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俭持家，为社会主义服务
全国第1次职工家属代表会议，根据勤俭建国的方针和几年来职工家属工作的经验，确定当前全国职工家属工作的基本任务是：
教育职工家属群众，提高觉悟，加强团结，贯彻“五好”（勤俭持家好，团结互助好，教养儿女好，清洁卫生好，努力学习好），为社会主义服务。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是，由于我们的国家原有的经济基础很差，加上人口众多，耕地较少，因此，我国至今还是一个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可避免地遇到许多困难。
我国人民的生活，包括广大职工的生活，就不能过快地改善。
这就是为什么全国上下必须坚持勤俭建国方针的理由。
为了勤俭建国，全国每一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业者都应该同心协力，发展生产，节约消费。
在这一方面，全国每一个职工的家庭首先应该发挥模范作用。
因为每个家庭日子过好了，小至一个工厂一个地区，大至国家，也就好办事。
国家建设好了，暂时还有困难的家庭也会逐渐好起来。
这就是说，把国家建设好，把工厂办好，把家庭的日子过好，这三者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知道，粮食和布匹都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都是劳动的产物。
要过好日子，只有靠自己的一双手。
手可以做饭，做衣服、做鞋子，手加机器就能做出更多的东西来。
全国人民六亿双手都勤俭劳动，国家才能富强，家庭才能过好。
所以勤俭持家就是为了勤俭建国，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
职工家属对职工、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最重要的帮助，就是以勤俭持家的精神来搞好家务。
家务劳动也就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
做好家务劳动，可以使家庭生活愉快，提高职工的生产积极性，这也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
职工家属依靠自己的力量举办各种福利事业是完全可能的。
几年来各地职工家属已经举办了许多福利事业。
比如，在副食品供应不足的地方，她们就自己种菜、养猪；
在孩子多的地方，她们自己举办了幼儿园、托儿站；
在孩子不能升学的时候，她们自动聘请教员，筹措经费，成立了儿童补习班；
在房子缺乏的地方，她们依靠群众的力量，自己动手修盖房屋。
此外，还有各色各样经济的或劳力的互助组织。
由于这些集体事业的举办，鼓舞了职工的生产情绪，加强了职工家庭的团结，减轻了国家的负担，树立了新的社会风气。
这种情况说明，职工家庭中的一些困难，通过职工家属自己的努力是可以解决的。
这种以自己的劳动和共同的力量，团结互助，举办集体福利事业的办法，是可以普遍推行的社会主义的方法。
职工家属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在我国工人阶级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苦日子里，职工家属同样受了苦，出了力，有不少家属的亲人是为革命而牺牲的。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职工家属们一方面积极地参加了各种政治斗争，一方面鼓励丈夫搞好生产、勤俭持家、教养子女，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许多职工家属都懂得，她们的艰苦奋斗不只是为了今天，也是为了明天，为了社会主义。
全国职工家属约有六千多万，是一支大队伍。
这个队伍需要组织起来，而这个工作现在还在开始。
某些新工业区、新厂矿，职工家属工作还是空白点。
这说明家属组织是极不普遍的。
要把家属工作做好，必须建立和健全组织和加强领导。
几年来，职工家属中间已经涌现了几十万积极分子，他们不辞劳苦，不图报酬，热情地为群众服务、为国家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这是值得表扬的。
但是，目前有某些基层党组织和工会往往强调工作忙，或者怕麻烦，不管家属工作；
对于家属积极分子也很少帮助和培养。
应该指出：
家属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忽视职工家属工作就是忽视职工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对职工家属工作的领导，督促工会组织经常深入到职工家属中去了解情况，听取家属委员会的报告，经常讨论职工家属工作，帮助和培养职工家属中的积极分子，并且把她们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成为家属工作中的核心力量。

国家领导人接见职工家属代表
新华社12日讯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接见了出席全国职工家属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
接见时在座的，有副总理陈云，副委员长李济深、黄炎培，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何香凝、主席蔡畅、副主席邓颖超、李德全，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朱学范等人。
（附图片）
毛主席和全国职工家属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握手。
新华社记者邹健东摄

坚决打击挑衅者
06月12日，美国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上的海军攻击机四架，侵入我广东省汕头地区上空进行骚扰。
我高射炮部队当即给予猛烈轰击，击伤入侵的美国飞机一架。
美国海军飞机这次侵犯我国领空的行为，是美国对我国的又一次严重的挑衅。
我国人民对此表示万分愤慨，并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的抗议！
美国为了永远霸占我国领土台湾，和阻止中国人民对台湾的和平解放，几年以来曾积极支持蒋介石集团的各种军事活动，并不断派遣美国的军用飞机侵犯我国的领空，进行挑衅和示威。
这次发生的美国海军挑衅事件，是美国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又一次露骨表现，是美国企图阻止我国人民和平解放台湾并在远东制造紧张局势的有计划的行动。
美国的这次挑衅事件，并不是偶然的。
不久以前在台湾发生的反美大示威，和英国在“禁运”政策上采取的独立行动，已使美国敌视和侵略中国的政策，处于破产的边缘。
在这种越来越不妙的形势下，美国正企图策划新的阴谋，在亚洲制造新的紧张局势，以便继续维持它的敌视和侵略中国的政策。
美国这次挑衅事件，显然是美国策划中的新阴谋的一部分。
我国政府曾经一再宣布：
中国人民决不威胁和侵犯别人，但是我们也决不容许别人威胁和侵犯。
中国人民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对于任何侵犯者必须予以坚决的回击。
我国人民不但有坚决保卫我国领土的决心，而且拥有充分的力量击退任何侵略者的挑衅。
美国侵略者如果胆敢向我国进犯，我国人民光荣的武装力量一定要给以粉碎的打击。
美国侵略者决不要幻想我国人民会对于他们作任何忍让，决不要幻想在人民中国捞到任何便宜。
中国的领土、领空、领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美国侵略者对于挑衅的一切后果，必须负完全责任。

复旦大学民盟盟员谴责章伯钧罗隆基等的错误言论
要民盟中央和上海市组织表明立场
新华社上海12日电在今天下午举行的民盟复旦大学支部大会上，很多发言的人要求民盟中央和上海市委员会表明在大鸣大放中的立场和态度。
他们一致谴责民盟负责人章伯钧、罗隆基、陈新桂及民盟上海市委员会委员陈仁炳等人的错误言论。
化学系副教授吴浩青说，章伯钧、陈新桂、储安平等讲话的角度虽然不同，但目的是一个：
不欢迎人民民主专政，看不惯共产党的领导。
他们的发言是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失去了政治立场。
他说，民盟在解放前后一直与党并肩作战，对革命起了一定的作用。
为了维护民盟的光荣历史，他要求民盟上海市委员会召开全市代表大会，好好讨论他们的立场，分析他们的思想和动机。
数学家苏步青说，现在是需要盟员独立思考的时候。
我们的思想还不纯洁，有错误就要改，只要不是别有用心就好。
章伯钧、罗隆基要是不承认错误，经不起考验，下次就不承认他们对民盟的领导。
外文系教授杨岂深认为，对储安平等人的错误言论，民主党派的中央应该有所表示。
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说，百家争鸣，小的是非可以不论，但是大是大非，公是公非，不能不论。
他说，以宗派反对宗派是不行的。
他号召盟员对民盟中央和上海市委员会展开批评。
中文系副教授胡文淑说，民盟上海市委员会领导人中有右派思想，这会引我们走上什么道路上去？
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希望民盟上海市委员会召开大会，对陈仁炳等人的言论表明态度。
哲学系教授全增嘏认为，民盟右派的言论是要推翻党的领导。
他说，徐铸成是民盟上海市负责人之一，由他任社长的“文汇报”最近一个时期的倾向是不好的，应当检查纠正。
他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一定要整掉上面这种歪风。
复旦大学新闻系副教授舒宗侨在会上公开检讨了上次在会上阻止笪移今发言的错误，并对笪移今表示歉意。
他还斥责了章伯钧等人的谬论。
他说，他要坚决走社会主义的路，靠拢共产党。

家务劳动是光荣的劳动
职工家属代表会议号召加强团结贯彻“五好”
本报讯全国职工家属代表会议昨天闭幕。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蔡畅在会上作了报告。
她在报告中着重谈到了家务劳动的意义和它与妇女解放的关系，以及如何帮助国家克服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两个问题。
她说：
社会制度变了，家务劳动的性质和意义也就跟着变了。
在旧社会里，家务劳动是没有人看得起的，更谈不到光荣了；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家务劳动成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劳动，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劳动，因此是光荣的劳动。
在谈到支援国家克服建设中的困难问题的时候，她强调指出：
当前国家的困难是胜利中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跟解放前的困难根本不同。
她说，代表们在会议上介绍的很多克服困难的办法，贯串着用劳动克服困难的精神，贯串着运用群众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克勤克俭解决问题的精神。
有了这种宝贵的精神，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社会主义的事业就一定能胜利！
她最后号召到会代表切实按照大会精神，团结广大职工家属，为社会主义作出更大的贡献。
会议一致通过了“给全国职工家属的一封信”，号召全国职工家属，提高觉悟，加强团结，贯彻“五好”，做到勤俭持家好，团结互助好，教养子女好，清洁卫生好，努力学习好，积极支援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会议还通过了拥护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局关于要求裁军、反对使用和试验原子武器和核武器，保卫世界和平的决议的通电。
这次会议从6月04日开始，连续开了九天。
代表们讨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杨之华关于家属工作的报告。
有八十九位代表在会上介绍了她们在勤俭持家、教养子女、互助团结、开展副业生产、举办托儿站和业余文化学校等方面的经验。

我国领空神圣不可侵犯
汕头我军击伤入侵美机一架
新华社汕头12日电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汕头地区高射炮部队12日下午击落击伤美蒋飞机三架。
12日早上七点许，美国航空母舰大黄蜂号和四艘驱逐舰从香港起航向我南海面进行骚扰。
十二点许，敌军舰驶到香港、汕头间海面上。
十三点零一分，在汕头以南东经一百一十六度零三分北纬二十二度，美国AB型海军攻击机四架从大黄蜂号起飞，侵入我广东省汕头地区上空进行骚扰，当即遭到我当地驻军高射炮部队猛烈炮火射击，击伤其中一架，冒着浓烟向南逃窜。
从十二点三十三分到二十点三十分，美国军用飞机共从大黄蜂号起飞二十三批、六十六架次。
十二点二十一分，蒋机F—84型战斗机四架，曾侵入汕头地区上空骚扰，我高射炮部队猛烈轰击，击落其中两架，坠入达濠岛以南的大海里。
其余两架狼狈逃窜。

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民主党派向何处去？
——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程潜
我刚从湖南来。
在湖南，花了一些时间到工厂和农村看了一看，虽然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但也获得了一个极其深刻的印象。
这个印象总起来说，就是：
（一）工人、农民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二）工人、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十分坚定，他们正在以自己的艰苦劳动来为社会主义大厦砌砖铺瓦；
（三）工厂和农村的矛盾很多，但这些都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的分配问题。
只要按照毛主席指示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办事，大力克服官僚主义，充分发扬民主，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这些矛盾就可以缓和下去。
从我到过的一些工厂来看，当前存在着下面一些问题：
提高经营管理水平问题；
厂矿企业领导充分发扬民主问题；
原材料供应问题；
学徒工升级问题；
临时工问题；
工人工资及奖金问题；
职工家属宿舍问题。
在农村大体上存在：
国家计划同农业社计划之间的矛盾；
农业社同社员的矛盾，也就是社员的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的矛盾；
社员同社员、社员同单干农民之间的矛盾；
农业社与生产队之间的矛盾；
社干部同社员之间的矛盾。
所有这些问题和矛盾，有的显得突出、紧张，有的还在潜伏滋蔓、貌似和缓而实际上也蛮尖锐。
我们的任务是，正视这些问题和矛盾，揭露它，正确地处理它，把我们的工农业生产水平进一步提高。
湖南的中共组织，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正在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新的整风运动，克服和纠正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
在整风运动中，贯彻了大“放”大“鸣”的方针，共产党极其诚恳谦虚地听取党外人士的建议、劝勉、批评和指责，并且边揭露，边检查，边改进，工作上出现了新的面貌。
上月下旬召开了省政协第3次全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作大会发言的达二百余人次，政协会议真正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民主讲坛。
这次会议接触到了全省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思想各方面的问题，人们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所招致的损失和恶果表现了正当的不满，提出了大胆尖锐、积极负责、实事求是的批评。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些发言，结合我自己八年来亲身所见所闻，所感所触，觉得大多数的批评的确是对缺点痛下针砭，对党来说是忠言良药。
例如，党政职权的划分问题，人事制度上的问题，党内的政治思想教育问题，起义人员的适当安排问题，统得过多但又统不了的问题，等等，都需要党在整风中好好地进行分析研究，采取有效的办法来解决。
当然，除了绝大多数积极、善意的批评外，也夹杂了一些“幸灾乐祸”的噪音，夹杂了一些来自右派分子的叫嚣，对于这些，共产党明白，人民明白，正派的、爱国的党外民主人士也明白，因此，这样的噪音和叫嚣很难扩张自己的市场，发噪音和叫嚣的人也很难得俘虏广大聪明的群众。
我之所以说了这么多湖南的情况（在介绍湖南情况中实际上也包括了我对湖南工作的批评），原因之一是我长期在湖南工作，情况比较熟悉；
原因之二则是想让大家轮廓地了解一下省里边的情况，了解一下群众的总的思想倾向和政治动态。
我想，这样的了解对于我们多少会有一些好处。
我从报纸上读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时各位朋友的发言，召集工商界人士座谈时各位朋友的发言，读到我们民革中央召开中央小组扩大会议时各位同志的发言，读到各方面人士发表的许多意见和文章。
我感到很振奋，觉得很多同志都在以国家为重，以党为重，忠诚谋国，忠诚爱党。
我觉得，绝大部分的意见是真正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是治病救人的良方。
我也觉得，虽然有一部分意见从态度上来看有些偏激，从语言上来讲有些尖酸油滑，但所指所摘，确有所据，因此应该重视这些意见，我想共产党一定会有接受这些意见的雅量，不致对态度和语言有所苛求。
我还觉得（在不久以前，我只是微微地嗅到），在千红万紫的花圃里，长出了一种毒液很浓的莠草；
在繁荣的民主讲坛上，出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叫嚣。
对于后一种情况，我不能苟同，也不能缄默无言。
本着“齐放”、“争鸣”的精神，我想提出自己一些看法，向同志们求教。
帮助党整风的目的是把党整好呢，还是把党整垮？
第1、整风的目的何在？
中共中央整风指示中说明，整风，是为了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要能够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
这一段话说明两点：
一点是要团结，只要能为社会主义事业尽力的人都要团结；
另一点是目的性明确，就是说，整风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
因此，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或者有意识的破坏人民内部的团结，在人民内部的某一部分卖乖弄巧，惹是生非，制造裂痕，就违反了整风的目的。
忘记了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妄图将历史的列车反向而行，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也就违反了整风的目的。
党诚恳地要求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不是为了把党整垮，不是为了把人民内部的团结整垮，更不是把全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事业整垮。
因此，我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时时刻刻不能忘记这个目的。
有人不自觉地忘记了这个目的，我们就应当善意地提醒他。
有人明知故犯地与这个目的背道而驰，想钻整风的空子，想兴风作浪，想积累所谓“政治资本”，我们就要揭露他，进行毫不调和的反击。
第2，共产党开展党内的整风，借助于党外的、社会上的力量，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创举。
这表明共产党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置身于光天化日之下，立于群众监督之中。
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有两个根据：
一个是有此可能，另一个是有此需要。
说有此可能，是说党外人士、社会上各方面人士在几年的实际斗争中已经有所提高，有辨别力，有一定的嗅觉，能看得出问题，能提得出意见。
说有此需要，是说形势有了变化，打开门来整风比关起门来整风作用更大，收效更深。
党有毛病，自然主要是依靠共产党内部的思想斗争，依靠基本群众，依靠第1个联盟——工农联盟的力量来治掉这个毛病；
但党也可以依靠第2个联盟，依靠更广泛的力量来治掉毛病。
人们说“内外夹攻”，我想就是这个意思。
但必须认识，内因是一切事物进步的基本动力，外因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促进事物进步的助力。
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才能更好地帮助共产党整风。
鲁莽的大夫乱投药石，清醒的患者是不会领教也不会领情的。
论政治领导不能轮流做庄
第3，要不要共产党领导？
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
谁在今天还提出这样的问题，或者向共产党的领导权进攻，只表明他在政治上的幼稚无知和狂妄。
谁如果想乘整风运动之机，掏出匕首，来向共产党的领导权打伏击，那简直是头脑发昏，想入非非。
且不说共产党的强大，且不说宪法规定了共产党对我们国家事务的领导权，退一万步，请问：
不要共产党领导，谁来领导？
我们现时是实行多党共存制，多党共同来管理国家事务，但我们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就无可置疑地决定了共产党是领导的核心力量。
我们各民主党派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代表一定的群众的合理利益和正当要求，我们参预国家方针政策的制定，反映这一部分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就能够使国家的政策方针免于失之偏颇。
我们民革代表旧军政人员，其它的民主党派各代表一定阶层阶级，这是中国政治历史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决定了的。
我们就代表这么多，也只能代表这么多。
我们在这里开会，觉得自己的群众蛮多，但出了会场，下工厂，去农村，就知道自己代表的范围究属有限。
一个代表有限范围群众的政党，要把全部国家事务领导起来，这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打麻将可以四人轮流做庄，政治领导断然不能如此。
假如让我们民革登台，试问：
我们有没有本事发动群众来搞土改，搞三反、五反，搞镇反，搞抗美援朝，搞农业合作化，搞工业建设，搞宪法？
肯定地说是不行的。
我这样说，只是把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讲清楚：
共产党代表了全体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民主党派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一部分人的利益应当受到保护和尊重）。
谁大谁小，谁领导谁，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不是什么主观意志决定得了的。
叫嚷要取消和削弱共产党的领导，喊共产党人“下轿”，要杀共产党人，趁整风之际要把共产党挤下台去，所有这些，都只是主观的幻想，在客观实际面前要碰得鼻青脸肿的。
中国人民离开社会主义永无出头之日
第4，要不要社会主义？
这本来也不是一个问题。
不要社会主义，请问，是不是要资本主义？
如果不要资本主义，又不要社会主义，那又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事实已经给我们作了解答，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人民永无出头之日。
现在全国人民正信心百倍地奔向社会主义的坦途，共产党整风也是为了克服在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就在这个时候，居然又有勇士们起来企图翻案，从根本上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说“三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要除“三害”，就要改变政治制度，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乍听起来，这种论调，确实有些好笑；
但严肃地考虑，就能理解这是思想战线上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我们要斩钉截铁地回答，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肯定了的，违反社会主义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
长期共存乎？
短期共存乎？
第5，“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究竟如何理解？
应当说，要长期共存，还是要短期共存，决定于各民主党派是不是按照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办事。
按这个共同的政治基础办事，就可以长期共存，否则就不保险。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青年党和民社党服膺蒋介石的卖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因此它就只能与蒋介石去“长期共存”。
共产党把我们当朋友，把我们当同志。
什么朋友？
社会主义之友。
同什么志？
同社会主义之志。
如果去掉了社会主义这一个共同目标，或者还要去挖社会主义的墙脚，这就不是朋友，也不是同志，当然也就根本谈不到长期共存了。
再说监督。
凭什么来监督？
是用资本主义来监督社会主义，还是用社会主义来监督社会主义？
如果是前者，那就谈不上监督，人家就不买你的账，因为这违反了历史的发展规律。
如果是后者，那就是真正的监督。
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展开批评，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这就是一种最有力的监督。
空喊监督，而不好好思索应当如何更好地帮助共产党整风，这不是好现象。
论大放大鸣的标准，兼论薛金莲的中军
第6，是收，还是放？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千年、一万年的方针，无所谓收，而是永远地放。
听说有人在看共产党的热闹，他们在暗地里说：
“收吧，话说出去了，猛一收，失尽人心。
放吧，搞得稀烂，不知伊于胡底。
不收不放，用枪杆子镇压吧，也是失尽人心。
看你共产党怎么办？
看起来风浪高，共产党这条船要沉了。”
照我看，这些人的八字算得不灵，因为事情很好办，船也不会沉，今天不会沉，将来也永远不会沉。
共产党仍然要整风，永远要听取党外人士的积极的意见；
整风运动中出现了歪风邪气，绝不会动摇共产党的大“放”大“鸣”的方针。
当然，大“放”大“鸣”还是要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应当是：
有利于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正确地发扬民主，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团结。
在这个标准内，可以大“放”大“鸣”。
越出了这个规范，也可以“放”，可以“鸣”，但要人家齐“放”争“鸣”，辨明真理，教育群众。
有积极的批评，也有正确的反批评，这才是真正的放。
最近几天，人民日报社论出来了，工人说话了，大争开始了，于是有人奔走相告，说是要收了。
我看，说这种话的人不是由于认识不清，思想糊涂，就是别有用心，混淆视听。
应当说，大“放”大“鸣”之后，必要大争，这才是一个放的完整的过程。
现在是这样完整地放，尔后也还是这样完整地放。
“姑嫂英雄”是一出有趣的喜剧，薛金莲的中军仗主子之势，对樊梨花的中军说：
“我骂你，你不许回嘴；
我打你，你不许回手；
我杀你，你不许流血。”
这位中军的确是够飞扬拔扈的，可惜现时的世界行不通了。
我讲了这么大点，请同志们批评。
我还讲几句话。
我们大家都十分尊敬孙中山先生，因此，我们就应当忠实地、表里一致地执行孙中山先生一贯与共产党合作的政策。
我们许多人反蒋反了几十年，最后无路可走，要不是先先后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民革哪有今天？
我们哪有今天？
风雨同舟，和衷共济，披肝沥胆，赤诚相见，是我们每一个革命的国民党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和共产党人合作共事的最基本的态度。
整风考验共产党，也考验我们自己。
整风提高共产党，也提高我们自己。
在社会主义思想和非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斗争的时刻，我希望我们大家立定脚跟，压住阵角，向自己的和别人的非社会主义思想展开斗争，在斗争中求得团结和进步。

波兰青年代表三人到京
新华社12日讯应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波兰青年代表、波兰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第1书记马里安·伦克、书记费莉齐娅·腊帕波特（女）及波兰农村青年联盟中央理事会主席约瑟夫·泰赫马三人在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共青团中央第1书记胡耀邦等人。

科学规划委员会会议今起举行
新华社12日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4次扩大会议13日起在北京举行。
这次会议将着重讨论三个问题：
一、1957年全国科学技术研究计划；
二、科学研究工作的体制；
三、解决科学研究工作条件的方案，包括图书、资料、仪器和化学试剂。
会议预定开三天。
出席会议的是：
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各省、市、自治区负责本地科学行政工作的干部——如地方科学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地方政府文教部门的负责人，以及某些高等学校、研究机关和产业部门的科学家，共二百多人。
在会议举行以前，各省、市、自治区代表已经在北京开了一星期的座谈会，研究了在全国科学工作中地方所负担的任务以及怎样开展地方的科学研究工作等问题。

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名单
新华社12日讯国务院第48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新的委员名单。
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于1956年03月。
这一年来，委员会的工作已有很大变化，原来的组织已不能适应实际工作的要求，因此作了适当调整。
委员名额由原来的三十五人增加到一百零六人。
名单如下（按笔划为序）
主任聂荣臻
副主任郭沫若林枫李四光黄敬杨秀峰
委员丁颖万毅于光远千家驹尹赞勋王铮王涛邓叔群包尔汉刘春刘彬刘澜波华罗庚齐燕铭吴有训吴学蔺吴德峰宋任穷宋应李四光李达李宗恩李范一李斌李强李德全李烛尘李熏杜润生汪道涵严希纯严济慈谷牧贝时璋林枫周光春周建人周培源周扬周慧明周鲠生孟用潜孟宪承武衡竺可桢范长江罗常培金善宝陈达陈伯达陈岱孙陈望道陈凤桐陈赓侯德榜柳湜胡绳茅以升茅盾赵九章郑昕郑振铎夏鼐涂长望袁翰青郭沫若崔义田张大煜张孝骞张雨帆张国坚张劲夫张德庆梁希陶孟和曾昭抡童第周费孝通冯至冯仲云冯宾符黄文熙黄汲清黄松龄黄家驷黄敬杨石先杨秀峰杨英杰杨显东邹秉文廖鲁言裴丽生潘梓年翦伯赞褚应璜赖其芳钱三强钱志道钱学森钱信忠钱伟长钱端升薛暮桥韩光聂荣臻
秘书长范长江
副秘书长李强武衡安东于光远王顺桐刘导生

粟裕大将举行宴会
欢送印度尼西亚军事代表团
据新华社12日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大将今晚为欢送印度尼西亚军事友好访华代表团举行宴会。
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和各国驻中国武官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粟裕大将在宴会上致欢送词。
他首先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全军官兵向印度尼西亚朋友们送别，并祝他们一路平安。
他说，印度尼西亚军事友好访华代表团的访问已经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加托特·苏布罗托将军也在宴会上讲了话。
他说，他非常感谢在中国访问期间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接待。
他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将永远和其他国家一起来保卫世界持久和平。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陈赓大将、张宗逊上将、李达上将、甘泗淇上将、陈士榘上将、刘亚楼上将和萧向荣中将等高级将领。
今天下午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再次接见了军事代表团全体人员，并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龚祥瑞在法学界人士的座谈会上
批判陈体强储安平的谬论
陈体强是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我国的政治制度
储安平混淆了欧美式的多党制和人民民主的多党制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开的法学界人士座谈会，于11日下午继续举行。
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龚祥瑞在发言中说，我想从国家法的角度，对陈体强、储安平关于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的错误看法加以批判。
他说，陈体强同志在上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对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人民民主性表示怀疑。
陈体强的论点有三：
第1，他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多，会期短，大会和小组会开不出什么名堂，没有辩论，也不可能辩论，对政府的提案只能一致通过。
这样，最高权力机关就成了形式。
第2，他说，选举人民代表也是形式，因为大家不知道联合候选名单的代表究竟是谁？
有些什么条件？
选民只能按这个名单去选，没有落选的事情。
所以说，选举制度也是形式。
第3，他说，这样选举出的人民代表大会能够对政府行使监督权，就很可怀疑。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罢免权，但乃是一条“具文”，很难行使。
龚祥瑞针对陈体强的三个论点一一进行了批判。
他说，陈体强是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而得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形式”的结论。
是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开会时，的确是争吵不休。
而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时就没有这一套。
因为我们的人民代表和资产阶级的议员有根本的不同，资产阶级的议员是准备去吵架的，而我们的人民代表要讲团结。
我们的人民代表不光是在怀仁堂开会，而是经常下去视察，监督国家日常管理活动，说明他们在会外有广泛活动的权力，而资产阶级的议员只能在议会四壁之内讲民主，到议会外面就不能广泛活动。
因此可以说他们是没有群众基础的，是形式的，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是通向全国的，通向广大群众的，有广泛的人民代表性，有社会主义方向的一致性，有群众基础上的集中性。
关于选举制度，龚祥瑞说，在我们的选举制度下确实没有政党竞选，这种政党竞选在我国是行不通的。
因为在我国工人阶级力量远远超过了其它阶级的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是无论如何也竞选不过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
而且也没有必要。
不然可以去问问民主党派吧。
而联合候选人名单，则是共产党根据团结民主党派的制度，来照顾小党的，因为各民主党派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他说，民主的原则不仅表现在少数服从多数，还要表现在多数能够照顾少数方面。
龚祥瑞说，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对政府监督权的行使，过去或有不够之处。
但应该看到，我们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还不到三年，这种制度正在发展。
因此，现在下一个结论，说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对政府没有行使监督权是太早了一点。
龚祥瑞还说，总的说来，我对陈体强的看法有一个根本的分歧点。
这就是他把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局限在人民代表大会的环节上。
在这个环节上可能有许多缺点。
但千万不能忽视它的广泛的群众基础。
更重要的是应看到在人民代表大会之外，我们国家日常的民主生活是十分活跃的。
这种日常的民主生活，到工人、学生中去，到一切地方都可以看到。
这样活跃的民主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找不到的。
我在英国读过书；
在英国，学生不能批评校长，工人不能批评厂长。
龚祥瑞在发言中又驳斥了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
他说，储安平的观点从头到脚是资产阶级的观点，而且是十足的欧美式的观点。
他说，储安平所谓的“党天下”三个字，是清一色的帝国主义对我国民主制度的咒词。
有人认为储安平的错误说法，是在泄私恨，我认为储安平不是泄私恨，而是企图拿着欧美式的多党制来改造我国人民民主的多党制。
这比泄私恨更坏。
龚祥瑞接着对储安平的谬论作了分析。
他说，储安平把欧美式的多党制和人民民主的多党制的界限混淆起来。
错误就产生在这里。
他说，欧美式的多党制，他们组织政党，从事政党斗争，目的是为了做官，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争夺职位，所谓“理想”只不过是一块遮羞布。
储安平居然把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国家高级领导机关中的作用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党混淆起来了。
他说，我国的民主党派，在解放以前，组织政党，从事政党活动，是为了要同反动派作斗争。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为国家做了许多事情。
职位和做官不是他们的最后目的。
做官、当垄断资本的代理人，这是资产阶级政党的政客们的最后归宿。
至于共产党员，上至主席下至科长，他们是为了带领大家建设社会主义，比别人多做一点工作。
有许多共产党员有宗派主义作风。
但这与旧社会的官僚宗派则是完全不同的，储安平在这里把共产党的领导看作是宗派主义的根源，这是原则上的错误。
龚祥瑞说，储安平的反党思想有他的历史根源，欧美式的政党制度是他的老巢。
我们应该清算这种思想，保卫党的领导。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曹杰、戴克光、卢蔚乾。

整风不是要党改变社会主义路线
刘文辉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在整风运动的热烈开展中，全国各界人士，对部分共产党员，指出许多工作中的缺点，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
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些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团结的言论，甚至有采取“恐吓信”的卑鄙手段，企图阻碍“争鸣”，破坏团结。
对于这些，全国绝大多数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出它的错误或别有用心，从而发出正义的呼声，给予了有力的反批评。
但是，不能认为，所有的人对一些错误言论都已经认识得很清楚，尤其是受旧社会影响较深的人，更容易为最近各报所载的缺点所迷惑，看不见革命的主导方面；
甚至对目前的反批评发生怀疑，以为在“收”，这些不清楚的认识，将不利今后的“鸣”、“放”，不利于整风，不利于今后的团结。
我想就这方面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如何看待共产党员工作中的缺点。
报纸上揭露出各方面的缺点，确是不少，初听乍看之下，难免吃惊。
但这是集中的揭露。
如果我们想到这些缺点是几年来的积累，是全中国范围的积累；
再想到这几年我们事业发展的迅速，工作的繁重，那末，这些缺点有什么可怪？
更想到旧社会，哪一个小角落不是充满了黑暗？
今天这种缺点，比之今天的成绩，正如太阳下面的一点阴影，怎样能够从这些缺点里面引伸出“中国人民已经不相信共产党”、“共产党百分之九十几都在闹宗派，甚至无恶不作”？
这些言论，已经超出了提意见的范围，而是在进行污蔑！
我认为在这里应当明确两点：
第1，要明确共产党整风的目的，是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加强党群之间的团结，以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
这个目的，既符合六亿人民的利益，又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因而是无私的、正义的，并且一定能够实现的。
各民主党派和广大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的目的，也正因为部分共产党员工作中存在着缺点，要帮助他们改正，作共产党的“诤友”，而不是要党改变社会主义的路线。
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证明，中国人民要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要建设富强康乐的工业化国家，除了由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坚决走社会主义路线以外，决没有第2条路线可走。
解放前的历史事实证明了任何别的路线都是死路，解放后的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的路线是怎样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这些事实面前，就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帝国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
因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路线决不能有丝毫改变，提意见时，应严格分清：
缺点问题和路线问题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第2，整风的对象不是共产党，而是部分党员工作中的“三大主义”，“三大主义”不是共产党员才有，而是普遍存在的毛病。
不过，因为共产党是领导党，它的政策要通过党员体现出来，党员中即使是最少数人犯了“三大主义”的毛病，对于社会主义的害处，都很严重，所以，党才急需整风，而且要党外人士帮助它整风。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三大主义”则是旧社会的遗留物，它和共产党是绝对不相容的，它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是绝对不相容的，所以，要纯洁工人阶级先锋队，要加强党的领导，要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整风。
整风的对象既然是“三大主义”，那末，要打倒的是“三大主义”而不是共产党，要打倒的是“三大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是好多共产党和好多非党的爱国先烈，用宝贵的鲜血换取得来的，也是近年党和全体人民（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在内）用辛勤的努力巩固起来的，如果连社会主义制度也要打倒，不说六亿人民不答应，试问我们这些年来每天紧张的工作，究竟为了什么？
恐怕也很难于自解，更不用说对不起革命先烈了。
为要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试问：
离开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又找谁来领导？
我想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那末，为什么有人会说：
“三大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
说：
“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危险”？
说共产党是“党天下”？
所以，可以得出结论：
这些人不是从全体人民的利益出发来打倒“三大主义”，而是站在敌对的立场，企图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
有些荒谬言论，简直令人难于容忍，应当给予严正的批评。
那末，目前这种反批评是不是“收”？
或者客观上是不是妨碍“争鸣”？
我认为不是。
不能否认，最近在正常开展的整风运动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歪风，这就是不许发表正面的意见。
这实际上是独鸣，而不是争鸣了。
所谓“争”，一定是各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互相切磋，使得真理愈辩愈明。
而反面意见的一家独鸣，却决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
因此，对于这个问题，除了少数只许反面意见一家独鸣的人之外，一般决不会以为提出反批评就是要“收”，就会妨碍“争鸣”。
同时，我认为：
帮助整风的人，不仅是指出共产党的缺点，使其改正，可以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
而且，还可以通过互相批评，认识真理，使自己逐步提高，收到思想改造的效果。
在提高思想认识一致的基础上，达到进一步的团结。
我相信：
经过这次反批评以后，从团结愿望出发的“鸣”、“放”，将正常地继续开展；
在这次整风后，三大主义必定大大减少；
全国人民在思想认识更加一致下，将团结得更紧密；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将获得更快的速度。

李世璋驳斥黄绍竑的错误言论，他认为：
强调缺点低估成绩是混淆是非
一，关于社会主义法律问题
最近在帮助中共整风运动中，有的同志谈到国家的法律问题。
好像我们国家一切错误和缺点都是由于没有完整的法律所产生的，似乎法律是超政治超阶级的，以往没有成套的法律，党员就犯了错误，工作就出了乱子。
我认为这样的观点是不合乎社会主义原则的。
我们应了解，法律与政治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国家的政治措施可以经过法律的形式获得表现，并借法律的力量变成现实，法律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
法律以保护这些利益为自己的基本任务。
把法律和政治分裂起来、对立起来的观点，实质上是资产阶级通过宣扬法律的公正性超然性来混淆社会主义的法律观点、削弱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这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解放几年来，是不是没有完整的法律就阻碍了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呢？
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由于有了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政策，由于有了根据政策所规定的一些纲领性的法律，我们不仅摧毁了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使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真正当了家作了主，而且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不断的改善，我国的国际地位也获得了空前的提高。
这正说明了我们虽然没有完整的法律（当时也不可能有完整的法律），但仍然维护了人民群众的阶级利益，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
这难道可以说没有完整的法律就是一切犯错误出乱子的根源吗？
如果说犯了错误出了乱子，那就只能说农民不该斗地主，群众不该镇压反革命。
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需要逐步建立完备的法律，才能更好地保障公民的权利。
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还不够及时，许多急需的较完整的基本法规，如刑法、民法、诉讼法等还没有制定出来，我们的检察、公安、法院等国家机关，在贯彻执行法制方面的工作上也还有缺点，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还有的同志把目前审判质量不高发生错判案件的原因也归罪于法律的不完备，这种看法也是主观片面的。
虽然有的案件是根据政策条例来判决的，还缺乏法规的依据，但不能说判错案件就完全是没有法律根据所造成的。
我们不能设想到将来民法刑法制定后，就没有错判的案件，基本问题是如何提高审判、检察人员的政策水平和法律业务知识。
单纯地把错判案件说成是没有成文法律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二，关于“强调成绩，掩盖错误”的问题。
黄绍竑先生说：
“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成公式，……这样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造成更多错误的危险”（见5月17日人民日报）。
这是一个颠倒是非的说法，一个十分有害的观点。
因为：
（一）谁也没有因为强调了成绩，便掩盖错误，只是说要把成绩和错误都估计得恰如其分。
国家机关年年进行自我检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检查），目的就是为了纠正错误，国家机关工作报告中检讨错误，写下“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个别的”这几个字，不知道要分析多少材料，开多少会，花费多少辛勤的劳动，决不能说是公式。
这次党进行整风又是一个大检查，怎么能说是掩盖错误呢？
（二）黄先生这几年下去视察工作，发现了一些问题，这对于帮助政府纠正缺点是好的。
但因此便说政府部门掩盖缺点，既不公道，也不谦虚。
黄先生可能手上拿了一些案子，但应了解，各级检察机关、国家专业监察机关和党的监察机关，天天和缺点错误作斗争，估计每年要处理不下数十万的大小案件。
难道这些机关的工作都是为了掩盖缺点吗？
我在国家监察机关工作，如果这样抹煞一切，我是不服的。
不过，我也承认，这些机关的工作都还有缺点，需要我们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
（三）黄先生把司法方面的缺点错误所造成的后果，说得太黑暗阴森，十分可怕。
说什么“百分之二、三的错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我们的司法工作还有缺点，是事实。
但是，黄先生是现任人大常委，对我们国家宽待反革命家属的办法应该是知道的。
这些办法，详载于原政务院“关于没收反革命罪犯财产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宽大处理和安置城市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决定”等法令指示中，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在工作和就业方面，和一般公民有同样的权利；
如果没收反革命分子的财产，也要保留供给家属生活的一部分，如果反革命分子家属生活无着，也可以得到一般居民同样的社会救济。
这恐怕是古今中外很少有的仁政，而黄先生却要把它说成是“多少人家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我曾参观一些劳改农场，劳改犯人甚至可以把家属接去同居，他们是怎样的“流离”，怎样的“失所”呢？
（四）黄先生不满意“国家经济建设有百分之二、三的错误”，这是一种唯心论的观点。
这等于说人的认识要百分之百的反映客观实际，料事如神，一点错误也不犯。
我看黄先生自己也作不到。
当然，错误是应该尽量避免的，但不能说一点错误也不许有。
若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反对主观主义呢？
（五）黄先生又主张把“错误、偏差放在成绩的前面，把成绩说得保守一点，才是巩固的、有后备力量的”。
如果事实上错误、偏差是主要的，我也同意。
如果事实并不如此，那么就应该成绩是成绩，缺点是缺点，恰如其分。
把不是主要的偏差、错误硬放在成绩前面，是一种混淆是非、扰乱人心的作法。
为公平正直的人所不取，老百姓也不答应。

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驳斥右派言论
社会主义原则绝对不可动摇
本报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小组在12日上午继续举行扩大会议。
会议由李济深主席主持。
参加会议的有四十多人。
在会上先后发言的有熊克武、刘文辉、章友江、陈铭德、程潜、陈其瑗、李世璋、李俊龙等人。
熊克武说：
过去没有党的领导，决不会有今天的新中国；
今后没有党的领导，也决不会有将来的社会主义祖国。
熊克武在发言中说，近来，对党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的偏了，甚至堕入邪道，非马上纠正不可，否则会造成不良后果。
他说，有些人只许自己“放”，不让别人“放”，这叫什么“齐放”？
只许自己“鸣”，不让别人“鸣”，这叫什么“争鸣”？
至于只许说坏的，不准说好的；
只许讲反面，不准讲正面，那更是不公道的。
我们应实事求是，不能一笔抹煞。
尤其不可的是，把个别的坏人坏事，据断全党都是坏人坏事，这就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这样看问题，如果是由于思想方法的片面性，要改正；
如果属于别有用心的诬蔑歪曲，我们就必须进行严肃地反批评，不然便没有是非，没有立场了。
熊克武说，有些人要取消党的领导，要否定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不是帮助党整风，而是陷入了严重错误的泥坑。
必须认清楚：
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符合六亿中国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是绝对不可动摇的。
过去没有党的领导，决不会有今日的新中国，今后没有党的领导，也决不会有将来的社会主义祖国。
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只有回复到悲惨的旧中国的死路去，全国人民是决不答应的。
章友江发言中谈到，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说法，是反动思想，因为它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
他说，“党天下”的含意有四。
一、污蔑共产党垄断、包办了政府；
二、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政府；
三、“党天下”还意味着反对党的领导；
四，反对社会主义道路。
对于这四点，章友江一一进行了批驳。
陈铭德说：
反批评也应该在和风细雨的气氛中进行。
陈铭德在发言中，首先对“恐吓信”加以痛斥。
他说，从卢郁文所收到的第1封恐吓信的措辞以及写信人所采取的卑鄙手段，可以肯定写信人是害怕这次整风运动会使得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他认为这种人很可能是反革命分子。
他说，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提醒全国人民不要忘了在我国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是十分必要的。
随后他谈到，在“鸣放”中出现的一些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不论其错误程度如何，究竟还是在桌面上公开讲出来的。
对待这些言论，应该与写恐吓信这样的破坏活动分别看待。
他说，在这些言论中有些是恶意地歪曲事实，对党含有敌意的，应该加以严正的驳斥。
另外一些则是立场模糊，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了资产阶级观点的，应该帮助他们提高觉悟，认识错误。
他认为这类言论反映的思想虽属反社会主义的，然而还应算作人民内部矛盾范畴之内的错误，对于他们还应适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平心静气地说理，使犯错误的人容易接受批评。
反批评也应该在和风细雨的气氛中进行。
他认为近几天来报上发表的对错误言论进行具体批评的文章和发言，很多都是符合这一精神的。
然而还有一些在进行反批评时，脱离了有的人原来提出意见时的具体条件，或者把一些原属错误意见加以进一步引申、夸张，这样就可能使发表错误意见的人难于认识自己的错误，客观上会增加人们的顾虑，对“鸣放”的继续开展，可能起着消极的影响，这是需要注意的。
陈其瑗说：
如果没有成千成万的“特殊材料”，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陈其瑗发言中说，他不同意有人把“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说成是产生特权思想的根源。
他说，斯大林这句话并没有错。
他举出在国内第1次革命战争时期他所接触过的和共同工作过的一些共产党员和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业迹，举出几年来在工厂、矿山、机关、学校、团体中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处处起带头作用的共产党员，说明共产党员确实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他说：
“特殊材料”是我国民族的精华。
在历史上许多爱国英雄也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们可生即生，可死即死，舍生取义，毫无犹豫。
共产党员继承了我们的民族传统，并且发扬了这种传统。
他认为如果没有成千成万的“特殊材料”，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也很难设想社会主义的幸福会自天而降。
陈其瑗还对那种认为“党性有时会派生为宗派主义”；
“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的荒谬言论以及那些宣扬“三反、五反、肃反一团糟”的分子的谰言，也进行了驳斥。
李俊龙在发言中谈到，民革帮助共产党整风，要使所有的人的心里话都讲出来，这是主要的一面，要掌握这一精神。
同时，对不正确的言论，应该允许反批评，但在反批评的时候，要搞清事实，分清是非，以理服人，不要拿帽子压人。
否则对被批评者没有帮助，对整风也没有帮助。
他还谈到，民革中央小组历次会议上的发言，是健康的正常的。
刘文辉、程潜、李世璋在会上发言全文另发。

中国致公党中央扩大座谈会
继续驳斥反社会主义的谬论
本报讯中国致公党中央召开的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扩大座谈会，于11日下午继续举行。
陈其尤主席说，我们帮助共产党整风，可以结合我们的业务来提意见，对社会上一些不正确的言论，应予冷静的分析批判，从而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
胡新民认为帮助共产党整风，是为了清除“三大害”，不要为若干谬论所混淆。
严希纯在发言中说，对那些不正确的言论应予分析清楚，弄明是非，然后批判，使人心服。
思想问题，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他说：
我们应该相信，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是有无限威信的，它为六亿人民所坚决拥护。
我们坚决拥护共产党，我们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片面的论调，不合事实的谬论，甚至别有用心的人的危言，是绝不会动摇我们绝大多数人的这种信心的。
雷沛鸿说：
目前在帮助中共整风运动中，有些人的若干批评是不公正的，是荒谬的，我们应该反对。
有些论点是要取消党的领导，这是不可想像的。
就整风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整风，别的阶级政党，也不可能敢于在广大的群众中揭露自己的缺点，要求群众批评。
整风也就是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没有共产党，难道还有什么社会主义事业吗？
不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想法是奇怪的。
工人农民对葛佩琦的批评是正确的，不是他们有所偏爱，事实说明必须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能建成社会主义事业。
陆绪熙建议改善保密制度。
尤其是国外公开的科学论文，更不需要用秘密的方式保管，这会阻碍我们要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科学水平的要求。
黄鼎臣认为章乃器等的言论的观点方法是错误的。
官僚主义是工作作风的问题，绝不能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中仍然有错误的工作作风——官僚主义，就将社会主义制度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比拟，好像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坏。
这是错误的。
储安平“党天下”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如就他的逻辑来说，好像“三大害”就是由于“党天下”所产生。
这一论点抹杀了事实，是完全睁开眼睛说谎话。
几年来国家大事，没有不是经过反复协商然后决定的。
就以现在的事实而言，国务院的部长就有十五个非党人士，至于副部长级的那就更多了。
所以“党天下”根本不是事实。
他们的这些荒谬论点，关键在于他们的立场观点的错误。
至于党组和党委会在机关学校中保证党的方针任务的贯彻，已起了极重大的作用，这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必要的。
过去产生的一些偏差，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不是党组或党委本身不好，而是工作中的缺点。
整风就是要克服这些缺点，但不是要否定党的作用。
会议仍将继续举行。

全国工商联常委会决定商同民建会联合发指示
批判章乃器思想澄清工商界视听
本报讯全国工商联第2届执委会常务委员会第2次会议昨天决定商同中国民主建国会联合发布一个指示，分析批判章乃器近来发表的一连串错误言论，以澄清工商界人士的视听。
出席这次会议的常务委员，有一部分人兼任民主建国会常务委员。
昨天在会上发言的有陈叔通、李烛尘、盛丕华、胡子昂、毕鸣岐、乐松生、陈经畬、黄长水、胡厥文等二十八人。
他们认真地分析了章乃器错误言论的严重性，指出了发表联合指示的必要。
乐松生发言说：
章乃器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已经发生了很坏的影响。
北京工商界短期讲习班里有些学员已受到了迷惑，错误地认为章的意见是代表工商界人士的思想。
有一个组的学员甚至不愿再接受思想改造了，说什么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看法是教条主义。
我认为工商界人士应该学习最近人民日报的有关社论，辨明是非，给章乃器的反动思想以恨恨地批评。
胡子昂说：
章乃器的错误不是偶然的。
去年民建会二中全会上，大家对他的错误曾进行过帮助和劝告。
最近我还同他进行了争论，但他一直坚持错误的观点。
“脱胎换骨”本来是形容资产阶级思想改造的很形象的比喻，章却引用成“抽筋剥皮”，以危言耸听。
重庆一些工商界人士又给加上“只有第二辈子作好人了”的结论，很不利于改造工作。
胡子昂认为：
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正处在“瓜将熟；
水将到”的时候，章乃器认为，现在资产阶级分子同工人阶级分子已经没有区别了，这是摘未熟的瓜，拆水还没流到的渠。
这就是取消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
因此，我们应该对这种错误思想给予严肃的斗争，不能让它流传开来。
苗海南说：
章乃器的言论在工商界中已引起了坏的影响，工商联领导上应该赶快起来加以驳斥。
我们一方面要赶快写文章、发指示，澄清工商界的思想。
另一方面，大家再对章乃器进行一次同志式的帮助。
朱继圣说：
在这次帮助党整风中，最使人不满意的，是章乃器等借机向共产党进行攻击。
我们不能接受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章乃器针对我们资产阶级有动摇性的弱点，向我们灌输资本主义思想。
章认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没有不同，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已不存在，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等言论，都是在制造工商界的思想混乱，借机贩卖他的资本主义思想。
我们要批判章的言论，同时还要继续帮助党整风。
王光英揭露了章乃器所运用的阴谋手法。
他说：
从章乃器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阴谋鬼计有：
一、给同他辩驳的人乱扣帽子，说他们是教条主义者；
二、打、拉的战术，拉李康年、毕鸣岐，打击积极分子；
三、他的言论是挂羊头卖狗肉。
文章开头引毛主席的话，下面贩卖他自己的思想。
他是一贯贩运官盐加私盐，手腕很巧妙。
他毒辣地想把革命的阶级观点推翻，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推翻。
他说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就是要神化资产阶级，魔化工人阶级。
陈经畬说：
章乃器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
他不但是给工商界帮倒忙，而是在陷害我们。
章乃器是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又是民建领导人，有些工商界人士相信他的话，我认为对他的思想加以驳斥很重要。
只有对他的思想逐一加以分析，才能达到教育工商界的目的。
买买提尼牙兹哈热说：
我们的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我认为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应该严厉加以制止。
我们工商界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任何人都不能使我们离开这个光明的道路。
我希望民建总会和全国工商联早些把指示发下去，表示我们的意见。
毕鸣岐说：
王光英说章乃器拉我。
我要说明，我的思想和章乃器的思想不同。
我的思想是要加强资产阶级思想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的思想则是要把我们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他说资产阶级无两面性，我说有。
我说定息是剥削，他说不是。
他同意李康年定息二十年的意见，我不同意李的意见。
他说资产阶级没有了，我说还存在。
我要走社会主义的路，他要走资本主义的路，他和我是有本质上的不同。
章乃器拉不拉我是他的事，我有我的思想。
李烛尘说：
章乃器的思想，是原则性的错误。
这次暴露了他的思想体系。
他的思想体系是反社会主义的。
这次应尽量地、无情地加以批判。

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座谈
坚决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本报讯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北京大学副校长江隆基在昨日下午邀请了三十多位教授、讲师举行座谈会。
大家对目前整风运动中校内外出现的一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作了批判。
朱光潜教授说，目前整风运动中，有一些人发表了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这些错误言论，已经发生了很不好的影响。
我们必须明辨是非，使整风运动向健康方向发展。
邵循正教授说，我们学校里一边搞整风，一边出现了一些错误的言论。
在我们学校以外，也出现了如葛佩琦、储安平的错误言论。
对这些言论要加以批判，才能明辨是非。
我认为费孝通对待荒谬言论的态度是非常错误的。
他只说应该认识错误，但另一方面又说这样的言论也是运动中难免的。
这些话也说明了他自己抱着什么态度。
至于我们学校中出现的一些错误言论，我认为也是应该加以批判的。
闻家驷教授说，我认为对目前全国范围内所出现的一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如果人民日报不发表社论来反批评，那报纸本身就失去了立场。
我认为人民日报的社论讲的好。
对于这些发表破坏性的言论的人，我真要问他们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讲话。
党要我们在整风中帮助党提意见，我们就要站稳立场，提高警惕，对这种仇视社会主义的破坏性言论一定要进行反批评。
芮沐教授说：
对于目前出现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如不及时加以驳斥，使人们认识这种言论的危害性，那就会造成混乱，是非不分。
芮沐说，今后党外人士不仅应当继续向党提意见，而且有责任积极帮助党明辨是非，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驳斥。
我们必须边整风，边明辨是非。
他说：
费孝通先生的态度到现在还是不太清楚的。
他说他“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真不知道他忧的是什么。
王铁崖教授说，葛佩琦的共产党亡了，中国也不会亡，储安平的组织联合政府，章伯钧的设立政治设计院，等等说法，北京大学里的所谓“自由主义者宣言”，都应该批驳。
这不是除三害的问题，这是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问题。
龚祥瑞教授说，大家喜欢谈资本主义民主，在英美大学读过书的人可以对比一下：
在那些国家里，有没有如我们这样民主自由的条件？
学生能不能对校长、教师提出这样尖锐的批评？
他说：
目前要回击反社会主义言论，就是为了要帮助整风。
如果不这样做，群众帮助党整风的自觉性、积极性是会受到挫折的。
座谈中，申又桭、李继侗、邢其毅、黄昆、张青莲等教授都一致指出，对目前学校中出现的一些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应该加以批判，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树立良好的学风和纪律，使学校的整风运动向正确方向开展。
座谈会将在13日下午继续举行。
又讯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继续邀请教师座谈。
会上，许多人对学校内教师葛佩琦、王德周的错误言论进行了驳斥。
汪同祖说，葛佩琦、王德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论调，引起工人、农民的不满，知识分子至少要把他们看作“害群之马”。
尽管葛佩琦一再就他的论点作解释，但是他的错误论调是很明显的。
吴景超在发言中除了对于葛佩琦、王德周的思想进行分析以外，并且以自身的经历反驳了葛佩琦的错误言论。
他说，我这几年有许多机会与工人、农民接触，他们爱戴毛主席和共产党，认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现在美好的生活，也不可能有更美好的将来。
如果有人想推翻共产党，工农群众就会拿起铁锤、锄头来与他拚命。
庞景仁说，整风运动开始以来，党外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本着爱党、爱人民的精神，向党提出了意见，展开了批评。
个别人的态度即使有些冲动，但也没有离开团结——批评——团结的精神。
只有少数人是借着整风机会，来公开地大放厥辞，兴风作浪，企图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
知识分子要把立场放在那里，今天正是一个严重考验的机会。
对于葛佩琦、王德周的反动谬论必须予以驳斥，这样做并不失团结的精神，也不会影响“大鸣”“大放”。
因为团结是在一定基础上的团结，这个基础就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坚强信念。
那些仇恨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他们认为90％以上的共产党员都是“无恶不作”，因而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认为肃反不该杀反革命分子，“杀人者死，杀一人也要他死”；
认为现在不应是帮助党整风，而是“东家向经理算账的时候了”。
难道像这样的人会和我们有什么共同的立场？
我认为只有把这一点搞清楚，“放”、“鸣”才不会迷失方向，才会更健康、更有力地开展起来。
吴大琨在发言中首先批评了人民大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接着他谈到，对于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的言论应坚决予以驳斥。
他说，这样做是为了划清思想界限，使整风运动更健康地进行，“鸣”“放”得更好。
他说，有些人的言论是离开了社会主义原则的。
我同章乃器是没有什么私人意见的，但不同意他的言论。
他说，章乃器说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
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有区别，但工人和资本家是没有区别的；
还说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等等。
我认为这些话都是模糊了阶级立场的。
我与章乃器的争论，不是理论上的争论，而是两条道路的争论。
会上，发言的还有杨承祚、刘忆萱、许梦雄、李景汉等人。

国务院的党外人士同杨玉清展开激烈论战
新华社12日讯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召开的国务院非党人士座谈会上，国务院参事杨玉清对他在法学界人士座谈会上所说的“下轿”、“下台”再一次作了解释和说明。
在5月31日举行的那次座谈会上，杨玉清把这次整风运动叫作“下轿”运动，他说在北京的上级干部要“下轿”，有的还要“下台”。
杨玉清在8日举行的国务院非党人士座谈会上，他说他所讲的“下轿”等于过去的“下楼”、“洗澡”，“下台”只是要个别人换换工作。
杨玉清今天再次声明他在法学界座谈会上的发言有些“被误解”，关于“下轿”只是要脱离群众的共产党员到群众中去，“下台”只是从行政的角度希望个别的人换换工作。
杨玉清说有的领导同志说他是共产党的老朋友，要在整风中向党多提意见，所以才向党提出自己的意见。
他还说，在这次整风中他要做旧政协时代的张一麟，要“折党之角，批党之鳞”。
他的发言只是用语尖锐，不考虑后果。
杨玉清说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反对歌功颂德，只是说把歌功颂德造成一种文风是不很好的。
他认为有些大道理过去可以讲，今天可以讲，明天仍然可以讲，一定要抓住此时、此地的需要，现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登载了这一类讲大道理的文章，对今天的整风是不大适宜的。
杨玉清还以邹忌谏齐威王的故事来作譬喻，说是希望共产党能听不同的意见，甚至是刺耳的意见。
国务院参事李祖荫批评了杨玉清今天的发言。
他认为，杨玉清把自己提出的“下轿”解释成要共产党员到群众中去，“下台”解释成要个别人换换工作是强词夺理，与他自己的本意不符。
李祖荫说，杨玉清说自己好用古语，如“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等古语今用，就恰到好处，但杨玉清引用邹忌谏齐威王的故事，把齐臣邹忌的有所私的妻、有所畏的妾、有所求的门客，来比喻拥护共产党的广大人民群众，是拟于不伦，很不适当。
李祖荫认为杨玉清在法学界座谈会上的发言不是对党提意见的态度。
他说听其言而观其行，杨玉清对于党是仇视的，对于现实是仇视的，看不见今天蓬勃发展的建设事业，或者是虽看见而故作不知，所以提出“下轿”、“下台”的说法。
李祖荫认为在国民党时代是要反现状的，这样也是如实地反映了现实，但今天的现状大多数是好的，反现状的说法是不符合今天的现实的。
国务院参事王艮仲批评杨玉清引用邹忌谏齐王的故事实际上是丑化拥护党的人，丑化他们是邹忌的“妻、妾、门客”之类。
王艮仲说，言为心声，杨玉清在感情上对党的领导是对抗的。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员陈光尧在书面发言中，批驳了杨玉清所说的“折角批鳞”。
陈光尧说，在旧政协时代，张一麟先生以“折角批鳞”四字反对蒋政权，那是有事实为证的，也是对的。
但杨玉清今天竟然用这句话来形容他对人民政权的印象，这在他思想上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因为个别党员的某些不良作风不能代表整个的共产党，而党也不是恶龙那样冥顽不灵，所以杨玉清所用的“折角批鳞”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
国务院法制局的余鑫菇批评了杨玉清所说的今天的报纸不应该连篇累牍地登载讲大道理的文章的说法，他说，这些大道理今天必须讲，因为有些人钻党整风的空子，进行恶意宣传，工人农民与共产党血肉相关，才出来讲话，只许有人说“下轿”、“下台”，不许工人农民讲大道理，这样公平不公平呢？
我看是太不公平了。
余鑫菇还说，共产党把杨玉清当作老朋友，但杨玉清是否把共产党当作老朋友呢？
杨玉清提出“下轿”，并且说拥护党的人抬了轿子还不愿放轿杆，这样是不是共产党的老朋友在讲话呢？
余鑫菇认为现在对一些公开的反动言论予以驳斥，对一些用隐蔽方式支持和鼓励反动言论的话，也应该加以揭露。
国务院参事骆介子建议，要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对待一些不全面的、有缺点的善意批评与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言论，要分清界限；
严肃驳斥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对于发表不正确意见的人，有关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要尽量对他们进行教育帮助，甚至开展思想斗争；
高度警惕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注意“三害”，也要注意敌人，在把歪风邪气打下去的同时，继续贯彻大放大鸣的方针。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中国人民银行的宁嘉风、陈鸣一。
据新华社11日讯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今天召开的非党人士座谈会上，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黄元彬批评了陈新桂昨晚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小组会上的发言。
黄元彬认为陈新桂所说的“要是反革命分子，绝不讲报纸上认为错误的言论，他一定会讲共产党的成绩如何伟大之类”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有意诬蔑歌颂共产党伟大的人。
黄元彬说，陈新桂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这三个主义都是旧社会带来的。
既然这三个主义是旧社会带来的，因此要消灭这三个主义，正如进行思想改造一样，不是一天之内就能改好的。

在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座谈会上
章伯钧的错误思想受到批判
王忱心张申府不同意大家对章伯钧的批评
章伯钧希望对他的错误慢些作结论
本报讯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扩大）昨天下午继续举行座谈会。
会议由章伯钧主席主持。
在会上发言的有黄琪翔、杨清源、严信民、罗任一、李伯球、王忱心、张申府等七人。
除黄琪翔的发言以外，其他发言都是同章伯钧过去发表的言论有关的。
多数人对章伯钧过去的一些言论作了批判，同时，也有人提出了支持章伯钧的意见。
会议结束前，章伯钧在会上表示了对于反批评的态度和意见，并宣读了张云川给李伯球的一封来信。
杨清源认为章伯钧从工作方法上反对共产党领导，储安平从人事安排上反对共产党领导，错误同样严重。
在黄琪翔发言后，杨清源首先对章伯钧的错误言论提出了批评。
他说，章伯钧的言论有修正主义的倾向。
章伯钧参加过国家各项政策的讨论和制定，却说共产党对一切重大措施未经过民主党派讨论，是不合事实的。
他认为，章伯钧是从共产党的工作方法上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与储安平是从人事安排上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同样严重。
接着，他对章伯钧提出了两点意见。
他说，章伯钧所谓“政治设计院”的提法，是否有排斥和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思想？
是否有旧民主主义思想，应该自己检查一下。
其次，章伯钧这种错误思想由来已久，不是从现在开始。
今年他从国外回来以后，在言谈中就流露了认为共产党不民主的意见。
他在3月间党的会议上说：
对一个人，只让他住洋房、坐小汽车、穿呢制服、吃山珍海味，不许他独立思考，也会引起革命的。
这也充分表示他对党的不满。
严信民说：
章伯钧多少年来在言谈或思想上常常表现动摇。
接着发言的是严信民，他说：
章伯钧在今天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要大家站稳社会主义立场，服从党的领导并坚决对右派和极少数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这是完全正确的。
遗憾的是他对自己过去的错误言论的严重性重视不够。
由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民主人士，他在民主党派、中央人民政府以至光明日报，都居于领导人的地位。
尽管章伯钧说话的动机是好的，但是错误也是严重的。
然后，严信民就章伯钧所说的“政治设计院”、国务院会议上讨论事情时先交出成品的问题以及文字改革未经大家讨论等问题，都列举事实，进行了批判。
并说：
任何政治意见上的错误，都不会是偶然的。
农工民主党在章伯钧同志领导下从抗战期间一直到现在，在政治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政治路线上没有犯过大的错误；
但是，章伯钧个人，多少年来在言谈或思想上，却常常表现了动摇。
如不久前他曾常谈到的改人大和政协为“两院制”，那是追求英美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制度。
严信民认为，这种动摇的根源，一方面是阶级根源，即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思想；
另一方面是历史根源，即农工民主党在历史上曾经走第3条道路或中间路线。
罗任一在批判储安平的“党天下”的怪论时，提出两点要大家注意。
他说：
第1，储安平的话是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身份讲的；
第2，有人讲，储安平的话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他背后有人支持。
章伯钧同志是“光明日报”社的社长，对这应该特别小心。
李伯球说：
在一些政治关键问题上章伯钧常常助长或符合右派分子的活动。
李伯球在发言中，对章伯钧所说的“政治设计院”等问题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如果是从在共产党领导、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前提下，提出改进工作的方式方法的角度来看，是值得讨论的。
可惜章伯钧的发言对这一点说得很模糊，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李伯球说：
章伯钧过去领导我党同共产党合作，进而接受共产党领导，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今后还要进一步引导我党在共产党领导下对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从爱护社会主义事业、爱护我党的领导人出发，我们应该忠诚地对伯钧同志提出批评。
在我们党的工作中，伯钧同志一向是朝社会主义走，但是，他从理论上钻研问题的时候少，他有“两院制”思想；
在处理实际问题时过于凭主观感情出发；
在立场上、基本观点上也有二元论的成分，对革命群众的意见不够重视，对革命群众的主流常常估计不足；
对右派估计过高，照顾、纵容太多，没有同他们从思想上、政治上划清界线，没有采取又斗争又团结的办法，在一些政治关键问题上，常常助长或符合右派分子的活动。
王忱心说：
章伯钧的发言没有一条是原则性的错误。
王忱心在发言中对会上某些人士的发言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他说：
一，章伯钧关于国务院讨论事情先拿出成品是形式主义的意见，我认为是不完全妥当；
可是，杨清源说，他提这样的意见就是旧民主主义思想，我也不同意。
什么是旧民主主义呢？
是假民主，欺骗人民的民主，实际上人民没有民主权利。
章伯钧提的意见，并不是要这样的假民主。
二、章伯钧说文字改革没有经过讨论，也有人说这不是事实。
其实，讨论过的是改革文字的文字方案，至于“文字要不要改革”，的确是没有经过讨论的。
三、有人说，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有脱离共产党领导的思想，我也不同意。
设计院是参谋机构，并不是领导机构。
铁道部和其他各部都有设计院，难道这些部就是脱离共产党的领导了？
四、有人说章伯钧说话太随便，我也不同意。
同志间随便谈的话，不应该引为批评的根据。
同志间谈话本来就不该摆出严肃面孔，使人莫测高深，就像有些人批评某些共产党员的那样子。
章伯钧有缺点，这是事实。
他是我们党的最高领导同志，树大招风，随便谈话是有些不好。
但是，也不能把这缺点提得太高。
五、罗任一说，有人说储安平背后有人支持，要章伯钧同志小心。
我认为：
人家可以那样说，我们可以不理。
储安平身兼数要职，又不是三岁小孩，说话还需要谁来支持他，那就太可笑太幼稚了。
六、李伯球说章伯钧摇摆不定，我也不完全同意。
章伯钧在小事上是有些随随便便，在大事上是从来不动摇的。
他举出章伯钧在抗日时期曾拒绝蒋介石的引诱，作为例证。
他说，我个人看，章伯钧同志的发言，多少有些问题，可是没有一条是有原则性错误的。
因此，应该和风细雨地商讨，不可一下子提高到原则上来看。
如果不实事求是，一切都要乱了。
张申府说：
章伯钧的发言太随便，说话不太多考虑。
他认为章伯钧的立场不够百分之百坚定，但也够百分之九十五的坚定；
关于章伯钧所说的组织“政治设计院”的意见，他认为还是值得考虑的。
章伯钧的发言
在座谈会结束前，章伯钧作了发言。
他说：
“我今天是第1次参加农工民主党的座谈会。
昨天我就考虑了各方面的朋友对我的批评，想作一次发言，作个检查。
今天上午约黄琪翔到我家里问他开会的程序，问我可否发言。
黄琪翔让我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9日我在中国民主同盟的座谈会上有个谈话，今天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代论，另外还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民主同盟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谈民盟动向究竟是什么。
稿子已送光明日报，因写得不十分周到，又抽回来了。
“我的精神如此，欢迎所有爱护我的朋友，从思想上、作风上对我批评，让我知道错误到什么程度。
我的地位不同，在党内服务很久，欢迎一切善意的批评。
今天所有的同志对我都有批评，非常感谢。
我不是文过饰非，而是要学习民主，要有“动心忍性”的风度。
“我过去发言有三次，一次是在交通部谈话，人民日报上已登，在公路报上也登了；
另外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有两次谈话，一次是代表民盟谈话，一次是发表我个人的意见。
我认为在这几次会议上曾经谈到‘政治设计院’、国务院会议程序拿出成品和文字改革问题，此外提到国务院机构下的各办各委应当改变，权放在各部会，多发挥管理机构的作用。
谈这些问题主要是个人想对国家提出贡献；
可是有些朋友们指责我说错了。
“对这些问题我是有意见的，不是凭灵感和一时高兴；
但是语焉不详。
可能是犯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违背党的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
但这错误要等我加以说明以后再作结论，这才比较合乎民主精神。
我在民盟小组会上也说过我犯错误可能很严重，也可能不那么严重，但不作辩论。
因为，马上就辩论，就等于抗拒批评，不合民主精神。
打球有球规，你打来，我打去。
“政治设计院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自己还没加以说明，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因此还希望同志们继续提意见，我要考验自己，用‘动心忍性’的功夫，克制自己，锻炼民主风度，请老师。
今天会上只有黄琪翔没有涉及我的问题，美中不足。”
（这时黄琪翔插话说：
“没想好。”）
章伯钧接着说，政治设计院到底是什么还没有说出来。
（这时黄琪翔又插句话：
“所以我不能提意见。”）
章伯钧接着又说：
“我那个政治设计院可能是有代表性的错误。
最近有朋友告诉我，有许多的学校和机关的一些人提出来要参加‘从设计到施工’，要党退出学校这一类荒谬的言论，恰与我所说过的政治设计院问题，看起来有相似处。
等大家谈完了，我思考成熟了，再谈或者写文章。”
章伯钧说完话，又宣读了正在郑州为农工民主党发展组织的张云川寄给李伯球的一封信，信上并指明要给章伯老看一看。
张云川的来信大意说：
“看到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登着农工民主党中央座谈的消息，一看内容，不是对共产党提意见，帮助整风，却变成了对张云川提意见，成为农工党整风，甚觉稀奇！
你们要求我来郑州干事，在我不在座没有机会发言的情况之下来批评我，也令人很觉得那个。”
章伯钧说，“对于张云川的来信，我想解释一下：
第1，不是农工民主党党内整风，是帮助中共整风。
他也有回来说明的机会，有民主的平等权利，请秘书处写信告诉他：
安心工作。
第2，我们党内整风的问题，仍然按照各民主党派同中共协议的精神，只帮助中共整风，我们党内暂不整风，将来再说。
现在批评我，是纠正帮助中共整风中发生的偏差。
像打球，一次只能打一个球，如果同时又打一个球，就打乱了。
谢谢大家发言，对我的指教。”
在这次座谈会上，黄琪翔、李伯球、严信民、罗任一、张申府等还对如何帮助中共整风，并且对一些错误的言论进行了批判。
黄琪翔说，对于葛佩琦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希望人民大学和教育部门的领导人吸取足够的教训。
黄琪翔还说，储安平和陈新桂的荒谬说法，是找不到市场的。
他着重对陈新桂的谬论作了批判，并表示不同意张云川的错误言论。
李伯球、罗任一和张申府、严信民等对储安平和陈新桂的怪论也提出了批判。

半月农情
小满（5月21日）——芒种（6月06日）
这段期间，各地农事活动的基本情况是：
以水稻生产为主的长江以南地区，一般都在积极进行早稻田间管理工作，部分地区在栽插中稻，不少地区为栽插晚稻作准备；
长江以北地区的夏收夏种工作，已经陆续开始。
夏收夏种陆续开始
各主要冬小麦产区田野一片金黄，夏收夏种工作陆续开始。
江苏、湖北、安徽等省的麦收工作，已进入紧张的阶段；
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的麦收工作也已经逐渐展开。
在麦收中，各地一般都努力作到快割、快运、快打，并注意颗粒还家，还注意了同夏种工作紧密结合。
湖北襄阳县牛首乡黄丰、五星等四个农业社，采取边割、边犁、边种的办法，两天割麦七百多亩，并抢种了四百多亩芝麻、粟谷。
为帮助农民及时地进行夏收夏种工作，各地省、专、县的领导机关，还抽出大批干部下乡，留在机关的干部也到驻地附近的农业社，帮助农民收麦。
加强早稻田间管理
南方各省的广大农民，正积极进行早稻的田间管理工作。
有些农业社，为使早稻棵棵苗壮、亩亩丰产，提前进行耘草和追施暖性肥料。
广西容县专区各农业社，还提出要在禾苗装胎前大量追肥。
在加强早稻田间管理的同时，除一部分地区在栽插中稻、一部分季节较早的地区在栽插晚稻以外，不少地区在进行晚稻栽插的准备工作。
福建南平专区占水稻面积80％的单季晚稻田里，已经陆续插下了秧苗。
四川省有些地区还推行在玉米行间育秧苗的办法，来解决晚稻秧地没有留足的问题。
当前出现的问题是：
有的地区水稻秧苗生长得并不怎么好，烂秧现象还比较严重，肥料也很缺乏。
消灭撩荒地和缺苗地
在我国的北方地区，春播工作已经结束或接近结束，目前正是大秋作物出苗生长的时期。
有些地区在春播工作基本结束后，还深入检查了播种情况，发现有撩荒土地的现象。
许多地方分析了具体原因，采取了鼓励把撩荒地种上的措施，已有很好的效果。
吉林东辽县有些农业社利用撩荒地和地边、场院等闲地，种植了各种油料作物。
河北、山西等省的不少地区普遍地开展了查苗补苗工作。
烤烟苗成长情况良好
今年，全国烤烟的种植计划为五百四十五万九千亩（比去年略有减少），除个别地区完不成种植计划外，估计大部分地区可以完成。
当前，西南各产烟省的早烟，已开始移植；
北方烟区烟苗已间过两次，禾苗生长情况良好；
福建永定的冬烟已经开始烘烤，预计可比去年增产四成左右。
在种植烤烟中，各地进行了烟区的调整工作。
山东、安徽、云南等省，都适当地缩减了集中烟区的种烟任务，并发展了新烟区；
河南省把部分低洼地区的种烟任务，调整到其它地区。
目前，烟区存在的问题是肥料和烤房不足。
向水、旱、虫灾作斗争
05月份以来，华北、东北、西北部分地区因为降雨量少，曾经影响到春播作物的播种和幼苗的成长；
广东、福建两省的部分地区，则因为连续遭到暴雨，使部分农田受淹。
上述地区的农民，在当地党、政领导机关的大力领导和扶持下，都积极地向旱灾、水灾进行了斗争，战胜了灾害或缩小了灾害。
最近，华北、东北、西北不少地方已普遍降雨，旱象已有缓和，这些地区的农民正在积极补种和抢种。
由于今年上半年气候有些反常，部分地区降雨量又少，各种农作物病虫害比往年发生得早。
到目前为止，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山西、辽宁、青海、新疆等地部分地区，已出现蝗蝻、螟虫、粘虫、红蜘蛛、蚜虫、立枯病、炭疽病等危害幼苗。
这些地区的广大农民，正采取各种有效方法，大力扑灭和除治。
整风、生产两不误
正当紧张的夏收夏种季节到来的时候，各地县以上机关的整风运动已经逐步展开。
为了作到既不误整风又不误生产，不少省、专、县的领导机关，都根据当地具体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安排。
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凡有夏收夏种任务的专、县两级和省级有关部门的整风检查，推迟到7、8月前后进行。

国务院关于做好夏粮征、购工作的指示
各地夏收新粮（包括小麦、元麦、大麦、蚕豆、豌豆、早稻等）即将陆续登场，做好夏粮征、购工作，是当前农村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为此，特作如下指示：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夏粮征、购任务应该及时下达到农业生产合作社（户），农业生产合作社（户）完成国家夏粮征购的任务数，为全年应该完成的国家粮食征购任务的一部分，在秋粮征购时统一合并结算。
二、夏粮征、购工作必须同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的夏收分配工作密切结合进行。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夏收分配工作中，对粮食的分配，应该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1956年11月21日关于当前粮食工作的指示中规定的粮食分配顺序，即：
农业生产合作社先按实际需要留足种籽；
保证完成国家的夏粮征购任务；
按照粮食“三定”时规定的用粮标准，留给社员口粮（需要留牲畜饲料的地方并留饲料）。
计算社员留用夏粮的消费时间，一般以能接上秋熟为原则；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比重较大的地方，计算留用夏粮的时间可以适当放长一点；
具体留粮消费时间和留粮数量，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规定。
凡是有余粮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留下种籽饲料和社员口粮以后，仍有余粮的，由农业生产合作社自由处理，在这个时候，可以对劳动强和出工多的社员给以照顾。
由于秋季年景未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进行夏粮分配的时候，必须作全年安排，并且要注意节约，既要防止浪费，又要防止社员之间分粮数量悬殊。
为了适当照顾群众粮食品种调剂的需要，各地粮食机关可以根据国家库存力量的可能，向群众换购一部分粮食；
在限于力量而不能照顾的地方，也应该向群众解释清楚。
三、在去年夏收当中，有些地方因缺乏经验，收割、打场、分配和征购工作结合得不好，以致发生很多问题，不仅造成了夏收作物的严重损失，还影响了国家的夏粮征购任务的完成。
因此，今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夏收过程中，应该有计划地一面向国家缴纳公粮和交售统购粮，完成夏粮征、购任务；
一面把应该分配给社员的口粮及时分到社员手里。
必须防止由于收获和分配工作组织的不好而造成损失和浪费。
国家粮食部门应该尽可能地及时派出检验人员深入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地帮助农业生产合作社检验粮食质量，正确贯彻执行依质论价的政策。
并且要认真做好优良种籽的检验、收购和保管的工作。
四、夏粮征、购工作必须与夏季农村粮食统销工作密切结合进行，同时做好。
过去几年的实际经验证明，夏粮集中产区在夏粮登场以后，秋粮登场以前，农村基本上不需要国家供应粮食；
对于少数缺粮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户），应该根据夏季粮食生产收获的实际情况，按照“三定”时规定的各项用粮标准，核定其接上秋季新粮期间须由国家供应的粮食数量，按照“何时缺粮何时供应”的原则进行供应。
五、在夏粮统购期间，必须加强国家粮食市场的管理工作。
凡属国家统购粮食的品种，在统购结束以前不得在市场进行交易；
统购结束以后，应该以县为单位宣布统购结束，允许群众相互之间进行有无调剂和品种交换。
与此同时，必须向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和个体农户说明，不许以口粮、饲料和种籽用粮去市场出卖或者移作他用，以后又向国家要求供应粮食。
对于以粮食进行投机买卖，从中牟利的非法行为，必须严格制止。
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工作。
一方面，应该向基层干部说明国家必须向农民征购粮食和农民有义务交售粮食的道理，具体地交代政策界限和工作方法，使他们充分了解国家夏粮征、购工作的重要性，吸取去年夏粮征、购工作的经验教训，认真克服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正确贯彻政策的基础上，努力完成夏粮征、购任务。
另一方面，应该教育广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和社员以及个体农户，使他们充分认识到节约粮食对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从而使他们在夏收时能够积极自觉地做到细收细打，颗粒还家，并且将粮食晒干扬净，完成国家夏粮征、购任务。
总理周恩来
1957年06月11日

搞好家务劳动支援国家建设
——蔡畅同志在全国职工家属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在这个会议上，大家对于家务劳动的意义和它与妇女解放的关系问题，对于如何帮助国家克服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问题，讨论得很热烈。
我现在就这两个问题谈一谈个人的一些意见。
家务劳动是光荣的劳动
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随着国家法律在实际生活中的逐步实现，人们的思想意识、习惯、社会风气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歧视和侮辱妇女被看成是不道德的；
男人尊重妇女，丈夫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妻子，才是高尚的。
新中国建立以前，我们职工家属和职工群众一同受压迫、受剥削，我们妇女更谈不到什么权利地位。
现在我们在家庭里，得到平等的待遇，过着互助互敬和睦团结的新的家庭生活。
我们在社会上同男子一样地作国家的主人。
很多家属当了街道干部、陪审员、人民代表。
现在全国的女职工已经达到三百多万，比1949年增加了六倍；
连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女社员，总计有一亿一千三百万工农劳动妇女参加了各方面的生产劳动。
社会上保护婚姻、家庭、母亲、儿童的风气已经基本上树立起来了。
我国妇女已经得到解放，但是不是在我国就没有妇女问题了呢？
不是的。
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的统治给予人们在思想习惯方面的影响，绝不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可以肃清的，比如旧社会遗留下的男女不平等的痕迹还没有完全消灭；
在一些人们的头脑中还有歧视妇女的思想和习气的残余；
比如像同志们说的，少数姐妹还受丈夫的歧视虐待，在社会活动中还会遇到轻视妇女的困难等等。
同时，我国当前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还不够高。
在这种情况下，妇女们的一些特殊困难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比如，妇女的文化知识，还跟不上男人。
这些问题都是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逐渐解决的。
首先是要依靠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地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更加提高，才能使妇女不仅在政治上、社会上和男子有平等的权利，而且在经济上文化上能逐渐和男子有同等发展的机会。
要达到这个目标，特别需要全国妇女自己的努力。
职工家属大部分是家庭主妇，是从事家务劳动的。
在旧社会。
剥削阶级看不起劳动人民。
不劳而食、靠剥削生活的人成了上等人；
一年到头辛苦劳动，用双手创造了财富的人倒被压迫被剥削，被看成下等人。
作家务劳动的人，就更加被人看不起了。
可是在新中国，情况就不同了。
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劳动成为最光荣的事情，一切对社会主义事业有益的劳动，都是光荣的。
职工群众参加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为全国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劳动；
我们职工家属进行家务劳动，搞好家庭生活，也就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一种劳动，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劳动。
因此也是光荣的劳动。
我们知道，农民、手工业者，当他们是个体经营的时候，他们生产劳动只为自己一家，他们家属的家务劳动，也只是为一个家庭的人服务；
可是当农民和手工业者参加了合作社以后，他们家属的家务劳动虽然还是为这一家人，但是她们的亲人的生产劳动已经是为了集体的劳动，所以这时的家务劳动，也就变成为集体服务的劳动了。
我们还晓得：
在旧社会生儿育女是为了自己一家的传宗接代，养老送终；
我们现在教养儿女就不单是为了这个了，还是为我们的国家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呢！
因为社会制度变了，家务劳动的性质和意义也就跟着变了。
家务劳动在新旧社会中的这种变化、这种区别，不是很明显的吗？
有人说，家务劳动没有钱挣，所以家务劳动没有意义，没有价值，而且不如社会劳动光荣。
这种看法对不对呢？
这是从表面上看问题，没有从实质上看问题。
我们想一想：
假如职工家属不给职工作饭、洗衣服，不再带孩子，这些事情都去雇人作，或者是买来吃，买来穿，不花钱能白白的得来吗？
反过来说，职工家属不在自己家里作家务活，到别人家去当保姆、大师傅，这样，她挣了工资回来；
可是家里得雇人作家务，你得给她工资。
这样，你离开自己的家去给她作家务劳动，她又离开自己的家去给你作家务劳动，看起来，都挣了工资，可是这又有什么好处呢？
难道这样就算妇女解放吗？
托儿所、食堂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服务的，在家里做饭带孩子，不也同样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服务吗？
同样的饭，同样的衣服，都是给职工吃的、穿的，为什么在食堂、商店里作饭作衣服同在家庭里作饭作衣服要有光荣不光荣的分别呢？
同样是抚育工人阶级的后代，为什么在托儿所带孩子同在家庭里带孩子要有光荣不光荣的分别呢？
这没有道理。
我们这回在北京开了会回家，一定要在全国各地职工家属中，还一定要在全国职工中，在社会上广泛地宣传这个道理：
一切对社会主义事业有益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重要的。
大家不论在什么岗位，在厂矿企业生产劳动的岗位上也好，在社会公共福利事业的岗位上也好，在家庭中的家务劳动的岗位上也好，努力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劳动，都是光荣的。
只有那些有劳动力，而不愿劳动，只图享受的人才是吃闲饭的，才是不光荣的。
我们说，职工家属们的家务劳动是光荣的，重要的，并不是就不要职工家属们参加社会劳动了。
职工家属们不但有搞好自己的家务劳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责任，同时也有在可能条件下，积极地参加社会劳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责任。
什么叫做社会劳动呢？
说得宽一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切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劳动，都是社会劳动；
所以家务劳动，也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
说得窄一些，所谓社会劳动，就是在家庭以外的集体生产事业或者福利事业中的劳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脱离家庭，和职工们一样地参加厂矿企业中的生产劳动，叫做参加社会劳动；
不脱离家庭，而是家属们在家务劳动之余，组织起来，团结互助，搞副业生产，办幼儿园、办托儿站，以至于办小学等等，也叫做社会劳动。
现在我们的国家还不可能要我们和职工们一样地去参加厂矿企业中的生产劳动，可是都非常需要我们发扬团结互助的精神，来积极地参加我们家属自己组织起来的社会劳动。
我们想一想，像这样的社会劳动，不是非常重要，非常光荣，非常需要我们去参加吗！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说一说在座的李昌炎代表等十几位男同志，你们是有着正确的思想，优良的品质的人。
当别人在说：
“男作女工，到老不中”的时候，你们勇敢地打破封建思想，根据家庭的情况，担负起自己应该担负的工作，帮助和鼓舞了女职工的生产劳动；
还在街道上担负了义务工作，为国家出了力量。
你们作得很好，不仅女职工应该感谢你们，大家也应该尊敬你们。
那些到现在还在轻视妇女，以不平等的态度对待自己妻子的人，在你们面前，应该感到惭愧。
他们应当向你们学习，改变自己对待妇女的态度。
加强团结克服困难
我国自从解放以来，在短短七年多当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现在我们处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团结兴旺的时代。
可是，我们的国家不是没有困难的。
当前国家的困难是什么呢？
总的困难就是生产的发展赶不上日益增长的人民生活需要的困难。
家属姊妹接触到的，有宿舍不够住，某些副食品脱销，子女升学不能完全解决等等困难问题。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困难呢？
是不是我们的生产发展得太慢了呢？
不是的，我们国家建设事业发展得很快。
但是，人民生活的需要一天天增长得更快。
拿物资供应来说：
粮食在1949年年产只二千一百几十亿斤，现在增加到三千六百几十亿斤；
将近增加了一千五百亿斤，棉布在解放前年产五千五百多万匹，现在增加到一亿七千四百多万匹；
可是还觉得不够用，为什么呢？
因为人民生活改善了，吃的穿的都要多些，好些。
我国六亿多人口，每人多消耗一尺布，一斤米，全国加起来就是个很大的数字，消耗量增加了，所以就有点紧张。
再拿子女升学来说：
解放以前工农子弟上不起学，现在很多人都上学读书了。
这当然好得很！
但学生增加得多，尽管新建立的学校不少，也还是觉得不够。
从这些问题看起来，大家就可以知道：
这些困难是胜利中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跟解放以前的困难根本不同。
幸福是不能从天上掉下来的，要靠劳动去创造，要想过更好的生活，就是要不断地扩大生产建设。
必须勤俭建国，增产节约。
管理国家也像过家庭日子一样，要精打细算、要全面打算，不能光管眼前，不顾以后。
现在国家每年积累的资金只不过一百多亿元，全国六亿人平均每人多花十八元，这一笔建设资金就没有了。
要是把积累的资金都用来盖宿舍、办学校、吃光、花光，满足一时的要求，那生产建设就不可能。
那就不光不能得到将来的幸福，眼前的生活也就保持不住了。
当然，国家还是要尽可能改善人民生活的，但人民生活只能慢慢提高，不能提高得太快，既要照顾到眼前，又要顾到将来，这就是人民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
各位姐妹们在会议上介绍了很多克服困难的办法，像团结互助、集资盖房子，解决了一些住宅困难；
开荒种菜，养鸡养猪，解决一些副食品供应的困难；
组织储金互助，解决某些人临时用钱的困难；
组织补习班，解决子女自学问题；
大量办托儿站、幼儿园，补充国家开办的托儿组织的不足；
生病、接生互相帮助互相照顾；
还有许多办法。
各位姐妹们办的这些事业贯串着用劳动克服困难的精神，贯串着运用群众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克勤克俭解决问题的精神，这些事业都办得很好。
你们埋头苦干做的这些事迹，正是发扬了工人阶级勤劳勇敢、大公无私的精神，体现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的品质。
有了这种宝贵的精神和品质，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社会主义的事业就一定能胜利！
现在有人想利用我们胜利当中的一些暂时的困难，企图破坏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这就是今天的那些右派分子。
他们闭着眼睛说，人民生活根本没有改善，比旧社会还苦，他们宣传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咒骂社会主义事业，宣传要延长资本主义剥削二十年。
这几天来，我听到姐妹们对这些错误言论挥泪怒斥，这种忍不住的愤慨心情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工人阶级长期艰苦奋斗、牺牲流血换来的社会主义，绝对不能让任何人来破坏！
任何人想把中国拖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重新压迫我们工人阶级，我们是绝对不允许的！
这不过是他们的妄想！

民主评议以人定量
——刘庄村分配社员口粮的办法
孙德增
刘庄村共有三个生产组，四十九户，二百一十口人，是河南省方城县唐庄乡第3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个人口较多的生产队。
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来，社员的食用粮都是根据三定政策的留粮标准，按照各户人口多少、不论年龄大小，平均分配的。
实行结果，往往是小孩多、劳力弱的户吃不完，大人多、劳力强的户不够吃；
年年夏秋两季吃粮超过定量，春季闹缺粮。
不久以前，中共河南省委提出“根据三定留粮标准，按照年龄大小、劳力强弱的实际需要，以人定量”的办法以后，大部分社员和干部都表示拥护，但是小孩多的户既怕自己吃亏，又怕减量过多不够吃用，主张仍然按老办法执行。
少数干部怕以人定量定的不准引起社员吵架，提议在队内少扣一部分机动粮，以少扣部分补助劳力和大肚汉。
他们认为这样做简单省事。
有的小孩多的生产组认为“队里评议，人多嘴杂”，主张粮食按三定留量分配到组，以组为单位互相调剂。
究竟采用那种办法好呢？
队务委员会认为这是关系到国家粮食政策与社员生活的大事情，决定提交社员大会讨论决定。
队委会首先向社员们详细讲解了国家的粮食政策，又介绍了各种办法的好处和坏处，让大家从有利生产、有利团结、有利节约粮食的原则出发，民主讨论决定分配办法。
国家给社员的留粮一般说是够吃用的，但是，为什么会年年春季闹缺粮呢？
大家首先讨论这个问题，并分析缺粮的都是哪些户。
经过讨论和分析对比，社员们一致认为这完全是平均留粮造成的。
就拿去年说吧，全队十几个小孩多、劳力弱的户，今春都有点吃余的粮食。
还有四户把自己吃不完的粮食送给了亲戚朋友，有五户出卖红薯；
但是大人多劳力强的十几户，今春都缺粮，由国家统销了一千多斤粮食。
为了解决粮食不足的困难，出外拾红薯、买红薯干的就有十二个劳动力，他们外出多则半年，少则01月，直接影响了生产，减少了农业社的收入。
另外，劳力强的户因为对平均留粮不满意，经常发牢骚，埋怨小孩多的缺粮户；
缺粮户因为常听“二话”，也很苦闷，生产情绪消极。
如去年秋季分粮食的时候，小孩较多的社员左春德家，一个刚满月的小孩也和劳力强的单身汉陈金友一样分粮食，陈金友气得五天没有参加生产，又和左春德吵了一架。
经过反复讨论以后，大家一致认为实行以人定量的粮食分配办法，不仅符合节约用粮精神，对于发展生产、加强社员之间的团结，也是有利无害的。
究竟以社为单位还是以队或组为单位互相调剂呢？
若以队为单位，各队小孩和大人的比例一般悬殊不大，如以组为单位悬殊就大了。
他们给第2、第3生产组算了一笔账。
二组小孩多，每个劳动力能平均分粮五百二十斤，第3组小孩少，每个劳力只能平均分粮四百一十三斤。
如以组为单位调剂，就不能充分发挥以人定量的作用，仍然解决不了社员之间吃粮多少的矛盾，所以决定以队为单位，以人定量，调剂分配。
怎样定量？
这是社员最关心而又非常复杂的问题。
根据社员的要求，他们首先召开了一个扩大队委会，吸收不同类型户的社员代表参加，又聘请了几个对管理家务、支配用粮有经验的壮年妇女作顾问。
首先根据年龄大小、劳力强弱的实际情况，本着吃多多分、吃少少分的原则，将不同人的实际用粮数量进行了分析研究，划等分级，提出了每级的一般用粮标准，提交社员大会讨论。
具体办法是这样的：
关于等级的确定：
根据社员人口年龄大小和实际用粮情况，共划了六个等级，一岁不吃粮或吃粮很少的小孩为第1级；
二至五岁的小孩，他们不参加劳动，一般是两个小孩的吃粮和一个强劳力的吃粮量相等，划为第2级；
六至十岁的小孩，除学生外，少数也参加体力劳动，他们的吃粮数量，约占一个强劳力用粮量的70％，划为第3级；
十一至十五岁的小孩，大部参加体力劳动，他们的用粮数量只稍低于大人，划为第4级；
有些不能参加体力劳动的老年人，他们的用粮数量和十五岁的小孩不相上下，也划为第4级；
参加劳动的男女青、壮年划为第5级。
鉴于体力强弱对用粮多少影响很大，经社员讨论，决定把劳力分成强、弱两等，分别给予不同补助。
对于单身汉，因独立生活，费粮较多，予以特别照顾，不再另划一级。
根据以上原则，全队人口按照年龄大小逐户逐人进行了登记。
每级一般用粮标准的确定：
这当中争执较大的是：
（1）小孩与劳力的留粮差别问题。
因为劳力的补助粮都是从小孩的留量上扣下来的，所以小孩多的户说“劳力能多分增产粮”，主张在国家规定的三定留量内少扣点就行了；
而劳力强大人多的户说“增产粮没把握”，主张用多少就留多少。
最后讨论决定既要照顾小孩，又要照顾劳力，既要照顾老年，又要照顾壮年，既要看到增产，也要看到减产，总之，以满足社员的实际用粮为原则，小孩可按实际需要留足留够。
具体规定第1级每人的一般用粮标准为一百斤，第2级二百五十斤，第3级三百二十斤，第4级三百八十斤，单身汉每人另外补助三十斤。
（2）岁数差别问题：
级与级之间，特别是上一级的最低岁数和下一级的最高岁数之间，有很多实际年龄只相差几个月，而留粮标准却相差百余斤。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扩大每级的留粮幅度。
具体规定在不超过三定留量的原则下，一个等级留量除一般标准外，还有最高标准和最低标准。
如第2级一般留量标准为二百五十斤，最低标准为二百斤，最高二百八十斤；
（3）参加劳动与不参加劳动的分别问题：
有些妇女按年龄应以劳力对待，但他们家务不忙，又长年不参加体力劳动（包括家务劳动）或因病不能参加劳动，大家意见只能按三定留量如数发给，不能按劳力享受补助。
十六至十八岁的男女青年，主要按其体力强弱、用粮多少，逐个评议。
对于那些体力较弱实际用粮不多、又不参加劳动的，也可按每人三百八十斤留粮。
（4）劳力强弱的分别问题：
情况非常复杂，很难机械规定标准。
如社员权兆峰，虽系壮年，但体力很弱，只能做些轻活，大家评议划为弱劳力。
又如社员卢同福，虽已六十九岁，但体力很强，用粮较多，所以划成强劳力。
划等分级的草案经过列榜公布，社员讨论确定以后，即根据大家自报的实用数量，算了一笔全队的用粮总账。
全队共有二百一十人，按三定政策，每人全年留粮标准为三百八十斤，共留粮七万九千八百斤。
按以人定量办法，一至四级各级共一百二十一人，根据各级一般用粮标准，总计需粮四万零二百八十斤。
全队强劳力四十八个，每人全年一般需粮标准为四百六十斤，共需粮二万二千零八十斤，弱劳力四十一个，每人一般需粮标准为四百二十二斤，共需粮一万七千三百零二斤，四个单身汉每人补助三十斤，共一百二十斤，以上共需粮三万九千五百零二斤。
全队以人定量结果，共需粮七万九千七百八十二斤，较三定留粮总数少十八斤。
分配办法确定以后，又按三分之一的比例确定了夏季每户的留粮数。
由于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了民主评议，这个队的以人定量工作只用四天时间便全部结束了，达到了户户满意。

“解放牌”新型公共汽车
这辆用“解放牌”卡车底盘改装的新型公共汽车，是上海市客车修理厂制造的。
外型朴素大方，漆有湖绿色和深蓝色。
上海市客车修理厂将在今年继续采用解放牌汽车改装一百三十辆左右的新型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来改善上海市公共交通运输。
粟宗泰摄（新闻日报稿）

通过整风推动增产节约运动
长春市委要求各单位全面安排工作，做到整风生产两不误
本报讯中共长春市委要求各级党组织通过整风，进一步推动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
市委提出了今年增产节约的指标、重点和措施。
在基本建设方面，以增产节约精神，修改了十个单位的基本建设计划，减少了五万一千八百平方公尺建筑面积的建设任务，共削减投资四百三十六万元。
在工业生产方面，根据全市绝大部分工业是加工性的企业、工业原料几乎全靠国家调拨和外地采购的特点，确定以节约原材料和改进产品质量为重点。
此外，在设备、资金和机构等方面，也提出了节约的办法。
采取这些办法，全市地方工业可增产八百五十万元，节约三百七十四万元，降低成本8.25％。
为了进一步推动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中共长春市委要求各级党组织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加强全市经济工作的计划性，特别要注意掌握和研究各种经济之间、生产与生活之间、生产任务安排与原材料供应之间、购买力变化与物资供应之间等等的比例关系，及时地加以调整。
并且要根据增产节约运动发展的情况，及时检查，调整计划，使计划更能切合实际，以便不断推动运动的深入开展。
二，组织全市性的生产协作。
根据各企业的任务、设备能力、物力等情况，组织全市的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手工业之间的生产协作，尤其是要组织有材料而设备不足的企业和设备能力有余但缺材料的企业之间的协作。
三，在全市范围内统一安排工业生产与基本建设材料。
对于国家调拨的材料，要按照轻重缓急，进行必要的调剂；
对于地方材料，统一分配，互通有无。
同时，在原材料的使用上，要互相协作。
四，逐步解决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方面的体制问题。
目前，全市整风运动正在开展，各单位要本着整风生产两不误的方针，全面安排工作。
通过整风，推动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
各级领导人要有步骤地解决在整风中发现的问题。
同时要以整风的精神，教育全体干部克服盲目追求大规模、现代化、机械化、正规化等脱离实际的思想，真正树立起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的优良作风。

世界和平理事会第2天会议
各国代表要求禁止核武器
新华社科伦坡12日电世界和平理事会6月11日上午和下午继续在科伦坡举行全体会议，各国代表的发言大都集中在禁止原子核武器问题上。
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英国的费尔顿夫人在上午会议上宣读了前印度总督拉贾戈柏拉查里的贺电。
贺电说：
“我们需要终止战争，我们需要拒斥军备，我们需要看到所有各国间表现出善意。
“我们希望看到原子核武器完全受到禁止，使没有一个国家继续制造它们。
我们不要任何试验性爆炸”。
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这次会议同以前各次不同，它没有制订固定的议程，代表们可以讨论任何他们认为是重要的问题。
上午第1个发言的是荷兰代表范多班。
他说，荷兰反对原子武器的运动在迅速发展。
他说，5月间成立的要求禁止核武器委员会已经要求荷兰政府发表拥护禁止这种武器的声明。
有一百位著名的荷兰科学家已经宣布他们要求禁止核武器爆炸。
著名的印度国大党议员、甘地信徒卡勒尔卡谈到他以前为什么拒绝参加和平会议，他说，“因为我认为，由于大国有确定不移的政策和压倒一切的力量，仅仅举行会议和讨论和平问题是不起作用的”。
但是他说，“现在我开始认为，蒙上帝的恩，软弱无助的人正在联合起来产生不可战胜的新力量。”
卡勒尔卡严词指责种族歧视和白种人优越的论调。
朝鲜代表团团长韩雪野说，美国官员和南朝鲜当局最近公开叫嚣要把包括原子武器在内的最新武器运入南朝鲜。
他说，南朝鲜军队还计划在南朝鲜建立美国导弹基地。
韩雪野在发言中揭露美国侵略集团在朝鲜制造另一次战争的阴谋。
韩雪野在谈到美国在冲绳群岛和台湾安置导弹的问题时说，“美国的这种行动是使远东局势紧张、使悬而未决的问题更加复杂的战略方针的一部分。
韩雪野支持苏联在停止核武器试验问题上的立场，并且要求美国和英国政府接受苏联建议。
日本平野义太郎教授在发言中介绍了日本争取和平、反对原子弹试验的斗争的情况。
接着他向会议提出了五项建议：
这次会议要求四大国举行会谈，就停止一切核试验达成协议；
支持德国和美国科学家们反对原子武器的声明；
动员议会政治家通过反对试验这种炸弹的决议；
这次会议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席位；
和平运动要尽一切力量组织各种形式的国际联合行动。
塞浦路斯代表波塔米提斯在会上呼吁，要求动员所有和平力量来帮助塞浦路斯获得独立。
他说，塞浦路斯人民得不到自决权的唯一原因“是英国政府希望把塞浦路斯用于军事方面”。
在上午会议上发言的还有西非、美国、英国、巴基斯坦、巴西和西班牙的代表。
在下午的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团长考涅楚克说，苏联始终愿意同美国和英国进行谈判，就禁止使用和试验原子核武器和裁减军备达成协议。
他的这番话引起了经久不息的鼓掌声。
他说，不幸的是，美国和英国拒绝了这些建议。
他说，苏联曾经建议，在签订完全停止试验的协议以前，至少在一定期限内停止试验。
但是连这个建议也遭到拒绝。
考涅楚克揭露了西方国家一些骗人的危险的说法。
它们认为巩固和平要靠增加原子核武器和原子弹的数目，增加火箭、超音速空军的数目。
这种论调是要麻痹人民，削弱人民的斗志。
考涅楚克还建议大国在不附条件地帮助不发达国家发展它们的经济方面展开竞赛。
下午的会议上，郭沫若的发言受到热烈欢迎。
此外，下午发言的还有秘鲁、保加利亚、西德等国的代表。

乌布利希答复阿登纳
主张以禁止用原子武器装备德军
作为准备统一德国的第1个步骤
新华社柏林12日电据德意志通讯社11日讯：
德国统一社会党第1书记乌布利希发表文章说：
禁止用原子武器装备德国军队、禁止在德国存放原子武器以及在欧洲建立缩减军备区，将成为准备德国重新统一的第1个步骤。
“新德意志报”最近以“乌布利希答复阿登纳”为题刊登了乌布利希就波恩政府给苏联政府的关于德国问题的备忘录所写的一篇文章。
乌布利希在文章里还说：
阿登纳政府不愿意承认德国统一首先是德国人自己的事。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主权国家，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没有它的同意而决定德国的前途问题。
他强调指出：
“如果西德政府放弃它的军国主义政策，那末两个德国政府之间的接近和合作是可能的。”
乌布利希认为：
应该就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30次全会和民主德国全国阵线的建议在西德人民中间进行广泛讨论和交换意见。

人民的力量远远超过原子能的力量
郭沫若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上痛斥殖民主义
新华社科伦坡12日电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6月11日下午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第2天全体会议上说，人民的力量远远超过原子能的力量。
郭沫若在长时间的欢呼声中说：
“只有在根绝了旧的和新的殖民主义政策的时候，世界才能得到真正的持久和平。”
他说，殖民主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他忠告西方朋友们对殖民主义不要再有所依恋，不要再抱任何幻想。
郭沫若说，科伦坡是万隆精神的发源地。
潘查希拉应当成为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
他说：
“当一切国家都按照五项原则办事的时候，就永远不会有战争了。”
郭沫若说，作为潘查希拉的发起者之一的中国人民，“在处理一切国际事务方面一贯遵守这些原则”。
郭沫若说，拥有原子武器的三大国之一的苏联政府一再建议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和禁止这种武器的爆炸试验。
他说，但是，美国和英国政府不顾世界人民的愿望，以各种借口拒绝停止爆炸试验和苏联的建议。
他要求美国和英国政府尽早接受苏联的建议。
在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以及在裁军问题上达成协议。
郭沫若说：
“美国政府一直在其他国家中从事军事设施，甚至贮存导弹。
它专横地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它一味执行垄断政策。
它对其他国家实行禁运。
它阻碍文化交流。
它制造紧张局势。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得军备生产的垄断利润。”
郭沫若说：
“美国在附有政治和军事条件的‘援助’的名义下提供美元。
美国用这种办法侵犯其他国家的主权和独立。”
他说：
“美国的这种新的殖民主义正在代替旧的殖民主义。”
郭沫若追述了中国人民对于美国政策的“恩惠和慈悲”的体验。
他说：
“甚至现在，美国政府仍然在支持蒋介石，并且仍然还占领着我国的领土台湾。”
郭沫若指出，杜勒斯的所谓美国“援助自由中国”的政策的性质，已经清楚地表现在最近的台北事件上面。
他说：
“台湾人民是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不会容忍任何殖民主义者的任何奴役。”
他说：
“台湾所发生的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暴动，已经在各地引起了连锁反应。
反对美国军事高压政策的呼声在日益强烈。”
郭沫若说：
美国操纵联合国不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它在联合国的地位，但是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地球上不存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
郭沫若谈到拖了几乎两年之久的日内瓦中美会谈的时候说：
“我们是一定能够同杜勒斯先生和他的同僚们比一比耐心的。”
郭沫若说，英国摆脱美国的影响而放宽对华禁运的行动是“明智的”。
这一行动得到许多国家的赞同是很自然的。
他说，看起来现在是美国的决策者应该更加明智一些的时候了。

制止违反日内瓦协议的行为
本报评论员
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结束已经将近三年了，可是越南的和平统一却到现在还没有实现。
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部长范文同在6月08日写给日内瓦会议两位主席的信件，再次向全世界提出了这个同亚洲和平密切有关的问题。
按照日内瓦协议，越南的南北双方负责当局，应该从1955年07月20日起，就通过全国普选实现和平统一的问题进行协商，而普选应当在1956年07月举行。
但是，三年过去了。
虽然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作了多方面的努力，但是由于受到美国支持的南越当局的阻挠和拒绝合作，日内瓦协议的这些规定，却始终没有能够实现。
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不能不引起关心印度支那和平的有关各方的严重注意。
正如范文同部长在他的信件中正确地指出的，越南目前的情况，是南越当局奉行美国政策的结果。
而美国的政策就是要制造一个分裂的越南，在印度支那半岛上保持一个紧张局势的根源。
由于美国的撑腰，南越吴庭艳集团才敢于这样公然蔑视日内瓦协议，蔑视国际委员会的职权，不理睬日内瓦会议两位主席所提出的建议，拒绝通过普选来实现越南的和平统一。
在最近吴庭艳访问美国的时候，美国给了吴庭艳以很大的支持。
在吴庭艳和美国发表的公报中，关于实施日内瓦协议的问题竟然只字不提。
这说明他们对于曾经为实现印度支那和平而努力的亚洲人民和世界舆论，已经蔑视到了何种程度。
越南根据日内瓦协议实现和平统一，是和缓亚洲紧张局势的重要步骤。
目前这种美国控制南越、变南越为美国军事基地的局面，是对印度支那地区和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的严重威胁。
范文同部长在给日内瓦会议两位主席的信中，指出南越当局在美国支持下破坏日内瓦协议的许多情况，都是十分严重的，决不能再听任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了。
日内瓦协议必须彻底实施。
为此，美国的侵略势力必须退出南越，以有利于越南的和平统一。
我们希望，日内瓦会议的两位主席能够采取有效措施，使日内瓦协议得到尊重和履行，并且立即制止南越当局一切违反日内瓦协议的军事条款和政治条款的行为。

各国工商界和政界人士
要求扩大对华贸易废除禁运
本报综合报道据新华社消息：
美国禁运政策，越来越遭到国内和各国强烈的反对。
美国西部沿海地区的工商业界人士和工会组织强烈要求政府改变对华全面禁运政策。
据美联社报道：
旧金山有七百三十名对外贸易商正在对艾森豪威尔施加不断增长的压力，要求美国政府“不是取消，也得至少放宽对中国的贸易禁运”。
在6月07日，商会的世界贸易部的一批商人同要求和中国贸易的国际码头与仓库工人工会的一个代表团举行会谈。
世界贸易部主管詹姆斯·威尔逊对代表团团员说，商人们非常希望取消禁运。
这个工会代表团会后于8日晚动身去华盛顿，要求恢复同中国的贸易。
意大利发展同中国关系全国委员会在米兰召开了一个会议，讨论扩大意大利和中国经济关系的问题。
参加会议的有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工商界人士，其中包括意大利总商会、意大利对外贸易协会、意大利国家石油公司、“奥利维蒂”打字机公司和“菲奥兰蒂尼”起重机和挖掘机公司的代表。
他们强调指出意大利必须改变对中国的政策，要和中国在各方面建立持久的相互关系。
法国共和国参议院经济委员会主席亨利·罗谢罗最近对“回声报”发表有关法国和中国之间贸易前景问题的谈话中，主张扩大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
罗谢罗还说：
“我们和中国关系的任何发展，都牵连到承认人民中国的问题。”
他要求对这个问题迅速给以“肯定的正面的回答”。
菲律宾的若干议员在6月10日晚上要求菲律宾政府立即考虑对中国的贸易政策问题。
众议院议长小何塞·劳雷尔说，菲律宾像美国、英国等国家一样，一直在通过香港间接同中国贸易。
他说，菲律宾要就是停止同中国的一切贸易，要就是使这种贸易合法化并且规定条件，最主要的条件是禁运战争物资。

民主德国积极利用原子能
1970年将建起二十座原子能发电站
新华社柏林11日电民主德国计划到1970年建造起二十座原子能发电站，来代替目前几乎全部用褐煤做燃料的火力发电站。
这样，德国人民看成
“像黄金一样珍贵”的褐煤资源就可集中用在化学工业和合成材料工业方面。
这是民主德国核子技术研究局副局长日前在马格德堡举行的全国青年工人代表大会上宣布的。
目前民主德国也是全德国的第1座原子能发电站正在加紧设计中。
预计在1960年以前全部建成，它的发电能力将达七万瓩。
被作为这个建设工程的第1步，民主德国正在装设第1个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以便在今年年底以前就将开始制造放射性同位素。
（附图片）
在德累斯顿的核子物理研究所里，民主德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专家之一阿尔登正在进行研究工作。

研究新型核反应的开端
低温核合成反应可能放出大量的能
苏联科学家希望科学家进一步研究这个重要问题
新华社莫斯科12日电苏联“少年技术家”杂志最近几期发表了一系列的消息和文章，连续介绍原子核物理学理论上的一个新成就——不用高温而在低温条件下利用催化剂促成核反应。
据说，这种反应释放出来的能量比同样单位重量的铀在裂变时释放出来的能量要多一倍。
这种新方法是苏联著名科学家泽尔多维奇、萨哈罗夫和马尔科夫1954年提出的，不久以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阿尔瓦雷斯等经过实验已经证实了它的可能性。
原子核合成反应过去只能在几百万度的超高温条件下进行。
这样高的温度，只有在原子弹爆炸时才能获得。
因而这种反应很难加以控制使之经常进行，很难利用这种反应释放出来的能来为人类服务，于是科学家就设法找寻不通过原子弹爆炸来实现核反应的办法。
低温核合成反应的发现，就可以不需要热核反应所必需的超高温，同时也就不需要使用稀有原料——铀。
这一发现是研究新型核反应的开端。
这种方法的基本特点是，利用负μ介子作催化剂，使氢核同氘核结合为氦核，从而释放出大量的能。
这种反应的主要过程是，比电子重二百一十倍并且也带阴电μ介子，在落入氢原子以后，即挤出其中的电子，而本身开始围绕氢核旋转。
这样就形成了“介子原子”。
整个介子原子就像一个与中子类似的不带电粒子。
介子原子碰见氘核以后，介子立即开始同时围绕氢核和氘核旋转，成了所谓“介子分子”。
由于这种“分子”内两个核距离极小，两个核马上就像热核反应那样合成了氦核。
同时释放出五百四十万电子伏特的能和μ介子。
μ介子于是可以继续引起前述反应过程。
在这种反应中，μ介子并不参加到反应中来，而只起催化作用。
这种反应是在温度极低的液态氢中进行的。
这家杂志指出，由于得到一个μ介子需要耗费约三亿电子伏特能量，而一次这种反应只能释放出五百四十万电子伏特能量，此外，μ介子寿命太短促（百万分之二秒），只能引起一两对氢核和氘核进行反应，因此这种反应暂时还没有实际意义。
文章说，是否可能利用催化反应获得大量的能，尚待科学家进一步研究。

美国裁军建议只闻楼梯响
杜勒斯说一时还提不出来
新华社12日讯华盛顿消息：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1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国一时不会正式提出它宣扬已久的裁军建议。
他说，美国还要继续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他指出，在已经进行的某些讨论中遇到了一些“困难问题”，美国出席裁军小组委员会代表史塔生返回美国，就是要商量这种局势。
杜勒斯说，美国要同欧洲盟国商量第1阶段裁军协议是否包括在欧洲建立视察区的问题等。
他说，他不知道需要多少时间才会在这些问题上作出决定，而在这些问题明确以后美国才会正式提出它的裁军建议。
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再度表示反对英国放宽对中国贸易限制的决定，他说，美国的态度是坚持对苏联和对中国的贸易限制要有所差异。
他表示希望巴黎统筹委员会能继续在对中国输出某些货物的实际限额上作出一定程度的共同决定。
在记者提到苏联已经建议恢复美苏之间的文化交流时，杜勒斯说，他也赞成恢复。
在这方面，他谈到美国主张经常相互广播。

苏联东方学家首次代表大会闭幕
新华社12日讯据塔斯社塔什干讯：
苏联东方学家第1次全国代表会议6月11日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闭幕。
这次会议听取了有关苏联东方学的状况和任务、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国际意义、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东南亚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印度人民解放斗争基本情况等报告。
全体会议和分组会议共听了一百二十多个大小报告。
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学者。
到会者热烈欢迎中国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丁则良所作的“孙中山与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报告。
会议通过决议，拟订了根据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进一步发展苏联东方学的具体措施。

苏联在裁军问题上的巨大努力
任学文
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执行扩军备战的政策，军费连年增加，战争准备的规模越来越大，造成了国际局势的紧张。
因此，停止军备竞赛，迅速裁减各国的武装力量，成为世界各国最广大群众的最迫切的要求。
苏联过去和现在始终反对以战争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始终遵循列宁主义的关于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
它是最早主张大规模裁军的国家，并且始终坚持大规模裁军的立场。
在战后十余年的裁军谈判中，苏联曾经根据各个阶段西方国家的态度和当时的国际情况，提出过许多旨在促成裁军协议的建议。
由于西方国家缺乏诚意，裁军谈判一直没有达成协议。
但是谈判毕竟没有决裂，并且大国之间的立场还有逐渐接近的可能，苏联在这中间起了积极的作用。
苏联政府在关于裁军问题的谈判过程中，曾经不止一次地努力缩小双方的分歧，采纳它们的建议。
但是每逢苏联政府这样作的时候，西方国家就向后倒退，把它们自己原先提出过的建议都抛弃了。
例如：
西方国家曾经坚决反对苏联提出的关于禁止核武器的一切建议。
在1955年日内瓦四国外长会议上，西方国家曾经建议从裁减常规军备开始来解决裁军问题，而不把这个工作同禁止原子武器问题联系起来。
它们想用这样的办法来规避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苏联政府虽然仍坚持应当迅速就禁止核武器达成协议，但为了打破谈判的僵局，在1956年03月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上同意了西方国家提出的首先解决裁减武装部队人数和常规军备的问题的计划。
苏联认为：
既然西方国家坚决不同意禁止核武器，那么先就裁减常规军备问题达成协议也是有好处的。
可是当苏联一接受西方国家坚持的这个计划的时候，它们就立即后退了。
这时候它们又说：
不能在没有解决原子武器问题的情况下来讨论裁减常规军备问题。
它们反而指责苏联有意把裁减原子核军备的问题撇在一边。
在常规军备和武装部队的裁减问题上，情形也是一样。
苏联在1955年05月10日的建议中也曾经接受了西方国家关于五大国武装部队水平的建议。
当时西方国家争辩说，苏联在常规军备上比西方占优势，只有在苏联大大裁减常规军备之后，西方才能同意禁止原子武器。
为了装得煞有介事，它们提出了规定五大国武装部队应该裁减到的具体水平的建议。
但是当苏联接受这个建议的时候，西方国家又马上放弃了自己提出的建议；
而且提出了另一个包括了比较高的武装力量水平的建议。
然而苏联在1956年07月的联合国裁军委员会上，再一次同意西方的主张作为裁军的第1个步骤。
美国代表一方面说苏联同意西方国家第2次提出的大国武装部队水平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他又节外生枝，硬说只有苏联接受了美国提出的空中视察计划的时候，苏联的同意才能被认为是“认真的”。
然而这个所谓空中视察计划，实际上跟裁军并无关系，相反会增加相互的猜疑。
即使如此，苏联为了促成裁军协议，在1956年11月17日关于裁军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声明中，还是表示愿意考虑这一问题，并且认为可以把空中视察作为裁军的监督办法之一，在北大西洋集团和华沙条约成员国主要武装力量所驻扎的欧洲地区同时实行。
在今年04月30日的局部裁军建议中，苏联政府更采取了新的步骤来使双方的主张接近起来，表示同意不仅把空中视察地区限制在欧洲而且可以扩大到远东的一个广大地区，只要美国同意划出自己相当的一块地区来。
这时候，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宣传机器又急忙寻找各种借口来散布怀疑的气氛。
当西方国家顽固地不愿意就裁军问题缔结协定时，苏联政府在去年曾经作出了新的重大努力来为裁军铺平道路。
去年05月14日，苏联建议各国，首先是那些拥有庞大武装力量的大国，不必等待达成国际裁军协定就单方面地着手缩减武装力量和停止军备竞赛；
并且第1个在这个重要问题上以身作则，率先行动，大量裁减了武装部队，撤消国外仅有的两处军事基地，并削减了军事预算。
这种行动，对改善国际气氛和加强国与国之间的信任，有很大的作用。
同时苏联政府还声明如果美、英、法三国也相应地裁减武装力量和军备，那么苏联准备研究进一步缩减自己武装力量的问题。
但是苏联的这些建设性的实际行动并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响应。
在英、法、以色列对埃及的武装侵略和国际反动势力在匈牙利的阴谋失败之后，在北大西洋集团中还掀起了新的备战运动。
美国的扩充军备的拨款比1956年大大增加了，1957年—1958年财政年度的预算草案规定，军事拨款增加到四百五十三亿美元，占国家预算全部开支的63％。
在这一期间召开的北大西洋集团理事会上通过了继续扩充军备的决议，同时会议强调以原子武器装备这个集团的成员国的军队。
美国侵略集团极力利用这一时期的国际动乱，企图把国际局势更深地拖到“冷战”中去，把世界推到战争的边缘。
在这个紧张时刻，苏联发出了一连串新的主张裁军的呼声。
1956年11月17日，苏联政府提出了关于裁军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声明，布尔加宁并就这一声明致函美、英、法、印和中国的政府领导人，世界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对解决裁军问题的一个重大贡献。
在今年03月18日伦敦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苏联代表又根据上述声明提出了一项全面而具体的关于裁军问题的建议，这项建议考虑了西方国家的建议，包括它们最近向联大十一届会议提出的建议，因此它是促使大国立场接近的一个新步骤。
当这个建议又没有被西方接受以后，苏联代表在4月30日又提出了一项关于局部裁军措施的新建议。
为了达到局部裁军的目的，苏联在国际监督问题上采取了新的步骤来向西方的主张靠拢，这个步骤特别考虑了美国坚持的进行空中视察的态度。
鉴于停止核武器试验的迫切性和比较简易可行，苏联还主张立即签订在一定期限内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协议，以符合世界人民的期望，并使裁军问题跨出第1步。
苏联在裁军谈判中所采取的和解态度，决不能理解为苏联的软弱，苏联的国力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强大，今天苏联不仅能够最好地保卫自己，也能保卫国际和平事业。
苏联在裁军谈判中的和解精神，只是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外交政策从来是以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为指针。
在苏联最近的一系列关于裁军的努力前面，西方国家再一次面临着考验。
全世界人民都在注视着美国，注视着美国代表史塔生从华盛顿回到伦敦以后的新态度。

苏联科学家指出
核爆炸不足以引起天气变化
这种爆炸和大气自然作用有原则性区别
新华社莫斯科12日电苏联工程师日阿科维奇和地球物理学副博士、工程师塔拉布林认为，原子核爆炸并不足以引起天气的变化。
他们最近在“红星报”上撰文指出，自从第1批原子弹爆炸以后，外国报刊纷纷发表各种不同的预测，认为在核爆炸以后，可能产生大雷雨，气温状况会起变化等等。
但是，事实表明，所有这些预测都是不正确的。
其原因是：
原子弹爆炸和大气中的自然作用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区别。
大家都知道，大气中云的产生是当气团升到高空的时候，大气及其中的水蒸气冷却的后果。
通常空气上升是由于阳光不均衡地晒热不同地表部分的结果，即所谓热对流的结果。
在原子弹爆炸的时候，也出现温度不同的、特别明显的两个部分：
爆炸区的赤热气体和这一热气区周围比较冷的大气，同时造成热对流加强的条件。
但是这与自然条件不同，这种对流只进行十分到十五分钟时间，而且仅仅局限于几公里的范围之内。
因此这样的对流不会引起云的形成，不会使其他气象因素在爆炸区周围的大气中发生变化。
在极其不同的各种气象条件下（即在有密云、大雾、在雷雨后的片刻以及晴朗的天气的情况下）进行的原子弹试验的各种材料都证实了上述的结论。
原子弹爆炸后没有发生天气变化。
甚至在有雷雨云的天气里，原子弹爆炸也不足以加速雷雨形成的过程。
要使广大区域或者个别的地区里的天气条件骤然起变化，必须要有千百倍于原子弹和氢弹爆炸时所发出的能。
这种能的作用应当是长期的，因为短促的冲击不可能使大气脱离因自然力作用而形成的惯性状态。

阿登纳又提出“遣返”问题
为苏联西德谈判制造困难
据新华社12日讯波恩消息：
西德政府6月11日公布了西德总理阿登纳给苏联政府的信件。
阿登纳在信件中要求使苏联西德两国贸易会谈同关于所谓“遣返被拘留在苏联境内的德国人”问题的谈判联系起来。
这种要求被认为是要使贸易会谈复杂化的一种做法。

加拿大选举大势已定
亲美的执政党遭到惨败
新华社11日讯渥太华消息：
在昨天举行的加拿大全国选举（改选二百六十五名众议员）中，在加拿大执政二十二年之久的自由党遭到惨败，进步保守党获得了胜利。
进步保守党在这次竞选运动曾经强烈指责自由党政府的亲美政策损害了加拿大的利益，它并且提出了“加拿大第1”的发展计划。
到现在为止，在一共二百六十五名众议员议席中，还有三个席位没有揭晓。
在已经揭晓的席位中，进步保守党获得一百一十席，自由党得一百零三席，合作联盟（社会党）得二十四席，社会信用党得十九席。
与1953年的大选比较，自由党失去了六十多席，在那一次选举中，自由党共得一百七十席。
自由党现内阁的九名阁员都在选举中落选。
自由党总理圣劳伦和外交部长皮尔逊重新被选为议员。
依照加拿大宪法规定，任何政党必须在众议院的二百六十五席中拥有超过半数的议席，即至少一百三十三席才能组织政府，目前进步保守党还没有获得这个绝对多数，除非其他的两个少数党——合作联盟和社会信用党——愿意与进步保守党组织联合政府，不然将需要再举行一次选举。
自由党在这次选举中的失败，被认为是加拿大国内普遍强烈的反美情绪的一次有力表现。
人们不满自由党的亲美政策。
最近，美国当局逼死加拿大驻埃及大使诺曼事件，以及美国抢占加拿大的国际小麦市场，特别在加拿大激起愤慨。

愈辩愈糊涂
不久以前，“纽约时报”刊登了好几封拥护政府“援外”政策的读者来信。
发表这几封信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就是要在美国人民激烈反对庞大预算而国会正为此在“援外”拨款上大作文章时，制造一种有利于艾森豪威尔“援外”计划的舆论。
可是结果却引起了一场关于“援外的目的”的争论。
04月28日，“纽约时报”发表了美国大堪萨斯市教会协进会秘书长史图勃的一封信。
这位宗教界领袖在热心地为艾森豪威尔的“援外”计划歌功颂德时，把基督的救世精神也列为政府“援外”的原因之一。
这位牧师先生大概并没有足够注意到国务院的行情。
关于“援外”的宣传已从强调它是“救济”性质转到叫嚷“援外对美国有利”。
史图勃的信因此就有些不对口径了。
于是就有另外一位在二次大战中曾做过伊朗政府的财政顾问的格罗赛克劳兹出来说明“真像”了。
他在5月07日给“纽约时报”的第1封信中劈头第1句话就说，目前在“援外”目的的问题上引起美国选民混乱的主要来源就是史图勃之流的这种论调。
他激动地指出，把基督教的关怀和国务院的利己的意图并列为“援外”的目标是十分荒唐的。
因为一个计划“不可能既为上帝服务、又为凯撒效力”。
不过这位反对把“宗教和政治”混淆起来的格罗赛克劳兹先生显然是徒劳了。
他并没有能帮助国务院把这个问题澄清。
因为国务院战后关于“援外”政策的宣传本身就是一笔糊涂账：
时而宣传“援外”是短期的；
时而宣传它是永久性的；
一会儿说援外是为了救济落后国家的人民；
一会儿又说它是为了美国人的利益；
一个时期把它同基督、耶稣联系起来；
一个时期又说它对美国是一笔好的生意经……
所以连格罗赛克劳兹先生在他5月28日给“纽约时报”写的第2封信中自己就提出了疑问：
“援外的官员们究竟是以上帝使者的身份、还是美国纳税人的代理者的身份来处理援外用款？”
其实，这也是一个糊涂问题。
如果把它改为“美国国务院究竟是为美国垄断资本服务还是为美国人民服务？”
会要中肯得多，也会更有助于澄清“援外”的目的。
（振亚）

戈蒂的眼泪
袁先禄
法国总统戈蒂对阿尔及利亚迈卢兹的大屠杀显得十分关怀。
据报道，这个村子里的三百多名和平居民，在5月30日被一批来历不明的人杀害了。
事情发生后的第2天，戈蒂总统马上到电台上去发表了一篇文告。
他用激动的声调念着文告中的下面一段话：
“没有一个法国人，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有人性的人，在获悉这种大规模暴行的消息时不是为之痛惜和寒心不止的……。”
听到这里，人们仿佛看到法国的这位元首已经是泪水满眶了。
但是，为什么戈蒂总统对迈卢兹的屠杀特别表现关切，而且这样动了恻隐之心呢？
在阿尔及利亚战争开始以来的三十个月中，法国殖民军队已经使得好几十万善良的穆斯林躺倒在血泊里，戈蒂总统从来没有为此而提起过一次人性。
今年春季，法国一些作家和新闻记者揭发了法国当局在阿尔及利亚的暴行，引起法国公众的愤慨。
很多著名的社会人士纷纷联名写信给戈蒂总统，要求他制止法国政府的这种罪恶行径。
当时，戈蒂总统既不痛惜，也不寒心，而是始终无动于衷。
同一个戈蒂总统，而这样前后判若两人，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在迈卢兹事件发生以后，法国政府就一口咬定，这是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干出来的暴行。
紧接着，法国所有反动报纸就齐声叫嚣，说是同杀人的凶手进行谈判是不行的，因此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行动必须加强。
于是，6月06日，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驻节部长拉戈斯特召集了一个会议，决定采取“全盘的总体行动”来对付参加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人士。
同时，法国政府在国内各地也出动大批警察，以“参与阿尔及利亚叛乱”的罪名逮捕了成百个北非籍居民。
法国殖民主义者急不可待地就这个事件大作文章的情形，使人自然地想到它是一种有计划的行动，目的是想转移公众的目标，使大家忘掉法国当局在阿尔及利亚犯的罪行，并且挑起对于争取阿尔及利亚民族权利的反法斗争组织的仇视，便于它进一步推行不得人心的殖民镇压政策。
可惜的是，没有任何事实可以用来支持法国政府的这种污蔑性的说法。
于是，他们只好求助于装腔作势了。
法国的元首就这样被请出来为不幸的受难者洒几滴鳄鱼的眼泪。
但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反驳是更有说服力的。
这个组织指出在阿尔及利亚一贯屠杀和平居民的正是法国殖民军队，并且理直气壮地要求联合国对迈卢兹事件进行调查。
由一个国际性组织通过调查来断定这场大屠杀罪责何在，这无疑是一个最公正的做法。
但是法国政府却如此心虚，一个多星期来始终不敢表示接受这个建议。
这中间是什么缘故，实在是昭然若揭了。
戈蒂总统的眼泪是白流了，因为几滴假眼泪毕竟掩不住天下人的眼睛。
殖民主义者屠刀上的斑斑血迹不是伪善的泪水所能抹得掉的。

法国和突尼斯关系急剧恶化
摩洛哥全国抗议法军暴行
新华社11日讯突尼斯消息：
法军和突尼斯士兵在过去两周内多次发生规模相当大的武装冲突，使法突两国的关系遽形恶化。
突尼斯政府在8日一天内就向法国驻突尼斯大使送出了四次照会，要求同法国迅速解决与两国有关的问题，包括撤退法国军队的问题在内。
09日在突尼斯的许多城市中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游行。
示威群众要求法军立刻撤出突尼斯。
据新华社11日讯几天前法国军用飞机扫射靠近阿尔及利亚边境的摩洛哥村庄，打死好几个平民和很多牲畜。
这件事已经在摩洛哥全国激起了愤怒的浪潮。
拉巴特的法国人士承认，这一事件要由法国空军指挥部负责，法国方面已经向摩洛哥政府道歉。

流行性感冒仍在亚洲蔓延
各地患病而死者超过千人
据新华社12日讯据不完全统计，亚洲各地最近由于患流行性感冒而死亡的人数已超过一千人，其中菲律宾八百八十四人，印度五十七人，日本三人，泰国十一人，马来亚和新加坡十人，香港四十人。
在流行性感冒最为猖獗的菲律宾，据卫生部人员估计，从今年05月以来，全国约有7.5％的人得了这种病，现在这种病的威胁还远未消除。
在日本的四十六个都、道、府、县中，除了两个县以外全都受到流行性感冒的侵袭。
据厚生省宣布，全国已经有四千一百九十五所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的五十万零五千名学生染了病；
一千一百七十四所学校不得不宣布停课。
在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这种传染病还在蔓延。
泰国患者达十九万五千人。
在新德里得这种病的已达两万人。
今天有消息说，这种病已经开始蔓延到缅甸。
仰光郊区已经有三百人因为患这种病进了医院。
仰光的许多学校已经停课。

真理的声音不怕威吓和逮捕
泰国工会代表盛赞中国建设
并抗议泰当局在外国指使下迫害他们
新华社12日讯曼谷消息：
最近曾经访问中国的七名泰国工会代表在6月05日回到曼谷时向报界发表谈话，盛赞中国的建设成就。
泰国工会理事、工党领袖乃巴谷说，在一个月的访问中，中国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他说，泰国工会代表团在中国访问期间，可以自由参观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乃巴谷说，在中国人民的刻苦努力下，中国各方面的建设，尤其是在重工业、工人福利和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都获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
泰国的这七位工会代表在6月05日回到曼谷时，就被泰国警察当局逮捕。
乃巴谷对警察当局的这一行动表示非常愤慨。
他认为，警察当局逮捕他们，是出于外国所施加的压力。
泰国访华工会代表团团长乃通锐和其他工会代表也都指出，现在中国大陆到处都在忙着建设工作，没有人谈论战争问题，从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都发出和平的声音。
他们认为，中国工人的生活过得很好。
泰国民校教师联合会秘书长乃卡宗对记者们谈到了中国教育事业的进步情况。

约旦首都重新掀起反美浪潮
埃报斥责约旦当局敌视埃及外交官员
本报综合报道据新华社讯：
黎巴嫩“电讯报”报道，约旦首都安曼在10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人民群众示威游行，参加示威游行的人高呼：
“打倒艾森豪威尔主义！”
“打倒阴谋者！”
他们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
示威者和警察发生了冲突。
根据安曼的消息，目前约旦被逮捕的人已达到三千人。
许多学校和兵营变成了集中营，被捕的政治犯在集中营里遭到严刑拷问。
中东通讯社消息，美国驻安曼大使马洛里把一份约旦爱国人士的名单交给约旦政府，并且要求逮捕他们。
埃及报纸在发表这个消息的时候指出，美国大使在镇压约旦民族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
埃及“解放”周刊报道，约旦反动集团企图把去年03月被约旦人民赶走的英国在约旦的军事独裁者格拉布将军请回来。
一批军官和一些受着强烈的反动影响的贝都印部队在要求这样做。
另据开罗消息：
在埃及政府要求下，约旦驻埃及大使里法伊已经在6月11日离开罗回安曼。
同一天，被约旦政府驱逐的埃及驻安曼武官希拉尔和埃及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阿齐兹回到了开罗。
希拉尔中校说，当他离开安曼时，约旦警察紧紧地包围了那里的埃及大使馆。
与此同时，埃及政府发表了企图陷害埃及驻安曼武官希拉尔中校的约旦特务的供词和这个约旦特务被埃及武官扣留时身上所携带的手枪和小型录音机的照片。
另一方面，约旦政府发表声明，企图否认埃及提出的关于约旦要陷害埃及武官的指责。
约旦政府自称它握有可以指控埃及武官的“证据”。
开罗报纸6月11日强烈谴责约旦对埃及官员采取的敌视行动。
“金字塔报”说，约旦这一行动也是背叛约旦人民本身的做法，因为反对埃及外交官的阴谋的目的是想暗中破坏埃约两国的友好关系。
这一行动也会促使约旦同经常站在自己一边反对帝国主义阴谋的埃及完全脱离联系。
“共和国报”回顾说，自从约旦背离阿拉伯解放阵线的政策以来，约旦统治者的主要目标一直是想通过对埃及提出没有根据的指控来破坏埃及的信誉，企图使它在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中间孤立起来。
“消息报”说，应该对一切反埃及的挑衅行为负主要责任的是帝国主义，这些挑衅行为的目的显然是想破坏帝国主义所害怕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

美国宪兵在南朝鲜又干杀人越货勾当
新华社平壤12日电据朝鲜中央通讯社讯：
据汉城“京乡新闻”报道，驻在南朝鲜的美国宪兵最近又在庆尚北道的清道车站用手枪射击正要搭乘火车的朝鲜青年郑承表（译音），使他和另一个青年受了重伤。
当郑承表身中五弹倒在地上的时候，这个美国宪兵抢走了他所带的东西和一万一千圜现金。
驻在南朝鲜的美国宪兵当局事后竟公然诬蔑这个朝鲜青年是“火车盗窃集团”的成员，企图为犯罪的美国宪兵开脱罪名。

美国控制下的南越军队
本报驻越南记者萧光
两个军官的感受和见闻
在越南记者协会的客厅里，最近投奔到越南民主共和国来的两位南越海军军官，向各国驻河内的记者畅谈他们在南越军队中的感受和见闻。
方春闲和丁家祥，这两位都是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战时曾是河内大学数学系的学生，1953年被动员到法国勃瑞司脱海军学校学习，去年06月被送回西贡，分别担任南越海军林江运输舰和宁江运输舰副舰长的职务。
林江、宁江两只船，经常往来于西贡和昆仑岛、富国岛之间，专负责载运被判处流放的犯人；
其中绝大多数的罪名仅仅是要求祖国和平、统一。
他们在旅途中，受尽吴庭艳宪兵、特务的虐待和折磨；
一些老弱病员甚至在被迫断食后变得奄奄一息，但从不见有人屈服或叫苦。
这段经历给方春闲和丁家祥留下的印象很深，他们说：
“吴庭艳政府对待爱国同胞的态度之野蛮，简直同从前法国殖民统治者对待越南人没有两样。
它使我们越来越看透吴庭艳政权的反人民本质，而流放者不屈的爱国意志也加强了我们逃出吴庭艳政权统治的决心。”
他们说，促使他们投向北方的因素还不止这些。
美国在南越的特权，特别是美国军事顾问的嚣张和跋扈，使得南越军队的官兵普遍感到屈辱；
而一些由法国训练出来的士官，更受到歧视和排挤。
美国训练的部队，大都分配在重要部门和地区，享受着比较优厚的待遇；
旁的部队只能驻扎在边远或次要的地方，薪饷也低。
在西贡，他们到处看见趾高气扬的美国人；
大街上，美国的军用汽车横冲直闯。
美国军事顾问硬要同南越国防总参谋部的官员联合办公。
驻顺化的美国军官，因为南越士兵没有能及时驾驶坦克去迎接他的上级，便破口大骂：
“你们越南人，什么事也干不成”……
有时候，美国军官也上林江和宁江号来检查工作，最难忍受的是他们的口头语：
“要知道这是美国军舰，你们现在是在我的权力之下。”
大多数的南越士兵敢怒而不敢言。
但有些军官实在气愤不过，有时就装着酒醉和美国军官殴打，像西贡军人俱乐部经常发生的那样。
在南越，物价一直飞涨，穷人不断增加。
吴庭艳纵火焚烧湄公河两岸的贫民住所，逼迫人们去西原开荒。
军队中的老兵也大都被送去开荒或是橡胶园里做工。
南越的士兵情绪愁闷，找不到自己的出路。
许多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心向往之，知己朋友聚在一起就谈北越。
尽管吴庭艳严禁收听北越新闻，“越南之声”的消息照样暗地里在士兵当中流传。
为了提高士气，南越当局在美国顾问的倡议下，大力推行“心理战”，宣传什么“加强军队的最后目的是为了解放北越……”等等，但一般军人对此表示冷淡。
南越海军司令部规定每周组织政治报告会，由于到会的人太不踊跃而时常召开不成；
下面更把它作为一种纪律处分，谁犯了错误就派谁去参加座谈会。
方春闲和丁家祥声明：
他们谈到的只是点点滴滴的情况，但是从南越的报刊和其他到北越来
的人反映的情况来看，他们已勾出了南越军队的一个缩影；
目前，南越军队已全部处在美国的控制下，但同时反美情绪也正在开始滋长。
美国取代法国
美国在印度支那停战一开始，就对法国势力大事排挤，进而掌握南越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实权。
停战两年多来，美国给南越的军事援助不下七亿五千万美元，向南越输入了大批武器；
美国的十六个高级代表团，包括副总统尼克松、国务卿杜勒斯、副国务卿罗伯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海陆空军司令等，纷纷到南越进行访问。
1955年春天，美国通过吴庭艳集团消灭了南越亲法的教派武装力量；
把原来法国培养的一些军官，如黎文斯、阮文敦、杨文明、阮玉书等，分别提升为大将、中将，但实权却大大减少；
原来黎文斯负责的南越国防总参谋部，被改变为研究性质的部门。
去年06月，美国全部撤销了过去法国的军事机构，成立了包括美国顾问团在内的美国军事机构，直接掌握和训练南越的军队。
吴庭艳停止向法国派遣军官留学，而改派军官去美国、日本和菲律宾学习。
美国除了掌握着南越各军事部门、军事学校的领导权外，并在各个军区和师团设立顾问。
美国军事顾问的人数，从1955年09月的三百九十一名迅速增加到1956年09月的一千七百名，今年又增到二千名，还不包括他们的日本和菲律宾籍助理人员。
南越军队在美国的扶植下不断得到扩充。
目前，南越武装力量已达到二十六万二千人。
其中，正规军十五万五千人；
保安团五万四千人；
民卫团五万三千人。
在建制方面，已装备了四个野战师，六个轻装师，十三个地方团，五个机械团，十个一○五炮营和四个迫击炮连。
海空军方面有二百四十二架飞机，一百七十二艘舰艇，吨位共达一万零七百吨。
今年，美国主要计划进行以下三项工作。
一是扩军一万二千到二万人。
由于南越人民的反对和青年们的冷眼相待，南越当局招募不到兵员，只得派军队下乡抓丁，组织演剧、集会、球赛等引诱青年，并强迫入伍。
其次在建制方面，将加紧建立军团，加强保安团力量，以它代替正规军执行镇压任务。
第3，准备将西原基地建为战略基地。
美国认为掌握南方一定要掌握西原。
今年年初，美国—吴庭艳集团已在邦美蜀西北和波莱左东北设立两处工地，调了几千名上了年纪的保安团人员携同家属去从事开发工作。
西原沿海的交通线交由美国公司负责建筑。
邦美蜀附近的大型机场即将完工，可以供重型飞机起飞和降落。
士气普遍低落
同美国积极扩军备战的活动相反，南越军队的士气普遍低落。
据今年03月投奔到河内来的南越第21师炮兵中尉阮进金谈，南越士兵们厌恶战争。
和平恢复后，人人等待南北统一、等待服役期满平安回家；
所以吴庭艳拒绝协商普选很不得人心。
加以吴庭艳在军队中组织所谓“控诉共产党”运动，推行美国式的控制制度，更引起军人们的不满。
许多士官不安心，让妻子到外面去作点小买卖，准备自己脱离军队后的生活出路。
开小差的越来越多，有时一个月达两三千人。
过去规定开小差由军事法院审讯，但因为逃跑的实在太多，只好不加深究。
尽管美国的“心理战”专家和吴庭艳集团的“国家革命运动”在军队中进行许多工作，这种扩军备战政策仍然引起越来越多的反感。
南越的士兵们反映：
“北进个什么，北进不过就是去杀害自己的同胞，而且连自己也得归于尽。”
反美情绪增长
南越的军队看不惯美国顾问的横行霸道，人们纷纷议论：
现在的美国同过去的法国究竟有什么不同？
反美的情绪正在迅速增长。
去年10月01日，美国海军大将斯统姆访问南越承王省的时候，大声教训南越第2军区的官兵“必须努力练习，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来消灭共产主义”。
虽然上级再三动员，听众也不鼓掌，人们只是互相询问：
“美国人凭什么给我们下命令？”
在第2军区的军官学校里，一个美国中尉当众辱骂这个军区第41营营长，引起了很大不满，学员们说：
不管你是哪一级军官，只要“碰”了美国人就得倒霉。
有些学员自动回到原单位，不愿意继续学习。
在第3和第4军区，许多军官不肯向美国顾问报告部队情况，每当美国顾问下来检查工作，就借故避开。
有的通讯部门因为不满意美国顾问的意见和作风，在进行架设从南越到中部的远距离电线的工程时，根本不向他们征求意见。
而司机、炊事员消极怠工，连队不向美国国旗、美国顾问敬礼的事，也正在变得屡见不鲜。
美国军事机构注意到这种情绪，已向美国驻南越的军官发出指示，要他们“表现得谦逊一点”。
但仅仅“表现”是不够的，如果美国继续在南越破坏日内瓦协议，推行扩军备战的政策，奴役南越人民，南越军队反美的情绪将越来越高涨，而去年吹遍冰岛和菲律宾的那股“冷风”或“热风”，也迟早会在从边海河到金瓯角的土地上出现。

美国文化诲淫诲盗
台湾青年受害不浅
据新华社广州12日电美国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毒害着台湾青年。
随着“美援”而来的，美国每年至少要向台湾推销四百多部宣传“美国生活方式”的电影，和大量倾销诲淫诲盗的黄色的画报、小说书和小人书等，使成千上万纯洁的台湾青年受着“美国生活方式”的毒害。
现在台湾的大城小镇，到处都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穿着美式牛仔裤或各种奇装异服的“阿飞”青年，有些甚至结帮成派、各设首领。
他们到处聚着打架，持械抢劫，污辱妇女，寻衅滋事。
最近，高雄县凤山镇一个年仅十七岁的中学生，只为了一点小事，竟然同另一个学生约定时间和地点，各持手枪进行决斗。
结果，对方那个学生被打死了。
基隆市不久以前也发生了一宗两个十八岁的青年，在从台北乘汽车回到基隆途中，合力将司机绑起，用手绢塞住他的口，抢劫了他所有的财物。
据报纸消息，这两个青年家里生活很好，根本不是为了生活所迫而行劫。
只是因为他们看了很多美国的“职业凶手”之类小说和宣扬武打的电影，平时即有非非之想。
这次他俩行劫，就是要身历一下从电影和小说中看到的惊险故事。
据说，他们在行劫前不但先去偷来了一支手枪，而且还花了一笔钱作了其他的准备。
台湾的报刊都承认，现在台湾“阿飞”青年之多，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许多青年男女追逐腐化堕落的“美国生活方式”为所谓爱情而自杀或杀人的新闻以及青年污辱妇女的新闻，更充满着台湾的报刊。
许多台湾报刊都指出，这类荒唐的“黄色事件”大量在台湾发生，除了其他的原因外，跟“美国生活方式”在台湾的传播有极大的关系。

美科学家轻舟渡重洋
美国科学家厄耳·雷诺兹驾驶了一条长五十英尺、供内海航行的双桅船，从日本驶抵美国纽约港。
雷诺兹是在1954年出发的。
他抵达纽约的时间离出发时预计的到达日子不出一个星期。
陪同他一起航行的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他说，他作这次航行是“为了享受”。
雷诺兹打算在今年11月初离美国，驾原船经过巴拿马运河和加拉巴哥斯群岛走一万五千英里返回日本。
这将比来美国时的路程减少三分之一。
（新华社）

艾森豪威尔病愈
新华社12日讯华盛顿消息：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已在6月11日恢复办公。
据说他的病实际上已经痊愈了。

阿尔及尔市发生大血案
五千法国暴徒在军队掩护下行凶
据新华社12日电阿尔及尔消息：
法国殖民主义暴徒约五千人6月11日对阿尔及尔市的伊斯兰居民横施残暴。
法国暴徒们在街道上袭击和猛殴阿尔及利亚人。
十三名穆斯林被暴徒打死，五十多名被殴伤。
阿尔及利亚人所开设的好几十家店铺被捣毁。
有些店铺被纵火焚毁。
政治观察家认为，这是1956年02月法国总理摩勒访问阿尔及利亚之后法国殖民主义者所策动的最大规模的暴行。
法国军队实际上也参与了这次对阿尔及利亚居民的大迫害。
法军在前一天晚上在阿拉伯居民区四周布置了警戒线，限制了这个区里居民的行动，从而便利了暴徒们准备第2天的袭击。

黎人民反艾森豪威尔主义与苏联何干
苏联严斥黎巴嫩政府的无理取闹
叙报揭露黎当局勾结美国布设选举骗局
新华社12日讯据塔斯社讯，苏联政府6月11日向黎巴嫩政府表示，苏联不能违反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来“遏制”黎巴嫩国内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民族力量。
苏联政府通过苏联驻黎巴嫩大使6月11日送给黎巴嫩外交部秘书长的一项声明中作了这样的表示。
这项声明是苏联政府对黎巴嫩外交部长马利克最近对苏联政府所提出的意见的答复。
声明说，黎巴嫩外交部长企图以间接的形式，指责苏联参加黎巴嫩国内力量反对接受了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现政府的活动，并且要求苏联政府对这些力量起“遏止影响”。
声明说，马利克这种要求是站不住脚的。
“苏联严格遵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政策，并且认为黎巴嫩国内社会团体的活动完全是黎巴嫩人民内部的事情。”
声明指出，黎巴嫩爱国力量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原因在于艾森豪威尔主义本身的性质。
声明说，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目的是“在中近东恢复美国庇护下的殖民统治制度”。
这个主义“正在被用来作为把中近东国家的领土变为反对苏联和其它爱好和平国家的军事战略基地的手段。”
声明说，显然，黎巴嫩政府目前的外交政策，在国内没有得到黎巴嫩政府所希望获得的那种支持，但这和苏联有什么相干呢？
声明指出，“苏联愿意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其中包括黎巴嫩保持友好关系”。
苏联一贯的立场，特别是在苏伊士运河事件时的立场，促进了中近东和平的恢复和保持以及阿拉伯国家独立和主权的确保。
苏联希望今后仍然同黎巴嫩保持友好关系，同时也不想使黎巴嫩或其他阿拉伯国家同美国以及其它西方国家的关系紧张化。
新华社12日讯大马士革消息：
“舆论报”说，黎巴嫩亲政府派的代表在贝鲁特和南黎巴嫩省的选举中所以获胜，是由于黎巴嫩政府和在贝鲁特的美国机关施行恐怖手段和伪造选举的结果。
这家报纸说，选举期间政府借口补发“遗失”选举权证，在政府拥护者当中散发了一万四千张有权在贝鲁特选举的证件。
此外，政府从选民名单中勾除了35％的支持反对派的选民。
这家报纸还指出了收买选票、逮捕、武装恐吓等等事实。
“权利报”6月11日说，上星期日的黎巴嫩选举是“骗人的”，其结果可能是“保证继续奉行屈从美国的势力的政策”。

从整风回忆思想改造
罗尔纲
共产党整风运动展开了。
我个人体会，这一个运动，在共产党说来是除“三害”。
在党外人士说来，是一次提高认识、提高思想的运动。
翻遍古今中外的记载，从来没有一个执政党要人民提意见的。
共产党发动鼓励人民提意见，帮助自己整风，清除“三害”，这是人类政治生活上的空前创举。
共产党发动这一个运动，表示共产党的政权磐石一样的巩固。
共产党虚怀若谷，集思广益，倾听人民的意见，说明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正是我们所追求的人民民主。
而人民也立刻响应党的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又表现人民对共产党的热烈拥戴，表示共产党与人民的大团结。
在广大人民提出的除“三害”的意见，不论是对的，或者是与事实有出入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共产党的整风都是有帮助的，因而可以说都是好的。
但是，也有极少数的个别的意见，轶出了除“三害”的范围，而接触到了基本认识的问题。
我认为这是有关我们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
因此，我今天想从我个人的检查，回忆一下我的思想改造。
我们过了五十岁的知识分子，生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深受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与资本主义的思想道德的教育。
如果解放后不经过思想改造，或者对改造没有诚心诚意地接受，那就肯定地到了今天社会主义的新社会来是处处感到格格不相入，处处感到矛盾重重的。
但是，如果在思想改造当中，认识前非，转变到人民的立场来，那却肯定地会逐渐地接受新思想新道德，从而对新社会的一切得到融洽无间。
拿我自己来说，首先是一个客观主义问题，实际就是立场的问题。
我是深中客观主义的毒的。
在抗日战争期间，写历史，把太平天国与曾国藩同等看待。
看政治，把共产党与国民党同等看待。
国民党宣传共产党不抗战，我不相信，因为抗战第1场大胜利平型关大捷就是八路军打的；
共产党说国民党不抗战，说八路军和新四军抗击侵华日军的64％及伪军的95％，我也怀疑，认为共产党的话要打折扣。
我自以为是超政治超阶级，我自以为是“客观”，我自以为这样才能够不偏不倚看出事实的真相。
到解放后，我受了共产党的教育，先懂得了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可能超政治超阶级，根本没有“客观主义”这一个东西存在。
我是一个做历史研究的工作者，我又从封建社会的历史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家方面去检查，我了解到那个被孔子称为良史的董狐，他之所以头可断，而绝不肯改动他对赵盾弑君的笔诛，原来是要维护封建的君臣纲纪，替封建统治服务。
我也了解到资产阶级的历史家，他们之所以极力标榜客观主义，目的是要遮掩阶级斗争，使劳动人民不去革命，借以维护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他们也都是为他们自己的阶级服务。
可见古今来的历史家都无例外地在为他们的阶级服务。
历史乃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科学，绝无所谓“客观主义”这一个东西存在。
我再检查我的著作，我在太平天国史的著作中，热爱太平天国，但我在“湘军新志”里面却对曾国藩发生了感情，这样我就提出了是非问题。
我问我自己：
究竟是太平天国“是”呢还是曾国藩“是”呢？
如果太平天国“是”，则曾国藩对抗太平天国便“非”了。
接着是非问题，就是划分敌我，曾国藩既然是对抗人民革命，他就是我的敌人，我就必须痛恨他。
于是从搅清是非，划分敌我，最后就解决了立场的问题，使我连根挖掉客观主义的毒害，而紧紧地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
我的立场问题，通过大道理的教育，通过自己的所学所做的工作的检查，我得到解决了，我对政治，对研究，以至一切事物都逐渐地发生了新的感情，新的看法。
古人说过：
“吾道一以贯之”，我在立场问题解决之后，确有这一种体会。
第2个问题是所谓“自由”问题。
我年青时深受庄子思想的影响，养成一种超脱于物外的虚无的人生观，做的工作又是金石考古工作，整天伏处斗室过着自以为是“自由”的小天地的生活。
到解放后，每一个人都要隶属于一个组织，要过有组织有纪律的生活，组织管了我，长年在忙着去开会、听报告、讨论，还要参加政治、做代表、当委员。
这就给我所谓“自由”以极大的矛盾。
我初时不待说是极大的痛苦的。
但是，我自己问自己：
我那一种“自由”对不对呢？
我从儿时就听说中国四万万同胞是一盘散沙，大家都气愤由于一盘散沙才给帝国主义侵略，甚至要亡国。
四万万同胞为什么是一盘散沙呢？
就是因为没有组织。
现在共产党把全国六万万同胞组织起来，六万万同胞成了一条心，打倒了黑暗的统治，赶走了帝国主义，中国站起来了，这就因为有了组织。
我从前所谓“自由”，是掩着眼睛不看，塞着耳朵不听的“自由”，是随时有做亡国奴的“自由”。
今天，我们正朝着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建设以至全世界大同的目标前进，这才是真自由。
因此，今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就必须服从组织。
我在思想上经过这样的认识，在行动上用了极大的克制力去改变我从幼年以至老年养成了的脱离群众脱离社会的生活习惯，欣然服从组织，依靠组织，过着新的生活。
第3个问题是党的领导问题。
我是受过论语“君子不党”的教育的，我在中国历史上又读了许多党争的记载，所以从前我对政党的看法，一律都认为党就一定有偏倚。
但是，到抗战以后，共产党在中国的威信一天天地高起来了，不久，解放了中国，赶走了百年来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
事实擦亮了我的眼睛，扭转了我的偏见。
我们知道，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进的人们，都曾经做过救中国的事业，但是，作为农民革命的太平天国失败了，作为封建改良主义的戊戌维新也失败了，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辛亥革命又失败了，铁的事实说明，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今天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救中国的大业，正在向富强康乐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迈进，中国必须要共产党领导，这在共产党是责无旁贷，在人民是众望所归。
这是国本所在，断不容动摇的。
至于在一个教育机关里面，或一个科学机关里面，共产党能不能领导工作呢？
我的回答是：
共产党能够领导，而且必须要共产党领导。
让我把我所负责的那一个小小的工作来说明。
1950年南京市成立一个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展览筹备会，1951年展览结束，改组为太平天国史料编纂委员会。
这两个会都是由中国共产党南京市委员会领导的。
六年以来，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最初发动各地的展览，教育了群众，从而依靠群众，在解放前二三十年踏破铁鞋还发现不到几件太平天国的文物，今天发现的太平天国文物已经是数以千百计；
在解放前看到与太平天国有关的资料不过四五百种，而截到去年10月止，已经收集到二万多册。
这就完全是共产党的领导的成绩。
即小可以见大，我这一个小小的工作如此，其他教育、文化、科学的工作都可知。
从我自己的思想改造回忆起来，我常常想到，我这样顽固的旧知识分子，如果不经过改造，今天不仅是不能工作，简直是不知会变成什么东西。
思想改造是痛苦的，首先是要认清道理，辨明是非，同时要看天天在突飞猛进的现实社会，而在知识分子说来，尤其是要在自己的业务中，虚心地认真地去作检查和认识，到了一旦思想豁然贯通的时候，那真是乐从苦中来，变了一个新人，换了一种新生活。
中国知识分子爱祖国、爱真理，是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
而年老一代的知识分子，有不少人曾经熟读古代哲人的经传，他们学习有反省、克己、谦让、质朴等等美德。
对于接受新思想来说，老年知识分子是比年青人迟慢一些的，但到他们一旦认识真理，身体力行起来，并不会比年青人落后，就因为他们过去修养有一些美德，今天到新社会来，把过去独善其身的个人道德，在马列主义的教育之下，大大地提高到集体主义的新道德上去，就会发挥巨大的力量。
今天在共产党整风运动中，一方面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同时又正是我们年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在经过1952年思想改造之后，又一次提高认识、提高思想的大好良辰。

克服一步登天的思想
傅雷
青年的朝气与热情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一切建设、一切创造的原动力。
中年人想要或大或小的有点儿成就，也得向青年们学习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与乐观精神。
培养新生力量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
可是君子爱人以德，我们要鼓励青年，帮助青年，同时也不能姑息、娇纵他们，眼看他们走上歧路。
凡是爱之适以害之的办法，要坚决反对。
近来有个现象，就是青年的急躁情绪相当高涨，也相当普遍：
不论文艺界戏曲界科技界，有些年轻人急于求成，一步登天的思想很严重。
有的一味要求老作家帮助，而不问一问自己够不够请人帮助的条件。
他们动辄拿了高尔基鲁迅如何帮助后进的大帽子，要老作家改稿；
编辑部因为不提意见就退稿，因而受到责难，更是尽人皆知的事。
“萌芽”收到课卷上撕下来的投稿也不是个别的。
他们只知道高尔基与鲁迅帮助的人，不知道高尔基与鲁迅也有不帮助的人，而不帮助的也许更多。
不问对象，一律培养，除了浪费彼此的精力，对谁都没有好处。
有位朋友说：
鲁迅那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被误解了，孺子只想永远骑在牛背上，不下来了。
而且鲁迅又是哪个“鲁迅”培养出来的？
高尔基的“大学”是什么大学？
在那样黑暗的时代，混乱的社会，鲁迅与高尔基不是独立奋斗出来的么？
不是自己想方法钻研，而不是由某一个师父带大的吗？
我们的一部分青年却把意志误解为盲目的野心，以为只要我想做作家就一定能做作家，既不考虑过去的根基，也不愿意刻苦修练。
殊不知古今中外的作家，丢掉过多少习作！
他们是写得多，挑的严，发表得少。
为了真正爱护青年，这种情况值得提出来请大家注意。
解放几年来，中小学教育水平不高，学生思想性的东西学得多，实际知识学得少。
又因为重视教学法的结果，教师们差不多把材料嚼烂了喂给学生，有一些不用功的学生就懒惰起来，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
搞运动时叫青年带头固然有好处，但有些青年往往因此就以改造者自居，以为自己完满无缺了。
有过一个时期，因为强调新生力量，一部分青少年却气焰高涨，不尊敬老师，瞧不起上一代；
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两篇文章而轻视语文教师，任意旷课的事也时有所闻。
劳动模范与先进工作者的实例给了全国人民很大的鼓动，但年轻人把文艺创作与科学研究，和“找窍门”的合理化建议混为一谈，以为只要靠点儿聪明就行。
造成一部分青年不肯埋头苦干，只想一举成功的原因，一定不止上面所说的几个。
希望学校、党团、家长和社会人士一齐来彻底研究，对症下药，导青年于正轨。
我还建议：
一、请团中央进行宣传教育，先从团员开始，逐渐启发一般青年，克服自大与倚赖思想，要求他们把意志用在刻苦学习上面，告诉他们好高骛远而不脚踏实地，是不会成功的。
二、请教育部指示全国大学中学，经常在这方面教导学生，不要用搞运动的方式，而要深入细致的做去，作为培养共产主义青年道德的一个重大项目。

“杀子报”这样的戏
吴祖光
这是一个旧剧的情节：
有一个女人死了丈夫。
在为丈夫做佛事，祈祷超渡亡魂的时候，这个女人和到家里来念经的和尚勾搭上了。
两人正在幽会，不巧正被女人的儿子碰上，女人恋奸情热，怕儿子破坏好事，在一个夜晚手执菜刀把儿子杀了……
杀子之夜，阴森恐怖，做母亲的一手举刀，一手抓着儿子，儿子和女儿哭哭啼啼跪求母亲饶恕；
母亲也曾表示了心中的不忍，但是反复几次之后，终于把儿子一刀杀死。
母亲杀死了睡在床上的儿子之后，从帐子里反身出来，满脸鲜血，口里衔着同样满是鲜血的菜刀；
这样还不够，为了毁尸灭迹，她把儿子的尸首切成八块，强迫女儿搬来一个坛子，把尸首装进去。
血淋淋地，一个人头从帐子里扔出来了，一只胳膊，一条腿，一块肉，又一块肉……
这个残忍的母亲后来受到了“国法”的制裁。
但是观众已经无法考虑到她的下场问题，因为剧场里有一个孩子吓得哭了起来，他的母亲匆匆地抱他出去了，然后第2个母亲也抱了孩子出去了……
这是在最近半个月期间，在北京和天津的评剧舞台上看到的被文化部解禁后的节目“杀子报”的演出情况。
又一天我又看到了北京演出的开禁剧目评剧“黄氏女游阴”：
这个旧剧的作者企图使人们相信人世间的善恶轮回和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思想。
剧中描写五殿阎君把一位员外夫人“黄善人”召到阴曹地府；
让她看一看十八层地狱里男男女女的鬼魂受那些割舌、挖眼、剖腹、剜心、下油锅、抱火柱等等的血肉刑罚。
鬼卒告诉黄善人说那些人生前作恶，死后受罪……黄善人连连点头，心悦诚服，说：
报应呀！
报应呀……
十八层地狱里的割舌、挖眼、剖腹、剜心……是这出戏的主要的内容，因为假如除去这些就没有“戏”了。
演员在这一方面是极尽了突出的能事的：
眼睛挖出来了，血往外流；
眼珠子牵着一根血丝挂在眼眶上，执刑的鬼卒一刀把眼珠割下来，放到嘴里吃掉。
剖腹之后，鬼卒把肠子拉出来盘到自己脖子上，最后从肚子里抓出来一副心肝，也放到嘴里大嚼……
我这样描写，可能有些读者会读不下去了，但是我们可尊敬的演员同志却那样兴高彩烈地演下去呀！
而且在杀子的时候，剖腹的时候却也有一些观众在鼓掌喝彩呢？
我在这样想：
文化部过去相当欠考虑地禁了一批戏；
由于这样引起的一些清规戒律，起了不小的阻碍戏剧事业发展的不良后果。
现在为了鼓舞全国戏剧工作者的劳动热情，发扬我们戏剧事业的优良传统，文化部非常痛快地又把过去禁止的节目全部开放了。
而且党的文化事业的领导同志还提出了“禁止禁戏”的口号。
但是我总是觉得，我们做工作应当具体一些，细致一些，准确一些，应当就事论事。
像“杀子报”、“黄氏女游阴”以及其他一些对人民完全有害无益的剧目，除了色情，凶杀，野蛮，反动之外实在一无可取。
任何事物都具有它的两面性，说文化部从此以后便永远不准许禁戏了，这是一种荒谬的说法；
像上面列举的剧目，我想在我们的国家无论如何也是应当禁止的。
我在这样想：
戏剧同文艺中的任何其他的种类一样，它永远只应该是美的东西。
在我们的人民共和国里，我们的亿万广大的人民都要在戏剧的舞台上吸取精神的食粮，通过演员们在舞台上的表演得到教育，认识真理。
在过去反动统治的社会，统治阶级曾经利用伪装过的艺术来做麻醉人民的工具。
现在像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是疯狂地以色情和凶杀来达到毒害人民的目的。
我们对这样的事情是唾弃的，甚至是痛恨的。
全国解放已经八年了，我们的戏曲演员们八年以来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立了很大的功绩，演员们对于人民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也有很大的帮助。
人们也都认为戏曲艺人是能够很好地掌握剧目，选择自己的道路的，文化部对二十几个禁演剧目的开禁亦应该正是在考虑了这样的情况之后做出的决定。
但是对于开禁之初评剧演员们首先上演的却是“杀子报”、“黄氏女游阴”这样的剧目，做为一个普通的观众，我是不能不感到失望的。
文化部过去禁演一些剧目和今天解禁剧目都具有象征的意义。
前者说明对于解放初期国内局势尚不安定的必需的约束和警惕，后者说明在目前的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文学艺术事业进一步趋于繁荣兴盛是应有的措施。
因此当初禁止和今天解禁的剧目虽然不过二十几出戏，但却是代表着丰富多彩的极为浩繁的剧目。
仅以传统剧目来说，我们的前辈艺人为我们留下了几乎无从统计的财富，我们可演之戏，对观众有益之戏正多；
而我们何以偏偏就非演像“杀子报”和“黄氏女游阴”这一类叫人看不下去的剧目呢？
全国的演员都把北京作为方向，在北京的演员负有教育观众影响全国的双重责任。
而现在我完全可以设想，假如有一位国际友人来到北京，看了我们演出的“杀子报”、“黄氏女游阴”以及其他可能差不多性质的节目；
写几篇文章，照几张像，有十足充分的理由，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落后的，野蛮的，愚昧的国家。
正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刻，正在文化部开放剧目的时刻，来对刚开放的剧目提意见该是有些阻碍争鸣，不识时务吧？
正是为了这样的原故，我犹豫了很久该不该写这篇文章。
但是我终于写了，即使引起别人的反感我也觉得还是要写。
因为我希望看到我们人民的舞台上奇花开放，看到美好的在发展，看到真理得到胜利，看到反动的，邪恶的受到打击和批判；
色情和凶杀根本不该登上我们人民的舞台。
观众是演员最好的朋友，在这里向我尊敬的演员同志致以兄弟般的祝福，祝你们在戏剧事业上获得更大的成就。

王个簃画展今日在京展出
本报讯国画家王个簃的个人画展自今日起在北京中国美术家协会展览馆正式展出。
展出的作品共一百二十余幅，这些展品的绝大部分是作者在1955—1956年期间的新作。
作者是吴昌硕的弟子。
作品以花卉蔬果静物为主，近年来作者在作品的布局、设色和笔墨的运用上都创造了较为新鲜的风格。
展览会将于19日结束。

苏联哈萨克斯坦国立库尔曼喀则
民间乐队在哈尔滨举行告别演出
新华社哈尔滨11日电在我国进行了两个月访问演出的苏联哈萨克斯坦国立库尔曼喀则民间乐队，10日晚在哈尔滨市举行在我国最后一场告别演出。
10日晚上，二千八百多名听众把东北农学院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
民间乐队原定在哈尔滨演出三场，但在听众热烈的请求下，又加演了一场。
苏联哈萨克斯坦国立库尔曼喀则民间乐队是在4月19日到达北京的，先后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沈阳、哈尔滨等六个大城市演出二十二场。
民间乐队对我国民间乐器改良和民间乐曲创作问题也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苏联国立库尔曼喀则民间乐队将在12日离哈尔滨回国。

重看“宋景诗”有感
秋耘
我第1次看“宋景诗”，是在1955年的残冬，这回重看修改后的“宋景诗”，已经是1957年的初夏了。
修改的地方虽然不多，其间却整整经历了一年又半，而且重拍了两次，可见编导者们是经过反复探索，费了大劲的。
不能说“宋景诗”这部影片根本没有修改的必要。
影片的初稿的确有些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例如宋景诗究竟是跟胜保“讲和”，还是向胜保“投降”，就没有交代清楚。
修改后的“宋景诗”，对这一点倒是交代得比较清楚了。
但由于在修改过程中过分强调要对“投降”进行严格的批评，一再强使宋景诗作一些义正词严的“自我检讨”（这样的检讨实际上是远超过一个百年前的农民的认识水平的）；
同时又过分突出了宋景诗底权谋机智和英勇顽强的一面，忽视了他底内心矛盾和忧伤痛苦的一面，因而就使宋景诗这个人物显得“理想化”和“简单化”了。
这样一来，反而冲淡了这部影片的悲剧气氛，也削弱了这部影片的感染力量。
历史上一切农民起义都不免于悲剧性的结局，宋景诗自然也不能例外；
要想不违反历史的真实，就只有把这次失败了的农民起义写成悲剧。
写悲剧，并不等于传播悲观主义的情绪。
正如罗曼罗兰在“弥盖朗琪罗传”中所说：
“我们不能够只赞扬欢乐，痛苦也应该赞扬——因为两者同样是神圣的。”
对于这个善良正直而勇于战斗的农民英雄，他底优点，他底欢欣，他底胜利，我们固然应该歌颂。
他底错误，他底痛苦，甚至他底失败，我们也不必回避和加以掩饰。
因为它们同样也能够给予我们以激励和教训。
宋景诗的一生遭遇之所以能够深深地吸引着我们，激起我们的共鸣同感，并不只因为他底卓越的军事天才，他底强烈的阶级仇恨，他底战斗的热情和迈进不屈的勇气，同时也因为混和在这些当中的他底一些弱点和失败。
如果这位农民英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一帆风顺，万事如意，他底事业没有遭遇到挫折和失败，他底道路不是那么迂回曲折，他底内心没有充满着矛盾和痛苦，他也许会显得更伟大些。
可是，他底生活命运恐怕就不会这样感人肺腑，这样使人荡气回肠了。
经过修改后的影片，在这一点上，不但没有能够弥补原作的缺憾，反而更加减弱了黑旗军受降前后的沉重气氛，简化了宋景诗的内心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复杂的情况和历史的真实（黑旗军受降后确曾被迫参加过“剿回”战役，有如梁山泊的英雄们被迫去征方腊，同样都是深刻的历史悲剧，但影片对这一点是有意回避了的）。
而在某些场合，却掩盖了宋景诗的弱点，掩盖了他的弱点。
所有这些，都适足以损伤影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自然，在这里，我们也应该体谅到编导者们的苦衷，当时在教条主义的压力下，为了使这部影片不至胎死腹中，他们也只好委曲求全，在艺术的真实和“批评家”的要求中间寻求一种折衷和妥协。
教条主义者不能理解，对于一百年前的起义农民来说，投降固然是悲剧，或者可以说是错误，但决不能看作是不可宽恕的罪恶，特别是当他们被围困了一个多月，兵尽矢穷、人瘦马乏的时候。
一个伟大的起义农民领袖，犹如宋公明，尚且把受招安看作唯一的正当的出路，而张献忠也先后两次投降过“官军”，宋景诗又怎能完全超越一切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
如果一定要用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气节苛求于古人，那么，要么就得修改了历史上宋景诗的真面目，要么就只好否决影片“宋景诗”的命运了。
长久以来，我们文坛上流行着一种理论：
写英雄，写正面人物，就不能写他的弱点，不能写他的动摇、彷徨、苦闷和悲伤，不能写他的性格上的矛盾和冲突，否则就是“在英雄的脸上抹灰”，“歪曲了正面人物的光辉形象”。
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创造出来的“英雄人物”，实际上只能是一个理想化了的“神祗”，或者是一部毫无感情的“革命机器”，而不可能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
“宋景诗”的编导者们，虽然没有完全为这种理论所俘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这种理论的束缚，因而不敢充分刻划出宋景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不敢放胆揭示出这一历史事件的悲剧意义。
这部影片经过一再修改，仍然未能达到更高、更深、更完美的艺术境界，说句公道话，教条主义者的干预是难辞其咎的。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尽管有着某些美中不足的地方，“宋景诗”毕竟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历史影片。
影片中有些场面是处理得非常动人的。
例如宋景诗从母亲手里接过父亲遗留下来的宝刀，离家出走的场面；
宋景诗屹立在黄河边上眺望故乡，听将士们慷慨悲歌的场面；
黑旗军撤出小刘贯庄的前夕，宋景诗跟母妻泣别的场面……。
热情的观众们，看到这些场面，恐怕都免不了会热泪盈眶的。
这些场面之所以特别激动人心，正因为它们表现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英雄的形象，使我们看到英雄底“人的一面”和我们一样，他也有着平凡的牵挂，矛盾的心情，以及由于个人所遭遇的重大不幸而引起的悲伤苦恼。
但纵使有这些心灵上的弱点，他终于凭着自己坚强的意志，克服了它们而完成了崇高的任务，成为一个配得上“英雄”称号的人。
为了这，他必须经常不断地进行自我斗争。
斗争越酷烈，就越能显示出英雄的高贵品质和光辉人格。
可惜影片中的其他部分，并不是全都能够充分体现这一点。
就其整体来看，宋景诗这个人物形象虽然还不够十分丰满，但基本上是写得比较真实、比较成功的。
影片并没有把他渲染成一个神机妙算的“天人”，也没有把他写成一个叱咤风云、雄才大略的名将，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显得非常淳朴谨严，完全符合于一个来自群众中的农民领袖的身份。
例如写宋景诗在劝止群众散伙时，对大家说：
“咱们散不得，散了别说粮食、银子，脑袋都是人家的！”
又如写宋景诗在打了胜仗后，边看戏边对弟弟说：
“娘要是能在这儿，那多好啊！”
等等这些看来似乎是很简单的对话，是无关重要的小动作，却很传神地表达出这个农民英雄的精神面貌。
扮演宋景诗的崔嵬同志，也能够恰如其分地掌握到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
影片对于一些次要人物的塑造，也有值得称道的成就。
例如杨殿乙的豪迈英勇，张崇德的质朴耿直，胜保的狡猾阴险，僧格林沁的刚愎自用，……在影片中都表现得活灵活现，有声有色。
在一部影片中写了这么多的人物，而每个人物都有独特的性格，不落入公式化、概念化的窠臼，这是难能可贵的。
影片的摄影艺术也具有独特的风格。
如对于大规模战争场面的处理，自然景色的描写，人物的特写镜头，在国产片中，可算达到相当高度的水平。
又如黑旗军受降后被迫渡黄河与二次起义后回师渡河的对比，前一个场面气氛沉重，使人悲愤；
后一个场面阳光明丽，大风拂旗，使人神旺。
前后呼应，形成强烈的对照。
从这些场面，可以看出编导者和摄制者们在艺术创作上精雕细琢的匠心。

党·医生·火车头
高植
医生是替别人治病的，他自己也会害病。
这病或是感冒，或是便秘，这只是他的身体的某一部分有了失调的现象，并不是医生全身都有毛病。
更不是医生有病，一定要死。
医生有了病，可以关门治疗，也可以公开治疗。
医生治好了他的病，还可以替人治病。
假若有人认为医生不应该害病，这是不对的。
假如有人认为医生害病，就一定要死，这更不是对的。
火车头是拖一列车厢的，火车头本身也会有毛病。
这毛病或是锅炉里的，或是轮子上的，这只是火车头的某一部分有毛病，并不是火车头全部有毛病，更不是火车头有了毛病，一定要报废。
火车头有了毛病，可以小修，也可以大修。
火车头修好了，还可以拖一列车厢。
假如有人认为火车头不应该出毛病，这是不对的。
假如有人认为火车头出了毛病，就一定要报废，这更是不对的。
现在，有一个医生，他治好了一种大病，半殖民地半封建症，他还在治病，治经济落后症、文化落后症。
医生感冒了，在替自己治病了。
有人说，得了感冒的医生不能再替人治病了，而且医生自己一定要死了，这话对吗？
现在，有一个火车头，他拖着一列车厢，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站向着社会主义站奔去，还要从社会主义站向共产主义站奔去。
火车头有了点小毛病，在检修了。
有人说，有了小毛病的火车头不能拖列车了，而且火车头一定要报废了。
这话对吗？
这医生是中国共产党。
这火车头是中国共产党。
党内一部分党员有了些毛病，并不等于全党有毛病。
而且一部分党员有毛病，也是不足为怪的事。
现在党整风了。
不讳疾，不忌医。
这种精神是英明伟大的。
凡是爱党的人都应该把某些党员的毛病全指出来，把某些党员的偏差全说出来，把个别党员的严重错误全揭开来。
我们应该帮助医生治好他自己的病，为了让医生更能专心一志地治疗六亿人口大国的经济落后症、文化落后症。
我们应该帮助火车头检修，为了让火车头能够更安全地、更迅速地把乘坐六亿旅客的列车向着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站奔去，向着更繁荣、更富强的共产主义站奔去。
我们需要这个医生，我们需要这个火车头。
我们愿意随时替医生剪剪指甲，替火车头打扫烟囱。
剪剪指甲，不是剪掉医生。
打扫烟囱，不是扫掉火车头。
医生、火车头，为六亿人民着想，为千秋万岁着想；
人民也应该为六亿人民自己着想，为子子孙孙着想。
和风细雨也可以变，但是应该变为春风化雨，而不是变为狂风暴雨。

八路回来了
张永枚回来了，我的孩子！
记得那年02月，刚下罢一场春雨，我送你去到城市，沿着这淙淙的小溪。
我的话，我的泪，一别七年没忘记：
“你在那茅屋里养过伤口，你在这溪水里洗过血衣，和我们一同用稀饭充饥，和我们一同土改分田地。
雁北飞，三次回头望南方，进城去，要把我们常想起。
当我们遇上困难，你要多多出主意。”
端阳节，锣鼓声中赛龙舟，我们想起你；
中秋节，团团月饼放桌上，我们想起你；
吊钟花开年初一，家家煮好团圆饭，想起少了一个你！
啊！
在那工作烦忙的城市，可累坏了你的身体？
我默默在心里祝福：
愿你事事如意。
谁知你一去七年，总不捎来消息！
生活像晴朗的天空，有时也有乌云雷雨。
当太阳烤干了水渠，秧苗瘐在田里，我们想起你！
当有人心被鬼迷，吵闹着要退出社去，我们想起你！
当村干部昏了两眼，把缺粮户逼去跳井，把年青人活活禁闭，我们想起你！
啊，老八路啊！
你为什么不回来？
不回来看看我们的难处？
不回来听听我们的委屈？
不回来给我拿个主意？
孩子，你是忘了我们了！
不要辩解吧！
是这穷乡僻野的小路，走不了你的汽车！
是那蹦跳的牛羊，会弄脏你的新衣；
是这小小的市集，买不到方便的肉鱼；
是我这无知无识的老人，讲不出好听的言语！
我们这茅屋竹篱，怎能和楼房相比！……孩子啊！
在静静的深夜，我曾悄悄哭泣。
我多害怕、多耽心呀！
不是怕我这暮年的人，活不久就要死去；
我害怕、我耽心：
万岁和锦旗，使你们眼耳昏迷！
文件与皮包，压住了你们的身体！
建不成千人万人的社会主义！
孩子啊，你回来了！
你到底回来了！
大娘为你呕过气，今天一见只有欢喜。
你从前住的小屋，我已打扫得干净，你喜欢吃的咸鱼，我要亲手蒸给你。
孩子啊，有你们亲手领导办社，还愁建不成社会主义？
看啊，孩子：
路旁那棵木棉树，满树红花开在昨夜里，那是你亲手栽下的呀，怎不知你回村来的大喜！
1957年05月24日广州。

墨西哥版画两幅
这两幅木刻，都是表现墨西哥劳动人民生活的。
右面一幅题为“建筑工人”，作者弗尔南多·卡斯特罗·巴却柯；
下面一幅题为“橡胶园中的血迹”，作者加罗·加莱西奥，这是他的画集“赤道线下”中的一幅。

“老百姓”和猪肉
张化
有人代表“老百姓”说话了，拿现在情况与解放前相比，说：
“日本人来的时候老百姓还不是照样欢迎”。
现在“猪肉紧张，老百姓吃不上”、“这是生活水平降低”。
为避免“误解”起见，我想问问：
解放前能吃得上猪肉，对侵略中国的日本人表示欢迎的那些“老百姓”，说得清楚一点，究竟是什么人？
另一个“老百姓”的代表说：
“从猪肉来说……猪肉买不到，说生活提高不能服人”。
就这么从猪肉来说吧，解放前猪肉是买得到的，说那时生活较高，大概可以“服人”了吧？
一提起生活水平，就想起猪肉来了。
“买不到”，“吃不上”（说得实际些，是不容易买，吃得少），就是“生活水平降低”。
可见“老百姓”的饭桌上一向是离不开猪肉的。
“……解放前……我们吃的是半年糠菜半年粮”，“过去十户人家，有八家吃不饱饭，更难吃到肉。”
这是湖南汉寿酉港乡农民杨清秀说的（见6月07日人民日报）。
“拿我自己来说，过去一年里头除了过节，嘴巴就没有沾过腥味呀！”
“现在呢？……一家几口人，不但吃穿不发愁，还买了收音机，每星期都要吃肉。”
这是北京电车司机刘成勋说的（见6月10日北京日报）。
按照过去的习惯，农民和电车司机统称为“老百姓”。
但此“老百姓”，非彼“老百姓”也，从他们和猪肉的关系可以分得清清楚楚。
身披羽毛，有翅能飞的，统称为鸟。
谁都知道鸟绝不只一种。
即使在黑夜里，黄莺和乌鸦也是不难辨别的，听它叫两声就行了。

见茶豆起乡思
萧禹
在全国农业展览会上，居然见到了两种来自故乡的展品——“鬼豆”和茶叶。
它们给了我极大的喜悦。
在那些天里，我情不自禁地逢人便说。
有的朋友和我开玩笑：
“瞧你，乡土观念那么重！”
是呀，我自己一时也想不出个道理来；
可是我想，这中间总该有些道理吧。
应该先介绍一下我的故乡——古丈县。
它属于湘西苗族自治州，是湖南省最小的县份之一，位于千山万壑之中。
就连住在县城里的人家，无论打开那一面窗户，一年四季，都可以面对青山。
这个小小县城，先前不过三四百户人家，市街小得出奇。
据说一根烟卷从南门抽到北门，还可以绰绰有余。
抗战期间，在城边的山坡上，设得有个防空哨，偶尔接到敌机侵扰沅陵等中等城市的电话时，也曾当当当地敲钟报警过。
但是有的人说，其实用不着那样费事，只消有人朝着山下喊一声“飞机来了”，保险全城都能听见。
在我童年的时候，全县人口不过二万五千，后来经过调整区划，到现在听说已是七万多人了。
并非因为她是我的出身之地，我对她有什么偏爱。
但是，说实话，故乡的一山一水，一木一石，确是使人念念不忘的。
就连童年时代我常走的那些山路，该在那里转弯，该在那里歇憩，那里有好泉水，那里有凉风洞，只要一闭上眼睛，它们就如在眼前。
同样的，我也忘不了故乡的人，那些朴实的脸孔和他们的劳动与生活。
此刻，我想起了县城古丈坪“赶场”的日子。
从四面山路上鱼贯而来的人流，挑着或背着各色各样的东西。
那些苗家的妇女们总是穿着沿着花边的衣裳，戴着银质饰物……这一切，在我的记忆里，正像一幅永不会消失的风俗画图……。
但是，美好的回忆常常会被恶梦般的往事所掩盖。
刺耳的枪声，带血的鬼头刀，河坝坪上横七竖八的尸体，用竹笼子装着挂在秋千架上示众的人头，还有鸦片烟、土匪，比土匪还凶的“枪兵”……以及由于以上种种原因造成的善良的人们的愁眉苦脸和数不清的眼泪。
因此，尽管故乡的风物使我着迷，使我心醉，尽管我知道那些被叫做“穷山”的山野里可以大量地生产桐油、茶油、五倍子、竹材、木材等等，但在过去，人们总觉得她走的是一条漆黑而又漫长的道路。
从解放到现在，算一算不过才短短的七年多，在万里外的北京，在金碧辉煌的苏联展览馆里，在网罗全国著名的千千万万种农产品的展览会上，我竟能见到两种生长在我所熟悉的泥土中的东西，（那样边远的一个小城啊！）
请想一想，我又怎能抑制住内心里像孩子一样的欢喜呢？
因为离家时久，对于“鬼豆”的印象已经有些模糊，但是茶叶对于我却完全不然。
尤其是当这江南03月，遍野山花的季节里，“茶”是整个县城几百户居民生活中的第1桩大事。
“古丈茶”的主要产地就在县城附近，以二龙庵为中心的那一片丘陵地带向阳的山坡山。
“古丈茶”最好的叫做“明前”（采摘期在清明以前）。
在古丈，“二龙庵的茶、北泉的水”可以说是双绝。
北泉的水质十分甘美，沏出的茶，一打开盖碗就清香四溢，茶是浅绿色的，讲究“一旗一枪”，喝到口里，微微的有点苦，但很快的就会转为经久不散的香醇。
赶上焙制茶叶最忙的时候，山城处处都散发着茶香和松柴的香气。
站在这种特制的锅灶前面的，在过去差不多都是妇女，而且一代一代地都出过几把“好手”，她们有经验又聪明，不仅懂得火候，而且善于察颜观色，因为茶叶是讲究色香味三者缺一不可的。
我还记得，每年一到这些日子，天破晓前就可以听见姑娘们互相招唤着从窗前走过。
微明中，已可以看见她们在迷离的晨雾里忙碌的工作了。
但是，在那时，她们辛辛苦苦采下来的叶子，不能不经过十八两甚至二十四两的大秤交给茶园主人，往往劳碌了几个年头，也不一定能挣得上一点微薄的嫁妆。
今天，她们应该是茶园的主人了。
在这繁忙的采茶的日子里，她们应该起得更早，头上扎着一方新洋肚手巾，系着浅色的围裙，手提轻巧的竹篮，有说有笑地踏过小桥，走向山坡……。
今天，在比之从前十倍广阔的茶园里，人应该是更多了，不仅有笑语，应该还有隔山呼应的歌声。
离家十年间，正是故乡天翻地复大变化的前后。
像我这样一个——正如那位朋友说的——乡土观念重的人，可以说是经常关心着故乡的消息。
首先是：
故乡解放了，自从我记事以来没有一天断过的匪患完全肃清了。
接着是：
县城里有了电灯，碾米厂，由城里到隔岸的柑子坪，已经架起了一座永久性的大桥，新建的楼房挺立在山间水滨。
还有，过去除了步行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沟通的山城，今年可以通汽车了。
还有，过去招生总是招不足额的县立中学，如今已经成了拥有好几百学生像样的学校了。
最后，回到茶叶来，近几年它已经成了出口商品扬名海外了。
昨天又接到了一封家信，离我家不过十里地的苗乡曹家坪，因为大量开垦山地，种植油茶，获得了丰收，前不久已被摄成了纪录片，侄子在信上要我密切注意这件事情。
很显然，这个纪录短片不过映一两分钟，可是说老实话，对我的故乡、对于我来说，该是一件何等重大的事情啊！
韦庄词中有“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之句，在旧时代，每当回到破碎了的家山时，谁不曾有过“近乡情更怯”的体会？
今天，如果我有机会回去一趟的话，这个“还乡”不但不会使我“断肠”，一定还会给我许多意外的喜悦。
我也可能掉下几滴眼泪来，可是，那中间没有半点哀愁，而是由于极度的欢欣与激动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