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正密切注意民盟动向
民盟应迅速展开对右派的批判
民盟广东省、重庆市等地方组织要求民盟中央表明立场
在反右派斗争中民盟态度要鲜明
民盟广东省委致电民盟中央
据新华社广州16日电
中国民主同盟广东省委员会15日举行的常委扩大会议，经过了讨论以后，向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发出了一份电报，建议民盟中央明确指出章伯钧、罗隆基、叶笃义、陈新桂、储安平等人的言论是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并严正表示民盟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拥护社会主义。
电报中还建议民盟中央通知全国所属组织展开对章伯钧等人错误言论的批判，划清思想界限；
民盟中央应加强对章伯钧等人的教育和帮助，要求他们深入检查，改正错误。
在会议进行讨论的时候，民盟广东省委副主任委员胡一声指出，现在面临着右派分子向工人阶级进行思想进攻的新形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民一定要同他们作激烈的思想斗争。
他说，在这一斗争中，民盟的旗帜要鲜明，盟员无论站在那一面，态度也要鲜明。
民盟广东省委常务委员楼栖对民盟中央有些负责人竟会发出反社会主义言论表示痛心。
他说，自从共产党中央提出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民盟有些盟员的思想产生了混乱，有人竟然提出民盟应有自己的方向，应同共产党有所不同。
他指出，长期共存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一基础。
民盟的一些中央负责人竟然有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言论，实在不能令人容忍。
他又说，我们以朋友的身份，本着爱护共产党的态度帮助共产党整风，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要和共产党分庭抗礼，平起平坐。
魏均沛在发言中批判了章伯钧提出的成立所谓“政治设计院”的主张。
他说，这个主张的实质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是离开社会主义原则，违反宪法规定的。
他指出，章伯钧的这个主张不是一时凭灵感提出来的，有其一贯的思想根源。
章伯钧过去就曾经提出过两院制，现在更提出要民主党派发展到二百万成员，成立上议院。
他口头上说拥护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
魏均沛表示支持史良在民盟中央小组座谈会上的发言，反对表面一套，背地里一套。
他认为民盟中央必须把储安平等人发言的背后支持者查明。
民盟广州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榕增说，最近右派分子钻共产党整风的空子，贩卖他们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
他列举了最近报上揭露的一些错误言论以后说，早几天我还同意他们的一些说法，认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时过早，现在看起来，形势愈来愈不对了。
右派分子疯狂进攻，如果我们不说话就等于帮助了他们。
我们必须对这些谬论作坚决的反击。
民盟广东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郭翘然在会上说，章伯钧曾向他透露过搞一个上议院、实行两院制的想法。
他表示要和这些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划清界限。
民盟重庆市委负责人认为章伯钧等人的言论
是企图削弱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据新华社重庆16日电
“重庆日报”今天发表了民盟重庆市委员会主任委员萧华清、副主任委员金锡如、李嘉仲等人的谈话，他们在谈话中批驳了章伯钧等人的错误言论，要求民盟中央迅速表示态度。
萧华清等人认为：
在民盟中央的一些负责人如章伯钧、罗隆基、陈新桂和“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等人的言论是极其错误的。
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和罗隆基的言论的实质，表现了对共产党在国家事务中领导核心作用的怀疑，企图削弱这种核心作用的发挥。
章伯钧和罗隆基发出这些言论并不是偶然的，他们在口头上承认社会主义的道路，承认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但在思想深处，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并没有完全受到批判和改造，一有机会便又死灰复燃。
他们都是民盟中央的副主席，同时也是国家的负责人，发出这些言论其影响所及，为害匪浅。
萧华清等人认为，至于储安平所提出的“党天下是宗派主义产生的根源”和陈新桂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宗派主义产生的根源”这些论调，更恶毒地企图取消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从根本上来动摇社会主义事业。
这些荒谬言论，如不予以驳斥，而达到明辨是非，作为一个盟员来说，则没有尽到捍卫社会主义、坚定地接受党的领导，和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正义立场。
萧华清等人认为，全国人民现在正密切地注意民盟中央正在开展的政治思想斗争中的动向。
我们也不必隐讳，民盟自成立以来，十六年间，左派和右派，正确与错误，曾进行过无数次的斗争。
解放后，这种斗争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每一次的斗争，都是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广大盟员群众取得了胜利。
而这一次斗争，更是在全国人民的关怀和支持下进行的，只要我们坚守社会主义的立场，明辨是非，少数右派分子把民盟引向右转的企图一定会遭到失败。
萧华清等人要求民盟中央委员会立即向全国人民和全体盟员表明严正的态度，划清是非界限，对犯政治错误的人给予诚恳的帮助，使他们能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
民盟辽宁和沈阳地方组织要求
章伯钧、罗隆基要作彻底交代
本报沈阳16日电
章伯钧、罗隆基等最近发表的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引起辽宁民盟组织和成员的极大愤慨。
在6月13日民盟辽宁省委和沈阳市委联合组织的座谈会上，6月15日东北财经学院民盟成员的座谈会上，许多盟员尖锐地批判章、罗等人的错误言论。
16日，民盟辽宁省委和沈阳市委又联名打电报给民盟中央，要求章伯钧等人迅速表明态度，对他们的错误言论作出交代。
电文说：
“在帮助党进行整风运动期间，章伯钧、罗隆基、陈新桂、储安平发表了反对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荒谬言论，造成极端恶劣的影响。
全国人民在与右派分子进行剧烈的思想斗争中，正密切注意着本盟的态度和政治上的动向，在广大盟员群众中间引起了普遍的愤激。
为此，辽宁省委员会和沈阳市委员会要求中央委员会对这些危害人民利益、污损本盟光荣传统的谬论，迅速表明态度，澄清混乱思想，明确盟的动向；
要求章伯钧和罗隆基二人，对当前这场严肃的思想斗争，明确表明立场，对自己的错误言行作彻底的交代。”

北京市许多工会活动家说
工人有力量有决心打败右派的进攻
据新华社16日讯
在北京市工会联合会今天召开的座谈会上，许多工人出身的产业和工厂工会主席驳斥了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并且向全市职工提出要用实际行动加紧建设社会主义，迎接党的生日。
长辛店机车车辆修理工厂工会主席张廷瑶说，葛佩琦说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是没有根据的。
就拿我们工厂来说，在解放前，职工生活毫无保障，吃了这顿没有那顿，生了病更没有人管。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我们十分关怀，每年为工厂开支的劳保费就有十二万到十八万元。
职工们的工资都增加了，平均比1950年增加了50％左右。
我们工厂是1901年建厂的，到解放为止的四十八年中，只为外国人和总管们建了四千多平方公尺的住宅，工人连一间宿舍也住不上。
解放到现在仅仅八年，就盖了六万四千多平方公尺的职工宿舍，比解放前增加了十五倍以上。
职工们的福利事业也随着生产的发展在逐步发展：
扩大了医院，新建了图书馆、食堂、牛奶场、疗养所、托儿所、幼儿园和哺乳室等。
张廷瑶说，这些铁的事实是右派分子们抹煞不了的。
我们工人和党的关系不是葛佩琦所说的距离十万八千里，而是一条心。
右派分子企图挑拨党和劳动人民的关系是枉费心机。
中国建筑工会北京市委员会主席王玉山用事实驳斥了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
他说，在北京的建筑企业里，有80％的领导人员都是非党员。
六个建筑工程公司里的三十六个主要负责人，只有三分之一是党员。
请问储安平，你说“党天下”是根据什么？
王玉山也驳斥了葛佩琦所说的解放后人民生活没有改善的谬论。
他说，解放前建筑工人中流传着“三死”的说法：
“夏天晒死，下雨淋死，冬天冻死”。
而现在，建筑工人们夏天施工有防暑设备，下雨有防雨工具，冬天有大棉袄。
中国商业工会北京市委会副主席高肇文说，解放初期资产阶级用“五毒”从经济上向工人阶级进攻被我们打败了，这次右派分子从政治上向工人阶级进攻，我们同样有决心和有力量把它打败。
党和政府制订的赎买政策规定定息七年，我们工人阶级为了社会主义利益，愿意再忍受七年在定息上的被剥削，凡是有良心的资产阶级分子，应当感谢党和政府的照顾，诚心诚意接受改造。
可是右派分子竟提出定息二十年和撤出公方代表，我们工人阶级决不答应。

北京政法学院学生来信说
章伯钧的谜底揭穿了
本报讯
北京政法学院学生凌柏权、颜昌柏、陈文忠、黄国照给本报来信说：
读了民盟副主席史良的发言以后，章伯钧的谜底得到了解答。
章伯钧对史良副主席说：
“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
但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
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来，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
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
请问章伯钧：
把坚持说公正的话，反对反动言论的卢郁文先生骂为小丑，而把反革分命子胡风、右派分子储安平称赞为历史人物，其用心何在？
在民盟上海市委会座谈会上，吴承禧先生揭发章伯钧早已策划民主党派最好发展到一两百万人，搞一个上议院。
这又说明什么问题？
我看，这说明了：
第1、章伯钧表面上表示拥护共产党，愿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实际上却干着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勾当；
第2、章伯钧的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是早已有了准备的。
不仅在思想上、理论上有了准备，而且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北京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沈萍、赵生和、刘武林、张其泉来信说：
报上登了章伯钧的三百多字的检讨，按理这个检讨应该是“由衷之言”了吧！
但在检讨中，除了空洞的说了几个错误以外，没有接触到一点思想。
更妙的是：
与他的检讨同时登载的民盟中央小组13日座谈会上史良副主席的讲话中揭发章伯钧在背后的一些“由衷之言”，和民盟上海市委吴承禧揭发的沈志远转达的章伯钧的指示。
把这两个“由衷之言”一对照，章伯钧先生的马脚就露出来了。
章伯钧是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好呢？
还是坚持错误口是心非好呢？
请章先生说几句老实话吧！

广州市的归国华侨说
爱国同胞决不允许毁谤共产党
本报广州16日电
广州市许多归国华侨和从港澳回来的同胞，纷纷痛斥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
广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任王廷俊说：
“我们华侨绝大多数是爱国的，过去我们在海外，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受尽了帝国主义的欺侮。
我们多么希望有一个独立、自由、强大的祖国。
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了，国民党是不能实现我们的愿望的。
好在共产党来了，驱逐了三大敌人，共产党领导下的短短八年的建设成就，华侨无不赞叹。
祖国的国际威望日益提高，一千三百万华侨不再是海外孤儿了。”
王廷俊气愤地说，葛佩琦说没有共产党，中国不会亡，那是没有良心说的话，是别有企图。
他说，我们华侨衷心拥护共产党，我们坚决反对葛佩琦等人的荒唐言论。
广东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任范子英说：
“华侨对党的领导是肯定的，有些人企图推翻党的领导，难道再叫蒋介石回来，那我们华侨是不同意的。”
他说：
“我十五岁就流落在海外，一直到1954年底才回到祖国。
我在海外三十年，时时刻刻想念着自己的祖国，但是那时国内到处是绑票、抢劫；
带回来的钱，由大变小，由小变无，谁敢回来呢？
解放了，我才把全家搬了回来，我是完全相信共产党的。”
解放后才从美国回来的华侨老工人司徒文说：
“我在美国做了三十多年的工，受尽了帝国主义的轻视和资本家的剥削。
为什么帝国主义会欺侮我们中国人呢？
还不是反动政府招来的结果。
我做了几十年的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才积蓄了一些钱寄回国内，却被国民党官办的银行吞没了。
做梦也想不到，解放后人民政府把我被国民党吞没了的钱偿还给我。
这样的事情：
只有共产党领导下才会有。”
他说：
“我这一辈子受尽了风霜雨雪，曾看见过好几个政府，就没有见到像共产党领导下这样好的政府。
我是衷心拥护共产党领导的。
谁要是毁谤和破坏共产党，我将和人民群众一道，决不饶恕他。”
刚从香港回到广州的林志伟说，“葛佩琦说没有共产党，中国不会亡，从他这句话里，我找不到一丝一毫中国人的味道。
我们知道，过去祖国到处是灾难、饥饿和死亡。
我们居住在港澳的同胞，也长期在帝国主义压迫下抬不起头来。
只有共产党来了，才使祖国繁荣富强起来，才给千百万侨居海外的同胞，带来荣誉和希望。
事实证明，没有共产党，中国就没有希望。”

毛主席周总理电贺埃及国庆
新华社16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今天致电埃及共和国总统纳赛尔，祝贺埃及共和国国庆。
电文如下：
埃及共和国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阁下：
当埃及共和国国庆的时候，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和伟大的埃及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
祝中埃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合作日益巩固和发展。
祝阁下和埃及人民在谋求埃及共和国繁荣富强的事业中获得新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7年06月16日于北京
新华社16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致电埃及共和国总统纳赛尔，祝贺埃及共和国国庆。
电文如下：
埃及共和国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阁下：
当埃及共和国国庆的时候，我谨向阁下和埃及共和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一年以来，埃及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在保卫祖国的独立和自由，反抗侵略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
这一胜利显示了埃及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斗争意志，也显示了已经觉醒的亚非人民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的团结力量。
尽管帝国主义今天仍在阿拉伯国家之间和亚非国家之间进行挑拨，制造分裂，但是我们深信，只要亚非国家和人民团结一致，就一定会最终地击破帝国主义的这一阴谋。
中国政府和人民过去一向是，今后仍然是埃及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中的可靠朋友。
我预祝阁下和埃及人民在维护国家独立、民族自由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57年06月16日于北京

渔民决心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本报新海连15日电
本报记者访问了江苏省黄海之边西连岛上的渔民。
劳动模范谭宝庆说，我们渔民过去十网九破，十船九漏，穿的是破麻袋，盖的是破渔网，卖儿卖女，沿街要饭，受尽了国民党、日本鬼子的凌辱。
现在，共产党领导我们组织互助组、合作社，生活完全改了样子。
去年是组织高级社的第1年，每人都分到五百四十多元。
今年上半年，政府还贷款四万多元给我们修理渔具渔船，我们还要争取更大的丰收。
我们能有今日，谁不感激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
我们劳动人民除了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路外，没有第2条路可走。
武可均对记者说，我们渔民不种粮食，解放前，粮价一天四、五涨，一挑鱼一百五十斤，只换到十来斤苞米。
现在政府保证了合理稳定的粮价，一挑鱼就可以换二百斤米，全岛一个月就供应了十二万斤粮食。
这难道不是统购统销政策的好处吗？
在肃反中，我们岛上所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哪一个不是血债累累的坏家伙？
不把他们肃清，那有现在这样安定的生活。

雨季到来后的一场紧张斗争
在我国许多地区，雨季又到了，汛期又来了；
在另一些地区，却仍然有干旱的现象。
水太多了是问题，要防洪排涝；
水太少了也是问题，要引水灌溉。
在这些地区，人们正面临着或者已经投入了对大自然的一场紧张的斗争。
这场斗争直接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地区与地区之间，往往因此发生纠纷。
这种纠纷，是一种人民内部矛盾。
处理得好，就会做到相互有利，整体有利；
处理得不好，也可能扩大灾害，加深矛盾。
因为这些纠纷直接关系到许多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所以非常容易激动群众的情绪，发展成为冲突斗殴。
有些纠纷是有历史性的。
为了避免造成重大损失，对于过去已经发生的纠纷应该及时正确处理，对于可能发生的纠纷应该及早设法防止。
在整风运动中，决不可对于这项工作稍有忽视，而应该用整风的精神、用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精神，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灌溉用水的纠纷，主要是上下游争用水源。
如河北省南运河两岸，原来天津市有稻田二十三万亩，河北省有稻田十余万亩。
今年河北省天津和沧县两个专区共发展稻田四十五万亩，另外还有陆稻、淀稻十余万亩，都需要引水洗碱和灌溉。
南运河水量有限，上游用水多，就严重地影响了下游原有稻田的灌溉。
这个纠纷虽然已经初步解决，但是已经造成了损失。
天津小站二十三万亩稻田，去年从小满至芒种，就全部插秧完毕，今年由于缺水，至今只有一万亩插秧、十一万亩洗碱，其余尚未洗碱。
河北天津专区的稻田，也有一部分稻秧旱死，旱直播的七千亩稻田，也旱死了一部分。
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
身受其害的群众，自然会很不满意；
粮食减产了，又会增加供求矛盾。
防洪排水方面的纠纷，往往是有些地区只考虑到解除本地区的水灾，上游盲目地挖沟排水，不顾下游的利益，下游则筑坝堵截，不让水流下泄。
或者是一条河流，左右岸利害矛盾，在洪水涨发时期，左岸发生决口，右岸即可得安全，因而两岸群众常常互相疑猜，甚或发生冲突。
这些地区，往往事先不相联系协商，事后互相攻讦控告。
例如河北省青县、静海、黄骅排水纠纷，河南省平舆、新蔡和安徽临泉县的纠纷，河南、河北两省关于漳河防洪的纠纷，河南省新野与湖北省襄阳排水的纠纷，都经过长期争执，相持不下，有的甚至挟械斗殴。
这些地区的纠纷，有的已经初步解决，有的至今还未解决。
如果不及时地妥善地解决，不仅会在各地干部群众之间形成对立，汛期到来，还会造成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
这些水利纠纷发生的原因，主要的是我们还不能完全控制和消除自然的灾害。
因此，要在短期内完全消除水利纠纷，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往往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处理得不妥当，而加深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有些干部对于水利纠纷采取了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态度，他们认为，既然这些纠纷大都是有历史性的，目前也是难以完全消除的，自己就可以不负什么责任；
有的还怕纠纷的双方说自己偏袒，怕自己“夹在中间受气”，就听之任之，不去领导，不去解决，能“躲”就“躲”，能“拖”就“拖”。
有些干部事先既不调查研究可能发生水利纠纷的情况，发生了纠纷之后仍然不认真地调查研究，分不清是非，找不出最妥当的解决矛盾的办法，自以为是地只凭少数人的意见和印象决定处理方案。
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但不利于解决问题，还往往会扩大矛盾。
因此，在解决水利纠纷的时候，首先应该认识，这是直接关涉广大人民的切身利害的重要问题，必须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详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和历史上的情况，这部分人的意见和那部分人的意见，寻求在不同程度上减轻双方灾害的方法，反对马虎草率、推宕拖延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做法。
在水利纠纷中，更常发生的是不从团结出发的宗派主义倾向。
在防止灾害和兴办水利的措施上，都有从局部利益出发的情形。
有这种思想的干部往往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不自觉自己的意见有片面性，而且对于有关的对方盲目地不信任，唯恐自己吃了亏。
过去有些两省之间的水利纠纷长期不得解决，在调整省界把有关地区划归一省管辖以后，纠纷就解决了。
因此，除了加强责任心、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以外，最重要的是克服一些地方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
在发生这种纠纷的时候，双方都要本着团结互利的精神，平心静气地协商，求得合理的解决。
在双方利益不能两全的情况下，要本小利服从大利、大利适当照顾小利、局部服从整体、整体适当照顾局部的精神，互相让步。
领导机关和干部，切不可轻信本地区干部和群众的片面的反映，不应该仅仅考虑本地区的利益，而要同时考虑对方的利益。
必须实事求是地调查实际情况、研究双方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而不要逞意气，动感情。
同时，要耐心地说服群众互相让步，顾全大局。
为了减少水利纠纷，要提倡遇事直接联系协商。
在防洪问题上，凡邻省、邻县经常发生纠纷的地方，要建立联防机构，经常交换情况，事先协商防御措施，避免互相疑猜或临时发生争执。
在排涝问题上，必须有全面的规划，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做到就地拦蓄和适当排泄相结合，以免乱挖乱堵，发生冲突。
在灌溉用水上，要尽可能在同一河段用水关系密切的地区，根据实际需要，通过协商成立统一的管理组织或水量调配组织，以便合理地统筹调节水量。
在天气干旱用水紧张的季节，更要说服群众，从团结互利出发，力求合理用水，争取全面丰收。

黄继光烈士的母亲说
千千万万烈士的血不能白流
那个要推翻共产党，我就要和他拚命！
新华社成都16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黄继光烈士的母亲邓芳芝昨天在成都报纸上发表谈话，驳斥反社会主义言论。
　邓芳芝在谈话中说，葛佩琦说甚么群众要推翻共产党，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
还说人民要反对共产党，群众要杀共产党。
他真是盗用人民的名义，睁开眼睛说瞎话。
邓芳芝接着说，从她家乡中江县继光乡和她视察工作到过的地方来看，没有一个老百姓不拥护共产党的。
如果说有人怨恨共产党，那只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和反动的地主、富农，决不是人民群众。
邓芳芝说：
“我的儿子继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最近我从电影‘董存瑞’中，又看到董存瑞舍身炸毁敌人的碉堡。
他们都是母亲身上掉下的骨肉，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为了全国人民共同幸福，他们的母亲才忍痛割爱。
现在，我不能让我的儿子和千千万万烈士的鲜血白流；
那个要推翻共产党，我就要和他拚命！
工人阶级要紧紧掌稳印把子，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

事实战胜了诡辩　真理驳倒了谎言
人民大学教授抨击葛佩琦王德周
新华社16日讯
中国人民大学许多教授、副教授今天表示要在反击右派分子的政治斗争中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
今天他们第3次集会驳斥葛佩琦、王德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生活指数专家杨学通教授用许多具体的数字驳斥葛佩琦、王德周的谬论。
他说：
葛佩琦说没有共产党人家也不会卖国，可是历史告诉我们，1840年到1935年前中国和其他国家订立的二百六十七个国际条约都是丧权辱国的条约，而以后订立的中美商约更是最彻底的卖国条约。
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和其他国家订的条约才是平等互利的。
葛佩琦、王德周口口声声说，“人民生活水平降低了”。
“统购统销搞糟了”。
我对物价指数还有点研究。
如果拿1936年—1937年为一百，华北批发物价在1948年08月金元券前是七百二十五万倍，到解放前夕涨到三亿一千六百六十七万倍。
可是解放以来，如以1950年03月为一百，1956年只为94％，1956年到现在物价基本平稳。
杨学通说：
我是研究数字的，对数字感兴趣，请问王德周：
你认为90％以上的共产党员闹宗派，甚至无恶不作，蔬菜比去年上涨60％，70％的民主党派没有发挥监督作用，这些数字你是从哪儿来的？
你的论据是什么？
中国历史教研室讲师孙家骧说：
葛佩琦认为今天党群关系比解放前差了十万八千里。
他和王德周诬蔑“统购统销搞糟了”，“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但谈来谈去离不开豆腐和猪肉。
孙家骧举出几年来国家在工业建设上的许多成就说：
难道他们没有看到党领导我们建成了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和所做的许多好事吗？
从这里可以看出，葛佩琦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讲话的，只是持有他这种立场的人才和党距离十万八千里。
我是研究历史的，葛佩琦说没有共产党人家不会卖国，但历史上的事实清楚说明“人家”是会卖国的。
满清政府不仅割地赔款，出卖主权，并且出卖中国人民给帝国主义当奴隶，窃国大盗袁世凯卖国，北洋军阀卖国，国民党反动派出卖东北，使华北特殊化，抗战时期消极抵抗，到现在蒋介石还在台湾继续卖国。
孙家骧说到这里愈说愈激动，他说，是谁赶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谁使中国真正富强独立的？
是共产党！
葛佩琦、王德周为什么没有看到这点呢？
共产党能整风，正说明党的坚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不是像王德周所说的“党已到危机的时候”了。
我们应该对这些反动言论予以无情的回击。
在今天的座谈会上，很多人都表示要在整风运动和反击右派分子的政治斗争中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
丁彀音老教授说，我们高级知识分子的毛病就是没有真正受到锻炼和考验，书本上的东西不可能把一个人的思想感情改变过来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运动中经受考验和锻炼。
他的讲话受到大家鼓掌欢迎。
戴世光教授说：
这几天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人民大学的教师在听到葛佩琦、王德周的发言时感觉如此不灵呢？
我们当时听了这些言论也曾经有过怀疑但没有加以反驳。
这说明知识分子七年来虽然受到了很多教育，但我们的思想中还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他由此得出了知识分子改造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的结论。
他说他们要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在大争大鸣大放的过程中辨明是非，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在今天会上发言的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共有九人，有些人在会上还驳斥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北京电视塔正在设计
可放送彩色和黑白节目
新华社莫斯科16日电
莫斯科钢结构设计院正在为北京电视中心设计卷杆式发射塔，塔高四百公尺。
这种发射塔的设计是这个设计院的设计人员研究了好几种设计方案以后挑选出的。
这种发射塔最经济而且效果最大，建筑时只需要一千四百吨钢材。
未来的北京电视塔的顶部是长达一百公尺的四角棱柱，上面架设放送彩色和两种黑白节目的天线。
在两百公尺高处，将有一圈可以容纳一百人的走廊，从这里可以俯瞰全北京城。

在整风中接受群众正确意见
天津高等学校改进教学改善福利
云南工业厅党组归纳研究各方意见进行分头处理
新华社天津15日电
天津市各高等学校的中共组织在整风运动中听取和接受了群众正确的意见，采取了边整风边改进的措施。
南开大学党委和行政根据师生提出的意见，经过研究决定在考试制度中今后不再采用“一门课不及格就留级”的办法，而采取升级后加修不及格的课程的办法。
在学习外文方面也改进了过去要求一律、规定太死的缺点，决定今后学习可根据学生的具体条件和专业性质的需要，在系主任的指导下，在俄语或英语中选修一门外语，中文和历史两系还可选修日语。
另外还决定暂不推行优秀生制度等。
根据教师和学生们提出的意见，还决定把过去由人事处掌握的助教升级、毕业生分配、留助教等工作，交给各系负责。
有关学生自修场所、回民食堂卫生条件、房舍分配等问题也作了改进。
这个学校的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还自觉地放弃领补助费等不合理的待遇，副教务长滕维藻等党员教授和领导干部还要求降低级别。
天津大学等六所高等学校为了使一些重大问题获得合理解决，都分别成立了教学、科学研究、生活福利、“肃反”善后工作等专门工作组，负责研究师生们提出的问题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逐步进行解决。
天津医学院党委已初步整理出三十多个问题准备加以研究解决。
目前，各学校的绝大多数的教师和学生一方面积极地提出意见，帮助党整风；
同时对校内外的一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了批驳，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学院等学校的教师和学生都自动组织了座谈会来批驳荒谬的反社会主义言论。
本报昆明15日电
云南省工业厅党组认真研究了党外人士提出的大小一百二十多条意见，把意见归纳为五类，分头处理，改进了工作。
为了密切党群关系，党组向党员干部提出要主动的和非党同志交朋友。
厅内十二个科室的党员干部找了二十多个非党技术人员谈心的结果，彼此之间的猜疑消失了。
计划科负责人兼副总工程师邹规岩曾对非党工程师郭柱发过脾气，致使郭工程师长期苦闷。
此次邹规岩主动找他承认了错误，郭工程师很感动，关系有了好转。
技术室负责人何义忠主动的把平时对他有意见的工程技术人员找到一起谈心，虚心的听取他们对自己的批评，并作了自我检讨，表示愿意同他们经常思想见面。
在此同时，工业厅的党和非党同志在一起重新研究了工业厅的保密制度。
经过研究后，简化了技术人员借阅技术资料的手续，重要的会议和制定计划、规划等，也吸收有关的技术人员参加讨论。
此外，他们还把现有的职工宿舍开始作了调查，该修的就修，对暂时还不能解决房子的干部也进行了解释。
还有一些有关人事制度、工资、评级以及地方同中央的体制问题，地方工业的方针政策等问题，因涉及面较广，尚需进一步研究。

大家都应该参加对右派的批判
北京大学教授邵循正
在整风运动中展开对于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反批评是完全必要的。
因为反社会主义言论已经公然向人民政权进攻，已经喊出不要党的领导，已经提出极少数人自己的政治纲领，好像小麻雀们想打倒凤凰便可以当百鸟之长了。
同时反社会主义言论已经成为整风运动的绊脚石。
他们竟然宣传官僚主义的根源是社会主义，好像他们居然是如此无知，连这个名词的来源都不知道，好像资本主义各国（包括美国）几十年来讨论它们严重的官僚主义的许多书籍和文章都是不存在的，好像他们也不知道人类社会的其他发展阶段中也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这并不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他们根本反对整风。
他们欺骗群众说三害是除不了的，实际上他们认为三害越严重越好。
他们一面对于领导的缺点极力渲染，并且无中生有地对党诬蔑。
同时他们打击实事求是地向党提意见的人们，认为除了从根本上来否认党的领导以外，一切意见都是无关痛痒的。
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立场是极其鲜明的，影响也是极坏的。
在北京大学的情况就是如此。
毫无疑问，对于这些极端荒谬的言论，必须严厉地加以批判。
在明辨是非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不要只注意“辨”，而且要注意“明”；
不只是要认识什么是反社会主义言论，而是要清楚地和它划清界限。
反社会主义言论实际上有它的政治纲领。
要就它总的政治倾向看，就可清楚地看出这种企图的性质。
一些右派分子如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陈新桂等的反社会主义纲领，经过初步的批判和揭发，已经是众目共睹的了。
这些民主党派中的个别分子确是以大合唱的方式公开地提出他们向党进攻的政治纲领的。
这些人妄想把一些民主党派硬拉到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方向去，忘记了各民主党派都是曾经表示过拥护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的，忘记了这些党派的绝大多数的成员都曾经公开地说过“永远跟共产党走”。
他们居然企图把民主党派当作一小撮人的私产，把民主党派的报纸作为攻击嘲笑共产党的报纸，把民主党派变成既享有在野党的不负责地批评攻击的权利，又享有在政治上平分秋色的实际权力。
这也未免太妄想，太荒谬了。
对于这些人，我们不能不问，“你们究竟是在干什么的？”
对于这些人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是丝毫不能留情的。
不能把这些看作个人思想问题，认为可以用和风细雨的方法进行改造，应该鸣鼓而攻之，应该把他们的问题揭发出来。
所以我不同意费孝通在前几天对于反社会主义谬论的发言，我希望他明确地改变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
这个态度本身，就有极大的危害性。
就学校范围内，大规模地开展反批评是同样必要的。
青年学生中的害群之马（如在北大），虽然是个别的，但也居然有整套的政治纲领，而且招摇撞骗，以国家之不利为自己之利。
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不但像毒草，还更像毒气。
毒草有时还可以起药石的作用，只要能够识别它就不会有什么害处。
毒气蔓延就要害死多少人。
上面所说的北大的害群之马竟公然自称是“一株毒草”，好像这样就可以取得合法存在的地位，那完全是梦想。
我要告诉他，“你已经变成毒气了。”
目前有些人既感到对于目前反社会主义谬论应该加以痛斥，但又怕引起发言者的顾虑，妨碍整风。
这种“投鼠忌器”的想法是不对的。
首先，要大家清楚什么是反社会主义言论，什么不是反社会主义言论，这就必须大张旗鼓批判反社会主义言论。
批判越深刻，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性质就越清楚。
好心而说错话的人自然不会遭到误解和非难。
例如，在学校中反社会主义言论要求党委会退出学校，但是有一些积极向党提意见的教师也曾经提过“教授治校”的看法。
前者是恶意的破坏，后者是善意的但是片面的建议，难道会有人把后者误认为是反社会主义言论吗？
又如我们认为章乃器、章伯钧、储安平等的言论是反社会主义言论，难道是为了他一时说错了话吗？
第2，参加反社会主义谬论的批判，是目前提高觉悟增进团结的最有效办法。
大家都来参加批判，反对这些反党言论，自己立场站稳了，认识提高了，对于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就必然会更有信心地更自觉地来提意见。
这对于整风运动会有极大的好处。
第3，整风运动进行的顺利与否，主要决定于领导上改正错误的决心。
群众所要看的就在于这个决心大不大。
领导积极改正错误，群众顾虑自然消除，同时团结也就显著增加。
这是许多高等学校在运动的第1阶段中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的。
第4，反社会主义言论本身就是反对整风运动的。
这些另有居心的人（如在北大）已经说明“三害”越深对于他们越有利。
他们一面散播毫无根据的诬蔑，一面嘲弄积极向党提意见的人，说“所揭露的都是皮毛没有触及本质”。
不把这些败类的恶毒阴谋彻底暴露，就要使正直的人们垂头丧气。
要想对反社会主义论者说，“闹由你闹，我整我的风”，这实际上办得到吗？
因此，我认为对右派充分地进行批判不但不妨碍整风，而且对整风运动会有很大的好处。

天津工人和工商业者展开反击
在活的事实面前荣子正的谬论破产
新华社天津16日电
公私合营南洋橡胶厂的十几位工人在12日举行座谈会，批驳天津市工商联常委、市橡胶公司副经理、前南洋橡胶厂厂长荣子正关于“马列主义不适用于中国”的错误言论。
荣子正的谬论：
“马列主义搬到中国很多地方对不上号”
“中国资本家不是坐享其成不劳而获”
荣子正是在5月30日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邀请工商界座谈时提出这问题的。
他说：
“党对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都是根据马列主义理论办事，可是许多马列主义的理论著作，都是很早的时期写成的，把这些理论搬到中国来运用，很多地方对不上号。
譬如，政治经济学里也说，独立劳动者上升为剥削者之后，原来的资金，很快就花光，然后则不劳而获。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则不然，我们是勤劳肯干，赚得多，花的少，而且在我们上升为剥削者之后，也不是坐享其成，不劳而获，而是操劳更重。
因此，我们学政治经济学，很多地方是听而不信，不能接受。”
从而，他紧接着说到赎买政策有错误：
“中央说赎买到底，不会是半赎买半没收。
但事实上，赎买代价的实际等于没收私方剥削的大半。
在企业合营以前，税务局为了多收税，查账稽征时，把每件东西都估得很值钱；
而工业、商业管理部门在企业合营时清估财产，又样样估得不值钱，结果减少了私方的股金。
这些部门进行上述工作时，都说要实事求是，公平合理，这两种工作也都是在工人监督下进行的。
可是两个‘实事求是’，两次监督，却使全国私营企业财产由四十五亿变成为合营后的股金二十二亿元。”
他还提出：
几年来，在对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过程中，……是否太“左”？
他的意见在报纸上发表后，在4日到6日中共天津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首先遭到了市工商联执委、粮谷工业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乔维熊和工商联副秘书长杨振华等的反驳。
到6月05日，荣子正又在中共天津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重申了他的观点，再次强调中国资本家“勤俭起家”、“给现代化生产奠定了基石”的贡献。
以后，各界人士都对他的意见展开了反驳。
“马列主义在中国对不上号”是胡说
对私营工商业和平改造的胜利
正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
乔维熊在4日的座谈会上以毛主席“10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据，说明马列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作用。
他说：
正因为我们有了共产党，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有了毛泽东主席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所以才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斗争的一系列胜利，才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基本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全国人民安居乐业，我们工商业者才能与全国人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这些事实，都说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得到了创造性的运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更是工商业者身感体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也是我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贡献，怎么能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很多地方对不上号呢？
杨振华也认为：
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是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列主义。
仁立毛呢纺织厂副厂长唐宝心在6日的座谈会上指出：
荣子正说，马克思主义形成于一百年前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适宜于德国、俄国，但是搬到中国来以后，很多地方对不上号；
在中国只有大贫和小贫，并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别。
我不同意他的论点。
在中国不但有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而且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如果中国没有资产阶级，那末，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完全是捕风捉影了，八年来的一切工作都要重新估价了。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恰恰在于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列主义，正确地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历史特点，实事求是地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加以区别对待。
油漆染料工业公司副经理车重远说：
荣子正说马列主义在中国运用很多地方对不上号，实际上是一个对党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的估计，对党的路线问题的估计，我不能同意荣子正提出的估计。
我认为：
没有流血、没有枪声的和平改造之所以能实现，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正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历史条件相结合，创造性运用的结果。
染料化学工业公司副经理万国权说：
共产党在执行政策中有缺点，但这并不能说马列主义在中国运用对不上号。……如果说马列主义在中国对不上号，就是说这些政策不好，我是不能同意的。
工作里有些缺点，但成绩是肯定的。……不能因为有一些缺点，就说马列主义在中国运用很多地方对不上号。
南洋橡胶厂工人揭荣子正的老底
看看他这个资本家如何“勤劳起家”
荣子正原属工厂南洋橡胶厂工人靳宝富、王辅才在12日召开的座谈会上指出：
荣子正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勤劳起家”的，还说“勤劳肯干”。
我们都是南洋橡胶厂的老工人，在那个时候，荣子正是“勤劳”的，当工人上白班的时候，他每天早晨起得很早，把工人挨个叫起来上班工作。
他白天睡觉，当工人上夜班的时候，他在夜里监督工人生产。
在那时候，工人最长的工作时间要达到十八个小时。
除去这以外，工人还要给他家去擦地板、抱孩子。
尽管这样，可是工人的收入一般每天每人只能赚三、四斤棒子面，去了伙食，收入就很少了。
在工会和平区办事处11日举行的座谈会上，糖业糕点公司和平区中心店刘德清说：
市工商联常委荣子正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勤劳肯干，赚的多，花的少，操劳更重”的说法，简直是一种谬论。
就拿我们店桂顺斋糕点店资本家来说，他开始是卖烧饼、果子、锅巴菜的，后来开了三个糕点门市部和一个糕点生产厂。
他这钱是怎么来的呢？
资本家能下钱吗？
这都是剥削我们工人的。
资本家不用正式技术工人，专用外行或是老头和小孩，一年还不定换多少。
我们工人都管他叫“人贩子”。
他这样用人，花钱少，剥削的多。
工人们一天工作十八九个小时，可是资本家一天吃喝玩乐。
资本家的操劳是什么呢？
只不过是为剥削工人而挖空心思罢了。
谦祥益辰记布店郑祖荫说：
我们店资本家过去一年也不到柜上来一次，只是在家里抽大烟，玩鸟，一走动，有十几个人跟着，这能说他是劳动起家，操劳过重吗？
工商界人士也认为荣子正的说法是错误的。
乔维熊指出：
荣子正还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勤劳肯干，赚钱多，花的少，而且在我们上升为剥削者之后，也不是坐享其成，不劳而获，而是操劳更重。
我认为荣子正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劳动起家的。
可是，我们要问，资产阶级是为谁操劳，为什么要操劳？
我们不否认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它的特殊性，比如表现在反帝爱国上面，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资产阶级的共同性，忽视了这一本质的共同性，对于我们工商业者改造思想是很不利的。
杨振华认为：
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确实有部分人是勤劳起家，但是这也是剥削工人来的，而且，民族资产阶级的勤劳是为了对工人进行更大的剥削。
因此，否定了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区别，是否定了现实，不顾现实的说法。
唐宝心说：
我认为我们勤劳肯干，精打细算，为的是追求利润，越精打细算，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越重。
他同意荣子正提出的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写一个适合于中国人学习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意见，但他指出：
我们不能要求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否认阶级和否认剥削，这是个根本观点，也是客观存在。
车重远指出：
从实际情况来看，资产阶级是剥削工人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工人可以脱离开资本家搞好企业，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家不能离开工人，剥削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掩盖这点，对我们工商业者进一步改造思想是不利的。
福星面粉厂副厂长籍孝存在6日的座谈会上说：
我请荣子正考虑一下，你那时勤俭起家，是不是为工人阶级呢，那时的辛苦工作是为了什么呢？
恐怕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附带着建立了经济基础吧。
我认为荣子正的话是同旧经济学者认为人是由自私自利出发达到社会繁荣的说法相符合的。
旧经济学者认为人人为了自己，通过竞争，然后社会富强。
但是，今天确实有些人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这就是工人阶级。
所以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万国权说：
党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又批评又团结的政策，定息七年逐步摆脱私有制的政策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特点制订的，也都是完全正确的。
提到收税、清估、公债等方面有缺点，我同意，但成绩是应该肯定的。
税收虽有缺点，但对发展生产起到了作用。
清估工作虽然有些问题，但国家的公平合理，充分协商的政策是正确的。
杨振华肯定说：
尽管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改造的过程中有些缺点，但是，这个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乔维熊对荣子正谈到的合营前，税务局为了多收税，查帐稽征时，把每件东西都估得很值钱，而在企业合营时清估财产，又样样估得不值钱表示不同意。
他说：
在税务工作和清点工作中，有些干部的作风是有些缺点的，但一般都做到了实事求是和公平合理。
在合营时，我参加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大队，我认为在清点工作中，各级负责同志一直是反复地交待政策，一定要实事求是，公平合理，我们参加工作的人都感觉到，政府当时不是怕估得高，而是怕估得低。
我自己参加了寿丰面粉厂的清估工作，公股代表和我们一起反复协商，也做到了实事求是和公平合理。
车重远说：
有些人提出“五反”运动副作用太大，我不同意。
“五反”前我们工商业者无论在经营作风、生活上和今天都是截然不同的，这些变化如果不经过“五反”运动的教育是不可想像的。
“五反”运动使我们工商业者认识到过去的缺点和错误，运动当中虽然有的在作法上有的地方有偏差，但我们应该全面地、实事求是地来估计这个运动。
他还说：
税收在恢复国民经济、保证国家建设中都起了作用，缺点是有些地方偏高、偏低和负担不均衡的现象，评议户中偏肥现象也是有的。
这个问题可以再检查一下。
对清产估值工作政府一直是很重视的。
在第1阶段个别企业合营时，政府对企业的估值都经过反复研究、审查，体现了实事求是、公平合理的精神，在第2阶段全行业合营时，清产估值都是由工商业者自点自估，当然，缺点不能说没有，但是，拿一些偏差和缺点当作一般来看，这是不好的，缺点偏差和政策方针应区别来看，应该实事求是的分析。
全行业合营时，对私营企业的清产估值，政府还是做到了“宽”和“了”。

我国爬山队员登上“山中之王”
这座贡嘎山比穆士塔格山还高四十四公尺
据新华社16日讯
中华全国总工会今天收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爬山队从四川省中部的贡嘎山发来的电报，电报中说，爬山队队长史占春和队员共六人已经在13日登上这个拔海七千五百九十公尺高的山的顶峰。
中华全国总工会爬山队只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就征服了这座高山。
13日天气良好，史占春等六人早晨六点钟从拔海六千六百到六千八百公尺的地方向顶峰突击，下午一点钟安全抵达顶峰。
登上顶峰的其他五人是：
师秀、彭忠穆、刘连满、国德存、刘大义。
贡嘎山矗立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的高原上，比中苏混合爬山队去年攀登的穆士塔格山高四十四公尺。
当地藏族人民把贡嘎山称作“山中之王”。
这座山是由花岗岩、变质岩等火成岩和部分水成岩构成的。
曾到这座山考察的瑞士科学家哈姆认为它是地球上最大的花岗圆体。
山上到处是峭岩绝壁，许多陡峭的地方连冰雪也无法积留。
在深厚的冰雪下，隐藏着险恶的雪山裂缝，还流泻着难以数计的冰河。
最大的冰河有五条，其中海螺沟冰河长达十多公里。
冰河上巨大的冰积石，像一座座高大石壁，阻挡在人们面前。
当人们伫望着这座雪峰时，往往会看见山间腾起团团云雾的景象。
这就是雪崩，它挟着成千上万吨的冰雪倾泻下来。
滚石和雪崩的轰响，二、三十里以外也清晰可闻。
这座神奇的雪山早在我国唐代的一部西藏编年史里，就有记载。
最早把它写入汉文志的据说就是我国著名旅行家徐霞客。
大约在四百年以前，徐霞客在四川省峨眉山上遥遥望见西方这座巍然高耸的雪山，就毅然决定前去游历。
1928年，美国探险家骆克来这里探险后，才引起世界各国人士注意。
当地藏族人民把这座“神山”看作是最美好的事物的象征。
他们编出许多关于贡嘎山的歌谣。
有一首是这样的：
“我骑着一匹像贡嘎山样骏马，配上像北斗星一样的马嚼口，像太阳月亮一样的鞍鞯。
我要围着世界转一周，把各种新奇事物看一看。”
这次爬山队员初到山下时，当地藏族人民曾满怀热情地希望他们取下据说是藏在山顶的一根黄金棒子。
这自然只是一个有趣的传说。
但是，这些爬山队员们在祖国爬山运动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给祖国人民争得了用黄金也换不来的荣誉。

“放”、“鸣”和“批判”
茅盾
批判右派分子，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正是大“放”大“鸣”中必不可少的大“争”。
大“放”大“鸣”中会出现离开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并不为奇；
批判错误思想，正是为了使得“鸣”和“放”更健全地发展。
一个多月来，右派分子所进行的思想战，是巧妙的，然而也是卑鄙的。
他们集中火力，打击积极分子，不分皂白地丑诋积极分子都是胁肩谄笑之徒；
这是企图威胁积极分子，孤立共产党，并使积极分子在群众中间陷于孤立。
他们利用肃反的某些偏差、评薪评级的某些缺点，气势汹汹地歪曲事实，夸大缺点。
本来，共产党自己要整自己的宗派主义；
右派分子钻这空子，夸大事实，企图在群众中间降低党的威信，动摇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诱使一部分认识不清的中间分子跟着起哄。
他们使出了许多的“理论”和“建议”的花招。
最后，真相毕露，公然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共产党领导。
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把国家从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倒退下来，退到那里去呢？
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么？
如果他们是这样想的，那真是白天作梦！
中国如果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跟着来的绝不会是什么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而是只会招来了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复辟，招来了殖民地的命运，招来被奴役！
这一点，右派分子思想上是不通的。
正由于他们这一点不通，他们就昧着良心、闭着眼睛，不承认八年来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而且讨厌人家说成绩是主要的！
他们在这一点之所以不通，对于资产阶级议会政治所以那样恋恋不舍，就因为占领在他们灵魂深处的，是资产阶级思想！
今天的右派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各方面对于右派分子的批判，还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
何香凝老人苦口婆心，希望“右派分子不要甘心于长久做右派，而应该不断地改造自己，提高自己。”
现在正是右派分子老老实实检查自己思想的时候。
在思想战线上，今儿是斗争的又一回合。
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暴露了，得到批判了。
可是资产阶级思想不会就此在人们头脑中绝迹，思想斗争是经常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为了使得思想斗争活泼而深入，使得思想斗争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而大“放”、大“鸣”之时必须有大“争”，也正是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坚决贯彻和健康地发展！

和平旗帜迎风招展　反战呼声响彻云霄
科伦坡举行和平大示威
群众大会通过决议呼吁立即停止试验氢弹
新华社科伦坡16日电
正在科伦坡举行会议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代表们，6月15日下午在科伦坡参加了和平示威游行和为他们举行的群众大会，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呼吁大国立即停止原子核武器试验的决议。
成千上万的科伦坡市民参加了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他们响应全锡兰和平委员会的号召，用和平示威游行表达了他们保卫和平的意志。
游行队伍由几百个和尚作前导，通过科伦坡市中心的大街走向独立广场。
在游行者的行列中有许多锡兰妇女，她们和全世界的母亲们一样，为自己孩子的未来而担忧。
许多学校的教师带着学生参加游行。
游行队伍举着带有和平白鸽的天蓝色旗帜。
游行者用僧伽罗语、泰米尔语、英语、俄语、西班牙语和世界许多其他民族语言高呼同样的口号：
“世界和平”！
“打倒战争挑拨者”！
“禁止氢弹”！
游行者在独立广场的绿色草地上举行了群众大会。
大会由全锡兰和平委员会主席佩雷拉主持。
参加群众大会的人热烈鼓掌欢迎佩雷拉和锡兰宗教领袖的讲话。
接着，苏联代表苏尔科夫、智利诗人聂鲁达、美国教授尼林、中国代表罗隆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法奇夫人、埃及科学家沙利、印度著名和平战士克其鲁等人在大会上讲话，他们都号召为和平斗争贡献一切力量。
大会通过的决议说，原子核武器试验正在进行着。
如果继续试验下去，将危害和威胁男、女以及儿童们的健康。
决议说，我们要求立即停止这些试验。

和平理事会上各国代表异口同声
谴责西方帝国主义干涉中东事务
鲍尔汉指出美国侵略活动是目前紧张局势真正根源
据新华社科伦坡16日电
以色列议员维尔纳6月15日上午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上，提出了举行解决中东问题的谈判的先决条件。
他所说的先决条件就是：
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东人民的内部事务和建立有外国参加的军事集团；
反对作为中东紧张局势主要根源的艾森豪威尔主义——这是目前妨碍阿拉伯—以色列纠纷获得解决的主要原因，而这种纠纷正为帝国主义分子所利用。
维尔纳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第6天的会议上说：
“我认为，如果以色列走反殖民主义的道路，它跟阿拉伯各国人民就能够有共同的语言，而且能够找到解决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一切争端的公正的一致同意的办法。”
维尔纳认为，苏联关于消除外国对中东的干涉和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四大国共同努力的基础上用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中东问题的建议，可以作为解决中东困难问题的基础。
维尔纳指出，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目的是“要挫败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
他说：
“艾森豪威尔主义危害中东和平，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是符合阿拉伯和以色列人民的共同利益的。”
维尔纳的发言受到热烈的欢迎。
据新华社科伦坡16日电
世界和平理事会各国代表们在关于中东问题的讨论中强烈谴责西方帝国主义者干涉中东，并表示支持阿拉伯人民的独立斗争。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中国伊斯兰协会主席鲍尔汉6月15日在全体会议上宣读了北京最近召开的和平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并且特别向埃及人民致敬，保证支持埃及反对武装侵略的斗争。
这时，会议大厅中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鲍尔汉说，美国危害许多国家的民族独立、安全和世界和平的侵略活动，是“目前全世界紧张局势的真正根源”。
他说，以色列政府所以到现在还敢进行罪恶勾当，完全是由于帝国主义的支持。
实际上帝国主义者正在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幌子下，以填补真空这种荒谬的借口在中近东制造着新的紧张局势。
鲍尔汉说，国际争端应该用和平方法来解决。
为了解决中近东的争端，“万隆会议的全部决议和联合国过去通过的有关决议必须得到有关方面的严格遵守”。
鲍尔汉在走下讲台的时候，阿拉伯代表们纷纷拥上前去拥抱他吻他。
约旦的雅希亚·哈穆德说，约旦人民打退了想把约旦拖进巴格达条约的阴谋，但是成了名为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美国肮脏的新阴谋的牺牲品。
约旦人民决心继续把他们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斗争进行到获得最后胜利为止。
伊拉克代表沙里夫说，巴格达在历史上称为“和平之家”，但是，专制和帝国主义的势力沾污了巴格达的名字，因为它们用这个名字来命名侵略性的巴格达条约。
印度著名和平领袖森德拉尔说，填补势力真空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在约旦进行的阴谋和分裂阿拉伯人的活动，是‘亚洲人打亚洲人’这个旧口号的新形式”。
在匈牙利问题上，森德拉尔说，我们印度人深信，苏联在匈牙利的及时的行动拯救了世界和平。
森德拉尔还表示坚决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国的席位。

岸信介前往美国访问
“朝日新闻”警告他不要上当
据新华社16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首相岸信介今天晚上离开东京前往美国访问。
岸信介临行时在羽田机场发表谈话，表示希望他这次访问将“把日美关系置于更牢固和更持久的协力和合作的基础上，为建立在自由和平等原则上的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并且“为日美间的友好关系的新时期铺平道路”。
岸信介强调，日本的外交基础是“同自由国家之间的协调关系”。
岸信介昨天在“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说，他将向美国解释：
扩大对华贸易并不意味着承认中国政府。
扩大和中国的贸易，“不仅有助于发展日本的经济，而且，如果要使日本保守党政府继续长期执政并且保持稳定，这也是必要的。”
日本舆论界对岸信介的华盛顿之行并不寄予很大希望。
岸信介和白宫都已经宣布，这次日美会谈将不解决具体的问题。
“读卖新闻”认为，这次会谈不可能在重大的问题上取得解决办法，这些问题包括：
日本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修改日美安全条约、把冲绳岛归还日本。
“朝日新闻”今天警告岸信介不要和美国签订任何可能使日本遭受政治上或者军事上约束的协定。
报纸又说，岸信介不要用扩军问题作为解决日本经济问题的手段，这就是说，不要用承诺任何扩军计划作为导入美国资本的代价。

岸信介打高尔夫球去了
本报评论员
昨天，日本首相岸信介动身去美国进行访问了。
日本统治集团非常重视这次访问，事先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而杜勒斯最近也说，这次日美会谈“是在一个重要的时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见”。
日本首相必须到美国去“取经”，这似乎已经成为惯例了。
这一次，岸信介到美国去取什么“经”呢？
据岸信介自己说，他的任务是要“努力和美国在基本的美日关系上达成共同谅解”。
从岸信介内阁上台以来，日本保守势力的统治，总算暂时得到了稳定。
这反映了日本垄断资本近年来的迅速恢复和加强。
日本垄断资本为了巩固这一统治，认为有必要调整日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所谓“建立日美两国之间的新的合作关系”。
在岸信介将要同美国举行的会谈中，据说所谓修改日美“安全条约”问题，将是日美谈判的中心。
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日美两国统治集团实际上并没有很大的分歧。
美国要求日本加紧重新武装，日本统治集团也乐于这样做。
岸信介之所以要托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日本人民要求独立、要求废除日美不平等条约的运动日益高涨，民主势力不断增强，保守党的影响逐渐下降。
日本统治集团为了巩固保守党的统治，就不能不在日美“安全条约”的问题上做一些姿态。
它们以为在这样做了以后，就可以在“建立自己的国防力量”的口号下，进一步提出修改宪法的要求，实行加紧重新武装，打击国内的和平民主力量。
这是岸信介需要请美国“谅解”、“希望美国方面不要发生误会”的地方。
但是，岸信介的真正目的，却是要以加强日美关系，加紧重新武装为资本，向美国伸手要钱。
目前，日本垄断资本已经恢复了元气，生产水平已经超过战前。
但是，由于丧失了像战前那样的殖民地，也就是丧失了稳定的市场和原料来源地，日本垄断资本要想和其他资本主义强国竞争以求巩固和发展，就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今年以来，日本国际收支赤字增加，美元储备下降，使日本经济上的繁荣景象面临着破灭的危机。
因此，日本垄断资本急于想和美国“开发”东南亚的计划结合起来，利用美国的资本、东南亚的市场和资源，为它自己打开一条出路。
日本垄断资本向美国提出的理由是：
首先要稳定日本的经济力量，然后才能稳定政治力量，而这两者是充实军事力量的基础。
这就是岸信介真正需要请美国“谅解”的事情。
从美国方面说来，它急于派遣原子机动部队到日本和冲绳，向日本提供导弹来武装日本，以便把日本推到美国原子战略体制的行列之中。
美国眼看着已经把日本垄断资本喂肥，认为现在是日本多拿出一些钱来进行重新武装的时候了。
美国当局曾经多次对日本重新武装的速度表示不满，要弄清楚日本究竟打算怎么办，要日本摊牌。
因此，美国是不是容许修改日美“安全”条约，使日本在重新武装的问题上有闹独立性的危险，还是个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东南亚人民反对美国殖民主义的情绪日益高涨，特别在台湾人民反美大示威以后，美国深感自己在亚洲吃不开，也想利用日本为美国殖民政策跑龙套。
美国国务院当局认为，“日本利用它本身也是亚非集团的一个成员的地位，积极地接近具有强烈的反西欧情绪和浓厚的民族色彩的东南亚，对填平西欧和亚非国家之间的鸿沟会起很大作用”。
但是，美国是不是愿意让日本垄断资本用美国的钱在亚洲扩张自己的势力，使美国垄断资本吃亏，这也还是一个问题。
“纽约时报”早就说过，“如果日本人希望岸信介访美回国时能从他的皮包里取出许多‘让步’，那末一定要感到失望的。”
岸信介为了向美国“要钱”，准备了一大笔政治资本。
前些日子，他打着“日美亲善合作”的旗子，到东南亚作了一番演习。
他到处宣扬美援的好处，表白日本对开发东南亚的诚心。
为了取得美国的欢心，他说了中国不少坏话，还特地到台湾跑了一趟。
在英国决定放宽对华禁运之后，日本在对华贸易问题上也留了一手，故意制造障碍，作为在华盛顿讨价还价的资本。
为了表示愿意同美国的原子战略合作，岸信介甚至在日本参议院宣称：
“在自卫的范围内拥有原子武器，是不违反宪法的”。
日本共同社对此发表评论说：
“岸的谈话无疑会博得美国的称赞，但他却使日本国民感到很不安”。
现在，岸信介已经兴冲冲地奔向华盛顿了。
据说在那里艾森豪威尔等着同他打高尔夫球哩！
可是，究竟谁的球技高明，却还有待分晓。

拥护和平中立　反对再打内战
老挝公众主张同寮国部队谈判
寮方代表团抗议王国政府非法监视
据新华社河内16日电
万象消息：
老挝拥护和平中立政策委员会机关报“和平”周刊最近发表许多读者的来信，表示拥护和平中立政策，主张必须同寮国战斗部队谈判，并且反对卡代·萨索里特组阁。
一群僧侣在写给“和平”周刊的一封信中说：
“我国需要和平中立，可是美国不愿意，而我们的（卡代·萨索里特）先生也尾随美国之后，阻挠和平中立政策的实现。”
一群万象省的公务员等在写给“和平”周刊的一封信中，表示担心萨索里特上台执政将使战争重新爆发。
另据6月10日的“和平”周刊报道，正在万象同老挝王国政府进行谈判的寮国战斗部队代表团，6月08日写信给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国会和国际委员会，抗议老挝内政部企图对寮国战斗部队代表团进行非法监视。
这封抗议信说：
“6月06日，内政大臣努义·阿布海寄来一件‘四六六号’公函，说要禁止寮国战斗部队代表团离开住所；
同时，如果未经内政部或警察局的许可，不准任何外人到寮国战斗部队代表团的住所去。”
这封信说：
“努义·阿布海实际上是执行了目前出来组阁的卡代先生的指示。
在国家党的会议上，卡代先生说他已经指示努义先生在巴克—巴沙克（新华社编者按：
这是寮国战斗部队代表团的住地）把‘寮国分子’看管起来。”
“这样，卡代先生又使人了解到，如果他成立了政府，他将破坏同寮国战斗部队的谈判，不执行各项决议，采取武力镇压和逮捕的办法来解决寮国战斗部队的问题。”
信中强调指出，努义的行动违反了1955年03月10日签订的镇西高原决定。
这项决定曾经规定：
“在万象驻扎的时间里，王国方面将保证给予寮国战斗部队住所，保证安全和自由来往，并且给予在城市中来往和同桑怒联络的方便。”

捷共中央决议加强思想工作
必须揭露现代帝国主义思想的本质
坚决同修正主义的表现和影响斗争
新华社布拉格16日电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6月13日和14日的全体会议上通过关于党的思想工作的决议。
决议说，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强调对修正主义的各种表现和影响进行斗争的必要性。
决议认为，思想工作的经常的战斗性任务是揭露现代帝国主义思想的本质。
帝国主义者已经改变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策略。
他们的策略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进行思想活动。
他们总是指望得到工人阶级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的积极帮助。
决议在提到西德加紧军国主义化的时候强调说，必须向全体人民指出这种严重危险，并且使他们保持最高度的警惕和戒备。
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决议说，我们认为基本任务之一是：
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在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10月革命传统的基础上，加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合作。
中央委员会肯定了社会主义各国以及各国兄弟党之间的接触和谈判所取得的成绩，同时认为必须进一步加强相互间的兄弟关系，进行更广泛的会谈，以解决最重要的政治和思想问题。
努力使所有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决议接着谈到党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当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义，并且指出，党在今后还将努力使所有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克服一切旧时代的残余。
不让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被利用来
诽谤人民民主国家制度决议认为，批评社会上的缺点对无产阶级专政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通过这种方法，党经常向群众学习，群众也向党学习。
党组织在用各种方法发展和支持这种批评的同时，必须保证非社会主义批评意见的表达不至于把反人民、反革命的分子鼓动起来。
思想工作的重要任务是阐明人民民主国家的意义和使命、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它同资产阶级民主相比所具有的优越性。
不要让党所一贯进行的反对官僚主义表现的斗争被利用来诽谤人民民主国家制度。
决议强调指出了党的领导作用，接着说，必须经常改进党的领导方法。
党、国家和一切社会组织的最广泛的思想和教育工作必须面向社会的各个领域。
必须非常重视对青年的教育工作
决议着重指出，必须非常重视对青年的教育工作。
教育中的问题是不仅要保证高度的专业水平，同时还要保证教育和培养有觉悟的知识分子。
中央委员会将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它的任务是为捷共第11次代表大会准备有关这方面的材料。
决议在谈到文学和艺术时说，党必须进一步关心文学的社会主义发展。
缩小文学和艺术战线的任何形式的宗派主义作法、行政措施以及用党的名义来抬高某些艺术家的作法，都是党所不容许的。
党非常关切本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精神发展艺术。
必须通过共产党员，通过同志式的讨论、通过发展理论工作和通过实事求是的、有原则的辩论来实现党在政治和思想问题上的领导作用。
文化和艺术刊物的潜力到现在还没有被充分利用；
这些刊物还有着一些不正确的政治思想见解和倾向。
必须消除党的宣传中的教条主义现象
决议在强调指出党的宣传在思想和教育工作中的突出地位的时候说，党的各级机关和各级组织必须消除一切削弱党的宣传效果的教条主义现象。
党的宣传必须具有更高度的原则性和革命精神，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提高。

提高大学生共产主义思想水平
苏联加强高等学校政治教育
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研究改进理论教学
本报莫斯科16日电
全苏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14日在大克里姆林宫开幕。
参加者有各个高等学校和高级党校的苏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的教研室主任，各个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州委的书记和部长、马列学院和科学院的工作人员，较大的大学的校长和党委书记，共两千五百多人。
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谢皮洛夫宣布开会后，苏共中央宣传和鼓动部（负责加盟共和国的）部长康士坦丁诺夫作了关于苏联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教学工作的状况和改进办法的报告。
他说：
在高等学校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苏共党史的任务，在于培养学生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思想。
他分析了苏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的教授情况。
他指出，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以后，教授党史时，加强了同共产主义建设实践的联系，广泛地引证各地党组织活动的材料，学生参加讨论会的积极性提高了。
但是在许多高等学校的苏共党史教学工作水平还是很低，不少讲座仍然是肤浅枯燥。
有人借口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破坏了历史科学的党性原则。
某些党史讲师把斯大林保卫列宁主义的重要著作也遗忘了。
政治经济学因为有教科书，所以教学水平提高了，宣传式的东西开始减少。
教授时广泛地引证了现代事实，教研室与生产的联系加强了。
但是缺点很多，主要的是离开实际，教条主义，对现代经济研究很差，不会运用马列主义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材料。
还必须研究许多重大问题，如像：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的相对和绝对贫困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土地国有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各种形式，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中的矛盾。
马列主义哲学的讲授近来也有某些成就。
哲学更接近生活，对资产阶级哲学的斗争比较活跃。
但是教条主义还不是到处绝迹，因此时常可以看到讲授与现代脱节。
许多讲师不以现代自然科学的知识丰富自己，而且哲学的研究工作大大落后于自然科学的发展。
讲师们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知识很差，所以在讲演中差不多不批判它们。
在讲授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时常见的缺点是宣读条文，没有引证，没有辩论。
报告后进行讨论。
莫斯科大学政经教研室主任柴高洛夫提议：
加快修订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高博士和副博士的质量。
列宁格勒大学党史教研室主任费多罗夫提议：
注意培养干部，扩大各地大学之间的联系。
维尔纽斯大学政经教研室主任洛拉提议：
高教部要有系统地把国内外重大问题通告讲师，讲师们应该很好知道与马列主义敌对的理论。
15日继续开会。

苏联裁军新建议轰动西方
美英法舆论都认为要好好考虑
华盛顿惊慌失措企图耍滑头对付
美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纽约消息：
美国报纸广泛评论苏联代表14日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裁军新建议。
许多报纸承认，苏联提出的就暂时停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试验建立国际监督的建议是有重大意义的。
“纽约先驱论坛报”驻伦敦记者认为，这个主张是苏联“有着重大意义的一个让步”，西方国家要拒绝这个建议是很困难的。
“纽约时报”记者发自伦敦的报道也说，苏联的建议是“在草拟规定普遍裁军的初步措施的协定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纽约先驱论坛报”评论员李普曼主张美国应当全面研究苏联关于停止试验的建议。
他说，赫鲁晓夫在向电视广播公司记者发表谈话时，已经表示了可以作为谈判的良好开端的主意。
“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的社论也认为对苏联的建议应当进行“最仔细的研究”。
但是，美国官方人士显然被苏联的新的和平倡议弄得惊慌失措了，他们没有掩盖自己对苏联建议的不满情绪。
有些记者指出，美国代表团主张在短期内（十个月或者是一年）停止核武器试验，作为对苏联的建议的一个反建议。
“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希金斯说，美国一些人士所以主张规定十个月的期限来禁止核武器试验，是因为反正美国不打算在明年进行任何大规模的新试验。
同时，美国的计划也丝毫没有规定要停止制造新武器。
英
伦敦消息：
苏联的建议在英国报界同样获得良好的反应。
“泰晤士报”认为这个建议是值得考虑的。
它说：
“这个建议在某种程度上符合西方的观点”。
“暂时停止试验两三年，这将是一项成就”。
这家报纸还说：
“西方国家应该确信：
通过苏联关于成立国际委员会和在各生产原子武器的国家和太平洋设立监督站，是可以实行适当的监督的。
还没有回答的问题是：
在这个暂停期间内还会生产多少原子武器。
但是至少会谈是在认真地进行着。”
工党报纸“每日先驱报”15日发表社论说，“苏联提出了可以作为普遍裁军的初步措施的停止氢弹试验的计划。”
这家报纸要求英国政府抓住缔结裁军协定的现实机会。
它认为英国政府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来回答苏联的建议，英国应该“在这个问题还在讨论中的时候就放弃任何（氢弹）试验。”
“每日邮报”在“伦敦会议传来多年来最好的裁军消息”的标题下报道了苏联的建议。
路透社评论员琼·埃鲁尔说，裁军小组委员会中的西方代表团的人士也认为，苏联的建议是“重要的一步”。
工党左翼领袖比万15日说，英国政府“应当立即接受”苏联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上提出的关于立即停止试验核武器的建议。
比万在敦卡斯特举行的约克郡矿工节群众大会上说，英国人比任何人都要关心防止原子战争的问题，因为“只用六个或者十个氢弹就足以消灭英国。”
他说，要使人民对和平或者战争的问题有决定权，就必须消灭核武器；
而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缔结一个“国际和解的协定”。
他认为，在裁军问题上英国“同美国达成尽可能多的协议是绝对不可少的”，但是“不能老是追随美国”。
要政府率先要求联合国禁止氢弹试验。
法
巴黎消息：
巴黎一些报纸指出，由于苏联代表提出了立刻停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试验并且在两三年内不进行这种试验的新建议，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的讨论前景有了好转。
天主教报纸“十字架晚报”说：
“苏联建议是一个前进的步骤……苏联的新方案在很多问题上接近西方的观点，所以出现了至少能够达成局部协议的希望。”
“世界报”也对苏联建议作了类似的评价。
这家报纸说：
“苏联代表在伦敦提出的关于暂时停止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及建立检查这一措施实施情况的监督哨的建议，无疑是前进了一步。

麦克米伦给布尔加宁复信
表示愿考虑改善英苏关系
据新华社16日讯
英国首相官邸6月15日公布麦克米伦在写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的一封复信。
这封信是麦克米伦对布尔加宁在今年04月20日给麦克米伦的信件的答复。
布尔加宁在那封信中曾经就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改善英苏关系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麦克米伦在复信中说，英国政府赞成扩大英苏贸易，欢迎增加那些目前可以进行贸易的商品的贸易量和贸易品种。
英国政府也赞成增加通过代表和负责途径组织的英苏接触和文化交流。
麦克米伦表示欢迎苏联为了促进这种交流而在最近采取的步骤，其中包括改变汇率来促进对苏联的访问。
麦克米伦说，在充分研究了他和布尔加宁信件来往中所提出的一切问题以后，他认为“最需要取得进展的问题是常规军备和核军备的裁减的问题”。
英国首相虽然谈到“分期实现裁军的原则”，可是他说，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常规军备和核军备的裁减方面都达成国际协议。
他还特别强调“考验和审查”这种协议的“监督制度”。
麦克米伦重新提出原子核爆炸试验的预先登记建议。
他还说，关于大国武装部队水平问题，如果英国“不能肯定在政治方面同时也予以解决”，就不能支持“进行非常广泛的削减”。
英国首相又说，他欢迎布尔加宁在“空中视察”问题上采取的“比较善意的态度”，他说，苏联关于这个问题的建议正在“加以研究”。
麦克米伦力图把北大西洋集团组织使欧洲陷于分裂的责任转嫁到苏联和东欧国家身上。
他还说，英国政府不能接受苏联关于欧洲集体安全条约的建议，或者北大西洋集团和华沙条约成员国之间签订一项互不侵犯协定的建议。
他重申欧洲安全问题取决于德国问题的解决。
麦克米伦还说，苏联在中东奉行着一项对英国“利益有害的政策”，而且目前匈牙利政府的政策以及苏联和匈牙利政府反对联合国大会干涉匈牙利内政的决议的态度，“必定会继续成为改善英苏关系的严重障碍”。
但是，他表示“仍然愿意考虑改善英苏关系的方法”。

卫莱——一位有成绩的中国文学翻译家
叶君健
西方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但是由于中国文字的困难和中国传统文学形式与欧洲传统文学形式的距离太远，把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译成可诵的而又不失原文风格的西方语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诗的翻译。
如我们所熟知的“唐诗三百首”，英国很早就有人译过。
有人用英国传统的、由一轻一重两个音节组成的五音步和AABA这个形式的韵脚（这是波斯文学中的一种韵脚，由英国名翻译家费兹吉拉德译“鲁拜集”介绍过去的）来译绝句和五律，但读起总不像中国诗。
同时由于韵脚和音步的限制，原诗的内容也就走样了。
有的译者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中国诗依照原文的形式，逐字逐句地直译，也不讲求译文是否合乎英文的习惯。
这种译法倒是非常忠实的，但读起来味如嚼蜡，毫无诗意。
总的说来，中国诗的翻译是失败的。
四十年前，一位年轻的英国翻译家阿塞·卫莱出版了一个集子，名“一百七十首中国诗”。
这个集子里，除了一部分唐诗外，还收集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古诗。
它立刻引起了英国文艺界的注意，因为他们在中国诗里面不仅发现了诗的新意境，同时也发现了写诗的新技巧。
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诗人，如李白和杜甫，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就是他们能把生活中的大大小小事情都写成诗，而且是具有人情味、真实感，因而能引起共鸣的诗。
战争、饥饿、爱情、拉夫、会友、头发白了、小孩子读书很笨，等等，都能成为诗的题材，同时诗并不因为这类题材而变得庸俗，相反地，倒是非常高雅，因为它能诉诸人类最高尚的感情。
同样，中国诗人处理这些题材的时候，也是非常老实和朴素的。
他们的语句平易近人，直接把他们心里的话讲出来，丝毫不使人感到有矫揉造作的气味。
这种技巧更加强了内容的真实感。
在西方经济恐慌到来的前夕，当许多诗人正在追求种种超现实的形式主义的时候，这种朴素健康的诗，自然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这种成功当然是与译者的才能和努力分不开的。
卫莱探索出了一种适宜于表达中国诗的形式。
他运用一种“跳跃节奏”（Sprungrhythm）来表达中国诗中那种特有的格律。
这种“节奏”的基本特点是一个重音后面跟着一个或数个轻音，字与字之间有时用同音字母（Alliteration），而不用韵脚。
这种组合可以在不同的诗里而适当地变换，因之具有灵活性；
同时译者又可以用不同的字组成新的意义，使他能忠实地表达出原诗的内容而不受韵脚的束缚。
用这种形式来译中国诗，是不是理想的方法，当然还值得讨论。
不过卫莱却在这种形式中舒展了他的天才——也可以说他的天才的译笔给这种形式赋予了新的生命。
他译的中国诗成为了近代英国诗中的一朵鲜美的花，四十年来一直为读者所喜爱。
卫莱并没有来过中国。
他的中文是自修得来的。
自从1918年出了第1部中国诗集后，他在1919年又出了第2部中国诗集，1923年又出了第3部诗集。
此后他就埋头研究中国的哲学和文学。
他研究过孔子、孟子、韩非子、老子和易经，并且在这方面有专门的著述。
他对中国的绘画也有研究。
当然他最大的成绩还是对于中国文学的介绍工作。
1946年他出了第4部中国诗集，这里面收集了许多中国古典诗人的作品，其中以白居易的作品最多。
的确，他对白居易爱好到这种程度，他还写了一部“白居易传”，于1949年出版。
此外，他还译了“西游记”（1942年出版）；
这部书一直是英国大人和小孩都爱读的畅销书。
像在欧洲许多的其他的国家里一样，英国文学界也有一种同样的传统：
即好的翻译作品（近代作品和通俗小说例外），和优秀的创作一样，同等地被认为是对本国文学的一种贡献。
费兹吉拉得译的“鲁拜集”成了英国的古典文学；
同样，卫莱译的中国诗也成了英国文学中的新古典作品。
因此卫莱被剑桥皇家学院选为院士，前些时英国的“桂冠诗人”麦斯菲尔德还授与他“诗奖”，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也亲自授予他“荣誉勋章”。
我们欢迎中国文学作品变成为英国文学的一部分，同样我们也要把优秀的英国文学名著翻译过来，变成为我们的文学宝藏。
在这件有意义的文化交流的工作上，卫莱无疑地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契契娜泽·陶陶（国画）
董希文
那天下午，格鲁吉亚功勋演员契契娜泽·陶陶演出古典剧“伊良开理王”。
她饰演公主。
等她谢完幕，我到后台去为她写像。
整整三个小时，她始终保持着剧中人物的这个姿势和强烈的表情。
她不断地问我：
“感情还够吗？”
“是否合乎您的需要？”
“您可以不客气地要求我”。
我知道这种令人感动的热情产生自友谊。

斑鸠
——贵州诗草
放平
竹丛里
竹丛里飞出了两只斑鸠，
停落在一棵树上不住地回头；
年青的猎人想同时把它们打下，
没料到枪声一响它们已经飞走。
斑鸠飞过山坡，猎人赶过山坡，
斑鸠飞过小河，猎人赶过小河，
猎人赶得已经气喘吁吁，
斑鸠却在一株树上唱歌。
猎人第2次举起枪来又没打中，
它们慌忙飞向一个村落。
猎人赶到那里不见了斑鸠，
只见一个年青的姑娘站在村口。
这个外寨的青年走拢去问：
“姑娘！
你可曾看见两只斑鸠？”
姑娘亮着大眼睛微微一笑，
她先打量一下对方，然后开口。
“你要打斑鸠用不着这样着忙，
在我们这里，每一棵树上都有。
快进屋来歇一歇吧，客人！
你看你头上，汗珠子一直在流。”
姑娘把客人请到自己家里，
倒了一杯清茶又取出一壶甜酒；
清茶泡的是姑娘自己摘的茶叶，
甜酒的酿成也出自姑娘的双手。
客人边喝茶边同姑娘说话，
他发现姑娘是一个很好的歌手；
客人边喝酒边同姑娘对歌，
他们这一唱竟唱到了黄昏时候。
尽管树林里的咕咕声叫个不休，
尽管上了子弹的猎枪就在门口，
年青的猎人已在歌声中陶醉，
他早就忘记了还要去打斑鸠。

算账
任晦
陈仁炳主张算旧账，要求挑几个人出来“有效的”处理一下，否则不足以平民愤云云。
对此，上海“解放日报”已经写了一篇社论来反驳。
这篇社论的结尾，请读者来判断一下，“这是一笔新账，还是旧账”。
据我判断，陈仁炳要算的显然是“新账”，即解放以来的账；
更明白的，是只算共产党的账，不算他自己的账。
至于解放以前的旧账呢，他不想算，我看这些先生们也不愿算。
因为，假如认认真真地算起那笔账来，右派分子的账面上似乎并不是很光彩的。
算“新账”，即解放以来的账，共产党可以很有信心地说，算不倒。
不论怎样算，算来算去还是陈仁炳所最不喜欢的那个公式：
“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
这次整风，共产党的确对自己也在记账、算账。
因为算不倒，所以有信心，把账目摊出来，大家一起算。
共产党从来就没有赖账的意思，这是早已为历史事实所证实了。
陈仁炳等右派分子只要算新账而不提他们自己的旧账，我倒以为颇有一点赖账的嫌疑。
因为，正如我前面说过，右派分子的旧账，算起来实在并不光彩。
陈仁炳先生在上海，就拿上海的右派分子做一个例吧，在上海市政协发言引起了许多人反对的那位鲁莽先生（他的官名是鲁觉吾），就对我们这批抗战时期住在重庆的文艺工作者、戏剧工作者欠下一笔很大的债，他是当时国民党的“审查老爷”，在他的朱笔之下，不知禁过多少戏，多少书，这笔账，怎样算呢？
在这一点上，共产党的确是存心忠厚，不把这些人看作仇人，采取了既往不咎的态度。
今天，假如要算这些旧账，那么我们不仅可以“挑出几个人”来，而且可以挑出一批——乃至一大批人来，假如对这批人要处理、而且要“有效的”处理一下，那么我想，人家又会说我们“缺乏雅量”了。
“解放日报”社论说出了我们历来的主张：
“就是对敌人，包括武装的敌人，只要他放下武器，我们仍然主张不算旧账，实行宽大政策……”。
我们过去这样做，今后也还是这样做。
但是，假如一时的放下武器是假投降，一有机会又重新拿起武器来向党进攻，向人民挑战呢？
那么，对于这种人，照陈仁炳的“有效的”处理办法，究竟应该如何处理才好呢？

谈“顺风转舵”
曾田家
在整风中，有的领导同志开始注意改变自己的工作作风，主动地找同志们谈话，征求意见，解决同志们工作和生活上的问题。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应该说是一种好现象吧？
然而却有人不以为然，仅仅从怀疑“这是不是真正的转变”出发，就对这种转变加以讽刺。
05月22日大公报发表的大木的短文“顺风转舵”，就是这样的。
这篇文章说：
“……他们一瞬间变得那样温存、和蔼，脾气不发了，桌子不拍了，甚至连不该让步和迁就的地方，也向同志们让步和迁就了。
总之，‘任劳任怨’，分外殷勤。”
作者“不敢相信自己的听觉和视觉”，因为“确确实实”在他面前的“还是过去那几位领导”。
作者对这种转变有些怀疑，自然，有他怀疑的权利；
但是对之冷嘲热讽，我看未必是恰当的。
错误、缺点并不是命定地不能纠正的，有错误和缺点的人也不是永远不能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只要他具有改正的决心的话。
中国共产党整风的目的，就是为了治病救人，为了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既然“那几位领导”已经注意改变工作作风，应该受到欢迎、鼓励，而不应受到冷嘲热讽。
难道“温存、和蔼”不好么？
“不发脾气、不拍桌子”不好么？
“任劳任怨”不好么？
难道我们还要去提倡粗暴、拍桌子、发脾气……不成？
当然，“连不该让步和迁就的地方，也向同志们让步和迁就了”，不好，但不能据此就完全否定了这种转变。
我看“那几位领导”的处境也真难，过去作风不好受批评，现在改变作风也受批评，说是假的！
说“那几位领导”是“顺风转舵”，我看顺风转舵未尝不好，既然知道航行方向错误，难道不应当顺风转一下舵避免危险，而要碰在礁石上去被打得粉碎么？
问题是看“顺”的什么“风”，顺“整风”之“风”而“转舵”，还能说是不好？
自然，在整风中，领导同志的转变作风，有的是自觉的，是思想认识提高的结果；
有的则是由于舆论和群众的压力。
对后一种人，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督促他们，使他们的这种改变能逐步地成为自觉的和经常的，不仅在整风中，而且在整风以后也能继续保持，我们不能在他们的作风刚有转变的时候，就武断地说：
“你的转变是假的！”
这有什么好处呢？
即使这种转变是假的吧，也不要紧，我们不可以继续进行批评么？
本来整风就是一辈子的事，在整风中整好了的人，不能保证将来不会变坏。
因此党要一次一次进行整风。
在别人转变作风的时候去怀疑他的动机如何，甚至加以讽刺，我看这未必是“治病救人”的态度吧？

饭盒
辛若平
买早点的人总是那么多，要想吃上两根油条，至少也要排上三十分钟；
早点难、午饭也不易，机关的食堂房小人多，吃一顿午饭要挤好半天。
和家里人商量的结果，还是由家带饭三全其美：
一，对粮食的计划供应有好处；
二，可以不去排队和挨挤；
三，可以省钱。
从04月份起，我开始带饭了，买了一个铝制的饭盒，临上班前，家里人早已把它装好，并用一块崭新的白布包起来。
我挟在腋下试了试，从重量到体积一点也感觉不到它累赘。
我走在马路上，不知为什么忽然感觉到不好意思起来；
特别是当碰到了那些长期和我同乘公共汽车的旅伴和熟人，他们有时是关心地或者无意地顺便问一句：
你从家带饭哪？
可是我总想多解释几句我由家带饭的原委，回答的也很不自然，总觉得不是理直气壮。
带饭已近两个月了，但仍然是不太“习惯”，特别是当下班后不直接回家，而去开会、看戏、串门时，我总有时不带空饭盒而把它放在办公室，宁肯影响了明日带饭；
或者是用报纸再从外边包上一层，使人们从外表上观察不出来它是什么。
说也奇怪，这个平常的消息不知为什么传的这样快：
有一位很长时间在一起工作、但近来却很少见面的老同志忽然碰到了我，那是在上班时间我到别处开会时遇到的，我本没带着饭盒；
可是他却问起这件事：
听说你上班带着一个小饭盒是真的吗？
我回答说：
是真的。
在要分别的时候，他忽然说：
咱们是老同志了，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我会尽力帮忙的。
他说时的态度是诚恳的。
我连忙说：
生活过得很好，没有什么困难。
分手后我突然想：
他为什么说起我生活是否困难来了呢？
老同志吗，总是互相关怀的；
我给自己作了答案。
事隔不久，又有一位过去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打来电话，他忽然说：
听说你上班挟着个小饭盒，你怎么搞的？
这个“怎么搞的”把我给问楞住了，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他也忙把话头岔开。
但我终没想出“怎么搞的”到底是代表什么？
后来另外一位同志告诉我：
咱们由东北来的同志都很关心你，因为老王说你现在闹得很狼狈，上班挟着个小饭盒。
这时我才明白这“怎么搞的”是指何而言；
同时也想起：
怪不得那位老同志忽然热心肠地提出要帮助我呢（这一点我是很感激的）。
一个小饭盒惹起这么多的“是非”，这难怪有人说：
“现在是只重衣冠不重人”了。
我并非只怪我这些老相识，我自己不也是对带饭感到不好意思和用报纸把饭盒包起来吗？
回想我幼年时代学过徒，那时是每天拿饭盒的；
参加革命后也背过干粮袋，而那些对我带饭盒而感到惊奇的同志们也同样地背过干粮袋。
可是为什么现在带一个饭盒就会引起不好意思、狼狈、落魄、怎么搞的……来呢？
这是一件小事，但它却是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