政策。
布尔加宁指出，各地举行的积极分子集会和党组织的会议都一致热烈拥护并完全支持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他说：
这再次表明了党的队伍坚如磐石的团结，表明了党紧密地团结在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的周围，这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党和党的领导，有助于争取实现党的总路线的斗争。

只有一面
同衡
右派分子不承认是两面派，说他们只有一面，其实倒也有理。
所谓两面，另一面不过是假的。
细察右派分子的言行，便知端的，例如：
章乃器的主张：
定息二十年一次付清，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没有区别了。
（“定息”是真的，“没有区别”是假的。）
陈仁炳的哲学：
嘴上马克思，心里大拉斯（钱）……。
（嘴上是假的，心里是真的。）
罗隆基的感慨：
一个人在共产党国家作官，到资本主义国家去生活最理想。
（前半句是假意，后半句是真情。）
章伯钧的比喻：
好比西郊公园里的狮子和老虎，吃的虽好，可没有自由。
（吃的“虽好”是假客气，没有“自由”是真不满。）……
这些话，措词固各有巧妙不同，然而请看，骨子里不全是一模一样吗？
——表面上，装作进步，似乎对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共产党还算满意，这是他们假的一面；
实际上呢，他们念念不忘的乃是一次付清、大拉斯、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所谓“自由”，这才是他们真的一面。
这里，罗隆基的话是说得最明白了：
“到资本主义国家去生活最理想。”
可是，他为什么不去呢？
就到他一直向往的英美去好了。
不行，到了那儿有谁给他做部长呀？
在共产党国家有“官”可作是尚可恋栈的，可没有资本主义的剥削和腐化生活可过，总不理想！
所以，最理想，就是在已经给了他们“官”作的这个共产党国家里动脑筋、设计设计，把这个共产党国家改变成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就既能作更大的官（“君是君、臣是臣”）过“最理想”的资本主义生活，岂不妙哉！
这就是他们真的一面。
可惜，这种如意算盘是没法如他们的意的！
借用一下章伯钧的比喻，拿西郊公园里的狮子和老虎来打比：
如果它们供人使用、为人服务，吃的好、住的好，还不满足，还妄想回复百兽之王的“自由”生活，要想有发野性的“自由”，要想有随便咬人吃人的“自由”，……那，怎么办得到呢！
要不信，你们倒试试看！
（附图片）

“围剿”和“喝采”
流冰
右派分子们在动手之前，预计会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来帮助他们，成其大事。
结果却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来反对他们。
这超乎他们准备接受的最坏的结果，于是乎感到沉重异常，大喊这是“围剿”。
其实，既是争夺天下，双方力量又如此悬殊，“围剿”之势自然而成，这用得着大惊小怪吗？
就现势看，要压服右派分子并非一件难事。
可是，共产党和人民所要的是说服，即所谓通过斗争达到团结。
倘非右派分子完全自绝于人民，人民还不忍心把他们当敌人去压服。
要使这些“不见棺材不落泪”的“英雄”们憣然悔悟，当然要多费些事，而且，只靠婉言相劝是不行的。
要先使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原形毕露，要使他们感到众叛亲离已无路可走，而后可能俯首皈依，进一步洗面革心，脱胎换骨，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达成真正的团结。
这样，说服中也含有迫使就范的因素，这也是“英雄”们有“围剿”之感的原因。
但这“围剿”实在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
然而右派分子们的蠢动，却从另一方面获得了采声。
有人忙着“遥向储安平致意”，替葛佩琦“鼓掌”，称赞“储安平的确有一手”，甚至鼓励“英雄”们“挺起脊梁”来，坚持下去。
我不知道右派英雄们听到这采声是否高兴。
不过这的确应该引起他们深思。
台湾的反动势力和美帝国主义在香港的奴才这样热心的喝采和打气是为着什么？
在敌人看来，利令智昏的“英雄”们已让自己滚到了界限的边缘上，只要趁机会拉一把，就可使这些英雄们倒向他们那边去，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顺手牵羊”了。
台湾一家月刊就说：
“一旦大陆重光，有猛虎般精神的知识分子，从赤色槛阱中解救出来，相信他们对清除大陆青年的赤毒，和复兴中华民国，必然有极大的贡献”。
而台湾的一家通讯社却说：
“罗隆基等民盟人士”的行动是响应他们的“号召”。
这不明明是已有人在那里以领导者自居，而且，宝座还没搭起，就已经准备来当皇帝了吗？
自然，他们是把“英雄”们看作“有猛虎般精神”的“羊”的。
这种“羊”对他们的用处也就特别大，胜可以作虎，驱之替他们食另外的羊；
败可以作“羊”，以充他们“复兴中华民国”的牺牲，而他们可毫无一点损伤。
真是没有比这再合算的事情了。
所谓“可喜的现象”“不可忽视的起点”者，正为此也。
不过，喝采的人却也未必不知道，今天中国人民的力量比赶走他们的时候要大得多。
而右派英雄们真的要被他们“牵”过去了，就一定毫无出路。
他们之所以还要右派英雄们硬着头皮“挺起脊梁”来，实在是“唆使傻狗咬狮子”，反正拾来的孩子摔死也不会心疼的。
这用意实在是够恶毒的了。
右派分子们能否体察出“围剿”的深情和“喝采”的恶意，是他们可否救药的一种起码的基础。
这点是很值得英雄们“关起门来”好好“考虑考虑”的。

“尖锐”的背后
辛未艾
在象棋中，紧挨着“将”、“帅”的是“士”、“相”。
出主意，想办法，草檄作文，侃侃而谈，这该是“士”的专长。
他不会做菜，但是会点火；
他不会种田，但是会播弄是非；
他不会开机器，但是会摇羽扇。
在事情还没有动手做，或者已经开手做、还不能看出苗头来的时候，他会用娓娓动听的话打动人们的心，吸引几个听众。
屠格涅夫的罗亭，原是一个一事无成的“多余的人”。
然而当他刚刚在玛里雅·米哈伊洛芙娜的别墅的客厅里露头角的时候，没有几句话，就把一个善于挖苦人的怀疑主义者压了下去；
使那个家庭教师钦佩得五体投地：
眼睛老是盯着他看，听着，对方有没有发出警句隽语来；
那个天真无邪的那塔莎也为他而迷惘起来，竟把热爱着她的人也疏远了。
于是自认为才能超过罗亭的人，就真的以为天下的兴亡都系于他一身了。
他是宙士，他是泰坦。
他的左手一指，马上会起迅风急雨；
他的右手一挥，立刻能移山倒海。
高尔基在长篇小说“克里·萨木金的一生”中，插叙过这样一个比喻：
有一只苍蝇，蹲在牛角上，跟着牛下田去。
当牛回来的时候，苍蝇就得意洋洋的叫道：
“我耕田回来啦！”
苍蝇还是蹲在牛角之上，才有这种想法。
但是有一些士君子们就在脚下毫无什么凭倚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奇想。
工人阶级算得什么，知识就是我们传播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又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白纸上几个黑字……
他们认为，要有这种气魄，才算是“左派知识分子”。
文汇报上，有一篇以“读者投书”的形式发表的文章，就这样说过：
在今天，我们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愿意靠拢党，跟着党走，做个左派的知识分子，问题就在于：
今天应该如何去理解左派二字的涵义。
为了揭露人民内部的矛盾，……许多人都开口了，把积压多时的衷曲吐露出来，有不少意见，确是道人所未道，言人所不敢言。……如果以左、中、右三派论人，这应该是左派无疑。……但也有人说，意见尖锐的是右派，能够反驳尖锐意见的是左派，如果真的这样，那么“鸣”“放”者就要心虚了：
尖锐不如平稳，平稳不如缄默，其结果是：
矛盾停止揭露，整风失去意义。
原文还要长些，这里只把最紧要的文句集纳起来。
关于“靠拢党”、“跟着党走”他是怎样理解的问题，下文他还另有发挥，这里姑且存而不论。
看文章的意思，好像“左派”的“涵义”，就是“意见尖锐”，就是“道人所未道”。
他不同意人家把“意见尖锐”列作“右派”，他也反对人们去反驳这些“尖锐的意见”。
他认为，反驳了才是“右派”。
“左”“右”派的“涵义”，居然如此简单，这倒是十分新奇的。
能够“意见尖锐”，能够“道人所未道”，说来也并非坏事。
但是“道”的是什么未尽之“道”呢？
“言”的是什么未尽之“言”呢？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党天下”谬论？
是帮助整风还是破坏整风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
“投书”作者没有正面说出这些“道”，但是他的后文却讲得很明白，他说分辨三派人物，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在过去，对敌人斗争，我们是毫无条件地跟着党走；
在今天，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就必须以鲜明的态度，分清是非，不能含糊其辞。
过去由于过去的“特定历史条件”，才“无条件跟着党走”，今天根据今天的“特定历史条件”，不能“无条件跟着走”了“必须”“态度鲜明”、“分清是非”请看，他在这里硬是想轻轻一笔就把共产党的领导推倒；
轻轻一笔就把共产党的大是变成非，把资产阶级右派的大非变成是。
他还要自命为“左派”知识分子。
这就是这种人关于靠拢党的舌底藏刀的说法，同章罗一脉相承。
打垮蒋介石，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应该算是“特定历史条件”的转变吧；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主义，这也应该算是“特定历史条件”的转变吧。
经历这样的转变以后，我们不是应该更加亲密无间地跟着党走吗？
今天究竟有些什么样的“特定历史条件”，可以离开了党而谈“是”“非”了呢？
是共产党“大势已去”吗？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过时了吗？
是章伯钧、储安平之流“上台”了吗？
只有蹲在牛角上的苍蝇，只有依靠人民的血而哺养长大的人，才天天希望“特定历史条件”能够按照他们的心意转变，日日夜夜希望天变。

森林的黄昏
黄永玉
黄昏时分，工人们吃过饭，各人手里都采了满满一把野花回宿舍里来。
我从来没见过那样大的炕。
炕分左右两排，长约三十咪，可住百十来人。
这时候，拉胡琴的开始了。
这完全是一种自得其乐的拉法；
只在勉强听得出来的“1～～3～～5，”然后是“5～～3～～1”的音调上来来去去。
琴手是一位脾气特好、结实得像条黑熊似的、有耐性的人物。
他常常把这种演奏一直继续到大伙睡觉之后才肯罢手。
我发现在朋辈之间，对于音乐戏剧的演奏或演出，都缺乏一种同情和对劳动的尊重；
他们如果注意倾听或欣赏，那不过只是为了挑剔出一些毛病，好在茶余酒后作为臧否别人的材料。
在我们这位可爱的琴手旁边，这样的听众也不缺乏。
但对于演奏者的手艺所引起的情绪的反映，却超乎我的朋友之上。
他们采用的是即时的制止的手法。
“算了，算了，你娘的拉甚么琴啦！
连调门儿还不会！”
说完动手便来抢琴。
并不是任何演奏家都具备这样的修养的。
十几年来的采伐工作锻炼出一付铜筋铁骨，使他足以对付来自炕上任何方面的听众激昂情绪。
正如古话所说，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
“你简直太主观嘛！
不管我们爱不爱听你就拉！
多难听啦！”
（要有位音乐家来森林教教歌曲，教拉琴吹号多好？）
正在矛盾不能解决的时候，一位老工人从床头掏出一本前两年的新观察来。
要我读一篇文章给他听。
大伙儿一听见我要读文章，便连那一位演奏家和那几位批评家都围拢来了。
“哪，哪，老黄！
你给我们来这一篇！”
故事大概说玄武湖边有一个种菜的老人，一天，正在地里干活的时候，走来一个魁伟而和气的人，和他聊天，问长问短。
老人觉得这人很面善，仿佛那儿见过，只是一时记不上来。
那人走了。
老人忽然想起他就是墙上挂着的像片毛主席本人，于是扔了家伙，急急忙忙奔到乡政府，说他亲眼见到了毛主席了。
人家说他做白日梦，他则发誓证明真有这回事情……
文章正读到这里，一位同志开门走进来了。
“请大伙儿出来一下，半夜有大雨，场子的牲口料草还没搬完，麻烦出来干干……”
大伙没听说完话就都出门去了，关照我等他们回来之后才能把故事读完。
最后出去的人发现演奏家还没有走，正反身到铺上又去摸他的琴。
“咦？
怎嘛小子！
稻草不是你家的就不搬哪？”
演奏家弹簧似的跳起来，也出门去了。
于是大伙儿就搬了一通稻草。
每捆足有八十来斤，还得走两百来咪的路，爬一个小斜坡，还得堆起来，再盖上席子。
席子刚盖妥，雨就下了。
“你看！”
有人说。
大伙儿重新回到宿舍里，一边换衣擦汗，一边就催我把故事说完。
我说，故事已经完了，书上写着这是传说，保不定准的。
“咋不准？
一定是毛主席到过玄武湖了，那那儿会不准？”
一个小伙子说。
另一个小伙子说：
“这多有意思呀！
要是我见到毛主席，真说不上该咋办了！”
演奏家也说了：
“咋办？
有啥咋办？
上前握手嘛！
我就向他汇报，我说‘毛主席呀！
咱们的日子不坏呀！
’”
“喝！”
刚才叫他下炕的小伙子马上反驳：
“你配？
好大口气，嘿！
‘汇报’？
瞧你刚才赖在炕上那付懒劲，你配‘汇报’？”
“要是毛主席这时候从门外走进来了——”
大伙下意识地朝着门外一瞧。
“同志们！
你们好！”
小伙子设想着毛主席在说话：
“刚才你们搬公家的稻草，我看见了。
——你咋‘汇报’？”
演奏家紧张起来：
“我？
我搬了二十捆！……”
“没错！”
蹲在炕头的老吴头说：
“是二十捆，这小子不赖！”

穿过破鞋的人
王俭
我过去是穿破鞋的。
二十四年前，读小学时，娘把我的黑布鞋的破洞上加补了两块蓝布补钉，邻桌有钱人的孩子，就大叫大嚷，叫别的人都来看我穿的“花鞋”，我羞得把脚伸在桌底下，说啥也不敢走动。
十七年前百团大战时，我早参加了革命工作，当时担任动员担架运送伤员，三个月的苦战，我的鞋破的连影子都没了；
当我在辽县下庄带着民兵担架队又出发的时候，村公所通讯员拐子老谢又拖住了我，“你别再啰嗦，你去抬担架？
还要人抬你呢？”
这是我第3次拒绝他去，他没说什么，只是脱下了他脚上的那双浅口鞋，放在我赤着的两只脚边，他伤心的鼻子水直流到花白的口髭上，我心里也直发酸，但我穿上了那双浅口鞋，我确记得，那双鞋也是破了的。
1950年冬在朝鲜社仓里我坐上担架送医院时，发觉通讯班长赤着脚从工事里爬到雪地上来送我，我请担架员脱下我的鞋并命令通讯班长穿上，这双鞋也被敌人乱铁丝网扯破了两道口子，不过还可穿。
（这次不是发的少，而是大行李未跟上追击部队）
我转业后，现在有皮鞋、有布鞋，还有透孔的，只有一只皮鞋上补了一个很小的圆补钉，不碍大雅，先生，你看我现在还算不算“过去穿破鞋的”。
在葛佩琦看来，大约只有过去穿上呢子服的，今后也才能穿呢子服；
过去穿破鞋的人，今后也只有永远穿破鞋的份儿。
夜猫子盼天黑，葛佩琦盼的就是使大多数人穿破鞋的年代。

饮（木刻）　黄永玉

在“脱胎换骨”的过程中
邓文钊的书面发言说：
二十年来，在思想改造过程中，我在犹豫不定的心情中走过崎岖不平、迂回曲折的道路。
历次痛苦的思想斗争，正说明了“脱胎换骨”的过程，也说明了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存在。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总理和薄一波、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
现在，对于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我结合我个人的思想改造过程，谈谈我的体会。
从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以来，各地“争鸣、争放”的情况是十分热烈的，很多人都本着爱护党拥护党的领导的心情，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积极性的建设性的批评。
这些出于善意的批评，大都是实事求是的，对协助党整风起良好的作用。
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不少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右派言论，如葛佩琦的不要共产党领导的反动谬论，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章乃器的“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定息不是剥削”等等。
所可惊讶的，发表这些言论的人，并非是庸愚无知，而是出自有一定群众影响的大知识分子，或属民主党派的负责人。
这些言论的共通点，就是在根本问题上，反对和否定党的领导。
它的散播，已在部分群众中引起思想混乱和恶劣的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和及时的驳斥。
从向往英国的民主政治到看穿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
这些错误的右派言论，都是歪曲事实和缺乏理论根据的。
我仅以个人长期与共产党员相处的经历体验来驳斥他们的别有用心的谬论。
我出身于一个买办资产阶级家庭，因向往于英国的民主政治，而往英国留学深造，希望能增长学问知识，从而能够寻找到祖国为何贫弱及中国人命运为何这样悲惨的原因。
但在几年中，我所得到的只是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和思想上的更加彷徨苦恼。
但我也有一些收获，就是从社会生活实践中，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所谓民主政治的面貌和它的实质。
尽管英国是以民主自称的国家，以上下议院作为民主形式，但议员的成分，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代表，议员所拥护的所代表的都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社会上贫富悬殊，工人受着残酷剥削，所谓在朝在野的两党制，也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
以英国的这种政治制度，它的政府虽然善于文过饰非，瞒蔽和欺骗人民，但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是不可能像中国共产党一样进行内部整风，欢迎和虚心听取各阶级人民提出批评和建议来改进工作的。
找到正确方向，有了决心，但资产阶级思想，使自己不断发生动摇
我留学回国后，目睹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腐化无能，思想日益苦闷，后来经何香凝主任和廖承志同志的帮助，才认识到只有实行抗日，贯彻“民主、团结、进步”的口号，才能解放危亡的中国。
这使我提高了觉悟，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并积极支持和参加“保卫中国大同盟”的工作。
虽然是这样，但由于自己是一个长期受资本主义教育的知识分子，加以自己的阶级本质关系，在日寇占领香港时思想又动摇起来，又感觉到中国人的前途仍是暗淡的。
后来在党的协助下，我和一批民主人士逃出了香港，经过了抗日游击根据地，亲自目睹中国共产党真诚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艰苦抗日的事实，以及党对知识分子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
当时在游击地区物质供应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还经常不断地得到猪肉和香烟的供给，而党员是没有的，甚至有的还要吃树皮。
这些事实使我非常的感动。
相信在座有不少代表们曾在此时与党同历艰苦，这些事实还不会忘怀的。
经过这一次革命的锻炼后，我对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觉得中国共产党的确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党，更增强了我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但我的决心是否坚定不移呢？
广州解放后，我仍在香港，领导上劝我回广州参加工作，我思想上又有犹豫顾虑。
后来我负责华南企业公司时，仍时常暴露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
受到党的帮助后，才把思想认识提高一步。
二十年来在思想改造过程中我在犹豫不定的心情中走过崎岖不平、迂回曲折的道路。
历次痛苦的思想斗争，正说明了“脱胎换骨”的过程，也说明了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存在。
这些事实也说明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艰巨复杂性。
右派思想的根源，在以资产阶级观点衡量新事物
长期的与中国共产党相处，我深刻地体会到党是“实事求是”、“言行一致”的，从不隐瞒工作缺点，愿意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有决心改正缺点。
这几年来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得到党的器重与关怀，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国家大事必事先协商，也是众所周知。
中国共产党是大公无私的。
我们国家的民主生活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有本质上的区别。
我们不能以少数党员的宗派主义的思想行为来混淆视听。
储安平“党天下”的说法显然是歪曲事实的，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恶毒的污蔑。
储安平和葛佩琦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是代表了反动派的心意。
最近台湾、香港的反动报刊对他们的谬论纷纷喝采，表示同情和赞扬。
这说明了储安平等是站在什么立场，替什么人讲话的。
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的建议，和有些人提议“民主党派轮流执政”的说法，和储安平的论点是一脉相承的。
这些错误的言论的思想根源，是以资产阶级民主观点来衡量新事物，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成绩，意图削弱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论调是出自个人主义的政治野心，与宪法精神相违背，而且在群众中散播毒素，造成一些人的思想混乱，造成不良影响。
这些右派思想的出现，是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的反映。
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在这次整风中暴露出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必须痛下决心，认真改造
解放后几年来，不少旧知识分子在党的正确政策关怀下，在学习与工作实践中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对国家作出了不少贡献。
但在这次整风中暴露出来的事实，也揭发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甚至壁垒森严原封不动。
这说明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工作还是很不够、很艰巨的。
例如，章乃器提出“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定息不是剥削”等谬论，实质上就是以资本主义抗拒社会主义的阶级思想斗争。
根据广东省各市工商界“鸣”
“放”座谈会的资料，虽然不少工商界对他的错误言论进行了批判，但也有少数工商界上层分子及民主党派成员同意他这样的论调，或者是提法不同感情相同，也有公开同意定息二十年的提法。
也还有不少的工商业者在酒楼茶室闲谈中对他的论调引起思想感情的共鸣。
这种错误的言论有很大的煽动力和破坏性，在部分工商界思想领域中占有地盘。
因为他摆着伪善的面孔，善于隐蔽，容易引工商界走入歧途，引导他们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造成民族资产阶级不再需要改造的错觉。
这对私方人员的自我思想改造极端不利的，对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和搞好公私共事关系也有很大的危害性。
章乃器此人，我在解放前在香港时已经知道他自高自大，但不知道他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这么严重。
章乃器的关于“定息不是剥削，仅仅是不劳而获”、
“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已经没有本质的差别”、“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危险的敌人”等谬论，我知道是错误的；
但是对他向人民日报关于资产阶级分子要脱胎换骨的社论所作的反批评，我却表示欣赏。
我当时没有看出章乃器想挑拨工商界同党的关系，借“反对教条主义”来反对马列主义。
其原因是我对资产阶级还有浓厚的阶级感情，并且由于水平低，没有同章乃器划清界限，以致迷失方向。
这次教训使我深深体会到资产阶级分子继续改造的必要性，同时也深深感到改造的艰苦性和长期性。
我必须痛下决心，认真改造，真心脱胎换骨，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
因此，我认为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中央举行了联席会议，分析和批判了章乃器的错误言论，并对各地组织发出了指示，这是很必需和及时的正确措施。
而许许多多和我一样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应当从这次反右派的斗争中提高觉悟，受到教育。
目前广东省各县工商界的鸣放尚未普遍开展，对章乃器的右派言论，思想认识不一致。
我认为应首先组织他们认真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作为我们的思想武器，根据六项政治标准，对章乃器等的谬论进行分析批判，划清思想界限，明确思想认识，继续协助党的整风，使这运动更健康地发展下去。
章伯钧、章乃器等企图篡夺领导权走回资本主义的老路，令人疾首痛心
中国各民主党派，是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坚决拥护共产党，与共产党一起历尽艰苦，对革命事业有过贡献的。
在革命事业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目睹人民民主政权日益巩固，五年计划的实施，国家经济建设进展瞬息千里，日趋富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不容否认，我个人以前的愿望已经达到，相信凡是真诚拥护共产党的爱国的人士，都会有同样感觉。
当然在国家经济建设工作中，还存在一些困难，但这是在前进中的困难，只要大家同心协力，一定可以克服的。
在整风运动中所暴露出来的少数的党员工作作风上有些错误和缺点，也是可以改正的。
如果有人意图歪曲事实，强调缺点，想抹煞中国共产党三十多年来的丰功伟绩，削弱党的领导，这是为全国人民所不允许和唾弃的。
在目前竟然有些民主党派负责人企图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要与共产党分庭抗礼，平分春色，想篡夺领导权，走回资本主义的旧道路，想将六亿人民重陷于痛苦的深渊，实令人疾首痛心。
何香凝主任在中央统战座谈会的书面发言，曾指出：
“我也希望各民主党派的朋友，要诚诚恳恳的帮助领导党，如果或有人想入非非，那就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意背道而驰。
既然我们要长期共存，我们就要心悦诚服地接受社会主义，不只是监督别人，同时更要警惕和改造自己，这样才能勉励来者，尽我们的一份责任，达到长期共存的美景。”
她又指出：
“在这里我就不得不回想到中国革命的长期历史，我觉得长期共存应是建立在共同奋斗的基础上，当时国民党内也有不少人，和孙先生的革命事业口是心非的，不遵守孙先生的主张，和孙先生是背道而驰的。
因此在革命阵营里扩展了许多矛盾，以致使革命遭受挫折，我们这一代对这些历史的教训是要牢记勿忘的。”
她老人家的话是很恳切沉痛的。
暮鼓晨钟，发人猛醒。
我认为章伯钧、章乃器等，必须吸取历史的教训，切实检讨和批判自己的错误思想，改正错误，加强自我改造，勒马悬崖，回头是岸，这将是为人民所原谅和欢迎的。
我的意见如有错误，希望代表予以批评教正。
祝大会成功，各位代表身体健康。

我要更努力地进行自我改造
荣毅仁说，我对于章乃器由来已久的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阴谋缺乏辨别能力，对他美化资产阶级，丑化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员的荒谬言论，特别是对他以反教条主义为幌子来反对党的改造政策，以及所谓“鼓励积极性”上，曾引起共鸣。
如果不是这一次党大喝一声，指出对右派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我就有可能成为右派分子的俘虏。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项报告。
周总理的报告，以无可置辩的真理和事实，具体的数字表达出几年来我国建设的辉煌成绩，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社会主义在成长，人民幸福在成长，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前几天，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发表了。
通过学习，不仅仅使我们能够识别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矛盾，而且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我们应该也必须根据毛主席的六条标准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
这对于我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周总理的报告，根据毛主席指示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检查了一年来政府的工作，肯定了成绩，提出了缺点；
并且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最近在党的整风运动中，趁机会大肆活动，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的右派分子。
事情很清楚，群众所以要帮助党整风，原是要求党更好地来领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但是，这一小撮右派分子，却包藏祸心，以各种的诬蔑、挑拨和煽动，企图实现他们的野心。
这些右派分子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求党更好地来领导我们，而是为了要篡夺领导权；
不是为了要在我国更迅速的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他们梦想扭转历史前进的道路。
他们违反了宪法。
他们背叛了全国人民的意志。
听了周总理的报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些右派分子是怎样故意地在抹煞成绩，夸大缺点。
自从解放以来，短短的七年之中，新中国的工业发展和投入工业建设的资金，大大超过了解放前旧中国一百年的总和。
即以我所从事的纺织工业来说，解放前棉纱的最高产量只有二百四十四万件，但在1956年已增加到五百二十四万件；
解放前全国棉花最高产量只有一千六百万担，但在1956年，虽然受到了很大的自然灾害，产量仍达到了二千九百万担。
更不论其他生产建设巨大发展的事实了。
在工农业生产巨大发展的基础上，我们国家日益的富强，人民的生活普遍改善，这是连敌人都不敢否认的，但是右派分子却抹煞这些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所获得的成果，这是什么用心？
右派分子为了反对社会主义，对新中国的诬蔑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许多只有在敌人口中吐出来的东西，而他们却当着全国人民的面，肆无忌惮地拿来攻击党和社会主义。
我们说：
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和核心力量；
但他们却说这是“党天下”要党“下台”，甚至说要杀共产党。
我们说：
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最根本的保证，但他们却说这是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根源，因而公然主张要搞什么“两院制”、“政治设计院”以至要什么“各党派轮流执政”。
我们说：
五大运动的胜利保证了三大改造能够顺利进行；
但他们却要搞什么“平反委员会”，要替贪污犯、盗窃犯以至反革命分子“平反”。
总之，这些右派分子昧着一个普通中国人所应有的良心，颠倒黑白地把新中国说成“一团糟”，甚至说五年计划搞坏了，统购统销糟透了，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有的还企图破坏中苏友好同盟。
他们从各方面来诋毁共产党的领导和我们的国家制度，企图达到他们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目的，这样的居心难道还不险恶吗？
作为一个工商业者，我特别要提提章乃器。
他采取了更阴险的两面派手法，口口声声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但是从他一贯的言行来看，他有系统的把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的政策说成教条主义，把愿意接受改造的工商业者说成违心论者。
他把定息说成不劳而获，不是剥削，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工人阶级的先进与落后混同起来，把资产阶级分子说成和工人阶级分子已经没有本质的差别。
他说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
实质上就是否认阶级关系的存在，否认工商业者还需要脱胎换骨的进行改造，也就是煽动工商业者不要社会主义，不要工人阶级领导。
更露骨的是他在高度颂扬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夸大丑化了社会主义企业的缺点之后，提出了“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的荒谬结论，这就清清楚楚的揭露了他原来遮遮掩掩的反对社会主义、拥护资本主义的本来面目。
他鼓动工商业者向公方代表斗争，鼓励发牢骚，支持落后工商业者的荒谬主张。
他企图把在党领导下的工商业者争夺到他自己的手里。
这些右派分子，他们有首领，有爪牙，有军师，有打手；
他们打缺口，找市场；
他们一脉相承、异曲同工的祭起了所有资本主义的“法宝”，明枪暗箭，从政治、经济、文教等等各方面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
他们所攻击的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
从这些右派分子历史来看，有的早年就是以“反共起家”，有的在政治上一贯奉行所谓“中间路线”，有的甚至还欠着老百姓的血债。
中国人民没有忘怀了历史事实，但并没有计算这笔旧账。
解放以后，为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党和人民还给了他们优厚的地位和安定的生活，希望他们为人民效力，多做好事。
但是他们忘恩负义，以怨报德，吃人民的饭，挖人民的根，阴谋资本主义的复辟，再骑到人民头上来，这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
事实告诉我们，这些右派分子，曾经千方百计在群众中找寻他们的市场。
特别是对于我们上海工商界来说，由于上海过去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受资本主义的影响较深，而今天工商业者的消极一面还是存在，因此就比较容易受到这些右派分子的蛊惑和煽动，成为他们野心的“市场”。
事实上，在前一时期，上海工商界中也确实有歪风抬头，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
对于这些情况，我们是不能不深深警惕的。
我们承认，由于我们两面性还存在，我们的消极一面与这些右派分子的梦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当是非还不能辨别清楚的时候，我们受到了他们的蛊惑和煽动，确实是会摇摇摆摆起来的。
但是我们还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一面，因此任何右派分子的谬论，只能迷惑我们一个极短的时间。
只要党提醒了我们：
他们是不要社会主义，要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我们是能够明辨是非，是一定跟着工人阶级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前面说过，上海是资本主义影响较深的地方，但是也不能不说明，上海又是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压迫最惨痛的地方。
民族资本在上海承受过帝国主义、官僚资本最无情、最残酷的排挤和打击。
我们清楚的懂得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千千万万英雄烈士、劳动人民流血流汗得来的。
因此，上海工商业者，在辨清是非、明白祸福之后，是有条件更坚决地站到爱国的、社会主义的一边来的。
如果右派分子野心家，企图把我们拖回殖民地的老路，叫我们重陷于悲惨的奴隶境地，他一定受到我们坚决的反击。
我们工商业者是受过五大运动的教育的。
尤其是五反运动，更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
我们必须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
从这个基础上出发，经过近几年来党的教育，特别是毛主席对我们的关心和教导，我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更使我们认识到只有结合国家的前途，才有我们自己的出路。
我们的幸福是和社会主义前途紧密地结合着的，我们子孙后代的幸福更寄托于社会主义。
我们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而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
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是正在消灭的过程中；
但作为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我们却在接受改造，逐步向着社会主义前进。
只要我们继续接受改造，继续学习，努力工作，我们是能够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
这一点，自从学习了毛主席的讲话之后，我们是越来越清楚了。
右派分子和我们不一样。
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和六亿人民没有共同的感情，成天梦想的只是如何使资本主义复辟。
章乃器说的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对这些人说来，倒确是说对了，因为他们只有消极一面，资本主义一面。
所以在党的整风时期，就乘机发作，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
现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声讨，已经非常强烈地告诉了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个腐朽了的阶级，在退出历史舞台以前，企图作垂死挣扎，是命中注定要失败的。
他们只有憣然悔悟，深刻检讨，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才不致自绝于人民。
我们上海工商业者，在对右派分子作斗争中，一定要加强学习，加强改造，站稳立场，与右派分子在思想上、行动上严格划清界限。
由于我们长期经营着私营企业，过着剥削生活，现在还有定息可得，思想认识有本质上的局限性，在不同程度上轻视劳动，看不起工人，即使是在理论上弄懂了否定资产阶级，要求得感情上的一致还是一个艰巨的实践过程。
因此在工作上、生活上、思想上与工人阶级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就我自己来说，正因为有上述毛病，对章乃器由来已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就缺乏辨别能力，甚至在某些问题上一度曾被他的反动言论所迷惑。
对章乃器的斗争实际上在去年民建二中全会的时候即已展开，我当时对他所提出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高潮后已经没有两面性的论点，是完全不同意的，但只认为这是思想认识问题而加以批判，而对他当时美化资产阶级、丑化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员的一些荒谬言论就没有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他以反教条主义为幌子来反对党对资本主义改造的政策，在所谓“鼓励私方积极性”上曾引起了共鸣，因此在工作中对工商业者起了不良的影响，辜负了党对我的教育培养和期望。
而且我过去还以为章乃器能话辩，很有才干，没有看到这是拉拢、煽动工商业者的毒辣手段；
听了他经常引马列主义的著作认为他很有学问，没有懂得这是他贩卖修正主义、梦想恢复资本主义的阴谋。
如果不是这一次党大喝一声，指出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我就不会认识到他的一切言行是有系统的阴谋活动，亦不会认识到这是一场阶级斗争，而且可能逐步的与他的思想行动接近起来，成为他的俘虏。
我深深体会到只有接受党的领导，才不致迷失方向。
今后我们更要在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吸取教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严肃认真的检查和批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更努力的进行自我改造，更好的靠拢工人阶级。
为了维护宪法，巩固国家的基本制度，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我们坚决与工人阶级站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社会主义前进。

章乃器在给工商界帮倒忙
工商业者多数人在观察事物处理问题上，经常表现社会主义立场不稳，思想波动，甚至有的人对社会主义改造有抵触情绪。
章乃器迎合这种情况制造了一套谬论，争取群众抬高自己。
巩天民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并对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表示同意。
现在我谈谈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就，同时对右派顽固分子章乃器在工商界中散布的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反动言论提出批判。
工商界顺利地走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第1步
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国家自解放以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一直是在正确地贯彻通过和平道路，实行赎买政策的，把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
事实证明对工商界的安排是统筹兼顾，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初步转变了私营工商业的盲目生产、追逐利润的经营方法，使工商业者认识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私营工商业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有了发展，因而私营工商业在恢复生产供应市场方面起了作用。
但也有些人在唯利是图的心理支配下犯了严重错误。
五反教育使广大工商业者思想觉悟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在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斗争中取得胜利，工商业者看到国家日趋富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因而爱国热情高涨。
1955年10月毛主席在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上对工商界作了重要指示，要工商业者懂得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全国工商业者普遍地学习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认清了前途，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经过不到半年的时间在全国范围掀起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全国的工商业者及其家属敲锣打鼓，欢欣鼓舞的跃进了社会主义。
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是国家正确实行宪法第10条……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的成果，这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
但是因为全国公私合营的形势发展太快，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并厂联营、清产核资、人事安排、经济改组等，对这些问题大家经验不多。
在兴奋的心情鼓舞下有些地方工作上是有偏差的，主要表现在生产协作失调，并厂并店贪大，是体会中央政策不够，考虑具体情况不周造成的。
总的说来全行业公私合营成绩是巨大的，正如总理报告中指出的“七万户私营工业企业已经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将近二百万户的私营大中小商店已经变为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小组或者直接变为国营商店。
这是把几千年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的大革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工商界顺利地走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第1步，这一伟大成就是具有国际意义的。
公私合营后的私方人员都得到安排，大多数人感到满意，在公方领导和职工帮助下发挥了积极性，愿意把生产技术经营才能贡献出来，但也有消极一面，有些人对企业不关心，对职务不负责，也因为公私共事关系又有阶级关系，这是一个新的而又复杂的关系，是要经过不断地改进的。
私方人员合营后参加学习有普遍的要求，在有关部门指导协助下，现在有脱产加入社会主义政治学校学习的，有参加政治讲习班学习的，也有在企业内同职工一道学习的。
工商业者初步懂得了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奋斗的目标是早日放弃剥削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工商界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艰巨的斗争
目前工商业企业方面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进一步要创造条件，准备放弃最后的剥削“定息”，把合营企业变为国营企业，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资产阶级肯定消灭，个人思想必须改造，这是工商业者都懂得的道理，但在接受改造的态度上是有所不同的，有的人是认真学习工人阶级立场观点方法，也有的人骄傲自满，认为自己有一套。
在思想认识上有进步、中间、落后的分别，在业者本身又有大中小的经济地位，因此工商界的思想改造工作是个长期艰巨的斗争，希望负有对工商界思想改造有关部门，能针对工商界思想发展变化的情况，认真地研究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帮助工商业者平平稳稳地走过过渡时期，变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荣的劳动者。
工商业者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肯定了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建立起来了，在工商业者思想意识多数人还没转变过来，因此在观察事物处理问题上经常表现走社会主义的立场不稳、思想波动，遇到与个人利害有关的问题时考虑集体利益、长远利益照顾的不到，甚至有的人对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有抵触情绪。
右派分子就别有用心地利用工商业者的摇摆心情的弱点，进行挑拨离间阻碍工商界思想进步。
如右派中最顽固分子章乃器身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两会的副主任委员、国家粮食部部长，专门在工商界中发表谬论，要抓住工商界中骄傲自大思想落后的分子作他的群众，章乃器发表他的谬论是用隐蔽手法，用花言巧语来美化资产阶级，如说资本家从古来就有陶朱遗范管鲍遗风实业救国的美德，现在已是红色资产阶级，又说资产阶级交出生产资料毫无留恋进入社会主义，比赤手空拳喊口号贴标语的人要光荣些，还提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有解放全人类的气概！
章乃器有意识地这样捧资产阶级，一方面他要争取群众，另一方面也抬高他自己。
章乃器用修正主义引诱工商业者走资本主义道路
章乃器针对着有一部分工商业者不愿意听还有阶级关系，还有剥削，要继续接受改造的理论，他就制造一套谬论，如提出领导者被领导者的区别只能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资本家同工人没有本质的区别了，定息不是剥削是不劳而获的收入；
章乃器还支持向国家要求把定息延长到二十年一次付清的建议，说是为了社会主义，有积极性。
不能再提脱胎换骨改造了，工商界中有人写文章说向工人学习什么？
工人没什么可学的。
章乃器推荐这篇文章。
章乃器这种迎合一部分不虚心改造的工商业者爱听的谬论，并为工商界打掩护，对工商界是迷惑麻醉欺骗，使工商业者迷失前进方向要回到资本主义老路。
章乃器不满意共产党的领导，在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民主党派要求党加强领导，章乃器把对党要求加强领导的人叫作抵销派，他说对党要求提高领导就对了；
章乃器到处宣扬他的粮食部长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要求工商界要对领导斗争，现在公私合营企业里的私方人员主张撤出公方代表，这是章乃器论调鼓动出来的，章乃器的狂妄言论对工商业者接受改造是起着破坏作用的。
章乃器在党开展整风的机会他是向党猖狂进攻，首先攻击人民日报问有多少教条主义，章乃器是以反教条主义为名用修正主义的本质向马列主义进攻。
章乃器站在资本主义立场来散布反社会主义谬论，但是章乃器散布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言论的阴谋手段是很不容易识别的，如最近在工商界第6期上发表的“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这篇文章一开头是：
“工商业家听了毛主席在第11次扩大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之后……，”往下面即夹杂上他的各种谬论迷惑人，在最后他又说“我希望大家能够根据毛主席所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精神……”，章乃器在他的这一篇文章里，头尾都引用毛主席的话，中间用反社会主义言论来迷惑欺骗广大工商业者来上他的当，作他的俘虏，被他引诱再走资本主义老路，这个路就是过去中国工商业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受侵略、压迫，被奴役的道路。
章乃器要用修正主义引领中国工商业家走的道路是多么危险可怕的道路！
但是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是经不住批判的，我们给他揭露了就使受他欺骗的人觉醒过来，认识是给他们帮倒忙、阻碍他们进步的。
我们必须对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言论行动继续批判，他是以右派谋士自居，如鼓励章伯钧、储安平等人坚持反动立场。
我们必须向一切右派分子坚决斗争，不彻底胜利决不收兵。
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使广大工商业者能明辨是非，与章乃器等划清政治思想界限。
我们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据全联代表大会通过的“五项基本准则”努力前进，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我们的一切力量！

新疆省的代表们正在交谈对反右派斗争的意见。
　
本报记者　高粮摄

基本建设要考虑缓急和效用
程士范
这次会议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届第4次会议，这就意味着本届人民代表的任期将满。
本人深愧在任职期间代表人民及时向政府反映意见不够。
此次会上，拟将本省（安徽）人民对国家基本建设的点滴意见反映出来，供政府参考。
八年做了八十年的事情
谈到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与速度，国内国外，莫不赞扬，甚至帝国主义国家，也不能不为之震惊，这些国家中，许多怀着敌意和轻视的“代表”“记者们”，在访问过新中国后，也不能不承认他们发现了意料之外的奇迹：
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意料之外的快；
工业建设意料之外的迅速；
生活意料之外的美好；
人民意料之外的团结、有劲……。
事实确是如此，且不说全国，就以安徽工业来说，过去基础最微弱。
1949年解放时仅有几处陈旧的厂矿，设备极简陋，生产方式极落后。
几年来，不仅恢复改造了原接收的一切破旧厂矿，而且新建了许多新型工厂、矿山，仅1956年即有五十个新建厂投入生产，全省工业总产值上升为1950年的659％，新制和试制成功的工业产品达数十种。
总之，在这短短八年时刻里，政府做了以前八十年，甚至更长期内没有做到的事情。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非常满意和赞成。
但是，一切建设事业要使群众都满意，没有意见，那也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对我们来说是毫无经验，必须在摸索的过程中修改，在失败中吸取教训。
因此，一些错误和缺点的产生也是无可厚非的。
目前建设中的缺点是什么呢？
即某些建设缺乏长远打算和全面观点，只顾眼前，忽视将来；
顾此一面，忽视另一面；
有些建设冒进了，而有些该做的又没有做起来。
仅举两件事为例！
伐木造林要有远见
第1、木材的采伐问题。
国家为了建设需要，每年都得采伐大量木材。
当时群众为了生活需要，有工作做，也很愿意采伐和运送大量木材。
因此，伐木时往往只顾眼前需要，无计划的采伐，不顾分别留养，不问往后日子如何？
照本省去年大量采伐和今年已酌减的预计采伐四十五万立方公尺的规模伐下去，就本省大别山区和黄山区的可用木材林，不要七八年就要砍光了。
而新造的林呢！
不仅数量质量远不敷用，就是尽快的造林，要等它先成长为可用的松杉木材林，起码也得要二十五年才可成中材，四十年才可成大材。
试问：
在这“青黄不接”的十七至三十二年中，国家可不可以不用木材呢？
可不可以因木材不够而把某些建设摆下来呢？
调节气候，涵养水源，防止水、旱、风、沙等自然灾害，不靠森林行不行呢？
山区靠此为生的人民生活水平不提高行不行呢？
（现在他们已经在发愁了）决不可以。
所以，建议国家应从全国现有可用木材林的总量和相当长时期内木材的需用量，两方面来考虑，确定逐年的伐木量。
并配合各省区林业厅及早加强造林工作，做到远近兼顾，以克服今后“青黄不接”的矛盾，否则将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防涝不能只靠水库
第2、治水问题。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是毛主席的号召。
几年来，豫、皖、苏省政府都在循此目标努力，因此取得不少成绩。
仅安徽1950年至1956年春，已做土方十五亿余公方。
不仅修整了河道、堤防，开挖了沟壑，而且修建了佛子岭、梅山、响洪甸、磨子潭四处大型水库，其中佛、梅已先后建成，响、磨水库也计划今年起拦洪作用。
根据我个人体会，在一个流域的边缘山区筑水库，需要先行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同时开采下游灌溉渠道，才能充分发挥水库的拦洪、灌溉和发电等作用。
且边缘山区水库控制流域面不大，水库以上下雨，下游不能不下雨，若雨的中心在下游平原内，水库不但不能起杀洪作用，更不能减免涝灾。
淮河的特点是平原面积大，故虽已修筑了几个山区水库，而涝灾仍然严重，盖山谷水库，只能拦部分山水（山洪可分做各种小型谷坊来减轻），不能拦平原之水。
淮河历史上经过多次黄河决口夺淮入海和泛溢，豫之东南部及皖苏之北部，并每次所挟带泥沙，淹盖了该部分肥沃土地使变成瘦瘠。
干支流大部淤塞，水流不畅，各河身淤填过高，且无固定小支流、沟滨，原有湖泊也大都淤填缩小，容水量极微，因此成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危害现状。
不如请政府从今年起及第2个计划考虑先拨一部分款项作疏浚部分干支流及大量开挖大小沟渠和水闸，形成似苏南浙北之水网。
水网作用要能达到暴雨季节能贮藏大量雨水，不但要使不成涝灾，并且能将水均匀的留在平原之内，岂有不能像苏南浙北平原之稻麦两熟之美吗？
目前淮北人民所最仰望者，能免涝灾，多收粮食。
政府也可免年年救灾。
年年救灾，群众对政府虽然感激，但总觉得不如从自己劳动得来的好。
因此，我想建议政府对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规划，在修筑拦河坝时，要考虑两点：
抢先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一、抢先做好水土保持工作，立即地、长期地、切实地着手做多种多样的水土保持工作，否则拦河坝筑成后，干流、支流上的水库是很容易被由黄土区冲刷下来的泥沙淤填满而丧失其效用的。
现在已经动工的三门峡这样大型的综合水利枢纽，要投资十多亿元，按现在的水土流失情况，我个人想也只不过能维持二十至三十年的寿命，这是不可理解的事。
我想建议政府对修建拦河工程作有计划的从缓，拨一部分的巨额投资款项及派大队人力下去帮助该区人民抢做多种多样的水土保持工作，同时要大力做好宣传工作，使人民知道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不但对他们自身有益，对整个国家也有莫大益处，要以公助民办的方式，说明主要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政府只在经济及技术方面努力帮助，务必要使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才能收效。
对修建拦河坝的建议
二、规划之主要精神是在黄河干流中建筑四十六座拦河坝，把黄河变成一条梯河，并使黄河中、下游可以全线通航，五百吨拖船能由海口航行至兰州，使黄河流域交通运输状况得到很大改善。
但我想到四十六座拦河坝大部分的坝高要达数十公尺，三门峡拦河坝上下水面相差要达九十公尺高，若在这样的拦河坝中建筑普通船闸，或建立连续几座梯形船闸，或建立一种深井式船闸，对建筑工程均非常浩大，而困难且不太实用。
我想建议用一较非常平凡而简单的办法。
这种办法是在拦河坝一端或选定一适宜部分建筑上下两个斜面，斜面可以用石料砌成或用钢筋混凝土造成，坡度可造得平缓一些。
在两斜面衔接处即坝顶部留一三十公尺长和三十公尺宽的平面，斜面本身宽度亦为三十公尺。
把平面和斜面都各分两半，一半备绞上水船用，一半备绞下水船用。
每面各要装电马达两座，每座马达上直接安装一部绞车辊筒，用以绞卷钢丝绳把船绞上或放下（详细图说不在这里细讲了）。
不过我建议在建筑每一座拦河坝时，同时应该将适当的过船办法考虑周详，划定建筑船闸或斜面的地位，不要忽略，以求达到治理黄河综合规划中所提出的五百吨拖船能自海口航行到兰州的目的。
总之，希望掌握基建工作者，要慎重考虑各色各样的基本建设的轻重缓急，效用大小和通盘筹划兼顾远景。
投资得当，钱虽少，也能运用裕余，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上意见，是否有当，请诸位批判指正。

改进中医中药工作
叶熙春的发言
我参加这次会议，听取了各位首长报告，除完全拥护外，兹提出有关中医中药工作改进数点，以供参考。
西医学习中医的方式方法需要改进
自从中共中央提出“西医学习中医是作好中医工作，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关键所在”重要指示以后，各地都积极地组织了西医学习中医班，推动西医向祖国医学进军。
开办以来，除脱产学习已得到一定的成绩和收获外，对在职学习方面，还普遍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不能坚持下去的情况。
如浙江省杭州市举办在职西医学习中医班已近年余，学员愈来愈少，学习情绪愈来愈低，由开始八、九十人的学习，目前已减少至一、二十人。
宁波、绍兴、嘉兴等处开班未久，均已中途停止。
根据初步了解，其主要原因可分下列几方面：
（1）领导部门没有认真贯彻自愿参加学习的原则，也没有经常的对学员进行思想工作，启发鼓舞他们的积极性。
（2）由于在职学习是在不影响原有工作和政治理论等学习下进行的，所以在时间上都有矛盾，既无充分时间温课，而且每周仅抽出四小时的学习，等于“01日曝之，10日寒之”。
因此要坚持学习，困难重重。
（3）教学方面，中央规定先从经典学起，又要宗于原文，致讲者不能参加新的意见，因而讲得不深不透，听者感到枯燥乏味，畏难却步，影响学习情绪低落。
从以上情况来看，我认为在西医学习中医方式方法等方面，尚有研究改进的必要。
初步提出如下几点不正确的意见，以供领导上的参考。
（1）西医学习中医应完全采取自愿参加，不能强求一律普遍地学，对不愿继续学习者，可同意其自动退出，以节省人力物力，并保持一定的质量。
（2）在职学习，一律改为脱产学习，使学习时间有保证，在学习中可以集中精力，努力钻研。
（3）学习方法与步骤，应从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同时在理论学习中，必须安排一定时间，使中西医能在临床上的密切合作，做到逐步联系实际，从而树立学习信心。
在教师方面除聘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临床经验的中医师专职担任外，每一种功课应由一人主讲到底，以求得前后一致，易于理解。
浙江省中药工作应赶快划归卫生部门领导
浙江省为全国主要药材产区之一，产量居全国第2位。
根据全省生药调查和品类统计达四百余种，其中人工栽培药材有六十余种，野生药材有二百六十余种、动物及矿物药材约近百种，分布全省主要山区如天台、天目、括苍、四明以及其他荒地田塍等处。
在这四百多种药材中，属于出国外销者，根据1956年统计亦达六十余种。
因此发展中药不仅在广大劳动人民保健事业上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在增加国民经济收益、换取外汇支援工业建设上，也具有重大意义和作用。
特别是本省药材栽培历史悠久，山区药农生产经验丰富，是更有他广阔的发展前途。
但几年来，由于有关部门对中药生产管理工作缺乏加强领导和足够的重视，致本省以及其他各地区对中药产量，均有显著下降，跟不上中医事业发展的需要，形成中药供销经常脱节。
所以中医和中药已成为当前保健事业中一个突出的矛盾。
去年在全国人代会议中，我曾提出这个问题，但时隔一年，迄未获得解决。
最近本省政协召开时期庆余堂经理俞秀章委员曾提出：
“药荒是愈来愈严重了。”
一般中医师也普遍反映：
“临床处方大有不能对症下药的感慨。”
因此要充分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和满足广大人民的迫切需要，积极加强中药领导和管理，已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虽然国务院已决定把全国中药材供应机构和中药加工制造厂全部移交给卫生部门统一领导，从组织上保证使中医药密切结合起来，加强中医药的科学研究工作。
这一个英明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及时的。
但本省商业部门还没有根据中央指示来做，迟至今日，卫生部门迄未实行中药材的接管。
因此建议中央应迅速转致有关部门贯彻中药材由卫生部门统一领导与管理的指示。
因为中药业务与中医工作结合起来管理，是符合我国几千年来历史上所固有的“药不离医”传统习惯。
同时也只有在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统筹安排下，才能使中医药获得全面的发展，能够更好的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服务。
组织中医带徒弟要全面规划重视质量
自1956年中央提出为了继承祖国医学遗产，为了不断扩大卫生队伍，鼓励中医带徒弟，能在一定时间内培养五十万——三十万中医师。
但提出了这个任务和指标以后，迄未拟订出带徒弟的具体办法。
旧中医带徒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过去是有他一定的传统，由于老中医学术不一，没有统一教材，因此，带的方式和所教的东西也各有一套。
同时被带者的水平，也高低不一，从初小到大学都有，吸收能力，相差悬殊。
所以要鼓励中医带好徒弟，对以上一系列问题，应作全面的考虑。
由于带徒弟的措施是为了继承祖国医学遗产，并促进中西医的合流，所以应该建立在质的基础上，不能盲目追求数量。
没有经过全面规划，而提出带徒弟指标，似乎是比较欠客观的。
同时也不能把带徒弟认为是一件孤立的工作，应该认识到中医带好徒弟，是整个中医工作中的一部分，与搞好整个中医工作是分不开的。
因此，建议中央卫生部门必须重视这个问题，把中医带徒弟应该列入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来带，以保证徒弟一定的质量，使在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中，能起着他良好的作用。
又徒弟名称，他处我不知，在江浙两省百工手艺，解放前，将带徒弟制度已取消，徒弟名称已不存在，多改称艺徒或学徒，稍能从事操作者称练习生，何以解放以后，我们收学生倒称中医带徒弟，况来学中医者多是知识分子，初中或高中的学生，再来做徒弟未免不称，一般反映，建议卫生部门是否考虑能改称学生、医学生或学徒等，以名副其实。
发挥中医中药对治疗血吸虫病的作用
本省开展中医中药治疗血吸虫病，已将两年，由于中西医共同努力，也提出了不少治疗方法。
在内服方面：
如“复剂杀虫丸”，“金黄丸”，“新方十枣丸”，“复水草”，“雄黄阿魏杀虫合剂”……等。
外治方面：
如“针刺”“化浓灸”……等，均都取得了不同的效果，如“复剂杀虫丸”初步疗效统计已达百分之五十三点一。
但由于组织领导不强，因此还不能把它的确实疗效发挥出来。
其次在中医中药治疗血吸虫病病床数量方面，也没有进行统筹安排，如1956年度杭州市第3医院，曾划出一百八十张病床作为中医中药治疗，至本年度又骤然减至为三十张。
虽然病员来源稀少，但有关部门对中医中药在血防工作中的开展，还没有足够的重视。
因此我认为要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要求，在七年内消灭血吸虫病的这个任务，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必须继续加强对中医中药治疗血吸虫病的组织领导，以充分发挥中医力量，在已经取得经验的基础上，来进一步钻研和发掘。
其次对组织病员方面，由于农业合作化以来，农村普遍进入生产高潮，农民均已按照工资分计算，如进行治疗，就要影响生产和生活，所以各地医防单位都感到动员病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这个问题，已成为目前开展血吸虫病治疗工作中所存在的一个突出的矛盾。
这个矛盾不解决，治疗任务就很难完成，因此卫生部门应迅速与其他有关部门进行研究，采取合理措施，使如何在不影响生产的原则下，来展开治疗工作。
坚决地巩固年轻的社会主义制度
最后，我认为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的发表，是有无可估量的贡献，对当前社会主义建设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祖国事业的核心，他受着全国六亿人民的重托，肩负着祖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重任。
为了更好地、更快地推动建设事业的发展，为了更好地使党在祖国事业中巩固和发挥它的领导核心作用，才发动这次整风运动。
自从整风运动开始“放”“鸣”以来，很多党外人士都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党提出了很多意见，大部分是正确的，因而有助于党的整风。
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歪风”，越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放出些令人难以容忍的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领导、反人民民主专政……等等荒谬的言论，梦想企图乘整风运动机会，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推翻，使新中国再回到资本主义半殖民地的地位。
所以这些反动言论的产生，并不出于偶然，是有它一定的思想根源，和有它一定的目的。
但终究逃不出我们六亿人民的雪亮眼睛，因为六亿人民对过去反动统治政权下的食不饱，衣不暖……记忆还存，从切身体验中，认识“歪风”是毒草。
会妨害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谁都不容许它生长。
所以这几天社会各阶层都已经用严肃认真的态度，批判了这些谬论，给予粉碎的打击。
同志们！
我们回顾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八年，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国际地位提高了，国家建设突飞猛进了，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了，这是有目共睹的。
也具体证明了只有走社会主义光明大道，才能有了今天。
因此，我们全国六亿人民，要一致团结起来，提高警惕，站稳立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地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坚决地巩固年轻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回击右派分子和政治野心家的猖狂嚣张的进攻，不获胜利，决不罢休！
庆祝大会胜利成功！
各位代表身体健康！

黄河中游的水土保持工作必须抓紧进行
李赋都的发言
解放以来，黄河水土保持工作成绩很大——林、农、水、牧各部门互不配合，是工作中的重大缺点——目前组织领导工作上的问题还很多，希望中央水土保持委员会抓紧解决。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及彭真秘书长的各项工作报告。
今天我愿意谈一谈黄河中游水土流失区的水土保持工作，希望各级领导重视这一问题，并坚决地把这一工作作好！
广大黄土地区，包括甘、陕、晋大部地区经常地受着旱灾的威胁，人民生活很贫困。
解放以来，由于大力兴修水利，改良耕作，人民生活虽然有所提高，但是同别的地区来比较还是贫困，落后。
黄河中游黄土地区人民生活贫困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雨水不充沛不适时，但最重要的还是由于夏秋两季暴雨特多，水土流失异常严重，大量的雨水和肥沃的土壤没有蓄存起来为人民所利用，白白地泄流到河里去。
这个地区的人民都知道：
在坡地上种庄稼收成是非常低微的，每亩地平均不过三十斤到五十斤，遇见旱年连种子都收不回来。
大量水土的流失不但造成了整个黄土地区的贫困，而且洪水和泥沙泄到黄河下流，河床淤淀，堤防溃决，造成了有史以来中国人民的灾难。
祖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刚成立就关怀着黄河流域人民的生活。
在短短的五年中，经过有关部门的积极工作和黄河流域人民的大力支援以及苏联专家的无私援助，就完成了根治黄河水患、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利用规划。
伟大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已经于本年04月开了工。
这个工程完成以后，不特基本上防御了黄河下游的洪水灾难，同时还发出大量电力，灌溉几千万亩农田，并通过治理工程使黄河下游河道成为一条现代化的航运河流。
这个工程将给黄河流域的人民带来无穷的幸福，并给我国工业、农业建设和交通运输的发展带来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上面已经谈过，黄河从中游水土流失区带下来的泥沙是很多的。
这些泥沙排泄下来将会使三门峡水库迅速地淤淀起来，而逐渐失去它的功用。
假设在水土流失区不进行水土保持工作的话，估计在水库正常高水位为三百六十公尺、库容为六百五十亿立方公尺的情况下，水库到六十年以后，就会被泥沙填满，正常运用时期只有三十多年。
为了提高黄土地区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为了延长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常工作的年限，我们必须作好水库上游水土流失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坚决地和水土流失作斗争。
解放以来，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工作在各级党政领导及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在我国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基础上，随着农业生产的高潮，1956年在推进水土保持工作上，也掀起了空前的高潮。
在“集中治理，沟坡兼治”和
“荒山荒坡绿化，坡地梯田化，沟地川台化，川地水利化”的方针和要求下，截至1956年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工作已经完成了控制面积六万二千三百四十二平方公里。
主要工作量计：
造林一千零八十万亩，种草七百九十七万亩，田间工程二千五百六十九万亩，旱井二十三万眼，谷坊、淤地坝八十二万座，沟壑土坝二千三百一十九座。
甘肃武山邓家堡：
由于解放后五年来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积极的、系统的开展了水土保持工作，目前不但基本上制止了水土流失，而且利用蓄水灌溉，使山上有了水田，许多山地变成了梯田。
1956年小麦出现每亩四百一十一斤的高额丰产。
每亩平均产量据粗算1952年以前是八十斤；
1953年为一百一十七点五斤；
1954年一百三十四斤；
1955年二百二十一斤；
1956年为三百一十斤，约为解放时平均亩产八十斤的四倍。
1952年以前每人平均收入三百八十二点五斤；
1953年增为四百六十六斤；
1954年五百二十九点八斤；
1955年七百三十九斤；
1956年为八百六十斤。
山西中阳楼外沟：
从上而下地进行了全面集中治理，完成培地埂一千二百八十三亩，水平台阶地三十三亩，沟头防护一处，挖涝池二千零九十三个，打旱井五眼，利用荒坡沟坡种树一百二十二点五亩，种草六十九亩，挖鱼鳞坑水平地阶造林一百零八点五亩，低凹地压杞柳二千余株，筑谷坊一百一十一座，打坝十四座，使三千三百七十五亩面积达到全面治理。
通过水土保持对当年增产效益很显著，梯田共可增产粮食一万四千零八十七斤，鱼鳞坑水平地阶结合造林种豆一百零四亩共产四千二百八十五斤，谷坊填地七亩共产二百九十七点五斤，土地连片扩大耕地四十亩，共产粮食四千一百斤，以上共计增产粮食二万二千六百六十九斤。
六十九亩牧草约产青草四万九千六百斤，按投入的八千五百六十一个劳动日计算，平均每个劳动日当年可得粮食二斤十一两，并有青草三斤十三两。
陕西绥德吴家畔：
1955年在干旱年全年平均亩产保持着六十四斤，四周其他农村的产量平均每亩只有二十七斤，基本上没有遭受旱灾威胁。
其抗旱增产的原因，就在于保持了水土，在地墒较好的基础上适当增施了肥料，并在有限土地上实施了草田轮作。
在水土保持工作中，我们虽然获得了很多的成绩，但是缺点也是很多的，问题也是不少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水土保持是农业、林业、水利、畜牧业综合利用互相结合的工作。
但是在工作中农、林、水、牧各方面并没有很好地配合起来，同时对于水土保持所应采用的方针和措施意见还很不一致，在工作中存在着各自单干互不配合的情况，各部门强调本岗位工作措施的思想还很浓厚。
例如水利部门的工作就着重于水利措施方面，而和农、林、牧结合不够。
农、林、牧方面对于水土保持工作中的工程措施的作用和经济价值，则存有不同的意见。
由于意见不统一，在工作中认识紊乱，就大大地影响了水土保持工作的健康推进。
我认为我们必须通过实验、实践、讨论与研究把各方面对于作好水土保持应当采用的方法和措施在认识上统一起来。
只有在看法一致，工作互相配合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把工作作好，争取达到最高的效果。
有一部分水土保持工作的质量是很差的。
如有些已经修好的淤地坝、谷坊、留淤坝经过一次洪水就被冲坏了。
甘肃省截至去年09月止，共修大坝二十五座，中坝三百一十四座，小坝七千零九十六座，谷坊四万九千五百六十六道。
据七个专区十八个县不完全统计，大坝冲毁九座，中坝七十七座，小坝三百八十八座，谷坊一百七十九座，土坝冲毁率为百分之七点四，谷坊冲毁率百分之零点三六。
陕西去年共完成大中型土坝五十座，小土坝一万三千三百一十九座，谷坊四万零八百八十九座，据绥德、延长、子洲三个主要县的统计，共冲毁二百八十八座。
山西截至去年09月底止，共完成土坝三万七千六百五十七座，谷坊三十万零五千座，在异常暴雨的年份，土坝冲毁七千一百二十一座，冲毁率为百分之十八点九，谷坊冲坏一万五千八百九十七座，冲毁率为百分之五点二。
有的地区所修的水平沟断面太大，占地太多，群众很不满意。
许多新修的梯田，等高沟埂、地边埂都不水平，不特没有起着拦水蓄泥的作用，反而由于径流集中，增加了破坏力和水土的流失。
水土保持工作质量差，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对于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实验与科学研究工作作的还不够，对于各项措施还没有求出切合实际的设计标准。
我们到现在还缺乏一个全面的因地制宜的水土保持工作规范或者工作设计手册，因此，在我们的有些工作中还存在着盲目性。
在另一方面，是由于群众没有把技术掌握起来。
有些群众只知道修，而不知道应当怎么修，也不知道所修的工程合乎规格或者不合乎规格。
为了提高质量我们必须加强水土保持工作人才的培育工作，把水土保持工作技术传授给农民，使农民也掌握技术。
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我们才能够提高质量，使水土保持工作获得应起的作用。
在我们国家里水土流失的地区是很多的，尤其是在黄河流域水土流失很严重，面也很广，同时水土保持不特是一项很复杂的群众性工作，而且，还是一项综合性的技术工作，包括着农业、林业、牧业、水利、土壤、水文等的多方面。
因此我认为在水土流失地区的有关专业学校里增加有关水土保持的课程，或者设立水土保持班，甚至创办水土保持学校是有重大意义的。
从这些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可以分配到各县、各农业合作社作为水土保持工作技术指导的骨干，并给农民传授水土保持的技术。
加强水土保持的实验与科学研究工作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各部门在各地区设立的实验研究机构必须取得密切联系，交流经验，分工合作。
水土保持工作对于发展农业林业牧业生产，既然有着这样重大的意义，而它对于三门峡水利枢纽也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但是目前在水土保持的组织领导上问题还是很多的。
我认为我们在口头上对于这一工作是重视了，但在行动上并没有表现出来，恰恰相反，我们的工作是松懈了。
解放后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完成的面积是六万七千八百九十二平方公里，其中1955年底以前完成的是二万五千一百一十二平方公里，约占总工作量的百分之三十七。
1956年是水土保持工作达到高潮的一年，计完成三万七千二百三十平方公里，占总工作量的百分之五十五，但是1957年截至04月为止，在水土保持主要工作季节里，黄河流域陕、甘、晋、豫、内蒙、青各省只完成计划数二万五千五百五十平方公里的百分之二十二，计五千五百五十平方公里。
在今年很多地方就表现得劲头不够大，个别地方甚至情绪低落。
这种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组织机构不健全。
有些省由于精减机构把已设的水土保持局取消了，改成了厅属处，县水土保持科并入县农、林、水利局一个股。
原水土保持工作人员也有调动，失去了专业机构的指导作用。
在党政抓得差的县就有了自流现象。
各地区水土保持发展很不平衡。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认为中央有关领导部门都有责任。
全国水土保持委员会酝酿了很长的时期，但成立得很迟。
水利部把黄河中游各省水土保持的计划、技术指导等任务交由黄委会负责，而黄委会对于这个工作是有责无权的。
我认为在水土保持重点区，自中央到省县以至于区乡都应建立强有力的水土保持机构。
最好把重点区的县，农、林、牧、水各部门合并成立一个统一的水土保持机构。
重点省除现有各厅外，再成立一个水土保持厅，如山西、甘肃、陕西都应设立水土保持厅（或局）（陕西已设），以便统一地、具体地掌握该省各重点县的水土保持工作。
黄委会可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指导所属流域内的水土保持工作。
我希望中央水土保持委员会必须把各有关部门组织起来，研究如何加强黄河中游有关水土保持的组织机构问题，研究水土保持工作的如何协作与推进问题，并责成黄委会在各有关机关的支援与合作下作好水土保持远景计划和十年计划。
中央水土保持委员会，必须加强对各省各有关部门水土保持工作的领导，在重点区把水土保持工作作为合作社的主要任务之一，抽调适当的劳动力认真地按照计划施行。
以上仅是初步意见，请各位加以研讨与指导。
但必须指出：
水土保持是根治黄河的基本重要工作！
在旧政权的统治下，在个体农民私有制度下，这种工作是不可能进行的。
只有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农业合作化的制度下，才有可能作好这一工作。
这也说明了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根治黄河的伟大事业才有实现的可能。
但必须深刻认识：
如果照今年这样轻视这种治黄的关键性水土保持工作，不即加以纠正，则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利用年限，必因之缩短。
我相信，只要我们重视水土保持工作，积极地研究并推进这一工作，我们是有信心达到增加生产和控制泥沙的目的的！

值得研究的几个问题
秦仁昌谈在苏联进行学术访问的感想的书面发言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不仅帮助我们擦亮了眼睛，更明确的看清楚我们国家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而且给了我们彻底粉碎右派野心分子的有力武器。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不愿意成为一个“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的人，我要同全国有正义的科学家一道，继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加强共产主义世界观，为建设和保卫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我听了周恩来总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国家决算预算报告，和薄一波副总理关于国家经济计划报告，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员的报告，兴奋地认识到一年来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的空前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获得。
我完全同意这些报告，并且建议大会予以通过。
今年05月我和侯学煜教授参加了苏联全苏植物学会第2次代表大会之后，我们曾到各地进行了一些学术访问活动，亲身感受到苏联人民对我们兄弟般的热情接待和亲切的交谈，使我们又受了一次国际主义教育。
在我们和中国留学生及苏联学者们的广泛接触中，发现了如下几个问题，认为是值得我们文教部门和中国科学院考虑的，愿在这里提出来，请大家指教。
我国留苏学生中的一些问题
我国留苏学生都是很努力学习的，但由于过去选送留学生办法缺乏全面考虑的结果，现在许多留苏学生在学习上还存在着不少困难。
由于俄文和专业基础差，在开始一二年内很难接受一些基本理论；
有的由于学习过分紧张，健康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
还有少数缺乏培养的基本条件，其中尤以许多在国内大学毕业后去苏的研究生和1956年秋派去苏联短期进修的一批我国高等学校教师在语言上的困难更为突出，这些人当中有些至今还在宿舍房间里自习俄文，不能进行听课和研究，更难向导师提出问题，进行学术讨论，弄得非常苦闷，进退两难；
甚至有少数人在学习上有难以为继之势，就是免强学习下去，恐怕造就也不会很大的，这对国家是一种浪费。
见报载高教部将改进今后选拔留学生办法，这是完全必要的。
但对目前在苏联留学的几千中国学生中的不少人，特别是这一批进修教师的困难，也不应听其自然，置之不理。
我们认为应该根据各人具体情况，凡确有困难或身体不好，难以继续学习的，应该提前回国，是有好处的。
另一方面，过去由国内中学毕业后选送至苏联各高等学校学习的大学生，凡毕业成绩优良的，应该仍留苏当研究生，继续学习三年四载，以便培养成为具有独立研究能力的科学工作者，迅速壮大我国科学工作的队伍。
高等学校与科学院之间的关系问题
苏联高等学校，特别是综合大学（如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和科学院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并没有如目前我国高教部与科学院之间那种不够协调的情况。
首先，苏联高等学校内教学与研究是完全结合起来的，教师不进行研究的现象是绝无仅有的。
不仅如此，凡高等学校里学术声望高的教授同时也是科学院各研究所的研究员或研究所所长，他们在时间上做了很好的安排，一般每周两天在学校教研室工作，两天在科学院研究所工作，还有两天在家里写作研究论文。
同时，科学院的部分高级研究员或为大学教研室负责人，或担任一门大学不能开设的课程。
因此，高等学校和研究机关是密切合作，融成一体的。
综合大学最优秀毕业生才被输送到科学院的研究所去培养（经过考试）。
由于客观形势的要求，过去几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太快了一些，摊子太多了一些，许多专业的面铺得太广了一些（例如全国十五所综合大学内都有生物系，而各系的专业种类又是大同小异），形成了各专业师资不足的严重现象，这我在第3次大会上的发言已提过了。
在这种情况下，建议高教部与科学院及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密切合作，以解决目前师资缺乏的困难和提高教学质量。
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有成绩的，但过去我国学习苏联还未能很好地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有些生搬硬套，甚至还提出了“包教”，“学少一点，学好一点”等口号，几乎造成教师抱了学生学习的现象，这样的教学法，据我们了解在苏联是不存在的，因为这样的教学法势必阻碍青年学生养成独立思考能力。
几年来分配到科学院的许多毕业生据说还不能适应工作的要求。
高教部去冬派出的苏联高等教育访问团的访问，是十分及时的，相信对我国高等教育目前存在的一系列的问题，能逐步地得到合理的解决。
还要补充一句，我国的情况，毕竟和苏联不完全相同，他们的先进经验，可以供我们的参考，何况苏联高等教育的学制，专业设置和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等等，是根据形势的发展而不断改变的，所以我们必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同时也要听取老教师的意见，有步骤的来进行教学改革，这样必将收效更大。
关于聘请苏联专家学者来我国的问题
解放后的八年内，聘请来我国的苏联专家学者很多，他们在指导我国各方面的建设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表示了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可是我们对待他们却有些不够恰当的地方。
在苏联时曾和到过我国工作的一些专家学者们谈话中，他们对于我国各部门对所有来我国的专家学者一律平等看待，不管他们在苏联的职称、学衔、学术地位，一律称以“专家”，并在物质招待上也几乎一律平等的做法，认为是不恰当的，因为在苏联专家与学者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的。
苏联科学事业的发展十分迅速，学科分工越来越细。
几年来高教部聘请的苏联专家来我国讲学，事先既往往没有慎重考虑其专长是否适合我国工作上的需要，而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也没有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
建议今后聘请苏联专家学者时，事先最好能由熟悉苏联学术界情况的中国专门学者们推荐，再向苏联有关部门提出名单协商后聘请，这样较为妥善。
苏联科学院的最近发展情况
苏联共产党中央和政府一直重视科学研究，并且以重大科学问题的研究，尤其是探索性的理论研究交给科学院负担起来。
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给科学提出了一个极其重大的任务，即在所有的科学领域中加强理论性研究和加强科学与生产的联系。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在第6个五年计划时期内，苏联科学院计划增加一些边缘科学和加强一些基础薄弱学科的研究，要建筑七十八座新楼以供研究使用，对西伯利亚科学总分院的发展，已给予特别重视。
科学家的时间保证问题
在访问期中，我们特别注意了苏联科学家的工作时间的安排问题，了解了他们的研究时间是有保证的，而且每个科学家在时间安排上也是多样化的。
例如科学院的高级研究员一般以三至四天在研究所工作（主要也是研究工作和哲学学习），以二至三天在家里写作论文。
研究所的所长，有的早半天做研究，下半天办行政，有的早上办行政，下午作研究。
高等学校教授的研究时间，每周也有三至四天，在科学院兼职的教授，他们的研究时间，上面已说过，也有合理的安排。
正因为时间有了保证，苏联科学家的成就是大的，许多年满五十的科学家都已成为“著作等身”的硕学之士。
苏联科学家非常重视国际学术活动和科学家之间的私人接触
最近几年来，苏联共产党、政府、科学机构和科学家们都十分重视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和加强同外国科学家之间的私人接触，交流学术经验。
我们十分惊奇地在苏联科学家的研究室和他们家里看到我们在中国还没有看到的自1953年以来的许多日本、印度、英、美、法等国科学家送给他们的许多在学报上见不到的专著。
因为世界各国的科学都在突飞猛进，新理论、新技术不断出现，要赶上国际科学先进水平，而不首先掌握国际有关的科学研究情报，是不可想像的。
苏联科学家对中国科学家提出两个希望
（1）为了对新中国科学上的成就有较多的了解，希望中国科学家在每篇论文后面附有较长的外文摘要（俄、英、德、法文均可）。
他们也开始这样做了。
（2）苏联科学家都希望同中国科学家建立私人接触，交换刊物和科学问题上的意见。
到现在为止，中苏两国的植物学工作者之间的私人交道，还是很少，他们十分愿意和世界植物最丰富多采的中国的植物学家们建立直接关系。
我受了这次所联系到的苏联科学家们的托付，特在此转请我国科学工作者们考虑。

感谢共产党引导我们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陈经畬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先念、薄一波两位副总理、董必武院长、张鼎丞检察长、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我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而感到万分欢欣和兴奋！
我衷心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党领导中国人民建成了一个空前强大和统一的在国际上有着崇高威信的新中国，感谢党领导我们有可能在今年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
作为一个工商业者，我特别要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用和平的方法采取了团结、批评和教育的政策，引导我们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使我们能够和全国人民一起向着光明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
湖北省几年建设成就巨大有目共睹不能抹煞
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获得了辉煌成绩，这是人所共知有目共睹的。
以我们湖北省来说，1953年和1956年国家以六千万元的投资修筑规模雄伟的荆江分洪和汉江分洪工程，保障了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轰动世界的武汉长江大桥已于今年05月间合拢，天崭变通道，人民几十年来的愿望实现了；
武汉钢铁公司的各项工程，现在正在兴建，它将是我国又一个巨大的钢铁基地。
同时地方的建设也在迅速的发展，使许多城市的面貌改观。
汉阳不久以前还是荒草凄凄、古冢累累的小城，仅仅在两三年的时间内，新的宽敞的马路开辟了，许许多多新的建筑物落成了，万丈高楼平地起，怎么能不使人感到兴奋，这怎么能使人不连想到共产党领导的好，和我们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呢？
当然，几年来我们的工作也曾出现了一些缺点，我们湖北省的工作正像周总理报告中指出的全国的情况一样，1956年建设事业中有的要求急了一点，步子快了一点，钱多用了一些，但是这丝毫不能抹煞我们所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
总的看起来，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有些也是不可避免的。
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却一笔抹煞了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他们乘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向社会主义事业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猖狂的进攻。
为了使他们的野心得逞，他们竟违犯他们自己举手通过的宪法，公然提出要设立“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各党派轮流执政”等荒谬绝伦的主张。
这些企图的目的何在呢？
昭然若揭，不过是阴谋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章乃器的反动言论是毒药
在这些右派分子中我要特别提一提和我们工商界有密切关系的章乃器。
他的言论和行动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是十分荒谬的、阴险的。
例如他说的“定息不是剥削”，只要我们工商业者稍微想一想自己的发家史，就能辨明这是何等的荒谬。
我知道我自己的发家就是靠剥削工人阶级得来的，现在物归原主，交还给工人阶级，实在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人民政府为了照顾我们资本家，允许在七年之内，以定息的形式在一定限度内继续取得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一部分价值，这不是剥削又是什么呢？
可是章乃器偏偏不承认。
这种居心是很明显的，就是要否认今天还有剥削，否认今天我们和工人阶级之间还有阶级关系，否认资本家与工人还有本质上的区别，好像资产阶级分子已经不需要改造了，以挑拨脱离工人阶级的领导，要我们再回到“五反”运动以前那种“分庭抗礼”的局面，使资本主义剥削人压迫人的制度在中国复辟。
章乃器反动言论毒害之深不仅破坏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而且对于我们民族资产阶级本身更是很大的危险。
章乃器的另一谬论是他认为“不应强调公方与私方的界限”，主要的应该按着职责分工办事。
他还认为这是使私方人员有职有权的保证，这又是为什么呢？
很明显这就是企图引诱私方与公方相处时不注意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诱使私方在工作时强调职责而不尊重公方的领导。
在公私合营企业中私方人员是不是像章乃器所说的都是有职无权的呢！
完全不是。
以我办的汉昌化工厂为例，这个厂自从公私合营后产值增加了一倍以上，这说明企业性质转变后对生产是有利的，公方领导是好的，在厂的私方副厂长他自己对我说，他是有职有权的。
我有时前往视察也能看到私方不仅能把应有的职责充分担任起来，而且非常积极和公方相见以诚并没有什么隔阂。
像这样的情况，我相信在全国各地一定是很多的，怎么能说强调了公私界限私方的有职有权就没有保证了呢？
当然在少数公私合营企业中，有的私方人员在有职有权方面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无论如何我们决不应离开公方领导去谈私方的有职有权，这也就是说私方人员有职有权必须在接受公方领导的前提下去获得的。
我认为章乃器所谓的强调公私的界限私方的有职有权就没有保证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工商业者要“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如果照章乃器的说法，离开公方领导去谈“有职有权”，那么我们如何在这个基地中改造自己呢？
章乃器的再一谬论是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危险的敌人”这是由于他的资产阶级唯利是图贪得无餍的剥削思想的一面在作祟，他竟企图把我们在工作中经常反对的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这是章乃器为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打掩护对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作的恶毒诬蔑。
工商界人士需要提高警惕，加强学习，加强改造
对于章乃器的其他谬论，各方面驳斥的已很多，这里不多说了。
但我们要提醒我们工商业者，由于我们消极的一面还存在，虽然目前已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对社会主义新制度还感到不大习惯，我们在企业的生产关系上虽然已经转变了，但剥削根子还没有彻底根除，剥削思想还很严重，所以我们就更容易被右派分子所迷惑，成为他们的市场，何况他们也善于利用我们的弱点，向我们施展他们的两面派手段，因此我们需提高警惕，加强学习，加强改造。
目前首先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按照毛主席指示的六项标准，认清谁是人民谁是敌人。
一方面揭穿右派分子的阴谋，认清“甜言蜜语”的危险性，不要受他们的欺骗，不要上他们的当；
一方面要进一步和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界限，与一切右派分子坚决的展开斗争，在斗争中改造自己，提高自己。
这样我们才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
周总理在报告中，对政府各项工作肯定了成绩，提出了缺点，这样实事求是的以理服人的态度我们是衷心钦佩的，作为一个工商业者，为了爱护党、帮助党，我们要继续以至诚的态度帮助党整风，不断克服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
对于少数公私合营企业中有些私方人员目前还存在有职无权的现象，周总理也已作了正确的具体的分析，凡是起因于私方人员本身的缺点，我们应该按照周总理所指示的方向，努力改造自己，消除与党员干部、公方人员的隔阂和对立情绪，凡是起因于党员与公方人员的，我们要开诚布公的互相帮助，提出批评，并希望党和政府随时督促，注意加以改进。

教师的政治学习和政治地位
吴若安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项报告。
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了我国解放以来在推行扫盲和普及教育的伟大成就：
在校小学生已从1949年的二千四百多万人增加到1956年的六千三百多万人，从1949年到1956年全国扫除文盲二千二百多万人，从1951年到1957年国家用于普及教育的经费将近四十九亿元，占全部文教经费的百分之二十四强，占全部普通教育经费的百分之五十四强。
解放以来，不过七、八年，我国人民普及教育、普通教育发展这样迅速，使全国人民文化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所没有的，这是中国历史上天翻地复的变化。
回顾解放以前的旧中国几十年在反动统治下的普及教育是怎样的呢？
那还不是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人民救死尚且不暇，何况谈到普及教育。
即使有一些中小学，也尽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所垄断，作为训练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弟，培养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人才，是一种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教育。
这和解放以后人民当家作主的普及教育，把教育来为工农服务，把劳动人民子弟培养成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的教育，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不但教育的阶级性质完全不同，而且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上，也是旧中国几十年乃至于几百年、几千年所梦想不到的。
几年来我国普及教育所以能得到这样辉煌的成就，这正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莫大优越性。
这完全是由于工人阶级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而英明的领导。
资产阶级右派野心家及一切右派分子，无端诽谤诬蔑我国几年来的伟大成就，把新中国教育事业任意歪曲夸大成为“糟得很”、“乱得很”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甚至企图削弱党的领导，别有用心地想把新中国拖到旧中国的老路上去。
我们完全不能容忍，必须坚决的给予批驳和痛击。
我们不否认在教育工作上有某些缺点和偏差，但这是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困难。
我们首先要肯定成绩是主要的，肯定我们祖先没有做过的伟大成就，然后为了要使今后获得更大的成绩，就要坚决克服存在的缺点。
因此就要诚心诚意、实事求是地帮助党整风，以求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把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设得更好。
我们应该认识，只有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使祖国不断产生历史奇迹。
任何阶级和政党都不会做到，也不可能做到。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全国人民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迈进！
上一个月，我们上海市教育局连续召开二、三十次座谈会，邀请了中小学、师范、业余进修、幼儿、聋哑、扫盲教育等单位的行政干部和教师们就以上各种教育工作提意见。
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召开以后，教育局又邀请了参加宣传工作会议的教师们举行座谈。
教师同志们积极地提出了意见和批评，绝大多数都是诚恳的、善意的，对教育局改进工作和考虑今后措施是有很大帮助的。
教育局本着边学、边放、边改的精神，已经根据教师们提出的意见和批评，进行了初步研究，提出了几个改进方案，包括：
中学校务委员会问题，教师进修问题，学校人事编制与克服忙乱问题，业余学校问题，教职员福利问题。
目前上海市教育局正在邀请各方面人士分组进行讨论研究，以便使这些方案订得更完善、更切合实际、更能发挥学校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以求有利于人民教育事业的推进。
知识分子要下个脱胎换骨的工夫，彻底进行思想改造
这里我想就两个问题谈谈个人的意见：
第1，关于教师的政治学习问题。
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演，对照一下近01月来在鸣放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我深切地体会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这一个大变动的时期中还是一项十分迫切重要的工作。
解放七年多来，我国知识分子经过各种运动和学习，他们大多数都有了一些进步，切身地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拥护党、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可是，我深深地感觉到，知识分子要改变世界观从根本上确立无产阶级立场，却是一件相当艰巨的事。
许多知识分子，虽然在基本态度上是拥护党、赞成社会主义的，但另一方面，他们还不能忘情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思想，不能忘怀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位观念的种种要求，因为这样，就发生了如毛主席在报告中所指出的，“如何适应新社会的需要”的重要问题。
毛主席教导我们：
“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
我体会，这就是因为我们知识分子还没有确立新的世界观，所以思想感情还不能和工人农民结合起来，还不能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因此我们要继续加强思想改造，要在实践中锻炼，更要下一个脱胎换骨的工夫，而不仅仅是读了几本理论书籍就能办到。
我们当中有些同志对这一点没有足够的认识，所以就放松了自己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感情的锻炼，这样的同志在工作中就往往缺乏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战胜困难、勇往直前的信心。
这还是就平常状态而言，如果就碰到巨大的变革，尖锐的斗争，例如当前所开展的反右派野心分子的斗争，有些人的认识就模糊起来，也产生了思想混乱，甚至连立场也动摇起来，不知何去何从？
这样的情况，在知识分子当中当然还不是少数，但在上海中小学教师当中也并不例外。
这对我个人，作为上海市教育局的负责人之一，更要负一定的责任。
几年来，上海市教育局在对教师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方面，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做得十分不够，特别是经常的、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工作做得很不够。
近一两年来，这方面比较放松，只是片面地强调了业务，没有注意到业务脱离了政治思想那就连业务也不可能搞好。
毛主席教导我们：
“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又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
这对我个人是很大的教育，因而我想到，今后除了个人应当加强政治学习、加强思想改造之外，还应当在工作岗位上克尽职责，把上海的教师的政治学习和思想工作做好。
加强社会宣传改变轻视教师的现象
第2，关于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问题。
中小学教师担负着培养祖国下一代的重要任务。
把他们比喻为祖国的“灵魂工程师”是完全恰当的。
但是解放才不过七、八年，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轻视教师的现象，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党和政府虽然一再向社会宣传并在实际上给予教师以极大的关怀和尊重，但社会上还有些人没有彻底改变轻视教师的态度。
在上海曾经发生过家长辱骂教师，甚至殴打教师的事情。
殴打教师当然是极个别的例子，但不同程度的轻视教师的现象，还是存在的。
在这一次“鸣”“放”中，不少教师特别是小学教师提到了教师的社会地位问题，认为社会上有些人对党和政府重视和关怀教师的实际还没有很好体会，因而还没有造成尊重教师的社会风气。
这就要求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宣传工作，以便彻底改变社会上轻视教师的现象，否则对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同时也要加强在职教师和在校师范生的专业思想教育，以求今后升学青年踊跃愿意投考师范学校和师范学院。
我在上海对教师和学生、特别是师范院校的学生讲话中，多次谈过这个问题，现在我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目的在于希望各方面人士能多向社会宣传。
党和政府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今后当然还继续做，如果获得各方面社会人士多方协助政府做些宣传工作，造成社会上尊重教师的新风气，那么，对于祖国社会主义教育建设就有很大帮助。
最后，我表示为了维护祖国社会主义事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必须积极地投入反右派的斗争，坚决地给予右派分子以无情痛击，才可使我们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更顺利地前进！

整治长江下游形同燃眉之急
冷遹的发言要求中央责成水利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及交通等部门重视整治长江下游，迅速开展工作。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副总理、薄副总理、张检察长、董院长和彭副委员长的报告。
现在，我就江苏省境内的长江整治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江苏省地处长江最下游。
江流自安徽入境，经过二十二个县、市入海。
南北两面的江岸线共长七百二十公里。
北面与淮河水系相通，南面与太湖水系相通，沿江地势平坦，物产丰富，耕地面积达七百五十四万亩，人口四百九十三万（不包括南京、镇江、南通三市市区人口），有南京、镇江、南通三个主要港埠，系沿江两岸物资集散地。
常年对内河通航大港有二十条左右，航运发达，交通便利，所以沿江一带是江苏省经济的命脉，也是政治文化的中心。
近几十年来（尤其是1954年大水以后），长江下游江床不断变迁。
特殊显著的是江床的益形曲折和沙洲的增加与扩大，造成坍江情况的严重发展。
经调查，江中已有大小五十二个沙洲，最大的崇明岛面积达六十万亩，扬中也有二十五万亩，最小的只四、五百亩。
由于沙洲增加和扩大，因而水位抬高，给沿江两岸的防洪、排涝带来了很大的不利。
沿江各段变迁情况约如下述：
1、自安徽东西梁山陈家洲而下至南京一段，由于洪水来量的增加，仙人矶前救济洲的扩展，三山营与七坝间江面的狭束（宽仅一千二百公尺），以及下游梅子洲的日渐扩大，造成了水位的高涨，威胁到安徽省的马鞍山，并引起江苏省铜井河口、西江口及九袱洲的坍江，使秦淮河受到江水倒灌，排泄不畅。
2、南京以下至江阴一段，由于南京、浦口在兴办铁路后，每有乘低水位时，在两岸兴建码头、厂屋，侵占江面日积月累，目前江面宽仅一千一百公尺，水流骤受约束，流速加大，促使八卦洲时起变化，造成北岸卸甲甸（即永利錏厂宁厂所在地）以下及南岸栖霞山江岸的崩坍，其结果是迫使南京港和永利宁厂修筑护岸，沪宁铁路搬家，耗费国家投资数以千万元计。
主流的向下游变动，又使十二圩一带涨滩很快，世业洲北泓日渐削弱（世业洲过去主流在洲北，根据清末水师旧图记载，洲西头距十二圩江岸为一点六华里，合八百公尺，而目前已缩至约三百公尺），南泓日渐增强，并绕过世业洲北冲，加重了高资一带的坍江。
目前沪宁铁路在高资至六摆渡一段离江岸仅一点二公里，严重威胁铁路的安全，如不早为之计，此段铁路势将步栖霞山至龙潭一段线路的后尘，如再迁移，则国家需投资的数字将更可观。
世业洲以下征润洲的增涨，造成长江北岸六圩至都天庙段的严重坍江，六圩一带自1931年至今二十多年内已坍进达两三公里，损失土地达数万亩，该处群众因坍江需另作安置者数千户。
由于该段江流北移，使镇江港逐渐淤塞，造成镇江港在航运上的阻碍，现该港每年冬季赖浚挖航槽来维持南北岸的交通。
镇江以下的变迁就更大了。
江中有和尚洲、益课洲、公兴洲、难民洲及南北洲，这些不稳定的沙洲，随着每次洪水的影响都有不同的变化。
在三江营以下的扬中县与永安洲，不仅受洪水的影响，而且还受到淮水入江的影响，在江淮并涨的情况下，堤防安全更受到严重的威胁，有时会造成北岸三江营至杨湾、南岸龟山头至姚桥以下全线崩坍。
3、江阴以下至海口一段，由于江阴八圩港间的江面宽仅二千一百公尺，水深流急；
而江阴以下江面又突然扩展，天生港对江宽达十一公里，又受潮汐顶托影响，致沙洲起伏，变幻无常，两岸涨坍的情况，更是复杂。
如常阴沙、永安沙涨而复坍，常熟的青草、联珠等沙，于十余年来已涨出万亩以上。
海口由于崇明岛的影响，北泓日渐淤涨，主流趋向南泓。
江流的转变，又造成北岸的坍江，致海门县浒通港以下全线崩坍，每年向北坍进二百至五百公尺，启东县泰安港附近在1949年前曾坍去六公里，南泓虽有江南海塘建筑的保护，但受风浪与江流的袭击，海塘的损坏情况也在严重的发展，而崇明岛南岸也在全线发生坍塌。
以上情况说明，在江苏境内长江河床变迁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由于每年要坍毁良田一两万亩，如从低估计平均每亩产量以五百斤计，每年就要减少粮食产量五百至一千万斤。
失地农民每年至少在一千户以上，年年如此，实已无法安置。
如遇像1954年的大水，则塌毁良田、损失粮食以及需要安置的农户，还要大大超过这个数字。
此外，并因为整治工作缺乏根本措施，必须赶建退堤，每年还要耗费国家投资约一百万元之巨，而且更增加了土地挖废、压废的损失。
由于江堤坍塌，高资一带的铁路，恐很快就要被迫搬家；
南京、浦口、永利宁厂、大生三厂等处的沉排护岸工程虽然投资很大，恐亦只能临时救急，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作用，不能保住上下两端不发生新的坍势；
六圩一带江岸坍塌，至扬州公路日益缩短，南岸镇江港即将淤废，主管部门竟至束手无策；
而崇明岛北泓的日形浅狭，更将造成长江入海口门的发生巨大变化。
这些还只是长江江岸在江苏省境内的变动情况，在安徽省境内，我们未作详细了解，但江岸的变动情况也是很严重的。
由于江岸的涨塌变动，不积极作根治打算，不仅耗费国家大量投资，影响沿岸人民生活的安定，而且时日迁延，江岸变动情况益趋严重，将来治理费用亦将更为浩大。
同时，江苏境内长江的防洪问题也绝不容忽视。
有人认为，江苏省在1954年曾遭受特大洪水的侵袭，南京水位达十点二二公尺，超过一般最高水位八点五七公尺，时间持续至一百一十一天。
江堤并未出险，因而盲目乐观，这种思想是危险的。
因为，我们绝对不能忘记：
当时是在没有台风的有利情况下，勉强渡过大汛的。
1954年以来，江堤虽年有培修，但限于财力人力，目前高度宽度还远不够标准，如遇到1954年的高水位，同时再有台风，则现有的江堤是不能抗御因台风而激起的高浪打袭的。
在江苏长江汛期遇到台风袭击，可能性是很大的，绝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如果不能预见到这一点，并采取适当措施，沿江两岸和许多洲岛全长达一千公里的江堤、洲堤，一旦遇有不测，灾害发生的严重后果将不堪设想。
长江在江苏境内上承十三省一百八十余万平方公里的来水，汛期一般流量在五万秒公方以上，1954年更大至超过十万秒公方，因此，由省的力量来考虑境内长江整治问题是不可能的。
目前长江流域规划虽已在积极进行，但对大通以下至海口的五百至六百公里一段长江咽喉，似尚未能加以重视。
长江中游的水灾确是严重的；
但是长江下游的水灾也不容忽视，整治长江必须依靠中上游修建水库调节控制洪水；
但同时必须辅以下游河道的整治工作。
我们要求中央责成水利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及交通部等部门，对长江下游整治问题加以重视，并迅速展开工作。
为此，特提出三项建议：
一、建议有关部门将长江下游整治问题列入长江流域规划的范围。
二、建议有关部门在近期内组织会议，专门讨论研究长江下游整治工作的方向、方法和开展工作的步骤。
三、建议有关部门对当前镇江港存在的迫切问题，迅速研究，提出紧急措施。
我们向有关方面大声疾呼：
长江下游的整治工作，实在是一个形同燃眉之急的任务。
我们认为：
对江苏省境内的长江整治问题，不能存有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
必须提高警惕，严予重视，迅速采取措施，积极加以整治，是否有当，请大家指教。

公文写得含糊草率的现象应当改变
叶圣陶在书面发言中说，书面语言马虎不得，人家了解你的方针政策办法全凭在公文上的书面语言
我拥护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和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秘书长的报告。
今天我发言只说一个意思，希望机关团体注意所发的各类公文。
公文不一定要好文章，可是必须写得一清二楚，十分明确，句稳词妥，文体通顺，让人家不折不扣地了解你说的是什么。
我常觉得有不少的公文不能做到这一点。
插一句，我说的是不少的公文，不是所有的公文。
那些公文写得含糊草率，人家能大致了解它说的是什么，可是不能不折不扣地了解，还得自己去揣摩。
不妨想一想所以要发公文的用意。
发一件指示，说的如果是方针政策，那就是要看指示的人了解这个方针政策。
发一份通知，说的如果是具体办法，那就是要看通知的人了解这些具体办法。
此外如写请示报告工作总结之类，无非要叙明主要的情况，从中归纳出一些经验教训，商量或确定以后工作的途径和方法。
这些公文能含糊草率吗？
一含糊，一草率，人家就可能这样了解，也可能那样了解。
换句话说，一含糊，一草率，就伏下了错误了解的根。
可是方针政策绝对不能让人家错误了解，具体办法也不能让人家错误了解，错误了解的后果总是实际工作上的损失，而且决非小损失。
因此，明确通顺是极端必要的。
要做到明确通顺，必须把意思想清楚。
没想清楚，即使是文章大家也做不到明确通顺。
想清楚了，公文的组织结构自然就是意思本身的组织结构，这才能做到有条有理。
想清楚了，哪一段哪一句该怎么样说，该用怎么样的语气和词儿说，自然都有数了，这才能做到造句遣词各得其当。
组织结构有条有理，造句遣词各得其当，这样明确通顺的公文，才能让人家不折不扣地了解。
我说有不少的公文不能做到明确通顺，很抱歉，我没法在这儿举实例，多举太麻烦，举少了又挂一漏万。
我只能说一说那些公文的一般情形。
那些公文大都条理很乱，思路纷歧，前后不连贯。
换句话说，那些公文逻辑性很差，不像算式那样，一步顶一步推演下去，毫不含糊。
应该在头里说的，放到中段去说了。
前边说过了的，后边又说了，而且说法跟前边有些出入了。
完全不需要说的，也无根无据地说进去了。
前边明明交代，分三项来说，说到后边，却只剩两项了，而且两项的次序颠倒了。
诸如此类的情形都是条理方面的缺点。
其次，那些公文大都把意思随便纳入已成熟套的语句形式，不肯努力找出表达这个那个意思最恰当的语句形式。
这样办，省事固然省事，却损害了意思，形成公式化。
造句遣词是极度地自由，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不考虑适当不适当，用得上用不上。
指的是同一对象，在一件公文里竟用上好几个不同的名称。
虚词，条件语，形容词语，用得非常慷慨，以多为胜。
有时候却又非常吝啬，一个非用不可的“的”字或“了”字也舍不得用。
诸如此类的情形使公文的语句违背了语法修辞逻辑的规律。
这样的公文算不得好文章是当然。
算不得好文章，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想到方针政策的贯彻，具体办法的实施……关系就大了。
人家看了这样的公文，要是了解得不透彻，甚或得到错误的了解，那是多么严重的事啊！
就表面看，公文不能做到明确通顺，似乎只是能力问题，笔下不济事，自然写不好。
其实这里头还伏着个认识问题，就是说，对于公文的作用和要求，看法不怎么妥当。
那种看法认为只要头脑里想得差不多就成，至于怎么样表达出来，把它固定在公文上，不妨随便。
不知道无论你头脑里想得怎么样，在没有说出来或写下来的时候，人家绝对没办法了解。
人家除了当面听你口说而外，只有凭借你写在公文上的书面语言，才能了解你头脑里想的是什么。
写在公文上的书面语言好比一道桥梁，而且是唯一的桥梁。
公文的作用既然如此，对于公文的要求就不能不严格，必须确切地表达出头脑里所想的，不折不扣，恰如其分。
那种看法刚刚相反，不看重公文的桥梁作用，对于表达不作严格的要求，以为不妨随便，我说它不怎么妥当，原由就在此。
听说有少数几位同志说过大意如下的话：
“怎么写都成，没关系，下边总能够体会咱们的意思”。
这就是那种看法的实例。
由于看法不怎么妥当，从起稿到定稿就有如下的情形。
按理说，一件公文，应该在考虑到成熟的时候起稿，应该由了解得最透彻想得最清楚的人执笔。
在那样的时候由那样的人执笔，形式跟内容大致能够相符，再加上些斟酌损益的工夫，很容易达到相当完善的地步。
可是有不少的公文，还没到那样的时候就起稿，执笔的并不是那样的人。
他们了解不够，想不清楚，只因任务交了下来，不能不硬着头皮执笔。
稿子起好之后，当然要经过好几回讨论和修改。
可是初稿已经把格局规定了，如果格局不怎么像样，尽你加工也很难使它完善，还不如另起炉灶。
另起炉灶不免麻烦，为了省事，还是在初稿的基础上加点儿工，将就过去。
这是一种情形。
还有，公文稿在传阅研究的时候，有的人在上边签点儿意见，有的人就动手修改，加上几句，删掉几句，改动几个字，或者把原文钩来钩去。
要是个个人都有全面观点，在一处地方提意见或在一处地方改动，都能照顾到全篇，照顾到别人的意见或改动，那当然没问题。
可是能够这样做的人并不多，多数是只顾局部，忽略全篇，只顾自己，不管别人。
最后整理的人可苦了，他要把这个人那个人的意见或改动都容纳进去，至少要尽量照顾到，真比缝一件百衲衣还难。
这又是一种情形。
还有一种情形，公文稿经过好些人提意见或改动之后，不再仔细整理，只把可以采纳的意见吸收了进去，就此缮印发出。
在以上三种情形之下定稿的公文，质量不会怎么高是注定的。
要提高公文的质量，首先要解决发公文的人的认识问题。
解决认识问题也不难，只要记住一句话：
人家了解你的方针政策具体办法之类全凭写在公文上的书面语言，所以书面语言马虎不得。
其次，公文从起稿到定稿的过程应该注意。
要在考虑到成熟的时候由最适当的人执笔，好些人参加斟酌损益，人人要就全篇着想。
又其次，凡是触及公文稿的人要在语法修辞逻辑各方面用点儿功，不光是看些书本，尤其要注重实践。
这也是写好公文的必要条件。
公文在实际工作中既然是非要不可的东西，就得把它写好。
要求把公文写好决非文牍主义，随随便便写公文发公文才是文牍主义。
说到发公文，我以为应该按照通常应用的“可×可不×，不×”的公式办事，可不发的就不发。
如果可不发的也发，非但徒乱人意，而且妨碍实际工作。
文牍主义被认为不好的主义，这是原因之一。
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是新社会的一个道德条目。
要求把公文写好，是为工作着想，也是为看公文的人着想。
这本来是分不开的，必须让看公文的人了解得清楚透彻，工作上才会有好处。
说到为看公文的人着想，还有些小节目可以说的。
譬如，为了节省看公文的人的精力和时间，公文就该尽可能写得简而得要。
一层意思可以用两种说法表达，一种明快，一种晦涩，就该采用明快的一种。
考虑到繁复的句子形式可能引起人家的麻烦，就该把它化开，化成并不损害原意的几句。
考虑到哲学书籍上的那些词语，仅仅流行在小范围内的那些“行话”，人家不太熟悉吧，人家可能发生误解吧，就该尽量少用，到非用不可的时候才用。
诸如此类的做法，对于看公文的人有好处，对于工作当然也有好处。
到这儿，我的意思说完了，敬恳各位代表指教。
如果各位代表认为有些中肯，就请大家来鼓吹和实践，注意有关的机关团体所发的各类公文。
还有一点，我既然把话写下来，大会秘书处既然把我写下来的话印出来，各位代表看这份印刷品尽够了，因此，我不再把它念一遍了。

她是这样走过来的
——人大代表吴贻芳访问记
本报记者　傅冬
在人代会上，遇到一位江苏省的代表。
他说：
“吴贻芳在我们小组的发言很好，给我的启发很大。”
六十四岁的吴贻芳先生，在金陵女大作过二十多年的校长。
吴贻芳先生很痛快，一见到记者，就开门见山地说：
“右派分子口口声声说拥护共产党，可是一碰到具体问题，他们就这不赞成，那不同意！
在小组会上又推说自己检查不出自己思想的毛病，要别人帮他们找毛病的根子。
有的右派分子说自己思想一天一个样，把改造说得容易的了不得。”
她感慨地说：
“要是老这样，那一辈子也查不出毛病的根子！
改造是一场痛苦的自我斗争过程，哪里那么容易！”
我请她谈谈自己的体会。
她谈起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
那时候，好些人批评在教会学校作事的人，是给帝国主义服务的，给帝国主义培养奴才。
她听了这种批评，非常生气。
她认为自己辛辛苦苦办了几十年学校，为的是叫女子也能上大学，也能到社会上作事。
这怎么能说是为帝国主义培养奴才呢！
再说，日本飞机轰炸得最厉害的时候，她都没有叫在学校里挂美国旗。
不管怎样，至少爱国思想、民族意识，这点总应该肯定吧！
有一天，一个同志好心地来帮助她，为了提醒她，说了这么一句：
“很多在教会学校作事的人有买办思想，你也可以检查检查！”
她一听更火了。
买办？
她可知道买办是什么样子，就像美孚洋行经理那副鬼样子，自己怎么会是那样的？
这样一来，她更不动脑子了。
陈一凡教授（金陵女大中国语文系的系主任）有天对她提了一个问题：
“皖南事变以后，你怎么想的？
你那时有没有想过中国人民的前途？”
这一问，倒真把她给问住了。
那一夜，她整晚没阖眼。
她翻来复去地想，皖南事变后在成都，天天有人给她寄新华日报，可是她连看都不看一眼。
自己把自己圈在教会学校的围墙里，只要学校整得有条有理，美国继续来经费，自己地位没问题就行了，管它外面闹成什么样子！
外面打得你死我活，也与我无关！
她问自己：
这不是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是什么？
这不是把学校当成文化租界是什么？
这不是与人民隔绝又是什么？
学校事事都得听美国校董的话，美国人说什么是什么。
学校里讲的念的，好些都是原封不动地从美国搬来的教材，连社会学都念的是美国原文书。
学校的美国先生多极了，好些系主任和教务员都是美国人。
这不是传播美国文化是什么？
学生们满嘴洋文，她们羡慕美国，向往美国，谈起来什么都是美国的好！
是的，自己整天也给学生讲要为社会服务，但究竟为什么社会服务？
服务的对象究竟是谁？
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勃发的时候，学生的情绪激昂，要罢课、游行，自己却劝她们安心在校读书。
这怎么能对得起人民！
这么一想，她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立场是有问题。
这不是买办思想是什么？
自己不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又是什么？
她羞得抬不起头来见人了。
“当然，思想改造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这几年，经过几次大的运动，加上自己也常出去跑跑，认识上稍稍提高了些。”
吴贻芳这样说。
1953年，她和一些江苏省的政协委员去参观淮河的三河闸。
那里的几万民工见他们去了，高兴得不得了，给他们说东道西。
老乡说，他们那里十年九不收。
他们盼呀！
盼呀！
盼了几辈子了，盼望能有个闸。
国民党时，说要建闸，可是建了几年，只打了几十根桩子。
而现在不到一年工夫，这座闸就要建成了。
同行的一个民族资本家听了说：
“现在我亲眼看到人民政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了！”
他看到了他的工厂上缴利润用在那里了。
一位曾在国民党监察院作过事的政协委员谈起了解放前运河决口的事。
那次他去调查灾情。
当地的老百姓哭着对他说，当发大水的时候，远远来了一条轮船。
老乡见了，都高兴得叫起来了。
那知道轮船把“导淮委员会”的官员接到船上，就调转身走了。
任老百姓哭死、喊死，也没人理。
哪像现在政府这样处处为老百姓打算呢！
头年，吴贻芳去日本访问。
见到许多最近来过中国的日本人。
那些日本的教师、工人、职员、资本家，都异口同声地对她说，中国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在那么烂的摊子上，作出这样的成绩，真是万万想不到的事情。
他们称赞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成就，他们特别谈到了中国人民道德面貌的改变。
中国没妓女了，没当铺了（日本当铺很多），住旅馆，不关门也不会丢东西。
一位公务员访问中国以后，写了一本有关中国的书，送给吴贻芳。
书中有一段这样写着，中国人过去遇到困难，总是说：
“没办法”，现在他们说：
“有困难，但有办法克服”。
新中国的人民自豪地说：
“我们要让高山低头，我们要让河水让路。”
他们很愉快地在为祖国劳动着。
她说着从文件袋里拿出两张纸来，她说：
“这是我的发言提纲。
我准备在小组会上谈谈我听周总理报告后的体会。”
我看了一下，见上面写着：
“成绩那里来的？
靠党的领导。
如农业增产、战胜灾荒……没党领导不可能。
党领导成功的原因：
①大公无私　②辩证法……”
吴贻芳见我看完了，忙说：
“这几年自己觉得不管怎样，拥护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路这点没问题了。
可是事实上遇到具体问题，思想感情还离得老远呢！”
她说，这一次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的时候，开始她就没注意，没想到这里面有什么阴谋。
接着她又谈到6月初，当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那篇社论后她的心情。
她说当时她担心极了。
在江苏省委的一个座谈会上，她问省委，是不是要“收”了。
她关心地说，北京和江苏的情况不一定完全一样。
省委应注意省里的具体情况，过去提的意见，能执行的马上执行，不然群众不敢提意见了。
而且会怪共产党！
“现在想起来觉得好笑，而当时确实是那样想的。
自己还觉得是为了爱护党才说这样的话。
实际上，这是对正确反批评的重要性认识得不够。
我这种思想，到北京后，经过小组讨论，加上看了许多人民日报的社论，特别是听了周总理的报告，脑子才算开窍了。
你说，要是对右派的反动谬论不进行批判，好些人弄不清是非，立场不坚定的就会跟着右派分子跑，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些大的原则问题错了，一定得批判。”
谈到了“民主”这个问题，吴先生说，周总理报告里，这点说得透彻极了。
她说，她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常听见学校的教授和同学说，某某议员是什么大公司的老板，某某议员是什么地方的大地主。
他们常常在议会上吵架。
比如这个作植物油生意的议员主张降低黄油价，而那个养牛的生产黄油的地主议员死不同意，这样他们就吵起来了。
这就是美国的“民主”。
而我们呢？
事事从六亿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我们要让六亿人民有饭吃，有工作做，这是真正的民主，这是最大的民主，而好些知识分子在这点上常闹不清楚，想问题总忘了六亿人民，老想着自己个人。
她还谈到另外一些问题，她说那些问题她在思想上也渐渐明确起来了。
可是在小组讨论会上，有时自己的发言还不那么坚强，还不能撕破面子，脸对脸地批驳右派分子。
这说明自己的主人翁责任感还不够。
吴贻芳停了一会，又接着说，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就是光说不作。
好些人一天到晚嚷嚷：
“理论要结合实际呀！”
实际呢？
他们只“懂”了“理论结合实际”的理论。
他们站在岸上看工人、农民向社会主义划船，他们指手划脚，却从不动手。
有些人好一些，上了船，但也只是站在船上看风景。
这怎么能行呢！
她说，社会主义这一关对知识分子是个重要的考验。
讲到这里，她说了一个故事：
有人曾经问过小托尔斯泰一个问题：
“你是旧俄时候的文人，你怎么能在苏维埃政权下得到那么大的成就？”
小托尔斯泰听了马上说，当我认识了新社会，接受了新思想，我就把我的整个身心，整个思想感情都投到里面了。”
“好些知识分子缺少的正是这个。
改造是一辈子的事。
我一定要继续努力自我改造，把自己的全部思想感情献给共产主义事业！”
她这样表示。
吴贻芳现在是江苏省的副省长。
她回忆着她走过的道路，联系到周总理的报告，她说：
“共产党的大门对所有的人都是开着的。
任何人犯了错误，只要承认错误，愿意改正，那人民和党是欢迎他的。”
她说，这点她在工作中体会很深，这点深深地感动了她。

进一步开展地方志工作
王祝晨的书面发言
去年06月我在本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早早动手编辑地方志”的倡议，曾引起全国各地的热烈反应。
北京、上海的各大报刊先后发表了若干有关地方志问题的论文加以响应。
有些省份如湖南、湖北、陕西、山西、云南、四川乃至厦门市等处，业已分别着手进行中。
我们山东已于1957年02月成立了“山东省地方志资料集征委员会”，开始进行省志资料的征集工作。
数月以来得到省内省外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并已收到各种体裁的来稿一百多件，共计有二十多万字。
同时有些老革命同志，对于如何编好山东省地方志问题，提出许多具体而宝贵的意见。
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已在今年05月24日向我省各专署、市、县人民委员会，省直各部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发出了关于进行地方志资料的通知，要求各县建立征集组，广泛地展开工作。
并决定编印一种内部刊物“山东省志资料”，作为征询群众意见，发表示范性文稿，指导工作交流经验和推动这一工作的工具。
我们这一项初步经验希望得到全国各地关心地方志问题先生们的支持和援助。
今年03月全国政协开会时，湖北省文史馆的沈肇年先生在大会上介绍了湖北省方志工作的情况。
顾颉刚、李培基、叶恭绰三位先生又就继续编纂地方志问题，联合提出八项实行纲要，我们完全同意。
为了在山东全省范围内展开地方志问题的宣传酝酿工作，余修副省长本年04月01日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了“为什么要进行地方志资料征集工作”的号召，我又发表了“编辑山东地方志的初步办法”的短文。
为了在全省范围内引起大家的重视起见，并把去年以来全国各大报刊所发表的有关地方志问题的文献材料，编印成“地方志论文集”一种，在山东省政协第3次全体会议及全省档案工作会议上发给与会人员，最近又发到各市、县有关部门，供大家学习参考。
现在我想就进一步开展地方志工作，提出几项建议：
第1，要设立一个全国性的领导机构，负责指导规划这一长期的、艰巨的科学研究工作。
最好能以中国科学院为中心的有关部门承担这一光荣的任务。
因为他们的基本任务中第1条就是“面向全国，加强学术领导”。
而且他们掌握了最具体的科学研究材料和各种专门人材，既可减少人力物力的重复浪费，又可把科学研究工作深入地联系群众，还可以作好中央与地方在学术工作上的交流与沟通。
第2，中央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及时地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地方志工作会议”，以便统一规划出如何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地方志工作的具体方案。
第3，地方志工作是我国正在进行的共产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项工作应该正式列入国家基本建设的计划与预算之内。
我以为各省市都可以成立专门性的工作机构。
凡设有综合性大学或有师范学院的地区，都可以适当地吸收并动员他们的力量参加这一工作。
像山东师范学院的地理、历史、生物、中文各系的师生们，就都愿意和我们合作分别承担“山东地理志”、“山东生物志”和山东近代革命历史的撰写工作。
山东大学和青岛市同样积极参加这一工作。
在地方上也可以充分地动员老年知识分子、中等学校的师生和小学教师们参加到这一具有极其广泛的群众性工作中来。
第4，地方志包括历史和地理两部分，我在“早早动手编辑地方志”的发言中曾说：
“在今日编辑地方地理，极为需要，但中央掌握材料较多，应由中央编辑。”
那是，因为1954年11月内务部内户群（54）字第伍陆玖号函复我的意见中提到“保密性质”，我才那样说的。
距今将近三年，地方地理仍未出书，教育部乃号召各省师范学院担任这一工作。
惟师范学院向各部门征集材料时，仍被各部门以“保密性质”拒绝供给。
山东经德国尤其日本调查的极其详细，由它们发表了的书报和保藏起来的秘密资料不知多少。
我们盼望中央早日确定保密的标准与范围，保证科学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否则地方地理的编辑，将无法完成。
中小学教材应有全国统一的教材，亦应有地方特殊的教材（包括语文史地及其他）。
前者应由中央主编，后者应由地方自编，一方面培养爱乡爱国的心理，一方面培养适应环境的知识技能。
如各地方乡土教材无法编辑，在教育上不能不算一大缺陷。
这是中央应该加以注意的。

高校领导制度要贯彻党的领导要加强
许崇清的发言
在这次会议中，我听取了政府的各项工作报告，更系统地、更清楚地看到了几万万劳动人民几年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劳动、艰苦奋斗而取得的各项伟大的成就，看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我深感满意。
在政府的各项工作报告中，总结经验，纠正错误，批判右派，都十分严肃而认真，所提出的各方面的工作计划，连同今后改进工作的方针和意见，以及所拟议采取的各种措施，都十分恰当，我完全同意。
我现在要谈一下我们现行的高等学校的领导制度的问题。
近来右派分子反对我们现行的高等学校领导制度，说它不“民主”，要用另一种他们认为“民主”的制度来代替它。
这种荒谬绝伦的想法里包藏着的右派分子的用心是瞒不了人的。
我们现行的学校领导制度，是完全符合于民主集中的组织原则的很好的一套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
而企图推翻它的那些右派分子所提出的无论那一种形式，它的组织原则，总脱不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都不外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陈腐的旧民主、假民主，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所不可能有的广大的民主。
要用资产阶级民主来代替社会主义民主，这些右派分子是在与那些反对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的他们的同谋者互相策应，从学校这条战线上来向我们进攻。
学校领导的制度和性质是由学校工作的特点决定的。
学校的教育和教学工作，方法、方式多而复杂，各种工作人员的专长和熟练程度不一样。
这一切都需要熟练更大、区别更细的领导。
还要看学校的规模怎样，领导范围也有所不同。
学校领导工作，是十分复杂的。
我们现行的学校领导制度是校长个人负责的单一领导。
在民主集中的原则下，个人负责的单一领导，是紧密地依靠全部工作人员的集体和全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首创性的单一领导。
这种领导在组织上有三项原则。
一、领导者对整个学校，对整个学校的全部工作，对整个学校的每一部分工作负全责，同时要求每一个工作人员对他自己所担任的工作负全责。
二、领导要具体，要切合实际，要有事实根据，要掌握工作的全局。
三、要检查工作任务的执行情况，为领导正确创立条件。
这些原则是组织真正有效的领导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这些原则要求贯彻执行群众路线。
如果不能保证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甚至制度都不会减少工作中的脱离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我们的领导即使形式上是集体的，实质上还是少数，甚至弄成个人突出的领导、反民主的领导。
为了贯彻上述原则，在我们现行的制度里，校长在自己的工作上首先就是配置好他最接近的辅助者，教务长和总务长，进一步就是配置好各个学系的系主任。
在实行二级制的学校，兼任教务长或总务长职务的副校长是辅助校长实行单一领导的最接近的辅助者。
兼任教务或总务的副校长与教务长或总务长不同，在于副校长是直接由上级领导机关任命的，在职务上与校长一体对上级负责，而教务长和总务长乃至系主任，则由校长荐请上级委任，或经上级批准校长聘任，在职务上个人对校长负责这一点上，在有副职的场合，他们当然也是共同对校长负责的。
他们在自己所管范围内，也要遵行上述三项原则，紧密地依靠全部工作人员的集体和全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首创性来进行领导工作。
校长为了做好领导工作，再进一步就是正确地配置各个部分的工作人员，合理地安排他们的工作，使他们都能在各个岗位上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并领导他们在对工作中的缺点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和整个集体共同工作。
这是校长组织全部工作人员集体发挥合作互助的精神，协同工作的一面。
但校长在工作上还要依靠集体的帮助。
在单一领导原则的贯彻执行上，这又是极其重要的另一面。
因此，我们在学校里，还设置了校务委员会，作为校长的谘询机关，集体地帮助校长贯彻执行单一领导的原则。
校务委员会的委员包括校长、教务长、总务长、人事处主任、系主任、教研室（组）主任、教授代表和校内公共组织的代表参加在内。
这个委员会以校长为主席，定期召集，讨论学校行政上和教育、教学上以及科学研究上的重要问题。
校务委员会又名学术委员会。
有些学校，因提出讨论的问题性质不同，把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成分也区别开来，组成校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两个委员会也是可以的。
校务委员会就所讨论的问题作出决议。
这些决议，在我们现行的制度下，是要经过校长批准，才能实行的。
但我认为，这些决议，既然是集体的意见，学校领导者是应该更慎重地加以处理的。
如果校长不同意委员会的决议，不便执行，就应该把自己对问题的意见报告委员会。
委员会的委员们如果不同意校长对决议的修改或变更，可以向上级领导机关提出意见，上级领导机关就可以纠正校长的错误处置。
校长是应该极力把这个委员会的工作组织得好，使学校的行政工作人员和教学工作人员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在业务的基础上团结一致的集体。
这个委员会虽然是校长的谘询机关，但它既可以作出决议，并且校长如果要修改或变更它的决议，而委员们不同意校长的所为，委员们还可以向上级领导机关提出意见，请求纠正，校长的错误就可以得到处理。
而如果校长与委员们有什么争执，也可以从上级领导机关得到公正的解决。
谘询机关也可以起决议机关的作用，而且是更好的作用。
这样做，就更适合我们目前学校工作的特点，对校长个人负责单一领导，帮助就会更大。
右派分子主张把它径改作决议机关，那就是把整个领导制度剥离它本来的组织原则，改变校长的职能，改变整个领导制度的性质。
此外，还有各种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建立在学校里的基层，学校领导依靠他们的帮助，也可以调动各种力量和人们的工作积极性，来为提高学校工作的质量而努力，并对学校工作中的缺点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来与学校工作中一切缺点作斗争。
至于学校外的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人士，学校领导依靠他们，还可以唤起各界人民注意学校的工作，关心学校的发展，支援学校的事业，为了办好人民的学校，这更是莫大的帮助。
总之，学校领导依靠集体的原则，应用得越广，群众路线贯彻执行得越好，领导的单一制原则就越能真正地实现和巩固，学校的工作任务就解决得越加成功。
这是我们现行的学校领导制度的无比的优越性，民主集中制度的优越性。
这个优越性我们必须力予发挥。
这个制度我们必须力加维护。
而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制度对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和国家政策的服从性。
学校教育是要遵照社会和国家政策的任务所指导的目标来指导年青一代的发展的。
学校教育不能离开社会和国家政策的任务所指导的目标而独自发展。
学校教育也只有遵照社会和国家政策所指导的目标来指导年青一代的发展，才能成全自己的发展，这是教育本身的发展规律，也是人们的发展和教育所必须遵循的道路。
党对学校教育的领导还要加强。
学校的党组织在学校里还要更加大力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右派分子要我们的学校教育脱离党的领导，是要使已踏上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的我们的学校教育，又复陷入各自为政、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政府的乱局，摸不到出路。
几年来，全国教育工作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多少艰辛，所得到的一切成果，将由此而被从根摧毁。
在右派分子对我们的这样的挑衅行为上，我们可以领会到我们的教育事业，也要通过复杂的矛盾斗争，一步一步地建立起来。
在我们的学校教育工作中，当前的主要矛盾是：
国家建设任务对学校教育的质量要求的增长同它现在的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经验的产生同保守心理和旧时代的旧传统之间的矛盾。
这些矛盾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必须正视的。
这些矛盾，是极其复杂的，决不是改变一下各级学校的毕业年限就能克服，而是要坚定地通过根据正确的教育政策来进行的经常的革新和改进的工作实践，经常地提高教育工作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和教育科学水平以及其他各部门的科学技术水平，经常地检查他们学习先进经验的成效，经常地研究他们的先进经验，推广他们的先进经验，并在他们当中展开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一步一步来克服的。
这些矛盾的克服，应该就是我们全国教育工作者当前团结奋斗的共同目标。
这些矛盾的克服，在各个学校就应该成为各该学校的全部工作人员团结奋斗的共同目标。
这就需要民主，需要集中的领导。
领导整个学校集体，调动一切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首创性，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来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共同斗争。
这当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
几年来，我们还未把我们的领导工作做好，还未把这种本领学好。
但我相信，这种本领是可以在我们的自觉的思想改造、理论学习和经验积累的进程中，更快的培养起来的。
全国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光辉的指示，正在通过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斗争，通过揭露和批判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斗争，以求胜利地达到更巩固的团结。
这个斗争，对我们的社会发展进程的实际影响将增长到无可计量。
随着这个斗争的胜利，我们的知识界将更认真的获得更深刻的改造，逐步地形成为新的知识界，人民的知识界，与工人、农民血肉相连的知识界，我们的知识界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就将与过去和现在都大不相同。
知识分子与人民，与工人和农民结合起来，将成为强大的力量，对经济、文化、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给予创造影响的可能性将更加扩大。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一定能够胜利前进。
只有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是我们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只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才是我们的唯一正确的领导。
共产党的领导，是必须坚持的。
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分割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