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机警勇敢的青年学徒在广州文化公园
当场捉住放定时炸弹的特务
新华社广州8日电
昨天晚上，广州文化公园内只差二十分钟便要爆炸的一颗定时炸弹，给正在那里游园的两个青年学徒发现了。
他们当场捉住了把定时炸弹扔下不久的特务分子龙沛强。
赶到现场的公安人员随即把这个特务分子扣押起来，并且对定时炸弹采取了紧急的安全措施。
文化公园是广州最热闹的群众娱乐场所。
特务分子龙沛强奉蒋介石集团驻香港特务机关的命令，选择这个地方作为爆炸的目标。
昨晚九时五十分，当大批游园群众正在沿着花圃旁边的大道离园返家的时候，扮作游客的特务分子龙沛强趁机从裤袋内掏出一个黑布袋，把它偷偷地扔到园内水产馆的花圃里。
这个可疑的情况立刻引起了在花圃附近谈心的青年学徒谭青华、李盛昌的警惕。
迅速前去检查黑布袋的谭青华看到布袋里装的是炸弹，立即叫了起来，这时跟在特务分子龙沛强背后的李盛昌便随手抓住了这个“黑布袋的主人”。
这两个青年学徒事后对记者说：
这个家伙的可疑行动早已引起我们的注意。
当我们正在聊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人老是在花圃附近不安地打转，因此我们决定盯住他。
谁知他扔下来的却是炸弹，因此他很快就被我们捉住了。
当记者在十时三十分赶到现场的时候，看到愤怒的群众还在围住这个二十三岁的、头部低垂、脸色惨白的特务分子咒骂。
在特务分子的跟前摆出了当场被搜获出来的罪证：
○○○一○五号的美制定时炸弹和二百多张反动传单。
特务分子龙沛强昨晚被捕后向公安人员供认：
今年02月，他在香港参加了蒋介石集团的特务组织，接受了爆破训练。
05月09日，他奉蒋介石集团驻香港特务机关的命令，曾一度到过广州，企图爆炸广州文化公园。
他说，当时特务机关命令他把炸弹放到文化公园内人群最多的地方。
但是那次他到了广州以后，因为没有拿到炸弹，便回香港去了。
他这次来到广州是在6月02日。
但是当他拿到了定时炸弹正在文化公园行凶的时候，就被捉住了。
（附图片）
这是被逮捕的特务龙沛强（中），前面就是被查出来的反动传单等罪证。
新华社传真照片　蔡忠植摄

北京国棉二厂职工座谈
不许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抬头
本报讯
国营北京第2棉纺织厂职工在昨天下午举行座谈会，批判各种违反社会主义利益的荒谬论调，痛斥写匿名信恐吓别人的无耻行径。
一致表示工人阶级紧密团结起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成果。
细纱车间副主任项苏云说：
这些天以来，我看了报上登的发言，感觉有人利用整风的机会大肆宣传反动言论。
的确有人想搞清一色的党天下，那就是国民党。
可是，那样的党天下是坐不长的，他们的职业是压迫人民，所以人民把它推翻了。
她说，最使我气愤的是有人在整风当中，写匿名恐吓信，威胁卢郁文先生，不让他讲维护社会主义的意见，说他“为虎作伥”，要不饶他。
我父亲项英就是为了社会主义而牺牲的，他们的血没有白流，他们的努力已经开花结果，人民是会保卫胜利果实的。
为了社会主义，我们的前一辈流血牺牲都不怕，今天我们年青的一代怎么会被一封恐吓信吓住呢？
我们能够分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我们绝不允许一切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抬头。
织布车间先进生产者章吉娣说：
这些日子，有些人一直在报上发表反动言论。
像葛佩琦，竟在报纸上说什么群众要推翻共产党，要杀共产党人。
看起来，这种人和我们工人不是走的一条路。
他是想离开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
我们工人却是要全心全意地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
请这些人到东郊来看看：
这里解放前是一片荒地，现在盖起这么多的工厂，这不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成绩？
这不都是为了使广大群众过好日子？
就拿我们这个工厂来说，从1955年09月开工生产以来，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我们不分昼夜地艰苦劳动，就是为了早日把社会主义建设好。
可是像葛佩琦、储安平这些人，他们实际上是盗用人民的名义，反对共产党领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
大家想想，我们工人怎能答应呢？
动力部电器保全组电工乔星明说：
我们工人要多开这样的座谈会，表达我们对各种反动言论的意见。
葛佩琦等人认为肃反不好，谁都知道肃反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肃清反革命分子，这有什么不好呢？
有些被审查的人不是反革命分子，可是，经过这个运动，弄清了自己的历史问题，这不是很有好处吗？
就拿我们动力部电器保全组组长史剑峰来说，过去他有些历史问题，工作不大胆，经过肃反，问题弄清楚了，卸下了包袱。
以后经过党、团的帮助，他的积极性发挥出来；
在去年第4季度，他的小组还得到青年节约突击小组的光荣称号。
从我们这里的情况看来，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反对肃反。
工程师程建勋说：
我完全拥护共产党整风，这对发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有好处。
我们应该抱着爱护的态度，诚恳地实事求是地对党提意见。
可是，我从葛佩琦、储安平等人的发言中，看不到这样的态度。
我怀疑他们是不是站在人民立场讲话的。
葛佩琦说群众要杀共产党。
我要质问他，你说的群众是谁？
那些人想杀共产党？
我看只有一小撮梦想资本主义复辟的人。
储安平说现在是清一色的党天下。
他的话是想把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对立起来，挑拨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我坚决主张以工人阶级为首、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清一色，我拥护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的清一色。
梳并粗车间主任曾祖东说：
章乃器说定息不是剥削，是不劳而获的收入，又说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这是什么话！
一边是不劳而获，拖社会主义后腿，一边是日夜劳动，建设社会主义，这不正是本质的区别吗？
我看，这些人不要只是坐在屋子里发谬论，还是到我们工厂里看看工人们在干什么吧！
锅炉水质试验工人张少洲说：
我恨透了葛佩琦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胡说八道。
葛佩琦认为“肃反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我要问问，他是站在什么人的立场上来看“肃反”运动呢？
难道容忍反革命为非做歹，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才是葛先生的心愿吗？
细纱车间工人、全国劳动模范张梅兰说：
我们工人对共产党进行整风是非常关心、非常拥护的。
最近很多人在整风中对党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但也有一些人闭着眼睛说瞎话。
如葛佩琦、储安平就提出了取消共产党领导的论点，这使我们非常气愤！
我自己过去一家受穷，父亲、母亲、哥哥、姐姐都没有学过文化。
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我父亲就被日本鬼子打得重伤死去了（她眼睛里含着泪水）。
我们一家种地，地主的孩子打我们、骂我们，直到解放以后我才考上了工厂。
现在我们工人都能够靠自己的工资养活自己的家庭了。
我们工厂里有职工代表大会，车间里还有生产会议，一切都叫工人当家作主，这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工人的生活。
请这些先生们睁开眼睛来看看这些事实吧！
细纱车间老工人秦淑英说，看了储安平、葛佩琦等人的发言，真使人气不打一处来。
葛佩琦说现在生活提高的只有过去穿破鞋、今天坐小卧车的党员和干部。
真不知道他说这话是安的什么心眼儿。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我就在纱厂做工。
那时候，资本家、领班的看我纺出了花，就是一顿拳打脚踢，还用墨水在脸上画成花脸，强迫我带着花脸去看车。
那时候，每当听到上班汽笛响，我妈总是哭着送我进工厂大门。
解放以后，我彻底翻了身，当了副工长，吃的、穿的、住的都和以前大不一样。
只要不是故意扯谎，谁能说群众的生活没有改善呢？
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我怎么能有今天呢？

周总理接见比利时文化代表团
新华社8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日下午接见了比利时文化代表团。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阳翰笙、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卢绪章等人。

复旦大学教师座谈会上发生这样的怪事
笪移今的公正发言受到无理阻挠
本报上海8日电
上海复旦大学在7日举行的全校教师座谈会上，发生了一件新闻系副教授舒宗侨等少数人阻挠别人发言的小风波。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教授笪移今在座谈会最后一个发言，他赞同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谈家桢在发言中关于搞好党群关系以缩短双方距离的说法，并认为党是人民的核心力量，离开这个核心，我国人民就将一事无成。
他说：
现在党在整风，邀请党外同志提意见帮助党来整风，这正说明了党的大公无私，说明了党很重视群众的意见。
为此，他又认为我们发现党委、党员有缺点，就应该不扩大、不缩小地实事求是地提出来帮助党进行整风，应该采用和风细雨的办法。
为了帮助党进行整风，还应该认真研究一下党的整风指示，特别是指示的第3段。
当笪移今正在发表上述意见的时候，舒宗侨就中途插上大声讲话：
“我们不要听你的教训！”
“不要给我们上课！”
“不要浪费时间！”
这时，有几个人拍手叫喊，要阻止笪移今继续发言。
法律系教授丘日庆支持笪移今，说：
“我们欢迎你继续讲下去！”
这时，会场秩序陷于混乱状态。
笪移今继续坚持讲完了自己的意见。
他的最后意见是：
“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团结，有利于整风的应该大放大鸣，对于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我要以生命来与之斗争到底！”
笪移今发言完毕后，并主动与舒宗侨握手，但舒宗侨连声说：
“无聊！”
“无耻！”
舒宗侨的这种表现，在会后引起了人们的批评。
生物系教授张孟闻和历史系教授周谷城等，在座谈会结束后继续举行的校内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会议上，不少民主党派的教授认为舒宗侨阻挠别人发言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他们说：
这次座谈会是党邀请大家来提意见的，你不愿意听可以出去。

李维汉在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上作总结发言
希望工商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他说：
有些人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召开的全国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昨日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在会上作了总结性的发言。
他说，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善意的；
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
他指出：
那些反对思想改造的论调和攻击，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最后，他希望工商界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表示愿意帮助工商界平平稳稳地走过过渡时期，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荣的劳动者。
会上，李烛尘（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胡厥文（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陈叔通（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先后发言。
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开门整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的伟大精神，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英明方针，予以极高的估价。
对于某些人企图离开社会主义，否定工人阶级领导的错误思想，给予严厉的驳斥。
李烛尘很坦率地说，“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有一条心，走一条路才能长期共存，如果人各一心，各走各路，是不可能长期共存的”。
胡厥文认为，章乃器最近期的一些论调是错误的，对工商界是没有好处的。
陈叔通在发言中指出，章乃器的一些怪论是资产阶级思想突出的典型。
（李烛尘、胡厥文、陈叔通三人的发言见第4版）
会上，汤蒂因、黄长水、李康年三人作了书面发言。
汤蒂因反映工商界中小户的困难。
黄长水对改进公私关系、党群关系提出了一些建议。
李康年补充他上一次的发言说，他的意见并不是要大家必须领足二十年的“赎金”，愿意放弃的人可以放弃。
李维汉的总结发言朋友们、同志们：
现在，我们的座谈会要结束了，我谨向积极参加座谈会的朋友们致谢，向民建会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者致谢。
大多数批评和意见是
正确的，善意的；
有一部
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
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
这个座谈会有它的特点：
第1，从5月15日起到今天举行了二十五次座谈，讲了话的有一百零八位，可以说：
会开得相当热烈，话讲得相当充分。
第2，参加座谈会的包含了各方面的朋友，有大、中、小各个类型和妇女、青年、资方代理人等等工商业者，有工商联、民建会地方组织的负责干部，有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会中央的常务委员，这就使得这个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批评和意见比较广泛，比较能够反映各方面的情况。
第3，座谈会在某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上展开了热烈的辩论，对明辨是非起了重要作用。
这个座谈会应当说是开得好的，对于我们党的整风有很大帮助，对于继续贯彻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有很大帮助。
座谈会上提出和接触到的批评和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是善意的；
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
对于正确的批评和意见，我们愿意认真接受，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毛病，改进工作。
有关中小工商业者和
资方代理人的问题等，已
交专门小组研究
座谈会上谈到了有关中小工商业者和资方代理人的问题。
这两类问题都很重要，应当寻求适当的处理办法。
由于它们关涉到的方面很多，中小工商业者问题的情况尤为复杂，处理起来会遇到许多的实际困难，需要很好地加以研究。
在这次座谈会上，还不可能求得一致的意见和具体的答案。
我们已请专门小组仔细加以研究，希望他们能够提出合理的、行得通的建议，提请政府有关部门考虑处理。
在政府作出决定以前，会像过去一样，同民建会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员交换意见。
座谈会上提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工商联的工作问题、工商联和民建会间的分工合作问题以及工商联同中共统战部的工作关系问题。
这些问题，也交请专门小组加以研究，希望能够总结经验，提出适当的建议。
根据座谈会上许多朋友的希望，我在这里作个声明：
现在在工商联担任正副秘书长或者其他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凡属他们所在的工商联组织要求他们留在里面工作的，除特殊情况外，都要继续留在里面工作下去，个别不适当的可以调换；
统战部应当同时和非党的正副秘书长和其他非党的领导干部密切联系，并对他们采取积极帮助的态度。
至于中共同民建会的关系问题，我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一般地已经谈过，这里不加重复了。
公方代表制度是一项根本的制度，它的任务是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国家的领导
座谈会上的发言差不多都讲到了合营企业的公私共事关系问题。
的确，这是合营企业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这种关系，大多数是在高潮以后才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历时不久的新的关系，加以其中有工作关系，又有阶级关系，因此不仅是新，而且比较复杂，要处理得好，确实是不容易的。
这种关系有它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从私营企业的劳资对立的关系，经过这种两重性关系，逐步过渡到完全的合作互助关系。
这个变化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公私双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现在，合营企业的公私共事关系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同时也如同许多朋友讲过的，多数是在逐渐进步。
我们认为今后还会继续进步，这一方面是因为私方人员一般是爱国的，不少人是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另一方面，一部分公方人员在认识上和作风上的缺点，错误，经过整风，一定会有所改进，而党和政府的有关领导部门当然要更多地努力来改进这方面的工作。
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制度是一项根本的制度，它的任务是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国家的领导。
而要实现这个任务，公方人员就必须负责搞好公私共事关系。
公方人员对于高潮以来私方人员的变化和进步，应当有足够的认识和估计。
对于一切爱国的、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私方人员，应当充分给以信任，使他们有职有权有责，支持和帮助他们做好工作。
有技术专长的，应当尽可能使他们在技术岗位上发挥所长，并且继续提高。
对他们的合理化建议，必须充分给以支持。
对他们要有鼓励有批评：
他们有成绩和进步，应当适当鼓励；
他们有缺点和错误，应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适当批评，启发他们自觉地加以改正。
要认真地学习他们的长处，认真地帮助他们解决一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私方人员要通过劳动实践，完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自我改造的双重任务
座谈会上就这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已交请专门小组进行研究。
希望他们能够总结经验，拟出一些关于搞好公私共事关系的办法来。
自然，关于公私共事关系的问题，我们还必须邀请公方人员和职工代表交换意见，这是需要向大家声明的。
对于私方人员，我们希望他们下定决心在企业工作中扎下根来。
有了这个决心，就会从自己这一方面去努力改进公私共事关系和努力搞好企业里的工作。
在他们面前，摆着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自我改造的双重任务，而要完成这双重任务，他们必须以企业为基地，在劳动实践中，在同职工一道工作中，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同时改造自己的思想和作风。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矛盾还存在，阶级斗争也还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表现得相当激烈。
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
高潮以后，我国的城乡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资本家同企业里的生产资料开始分离，从而为资产阶级分子的进一步改造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但是资本家所有制还没有完全改变，剥削还存在，资产阶级还存在。
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矛盾还存在，阶级斗争也还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表现得相当激烈。
由于资产阶级还存在，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改变为劳动者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子的两面性也就还存在；
当然两面性的面貌已经有所改变，已经和过去有所不同。
为了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正确地处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远的不说，建国以来，大家应当很熟悉我们一直是把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间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为了促进资产阶级分子向劳动人民的转化，我认为朋友们主张加强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当然，在思想改造工作中，必须肯定资产阶级分子的积极一面，鼓励他们继续前进；
而对他们的消极一面，必须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积极帮助他们改正，但是不要采取粗暴的态度。
有人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攻击马列主义、反对工人阶级的斗争
有人反对思想改造，断言：
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没有剥削，他们拿定息也不是剥削；
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之间已经没有本质的区别，就是说已经没有了阶级区别；
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阶级两面性，如同工人阶级一样，只有先进和落后的两面性；
资产阶级分子不经过改造也能爱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分子决不需要“脱胎换骨”的本质的改造。
等等。
这些人把同自己的论调相反的观点和思想，都当作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唯成分论，加以攻击。
这种论调是在给工商界“帮倒忙”，是对工商界很不利的。
在我们的座谈会上，这种论调受到不少朋友的批驳，不是偶然的。
这种论调和攻击，是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我们愿意帮助工商界平平稳稳地走过过渡时期，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荣的劳动者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经过几年来的教育改造，工商界有很大的进步，他们中的进步分子逐渐增多起来，处于中间和落后状态的人们，大多数也在逐渐向进步的方向变化。
进步分子必须继续求进步，经得起考验；
同时，很好地团结中间分子一道前进，并且同他们一道去向落后分子进行工作。
工商界的进步分子要能够这样地发挥带头、骨干作用，就需要努力克服脱离多数的宗派主义的毛病。
在帮助工商界团结和进步的工作上，我们曾经贡献过一点力量，今后仍然要同工商联、民建会一道，进一步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
我们希望并且愿意帮助工商界平平稳稳地走过过渡时期，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荣的劳动者。
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吧，朋友们！

李维汉在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上作总结发言
希望工商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他说：
有些人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召开的全国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昨日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在会上作了总结性的发言。
他说，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善意的；
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
他指出：
那些反对思想改造的论调和攻击，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最后，他希望工商界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表示愿意帮助工商界平平稳稳地走过过渡时期，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荣的劳动者。
会上，李烛尘（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胡厥文（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陈叔通（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先后发言。
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开门整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的伟大精神，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英明方针，予以极高的估价。
对于某些人企图离开社会主义，否定工人阶级领导的错误思想，给予严厉的驳斥。
李烛尘很坦率地说，“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有一条心，走一条路才能长期共存，如果人各一心，各走各路，是不可能长期共存的”。
胡厥文认为，章乃器最近期的一些论调是错误的，对工商界是没有好处的。
陈叔通在发言中指出，章乃器的一些怪论是资产阶级思想突出的典型。
（李烛尘、胡厥文、陈叔通三人的发言见第4版）
会上，汤蒂因、黄长水、李康年三人作了书面发言。
汤蒂因反映工商界中小户的困难。
黄长水对改进公私关系、党群关系提出了一些建议。
李康年补充他上一次的发言说，他的意见并不是要大家必须领足二十年的“赎金”，愿意放弃的人可以放弃。
李维汉的总结发言朋友们、同志们：
现在，我们的座谈会要结束了，我谨向积极参加座谈会的朋友们致谢，向民建会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者致谢。
大多数批评和意见是
正确的，善意的；
有一部
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
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
这个座谈会有它的特点：
第1，从5月15日起到今天举行了二十五次座谈，讲了话的有一百零八位，可以说：
会开得相当热烈，话讲得相当充分。
第2，参加座谈会的包含了各方面的朋友，有大、中、小各个类型和妇女、青年、资方代理人等等工商业者，有工商联、民建会地方组织的负责干部，有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会中央的常务委员，这就使得这个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批评和意见比较广泛，比较能够反映各方面的情况。
第3，座谈会在某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上展开了热烈的辩论，对明辨是非起了重要作用。
这个座谈会应当说是开得好的，对于我们党的整风有很大帮助，对于继续贯彻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有很大帮助。
座谈会上提出和接触到的批评和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是善意的；
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
对于正确的批评和意见，我们愿意认真接受，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毛病，改进工作。
有关中小工商业者和
资方代理人的问题等，已
交专门小组研究
座谈会上谈到了有关中小工商业者和资方代理人的问题。
这两类问题都很重要，应当寻求适当的处理办法。
由于它们关涉到的方面很多，中小工商业者问题的情况尤为复杂，处理起来会遇到许多的实际困难，需要很好地加以研究。
在这次座谈会上，还不可能求得一致的意见和具体的答案。
我们已请专门小组仔细加以研究，希望他们能够提出合理的、行得通的建议，提请政府有关部门考虑处理。
在政府作出决定以前，会像过去一样，同民建会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员交换意见。
座谈会上提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工商联的工作问题、工商联和民建会间的分工合作问题以及工商联同中共统战部的工作关系问题。
这些问题，也交请专门小组加以研究，希望能够总结经验，提出适当的建议。
根据座谈会上许多朋友的希望，我在这里作个声明：
现在在工商联担任正副秘书长或者其他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凡属他们所在的工商联组织要求他们留在里面工作的，除特殊情况外，都要继续留在里面工作下去，个别不适当的可以调换；
统战部应当同时和非党的正副秘书长和其他非党的领导干部密切联系，并对他们采取积极帮助的态度。
至于中共同民建会的关系问题，我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一般地已经谈过，这里不加重复了。
公方代表制度是一项根本的制度，它的任务是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国家的领导
座谈会上的发言差不多都讲到了合营企业的公私共事关系问题。
的确，这是合营企业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这种关系，大多数是在高潮以后才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历时不久的新的关系，加以其中有工作关系，又有阶级关系，因此不仅是新，而且比较复杂，要处理得好，确实是不容易的。
这种关系有它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从私营企业的劳资对立的关系，经过这种两重性关系，逐步过渡到完全的合作互助关系。
这个变化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公私双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现在，合营企业的公私共事关系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同时也如同许多朋友讲过的，多数是在逐渐进步。
我们认为今后还会继续进步，这一方面是因为私方人员一般是爱国的，不少人是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另一方面，一部分公方人员在认识上和作风上的缺点，错误，经过整风，一定会有所改进，而党和政府的有关领导部门当然要更多地努力来改进这方面的工作。
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制度是一项根本的制度，它的任务是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国家的领导。
而要实现这个任务，公方人员就必须负责搞好公私共事关系。
公方人员对于高潮以来私方人员的变化和进步，应当有足够的认识和估计。
对于一切爱国的、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私方人员，应当充分给以信任，使他们有职有权有责，支持和帮助他们做好工作。
有技术专长的，应当尽可能使他们在技术岗位上发挥所长，并且继续提高。
对他们的合理化建议，必须充分给以支持。
对他们要有鼓励有批评：
他们有成绩和进步，应当适当鼓励；
他们有缺点和错误，应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适当批评，启发他们自觉地加以改正。
要认真地学习他们的长处，认真地帮助他们解决一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私方人员要通过劳动实践，完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自我改造的双重任务
座谈会上就这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已交请专门小组进行研究。
希望他们能够总结经验，拟出一些关于搞好公私共事关系的办法来。
自然，关于公私共事关系的问题，我们还必须邀请公方人员和职工代表交换意见，这是需要向大家声明的。
对于私方人员，我们希望他们下定决心在企业工作中扎下根来。
有了这个决心，就会从自己这一方面去努力改进公私共事关系和努力搞好企业里的工作。
在他们面前，摆着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自我改造的双重任务，而要完成这双重任务，他们必须以企业为基地，在劳动实践中，在同职工一道工作中，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同时改造自己的思想和作风。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矛盾还存在，阶级斗争也还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表现得相当激烈。
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
高潮以后，我国的城乡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资本家同企业里的生产资料开始分离，从而为资产阶级分子的进一步改造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但是资本家所有制还没有完全改变，剥削还存在，资产阶级还存在。
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矛盾还存在，阶级斗争也还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表现得相当激烈。
由于资产阶级还存在，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改变为劳动者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子的两面性也就还存在；
当然两面性的面貌已经有所改变，已经和过去有所不同。
为了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正确地处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远的不说，建国以来，大家应当很熟悉我们一直是把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间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为了促进资产阶级分子向劳动人民的转化，我认为朋友们主张加强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当然，在思想改造工作中，必须肯定资产阶级分子的积极一面，鼓励他们继续前进；
而对他们的消极一面，必须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积极帮助他们改正，但是不要采取粗暴的态度。
有人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攻击马列主义、反对工人阶级的斗争
有人反对思想改造，断言：
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没有剥削，他们拿定息也不是剥削；
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之间已经没有本质的区别，就是说已经没有了阶级区别；
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阶级两面性，如同工人阶级一样，只有先进和落后的两面性；
资产阶级分子不经过改造也能爱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分子决不需要“脱胎换骨”的本质的改造。
等等。
这些人把同自己的论调相反的观点和思想，都当作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唯成分论，加以攻击。
这种论调是在给工商界“帮倒忙”，是对工商界很不利的。
在我们的座谈会上，这种论调受到不少朋友的批驳，不是偶然的。
这种论调和攻击，是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我们愿意帮助工商界平平稳稳地走过过渡时期，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荣的劳动者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经过几年来的教育改造，工商界有很大的进步，他们中的进步分子逐渐增多起来，处于中间和落后状态的人们，大多数也在逐渐向进步的方向变化。
进步分子必须继续求进步，经得起考验；
同时，很好地团结中间分子一道前进，并且同他们一道去向落后分子进行工作。
工商界的进步分子要能够这样地发挥带头、骨干作用，就需要努力克服脱离多数的宗派主义的毛病。
在帮助工商界团结和进步的工作上，我们曾经贡献过一点力量，今后仍然要同工商联、民建会一道，进一步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
我们希望并且愿意帮助工商界平平稳稳地走过过渡时期，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荣的劳动者。
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吧，朋友们！

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
积极的、建设性的批评，对于人民的事业是永远需要的。
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就是一个有系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
为了鼓励批评，为了打破批评者的顾虑，党在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指出，必须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只要是目的在于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党和人民的团结的批评，无论怎样尖锐，都应该受到热烈的欢迎。
对于这样的批评的任何压制，对于批评者的任何打击报复，都是完全错误的，都必须坚决反对。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两句中国的古话，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牢记勿忘。
完全善意的批评，也可以并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作适当的解释，也就是适当的反批评。
很明显，正确的反批评并不妨碍批评的开展。
它同对于批评的压制，同对于批评者的打击报复，毫无共同之处。
允许正确的反批评是完全正常的，禁止正确的反批评才是不正常的。
至于并非善意的批评，目的在于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破坏党和人民的团结的批评，这就并不合于人民的利益，并不合于党的整风运动的利益。
对于这种破坏性的批评进行正确的反批评，自然更为必要了。
有人借用对于学术文化政策上的现成的术语，把各色各样的批评的开展也叫做“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或者简称为“大鸣大放”之类。
这种借用，并无不可。
但是既然叫做“争鸣”，叫做“齐放”，顾名思义，当然应该既容许发表这一种意见，也容许发表那一种意见，既容许批评，也容许反批评。
否则，还有什么“争鸣”“齐放”之可言呢？
但是，在目前的整风运动中，恰恰出现了这样一种不好的、甚至是极端恶劣的迹象，就是有人在竭力企图制止别人发表和自己不同的意见。
卢郁文接到恐吓信的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今天本报所载上海复旦大学舒宗侨等人阻挠笪移今发言的事件，也是一个例子。
现在确实有一些口口声声称赞“齐放”“争鸣”的人，实际上企图只让他们自己讲话，而不让别人答辩。
他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一概封之为“教条”，把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机构一概贬之为“官僚主义”的制度和机构。
照他们说来，发表这种意见就算做“鸣”“放”。
可是，如果有人出来指出他们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他们就立刻说：
“你为什么出来解释，难道这不是妨碍群众‘鸣’‘放’的积极性么？”
“我们是在帮助党整风呀，一切批评，即使不正确，难道不都是对党有益的么？”
他们说：
“你说我弄错了事实吗？
为什么你不‘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呢？”
除了这些质问之外，也还有人（例如陈铭枢）从正面劝勉道：
“光说缺点，不说优点，这才合乎‘整风精神’呀！”
言下之意，那种既说缺点又说优点、既说错误又说成绩的人，还有那些出来解答和辩论的人，就都是“整风”的挡路者了。
于是，他们就把对方的嘴一下封住，至少也是把对方放到一个如果答辩就是“不虚心”的地位上去了。
大家想想，难道这就叫做“帮助党整风”么？
一个医生任意地夸大和错误地判断人们的病情，宣布某某人已经垂危，某某人已经不治；
如果某人说，我虽有些小病，基本上还是健康的，你所说的病情并不符合事实，医生就说，这就证明你不愿意治病，打击医生积极性，这就证明你已经无可救药。
天下难道可以有这样不讲道理的医生么？
从整风运动开始以来，已经提出来的对于党和政府的批评和建议，很大部分是正确的，是必须加以倾听、研究和采纳的。
可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错误言论也出现了不少。
例如，现在就有人在宣传应该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有人在咒骂社会主义建设全部搞错了，有人在宣扬再延长资本主义剥削到二十年之久的“正义性”，等等。
既然有这两种不同的批评，那么，每一个对人民事业负责的人，就不能胡里胡涂、不加区别地把一切批评都说成是对人民有益的，就不能不对那些错误的、破坏性的“批评”提出反驳的意见。
对于错误意见没有反批评，不进行辩论，不仅不能把道理弄清，而且必然使社会主义事业受到损害。
邓初民先生说，“大鸣大放之后，必须大争”，这是完全正确的。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才基本完成，阶级斗争并未结束，资产阶级思想还在各方面和无产阶级思想争夺阵地和领导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辩论当中，就不能不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出各种批评的实质，否则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它们和正确地对待它们。
有一种不赞成反批评的人，他们把可能会出现的反批评预先起个名字叫做“收”。
例如上海文汇报上就已经有人说：
“最近有点‘收’的迹象”。
这样说的人，许多人是出于误解，但是也有人是另有用意。
如果有人把合于自己心意的批评叫做“放”，把不符合他们心意的反批评就叫做“收”，把说反面话叫做“放”，把说正面话就叫做“收”，甚至还要对说正面话的人横加谩骂和恐吓，那么人们不能不问：
人民的言论自由，首先是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的言论自由，究竟是在哪里呢？
如果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的言论自由不许“放”，那么，那些所谓拥护“放”的人，对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的言论自由，不是在实行“收”么？
我们认为，为了人民的利益，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论都必须大放而特放，只能放，不能收！
真理是不怕驳的，怕驳的就不是真理。
害怕批评是怯懦，害怕反批评也是怯懦。
不许批评是专横；
不许反批评，又何尝不是专横？
要去掉专横，批评和反批评就不能偏废。
为了克服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缺点，克服党的工作中的缺点，我们必须继续广开言路，坚决地开展积极的建设性的批评，继续坚决地扫除对于有益的批评的任何障碍。
同时，为了维护社会主义事业，反对那些破坏社会主义的“批评”，必须坚决地开展正确的反批评。
只有这样，党的整风运动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一百六十九人的抗议编辑同志：
我们国营北京广播器材厂的职工，在看到报上登的葛佩琦、储安平等人的发言后，大伙都火起来了，这那叫提意见！
这是诬蔑党，我们决不允许他们诬蔑我们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
我们原想十几个人在一块开个会谈谈，那知道消息一传出去，一下子来了一百六十多人。
大伙都气极了，争着要发言，好多人还写了书面发言。
大伙首先痛斥了写恐吓信的行为。
写恐吓信这是无耻卑鄙的勾当！
你既然光明正大，有意见就应该正面提，这不正是说明他心里有鬼！
我们抗议储安平把现在人民的天下叫做党天下。
他把毛主席叫做老和尚，太不像话了。
我们工厂一些老工人听了他的发言都说，他还是个知识分子呢，怎么说话还没我们老粗文雅。
葛佩琦说解放后生活提高的只是一些党员干部。
他简直是胡说八道。
拿我们厂职工的生活来说，就和解放以前大不一样了。
现在我们全厂职工平均三四个人就有一个收音机。
像老工人刘风清（有二十多年工龄）。
过去在旧社会，干一天活吃一天饭，不干活就没吃的。
吃的是棒子面窝头。
穿的是一件烂棉袄，五年不敢拆，只要一拆，就对不起来了。
老婆孩子穿的都是穷亲戚给的旧衣烂衫。
过年的时候，孩子都穿不上一身新衣服。
现在他是六级工，几年功夫有了手表、自行车和收音机！
这不是生活提高了是什么？
葛佩琦还说，猪肉紧张都是党员干部吃了。
他这说法可真奇怪！
我们不知道葛佩琦有没上过街，有没见过那一长溜一长溜的买肉的人？
难道那都是党员干部？
葛佩琦如果不了解群众生活情况，还可以请他到我们工厂看一看我们吃的饭。
猪肉那里去了，我们说，都吃到大伙肚子里去了！
葛佩琦还说，共产党不为人民服务。
那我们得问问他，要是没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
无缝钢管厂、第1汽车厂、武汉长江大桥是谁造的？
再拿我们厂来说，要是没共产党领导，那怎么会从几十个人的厂变成一千多人的大厂？
我们这个厂是抗战时在重庆成立的。
那时只是个广播器材修配厂，只能修修收音机，解放后不但作收音机，而且还能作很复杂的一百二十瓩的广播机。
不但这样，不久我们还要另建一个新厂，规模比现在的厂大好几倍。
这不是为人民服务，是为谁服务？
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知道现在的党群关系，不是比解放前相差十万八千里，而是越来越密切了。
国营北京广播器材厂职工
雷定一、王英怡、潘良洪等一百六十九人

不能否定一切编辑同志：
最近报上发表了许多批评党和政府工作缺点的意见。
这些意见有很多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也有不少是主观片面的，甚至是根本错误的。
比如，有些人对过去党和政府的工作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把正确的也说成是错误的。
把党在解放之初的几年中为保证革命的胜利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都说成是宗派主义的。
这是不对的。
以人事工作为例，我认为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党和政府较多地信任党员干部，是完全必要的。
现在不那么必要，是因为条件起了变化。
不能说原来那样作是错误的。
再比如，章伯钧不满意文字改革，有些人反对报纸横排。
但是，照我看来，他们表面上强调民族传统，实际上反对一切新的东西。
这才是古典教条主义呢！
还有，陈铭枢先生关于取消学校党委制的意见，我也有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这样下去，也许不久就有人会提出全面取消党的领导的意见。
这怎么成呢？
他们的这类意见，我认为报纸是可以登的，但是，报纸也应该让读者听听我们的意见，报纸也应该有自己的意见。
北京大学　何运华

中国农工民主党举行座谈会
本报讯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于8日下午举行座谈会，讨论关于帮助共产党整风的问题。
到会的有副主席黄琪翔等十多人。
座谈会由黄琪翔副主席主持。
李伯球说，人民民主专政不会产生宗派主义，恰恰会肃清宗派主义。
李伯球在发言中首先提到，在最近举行的许多座谈会上，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发表了很多意见，其中包括了一些完全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这次座谈会应该接触到争鸣中的这些矛盾。
这样，对共产党的整风，也是一种帮助。
李伯球接着批评了储安平等人的一些错误观点。
储安平认为“党天下”的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
今天光明日报所载陈新桂的发言更进了一步，认为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根”是“无产阶级专政”。
他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是不会产生宗派主义的，恰恰相反，它是要肃清宗派主义的。
这种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展，也保障开展最广泛的民主。
他说，过去中国的六亿人，就有五亿多人，包括今天在座的人，都不能说话。
想说话就要躲避特务的监视和迫害。
解放后，这么多的人都能说话了。
现在，形势有了变化，领导党就提倡实行更广泛的民主，除少数反革命分子外，任何人，有任何不满意的意见，都可以说。
这也是为了铲除宗派主义。
他说，有些共产党员是有宗派主义的；
共产党在实现党的领导的时候，在某些作法上、某些具体措施中，也有以党代政的现象。
这都应该提出批评，要求共产党改正。
但是，不能因此说共产党是宗派主义的大本营，说是“党天下”；
也不能因此就从人民民主专政退回到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联合的联合政府去，更不能来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
杨逸棠认为，张云川丑化积极分子的发言是极不恰当的。
杨逸棠发言说，民主党派和共产党是关系很深的朋友，要作党的益友。
帮助党整风，要作到友谅（懂得整风的目的）、友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友多闻（把听到和看到的意见反映给共产党）。
接着他谈到张云川5月3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他说，张云川觉得自己大材小用，怀才不遇，因此看什么也不顺眼。
他说，张云川在发言中引了几个故事，是有用意的。
他认为张云川把积极分子比作“审头刺汤”这出戏中的“汤老爷”，鼻子上给涂上白粉，是极不恰当的。
他认为有的积极分子虽然“左”一点，但这是为了工作。
接着他说，张云川说“张君瑞和莺莺的恋爱，因为张是才子，崔是佳人，就被认为是风流韵事；
如果是贩夫走卒，就被认为是和奸通奸。
今天许多事情都是如此，某人做是对的，某人做就不对。”
杨逸棠说，张云川引这个故事的意思，实际是说，我是“张君瑞”，怎能拿我当贩夫走卒。
杨逸棠说，张云川说的卢俊义和李逵的比较也是如此，是说卢俊义对梁山泊没有功劳，为什么让他坐第2把交椅，而把李逵忘了。
李逵是应该坐第2把交椅的。
杨逸棠说，张云川是把自己比做“李逵”的。
他说，在交通部，官僚主义也有。
有三种类型：
一、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
交通部的副部长、一些司局长（党员），整天都很忙，但做的是鸡毛蒜皮的事。
二、马马虎虎、敷敷衍衍的官僚主义。
三、唯唯否否的官僚主义。
他也谈到交通部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严信民在会上发言，他对张云川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提出不同的意见。
王寄一在会上也作了发言。

杨玉清所指的“民”究竟能包括多少人？
编辑同志：
看了你报6月05日第2版登的杨玉清的发言，有下面一点意见：
整风运动是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更高阶段的团结，而不是为了将某些同志整死。
我认为杨玉清的发言就很难使人相信他是本着这样的精神提出善意的意见的。
他说：
“这些人应该下台，不下台不足以平民愤”，“人民日报总编辑非下台不可，因为人民日报几年来都在歌功颂德”。
显然，他是以人民的代表自居而发出不平的呼声的。
但他所指的“民”究竟能包括多少人呢？
我想只能是极少数的人，如果把自己或少数人的气愤就算作是“民愤”那就不是实事求是的了。
人民日报是否几年来都在歌功颂德呢？
不是的。
几年来人民日报的确宣传了我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革命胜利，宣传社会主义社会幸福的前途，宣传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热情和信心，宣传我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合作，以及反映我国人民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热爱，如果把这些说成旧社会的歌功颂德，这就是歪曲事实和对人民的污蔑。
我也不同意“真正的文人是反现状的，从古以来好文章都是反现状的”说法。
诚然，在剥削阶级占统治的社会里，“真正的文人”是反“现状”的，因为他们的文章或多或少代表了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所以才博得“真正的文人”的称号。
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里，“文人”除了反对旧社会遗留下的遗毒外，更主要的是对新事物加以反映和宣传，否则他们就不是人民的“文人”。
但是，按照杨玉清的说法，“文人”必须起来反对我们社会上的一切现象，包括建设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在内，然而这是我国人民所绝对不允许“反”的。
北京政法学院学生　王英富

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批判错误言论
本报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于6月08日上午继续举行。
会议由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主持。
王昆仑说：
如果只允许你放不允许我放，只许你批评共产党，不许共产党批评你，就不能分清是非。
王昆仑在发言中说，任何人提意见都应本着自己的认识实事求是地说，但也应该允许人家对你的批评提出批评。
充分地“放”和“鸣”是党内党外所一致要贯彻的。
不过，既是大家要充分放，各种各样意见都可提出，就会对同样问题发生不同看法。
例如对几年来的各种运动，有人认为搞得很好，有人认为搞得很糟；
再如国家建设有人认为成绩是主要的，有人认为缺点是主要的；
有人认为共产党员多数是好的，也有人认为多数是坏的。
这就自然发生了那种意见符合事实，那种意见不合事实，也就是发生了是和非的问题。
人民内部矛盾就靠分清是非才能得到正确处理。
如果只允许说这面的看法不允许说那面的看法，只允许你放不允许我放，只许你批评共产党不许共产党批评你，就不能分清是非，客观地全面地分析问题，引起思想混乱。
我们应当见到对就说对，见到不对就说不对，这叫老实，这叫忠诚，这才符合放鸣精神。
否则，就不是充分的“放”和“鸣”。
现在我本着争鸣精神提出两个问题：
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说法是抹煞事实。
一、是不是“党天下”和“清一色”？
储安平先生说：
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于共产党有“党天下”的思想，从而形成现在一家天下清一色的局面。
我听了这话后，立刻联想到解放以前“蒋家天下陈家党”，这是当时人们痛恨反动政权所说的话。
我们民革不少同志多年都曾为了反对蒋家天下诛除异己，为了要打倒那个党天下而艰苦斗争。
可是，解放以后在人民民主的新中国里，还是一个党天下吗？
是不是共产党又造成了清一色的局面？
让事实来回答！
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协、政府机关、企业、文教、新闻出版等各种机关里，都有大量的非党人士参加。
刚解放时，毛主席就提出把留在大陆上的国民党政府的公务人员一起“包下来”的政策，至今各级政府中还有清朝、北洋和国民党政府三个时代的不少人物。
我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共产党领导下都参加了政权，有共产党领导的多党联合政权，而无论在朝在野的区别，这是不是联合政府？
这是“清一色”的局面吗？
章伯钧的发言很容易被人理解为许多重大方针、政策没有经过政治协商和人大讨论。
如果说许多重大事件都是共产党决定的，党外人士无从过问，这不符合事实。
我还要联系到章伯钧先生的发言说几句话。
章伯钧先生说：
“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重大问题，可以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
“又如国家体制问题、中央地方的分权问题，去年只交地方党委书记和党外少数高级干部进行讨论。
主要是党内讨论。
应该利用政协、人大的各种委员会、民主党派去讨论……”又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设计院。
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设计院。”
这样的看法，我个人不同意。
像章伯钧先生的说法，很容易使人理解为：
建国以来，许多重大方针、政策没有经过政治协商和人大讨论，而国家体制这样大事是民主党派无从过问的。
我们有人大、人大常委会、政协，这些有的是权力机关，有的是协商机关，按宪法规定应该提到那里讨论的都提到那里讨论了。
我们看，国家成立，共同通过了共同纲领，共同产生了政协。
再看抗美援朝、镇反、土地改革、肃反等等大的运动，是不是没有经过协商，没有经过权力机关决定？
镇反条例、土地改革法、婚姻法、兵役法、总路线、五年计划、国家预决算以及其他重大法律法令，是否没有经过协商，是否应该提到人大讨论的没有提到？
谁能忘记我们的宪法草案是怎样经过广泛的全民的讨论，经过多少次的修改？
这能说是一党包办吗？
关于国家体制的问题，去年在北京、青岛和北戴河，讨论了多少天？
多少人都参加了。
所以如果说许多重大事件都是共产党决定的，党外人士无从过问，不符事实。
我们应该说社会主义民主生活还需要扩大，非党人士的力量还需要充分发挥，可是如果认为过去许多国家重大体制问题没有事前和民主党派协商，以致造成许多大的错误，这符合事实吗？
至于政治上的设计院我不明白。
人大就是个权力机关，是否在这个权力机关内再来个权力机关？
还是召集一些专家研究供参考，还是把几个权力、协商机关合起来另成一个机关？
不大明确。
我觉得有人大、人大常委会、政协，只要我们在其中多发挥力量，只要把政策提出来充分讨论，就可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
这次政协有四百多人次发言，还不够充分吗？
根据以上情况，能不能说我们国家的重大决策以及计划、法令是共产党家天下包办的？
这种古今中外没有见过的广泛的民主，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统治下所能得到的民主吗？
这是在“蒋家天下陈家党”底下的人所能得到的吗？
去年中共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毛主席在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又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一切从六亿人出发”的方针，又说和非党人士长期合作是永远不变、固定不移的，在这样的方针政策下，能说是家天下，清一色吗？
最近中共自动提出要求党外各方面帮助党整风，要求大放大鸣，形成了这回古今中外没有见到的广泛的民主，这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统治所能想像得到的民主吗？
这是在“蒋家天下陈家党”底下生活过的人所能梦想的吗？
党群关系在某些地方不好，党员中有宗派主义，是事实，必须纠正。
而且相信通过全国各方面提意见、帮助是可纠正的，所以要整风。
可是如果因为党员中有宗派主义，就说共产党有党天下的思想，不合事实。
储安平先生说：
“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可是从上面举出的人所共知的事实来看，怎么能证明共产党的政策方针是党天下的思想？
共产党是国家领导核心，这是全国人民所一致拥护的。
如果说共产党当了领导，就是党天下，那末是不是说取消了党的领导，才能消灭宗派主义？
如果说只要有党存在就不能解决党与非党的矛盾，那末是不是只有解散一切政党？
在各种各样的意见中，有一些意见显然是错误的。
这类意见不应限制别人提，也不应限制别人反对。
二、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要不要社会主义？
这次非党人士帮助党整风，应该说极大多数是出于爱国爱党，不但党员应该虚心听取、改正缺点，我相信也是全国人民所欢迎的。
因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和巩固共产党的领导与更好的实现社会主义。
可是在各种各样的意见中，有一些意见显然是错误的，有人想共产党退出这里放弃那里，有人提出要共产党退出学校，公私合营企业中要撤出公方代表，不要马列主义作指导思想，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等等。
如果这样，是否要党的领导？
要不要社会主义？
这类意见已在学校、企业和社会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争辩。
真理愈辩愈明，不应该划框框。
这类意见，不应限制别人提，也不应限制别人反对。
王德周、葛佩琦的发言令人愤慨。
不能不使人感到愤慨的是有人对党咬牙切齿，仿佛有什么深仇大恨。
人民大学讲师王德周说：
“现在党内有百分之九十几的党员闹宗派，甚至无恶不作。”
又说：
“闹事要架机枪，这是可以的，麻烦的是怕机关枪倒过来打。”
葛佩琦说：
“搞得好，可以；
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
共产党亡了，中国也不会亡。……”
同志们！
请听一听这是什么人的愿望，什么人的声音？
说“共产党员百分之九十几无恶不作”，是的，他们所作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恶”，消灭地主阶级的“恶”，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恶”！
的确，共产党有些事比国民党更“坏”，“坏”在要反对美帝国主义，“坏”在要消灭剥削，“坏”在要解放台湾，“坏”在把中国的钢的生产量从九十万吨提高到四百五十万吨，“坏”在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可是，共产党这些“恶”，正是人民心目中的善，这些“坏”正是人民心目中的好。
如果有人想起来杀共产党，决用不着架机关枪，老百姓就会拿起他们的锄头、铁锤来的。
谁是诚心诚意帮助共产党整风，谁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广大人民是能够分辨的。
先生们，清醒一点吧！
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妄想共产党垮台是那些心怀阶级仇恨的人，是美帝国主义。
请你们用眼睛看一看国家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用耳朵听一听广大人民爱国爱党的声音。
全国广大人民、各民主党派、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眼睛是雪亮的，谁是诚心诚意帮助共产党整风，扫除“三害”，谁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是能够分辨的。
整风是共产党的要求，帮助整风是民主党派的责任，而我们过去同共产党共过患难，现在和共产党休戚相关，我们应该本着爱党的精神，坚持“放”“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看到中共的缺点，还要继续提出批评，这才对得起朋友，尽了我们的力量。
吴茂荪说：
我们应该支持卢郁文。
有人用匿名信恐吓他，显然是想钻空子，破坏整风运动。
吴茂荪在发言中说，我们大家都看到了今天的人民日报社论，卢郁文的发言是在民革中央小组发的，而他因此就得到了匿名恐吓信，对这个问题，我也想在民革中央小组上拿出来谈一谈。
卢郁文那样说，可以不同意，但不能不准他说，更不能硬说他是说假话，否则那就是主观主义。
卢郁文稍为一点正面的话，就用写匿名信的卑鄙手段，说他是“无耻之尤”“为虎作伥”，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愤慨和抗议。
卢郁文提出的有职有权问题，我觉得他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不能一笔抹煞。
他说他和党员处得较好，当然也是可能的，为什么只能是假的不能是真的，这样说太不能服人了。
关于有职无权问题，我认为和墙沟问题一样，是来自两方面的。
一方面是某些党员有宗派主义情绪或知识水平低，另一方面从我们党外人士来看，在工作作风上、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上也有许多值得检查改进的地方。
我们一方面要帮助共产党克服宗派主义的缺点，另方面我们也要努力提高自己。
惟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有职有权的问题。
目前的情况是，有职无权问题是比较普遍而严重地存在；
但是党与非党合作共事较好的情况也是同样地存在的。
我们不能否定一切。
我认为，不能把卢郁文的话一笔抹煞，不能说他说的话阻碍了“鸣放”。
当然，他的意见还是可以讨论的。
有人写匿名信恐吓他，显然是想钻空子、破坏整风运动。
我们也应该支持他。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
许宝驹、陈劭先、覃异之、刘斐。
朱学范说：
“放”和“鸣”的前提是巩固党的领导，不能容许资本主义思想对社会主义思想进攻。
如果要进攻，我们要反攻。
朱学范说，“放”和“鸣”的前提是巩固党的领导，是使社会主义事业得到更大的成就，这也是民主党派非党人士的愿望。
大家敢于提意见，这气氛很好，都是从热爱党出发，应该发挥它培养它。
既是大放大鸣，就既可以批评，也可以反批评，这才能找出真理，明辨是非。
朱学范说，最近看到报纸上有些文章和发言，我有些怀疑，怀疑他们是不是从巩固党的领导、把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好的愿望出发。
他说，像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和王德周的发言，是颠倒黑白，虚构事实。
葛佩琦曾说“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不知道他指的“老百姓”究竟是谁，葛佩琦为什么不到工人和农民中去看看。
朱学范说，他不相信今天中国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以及民族资本家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的。
他同时指出，王德周说有百分之九十几的党员无恶不作，也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和中共合作了这么久，看到共产党有缺点也有错误，有许多事可以办得更好，却办坏了。
可是，如果抹煞了一切事实，这是公道的吗？
我认为是不公道的。
看起来这几位先生似乎要把党领导人民所得到的成绩都要打垮。
朱学范说：
葛佩琦说不要中国共产党，人家也不会卖国。
可是大家都不会忘记，历史上前清、北洋军阀、袁世凯、蒋介石那一个不卖国？
要是忘记了的话，也可以看一下今天台湾的情况，我是根本不同意这种说法的。
他说，像葛佩琦这样的言论，可能是一时的冲动。
因为不能相信，高级知识分子会发表这样的言论。
朱学范认为民主党派的同志们有责任纠正这些错误观点。
他引用了毛主席的话：
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
朱学范说，在这次大放大鸣中，似乎有两种不同思想的斗争：
资本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
对有些观点要指出它是属于那方面的，不要混淆视听。
不能容许资本主义思想对社会主义思想进攻，如果要进攻，我们要反攻，我们今天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是主导思想，社会主义道路是肯定的道路。
不要忘记宪法的第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任何离开这一条的言论行动，我是要反对的，大家也一样会反对。
朱学范说，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在六亿人民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进行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经验不够，很多事情都是创造性的，谁也不能保证不犯错误。
党发觉了，自己要整风，这是多么大的喜事！
大家要勇于发言，诚诚恳恳地把什么意见都端出来。
以后也不能保证不再犯错误，所以“放”“鸣”要继续下去，有错误就提，有缺点就提，就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错误也可以及早改正。
政权是党领导的，但是党、政要有明确分工。
朱学范最后就以党代政问题、对旧人员看法问题以及法制问题，对党提出了批评。
他说，政权是党领导的，但是党、政应有明确分工。
党的政策要通过政府机关制成决议、命令、指示去贯彻执行。
过去在这方面没有经验。
他以对报纸发行问题的决定为例，邮电部党组就这个问题给党中央做了报告，中央作了决定下达到各地党委，再由党委告诉邮电部门中的党员，这就脱离了行政系统，削弱了行政系统力量。
他希望在这次整风中对党政分工问题加以研究。
朱学范提出对旧人员要估计到他们进步的一面。
他们过去在国民党政权中服务大多是为了生活。
过去看他们落后方面多，看进步方面少。
许多地方的墙和沟就发生在对他们的看法上。
但是，八年来他们都有进步。
现在是对他们重做估计，打破隔阂的时候了。
他还对机关干部退职退休龄的计算办法提出了建议。
最后，他对法制提了意见。
李俊龙说：
那种写匿名恐吓信的行为，是一种极不光明的卑鄙行为，有不同意见的人，应该光明正大地站出来讲话。
一、帮助中共整风，是为了整掉有些共产党员在工作中存在的三种歪风，从而更加巩固中国共产党在六亿人民中间的领导，决不是为了削弱中共的领导，更不是要脱离中共的领导。
因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国人民同意的，也是历史证明了符合于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的。
二、帮助中共整风，是为了整掉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三种歪风，更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决不是要脱离社会主义道路。
因为社会主义道路是全国人民选择的道路，离开了这条道路就是离开了革命的道路。
三、但是，应该区别：
对中共提批评意见，只要是善意的，实事求是的，忠诚老实的，就应该认为是真正爱护共产党的好朋友，不能错误地当作是反对共产党。
同样，如果明知有的共产党员在工作中存在着若干错误和缺点也不肯说，而只一味说些好听的话，那就不是真正爱护共产党的正派人所应采取的态度。
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对国家负主要责任的，我们与共产党是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我们应该忠诚老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帮助共产党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四、民主是要有容忍不同意见的风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必须接受工人阶级领导的。
在帮助中共进行整风的过程中，既要允许对共产党提批评的意见，也要允许对批评者提反批评的意见，真理愈辩愈明，共产党不怕批评，合乎事实的批评者也不应该害怕反批评。
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不是“一花独放”“一家独鸣”。
我们应该学会倾听不同的意见。
至于那种写匿名恐吓信的人，是一种极不光明的卑鄙行为，我们同意人民日报对这种人的严正指责。
有不同意见的人，应该光明正大地站出来讲话。
五、我们应该继续坚持“放”与“鸣”的方针，应该保护这种广开言路的风气。
使所有的人把心里要讲的话都讲出来，并且要把这些意见变为积极性的建议，使得经过整风，更加巩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领导，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更能顺利地推向前进。

陈铭枢的发言不够客观编辑同志：
中共中央统战部最近连续邀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员进行座谈。
座谈会的所有发言，我们的报纸都登载了，从这里，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民主人士在内，都会体会到党中央的伟大的民主精神。
各民主人士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有些意见当然是好的；
但有些意见是不正确的。
民革中央领导人之一的陈铭枢先生的发言，我认为是不够客观的，有否定一切的迹象。
如他建议党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
并且在他看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指示是不妥当的。
我本人是个非党群众，但我的看法却同陈铭枢先生的意见有原则的区别。
在观察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必须首先从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出发，就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党的无私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获得了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中国人的热诚拥护；
工人、农民和手工业劳动者以及一些原来属于各种信仰的人，都以自己有共产党和伟大毛主席的领导而感到自豪；
人民群众，首先是基本群众热爱党、热爱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根据切身的经验所得出的结论。
因此，仅仅根据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党在各方面进行领导的绝对必要。
党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我认为是好的制度，在企业中实行这一制度以后，官僚主义大大减少了；
领导干部能走群众路线了；
职工的积极性广泛的调动起来了。
试问企业能够如此，为什么学校中就要特殊呢？
我认为应当把党的领导看成是一个人的神经中枢一样。
党应该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领导，不然就会迷失方向。
我们人民群众都懂得这一点，承认和拥护党的领导是全国人民的意志。
如果在学校中取消党委制，那是一个绝大的错误。
真正爱国的人民是不能同意的。
至于说到党中央和国务院不能联合发布指示，这种说法是不能说服人的。
说老实话，由于党和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无限的威信，劳动人民在报上看到党中央的指示，比如像最近的整风指示和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都给了我们人民群众以巨大的力量。
我想如果民主人士深入到工农群众中了解一下，对于这些民主人士会体会得更深的，这就说明向工、农学习，同样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是完全必要的。
关于党的领导问题和延长定息的时间问题，我建议人民日报反映有关部门，在人民群众中组织讨论，听一听广大工人、农民的意见，因为光是这些上层人士的意见，究竟还不能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编辑同志，希望你从速刊登我的这封信。
广东省佛山市汾水西街25号
张国维

九三学社中央和北京分社委员座谈
本报讯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于昨日邀请九三学社在京中央委员、各部会负责人及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委员举行座谈会，座谈党与民主党派、党与非党知识分子关系、新形势下民主党派如何发挥作用等等问题，以便帮助党整风。
会议开始，九三学社秘书长涂长望号召大家畅所欲言，帮助党整风。
许德珩说：
我们民主党派的人，要明辨是非，并且要明辨大的是非，才不致迷失方向。
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首先发言，他认为共产党开始整风以来，民主党派提了许多意见，这些意见总的讲起来是好的，大家过去藏在肚子里不愿讲的话都讲出来了，对帮助党整风、对今后发扬民主有很大作用。
但是，在好的当中，不是没有问题，极大多数是好的，极个别的有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看法。
比如部分人在大放大鸣中，有一点否定党的领导，并且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对社会主义方向仿佛还在踌躇，我认为这就是错误的。
甚至在大放大鸣中，还有人写匿名信，恐吓提出他所不同意的意见的人，如卢郁文就收到这样的信，我认为这是极端恶劣的。
接着，许德珩谈他对整风的看法。
他说：
帮助党整风的目的，是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
恐怕我们九三学社同志都是一致的感觉：
离开了党的领导，我们的前途是不堪设想的。
帮助党整风，不说好的，都说坏的，不说好的，不等于否定好的，有人把好的一脚踢开，这样，就变成没有是非了，我们民主党派的人，要明辨是非，并且要明辨大的是非，才不致迷失方向。
在座的只要三十岁以上的同志，都可以想想过去，比比现在，骑在我们头上的帝国主义被赶走了，卖国军阀政权被摧毁了，奇迹是说不清的，这是谁领导的结果，是共产党领导的结果，不要抹煞这个大的是非。
有人说：
不要共产党领导，他也不会卖国。
我说，一个普通的人，要把国家卖掉，也不那么容易。
不要共产党领导，是否是要蒋介石来呢？
他来，就要卖国，台湾刘自然的事件，就要在大陆上出现，同时，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蒋介石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来，我不答应，九三学社的同志也不会答应。
所以，在提意见的过程中，不要迷失政治方向。
他相信九三学社的同志不会迷失政治方向。
许德珩还谈到党与非党的“墙”和“沟”的问题，他说：
有的地方墙筑得很坚固，沟挖得很深，所以拆墙填沟是这次整风的目的之一。
解放以来，连续进行了几个大运动，这些运动基本上是好的，没有它，我们不能有今天，但是也有副作用，这些副作用是否是“墙、沟”形成的原因之一呢？
从九三学社来说，要拆墙填沟，进一步搞好党与非党的团结，真正做到团结—批评—团结。
因此，我们要把听到、想到、看到的好好讲出来，大鸣大放，现在还没有作到这一点。
如南京师范学院调了一个院长助理，和他坐在一起办公，办了好久，师范学院的非党院长还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这样的事我要他讲，他自己不愿讲，我要代他讲，他都不同意。
所以我说“墙、沟”是双方面的，要双方面拆。
还有讲了没有效，例如原在清华大学教书二十多年的张泽熙，1952年到唐山工学院，评级时把过去的学生评成二级，却把他评成三级，他向我讲，我提了意见，但是，没有解决。
为什么评成三级？
据说因为他不是唐山工学院成长起来的，这是宗派主义吧！
这时有人插言：
不完全如此，高教部曾说，只要唐山工学院提出二级他们就可以批了，可是唐山工学院提了几次，一直不见批下来。
许德珩说：
这是官僚主义吧！
三害之中，两害俱全，不是官僚主义，就是宗派主义。
最后，许德珩号召大家为了帮助党整风，我们九三学社的同志应当不要有顾虑，把所有的话都讲出来。
杨肇燫建议对于一些重大问题，九三学社可以组织名义向共产党中央提出意见。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杨肇燫在发言中建议对于一些重大问题九三学社可以组织名义向共产党中央提出意见，比如人事制度问题，普遍认为这个问题很大，好多单位人事科都是党、团员，人事制度应该由党掌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些很能干、公正的非党人士也可参加一些，如科学院尽是些大知识分子，那么一些毛孩子怎么掌握？
这个问题九三学社作为组织向党提出，值得严重考虑，否则，就是整了风，官僚主义还是没有办法。
孙承佩认为，对于错误的有危害作用的言论，必须指出，以便辨明是非。
如果任其鱼目混珠，对整风的正常进行，有极大害处。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孙承佩认为在大鸣大放中，不应有清规戒律，他说大鸣大放之中，必然有片面的以至错误的意见。
共产党员难免犯错误，党外人士也难免犯错误。
我们提倡实事求是，但是不可苛求或者限制。
但是他认为，对于错误的有危害作用的言论，也必须指出，以便辨明是非。
如果任其鱼目混珠，那对于整风的正常进行，对于社会主义事业，都有极大的害处。
陈新桂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切矛盾的根源的论点是严重的错误，是颠倒黑白。
接着，他对陈新桂在民盟中央小组会的发言进行了批评，陈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切矛盾的根源的论点，他认为这是严重的错误，这是颠倒黑白。
他说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它解决了帝国主义统治和中国人民的矛盾，解决了地主和农民的矛盾，解决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是对抗性的阶级，但是中共没有使其激化成对抗性矛盾，而是用和平改造的办法，使其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逐步加以解决。
这是制造矛盾呢，还是解决矛盾？
共产党还在领导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解决人类与自然的矛盾。
不错，我们人民内部还有矛盾，这些矛盾的原因是很复杂的。
有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反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有的是一些共产党组织和党员犯有三大主义的错误因而造成的，有的是由于建设社会主义刚刚开始，经验不足实践不够，因之我们还不可能全面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
他对陈新桂所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的论点也作了批判，他认为这也是颠倒是非，是一种诬蔑。
储安平讲的“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最终根源的意见，是有危害作用的混淆是非。
他还对储安平讲“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最终根源的意见提出批评，他说：
大家记得，解放以前，国民党是典型的“党天下”，当时是党外无党，党内有派，而解放以后，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恰恰相反是党外有党，党内无派。
以我社为例，解放前是非法的，解放后合法了，到现在社员人数已发展到解放前的六十倍。
这不是中共帮助我们的结果吗？
中共还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从解放以来，我社就参加了国家事务的管理，以宪法草案为例，我们反复地讨论过，提了不少意见。
在政府机关中，我社有部长、司局长，院校长、研究所所长就更多了。
我社社员大部分都是头儿，解放以前则绝对没有这么些头儿。
其中有人有职有权，有人有职无权或权不多。
但多数情况是在逐步好转。
可以说总的情况是日益广泛和有效地参加国家事务。
这怎能说是“党天下”“清一色”呢？
李祖荫批评储安平的发言是“凭空之谈”“主观之见”；
杨玉清的发言极不正确。
李祖荫的发言首先就肯定了我们的国家必须要有共产党的领导，他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共产党是不是有缺点，是不是有“三害”，他肯定是有的，否则就用不着整风了。
接着，他批评了我们某些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的宗派主义思想作风。
他说，我以前因为批评共产党受过打击，也许有人以为我对批评要消极了，我偏没消极，我在国务院举行的座谈会上也好，在法制委员会的座谈会上也好，还是要提出批评，因为我要对党负责。
从1949年我就参加工作了，我遇到过很多事都可以说明共产党的某些党员有宗派主义，我只举一个例子。
1951年我在法制委员会工作，一次人民大学的苏联民法专家召开座谈会，因为我是民事法规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就被邀参加了。
会上，苏联专家要我谈一下中国民法和婚姻法起草的情况，我作了四十分钟的发言。
苏联专家认为我讲得很好，有根有据，我真受宠若惊。
当时法制委员会委员、党支部书记李光灿也参加了座谈会。
想不到李光灿一回来就在别人面前批评我在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是“夸夸其谈”。
他认为这种宗派主义情绪，现在在法制委员会还存在着。
其次，他谈到对错误的意见提出批评的问题，他认为最近在各种座谈会上有些议论是错误的，他说，对这些错误的意见可以批评，因为既然叫争鸣，就一定有批评。
他还说，很多人在发言中总会说，我讲的不一定正确，请大家批评，但当大家真要批评的时候，他又不同意了。
最后，他对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储安平的发言和国务院座谈会上杨玉清的发言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他认为储安平的发言是极端错误的。
他说，储安平不会不懂法律，更不会不懂宪法。
按照宪法的规定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而不是国务院。
而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中有共二十个民主人士担任着副委员长的职务。
储安平为什么不看到重要的而看次要的呢？
为什么在国务院副总理中间有没有民主人士斤斤计较呢？
而在国务院之下的各个部有差不多四分之一的部长是民主人士，我们九三学社的许德珩主席，就是水产部部长。
所以，我认为储安平的发言是凭空之谈，主观之见，没有从实际出发，没有物质基础。
对杨玉清的发言，他说，是我亲耳听见的，我觉得极不正确。
他说杨玉清的主要论点就是要共产党下台，甚至说“你们都下台”，我不知道这个你们是指谁。
最荒谬的是他说共产党的违法乱纪从北京开始，中央最乱。
杨玉清为什么会有这种认识呢？
他的根据是这样：
他的父亲是个地主，土改期间跑到北京来了，当地农民就派代表到北京通过公安系统把他父亲弄回去了。
我想，就是共产党员有这样一个父亲也要被弄回去的，而杨玉清居然把这并不是违法乱纪的事看成是北京违法乱纪的第1件大事。
黄子卿认为凡是对大多数人有利的就是“是”，否则就是“非”，党的领导就是“是”。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黄子卿在发言中，首先谈了这次整风的重要性。
接着他说：
这次提的意见有很多是过火的，我要说一句话，有人可能说我是“卫道者”、“歌德派”（指歌功颂德）。
从古以来都有是非，人要有是非感，我认为凡是对大多数人有利的就是“是”，否则就是“非”，党的领导就是“是”。
解放以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情况都比解放以前好了。
解放前，我几乎饿死，一个月的薪水三天就用完，在昆明时为了吃饭，有时一周教二十四小时的课，现在的生活和过去不能相比，我不怕人家说我是“歌德派”、“卫道者”，党的领导要肯定。
黄子卿还说：
共产党对的地方就该说对，不对的就该批评，以是非为标准。
不过，凡是一个运动，总会有偏差，总会有一些出乎范围的情况，不足为奇，我相信到共产主义社会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根据这一精神，这次民主党派提的意见，不对的，共产党可以批评，但是不要使“放”的不对的人不敢说话。
董渭川说：
有些知识分子自高自大很严重，对整个党不满意。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董渭川用具体事实说明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的思想感情有距离。
他说有些知识分子自高自大很严重，有些人因为个人利害关系，就对整个党不满意，这些人就不像工人同志那样热爱党。
他还举出一些例子，说明师大党委还没有把民主党派看在眼里。
有些人不同意对储安平的批评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陈明绍，候补中央委员顾执中等人的发言中，不同意一些人对储安平的批评。
顾执中认为现在还是“言者有罪”；
他对人民日报开始批评一些人的错误观点表示怀疑，他认为这样会影响大家畅所欲言。
周培源认为：
应从社会主义立场看问题。
人民日报的态度是正确的，必要的。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周培源在发言中首先说：
放鸣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的立场，共产党有三个主义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我们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我认为应该实事求是，从社会主义立场看问题。
几年以来，知识分子还是受到人民尊重的，特别是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提出来以后，我们发挥了很大作用，得到人民群众拥护。
根据这一情况看，我认为储安平的发言是有问题的，“党天下”的说法是停留在用字不恰当上呢？
还是思想观点上有问题呢？
我看不是单纯措辞上的问题，而是思想上的问题。
周培源还谈到有职有权的问题，他说他在北京大学教务处工作，就不觉得自己是傀儡，党员和我有不同意见就争论，下面有人批评我是“官”。
我是官，他是民，这就证明我有职有权。
有人说，人民日报是右了，群众是左了，我不同意，应该有个标准，分清正确与否。
人民日报8日的社论批判得很正确，完全必要。
登出的工人还有其他读者的意见，也是对的。
允许发表这一种意见，也应该允许发表另一种意见，不能说成是歌功颂德。

听一听老百姓的呼声吧！
编辑同志：
我是旅大地区运输公司的一个普通职员，于6月01日从汉口市乘八次特快前往邢台市工作。
列车行驶到广水站时，我对面的一位女旅客借我的5月31日人民日报看。
当列车服务员收茶杯的时候，站在她面前一连问她三、四句，她仍在聚精会神地看报，始终没作回答。
是什么新闻吸引着她呢？
过后，她指着报纸对我说：
“您看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的发言真气死个人。”
“我看过啦”，我接着说：
“葛佩琦说老百姓会杀共产党，打倒共产党。”
由于我说的这句话的声音较高而惊动了同座位的四位旅客，他们都抬起了头，其中的一位问我：
“你讲什么？”
我一看不好，发觉了他们四位用怀疑的目光在看着我。
于是我赶忙着回答：
“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物理化学教研室讲师葛佩琦说的。
请您们看报吧。”
我怕他不相信，就把报纸交给他。
列车离开了信阳站后，总算我们六人都知道了葛佩琦的发言。
大家也不困了，自动的你一言我一句的开了无领导的交谈。
第1位开腔的是那位女旅客。
她对我们说：
“我看了葛佩琦的发言之后真生气，我们老百姓谁请他去骂共产党啦？”
一位身穿粗蓝布衣服的老人插嘴说：
“葛佩琦是发疯啦。
我在村中只听有的社员闹退社，说社干是什么官僚，可没有人不说共产党好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老百姓要杀共产党。”
“葛佩琦说人民生活水平没提高，老百姓吃不着猪肉，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不好。”
我指着报纸道。
这时候，旁边一位合作社采购员却开了腔：
“先不说我们国家这样的大，就是我们一个家庭有时还要发生困难，都得慢慢的治家，那能一下子就焕然一新。
虽然有困难，很多人民的生活已比解放前大大提高，真有十万八千里，国家有困难老百姓怎能不去克服呢。
说实在的，当家不易。”
接着那位女旅客又继续说：
“就拿我说吧，今年四十三岁了，家住在黄石市，两个儿子一个在上海工作，一个在北京读书，我是去北京看小孩的。”
我问：
“小孩父亲干什么？”
她回答：
“在上海钢厂当技术工人。
解放前我家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吃这顿没那顿，还受地主‘老爷’的气。
解放了，我家的生活大大改善了，同解放前相差的没法比了。
解放初期政府为了照顾我家的生活困难，把我爱人介绍到工厂作工，后来国家又把他培养成一个技术工人，每月拿一百多元，我在家参加了生产合作社，收入有了敷余，所以前年我家主动的向小孩所在学校提出不再要助学金的要求。
您想我家在困难的时候得到国家的照应，如今生活好了，怎能忘记恩人——共产党和毛主席呢！
过去作梦也没想到像我们这样的穷人会有今天。”
我重复着葛先生的发言：
“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
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
她道：
“我过去没跟随共产党闹革命，只是活一天算一天。
但如今我的生活并不低于闹过革命而有功的共产党员的生活水平。”
合作社采购员道：
“别看葛佩琦是个知识分子，看他的发言不像个有学问的人，还赶不上咱们没有念过书的人。”
我听他们不说啦，就对他们介绍：
“我是一个二十六岁的回族青年。
解放前念书时得隐瞒着族别，否则会在大汉族主义的压力下受到委屈。
回族人们在旧社会除了作作小买卖外，大部分人得不到求学的机会，没有社会地位，过着比汉族人低一等的生活。
旧社会很多人称我们是穷‘回子’。
凡是从旧社会度过来的回族人都深知这一点的。
自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着中国那天起，把我们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提高到和汉族人们一样。
回族青年走进了机关、学校、工厂、企业，汉族人们把我们当成亲兄弟。
党和国家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回族人民的心。
每逢在我们集会庆祝自己的节日时，阿訇总是代表着回民向共产党和毛主席致敬。
阿訇教导我们千万别忘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这不难看出回族人们拥护共产党和尊敬毛主席的心情。
只有共产党存在，我们少数民族才能安居乐业，我们除了拥护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而外，不拥护任何阶级的政党。
不知不觉地驻马店车站到了，我们的交谈会也就散了。
　白俊升
1957.6.7于北京火车站候车室

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
胡愈之等驳斥削弱党的领导的言论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6月08日下午继续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
国务院参事谌小岑谈到了法制和人事问题，他说，立国八年来，没有颁布程序法，许多机关没有组织法，没有业务法规。
他认为党内有人不注意法制，而对人事安排比较注意。
关于人事问题，他认为外行很忙，内行闲着。
例如出版界有许多没有搞过出版业务的担任出版社社长，外行充内行，造成出版界的很多损失。
谌小岑说，在工作中，有些党员急躁冒进，追求数字和超额完成任务，例如出版工作中就盲目追求印行多少种、出多少册，但又不问读者需要，于是有的书堆满仓库，有的脱销。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在会上谈到了两点意见。
他的第1个意见是：
共产党应当大大加强在国家机关中的核心领导作用，特别是加强党对文教机关的领导。
他认为八年多以来，我们国家机关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个别的。
尽管有人不喜欢这样的提法，但事实仍然是事实。
胡愈之说，党和政应当分工，以党代政是不对的；
但是如果党不要问政，党退出机关学校，一切方针政策不要通过共产党，而只是由行政机关来设计和施工，我们的国家机关就会失掉同群众的联系，人民政府就会变质，就会变成脱离人民的衙门。
胡愈之说，今天的确发生了许多错误和缺点，是必须加以揭发和纠正的；
但这些错误和缺点很大部分是因为工作发展太快，是在前进中产生的，有些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和缺点，主要是更加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
胡愈之的第2个意见是：
党要大大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特别是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他说，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着着胜利，经济基础已经起了改变，但是人们的思想意识依然落后于物质基础。
在一部分从旧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中间，反动的思想有时又冒出头来。
从卢郁文揭发的那封匿名信也可以证明。
胡愈之说，最近出现的一些反动言论，不仅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广大的人民都表示愤慨。
他认为，这种思想应该让全国人民看清楚，以免受到迷惑。
胡愈之认为要加强思想教育工作，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如果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依然泛滥，知识分子和工农之间的距离永远不能缩短，社会主义的前途就有危险。
法制局顾问王之相说，整风中对不正确的意见讲清道理，分清是非，这不能说是“收”。
王之相同意卢郁文对储安平发言的批评，并提出了补充意见。
他认为，不能把党的领导和党天下混淆起来，现在有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同时又有民主党派存在，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从实际上看，家庭妇女也广泛参加了基层的管理工作。
党天下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国务院参事李奇中对胡愈之的发言表示同意。
他又说，宗派主义的一个因素——特权，整风中首先要克服，先要从人事上解决。
过去安排了一些人，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照顾面子，迁就历史、功劳，应该改变这种情况，工作能力和职位不相称的要调整，对高级干部在生活上的特殊照顾也应该取消，这样可以减少矛盾。
李奇中在发言中还对当前体制和编制不明确、没有服务细则和工作检查制度、业务部门负责人不管人事、有些企业单位工作定额低，超额工资过高等情况，提出了批评。

恫吓不是批评编辑同志：
提意见的人，总希望尖锐一点，因为在我们生活中间，的确有些这样的人，他们对旁人批评抱有两种看法：
一种是“普普通通”的批评，也就是被他听得习惯了的批评，既已习惯，当然就没什么了不起，人家可以说，他可以听也可不听，更不要说改不改了；
另一种是被认为不寻常的批评，也就是所谓尖锐的批评。
对这些人来说，“普通”的批评犹如耳边风的话，尖锐的批评还可起到清凉剂的作用，使头脑清醒清醒。
在一些批评之后，人们通常可听到这种议论：
某人意见尖锐，顶事，某人的批评太平常了，不起作用。
因此，不少人有这种看法，“平常”的批评是没希望的批评。
看来批评者也有难处，既要积极展开批评，还要尖锐点，因此有人就认为“尖锐的批评”和“团结的愿望”之间有点矛盾，在他们看来，要尖锐就难免不夸大其词，难免不带点偏激情绪，难免不刺激被批评者的感情，尖锐的批评也易遭到有些人的禁讳。
我想可以不把“尖锐”、“夸大”和“偏激”连在一起，有事实，有分析地批评才是真正尖锐的批评。
同时，只要是从团结愿望出发的批评，纵稍有缺点，仍可达到“闻者足戒”的目的。
批评还只是批评，总还不是最后的结论，不妥之处也还允许反批评。
那种捕风捉影，故意杜撰些耸人听闻的字句或事例的人，应当不在尖锐批评的范围之内。
那种嘘叫“下台”“下轿”和用恫吓信的办法的人，更算不得尖锐的批评。
06月07日人民日报登载了这么条消息，说是卢郁文先生因为在一个会议上表示不同意有些人只许批评中共，不许批评批评者的主张，因而收到恫吓信，辱骂卢先生“为虎作伥”，是“无耻之尤”，并且警告他要“及早回头”，否则“不会饶恕你的”。
看了这条消息，马上把人们的记忆带到国民党统治年代里，那时爱国人士是经常收到这种信的，可惜恫吓、专横的年代早就过去了。
那些只有自己说话自由，不让别人有说话自由的一些人嘴脸似乎又重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但恫吓总还不是批评，用这种方式“批评”人的人是见不得天日的。
对于批评来说，我是主张尖锐的，但“哄”和“吓”总还算不了批评，它们总还是另外一回事。
胡扬

李烛尘在工商界座谈会上说：
工商业者要与党同走一条路
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我认为这是及时的、必要的，是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的，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各个战线上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有力保证，也正是党有伟大的力量，恢弘的气度，正视缺点，改正缺点的具体表现。
资本家可以“鸣、放”，工人阶级也可以“鸣、放”，党对任何方面提出的任何意见，都是敞开着大门的，所有的怀疑和顾虑都是多余的。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热火朝天地掀起了帮助党整风、对党提意见的浪潮，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上，大家也都谈得很好。
我们工商界存在问题很多，也是党搞好整风运动的一股不容忽视的值得依靠的力量。
从民建会收到的各地的材料看起来，有些工商业者对于“鸣、放”是有顾虑的，他们的顾虑不是没有原因的，还有不少人正在看北京的风向行事。
长沙一份材料反映：
一个会员揭露了公私矛盾以后，又表示后悔了；
一个会员错误地认为：
“北京鸣放情况现在进入分析和收的阶段，上海的工人也说话了，自己也有不敢大鸣之感。”
这些看法和说法是不应该有的，充分地信任党，因为党对于接受任何方面提出的任何意见，都是敞开着大门的。
必须认识，好比对对子，“齐放”是上联，“争鸣”是下联，我们资本家可以“鸣、放”，工人阶级当然也可以“鸣、放”，我们有这种意见，别人当然也可以有那种意见，我们可以彻底敞开，别人也可以适当分析，大家一起“鸣”、一起“放”，所有的怀疑顾虑都是多余的，全国工商业者要破除任何思想障碍，把几百万双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几百万颗心里所想到的东西，从嘴里说了出来，让党听到我们的声音，做到实事求是地有的放矢，而不是感情用事，这正是表示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
公方代表要团结、帮助、信任、支持私方人员；
私方人员也不要放松自我改造。
我们工商界中仍然有许多人到现在还怀有浓厚的自卑感，对搞好企业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还不够高，在公私共事关系中表现的也不很好，这是什么缘故呢？
主观方面的因素很多，如阶级没落感、缺乏政治责任感；
对“三反、五反”有斗争过火处理过严的委屈感等等；
这些需要通过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加以克服，客观方面存在的比较重要的因素，则是不少党内同志对于如何克服工商业者的自卑感和鼓励他们发挥积极性，注意不够，主要表现在企业的公方代表和职工群众对私方人员的团结、帮助、信任、支持不够。
解放以来工商界人士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取得了不少的进步，也有不少的积极表现，中国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通过全行业合营高潮的到来，基本上已经得到解决，这是客观形势发展变化的结果，在这当中工商界人士自觉自愿和主动的努力也是不应当忽视的，他们敲锣打鼓、欢天喜地迎接全行业合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就是明证。
这更是政府所公认的。
而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和不少党内人士仍然只知道强调阶级关系，没有注意到形势已经有新的发展，两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们国家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对抗性的矛盾，今天阶级关系已经大大不同于往日，仍然用处理旧的阶级关系的方式方法来应付公私共事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低估或者无视工商业者的积极的一面，强调他们的消极的一面，在鼓励、表扬、支持、推动他们充分发挥积极性，贡献才能方面做得非常不够，相反地轻视他们，歧视他们，这样做，怎能不加重他们的自卑感，不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呢？
当然，我们工商业者也不应当只看到自己的积极的一面，忽视由于阶级存在所必然产生的消极的一面，模糊阶级关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放松自己的改造。
工商业者的自卑感是应该可以克服的，积极性是应该可以发挥的，本来是可以因势利导的事，但是由于党内人士未能及时跟上形势，密切注意起来，使应该改观的情势改变不大，使不少工商业者感觉有职无权，有力无处使，一股热劲冷却下去，这是多么可惜啊！
有人说：
工商界的积极性未能提高，为什么1956年这些新转为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的总产值比上年增加了30％以上呢？
正因为如此，假使所有的工业企业的私方人员都能积极起来，它的成果肯定说还要大大的提高。
党内人士应多多检查一下在工作中是否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滋长；
多多检查一下，作为一个领导人和教育别人的人，自己是否已经受到足够的教育，党是否已经给与足够的教育，特别是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从各个方面包括合营企业私方人员在内取得好心的和切实有效的帮助，对于正确对待和处理这个人民内部矛盾，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工商业联合会有责任协助党和国家做好解决对资改造工作中发生的矛盾的工作，我们也需要很好地检查一下，在我们的组织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中，三个主义的危害性到了怎样的程度，及时提高我们的工作质量，改正我们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我们今后工作不要只是坐在北京发指示，要下去了解情况反映情况，即时改善，这是非常必要的。
工商业者要与党同走一条路，这条路就是社会主义。
通过“鸣、放”，使全国工商业者的心事吐露出来，我相信也希望党一定会重视我们提出来的意见，把过去工作中存在的缺点纠正过来，客观因素推动着主观因素的消长；
阻碍工商业者克服自卑感、发挥积极性的客观因素逐步消除了，主观因素也一定会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的逐步加强，而逐步消失，原来冷却的东西在工商业者的身上重新冒起热气来，劲头不大的情况将会一去不复返，这对于他们的改造和国家的建设都是有益的。
党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紧密联系起来的。
作为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要具备与党长期共存下去，实行相互监督的条件，民建会和工商联必须教育工商业者成员与党共一条心，同走一条路，这颗心、这条路就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社会主义，假使各怀异心、各走各路，那就不可能共存了，同时我们要“争鸣”，为的是反映工商界大众的合理的意见要求，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起着鼓励推动他们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让他们破除思想障碍，积极投入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竞赛，充分贡献技术才能，这样，工商界就和全国人民一道参加了祖国建设大业中“百花齐放”的光荣行列。
最后，我热烈地、殷切地盼望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八办的负责同志们一定能够把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的成果，提交党作为展开整风运动的参考资料。
凡是可以及时解决而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及时地大力予以解决，边整边改是党的整风方针，党以具体行动来鼓励工商界人士大鸣大放，工商界人士的若干顾虑和怀疑，将是多余的了。

胡厥文在工商界座谈会上说：
章乃器的论调模糊是非会阻碍工商业者的进步
在这次座谈会上，大家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揭露了不少缺点，对党提出了各种建议。
一个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两次伟大的革命胜利和经济建设空前成就的党，能够这样虚怀若谷地倾听人民的意见，乐于接受各种非常尖锐的批评，这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同时也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公无私，一切为人民的崇高精神。
我认为，几年来党的政策方针是英明的是正确的，但同时由于我国是六亿人口的大国，情况非常复杂，各种工作都是新的，大家还缺乏经验，以致在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错误和缺点。
我们为了党能够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大家有责任把党在政策和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揭露出来，使得党能够改正这些缺点和错误，进一步加强领导的力量。
我们在旧中国亲身经历过三大敌人的压迫和贫困落后的悲惨生活，现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短短几年中完全改变了旧中国面貌，大大地提高了国际地位，我们每一个爱国的和有良心的工商业者，都是爱戴中国共产党、感谢中国共产党的。
这次座谈会中揭露了不少缺点和错误，这不但没有使我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发生怀疑，而且更加增加了我们的信心。
我们相信党定能明辨是非，纠正错误，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迈步前进。
帮助党除“三害”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
在这次座谈会中大家所揭露出来的问题，有些是个别的，有许多是比较普遍的。
其中最普遍的是：
一，对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工商业者的进步估计不足，往往还有以“五反”前的资本家来看今日的工商业者。
不少党员和职工对于统战政策的精神实质不够明确，有的甚至对我国有哪些民主党派、民主建国会是什么组织等常识都没有。
二，公私关系、党群关系好的固然不少，不正常的也很普遍，私方在企业中往往有职有责而无权，积极性不能发挥。
公私关系、党群关系固然是两方面的事情，有些问题是私方应该负责的，但是，不少公方看不见私方的积极性，也没有很好地体会国家对于工商业者改造的政策，片面地甚至错误地强调阶级关系，把私方当作外人。
不少的公方对于业务是外行，又不尊重私方的意见，以致有形无形间给国家带来了不少损失。
三，人事安排不恰当，不少私方的技术人员受到投闲置散的待遇，有力无处用。
四，中小工商业者中间有一些人在生活上还有困难，目前可以解决的问题也不予以解决。
这一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可以说各地都是存在的。
国家把我们工商业者视作一项财富，我们多数工商业者也的的确确愿意尽自己的一切所长，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但是，由于以上所说的问题的存在，往往打击了工商业者的积极性，造成了公私之间、党群之间的距离。
这些问题不解决，大家所指出的“墙”与“沟”是不可能拆除和填平的。
但是，我们决不能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就怀疑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或者党的领导。
如果不重视目前存在的许多问题，不给予及时的解决，发展下去的后果是严重的；
同时，如果把这些问题错误地认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毛病，或者因而否认党的领导的正确，那更是不应该的。
我认为，大家揭露出来的问题大部分是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
党中央和毛主席比我们任何人都看得全面和透彻，所以发动了这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我们工商业者大“放”大“鸣”地揭露各种问题，帮助党整风，就是为了使党的队伍更加纯洁、党的威信更加提高，能够更好地领导社会主义建设。
有些人把某些党员的缺点和党的领导等同起来，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混同起来，把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混同起来，对这些原则问题，必须明辨是非。
在这次大“放”大“鸣”中，我们工商业者不少人对党作了尖锐的批评，并且提出了各种意见，这都是爱护党、信任党的表示。
对于这一点，我们是绝对不能怀疑的。
但是，决不能认为“争鸣”中一切意见都是正确的，党都应该照单全收。
我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处理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政策，为了通过“放”“鸣”，能够很好地解决矛盾，使全国人民进一步团结一致，就必须明辨是非，区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不对的，把对的肯定下来，把不对的予以解说和批评。
在这次“争鸣”中，某些同志的某些看法是值得考虑的。
根据我的体会，这次“争鸣”中有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必须予以重视并且辨明是非：
一，有些人把党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某些党员的缺点，和党的领导本身等同起来，从而怀疑到党的领导是否必要。
这在讨论企业中应该不应该撤出公方、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中应该不应该撤出党员干部的时候就有这种倾向。
二，有些人在各种名词掩蔽下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混淆起来，从而否认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领导作用。
这表现在向工人阶级学习的争论中，也表现在目前阶级关系和两面性问题的争论中。
有人认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说是有区别的，工商业者和工人是没有区别的。
这种把具体的人和抽象的阶级完全分裂开来的说法实质上就是否认两个阶级之间的区别。
三，有些人误解和曲解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等同起来。
这表现在对赎买政策和定息问题的争论上，也表现在工商业者现在还有没有两面性，还要不要进行改造的争论上。
对于这些带有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必须明辨是非，不能因为别人提出不同意见就认为打击了“放”“鸣”。
章乃器的论调，不仅把是非弄模糊了，而且会阻碍工商业者的进步。
对于章乃器同志最近在报上所发表的几篇文字和谈话中的许多论点，我是不能同意的。
他说“脱胎换骨”是增加工商业者无穷忧虑，说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还可怕，说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等等，不仅是我不能同意，我相信，正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迅速前进的我们大多数的工商业者都是不能接受的。
就以脱胎换骨这一句话来分析，在我们社会里，这是一句赞美称许的话，例如某人家的一个子弟向来不好好读书，行为不检，亲友为之痛心，现在他改好了，亲友高兴之下说：
“你这个人进步了，完全改变了，竟然脱胎换骨了”。
这是赞美之词。
今天我们资本家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怎么不能说是脱胎换骨呢？
这是最合适的一句话，也是一句好话，怎么会引起无穷忧虑呢？
又如资本主义与官僚主义，前者是一种剥削制度，后者是一种不良的工作作风，这样两种不同的东西怎么能相比呢？
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官僚主义，难道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官僚主义吗？
难道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官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吗？
难道资本主义社会能像社会主义社会那样揭露与批判官僚主义吗？
这种道理实在是很明显的。
又如定息，当然是剥削，又何必把它另起一个“不劳而获”的名词。
难道说定息是剥削，我们资本家就抬不起头来，说定息是不劳而获就心安理得了吗？
这种论调，工商业者骤然一看也许有些人会觉得深得我心，但是深入地一思考，就会发现这种论调对于我们的改造进步没有好处的。
我们工商界愈来愈进步，就会有更多的人不同意这种论调。
我认为，国家把我们当财富，这是一句实在的话，同时也是一句鼓励的话。
至于我们工商业者自己尤其是骨干分子、代表人物则应该带动工商业者尽一切力量，贡献才能，同时反求诸己，时时检查自己的错误和缺点。
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你做了一件好事，人家说你了不起，是鼓励，而你自己却不应当自高自大地就以为自己了不起，要知道，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我认为乃器同志这种论调的最大危害不仅把是非弄模糊了，而且会阻碍我们工商业者的进步。
我们要的是诤友，要的是良药。
今天共产党这样正确、伟大，尚且要整风，要求听逆耳之言，难道正在改造求进步中的工商业者不该听一些逆耳之言来提高自己吗？
我认为，我们工商界要进步，要改造，要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
我们民建会、工商联必须在这样的目标下团结起来，明辨是非，改进工作。
社会主义是“争鸣”的思想基础。
“百家争鸣”在思想体系上就是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
某些党员存在着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染上了资产阶级思想的灰尘。
社会主义是我们“争鸣”的思想基础，争鸣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认识。
资本主义的思想方法是不能帮助党除“三害”的，更不可能要求党依照资本主义原则领导全国人民改变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完全相信，党对于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清除“三害”是完全有决心的。
通过这次整风，党的领导一定会更加强有力，存在于某些党员身上的“三害”将不断地被清除，党的威信将更进一步地提高，全国人民将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通过这次整风，公私关系、党群关系都将逐步的正常起来，过去阻碍我们积极性的一切因素均将逐渐清除。
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将有比现在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使我们大家能够把自己的一切专长发挥出来。
现在，正是第1个五年计划将超额完成、第2个五年计划将胜利开始的时候；
对我们工商业者来说，正是加强自我改造，尽快地把自己改变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的时候。
不论为了国家的建设或者为了我们自己的改造，我们都应该在企业中和公方及职工一起，团结一致地展开增产节约运动，投入社会主义竞赛。
这是我们国家当前的头等重要任务。
我们工商业者有丰富的业务经验，不少人有现代的技术，我们如能积极贡献才能，我相信一定能够在增产节约中作出贡献，不仅有利于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同样也有助于我们的自我改造。

陈叔通在工商界座谈会上说：
章乃器的文章是贩运
资本主义思想的突出典型
我先要说明，这只是个人的看法，不是代表任何组织的意见。
为什么在高潮以后，在党和政府给以无微不至的照顾以后，工商界反而会产生松劲思想呢？
一年多以前，工商界曾经敲锣打鼓欢迎全行业合营的高潮。
高潮以后，党和政府从政治上、经济上各个方面来鼓励工商界的热情。
单就定息来说，当时工商界的朋友们都认为定息期限最长不过三年，定息数目最多不会超过三厘。
但是，毛主席宣布定息一律五厘，七年不变，还可以拖一个尾巴。
对这个决定，工商界朋友们都是喜出望外。
党和政府的用意，是大家所能够体会得到的，就是要工商界能够安心工作，安心学习，安心接受改造。
因而，工商界里面出现了很多先进生产者与先进工作者，但是，事情的发展往往不像我们理想的美满，工商界中也出现了松劲思想。
为什么在高潮以后，在党和政府给以无微不至的照顾以后，反而会产生松劲思想呢？
这是我们应该思索的问题。
在这次座谈会中，突出地反映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公私共事关系中所存在的问题，另一个是中小工商业者所存在的问题。
从去年07月，国务院四、五、八办召开工商座谈会以后，公私共事关系逐步有所好转。
但是根据这一次座谈会上大家所反映出来的情况来看，私方有职无权的问题仍然是比较普遍地存在的。
很多私方人员在工作上得不到支持和帮助，他们的建议得不到重视，他们的职权得不到尊重。
某些公方人员在业务上是外行，但不信任私方，甚至歧视私方。
有的公方强调阶级关系，忽视公私共事关系，因而以不正确的态度对待私方人员。
部分职工群众也还存在着不正确的看法，有的还不接受私方领导人员在职务上的调配。
所有这一些情况，那能不影响私方人员的积极性呢？
因此，我认为，正确地解决公私共事关系中所存在的问题，是发挥私方人员积极作用的重要关键。
在中小工商业中，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生活困难问题，一个是摘掉帽子、加入工会问题。
为了照顾一些中小工商业者的困难，全国工商联第2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曾经通过工商界生活互助金方案。
但是，目前很多地区还没有举办，而且即使举办起来，要求全部解决工商业者的困难，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各级工商联应该克服一切困难，从速把工商界生活互助金举办起来；
同时，要深入地调查研究，把实际情况反映给政府和有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解决。
对于某些定息不多，坚决要求放弃定息的中小工商业者，希望政府考虑，解除他们思想上的包袱。
在工商业者交出了生产资料以后，还存在一些对资本主义的留恋心情。
是可以理解的。
特别是在工作上或是生活上碰到了困难的时候，就容易产生一些消极情绪。
我们应当理解这种心情，帮助工商业者解除工作上和生活上应该解决的困难，而不要单纯地责备工商界。
从这次座谈会上反映出来的问题来看，我们工商联的工作是有很大的缺点的。
我们对工商业者的真实情况了解不透，没有能够帮助他们搞好公私共事关系，支持他们在生产经营中贡献出知识和才能，发挥最大的积极作用。
对于中小工商业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要求，我们也关心不够，支持不力。
这一次，经过大家把问题揭发出来以后，我们工商联应该努力改进工作。
我想党和政府也会分别问题的性质，逐步进行解决。
这对于党的整风，对于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并进一步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将会有重大的影响。
因此，全国工商界也应该消除一切顾虑，继续大放大鸣，把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全部揭发出来，这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
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民族资产阶级不会有今天的地位。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在这次大放大鸣中，不可讳言，也暴露了一些非社会主义的混乱思想，如果我们不能明辨是非，对这些混乱思想加以澄清的话，不仅会妨碍“争鸣”，而且会引导我们向错误的道路发展。
因此，原则性问题，我们必须把它弄清楚。
一、我们工商界必须明白，只有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我们才能通过和平道路走上社会主义。
不然，就会走上资本主义的回头路。
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不能与社会主义共存的，更谈不到长期共存。
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如果违反这个原则，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那末，民族资产阶级不会有今天的地位，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也将从头再写。
但有人口里承认领导，实际上用各种诡辩来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
令人遗憾的是我会的章乃器副主委最近在报上和“工商界”月刊第6期上所发表的文章，正是在争鸣的掩饰下，贩运资本主义思想的突出的典型。
他说：
“历史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都只能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
这就是说，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只能是先进的分子领导落后的分子，并没有阶级的区别存在；
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阶级领导另一阶级的问题存在。
这不仅否定了今天工人阶级的领导，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阶级的存在。
二、我们说，两面性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
有了两面性中积极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才有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才有走和平道路的可能。
两面性的性质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从两面性的变化来说，今日所谓两面性，主要是社会主义的一面与资本主义的一面。
高潮以后的两面性与高潮以前的两面性有很大的不同，并且正在不断的变化中，今后的两面性与现在的两面性也必然又有所不同。
总的趋势是社会主义的一面在继续增长，而资本主义的一面在继续缩小。
但因为资本主义的一面还没有完全消灭，所以我们工商业者还需要继续改造，任何放松改造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对的。
当然，工人也有缺点，也要改造，毛主席说过，“谁说工人不要改造？”
但因为工人是被剥削的阶级，他没有留恋资本主义的思想，因而工人的改造与工商界的改造是根本不同的。
有人说：
“什么阶级，什么人都有两面性，都需要改造。”
这是把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混淆起来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三、有人认为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是怪论。
国家每年支付的定息，都是工人阶级劳动的产物。
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既然不劳而获，同时工人阶级就必然劳而不获（我同意吴大琨的说法）。
不劳而获的收入与剥削收入是同一性质的东西。
但正因为有人把定息看作是不劳而获的收入，好比是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因而要求把定息延长到二十年。
同时，还希望国家把二十年定息一次付清，以便摘掉资本家帽子。
这种名利双收的想法，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凡是真心诚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的人，反对这种想法，也是很自然的。
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确是两个胎，两付骨。
前面我说过，工商业者在工作上、生活上碰到困难的时候，是容易产生消极情绪的，我们应该帮助工商业者解决工作上、生活上的困难，以便于发挥积极作用。
我应该说明，这并不是要工商业者把一切责任推给客观的存在。
恰恰相反，我们工商界必须加强主观努力，提高政治责任感，主动地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
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我们一方面要求有职有权，要求公方和职工的尊重和支持，但同时，我们也必须守职尽责，主动地靠拢公方和职工群众，积极贡献出知识和才能，逐步改变职工群众对我们的观感。
大家知道，工商业者的个人改造应该以企业为基地，在工作实践中努力改造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
有些人认为自己已经很进步，听到还要改造，就感到不服气。
我认为，工商业者中间各人的进步是不平衡的，有进步的，有中间的，也还有落后的。
进步是没有止境的，进步的人不仅应该继续进步，还应该帮助别人进步。
有人对脱胎换骨害怕，认为有无穷的忧虑。
我认为，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就阶级本质来说，确是两个胎，两付骨。
从资产阶级分子变为工人阶级分子，就必须脱资本主义的胎，换社会主义的骨。
目前工商界社会主义的一面正在增长，资本主义的一面正在缩小，最后归于消灭，这就是脱胎换骨的过程。
大家都在脱、都在换，到了已经脱了换了那一天，谁要叫你再脱再换呢？
为什么会有无穷忧虑呢？
一切用主观主义反对主观主义，用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用教条主义甚至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做法，都是不应该的。
我们帮助党进行整风，是为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我们所采取的办法是团结、批评、团结；
而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加强社会主义一致性，也就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然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好方法，我们就不仅要“放”，而且要齐“放”；
不仅要“鸣”，而且要争“鸣”。
为的是明辨是非，共同进步，我们还应该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地交换意见。
我批评别人，是为了帮助别人进步；
别人批评我，也是为了帮助我进步。
我们大家在社会主义一致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目标是一致的，不同的意见是可以经过讨论，逐步求得一致的。
一切用主观主义来反对主观主义，用官僚主义来反对官僚主义，用教条主义甚至修正主义来反对教条主义的做法，都是不应该的。
揭发矛盾，反对“三害”，是为了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认识，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增进全国人民的团结，而不是为了其他。
由于党能够一贯地对错误作斗争，及时纠正错误，因而我们的党是正确的，光荣的，伟大的。
这次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三点建议
最后，根据这次座谈会上反映出来的问题，我想提出三点建议：
第1，座谈会上有很多人提出，应该进一步对职工、公方和私方三方面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这是完全必要的。
我认为，工商业者为了改造自己，应该进一步加强学习，提高社会主义觉悟；
对于公方和职工，也同样应该不断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尤其是关于统战政策的教育。
而且要教育他们，对于私方人员的变化和积极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和估价。
管理社会主义企业是一件新的工作，工商业者不能因为自己有一定的业务技术知识而自高自大。
恰巧相反，他们仍然应该向职工和公方学习并加强业务学习，提高技能，提高政治觉悟。
至于业务和技术水平比较低的私方人员，自然更应该加强学习。
对于公方来说，缺乏业务知识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应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随时随地向群众学习，而且要向私方学习，使自己在业务上成为内行。
第2，建立和健全企业管理委员会。
有些企业已建立管理委员会，但不够健全；
有的还没有建立起来，应该作为一种制度，明定章程，使大家能够职责分明，照章办事。
这个章程，听说现在由总工会在那里摸经验。
我认为，应该以总工会为主，加入企业部门，并邀民建及工商联参加，共同讨论。
章程是可以修改的，可否定下章程，先行试办，取得经验，再作进一步的修改。
第3，工商座谈会。
工商座谈会是交换意见、协调公私关系，改进企业工作的良好办法。
陈云副总理曾指示过，各地要把工商座谈会作为一种经常性的制度。
据了解，不少大城市是举行了的，但没有经常化。
有的中小城市根本没有举行过。
我认为，工商座谈会和企业管理委员会一样，应该制度化。
可否由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主持，由民建会和工商联参加，拟订出一个组织章程之类的东西，以便各地推行，大家遵守。
工商座谈会不能形式化，而应该有具体内容。
开会前要做好准备，以便真正能解决问题，每次开会除有关业务部门参加外，希望各地统战部参加。

毒草乎？
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兼工商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章元善在民建中央召开的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香花乎？
毒草乎？
——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兼工商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章元善在民建中央召开的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05月31日晚上章乃器同志在我们中间又放了一番。
我可能有成见，甚至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但我坦白地说，他放的是毒草。
毒在他要人向他的所谓刚性学习。
他说，资本家为了发财，善于赏识他的才华；
他从前冲撞经理，不断得到提拔。
他又说他今天是软得多了。
短短的几句话，什么意思呢？
我想，他或者是为了怀才不遇，别人不如资本家识货，刚亦无用而发牢骚；
或者他在埋怨他的刚今天碰到了对头，刚不过人家，知难而退了；
或者他沾沾自喜：
刚得差不多了，还是软下来吧。
这些体会可能一无是处，完全不是乃器同志的本意。
但从客观效果来说，他这话如果传播开来，对某些工商业者是会有影响的。
有的人会说：
“对了，我们是财富。
为什么不使章乃器式的刚性，大胆冲撞一番，这倒说不定可以得到便宜？”
在广大工商业者正在努力自我改造而且正在迅速前进中的今天，他这一句话的影响有多大益处，我是看不到的。
相反，我认为是含有毒素的。
毒在他抹煞改造的效果，否定改造的现实意义。
他一开口就说：
“听说这次会开得好，好在大家说真话。”
骤然听来，好像以往大家说的都是假的。
这与他一贯的作风是一致的。
他素来就把自己扮成工商业者的唯一知心朋友，“我与你们有共同语言，心心相印”，只有他知道工商业者的心灵深处。
共产党要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只有他是对他们表示同情的。
他这立场为自己博得一个“市场”，而且，他为了享有这个“市场”而自豪到今天。
大家知道，今天大家对党提了不少意见，为的是帮助党整风，其动机是对党的拥护。
他却低估了工商业者这个动机，还在用争取“市场”的手法逗引一部分人从前进的道路上倒退回来。
我从他的一席话中闻不到花香。
他临末了的一个问题，更使我模糊了一夜。
他在讲话快结束时突出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还是理论为革命服务呢？
还是革命为理论服务呢？
他这样提问题，确实把我推进迷途。
后来想想，我觉得他这提法也不太香，而且可能毒得很。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南，离开了这个理论，政治家们搞什么都可以，就不会是社会主义。
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指导我们行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这样说来，理论是为革命服务，这还有什么可疑呢？
但是在乃器同志，这点还是值得可疑的。
他咒咀教条主义者，强调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要从而创造出一套自己的革命理论来。
这样，在他看来才算不是教条主义，才算理论服务于革命，而不是革命服务于理论。
06月01日的“参考消息”上载有一种论调，其大意是：
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马克思是在一百年以前写他的著作的，那时候没有一个地方有真正的民主，这些著作不适用于今天的情况。
介绍社会主义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式。
我看这一点与乃器同志倒有点异曲同工之处。
是否如此？
当然还要详细研究。
万一我不幸而言中，那就糟得很了，毒得很了。
我肆无忌惮地把这疑问提出来，向乃器同志请教，并请同志们指正。

上海咸、皮蛋质量下降了
近两年来，上海市场上供应的咸蛋、皮蛋的质量不如过去好了。
消费者反映说：
现在市场上卖的咸蛋不咸，且不见红黄多油的好咸蛋了。
嫩皮蛋也买不到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上海有关的商业部门最近正在研究这件事。
1954年以前，上海加工咸蛋、皮蛋的商店共有五十多家，这些蛋商加工咸蛋、皮蛋一般都讲究质量。
同时都有一定的经验。
如在加工前，先要分清鲜蛋的产地，再分别加工咸蛋或皮蛋。
1954年私营蛋商进行改造以后，由于有关部门对过去蛋商的经营和加工经验不够重视，加工商只剩下两家了，而国营加工业务又未能相应发展，以致市场上产生了供应不足的现象。
为了满足市场需要，就从外埠大量调入咸蛋和皮蛋。
但是外地加工的蛋，一般都比上海蛋商加工的差，因此上海的咸蛋、皮蛋的质量不如以前了。
最近，上海市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原有私营蛋商加工咸、皮蛋的经验，并结合当前主客观的条件，来改进工作，提高咸蛋、皮蛋的质量。
　·施荣章·

京津两市和河北省负责人本着相互支援步调一致的精神
协商解决物资交流和物价管理问题
新华社7日讯
昨天，北京市副市长程宏毅、天津市副市长宋景毅和河北省副省长马力，在北京共同协商如何解决三个地区城乡物资交流和市场物价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这三位负责人一致认为，河北省和北京、天津两市，在经济上有极密切的联系，经济工作必须本着相互支援互相照顾的精神，尽量取得步调上的一致，才能较正确地处理人民经济生活中的矛盾。
几年来，河北省和京、津两市运用开会、互相访问和召开物资交流会等方式，城乡关系基本上是正常的；
但是没有建立经常联系制度，以致在城乡物资交流和市场物价管理中，还存在一些互不衔接，配合失调的现象，有些商品，地区差价较大，有的地区某些物资形成人为的封锁。
因此，在这次协商中，他们着重讨论了这几个问题。
在城乡物资的相互支援上，这三个省、市都认为，必须加强工业农业产品的产销结合，可以通过协商建立各种合同和协议，把主要和大宗的物资从计划上衔接起来。
由河北省内掌握收购和分配的农产品，尽量优先支持京、津两市，并划给两市一定的生产生猪的基地；
京、津两市的工业品应保持对河北省的正常供应。
在市场管理和价格上，过去除了统购统销物资有统一管理以外，对统一收购的物资，由于管理口径不一，曾严重地影响了收购任务的完成，并造成价格的混乱，今后希望能通过协商，逐步统一管理起来。
在解决具体经济问题时，为使这三个地区有关部门互通声气，今后任何一地全面部署财经工作时，其他两地要主动互派干部参加，以便及时了解情况，并规定今后每一季度，三个地区的行政负责人共同研究一次当前物资供应中的问题。
现在这三个地区已决定互派专门小组，从6月中旬开始，将根据问题的轻重缓急，进行排队，逐一研究；
凡急需解决的，立即解决，问题较复杂、一时不能解决、影响又不太大的，将逐步解决。

小水库的早晨（摄影）
　李德武
河南省郏县红旗农业社从1955年12月建成高级社以来，大力兴修水利，使灌溉面积由占耕地总面积的45％扩大到97.7％。
这是该社修筑的六座小水库之一。

建设之路
——全国设计工作会议侧记
本报记者　张沛、叶剑韵
北京的6月，虽然是燕子衔将春色去的季节，然而花香鸟语，比之春景，并无逊色。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参加了国家建委、计委、经委等机关联合召开的全国第1次设计工作会议，会上，听到了代表们唱出的今后勤俭建国的建设之路的序曲。
成绩是基本的
会上代表们讨论了不少的问题。
首先是对几年来的建设工作作了估价。
估价是肯定的：
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错误和缺点是次要的，有些还是难免的。
有人说，共产党作报告做宣传，欢喜套用“成绩是基本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
“连说七个好以后，再来一条缺点，合起来正好是条新八股。”
有人说，这也是“教条主义”的表现。
事情果然如此吗？
回答是：
否。
有些人似乎忘记了这些尽人皆知的事实，或者存心不看这些事实。
可是事实毕竟是不可战胜的。
会议再一次展现了这些谁也无法抹杀的事实：
我国的第1个五年计划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开始改变了我国的经济面貌。
首先，是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基本上结束，这是一个伟大的有历史意义的成绩。
其次，就是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1956年的工农业生产基本上已达到原定的1957年的指标，基本建设投资（包括1957年投资在内），预计可超额完成原定五年计划投资四百二十七亿四千万元的8％左右。
许多我国从未有过的新工厂建设起来了，不能制造一辆汽车、一架飞机的时代过去了，带着“中国制”标徽的汽车和新式飞机出现了；
国民党统治时期，钢的最高年产量只有九十多万吨，现在增加到四百多万吨；
棉纱从两百多万件增加到四百多万件；
从1950年到1957年（计划数字）粮食产量增加一千五百亿斤。
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大大上升了，过去许多不会的东西，许多不懂的事物，现在在苏联同志帮助下初步学会了，而且开始自己动手设计一些复杂的工程了。
这一切，难道不是成绩吗？
难道讲了这些客观事实，就是“新八股”吗？
肯定成绩，就是肯定我们国家的进步，肯定我国人民的进步，肯定全国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
否定一切，全国人民是不同意的。
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口头上也赞成社会主义，但他们却不喜欢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
代表们在估价成绩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批判了过去的缺点和错误。
为了探索今后正确的建设道路，谈到的缺点和错误的分量是超过成绩的。
但是我们必须肯定：
“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
这是会议上的共同的声音。
中国的国情
人们没有回避缺点。
建设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是这次会议探索的主要内容之一。
浪费了，多花了钱，也就是我们的某些建设，还不大符合我国的现状。
有点像不满周岁的小孩，却戴了一顶大人的帽子。
有些生活在深山荒野的地质队，森林采伐队，修上了三、四层的洋楼，而周围的农民，住的是茅棚、草房，相形之下，看的人有意见，住的人也不舒服。
我们的国家，经过了三年的恢复和五年的经济文化建设，国民经济比八年前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是，我国仍然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
我们是一个大国，但是一个穷国。
说穷，就是经济技术上的落后。
我国虽然每年生产有四百多万吨钢，近一亿二千万吨的煤，自己也能制造汽车、飞机，可是若以六亿人口来平均计算，产量就很少了。
国家虽大，可耕的土地却很少，每人平均不到三亩耕地，四川省每人平均只有一亩八分。
我国有六亿多人，每年还要增加一千三百万，这么多的人，每人多吃一斤米，多穿一尺布，就够欧洲的某些小国生产一年。
国家贫穷，人口众多，耕地很少，这就是我们的国情。
几年的建设工作，由于对我国的国情分析不够，因而，贪多、贪大、盲目追求高标准的做法就出现了。
总的说来，这几年非生产性的建设搞的多了一些，标准也高了一些。
五年中非生产建设（包括1957年）约有二亿平方公尺，投资约合一百二十亿元；
第1个五年计划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是四百二十七亿四千万元，非生产建筑的投资就占了五年计划基本建设投资的百分之二十八。
如果我们从中节省出一半六十亿元来修工厂的话，可以办和第1汽车厂同等规模的厂子十个以上。
有无问题和高标准
正由于我国还是一个穷国，我们的生产水平低下，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高，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当务之急，就是要多盖工厂，多建矿山。
这就是说首先要解决的是有无和多少的问题。
既然我们有很多东西还没有，有的还很少，利用有限的资金进行建设，就必须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我们需要的是工厂，但不是外表漂亮的工厂。
过去，由于对我国的国情了解不深，对我国的国力估计不当，有许多措施，是不完全符合勤俭建国的精神的。
西安有一个工厂，占地六十公顷，绿化用地四十公顷，厂区只用了十五公顷。
这种对土地多征少用，早征迟用，征而不用的情况，是相当多的。
据统计，几年来为建筑征用的土地达二千万亩，至今，全国开垦的荒地也不过七千五百万亩；
而且征用的土地多是好地，在西安地区征用的是八百里秦川的米粮地，每亩平均年产粮食均在四百斤以上。
在四川成都盆地征用的土地，每亩年产量均在一千二百斤以上。
如果能节约用地四分之一的话，就是五百万亩；
若以每亩平均年产量五百斤计算，就可以增加二十五亿斤粮食。
这一笔粮食，可供七百万人吃一年。
此外在建筑标准方面也有偏高的现象。
有的卫生标准过高，有的防洪防火防震等标准不切实际。
在采用技术装备的水平方面，盲目追求现代化的思想是存在的。
如裕溪口港采用大型装煤机、高架铁路和煤坑道的设备全部机械化。
而南京三民码头是采用移动式皮带输送机，这种装煤的设备，作业时虽然需要较多的人工配合，效率却和裕溪口全盘机械化相差不多，而投资却比裕溪口节省了好几倍。
我国人多，工具少，有许多设备自己还不能制造，或不能大量制造，需要向国外订购；
在我国工业不强，技术水平不高，财力有限劳动力多的情况下，考虑采用适当的技术设备，不仅可以节省外汇，而且也可以使我国更多的人得到就业的机会。
公共福利建筑也有标准过高的现象。
对“国穷”“人多”“地少”的国情认识不够，某些建设的标准过高，主要怪谁呢？
薄一波同志说得很清楚：
过去我担任建委主任，“暂行标准”是建委颁布的，因此缺点主要在建委，是我们领导上有主观主义，而不能单怪设计人员。
薄一波同志以实事求是的整风的精神向大会作了一个生动的报告。
可是从许多发言也证实：
有些缺点，也确实是因为没有经验，是“难免”的。
虽然现在有人不喜欢听“难免”这两个字。
设计工作会议，是编制第2个五年计划的重要步骤，它将动员全国十万设计人员，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前进。
大、中、小相结合
关于企业建设的规模问题，也是这次会议讨论的中心之一。
为了提高我国的工业水平和技术水平，奠定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建设一批近代化的大企业是必需的，是应当肯定的。
过去这样做了，今后还要这样做。
但是，根据我国的历史条件和实际情况，大企业不能搞得太多，在建设大企业的同时，还应该更多地建设中小型企业，使得中小企业和大企业结合起来。
这就是大、中、小相结合的方针。
事实证明，建设中、小企业，从目前我们的实际情况来看，是有不少好处的。
首先，多搞中、小企业，技术设备容易解决。
同时也便于发挥国内的设计力量和机械制造力量。
其次，中、小企业建设时间短，投资可以少些，生产收效快。
这样既能尽快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也能迅速积累资金。
再次，多搞中、小企业，可以多布置一些工业点，使生产力的分布更合理一些，使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可以逐步平衡。
还有，多搞中、小企业，可使产品多样化，满足各方面的需要。
大、中、小相结合，就是使最新技术、一般技术、手工劳动相结合，也就是使国家经营的、地方经营的、手工业、农业相结合。
如果只注意最新技术，就可能把一般技术和手工业挤掉。
四川修了三个大纸浆厂，建成后年产十五万吨纸浆，需用三十万吨竹子。
但是四川全省只产五十万吨竹子，居民盖房子制家具也要用竹子，当地手工业的土纸，也是用竹子作原料，如果满足这三个纸厂的需要，就会把手工业挤掉。
而手工业很大一部分是农村副业，挤掉手工业，必然会影响农村副业收入。
我国有五亿以上的人口住在农村，城市人口约九千二百万。
如果对绝大多数人的生产和生活问题考虑欠周的话，是极不妥当的。
而大、中、小相结合的方针，又是和在积极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更好地贯彻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紧密相联的。
这不仅可以使工业获得原料解决市场，而且也可以照顾农业和手工业，使他们得到发展，使人民增加收入。
在难易之间
少花钱，多办事，并不是一件复杂得不可理解的事情。
可是，这也不是一件简单得一想就通的事情。
要使我们的建设工作，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在经济上是合理的，在技术上是先进的和一般的、手工的相结合的；
又要使现在和将来相结合，应该说这是一件更加复杂、更加困难的事。
这不是减轻了建设工作人员的责任，不是把设计工作简化了，而是更加加重了他们的责任，加重了他们的工作任务。
所以这样说，这不仅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在于思想上要进行一次大的调整。
这就是要所有的建设工作者深切地了解：
我们是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中修工厂、开矿山、筑铁路、架桥梁。
我国是一个大国，做起事情来有有利条件也有困难。
今年我国的整个基本建设投资是一百十一亿元。
这个数字按全国六亿多人口平均，每人还不到十八元。
困难的是，如果今年我们每个人多消费了十八元，那么整个基本建设投资就没有了。
有利的是，如果我们每个人能节省五元钱的话，集中起来就是三十一亿元，可以修建六个和新安江一般大小的水电站。
人们歌唱瑰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是建设毕竟不同于歌唱。
它和科学技术息息相连。
李富春同志在报告中一再说：
我是外行，我讲的意见仅是抛砖引玉，希望你们大家发表意见，大家讨论。
因为你们是专家。
虽然有人说，富春同志并不是真外行，三十多年前他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就已是一个内行的车床工人。
可是谦虚在任何时候都是美德啊。
会上，八百多个代表，一致同意勤俭建国的方针。
方针明确了，可是具体的科学技术问题，还要集思广益。
这次设计会议也充分表现了这一点。
大会发言，小组讨论，对建设规模的大小，城市规划如何好，多建楼房还是多建平房，各种标准的修订等等问题，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只有这样，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仔细的分析研究，才能从不同的意见中得出正确的或者比较正确的结论。

武汉市加强对自由市场的领导
武汉市人民委员会订出许多积极领导自由市场的具体措施，这是武汉市最近召开的加强对自由市场领导与管理的座谈会上的决定。
八十多个有关单位参加了这个会议。
会议决定，对自由市场的各种管理办法首先必须建立在扩大组织货源的基础上。
有关国营公司必须与市郊一百多个蔬菜生产合作社建立产销合同或预购关系，使蔬菜中的主要品种能由生产社直接卖给蔬菜公司，以防止商贩的抬价。
国营公司并将在各蔬菜市场上增设零售点，规定商贩要严格执行明码实价，对现有的商贩将予以审查、登记、发证，以便于管理，对一些投机倒把、专作转手买卖的中间商贩将加以取缔。
全市每个菜市场内并将组织市场管理委员会，加强对蔬菜市场的领导。
在发展生产方面，会议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在市郊三万多亩菜地上增加复种次数，如以每年平均增加一次复种计算，全年就可以增产蔬菜三千多万斤。
生产部门今年还计划扩大新菜地七千亩，对基本建设部门征用菜地，要予以严格控制，已被征而未用的菜地也将归还农民使用。
会议并决定扩大养殖鱼场，提倡渔民在大湖内繁殖鲜鱼，同时将由水产部门和渔民研究如何在长江、汉水内扩大江河捕捞量。
·新华社·

“水就是粮食”
——记定西专区人民兴修水利的斗争
本报记者　柳梆
到过甘肃的人谁都知道这里农民最苦恼的问题就是干旱。
甘肃中部东起六盘山，西到乌鞘岭，南起秦岭，北迄沙漠。
这块地方，约有八万平方公里的地方都是拔海一千五百到二千多公尺的干旱山区。
这里年降雨量仅三百公厘左右，森林面积约占耕地的0.9％。
这是历史上一个“三料”（饲料、肥料、燃料）都缺，“五灾”（旱灾、风灾、沙灾、雹灾、霜灾）俱全的地方。
然而就在这个地方，1956年，光是定西专区十二个县，粮食的总产量就达到二十亿零六千多万斤，比1955年增产36％。
其中，皋兰县的粮食总产量达到二亿零二百多万斤，比1955年增产83％。
从根本上改变干旱区的面貌
原来，在经历了1953年那次旱灾以后，一个严重的问题提到了当地党组织的面前：
是继续用救济、贷款等消极被动的办法拉扯着农民得过且过呢？
还是动员和组织群众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从根本上改变干旱多灾的面貌呢？
中共甘肃省委坚决选择了后一种措施，在1954年召开了干旱山区会议，着手研究怎样同自然灾害作斗争。
定西地委也组织了几个调查组，对全区的雨量、水源、地形、土壤、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和收获量等作了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
最后，认为定西地区是能够改变干旱多灾的局面的。
定西地区的雨量虽然较少，但是全年雨水也有八十多亿吨。
如果以平均流失15％计算，每年即流失十多亿吨雨水。
如果“不让地面水白流”，筑坝、挖窖、修渠，拦砂蓄水，发展自流灌溉，只要修筑一万个沟壑蓄水坝，就能拦住三万吨雨水，可变八十万亩旱地为水地。
在缺乏地面水而有地下水的地方，如果打井、掏泉、截引地下水，发展提水灌溉，初步估计可以灌溉一百万到二百万亩地。
此外，全专区还有不少川原高台耕地，可以设法提引黄河和洮河的水灌溉。
在既无地面水也缺地下水的地方，可以采用铺砂保墒抗旱的办法。
这些水利潜力初步挖掘出来以后，总共可以扩大水浇地、水漫地二百多万亩。
旱地改水地，每亩能够增产粮食一百五十到二百斤。
更重要的是在旱地改水地的基础上，还可以进行“改夏禾为秋禾”，“改低产作物为高产作物”，“改粗耕为细耕”等一系列的生产技术改革。
加上在非耕地植树造林，培护草坡等工作，涵养水源，就可以大大地稳定和提高粮食的产量，从根本上改变定西地区光山秃岭干旱多灾的贫困局面。
把美好的计划变为现实
定西地委改变干旱区的计划，是一声振奋人心的号角，从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向干旱灾害进攻，向大自然夺取幸福的斗争开始了。
到了1956年，全专区实现农业合作化的第1年，改变干旱的斗争就收到显著的成效。
这一年全区完成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的工作量，比合作化前几年的总和还要多。
全区共发展水地六十六万亩，引山洪漫地二十五万多亩，打井三万四千九百多眼，植树造林七十六万亩，沟壑打坝一千六百五十一座，有五千七百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控制了水土流失。
加上从前修的，现在全专区共有水地一百四十多万亩。
全专区五百多个干旱乡平均每户已有一亩五分左右的水地。
这就不仅促成了去年的大丰收，而且也使得这个地方今后的粮食产量有了比较可靠的保证。
至此，定西专区的人民在同干旱的斗争中，已经获得了初步的、但是却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开始，打井筑坝缺乏劳动力，兴修水利没有资金，搞这么多的工程也缺乏技术人材。
但是，定西地委除了充分估计到这些实际的困难以外，还看到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而提倡民办公助，依靠群众办事；
组织群众边做边学，培养技术力量；
至于说缺乏劳动力，一旦群众组织起来劳动力就会像不竭的泉水。
实践证明这个方针是正确的。
定西专区去年完成的灌溉六十六万亩水地的水利工程中，国家只投资四十五万元，每亩平均只摊六角八分。
皋兰县祁家坡乡用动员社员投资，由社逐年归还和贴息的办法，集中了本乡的人力物力，只两个月的时间，修好了有土方石方，有拦洪坝防洪坝，有块石衬砌渠底，有水泥浆勾缝，长达十五华里，可以浇地一万多亩的渠道一条。
在山高壑深的会宁县，一下子就出现了四十四公尺高，可以顶住一百秒立方公尺洪水的巨大的拦沙蓄水坝。
定西专区群众在同干旱斗争中不仅表现了他们是顽强的，而且也显示了他们有无穷的智慧。
参加兴修水利的农民，一共创造和改进了各种测量、施工以及提水工具三十六种。
水土保持和水利工程中的积极分子共产党员魏顺伦是这样描绘他的家乡的变化的：
“常年干旱缺雨，人畜饮水困难，大风一来土像烟一样冒起来，这是从前的榆中县接官亭乡的面貌。
如今的接官亭乡呢？
——枯树重开花，干沟出泉水，荒山穿绿衣，旱地变水地。”
遭受过1953年严重旱灾以后的魏顺伦，响应党的号召，不顾周围亲朋戚友的冷嘲热讽，在他的家乡的土地上炸开了石头，挖了第一口井，安上了水车。
自己一个人推一点浇一点地，浇一点种一点庄稼。
现在，全乡已有百数十眼水井，安了几十部水车，使几百亩旱地变成了水地。
每亩夏田比原来增产一百五十斤。
此外，因为有了水，这些地还可以增种回槎，每亩秋田可以收五百斤左右。
因为有了水，乡上原有一百多棵受旱不会开花的老果树现在也开花结果了，一年能收果子二百驮（一驮约一百五十斤）。
1953年榆中县的三岔沟，还是光秃秃的，自从封山育林以来，现在已经有十五里长、十里宽的山岗长起了榆树和椿树，远看去是一片密扎扎的幼林。
最叫人高兴的是已经绿化了的山岗，一个个枯泉又出水了。
这下子群众亲眼见到党说的“植树造林可以涵养水源改变干旱”的话成为活生生的事实，干的劲头更足了。
三、四年来，接官亭乡从一个缺粮乡变成一个有余粮出卖的富裕乡。
再接再厉同旱象斗争
去冬和今春，甘肃中部这片干旱山区雨雪又显得特别稀少，不少地方已经发生了旱象。
然而人们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心慌意乱束手无策，而是勇敢、乐观、积极地去同旱象搏斗。
中共定西地委的领导人对我说：
“我们的一百几十万亩水地都是在旱灾的逼迫下修出来的。
今年全专区原计划修水地二十万亩，洪水漫地四十万亩；
如果旱象严重，那末，它一定会督促他们提前超额地完成今年增修水地的任务。”

江浙桑叶不足春蚕大批倒掉
据新华社讯
全国主要蚕茧产区浙江和江苏两省今年有七万九千多张种的春蚕因缺乏桑叶而被迫倒掉。
其中五万九千张种的春蚕是浙江省倒掉的。
初步估计今年两省春茧将减产五万多担。
两省农民今年实养的春蚕都比去年少。
浙江省今年发给农民的蚕种比去年全省实际养的蚕种要少一万五千多张，今年全省倒掉的蚕数又占实发蚕种张数的7.5％，其中绝大部分是出产蚕茧著名的嘉兴专区倒掉的。
由于两省倒蚕数字都比较大，因此严重影响了今年春茧生产计划的完成。
发生倒蚕的主要原因是，这些蚕产区桑树老，缺株多，更新工作没有做好，桑园的施肥量很少，有些地方又在桑园里间作了其他作物，加上对桑园包产责任制没有建立起来，或者在包产工作中工分记得不合理。
蚕丝是我国重要的出口物资之一。
1956年，全国蚕茧产量才达到一百四十七万担，这虽比1949年增加了138％，但是和抗日战争以前比较，仅为1931年的33.45％。
农业部门认为：
这次江浙两省春茧减产是生产上的严重教训，因为桑园间种其他作物的收获，远不能抵偿春茧减产的损失。
要恢复和发展蚕桑事业，必须加强对现有桑园的管理工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改变老区蚕桑产量的下降趋势。
对老桑园要切实做好更新补苗工作，并有计划的开拓新桑园。

济南市开始全面检查物价
中共山东省委、济南市委和济南市人民委员会，在5月中下旬抽调一批干部组织了物价检查小组，对全市物价进行全面检查。
这个检查于5月21日已正式开始。
这次检查的范围和内容，包括工业、商业、手工业的各个方面的现行价格。
重点检查从1956年07月23日冻结物价以后，各种商品订价的不合理现象。
通过这次检查，对那些调价不当和不合理的上涨了的商品价格，将全部调回原有价格水平，对于新订的不合理的价格，亦将合理调整。
　·王希漪·

浙江胜利油菜丰收
本报杭州电
浙江农民欢庆“胜利油菜”大丰收。
今年全省种植油菜二百六十三万一千二百亩，据浙江省农业厅预计，总产量可达一百六十万担以上，比1956年增产三十万五千担。
浙江各地去年冬天油菜播种时普遍推广了“胜利油菜”良种，今春多雨，油菜长得十分茂盛。
定海县的农业社社员形容油菜的茂密说：
“油菜蓬上可以搁鸡蛋”。
05月中旬，油菜开始收获，许多地区获得大面积的丰产。
如金华专区胜利油菜平均每亩可收二百斤，杭县一万二千亩田的胜利油菜，每亩平均产量一百二十多斤。

火车快要直达新安江了
新安江水电站工地铁路专用线——兰（溪）铜（官）铁路重点工程兰江大桥的二十个桥墩，已经竖立在滚滚江水之中。
兰江大桥是钱塘江的第2座大桥，全长五百五十七点四公尺，桥墩高达十七点二公尺。
这座大桥将在7月01日开始架钢梁铺轨，10月01日正式通车。
（浙江省兰溪报编辑部）

安徽春播作物长得很好河南小麦穗大粒饱可以增产浙江早熟作物正在收割
灾区农作物长得怎样？
安徽——春播作物长得很好河南——小麦穗大粒饱可以增产浙江——早熟作物正在收割
新华社7日讯
安徽、河南和浙江等省去年遭受台风、暴雨和洪水灾害的地区开始夏收，农作物一般长得不错。
在安徽省灾区，小麦长得特别好，平均单位面积产量可能超过1955年达到一百零二斤以上。
高粱、春玉米等作物也长得很好。
在河南省灾区，由于墒足，春播作物一般出苗齐全。
已经开镰收割的小麦，穗大粒饱，将比去年增产。
安阳县灾区有四十七万亩小麦，预计平均每亩可收二百零三斤。
在浙江省灾区，农业社为了减轻灾情，今年增种了早熟作物。
宁波专区的灾区，马铃薯种植面积比去年增加20％以上。
去年受灾最重的象山县南庄区，受过海水浸蚀的四万八千亩田地中，除盐质过重暂时不能种植农作物的一千多亩土地外，全部种上了棉花和络麻。
受灾较重的慈溪县，有五十四万多亩大麦、油菜和蚕豆已经开始收割。
这几个省的灾区在去年受灾以后就展开生产自救运动，国家和非灾区的农民，大力支援灾民的生活和生产，仅浙江省在灾区发放的贷款和救济款就有三千四百多万元。
因此，灾区没有荒芜土地。

闽江大桥全部建成
南福铁路的重点工程——闽江大桥，已于5月18日全部合龙。
从此，铁路将沿着闽江东岸继续向福州方向铺轨。
闽江大桥全长四百八十余公尺，横跨宽阔湍急的闽江。
负责这座桥梁修建任务的杨连第连和兄弟连队，战胜了雨季和洪水所带来的困难，短短的四个多月时间完成了全部架梁任务。
（据福建日报讯）

世界科学技术消息
能携带的橡皮飞机
一种用橡皮制成的飞机已经在美国试制成功，最近进行了试飞。
这种飞机有二十三英尺长的机翼，如果把整个飞机折叠起来，只有一架普通电视机那么大，可以随身携带。
需要飞的时候，只要几分钟就可以用压缩空气把飞机打足气，再装上一座四十多匹马力的金属发动机和一只小型木制的螺旋桨，就可以飞到高达五千英尺的天空。
这种飞机飞行时每小时的速度达六十英里以上、降落时每小时不到四十英里。
它消耗燃料非常节省。
因此，装一次油可以在空中飞行八个小时。
因为这种飞机可以打成包裹空投，所以它可以供给坠落到海上的飞行人员使用。
揭开高空大气温度之谜
高空大气温度到底是多少？
“苏维埃俄罗斯报”最近刊载的一篇文章报道了苏联在这方面的研究结果。
文章说，苏联科学家综合了历次火箭探测材料，得到了各种不同高度大气温度的材料。
大气温度的第1个最低点在距地面十到十四公里的高空，那里的温度约为零下五十五度到六十五度。
由此往上，温度就开始上升，距地面四十五公里的地方达到最高点（零度到零上十五度）；
但往后温度就重新下降，距地面八十公里的地方出现第2个最低点，约为零下七十度。
苏联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利用火箭探测大气高层，几年来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苏联将把火箭更进一步发射到离地面几百公里的高空，以便更好地探测高空的奥秘。
（新华社）

主张效法英国先例采取独立行动
日本要求撤销禁运运动日益壮大
日本政府打算实行对中国禁运的“折衷方案”
新华社8日讯
东京消息：
日中输出入协会6月07日在东京召开的紧急理事会会议决定，参加这个协会的贸易会，将一致努力使日中贸易三团体向日本政府提出的撤销禁运的要求得到实现。
会议并且呼吁日本政府和产业界、贸易界团结一致，建立扩大日中贸易的体制。
日中输出入协会将在6月13日继续同日本的经济团体举行会议，讨论对中国贸易问题。
中日贸易会在6月06日举行的理事会会议决定，为了实现日本经济界关于放宽和撤销对中国禁运的一致要求，中日贸易会将向日本国会两院议长和各政党提出要求，勉励他们坚决使日本政府实现这个迫切的要求。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在6日同日本全套设备输出协会、日本机械输出协会等十二个经济团举行的联席会议，决定要展开积极活动，要求岸信介首相在访问美国以前决定日本政府对放宽对中国的禁运和缔结第4次日中贸易协定的方针。
日本工会总评议会、全日本工会会议、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会、社会党以及妇女团体和贸易团体将在6月15日联合举行向美国提出要求的国民大会，这次大会的内容也将包括要求撤销对中国禁运、扩大日中贸易和恢复日中邦交的问题。
愈来愈多的日本经济界重要人士要求日本采取积极的独立行动来增加同中国的贸易。
日本纺锭制造公司总经理川胜传5日在英文“日本时报”上写文章说，日本应该不仅仅是效法英国的先例，日本要在放宽禁运方面起主要的作用。
他认为，日本应该制订出新的政策，以便在明年开始的中国第2个五年计划中占有一席之地。
据新华社8日讯
东京消息：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打算在对美国和英国关于放宽对中国的禁运限制问题进行“调停”期间，暂时实施美国在限制对中国贸易的“中国委员会”会议上所承认的甲项“折衷方案”。
据共同社透露，这项“折衷方案”“放宽程度不大”。
这项方案的内容包括：
解除禁运货单上的大约一百六十项货物；
解除美国认为需要继续加以限制的四十多种货物的一部分；
对大部分美国主张继续禁运的货物可以适用“例外条款”。
共同社说，由于英国已经单独实行放宽“禁运”限制，所以日本政府要把这个所谓“折衷方案”作为“最低限度”的办法来付诸实施。
日本政府的这个方针，不久将交给首相岸信介决定。
据新华社8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首相岸信介在6月07日开幕的日本全国知事会议上说，他希望尽可能地促进日本同中国的贸易，为此，日本政府正在努力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
岸信介依然坚持他的不承认中国的态度，他认为现在不是日本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
他在谈到日中互派贸易代表团的时候说，政府机构不能承认，私人机构倒可以得到尽可能多的方便。
岸信介强调了他的日本要同所谓“自由国家”加强团结的外交政策，他认为向“赤色国家”说明这一点对日本来说是“很重要”的。
岸信介不久就要到美国去访问。

加强两国经济合作
中匈签订换货支付协定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8日电
中国和匈牙利两国贸易代表团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今天在这里签订了1957年换货和支付协定。
根据协定，中国供应匈牙利的货物有各种矿砂、农产品、化学原料、皮革、纺织工业原料和消费品等，匈牙利供应中国的货物有发电站设备、无线电发射机、工作母机、车辆、电讯技术设备、地质勘探设备、农业机器、各种仪器和化学品、医药品等。
代表双方在协定上签字的是中国贸易代表团团长、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孔原和匈牙利贸易代表团团长、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德罗帕。
签字后，德罗帕和孔原分别讲了话。

同床异梦
冯之丹
在波斯湾的西北角上，有一个名叫科威特的英国“保护”下的酋长国。
它的面积只有二万一千平方公里，人口二十五万。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油田的所在地。
本世纪三十年代，在这里发现了石油以后，美国国务院就要求英国在科威特实行“门户开放”。
英国在美国压力下让了步。
1934年，英美资本组织了“科威特石油公司”。
开采石油的工作，在1946年开始。
05月24日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了在苏伊士危机以后访问了中东的一位“特派记者”的一篇关于科威特的通讯。
这位英国“记者”在介绍了1956年科威特生产五千五百万吨石油以及它的石油储存量约为六十亿吨的情况以后，情不自禁地说：
“虽然英国在卡塔尔的石油利益是很重要的资产，但是必须说，英国在科威特石油公司的50％的股份和科威特的作为英镑区的成员国，构成了英国在波斯湾的最重大的实际利益。”
他把科威特的布根油田称为“世界上的一个奇异的宝藏”！
在此之前，无独有偶，关于科威特，4月12日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也这样写道：
“科威特虽然在新闻报道上很少被提到，但这个地方突然间已成为最有价值的地方了。
仅仅在十年间，这个小小的酋长国从一个不毛的沙漠变成了超乎它的毗邻的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伊朗的中东最大的产油国。
“在科威特的黄沙底下，埋藏着五百亿桶原油（相当于六十亿吨），这比整个美国已知的蕴藏量还要多二百亿桶，差不多等于世界油藏量的四分之一。
“科威特石油公司是美英联合所有的，它为‘自由世界’每年约出油四亿桶。
公司与科威特酋长订有协定，有效期一直到2009年……。”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也用“泰晤士报”同样的口吻说：
那些波斯湾的产油地，较之苏伊士运河“对美国具有更大的利害关系”！
两架宣传机器。
一架在华盛顿；
另一架在伦敦。
它们都说，科威特是个石油宝库，很“重要”。
然而，英国人说这个宝库对英国更“重要”，而美国人说，这个宝库对于美国更“重要”。
这已经是够有意思的了。
更有意思的是，“泰晤士报”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谈到苏伊士危机以后科威特局势的时候，显然怀着不同的心情。
“泰晤士报”言下颇有伤感之情。
它说，想当年英国在科威特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入的”。
不幸近年来科威特出现了“改良派”。
“而苏伊士危机的可悲的部分”更使得那些较“温和的改良派”同“过激派”和反英势力“合流”了。
因此“泰晤士报”耽心这种情况将会“危及英国的石油利益”。
但是，尽管如此，“泰晤士报”还是说：
“如果把英国的影响运用在自由主义的改革方面，将是最聪明的作法”。
换言之，在科威特，英国势力的衰落，虽然前途堪虑，但只要作法“聪明”一些，英国还不致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可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又是怎么说的呢？
它把科威特民族主义力量的发展归罪于“埃及和赤色的宣传”，并且极端仇视阿拉伯民族主义，这是与“泰晤士报”一致的地方。
它说，苏伊士战争爆发以后，科威特人募集了五百万美元的捐款支持埃及；
石油工人举行了总罢工，表示了对埃及的同情；
一个油区的设备被焚毁，两条油管被破坏了……。
而“所有这些麻烦现在已经在科威特和波斯海湾其它国家里影响到西方的地位”了。
然而接着，“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不无欣慰之情地说：
现在英国对科威特的“控制已经松弛了”，而科威特的酋长“作为一个中东国家的统治者，亲英也不再是体面的事情”了。
于是，这家华尔街的御用刊物不管它的英国“伙伴”是否满意，得出了它自己的结论：
“当英国的影响消逝时，美国在这些产油国的作用就越来越重要了……。
“现在美国正肩负起这个额外的职责，以保护世界上的这一块地区……。”
英国想的是保存自己在科威特的利益，美国想的是取代英国的地位。
帝国主义者们在中东就是在这样“同床异梦”。

埃叙两国元首会谈中东问题
叙总理表示支持埃及对约旦的政策
据新华社8日讯
开罗消息：
纳赛尔总统6月07日同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进行了三小时的会谈。
据中东通讯社报道，他们在会谈中讨论了中东的一般事务，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的问题。
印度报业托辣斯说，西方国家现在竭力要孤立埃及和叙利亚，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要建立新的亲西方阵线，估计埃叙两国元首将协调两国的政策以便抵制西方国家的企图。
库阿特利总统在会谈以后就乘飞机前往亚历山大港，然后又乘车到莫萨特医院。
据新华社8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
叙利亚总理阿萨利对记者说：
“叙利亚将支持埃及在给约旦财政援助问题上作出的任何决定”。
他还说，“叙利亚也支持埃及在万一约旦政府背弃积极中立政策而脱离阿拉伯集团时作出的任何决定”。

山穷水尽的美国对华政策
顾思
梦想幻灭了
05月24日台湾人民的反美大示威，给美国对华政策的脓疮开了一刀。
这一刀，揭露了美国侵略者同不愿做美国的俎上之肉的台湾人民之间的深刻矛盾，显示了台湾人民对于美国把他们同祖国大陆分割开来的阴谋的无限愤慨和强烈抗议。
美国帝国主义利用蒋介石集团企图永远控制台湾、分裂中国的梦想幻灭了。
台湾人民的反美大示威，证明了早已存在的这个事实：
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彻底破产。
尽管叶公超、董显光之类的民族败类向美国叩头求饶，蒋介石还发表了“祸延先考”式的请罪文告，美国国务院也竭力企图粉饰事件的性质，但是，重新审查美国对华政策，却已经成为美国国内和世界舆论的一致呼声。
在美国国内，紧跟着美国新闻界抨击国务院不许记者访问中国之后，反对美国现行的不现实的对华政策的舆论，形成了一股空前高涨的潮流。
美国报界的一个领袖约翰·考尔斯，在一次演说中要求修改美国对华政策，以避免“丢脸的外交失败”。
一些较有见识的人，认为台湾的反美大示威说明美国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是不可能的。
06月08日“民族”周刊上的一篇文章就说，“台北的事件打破了一个神话，并且同时把现实赤裸裸地揭露出来：
台湾的人民是中国人——甚至通过过继的手续也不是美国人——并且最终会努力走他们自己的道路。”
“纽约时报”接连发表了许多文章，提出“有必要重新考虑（中国）问题，并寻求最后解决办法”。
这家报纸的军事评论员鲍德温认为，台湾作为一个基地，对于美国来说，并不是非常重要的。
众议院的远东外交小组委员会主席扎布洛基则表示，“应该对我们关于台湾的态度进行彻底的审查”。
在这种舆论的压力下，参议员诺兰和助理国务卿罗伯逊这一帮坚决主张敌视中国、侵占台湾的人，显得十分恐慌。
罗伯逊接连发表了许多演说，对中国人民大肆诬蔑，企图证明目前已临绝路的对华政策是改变不得的。
有人甚至提出要停止在日内瓦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以杜绝改变政策的可能。
但是，据法新社的记者密肖认为，诺兰和罗伯逊都在日益失势，他们所进行的是“一场事先就输掉的战斗”。
英国的“独立宣言”
正像俗语所说，“祸不单行”。
台湾人民反美示威事件刚刚过去一个星期，英国在5月30日宣布决定单独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
英国在巴黎同美国就放宽对华禁运问题商谈了很久，但是美国坚决不肯让步，想继续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不顾美国的反对，采取了自己的步骤。
英国这个行动，被美国的报纸认为是英国的“独立宣言”，并且得到了英国舆论的欢呼。
美国官方对于英国这个行动，除了表示“非常失望”以外，却也无可奈何。
然而，英国的这个行动，却进一步推动了美国国内对于政府对华政策的不满。
美国国会议员们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英国这样做是破坏英美关系的，另一派却认为英国有权这样做，并且主张美国自己也应该这样做。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林顿·约翰逊就说，英国的行动“将使我们有必要重新估计整个对华贸易的形势”。
在这一派后面，有着美国企业界的有力支持。
在6月0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艾森豪威尔在谈到放宽对华禁运问题的时候说，他是“赞成相信终究无法制止贸易这一派的”。
他这番谈话，被认为是故意放出来的“试探气球”。
这一切情况，使得一贯主张敌视中国人民的“美国对华政策协会”主席柯尔堡惊慌不安地说，主张承认中国的势力正在协同努力。
连锁反应
美国对华政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它牵涉到美国外交政策的许多方面。
因此，通过台湾人民反美大示威和英国放宽禁运而显露出来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在世界各地都引起了连锁反应。
在台湾人民反美大示威发生以后，世界各地的反美情绪，立刻突出地表现出来了。
不论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等地，都对这次反美示威表示了普遍的同情。
在外国领土上驻扎着的美国军队的胡作非为，成了当地人民集中攻击的对象。
菲律宾、日本等国趁此机会，对美国施加压力，要求美国解决驻扎在它们国家里的美军的治外法权问题。
在众怒难犯的压力下，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只好不顾陆军部的反对，决定把杀害日本农妇的美国凶手哲腊德交给日本法庭审判。
在美国国内，关于减少驻在国外的军队、重新考虑美国在国外的军事基地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
英国放宽对华禁运的行动，使西方国家十分兴奋。
挪威已经宣布放宽对华贸易。
有人预测说，除了西德以外，西欧的许多国家，都可能步英国的后尘。
日本虽然也希望扩大对华贸易，可是由于日本首相岸信介准备访问美国，要求美国给它向东南亚扩张的资金，所以它不敢马上跟着英国走。
它现在采取一种对美国可说是“体贴入微”的姿态，在英国和美国之间走钢丝，以便既可以从放宽禁运中得利，又不至于得罪美国。
然而，连锁反应还不止于此。
中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许多重大国际问题，没有中国参加是不可能解决的。
美国对华政策的不现实，在其他方面也遭到了批评。
在裁军问题上，美国企图把中国排除在外，可是这显然是荒唐的事情。
“华盛顿邮报”已经说了，美国将要提出的裁军方案有一个缺陷，“就是任何直接谈判都不包括中国。
但是假如设想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真正可以不算数，那是荒唐的”。
报纸认为，迟早这将成为“一个必须处理的问题”。
同时，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从前在美国压力下不敢承认中国的国家，已开始考虑承认中国的问题。
前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庞纳福，在6月03日提出了法国应该承认中国的主张。
已经有人在预测，在今年秋季联合国大会上，讨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问题的时候，情况可能发生变化。
美国的处境将更加困难和孤立。
从台湾人民反美示威引起的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系列的抨击，反映了当前国际局势发展中一个日益明显的趋向，这就是各国人民普遍要求和缓国际紧张局势，要求扩大各方面的接触来增加相互之间的了解。
在这种情势下，以在亚洲制造紧张局势为目的的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了。
美国统治集团如果再不改弦易辙，它在国内和国外都将遭到更大的反对，陷于更加孤立的困境。
盲人和瞎马
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美国今后怎么办？
从各方面的情况看来，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有三派意见。
一派是主张死硬到底的，顽固地坚持现行的僵硬政策。
这就是诺兰、罗伯逊之流。
但是，这一派在无情的现实面前，正在丧失自己的论据和支持者。
第2派是主张作局部调整的。
他们看到大势所趋，如果坚持僵硬的政策，美国就会陷于十分孤立，并且在像贸易问题这一类实际利益问题上吃亏。
艾森豪威尔在6月05日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表明，他主张放宽对中国禁运，但是仍然不承认中国。
这就是说，他仍然决心做一个看不见六亿人民的大国的瞎子。
第3派是主张使“两个中国”的阴谋公开化的。
这是同美国国务院有联系的“纽约时报”以及“纽约邮报”之类的主张。
他们认为，美国不能再闭眼不看存在着新中国的事实，必须寻求最后的解决办法。
他们主张承认中国。
但是，在台湾问题上，他们却不肯放弃美国的侵略，而主张用搞“两个中国”、搞所谓联合国托管台湾的办法，来求得解决。
换句话说，他们要用中国的领土台湾，做倒霉的美国对华政策的陪葬品。
这当然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情。
因此，这一派实际上也是瞎马。
他们的主张决不可能把美国引出它的对华政策的死胡同。
尽管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吵吵嚷嚷，看来，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美国统治集团走出这条死胡同的日子，还远得很哩。

必须交出杀人犯哲腊德
日本法务省认为美国法院无权干涉
新华社8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法务省昨天表示，美国法院规定暂时不把杀死日本妇女的美国兵哲腊德交给日本审讯的命令，对日本的审判工作并没有任何约束力量，并且也不影响日本的裁判权利。
法务省说，哲腊德的美国律师向美国法院申请人身保护的根据，似乎在于美日“行政协定”违反了美国宪法，但是，这个协定是否违反美国宪法和日本法院不相干，日本只能根据“行政协定”第17条审判美国兵哲腊德。
“行政协定”第17条规定，日本当局有权审判在日本领域内犯罪的美国军人及其家属。
07日，美军当局公然在军营中为杀人犯哲腊德举行记者招待会。
哲腊德在会上竭力洗刷他的罪行，并且表示对他的案子“有信心”。
新华社8日讯
东京消息：
被美国兵杀害的日本农妇坂井中的丈夫坂井秋吉今天对美联社记者气愤地说：
“有一些美国人坚持要由美国来审判杀害我的妻子的凶手，因为这些人认为日本人民说不上是人，简直像狗一样。”
坂井秋吉还说，“我相信全日本人民都像我一样地愤慨。”

法国罢工浪潮高涨
广大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建立民主政府
新华社8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6日讯：
法国的罢工浪潮又达到了新的高峰。
据“人道报”报道，在法国总工会和天主教劳工联盟的号召下，巴黎和其他一些省市的55％到90％的银行职工在6月05日宣布罢工二十四小时。
社会党的工会组织“工人力量”也参加了罢工斗争。
全法国银行职员的数目约有十万人。
罗瓦伊扬和哈佛尔的五千名建筑工人也响应法国总工会和天主教劳工联盟的号召，在6月05日宣布罢工，支持提高工资的要求。
儒恩维尔码头工人举行了罢工，要求把每小时的工资增加二十个法郎。
企业主企图利用工贼破坏罢工。
但是，码头的吊车工人和操纵其他起重设备的工人为了支持罢工者，拒绝工作。
停泊在码头的外国船只的工作人员都对法国的工人兄弟表示支持。
法国化学工业劳动者的罢工运动也扩大了。
下罗亚尔省所有化学企业都进行了两小时罢工。
潘贝夫市“曲曼”化学托拉斯企业工人举行了二十四小时罢工。
其他地方的一些工厂也举行了罢工。
法国总工会行政委员会5日指出，今年以来，已经有二百多万劳动人民参加了力争提高工资的斗争。
它还说，在很多企业中，加入“工人力量”总工会、天主教劳工联盟的劳动人民和工会组织以及一些独立工会都同法国总工会会员一起要求建立一个符合劳动人民在1956年01月02日议会选举中所表达的意志的政府。

波兰和美国签订经济协定
美国给波兰三千万美元的贷款
新华社华沙8日电
据波兰通讯社华盛顿7日讯：
从2月26日开始的美国和波兰之间的经济谈判已经在6月07日结束，两国代表团在这一天签订了一项经济协定。
根据这个协定，美国将给予波兰三千万美元的贷款，作为波兰向美国购买农产品和采矿装备以及支付运输费用之用，其中购买采矿装备的费用为四百万美元。
这笔贷款利率是4.5％，从1962年开始偿还，二十年内还清。
美国还将向波兰出售连同运输费在内大约一千八百九十万美元的棉花和油脂，贷款用波兰货币来支付。
双方还准备了一个关于剩余农产品协定的补充协定草案。
其中规定，在补充协定生效时，美国将向波兰出售总出口价值约四千六百一十万美元的农产品。
虽然目前还不能签署这个补充协定，可是两国政府打算尽早安排签字。
此外，双方还同意就没收或冻结对方财产问题进行谈判。

芬兰总统欢宴苏联嘉宾
主人说芬苏睦邻关系可作他国范例
据新华社8日讯
据塔斯社赫尔辛基讯：
芬兰共和国总统吉科宁6月07日在自己的官邸设宴招待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
吉科宁总统在宴会上表示欢迎苏联贵宾的访问芬兰。
他追述了芬苏两国友谊发展的经过，他特别提到奠定芬苏友好合作外交政策基础的已故芬兰总统巴锡基维。
他说，在1944年的时候，芬兰的人们是胆怯地、怀着忧虑地走上了这条道路的。
但是，当他们看见苏联无条件地、一贯地尊重芬兰的独立和自由，并且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和芬兰建立友好关系，于是，怀疑和误解就消除了。
信任、相互尊重和谅解逐渐巩固了。
他说，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现今动荡不安的世界上，芬兰和苏联的睦邻关系可以算作范例。
向着良好方向发展的芬兰和苏联的睦邻关系，不仅为我们两国带来了好处，同样地也为国际协商政策，特别是在北欧的国际协商政策，带来了好处。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讲话，感谢总统的盛意。
他说，苏芬两国互相谅解和信任而产生的那种特别融洽气氛，一贯是苏芬双方会谈的特点。
在每一次会谈中，彼此都非常了解，解决了两国面前的问题。
虽然在会谈中，双方都抱定自己的原则性的立场，但是双方都找到了符合两国利益的共同准绳。
布尔加宁指出，两国的善邻关系没有限于泛泛之谈，而是把这种关系建筑在现实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贸易、经济合作和文化联系。
最后，布尔加宁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一封私人信交给吉科宁总统，这封信邀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到莫斯科去作客。

越中友协负责人等致函本报
支持台湾人民反美斗争
本报讯
越南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越中友好协会会长裴纪6月04日致函本报表示，越南人民坚决支持台湾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裴纪说，台湾人民的斗争，证明美帝国主义不能用权威和暴力——包括各种原子武器和氢弹——镇压那些决心保卫和平、统一和自己的领土完整的人民。
裴纪说，1957年05月24日台北上万人民的反美示威，是台湾人民把长期积压在心里的仇恨，一下子倾注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头上。
震撼着台湾的“美帝国主义滚蛋”的呼声，和尚在美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日本、南朝鲜、泰国、菲律宾、中近东等许多地方的反美斗争融和在一起，显示了亚洲和全世界的已经和正在站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和侵略的亿万人民的力量。
裴纪指出，和台湾一样，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扶植了一种野蛮的法西斯制度，使越南南方变成一个准备新战争的基地。
裴纪说，同处于国土被割裂的情况，面对着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越南人民非常同情并坚决支持台湾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越南人民坚信，中国六亿人民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完成解放台湾的事业。
同时致函本报表示支持台湾人民的斗争的，还有越南亚洲团结委员会秘书处副书记范氏成、越南律师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杜春爽和越南陈有业大夫等。

黎巴嫩今日举行议会选举
民族阵线和政府派政治斗争尖锐化
本报讯
贝鲁特消息：
黎巴嫩全国于今天（9日）举行四年一度的议会选举，选举结果将要产生一个拥有六十六个席位的新议会。
在选举前夕，黎巴嫩首都呈现着尖锐的政治局势。
黎巴嫩公众要求政府奉行和平中立和阿拉伯国家团结的政策。
在这次黎巴嫩的大选中，政府派和反对派已截然形成两个对立的阵线。
它们之间分歧的焦点是对“艾森豪威尔主义”侵略计划抱着不同的态度。
黎巴嫩索勒哈政府已经接受了“艾森豪威尔主义”，而黎巴嫩“民族阵线”各党派及黎巴嫩广大公众则竭力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
华盛顿对这次黎巴嫩的普选表示异常“关心”。
在黎巴嫩选举前夕，美国驻埃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大使曾在贝鲁特举行会议。
美国认为黎巴嫩现政府是“亲西方”的，它担心如果黎巴嫩“民族阵线”在选举中获胜，会在中东其它国家引起严重的反响，不利于美国在中东地区执行“艾森豪威尔主义”侵略计划。

·假冒·造谣
桑文
报载：
人民大学讲师王德周说：
“老百姓开始对中央不信赖了，有些事比国民党时候更坏。”
不知此人有多少调查研究为这一断语作注脚。
无论如何，所谓老百姓者也——假若是指全国老百姓，却是彻底的假冒。
　＊　＊
“现在党内有百分之九十几的党员闹宗派，甚至无恶不作。”
不知他是和全体党员相处过？
还是有确切的统计？
能肯定说有百分之九十几，其来源何处？
而“甚至无恶不作”（当是什么恶事都作尽的意思）却可以说是一种造谣。
还好，和讲师共事的共产党员还没有阻止其鸣、放，也算是证明还有一恶没有作吧。
＊　＊
“闹事要架机关枪，这是可以的，麻烦的是怕机关枪倒过来打。”
这番言论，作为讲师的个人示威，固有其自由。
但要把人民内部矛盾，一定要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式去设想，怕首先是因为对朋友的敌视。
既然把朋友看成敌人，当然也就想起使用机关枪来了。
但这却明明是无的放矢的。
很难理解，这是在解决矛盾还是在扩大矛盾。
＊　＊
实事求是和严肃认真并不矛盾，却和借题发泄相排斥。
李卜克内西对马克思曾有这样一个记述：
忿怒了，但他的评判从不因他的忿怒而有所偏颇（马克思回忆录）。
我们对事物的评价，应取这种科学的态度。
（本文所引中国人民大学王德周的发言，载北京日报6月06日二版）。

“含蓄”和“狂澜”
庄农
有人讲话讲究含蓄，语简意深，暗示别人去深思。
往往有因过于含蓄而使人误解的。
却极少见因为说话明畅，语意毕露而造成误解的。
我唯一看到的一例，就是葛佩琦在6月08日北京日报上所作的解释。
他是怎样解释的呢？
他说人家对他的批评是对他的误解。
原来他是：
“说统购统销搞糟了，并不是反对统购统销；
说肃反运动搞糟了，也不是反对肃反。
我说话有个习惯，就是不够含蓄。
其实我所说的‘搞糟了’，含蓄一点说也就是‘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的意思。”
葛先生在这里可真是把“含蓄”两字搞糟了。
“搞糟了”竟能“含蓄”成为“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那末，“反革命包括在六亿人民之中”当然就能“含蓄”成“人民大众”的意思了。
这真是妙不可言的解释。
其实，葛先生倘认为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是正确的，是可以坚持的，而且进一步拿出充分的理由来，进行辩论。
倘是葛先生理屈辞穷了，而又不愿一下放弃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他满可以默不作声，人们是会等待这种沉默的，因为人们了解一种观点立场的转变，并不是一夜之功。
倘若葛先生认识到自己那观点立场错了，就可实事求是地承认错了。
大可不必来耍这套“含蓄”的手法。
试看：
“含蓄”点就是“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
而露骨点就是“搞糟了”。
原来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这不是连三岁孩子都骗不了的吗？
批评的人根本没有对葛先生的话有什么误解。
问题在于葛先生错看了共产党，错看了人民，也错断了当前形势。
葛先生断定共产党同历来的统治者毫无区别，认为历代统治者的命运正在等待着共产党；
他认为人民今天是要“推翻”共产党，想“杀”共产党人的。
他推断目前已有了“狂澜既倒”的形势，认为共产党可能被“狂澜冲走葬身鱼腹的”（见6月08日人民日报）。
他大嚷“肃反运动搞糟了”“统购统销搞糟了”“党员起了便衣警察的作用”的目的，无非是想煽动人，起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
他大嚷“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杀共产党人，不能算不爱国”“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无非是在制造一种“可以不要共产党”“杀共产党爱国”的理论。
这难道不是很明白的吗？
但是，葛先生马上就认识到自己的估计是错了，原来人民是不同意葛佩琦这种看法的。
不仅工人、农民、一般的知识分子不同意，就是各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人也不同意。
于是便不得不赶忙来一套“含蓄”以作遁辞。
这那里能“含蓄”得了呢？
既然意在“狂澜”，也就决难“含蓄”，要想“含蓄”，就要放弃“狂澜”的意图。
“狂澜”和“含蓄”在这里是不可兼得的。
还是请葛先生老老实实站出来说话吧。

民警小刘
省先
03月的一天晚上，一团团的乌云快压到房顶上来了，天上没有一丝儿风，人闷的气都透不过来，看吧，这一场春雨不会小的。
“唉！
真倒霉，一年四季看不到一回戏，刚轮到咱民警队看戏偏偏要下雨！”
班里的同志你一言我一语的骂老天爷不睁眼，只有小刘还是笑容满面的喊着：
“天上下刀子也挡不住我去看戏！”
小刘说这话并不奇怪，因为他的外号就叫“小戏迷”；
他还有个外号叫“肚子疼”，原来每天早晨他一听见起床哨子，就“唉哟唉哟”地叫，喊着：
“班长，我又肚子疼了，夜里不知怎的受凉了……唉哟……”。
为此大家送了他一个外号“肚子疼”。
逢到这时候，我就让他多睡会儿，虽然大家提意见说“班长把小刘惯坏了”，可是我总不忍心把他叫起来，他还是个十八岁的小孩子啊！
站了一夜的岗，白天还不该多睡会儿吗？
“小戏迷”的外号是这样送给他的，每逢俺们民警队看电影他总是第1个先知道，平时他总爱对班里同志们说：
“这时候祖国戏院子里的闹龙宫该敲开场锣了，那有多热闹啊！
那个孙悟空一个跟斗就是十万八千里，我要是孙悟空就好了，从身上拔下一根毛，吹一口气叫它变成一个民警替我站岗，我就去看戏啰……”“小戏迷”的外号就这样叫开了。
昨天团部通知我们看戏，又是他第1个先知道，他高兴得一夜没合眼，一会儿问我一次：
“班长，怎么还不集合呢？
别去晚了，好位置叫人家占去了。”
天越来越阴了，我正在发愁这样的天气怎么去看戏呢，指导员把我叫了去。
我一看指导员的脸就知道临时有任务了，指导员张口便说：
“王班长，你们不看戏了，吃过晚饭就出发到××山巡逻。
要特别注意，可能有情况！
你们班里会有意见吗？”
我说：
“班里不会有意见，小刘可能会不高兴。”
指导员听到我说小刘，他很严肃地说：
“你以后不要无原则的惯他了。”
回到班里，我一传达任务，果然小刘第1个就嚷开了：
“人倒霉，喝口凉水都倒牙，早不出发晚不出发，单在这个时候！”
我一听这话就有点气，“小刘别吵了，你年轻轻的，看戏的机会还在后头呢！”
可是他更火了，“等几百年才能看上一回戏呀！
上级真是……”，这时我真急了，我想起了指导员的话，就大声地说道：
“刘先德同志，你还是个战士不？”
这还是我第1次喊他的大名，小刘听了不再说话了，那小嘴噘的都能挂个手榴弹。
开饭的时候，他连一碗饭也没吃完，平时他能吃好几碗呢！
我知道他在跟我憋气，我悄悄地给他带了两个馒头，在巡逻的时候他一定会饿的。
本来嘛，他还是孩子，在朝鲜长久看不到一回戏，想看看戏也该啊！
一出门，豆大的雨点就落下来，我轻轻地把小刘的雨衣拉好，可是这小鬼一摔膀子就躲开了，我又好笑又好气，心想这小家伙变成一个小气球了。
清晨两点钟雨住了，这时候忽然前面有两个黑影闪过去了，不知是谁沉不住气地先开了一枪，一个黑影飞似的往××山跑去了，另一个往相反方向跑去了，小刘大喊一声：
“班长，我追他去！”
话音没落他就跑去了。
我马上叫副班长去帮助小刘，我带三个战士往东跑去了。
我边跑边想，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民警手下跑过去。
结果不到十分钟一个越界的特务就被我们干掉了，可是小刘还没回来，我急忙带着战士又往××山跑去。
路上我找到了副班长，他头上负了伤，他告诉我他和小刘追到这里敌人开了枪，他倒下了，小刘一个人又往前追去。
我听了心里有些慌了，我替小刘担心，他没有战斗经验，他还是个孩子，他能对付得了那个家伙吗？
我和战士们找来找去也找不到小刘，这时东方发白了，在一块大青石旁边我们终于找到了小刘，他骑在敌人身上，两手紧紧地卡住敌人的喉咙，就这样牺牲了。
一把刀子深深地扎进了小刘瘦小的胸膛，从这个姿势上，让我们想到当时曾有一场多么激烈的斗争……。
我轻轻地把小刘抱在怀里，可是他还是那么紧紧地抓住敌人不放，我明知道小刘是永远离开了我们，可是我还是大声地喊着：
“小刘，小刘……”他像有意在和我撒娇，又像在跟我憋气，故意不愿意睁开那双明亮的大眼……
1957、5、26、于朝鲜马良山

泸定铁索桥（长征路线写生）
李方白

笔杆、文人和现状
何明
前些天，在一个高等学校的辩论会上，听到一位青年说：
“不满现状是青年人的美德。”
我有些糊涂；
她不满的倒底是何种现状呢？
近日读报，见到一位杨玉清先生说：
“文人的笔杆天然是反现状的，真正的文人是反现状的，从古以来好文章都是反现状的”。
反现状者“仁人志士”也；
“歌功颂德”者不足道也。
——这回，我更糊涂了；
头脑发昏，眼睛发花，面前出现了大批“真正的”文人，头戴虚无帽，身穿虚无衣，坐下虚无椅，伏在虚无案，挥动着一枝有毛的笔，大做其好文章。
我悄悄地走过去一瞧，他们做的题目都是“反现状”；
破题一句都是：
“反现状者，反对现状之谓也”。
可惜，底下的字我一个也不认得，大概是天书吧！
我正在纳闷，突然有几位文人拿起砚池猛地向我头上打来；
还有一位厉声高喊：
“杀死这个偷看天机的坏蛋！”
我赶紧跑，摔了一跤。
面前的“真正的”文人不见了，只剩下我自己发昏。
发了一阵昏，再拿起报纸来看，左钻右研还是不能领会这位先生的“反现状”的妙论。
没有法子，我还得请教“教条”：
笔，没有阶级性；
可它自己不会做文章。
人，在阶级社会里是有阶级性的；
文人，首先是人，然后是文人，如果他也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飞上天，大概也得有阶级性。
现状呢？
我不知道“仁人志士”们反对是哪种现状？
帝国主义也是反现状的“英雄”，他们拚命要把共产主义世界这部分现状反掉。
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在拚命地反现状，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巍然存在这种现状反掉。
他们和他们的文人，不知能不能做出好文章来？
算得算不得“仁人志士”？
归根结底，问题是：
站在什么阶级立场？
反的是何种现状？
保护的是何种现状或争取的是什么？
只反对，反对一切，任甚也不保护，不争取，更不歌颂——这是谎话或昏话。
其实，有反对必有所赞助，有铲除必有所保护，有暴露必有所歌颂。
反对白，岂不是赞助非白？
连白和非白一起反对，岂不是赞助虚无？
而“虚无”是给另一种“有”开辟道路的。……
耳边一声高喊：
“咄！
你不要给我上政治课，我是给你治病的！
——原来我又跌进了发昏第2章。
这回是在医院里，我站在一位医生的面前。
我俩的“目标”是一致的。
我是请她帮助我反对我的“现状”的。
所以只好听她的吩咐。
“本大夫是以反现状论著称的。
你的基本现状是活着，其次是带有病菌。
所以……”她说着就亮出了一把明晃晃的手术刀——“应该消灭你的基本现状；
那，您就永远的绝对的健康了！”
不由分说，她操刀向我的咽喉刺来。
这一吓，倒把我吓明白了：
原来她和我的目标是不一致的，她跟我有仇吧？
要不，她就是一个“现状”很坏的病人，发着高烧在说胡话。

请让我也说几句气愤的话吧
金银花请让我也说几句气愤的话吧，我有些回忆，有些悲哀，也有些欢乐；
想当年，在斗争南霸天的大会上，愤怒的吼声一浪接一浪：
“打死反革命分子南霸天！”
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被他屠杀了；
那个人，他十个手指血淋淋……那是我们的眼泪，我们的血，我们的心；
我跳起来，我前后左右的人们都跳起来十万群众全都跳起来冲到审判台前面：
“来啊！
打死反革命分子南霸天！”
哎，弟兄们我们当时是心花怒放呵，满天青空没有了云。
唉，唉，弟兄们，难道我们当初是错了吗？
现在，他说，反革命是中国的主人！
哎，是吗？
南霸天是中国的主人？！
兄弟，来吧，让我看看你。
你头带钢盔身背枪背包、水袋、还有无数我叫不出名字的东西和干粮至少有八十八斤重〔注〕，整夜整夜地对着寒风，站在祖国边疆的峰顶上。
我把我自己交托给你，把我的孩子和老婆交托给你；
你分明是两眼像刀子一样，分得清谁是自己人，谁是仇敌。
现在，你为什么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呢？
为什么你那样的忧郁？
为什么说不知道保卫的是什么人？
唉，唉，他说，反革命是中国的主人。
哎，难道人民解放军保护的是反革命？
弟兄们，我想起那些年我们一起做的梦，不论人家怎样想，几万万人的梦想，会是很大的吧；
那时候，美国人和地主官僚资本的鞭子抽得我们满地滚呵，我们的苦恼有天那么大，我们的梦也有天那么大：
天上飞着大红旗子，天帏和烟囱交颈拥抱，绕着我们的红旗呼呼地，呼呼地喷出我们强烈的诗篇——钢铁的火焰和烟云；
我们全站起来了，抬出了紫艳艳的晨曦，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社会主义。
现在，石油咕咕地在我们心里歌唱着，我们炼钢、造机器、织布……管制恶蛟一样的河流，原野金油油地闪动着，一望无边，不再是一小块一小块的补钉链。
我们的孩子们都穿上裤子了，女孩们还穿上了红布褂；
红布褂是一首冲天的高歌，歌唱着七年赛过了几千年，社会主义的洪流把人们载送到永远，永远。
虽然我们吵架、争工分、争猪食，反对官僚主义……可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
弟兄们，我们一起做过梦，又一起把梦变成了生活。
难道这一切都错了吗？
难道我们做梦也做错了吗？
现在，他说，反革命是中国的主人，共产党对中国没有份。
是的吗？
弟兄们，共产党比反革命还可恨？！
弟兄们，是吗？
共产党是仇敌，南霸天是亲人？！
〔注〕明沈周著“客座新闻”载，明代边军军士身荷八十八斤半。

油画
中央文化部为了提高油画教学质量、培养师资，于1955年主办了“油画训练班”，设在中央美术学院。
学员大部分是从全国各美术院校选拔出来的青年油画教师。
两年来，学员们在苏联油画专家、斯大林奖金两次获得者康·麦·马克西莫夫教授的指导下，油画创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去年夏天，他们曾分别到东北、长江大桥、陕北、山东等地体验生活、搜集材料，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毕业创作。
结业的时候，中央美术学院特主办“油画训练班毕业创作展览会”，展出学员们的二十余件油画创作和百余件习作。
展览会自5月22日开幕以来，得到了首都美术界和广大群众的重视和欢迎。
这里刊出的是展览会的一部分作品。
其中“刘胡兰就义”“家”、“英雄的姊妹们”、“转移”和“青年地下工作者”，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对敌斗争的事迹。
因为限于篇幅，我们还选出另外一些作品先后在本报刊出。
转移　王流秋长江的黎明　袁浩歇晌　魏传义冼星海在陕北　于长拱晨　谌北新老科学家方石珊先生　俞云阶刘胡兰就义　冯法穓英雄的姊妹们　王德威家　秦征青年地下工作者　侯一民农村妇女肖像　陆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