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文化合作谈判开始
新华社3日讯
中南文化合作协定的谈判今日下午在北京开始。
中国代表团团长、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在致欢迎词中说，中南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历史友谊，为了巩固和发展这种友谊，加强两国文化交流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约·维德玛尔在致词中说，南中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交流有特别意义，可以相互了解彼此国家的特点和情况。
谈判在友好的空气中进行。
参加谈判的中国方面有团员、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团员、对外文化联络局代局长陈忠经。
南斯拉夫方面有团员、塞尔维亚人民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委员兼文化委员会主席德·马尔科维奇，团员、南斯拉夫联邦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秘书长伊·弗罗耳和代表团秘书里斯牛奇。
参加谈判的还有：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文化专员卢耀武和南斯拉夫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达科维奇。
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
中法苏越阿蒙代表联袂启程
新华社3日讯
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由团长郭沫若、副团长包尔汉率领，在今天早晨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锡兰。
同时离开北京出席科伦坡会议的还有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法国进步共和联盟总书记达斯迪埃，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法国和平人士加桑诺瓦，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苏联名作家考涅楚克，越南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出席科伦坡会议的越南代表团团长黎廷探，阿尔巴尼亚全国和平委员会主席什图拉，以及以采格米拉团长为首的出席科伦坡会议的蒙古代表团。
国务院发布指示
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整风是贯彻增产节约的主要关键基本建设应该是增产节约的重点
新华社3日讯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
增产节约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扩大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方法。
几年来，全国人民在增产节约方面所作的努力，曾经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第1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发生了重要的作用。
今年是我国第1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不但要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而且要为第2个五年计划作好准备，因此开展一个普遍的、深入的增产节约运动，就更具有特殊重大的意义。
今年的增产节约运动，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号召之下，已经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有些工业部门在今年的基本建设计划中，采取降低设计标准、削减非急需的建设项目等措施，为国家节约不少资金。
今年第1季度全国重点工矿企业的总产值，完成了国家计划的104％，改变了往年第1季度经常完不成计划的情况。
社会上铺张浪费的现象已经受到批判，勤俭朴素的风气已经有所增长。
这些情况，一方面说明增产节约运动已经获得初步的效果，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增产节约的巨大的潜力。
但是，增产节约运动的发展，还是不平衡的。
有些国家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的领导干部还没有把这一个运动认真地推动起来。
有些国家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虽然制订了增产节约的方案，但由于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还没有获得显著的效果。
在基本建设工作中，由于盲目追求现代化、机械化和高标准所造成的浪费现象虽然已经开始有所纠正，但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和贯彻。
有的单位片面地强调增产节约，单纯追求数量而引起质量的下降，忽视安全而引起事故的增加，实际上造成更多的浪费。
由此可见，为了保证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执行，在今年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十分必要的。
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主要关键，是各级领导干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积极地开展整风运动，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我们工作中的铺张浪费和效率不高的现象，固然与经验不足有关，同时也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所造成的。
因此，整风运动的开展，就必然为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增产节约的方针造成顺利的条件；
同时，增产节约运动的进一步深入，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的继续发扬，又可以充分发动群众的积极性，使整风运动得到更大的收获。
基本建设应该是增产节约的重点。
几个月来，各部门、各地区根据勤俭建国的方针，检查基本建设的工作，已经获得一定的成绩。
今后还要根据我国人多田少、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的特点，根据反对盲目追求现代化、机械化和高标准的要求，力争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的原则，进一步总结过去几年来基本建设工作的经验，进一步审查今后的基本建设计划，削减和推迟那些可以削减和推迟的项目，在保证经济、适用和质量的前提下，纠正建筑标准过高、技术经济定额过大等缺点，并且纠正只愿建设大型企业不愿建设中小型企业的错误思想。
在工业建设中，还要注意各厂际间的协作配合，反对“全能”和“单干”思想。
在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城市，同类型工厂应该尽可能地使用可以共同使用的附属车间，如机修车间、木工车间、锻铸车间等。
某些事业、企业，如野外地质队、采矿队等，也不要建设单独的修理厂，其修理任务应该尽可能地交由当地的机械工厂承担。
民用建筑应该提倡简易房屋，坚决制止脱离经济、适用、追求豪华的偏向。
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工作，应该纠正那种规模过大、标准过高、占地过多和大量拆除民房的浪费现象。
凡是不依托大城市而在小城市、小集镇或者野外单独建立一两个工厂的地方，不要单独做城市规划；
它所需要的服务性事业，一般由各该企业自理。
所有城市建设，都要提倡节约用地，充分利用原有的建筑物和公用设施，因陋就简，节省国家的投资。
在工业生产中，凡是有社会需要和原材料充分供应的产品，都应该积极地增加产量；
凡是有社会需要而原材料供应不足的产品，除了努力开辟原材料的来源以外，应该在保证产品质量的条件下，尽量节约原材料，利用各种废料、旧料和代用品进行生产；
凡是价格高、质量差而不适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则应该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扩大销路，从而达到增产节约的目的。
一切属于国家和人民需要而又有条件自己制造的新产品，都必须克服困难，积极进行试制，争取早日生产，供应社会需要。
必须充分利用我国人口多、资源丰富的条件，提倡地方和群众自己开办小窑煤、小土铁厂、小有色金属矿等等。
在农业生产中，应该切实贯彻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方针，根据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要求，因地制宜，制定各地发展农业生产的规划，推广行之有效的增产经验，发动群众，想尽一切办法，战胜自然灾害，争取今年的农业大丰收。
还应该提倡全国人民节约用粮。
对于交通运输、商业、文化教育部门及一切事业、企业单位，都应该加强管理，提高技术，推广先进经验，提倡合理化建议，发挥原有设备的效能，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减少管理费用，动员内部资源，利用闲散废置的器材，节约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和消耗。
应该建立合理的储备定额，实行严格的原材料预算和决算制度。
一切部门和单位，在增产节约运动中，都必须照顾整体利益，组织和加强相互间的配合和协作，反对那种只顾本单位的利益，不关心甚至妨碍其他单位利益的本位主义思想。
一切增产节约的措施，都必须注意实际效果，严格防止那种形式上增产节约，实际上反而造成更大浪费的做法。
一切增产节约措施，都必须保证产品质量，必须防止忽视生产安全的倾向。
一切国家机关、部队、团体和事业、企业单位，都必须精简管理机构，明确职责，减少层次，严格按照劳动计划控制人员的增加，减少行政管理费用，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
必须认真实行精简上层，加强下层，适当地动员一部分工作人员参加基层生产工作。
在全国人民中，必须利用一切形式，宣传和推广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治家的思想，使这种思想深入到六亿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去。
在全国人民中，树立精打细算、勤劳生产、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风气，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前进。
在国家机关、事业、企业、部队、团体的全体工作人员中，必须发扬革命队伍艰苦奋斗、与群众同甘共苦、吃苦在前、得利在后的优良传统。
几年来，增产节约运动虽然已经获得了一些显著的效果，但是还没有成为经常性的运动。
今后必须采取各种适当的措施，使增产节约运动更加广泛地、更加深入地坚持下去。
为此，目前应该进行下列工作：
（一）国务院各部门和各级人民委员会应该把对于增产节约运动的领导当做自己经常的重要任务之一。
采取一切必要的形式，有计划地向干部和群众进行关于增产节约的思想教育工作。
表扬先进的人物和事迹，批判一切铺张浪费、不爱护国家财产和缺乏效率的现象，逐步地把运动深入下去。
（二）所有有基本建设的单位，凡属占地过多或者征而不用、早征迟用的，都应该将多余的或者现在不用的土地立即退还给农民耕种；
凡属非生产性的建筑，都应该按照各该地区的具体情况，立即降低造价，使建筑标准一般同当地居民的建筑标准看齐；
城市规划应该作必要的修改，大城市应该作出控制性的规划；
只建一两个厂子的小城镇，则不作城市规划，其服务性事业，由建设单位本最节约原则自理；
所有建筑公司，今后一律不再搞所谓永久性的建筑基地；
有些单位，如野外地质工作队、采矿队等，今年列有建筑机械修理厂的任务，应一律停止建设，其任务交由当地机械工厂承担。
上述各点，有关机关都须要具体布置，做出成绩，并且及时将结果报告国务院。
（三）一切国家机关、部队、团体和事业、企业单位，都应该按照增产节约的原则，检查现行的各种制度、定额和标准。
凡和增产节约相违背的，都应该加以修改；
凡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行之有效的办法，都应该认真地加以总结，适当地予以推广，并且用制度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
（四）国务院各部门和各级人民委员会，应该指定主要负责人一人，督促、指导和管理所属各单位的增产节约的工作。
（五）国务院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在接到这个指示以后，应该根据指示的精神，制定1957年增产节约实施方案；
其所属一切行政机关、事业和企业各单位，应该根据方案制定本单位的年度和季度的具体实施计划。
国务院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应该根据方案和计划分别进行深入的检查，并且采取适当的形式，推广增产节约的先进经验。
总理 周恩来
1957年06月03日
捷大使格里哥尔奉调回国
新华社1日讯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驻华特命全权大使格里哥尔奉调在今天离开北京回国。
前往车站送行的有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倬如。
各国驻华使节和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馆全体馆员也前往送行。
整风运动要同增产节约运动结合起来
国务院今天发表了“关于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这是很适时的。
一切国家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以及全国人民应该按照这个指示，共同努力，开展一个普遍的、深入的增产节约运动。
今年的增产节约运动已经有了初步的效果；
但是，运动的发展还是不平衡的。
为了保证本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执行，现在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十分必要的。
国务院的指示中特别指出：
“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主要关键，是各级领导干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积极地开展整风运动，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我们工作中的铺张浪费和效率不高的现象，固然与经验不足有关，同时也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所造成的。
因此，整风运动的开展，就必然为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增产节约的方针造成顺利的条件；
同时，增产节约运动的进一步深入，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的继续发扬，又可以充分发动群众的积极性，使整风运动得到更大的收获。”
这一段话说明了增产节约运动的新意义。
今天，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来看，我们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实际上就是调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调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一个重要方法。
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指出：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今天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的产生，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同这个主要矛盾有联系。
为了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又指出：
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我国尽快地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把我国尽快地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有些什么障碍呢？
应该说：
我国目前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在许多方面还很不完善，这种不完善状态就形成了目前阶段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重要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重要矛盾。
表现在企业内部的劳动组织和生产管理上的缺点，表现在用于积累和用于消费的分配上的缺点，表现在国家计划、技术标准、技术经济定额以及各种规章制度上的缺点，实际上反映了生产关系的若干环节对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的若干部分对经济基础的矛盾。
比如，由于铺张浪费，一部分人破坏了“按劳付酬”的分配原则，破坏了社会主义积累，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难道不是生产关系的一个环节——分配关系——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吗？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可以发动群众，来反对铺张浪费等现象，来帮助调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某些矛盾，帮助调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某些矛盾，更好地发挥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目前整风运动正在开始，增产节约运动应该怎样进行，才能够与整风运动相结合呢？
经验告诉我们，当我们需要同时进行两种以上重要工作的时候，决不要把两种工作对立起来，借口进行这种工作而放松那种工作。
最近有些国家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就只顾了讨论人民内部矛盾和整风，而把增产节约运动搁在一旁了；
有些只制定了增产节约的方案，还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有些连方案还没有制定。
这种情况应该马上加以改变。
其实，增产节约运动和整风运动原来就是紧密联系的。
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规定要检查“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就是要反对铺张浪费，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整风指示确定“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
对于经济部门来说，最重要的工作莫过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可以肯定，要把增产节约运动搞好，必须把整风运动搞好；
增产节约运动搞好了，也可以增强整风运动的效果。
经济工作中的铺张浪费等缺点和错误，固然有很多原因，特别是同经验不足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如果从领导思想来检查，也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有不同程度的联系。
我们中国的建设要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
中国的具体情况是国家大、国家穷。
如果脱离了这个具体情况，盲目地追求现代化、自动化等等，那正是主观主义思想在工业建设中的反映。
这些现象过去并不是没有人反对过，为什么长期不能克服呢？
这就同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有关系了。
因为宗派主义不肯倾听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而官僚主义更使得领导人员不了解实际情况，于是工作中的漏洞就多起来了。
现在为了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把建设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揭发出来，找出堵塞漏洞的办法，就必须帮助领导人员克服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我们提倡的增产节约运动应该是一个全民的运动。
早在去年11月，党中央二中全会发表的公报中就曾指出：
“应当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发动一个增产节约运动”。
为什么要在全国人民中发动增产节约运动呢？
因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为了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
这样一个关系至大的建国方针，决不只是经济部门的事情，而是全国人民的事情。
只有把勤俭建国的思想向六亿人民说清楚，使这个方针为六亿人民所掌握，把六亿人民都动员起来，才能形成一种普遍的勤俭的社会风气，使得增产节约真正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群众性的运动。
有了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铺张浪费等现象才无藏身之处，勤俭建国的方针才能贯彻到各方面的工作中去。
片面地了解和进行增产节约运动是应该防止的。
有一种片面性的观点，它在增产节约中使大量的工业产品的质量降低了，事故增加了。
这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意义说来，当然是很有害的。
要克服增产节约的片面性，一切国家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都应该积极地具体地研究增产节约的方案和措施，保证产品的质量指标，并且及时地加以检查和修正。
今年是我国实行第1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我们要在这一年里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还要为实行第2个五年计划作好准备。
我们相信一个普遍的、深入的增产节约运动，必将推动我们最后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和更好地为实行第2个五年计划作好准备。
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
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
李维汉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说
社会主义是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
他说：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在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
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
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在6月03日下午结束。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在会上讲了话。
李维汉说：
我们的座谈会从5月08日开始到现在，举行了十三次，有七十多位朋友讲了话。
大家的讲话接触到国家政治生活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和意见。
这些都在各报发表了。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些批评和意见。
我们的座谈会已经协议成立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双周座谈会，成立有关民主党派工作问题的讨论会。
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和意见，正在由九人小组进行整理，凡是可以交由双周座谈会和讨论会去研究处理的，都分别移交过去；
应该交由其他有关方面研究处理的，也要分别转交过去。
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毛病，在中共统一战线工作部门的工作中无疑地是存在着的。
因为整风刚开始，我们还不可能作出必要的分析、估计和结论。
我们还要更多地征求朋友们的批评和意见，还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检查来进行分析和研究。
在整风过程中，我们将同时注意纠正缺点、错误，改进工作。
到了适当的时候，我们还会再向朋友们请教。
许多朋友提出，今后要进一步加强互相间的监督和帮助。
我们认为应该这样作。
对于中共来说，这是一个既定的方针。
中共诚恳地欢迎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监督和帮助。
最近几个月里，全国范围内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所提出的大量的批评和意见，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种监督和帮助是必不可少的。
有很多的批评和意见大大有助于中共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进一步加强和巩固自己在全国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核心领导作用。
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之间是存在着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利益。
各党派之间，尤其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之间，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准则，互相尊重平等、独立的地位，又能以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利益为依据，实行互相间的监督和帮助，就一定能够长期共存得好，长期合作得好。
许多朋友批评我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帮助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不够，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团结和进步帮助不够，对民主党派工作中的某些具体需要帮助不够。
我们的同志会重视这些批评的。
我们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利益，在取得朋友们的帮助之下，来改进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工作。
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我们认为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
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
现在我们的座谈会宣告结束，我向朋友们致衷心的感谢。
在李维汉讲话以前，座谈会商讨了建立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双周座谈会和民主党派工作问题讨论会的问题。
大家同意建立双周座谈会和民主党派工作问题讨论会。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前几次举行的这个座谈会上，曾由张执一（中共）、邵力子（民革）、罗隆基（民盟）、谭志清（民建）、许广平（民进）、黄琪翔（农工）、严希纯（致公）、茅以升（九三）、李纯青（台盟）组成九人小组，对在去年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座谈会上提出来的四十八条意见的处理情况进行检查。
在3日下午的座谈会上，黄琪翔代表九人小组对检查情况作了说明。
他指出，这四十八条意见，绝大部分已经得到处理；
有几条因为情况发生变化，问题已经不存在；
有几条是应当由民主党派处理的。
虚心倾听批评 积极解决问题
上海高等学校采取措施改进工作
本报上海3日电
上海二十个高等学校的共产党党委，采取召开座谈会的方式，广泛听取校内教职员工的批评，来推动党的整风运动。
近01月来，据各校不完全统计，各类座谈会已达千次以上，形成了上海高等教育界解放以来一次空前活跃的民主生活。
“几年来堆在心头的话
统统说出来了”
上海高等学校党组织这次召开的座谈会，贯彻了鼓励开展批评的精神，有些学校系科的座谈会，做到80％到90％的党外人士都发了言。
复旦大学一百七十多个教授，除病、事假外，有80％左右参加了座谈。
有些教授说，这一次的座谈，把解放几年来堆在心头的话统统说出来了。
上海第1医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座谈会，都开得异常活跃。
人们在座谈中对党的工作展开了尖锐、恳切的批评，揭露了上海高等教育工作中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大量事实。
有些学校还进行了指名的批评。
如上海水产学院的教师和员工，严厉地批评了该院党委书记王文锐对待知识分子的粗暴专横作风（王文锐现已受到撤职处分）。
党员干部思想提高
主动取消特殊待遇
上海各校党组织对于来自群众的批评，采取了虚心倾听的态度，要求被批评的党员不要在群众批评的面前垂头丧气，丧失信心，要坚强起来，以积极态度从中记取教训，提高思想和改进工作。
据各校汇报，多数共产党员都做到了这一点。
第1医学院等单位的少数共产党员感到自己住的房子比别人宽敞，就主动让出房屋给需要房屋的党外人士。
也有些担任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已主动申请取消一些特殊的物质待遇。
在召开座谈会的同时，上海各高等学校党组织及时地研究人们提出的批评，有些可以马上解决的具体问题就马上解决，有些即使不能立即解决但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抓紧进行。
拟订改进学校工作草案
成立组织处理具体问题
复旦大学党委会、上海第1师范学院党委会根据大家的批评和建议，已协同行政拟出了一个改进学校工作的建议草案。
其中关于今后学校的领导制度问题、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改进办法。
这些草案现在已发给教授们进行讨论修正，待大家取得一致意见后，再送请上级领导机关考虑。
现在上海大部分高等学校都已成立了处理问题的专门组织。
这些组织由党内外的工作人员共同组成，他们负责研究和解决人们在座谈会中提出的各种具体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教学与科学研究问题、体制问题、党的政治工作等三个组。
第1医学院成立了材料整理小组和意见研究处理委员会，由两位院长负责，吸收各部门的人参加。
在这些专门组织的领导下，有些具体问题已开始着手解决。
第1医学院等单位有些人过去在各项运动中被斗错了，现已分别向他们道歉，摘掉“帽子”。
上海水产学院、复旦大学过去有些人事安排不当，有些教师评级偏低，现在已进行调整或正在调整。
吸收教授们的批评，复旦大学行政方面也已将一部分权力下放到系。
例如过去学校教务处对各系开设选修课、专门化课抓得很紧，现在各系可以自行掌握。
学生成绩考试、考查和教师的进修，都由系决定。
边检查，边改进
人们感到满意
上海各高等学校这种“一边检查、一边改进”的做法，人们是满意的。
上海现在约有半数以上的高等学校已基本上结束了教师职员座谈会的活动，开始听取同学们对党的各项工作的批评。
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学校还在继续举行教师、职员座谈会。
根据上海一个多月来的实际情况看，召开座谈会来帮助党开展整风运动，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大家面对面地一起谈，容易谈得深入、细致，并且还可以做到相互交流思想和意见，这样也就更有利于解决问题。
阳翰笙欢宴比文化代表团
据新华社1日讯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阳翰笙，今晚举行宴会，欢迎前来我国访问的比利时文化代表团。
陈望道和杨西光说：
复旦大学没有取消党委负责制
本报讯
昨日，正在北京开会的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就2日光明日报刊登复旦大学已取消党委负责制的消息，对本报记者说，光明日报的记载与我的发言有很大的出入，事实上并不是“复旦大学已取消了党委负责制”。
我在高等教育部5月31日召开的座谈会上谈的是复旦大学加强校务委员会的问题。
复旦大学的党、政领导人员为了加强团结和改进学校领导工作，经过党和非党的一些同志的商量，提出了关于加强校务委员会的作用的一些办法。
这些办法正送请高等教育部研究，要经过慎重的讨论以后才能做出最后决定，实行这些加强校务委员会领导的办法以后，学校还是要由党委来积极领导的，怎么能说是已取消了学校党委负责制呢？
本报上海3日电
02日的光明日报上刊登一则消息说：
上海复旦大学已取消了党委负责制。
这里教育界人士对这件事很关心，中共复旦大学委员会书记杨西光就这件事对记者说：
复旦大学并没有取消党委负责制。
最近在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中，本校负责人员曾经提出加强校务委员会作用的意见，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党在学校各方面工作的领导作用，发挥全体教职员的积极性。
我们目前正在研究今后如何进一步改善党的工作，克服工作中的缺点，以便更好地团结大家，把学校办好。
光明日报所载复旦大学已取消了党委负责制的消息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中共中央妇委和全国妇联党组
邀党外妇女工作者继续座谈
蔡畅表示中央妇委将和各民主党派建立固定联系
本报讯
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和中华全国民主妇联党组，6月03日继续邀请全国妇联党外的常委、执委，各民主党派妇女工作的负责人，及团体会员的负责人座谈。
会上，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第1书记蔡畅对上次座谈时大家提出来的具体问题作了交代，她说：
根据边整、边改、边做的整风方针，大家提出来的可以解决的问题将及早研究解决；
一时不能解决的将继续研究解决；
涉及到其他单位的将转去请他们研究解决。
她说，根据大家的意见，中共中央妇委和各民主党派可以建立固定的联系，一季一次，两个月一次都可以，临时发生了问题还可临时联系。
至于联系方式，可以采取开座谈会、个别交谈等方法。
全国妇联和三个会员团体的联系也应该加强。
昨天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许广平、李德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事工部兼学生部主任干事施如璋。
许广平说：
我们要社会主义的法，不要资本主义的法
许广平在发言中提到妇联没有很好地发挥集体领导作用的问题。
她还建议在第3次妇代大会以后，加强领导或者增加几个副主席。
许广平还说，我同意一些同志所说的，妇联工作应该抓政策思想，过去抓不抓呢？
我觉得也抓也不抓。
遇到问题时推来推去，拖来拖去，等来等去，问来问去，往往耽搁到时间过了才做出决定，有些事不得不因时间过久，索性拉倒；
另外有些妇联应该管的一些事情，如避孕、离婚、重婚、儿童失学、偷盗、强奸等等问题，没有抓得很好，坐在办公室里，开几个会，发些宣传品，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许广平还认为中央妇委、全国妇联应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彻底消除目前存在的封建残余思想，使妇女和男子真正做到事实上的平等。
许广平最后说，目前有人说：
三反、五反、肃反是共产党整我们，现在我们整共产党，因此，只要提反面意见，不提正面意见，有人说：
周建人和李毅在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正面意见多了，是过右了。
我看不对，共产党整风，是为了搞好工作，搞好工作，对全国人民有好处，不是谁报复谁的问题。
有人说：
要加强法制，我认为加强法制是对的，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法，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的法，不是资本主义的法，有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的法，要资本主义的法，所以才大谈其法。
他认为：
只提坏的，不提好的，反而扩大了“墙、沟”。
非党人士要是能真正跟党走，就没有“墙、沟”，否则就有。
还有人主张取消学校里的党委制，我认为没有大公无私的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堪设想的。
许广平认为：
对待党的整风，应该是客观的，不应该存在“宽恕”与“敌对”，而是尽可能地、恰如其分地、不含意气地说出自己的看法，而又尽量做到较全面地看问题。
李德全建议加强妇女思想教育
李德全在发言中，首先肯定了妇女工作的成绩，她说，在党中央妇委和全国妇联党组领导下，新中国的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已经得到很大发展，为了加强妇女工作，她希望第3次妇代会上，能考虑多增加几位副主席。
李德全接着谈到妇联应对妇女进行思想教育，教育年青姑娘正确处理自己的婚姻、恋爱问题，教育妇女注意卫生、教育好自己的孩子，教育工作、学习岗位上的妇女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切实向科学进军。
谢雪红在发言中说，她不做妇女工作，但是，她反映一下听到的意见，这些意见是：
希望党中央妇委和全国妇联能认真关心妇女的切身问题，目前下面贯彻婚姻法问题较多，党中央妇委和全国妇联应该作出继续贯彻婚姻法的具体措施，再如，工作、学习岗位上的妇女找不到好的保姆带孩子，希望妇联能协助各级机关加强对保姆的教育。
另外，还希望党中央妇委和全国妇联多多关心家住台湾人在大陆及归国华侨的妇女，希望中国妇女杂志多报道一些台湾妇女的情况。
施如璋最后发言，她说，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工作很复杂，内容也多，涉及到宗教、妇女、青年等等方面，全国妇联过去和我们的联系不够及时，不够经常，希望今后妇联能够全面地给我们帮助，并要求各地市妇联能了解我们的工作，帮助我们解决工作中的困难。
座谈会将继续举行。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足球队
初步确定在仰光举行第3场比赛
新华社3日讯
中国、印度尼西亚足球队在世界足球锦标赛中的第3场预选赛，已经初步确定6月23日在缅甸首都仰光举行。
这是两国足球队今天在北京协商的结果。
据中国足球协会主席黄中说，这件事还有待通知国际足球联合会和取得缅甸方面的同意。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双方已一致同意聘请缅甸的裁判员和巡边员担任第3场比赛的裁判工作。
中国、印度尼西亚足球队在世界足球锦标赛的预赛中已经各胜一场。
在第3场比赛中获胜的一队将有资格参加1958年世界足球锦标赛亚非区的复赛。
如果第3次九十分钟比赛结束双方打成平局，延长三十分钟仍然踢成平局，将由在第1、二场预选赛中得球数目多的队获得复赛权。
印度尼西亚报纸评论
中国印度尼西亚足球赛
新华社雅加达3日电
今天印度尼西亚各报都以头条地位登载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足球赛的消息和印度尼西亚国家足球队领队科沙西·普瓦内加拉的广播演讲，有些报纸还评论了胜败的原因。
“独立报”认为，中国队显然已经从雅加达那场比赛中学习了很多东西。
中国队突然快速进攻的方法很聪明，给了印度尼西亚队以重大的威胁和压力。
中国队的胜利是值得尊重的。
这家报纸说，印度尼西亚队能够作全力的反抗，一度赶成了三平的局面，是令人惊异的，最后虽然失败也是值得尊重的。
“人民日报”说，值得敬佩的是中国队采用了新战术。
他们很快地从失败中学得了经验。
他们通过翼锋从边线前进，就迫使印度尼西亚队的防线扩大而难于防守。
06月02日下午球赛进行的时候，印度尼西亚各地有收音机的商店、旅馆、住宅都收听了球赛的实况广播。
印度尼西亚人民一直重视和关心着这场球赛。
大“放”大“鸣”之后还必须大争
邓初民
我早些时就有这样一个看法：
认为“放”起来了，“鸣”起来了，还没有争起来。
到现在已经是“大放”“大鸣”，但还没有大争。
甚至有人认为对于某些人的意见引起争论（实际上也就是批评），就会妨害“放”与“鸣”，就等于在边“放”边“收”，我以为这是值得考虑的。
在大“鸣”大“放”的时候，必然会有正面的意见与反面的意见，正确的意见与错误的意见，但正确的意见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正确，错误的意见也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错误。
要尽量减少错误，达到接近正确，这就需要大争。
真理愈辩愈明，这是不可否认的一条客观规律。
问题在于争的方式和争的态度怎样，孔子说：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在孔子看来，“射”是争的最好方式，也是争者所应有的态度，“射”就是射箭，射而中的者胜，射而不中的者败，事实昭然，争者不能不服。
礼、乐、射、御、书、数，古称“六艺”，射是“艺”，同时也是“礼”，古人在比射的时候，都是彬彬然有礼的。
所以争虽然是要争，而却是有礼貌的争，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和风细雨的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进一步团结的目的。
难道这种争也不应该有吗？
也会妨碍“鸣”与“放”吗？
当然更不是“收”。
目前已经存在着许多争的论点，例如：
定息应不应该延长到二十年、公私合营企业应不应该撤除公方代表、高等学校应不应该取消党委制，等等。
总之，应该争的论点是很多的，我以为有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必须把它争论清楚：
这就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下简称三个主义）所由产生的根源问题。
有人说：
这三个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党员干部缺乏应有的知识和必需的经验，加之任务多，问题复杂等等，这是有他的理由的。
有人说：
错误、偏差多发生在下面，而其根源则在上面，这也就是说，下面上面都有三个主义，这也是有理由的。
但问题在于都只接触到了产生三个主义的现象问题，并没有深入到产生这三个主义问题的本质。
假如说党员干部没有应有的知识和必需的经验，就要产生三个主义，殊不知对于愚昧无知给以第1次打击的完全是劳动人民的双手，并不是什么知识分子的知识（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做什么事都不需要知识）；
假如说下面的三个主义是从上面来的，那么，上面的三个主义又是从那里来的呢？
仍然没有解决问题，也就是说没有深入到本质问题。
三个主义所由产生的本质问题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三个主义所由产生的必然的内在的因果联系是什么呢？
乃是由于党员干部或上级领导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因而处理问题就没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因而作风生硬，态度粗暴，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产生了三个主义。
也就是说在本质上是一个立场问题。
无产阶级的立场，也就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它是要解放自己，同时也解放全人类的。
这样，它就必然会要实事求是，依靠群众，热爱全人类。
这样，就无从产生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脱离广大群众的官僚主义，排斥别人和别种集团的宗派主义。
这是对于任何问题的阶级分析方法，也就是对于任何问题的科学分析方法。
但本质与现象并不是没有联系的，本质必然会要表现为现象，现象却不是完全显现本质的，所以不可不争，不可不辩。
孟子说：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遇着一件事必须明辨是非的时候，这种“不得已”的心情，是人人应该有的。
对于以上这个问题，还有人持另外一种说法，这种说法，也可以说是一种解释，党外党内的人都有，但其来源好像是根据党内人的说法而来的（这里说的党当然是中国共产党），例如个别党员同志或上级领导作风生硬，态度粗暴，不大与党外人士交朋友、通声气，特别在“三反”、“五反”、“肃反”的时候，没有严格地执行党的政策，甚至根本没有好好体会党的政策，以致发生了某些偏差，党内负责人士，往往作如下的解释，说：
我们过去在对敌斗争时，在山沟里，在农村中，在地下，深受敌人（包括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摧残、压迫，养成了极为深刻的阶级仇恨，经受了长期阶级斗争的锻炼，从而也就不自觉地有了一套独特的生活习惯。
这好像说三个主义就从这里产生了。
殊不知阶级仇恨、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立场，不惟不会养成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仇恨任何人的独特生活习惯，而且只有更加接近群众、依靠群众，养成与群众同甘共苦的生活习惯，从而领导群众最后消灭敌人。
事实也正是如此。
所以有人说：
在解放前，共产党员是站在群众中间，领导群众。
在解放后，却是站在群众头上，统治群众（这当然只是个别党组织与个别党员）。
问题也就正在这里。
三个主义，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成了全国执政的党，同时，又由于党内拖了一条很长的小资产阶级尾巴，新的环境与先天弱点却成了产生三个主义的肥沃土壤。
我们只有把这个论点弄清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清除为害人民的三个主义，帮助党内整风，才找到了根子，才有下手处。
因而在某些论点上，必需展开争论，大放、大鸣之后，还必须大争。
政协全国委员会连续举行三次扩大会议
赞同建立回族自治区和僮族自治区
关于名称以及一些具体问题，将从容考虑继续协商
新华社3日讯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在5月27日到31日连续举行三次扩大会议，邀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有关单位负责人和有关人士，共同讨论省一级的回族自治地方和僮族自治地方的建立问题。
与会者经过协商和讨论后，一致赞同建立甘肃东北部回族自治区和广西僮族自治区以及这两个自治区的区划方案。
会议赞同来京协商建立这两个自治区的甘肃代表团和广西代表团向会议提出的说明报告。
会议主持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维汉在归纳大家已经取得一致的意见的时候说：
关于两个自治区的方案已取得了一致同意，至于名称以及一些具体问题，还可以从容考虑，继续协商。
会议在开始讨论前，甘肃代表团副团长孙殿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先后就建立回族自治区的区划方案和酝酿经过作了说明报告和发言；
广西代表团团长陈再励也对建立僮族自治区的问题作了说明。
孙殿才说：
根据中共中央的倡议，甘肃省领导机关一年来先后邀请一千七百多位回、汉族人士，就建立回族自治区问题举行过各种座谈会，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且作了认真仔细的研究。
经过反复协商，各种不同意见才逐渐趋于一致，特别是对于区划问题，起初意见比较分歧，最后大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才得到解决。
在今年05月02日到3日召开的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和政协甘肃省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大家一致通过了中共甘肃省委提出的关于在甘肃东北部建立回族自治区的方案。
这个方案中的回族自治区的区划范围包括现在的甘肃省银川专区、吴忠回族自治州、固原回族自治州和平凉专区的泾源回族自治县和隆德县，共十七个县和银川专区的银川市、吴忠回族自治州的吴忠市两个市。
全区面积约有七万七千多平方公里，人口约一百七十二万八千多人，其中回族占三分之一以上。
孙殿才说：
我们认为，现在通过的方案，比较现实易行，在甘肃回族大分散、小聚居的情况下，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同时也容易为回、汉民族绝大多数人民所接受。
但是在这个方案中，靠近自治区的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和平凉专区的八万多回民没有划进去，这是因为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回族人士主动地提出不划，我们也认为以不划为宜。
汪锋说：
全国回族人口有三百五十多万，是少数民族中人口比较多的一个民族，当着蒙古族、维吾尔族已经先后建立了自治区，西藏已经建立了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广西也正在酝酿建立僮族自治区的时候，如果回族不建立一个省一级的自治地方，是不能够同他在祖国大家庭的地位相适应的。
而在全国三百五十多万回族人口中，居住在甘肃境内的就有一百一十多万人，在全国回族居住分散的情况下，甘肃和其他省区相比，在甘肃建立回族自治区是最合适的。
汪锋接着把在甘肃酝酿和讨论过程中各方面谈到的一些顾虑，作了解释和说明。
陈再励说：
广西代表团在3月间来北京参加关于建立僮族自治区问题的协商讨论回省后，进行了广泛的传达，组织了包括各方面人士的座谈，做了许多工作。
在4月到5月，广西省各市、县人民代表大会普遍召开会议，正式讨论关于建立僮族自治区的问题。
各地出席和列席会议的一万三千零七十一位代表，除个别代表不同意建立僮族自治区和几位代表不同意自治区冠以“僮族”名称外，其他代表都完全拥护。
这说明成立省一级的僮族自治地方，是完全符合于广西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的。
会议接着进行讨论。
先后在会上发言的有：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黄炎培、章伯钧，常务委员张治中、王葆真、刘王立明、陈其尤、叶恭绰、卫立煌、喜饶嘉错（藏）、黄琪翔、蔡廷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李书城、黄绍竑、陈其瑗、张云逸，有关政协委员梁漱溟、覃异之，有关人士陈此生、赵可任、黄昶芳、马坚（回），甘肃代表团团员吴鸿宾（回、政协常务委员）、杨子恒、马腾霭（回）、黄正清（藏），广西代表团副团长林虎、雷沛鸿，团员莫虚光（侗）、林焕平、黄梦醒、冯英才、陈培元、张景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格平（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萨空了（蒙古）、甘春雷（回）等。
在讨论回族自治区方案的时候，汪锋对梁漱溟、李书城等就区划方案提出的问题作了补充说明。
他们问，靠近回族自治区的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和平凉专区的八万多回民，为什么不划进自治区。
汪锋说：
在讨论中，也曾经有人提议把平凉专区各县划入自治区。
当时大家考虑到这个地区的民族关系，在历史上特别是近百年来，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挑拨，有过多次的民族仇杀，回汉民族间隔阂较深。
解放后回、汉民族关系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完全消除隔阂还需要经过相当的时期。
因此回族人士主动提出不划平凉专区各县为好。
既然平凉专区各县不划入自治区，如果把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划入回族自治区，就把甘肃东部的平凉专区和整个甘肃西部分割成两半，这就是没有把张家川划入自治区的主要原因。
平凉专区的八万多回族主要散居在平凉市和平凉县。
平凉市是平凉专署所在地，是平凉专区的文化、经济中心，如果将这八万多回族划入自治区，平凉市也要划归回族自治区，这样使平凉专区失掉了文化、经济中心，因此这八万多回族没有划入自治区。
黄炎培说：
我没有去过甘肃，对情况不了解。
但我和甘肃攀了亲，从亲戚谈话中知道甘肃解放前回汉民族关系很不好。
解放以来，回汉民族关系有很大的改进。
因此，我同意这个方案。
成立回族自治区，可以把回、汉民族这几年已有的感情巩固起来。
现在大家对方案没有异议，我个人认为可以早点建立起来。
张治中说：
解放前和解放后我和甘肃在工作上有些关系，我同意建立回族自治区的方案。
过去我和回族朋友谈过这个问题，那时因时机不成熟，现在将两个自治州、一个专区和两县合并成立自治区，我认为是很适当的。
在讨论广西僮族自治区的时候，梁漱溟说：
根据他在广西的见闻，成立僮族自治区的时机还不够成熟。
他说基层农民对建立僮族自治区意见不多，可是部分知识分子还有不少顾虑。
他主张还要细致深入地进行宣传酝酿工作。
他批评基层中的宣传工作只是照搬上面的文件，没有结合各地的特点，没有针对群众的思想顾虑作解释。
赵可任说：
时机基本上是成熟的了。
说没有不同意见，是不符合事实的，但大多数群众都同意“合的方案”。
他说对于群众中的不同意见和思想顾虑，需要在筹备期间继续进行宣传工作。
赵可任也指出宣传工作不能一般化，要针对具体情况，因为各地情况不一。
黄绍竑说：
他在政协3月举行的会议上原来主张“分的方案”，后来同意“合的方案”，现在也仍然同意“合的方案”。
但是对于自治区的名称，他主张采用“广西省僮族自治区”，他说保留一个“省”字可以照顾广西汉人的民族感情。
其次，他提出先把自治区自治条例拟订出来，自治条例的内容要具体，这样汉、僮两族才好合作。
陈其瑗说：
采用“广西僮族自治区”这个名称比较恰当，“广西自治区”、“广西省僮族自治区”等名称都不对。
因为，“广西自治区”这个名称没有指出是那个民族在实行自治，“广西省僮族自治区”名称中“省”同“自治区”是矛盾的。
林虎表示同意陈再励的发言。
他说，这几个月来的宣传工作很有成绩。
原来的几个不同方案，经过酝酿后，大家选择了合的方案。
少数人当然还有意见，今后还应该进行宣传解释的工作。
卫立煌说：
如果在旧社会，我是不赞成建立僮族自治区的。
因为旧社会是私有制，建立民族自治区后，可能发生民族之间互相搬家和互争财权的现象，现在是新社会，打破了私有制，建立民族自治区不会发生上述现象，因此我完全赞成。
黄琪翔说：
自治区名称中“省”字可以不要，有“广西”两字就可以照顾汉族的感情了。
黄绍竑在大家发言后接着说：
我同意建立僮族自治区，同意“合的方案”，但是关于名称问题，我主张用“广西省僮族自治区”，“省”有几百年的历史，我是留恋“省”字的。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自治区建立后汉族的政治权利问题，要考虑这个问题的后果，在自治区的筹备工作中，应该作好这件事。
他说现在还没有水到渠成，应该有一个酝酿过程，把一些问题搞透彻。
黄绍竑在发言中对李维汉“关于建立僮族自治区问题的一些看法和意见”中的若干论点有不同意见。
李维汉在最后都作了说明。
在讨论结束时，李维汉对各种意见作了归纳。
他说：
大家都赞成建立回族自治区和僮族自治区，对建立僮族自治区赞成用“合的方案”。
关于两个自治区的名称问题，大家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可以继续从容考虑。
我们建议甘肃代表团和广西代表团将建立两个自治区的方案提交国务院，经过立法手续后，再作筹备工作。
在筹备工作中，使一切问题作到瓜熟蒂落。
李维汉请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主持成立两个小组，以便继续讨论建立两个自治地方的有关问题。
他说政协常委会常务委员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和有关人士，都可以自由参加这两个小组的讨论。
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印度尼西亚足球队
新华社3日讯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接见了印度尼西亚国家足球队。
接见的时候，在座的有贺龙副总理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马约翰，副主席荣高棠、董守义、黄中。
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维约普拉诺托和夫人也在座。
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同客人们一起在中南海畔观赏了这里的黄昏景色。
（附图片）
毛泽东主席6月03日接见印度尼西亚国家足球队全体人员。
图为接见时合影。
前排左起：
马约翰、安东·波加尼克、贺龙、科沙西·普瓦内加拉、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夫人、毛泽东、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斯里亚民、周恩来、达尼·苏玛尔佐、董守义。
新华社记者
邹健东、侯波摄
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继续举行
本报讯
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在3日上午继续举行。
到会有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和在京中央委员三十多人。
钱昌照批评有些党员架子十足
钱昌照在会上发言说，革命胜利以后，有些党员同志骄傲自满，对党外人士看不起，漠视甚而至于鄙视，这在群众中，特别在知识分子队伍里，引起强烈反感；
同时又由于革命的艰苦过程，有些党员同志很自然地保持适当的警惕是必要的，但过分警惕，对党外人士老是怀疑，歧视甚而至于敌视，这就使得愿意向领导党学习、愿意为国家贡献一切的党外人士感到伤心，也就使得社会上有些积极因素变成消极因素。
钱昌照说，个别党员同志确是架子十足。
有时为了公事同他们联系，去信不回信，去电话不回电话，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给你一个极其冷淡的答复，这是极粗暴恶劣的对人态度。
这些同志应放下架子，否则，他们既不能接近群众，群众也无法去接近他们。
他说，经过此次整风，领导党当然更加提高，民主党派也必须提高。
领导党现在是边整边改，民主党派一方面帮助领导党整风，一方面应当检查一下自己的工作，发扬民主，克服缺点。
翁文灏说，下面的统战工作，作得空空洞洞，有名无实。
他说，天津有一家永明漆厂的总经理是化学专家，有多年制漆经验，很有成就，但因为是非党员，就受党员经理的歧视，技术上的问题不能过问。
想作试验，没有原料。
他还谈到，去年去河南视察，曾邀集洛阳的一些工厂的非党工程师座谈，很多人都谈到不能了解情况，和党有隔阂。
他分析说，过去共产党为了打倒敌人，把剥削阶级当敌人看，是对的，现在情况不同了，但仍把它们当敌人看，不信任。
他说，这种绝对观念不取消，共产党就会脱离群众，建设就不会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指责非党员没有主人翁思想，工作消极，是冤枉的。
丁贵堂认为正确适当地放手使用非党人士，所谓墙与沟就能不再存在
丁贵堂说，他认为宗派主义的形成，是由于他们认为自己是特别材料制成的，他们比一般的人优越，看不起非党人士。
他说，假如有关的一些党员同志能够改变认识，承认非党人士和他们一样同是中国人，也同是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中国人，承认非党人士的政策思想水平虽不如一般党员的高，但数年来经过党的教育和主观努力学习，已有了相当的提高，承认非党人士是衷心热烈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并愿永远跟党走的，承认非党人士是心悦诚服地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并愿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总之，如能够承认非党人士是可以完全相信的，正确适当地放手使用他们，则所谓墙与沟就能不再存在了。
陈建晨不同意章乃器和储安平的某些观点
陈建晨发言，首先对“放”“鸣”提出自己的看法。
她认为现在有不少人怕“收”，也有人想“收”。
她认为怕收，没有理由；
有人想收，也收不了。
种子撒下去，想早收，不行，要等长出谷穗来；
硬收会违背人们的意志。
她认为什么话都可以说，而且可以争辩，“鸣”“放”以后，应当进入明辨是非阶段。
她对6月02日人民日报所刊登的章乃器在民建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了分析和批判。
她说，章乃器认为“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工作上分公私，分党与非党，则工作永远作不好”，“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不能说有本质的区别”，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
她对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
表示不满。
她愤慨地质问说：
“我们参加革命的目的难道是为了坐交椅么？”
同时她对储安平所谈的联合政府问题也作了批判。
她说，在民主革命阶段，毛主席是这样讲过的；
但是1954年宪法公布以后就不同了。
宪法规定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国家，现在是消灭阶级，怎能有阶级联合政府呢？
不能把过去的道理搬到今天来用。
蔡廷锴在发言中谈到他虽然担任了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体委副主任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但事情不多。
他对这一点表示不满。
苏从周、邵恒秋、刘斐三人也在会上发了言。
马约翰设宴欢送印度尼西亚足球队
新华社3日讯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马约翰今晚设宴欢送印度尼西亚国家足球队全体人员和印度裁判巧克拉瓦蒂、缅甸巡边员吴巴当。
他们将在5日离开北京回国。
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以及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维约普拉诺托和他的夫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宴会结束以后，宾主双方互赠了礼品。
印度尼西亚足球队领队科沙西·普瓦内加拉把印度尼西亚足球队队徽戴在贺龙副总理的胸前。
出席今晚宴会的还有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副主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副主席以及中国足球协会和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的负责人等。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印度和缅甸驻中国大使馆的代表。
缅甸巡边员曹根元因为感冒没有参加今晚的宴会。
个别谈心言无不尽
本报讯
云南大学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中，采取个别谈心的办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起初他们也采取座谈会的办法，并且谈出了许多意见，但大家总是看报上揭露到什么程度，他们就揭露到什么程度。
云南大学党委研究了这一情况，认识到要大家做到“言无不尽”，除了要注意思想发展的规律而采用和风细雨细水长流的办法外，还必须注意到知识分子的特点和学校的具体情况。
知识分子自尊心强，比较爱面子，在会上被批评的人比较难于接受，提意见的人也有许多顾虑，有些问题牵涉的人很广，更为不便；
而且在会上还容易冲动，闹成僵局。
于是他们就决定除座谈会外，并采取个别谈心的办法；
各党员领导干部，知道谁对自己最有意见，就主动的诚诚恳恳的找他谈。
在谈心时，除彼此之间的某些误会外，一般都不忙于解释，只抓住正确的意见进行自我批评，并表示决心一定要做知心的朋友。
一次谈不完，两次，两次谈不完三次，总要做到言无不尽才止。
张其浚副教务长和王士魁教务长，过去由于党委对他们的意见不够尊重，什么事情只是会上征求一下意见，事先没有好好和他们商量，使他们觉得自己是“庙门口的一对石狮子，光摆摆样子”，意见很多。
他们搞了五年教学改革，其实他们是不赞成教学改革的，也一直没有露过一点意见。
这次经过反反复复将近一个月的谈心，真正的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由于压了多年的话都谈出来了，而且党委也立即在工作上作了改进，使他们真正觉得是有职有权了。
他们工作积极起来了，并检查了自己的缺点，还找了一些老教授一道研究如何改进教学。
北京国画家举行座谈会
认为中央美术学院领导上是排斥国画的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新华社记者王孔诚报道：
“中央美术学院领导上是排斥国画的。”
陈半丁、徐燕荪等六位国画家召集的北京市的国画家和国画爱好者，在2日举行的座谈会上再一次申述了自己的这种看法。
他们认为中央美术学院的某些画家们在上月下旬举行的座谈会上对学院所作的辩护是带有宗派主义情绪的。
很多国画家都认为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对中央美术学院和这个学院的院长江丰提出的轻视国画的批评是正确的。
国画家李智超说，钱副部长的意见是反映了解放后八年来国画家的呼声，支持了真理。
国画家们还进一步阐述了钱俊瑞批评中央美术学院领导排斥国画的根据。
国画家秦仲文说，中央美术学院是一个培养艺术人才的高等学府，可是没有国画系；
学院中的彩墨画系并不等于国画，中国画不光是彩和墨，它主要地还包括有笔精墨妙，诗情画意、遗貌取神等传统技法。
学素描我是不反对的，可是学院强调它而忽略了临摹就错了。
因为中国画的传统技法主要是靠临摹得来的。
国画家吴幻荪谈，由于素描能掌握形象，所以是要学的。
可是素描不是万能的，它不能包括中国画的传统技法。
中国画的笔法如线、皴、点，墨法如燥墨法、湿墨法、活墨法、焦墨法，以及刚柔相济、疏密相间、燥湿互用、浓淡相生等技法特色，学院由于强调了素描，就不教这些。
我看过学院彩墨画系教授们的画展，和学生们的习作，里边这些传统的技法体现得非常少。
我就这些问题曾给学院领导上提意见，可是领导上就不理。
学院领导上信任的一些人对国画的知识都是不太懂的，甚至有的对待国画是虚无主义者。
在学院彩墨画系作讲师的国画家黄筠说，在学院中我们是有职无权，许多事情都不通知我们，并且还受气。
江丰是轻视国画的，他强调教员少，组织不健全，所以关于中国画教学上的钟点比起油画来安排的相当少。
国画家于非暗说，中央美术学院不应当只重视彩墨画，一花独放，而应该发展各个画种。
国画家周怀民说，他的女儿也在学院学国画，但她的国画知识一点也没有。
国画家们对中央美术学院某些画家们在上月下旬举行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提出了意见。
吴幻荪说，他们在为江丰辩护时，对问题的看法不全面，使人感到还有宗派主义在作祟。
结果形成墙未拆而愈高，沟未填而愈深。
国画家田世光说，江丰院长自己都承认对待国画有宗派主义，可是别人为什么还要替他辩护呢？
中国画研究会会员汪国堂说，替江丰辩护的人说江丰重视年画，但年画不能代替国画，也不等于国画。
来自东北博物馆的杨仁恺说，我觉得学院的同志更应当虚心地检查自己，“洋”“土”并重。
黄筠不同意有的美术家把国画家对学院的批评认为是属于国画家人事上的安排问题，他认为这是替江丰辩护。
会上有些国画家还希望报刊上为他们打开门，多登一些国画家的作品。
改善公私关系的我见
民建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印染专业公司副经理李樾卿
自从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行传达以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已成为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也使我国人民政治生活发生了新的生动活泼的变化，真所谓雨露所及，万木向荣。
上海不少工商业者和民建会员同各阶层社会人士一样进行了热烈讨论，普遍的感到兴奋得到鼓舞。
时代已经变了！
我国内部大规模阶级斗争刚才结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正在经历着空前未有的物质变化和精神变化。
国内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就使人民内部矛盾上升到比较显著的地位上来。
就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来说，人民内部矛盾主要反映在对私改造工作方面，问题的关键还是公私共事关系。
应该肯定，上海市公私合营企业的公私关系比去年已有显著的改善，并还正在进一步的健康地发展着。
但是也应该承认，不少企业的公私关系离开客观要求和主观愿望都还有着不同程度的距离。
公私之间虽没有表面化的矛盾，但有潜伏着的矛盾，是那么淡淡的，像有一幅轻沙，一层厚幔，一道木板，一堵高墙隔了开来。
在现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仍有矛盾存在是完全不奇怪的，是合乎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
但是问题不在于矛盾的存在，而在于对待这种矛盾的正确态度。
公私关系的矛盾是属于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但绝不能因为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而忽视他。
不正确的对待和处理将会影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这一部分积极因素的充分发挥作用。
事物的矛盾必然关系到矛盾的对立面，也必然有其主导的一面。
公私关系自然是公私双方的事，但是公方是主导的一方。
我们对公方的要求是更好地领导企业的改造，进一步帮助私方进行个人改造，领导企业全面地完成各项政治经济任务。
但是，部分企业的公方，对当前客观形势的根本变化熟视无睹，依然以旧的眼光看新的关系，还不习惯在新情况下用新办法处理问题，加上有的公方存在不同程度的宗派主义情绪，这就影响公私关系进一步的改善，也会影响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少数公方无视于资产阶级分子积极一面的增长，仍把私方看作“原来”的，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是毒草。
把他们在企业经营管理和增产节约中提出的建议和意见，闻了又闻，是否带有“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思想”的味道？
有的专业公司不分企业规模大小，找出一般化的要求，像在统一规格，形成有些企业科室分工过细，管理人员有超过全厂人数20％—30％的，会议重叠，报表繁琐。
有的私方就谈起了过去：
机构比较精简，比较精打细算，经营方式比较灵活，某些方面效率较高，市场销售情况比较敏锐，但是一顶“资本主义思想”的帽子使私方下次不敢再提。
资本主义企业必须以社会主义原则进行改造是坚定不移的。
但是对某些还有一定长处的地方予以有批判地适当运用，对社会主义还是有利的。
正不必谈虎色变，也不必视作洪水猛兽，一棍打杀。
资产阶级分子，大多数具有一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经验，国家把他们视作财富。
但是，“士为知己者死”，不少私方都有知己难逢之憾。
有的私方觉得公方看不起他，不信任他，在工作中支持不够。
某药厂私方具有二十多年制药的生产经验，但不是高级知识分子，公方说：
“他算什么技术”！
某橡胶厂私方提出改进胶鞋衬里布制裁方法，要求试验，公方说，“人家已经试过了，试不成功的”。
有的私方说：
“我们提出的建议方案制度办法，常在公方抽屉中处无期徒刑”，也有对必要问题缺乏真诚协商的精神，真主意假商量；
像某印染厂公方已经将科室负责人名单送专业公司审批，才与私方商量。
怀才不遇，郁郁寡欢。
私方就把希望寄托在专业公司，但是专业公司什么都是找公方，公方有分身乏术之感，而私方有髀肉复生之叹。
有人说，现在的公私关系不是“酒逢知己千杯少。”
而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有的公方只与党员，工会干部等接触。
平日与私方除工作外，很少接触。
有的像“敬鬼神而远之。”
早晨说一句“你早”。
中午说一句“饭吃过了？”
下办公说一句“明天见。”
一个民建同志说：
“我们多么希望成为朋友，成为‘自己人’，成为真真的同事啊！
要缩短距离，组织指示我们要主动靠拢。
有一天在中午休息时间，公方与几个同志在热烈谈笑，我也走进房间凑上去，他们的谈笑停顿了，公方站起来问：
有什么事情吗？
我真说不出当时的滋味。”
有人说：
“我们在一室办公，他总与几个党员细声悄悄的谈，使我坐不是走又不是。”
公方负有帮助私方进行自我改造的责任，多接触，多谈家常谈思想，更容易了解，对帮助改造也非常必要的。
个人改造是一件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待思想问题不能用粗暴的方法，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命令或压制是无效的，但是有的公方不善于运用鼓励与批评的方法。
有的把私方的创造性建议张冠李戴地奖励了职工，有的轻信单方片面的反映提出批评，有的用开大会斗争的方式进行教育。
大部分公方过去是没有业务经验的，一年多来很多同志虚心学习刻苦钻研，业务技术都成了内行，但也有的还是懂得非常少，他们缺乏虚心学习的精神。
个别的还装腔作势，混充行家，拿了公方的招牌，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不倾听和研究别人的意见，一概抹杀。
有的甚至包办或干涉了党和工会的工作，这样不仅不能发挥各个组织分工合作，相互配合的有机作用，有时还形成相互间的矛盾。
这些潜伏的矛盾影响公私关系进一步的改善，也影响了企业改造，不能够主动地考虑结合企业的特点很好改造。
我们认识到任何人在工作中，缺点和错误是可能发生的，更何况在这伟大变革中的具有创造性质的改造工作。
我们不应该为公方某些个别的缺点而否定了已经获得的显著成绩。
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缺点，不强调，不夸大，以关心和友好的态度进行帮助。
是的，这在有些私方还很不习惯，有的以自己的身分而自卑，有的还存在顾虑和惧怕，有的即使批评也远兜圈子，半吞半吐，欲言还止。
毛主席指示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法。
是一家人了为什么不批评呢？
当然这在提出意见的一方固然要有直言无隐的勇气，在听的一方也必须有听逆耳之言的雅量，不应有任何成见，要以千里市骏骨唯恐不至的恳切态度和虚心诚恳的民主作风。
同时我们私方人员非但不应冷眼旁观，要热诚相互帮助，还应该反求诸己。
如果因见到别人的缺点而得意自满，那就是最大的幼稚病，更是大错特错了。
扪心自问，我们民族工商业者实际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旧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作风的，这些同样影响公私关系进一步的改善。
有些工商业者还不能真诚的接受公方领导，不能推心置腹合作共事而是貌合神离阳奉阴违。
对待能力差的公方冷声冷气看不上眼，对待能力强的公方唯唯诺诺阿谀逢迎。
有的总是强调与公方个性不合，靠不拢，但是不反躬自省，个性不合正是由于我们的旧意识旧作风还很严重呢？
表现在企业工作上，有的积极性忽冷忽热，所谓得意时趾高气扬，拂意时满腹牢骚，总觉得今天的企业不如当初切贴可爱，同命运共呼吸般情感深厚，就做天和尚撞天钟，喝了“分工”“门前杯”，得过且过算了吧！
企业反正有公方顶在那里，我是“老二”。
自己的社会主义经营管理一套尚未学好，免得多做多错。
个别的确有“一分钱一分货”“按酬付劳”的想法。
再多动些脑筋，五厘也不会变六厘。
一个钢窗厂的私方，每日到厂办公没有定时，但是坐茶楼上澡堂倒有定时，专业公司通知开会叫十三岁的儿子去代表，说“反正我也做不了主！”
自然这种例子是极个别的。
表现在生活习惯上，奢侈浪费，挥霍铺张，好逸恶劳，贪图享受，还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我们日常生活上。
少数的还表现在经济活动上的挪用公款，贪污营私，据市纺织工业局不完全的统计为数已达十六万五千元。
第一轻工业局所属十一个专业公司的初步调查，除火柴制笔工业外，各系统都有这些违法行为，白天社会主义晚上资本主义，以及地下厂，自发户也已经不是个别的了。
这些事实说明了民族工商业者消极的一面虽然已大大削弱，并且已从过去表现在经济方面为主转向以思想意识作风方面为主要的了。
但是消极一面还是存在的。
这也正是产生矛盾造成隔阂另一面的原因。
矛盾是可以解决的，矛盾的统一正是使事物发展的力量，相互指摘一番或者把矛盾掩盖起来都不是解决的方法。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需要矛盾的双方共同主动的努力，撕毁轻纱或厚幔，拆除隔板或高墙，我们私方人员要进一步接受公方领导，进一步鼓舞起爱国主义热情，热爱自己的——人民的企业，积极地负起责任，搞好工作，在增产节约中作出成绩，以具体行动来改变工人群众对我们的观感。
通过工作实践来改造自己。
虚心诚恳勇敢地接受批评，也虚心诚恳勇敢地提出批评。
但是有那么多复杂因素，造成相互间的隔阂。
愿意接受改造的民族工商业者的要求了解，要求关心，要求帮助，要求以自己人相待的心情是可以想像的，这就要公方的领导和努力了。
事实说明一年来工商业者在党和政府在团结教育改造的影响下，已经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党对工商业者采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是完全正确和有效的。
希望在这一基础上，党、政府以及专业公司，也进一步给予关心，帮助和教育，同样也进一步对公方给予关心，帮助和教育。
在这伟大的变改时期，在党的正确政策的指导下，公私双方主动地相互了解，相互谅解，相互帮助，相互批评，这人民内部矛盾中一个方面的公私关系肯定会大大地改善。
“资本家很快要变成工人”，这需要主观的努力也需要外力的帮助，把这一部分积极因素进一步调动起来，在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尽快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事业。
新疆各族作家要求贯彻“鸣”“放”方针
本报乌鲁木齐电
出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家代表会议的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柯尔克孜等民族的多位代表，5月23日座谈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哈萨克族的曼德说：
“牧区正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领导上没有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牧区，因此，哈萨克族的文艺工作者反映当前政治斗争的作品很少。”
他建议自治区文艺领导部门在下面设立基层领导机构，以加强对文艺工作者的统一领导。
来自喀什的作家努尔买海买提艾尔肯（维吾尔族）认为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还没有很好的贯彻下去，下面的文艺工作者对这个方针还不了解。
他提到喀什的文艺现状时说，喀什的剧院目前都变成了电影院，原因是没有戏演。
一些作者写出了剧本请领导上审查，但领导上说他们不懂，转给内行的同志去看，结果像石沉大海，得不到答复。
他说，现在不是文艺工作者不想放，不想鸣，而是没人支持。
居马洪（柯尔克孜族）说：
有些文艺领导人不好好学习，不懂得文艺的特点，用行政命令要作家在多少天写出什么作品。
胡道外特塔里甫（维吾尔族）说：
“领导上对文艺工作者要求高，支持少，甚至错误地提出，不要写说说唱唱那些小玩意，应该像普希金那样写才对。
但相反，他们又不给作家创作的方便条件。
现在乌鲁木齐市开始‘放’了，但底下并没有放。”
呼地阿赫买特（维吾尔族）说：
“领导上不利用当地的力量，只往下派作家去体验生活，结果，花了时间，花了钱，还没有写出好作品。”
阿斯哈尔（哈萨克族）说：
“自治区文联对乌鲁木齐的文艺工作的领导，我不知道，可是，对下边的领导是根本谈不到的，文联领导上有官僚主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在报刊上公布了，但领导上没有教给文艺工作者怎么做。
希望作家协会成立后能改变这种状况。”
座谈会上，大家对自治区的几个文学刊物和编辑部也提出了批评。
沙里根（哈萨克族）说：
“去年秋天到今年春天，我给伊犁的一个文学刊物写了十八首诗，但都没有发表，也没有说明原因。”
阿斯哈尔说：
“我觉得自治区的几个文学刊物变成了新疆学院和乌鲁木齐市一些教员的刊物，真是‘谁坐在锅跟前，谁的勺子先下锅。
’”艾丝那喀热（乌兹别克族）说：
“我们乌兹别克族连一个小报纸也没有，主要靠伊犁苏联侨民协会供给一些文学读物；
我们自己组织的业余创作小组，也因为无人指导而散伙了。
‘百花齐放’是让每个民族的花朵都开放起来，希望领导上重视对乌兹别克青年作者的培养。”
有职有权，亲密无间
本报记者 陈一超
公私合营五华医疗器械厂的资方副厂长薛涌，在一次会议上说：
“我这个副厂长，不但有职有权，而且和公方代表相处得亲密无间……”
这个厂的公私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我决定去访问一下，亲自看一看。
那天，正遇着薛厂长在主持生产会议。
在会上，大家争论很多，参加会议的由资方人员担任的科长和车间主任，都毫无顾虑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最后，薛厂长把大家的意见归纳起来作出了决定。
快要散会时，工会主席杨光泽对行政不够重视工人的安全提出了批评，他说：
“锻工没有护袖，手臂都烫伤了，磨工的保护眼镜也不够用，领导上应该赶快解决。”
薛厂长马上接受了这个批评，并指示供销科科长要在最近几天把这两件事办好。
会后，党支部书记席经蕃来找薛厂长商量召开工厂民主管理委员会和评发奖金的事情，薛厂长不同意党支部书记提出的对一、二季度奖金的处理意见，经过一番争论后，支部书记同意薛厂长的意见，等待多方面研究后再作决定。
这时，薛厂长转过身来笑着对我说：
“你可以看出来我是不是有职有权了吧？”
他接着说：
“刚合营时，可不是这样。
那时两个厂长分工不明确，说是让我管生产，可是生产财务计划的审批和车间的人事调动都不用我管。
我心里也想：
合营了，事事都由公方厂长负责，我可以万事大吉不用管了，所以明明看到材料供应不及时发生窝工，也不提意见。
有一天下午，公方厂长张步全亲切地对我说：
“我对医疗器械的生产技术不大懂，又常出去开会，而你是这方面的内行，那你就负责审批生产财务计划和管理全厂的生产，我来负责全厂的思想教育工作和其他方面的重大问题。
你觉得这样分工怎样？”
当时我心里一惊，全厂的生产大权都交我来掌握，你张厂长能放心吗？
更担心的是挑起这个担子以后，出了问题要受处分。
因此，我就说：
“我过去是十几个工人的小厂长，现在是一百多人的大工厂，每月有两、三万元的生产开支，万一在管理上出了偏差，这责任就大了。”
不等我把话说完，张厂长就接着说：
“你只管放心大胆地去负责，如果是因为没有经验出了偏差，我们共同来纠正，我是正厂长，我对生产当然要过问，要是追查责任的话，我比你的责任更大，你不要有顾虑。”
看张厂长这样诚心真意地鼓励我，我就大胆地把全厂的生产责任担负了起来。
谈到这里，薛厂长高兴地说：
“张厂长不但放手鼓励我去负责，并且给我创造大胆负责的条件。
张厂长除了经常在工人、干部中间进行统战政策教育，要他们尊重我的领导外，还具体帮助我学会管理企业的方法。
我在私营时期，从没开过生产会议，都是我说了算。
而张厂长在国营工厂当过车间主任和代理厂长，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他是有经验的。
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后，他就先主持几次生产会议让我看，然后来让我主持。
碰到困难的问题，我们都在会前商量好解决办法，会上他又帮助补充我讲得不全面的地方，会后还帮助我总结会议的缺点。
由于张厂长这样具体的帮助，我很快地就掌握了这套管理方法。
有了管理生产的本领，我才能真正作到了有职有权，否则，光有权没能耐，也是一句空话。
“我同张厂长虽然有分工，但是厂里其他事情，张厂长还是常来征求我的意见。
去年工资改革时，张厂长提议我当厂里工资改革委员会的主任，我对评工资的很多意见都被采纳了。
有一个私方人员，按技术水平来说，应该评为四级工。
但因为他在私营时长期没有参加生产，合营后参加生产显得不够熟练，因此，大家就评他为三级工。
我反对这个意见，经过争论，后来大家同意把他改成了四级工。
我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大胆提意见的，在合营初期，也是顾虑多，有意见不敢说出来。
后来我提了一些建议，得到张厂长的支持，我的顾虑才渐渐消除了。
这样一来，张厂长越支持我，信任我，我就越敢坦率地向张厂长提出各式各样的批评和建议。
我提出试制新产品、改进工具、调整科室力量等建议，都得到张厂长的支持而实现了。
当然，我有时提的意见不大正确。
例如，去年我们厂里管理干部多，我只想把多余的干部推给上级去重新分配，谁知道北京市医疗器械公司不但没有帮助厂里解决这个问题，反而把公司的一个干部派到了厂里来。
我当时非常反对公司的做法，而张厂长的意见却和我不同。
他认为应该根据每个干部的情况，尽可能分配到车间去参加生产，这样既可以增加生产力量，又免得给上级增加困难。
张厂长和我多次交谈，我勉强同意了。
现在，分配到车间去参加生产的干部，成了技术工人，我完全信服了张厂长的远见。
“光在工作上能合作得好，并不能真正消除思想上的隔阂。
我和张厂长在思想感情上、生活上，也同样相处得来。”
他指着朝南的三间厂房说：
原来我们两个都在那个房里办公，也在那里睡觉，今年调整房子时，我们俩才分开住在这两间西晒的小房子里。
过去我们住在一起时，经常谈天到半夜，可以说是无话不谈。
谈工厂的事情，谈家庭、孩子和个人的经历。
张厂长谈他在红军时的长征经历，对我教育很大。
在平时谁批评谁的缺点，或谁请谁吃顿饭时，从来没有顾虑到你是公方、党员，我是私方，处处存戒心。”
他说：
“我不同意撤除公方代表。
拿我们工厂来说，如果没有张厂长，说什么我也领导不了这个厂，不说别的，光说工人和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我就作不了。
去年三季度，市场上买不到进口货的沙轮和钢锉，而工人强调非用进口工具不能保证产品质量。
过去私营时，资本家不买进口工具，工人就闹着不愿干活，现在，经过张厂长帮助进行了思想教育，工人不但没有再强调要进口货，反而利用废钢棍每月自己动手做一百多把钢锉，产品质量也保证了。
如果没有张厂长的帮助，我的意见是很难得到工人支持的。”
舞台美术家
批评戏剧事业的领导机关
本报讯
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最近联合召开了“舞台美术家座谈会”，到会的有首都各剧院、工会系统的剧团及中央戏剧学院的舞台美术家们，一致认为戏剧事业的领导机关——文化部、剧协、军委文化部和各级剧院、团的领导上，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大家首先提到文化部建筑剧场时不尊重舞台美术家的意见，任凭某些工程师主观设计，以致剧场既不合用，又造成浪费。
对舞台美术家们的工作条件亦不重视，全北京找不到一个较大的画景室，一年四季，布景大都在露天制成。
中央戏剧学院只培养舞台设计者，演出技术人员的培养无人负责。
各剧院的领导也轻视舞台美术家，剧目公演时报纸上往往没有设计者的名字；
聘请舞台美术家工作时，往往不给稿酬。
舞台设计者和技工们的薪级也是最低的。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有一个三十年工龄的道具专家，评的级比三两年工龄的演员还低。
相当多的导演对舞台美术家极为粗暴，不懂装懂。
导演陈其通是粗暴的典型，他以军衔命令来领导艺术创作，动辄骂人笨猪、吃白饭的，他说他参加革命时别人还在娘肚子里；
很少和美术家谈导演意图，等设计图绘出以后，就拿钢笔在上面乱划，等到根据他的意见把布景做成，又嫌不好，于是拿锯子乱锯，把布景锯倒了，还骂：
“妈的，为什么做得不结实？”
由于陈其通的“朝令夕改”，使总政文工团的美术家经常连续工作到四十小时以上。
舞台美术家们一致认为粗暴的导演并不只是一个两个。
会上总政文工团的美术家们提出“合作也好，领导也好，新中国应把我们作一个人看”。
舞台美术家在社会舆论上得不到支持。
各杂志报刊经常把他们的文章踢来踢去。
“戏剧报”上极少登载舞台美术的文章，即使登了也改得面目全非。
今年“戏剧报”登载了吴雪的一篇文章，他说目前导演、剧作、表演的水平都比解放前高，只有舞台美术的水平不及以前。
很多美术家提出了反批评，但“戏剧报”把所有的稿子都压下来了。
因此他们希望能办一个舞台美术季刊来作为“争鸣”的园地。
很多剧院的领导给美术家乱提方向。
陈其通一会儿说：
“你们的方向是风格化”，一会儿说：
“你们的方向是轻便易行”。
但是这些领导者往往自己也不懂什么叫“风格化”，但是总政文工团的导演要美术家做一块石头的模型，重几百斤，比真石头只轻三分之一，出门得用大卡车拉，舞台美术家说这也算“轻便易行”？
最近在导演里又吹起了一片“洗练”之风，结果只是使舞台美术“简单化”而已，一点艺术气味也没有了。
轻视舞台美术的风气已经吹到了戏剧学院里。
学院的领导不重视舞台美术系的工作，以致使得教员没信心，同学不安心，想改行。
因时间限制，许多同志还没有谈完，大家希望继续召开。
上海建设
用玻璃纺纱织布的工厂
新华社上海3日电
一个我国从来没有过的新工厂——用玻璃纺纱织布的工厂，即将在上海出现。
这个新厂的创办人程伟民在1日告诉新华社记者说，他负责筹建的制造高级玻璃纱布的工厂，将是一个大型的实验性工厂。
在这个工厂里，将要安装四十台他所设计出来的纺丝机，一只熔化玻璃的坩锅窑以及一批拼丝机、织布机等设备。
建设完成后，这个厂可以年产十多吨耐酸、耐碱、耐高温的各种玻璃纱、玻璃布、玻璃绳、玻璃带等产品，供航空、电机等制造工业试用。
同时，通过实验性的生产，逐渐地改进制造玻璃纱布的工艺过程，为建立更大的玻璃纱布制造厂积累技术资料。
目前建厂工作正在积极进行。
一座面积有好几亩田大小的厂房，已由华东纺织工业管理局拨给负责筹建这个新厂的上海市电讯电器工业公司。
制造高级玻璃丝用的机器，也正由上海市第1机床制造公司试造样品。
预计年内可以开工生产。
这个工厂建成后，进厂的将是沙子等制造玻璃的原料，出厂的却是洁白柔软的玻璃纱、玻璃布等产品。
由于这个厂制造高级玻璃丝方法不需要贵重的白金坩锅。
每台纺丝机的设备费用预计只需一千多元，投资极省。
估计在一年之内可以收回全部建厂费用还有余。
乡、社干部怎样参加生产？
目前已有很多乡、社干部积极地参加了生产，究竟怎样参加生产才好，办法须要研究一下。
从我们安徽宣城地区来看，当前干部参加生产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1，由生产队拨田，干部单独生产，单独记工，由社统一分配，进行包工包产。
如寒亭区创造农业社就是采用这种办法，每一个社干部由生产队拨田二亩二分单独种。
这种办法的好处是便于记工，干部的生产责任心强，也可以做出样子给社员看。
缺点是不能在生产中领导生产，不能使领导生产和自己生产结合起来。
第2，干部集体开荒，一起生产。
如周王区新田乡就采取这种办法。
好处是可以扩大耕地面积，也便于管理，干部生产劲头大。
缺点是要有一定的时间，干部要集中，不能从生产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还要单独有一套生产工具。
第3，干部在哪里工作，就在哪里生产。
好处是便于工作，不脱离群众。
缺点是：
正如群众反映：
“干部生产这里捣一下，那里插一下，工分不好记。”
同时干部本身对生产也没有责任心，往往流于形式，今后工分补贴也没有标准。
第4，照顾居住、工作分片包干，分配生产任务，干部就地参加生产。
如湾儿区百花社有六百多户，划为三片，每片有两个干部。
干部除负责这一片工作外，每人每月规定做八个劳动日。
社主任徐继来，家住在第二片，本人分工也在第二片，除工作外，每天抽出时间参加生产，可以做到三至四分工。
这种办法好处是：
既能加强工作责任心，又能搞好生产，既能发挥干部参加生产的积极性，又能与群众打成一片，真正能起到在生产中领导生产的作用，干部满意，社员也欢喜，工分又好记。
以上四种办法，我们认为最后一种办法较好。
但为了发挥干部的领导作用，这种办法，必须订立制度，定期碰头研究工作，防止“分片如分家，互不通气”的偏向。
我们对干部参加生产还缺乏经验，到底那种办法好，希望大家研究。
王绍刚、崔峰
养“机器蚕”的人
陈典谟
十九年前的理想
上海南京路上有条弄堂，名叫静安别墅。
这条弄堂里住着一位“养蚕人”。
但他养的不是普通的蚕，而是一条一分钟能吐二万多公尺丝的“机器蚕”。
这个“养蚕人”名叫程伟民。
说起他养活这条“机器蚕”的故事，可以一直追溯到十九年前。
当时，程伟民才十五岁，在中学读书。
他很喜欢养蚕。
家里的人都称他“蚕迷”。
有一天，“蚕迷”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玻璃纤维的文章，说这种纤维比蚕丝还细，能织成像蝉翼一样透明光洁的玻璃布，做出的衣裳比绸料的还轻。
这件事情激起了他极大的兴趣。
从那天以后，程伟民每天早上少吃一个大饼，把钱积下来，买些材料作试验，同时特别努力地去钻研化学、物理等功课。
念完高中以后，许多同学都跨进大学，但他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没办法升学。
为了继续研究试制玻璃纤维，他便在晚上到交通大学去旁听，增加化学、物理方面的知识。
当他找到了银行小职员的工作，生活稍稍安定下来以后，便节省些钱买一些试验材料，并且借了一只煤气灯，继续进行研究。
无数次的失败，都没有动摇他的信心。
1946年，他自己设计成功了溶化玻璃的电热坩锅，试制成功了初级玻璃纤维。
可是，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不仅没有人关心这个科学成就，他还被反动政府用“制造军用品”的罪名，敲诈去一笔钱。
从此，这位青年科学研究工作者，不得已只好离开自己心爱的“家庭研究室”，流浪到街头去替人们修理脚踏车。
共产党的阳光终于消除了凝结在程伟民心头上的阴影。
上海解放不久，国家工业部门的一位干部寻找到了程伟民。
他马上参加了中国第1个制造玻璃纤维的工厂——斯美玻璃纤维工厂的建厂工作。
以后，他就在这个厂里担任工程师。
这个厂生产的是初级玻璃纤维，不但丝很粗，而且容易断，只能做一般的绝缘、隔热材料。
去年06月，上海电器电讯工业公司向程伟民提出一个任务，要他在短期内试制成高级玻璃纤维，并且交给他一万元的试验费。
程伟民便暂时离开工厂，又回到自己的家庭研究室去了。
一万元和两角
试制高级玻璃最主要的问题，是要提高玻璃纤维的耐热度。
初级玻璃纤维只有摄氏八百度的耐热性，高级玻璃纤维的耐热性要达到一千五百度。
根据国外的技术资料，溶解玻璃的坩锅都是用耐高温的白金做的。
程伟民跑到机械配件商店去买这种坩锅，接待他的店员问他需要买几克重的。
“几克重的怎么行呢！
起码要七百克重的。”
程伟民说着，将手里的图样递给他。
那位店员带着惊讶的神色，摇摇头说：
“这么重的白金坩锅，听都没听说过。”
“多少钱一克？”
“二十四元。
我们这里最重的一只只有六十克。”
程伟民回到家里，把原来设计的白金坩锅改小了，重量减少到只有四百五十克，准备再去请机械配件商店想想办法。
脚跨出了大门，又转身回到屋里。
他想：
即使店里能设法解决这个问题，高级玻璃纤维能在短期内制成功，但是将来建厂大批生产的时候，就需要一百多只白金坩锅，国家要投资很多；
再说，哪里去找这么多白金呢？
现在，有些国家不就因为缺少白金，使大量生产玻璃纤维受到了限制吗！
有人劝告他说，搞研究试验工作，不能老拨算盘珠，钱总是要花的。
程伟民心里明白，如果写份报告，伸手向国家要笔钱买只白金坩锅，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何况银行里还存放着工业部门交给他的一万元试验费呢。
但是，他不愿意走这条容易走但是费钱的路。
隔了几天，他又一次来到机械配件商店。
他想买炭化硅棒，这也是一种能耐高温的材料。
可是，这种材料每根也要十五元，而且是进口货。
他就决定不买了。
好似汽车过马路碰上红灯，程伟民的试验工作暂时停下来了。
他终日满面愁容，双手捧着几本国外的技术书，默默地看着，连自己也禁不住地说：
“国外制玻璃纤维都用白金坩锅，这是权威！
我们能够不用吗？”
“我看，不一定国外的技术资料都是天经地义的，说不定我们能创造出新办法。”
他的爱人、也是他的助手万本仪插嘴说。
她并且劝他不要老钻在书本里，去请教请教别人。
在一个玻璃厂的炉灶间里。
墙上的温度表指着一百二十多度。
伸出地面半人高的炉子，有几个通红的口子喷射着火焰。
程伟民站在这里，趁工人们歇手的一刻，他便问一个老工人：
“老师傅，这炉火温度多高？”
“不知道，毛估估有一千四五百度。”
“这炉灶怎么经得起这么高的温度？”
“陶土做的，越烧越牢呀！”
程伟民听了这些话，沉思一阵，露出了好多天来没有见过的笑容，匆匆地赶回家去。
一堆灰色的陶土摆在台子上，程伟民和万本仪像大饼摊上的老师傅，拿着光滑的木棒在陶土上碾来碾去，弄得满身斑斑点点的泥浆。
这天，程伟民浑身觉得轻松了许多，晚上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
因为坩锅制成功，就为制造高级玻璃纤维打响了第1炮。
而且，用陶土做的坩锅每只只值两角钱，白金坩锅一只却要一万多元。
奇异的成就
今年03月20日，当我得到程伟民用玻璃丝织成布带、制成绳的消息以后，就去向他祝贺。
一跨进他那不大的家庭研究室，便被眼前的情景惊住了。
记得几个月前我到这里来的时候，屋子里还是空荡荡的，现在却摆满了机器。
靠墙摆着部熔炉机；
房子中央安装着一部小方桌大的织布机，式样同农村的脚踏织机差不多；
窗子跟前放着并线机和上浆机。
这些机器都是买旧零件七拼八凑装成的。
工业部门交给他的一万元试验费，才只用掉两千多元。
中共上海市委的一位书记、中央工业部门的几位负责同志，都来参观过这个家庭研究室。
他们看了这些机器，看了那只代替了贵重的白金坩锅的陶土坩锅以后，都称赞程伟民的智慧，赞扬他的勤俭建国的精神。
我们来到靠墙睡着的被称为“机器蚕”的熔炉机旁。
程伟民揿一下安装在墙上的电钮，顿时，那“机器蚕”就呼呼地响起来。
几分钟过后，“机器蚕”头上的那只陶土坩锅便被烧得红通通的。
程伟民拿起制造高级玻璃纤维的原料——玻璃球，装进坩锅里。
一会儿，一丝丝的玻璃液连绵不断地从坩锅上的许多细孔里流出来了。
它们遇到空气很快就凝结成纤维。
这些纤维顺着一个小滑轮飞快地卷在一个纱筒上。
蚕吐丝的速度是无法同这“机器蚕”相比的。
坩锅上的每个小孔一分钟吐出的纤维，长约一千公尺；
一颗七克重的玻璃球能制成一万多公尺玻璃纤维。
“机器蚕”吐的丝又细又软又坚韧。
它细得只有一根头发丝的五十分之一，只有蚕丝的十五分之一。
程伟民从“机器蚕”上取下那绕满玻璃纤维的纱筒，摆在并线机锭子上，锭子一转动，飞快地把每一百根玻璃纤维并成比绣花线还细的玻璃线。
这些银闪闪的丝线，经过上浆等工序，最后就在织布机上织成一根根像姑娘们扎蝴蝶结的带子那么宽的玻璃带。
一个有趣的试验开始啦！
程工程师把玻璃布带浸在水中，它没有像棉布那样发生膨胀现象，烘干了也不收缩；
再把它放在酒精灯上烧一阵，取出来依然是一根完整的玻璃布带，只是表面上发黑，原来是把带子上的浆料烧掉了。
因为高级玻璃纤维的耐热性很强，这种带子可以代替普通马达中电线里的绝缘棉线，既安全，又可以缩小马达的体积。
把这种玻璃纤维塞在夹墙里，可以保证冬暖夏凉，还可以隔音。
最使人惊奇的试验，是程伟民用根像火柴梗那样粗的玻璃绳，吊起一部八十公斤重的摩托车。
玻璃绳的抗拉力很强，就连同样粗的钢丝也不如它结实。
玻璃布和塑胶混合，可以压成各种能耐热又能抵抗强压力的零件，还可以压铸成汽车、轮船的外壳，在水里浸几十年不会腐烂，撞击后也不会变形。
用玻璃纤维制成的纺织品，不但美观漂亮，还可以任意裁剪、折叠或搓揉。
记得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说，可以用看不见的丝来织绸缎，做世界上最美丽的衣裳。
当年童话家笔下的幻想，今天被青年工程师程伟民实现了！
（附图片）
右图：
已经试制成功的高级玻璃纤维和原料（玻璃球）
孟昭瑞 摄
上图：
高级玻璃丝的制造过程——拉丝。
孟昭瑞 摄
变了
——记江西进贤县干部参加田间劳动前后
本报记者 李连斌
在江西省进贤县的广大农村里，流传着这样两句话：
“你们去生产”，“我们来生产”。
现在，许多农民把这两句话当作一句话说了：
“你们去生产和我们来生产”。
当你问起这两句话的来由的时候，他们会以一种异常亲切和兴奋的口吻告诉你。
这两句是什么意思呢？
它代表了两种情况，或者说代表了两个时期。
前两句话代表了干部脱离群众，只命令群众去生产；
后一句话代表干部和群众打成了一片，带领群众生产；
前两句话代表了土地改革后的一个时期，后一句话代表了二中全会以后县委强调“以生产领导生产”的一个时期。
情况是这样的，1952年进贤全县结束了土地改革运动，从斗争中成长起来大批干部，陆续分布在乡、区和县的各个领导单位，外来的老干部陆续离开农村转移到工业等阵地去了。
留在县区乡的干部几乎全部是土地改革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
随着土地改革的结束，那种“同吃、同住、同劳动”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传统作风逐渐消失。
干部和群众的界限越来越分得清楚了。
群众开始对干部不满，有的公开骂乡社干部是“田老板”“新地主”等等。
有一天，五里乡一个正在犁田的农民看见一个干部从田边走过，就用力地打牛，指畜骂人地说：
“你好好劳动，看你摆来摆去能摆多久。”
干部们听到了这些话，说“群众变了”，群众说“干部变了”。
到底是“群众变了”还是“干部变了”，成了县委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经过县委几次讨论和研究，认为群众骂干部固然不对，但问题的产生在于干部。
如果说变的话，是“干部变了”。
干部那种艰苦朴素、同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变了。
特别是进贤县除县委第1书记等三个人以外，几乎所有的县区乡干部都是本地人，原来也大都是作田人。
二十九个县委委员中就有二十六人是本地农民出身的。
因此，干部稍稍有一点特殊化或对农民摆一点“官架子”，就会引起农民不满。
有些干部是不够自觉的，如在去年夏季的一天，农民们在炽烈的太阳下劳动生产，自治乡一个叫万发根的乡干部，身穿纺绸服，脚穿白力士鞋，手中还撑了一把伞，在田边指手划脚，引起群众很大不满。
群众骂的那种“田老板”、“田垅地角指手划脚”的干部，就是指的这种人。
县委认为干部这种“摆架子”“特殊化”的作风不转变，就有使党组织脱离群众的危险。
过去虽然一再强调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干部们还是深入不下去，和群众的关系还是没有显著的改善；
虽然一再强调深入田间、深入生产过程，干部们也只是到田间里跑一跑，还是发现不了和解决不了什么关键性问题。
经过检查，发现“深入田间、深入生产过程”实际上不过是空口号，许多干部是“逐级深入”，县深入到区，区深入到乡，乡深入到田塍上跑一跑。
县委反复研究的结果，认为只有“以生产领导生产”才能真正作到深入田间，深入生产过程，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应该把“以生产领导生产”的办法推广到乡干部、区干部，以至县的领导干部。
县委认为“以生产领导生产”不但是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一个有效办法，而且是改善干部和群众关系的一个根本方法。
那还是春耕生产开始的阶段，县委提出了挖窖积肥的问题。
这个县一般说来产量低、潜力大、肥料不足。
农民群众也知道挖窖对增产有好处，但是没有挖窖积肥的习惯，行动不积极，怕浪费劳动力得不偿失。
于是县委提出全县所有领导农业生产的县、区、乡干部，每人带头挖一个粪窖。
县委第1书记邢海川同志和另外三个县委领导干部到斗塘乡带头挖了一个容六十多担粪的粪窖。
邢书记挖粪窖的消息很快地传开了，对干部参加劳动生产和群众挖窖的积极性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据3月份统计，全县干部挖的粪窖就达一百四十二个。
斗塘乡群众挖的粪窖就达一千二百多个。
挖一个粪窖比上几堂政治课的作用还大。
群众对干部亲近了，有的说：
“这才是共产党的干部”。
实践经验证明：
干部参加生产是改善干部和群众关系的一个根本办法。
现在，经常下乡领导生产的十七名县委委员都或多或少地参加了劳动生产。
县常委一个月除回县开两次常委会，有二十二天或二十三天的时间在农村。
县委委员每月除回县汇报一次工作，有二十六天或二十七天在农村。
在二十几天中，每人大多都能以三天到五天的时间参加劳动生产。
县长舒开德自己出钱买了一对粪箕、一根扁担、一把锨，帮助群众挖沟泥、挖牛粪，帮助群众积肥。
在县领导干部的带动下，全县区干部、乡干部和社干部参加生产的积极性更高了。
全县县区乡干部两个月来帮助群众积肥一万一千多担，做了五百五十多劳动日。
群众看到干部参加生产，都说：
“干部都参加生产，我们不积极生产能对得住谁呢？”
为了争取时间，群众改变了中午回家吃饭的老习惯，“送饭上田”，在田边吃午饭，这样节省许多吃饭的时间。
现在，干部参加劳动生产，已经在全县范围内从上到下形成一种风气，并开始成为一种经常的制度。
县委把干部参加劳动生产作为鉴定干部的一项重要条件。
县委初步认为每个县委委员一个月经常以七天到十天的时间参加劳动，是可以作得到的。
由于县领导干部和广大区乡干部参加生产，在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上出现了新气象。
现在群众又说“干部变了”，但不是变坏了，而是变好了。
干部也又说“群众变了”，不是变得不听话了，而是变得关心干部了。
过去干部下乡，由乡派饭吃，现在是农民叫干部到家吃饭，群众对干部说话，不是“你们”“我们”的了，而张口闭口都是“我们”怎样了。
这和谩骂干部的情况对比起来是一个多么大的变化呀！
群众说干部有五好：
第一就是参加生产好；
第2是工作负责解决问题好；
第3是有事商量集体研究好；
第4是不摆架子作风好；
第5是关心群众思想好。
池溪乡前坊社社员李雄标说：
“国民党的一个程县长，下乡坐人抬的轿子，带十多个卫兵。
现在我们的舒县长肩挑粪箕，出世以来从没有见过。”
现在群众看见干部白天生产，黑夜研究工作，知道当一个干部也不是轻快的事情，再不说：
“干部好当了。”
市郊（钢笔画）
杨家聪
广东人民奋力和洪水搏斗
本报特约新华社广州电
广东沿江各地人民现正奋力和洪水搏斗。
从5月12日起，广东连续受到暴雨的袭击。
到24日，海丰、陆丰县十天内的雨量比北方黄河流域两年的雨量还要大。
经各地集中力量抢险，全省大江大河都安全度过了第1次洪峰，但由于雨量过猛，山洪暴发，在局部地区造成严重的灾情。
据统计，全省有三十多个县暴雨成灾，受淹农田二百六十万多亩。
洪水猛扑来时，海丰、陆丰、增城等县正在举行的扩大干部会议立刻停下来，数千干部迅速奔赴灾区，在雷雨交加和洪水汹涌中忘我地进行抢救工作。
海丰县全体干部在十天内两度领导全县农民和泛滥的洪水搏斗，仅在23日一天内就抢救了四千灾民出险。
中共惠来县委书记和县长等和农民们一道挑土、打桩修复堤围。
佛山、湛江专区的专员亲身和农民一道护堤，并深入到灾区领导救灾工作。
在洪水中抢救灾民或国家物资时，全省有十个人民解放军军人和国家机关干部，光荣地献出自己的生命。
由于国家干部和人民的通力合作，各地灾后的恢复工作进展就比较快，效果比较好。
暴雨成灾后，省里在派出慰问团深入灾区慰问的同时，还先后拨下大量的救济款、贷款和商品肥料等，大力支援灾区农民开展生产救荒。
受灾严重的惠阳专区5月下旬每天能出动约三十万人投入恢复生产工作。
陆丰县农民在洪水刚过的数天内，就修好被冲坏的小型水利工程三千七百多处，还有六万五千亩农作物进行了洗苗、补种和改种，全县受害严重的作物部分都抢救过来。
最近几天，许多地区的暴雨虽暂告停止，但合浦地区又出现了新的暴雨。
东江和北江下游近来也屡屡出现洪峰，并且洪峰常超过警戒水位。
根据气象预报，省内在今后两个月内雨水还可能较多。
防汛斗争仍然很紧张。
河北省委负责人谈怎样做好夏收分配工作
摆出困难 分清是非 大家商量 解决问题
新华社保定1日电
在河北省农村中，党的组织正集中力量以整风的精神帮助产麦区农业社解决夏收分配问题。
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昨天对新华社记者说，夏收分配问题是目前全省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于鼓舞农民争取秋粮增产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河北省在4月下旬开过全省夏收分配会议以后，大部分县都召开了乡党委书记和农业社主任会议，共同商量解决夏收分配中各项具体矛盾的办法。
各县还作了预分试点。
目前，各地农业社正在进行评产和民主制定分配方案。
省委负责人说，夏收分配中比较突出的矛盾是国家统购的粮食数量，同余粮社社员要求多留、缺粮社社员要求多吃之间的矛盾。
由于去年河北省受灾，现在又当夏荒时节，国家急需购到必要数量的小麦以缓和秋前粮食紧张情况，而农民特别是余粮社社员对这种情况还缺乏了解，使得矛盾更形突出。
省委负责人说，解决夏收分配中的这个矛盾现在有三种态度。
第1种是，认为社员和社干部在讨论中提出的意见，比如要求多留一些、少购一些，批评统购分配粮食的办法中“多劳不能多吃”，以及采取瞒产办法多留粮食等等，都是错误的。
于是不分是非，不讲清道理，一味地加以批判，强迫完成征购任务。
另一种态度是，认为这些意见和要求都是对的，也不作分析，不进行艰苦的思想工作，甚至连购粮办法也不愿宣传，只是向上面要求少购多留。
这两种态度和作法，都难以正确地解决夏收分配中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问题。
第3种态度是，摆出困难，说清道理，讲明政策，大家商量，分清是非，解决问题。
不少试点经验证明，采取这种作法结果都比较好。
负责人说，只要用本省本地的事实和易懂的道理，说明根本问题在于目前产粮水平还低，人民需要大，加上去年受灾，更加重了粮食分配中的困难。
余粮的要求少购，缺粮的要求多供。
这个矛盾，只有靠大家主动与国家合作，踊跃缴售，厉行节约，才能解决。
只要把道理讲透了，让大家根据政策商量办法，事情就好办了。
藁城县表灵社、邢台县东旺社等试点中这样作了，社员们是愿意帮助国家克服这些困难的，不仅没有影响群众的生产情绪，相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
劳动好的人说：
“只要劳动好的、不好的，在吃粮上显出点高低，也就行了。”
省委负责人说，在讨论中群众提出的很多意见和要求，不能笼统认为是抵触情绪。
实际上，如要求自留地产的粮食不计入消费指标，牲口的饲料在农忙时略多些，平均计口授粮不合理等等，这些意见是对的，应该采纳和解决。
也有些意见虽对，但目前还难以解决，如普遍提高人、畜的粮食消费水平；
还有些意见是不对的，如主张以瞒产办法达到多分粮食的目的。
这些，只要做到把深入教育同正确执行购粮政策相结合，随着觉悟的提高，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省委负责人说，根据去年一些县的经验和今年广大农民的意见，必须改变平均计口授粮的作法，改行以人定量、合理分配吃粮的办法。
他还说，核实夏收作物的产量，对于调整国家和社的利益有极重要的关系，这个工作要同社干部、社员一起实事求是地做，不能犯主观主义。
辽宁下了透雨正在抢种大豆、花生
本报讯
辽宁省抗旱指挥部在1日说：
辽宁各地连日普遍降雨，除北部和西部地区有两个县的雨量较小外，其他各地都已得到了充足的雨水。
这几场雨水对于辽宁省的春耕播种工作有着极大的好处，现在各地正趁雨后积极播种。
义县在雨止的当天，就出动了七千多付犁杖，五万多人抢种庄稼，预计在三、四天内可全部播完大豆、花生。
海城县现在已完成了全部播种任务的90％以上。
旅大附近几个县由于雨水很少，各县党、政领导机关已动员了机关干部、部队帮助农民抢种。
人类有史以来第3次
苏联飞机到达北极心脏
北极区自动无线电气象台工作情况良好
新华社莫斯科3日电
苏联的气象台最近经常收到从北极高纬度地区发出的关于气压、温度、风向和风速的报告。
这是苏联北极研究所的考察队在这个地区设置的十四座“达尔姆斯”式自动无线电气象站发出的。
这些报告将有助于改善今后的气象研究工作，特别是苏联北部海洋的航运。
05月中旬，苏联北极研究所一批考察人员分乘两架飞机从列宁格勒出发，冒着非常困难的气候条件飞往北极极区中心。
由于浓雾和猛烈的逆风，在很长的一段路程内，飞机不得不冒险作超低空飞行。
一直到他们到达极区中心上空的时候，雾和云层才稀薄起来，飞机终于在一块厚冰块上平安降落。
这是有史以来人类乘飞机第3次在极区中心降落。
他们共在冰上停留了六个小时，设置了一座自动无线电气象站，然后在能见度很差的条件下安全飞返列宁格勒。
1937年05月，苏联已故的极地科学家施米兹破天荒第1次在北极极区中心降落，并且建立了历史上第1个浮冰科学站。
第2次在北极极区中心降落的是美国空军中校本尼迪克特。
他在1952年05月驾驶着一架飞机进入了这个地区，并且停留了三小时又十分钟。
自从苏联在北极地区建立第1个浮冰科学站以来，已经有整整二十年了。
在这一段时期中，苏联科学家在这个地区的考察研究工作已经获得了世界性的盛誉。
浮冰科学站一个接着一个设立起来。
到今年04月为止，已经设立了七个浮冰科学站。
科学家发现了许多新的现象，例如，在北冰洋发现和考察了被命名为罗蒙诺索夫的海底山脉，第1次获得了有关同温层下层的情况和它的振动的确实材料，还获得了电离层情况和太阳辐射振动等可贵的材料。
朝鲜农民积极抗旱
据新华社平壤3日电
今天的“民主朝鲜报”发表社论，号召朝鲜农民动员和利用一切力量和一切水源战胜旱灾。
今春朝鲜北部雨量很少，目前各地农民正在积极展开抗旱斗争。
共和国政府在战后投资兴修和恢复了许多水利灌溉工程，目前朝鲜北部80％的水田能够引水灌溉，对于防止旱灾很有作用。
今春又组织农民大力抗旱，供应二百多部抽水机以及许多抽水设备和器材。
生产竞赛获得成就
匈牙利煤日产量七万多吨
新华社布达佩斯3日电
05月份匈牙利全国煤的平均日产量已经从4月份的六万七千四百吨增加到七万零五十三吨。
这个月的全国产煤成绩是去年10月事件以来最高的水平。
05月份的矿工人数已经增加到了九万二千二百人，即相当于去年08月份矿工人数的98％。
自从去年10月事件以来，煤矿生产的发展在工业部门中一直居于前列。
各矿区为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而展开的生产竞赛，到5月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各煤矿企业在这个月都超额完成了计划。
全国采煤计划完成了105.5％，也就是说，全月超额生产了八万零五十六吨煤。
第13次党代表大会闭幕
以共主张消除以阿冲突
要求政府废除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决定
新华社3日讯
据塔斯社特拉维夫讯：
以色列共产党第13次代表大会在6月01日闭幕。
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并且指出，应该把它贯彻到党的政策和工作中去。
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制订党纲草案：
“以色列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代表大会关于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决议说，以色列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做法，会使以色列在亚非各国人民中更加孤立。
代表大会指出，消除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的冲突，是符合以色列的最高民族利益的。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不能靠对阿拉伯国家采用“实力政策”，不能靠同帝国主义勾结来反对阿拉伯人民，而是要放弃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和反对阿拉伯人民的政策。
代表大会号召以色列的工人政党团结起来，争取政府废除关于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决定。
决议说，为了使反对资产阶级压低工资的斗争获得胜利，为了争取使依赖帝国主义和准备战争的政策转变为独立和平政策的斗争获得胜利，工人阶级统一行动是重要而且必需的。
各个工人政党之间的思想分歧不应该成为合作的障碍。
大会通过了反对压迫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少数民族的决议，以及反对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并且要求禁止这些武器的决议。
大会还通过了同意修改党章的报告的决议，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总结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报告的讨论中，共有五十九人发言。
索非亚刮九级风
部分地区冰雹成灾
新华社索非亚3日电
06月01日索非亚地区刮起了九级大风。
下午二时许，索非亚市和这个市的北部和东部一些地区遭受了几十年来没有过的大冰雹的袭击。
冰雹有半个鸡蛋大小，共下了十五分钟。
这阵冰雹把很多房屋的窗玻璃打破了。
也有不少庄稼被打坏了。
据保加利亚气象测量部门估计，这次冰雹袭击的面积有三到四公里宽，十到十五公里长。
芬共代表大会闭幕
培西和阿尔托宁重新当选总书记和主席
新华社3日讯
据塔斯社赫尔辛基讯：
05月29日开幕的芬兰共产党第11次代表大会已经在6月02日闭幕。
在闭幕会议上，大会一致通过了修改后的党章，还通过了新的党纲、关于党的任务的决议、关于在瑞典族居民中的工作的声明和关于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的决议，并且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检查委员会。
在这以前，大会还分别在5月31日和6月01日一致通过了关于国内形势的决议、为和平而斗争的决议以及告青年书。
为和平而斗争的决议反对核武器试验，主张发展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和合作。
党的主席阿尔托宁在大会的总结发言中谈到这次代表大会的成就，指出第11次代表大会是芬兰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并且强调指出各兄弟党国际团结的重大意义。
阿尔托宁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党内外广泛解释代表大会的决议，改善党的政治工作。
他说，还必须用一切方法来巩固党的团结，联合劳动群众的力量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斗争。
在闭幕会议休息期间，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举行了全体会议。
会上重新选出维勒·培西担任党的总书记，艾摩·阿尔托宁担任党的主席，尤利·穆尔托担任党的副主席。
选入政治局的有：
阿尔托宁、胡尔科宁、柯斯金宁、库西宁、莱蒂宁、马尔姆伯格、穆尔托、密亚金宁、培西、吕厄梅及苏凡托。
苏南友好符合世界和平利益
南斯拉夫报纸纪念苏南宣言两周年
据新华社3日讯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报道：
为了纪念南斯拉夫和苏联在贝尔格莱德签署宣言两周年，南斯拉夫的“战斗报”和“政治报”都在2日发表了长篇文章。
它们在评论中再度欢迎两国关系的改善。
“战斗报”在评论中指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他们的政府和党准备尽最大努力根据贝尔格莱德宣言来进一步改善同苏联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它接着说：
南斯拉夫奉行的是以社会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对外政策，它希望同一切国家、特别是同那些以共同的社会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保持良好与和平的关系，并取得有成果的合作。
“战斗报”在提出贝尔格莱德宣言的基本原则后强调说：
在这些原则上，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的合作在过去时期在一切方面都在日益增加。
同时，南斯拉夫和其他东方国家也发展了成功的合作。
“战斗报”还说，在过去两年中，从彼此关系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发生一些意见分歧也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必须强调，困难已经在逐渐克服。
两国都认为，不应当让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造成有成果的合作的破坏和恶化。
原则问题可以进行讨论而不损害彼此间的友好关系，而时间和实践将最好和有效地证明那些意见是正确的。
“政治报”在评论中强调指出，贝尔格莱德宣言指出了各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依据的主要原则。
在国际方面和苏南关系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完全证实了贝尔格莱德宣言的正确性和重大意义。
评论说，当然，在许多政治问题上还存在着意见分歧，但是宣言在确定合作的基础时认识到这种分歧的存在。
“政治报”进一步强调，最近这一时期表明，根据贝尔格莱德宣言进一步发展苏南关系是唯一自然的和从历史观点来说是不可避免的道路。
始终不懈地实行这个宣言的原则既符合南苏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工人运动和世界和平的利益。
苏联农业和工业展览会开幕
工业馆中机器琳琅满目 牲畜城里良种禽畜成群
新华社3日讯
据塔斯社报道：
1957年苏联农业和工业展览会6月02日在莫斯科北郊的苏联农业展览馆开幕。
这一天清早，展览馆的各个广场和人行道上就挤满了前来参观和参加展览会开幕典礼的人。
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萨布罗夫、赫鲁晓夫等在上午十时来到展览馆。
他们在苏联农业部长马茨凯维奇等人陪同下参观了展览会。
十二时，在展览馆的集体农庄广场上举行了展览会开幕大会。
会后，展览会各展览馆就正式开放。
冒雨到这里参观的几千观众、来自全国各地的先进农业和工业劳动者以及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外国农业代表团人员，对各展览馆陈列的丰富多样的展览品，以及过去一年苏联在工业和农业上获得的成就称赞不止。
总共有四十六个边疆区、州和共和国由于在发展农业生产上成绩卓著而参加了今年的农业展览会。
参加展览会的先进农业生产者的人数从去年的三十万增加到四十万。
说明畜牧业成就的展览品在今年占非常显著的地位。
在“牲畜城中”，共计展出了两万五千多头奶牛、猪、马、羊和约八千多只家禽。
和前三次农业展览会不同，今年要头一次向参观者出售良种牲畜。
今年，总共准备出售一千五百头优良品种的牛、马、羊和猪。
在工业展览会的各展览馆中展出的展品计有：
一千多台机器、二万五千多台仪器和装备，以及大量其他说明苏联工业成就和技术进步的展品。
为了交流和传授工业方面的先进经验，今年还准备组织三百多次科学技术会议、讲习班和座谈会。
说明苏联科学院工作成就的“科学馆”也引起观众巨大的兴趣。
（附图片）
苏联农业和工业展览会的集体农庄广场（塔斯社稿 格拉诺夫斯基摄）
赫鲁晓夫再谈苏美和平竞赛
苏联畜产品按人口平均产量短期内将赶上美国
经济改组旨在加速走向共产主义
新华社莫斯科3日电
苏共中央第1书记赫鲁晓夫6月02日在苏联农业和工业展览会开幕大会上说，我们有一切可能在这个五年计划（1956—1960年）期间使肉类产量按人口平均计算赶上美国，亦即使肉类总产量达到每年生产两千万吨到两千一百万吨。
即使我们不能在这个期间实现这个任务的话，而是在1961年或者甚至1962年完成这个任务，那末，这也将是我们的一个重大胜利。
至于奶类和油脂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明年我们就能够赶上美国，而油脂产量甚至今年就可能赶上美国。
赫鲁晓夫在讲话中指出苏联有足够的力量来完成在最近几年内使畜产品产量按人口平均计算赶上美国的任务。
他说，我国现有的猪的头数已经差不多和美国一样，而我们的绵羊和山羊的头数已经比美国多三倍。
但是，在牛的头数方面，我们仍然落后于美国。
我们之所以得不到大量的牛肉，是因为很多小牛还没有长成就被宰杀了。
赫鲁晓夫指出，只要每年增加牛的头数8％到10％，只要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做些组织工作，把小牛都养大，只要在牛的验收站和运往屠宰场的途中改善对牛的饲养工作，每年就可以多得到约五百万吨的牛肉。
赫鲁晓夫说，而现在我们生产的牛肉只有二百二十万吨。
赫鲁晓夫说，在1956年我们生产了二百六十万吨猪肉，美国猪的头数同我们差不多，而猪肉产量却有五百五十万吨。
这就是说，只要把肥育工作做得好一些，就是猪的头数不变，我们也能够在最近几年内使猪肉的生产量至少增加一倍，即增加二百六十万吨。
我们还应该继续增加猪的头数，以便再增加约五百万吨的猪肉。
如果完成了这些任务，我们每年就能有一千万吨猪肉。
至于羊肉，我们现在的生产量就已经比美国几乎多一倍半。
为了使苏联的牛奶产量按人口平均计算赶上美国，赫鲁晓夫提出，必须使每年牛奶产量不少于七千万吨，或者比去年多40％。
去年和前年两年中，牛奶增产了一千一百万吨，即增加了将近30％。
赫鲁晓夫指出，农业工作者今年的目标是使谷类、棉花、甜菜、马铃薯、蔬菜以及其他作物获得丰收。
同时，他们对发展园艺和葡萄种植业也必须给予更多的注意。
赫鲁晓夫在讲话中还谈到改组工业管理机构的问题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农业方面的成就。
他说，现在我们正在改组工业管理机构，正在各个经济地区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以便使领导接近工厂和人民。
现在国外有些人在叫嚷说，看样子俄国人在作出改组工业管理机构的决定的时候，显然是着眼于军事战略目的，因为工业的分散管理可以创造这样一种良好的条件，即万一其他经济地区遭到失败的情况下，一个经济地区也可以独立存在下去。
如果资产阶级的政客们这样理解我们的改组工作的话，我们也不去否认这一点。
这一点也是重要的和有益的。
我们改组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而是要把我国经济提高到新的更高的水平，加快向神圣的目的——共产主义前进。
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和成千上万的参观者参加了农业和工业展览会开幕大会。
农业展览会总干事波格达诺夫、工业展览会总干事诺瓦科夫斯基和一些先进农业工作者都在会上讲了话，有些农业工作者还提出了增加畜产品的具体保证。
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恢复建设中
展潮
一些基本数目字
要说明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战后进行恢复建设的情况，得列举一些基本数字。
首先是农业。
自1954年07月停战到1956年底止，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已经开垦了十一万五千公顷荒地，占越南北方因为战争荒芜了的全部田地85％；
在战争中遭到破坏的大型水利工程全部恢复，而且还新建了八个大型水利工程和发展了许多中、小型灌溉系统；
长达三千多公里的失修多年的堤坝，在战后几个月就重新修筑好了；
稻米的产量逐年上升，甚至已经超过战前最高年度1939年的水平，从根本上改变了殖民者造成的北方长期依赖南方粮食的畸形现象，基本上消除了农村长久以来在青黄不接时期的饥饿状况。
其次谈到工业。
在过去两年中，已经全部恢复鸿基煤矿、海防水泥厂、南定纺织厂等十几个矿山和工厂，维持和扩建抗战时期在山林里诞生的十八个工厂，此外还修建了十八个新的具有近代化设备的工矿企业，其中七个已经竣工投入生产，六个即将完成，五个正加紧建设中。
工业产值正在飞速地增长，1955年国营工业上缴利润只占国家总收入的4.5％，1956年即增加到27.2％。
再次是私营小工业和手工业，这方面恢复发展的成绩也是巨大的。
1955年共有五万一千多个单位，到1956年已经发展到五万五千多个单位，从业者达到二十六万人，可以制造一万五千种产品。
交通运输和内外贸易也有重大的恢复和发展。
过去遭受战争摧残最为严重的铁路，两年多来，已经修复了五百二十六公里，其余五百一十三公里正继续修建中；
原有三千八百公里的公路已经恢复，而且还增修了二百零一公里的新公路；
二千五百公里的内河航线很快就通航了；
上千公里的沿海航线也得到了恢复；
而新开辟的越中两国民用航空线，使得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其他国家的联系加强了。
由于交通运输的恢复和发展，一方面保证了工农业恢复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贸易的开展。
两年多来，不论是对内或对外贸易都有显著的增长。
国内贸易额，1956年比1955年增加了七倍；
对外贸易额，1955年比1954年增加四倍，1956年又比1955年增加二倍。
文化教育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
到1956年底止，越南北方的医院为法国殖民者统治时期的四倍，门诊所增加了三倍，医务人员增加了十倍；
越南北方的学生人数比战前最高年度1939年增加几倍，那时候每万人中平均有二百二十三名学生，而现在每万人中却有了七百名学生，其中大学生约等于1939年整个印度支那大学生的四倍；
两年来，北方又有七十三万人脱离了文盲状态，此外殖民统治时期留下的十万多失业者已经有九万多人就业。
以上这些数目字都表明一个事实：
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战后两年多来，在恢复建设工作中，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是同时也必须看到这样的事实：
越南民主共和国在这样短促的时间里迈进如此大的一步，是经历了许多困难和周折的，而且还产生了一些缺点和一些偏向。
但是这毕竟只是前进中的困难和缺点。
土地改革的成绩和偏向
战争一停下来，摆在越南民主共和国面前的头一个问题，就是急需恢复和发展农业。
要恢复和发展农业，首先就必须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解放农村的生产力。
在越南劳动党和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一个规模宏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便由部分老解放区逐渐扩展到除了少数民族地区外的整个北方的农村，到1956年夏天基本上宣告结束。
经过了土地改革运动，越南北方三千二百多个乡、一千多万农民里面，就有七百八十九万无地或缺地的农民分得了六十九万公顷土地、十万四千多头耕牛和一百八十多万件农具，这是越南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翻天复地的大变革。
但是由于新解放区情况特别复杂，后期土地改革运动铺展的面很宽，进度又很快，而领导骨干的力量又相对地减弱了，因此在实现土地改革的同时，也发生了一些偏向。
比较普遍和主要的偏向是：
错划成分，扩大了打击面；
评田定产偏高，损害了中农甚至贫雇农的利益；
和土地改革结合进行的整顿组织工作发生过扩大化偏向，以致被地主和坏人利用；
错斗、错判甚至错误处分了些干部和骨干分子；
这样反过来也给土地改革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1956年春天，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就已经发现了这些错误偏向，并且开始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例如坚决停止县级和省级整顿组织的工作，改善整顿基层组织的工作；
夏天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纠正土地改革工作中的其他错误，例如改正错划的人的成分，准备调整土地面积产量等；
秋天举行的第10次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更明确地肯定了这些措施，提出了“纠正错误，发扬成绩”的口号，并规定了纠正错误偏向的方针和要求。
第10次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是越南劳动党内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这次会议集中地对土地改革和整顿组织工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且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曾经有一种意见，认为错误是主要的，土地改革是失败了的，从而得出了在越南不必进行土地改革的否定的结论，显然这种意见带有极大的片面性。
最后，会议作出了决议，肯定党中央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路线根本上是正确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成绩是主要的和基本的，土地改革中的错误是属于具体实施时的错误。
这种估计，又为后来在1956年末到1957年初召开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第6次会议所接受，变成广大群众共同的认识。
现在，即使是对土地改革有过怀疑的人，面对着许多令人信服的例证，都不得不重新考虑土地改革给农业生产所带来具有决定意义的、积极的影响了。
最明显不过的是下面这样一些事实：
（一）刚经受了十五年长期战争的破坏，和平后又接连不断地遭到各种灾害的袭击，越南北方农村不但不是歉收，相反地却连续获得三次丰收；
（二）许多地方的单位面积产量都大大地超过了战前历史上最高的水平，而平均单位面积产量比战前增加了36％；
（三）农村生产情绪普遍高涨，农民对于兴修水利、除草、积肥和生产投资，表现出最大的热情。
1956年间，仅是农民修建的中、小型水利工程，就可以灌溉四十五万公顷稻田；
（四）农民分得了土地，要求组织起来提高生产的劲头很大，据初步统计，越南北方现在共有十九万个变工组，组员约占全部农民的58％；
（五）农村购买力普遍提高，许多货物供不应求，甚至发生脱销现象，例如布匹，过去每年每人平均消费二点五公尺，现在却提高到五至六公尺。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新事。
所有的事实都雄辩地证明着一个道理：
如果不实现土地改革的话，要想恢复和发展越南北方的农业生产是不可能的。
越南劳动党和民主共和国政府在肯定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路线和成绩的前提下，目前正积极地、慎重地领导着农村进行纠正偏向的工作，以便清除一些消极的因素，巩固和发扬土地改革运动的成果。
要是从整个运动过程来看，纠正偏向实质上是解决土地改革中的遗留问题。
这是一项十分艰巨、十分复杂的任务。
封建地主和反动分子曾经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向农民进行反攻，并且在某些地方造成了混乱现象。
但是他们的阴谋活动很快就被发现和制止了。
集中了农民群众的意见，越南劳动党一再强调在纠偏工作中，必须贯彻依靠贫雇农、巩固地团结中农、联合富农、防止地主抬头并给予劳动改造出路的方针。
现在，纠偏工作已经进入第2阶段，即在改正错划成分的基础上重新评田定产。
这些工作能够健康地进行下去，将会对越南北方农业生产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带来良好的影响。
工业建设所提出的问题
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同时，越南民主共和国还要以巨大的力量来进行工业的恢复和建设工作。
要建设工业，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还是优先发展轻工业的问题。
无论是从理论上或是从根本利益来考虑，越南都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
但是从当前的条件和迫切的需要来看，却必须优先发展轻工业。
由于资金和技术力量有限，再加上对资源情况不明，而人民群众又急需日用必需品，因此主要建设一些投资不太多、工程量不太大、比较快就能投入生产的各种轻工业，以解决人民群众生活和生产的需要，为重工业积累资金及培养人才，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当前在进行工业建设中唯一可行的途径。
两年多来，按照优先发展轻工业的方针，越南北方的工业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但是由于在执行过程中曾经发生过摇摆现象，例如把大量的资金投到某些不太急需的、建设时间很长而又能和兄弟国家交换的重工业或者别的大型工业上去，致使影响整个工业建设的速度。
对于这种偏差，越南劳动党和民主共和国政府曾经作了公开的批判，并且已经进行了必要的改正，削减了一些工程项目，增加了另外一些工程项目，这样就保证了工业建设健全的发展。
在工业建设中所提出来的第2个问题，就是关于手工业的问题。
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手工业在越南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就以去年来说，手工业生产的棉布共达三千多万公尺，占越南北方全年棉布产量的一半；
而农村其他许多日用品也都是依靠手工业供给，去年手工业生产的各式农具比前年增加了一倍。
因此如何进一步扶助手工业，使它成为新兴工业的长期和有力的助手，是越南恢复经济、特别是工业建设中一个重要的课题。
越南劳动党和民主共和国政府去年冬天曾经检查了这方面的工作，认为两年来扶助手工业生产是有成绩的，但是也存在着缺点，例如：
对某些行业原料供应不足，对有些手工业品所规定的收购价格不合理，对整个手工业的发展缺乏通盘的计划等等，而根本的原因在于对手工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明确了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手工业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
第3个问题，就是关于私营企业的扶持和改造问题。
虽然越南北方私营企业规模都不太大，资金也不算雄厚，但是在目前以及今后一个较长的时间里，它仍然要在经济上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两年多来，越南劳动党和民主共和国政府对于私营企业，曾经采取加工、定货、包产、包销等办法予以扶持和改造，使它为整个恢复建设工作服务。
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但是在工作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
对某些产品规格订得偏高，对另外一些产品收购价格又订得偏低，在原料供应和税收制度的掌握上都曾经有过一些缺点，经过去年冬天的检查，已经有了改进。
最后，技术力量问题，是越南工业建设中一个最尖锐的问题。
法国殖民者在越南近百年的反动统治，遗留下来的是一个破烂的工业摊子，而最为严重的是它阻碍了越南技术力量的生长。
在殖民者统治时期，工厂矿山里不仅很难找到一个越南自己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甚至连熟练的技术工人也是微乎其微的。
因此，在着手进行恢复建设工业的时候，如何迅速培养技术力量，便成为当前一个最迫切的任务了。
两年来，越南劳动党和民主共和国政府采取了不少有效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
选派留学生和设立工业大学，培养高级工程技术人员；
开办中等技术学校，培养中级技术人员；
开办业余技术训练班，提高在职工人和干部的技术，以达到熟练技术工人的水平；
按照某一个工矿企业的需要配备全套人员，到苏联、中国和其他兄弟国家进行学习，或者就在本国一边建设一边学习。
越南人民的技术力量，就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地生长起来。
前进，再前进
西方殖民主义者企图用战争摧垮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阴谋失败之后，他们便梦想越南民主共和国会被经济困难所压倒。
可是他们落空了。
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民主共和国政府领导下，在战后短短的两年中，已经基本上恢复了越南北方的经济，为进一步发展建设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在不久前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曾经说过：
解放了的越南人民绝不满足已有的成绩，他们要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要争取在1957年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以便早日进入计划建设阶段。
共同市场与法国劳动人民
李宁来
自从3月底，西欧六国在罗马签订了欧洲共同市场条约以来，鼓吹这个计划最有力的一些法国资本家似乎感到心满意足了。
他们也不是没有看到，加入共同市场就意味着法国的资本家进一步向西德的大资本家们投降。
可是面前摆着攫取金钱的好机会，自己国家的利益和前途算得了什么！
一个拥有一亿六千余万消费者（加入共同市场的六国人口总数）的市场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这对成本价格不高，正急于找寻出口市场的西德商品来说，确实是一个理想，但是对于成本高、难以与西德商品抗衡的法国商品说来，却会遭受到悲惨的后果。
可是法国的大资本家们有他们的想法：
法国商品输出遭遇困难，正可用来做为降低工人工资的理由；
法郎贬值还是一个发财的机会；
而将来小工业企业被排挤而纷纷倒闭，工业进一步集中更可给他们带来许多好处。
然而法国的劳动人民却坚决反对共同市场，因为他们了解，共同市场将给自己的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同时他们自己也将是这一后果的首先的牺牲品。
按共同市场条约中规定，成员国的捐税立法和社会立法要拉平，这就意味着法国的工人生活水平将比现在大大的降低。
和西德水平相较，法国工人工资将被降低20％至30％。
西德的一个煤气工人的每月工资几乎只达到法国同样工人工资的半数。
西德的工人常常要加班。
加班费相当于原薪的10.23％至50％。
而在法国是增加25.5％至100％。
例如星期日加班，在西德是增加当日工资的50％，而在法国是100％。
西德的煤矿工人到了六十岁还要下井工作，而法国的同样工人早得多就退休了。
如果拉平的话，法国的煤矿工人要多劳动十年才能退休。
至于工人所缴纳的捐税，一个西德工人所需缴纳的捐税要比法国同样工人高出20％至30％。
在房租方面，西德有一半工人家庭需将收入的三分之一付房租费。
和法国工人所住的同类住宅，在西德租价要高25％至30％。
共同市场将给法国劳动人民带来巨大灾难，这一点连西德的工业家也估计到了。
伯纳·拉维尔涅在今年01月11日的“金融日报”上提到在共同市场建立后法国工人可能流亡德国时写道：
“法国工业的衰颓以及因而产生的失业已经在德国人的预计之中。
有一个德国工业巨子最近在巴黎对他的德国朋友们说：
共同市场将迅速影响法国一切工业……这个工业家透露：
他的同行们已经在拟定计划，要在莱因河流域建造住房……来收容一百五十万法国工人和他们的眷属。”
这就是法国的劳动人民将从共同市场获得的初步好处。
法国前总理摩勒在国民议会发言中曾说“（共同市场）条约是社会进步的工具。”
从以上分析来看，这是一句代表谁讲的话，就不难明白了。
参观日本的化学纤维工业和蚕丝业
中国丝绸公司经理 陈诚中
最近，中国丝绸公司应日本日中输出入协会和日本化学纤维厂商的邀请，派代表团到日本作了为期一个月的友好访问。
中国丝绸公司访问团是新中国成立后第1个访问日本的专业性贸易代表团。
这一访问反映着两国要求进一步发展贸易的共同愿望。
因为这种专业性的访问可使双方较深入具体地直接交换意见，沟通供需情况，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共同寻求扩大双方贸易的可能性。
这对发展中日贸易和增进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都有着积极有利的作用。
日本是世界化学纤维的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家之一。
中日两国在化学纤维贸易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
很久以来，日本化学纤维在中国就有着一定的销售市场。
新中国成立后，在这方面的贸易有了很快的增长，尤其是人造丝，从1952年的二十多万磅增加到1956年的五百多万磅，占日本人造丝出口数量的30％左右。
由于彼此间密切的业务关系，双方都感到建立稳定性的供应对产销双方都是有好处的。
我们在访日期间，曾与日本化学纤维厂商进行了多次的洽谈，相互沟通了情况，交换了扩大今后的具体意见，并签订了一些合同，进一步扩大了业务。
人造丝虽然成交不大，但我们感到通过这次交谈，相互沟通了情况，增进了了解，密切了业务关系，对于扩大今后业务是有好处的。
我们访日期间，参观了日本的许多个化学纤维工厂，使我们对日本化学纤维工业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日本的化学纤维工业这几年来发展很快，在纺织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1956年日本平均每人全年消费纺织纤维十七磅，其中化学纤维即占42％；
1956年化学纤维及其成品的出口占全国出口总值的12％。
1956年日本人造棉产量占世界第1位，人造丝占第2位，由此可见，化学纤维工业在日本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的地位。
在各种纺织品生产中，混纺及交织品是很普遍的。
其中主要有人造棉和尼龙、维尼龙的混纺；
化学纤维和天然纤维的交织品。
采用这种不同纤维的交织和混纺的办法，可以使各种纤维相互弥补缺点，改进性能，提高质量，亦可以降低成本，提高使用价值，有很大经济意义。
日本的化学纤维工厂绝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和沿河流地区，这样，不仅可以便利原材料和成品的运输，同时也可以解决用水和废水的排除问题。
日本化学纤维生产的发展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参观日本化学纤维工业后，我们深感发展我国化学纤维的必要。
我国人口众多，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纺织纤维的需要将日益增加。
虽然解放后几年来，棉布和棉纱的产量都有了很大增长，但仍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
而棉花播种面积的扩大又不能不有一定的限制。
因此，积极地建立和发展我国的化学纤维工业是补充纺织原料不足的一项重要措施。
在我国发展化学纤维工业，不仅很必要，同时也是可能的。
不用提我们有着广阔的国内市场可保证产品的销路，而在化学纤维原料方面，如木材、芦苇、石灰石和煤炭，乃至甘蔗渣等等，在我国都可以得到供应。
较之日本有三分之一的原料须依靠进口，而产品很大部分又依赖出口的情况，这是我们很有利的条件。
我们认为与日本进行化学纤维方面的技术交流，是完全可能与必要的。
我们希望两国关系早日正常化，为这种经验交流提供必要条件。
中日两国都是历史悠久的世界蚕桑生产的主要国家。
日本蚕桑生产在战争期间受到严重破坏，虽然目前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但仍占世界蚕丝产量的第1位。
我们借这次访问机会到过蚕桑重点产地进行参观。
日本朋友为了提高蚕丝单位产量，对蚕桑生产的科学研究工作很重视，研究机构设置很普遍，除有统一机构外，各地方政府也设有试验机构。
同时也注意培养技术人员，在高等学校设有蚕桑专业，各县和生产机构也都有中等技术学校，每年毕业学生在千人以上。
提高蚕桑生产单位产量是科学研究的中心任务，目前每亩桑园年可产叶一千五百市斤，蚕茧吐丝长一千一百公尺，每六百斤鲜茧可缫丝一担，单位产量较我国为高。
很久以来，中日两国在蚕桑生产上就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这次接触中，许多日本朋友担心中国蚕丝生产发展后会与其竞销，我们认为这是不必要的顾虑。
我国有六亿人口的广阔市场，目前丝绸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今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丝绸的需要也将日益增长。
因此，作为世界蚕丝生产的主要国家的中日两国，应该密切合作，相互交流先进技术经验，为发展蚕丝生产而共同努力。
我们认为专业性访问的作用是很大的，希望今后会日益频繁起来，以沟通相互间的了解，促进中日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并增进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友谊。
（附图片）
日本一个化学纤维工厂的车间
台湾造船公司案激起风波
美国大亨老羞成怒厉声恫吓台湾舆论大哗要求撤销租赁
据新华社广州3日电
美国财团用欺诈手段吞并台湾造船公司的事件发生后，台湾报纸和社会人士纷纷要求台湾当局撤销对美国人“租赁”台湾造船公司的认许。
最近，台湾国民党“立法委员”张其彭指出，所谓美国和台湾“合作”造船实系“一大骗局”，根本“看不出外人投资的迹象”。
他还指出，按美国人现在向台湾当局“借”款造船的这套办法，恐怕借出去的资金也“永无收回希望！”
“立法委员”郭登敖指斥美国人“租赁”台湾造船公司那一套丑恶的手腕时说，“英加尔斯台湾造船船坞公司”董事长美国人葛利格生之流如果“不是骗子，就是黄牛！”
新华社广州3日电
美国英加尔斯造船公司吞并台湾造船公司的丑恶内幕被揭露后，美国人老羞成怒，最近对台湾当局极力加以威胁和恫吓。
据台湾报纸报道，美方“投资人”表示，国民党“立法院”要是再不快快通过所谓美台“合作”造船法案，他们就要撤销此项“合作”办法，并且将向台湾当局提出“赔偿”要求。
美国人组织的所谓“中国国际基金会”的主席、现“英加尔斯台湾造船船坞公司”董事长葛利格生也发表声明恐吓台湾当局，说再闹下去就“邀请美国私人投资的机会将不复再有”，并以要“诉诸司法步骤”相要挟。
他还说揭露这宗“合作”骗局的台湾国民党“立法委员”有“附和共党分子之嫌”。
美国大亨所施的威胁恫吓，激起台湾各方极大的愤慨。
国民党“立法委员”郭登敖等十六人立即提出抗议，表示不容美国人干预台湾当局的行使权。
“监察院”的财、经两委员会召集人也发表声明，指斥葛利格生的声明“迹近要挟”。
连国民党“经济部长”江？，
也斥葛利格生的声明对台湾“政府”和“立法委员”失敬。
台湾不少报纸也发表社论或读者来信，对美国大亨的侮辱和威胁言论加以抨击。
呼吁各国停止核武器试验
美国两千科学家签发宣言
日本“全学联”决加强反核武器运动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3日讯：
各国公众要求禁止核武器试验运动，又有新的开展。
美国
美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生物化学家保林发起“美国科学家对各国政府和人民呼吁”的宣言的签名运动，要求停止核武器试验以来，在从5月29日到6月01日的短短四天内，他就为宣言收集到了两千个科学家的签名。
这个宣言说，核子放射数量的每一次增加都会对全人类的健康发生危害。
作为科学家，他们有特殊的责任把这种危害公布于世。
宣言要求各国政府现在就缔结国际协定，停止进行核武器试验。
在宣言上签名的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莫勒和埃伦格尔，美国科学发展促进协会主席斯奈德，此外还有约一千名生物学家和许多化学家、生物化学家和医学家。
日本
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会（“全学联”）3日在东京召开的第10届大会上要求加强反对核武器的运动。
“全学联”的负责人在这次约有六百个代表参加的大会上宣布，今后准备联合其它反对核武器的团体组成统一阵线。
同日下午，又有几个大学的学生到英国大使馆门前示威，要求英国停止试验氢弹。
英国
英国禁止核武器全国委员会2日在伦敦组织了一次抗议氢弹试验的游行。
参加者有四百人，其中四分之三是妇女。
游行者穿着浅颜色的夏季服装，但是每人都穿戴着一点表示哀悼的黑色的东西——黑袜、黑帽、黑领带、黑纱等。
示威者在海德公园集合，穿过大街走到唐宁街十号首相官邸，递交了抗议书。
全国妇女大会宣布，它发行的一种反对氢弹试验的有插图的传单受到全国各地的欢迎。
妇女大会已经应各地妇女的请求发出了三万五千份传单。
传单号召妇女们用具体行动表示抗议：
写信给他们的议员或者去访问他们，写信给报纸，参加当地的抗议集会，写信给麦克米伦。
乌拉圭
乌拉圭“人民报”3日刊载了乌拉圭作家就禁止原子武器和停止试验这种武器问题致英美两国议会的呼吁书。
呼吁书说，我们对目前扩充军备的危险和原子战争的威胁感到不安。
在看到苏联最高苏维埃就禁止试验核武器问题致美英两国议会呼吁书以后，我们希望呼吁书中所提出的建议能早日实现，美、英、苏议会委员会能早日成立，以便就停止试验和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可能方法交换意见。
各国人民有理由希望拥有核武器的三个大国能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
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迄今十二年了。
然而到今天仍有人因为患原子弹病而死亡。
去年死了三十七人，今年以来已经死去七人。
图为广岛市民在死者墓碑前挂着“停止圣诞岛试验氢弹！”
的大幅标语，并举行静坐示威，抗议英国在太平洋试验氢弹。
对华贸易应持现实态度
荷兰考虑步英国后尘
新华社3日讯
海牙消息：
官方发言人宣布，荷兰政府目前正在研究由于英国单独放宽对华贸易限制所造成的“新形势”，它将在本星期内对这个问题作出“最后决定”。
荷兰有些人士认为，由于经济原因，特别是由于害怕主要是来自英国和日本的竞争，荷兰将不得不效法英国。
荷兰报纸一般都认为，在对华贸易问题上，英国的态度要比华盛顿“现实”得多。
岸信介不识时务
到台湾同蒋帮勾搭
新华社3日讯
日本首相岸信介在访问了缅甸、印度等东南亚国家以后，已经在6月02日晚上到达台湾。
岸信介今天同蒋介石、陈诚等进行了多次会谈。
据说蒋介石曾经要求日本像他那样采取“同美国一致”的外交政策，不要采取“中立路线”政策。
岸信介今天上午在同蒋介石的“行政院长”俞鸿钧谈话的时候，曾经表示日本的外交政策要遵循联合国宪章，站在所谓“自由世界”一边，不走“中立路线”。
蒋介石特别担心日本会追随英国放宽对中国的禁运。
他提出日本同台湾进行“更密切的文化和经济合作”，早日缔结谈判长期陷于僵局的今年日蒋贸易协定。
从蒋介石、陈诚到叶公超都要求岸信介相信他们能够“反攻大陆”的梦话。
岸信介也向蒋介石集团表示，日本同退缩在中国一隅的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的合作，是对“亚洲以至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岸信介将在明天回到日本。
投奔北越的两个南越军官说
美国完全控制南越军队
据新华社河内1日电
最近从南越投奔到北越来的两多南越海军军官今天对驻河内的外国记者们说，南越军队现在完全被美国所控制。
南越陆海空军和各种军事学校都有美国军官。
美国正在大力消除法国在南越军队的影响。
南越军队早已换上美国式军装。
南越军官再也不派到法国训练。
以前由法国培养的军官遭到歧视。
投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前吴庭艳海军“林江号”、“宁江号”运输舰副舰长丁家祥和方春闲还谈到美国军官的盛气凌人和横蛮态度引起南越官兵的普遍不满。
在西贡的军人俱乐部就曾经发生过南越军官和美国军官殴打的事件。
谈到南越军队士气，丁家祥说，海军士气低落。
有许多人逃回家去。
这两位南越军官原来家在河内，在1953年为了逃避保大的征兵令而到法国去学习。
他们指出，有许多家不在北越的人也很想逃到北越来。
法军在突尼斯边境挑衅
突首相表示不容法军继续盘踞
据新华社讯
突尼斯消息：
突尼斯首相布尔吉巴6月01日说：
“我们绝不容许外国军队继续驻扎在独立了的突尼斯的土地上并且给突尼斯带来战争。”
他宣布，突尼斯已经要求法国就撤退突尼斯境内法军的问题举行谈判。
布尔吉巴在为5月31日突尼斯边境事件阵亡士兵举行的葬礼上发表了上述谈话。
在这次事件中，突尼斯国民警卫队受到法军的袭击，突尼斯士兵三人阵亡，多人受伤。
前往边境视察阿尔及利亚难民营的突尼斯外交部秘书长哈杰利也在这次袭击中受到重伤。
布尔吉巴宣布，从6月01日起，突尼斯境内法国部队都不得调动，除非得到地方当局的允许。
竹筏横渡太平洋
以法国人比斯乔普为首的五人探险队，在去年11月06日乘划一个十四英尺宽四十英尺长的竹筏，想证实从前玻里尼西亚人利用风力和潮流方法，横渡太平洋，到达南美。
从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到南美的智利，全程五千英里，他们预计四个月到达目的地，但现在已航行了六个月了。
在离智利海岸四百五十英里时遇到暴风，亏得智利的军舰前往营救。
约旦禁止埃及报刊入境
据新华社2日讯
安曼消息：
约旦政府6月01日发布命令，禁止所有埃及的报纸和杂志运入约旦。
这项命令指责埃及报纸和杂志攻击约旦和刊载有关约旦王室和政府的“虚假消息”。
约旦军事法庭正在继续审讯被捕的爱国者。
有一位安曼机场的职员在5月31日被判处十五年徒刑。
安曼的宵禁已经在6月01日解除。
维护国家领土和民族财富
巴西展开反帝运动
墨西哥名记者谴责美驻墨使节喧宾夺主
据新华社3日讯
据塔斯社蒙德维的亚3日讯：
巴西报纸报道，巴西公众正在广泛展开反帝国主义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有议员、工会领袖、许多工商业团体的领导人、学生以及其他爱国的居民。
“工人呼声报”说，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州成立了一个反帝国主义联合会；
在里约格朗德苏尔州组成了“民族主义议会阵线”；
在里约格朗德诺特州建立了纳塔尔市民族主义中心。
维托里亚市也建立了这种爱国组织。
这个报纸指出，所有这些组织的共同点是：
为反对把国家领土变作美国军事基地、保护“巴西石油公司”和民族财富而斗争，为争取民主自由及和平的外交政策而斗争。
据新华社2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1日讯：
墨西哥“永久”周刊登载了墨西哥著名记者、社会活动家马丁内兹给美国驻墨西哥大使的一封公开信，对美国人厚颜无耻地主宰墨西哥深深表示不满。
马丁内兹写道，许多美国外交官在墨西哥的行动“像是实力雄厚的托辣斯的代理人”。
他说，在分析过去的情况时，我们可以看到存在着粗暴的侵略性的“美元外交”，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企图越出本身职权，干涉我国内政。
美国许多议员主张正视现实
要求修改对中国政策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
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和报纸批评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并且要求修改这个政策。
参议院州际和对外商业委员会委员、佛罗里达州民主党参议员斯马特斯在一次演说中说，美国政府目前采取不承认中国政府的政策，这是“无视生活中的现实”。
他说，美国“关起窗来不看这个市场”，不但将损害美国自己，而且也将损害美国的“盟友”。
他说，现在已经是美国在对中国的关系上采取“现实”观点的时候了，美国应该尽速同中国进行贸易。
俄勒冈州民主党参议员莫尔斯在2日也说，同中国贸易是美国“应该做的事”。
他说：
“英国人已经采取了比较现实的外交政策”，而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却使“美国同世界各地的千百万人疏远起来”。
路易斯安那州民主党参议员埃伦德也对“禁运”政策表示怀疑。
他要求“彻底研究”这个政策，并且调查允许美国公司把非战略物资卖给中国的“可能性”。
埃伦德在谈到美国政府禁止记者访问中国的问题时还说，美国政府这种做法是“眼光短浅”的，因为让记者到中国去可以使“中国人更加了解美国人”。
民主党众议员摩斯也主张让美国记者到中国采访，以便“利用这个机会”来了解中国。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史坦福自华盛顿报道说，英国的决定和台湾事件，无疑将迫使国会“更加特别认真地、深刻地考虑美国的远东政策。”
这位记者认为，日本、西德、意大利和“许多其他渴望贸易的国家”将追随英国的榜样，“这就会使得美国在它的反对中国的政策中越来越陷于孤立”。
“芝加哥太阳时报”记者库也说，美国有些商人如福特、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的船主对同中国进行贸易感到兴趣。
“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说，“尽管美国国务院企图今后仍然不同中国建立任何接触，但是，这种政策将会很快遭到破产。”
在这同时，还有一部分报纸主张继续执行目前的远东政策。
纽约“一三新闻”建议驻扎在远东海洋上的美国第7舰队，给予蒋介石船只“非正式的援助来封锁”开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的船只。
老挝国王同意富马政府辞职
新华社河内3日电
万象6月02日消息：
老挝国王已经同意富马亲王领导的政府辞职。
由于国王身体不适，由王太子来磋商关于组织新内阁的事情。
富马是在国民议会否决了政府关于继续同寮国战斗部队进行谈判的动议之后在5月30日提出辞职的。
在这以后，王太子已经同国会和各政党领袖进行了频繁的接触，讨论成立新内阁问题。
据法新社透露，国民议会对政府动议的否决说明议员反对副首相卡代·萨索里特。
据接近首相府的人士说，国民议会是同意富马在国民议会的演说中所确定的总政治路线的。
同时，大多数议员都深具决心支持继续同寮国战斗部队谈判和赞成开始执行双方签订的协定。
但是，他们不同意政府在保持目前成员情况下继续同寮国战斗部队进行谈判。
此外，国民议会对于双方的协定应当以什么时间为期限和应当以什么方式执行的问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特别是关于向寮国战斗部队要求提供的保证方面意见不一致。
阿民族解放阵线致电苏美印等国领袖
呼吁制止法军暴行
据新华社3日讯
突尼斯消息：
在突尼斯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2日打电报给苏联伏罗希洛夫主席、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印度尼赫鲁总理和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要求他们出面制止法国军警对阿尔及利亚平民的“屠杀”。
同样的电报也打给了突尼斯首相布尔吉巴和摩洛哥苏丹。
另据“金字塔报”6月02日报道，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的领袖阿明博士已经打电报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许多国家的领袖们，谴责法国向阿尔及利亚人民发动灭绝种族的战争。
黎巴嫩反对派同政府妥协
“民族阵线”决定停止总罢工
新华社3日讯
贝鲁特消息：
报纸报道，黎巴嫩“民族阵线”的领导机构6月02日决定停止总罢工。
这个决定是在反对派领袖和政府妥协之后作出的。
据“电讯报”报道，政府已经同意满足反对派的某些要求，其中包括恢复在竞选运动时期被解雇的职工的工作，释放一切由于参加示威游行而被逮捕的人，以及颁布关于政府官员不得干预竞选运动的命令。
尽管“民族阵线”领导机构已经作出了决定，但是，贝鲁特许多地区6月03日仍旧继续罢工。
据报纸消息，继贝鲁特在5月30日和31日接连发生反对政府的示威后，在巴尔贝克和赫尔麦市在6月01日也曾经发生示威游行。
据中东通讯社报道，黎巴嫩当局已经把一名埃及公民驱逐出境，军队还搜索了一位埃及外交官的汽车。
黎巴嫩报纸曾经刊载消息说，叙利亚军事情报人员参加了5月30日在贝鲁特发生的示威。
消息说，叙利亚军官布罗斯因此被捕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消息遭到叙利亚的驳斥。
叙利亚国防部长阿泽姆6月02日向报界发表声明否认布罗斯在贝鲁特被捕。
他说，布罗斯中尉将在电台讲话，以便向黎巴嫩人证明前述消息毫无根据。
各地高等学校展开讨论
党委治校，还是教授治校？
各地高等学校展开讨论
朱炳海说，马列主义不能代替业务，要内行治校
南京大学开始整风以来，党委已邀请教师们举行了几次座谈会，初步揭发了学校党和非党之间的矛盾。
许多教授对于党委领导还是教授治校的问题提出不同意见。
有的教授认为在南大还不能说是党委治校，而有点像“科长治校”。
气象系主任朱炳海教授说，学校的大政方针决策都由几个科长决定。
校务会议一开就是一、二百人，只是听听报告。
行政会议也是首长作报告，报告往往又长得很，把人弄得筋疲力尽，只好散会。
这种会议如何能进行讨论呢？
又如何能发挥群众的作用呢？
地质系张祖教授说，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学校里的学术委员会不能发挥作用。
徐艿南讲师认为，教授治校的口号不妥当。
他说，教授是宝贝，如果让他们去管行政是可惜的。
如高济宇先生是有名的有机化学专家，他去管行政，教学研究工作就受影响，范存忠先生也如此。
是否能发挥校委会的作用呢？
学校中是否一定需要高先生与范先生去做行政工作呢？
我看不必要。
党委的领导并不坏，只是党委懂得业务的人太少，应该充实些懂业务的人进去。
把党委领导与教授治校结合起来，不要单独提出教授治校。
解放前也有教授会，但其效果并不好。
他希望党委领导，但要发扬民主。
朱炳海教授提出“内行治校”。
他说，马列主义不能代替业务。
而现在却是对业务不了解的人，可以决定一切，并硬要别人执行，这是不对的。
党委治校是党委的政策治校，而不是党员治校。
阎长泰说，党委要进一步团结老教授
中共山东大学委员会，邀请该校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化学系阎长泰副教授说，我感到党委在工作上很被动，今后，党委应很好考虑学校特点，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如何办好综合大学。
他说，学校对老教授团结工作做得不够。
科学研究处成立了，加强了科学研究工作，发挥了老教授的作用，只是团结的一个方面。
学校还要加强其他方面的团结工作，因为老教授的其他经验也很多。
校委会应该成立常委会，吸收一部分老教授参加设计、研究，这样使党委负责和老教授结合。
中文系刘泮溪副教授说，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合并，力量加强了，有好处。
但也有副作用，革命大学的领导干部，对旧型大学的特点了解不够。
因此，有不少人说以办革命大学的姿态来办旧型大学。
对老教授的心情理解不深，因而某些方面有“左”的偏向。
老教师的自我教育是必要的，但帮助他们的提高没掌握特点，抹煞其微小的进步。
成绩是有的，但被消极作用破坏了。
好些教师内心负了伤，党委应负主要责任。
过去只认为某人落后，不看到他的成绩，积极性就发挥不了。
党对学校的政策方针和思想政治领导没有问题。
对业务领导，不是去做业务工作，但也必须懂得业务，只要努力学习，就会懂业务。
光知道政策，不懂业务，不能很好结合实际，问题解决也不会好，也不透彻。
党委能说内行话，群众一定会欢迎。
党能领导业务，不用怀疑，如果懂得业务，就能领导得更好。
刘培德说，把党委和院务委员会的领导结合起来
大连工学院的教师们在党委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谈到党委制的问题。
刘培德教授说，党的领导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于领导什么。
我认为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方针政策、思想教育，以及通过党员的具体行动起模范作用。
对于具体措施，还是由负责具体工作的人来做为好。
党领导得太具体，反而不容易结合实际情况，同时妨碍群众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发挥。
但这并不等于说，党委不能过问具体事务；
相反地，党委应该深入下层发现问题，提出建议。
但这仅仅是建议，而不是指示，例如这次在党代会决议中关于加强班指导教师制度的规定，我就觉得过于具体了，因为这些问题大家还有争论，何必这样早做结论，规定得这样机械。
其次，应加强院务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我认为，凡重大事件，例如全院规划、基本建设、工作计划等，都应由院务委员会决定，不是仅供院长参考。
院务委员会只可能讨论一些重大问题，具体执行还有许多问题需要院长解决，并不妨碍院长才能的发挥。
我认为把党委和院务委员会的领导结合起来，可以有以下优点：
（1）避免院长说了算，不走群众路线的缺点；
（2）在重大问题上可以避免科员政治；
（3）可以发挥教职工的积极性；
（4）党委更可以加强思想工作。
我认为联系群众不仅在于和群众建立思想汇报制度，更重要的是在重大问题上能和群众商量以及能相互思想见面。
沈沛霖说，党委能够领导学校，但应深入研究业务
北京工业学院五十多名教授、副教授，在院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积极开展批评，帮助院党委整风。
大家在座谈中，认为党委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是不能把学校办好的重要原因。
官僚主义的表现，主要是党委领导同志不懂教学业务，也不谦虚地学习和深入地研究教学业务，对党应采取怎样的方式方法来领导学校的问题没获得解决，因之，院内行政干部虽多，并不能做好教学工作。
沈沛霖教授说，我根据自己的经验说，党是可以把学校领导得好的，但是，党委负责同志应如何地深入研究业务，应采取那些适当的方式和方法来贯彻领导，这是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应该获得解决的问题。
他说，由于院党委负责同志对教学业务不内行，研究不够，抓得不紧，教学计划都是由教务处闭门造车制定，结果就行不通。
李作霖教授说，因为领导上心中无数，我们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去年一年就修改了四次教学计划。
而每次的修改，并没有经过什么实地的教学实验。
现在有的学生又提出要增加教学的时数。
教授王文澜说，教研组是学院工作的基础单位，也是改进、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因为领导上对我们的情况不了解，职责不分明，多头领导，结果，我们无法进行教学研究工作。
天长日久，问题积累多了。
龙季和教授建议，院党委领导同志，应该离开办公室，到下面来体验教学与学术研究的生活。
卫生部重医不重药
药学工作者提出批评和意见
本报特约新华社稿 中国药学会总会在5月17、22、29日召开座谈会，三十多位药学工作者畅谈了药学工作中的问题。
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副部长徐运北、崔义田都出席了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许多人批评了卫生部重医不重药的领导思想，并就药政工作、药学教育、药房工作、药品检验、药学研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许多批评和意见。
卫生部药品检验所解崇璋认为几年来由于卫生部业务不熟悉，工作没作好，而吸取专家的意见也不够。
他说，卫生部里，没有懂药的人作药政领导工作，具有七年以上工作经验的药学干部可以说没有。
卫生部制订的1956年—1957年卫生工作规划中对药政工作、药学研究、药房工作的发展以及药学人材的培养等都提得不具体或只字未提。
他说，很多应作的工作没有作。
例如，哪些药品是提倡使用的，哪些是淘汰的；
生产哪些品种，进口哪些品种，卫生部都没有过问或没有计划。
解崇璋还说，药政工作中只有一个麻醉药管理条例，其他的管理条例就没有，结果各地有各自的管理条例，这地方严，那地方松，造成工作中的困难。
中国药学会总会理事长、北京医学院药学系主任薛愚说，有人说药政司是卫生部中最薄弱的一环，要改变轻药的思想首先要加强药政工作。
中国药学会总会陈新谦说，卫生部轻药也表现在对药学会不重视。
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是中国药学会总会的名誉理事长，他经常到中华医学会去，但不到药学会来。
卫生部召开同药有关的座谈会，也没有通知药学会。
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的教授们在座谈会上对药学教育提出了许多意见。
林启寿说，药学教育的制度时常改变，教学计划不能很好肯定，感到药学教育无方向。
几年来药学教育收获不大的原因是，卫生部和医学院对药学教育关心不够。
医学院的领导多是学医的，考虑医学方面多些，药学方面像私生子一样得不到照顾。
楼之岑认为药学系在医学院中得不到发展。
他说过去卫生部曾说将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独立建成药学院，现在第2医学院又将建立，而药学系始终未独立建院，这说明卫生部对药学教育重视不够。
林启寿说，一位苏联专家曾把医、药比作人的两条腿，应平衡发展，否则是跛子。
他希望卫生部重视药学教育，正确了解药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四年级学生代表姚林富说，他们认为目前只设立一般药学专业是错误的，许多该学的课未学，因而基础差、质量低，他们要求分科进行补课，把他们培养成国家最需要的人。
北京医学院药学专修科毕业生代表郑奕化、吴振杰也要求卫生部实现自己的诺言，给他（她）们一批同学以进修提高的机会。
中国协和医学院药房主任陈兰英和北京中苏友谊医院药师游代祥都谈到药房工作中的问题。
他们说，由于领导重视不够，药房工作缺乏制度。
陈兰英说，药工人员在医院中不被重视的情况很严重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医院领导认为药工人员只是“包包”的，对药工人员只要求发药快，但对药工人员的学习、进修等问题却不够关心，她和游代祥建议卫生部从上到下检查轻药思想，改变目前药房工作无人领导的状态。
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周梦白说，药典是药品检验的标准，但现在的药典只能供参考，到现在还没有成为正式法典，以至在药品生产中忽高忽低，没有一定标准。
有几位药学工作者谈到药品检验所方面的问题。
卫生部药品检验所徐玉均说，卫生部的铺摊子思想很有问题。
他认为几年来药品检验所发展很快，目前，全国已达二十六处，但质量很差，大部是药学系刚毕业的。
工作起来很吃力，许多问题解决不了。
解崇璋也提到各地药品检验所由于任务不足，许多所开展研究工作，不免重复，浪费了人力物力。
他说，药品检验工作是药政工作的一部分，卫生部想用药品检验工作代替药政工作，药政工作是不能作好的。
他认为卫生部以药品检验所的发展来衡量药政工作的发展是不对的。
有几位药学工作者谈到关于中药的研究问题。
周梦白认为目前卫生部对中药不够重视，中医研究院的中药研究所只是桌子板凳的研究所。
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冉小峰说目前的中药研究在组织上、方法上是上不了天、下不了地的空中楼阁状态，中药研究所就是这样的典型，他认为中药研究首先应在原有的基础上整理，在整理的基础上重点地研究。
中药研究所的方向是应保留的保留，应协调的协调。
同仁堂张炳鑫说中药技术一代不如一代，粗制滥造，以假乱真，与人民健康事业有很大距离，这与领导不重视有关。
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在最后一次座谈会结束时讲了话。
他说几天的座谈会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对卫生部很有帮助。
他说，卫生部今后要以整风的精神，结合当前的实际工作，实事求是地来解决和改进。
他说，卫生部有信心和药学工作者密切联系，团结在一起解决问题。
（安仲皇）
帮助党办好医学教育
中国协和医学院教授 张鋆
我从事医学教育几十年了，各样的高等医学校我都教过。
根据我亲身的体会，在整风运动中，我想对目前的高等医学教育工作提些意见，帮助我们的党办好医学教育。
建议设立医学教育委员会来协助卫生部工作
全国解放以来，由于推行了贺诚、王斌的一套所谓“专科重点制”、“形象教学法”的高等医学教育制度和方法，使我们在培养高级医学人才方面走了不少弯路和受了不少损失。
直到后来大家提意见多了，才提出来修改，但是由于对医师数量的要求高而忽略了对质量的要求，造成了医学教育中质与量的尖锐矛盾，以致医学生质量下降。
过去比较好的高等医学院中教学上三个基本环节：
重基础科学、重临床实习和重实习课中的基本操作与独立思考，都完全被忽视了，这样造就出来的医师不但不能提高中国的医学科学，即在正确掌握诊疗技术上亦有问题。
因此，我认为目前医学教育中最主要的矛盾，就是质与量的矛盾，而卫生部这几年在医学教育的领导上，对这方面还没有很好注意。
同时目前的医学教育中的专业、学系的设置以及学制等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也影响着医学人才的培养。
我认为这些问题都应该很好地研究。
有人建议设医学教育委员会来协助卫生部工作，这可能比卫生部自己关起门来搞医学教育要好一些。
协和医学院今后的方针不能再摇摆了
至于谈到协和的问题，我认为协和医学院过去在培养高级医学人才方面还是有一定经验的，在基础科学、临床实习和实验室工作的训练上是十分重视的，因此协和的毕业生在医学岗位上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在学术研究上，过去有的方面也曾达到世界水平。
但是协和在解放后由军委接管以后，方针摇摆不定，先是抓医疗为重点，使临床医师整天忙于诊疗事务，后来又调来一大批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部队上的医务工作者到协和进修，因此把协和的教授、专家们的力量的使用都分散了，这样不但在医疗技术上没有得到很好的提高，就是在学术研究上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这种只使用不发展的情况是应由军委卫生部负责的。
现在我也并不是赞成把现在的协和完全回到过去老协和的路上去，因为那样并不能很好地解决今天全国医学人才的培养问题。
因此，现在不能光从解决协和的问题出发，而要从解决全国医学的问题来考虑。
但是对协和今后发展的方针，一定不能再摇摆了。
协和的条件和基础是比较好的，不管是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或是医疗方面，都是应当很好地使用和安排的。
关于协和医学院的党群关系方面，我个人的体会觉得一般还是不错的，但是也不能说没有隔阂。
协和接管后，来了很多部队的同志，他们和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大相同，谈心也很少，虽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关系是不大融洽的。
这几年来我觉得党员同志对我们这些老教授很客气，一般能尊重我们的意见。
和我一齐工作的一位秘书同志是个党员，就和我合作得很好，对我的意见很尊重。
政治部的同志们有时也常找我谈谈话，因而不觉得党和我们有什么高墙隔着。
这或者是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特别客气，因而使我们感到党群之间的隔阂较少。
但对一般群众，据大字报所揭露，还是有相当的隔膜的。
有人就觉得党的统战工作是统上不统下，下面同志就有这种感觉，各人的体会是不同的。
我觉得党员有一千多万，不可能每个党员的马列主义修养都很高，其中也有政治觉悟低、有骄傲自满等错误思想和作风的人，因此党内有些错误也是难免的。
我认为党应当加强对下级党员的思想教育，使他们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最后我谈一下关于这次整风运动的体会，我认为这次整风运动是解决人民内部的一部分矛盾，而不是解决全部矛盾。
因为整风运动中是非党同志对党组织、党员提意见，揭露他们的缺点，帮助他们改进作风。
其实群众之间也有矛盾，其他党派之间也有矛盾，这些矛盾、问题也应该解决。
为什么整风运动就是整党内的思想作风？
我的体会是，因共产党现在是执政的党，领导着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如果党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不整掉，危害性更大；
相反，党本身克服了这些缺点，就有力量去帮助群众、帮助各民主党派去解决各种矛盾。
因此，我体会这次整风运动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环节。
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有群众的监督，共产党永远不会失败
整风运动的开展使我有很多感想，因为古今中外，我们还没有看见过任何一个政党有这样大的气量，能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改正自己的缺点，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到这点。
我认为共产党所以不会腐化，不会失败，是和它能坚决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能及时批判和改正自己的缺点分不开的。
记得北京刚解放时，我对党还了解得很少，只知道共产党是爱护人民、联系群众的，但同时也怀疑共产党掌握了大权会不会也像历史上一些朝代一样，由于干部的享乐腐化而致失败。
经过几年来现实的教育，我逐步认识到，共产党有群众监督，永远不会腐化，不会失败。
这次整风运动使我进一步体会到群众监督的意义，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的重要。
有了这个武器，就能帮助党克服缺点，使党不会生锈。
我觉得在整风运动中虽然揭露了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不少缺点和错误，但是只要党组织和党员能认真地改正自己的缺点，坚决克服思想作风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那末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不是降低了，而是更提高了，人民群众会更加巩固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教育部没有认真研究工农业余教育
——访北京市工农业余教育局副局长关世雄
本报记者 孙祖年
北京市工农业余教育局副局长关世雄，在中共北京市委召集的非党局长、副局长座谈会上，批评中央教育部对工农业余教育的态度是“管儿子不管爸爸”。
因为这个会议主要是对市委、市人民委员会提意见，他没有就这个批评作详细说明。
会后，记者又走访了关世雄副局长。
教育部对工农业余教育是“管儿子不管爸爸”，这话应怎样来理解呢？
我们的谈话就是从这个主题谈起的。
他笑着说：
“不单是教育部，社会上各方面都存在着重视儿子学习不重视爸爸学习的现象，关心职工子弟的学习，不关心职工的学习。
工农业余教育是一项新的事业，问题很多，经验很少，如果不依靠管生产的人兼管文化，不依靠党、政、工、团各方面的支持和重视，只靠任何一方面的努力是搞不好的。”
“当然工农业余教育有其特点，不结合特点来办学必然会发生错误，这些错误，对我们从事工农教育工作的人，大家都有一份责任。
但是作为全国教育的领导机关——中央教育部对若干重大问题缺少认真研究，因而在指导思想上和几项重大措施上产生了严重的问题。”
“管儿子不管爸爸”，不是说教育部对工农业余教育，也就是对成人的教育没有管，而是管的不实际，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
工农业余教育工作，主要是两大项：
一是扫盲，这是全民性的。
二是业余中、小学，这是部分人参加学习的，主要对象是干部、职工、农民和手工业者。
几年来，教育部对工农业余教育的领导，表现了脱离实际，摇摆性很大。
当实际工作中发生了偏差，他们往往不是首先检查自己，改进和加强工农业余教育工作，总是批评下面不能领会他们的意图，好像教育部向来都是十分正确似的。
正确与否，事实是最好的回答。
工农业余中、小学应该具有成人的、业余的、为生产服务的特点，它和正规的普通中、小学应有区别。
但是，教育部把两者的要求混同起来了。
到1955年底，教育部提出这样的口号，要工农业余中、小学“积极发展，力求正规，提高质量”。
好事办坏最突出地表现在“力求正规”的方针上。
教育部对工农业余中、小学要求“力求正规”，不仅是要求教学制度的正规，也要求教学计划的正规。
他们的理由是，“工农业余教育是普通教育性质”。
这是对的。
但他们忘掉了工农具有成人的特点，和为生产服务的特点，单纯规定工农业余中、小学，一律采用正规中、小学的课本和教学计划是错误的。
这样会在教学上引起紧张和混乱。
为了达到这个要求，过去北京市工农业余教育局根据工农不同的对象所编写的课本只好放弃不用。
在教学计划上机械搬运普通中小学的一套；
工农业余小学规定五门课程：
语文、历史、地理、自然、算术。
中学是这几门课程：
文学、汉语、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历史、地理。
文学与汉语的突然分家也造成教师、学员的思想混乱。
汉语是从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汉字、汉字改革、词义、字典、词类概要、句法概要、句子和句子的成分，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等一套。
文学是诗经三篇，杜甫诗选，苏轼词，唐诗十首，文学作品结构分析，寓言等。
关世雄副局长讲完了这些课程的内容以后，紧接着带分析的口吻说：
“这些内容，实际上是从古到今的一些范文，是中国文学名著选读，有一些是要学的；
但这不完全适合工农成人学习的需要。
就是对普通中小学学生也不适当。
工农学习语文的目的主要为了能看能写，因此他们要求有叙述文、说理文、应用文等。
那些古典文太多、课文长，工农是学习不了的。
但是编课本的先生们说讲这些文章没有文学味道，缺少艺术形象。
工农教育的原则：
应该是由浅到深，由易到难，巩固地掌握知识，并且学以致用。
教育部对工农业余中、小学教材简单硬性的规定恰与此相反。
事实上，有些课是大学才讲的，而现在在中、小学就讲了，这是不符合工农业余教育的原则的。
我们承认这些内容有一部分是好的，但应加以区别，不能不分对象。
不分对象就要闹出笑话，如讲文学课诗经三篇的第1首诗“木瓜”，学员们听了不知所以然，男职工说写情书也用不上，女的笑着说道，谈恋爱那有这事，还送木瓜，到那里去找这个“木头做的瓜，这不是故意同对方为难吗”。
他们曾经算过一次账，按照这些内容学下去，一个工人、农民，从扫盲到中学毕业需要二十多年。
有的中年职工学了这些课程后，开玩笑地说：
“等到我毕业，毕业证书也就贴到棺材头上了”。
由于工农原有文化水平低，而又是利用业余时间去学的，课程的内容份量重，难理解，事实上不仅学不好也学不完，教师只好压缩教时追赶进度，这样许多章节就不能学了。
学员们很有意见，说这种学法是“十八亩地种芝麻，东一棵西一棵，什么也学不好”。
在扫盲工作的领导上，教育部也是摇摆不定的。
两次大冒进，两次大冒退，搞得下面喘不过气来。
1952年普遍推广速成识字法，教育部拨了大批钱，搞专任教师，连晚上识字点灯的煤油也给开支。
他们作出一套办法：
什么为了识字注意力集中，采用“攻堡垒、突破死角”等方法。
干部到下面去推广，农民给吓得躲到床底下去。
到了1953年教育部又突然来了个大整顿，大声疾呼地批评下面急躁、冒进，脱离生产，脱离群众，狠狠地泼了一大盆冷水。
接着扫盲工作马上来了个冒退，进入消沉阶段。
遗留问题教育部不管了，如北京配备的近四百多个专任扫盲教师，马上就没有地方去安插。
我们只好自己设法；
还有的一直到现在没有安插。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教育部的脑子又热了，又下去搞调查，很快地又向下面推广，证明一个乡、一个社两三年之内可以完全扫除文盲。
1955年底，教育部又正式要求两三年内扫除现有职工中的文盲，具体规定：
商业、纺织、重工业、轻工业、
电业、铁路系统的职工1957年扫除文盲；
煤矿、海员、建筑、搬运中的职工，1958年要扫除文盲。
1956年春教育部开职工教育会议。
有一天，教育部突然给北京市工农业余教育局来电话说：
“首都要带头，扫盲速度要加快，一下要求把1956年扫盲事业指标由原定的九万人增加到十四万人。
这真是神话般的数字。
但是1956年扫除文盲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又急躁冒进了，教育部批评的不是自己，他们说全国要求七年，没有错，错的是下面搞坏了：
省要求五年，市、县要求两三年，区乡要求一年、半载扫盲。
一层比一层要求急，要求紧，因此“足以证明”下面是搞错了。
但是据我看来，一级比一级要求紧正足以表现工作的积极性，而全国要求七年扫盲是否可能却要重新考虑。
总之，教育部对扫盲工作表现着：
“一热起来不得了，一冷起来就没有人管，主观主义是非常严重的”。
关世雄副局长最后说：
我们的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可是奇怪得很，社会上偏偏对工人农民的业余文化学习关心不够支持不够。
任意侵占职工的业余文化学习时间。
我看包括我们中央教育部的部长同志们，他们恐怕也没有认真地、有系统地研究过工农业余教育。
有一些领导人员始终没有把工农教育放在重要的地位，脑子里是没有工人和农民的，只是在向外国代表团介绍我们教育事业时，才冠冕堂皇地说说如何如何重视。
实际上在工作中，他们一谈起来，就是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劳动的问题。
重视这个问题是对的；
但工农业余教育也是重要的，两者是同等重要的。
学生的课余劳动应该与劳动者的业余学习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去。
这才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教育的结合，这才是共产主义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轻视工农教育，那是资产阶级的观点。
在整风中希望教育部认真严肃地来检查这个问题。
关于“一棍子打死官僚主义”
阿木
看人论事，如果忽视了具体的时间、空间和其他条件，如果不从具体的社会环境中考察事物的来龙去脉，那就难免要作出不正确的论断。
如果据此以确定自己对待事物的态度和处理事物的方法，那就糟了。
我读了5月28日“文汇报”上胡明树先生的“能一棍子打死官僚主义，又有何不可？”
一文，便有此感。
这篇短文所牵涉的“官僚主义对历史文物的无情践踏”的真相如何，我不清楚，没有发言权；
但对今天的官僚主义可以“一棍子打死”的论点，却有疑问。
作者根据对人对事应有不同态度的原则，认为“对犯了官僚主义的同志我们要治病救人，而对官僚主义则要彻底地打倒它，恨死它！”
所以“谁有本领一棍子打死官僚主义，又有何不可？”
看来似乎说得很有道理。
既然要彻底地打倒它，恨死它，为什么不可以“一棍子打死”它呢？
可是仔细一想，问题并不如此简单。
麻烦的是：
在一棍子打死官僚主义的同时，“对犯了官僚主义的同志我们要治病救人”。
官僚主义和犯了官僚主义的同志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前者就是后者的“病”。
打死前者，为了救活后者，那“一棍子”行吗？
即使一服“一棍子”式的猛药真能一下子杀死所有的病菌，那病体受得住吗？
何况今天的官僚主义病是一种慢性的思想病，一棍子打得死吗？
重要的是本文开头的几句话。
看人论事，总得根据时间、空间等具体情况，不要以为只要抓住一般性原则，便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难道今天的官僚主义跟旧社会的官僚主义没有什么不同吗？
在旧社会，官僚主义的根源在于当时的经济、政治制度，在于剥削阶级的本质。
反动的统治阶级不可能不成为脱离人民的官僚主义的大本营。
如果不推翻当时的经济、政治制度，不打碎官僚主义机构，不从经济、政治上“打死”官僚主义者，就不可能“打死”官僚主义。
对他们说理往往是对牛弹琴，“治病救人”是笑话，而“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倒是适用的。
可是今天的官僚主义不是今天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而是旧社会、旧制度的遗毒。
它跟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相容。
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恨死它”，“彻底地打倒它”；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讲究“打”的方法，以达到打死官僚主义又救活“犯了官僚主义的同志”的目的。
是简单粗暴的一棍子好呢，还是反复说理、逐渐消毒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好？
这应该是容易回答的。
所以，即使“有本领”，我看也不必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
农村干部
昨天：
这一个会，
那一个会，
九十九个摆手队。
今天：
你拿锄，
我拿锹，
泥齐膝盖水齐腰。
（湖北汉川 张声玉）
听省、市委书记演讲
过去，要见首长不容易，要听首长报告就更难了。
现在就不同了。
05月11日和25日，我们就听到了中共湖北省委第1书记王任重和中共武汉市委第1书记宋侃夫的两次演讲，讲的是有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两次演讲会，听的人都有四、五千。
讲演会的入场券，不像过去由党委或机关根据级别或政治条件来分发，而是由讲演馆公开出售。
听众中有干部、军人、工人、教师，也有学生、工商界、居民和家庭妇女。
这实在是一件大好事。
（武汉 黄人）
愤怒的台湾
邹荻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这是我们的国歌声。
当青纱帐起，我们这样歌唱，在抗日根据地上，我们这样歌唱，如今，让歌声横渡海洋。
管它第7舰队封锁线多么长，管它超级堡垒布下天罗网，你们冲过警备车、宪兵队、催泪弹，反美示威的人群像海洋。
我们把歌声迎着你们唱。
我们的台湾是不屈的港，你们的心灵就是台湾英雄像。
千军万马攻不下每颗心，红旗扯在你们的心岛上。
氢弹在这里不能爆炸，导弹在这里要迷失方向。
为和平统一祖国而奋斗！
这声音在六万万人胸膛里暴雷般响。
侵略者滚出中国去！
让我们最远的海岛，在凯歌中唱“百花齐放”。
“我们好像见过面”
我到宣传部快两年了，但是咱们的部首长还没和我说过话呢！
有一次我去参加了一个联欢会，会见了我们的副部长，他微笑着问我：
“我们好像见过面，你在哪个单位工作？”
“我一听真纳闷。
只好硬着头皮答复他：
“部长！
我就在宣传部工作。”
其实，前些日子，他在党员大会上还举手同意我成为一个预备党员呢。
（西安 王力）
支援台湾人民反美斗争
调寄沁园春
黄绍竑
杀人无罪，刘奥特华，抗议无声。
听。
无声诉出，八年霸占，千般积恨，万恶罪行。
振臂高呼，全台反美，岂仅杀人一美兵。
狂潮浪，正。
播传寰宇，弥漫台澎。
神雷隐迹潜形。
且喜听轰天霹雳鸣。
看。
当场宪警，痴如木偶，旁观袖手，显似同情。
愚政防民，甲兵无用，陈涉竿颠秦帝庭。
殷解放，有。
同胞六亿，隔海支撑。
无题有感
钟怀
有人说，工人阶级是空着手走进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则是带着礼物走进社会主义的。
资产阶级愿意走进社会主义，而且带着“礼物”，自然是值得骄傲的。
可是如果能够冷静地、认真地想一想这份“礼物”是从哪儿来的，就会发现究竟谁是真正地“空着手走进社会主义”的，谁又是带着“礼物”走进社会主义的了。
＊
社会上既然有人不劳而获，就一定有人劳而不获，或者多劳少获。
“不劳而获的收入”是不是剥削呢？
最好去问问那些劳而不获、多劳少获的人吧！
＊
“棍子又来了！”
说这话的，有人是真正受到了棍子的威胁，因此大声疾呼，表示愤慨。
有人其实并没有挨棍子，只不过受到了批评。
其所以要嚷嚷“棍子又来了”，用意无非是：
只能我批评你，不能你批评我。
＊
一花独放，一家独鸣，当然不好。
九十九种花都放，独有一花不放；
九十九家都鸣，独有一家不鸣，又如何呢？
在某些人看来，唯有这样，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未曾看戏先受气
有一天我到实验剧场去买话剧票，售票窗口关着，虽然是他们的售票时间。
我敲了窗子。
里边有个人厉声问道：
“干？
？”
我说明了我的来意。
“卖完了！”
“卖完，怎么不贴个条子说明一下呢？”
“你管不着！”
“明天的，有没有？”
“没有！”
“后天的呢？”
听不见回答。
我并不是只碰过这么一次钉子。
其它的一些剧场、戏院，有些售票员态度也是很凶狠的，你问他开演时间，票价，他都是不耐烦地回答你，你想挑个座位，他不好好让你挑，一个劲儿催你快买。
我们好像不是去花钱看戏，而是去剥削这些同志似的。
不然，为什么这些人的面孔，都是那么难看呢？
（北京 贾村）
谢师
秦征
油画训练班毕业作品展览会已经在首都揭幕了。
这是我们十九位青年美术工作者在苏联名画家、斯大林奖金两次获得者康·麦·马克西莫夫教授两年苦心教导下所获得的学习成果。
展出的一百多件作品，不过是一支刚刚破土而出的鲜嫩幼苗，但在它成长的每一瞬间，都凝聚着师生们呕心沥血的辛勤劳动和甘苦与共的深挚友情。
一年前开始动手搞毕业创作时，每个人心中都有些惶惶然，深知自己在油画技巧上根底浅薄，在这样短短的时间里完成一幅比较完整的创作，实在是没有把握。
马克西莫夫老师却满怀信心地鼓励我们说：
“呶，别看莫斯科苏里柯夫美术学院是六年制，而你们却只学习两年，但我却完全相信中国青年的才能和创造性。
再说你们都具有一定的斗争生活经历，难道就没有什么迫切需要表现的东西吗？
不要怕，勇敢加智慧就可以创造出奇迹来！”
不久，我们都根据自己的意图和素材勾画出草图，老师看过之后，正确地指出，有些只是简单地叙述事件过程或插图式的处理题材。
他说：
“绘画不同于文学、戏剧或电影，不能连续地把生活中一切细枝末节都陈述出来，画面上只能表现生活事件中的片断，由此使人了解到它的过去和未来将是怎样的；
例如列宾所作“伊凡杀子”一画，主要的不是描写暴君伊凡如何杀死了他的儿子，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新的人性的出现。
当那个残忍的父亲在狂怒中杀死了亲生儿子之后的一霎那，久已丧尽的人性和良心突然复活了，他用痉挛的手紧按住王子头部致命的伤口，浓浊的血流从指缝间迸射出来，一切都显示出永远无可挽回了。……当你们处理自己的题材时，要注意选择最适于造型艺术语言所表达的、能够动人心弦并引起深思的情节与场合。”
在有关创作的问题上，马老师（我们都按照民族习惯如此亲？
地称呼他）总是循循善诱地启发大家去独立思考，从不强求别人按照他的意见进行修改，有的同志常常要老师更具体地出主意，希望最好把创作的规律开出个仿单来，但他认为“属于技术性或手艺性的问题是可以教的，然而像艺术的构思和形象的创造却从无成方可传，这些，完全出自画家的智慧和在生活中的感受，诗意的幻想常常会带来新鲜奇妙的意境，教师在这里所要作的，只能启发同学去注意观察、发现有意义的东西，只有你满怀激动、渴望和不懈地探寻恰当的表现形式，才能使你所要求的东西积极生动地出现在画布上！”
经过一年来的创作实践，使我们体会到未来作品中的一切，必须是画家在生活中深受感动，彻底了解，从而成为自身血肉的一部分的东西，每个人物形象，只有在心灵深处酝酿成熟时，才能真正以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表达出来，这是任何人所不能传授更不能代替的。
为着一个形象的探索，我们常常绞尽脑汁，搜索枯肠，像产前的阵疼一样，熬过多少个紧张的日日夜夜。
我记得有位同志在创作的中途“抛了锚”，连续几天竟没有动一笔，老是凝视着对面的画布徘徊、怅惘，马老师看到这种情景，关切地走近他说：
“同志，把手从你的裤袋里伸出来，到外面去画、去找，生活和野外的大自然可以告诉你很多，否则，在房子里继续苦恼一百天也是徒劳无益的！”
马老师很重视写生，但并非认为只要画了模特儿或风景习作回来就大功告成了，正相反，当他看到有人摆了模特儿，无动于中地一笔一笔原本原样搬上画面时，却是不能容忍地立刻加以指责：
“创作，是艺术家良心的激动和感受，不是老太太织袜子，她可以边织边聊天，或者打瞌睡，而艺术家的工作，每时每刻都是充满灼热的激情，全力以赴的。
为了创作的成功，即使赴汤蹈火都乐意去做！
苏里柯夫曾说过：
‘假使我要画地狱，情愿带了模特儿一起到地狱去！
’这些话在行外人听来似乎过分玄虚，但事实毕竟如此。
艺术家必须要与自己作品的主人公同命运、共呼吸，假使自己不为之感动，那么又怎能产生感动别人的作品呢？！
”
两年来，马老师同我们朝夕相处，使人感到他不仅是最可敬佩的老师，而且是我们生活中最亲密的朋友，日常交往中毫无国籍之分、言语之隔，真正是亲如手足，彼此推心置腹，无所不谈。
记得有一次，有人在画室里摆了几张“星火”杂志印的苏联画片作参考，马老师近前看了看说：
“假使需要参考的话，一定要挑选些精印的复制品，这两张画本身就不高明，再加上蹩脚的印刷，把原作的色彩全部走了样，那么，你学它学得愈像，上的当也就愈大了！”
接着，他很诙谐地说：
“中国同志们都是老老实实的，学习苏联也是如此，可是过分老实了，就要当心哪。
说实在话，苏联现代绘画有很多优秀的杰作，也有不少乍一看来挺唬人的而实际上是干瘪瘪枯燥乏味的东西，倘使不加选择，见啥学啥，就会吃亏的。
中国民族艺术中有很多珍贵的遗产，当代画家应该好好研究，从这无尽的宝藏中吸收丰富营养。
希望你们的油画能够在自己祖国的土壤中生根滋长，开放出具有道地的民族特色的鲜花来！”
现在，我们油画训练班已经结业，毕业创作展览会已同首都人民见面了，我们刚刚出师的油画学徒，怀着万分感激而又难割难舍的依依之情，向我们亲爱的老师康·麦·马克西莫夫教授致最诚挚的谢意，并希望关心我们的领导同志和朋友们、观众们，多多赐教，帮助和培育这一枝初成的艺术蓓蕾，使它在祖国社会主义的百花园中迎风怒放！
郭沫若像（油画）
康·麦·马克西莫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