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告诉全人类
当前和平运动的迫切任务
停止核武器试验、裁军、缓和紧张局势
新华社科伦坡17日电
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经过了七天的工作，今天凌晨在科伦坡闭幕。
会议一致通过了要求停止原子核试验的呼吁书、要求停止原子核武器试验和裁军的宣言以及关于缓和紧张局势和其他有关问题的决议。
（呼吁书、宣言、决议见第5版）
会议结束的时候，东方大饭店的大厅里响起了一阵阵的欢呼声和掌声，庆祝和平的胜利，表示对于将来的信心。
会议还通过了致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公开信，这封信说：
人类正处在危险之中，原子核武器试验正在毒化空气、土地和水流。
我们要求你通过你的斡旋使联合王国、美国、苏联三国一起立即缔结协议，停止一切原子核武器试验。
会议一致通过比利时著名历史学教授伊莎贝丽·布伦姆夫人和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文幼章博士为世界和平理事会新任的副主席。
会议还选出世界和平理事会新任的书记，包括中国、哥伦比亚、法国、印度、苏丹、苏联等六国各一名。
会议还选出了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的七名新委员，其中有五名是亚非国家的代表。
闭幕会议差不多到午夜的时候才开始，以便各委员会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听取各方面发表的不同意见和达成协议。
当郭沫若致闭幕词结束的时候，时间已经是早上三点钟，这时会场里充满了节日的气氛。
郭沫若预祝全体代表一路平安，大家起立欢呼，经久不息，并且用各种语言按着同一的调子歌唱拥护和平的歌曲。
代表们在蒙蒙细雨中离开东方大饭店，他们受到了科伦坡市民的欢迎，其中有些人一直在等待着好消息，有些人是被长列的汽车从梦中唤醒而来的。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六十九国的代表和观察员约五百人，其中有著名的和平战士，也有新人。
这种情况表明，和平运动已经进一步扩大。
报道会议消息的有来自二十个国家的五十二名新闻记者，其中有许多人同时也兼作代表。
新华社科伦坡17日电
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17日在会议结束时致闭幕词说，这次会议发出了时代的呼声。
郭沫若在闭幕词中首先代表全体代表赞扬锡兰政府和人民，并且对他们表示感谢。
他说，他们的支持是给予科伦坡会议的最宝贵的礼物。
他说，我们的会议是和平运动的自由讲坛。
我们对当前关于和平方面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我们的会议发出了时代的呼声。
这个响彻全球的呼声将在今后得到反响，并且一定会产生极其有益的效果。
“我们大家都应该忠实地为我们各自国家的人民讲话，但是我们也应该准备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
“在进行了这些辩论和讨论以后，各种不同的意见逐渐趋于一致，甚至那些不能很快趋于一致的意见也的确比以前较为接近了，最后也将有可能趋于一致。
“趋于一致的意见已经在决议中重新加以肯定。
我们坚决主张和平共处，反对仇恨和对抗；
主张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主张普遍裁军；
主张尊重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和武力威胁；
主张消除对各国人民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限制和障碍，主张消除对贸易的一切禁运。”
他说，这一切都是全世界人民所表示的。
不用说，实现这三项决议和实际执行这些决议是需要我们大家不断努力的。
要使某些问题得到解决，也需要有关的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些国家作特别的努力。
郭沫若说：
“我们的科伦坡会议清楚地表明，和平运动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在八、九年前主要是由我们的欧洲朋友奠定和推动的和平运动已经得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愈来愈广泛的支持。
它的基础愈来愈巩固了，因为这个基础愈来愈广泛了。
这是我们大家应当高兴的事情。
他表示希望看到来自更多国家的更多朋友、特别是美国朋友参加以后召开的理事会会议。
他说，美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可能有一天理事会会在纽约或者旧金山举行会议。
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很快做到这一点，而且愈快愈好。
郭沫若说：
“我们的确生活在新文明正在逐渐形成的时代。
原子能将更普遍地用于和平方面。
人们将不再需要战争。
他们将集中自己的力量来使自然为人类服务。
人们将生活在和平中，就像生活在新鲜空气中一样。”
他最后说，请允许我再说一遍，我们这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
这次会议进一步加强了和平运动，它在促进人类的幸福方面有很大的历史意义。
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会指示各级组织
同右派言论进行坚决斗争
据新华社17日讯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今天向所属各级组织发布指示，号召社员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进行坚决斗争，并且继续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进行鸣放，帮助共产党整风。
指示说，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这一阶段中，有少数右派分子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
目前已经展开了一场拥护社会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
指示说：
在这场斗争中，无可讳言，有些社员及其所联系的群众，由于思想认识模糊，立场不够坚定，或多或少地为少数右派分子的谬论所迷惑，甚至有的从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出发，反而程度不同地有所同情，这是错误的。
全国人民团结的基础是社会主义，明辨是非的标准是社会主义。
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有害的。
不能把对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行动的反击，认为是对人民群众批评的压制，两者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指示指出，有些人认为在这样大放大鸣期间，来展开对谬论的批判是否要收？
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在“鸣”“放”过程中，有批评，也要有反批评，这本来是应当的。
对谬论的坚决驳斥，正是为了使善意的批评不被混淆，是为大放大鸣开辟了正确的道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举行会议
批准四个自治州、县的组织条例
并决定授予在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
新华社17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今天下午举行第74次会议，批准了三个自治州和一个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并且决定授予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以勋章。
会议首先听取了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代表国务院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给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报告。
会议批准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第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制定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
批准了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第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制定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
批准了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第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制定的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
批准了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第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制定的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
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审议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提请授予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的第2批名单，决定授予四十七人以一级八一勋章、授予一千四百六十七人以二级八一勋章、授予五千三百三十九人以三级八一勋章、授予一百九十六人以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四千一百五十二人以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三万一千零九十八人以三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四百二十一人以一级解放勋章、授予四千九百三十二人以二级解放勋章、授予五万四千八百七十九人以三级解放勋章。
会议在通过关于批准三个自治州和一个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的决议，和通过关于授予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的决议前，曾先后听取了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萨空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的说明。
萨空了介绍了这三个自治州和一个自治县的情况。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1956年07月23日成立的，位于贵州省的东南部，东和湘西苗族自治州相连，辖镇远、炉山等十六个县。
自治州人民委员会设在炉山县凯里镇。
面积有二万六千平方公里。
人口有一百八十多万，其中苗族七十万，侗族四十三万，汉族五十八万，其它民族共九千人。
苗族聚居在炉山县和苗岭山脉主峰雷公山周围的雷山、台江、丹寨等县。
侗族聚居在清水江下游的天柱县和锦屏县。
黔南布依族自治州是1956年08月08日成立的，位于贵州省南部，东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相连，南和桂西僮族自治州接壤。
辖有都匀等十四个县。
自治州人民委员会设在都匀。
面积有二万九千平方公里。
人口共有一百八十六万，其中布依族七十八万，苗族二十二万，水族十一万，汉族七十四万，其他民族一万多人。
布依族聚居在罗甸、贞丰、望谟三县和惠水、册享两县的部分地区。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是1956年11月成立的，位于云南省西北部，辖下关市和大理等十四个县。
自治州人民委员会设在下关市。
面积有三万多平方公里。
人口有一百六十多万，其中白族五十二万五千九百多人，汉族七十七万八千多人，彝族十七万二千多人，回族二万六千多人，其他民族共一万五千多人。
聚居在黑龙江省杜尔伯特一带的蒙古族已有七百年的历史。
1956年11月31日建立了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自治县人民委员会设在泰康镇。
人口共有八万多人，其中蒙古族一万三千多人。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号召全体成员
彻底批判章伯钧的错误思想
本报讯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17日上午举行会议，通过了给农工民主党各省（市）级组织和在各地的中央委员的急电。
电文说：
“章伯钧同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已激起全国人民公愤。
中央执行局一致认为他的错误十分严重，并有其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
全党同志必须在思想上和政治立场上与章伯钧严格划清界限，并彻底批判。
章伯钧的错误言论不能代表本党。
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本党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坚定不移的根本原则。
我们号召全党同志进一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站稳社会主义立场，与章伯钧和一切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并和一切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坚决斗争，同时继续帮助整风。”
包尔汉赖若愚电贺埃及国庆
新华社17日讯
中国埃及友好协会会长包尔汉今天致电埃及共和国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祝贺埃及共和国国庆。
电报说，当埃及共和国国庆的时候，我代表中埃友好协会全体会员向阁下和埃及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祝埃及共和国繁荣富强。
祝中埃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发展。
据新华社17日讯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今天打电报给埃及工会领导人祝贺埃及国庆节。
他代表中国工人祝埃及人民在保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及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埃及人民光荣的四年
埃及共和国成立已经四周年了。
这是埃及人民光荣的四年。
在这四年中，埃及人民为了争取维护自己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表现了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
他们不仅捍卫住了自己国家的独立主权，而且为世世代代遭受殖民主义压迫的中东阿拉伯民族开辟了走向独立的道路。
在埃及人民欢庆自己伟大节日的时候，中国人民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最大的敬意。
四年前，埃及人民在驱逐了代表外国殖民利益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国王法鲁克之后，宣布废除君主制，建立独立的共和国，从此，埃及就像一个巨人一样站起来了。
埃及人民在以纳赛尔总统为首的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之下，努力团结一切阿拉伯国家，奉行积极的和平中立政策，为捍卫和平和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压迫的崇高事业作了杰出的贡献。
埃及人民为彻底摆脱殖民束缚和进一步在经济上求得独立发展，收回了长期被殖民主义者霸占的苏伊士运河公司，废除了运河区的英国军事基地，并把在埃及土地上的外国石油企业、银行和保险公司收归埃及所有或改由埃及人经营。
同时，埃及人民在实行土地制度改革，建设自己的民族工业，开发水利资源等建设方面，也得到了良好的进展。
埃及人民维护国家独立主权的英勇斗争，和他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使中东阿拉伯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运动蓬勃发展，使久经苦难的埃及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扬眉吐气，使一切侵略中东地区的殖民主义者胆战心惊！
当然，埃及走向独立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
埃及人民为了争取独立和自由，曾同西方殖民主义者进行过近百年的英勇斗争。
正因为埃及人民久经考验，深知自己的独立得来不易，在去年打退英法和以色列侵略者夺取苏伊士运河的战争中，表现了英勇的战斗精神和极大的爱国热情。
而在战争结束以后，埃及人民为克服英法侵略战争所带来的经济困难，为恢复苏伊士运河通航，为打击殖民国家继续夺取苏伊士运河的政治阴谋和各种压力，同样表现了极大的勇敢和坚毅。
在埃及人民这种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面前，傲慢的西方殖民者不得不低下头来，被迫承认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主权，并按照埃及的条件向埃及运河公司缴纳通行费，恢复使用运河。
但是，埃及人民维护独立的斗争还没有结束。
旧殖民主义的英法的侵略虽然已经被打退了，而新殖民主义的美国却正在把它的侵略势力伸入中东地区。
正像纳赛尔总统最近对美国“展望”杂志编辑所说的，英法两国和美国的区别在于：
一个想用炸弹消灭我们，而美国想用“和平手段”——经济压力和饥饿来达到目的。
现在，美国为实行“艾森豪威尔主义”，控制整个中东地区，正加紧对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力量进攻。
美国颠复约旦民族主义政府，密谋进一步破坏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和约旦的四国联盟关系，策动组织亲美的所谓“东阿拉伯联盟”，就是企图分裂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民族团结，孤立埃及和叙利亚，达到它利用阿拉伯人打阿拉伯人、分而治之的侵略目的。
美国除继续对埃及施加经济压力外，还唆使以色列对埃及进行战争挑衅，并力图在埃及和叙利亚内部制造混乱和不安。
这说明美帝国主义是今天埃及人民和中东阿拉伯民族的最凶恶的敌人。
最近一个时期，美国积极在中东推行“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侵略政策，参加了巴格达条约集团的军事委员会，拉拢了某些阿拉伯国家的少数上层人物，露骨地敌视阿拉伯民族主义。
它的活动是十分猖狂的。
但是，正是由于这些侵略活动，美帝国主义的殖民面目已经更加清楚地暴露在阿拉伯各国人民的眼前了。
我们相信，决定阿拉伯国家人民命运的，是阿拉伯国家的广大人民自己。
阿拉伯国家人民正像埃及人民一样，现在已经觉醒或正在日益觉醒起来，他们争取自己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是任何侵略势力也阻挡不住的。
只要中东阿拉伯国家继续加强团结，坚决同西方殖民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就一定会使美国最后在中东地区遭到比英法更惨重的失败。
埃及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
埃及人民在民族独立斗争中所走的道路，是全阿拉伯人民的正确道路。
埃及人民一定会继续得到阿拉伯各国人民和世界正义人类的支持。
中国人民同埃及人民有着很好的友好关系。
中埃两国政府和人民在维护和平和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曾进行了很好的互相支持。
埃及人民四年来在维护自己的独立的斗争中已经取得伟大的成就，祝他们在未来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成功！
民盟四川省委副秘书长赵一明
揭露右派在民盟04月会议上的活动
本报特约新华社成都17日电
民盟四川省委副秘书长赵一明在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6月15日召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揭露了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在今年04月民盟中央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上的活动和这些活动对于民盟地方组织的恶劣影响。
他的发言原文（略有删节）如下：
最近民盟内部已经展开了对反社会主义言论和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对章伯钧、罗隆基同志的修正主义思想进行了驳斥，提出了民盟必须从右向左转。
各方面的意见对于我有很大的启发，我曾经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进行了慎重的考虑，发现我的思想上也存在一些修正主义的思想，我感到必须自觉地批判错误认识，划清思想界限。
对于民盟工作的建议根本否认了党的领导
前一个月我到雅安去了解民盟的工作，在日常工作的报告上，对于雅安民盟市委的工作提出了若干意见和改进工作的建议。
关于参加政治协商的工作，我提出首先要确定参加政治协商的范围。
我认为凡是有关国家各项重大方针在全市范围内贯彻，党与民主党派应进行协商；
有关市内重大的人事安排应进行协商；
市内重要的会议如人代会，市政协的召开应进行协商；
各方面发生的重大的关系问题应进行协商；
各方面提出的重要建议应进行协商；
共同组织的活动如视察应进行协商。
其次，应该确定进行政治协商的形式。
我认为，政协应该是进行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
除此，党派联席会议、市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及各种不定形式的交换意见都是协商的形式；
各个党派的负责人应该加强联系，党委可以约集民主党派负责人交换意见，民主党派也可以邀请党委负责同志交换意见。
再其次，要改进政治协商的方法。
我主张应该根据问题的性质，采取多种不同的办法进行协商工作。
有的问题可以事先通知进行协商的主要内容；
有的问题必须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
有的问题先行交付民主党派讨论，或组织调查研究工作，和广泛搜集群众的意见。
对于协商的方案，我认为可由党委提出，可由政府提出，也可由民主党派提出。
关于进行协商工作的办法，我主张可由一方面提出初步的方案；
也可以由各方面提出方案；
还可以就提出的问题各方面发表意见，共同拟订方案。
关于参加协商的人员主要是各党派、各方面的负责人；
也可以根据问题的性质，扩大范围，吸收更多的人员参加协商；
有些问题还可以由各方面的上级派人协助协商工作。
此外，我们还对参加文教事务管理工作、对成员的教育管理工作、推动基层工作、广泛联系群众工作提出了许多意见。
最近，自己检查那段时间的工作，我发现自己提出的工作意见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提到了党的领导。
我也检查到我所提出的意见有两个根本的错误思想在指导自己：
第1，突出地强调了党和民主党派的平行地位；
第2，强调了民主党派要参加国家的决策工作。
这些思想从实质上来看，虽然没有正面否定党的领导，但在具体工作上取消了党的领导地位。
我曾经把章伯钧的所谓“政治设计院”的精神与我自己对民盟工作的看法比较一下，我发现我的思想和他的主张几乎是一脉相通，我好像已经从地方提出了“政治设计院”的初步方案。
现在我认识我的这种思想肯定是极端错误的修正主义思想。
民盟组织不像党的助手反而像党的对手或敌手
我的这些意见虽然没有广泛地谈过，但在有些地方特别是在四川农学院支部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因而有形无形地助长了某些同志的错误思想。
例如，在雅安时有的基层组织的同志认为“接受党的领导，保证完成行政任务”不能满足工作要求，我就不加分析地支持这种意见。
最近农学院支部的同志与党委的同志研究问题不仅没有考虑到体会党的意图，接受党的领导，几乎完全采取了对立的态度，甚至质问、拍桌子之类的事情都发生了。
有的同志感到我们不仅不像党的助手，反而像党的“对手”，甚至是“敌手”一样。
此外，高等学校民盟同志讨论学校体制问题，竟有相当多的同志主张学校应该完全由内行、专家“拿脉”，也是这种思想倾向的反应。
为什么我会沾染了或者接受了修正主义的思想影响而不自觉呢？
首先，说明自己的思想改造还有问题，思想觉悟不高。
其次，我还不能不提出，我的这种错误思想最近显然突出，比较系统的表现在对雅安市委工作的建议上，主要是在我们盟内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
最近在民盟中央小组会议的讲台上曾经出现了许多奇怪的谬论。
实际上，我认为不仅现在有这种情况，就是在今年04月盟中央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上，章伯钧、罗隆基同志为首的修正主义思想已经大量出现了。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举下面几个主要例子：
片面强调反对教条主义完全不提知识分子改造
一、那次会议强调了在思想战线上要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把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摆在次要的地位。
沈志远在传达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会议时说：
“当前思想战线上的主要锋芒是反对教条主义”。
因而民盟把这个方针生硬地搬过来。
实事求是地说，工人阶级政党内部由于一般立场问题已经解决了，在今天提出反对教条主义是恰当的。
但在民主党派内部，由于很多错误观点、思想还存在，如果把主要的锋芒用来反对教条主义，必然会有一些人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借口下来宣传修正主义，用反对教条主义来贩卖修正主义。
二、那次会议有些同志对知识分子问题作了错误的估计。
过分强调了知识分子特点，表现了一种迁就的倾向。
如说现在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是党把话讲清楚；
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有深明大义、克己复礼的特点；
认为党忽视学术领导，不能满足知识分子的正确愿望；
强调要对知识分子“礼贤下士，三顾茅庐”。
最典型的是：
以罗隆基同志为代表的认为今天知识分子的问题是“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工作的矛盾”，认为要像毛主席、刘委员长、周总理这些无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才能作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这实际上就是认为党的干部不懂知识分子，不懂知识。
这一系列观点的主要错误，就是没有指出知识分子要接受党的领导，而要党去“三顾茅庐”；
没有指出知识分子要深入进行自我改造，完全不恰当地强调了知识分子的所谓“优良”传统。
实际上给知识分子帮了倒忙。
三、在那次会议中对社会民主生活反映了一些否定的意见。
最近北京有同志批判章伯钧同志的一些言论，如像章伯钧同志说：
“只坐汽车，住好房子，吃得好，还不解决问题。”
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民主生活的不满。
章伯钧同志在向出席会议的全体同志作出国访问报告时，指出了当前国际上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和平问题、团结问题、生活问题、生产问题等。
他特别强调生活问题不仅要满足物质生活的要求，还要注意精神生活，注意民主与人的尊严。
言下之意也有对几年来的民主生活感到不满足。
章伯钧主张民盟今年发展到五十万
还宣传靠中间路线和反共起家
四、那次会议中在民主党派的工作上出现了许多没有原则的意见。
特别表现在章伯钧、罗隆基同志的身上。
罗隆基特别强调要把民主党派的工作摆正，他所谓地摆正就是要使民主党派中央级的部长的一切待遇要与国务院的部长一样，省一级的民主党派的部长要与省人民委员会的厅长一样。
章伯钧主张要在今年内使民盟发展到五十万盟员，并且说他就是“机会主义”：
一有机会就要发展组织。
章伯钧在对全体同志的讲话中还提到“周公辅成王”的故事，意思说，一年来民主党派已经成熟，如果党再要像以往那样不放手，就会犯错误，就会像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一样。
章伯钧同志甚至荒谬地说：
“中国的民主党派只有两个是靠自己起家的：
民主同盟靠走中间路线起家，第三党（农工民主党）靠反共起家。”
以十分错误的观点来鼓励干部的情绪。
上面所说的许多观点，都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精神，严重地忽视了党的领导，是修正主义思想在盟内集中的突出的反映。
由于那次会议没有条件来澄清那些错误的思想，因而盟的有些领导人如像潘大逵同志和干部，包括我自己，都受了不良的影响，并且已经反映在最近这段期间民盟的工作上。
例如，潘大逵对有关知识分子的问题的各种思想，正确与否就完全不加分辨，他在向成都高等学校盟员传达全国工作会议的精神时，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上，加倍地强调知识分子的特点，还颂扬了某些知识分子的骨气。
他还对于罗隆基同志的许多观点加以支持。
最近有人批评他关于平反工作的意见，主要就是支持罗隆基的意见。
现在，随着协助党的整风运动的深入，我们有了很好的时机来澄清各种错误观点。
我完全赞成民盟的中央到地方，坚决起来批判一切违反社会主义利益的言论、思想，在盟内展开严肃的思想斗争，使民盟从右向左转。
可能有同志认为盟内展开了这场思想斗争是不好的事情。
有人说：
“党的整风怎么会搞在我们的头上呵！”
我认为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上，在知识分子的改造过程中，同错误的思想（包括自己的思想）作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真理是在同谬误斗争中才能获得的。
只要不坚持错误意见，我们就一定会在广泛的讨论和争鸣中提高觉悟，一方面是提高认识。
过去历史证明民盟要获得发展
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克服错误路线
也可能有同志认为这次盟内的思想斗争会给盟的组织带来不好的影响，如有人要退盟，有人说今后发展组织有困难了。
从民盟发展的历史来看，十几年来，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在各个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总是在不断地克服了各种错误路线之后，才得到了发展的。
1945年，民盟坚决清除了青年党、民社党的投靠蒋介石、投靠帝国主义路线之后，前进了一步；
1947年，三中全会坚决抛弃了中间路线，提出反蒋、反美、拥护土地改革的纲领，民盟又前进了一步；
1949年，又清算了在盟内占统治地位的旧民主主义的思想，确定了接受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确定以共同纲领作为自己的纲领，我们开始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行列。
现在，正当国内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正处在深刻地大变动时期，我们坚决同修正主义思想划清界限，诚心诚意地接受党的领导，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民盟的同志将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民盟将会更加前进一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作出更多的贡献。
沈钧儒就民盟政治方向发表谈话
他说：
章伯钧还没有真正认识错误罗隆基回国后也应彻底检查
新华社17日讯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今天就章伯钧、罗隆基等发表错误言论的事情，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谈话，并号召全盟团结起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
沈钧儒说：
“关于民盟的事，我近年来由于身体不好，过问得很少，但是我是有责任的。
本年03月民盟开了全国工作会议，以后章伯钧、罗隆基两位副主席对盟务工作管得比较多，这件事我原以为是好的，谁知道他们别有用心。
最近在报上看到章伯钧、罗隆基等的错误言论，非常愤慨。
前天章伯钧忽然到城外来看我，告诉我外面对他的批评很多，说他是野心家、反党、两面派、右派等等。
他说‘这些批评我都接受，我学习不够，犯了错误，要求大家帮助。
’章是我多年老友，现在居然发表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由于他是民盟领导人，他的错误言论影响全国，我非常痛心。
记得毛主席在解放之初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教导我们应当‘一边倒’，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
现在有些人对社会主义怀疑或反对，真是可恨。
章伯钧说他已承认错误，要知道改过是要靠自己的，我看他现在还没有真正认识他的错误。
罗隆基现还在国外，他回来后我也要他作彻底的检查。
我们就要召开民盟中常会扩大会议，明确民盟的政治立场，这就是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人民民主专政，还要批判章、罗等人的错误言论。
我们要号召全盟同志团结起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和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严肃处理广西因灾饿死人事件
广西省委第1书记陈漫远和副省长郝中士萧一舟受到撤职处分
中共中央给有关党员干部处分的决定
广西省于1956年发生了严重自然灾害。
当时广西省委和有关地、县党委由于解放以来工作中获得一些成绩，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又取得胜利，因而滋长了严重骄傲自满情绪，不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不虚心听取下级干部的意见，以致对上述灾害的严重性估计不足。
特别由于他们漠视人民群众的疾苦，放松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在灾荒发生的时候，没有能够及时地采取有力的措施，使灾荒的发展迅速制止，而造成平乐、荔浦、横县等地区农民大批逃荒和死亡的严重事件。
此后，省委虽然根据中央指示，在救灾工作中有了改进，制止了1957年的春荒，但是没有能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干部认识错误的严重性，对于应该负有责任的有关干部，又长期不做严肃处理。
这种严重地脱离人民群众，漠视人民生命的思想作风，不仅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已经严重地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为了严肃党的纪律，教育全党同志，中共中央在听了和讨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检查报告以后，决定对于广西省委、平乐地委和平乐、荔浦、横县县委有关负责人分别给予如下处分：
（一）中共广西省委第1书记陈漫远同志，因为该省的工作成就，严重地发展了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作风，忽视政治思想领导，从而影响到某些地区的领导干部也产生骄傲自满情绪，漠视群众疾苦，报喜不报忧。
这种情况，使他对严重的自然灾害不加重视，没有及时地加强救灾工作的领导，终于造成群众大批逃荒和死亡的严重事件。
决定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
（二）中共广西省委书记郝中士同志，在发生灾荒期间代理省长（省长韦国清同志因公离职）。
他由于关心群众疾苦不够，忽视灾情的严重性，因而没有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没有使省人民委员会有关部门和专署、县人民委员会作好救灾工作。
决定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
（三）中共广西省委书记萧一舟同志，负责领导财粮工作。
他由于工作不深入，不了解下情，不认识灾情的严重性，因而没有领导有关部门及时作好救灾中粮食的供应工作，致使灾情严重化，决定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
（四）中共平乐地委书记杨林同志，自恃工作中有过一些成绩，平素骄傲自满，对他所领导的地区的工作，盲目乐观，对严重的灾情，既不认真进行了解，又不相信下面干部的反映。
在1956年03月以前，从未派人检查过灾情，并且在干部会议上批评反映减产和灾情的干部为“右倾”。
因此使下面干部不敢报告灾荒真实情况。
当灾情已经发展的时候，杨林同志也亲自向干部和灾民进行了调查，了解了一些饿死人和逃荒的严重情况，但是仍没有引起他对灾情的足够重视，错误地认为只是“部分地区，少数乡和个别户”的问题，因而就没有及时地向省委报告，对省委关于救灾的指示也没有贯彻执行。
因此杨林同志对平乐地区因灾死人事件应负主要责任，决定给予撤销工作并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五）中共平乐地委副书记何庶民同志，不重视该区有些地方因灾减产的情况，并且批评反映因灾减产的干部。
当灾荒已经发生，恭城县的干部向他反映平乐的灾民逃到该县的情况时，仍不警惕，因而也就没有积极地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灾荒的发展。
决定给予撤销地委副书记职务的处分。
（六）中共平乐县委书记矫志周同志，批评压制报告减产、报告灾情的干部，发现饿死人的情况仍不采取有效措施，致使下面的干部拖延了粮食的供应和救济款的发放，对造成该县饿死人的严重情况，应负主要责任。
决定给予撤销县委书记职务的处分。
（七）中共荔浦县委书记王文陆同志，1955年向地委反映粮食减产受到杨林同志批评以后，不坚持党的原则，效法杨林，批评区乡干部，使区乡干部不敢报告灾荒真实情况。
1956年灾荒出现后，又不重视，既不调查了解，设法解决，也不向上级报告。
对于灾荒日益发展，造成严重后果，应负主要责任。
决定给予撤销县委书记职务的处分。
（八）中共荔浦县委副书记艾治国同志，在1955年粮食征购工作中犯有严重的强迫命令错误，1956年春荒发生后又对灾情采取不负责任态度。
决定给予严重警告的处分。
（九）中共横县县委书记薛秋水同志，在灾荒严重发展后，不但不积极领导该县作好救灾工作，反而对反映灾情的县区干部批评压制，并且令人追回县长何华锦签发向州地委的灾情报告。
对该县饿死人的严重事件应负责任。
决定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国务院给有关失职人员处分的决定
国务院全体会议第52次会议听取了监察部对于广西省因灾造成农民大量逃荒死亡事件的报告，认为：
广西省许多地区在1955年至1956年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由于省人民委员会和各有关地区的领导干部满足于几年来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的胜利，产生了骄傲情绪，盲目乐观，放松了对于因灾减产应有的警惕，没有能够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救灾工作，加以在1955年已经发生过农民逃荒和饿死的现象之后，仍然麻木不仁，不能从事实中吸取教训，以致在1956年造成平乐、荔浦、横县等地农民大批逃荒和饿死的严重情况。
几年来，国家对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保证了全国人民、包括灾区人民在内的粮食供应，对灾区人民克服困难渡过灾荒起了极大的作用。
但是，广西省的领导干部由于在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对灾情发展估计不足，因而没有领导有关部门正确地贯彻执行这一政策，及时地作好粮食调度供应工作，故没有能够制止灾情的扩大。
在1955年救灾工作中发生严重缺点之后，国务院曾经指示：
必须加强生产救灾工作，对某些情节严重的失职干部，应该予以严肃处理。
广西省人民委员会虽然从1956年的下半年起已经纠正了救灾工作中的缺点，在1957年的春荒中也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但是对于因灾死人应该负有责任的县级以上干部，一直迟迟没有处理，因此不能在群众中分清是非，不能使干部得到教育。
广西省人民委员会这种对人民生命安全漠不关心的作风和严重失职的行为，不仅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
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应该从这次事件中取得深刻的教训，对于有关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必须给以足够的关心；
对于工作中已经开始暴露的错误，应该及时地深入检查，并且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纠正，以防止错误的扩大。
为了严肃国家纪律，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国务院决定对于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和平乐专署、荔浦县人民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分别给予处分如下：
郝中士，广西省副省长，在韦国清省长因公离职期间，实际上代理省长职务。
在灾荒中，没有抓紧救灾工作，严重失职，并且在事后检查的时候，企图推托责任，决定给予撤职处分。
萧一舟，广西省副省长，负责财经粮食工作，对粮食减产情况估计不足，在救灾工作中未能及时做好粮食供应工作，决定给予撤职处分。
陈漫远，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共广西省委第1书记，由于严重失职，中共中央已经给予撤职处分，决定撤销其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段书香，平乐专署副专员，负责掌握粮食工作，不重视灾情，对于救灾粮食供应工作不及时，决定给予撤职处分。
李善本，荔浦县副县长，在1956年灾荒发生后，积压专署发下去的救灾指示达半月之久，没有及时展开救灾工作，决定给予记大过处分。
（1957年06月14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52次会议通过）
农工民主党中委继续举行座谈会
要求章伯钧政治上揭底、思想上挖根
本报讯
在17日下午举行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委（扩大）座谈会上，谈到了这样一些问题：
作为农工民主党主席的章伯钧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对农工民主党有什么影响？
农工民主党今后应该怎么办？
章伯钧犯错误的原因是不是就因为他“说话太随便，不顾影响”？
在解放后人民给予章伯钧的政治地位并不算低，委托他的工作任务并不算轻，他为什么反而表现得很消极，甚至要取消农工民主党？
以后，为什么忽然又一变而“积极”起来，要“有所作为”，要“大发展”？
章伯钧没有出席这次座谈会。
据主持座谈会的李伯球说：
章伯钧说他要睡午觉，午觉后可以参加。
在座谈会上，又有人要求请章伯钧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并且打了电话给他；
可是，直到座谈会结束，还是没有看到他的影子。
在这次座谈会上，第1个发言的是杨清源。
他说：
章伯钧有变天思想。
他向史良所说的话，就集中地表现了这种思想。
有人说他是想与共产党“平分秋色”，这还不足以说明他的野心。
章伯钧有严重的“向上爬”思想，想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王一帆分析了章伯钧的各种意见，指出章伯钧在表面上是要加大民主党派的权力，其实质都是“加大我章伯钧的权力”。
他说，章伯钧的错误不是偶然的。
他出身地主家庭，受过欧洲资产阶级教育，满脑子西方民主。
在世界和中国革命高潮中，他参加了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他又作了逃兵，投到邓演达的第3条路线。
邓演达死后，第三党的重心放在章伯钧的身上，他在政治斗争中发挥了个人野心。
胜利以后，他是高级民主人士，历次社会改革和思想改造与他无关，他在思想上没有很好改造，本质上还是旧东西，在对个人野心不利的时候他消极，有利的时候他又“积极”了。
潘维耀宣读了农工民主党交通部公路总局支部大会一致通过的一个决议。
这个决议中表示：
坚决与章伯钧的错误思想划清界限；
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同任何想把农工民主党拉出社会主义的轨道的人坚决斗争到底。
他说：
章伯钧想把民主党派成员当作他个人的政治资本，他完全想错了！
黄慎之在发言中说：
章伯钧所谓的政治设计院，实际上在他的脑子里一定有个底；
他一面说“欢迎批评”，一面却不肯把“底”讲出来。
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否定人们对他的批评。
其实，人们联系他过去讲过的话、做过的事，就可以知道他的思想实质。
他想涂脂抹粉后再拿出来，人民也会替他把脂粉洗掉。
黄慎之同意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徐仲年对章伯钧的评价：
“在困难前是逃兵，在名位前是勇士。”
他用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并指出章伯钧不止一次夸耀自己做过“共产党的逃兵”，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锺岱发言说，章伯钧自认为自己是当代民主党派的开山老祖，认为民盟、民革都是他帮助搞起来的，把农工民主党说成是“我的小摊子”，看成是他的政治资本。
因此，从解放以来，他自认为是不够“得意”的，时时表现不满，消极苦闷，说共产党不公平，自认为：
“不如我的人，官和我一样大，如张奚若、傅作义；
有的人地位比我还高，如陈叔通、黄炎培等。”
因此，他寄情书画，摩挲古董，以消闲岁月。
锺岱还说，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的组织工作上，只追求数字，不依靠也不培养进步力量。
去年我们提出区分成员“左中右”的时候，受到他很大的反对。
他是想：
我们党员落后分子越多越好。
在党内人事安排上，也一向从他的私人关系、个人好恶出发，不问德才，能拥护他的就用。
王人旋也从章伯钧参加政治活动的历史分析了章伯钧的思想本质。
他说：
解放前，章伯钧的主张是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中求发展，希望国民党倒而不倒，他来“渔翁得利”。
王人旋还说：
章伯钧表示要虚心检查，应该欢迎；
但章伯钧不是老实人，善于玩弄权术。
必须知道他这个个性，好好帮助他。
王枕心检讨了他前次座谈会上支持章伯钧的错误，他说，这只是由于自己“政治水平太低”，“感情一时冲动”，“对他的错误严重性和危害性认识模糊”。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王寄一、罗任一、李士豪、庄明远、张含清、张云川、杨逸棠。
杨子恒和嵇铨作了书面发言。
去年广西因灾饿死人事件是怎样发生和怎样处理的？
新华社17日讯
06月14日，国务院第52次全体会议上，讨论了监察部钱瑛部长关于广西省1956年因灾荒饿死人事件的检查报告，并且通过了处分有关失职人员的决定。
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3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总理关于这个事件的报告。
广西省在1956年因发生严重灾荒，先后共约有一万四千七百多个农民外逃；
全省可以确定因缺粮饿死的约五百五十多人。
其中以平乐专区平乐、荔浦两县和桂西僮族自治州的横县为最多，其中查明确系饿死的有三百多人。
发生这一严重事件的客观原因，是广西省在1955年遭受了严重的水灾和旱灾，受灾耕地一千二百五十六万亩，成灾的六百二十八万亩，粮食减产十亿斤，致使1956年发生了严重的春荒；
加以春雨连绵，早熟作物减收50％左右。
但是，只要依靠人民民主制度和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条件，认真抓紧救灾工作，及时地把国家所支援的大量粮款发到灾民手中，这样严重的饿死人的事件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1956年07月到1957年01月，广西省干旱无雨达七个月之久，因此1957年的春荒较1956年更为严重，但是由于省的领导机关采取了有效措施，目前春荒已经基本上安全渡过。
由此可见，1956年因灾饿死人的严重事件，主要地还是因为当时中共广西省委员会和广西省人民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的严重官僚主义。
在1956年1、2月间，广西省就发生了逃荒和非正常死亡现象。
广西省的领导方面对于这种现象，并没有作为一种严重警号，号召全省广大干部严加注意。
03月间，灾情继续发展，湖南省两次电告广西灾民成批地流入湖南。
这时，省的党政领导机关才发出救灾指示，并且指定二十二个重灾县成立生产救灾委员会全力救灾，中共广西省委和广西省人民委员会负责人分工下乡亲自领导生产救灾工作，并且先后组织了一千四百一十九个工作人员查灾救灾。
在1956年的救灾工作中，广西省的领导机关拨支了救灾款、口粮救济款、信用社贷款等先后达一千零四十万五千元，增加了统销粮食一亿斤，派遣了专门查灾救灾的人员，这些措施对于制止灾情的进一步扩大是起了作用的。
但是，由于没有深入了解下情，以为平乐、荔浦、横县等县向来粮食产量较高，灾情只是插花发生（即丰收区和灾区交叉在一起），因而忽视了这几个县的救灾工作，以致所指定的二十二个县中，恰恰漏掉了这几个受灾县。
广西省对其他灾区的救灾工作做出了成绩，但是这几个县的灾情在4月间却趋于严重，非正常死亡现象大量增加。
直到这时，中共广西省委对于这几个县的灾情才加以注意，派人到平乐、荔浦和横县检查灾情，大力协助救灾。
可是，这些步骤对于当时的严重灾情，已经是迟了。
在这些地区已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此事件发生后，广西省党政监察部门曾在去年先后四次会同有关部门派人到灾区逐乡逐区调查灾情和死亡者的情况，并研究省、专区、县各有关方面对此事件应负的责任。
去年12月，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共同派出人员，会同中共广西省委监察委员会和广西省人民委员会监察厅进行检查。
今年04月，上述各单位又会同内务部组织检查组，并且吸收中共广西省委员和广西省人民委员会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参加，又进行了全面检查。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和监察部检查后认为：
这个事件，在广西省级领导干部中，中共广西省委员会第1书记陈漫远，中共广西省委员会书记、广西省代理省长郝中士，广西省委员会书记、广西省副省长萧一舟应当负主要责任。
陈漫远因为满足于工作成就，滋长了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民主作风不够，忽视政治思想领导，工作上严重地脱离群众，对于严重的自然灾害竟至不加重视，没有及时地加强救灾工作的领导。
郝中士由于缺乏对群众疾苦的关心，忽视灾情的严重性，没有积极地采取有效措施，督促省人民委员会有关部门和专署、县人民委员会抓紧生产救灾工作。
萧一舟负责领导财政经济和粮食工作，由于工作不深入，不了解下情，不认识灾情的严重性，因而没有领导有关部门及时作好救灾的粮食供应工作，致使灾情严重化。
此外，广西省某些中共地委、县委和专署、县人民委员会负责人的忽视灾情，漠视民命，甚至玩忽职守，不按照省的指示办事的恶劣作风，对于灾情恶化也负有严重的责任。
为了严肃党纪，教育全党同志，中共中央对于中共广西省委第1书记陈漫远、书记郝中士、萧一舟，中共平乐地委书记杨林，中共平乐地委副书记何庶民，中共平乐县委书记矫志周，中共荔浦县委书记王文陆、副书记艾治国，中共横县县委书记薛秋水等人员，已经分别给了严格处分。
国务院全体会议根据监察部的报告和会议的讨论，已决定对广西省副省长郝中士、萧一舟，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陈漫远，平乐专署副专员段书香（专员祝维平当时因病休养），荔浦县副县长李善本（县长莫子成当时离职学习）等人分别给了严格的处分。
坚决同漠视民命的官僚主义作斗争
最近，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国务院监察部已经查明，在1956年01月到4月这段时间里，广西省平乐、荔浦和横县等地区发生了灾民大批逃荒和死亡的严重事件。
在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国家里，这个事件虽然是个别的，但是它的性质是极严重的，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因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分别给予有关的失职人员以党纪处分和行政处分，并且公布这个事件的处理情况，以教育全党和全体国家工作人员。
我们的党和政府对人民是高度负责的，我们一定要坚决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这些年来，我们的党和政府曾经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使我国的农业生产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我国农民的生活有了比较显著的改善和提高，在一定的程度上增强了抵抗天灾的能力。
尤其是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国家就有可能统筹调动全国的粮食，给灾区人民以有力的支持。
但是，由于原来我国农业生产的水平仍然很低，各个地区的地理和自然条件又极为复杂，每年都有一定的灾荒，甚至在大丰收的年代，也总是有一些地方因灾减产或者颗粒不收。
在过去的八年中，我国曾经发生过三次大灾，平均每年有一亿多亩土地和四千多万人受灾，在这些地区减产粮食一百多亿斤。
正因为考虑到每年有或大或小、或轻或重的灾荒的出现，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是一种长期的而不是暂时的现象，所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起，我们的党和政府就把生产救灾当作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来执行。
在每个年度，政府都把救灾款列入了财政预算，都拨出了大批的救灾粮，并且责成各级政府认真执行救灾政策，及时地检查解决救灾问题，力求作到不因自然灾害而饿死一个人。
根据内务部的统计，从1949年到1956年，国家拨出的救灾款有十二亿九千七百九十多万元。
国家拨出的救灾粮，从去年秋季到现在，就有七十亿斤。
不用说，只有人民自己的国家，才能拿出这样巨大数量的粮款来救济灾民，才帮助我国人民在过去的几年中战胜了几次重大灾害的袭击，这在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
大家都知道，我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灾荒，灾民因饿因病而死亡的数字是惊人的。
远的不说，只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时期，1931年长江流域的大水灾就死了三百七十万人，1935年汉水流域的大水灾也死了三百多万人。
在反动政府统治的时期，发生了灾民大批逃荒和死亡的现象，反动政府的官员是不以为奇的，他们还是照常贪污，照常剥削、压迫和屠杀人民。
那些人对于灾民是毫无心肝的，他们根本谈不到像今天人民政府所进行的救灾工作。
但是那是旧社会的事了。
我们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决不容许用漠不关心的态度来对待灾荒问题。
我们不但要领导人民大力发展国家的生产事业，从积极方面努力减少和减轻自然灾害；
而且在任何自然灾害发生以后，都必须采取完全负责的态度，切实地查清灾害发生的情况，领导和组织灾民进行生产自救，并且给予一切需要救济的人以必要的救济。
这是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应尽的职责，是它们必须认真做好的一项重要任务。
如果任何一级党和政府的组织没有尽到这一职责，应当做的事情没有做，或者做得不好，以致灾情扩大，甚至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那怕只饿死了个别的和少数的人，就是极严重的事件。
对于这样的事件，党和政府必须严肃认真地加以处理，一方面要切实地查明事件发生的原因，以便从中吸取教训，改进工作；
另一方面还必须给予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干部以应得的纪律处分，决不能对他们有任何姑息。
这次广西省大批灾民逃荒和死亡的事件，从全国范围来看，虽然是个别的，但是这个事件所暴露出来的广西省一些党政领导人不关心人民疾苦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却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应当说明，1955年广西省的灾情是严重的，1956年又发生了多年未有的春旱，以致早熟作物减产一半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救灾工作的困难。
同时，这次灾民逃荒和死亡比较严重的平乐、荔浦和横县等地区，向来是广西省粮食产量高的地区，这些地区在1955年基本上又是丰收，只有少数地方发生了插花式的灾情，这也使得干部容易只看见了好的一面，而忽略了不好的一面。
但是，尽管有这样一些客观的原因，只要领导机关具有高度的群众观点，只要它们的工作作风是深入的，这个不幸的事件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以陈漫远同志为首的广西省一部分党政领导者和平乐专区、平乐县、荔浦县、横县的一部分党政领导者，由于满足于过去工作中的一些成绩而产生了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
他们不仅过高地估计了1955年广西省的粮食产量，看不见或者低估了1956年广西省春荒成灾的严重性；
而且在下级干部向他们报告了产量和灾情以后，许多人还不相信，有的人甚至对报告情况者发出粗暴的批评。
在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之下，他们就不可能及时地采取有效的措施制止灾情的发展，虽然有粮食、有救济款而没有及时地发放，以致轻灾变成了重灾，发生了灾民大批逃荒和死亡的现象。
这是一个极为沉痛的教训。
如果广西省的领导人员当时切实调查研究了灾情，那末，这次事件完全可以避免。
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的国家，政府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
我们有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条件，我们有生产救灾的丰富经验。
我们实行了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这就保证了我们完全能够把大量的粮食调去供应灾区的人民。
这次广西省发生灾情的时候，并不是没有粮食，而是有粮食没有及时的调用。
当然，广西省在这次严重事件中犯错误的人员，也曾经为党和人民作过许多有益的事；
而且就是在救灾工作方面，他们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成绩。
他们在1956年救活了广西省大部灾区的灾民，而在1957年，由于接受了1956年的教训，他们领导全省人民安全地渡过了比1956年更严重的春荒。
但是，1956年平乐、荔浦、横县的灾情严重化的事实说明，他们当时确是严重地沾染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
他们喜欢报告顺利的情况，不喜欢报告不顺利的情况；
喜欢听好的事情，不喜欢听不好的事情，因而丧失了救灾的时机，造成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惨痛事件。
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对广西的这次事件的处理，在全党普遍地纠正报喜不报忧和听喜不听忧的歪风。
当然，在防灾和救灾这件事情上，我们不但要坚决反对和防止多报产量和缩小灾情的错误，同时也要防止和反对隐瞒产量和夸大灾情的错误，因为这都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态度。
直到现在，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我们还没有可能在短时期内完全避免自然灾害。
但是，只要我们能够通过这次的整风运动，切实地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把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我们就不仅有信心、有决心战胜自然灾害，而且一定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民进讨论光明日报一度被纂改政治方向的问题
要求向章伯钧彻底追究责任
本报讯
中国民主促进会昨天晚上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
会上首先讨论了光明日报一度被纂改政治方向的问题。
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为光明日报一度被纂改政治方向事件的声明。
声明中除说明光明日报一度被纂改政治方向的问题民进不能分担责任而外，向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先生提出下列五项问题：
（1）自从中共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各民主党派决定加强对光明日报的领导后，章伯钧社长为何一直不召开社务委员会会议进行讨论。
（2）中共中央5月01日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明确要求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
章伯钧社长又为何不召集社务委员会会议，来讨论光明日报应采取的方针、步骤等问题？
（3）光明日报从4月01日总编辑储安平到职起，到6月08日为止，在这一个时期内发表了很多带有煽动性的言论和报道，连同报纸的版面和标题明显地变成资产阶级政治方向，对此，章伯钧社长从来未向社务委员会作过任何表示，究竟用意何在？
作为光明日报社务主持人的章伯钧对光明日报的方针任务，究竟向总编辑储安平作过怎样的交代？
（4）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身份在中共统战部座谈会上，公然发表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章伯钧社长既不召开社务委员会，又不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会商处理；
是否对总编辑储安平有意庇护？
（5）总编辑储安平发表反党的谬论后，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章伯钧社长竟说储安平与胡风“倒要成为历史人物”？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立场？
声明最后认为章伯钧在这个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有其历史上、思想上的根源，我们要求加以全面的追究和彻查。
并要求章伯钧社长对以上各点提出明确的答复。
接着，会议对右派谬论作了批判。
余子介在发言中说：
章伯钧的检讨是假检讨，是在蒙蔽群众，他说他是为右派分子所利用，实际上他自己就是右派的头子。
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是三部曲，第1部是分庭抗礼；
第2部是平分秋色；
第3部是取而代之。
余子介还说：
罗隆基和章伯钧是一起的，不要把他们分开来看，罗隆基的意见就是章伯钧的意见，储安平的话也就是章伯钧的话，谁能相信储的发言稿他没有看过。
梁纯夫也认为必须把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联系起来看。
章伯钧提出的“政治上的设计院”，是想搞资产阶级的立法机构；
罗隆基提出的“平反委员会”是想搞资产阶级的司法机构；
储安平反对的所谓“党天下”，则是想搞资产阶级的行政机构。
这是一整套反社会主义的纲领。
赵朴初对有些人认为目前报纸对右派谬论的批判是否妨碍“言路”的问题作了批判。
他举一个佛经上的故事：
兄弟二人，各有一棵无忧树。
每棵树都开千朵花，结千个果。
一天突然发现两棵树上都生了虫。
弟弟就一面治虫，一面继续施肥，而哥哥却认为树既生了虫要除掉虫，就得除掉树，于是把树砍了。
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正是一棵无忧树，这棵树既高且大，花果又多且好，但也生着一些“虫”，这“虫”就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党发现了这些虫，大声疾呼要治病虫，并且要我们民主党派也帮着党治病虫。
而一些右派分子恰恰相反，他既看不到花，更看不到果，看到的尽是虫，而且他们认为既然虫是由树生出来的，要除“虫”，就得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大树砍掉。
当然，右派分子要砍，人民绝不能同意，于是就要立即进行反批评，免得右派分子损害了社会主义大树，这是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王绍鏊、车向忱、林汉达、冯宾符、张明养、金芝轩、葛志成、章廷谦、谢冰心、张纪元、董守义、梁明。
严景耀作了书面发言。
光明日报社委会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方向
章伯钧储安平使光明日报变质的企图
遭到各民主党派和报社同志严厉指责
本报讯
据光明日报消息：
由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所组成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15、16两日连续开会，讨论和检查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以及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名义发表“党天下”错误言论的原因和责任。
会议经过两天的讨论，初步明确了这些错误的政治责任，一致同意由社务委员会要求各民主党派中央进行讨论。
出席这两天社务会议的有：
严希纯（中国致公党，刘锦汉代），严信民（农工民主党，第2天由王善继代），储安平，王昆仑（民革）。
杨东莼（民主促进会），李纯青（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章伯钧，章乃器（民主建国会），萨空了（民盟）。
列席的有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李毅和光明日报部分工作人员。
在15日的会议上，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首先发言，他对储安平的问题，作了声明，他说：
对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的工作，我要负政治责任。
社务委员们对储安平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储安平叙述了他来光明日报两个多月的情况。
光明日报总编室正副主任
揭发储安平错误的办报方针
接着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高天和副主任张友，代表报社的工作人员发言，他们从储安平的一系列的实际做法和他的办报主张，证明了储安平在这两个月里，是把光明日报拉向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
储安平到光明日报之后，首先宣传了他的办报主张，例如储认为：
今天主要要学习解放前的旧报纸的工作经验；
他不同意报纸有指导工作、推动工作的作用。
储认为报纸只是管登新闻，因而在这个问题上，报纸和共产党、人民政府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即是有些新闻，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要登，在鸣和放的报道 工作中，他的主张是不断的揭露，并认为揭露是报纸的任务，而分析矛盾、解决矛盾不是报纸的责任。
在具体工作中，储是这样做的，在九大城市组织了座谈会，发表了十几万字的座谈记录，都是所谓“揭露”的。
高天和张友又进一步汇报了储安平对报纸言论工作的看法。
他认为在他来报社以前，光明日报的社论有两种：
一种是歌功颂德的社论。
这是指阐述成绩的社论而言；
一种是四平八稳、教条主义的社论。
因此，他主张，要写社论，就要写他所谓的“监督”的社论。
储安平在高天和张友发言之后，承认自己有资产阶级思想。
他说：
除了个别事例有出入外，汇报的是事实，他这样做是不对头的。
萨空了建议各民主党派的代表转达自己的党派中央，讨论这个问题。
王昆仑说，光明日报是各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各民主党派中央要好好过问，要重视这个问题。
他说，储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思想。
我认为现在要检查那段资产阶级政治方向，究竟应由谁来负责。
我要问，社长为什么不召集社委会讨论编辑方针？
章伯钧是各党派推出来当社长的，有没有看报？
你自己的方向如何？
意见如何？
杨东莼、李毅等发言，同意王昆仑的意见。
最后章伯钧发言，他表示同意检查工作，他要负这段时间内发生的错误的政治责任。
他并声明说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名义发表的言论，事先没有看过。
他最后对储安平说：
“我要向储安平同志要求，应作很好的准备，向真理投降，承认错误，把责任担当起来。
资产阶级思想，我们都有，然而可以改正。”
章伯钧承认自己犯了错误。
但他说原因是“感觉迟钝，太不懂报纸的事情”。
16日的会议开始时，章伯钧又作补充说明，他认为，社务委员的责备是对的。
这样大的事情，没有开会讨论，是错误的。
既然储安平发表了错误言论，报纸方向也发生了问题，仍然没有及时开会，这也是错误的。
但是他认为，这是由于他的感觉迟钝，同时他本人也犯了错误，成天在考虑自己的问题，心情沉重的缘故。
接着他又说，在储安平的错误言论发表以后，他也感觉到光明日报在方针路线上有困难。
他说，“我太不懂报纸的事情”。
杨东莼对这一点立即表示不同意。
他认为章伯钧并不是“太不懂”。
杨东莼在后来发言中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
“我和章伯钧同志是二十多年的朋友，共同工作过。
他说感觉迟钝，我是不同意的。”
杨东莼认为，章伯钧是不能以“迟钝”来说明的。
事情发生以后，没有开会。
章说是因为自己犯了错误，心情沉重。
但是照章过去政治风度来看，也不一定是这样。
是不是思想上有什么问题？
希望说明。
杨东莼谈到报上各方面对章伯钧的批评。
他说，章伯钧受了很多的批评，也说了很多的话。
几乎是批评一次，说一些；
又批评一次，又说一些。
杨东莼认为，这就无怪乎外界对于章伯钧要有两面派的印象。
他特别不同意章伯钧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代论，认为它的内容并不符合章伯钧的实际。
李毅在发言中说，储安平有些主张，和章伯钧过去的有些主张，有不谋而合之处。
他说，我们九三学社坚决主张，光明日报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
他着重批判了“是事实就要发表”那种不问政治影响有闻必录的错误观点。
在王善继和章乃器发言后，章伯钧再次发言。
他说，近来报上有四个新闻人物，在座的就有三个（指章乃器、储安平和他自己），罗隆基很快也就要回来了。
今天这样的会，检查毛病，不但对光明日报有好处，对我们三人，也有好处。
章伯钧笑着转向章乃器说，有人说储安平的“党天下”击中了要害，这是指其严重性来说的。
我看，你昨天说我是“投降将军”，倒也是击中了要害，思想上的要害。
章伯钧说，有人说我两面，我看我还不止两面，还多一面。
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一面，也有社会主义愿望的一面。
另外还有封建思想残余的一面。
他说，古人说“四知”是假的，我想只有一知，自家心事自家知。
我在整风运动中有错误，我愿意承认错误，乘此机会改正。
我和储安平思想上有共同性，但人事上素没有联系。
章伯钧说，乃器讲，你检讨太早啦！
这是我的精神负担。
乃器是一派，不发言；
我是检讨不够，有人说是挤一下，说一下。
章伯钧说，卢郁文的谈话发表以后，我接到一封恭维我的信，说我很好，拥护我，骂卢；
但是6月09日我在民盟中央小组座谈会上发言，新闻发表后，我在11日又接到一封长篇来信，骂我“无耻”，信中说，我从来对你这人寄以希望，认为有骨气，看了你昨天的发言，知你“怕死”，“要做官”，“投降”。
我这才了解事情的严重。
章伯钧说，有人要利用我们右倾资产阶级思想的弱点，来反对共产党。
第1种人拥护我，第2种人骂我，目的都一样。
章伯钧又说，我们这些人的资产阶级思想是有根基的，有一贯性的，逢到政治形势改变，就会借尸还魂。
因此我还是请安平同志，也包括我在内，要好好查一查这个思想。
李纯青问章伯钧：
你说你被右派利用了，你是不是右派？
章说，“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说是右派。”
李纯青发言，谈到他对章伯钧储安平错误的认识。
他认为，谈到光明日报政治方向和储安平发言的问题，不是资产阶级思想问题。
他说，今天提出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问题，是否承认这一点？
如果承认这一点，就应严肃对待，不能“谈笑风生，轻松愉快”。
（按：
章乃器在发言中曾提到，应该心安理得，轻松愉快来谈。）
接着李纯青又问章伯钧：
你说被右派利用了，那你自己是不是右派呢？
章伯钧说，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说是右派。
李纯青批评章伯钧关于光明日报的事不和各民主党派商量。
他说，社长受各民主党派委托，负最高责任。
现在的错误应由谁负主要责任？
我看，应唯社长是问。
章伯钧说，我负政治责任。
李纯青又问道：
你对储安平的“只管揭露”的方针同意不同意？
你办光明日报的政治路线是怎样的？
总有些想法，这些想法怎样？
编辑部同志认为，是要被办成反对派的报纸，你自己是怎样考虑？
是否要办成反对派报纸？
李纯青接着问：
储安平的发言发表后，你看后怎样想的？
章伯钧说，我不同意。
李纯青问，他是以总编辑名义发表的，既不同意为何不问，为何不声明？
最后李纯青建议，把这些情况带回各民主党派内部讨论，然后再回到社委会来讨论。
萨空了、杨东莼、王昆仑等表示同意。
会上，李毅、李纯青等都对作为光明日报社长的章伯钧，就有关光明日报之事不同各民主党派商量，提出强烈批评。
章伯钧声明：
（1）社长负首要责任，社长做检讨。
（2）光明日报问题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开会讨论。
（3）在未搞清楚前，暂不就此事发表社论。
（4）在储安平请假未到职前，请社委会同意由高天负责实际工作。
有重大问题召开临时会议。
在两天的会上，章乃器都作了发言，但他声明不要发表。
王昆仑告诉出席的各位委员，他刚接到民建主任委员黄任老（炎培）的电话，要了解会议情形，因为代表民建出席社委会的章乃器从来不把开会情况告诉他。
储安平承认关于“党天下”的说法是错误的；
同时他说明这是以个人名义发表的。
署用光明日报总编辑名义是他的错误。
王昆仑最后要求正视问题的严重性。
他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储安平错误言论的问题。
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
费孝通检查自己的立场
杨玉清进行空洞的“自我批判”
据新华社17日讯
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今天下午继续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
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费孝通说，他明白了他过去脑袋里存在的许多糊涂错误的思想，根源就在于立场没有站稳，又因为这个原因，使野心右派分子可能想利用他，把他拉到他们的路上去。
费孝通分析他立场不稳，是因为他具有严重的温情主义。
因而使他不能明辨是非，当机立断，划清界限。
对于错误思想，有些是看到了，但没有争；
有些觉得不对头，但不清楚错在那里；
有些还觉得有点道理，甚至加以附和。
他举例说，他在6月08日那天看了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
的社论时，觉得太猛了，空气太紧张了。
因此10日提出了“言者无罪”、“以理服人”的发言。
只是在第2天看到人民日报把他的发言和陈新桂同意他的话用小标题联系了起来，他才明白他给右派分子打了掩护。
费孝通说，他立场不稳还表现在对储安平的态度上。
他在报上看到了储安平“党天下”的荒谬发言时，首先想到的是“坏了，他说错话了。
为什么他不多请几个朋友看看才拿出去呢？”
当时他尽管觉得他们两人看法有区别，但是不妨“百家争鸣”。
费孝通说，一直等到工人出来说话了，他才觉悟到这是件大事，在这件大事上他“没有对储安平尽到朋友的责任，也没有及时地在原则上和他的思想划清界限。”
费孝通还对他“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发表了不少对于知识分子估计不正确的言论”表示“很痛心”。
他说，他过去曾认为，知识分子立场问题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已经解决了，现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已进入了细致的观点和方法问题了。
今天，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改造自始至终是个改变立场的问题，把观点、方法和立场割裂开来是没有根据的，他散播了那种不正确的估计，助长了部分知识分子对自己估计过高的倾向，阻碍了思想改造。
他说，他这种估计错误的根源还是在立场问题。
立场没有站稳，尽管主观上自己觉得好心好意，工作上辛辛苦苦，而结果却并不能为人民服务。
费孝通表示，他有决心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他要跟着共产党走，不跟野心分子走。
国务院参事万枚子认为，费孝通自我检讨的态度是好的，但是费孝通没有提到他写“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和“早春前后”文章的动机、观点和他现在对这两篇文章如何认识。
万枚子说这就会给人以“他在过关”的印象，感到他没有接触到思想深处。
他希望费孝通再作进一步的检查。
国务院参事杨玉清在他发言一开头，就说他在5月31日法学界座谈会上的发言不是枝枝节节的问题，不是用语尖锐不考虑后果的问题，而是整个精神实质的问题。
他承认大家指出他的发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是符合实际的，又承认他所说的“坐轿、抬轿”不但丑化了党员，同时也丑化了拥护党的人，“下轿、下台”不但攻击了个别党员，同时也攻击了整个党。
杨玉清没有就他的思想实质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批判，只是空洞地说他“是封建思想浸透了的人”，“同时又是资产阶级思想浸透了的人”。
接着又为他自己表白，他说他“在整风中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还说“我应当庆祝我的新生。”
国务院参事室办公室副主任张丰胄说，今天光明日报上载章乃器居然说章伯钧是“投降将军”，他问章乃器，究竟章伯钧“投降谁？”
章乃器究竟站在什么立场？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李光宇、乔启明、林风苞、吴候桓、陈钧、徐行之等人。
工商联和民建会的委员们舌战章乃器
章乃器为什么给章伯钧储安平撑腰打气？
据新华社17日讯
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会和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今天继续举行联席会议，批判章乃器的错误言论。
今天在会上发言的有黄长水、王光英、毕鸣岐、巩天民、吴韫山、苗海南、向德、刘永业、卢燕南、汤蒂因、胡子婴、吴觉农十二人。
章乃器下午出席了会议，但他仍旧坚持自己的意见，丝毫没有进行自我批评。
毕鸣岐从自己的思想检查谈到他对章乃器错误言论的认识。
他说：
我在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四次发言中有几点错误，如把民族资产阶级进步的一面作了过高的估计，而把消极的一面又脱离实际地低估了。
这是由于我认为把生产资料交出去是主要的，把思想改造看作是次要的，这等于叫工商界放松思想改造；
再如我在发言中说：
“绝大多数的民族资本家终于走上了今天这个历史新阶段，把私营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了，在这一段社会主义改造历史中，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伟大的”，这些话和章乃器所说的“红色资产阶级”曲子虽然不同，而调子是相同的，这就等于说民族资产阶级可以自发地走向社会主义。
毕鸣岐说，我还说“同是主人没有客，同在社会主义领域中”这句话就像要和工人阶级分庭抗礼了。
毕鸣岐在分析和检查自己上述论点的思想根源后，接着谈到他对章乃器的错误言论的认识，他说：
章乃器的思想言论，实质上是否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否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他说：
章乃器在“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中谈到了如何发挥工商业家的积极性的问题，虽然口口声声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但他却说由于“三害”的存在，所以社会主义企业就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会有较高的工作效率。
照章乃器这样说法社会主义就没有优越性了，反而资本主义倒有优越性。
这是闭着眼睛不看事实，也是歪曲了现实。
毕鸣岐说，章乃器在若干论点中企图煽动和挑拨离间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关系，利用工商界的动摇性来使工商界不能平平稳稳地一心一意地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非常恶毒的。
苗海南、向德、刘永业、吴觉农、汤蒂因等人的发言，都对章乃器15日在这个会上的讲话作了驳斥。
苗海南说，章乃器那天发言中说目前工商界的混乱是由于党的整风运动引起的，这是章乃器对党的恶毒攻击。
章乃器远从去年民建二中全会以来就发表一些污蔑党的言论。
例如他过去强调工商业者的消极性是“五反”运动的副作用，这次又把由于他的谬论引起工商界思想混乱，说成是党的整风运动引起的，这是十分可恶的。
苗海南说，章乃器认为现在是从压服到说服的阶段，那就是说过去共产党对工商界都是压服的，那么，党对工商界的和平改造政策、工商界敲锣打鼓迎接合营高潮，是不是压服呢？
向德批判了章乃器的领导和被领导只是先进和落后的区别，阶级本质和人的阶级特性有所不同的言论。
向德说，在发展过程中，衰老的东西一部分转化成为新生的，一部分被排斥或淘汰以至死亡消灭。
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领导，就是要使资本主义死去，使社会主义成长，所以改造就是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
这是质的变化，不是章乃器所说的先进与落后只是前进中的量的比较。
因此资产阶级接受改造就要脱胎换骨，而不是在外表上擦去烙印而已。
向德说，章乃器认为阶级本质和人的阶级特性不同，零散的资本家是不剥削的，在组成了资产阶级集体后就具备了剥削本质，零散的资本家在组织成集体的过程中起了质的变化。
我认为正是由于每个资本家都具有剥削行为，才形成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
零散的资本家的剥削能力不那么大，到资本家组成自己的团体，再进一步组成政权，组成国际性组织，剥削能力就一步一步扩大了，这是量的扩大，没有起质的变化。
向德还批判章乃器的“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的说法。
他说，章乃器硬要把工作中的缺点——官僚主义，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相提并论，其用意何在呢？
实际上就是要抓住这一点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向德最后说，章乃器的千言万语，其目的就是要抓住工商界消极的一面，号召工商业者接受他的错误理论。
卢燕南说，章乃器的从压服到说服的论点，是把过去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工作都说成了压服，把资产阶级接受改造说成是压服而来的。
这是否定了和平改造，否定了工商界进步的一面，否定了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的工作成绩。
卢燕南要求章乃器清楚地说明他不同意李维汉在工商界座谈会上发言中的那些地方。
吴觉农就章乃器15日的发言提出了七点疑问。
他在谈到章乃器认为“教条主义的官僚们”的过分行动造成了工商业者的自卑和畏缩情绪时，问道：
工商业者的一切消极行动，都应该由所谓“教条主义的官僚们来承担这一责任吗？
而所谓官僚们又是谁呢？
除了公方代表和共产党员难道指的是别人吗？
这不是挑拨离间是什么呢？
汤蒂因从章乃器上星期六的讲话中，提出了十条加以驳斥。
汤蒂因还提出问章乃器在代表民主建国会出席光明日报的社务委员会时，为什么为章伯钧、储安平的错误言论撑腰打气？
胡子婴说，章乃器的错误是利用资产阶级分子一些若隐若现的不服气的情绪，进行挑拨，企图将广大工商界在他的号召下跟着他跑，来打开人民团结的缺口，来反对社会主义改造。
她说，根据章乃器最近的错误论点，已足够说明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她认为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胜利，在思想领域和政治上就没有斗争了。
她建议民建会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要向中国人民表示立场、明确态度，领导全国工商界向右派分子作斗争。
章乃器继续拒绝批评，并污蔑各地工商界批判他是压服出来的
章乃器今天的发言，不但没有自我批评，反而责问这个联席会议是不是符合党的整风运动的精神，他引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的第3段批评这个会议没有贯彻和风细雨的精神，是违背了党的整风运动的指示。
他说，他还怀疑目前各地工商界在开会批判章乃器到底是压服出来的还是说服出来的。
关于定息不是剥削的问题，他今天又解释了自己的说法，他说定息对私方个人来说，是不劳而获，而对资产阶级来讲是剥削残余。
他列举理由说明这个看法后，又在资产阶级和阶级分子的关系、两面性等问题上为自己的论点进行辩护。
他不承认他的言论是反社会主义的，他也不承认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他说只有想要资本主义复辟的人才能说反动。
他说，他是“轻松愉快，心安理得”；
而别人对他的批判是“想入非非”。
他的这些发言，引起到会的人的极端不满。
会上连续收到兰州、天津、北京三市的民建和工商联常务委员会来电或来信，要求对章乃器的反动言论进行深刻的批判。
如果他坚持错误不肯改正，要求两个组织给予组织上的处分。
“精采”设计
华君武
中共福建省委指示各地党委
集中主要力量领导生产
据新华社福州15日电
中共福建省委昨天通过电话、电报紧急指示各地党委，立即集中主要力量加强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领导；
并派出工作组深入各地检查和帮助各级党委做出具体安排，使整风和领导生产密切结合起来。
目前全省七百二十万亩早稻，大约有20％到30％不如去年；
各地虫害也开始蔓延，还有部分地区发生洪水灾害。
南部沿海平原地区，早稻开始孕穗、抽穗，亟须加强田间管理；
北部山区中稻、单季晚稻插秧也进入大忙，农业生产正处在全年增产的关键性的季节。
另外在夏收前，农村少数缺粮户和农业社夏季预分等问题必须解决，还需要做好安置中小学毕业生和复员军人参加生产的工作。
但是目前不少地区领导机关对整风工作两不误的方针具体执行得不够好。
有的地区强调全面整风；
有些干部怕被说是“躲风”、“逃整”，不敢大胆领导实际工作。
省委全面分析了以上情况以后指出，县委第1书记要全面兼顾整风和生产领导。
目前阶段应以更多的精力领导生产。
尚未展开机关整风的县，机关整风暂缓进行；
已经开始整风的县，工作紧迫的单位也应暂停下来。
农、林、水利和粮食部门应立即抽调干部下乡推动生产。
地委和省委与农村有密切联系的部门，也应该以指导农村工作为主。
邳县、苍山的水利纠纷要赶快解决
为什么这样不得要领？
邳县、苍山的水利纠纷要赶快解决
高鉴
山东、江苏两省接壤邳县、苍山地区，历史上不断有水利纠纷。
今年苍山县在江风口分洪区内自行做了大块围田工程，这对下游的邳县农田增加了很大的威胁，引起邳县部分群众反对。
04月初，经过两县领导部门协商，未获结果；
04月中旬，双方又在徐州进行第2次协商，也未获解决。
于是邳县群众自发地选出了代表到北京要求国务院解决，国务院委托水利部处理，水利部又通知山东省水利厅和江苏省水利厅派代表协商，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省、专区、县的工程人员和行政干部十七人，经过十来天的勘察和讨论，问题依然未得解决。
同时，又发现了邳县在赵村洼地区周围做了一部分水利工程，因此，山东省峄县，又要双方代表处理这一纠纷，由于双方的意见距离很大，现有人员处理不了，只好将会议地点迁移徐州，这次会议有两省水利厅厅长参加，水利部治淮委员会也派人参加，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因为其中有一项较大的工程是治淮委员会设计的，又决定把会议地点迁到蚌埠（淮委驻地）。
为了解决这次水利纠纷，江苏、山东两省和有关水利部门，集中了将近二十个干部，先后花了五十五天时间，会议地点迁移了六处，始终不得解决。
为什么这样不得要领呢？
主要原因有三点：
一、参加处理这次纠纷的个别领导同志工作不深入，尽听一面之词，再加上有关县之间的本位主义，使人感到双方有些意气用事。
二、某些技术干部故意夸大事实，扩大对方工程的危害，使纠纷复杂化。
三、伊家河工程是淮委设计的，在设计时对下游的影响未加考虑。
可以说，开始设计时是官僚主义，两省发生纠纷时，又采取了“调和”主义，企图混过关。
这叫群众的思想又如何通呢？
而就事情本身来说又怎能彻底解决呢？
汛期在即，这件水利纠纷案不解决是不行了。
今年春耕慢吞吞，丰收有落空危险
吉林再不能放松夏锄！
本报长春17日电
吉林省农村今年能不能获得大丰收，就要看今后夏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目前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吉林省今年部分地区春播工作进度迟缓，质量也不够好。
据了解，今年全省开犁时间，一般要比往年晚十天左右。
全省大约有10％左右农业合作社的春播工作，一直拖到芒种以后，方告结束。
因为开犁时间过晚，只好抢种，也影响质量。
不少地方已出现缺苗、断条等现象。
怀德县两家子乡在已经播种的一百三十公顷高粱地里，竟有二十三公顷缺苗断条。
部分农业合作社片面理解因地制宜的原则，没有积极推广先进的增产经验。
根据十五个县的统计，今年用新农具春翻的面积仅仅等于去年春翻面积10％左右。
此外，底粪不足，也是个普遍的缺点。
吉林省已经连续四年没有完成粮食生产任务。
今年计划生产粮食六百万吨。
努力争取完成这个任务，是解决农村内部矛盾的重要物质基础。
但是现在有些人以为“今年雨水还好”，“丰收问题不大”，放松对于夏锄工作的领导。
这是十分有害的麻痹思想。
目前做好夏锄工作的主要困难是：
一方面夏锄生产很繁重，另方面劳力、畜力不足。
以德惠县为例，参加修堤、到林区当临时工以及流入城市的劳动力，几乎占全县劳动力七分之一；
平均每个畜力，要担负五公顷土地，有些乡竟担负七公顷土地。
怎样解决这个困难呢？
中共吉林省委和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已经提出一些措施，主要是要求各地农业合作社做好夏锄作业计划，加强季节的劳动规划和小段计划工作，尽量减少窝工、旷工，开展“满勤”竞赛。
在夏锄期间，特别要认真处理农业与副业、集体劳动和社员家庭劳动的矛盾。
大力发动妇女、老幼等半劳动力，参加夏锄生产。
也要组织各城镇一切可能从事生产的劳动力，投入夏锄生产中去。
畜力不足的社，要挑选一些能使役的非役畜，要加强饲养管理。
本月末将发展到一亿零五百万头突破我国生猪生产的最高水平
你知道目前全国有多少生猪？
本月末将发展到一亿零五百万头
突破我国生猪生产的最高水平
本报讯
本报记者李根蒂报道：
我国生猪生产正在迅速发展中。
今年第1季度全国有生猪九千七百万头，预计本月末将发展到一亿零五百万头，即比解放后养猪最多的1954年还多三百多万头。
解放前，我国养猪最多的年份是1934年，全国有生猪七千八百五十三万头。
解放时全国生猪数已降低到五千七百七十五万头。
1952年，第1次赶上解放前最高生产水平，并且超过了一千一百三十四万头。
1954年是我国历史上生猪生产的最高年份，全国共有生猪一亿零一百万头。
从1954年下半年开始，到1956年上半年全国生猪总数逐渐下降到八千四百万头。
即比1954年上半年减少了一千七百万头；
但比1934年仍多五百四十七万头。
1956年下半年，党和人民政府着手大力扭转生猪生产的下降局面。
规定了解决饲料的具体办法，调整了价格并改进收购制度，明确“公有、私养、公助”的方针；
并且展开了广泛的组织工作和社会宣传。
至此，农村中掀起了千村万户的养猪竞赛。
目前生猪发展中的特点是：
繁殖猪籽虽在迅速增加，但仍赶不上生猪生产发展的需要。
（附图片）
广泛宣传勤俭建国方针 大力扭转领导松弛现象
太原保定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本报太原16日电
中共太原市委根据6月03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对所属厂矿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情况进行了初步检查。
据全市六十一个国营、地方国营厂矿的统计，由于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1至5月份完成生产总值计划106.46％，同时扭转了历年来完成生产计划前松后紧的局面，在第1季很好地完成了计划。
在前一时期整风运动中，有些企业由于没有把整风运动同增产节约运动密切结合起来，增产节约运动无人领导，以致在5月份没有能完成生产计划。
太原重型机器厂等的工人，已经为此向领导人员提出了批评，认为不应当抓了整风丢了增产节约运动，使国家和工人都减少收入。
根据上述情况，中共太原市委决定当前要做好如下工作：
一、组织六十名领导干部向全市职工群众再集中地进行一次增产节约运动的宣传教育，讲明勤俭建国的方针和现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重大意义。
这次报告最迟要在6月20日以前结束。
通过这次宣传，要使勤俭建国的思想深入到职工群众的日常活动中去，在广大职工中树立起精打细算、勤劳生产、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风气。
二、督促各企业检查生产计划执行情况，发现薄弱环节，设法补救。
三、由各厂矿总结年初以来在本企业行之有效的先进经验，进一步开展以推广先进经验和提合理化建议为中心内容的先进生产者运动。
四、普遍进行一次安全大检查，采取措施，克服前一段时间安全生产情况不好的缺点。
五、各个企业的领导干部应适当分工，保证做到整风生产两不误。
目前，全市报告员已经组织起来。
各企业正根据市委的决定展开各项工作。
本报保定16日电
中共保定市委正采取积极措施，扭转领导增产节约运动的松弛现象。
05月份以来，由于许多工厂企业放松了对增产节约运动的领导，全市四十二个工厂企业中，有十二个单位没有完成5月份的增产节约计划。
造成领导松弛的原因很多。
有的是由于整风运动开始后增加了一些会议，厂里党政工团步调不一致，对当前重要工作缺乏统一的安排，没有抓住增产节约运动这一中心工作；
有的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习过程中，放松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有的是对深入持久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缺乏具体办法。
中共保定市委根据这一情况，最近决定对第2季度以来增产节约运动的情况和问题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并要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
11日下午，市委已经召开各工厂、交通电业系统党委书记会议，具体部署了这次检查工作。
水油菜
据新华社成都电
最近，四川省农业厅工作人员从青川县带回几株稀奇的油料作物，叫做水油菜（又叫河油菜）。
水油菜播种在不长其它农作物的河沟或溪流两侧的渍地上，不用施肥和中耕除草，就能开花结子。
由于它能耐湿，愈靠近水边，生长就愈好。
根据青川县农民收获的结果，一般水油菜每亩可收油菜子一百斤到一百二十斤，比当地种在田地上的油菜多收二、三十斤。
水油菜在青川县已有十几年的栽培历史。
现在种植地区有大院、毛坝等六个乡。
每年08月间，农民们趁河水枯落时播种，到第2年05月洪水来临前收获。
生长期较长，有两百六十天到两百七十天。
当地农民编的歌子说：
“一把菜子撒进沟，08月种来05月收；
利用河沟种菜子，保证增产多打油。”
河北省党政领导人员
深入农村处理水利纠纷
新华社保定17日电
中共河北省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谷云亭和其他负责干部深入农村，说服干部、群众以整风精神处理了一些水利纠纷。
河北省过去每当雨季，同邻省河南和山东，省内专区和专区、县和县、村和村等相毗邻地带，因上游和下游、左岸和右岸，各方只顾自己防涝排水，不注意照顾对方损失，曾发生互相强泄水、强堵水的纠纷事件。
去年发生二十多起，严重的出现过群众性的冲突和械斗，破坏了农民间的团结，也扩大了灾情。
河北省委针对这种情况在整风运动开始时，即把水利纠纷问题列为首先要解决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之一。
省委书记处书记谷云亭，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副省长阮泊生，省委委员、水利厅副厅长丁廷馨等，分别率领工作组，前往矛盾较尖锐、问题较集中的邢台和邯郸、通县和天津、沧县和天津等专区的毗邻地带，会同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深入现场，实地察看，访问群众，帮助有关方面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整风精神，根据“蓄泄兼顾，上下兼顾”、“小利服从大利，大利适当照顾小利”的原则，进行充分协商。
现在，除沧县和天津两专区交界地带的水利纠纷问题正在协商解决外，其余两处地区已经修订和达成了协议，有些地方并已根据协议规定进行蓄水、排水等水利工程。
过去发生纠纷较多的通县专区固安县与天津专区永清县和霸县邻接的一带地方。
几十个村的干部和农民因历年闹纠纷耽误生产，亲友也断绝了往来。
最近，这三个县在省委工作组的帮助下达成了协议，干部和农民都满意，有关村庄还选出代表举行了一次群众联欢会，代表们一致表示：
今后要互相体谅，搞好团结，共同战胜水灾，争取今年农业大丰收。
深入工棚以后
冯健
武钢耐火材料厂三工地，提出“深入施工现场！”
“无事下工棚！”
已经两个来月了。
最近我到三工地去，工地主任许昌茂对我说：
“过去因为我们不了解工人的要求，领导工作很不深入。
即使工人们提出了一些要求，也没有及时解决。
结果，大路不通走小路，不少工人同领导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
坐在他旁边的工地党总支书记马玉珏，这时候笑盈盈地接上来说：
“自从工地干部深入到工棚里，深入到现场、班组以后，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局面就开始改变了。”
许昌茂和马玉珏接着给我讲了下面几个故事。
“把这张票留给老周！”
05月上旬，中央歌舞团到武钢工地演出。
人多票少，数万名建设者，人人都以能欣赏一次演出为快事。
工地潘福良木工班只分到一张票；
他们又设法另外弄到了一张，却特意留给工地党总支组织委员周享臣。
木工王健、孙仁正拿着这张票跑了大半个工地，到处找周享臣。
等到傍晚，他们才在去剧场的路上碰见了周享臣。
一见面，他们就拉住周享臣说：
“快走，看演出去，我们找了你半天了。”
老周高兴得真是喜出望外。
周享臣是工地上最早搬进工棚和工人同住的干部。
他就住在潘福良的木工班里。
自从搬进工棚，他便和木工们一块吃饭，睡觉，工余一起读报，玩牌，看电影，聊家常。
一到星期六、星期天，工人们找他串门、谈天的就更多：
谁家两口子闹气啦，谁准备给姐姐寄钱啦，谁忙着找女朋友啦，都来找他拉呱。
有时候，他们还一起做糖粑粑，煮红枣粥吃。
木工詹全纪，原配妻子死了，丢下个孩子，新近又娶了个爱人，夫妻俩常常闹些口角，弄得詹全纪思想沉重，干活打不起精神。
周享臣看到老詹这样，一连和他谈了几次，还约他找个星期天一同过江去跟他爱人谈谈。
詹全纪很受感动，就在一个星期天，把爱人从家里老远地带到工地，同周享臣谈了半天。
以后，这一对夫妇比从前和睦多了。
04月上旬，周享臣刚到潘福良木工班的时候，工人们思想上还笼罩着一层阴云。
那时候，木工们在赶制竹模板，但是人人达不到定额。
工人们摇着头对周享臣说：
“不行啊！
要不就得修改定额，要不就得降低模板质量。”
周享臣领着木工们到其他四个工地，参观了别人制作竹模板的办法；
回来以后，他又和工段长、工人们一起，研究改进制作竹模板的操作方法，最后还组织木工们座谈了三次，改善了劳动组织。
经过这些努力，潘福良木工班终于达到和超过了定额。
班里人人高兴，工作情绪显著地高涨起来了。
从“两张皮”到打成一片
工地团支部书记孙国范和干事周诗斌，到周金龙民工班的工棚里召集会议，讨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但是一连碰了三次“钉子”，会没有开起来。
民工们只围着孙国范七嘴八舌地提了很多意见。
有的说，工地对民工另眼看待，固定工人理一次发五分钱，却收民工一角五；
天热了，洗澡也没个澡盆。
有的说，来工地几个月了，连个“符号”也不给发，算个啥！
还有人提出，定额员把定额当成宝葫芦里的秘密，不让大家看，把民工们的定额都算错了……。
平日心直口快的涂光才（浑名“大炮”），提的意见最多，嗓门也最大。
这件事叫孙国范好苦恼。
他想起前几次初到周金龙班里，和民工们一起挑土、打夯，也遭受到他们的嘲讽，冷眼，原来疙瘩结在这些久悬未决的问题上。
他跟周诗斌照常到周金龙班里去，到他们工棚里去，和他们交谈，了解他们的要求和意见，有时也和他们一起劳动。
工地根据孙国范、周诗斌汇报的意见，立即着手解决了工地可以解决的问题，并把定额在民工中公开，过去计算中的错误也改正了。
疙瘩解开了。
渐渐地，孙国范、周诗斌和周金龙民工班交上朋友了。
他们常常一起玩，一起看电影。
涂光才和孙国范也有说有笑了，有时还对孙国范夸起他的爱人。
前几天，涂光才回家结了婚，班里民工们都热情地邀请孙国范去吃喜糖。
照孙国范自己的说法，他和民工们“过去是两张皮，现在是打成一片了。”
“落后班”不落后
徐芳培钢筋工班，曾被工地上看成“落后班”。
工班里工人间不团结；
班长不愿干；
还有个别工人性情暴躁，动手打过工段长。
当年轻的副工段长王英贤被调来领导这个钢筋工班的时候，他不禁暗暗胆怯。
王英贤来到工班以前，先摸清了每一个钢筋工人的脾性，一到工班，就着手促进团结。
他知道老师傅和徒弟不团结，在班里形成了两三“派”。
他先召集老师傅们在一起开会，又找青工们开会，然后组织他们自愿结合，重新编成了六对师徒，很多意见都消除了。
他跟班里最“调皮”的工人殷世成交谈，启发殷世成的自尊心，鼓励他改正缺点，发奋当一个青年突击手。
班长徐芳培平日顾虑重重，遇事不敢负责，王英贤就在他碰到困难的时候，帮助他，支持他，培养徐芳培大胆地独立工作……。
一到工余饭后，王英贤还走进工棚，热情地教钢筋工人们学文化，算算术，看图纸，计算定额。
工人们跟他熟了，有时还强拉他一起喝几杯烧酒，虽然他平日并不爱喝酒。
现在，工地上再没有人说徐芳培钢筋工班落后了。
这个班在耐火材料厂工地上完成了计划，工作质量不差，还节约了一些铅丝。
（新华社专稿）
电力工业部门节约煤炭二十一万吨
本报讯
全国国营发电厂今年1至5月共生产电力六十亿度，比去年同一时期增加了21％的生产量。
各个有水电厂的电力网，今年加强了经济调度工作，到5月底止，全国水力发电厂比计划多发了一亿七千多万度电力。
这样便使火力发电厂减少了十三万吨燃煤的消耗。
各地电业局和发电厂的职工，在今年的增产节约运动中，积极从改善厂用电的管理、提高机炉附属设备的运行效率和改善电力系统管理工作等方面着手，降低了厂用电率和线路损失率。
今年1至5月份，这两项指标逐月比计划有所降低，共节约电力七千九百多万度。
这些电力消耗的减少，折合起来给国家节省燃煤六万吨。
国营火力发电厂在降低煤耗率方面也作了很多努力。
除5月份没有完成煤耗率指标以外，1至4月份已经给国家节约了二万多吨燃煤。
由于多发水电和降低各种技术经济指标，今年前五个月，电力工业生产系统已经给国家节约了二十一万吨煤炭。
（徐国汤）
西北新建的第1对现代化煤井
西北地区新建的第1对现代化煤井——铜川煤矿三里洞竖井，已经在5月间开始试生产。
现在试生产的工作正在日夜紧张进行。
夜晚，聚光灯把竖井的地面工业广场照得分外明亮。
高耸的选矿楼的窗里透出奶油色的灯光，井筒旁绞车房里的机器发出隆隆的吼声。
煤斗车成串地在小轨道上蠕蠕行动。
在矿井下面，电钻正在向煤层展开顽强的搏斗，每昼夜从这里开采出来的煤炭有一百多吨。
三里洞竖井是在1954年08月开始施工的，它建在藏煤五十亿吨的渭北煤田上。
按照设计，这对竖井每年可以采煤六十万吨。
现在，从陇海铁路上的咸阳通到铜川矿区的铁路支线，一直铺到竖井的选煤楼下。
三十来公尺高的选煤楼下有十个并排着的
“吐煤斗”；
正式生产时，煤就是从这里倾倒进车厢的。
担任井下运输的电机车正在新轨道上试行车。
从西安翻山跨水伸向矿区的高压电线，一直架到三里洞竖井对岸的变电站上。
一千多名新矿井的采煤工人，已戴着安全柳条帽往来在新开的马路上。
这些情况预示，这对竖井离正式开始采煤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据新华社讯）
账簿被水冲走了！
谷星
据说，广东省西福河沿岸的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账簿被水冲走了。
事情是这样的：
在洪水未来之前，这个农业社的许多干部都盲目地认为“围堤已经够坚固的了，不会出问题”。
他们既不去加固河堤，又不积极健全防汛组织，更不作洪水一旦到来所应该采取的措施的准备工作。
在这种疏于戒备的情况下，5月间的一天，洪水突然袭来了。
“够坚固的了”的河堤，险情遍布。
干部和群众仓惶应战——把全部力量都集中在堤上，至于他们的“后方”，则无人把守。
当河堤决口的时候，有些农业社的农具和粮食被洪水冲跑了，至于农业社的账簿，自然也顺水而去！
从这件事情，不难看出：
对于防汛工作抱有任何盲目乐观和自满麻痹思想的人，在无情的洪水面前，是经不起考验的；
同样，在防洪斗争中，只顾河堤，不顾后方，缺乏“万一”打算的人们，也是必然要吃苦头的。
重庆钢铁公司修订年度计划
多产七万五千吨钢和钢材
新华社重庆16日电
重庆钢铁公司在6月上旬重新修订了今年的生产计划，决定全年多为国家生产四万六千吨钢和二万九千多吨钢材。
这个公司已经把正式增产计划报请中央冶金工业部批准。
今年年初，重庆钢铁公司因为原材料供应不足，曾经削减了生产计划，使主要产品钢的产量比去年降低了三万六千吨。
但是公司有关人员鉴于今年各地钢材供应紧张，公司的生产能力没有很好发挥，主动想法从各方面增加原材料来源和节约消耗。
第1季度，这个公司曾派人到四川各地了解生铁生产情况，并且帮助部分地方铁厂研究一些生产技术上的问题，以提高生产，使地方铁厂多供应了他们一万多吨生铁。
公司自己的炼铁炉虽然增产潜力不大，但是他们也积极采取措施加强维护工作，保证今年内不停产大修，这样可以多生产生铁五千多吨。
此外，加上第1季度各地钢铁厂生铁增产和公司本身节约的成绩，使原材料供应的困难问题获得了顺利解决。
今年以来，这个公司的生产水平已比去年大大提高。
1至5月份，钢和钢材的产量都比去年同期有所提高。
现在职工们正在利用平炉冶炼多种优质钢和试制国家建设迫切需要的锅炉钢板、桥梁钢板等重要产品。
陕西小麦又丰收了
本报讯
在陕西省的农村里，到处是一片丰收的景象。
目前，这个省夏收工作已进入紧张阶段。
陕南山区四百一十万亩小麦，已基本收割完毕，现在正集中进行碾麦工作。
在陕西省小麦主要产地的关中平原上，共有一千六百五十七万余亩小麦，目前已收割了70％以上。
陕北延安、榆林地区小麦共三百七十多万亩，成熟较晚，现在正开始收割冬小麦，估计在本月底可以全部割完。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这是陕西省农民一致的看法。
全省今年共二千四百万亩小麦，根据预测，总产量可达到四十三亿五千万余斤，稍低于去年，但是超过丰收的1954年。
今年各地又出现了不少的丰产田。
去年创小麦高产新纪录的渭南县双王乡和平农业社，今年又获得全面大丰收。
根据预测的结果，今年小麦平均每亩产四百二十多斤，比去年平均亩产多八、九十斤。
这个社有十亩丰产小麦，亩产一千二百斤。
郃阳县先进农业社的七亩高额丰产小麦（回茬），预测亩产一千零三十多斤。
其它如蒲城、朝邑等地，也出现了高额丰产田。
有的亩产八百余斤，有的亩产一千斤以上。
今年陕西小麦总产量虽然低于去年，但是小麦的质量比去年好多了。
去年由于收获期间遇到雨季，小麦发芽现象非常严重。
今年小麦成熟的好，收获期又赶上好天气，因此麦粒饱满，出粉多。
据有些地方试验，今年小麦比去年小麦每斗重一斤，因此，农民对今年的丰收感到非常满意。
今年麦收工作各农业社都进行的比往年顺利而且及时，比往年缩短了收获的时间。
例如大荔县已往收割麦子需要六、七天，而今年只用了三、四天的时间就割完了。
兴平旱原上的麦子从本月04日开始收割，到10日就割完了，而去年夏收却拖了一个月的时间。
这说明各地农业社一年来在经营管理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在5月底以前，各地农业社就制定了预分方案，核算到户，贴榜公布。
大多数农业社在预分方案中，都坚持了使国家、社和社员三满意的精神，一般的都把总收入的60％——70％分给了社员。
由于预分方案制订的及时，而且分配公平合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都很高。
各地在麦收前一般都总结了去年夏收中的经验，制定了夏收工作计划，合理地组织了劳动力和畜力。
关中各社生产队都分成割麦、运麦、碾场等小组，在麦场上都设有对夏收有经验的场长，指挥割麦、运麦、碾场等工作。
因此，今年夏收工作进行的又迅速又有秩序，避免了已往忙闲不均的窝工现象。
在夏收的同时各地农业社都注意了夏种工作。
很多社除了夏收有专人负责外，各生产队还组织了拉耙组和种秋组，负责夏季播种工作，保证了夏收、夏种两不误。
在夏收工作中，各地普遍地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
产麦区各县的工作人员都深入到各农业社里去。
武功、咸阳、鄠县、长安、三原、渭南、蒲城等县，有90％左右的县级机关干部深入到麦田里参加劳动。
他们一方面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方面对社员展开了政治思想工作。
麦收中的一些问题，都能得到及时解决。
（本报陕西记者站）
（附图片）
陕西华阴县华山北麓的中苏友好农业社社员正在收割
新华社记者 姜国宪摄
不能再推拖了
本报评论员
在伦敦举行的裁军谈判中，苏联始终在竭尽一切可能来促成协议的达成，以满足全世界人民的渴望。
当西方国家对苏联4月30日的裁军建议还没有作出具体答复的时候，苏联又于6月14日提出在两三年内暂时停止核武器爆炸的新建议。
苏联在这个新建议中还规定对暂时停止核武器爆炸建立有效的国际监督。
苏联的这个建议是这样切合实际，以致美国的参议院中也有人主张接受这个建议，作为实现裁军的第1步。
立即停止核武器爆炸，已是全世界人民的一致愿望。
不断进行的核武器爆炸试验，不仅加剧了核子军备竞赛，而且核子放射数量的增加，对人类的健康也将造成严重的危害。
对于这种情况，许多国家的权威的科学家，包括美国的科学家在内，都已提出了不容忽视的警告。
各国人民对于那些还不肯放弃核武器试验的国家的政府，已越来越不能容忍了。
苏联一直主张有关国家早日停止核武器爆炸试验，并曾多次提出自己的建议。
在伦敦裁军谈判中，苏联更主张把这个问题和总的裁军计划分开来加以单独解决，以免迁延时日。
但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没有国际监督就无法保证停止试验为借口，竭力设法推拖。
现在，苏联的新建议已规定了对停止试验实行国际监督的具体办法。
这样，西方国家应该再没有推拖的余地了。
苏联的建议受到了全世界善良人们的热烈欢迎。
因为，人们从苏联的这个行动中看到了解除核武器爆炸威胁的巨大希望。
同时，它也是推动伦敦裁军谈判取得进展的一个重要的行动。
西方国家的舆论也指出这是苏联对西方国家“有着重大意义的一个让步”，并且要求西方国家仔细地加以考虑。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西方国家的通讯社透露的消息，美国官方已在准备提出一个反建议，来应付苏联的和平倡议。
这个反建议主张只暂时停止核武器爆炸十个月或一年。
这种主张根本不是想停止爆炸试验，而是想借此缓和一下舆论的压力，以便在准备成熟后继续进行爆炸试验。
伦敦裁军谈判由于美国拖延，至今还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的成就。
这一次苏联又向西方国家的主张靠近了一大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如果它们真有促进裁军问题达成协议的诚意的话，就应该表现在具体的行动上：
立即接受苏联的建议。
反对原子军备 争取和平安全
德共代表大会表示斗争决心
新华社17日讯
据塔斯社柏林16日讯：
最近一期的“自由人民报”上刊登了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公报和代表大会的宣言：
“争取和平和安全，反对原子军备和军国主义”。
公报说，根据中央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的决定，德国共产党在前几天召开了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一百五十八名代表。
民主德国、苏联、中国、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和西欧一些国家的兄弟党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雷曼作了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
对报告的讨论表明了德国共产党战斗的决心和坚定不移的意志，德国共产党虽然被取缔了，但是仍然成功地进行着斗争。
代表大会还反映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
代表们一致通过了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提纲：
“争取禁止原子武器和裁减军备，争取德国的和平、民主和社会进步”。
代表大会还决定发表告西德居民书。
在会议闭幕的时候，代表大会选出了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代表大会的宣言着重指出，阿登纳政府所以取缔德国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人曾经警告过原子军备的危险后果和号召居民反对危险的“战争边缘”政策。
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指出，工人阶级对和平和民族命运负有最大的责任。
工人、工会和党应该集中全力保护青年不受军国主义之害，反对剥削，争取全体劳动者的切身利益。
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要求把原子武器清除出德国国境，不允许用原子武器武装西德国防军；
要求西德取消义务兵役制和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要求立即停止一切原子武器试验，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宣言说道，只要劳动者和一切希望和平的人在反对原子战争和军国主义的伟大的人民运动中团结起来，就有力量粉碎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执政者的反抗。
这样就能够实现西德的政治改变，保住和平，保证自由和进步，开辟把德国重新统一成民主进步的国家的道路。
宣言还强调指出，反对取缔德国共产党的斗争是同上述一切斗争分不开的。
恢复德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是实现一切正直的德国人对德国统一的民族要求的条件。
尼泊尔国王接见楚图南
加德满都集会欢迎中国朋友
据新华社新德里17日电
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和王后6月14日下午在王宫接见了以楚图南为首的中国文化代表团。
接见时在座的还有两位亲王、阿查里雅首相和全体内阁大臣。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潘自力也在座。
代表团向国王和王后赠送了礼物。
马亨德拉国王亲切地和代表团人员谈话，他们谈到了关于中国文字改革、工业建设和土地改革等方面的事情。
尼泊尔外交大臣丘达当天晚上在回廊大厅举行冷餐会招待代表团。
国王、王后、首相、内阁大臣、高级官员、社会知名人士和各国外交使节都出席了这次盛会。
阿查里雅首相在会上讲话的时候，表示欢迎代表团，并且着重指出中尼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和文化交流。
楚图南说，中国人民和尼泊尔人民之间的友谊正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不断增长。
在14日上午，加德满都市政当局举行市民欢迎会，欢迎中国文化代表团。
阿查里雅首相、内阁大臣和尼泊尔的知名人士都参加了这次欢迎会。
我足球队在重庆练习结束
昨赴仰光准备第3次交锋
据新华社重庆17日电
中国国家足球队结束在重庆的短期练习，今天坐飞机离开重庆前往仰光。
他们将在6月23日在仰光同印度尼西亚足球队进行第3次比赛。
据来自香港的消息说，印度尼西亚足球队已经在6月08日由香港直飞仰光。
中国国家足球队在6月7、8两日分批抵达重庆后，为了锻炼自己将来能适应仰光的气候同比赛条件，队员们选择下午的时间，冒着烈日，奔驰在重庆市体育场的草地足球场上。
他们还利用余暇时间，总结了前两次同印度尼西亚足球队比赛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国家足球队由领队黄中、副领队黄烈和指导戴麟经率领，队员有十九人，他们是：
守门员张俊秀、黄肇文，后卫陈复赉、朴万福、王克斌、姜杰祥，前卫高筠时、王德发、王锡文、周兴、张京天，前锋丛者余、哈增光、王陆、邢桂福、张宏根、孙福成、年维泗、方纫秋。
条条道路通向莫斯科
三万青年准备联欢去
新华社莫斯科17日电
“参加联欢节去！”
这已经成为世界各地青年深入人心的口号。
预计有三万名青年从一百四十个国家前来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
据最近的消息，有一百多个国家已经展开了积极的准备工作，以各种各样形式选拔优秀节目、优秀作品，准备参加联欢节的演出、比赛和展览会。
许多国家的青年正在为参加联欢节的代表募集经费。
现在已经有六十多个国家建立了全国性筹备委员会。
美国国内也建立了全国性的筹备委员会，这在联欢节历史上还是第1次。
许多国家要组织阵容强大的代表团。
据悉，英国、法国、意大利、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国代表团的人数预计都将在千人以上。
埃及代表团人数有六百五十人。
埃及女青年也将参加联欢节期间举行的运动会。
这将是埃及妇女在历史上第1次参加国际性的比赛。
日本的代表团将由五百人组成。
他们还选出了十部以上的优秀影片参加联欢节比赛。
其中有描写日本渔民子女生活的故事片
“我们是海洋的子女”，有反战的影片“人间鱼雷”，有关于日本砂川人民反对美军扩大基地的纪录片。
锡兰议会副议长滕纳昆将率领七十五人的锡兰青年代表团到莫斯科。
除了自己积极准备参加联欢节外，英国、瑞典、芬兰、荷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法国等国的青年还表示要帮助外国青年参加联欢节。
民主德国青年男女们表示自愿捐助苏丹青年。
法国青年正在募捐，准备帮助突尼斯和摩洛哥青年。
芬兰青年决定帮助塞内加尔人。
捷克斯洛伐克青年准备把一切过境的外国代表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费用包下来，他们正在为此募集款项。
现在已经募集到一百多万克朗了。
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也要派代表参加这次青年人的盛会。
除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国际学生联合会、世界工会联合会、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世界和平理事会、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已经宣布参加外，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也将派代表参加联欢节的活动。
国际穆斯林青年大会打算派出一个有埃及、苏丹、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亚非国家代表组成的代表团来参加联欢节。
此外，世界青年大会、社会党青年国际联盟和世界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所属的全国性组织有许多也都表示支持联欢节。
法西斯毁灭利迪泽村十五周年
捷人民沉痛纪念浩劫
呼吁所有善良的人们坚决反对战争
据新华社布拉格17日电
来自十八个国家的二百六十多名代表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一起，16日上午在利迪泽村集会，纪念希特勒法西斯匪徒毁灭利迪泽村十五周年。
利迪泽村离布拉格有二十五公里。
1942年06月，德国法西斯把这个村庄夷为平地，枪杀了全部男子，把所有妇女儿童送入了集中营，并且公开宣称已经把利迪泽这个地名从地图上抹去。
当时这一残酷暴行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愤怒，世界上有许多地方，人们把自己的村庄、市镇或街道命名为利迪泽。
16日的纪念大会有一万多人参加，大会是在已经成为一块草坪的老利迪泽村旧址举行。
在老村和战后重建的新村之间的“和平友谊玫瑰园”中，盛开着万紫千红的玫瑰。
这个玫瑰园是在1955年建立的，园中的二万七千株玫瑰是三十四个国家的人民捐赠的。
在大会开始前，捷民族阵线中央委员会、利迪泽妇女和外国客人们庄严地在死难者的墓前献了花圈。
在长长的献花圈的行列中特别受到人们注目的是来自斯大林格勒和华沙的代表，穿着红色长袍的英国考文垂市女市长，穿着和服的日本禁止原子弹和氢弹协议会的代表以及民主德国和西德的代表团。
利迪泽村人民委员会主席普罗什科娃在开会词中说，不让世界上任何地方再出现利迪泽事件，永不让核武器成为毁灭人民的威胁。
在会上讲话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主席费林格、英国“利迪泽永远存在”委员会主席斯特罗斯、苏联代表团团长齐津院士等。
会上还宣读了利迪泽妇女致全世界妇女的呼吁书，呼吁所有母亲和妇女、所有善良的人们为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为保卫自己的孩子作坚决的斗争。
（附图片）
今日的利迪泽村，玫瑰遍野，一片繁荣幸福景象。
真理的声音
——访问来比锡季米特洛夫博物馆小记
张沛
去年夏季我访问柏林的时候，住在一个名叫“阿德龙”的旅馆。
这个旅馆离西柏林只有一箭之遥。
穿过一条小街，就是著名的菩提树下大街，沿街往西走，不用五分钟，就是那座高大黝黑的勃兰登堡门。
过了这座门，就是西柏林了。
在勃兰登堡门的右侧，有一座被战火烧焦了的支离破碎的大厦骨架，这就是希特勒的国会。
1945年，英勇的苏军战士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这座大厦顶端，宣告希特勒法西斯统治的最后复灭。
而1933年，希特勒曾经在这座大厦的跟前宣告：
“这是上帝的意旨，现在我们要消灭共产党人！”
这就是刚刚上台的法西斯希特勒所制造的一场极其卑鄙的阴谋：
“国会纵火案。”
希特勒从这里开始了他的反共大进军。
法西斯分子逮捕了正在德国的季米特洛夫和另外两个保加利亚的共产党员，诬蔑他们是焚烧国会的放火者。
季米特洛夫在柏林监狱中被关了半年，然后送到来比锡去“审判”。
我们留在来比锡的最后一天，去访问了季米特洛夫博物馆。
这里也就是在1933—34年以来比锡“审判”轰动世界的法西斯的高等法庭。
大约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汽车就把我们从旅馆送到季米特洛夫博物馆。
我们首先参观了有关季米特洛夫生平和说明“国会纵火案”真相的一些文件和图片，然后就进入季米特洛夫受审的大厅，也就是法庭。
房子很高大，墙壁和天花板都雕刻有凸凹形的花纹。
天花板下垂着欧洲式的枝形大吊灯。
台上是马蹄形的长桌和几张法官坐的高背椅子。
台下两侧栏杆后面是证人的席位，中间放着几排长椅。
季米特洛夫同志就站在台的左侧受审。
就在这里，一个杰出的共产主义者，向全世界发出了不可磨灭的真理的声音：
“我是以被控告的共产主义者的资格为自己本身作辩护的。
我是为着自己的共产主义的革命的光荣而辩护的。
我是为着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而辩护的。
我是为着自己的生活底意义和内容而辩护的。”
从1933年09月21日开始到12月16日，季米特洛夫就在这个法庭上受了许多次审判。
法西斯法庭用尽了各种方法折磨季米特洛夫，企图迫使他承认是他组织纵火的。
可是无比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季米特洛夫，一次又一次地以他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气概和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纵火案的真相，把法西斯的法庭变成了共产主义者的讲坛。
从来比锡传出去的消息，激怒了全世界的劳动群众，掀起了世界范围的抗议的怒潮，“释放季米特洛夫！”
的呼声从地球上各个角落传来，真正的放火者法西斯凶手，不得不在1934年的2月27日释放了季米特洛夫。
因为全世界都已经知道，放火烧掉柏林勃兰登堡门附近的国会大厦的人，是经过一个地道来的，而这个地道一直通往法西斯头子戈林的住宅。
但是，季米特洛夫并不把这场胜利看作只是他个人斗争的胜利，他说：
“法西斯主义在来比锡的失败，是国际无产阶级的胜利！”
管理博物馆的一位中年妇女告诉我们：
这里的一切都是当年审判时的样子。
说实话，这个大厅没有什么可以多看的，可是我们在大厅中间来回地走着，不想离开。
许多印象都来到脑际：
英勇的工人阶级的战士季米特洛夫的面容、法西斯希特勒的上台与灭亡、不久以前我在柏林看过的被战火烧焦了的国会大厦、把红旗插到这所大厦顶端的苏军士兵……。
二十三年过去了，历史把我们领进了一个新的阶段——社会主义在欧、亚广大地区胜利的阶段。
1933年12月16日最后一次审判中，季米特洛夫在这个大厅里念过德国大诗人歌德的一首诗：
及时准备好自己的智慧，
在幸福底伟大天秤里，
极少赋与秤盘泰然呵！
或者你应跳起来，
或者你得垂下来；
你或掌握权威抑或屈服，
须知，
或是凯旋或是痛苦，
或者挥舞沉重的铁锤——
或者站到铁砧的地位。
季米特洛夫在法西斯的法庭上读完这首诗后，捏紧了拳头，又说了两句话：
“是的，谁不愿意成为铁砧，谁就应当成为铁锤！”
今天地球上已经有九亿人民拿起铁锤粉碎了令人痛苦的旧制度，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最终凯旋，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附图片）
1948年，季米特洛夫同志向索非亚群众演说。
科伦坡会议指出巩固和平的道路
呼吁各国停止核武器试验实现裁军
要求一切政府立即停止原子核试验的科伦坡呼吁书
著名的科学家们已经使全世界认识到继续进行原子核试验所产生的危险。
很多国家的政府、议会、各种团体以及道义和宗教的领袖们已经要求终止这种试验。
已经在世界各地发动广大运动以求达成原子核停战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这个伟大的舆论运动中看到了一切和平力量和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的愈来愈有力的表示。
尽管有世界舆论这种强有力的表示，试验爆炸仍在继续染污空气、陆地和海水，并且威胁全体人类的前途。
这些试验爆炸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军备竞赛的顶点，并且能在最后引起原子战争的最后恐怖。
我们要求有关政府立即宣布停止一切试验爆炸，并且加速进行谈判来就禁止所有这种试验达成一项协议。
限制或登记试验的建议并不解决问题，因为这些建议并不会造成停止试验。
而一项停止试验爆炸的协议就将会建立信任，通过缓和紧张局势而改善国际形势，从而为完全禁止这些大规模毁灭性的不人道武器以及为全面裁军开辟道路。
我们以一切对于人类是神圣的东西的名义，吁求世界各国政府采取行动，支持立即终止这种试验。
要求停止原子核武器试验和裁军的宣言
世界各国人民都受到消耗了大量资源并且造成了一定战争危险的军备竞赛的影响。
这种军备竞赛的最令人不安的表现就是一连串又一连串的原子核武器的试验爆炸。
04月02日，世界和平理事会呼吁停止一切试验爆炸。
从那时起，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这种爆炸的危险性。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硬说，不论在现在还是将来他都不会受到这种爆炸的影响，因此，各国的舆论已经起来反对了。
这种试验的规模是空前未有的。
试验不仅威胁着许多人的生命和健康，而且还加速了原子军备竞赛。
这种试验的结果是生产和试验更多的穷凶极恶的武器。
这种试验促使拥有原子核武器的国家进行规模更大的爆炸。
这种试验刺激其它国家生产类似的武器，使得紧张局势变得更为严重。
原子军备竞赛的另一种形式是，把现有的军事基地变为原子基地和在外国建立新的基地。
通过各种公约和条约，有一些国家的武装部队要得到所谓战术性的原子武器。
但是，这种武器使得任何局部性的争执可以迅速变成一场原子战争的危险增加了。
这种军备竞赛使得紧张局势变得更为严重，破坏了许多国家的独立，并且使无辜的人民有首先成为从他们中间发动的原子战争的受难者的危险。
把这种武器叫作战术性武器并不能掩盖其中有些武器同投在广岛的炸弹具有同样大的毁灭力的事实，在另一方面，节约军事开支的口实也不足作为用这种武器来装备军队的理由。
本来可以用于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和普遍福利的大量资源都被转用来生产新的原子武器和装备了。
各国人民要求停止原子核试验。
许多国家的议会要求这样做，许多国家的政府建议这样做。
其中就有一个本身拥有原子核武器的大国。
每天都可以听到最权威的人士的新的呼声。
这个建议是可以立即采纳的，因为对这个建议的实施实行监督并没有什么困难。
各国人民只要加紧努力就可以争取立即停止爆炸试验。
停止试验就会使军备竞赛缓下来。
这种停战会深得人心，以致任何政府如果加以破坏，必然遭到举世一致的谴责。
在这一步骤使人们燃起希望和恢复信任以后，就更容易在完全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普遍裁军问题上达成协议了。
在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里，各种主张之间的分歧已经缩小了。
就常规军备及其监督而论，好几个国家已经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已经提到桌面上来的建议证明，达成协议是可能的，如果各方面都有诚意的话。
世界和平理事会欢迎，并且支持任何政府采取的目的在于促成关于停止一切原子核武器试验的协议的任何行动。
世界舆论应当对那些犹豫不决或者拒绝走这条路的政府施加压力。
在这个被原子烈火烧得最厉害的大陆举行会议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向所有政府发出科伦坡宣言，要求立即停止原子核试验。
世界和平理事会支持在这个方向采取的一切步骤。
关于缓和紧张局势和有关问题的决议
在这个原子核时代中，猜疑正在毒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且已经使人类濒于毁灭的边缘。
各国人民的任务是要恢复国际间的互相信任和防止发生世界范围的灾祸。
从亚洲和世界其他各地，万隆会议、潘查希拉五项原则、许多负责的政治家的宣言，这许多和平的呼声唤起了人类的希望。
不论和平的障碍多么大，这些希望必须实现而且能够实现。
世界各个地方都证明了人类有决心停止仇恨和对抗，有决心毅然走向和平共处和合作。
这次会议是世界和平理事会在亚洲举行的第1次会议，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次会议，是来自六十九个国家的四百零二人在科伦坡的大集会。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要求各国人民终止把世界分裂成为两个敌对集团的局面，终止一大部分人类享受不到其他国家人民能够享受的民族独立和人类自由权利的现象，终止散布仇恨和猜疑的行为。
我们要求放弃武力和干涉，终止原子核威胁和竞争，从外国领土上撤出军队和基地，建立互相信任。
用殖民主义——不论是旧形式的还是新形式的——或者用拉入集团和军事条约这类间接的压力来统治人民，利用别国的人力和物质资源以实现军事、政治和经济上渗入的目的，附有“条件”的援助，贸易方面的歧视或限制，所有这些做法不仅带来屈从和痛苦，而且可能增加发生战争的危险。
只要各国人民要求独立的愿望还受到武力的压抑，真正的和平就不会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人民争取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的斗争是对和平事业的一个直接贡献的原因，而人民争取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权利。
必须取消对各国人民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限制，必须取消对贸易、旅行和联络的各种禁令和障碍。
必须根据国际法使所有国家都能够自由地通过国际海峡。
必须促进各国人民间一切有助于相互谅解和友谊的交往。
必须停止建立集团和军事条约的政策。
大国必须本着谅解和互相让步的精神举行会谈。
大国必须消除妨碍国家之间和每个国家内部的和平精神得到胜利的一切障碍。
联合国的会员国资格必须有真正的普遍性，必须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它的合法地位，这是使联合国组织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能够起应有的作用的必要手段。
在欧洲，第1个步骤必须是争取撤退所有的外国军队，取消所有外国基地，并且结束所有外国对各国的干涉。
这可以分阶段进行，以便能及早缓和紧张局势，消除军事集团。
这将为建立一个为大家所能接受的单一安全体系铺平道路；
这将使德国比较容易统一，结束德国被分成两个阵营的状态。
自从三国侵略埃及失败以来，阿拉伯国家所遭受的威胁仍然有增无减。
对中东国家施加压力和干涉它们内政的作法仍然继续，局势仍然严重。
曾经在制止对埃及的进攻方面作出贡献的世界舆论，必须继续保持警惕。
由于“力量真空”主义威胁中东地区各国的安全和独立，这个主义更加加深了危险。
侵犯中东地区各国人民主权的作法必须停止，重新发动侵略的威胁必须消除。
如果要想有助于缓和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并且本着万隆精神打开中东地区各国人民和平解决他们的问题的道路，那么，这些措施就是必不可少的。
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必须停止；
不能剥夺阿尔及利亚人民获得独立的权利；
在平等的双方之间进行谈判才能在自由中建立起新的关系，同时也必须求得既符合阿尔及利亚全国人民的真正利益、又符合法国人民的真正利益的解决办法。
使塞浦路斯人民获得自决权利，是走向和平的必要步骤。
镇压必须停止，联合国为了争取达到这一目的而要求举行的谈判，英国政府必须毫不拖延地开始举行。
同样，其他一切附属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人民，都必须获得他们应得的民族独立。
外国企图借着一系列的条约，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加强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控制，这种尝试必须停止，外国必须停止干涉它们的内政，它们的经济独立必须获得充分的保障。
朝鲜人民和越南人民按照国际义务规定的公正而自由的协议取得统一，这也是获得和平的必要步骤。
外国对中国领土台湾的干涉所造成的威胁，由于在台湾建立核武器基地的计划而更加严重、更加紧迫了。
必须毫不迟延地制止这种干涉。
这些就是要达到大家共同希望的巩固、持久而公正的和平的道路。
国际争端不应该而且也不能用武力或者武力的威胁来求得解决。
没有任何问题不能通过谈判获得解决。
仅仅靠政府的力量或者很少数几个人的努力，是不能拯救和平的，不论这些人是多么卓越的人物。
和平将为人民、为伟大的和平运动的活动所拯救，而这只有在和平运动能够把它的努力同全世界一切有生力量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努力配合起的时候才能做到。
（新华社科伦坡17日电）
越南大量出版中国著作
本报河内讯
越南民主共和国大量翻译和出版中国的著作。
据初步统计，河内六家国营和私营出版社，到5月底止，已出版了中国著作的译本二百多种，计八十多万册。
这些译本包括理论、政治、文艺、财经、科学、青年修养等方面，其中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伯达、鲁迅、郭沫若等人的著作以及其他选集。
远在1947、48、49年抗战的初期，越南“真理出版社”就在山林里翻译出版了毛泽东有关文学艺术的论著和“新民主主义论”、“论新阶段”、“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
而在抗战后期翻译出版的“实践论”、“矛盾论”，到现在已经印行第3次版本了。
同样，越南“文艺出版社”等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先后翻译出版了中国许多文学著作及其他作品。
“女共产党员”、“英雄黄继光”、“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等译本，在越南妇女和青年中受到热烈的欢迎。
许多书初版就在一、两万册以上，这是越南出版界比较高的印数。
叙利亚将不给约旦财政援助
认为沙约联合公报是欺骗手段
约旦关闭驻埃大使馆并召回全体人员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17日讯：
叙利亚代理国防部长哈勒德·阿泽姆说，叙利亚不打算给约旦财政援助了。
阿泽姆的谈话发表在6月15日的“群众报”上。
他说：
“6月13日发表的沙特阿拉伯—约旦会谈联合公报只是想使约旦得到这笔援助的一种欺骗手段。”
阿泽姆说，今天约旦的真正统治者并不是哈希姆首相，而是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米尔·里法伊，他是个伪装的格拉布，是民族解放事业的一个公开的敌人。
他说，里法伊曾经让议会休假，企图把它解散，并且逮捕了大批政治人物，“搞翻了”约旦陆军参谋长，在重要职位上安置了“格拉布的代理人”。
阿泽姆还说，里法伊还曾经要求叙利亚撤出驻约旦的军队，并且让沙特阿拉伯的军队代替了它们。
里法伊和它的政府还作出了阴谋陷害并且驱逐埃及驻安曼武官这种可耻的行为。
他说，里法伊和它的政府拿联合公报是欺骗不了叙利亚的。
他指出，伊拉克国王费萨尔曾经发电报表示支持侯赛因和沙特两位国王，伊拉克是巴格达条约的成员国，“它会是积极中立政策的支持者和条约的反对者吗？
难道这不是沙特阿拉伯、约旦两国达成了某种协议而不在公报中提及的明证吗？”
另一方面，据美联社报道，伊拉克将向约旦提供叙利亚本来准备根据阿拉伯团结协定给予约旦的财政津贴。
美联社说，伊拉克给约旦财政援助是早在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访问伊拉克时就商量好了的。
另据安曼消息：
约旦外交大臣里法伊6月16日晚上宣布，约旦政府已经决定关闭它的驻埃及大使馆，并且撤回大使馆全体人员。
里法伊说，这个行动只是对埃及最近驱逐约旦大使的行动表示抗议的一个“行政性的外交步骤”。
他说，“这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的外交关系”。
他还说，他已经受权在开罗保留必要的约旦人员“以便利领事职权的执行”。
中东通讯社在评论埃及驻约旦武官遭到的挑衅行为时着重指出，这件事发生在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正在安曼进行访问的时候，这个阴谋的目的是打算使沙特国王相信，埃及蓄意要在沙特访问约旦期间在约旦制造混乱。
中东通讯社说，阴谋家们想借此挑唆沙特国王反对埃及，取得沙特对约旦政府的支持和好感，也就是说，使沙特国王相信，埃及阴谋反对他，从而引起沙特阿拉伯和埃及之间的纠纷。
国际点滴
法国禁映“纽约之王”
“纽约邮报”15日刊载了一条巴黎专电说，法国当局已经下令禁止放映卓别林的新片“纽约之王”，原因是这部影片“太反美”了。
卓别林的这部新片是讽刺“美国生活方式”的。
法国影片公司曾经要求剪掉这部影片的某些部分，但是卓别林拒绝这样做。
美国一个十岁小孩持枪行凶
一个十岁的小孩16日晚间使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村庄陷入恐怖气氛里。
这个小孩手持两支自动左轮手枪，在村子里逢人便打，弄得全村人关门闭户，不敢露面。
这种情况一直继续了两个小时，警察也拿这个小孩没有办法。
最后还是他自己掉进一个陷坑里而就擒了。
（新华社）
（上）英法侵略者把繁华的塞得港炸成一片废墟
（下）埃及人民用辛勤的劳动，从废墟中重建新的塞得港
埃及人丁兴旺
最新估计超过二千四百万
据新华社开罗17日电
埃及国家计划委员会6月16日宣布，根据最新的估计，埃及人口共有两千四百三十三万九千。
1952年时，埃及人口估计约为两千一百万，1947年时约为一千九百万。
根据1937年进行的人口调查，当时埃及的人口是一千五百九十万。
埃及支持突尼斯维护主权
法军在突境挑起新冲突
据新华社开罗17日电
埃及总统府政治局局长萨布里6月16日说，埃及政府完全支持突尼斯对它的领土具有主权的要求，以及要求法国军队撤退的合法权利。
萨布里说，他通知突尼斯大使，在法国在突尼斯的挑衅性行动方面，埃及是支持突尼斯的。
他说，埃及斥责法国对突尼斯施加压力以便使突尼斯改变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解放斗争的决心的这种做法。
新华社17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15日讯：
“人道报”报道说，突尼斯当局发表公报说，法军司令部在突尼斯南部挑起新的军事冲突。
公报说，6月14日有一队法军，其中包括二十辆汽车和十四辆坦克，在两架飞机的掩护下进攻加培斯和麦德宁之间的公路上的突尼斯军事岗哨。
法国兵向岗哨扫射，打死了三个突尼斯士兵。
法国部队还进攻了布格拉尔以西乌埃德—谢西地区的突尼斯分队。
埃及独立共和日
四年前的今天——1953年06月18日，埃及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埃及共和国正式成立了。
埃及人民为了争取民族独立、摆脱英国的奴役和控制，曾经进行过长期的、英勇的斗争。
第2次世界大战后，埃及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高涨。
反动的国王法鲁克由于惧怕人民的爱国力量，继续同英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
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封建王朝的统治，使埃及政局动荡不定，在1952年的五个月中，就更换了五个政府。
1952年07月23日，决定性的革命风潮掀起了。
以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为首的埃及青年军官组成的“自由军官组织”执行委员会发动了革命，推翻了法鲁克封建王朝统治。
接着“自由军官组织”执行委员会改组为“革命指导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废黜了国王法鲁克，没收了宫廷集团的广大地产，取消了社会等级和贵族称号，废除了维护封建利益的1923年宪法，并清洗了贪污腐败的国家机构。
1952年09月，埃及新政府组成。
次年02月10日新政府公布了临时宪法。
1953年06月18日，埃及共和国诞生了。
在被称为“黑暗大陆”的非洲崛起的这个独立的共和国，显示了自己的生命力。
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去年埃及宣布把前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并经受住了战火的考验。
埃及人民击败了英、法和以色列的武装侵略。
更凶恶的“艾森豪威尔主义”也在埃及碰了壁。
埃及人民的这个胜利，是对反殖民主义运动的有力鼓舞，也是对维护世界和平斗争的巨大贡献。
共和国政府在1956年06月23日举行公民投票。
投票结果，通过了1956年01月16日公布的新宪法草案，同时，选出了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担任共和国的总统。
新宪法庄严宣布：
埃及人民“将用我们全部努力和能力，以我们的建设性劳动，来建立一个可以实现繁荣和埃及人民可以完成铲除帝国主义和它的仆从、消灭封建主义、铲除垄断以及资本对政府的控制、建立一支强大的国军、建立社会正义、建立健全的民主生活的工作的社会。”
现在埃及人民正在努力巩固自己的独立，并开始了五年计划的建设。
同时，埃及不仅争取扩大同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和合作，而且还加强了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
1956年05月16日埃及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一年来，中埃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获得了发展。
（马国佑）
埃及走向自给自足和经济独立
阿斯旺高水坝工程将在五年内完成
一批前所未有的重要工厂即将兴建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
埃及总统府政治局局长萨布里最近说，埃及将建设新工业，以走向自给自足和保卫经济独立。
他发表在16日“共和国报”上的竞选演说中还说，埃及将在自1958年起的五年内，完成建设阿斯旺高水坝的工程。
萨布里13日以国民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身份在开罗东北的选区对选民们说，根据1956年的估计，苏伊士运河通行费每年的收入可达一千六百万埃镑。
预计这项收入将会增加，但是，至少每年可以用这笔钱来建设高水坝。
萨布里说，“我很高兴地宣布，由此而增加的土地将分配给小农，而不是分配给封建地主。”
高水坝建成以后，将扩大耕地面积二百万费丹（一费丹合六点三市亩）。
他还说，埃及应该生产埃及能够生产的一切。
在今后两年内，埃及将生产足够的石油来满足国家的需要。
埃及工业部最近宣布，一批埃及从未有过的重要工厂即将开始建设。
这些工厂是国家工业发展五年计划的一部分。
其中一项主要工程是一个工作母机制造厂。
这个厂预计三年建成，价值约八千万埃镑（二百二十九万六千美元），并且有南斯拉夫专家帮助建设。
另一项工程是一座生产夹板的工厂。
这个厂每年的产量是五千吨，将来还可能增加一倍。
此外，生产建筑材料和医疗器械的计划也在拟订之中。
另据“共和国报”报道，埃及政府地质考察团在阿拉伯沙漠东南部（红海附近）发现了储藏量很丰富的铁矿。
埃及——革命的国家
埃及大使哈桑·拉加卜
今天，当埃及庆祝她的独立日的时候，许许多多年的苦痛和艰巨工作的结果真正在开始得到收获。
这一天，埃及全国将怀念和敬仰她的千百万的儿子，他们为了使埃及得以尊严地生存，心甘情愿地作为志士而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埃及人民为摆脱外国统治的长期压迫而进行的斗争，是现代埃及历史的突出标志。
埃及最后一个王朝来自海外，它统治埃及达一百五十余年之久。
尤其奇怪的是，这个王朝的统治是同英国对埃及的统治结合在一起的。
只是在这个王朝被赶出埃及以后，英国的统治才衰落下去，英国人才全部从埃及撤退。
拿破仑远征埃及
现代埃及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土耳其人的马末娄克王朝末期和1798年拿破仑的远征。
拿破仑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而且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
为了统治全世界，他懂得必须占有世界上最重要的关键性的地点。
埃及地处沟通东方和西方的最重要的交通线上，还有什么别的地方比它更重要呢。
当时东方是原料来源地，而西方则拥有把这些原料变为成品的先进技术和必要的机器。
东方被迫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出售这种原料，而垄断了生产工具的西方则以过高的价格出售成品，从而获得了巨额利润。
拿破仑亲自率领了一支三万多人的远征军，于1798年突袭并占领了埃及。
但是埃及人民立即展开了反对侵略者的斗争，一直到法军被迫于1801年撤退。
阿拉比将军的革命
埃及虽然摆脱了法国统治，但是不久又变成了土耳其人的俎上之肉。
土耳其人建立了穆罕默德·阿里王朝，他是法鲁克的祖先。
在阿里王朝统治下，农民赋税苛重。
他们在土耳其主人的剑口下缴纳赋税以后，自己剩下的就没有什么了。
而同时，土耳其地主和统治家族却事实上不必纳税。
在主要是埃及士兵组成的军队里，指挥官由土耳其人充任，埃及人至多只能升到上尉级。
土耳其人的压迫最后引起了1881年阿拉比·帕夏的革命。
英国从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就敏锐地注意到了埃及对英国和东方殖民地之间的贸易要道的重要性，决定趁此机会占领埃及。
英国进入埃及
英国利用阿拉比的起义，进军埃及，镇压革命。
他们把阿拉比和他的支持者投入监狱，恢复了王族统治。
从此，后者对他们的英国救命菩萨一直唯命是从。
1882年以后，人民所憎恨的英国侵略者和王族就结合到了一起。
英国人聪明地不宣布埃及是英国殖民地，扬言说他们进入埃及只是暂时的，一俟情况恢复正常就会离开。
但他们的驻留时间却一再延长。
穆斯塔法·凯米尔的革命准备
但是在这些年月里埃及并没有昏睡。
由于压迫而挤得紧紧的这个埃及火药桶正在发展着足以引起爆炸的压力。
当穆斯塔法·凯米尔起来召集支持者、号召人民进行反英斗争、培养开始在埃及人民中间燃起的民族主义精神的时候，爆炸点就到达了。
穆斯塔法·凯米尔在实现了他的革命的第1阶段、初步唤醒群众和使他们准备作斗争和牺牲之后，不幸在三十六岁时夭折了。
1919年的革命
在1914—1918年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及被变成了中东的一个巨大的军事基地。
成千成万的士兵从英国殖民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地蜂拥而至。
在大战中，英国强征埃及劳工到前线和西奈半岛的运输线上去工作。
虽然埃及在帮助盟国在中东赢得战争胜利上出了很大的力，但是结果英国却依旧漠视她的合法的自治权利，并拒绝从埃及撤军。
于是爆发了著名的1919年起义。
在这次起义中，有许多埃及人流血牺牲，殖民主义者为了镇压这次起义实行多次屠杀。
两次大战间的埃及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在埃及的政策的特点，就是相当巧妙地掌握了控制埃及民族主义锅炉的高压力的安全瓣。
每当达到爆炸点的时候，英国就开放安全瓣，向埃及作某些让步，以减低锅炉中的压力，避免爆炸。
1922年，英国发表了有名的2月28日宣言，宣布埃及为主权王国，从而结束了1919年凡尔赛条约规定的作为英国保护国的地位。
1936年，在埃及国内日益增长的埃及民族主义的威胁下以及由于世界局势的紧张，英国被迫向埃及作进一步的妥协，签订了1936年条约，规定英国在埃及的全部驻军转移到苏伊士运河区和西奈半岛，规定埃及军队得逐步发展，并承担保卫大陆的责任。
第2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虽然阻碍了条约第1部分的实现，但却大大有助于埃及军队的成长。
第2次世界大战后的埃及
战后，埃及人民再次起来斗争，这次不光是要求英国军队撤到运河区，而且要求英军全部撤出埃及并废除和英国缔结的1936年条约。
以色列国的产生
随后，帝国主义犯下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之一，它在犹太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允许在大家所知道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内建立了以色列国家。
由于这个国家的建立，一百余万阿拉伯难民被驱逐出境。
他们自1948年以来，迄今仍然无家可归。
以色列国的建立是阿拉伯历史上的转折点。
阿拉伯民族主义
阿拉伯人为数达八千余万，他们占有的国家有：
叙利亚、黎巴嫩、沙特阿拉伯、也门、伊拉克、约旦、巴勒斯坦、科威特、埃及、苏丹、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
他们属于同一血统，操同一种语言，90％信仰伊斯兰教。
过去，他们组成过单一的繁荣富强的国家，成为文明的前驱。
在中世纪横扫欧洲的黑暗年代里，正是阿拉伯人保存了希腊和拉丁的文学和科学，使它们不致毁灭。
正是阿拉伯人在他们的长途贸易旅行中带来了中国和亚洲的文化和艺术。
许多科学和艺术也由于阿拉伯人的努力而得到了发展。
西方国家利用所有这些来发展它们的艺术和工业，随后发展了战争机器，并在上一世纪用以征服了阿拉伯、亚洲各国和中国。
就这样，伟大的阿拉伯国家在新的名称下被分裂为这许多部分，而过去它们实际上是单一的不可分的国家。
不仅如此，由于殖民主义国家的阴谋，这些所谓阿拉伯国家经常纠缠在阴谋事件和封建主义之中。
阿拉伯团结反对以色列
在阿拉伯国家的心脏中建立以色列国，是对阿拉伯国家的沉重打击，它震醒了阿拉伯民族，抛开了他们之间旧日的不和。
阿拉伯国家宣布了对以色列的战争。
帝国主义列强用现代化武器装备了以色列，而阿拉伯军队却没有足够的武器，也没有经过充分的训练。
以色列的产生对埃及现代历史的影响
埃及毫无准备地经历了以色列战争。
在参战的埃及军官中有一位青年军官。
这位作战英勇、杰出并且受伤数次的军官常常坐着思索这场战争的问题，思索是什么使埃及和它的军队遭到耻辱和失败的灾祸。
他找到了以下的祸根：
1．腐败的政府和官员，他们只牟私利，无视人民的利益。
前国王和宫廷人员首先要为这种情况负责。
2．英国人，他们支持政府中的某些阶级，并通过他们统治整个国家。
纳赛尔肩负起了拔除这两个祸根的责任，开始研究解放埃及的道路和方法。
和他一起进行研究的，有以后成为革命委员会成员的他的同事们。
1952年07月23日，陆军的革命开始了，结果废黜了国王。
从整个政府里清除了他的党羽。
埃及出现了新的曙光，英国人不得不在1954年签署了一项规定英军全部撤出埃及的条约。
纳赛尔在埃及实现了伟大的奇迹：
经过了漫长的许多世纪的外国统治以后，埃及宣布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统治她的是她自己的儿子，而不再是强加在她身上的外国人。
不少反动分子以为纳赛尔政府只在武装部队中得到支持，但英、法、以色列的侵略证明：
对纳赛尔的最大的支持来自人民。
侵略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天，埃及军队由于某种战术原因，不得不撤出塞得港。
但人民继续进行斗争，和侵略者作战。
纳赛尔在人民中间的地位甚至更加加强了。
最后，由于全体人民的团结和阿拉伯各国及亚非各国的精神上的支持，埃及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伟大的中国人民是在精神和物质上首先支持埃及的国家之一。
我们埃及人十分感激我们的中国兄弟。
我们感到一切在过去受过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之间的这种团结，将会使殖民主义最后彻底失败，使人民群众获得胜利。
现在，埃及在纳赛尔的英明领导下，正循着社会正义的道路迈进，这条道路最后将使过去长期受苦的人民提高生活水平并且获得幸福。
（高晋元译）
日本社会党书记长说
岸信介访美不合时宜
新华社17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昨天在札幌市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岸信介访问美国是不合时宜的。
访美的结果将会使日本被迫加强军备，这对日本说来是一个沉重负担。
浅沼在招待会上重申社会党对岸信介提出的要求：
实行自主外交；
修改日美不平等条约；
促使禁止试验原子弹和氢弹。
浅沼并且表示社会党准备采取各种措施，来应付日本政府在岸信介访美以后可能采取的解散国会和提前举行的大选的行动。
他说，社会党已经要求政府召开国会临时会议，但是，政府很可能推迟开会日期，并且在今年秋天乘人不备突然宣布解散国会。
社会党准备在这以前要求政府召开国会临时会议，追究岸信介内阁在外交、经济和劳工政策方面的责任，并且提出不信任案。
如果政府解散国会并且宣布提前举行大选，社会党要推选三百个候选人，同保守政党对抗。
法国殖民者加紧血腥镇压
阿尔及利亚发生空前激战
新华社17日讯
阿尔及尔消息：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15日同法军在阿尔及利亚东部德培萨附近山区发生激烈战斗，这是在持续了两年又六个月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
战斗延续了十小时，法军出动了一百架侦察机、战斗机和轰炸机配合地面部队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部队进攻。
据法方统计，在这次战斗中阿尔及利亚起义者损失了二百零五人，法军有四十二人受伤，十四人阵亡。
据这个战区的法军司令透露，这次战斗是根据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驻节部长拉戈斯特的加紧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命令而进行的。
阿尔及利亚法军总司令萨兰将军在战斗开始前也发布了血腥的命令说，“不粉碎叛乱者决不住手。”
法军的一个营和阿尔及利亚起义者在君士坦丁城东南也发生了冲突。
又据“人道报星期刊”报道，布歇—莫努里担任法国总理以后，在阿尔及利亚又一次掀起镇压浪潮。
最近几天有许多阿尔及利亚人被捕。
被捕的人中有“共和阿尔及尔报”报社社长，因为这家报纸主张用谈判的方法来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
被捕的人中还有许多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员。
热烈庆祝埃及共和国国庆
中埃友好协会会长 包尔汉
今天是埃及推翻法鲁克封建王朝建立共和国的四周年。
我们在埃及取得反抗侵略的伟大胜利的日子里来庆祝埃及共和国国庆，有着更重大的意义。
四年前，埃及人民彻底粉碎了法鲁克王朝套在他们脖子上的锁链，今天他们又砸掉了英、法殖民主义加给他们的手铐。
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埃及，像朝阳冲破乌云一样，从东方升起来了。
埃及人民的英雄气魄和真挚友情，我在去年秋天访问埃及的日子里就深深地体会到了。
我和开罗大学的妇女、青年义勇军虽然只相处了一个短短的时间，但是他们那誓为保卫祖国独立自由而献身的决心，那要求与爱好和平人民团结的真诚愿望，深深地打动了我。
他们这种崇高的精神，也就是我从纳赛尔总统以及所有埃及朋友们那里感受到的精神。
正是由于我亲身感受到了这种精神，所以在埃及最艰难的日子里，我虽然非常挂念我的朋友们，但是我坚决相信他们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我的信念终于变成了现实。
世界历史上已经记录下这样一页光辉的史篇：
在这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英雄国家，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打败了三个侵略国的联合进攻，保卫住了自己的独立与世界和平。
回忆在埃及人民艰苦斗争的日子里，中国人民对他们英勇抗击侵略者的行动，表现了深刻的同情和支持。
我国政府不止一次发表声明支援埃及，抗议英法以侵略行为；
三十几个城市的几百万人民，举行了支援埃及、反对英法侵略的游行示威；
一亿二千多万的青年、一千多万的中国穆斯林，以及千百万的工人和妇女都纷纷表示决心，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到尼罗河畔去同埃及人民并肩抗击侵略者。
广州、上海、长沙的三千多名医生，就曾自动地组织志愿医疗队，准备一旦需要，就到埃及前线去。
埃及人民的英雄行为，深深激动和鼓舞了我们。
中、埃两国人民的友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而在两个国家各自争取到独立解放并在斗争中相互支持的今天，两国人民的友谊，已走上了历史的新阶段。
经过战斗考验的友谊，是最深刻持久的友谊。
在今后的许多复杂艰巨的斗争中，这种友谊还会愈益巩固和加深。
我们知道，殖民主义者对于我们的胜利是决不会甘心的。
他们正阴谋在全世界制造匈牙利事件和约旦事件，并且用推销艾森豪威尔主义和加紧在他国建立军事基地等办法来推行新的殖民主义。
因此，我们和埃及以及全世界人民就要团结得更紧密，加倍提高警惕，并在今后的斗争中相互支持，以取得更大的胜利。
我们和阿拉伯国家人民在保卫民族独立主权、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上的团结，是殖民主义者任何阴谋也破坏不了的。
因为人民不答应。
中埃文化合作协定和贸易协定的执行，对于加深我们两国的了解与合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中国人民正热烈准备着欢迎执行文化协定的埃及艺术团、文化代表团以及其他代表团。
我们更热切地在期待着纳赛尔总统的访问。
今天英雄的埃及人民在纳赛尔总统的领导下，正进行着大规模的建设。
他们要在塞得港的废墟上，建立起千百幢房屋，在开罗和其他城市里建立起巨大的工厂。
侵略者的狂轰滥炸，在埃及人民坚强的意志面前显得多么无耻，多么无力！
在埃及人民坚决的斗争下，苏伊士运河国际化的阴谋失败了。
英、美、法被迫不得不允许他们的船只，按照埃及人民的意志而驯驯服服地付款了。
埃及人民决定把运河的收入来兴修阿斯旺水坝的巨大工程。
美国曾因达不到自己无理的要求，而拒绝援助这个工程。
今天事实证明，只要摆脱殖民主义的控制，人民是有足够力量来建设自己的国家的。
今天美国企图用所谓“经济援助”来奴役他国的诡计，在埃及也碰壁了。
我们热烈祝贺埃及人民在经济建设中的伟大成就。
祝贺中埃友谊的进一步发展。
祝贺埃及对维护中东及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
祝贺纳赛尔总统的健康！
美国粗暴干涉那霸市政
操纵议会通过对市长不信任案
据新华社17日讯
那霸消息：
冲绳岛首府那霸市议会今天通过了对人民党领袖、那霸市长濑长龟次郎的不信任案。
由于人民党实行坚决反对美军继续占领冲绳的政策，那霸人民在去年12月25日把这位人民党书记长选出来做市长。
濑长就任以后，美军当局就冻结了那霸市政府的全部存款，并且唆使那霸的地方势力反对濑长，力图赶他下台。
由于那霸市议会终于在美国操纵下通过了不信任案，濑长或将辞职，或者改选市议会。
在目前的市议会中，保守势力约占四分之三。
资本主义国家知识分子悲剧
西班牙穷作家出卖眼睛
新华社16日讯
据法新社记者从马德里报道，有一个曾经写过好几本书的西班牙人对马德里的外国记者说，他愿意把自己的眼睛卖给失明的美国人，以便换钱来抚养他的四个孩子。
这个西班牙人名叫弗朗齐斯科·普恩特内布罗，现年四十四岁，目前正在卧病。
普恩特内布罗说，他曾经向许多人要求帮助，但是都得不到支持，因此决定出卖自己的健康的眼睛。
为我国爬山运动史增添了光辉
全总电贺爬山队胜利登上贡嘎山主峰
新华社17日讯
中华全国总工会今天打电报给征服了贡嘎山的全总爬山队队员。
电报说：
祝贺你们以最大的勇敢与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胜利地登上了贡嘎山主峰，为我国的爬山运动史又增添了新的光辉的一页。
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
坚决捍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北京矿业学院矿工和革命军人出身的学生座谈
本报讯
北京矿业学院矿工出身和革命军人出身的学生们看到葛佩琦、储安平等人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分别举行了集会。
许多人在会上愤怒地批评了葛佩琦、储安平等人的谬论。
鹿守敏说，葛佩琦说统购统销搞糟了。
这是闭着眼说瞎话。
统购统销斩断了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农业合作化的发展。
这能说是搞糟了吗？
不是搞糟了，而是搞得很好。
他愤怒地驳斥了葛佩琦说人民生活降低的错误言论。
程继唐说，值得注意的是储安平，听说他是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想借整风的机会来反对社会主义，那是不成的。
他接着说，请储安平、葛佩琦之流的人物，到工厂里去看看，到矿山里去看看，到农村里去看看，工人和农民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回答？
他们的谬论是会被事实粉碎的。
学生们列举出许多事实来说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会出现像段祺瑞、袁世凯、汪精卫、蒋介石这类的卖国贼。
王仁农说，我是一个曾经保卫祖国领海的水兵。
我亲眼看到过，卖国政府在祖国的海洋旁边留下了不少的“纪念品”，那就是帝国主义者立下的“战胜纪念碑”。
我曾亲手摧毁了这些“纪念品”。
葛佩琦说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我看不见得，二十一条、塘沽协定是谁签定的？
青岛、威海卫军港是谁出卖给帝国主义的？
是谁允许帝国主义的军舰在祖国的海洋上横冲直闯？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赶走了帝国主义，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有共产党，中国会有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吗？
刘斌说，上海过去尽是帝国主义的租界，公园门口写着“禁止狗和华人入内”。
现在，这些租界收回了，公园是人民的公园了，谁也不敢把中国人和狗一样看待了。
葛佩琦的说法，是想让蒋介石回来，让帝国主义回来，在中国横行霸道，屠杀中国人民。
我对高等教育的几点意见
北京大学教授 邢其毅
自从整风运动开展以来，北京大学教职员工们采用了各种不同的方式，向党提出了许多意见，虽然不一定都正确，但总的精神却是治病救人，并没有夹杂了很多个人的恩怨。
在整个提意见的过程高潮中，除极个别的外，没有发生什么很大的偏差，这一点最足以说明共产党的威信和力量，在知识分子的广大群众中，是有基础的。
有些人曾经有过种种的顾虑，现在事实说明，这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在这些意见中，有正面的，有反面的，因此也就有的是对的（占绝大多数），有的就是错的，因此今后要更深入的争辩，才能判明是非，究竟那些是错的，那些是对的。
我现在要提出几个问题加以讨论，并表示我的意见。
关于“教授治校”
我首先觉得“教授治校”这个名词就不妥当。
在国民党时代，怕一些官僚和党棍子们混入学校，把学校搞糟，才采取了这种制度。
但其结果，许多教授会还是操纵在少数人手中，间接地为统治者服务。
在多次的会议中，很多教师都对“教授治校”这样一个制度怀有戒心。
有的同志声色俱厉地反对，他们说“假若恢复了‘教授治校’的制度，这些年的革命算白革了”；
也有的说“假若是‘教授治校’的话，许多教师们又将要打着灯笼去找饭碗了”。
很可能“教授治校”在旧的时代，也起了一些好的作用。
但不可否认的，许多人也吃过亏。
因此对此制度，深恶痛绝，一看见这四个字，即认为旧的封建把头又将复辟了。
我个人认为几年以来，高等学校中，工作上虽有很多的毛病，但总起来说，我们现在的制度是一种和以前基本不同的民主制度，它是进步的，断不能遭遇到困难，即下乔入幽，把历史的车轮退后十年，走到旧的途径上去。
绝大多数的教师们在解放以前，除少数的学官及统治者外，都是生活穷困，受着压迫的人。
他们象征着一群穿蓝布大褂，提着破书包，挤电车的朋友。
他们除受生活压迫之外，由于他们有了知识，还认识到他们所以贫困的原因。
因此他们自发地靠近了共产党。
解放前后，知识分子曾以热烈无比的心情，欢迎着共产党，以庆祝他们自身解放的到来。
近几年来，个别的党员对知识分子的改造采用了粗暴的手段。
例如有个别的人采取谩骂的方式对待知识分子，很多人觉得难以容忍，好像是知识分子和共产党渐渐的疏远了，二者之间有了一层阴云，但这是不是就是说知识分子变了心，把他们的希望不再寄托于党的身上呢？
我想完全不是这样的。
知识分子很清楚，共产党领导了全国的人民打倒了强大的敌人，使国家重新站了起来，几年来国家建设的成就，国家地位的提高，使得知识分子从理智上自然而然地认识到：
共产党不领导中国，谁领导中国？
党要是垮了，真是不堪设想。
知识分子既然把复兴国家艰巨的任务都交给党了，难道他们还不信任党会把这几个大学搞好吗？
而一定要把这个任务交到几个教授的手中吗？
至少我没有这种想法，我也敢说，除了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外，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也没有这种想法。
上月我在人民日报曾谈过党能不能领导科学的问题，我想我的意见也能适用于党能不能领导大学的问题。
肯定地说，不但可以领导，还要加强领导。
以往就是因为领导不具体，界限不分明，而造成今日许多的不良好的后果。
所谓党在学校中的领导，是从思想上保证党的政策的完成，至于具体政策如何实施则应由校务委员会讨论，然后再由校长通知执行。
我个人觉得三方面配合好了，是一种很民主的制度。
譬如以学习苏联来说，这个大原则是党的政策，学校党委就要在思想上对同学、职工灌输一些有关苏联教育和科学的成就，使他们对于苏联有一深刻的认识。
至于在学校中，是否推行苏联的五分制或口试制，党委就不要直接做决定，而需由多数的校务委员决定，倘若通过，再由校长实施。
在以往几年中，党委作了许多超越职权的事，作了许多他们所不懂得的事（例如不可能要求党委来决定口试是否应当实行，只有由有经验的教师结合具体情况决定），因此就造成了混乱。
有些人难免对这种情形有点不满意，发两句牢骚，说“他又不懂，又要管”，这本是很自然的事，但有那么一小部分自命为“爱党”的人，从中挑拨，就说成了党不能领导科学，不能领导学校等等，其实大多数发牢骚的人，何尝有过这种想法。
学校党委还犯了一个大毛病，就是群众路线走得不够，本来党应向行政反映群众的意见，然后再经过综合研究，布置施政的方针，假若意见是由群众中来的，再回到群众中去，就应当如顺水行舟，毫无困难。
所怕的是政策和群众要求不对口径，硬用力量往下压，结果就是行不通，碰钉子。
拿这两年来高等学校施行工作量的制度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一个明证，假若事前稍微向群众摸摸底，也不致造成这样的错误。
关于政治课
这次运动中间，同学中有一个普遍的意见，就是对政治课不满，很大一部分人提出了免考的要求。
我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考虑。
解放以后，无论学生教师，都体会到这一次是一个翻天复地的改变，因而对新社会的革命历史，政治经济等等问题，自发地要求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知识分子对政治学习以及思想改造等都是在自愿的原则上进行的。
许多人把三反时知识分子的检讨，看成是硬压出来的或是伪装出来的，我觉得这种看法是不很正确的。
诚然知识分子中也有一小部分和党有一些距离，但绝大多数的，都认为党员们具有一种高贵的品质，并且以这种标准，衡量自己，相形之下，自然会感觉到以往所过的一段生活，空虚无物，对于人民没有尽了多少力量，在这自惭形秽和自求上进的两种心情下，才勇于揭露自己，批判自己，以表示从那时起，要跟着党走，真作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人民。
目前政治课发生了问题，是不是就意味着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冷淡了下来呢？
我想完全不是的。
我个人感觉到这几年来，教员和学生的政治空气的确很不浓厚，这是一个事实，但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求进步的心情，并未稍减，而感觉到几年以来，在学习上花费了很多时间，作了相当的努力。
我亲眼看见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们参加了政治课的考试及讨论，同学们常为一次小组讨论，花费了几小时的时间。
他们自己计算一下，劳力付出很多，但是没有什么代价。
因此他们心里不禁要问，我们的学习的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呢？
目前的学习方式是不是一种正确的方式呢？
我们的政治教员，虽主观地作了很大的努力，但限于自己的经历和修养不足，不敢轻易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结果在上课时，只能谈一些条文体会，会很自然地使人们感到为什么要上课，这和看书有什么不同。
除此以外，再加上各种的清规戒律，如结合实际，教学计划，遵守进度等等，本来是很好的东西，结果反而受了束缚，变成了十足的教条形式。
因此有一个时期，同学们对马列主义教研室提的意见最多。
听说有个别的政治课教师提过意见，认为政治课是活生生的东西，必须结合目前的现状编写教材，我看这意见很对。
通过这次运动，等于向全国的高等学校政治课提出一个强有力的警告，政治课是新社会的教育不可缺少的一环，它的作用应当高于其它的课程之上，但以目前的效果而论，虽不等于完全失败，至少是效力很不高。
政府假若再不注意此事，不调出一批水平很高的人来通盘研究今后政治课的办法，而只把这桩事情委托给学校中的几个政治教员，这就会使新社会的教育失去灵魂，因此我觉得这是目前高等教育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些年来的革命历史和政治经济的变化，应当是一系列最生动的材料，里头有说不尽的内容，是最有意思的一门课程，而其结果恰恰相反，使人感到空背教条，空无一物。
这和我们的教材和教学方式很有关系。
例如在政治经济学上，我们只听到一些“剩余价值”等等名词，但就没有一篇关于我国农民经济在解放前后的一篇生动的报告。
教员只在那兢兢业业地想今天讲那一章、明天讲那一章，完成他的教学计划。
恐怕也就没有想到，是否应当组织一批人和农民谈谈或组织一个调查队，或者开一个辩论会讨论一个问题。
政治学习的提高不在于空谈大道理，而在于对于围绕我们的小小事物有一比较正确的认识和分析。
为什么政治课一定要上大课，刻板地讲四门课，才算是完成了政治学习？
亲身体会体会农民生活的提高，看一看我们工业的增产，这不是更好的政治教育吗？
学制的改革
许多人批评了高教部的学制改革。
我认为改革的企图总是好的，但任何一种改革，不可能马上会见功效，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得到结论。
几年以来，高教部很多的错误不在于颁布改革的命令，而在于朝三暮四，一个命令接着一个命令，而彼此往往是互相冲突的。
例如大学由四年制突然改为三年制，然后不久又改为五年制。
几次改革，使教师们莫知所云。
任何一种改革，首先必须要有自己的看法，然后还要坚持下去，以求得最后的是非。
经过这次教师们提过意见以后，高教部似乎是要一改以前的作风，想把从前的事情，一齐否定，我觉得这未免操之过急。
例如以往行政权太集中，现在主张下放了，但下放是不是就一蹴而就呢？
集中是否完全一无可取之处呢？
我觉得这些高教部考虑得很不够，还是忽而天，忽而地的办法。
在学制改革之中，高教部的领导人只沉醉在一些数字之中，自鸣得意，一遇见困难，又马上收兵。
例如几年来，只听见高教部谈新学校增加了多少所，专业有多少个，教学大纲有多少种，研究题目有多少等等。
这只说明领导上好大喜功，讲排场，不求实际的一种具体表现。
我觉得自解放以后，进城以来，有些党员沾染上了一种很不好的习气，就是摆排场，讲面子。
往往一个工作人员还没找到，就修起来一座大楼，这和实事求是、勤勤恳恳办事业毫无共同之处，而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在那儿作祟。
不但高教部门如此，各个机构，都或多或少地犯了这个毛病。
举一桩小事来说吧，我每当晚间走过北京饭店时，心中不禁一喜一惧。
喜的是北京饭店在解放前是一个荒淫无耻的地方，今天还归人民手中，作为招待宾客宴会之所。
惧的是当华灯初上，小汽车如流水，据说宴会动辄就是数十桌或数百桌，这是否是过于铺张了。
我常在想，这样大规模的宴会，是否完全必要。
我固然不懂招待的礼节，也许酒会香槟等等是必要的。
但我们的朋友，假若是真同情我们的话，即使酒差一点，人少一点，他们也不致见怪，或者更会感动他们。
交际礼节，想来也不是一丝不变的，也可以动动脑筋。
听说有少数的工厂，由于计划过于庞大，以致长期不能开工，是否也是犯了摆排场的毛病。
我想在此顺便提一句，用修建大型水库根治黄河，虽然是一个伟大的计划，但是否是当前唯一的办法（例如上游水土保持等）似乎值得仔细地考虑一番。
听说有许多水利专家，并不同意这种办法。
我双手赞成目前提出的节约运动。
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中，必须靠我们节省，积累一部分资金，来完成我们的工业建设。
因此，物质不会过于丰盛，粥少僧多，恐怕是一个长期的现象。
知识分子们不仅要献出他们的知识来完成伟大的建设事业，还要节衣缩食主动地和广大的工农分子携手共同前进。
纪念季米特洛夫同志
燕青
今天是保加利亚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诞生七十五周年纪念日。
全世界无产阶级都怀着无限尊敬的心情纪念他。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于1882年06月18日生于保加利亚索非亚西南拉多米尔县科瓦切夫奇村的一个革命工人家庭。
他从幼年时代起就饱受了贫穷和苦难的折磨。
十二岁的时候，就不得不离开学校，当了印刷工人。
还在十五岁时他就已经是索非亚印刷工人联合会的活动分子，十八岁时，被选为印刷工人工会的书记。
1902年他参加了保加利亚工人社会民主党。
第2年，在党内展开了改良主义的“广泛派”和革命的“紧密派”之间的斗争。
季米特洛夫坚决站在以布拉戈耶夫为首的“紧密派”一边。
1903年在党分裂之后，季米特洛夫当选为“紧密派”索非亚组织的书记。
1909年当选为“紧密派”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从此，他始终是党领导机构的成员。
从1904年起，季米特洛夫就参加了领导保加利亚职工运动的组织工作，1909年当选为保加利亚革命职工总联盟书记，一直到1923年。
1919年，“紧密派”社会党改名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并且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创立工作。
1921年季米特洛夫代表保加利亚共产党出席了共产国际第3次代表大会，在会上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3年06月09日，保加利亚资产阶级发动了法西斯政变，建立了独裁政府，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
同年09月23日，保加利亚人民在保共领导下举行了反法西斯武装起义，季米特洛夫领导了中央革命委员会。
季米特洛夫因领导武装起义，被法西斯法庭缺席宣判死刑。
1926年，在法西斯政权对保共领导机关进行挑衅性的审判以后，季米特洛夫又一次被缺席宣判死刑。
1923年，季米特洛夫被迫流亡国外。
此后，他便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工作。
1933年，希特勒纳粹匪徒为了发动世界战争、镇压德国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并且为了消灭他们发动战争的最大障碍——共产党，制造了国会纵火案，企图嫁罪于共产党。
希特勒匪帮逮捕了当时在德国进行革命活动的季米特洛夫，“指控”他参加了国会纵火的组织工作。
季米特洛夫在来比锡法庭上彻底揭穿了法西斯的挑衅阴谋和狰狞面目，号召全世界劳动人民起来粉碎法西斯主义。
他由被告变为原告，把法庭变为号召斗争的讲坛。
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无比英勇的精神，在来比锡法庭上捍卫了共产党人的荣誉，给全世界的革命者留下了光辉的榜样。
由于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坚决抗议和接受季米特洛夫为苏维埃公民的伟大苏联的支持，季米特洛夫终于从法西斯匪帮的魔爪下被拯救出来。
从1935年到1943年，季米特洛夫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在这个重要的岗位上，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号召全世界各国人民起来建立并且巩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统一战线，抵抗法西斯主义，反对法西斯和帝国主义国家准备的战争。
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季米特洛夫同保加利亚国内的共产党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他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同法西斯强盗们进行武装斗争，领导了保加利亚共产党和一切爱国人士武装反抗法西斯侵略者和他们的保加利亚走狗。
1941年，在季米特洛夫的领导下，保加利亚组织了武装游击队，1942年，成立了祖国阵线。
祖国阵线在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反对法西斯主义、推翻保加利亚保皇法西斯独裁政权的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1944年09月09日，保加利亚人民在苏联军队的决定性的帮助下，在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了武装起义，推翻了保皇法西斯政府，建立了人民政权。
1945年11月，季米特洛夫回到了祖国。
他领导保加利亚人民进行了社会民主改革，成立了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制定了新宪法，进行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开始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
季米特洛夫领导了保加利亚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
1948年12月，保加利亚共产党举行了第5次代表大会，季米特洛夫在会上做了历史性的报告，并制定了奠定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基础的第1个五年计划的纲要。
1949年07月02日，正当保加利亚人民满怀信心地建设着自己的祖国、大踏步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的时候，季米特洛夫逝世了。
季米特洛夫的名字是同保加利亚人民几十年来从斗争到胜利的整个革命过程紧密地联系着的，是同保加利亚共产党的成长和发展紧密联系着的。
保加利亚人民因为有了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共产党的领导，在艰苦的反法西斯斗争中从来没有迷失过方向，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
在第2次大战期间，保加利亚的游击队曾经发展到四万多人。
终于在1944年09月09日取得了胜利。
保加利亚共产党从一成立就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
一方面，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广泛派”社会主义者，这一派终于在1903年同革命的“紧密派”社会主义者分裂，成为工人阶级的叛徒；
另一方面又同党内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进行斗争。
这使党终于从1923年以后开始走上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
季米特洛夫在这些斗争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解放以后，保加利亚人民在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巨大的建设工作。
由季米特洛夫亲自领导拟订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1949—1953年）在四年时间中就完成了。
季米特洛夫根据保加利亚农村的具体情况，指出土地暂时分红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对保加利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适合的形式。
保加利亚人民遵循着季米特洛夫的遗教，现在正在信心百倍地为超额完成第2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而斗争。
1956年工业总产值为战前（1939年）的六点二倍，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70％。
目前，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和合作社耕地面积都已超过全国农户和全国耕地的80％，田间工作的机械化程度已达70％。
随着生产的增涨人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
保加利亚已经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拥有现代化工业和合作化农业的工业一农业国了。
季米特洛夫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和发展，以及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在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于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对于在这个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战线和各国国内的统一战线以及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形式，都作了深刻的阐述，从而大大帮助了各国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
他指出：
“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对法西斯主义的这种分析，有力地武装了斗争中的人民。
季米特洛夫在许多方面给国际工人运动和各国共产党以思想指导和理论帮助，并且热情地支持和鼓励在斗争中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
他帮助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克服非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强调各国共产党要培养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
季米特洛夫是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和热情的爱国主义者。
他认为，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工人和一切劳动人民，是各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
他曾经说过：
“没有国际的团结就不能有真正的人民的爱国主义，正如没有真正的人民的爱国主义就不能有真正的国际主义团结一样。”
季米特洛夫是苏联的忠诚朋友，他经常指出苏联这个伟大的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在争取和平反对战争和团结全世界劳动人民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事业中所起的无比巨大的作用。
他不断号召一切真诚拥护工人事业的人们团结在苏联的周围，并且以全力支持苏联。
他说过：
“要考验工人运动中每一个活动分子、每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和每一个劳动人民的组织、每一个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民主人士的忠诚老实，就要以他们对于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抱的态度为试金石。”
季米特洛夫经常强调学习，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的重要性。
他自己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典范。
他在做印刷工人时，在紧张的革命工作中，在敌人的监狱里，都不忘学习。
他说过：
“我们每一个人，……从最年长的到最年幼的，都必须学习，每天都要前进一步！
谁不想学习，不进步，挡别人的道，……谁就要不客气地、无情地从实际领导工作中被免职。”
他特别强调学习革命理论要联系实际，学习理论是为了解决复杂的革命问题，是为了把理论当作行动的指南。
他说：
“只有革命的感情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懂得怎样掌握革命理论的武器。
只懂得理论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具有布尔什维克的坚韧性的坚强人物。
只懂得应该做什么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具有把应该做的事做出来的勇气。”
中国人民十分熟悉季米特洛夫的名字。
季米特洛夫对中国的革命一直是十分关怀的。
远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他在1936年06月写的
“中国共产党十五周年纪念”一文中就对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反对国民党的“围剿”和争取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英勇斗争给予无限的同情和支持，他并且指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和在建立这一战线中应克服“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里，季米特洛夫几次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给中国人民以全面的援助。
他在1948年底对保共第5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欢呼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
季米特洛夫关于统一战线、干部问题和宣传工作等方面的论述，早已为中国革命者所熟知。
中国共产党在第1次整风运动中，曾将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文章列为必读文件。
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已经出版过三种不同的季米特洛夫选集，三种不同的传记，他的狱中书信和对文艺方面的许多重要言论都已介绍给中国人民了。
这些宝贵的言论都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财富。
今天，在我们纪念季米特洛夫诞生七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特别要学习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品质和捍卫共产主义者的尊严的大无畏精神，学习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热爱和对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深切痛恨的精神，学习他的孜孜不倦的好学精神，学习他为争取世界无产阶级的团结、反对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的坚决斗争的伟大精神。
（附图片）
队员丁行友牺牲
新华社17日讯
中华全国总工会爬山队队员、北京大学物理系气象专业助教丁行友，5月28日在贡嘎山一次高山行军练习中，遭遇雪崩掩埋牺牲。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北京大学办公室主任蒋荫恩、中央气象局局长涂长望、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赵九章、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气象研究室主任吕烱、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孙晓村等组成治丧委员会，定期举行追悼。
党性和人性
丁三
这里说的党性是共产党人的党性。
在有些人（例如北京大学讲师黄继忠）看来，党性和人性似不两立，有党性即无人性。
何以见得？
据说有些人原来跟朋友们无所不谈，但入了党，便疏远了，见了面也无话可谈；
而有些党员原先跟群众格格不入，关系恶劣，但一旦被开除了党籍，反而变得可亲，跟大家交起朋友来了。
这便是党性“扼杀”人性的证据。
在分析批判这个证据以前，我想先讲点常识，免得说我没有“人性”。
正如没有抽象的人和党一样，也没有抽象的人性和党性。
人性和党性都是历史的产物，是具体的东西。
就人性说，从历史上看，原始社会的“茹毛饮血”是一种人性，“公私一体”也是一种人性。
封建社会的“人吃人”是一种人性，暴动、起义也是一种人性。
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剥削人”是一种人性，罢工、革命也是一种人性。
从我国现状看，保卫社会主义是一种人性，破坏社会主义也是一种人性；
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是一种人性，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也是一种人性。
从党内看，大批党员始终与群众共甘苦，有些党员渐渐脱离群众，有些党员有幼稚病，有些党员受了处分，有些党员被开除了党籍——凡此一切也都与各自的“人性”有关。
这正是整党整风的伟大意义所在。
正因为人性如此复杂，所以必须有党性，否则就不能有意识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改造社会，改造世界，改造“人性”，创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世界。
党性是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和现实主义的革命战斗精神的结合，是高尚人性的集中，是不断提高人性的领导力量，同时也是一切反动的、恶劣的人性的死对头。
党性和人性矛盾而又统一。
所以从党性的观点看，有些人性必须加以发扬、扶植、发展；
有些人性必须加以“压抑”、改造；
有些人性必须加以“扼杀”。
既然要走社会主义的路，难道人剥削人的自私自利的“人性”不应该加以“压抑”吗？
难道反革命的“人性”不应该加以“扼杀”吗？
压抑和扼杀这一类的人性，正是为了发扬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优美的人性，现代中国人应该大力培养的人性！
所以党性“扼杀”人性的现象，不一定都是坏现象，关键在于被“扼杀”的是哪一种“人性”。
“跟朋友们无所不谈”好不好呢？
第1，要看“朋友们”是什么人；
第2，要看“无所不谈”的是什么事。
如果入党以后减少了一点信口开河的自由主义，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好，即使给人以“疏远”、“格格不入”的感觉，甚至被给予“压抑人性”的恶谥。
至于被开除党籍以后“反而变得可亲”，“和大家交起朋友来了”，那也恰恰证明了党性并没有“扼杀”了人性，倒是某种人性“扼杀”了党性，所以入了党，又被开除出党了。
总而言之：
为了提高人性，党性是难免要“压抑”甚至“扼杀”某种人性的。
这就是不民主、不自由的证据吗？
那也只能证明你的民主和自由不是我们的民主和自由。
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啰。
至于什么“有党性即无人性”的说法，那是对党性的彻头彻尾的污蔑，而这种污蔑也正是某种“人性”的具体表现。
猫头鹰说的
陈伯吹
猫头鹰说：
“世界是黑暗的！”
长久以来，猫头鹰生活在夜里：
他夜里吃、他夜里喝、他听见的是夜的声音，他看见的是一片黑暗。
尽管夜里有时候也有星，有月，不过这些“星星之火”他是看不见的。
猫头鹰说：
“世界是黑暗的！”
白天来了，天亮了。
可是猫头鹰蹲在阴暗的树角落里，像个老和尚坐在灰暗的殿堂里念经般地说：
“世界是黑暗的！
世界是黑暗的！”
公鸡爽直地开腔了。
“朋友，你不是听见我‘喔喔喔！
’啼了吗？
现在是阳光遍地的早晨啦！”
猫头鹰不高兴地说：
“早晨比夜里更坏！
更加黑暗！”
鸽子听了很惊异，忍不住说：
“朋友，你说错了吧，早晨升起了太阳，又明亮，又温暖。”
猫头鹰气愤地说：
“你撒谎！
怎么我身上更觉得冷冰冰的呢！”
喜鹊从旁好言劝导说：
“朋友，当真的，世界多么美丽灿烂，不信你睁开眼睛仔细看看。
要是你怕亮光耀花你的眼睛，你就用鼻子嗅嗅，也可以觉察出这空气多么新鲜哪。”
猫头鹰狠狠地回答说：
“你宗派！
反正你们一鼻孔出气！
世界是黑暗的！”
公鸡惋惜着，叹了一口气。
“他为什么老闭上眼睛说话呢！”
“恐怕他是打从心眼里喜欢黑暗的吧？”
鸽子疑疑惑惑地说。
“这就怪不得他害怕光明、咒骂早晨了！”
喜鹊仿佛得出了结论。
直到现在，猫头鹰还在白天里痴人说梦般地说：
“世界是黑暗的！
世界是黑暗的！”
草原图（国画）（画卷厚长1700公分，高47公分） 费新我
费新我“草原图”读后感
丰子恺
费新我兄远游内蒙古，回来后不久，带了一幅“草原图”长卷来给我看。
这手卷长凡五丈，他把此次旅行写生中所见的内蒙古人民生活及漠北风景巧妙配合，演成这五丈长的手卷。
我从头至尾看了一遍，仿佛身历其境，眼界为之一新。
古人有“卧游”之说，我现在正是“坐游”内蒙古。
我“游”毕之后立刻想起了斛律金的“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我就把“天苍苍”以下三句题在这长卷的末端了。
我幼时读这古歌时，只是想像漠北旷野的光景而已。
今天在这“草原图”中看到了实景的写生，觉得这诗句真是名文，而新我兄这画图真能传神！
不然，怎么会使我看了画立刻想起幼时所读的诗句来呢。
长卷这种绘画格式，恐怕是我们中国所特有的吧。
西洋有Panograma，意思是“一览图”、“全景”。
但我们的长卷似乎又和Panograma不同，艺术趣味更加丰富。
我以前看见过古人的“长江万里图”和“清明上河图”，现在看见了这位现代画家的“草原图”，觉得我国这个美术优良传统毕竟还保存着。
我读了新我兄这幅“草原图”，仿佛看到了内蒙古的“清明上河图”。
新我兄的笔法自有他独得的特色：
线条遒劲，用笔单纯明快。
他的线条像书法，他的用笔像速写。
这也可说是我们中国美术的优良传统之一。
仔细吟味，其中显然含有西洋风成分；
然而这西洋风并不破坏中国格调，却反而相得益彰，使这幅“草原图”表示了新时代中国画的倾向。
我个人对这幅“草原图”更有一种可亲的感觉。
因为三、四年前我曾经和青西及丰一吟三人根据俄文本合译蒙古作家所著的“蒙古短篇小说集”。
本来蒙古人民共和国与内蒙古自治区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我没有到过内蒙古，更没有到过蒙古，翻译的时候但凭作者的文字描写而想像漠北风光，常常觉得是一种缺憾。
现在看了这幅内蒙古“草原图”，仿佛得到证实，“啊，原来如此！”
那短篇小说中有这样的描写：
“……眺望远山的淡淡的轮廓、篷帐中发出的烟气、放牧的羊群、马群、缓步跟随羊群的骑马牧人、或者全速力奔驰而把轮索投到马群中被注目的马的项颈上去的骑马牧人。……”（第59页）
“……光秃的断崖。
它的白皑皑的山岭耸入青空，而山麓隐没在草原的烟雾里面。
崖石峋嶙的斜面曝露在灼热的太阳底下，热得连手都不能碰。
几乎没有植物，只是在峡谷里和北面的斜坡上可能找到一些矮草。
这个地方车子简直无法通过。
因此住在这一带的游牧者没有车辆。
一切笨重的物件都由牲畜来驮运。……”（第80页）
“青的水，绿的草，白的石头——这一切构成了美丽的图案，可以用来点缀在节日穿的服装上面。
（第81页）
诸如此类的文字描写，现在都被“草原图”的造形表现所证实了。
我想：
如果我能够早点看到这“草原图”，也许我的译笔还要生动些。
1957年05月于上海。
雪山咏（外二章）
雁翼
我想像中的雪山，是又高，又陡，又尖。
像一棵银色的杉木树，直直的向太空伸去，撕破了云层。
然而，我错了，真正的雪山要比想像中的产物高得多，它甚至高得使人联想起屈原在“天问”中寻找的天柱，直直的顶着、拉着天幕，生怕天幕被一阵暴风卷跑，被一阵冰雹击塌似的。
那云，那红的、紫的、蓝的、白的和淡青色的云块，拥拥挤挤的动着，从山腰向上爬着，也许，因为岩壁太陡、太滑，忽而又滚了下来，颤颤抖抖的又向上爬，真像向雪山，向这位顶天立地的英雄，追求爱情的一群仙女。
雪山，披着银甲，昂着头颅，稳重的站着，一动不动，像专意的注视着什么，倾听着什么，思考着什么，面目没有表情，显得严肃而又威武。
然而，随着日出我看见了雪山红光满面的微笑，笑得那样和善、那样甜蜜而又深情。
啊！
好熟悉的一幅英雄的面容呀！
寻找
我是一个勘测队员。
我在寻找，攀登群山，涉过江河，跋过沙漠，漫游森林和深谷。
在最危险、最艰难的地方寻找。
我在寻找一种胆量，一种在沙漠里战胜饥渴的胆量，一种渡过冰河深江的胆量，一种在少有空气的山峰上自由呼吸的胆量，一种在森林深谷里击退虎豹，平安睡眠的胆量，一种改变世界的胆量。
我在寻找一种火，一种能熔炼钢铁、金银的火，一种能烧灭贫困的火，一种照亮人心的火，一种能衡量我爱的热度的火。
我在寻找一种乌金，一种能击平万山的乌金；
一种能扭转指挥江河海洋的乌金，一种能消除战争阴谋的乌金，一种能衡量我爱的强度的乌金。
我在寻找一种海，一种煤的海、钢的海、金的海、银的海、油的海、电的海、林的海、水的海，一种能衡量我爱的深度和广度的海。
我在寻找，寻找一个金光闪闪，灿烂美丽的世界。
然而，在寻找着的，不是我一个，是我们整个的祖国。
无名小溪
雪山的深谷里，有一股很小很小的溪水在流着，静悄悄的流着。
虽然在某一个岩石下也曾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却并没有被人发现和赞美，然而，它却永不休止的流着。
它的颜色碧蓝碧蓝，看它一眼，使人想起无云的晴空和秋末无风的海湾，也有时使人想起少女含情的眼睛。
不知道是哪一年、哪01月，是什么缘故，从山峰上滚下了几块巨石，挡住了它的去路，然而，它并不因此悲伤、失望，仍是沉着的积蓄着自己的力量，终于，它漫过了巨石，继续着自己的道路，更勇猛的前进了。
巨石所获得的，是溪水不止的咆哮和歌唱。
溪水更乐观了，欢腾的向前奔流。
结识了更多的兄弟、姊妹，团结一致的流入了岷江、长江，流入了大海。
川西平原有名的肥田里有它的水滴滋养，长江的浪声里有它的音响，大海的波涛里有它的水花和性格。
人们歌颂着大海，赞美着长江，并不提起这小溪的名字，然而，这无名的小溪并不因此而悲伤、丧气，它仍在流着、流着，悄悄的供献着自己。
“顺耳”和“不顺耳”
岳军
解放军驻津某军医学校教授田大文说：
“党报在今天以前不准人民说话，顺耳的给登，不顺耳的根本不给登；
到了今日，虽然广开言路，大鸣大放，但实际上只是原则性的不疼不痒的话尚可以发表出来，真是列举真人真事触及痛处则绝对不给登。
这样，就把人民的嘴给填死了；”
（见6月10日天津日报）乍听起来，似乎在报上说话的都是“非人民”。
党报有没有让人民说话呢？
如果我简单地回答说，党报是代表人民说话，而且是充分让人民说话的，这不解决问题，田大文先生也许会说：
你问过六亿人民的每个人或大部分人了？
最好的办法还是问他自己：
你自己算不算“人民”中的一个？
如果算，那末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委机关报怎么会登你的发言呢？
也许田先生又会说：
“我这只是原则性的不痛不痒的话，所以尚可以发表出来。”
那末，储安平的“向毛主席周总理提意见”，这算不算真人真事？
依你看，他的所谓“党天下”的言论和葛佩琦的“不要共产党领导”的言论算不算“触及痛处”？
清华大学陈士骅副校长说得好：
“有时候知识分子也不大讲道理。”
这句话对某些人真是一言道破的。
人民的嘴在解放前几乎被填死了，茶馆里贴着“请勿谈国家大事”的字条，在家说话要谨防隔墙有人偷听，进步报纸开天窗、被封闭。
现在人民解放了，他们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能够畅所欲言。
为什么田大文先生偏要否认这些事实？
那只有一种解释：
他们的屁股并不和人民坐在一起的。
人民听来顺耳的话，他们听来却很不顺耳。
人民要反对、肃清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和反革命分子，而田大文却说：
“三反、肃反都是糟糕透顶的运动。”
（见6月10日天津日报）这不是很明白吗？
他们的所谓“顺耳”、“不顺耳”和人民的“顺耳”、“不顺耳”恰恰是两回事；
什么“社会主义”啦，什么“共产党领导”啦，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啦……这些实在太不顺耳了，而他们感到顺耳的，报上却偏偏没有，最近刚刚有一些顺耳的话出现，却遭到那么多人的反对，真是快把“人”的嘴“填死”了。
从人民的立场看来，“填死”一些反社会主义的歪风，又有什么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