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阿邮电协定签字
新华社31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邮政和电信协定的签字仪式，今天下午一时在北京举行。
中国邮电部部长朱学范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雅科瓦，分别代表双方在协定上签字。
参加签字仪式的，中国方面有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主任阎宝航、邮电部副部长谷春帆等；
阿尔巴尼亚方面有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巴利里等。
朱学范并为庆祝协定的签订举行了招待宴会。
为阿议会代表团访问我国
阿尔巴尼亚大使举行宴会
新华社31日讯
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巴利里为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代表团访问中国，在今天晚间举行宴会。
刘少奇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出席了宴会。
巴利里大使在宴会上首先致词。
接着，里塔·马尔科主席讲话。
他说，阿中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真诚的兄弟友谊，这种友谊就像我们两国人民的意志一样是牢不可破的。
他认为没有任何力量能稍微削弱阿中两国人民之间的热爱和在共同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制造障碍。
马尔科祝贺中国人民在克服旧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和在建设新生活的道路上所遇到的困难方面，不断地获得巨大成就。
刘少奇委员长也讲了话。
他说，阿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是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
刘少奇说，帝国主义者是害怕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团结的，并且千方百计地破坏这种团结。
他们越是害怕这种团结，我们就越要团结；
他们越是企图破坏这种团结，我们就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周恩来总理在宴会上举杯祝阿尔巴尼亚朋友在回国途中一路平安，身体健康。
今晚出席招待会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林伯渠、李济深、彭真、陈叔通，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我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罗士高、前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徐以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府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的负责人等。
全面关心儿童的成长
过去一年，我国保卫儿童工作取得了新的成就。
小学教育、托儿所和幼儿园有了很大发展，全国学龄儿童已有64.7％进入小学，大约有七百万的城乡儿童受到托儿组织的保护和教养，儿童保健工作有了进一步改善，全国设立了许多校外教育机关，少年先锋队队员已经增加到三千万人，社会各个方面对于少年儿童的关怀和教育比以往更为重视，关怀和教育儿童已经逐渐成为新社会的风尚。
儿童在社会各方面的关怀下，如同幼苗一样茁壮地成长起来。
儿童是社会主义社会未来的建设者。
家庭、学前教育机关、学校、少年先锋队等各个方面应当密切配合，全面地关心儿童的成长。
我们不仅应当关心儿童智力、体力的发育，而且应当关心儿童品德的发育，教育儿童热爱劳动，培养儿童勤劳俭朴的优良品质。
儿童从很小的时候起，对周围的各式各样的劳动发生兴趣，而且愿意在家庭生活中跟着成人劳动。
而劳动对于新的一代体力的发育和整个道德面貌、意志、性格的形成起着极大的作用。
因此，在儿童未入学以前，家庭就应当对儿童进行劳动教育，让他们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如打扫庭院、洗衣服、做饭、洗碗筷、缝补等等，以培养儿童独立生活的能力。
但是，目前许多学校和父母往往只注意儿童的知识教育，不注意或很少注意培养儿童的劳动习惯。
有些家长还残存着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从事体力劳动。
这表现在对于子女入学和升学问题上最为明显。
特别是有些国家机关的高级工作人员对于子女在生活上照顾过多，使子女娇生惯养，好逸恶劳。
有些机关的托儿所、乳儿室生活标准过高。
这种现象是不好的，应当改变。
我们知道，儿童在家庭就受到最初的教育，儿童在入学时候的操行上的某些特征，是受到家庭和学前教育机关的影响的。
因此，家庭、学前教育机关，从儿童的幼年起，就应当注意培养儿童的劳动习惯，树立儿童热爱劳动和尊重体力劳动者的观念，特别是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在响应党中央号召参加体力劳动的同时，也要在家庭的日常生活当中，以自己模范的劳动态度、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给子女以良好的教育和影响。
近几年小学里增设了手工劳动课，并且通过科学技术活动，使少年儿童学习和掌握了一些生产技能，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少年儿童的“小五年计划”活动，对于激发儿童的爱国热情，鼓舞儿童积极参加劳动，收到了很大效果。
例如山东临朐县少年儿童去年建立了一百四十五个少年林，植树三十五万一千多棵。
重庆少年儿童在去年“六一”前后收集了废金属四十四万七千多斤，钢铁厂用它炼出了六炉“少年钢”。
这种有益于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活动，既培养了儿童热爱劳动、爱护公物的品德，对国家也有好处。
这种活动，应当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展开。
学校少年先锋队应当继续加强对少年儿童的劳动教育，应当更加注意组织符合儿童体力条件的社会公益劳动和工艺活动，并且通过儿童乐于接受的各种方式，向儿童讲解革命和建设的艰难困苦，学习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的精神。
学校和少年先锋队应该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儿童，向一切危害儿童身心健康的现象作斗争，培养他们成为健壮、活泼、勇敢、诚实和具有创造精神的新一代。
对于少年儿童的品德教育，已经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
不少地区的社会人士组织了群众性的校外教育委员会、家庭学习小组，许多家长担任少年儿童学习辅导员，许多文化娱乐场所增辟了儿童活动场地。
这对于丰富儿童的校外生活，对于儿童的教育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过去，学校思想教育工作比较薄弱，有些家长把教育子女的责任全部推给学校，对子女的品行漫不经心。
许多学校实行二部制，儿童在校外生活时间很长，校外教育机关不能满足儿童的需要，学校对于学生的校外辅导也相对地减弱，因而有些儿童在校外沾染上一些不好的习惯。
学校应该加强学生的课外、校外辅导工作，家庭、社会各方面要给儿童创造学习和生活的条件。
特别是对那些暂时不能入学的适龄儿童和进二部制班级半天在校外的儿童，家长和社会各个方面要给以更多的帮助。
为了给儿童提供较好的生活和学习条件，我们应当根据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继续发挥社会团体和群众集体的力量，勤俭办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和校外教育机关；
同时尽可能利用现有设备，利用成人文化娱乐场所，为儿童举办各种有教育意义的文化娱乐活动。
教育儿童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应当群策群力，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为儿童举办一些福利和教育事业。
根据过去的经验，只要向群众讲清楚道理，群众为了自己子女健康地成长是愿意出钱出力举办这些事业的。
例如许多工矿企业职工家属举办了多种形式的托儿站、幼儿园、儿童会、小学生自习小组、暑期儿童乐园等。
仅职工家属举办的托儿站、幼儿园，到1956年年底统计就有一千七百七十四处，收托儿童九万一千八百三十人，占厂矿行政举办的托儿所、幼儿园收托儿童总数的37％强。
同时，群众举办托儿站等一般地是花钱少，适合群众的需要。
鞍山市共和街职工托儿所的房子，是职工家属利用废料，利用星期日休息时间，进行义务劳动兴建的。
这类事情人人都应该欢迎。
我们希望社会各个方面共同努力，全面关心儿童的生活和学习，使儿童的身心健康地成长起来。
刘自然妻弟写信鼓励他姐姐奥特华
坚持爱国反美斗争到底
本报长沙31日电
现在长沙的刘自然的妻弟荆良（又名维也纳），5月31日上午到新湖南报编辑部控诉美军杀害他姐夫刘自然的暴行。
当天下午，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姐姐奥特华，鼓励她坚持爱国反美斗争。
荆良在信中说：
“当我看到你站在姐夫遗像前的照片时，眼睛忽然模糊起来，伤心和愤怒的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
这血债我们一定要美国侵略者以血来偿还。
姐姐，你是多么有勇气！
多么坚强！
你真不愧为黄帝的好子孙！
你坚决拒绝了董显光这个狗奴才的引诱，坚决向美帝国主义抗议、斗争，你干得好！
干得对！
你看，全台湾人民、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都站在你这一边。”
他希望奥特华坚持斗争下去，直到台湾从美国侵略者铁蹄下解放出来，回到祖国怀抱里为止。
荆良在这封信里，向他姐姐报告了家中的情况。
荆良现在湖南煤建器材公司任化验员，是共青团员。
妹妹是长沙机床厂熟练的车工。
他得到过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
妹妹是学习模范。
他们的收入维持全家生活足足有余，生活过得很好。
他们六十多岁的母亲很健康，就是常盼望在台湾的亲人。
荆良在信中说：
“现在我们将每月花不完的钱都储蓄起来了，等你回来时给你购置一套‘武器’——画图用具，去揭发、去轰击那万恶的美国侵略者。”
荆良最后鼓励他姐姐坚强起来，决不向美国侵略者妥协！
决不要受他们任何引诱欺骗，与全国人民、全台湾人民紧紧团结起来，坚决把美国侵略者彻底赶出台湾，使台湾早日回到祖国怀抱。
据新华社长沙31日电
新华社记者今天走访了被美军杀害的刘自然的岳母莫瑛，她对记者说：
“我抗议美国侵略者无故杀害我的女婿！
我痛恨蒋介石集团不能保护台湾的中国同胞！
我希望台湾马上就从美国侵略者的霸占下解放出来！
我现在希望立刻能见到我的大女儿；
抱头大哭一场，来安慰她那受了创伤的心。”
莫瑛还说，她现在很想念大女儿奥特华，她为自己的女儿能有这样的斗争勇气和民族气节感到自豪。
她说，奥特华小时就有绘画天才，小学时就在南京举行过画展，以后曾在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学习。
后来她到了台湾，但在台湾她的绘画才能却得不到发展，只是给一家照像馆修照片。
她希望女儿能回到大陆来，和家人团聚。
·友好往来·
马格里勃议会代表团回国
马格里勃（摩洛哥）国民协商议会访华代表团31日早晨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苏联消费合作社代表团到京
以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会主席克利莫夫为首的苏联消费合作社代表团一行九人，在30日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蒙古手工业合作社代表团到京
以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蒙古人民共和国手工业中央理事会主席济·德木齐格为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手工业合作社访华代表团，31日下午乘火车到达北京。
比利时文化代表团到京
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来中国访问的比利时文化代表团一行五人，31日下午乘飞机抵达北京。
代表团由布鲁塞尔大学教授、前比利时驻苏联大使阿图尔·华特斯率领，代表团成员有比利时弗莱蒙医学院院长布夏尔，布鲁塞尔圣·路易大学哲学和文学院教授罗伯·梅斯特里厄，比利时国家剧院院长雅克·于斯曼，比利时皇家音乐学院院长马赛·福特。
苏联狄纳莫田径队到京
苏联狄纳莫田径队二十五人31日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他们是应邀来中国访问和进行友谊比赛的。
04日，狄纳莫队在京将同中国田径运动员作第1次友谊比赛。
日本体育协会代表团到京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邀请来中国访问的日本体育协会代表团一行六人，31日下午到达北京。
（据新华社讯）
国务院通知各地贯彻执行私方人员病假期间工资支付办法
新华社31日讯
国务院为贯彻私方人员病假期间工资支付办法的通知，今天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发出了函件。
函件中说：
04月17日资云字第5号“关于本人股金在两千元以下的私方人员病假期间工资待遇，可根据生活困难情况或者病假的时间长短，按照本人工资发给50％至70％，不必按工龄和非工会会员的标准计算”的通知，据反映，有一些地方尚未实行，为解决私方人员病假期间的生活问题，望加以贯彻实行。
关于本人股金在两千元以上的私方人员病假期间工资，只要确有困难，也可以参照上述的支付办法办理。
把教养儿童的责任担负起来
宋庆龄
儿童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国家最宝贵的财富。
我们必须像爱护幼苗一样的爱护他们，像栽培小树一样的栽培他们，为他们准备好一切生长的条件，帮助他们战胜风霜虫豸，同时也要注意矫正长得歪曲了的躯干，剪掉不成材的枝丫。
只有这样，这些小树才能长得茁壮、正直，才能经得住风霜，才能成长为有用之材。
几年来，我们的国家给予儿童们最大的关怀和爱护，使他们只能用“幸福的童年”来形容自己的生活，使得我们成年人看到我们的下一代，不能不感到安慰，引为骄傲。
这是我们的国家和各方面人士——特别是做父母的和儿童教育工作者长期培养教育所得到的成绩。
但是在教养儿童的工作上，我们并不是都尽到了应尽的责任。
成年人的行为是儿童的榜样，他们从长辈的行为上找到自己的生活习惯和道德的标准。
长辈人的革命奋斗，忘我劳动的行为培养儿童们为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好准备。
但是长辈人的身上也常有些不好的行为给了儿童坏的影响，往往成年人只认为生活小节的一些坏习惯，很容易在孩子身上看到反应，更何况现在社会上还有少数人有意引诱儿童作坏事，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教养下一代是我们全民的责任。
首先做家长的要负起这个责任来。
现在有些做父母的认为教育儿童是国家的事情，自己可以放任不管；
有些人以打骂代替教育；
有些人以溺爱代替爱护；
甚至有些家长对应届中、小学毕业生施加压力和威胁，增加了儿童们在毕业升学问题上的不必要的紧张。
不能让这些现象长久存在下去，全社会的人应该负起责任来，首先做家长的应该学会正确地教养自己的子女，这是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公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使六亿人民摆脱贫困，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是一件伟大而艰巨的任务，这个任务甚至不是我们一代人能够完成的。
为了使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成为我们伟大事业的接班人，使他们将来无愧于作为革命的中国人民的光荣后代，我们留给他们的财富，就不仅是物质财产，而最宝贵的东西乃是我们传统的革命精神，也就是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口号“勤劳朴素，诚实勇敢”的精神。
“勤劳朴素，诚实勇敢”，这是我们对儿童提出的要求。
但我想首先应该把这个要求向一切成年人提出来，因为他们随时随地以自己的行为影响着儿童，因为他们担负了教养儿童的责任。
“捷中友好”农业社给我国儿童送来礼物
新华社31日讯
捷克斯洛伐克维纳尔日采村“捷中友好”统一农业合作社为了庆祝该社成立四周年，并表示对中国张郭庄中捷友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友谊，在6月01日国际儿童节前夕赠送给中捷友好农业社价值捷币三千克朗的儿童皮鞋三大箱。
这批皮鞋已运抵北京。
法苏越蒙和平代表出席郭沫若宴会
预祝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成功
据新华社31日讯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今晚举行宴会，欢迎四个国家的和平人士。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法国进步共和联盟总书记达斯迪埃，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法国和平人士加桑诺瓦，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苏联名作家考涅楚克。
他们都是在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的。
现在北京访问的越南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黎廷探，蒙古地理学家采格米拉，蒙古保卫和平委员会秘书长萨格达，蒙古律师王庆德依都应邀出席宴会。
这四个国家的和平人士都将在最近前往锡兰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
郭沫若在会上讲话，对他的亲密的老朋友们表示热烈欢迎。
达斯迪埃、考涅楚克、萨格达在会上讲了话。
他们共同预祝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成功。
今晚，出席作陪的，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将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的中国和平代表团副团长包尔汉和团员们，以及中国著名和平人士。
电力工业提前完成五年计划
五十个新建电站投入生产
发电量相当于解放前最高年产量三倍
新华社31日讯
据国家统计局初步统计，到今年05月20日为止，我国累计一年的发电量已经超过第1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的1957年发电量1.6％。
如按照达到1957年水平的时间计算，全国第1个五年的发电量计划在4月份就完成了（以上按第1个五年计划可比的发电量计算）。
在此以前，标志着电力工业生产技术水平的厂用电率、线路损失率和煤耗率三个主要指标，早在去年就都达到了原规定的1957年水平。
从去年05月21日到今年05月20日的一年中，全国电力工业总计生产了一百七十八亿度电力，比1952年全年发电量增加一百多亿度，相当于解放前最高年（1941年）产量的三倍。
几年来电力工业基本建设的迅速发展是全国发电量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重要原因。
从1953年起到去年年底为止，全国仅是限额以上的新建电站，就有五十个全部或部分投入生产，加上限额以下的小电厂，全部发电设备的容量从1952年的一百九十万瓩增加到了三百六十一万瓩，即第1个五年计划前四年新增加的发电设备，就接近于我国自1882年在上海开始建立一个小电厂起到解放前夕六十七年内所达到的全部发电能力（一百八十五万瓩）。
由于这些新电站的建立，目前我国不但许多新工业城市，如西安、兰州、郑州、洛阳、重庆、武汉等地都有了现代化的大型或中型电站，并且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也都开始利用电力来生产和照明了。
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解放前原有的几个小电厂，总共发电能力也不过二千多瓩，几年来建设了一些新电厂以后，发电能力比过去增加了十一倍。
内蒙古自治区的发电能力，也比1949年增加了三倍。
许多旧有电厂的生产潜力这几年来也都得到较充分的发挥。
据占全国发电量80％以上的电力工业部所属各厂的统计，1956年发电设备的利用小时已经从1952年的四千四百小时提高到四千八百八十三小时，比第1个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指标还多了三百三十三小时。
因此，单就这一项计算，各国营电厂去年一年就比1952年多发了十一亿度电。
另外，各地旧有电厂在积极修复破旧设备和提高原有设备出力方面，也都挖掘出了不少潜力，其中只就国营电厂计算，由于采取上述措施而增加的生产能力，相等全部旧有设备能力的五分之一。
祝贺儿童过节好！
首都儿童联欢
据新华社31日讯
今天晚上，北京中山公园成了孩子世界。
首都一万二千多儿童在这里联欢，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
他们还邀请了在北京的各个国家的小朋友一起过节。
联欢晚会开始前，北京市市长彭真在会场上和一群学生们亲切地谈着话。
在小主席宣布开会后，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祝贺儿童过节好。
他说：
“你们是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我们热望着你们成长。
我相信你们一定比我们干得更好！”
晚会开始后，公园里到处是儿童们游戏的圈子。
十几个专业文艺团体今天给孩子们演出了精彩的歌舞、戏剧和杂技。
美国利用“军事援助”非法夺取在台湾的治外法权
四项毒辣条件庇护美军杀人无罪
台湾各界一再提出抨击表示强烈不满
新华社31日讯
台湾报纸和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连日发表言论，反对美国军人和他们的眷属、佣人在台湾享有“治外法权”，对美国人在台湾监督和干预蒋介石集团的军政事务也表示强烈的不满。
美国人在台湾普遍享有“治外法权”和对蒋介石集团军政事务执行监督和控制，它的所谓“根据”是美国政府就“军事援助”问题而递交给蒋介石集团“外交部”的“第13号照会”。
1951年01月30日，美国驻台湾“大使馆”临时代办兰金（现任“大使”）把这个照会递交给蒋介石集团“外交部长”叶公超，胁迫蒋介石集团在美国供给“军事援助”时，接受四项卖国条件。
照会中的第3条规定：
凡在台湾“执行美国政府依本协定所负的责任的美国政府人员”，蒋介石集团都要“同意予以接待。
他们将得到充分的便利以监督所提供的援助的进展情形，确保所提供的物资系用于原定目的、并执行双方依本协定所同意的其他工作或措施。”
这样，就使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得到充分的便利”的条件下，对蒋介石集团的大小事务进行“监督”。
照会第3条接着规定：
“这种人员，包括临时指派的人员在内，在对中国政府（指蒋介石集团）的关系上，将作为美国大使馆的一部分，在美国使馆首长指导与控制之下进行工作。”
美国驻台湾军事援助顾问团的三千名官员和其它许多美国人，在台湾就这样享有所谓“外交人员的特权”。
在照会的第2条中，美国以所谓“防止泄露和危害美国政府所提供的机密性的军事物品、服务或情报”为借口，要蒋介石集团采取与美国政府“在每一事项上所商定的安全措施”。
照会的第4条规定：
对于供给蒋介石集团的“美援”物资，“如事前未经美国政府明确表示美国不需要这种装备或物资供自己使用，也不需要它们支持美国所从事的军事援助计划”，则蒋介石集团不得“转让、出售、或用其它方式来处置”。
在照会中，美国胁迫蒋介石集团“提出书面保证”来接受这些条件。
照会中恐吓说：
“如不按照保证办理，即属违反美国政府的谅解，美国得据以停止供给”所谓“美援”。
1951年02月09日，蒋介石集团外交部长叶公超对于这些丧权辱身的条约，竟复照给兰金表示接受。
几年以来，美国人不仅在台湾滥用“治外法权”，杀害中国人也可以“无罪”，他们还加紧对蒋介石集团进行“监督”，从国民党当局的“中央预算”到蒋军连队发饷给士兵，美国人都加以直接监督、控制和干预，蒋军建筑一个碉堡、动用一桶汽油、甚至蒋军中上级军官的任免，都要经过美军顾问团人员的批准或同意。
由于这个“第13号照会”明显的侵略性质，叶公超在丧心病狂接受后一直不敢公开透露。
连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们，都不知道它的内容。
美军惨杀刘自然案发生后，许多国民党立法委员向叶公超提出质询，叶公超才不得不含糊地提到这个照会。
国民党立法委员们认为，这个照会没有经过国民党立法院的通过，因而即使依照蒋介石集团的“立法程序”来说，它也是不合法的。
国民党监察委员们最近对美国人在台湾普遍享有“治外法权”和干预台湾当局的军政事务，也一再提出抨击。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美国与蒋介石集团交换的这个照会，和美国侵略台湾的其它条约一样，完全是非法的。
新华社香港31日电
台湾各地报纸继续要求取消美军在台湾的“治外法权”。
台中市“民声日报”28日社论说：
“我们呼吁当局即刻与美方交涉，停止美军人员的外交官待遇，以免类似刘自然事件的再度发生。”
台中县丰原镇“中国日报”提出取消美军“治外法权”的要求说：
“此事实不可再缓。”
基隆市“民众日报”发表文章说：
台湾“朝野人士对治外法权问题都很重视”。
文章说：
台湾立法院、监察院的委员们最近“都促请当局就美军在台犯罪的审判权问题提出谈判”，“我们现在更有理由要求驻台美军放弃其外交豁免权”。
花莲县“东台日报”28日的社论也提出了取消美军“治外法权”的要求。
中共中央妇委常委会和全国妇联党组
邀请非党妇女工作负责人座谈
本报讯
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华全国民主妇联党组于5月31日邀请全国妇联非党常委、执委，各民主党派妇女工作的负责人及团体会员的负责人，进行座谈。
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第1书记蔡畅在会上说，希望大家毫不客气、毫无顾虑地对妇女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提出批评和意见。
在会议上发言的有：
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史良，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全国妇联候补执行委员劳君展，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妇女联谊会秘书长刘清扬，中国农工民主党妇女工作负责人、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李健生，民主建国会妇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全国妇联执行委员罗叔章，中华妇女节制会总会会长、全国妇联常务委员刘王立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全国妇联执行委员谭惕吾，全国妇联常务委员雷洁琼。
中共中央妇委应和各民主党派妇女委员会
建立固定联系制度
史良首先发言，她希望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和全国妇联、各民主党派妇女委员会建立固定的联系制度。
她建议中央妇委和全国妇联副主席、各民主党派妇女工作委员会多多接触，多多联系。
史良还说：
中共中央妇委应该多抓方针、政策问题，从方针、政策上进行领导，因为这是妇女工作的灵魂。
关于保障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男子处于平等地位的问题，史良说：
这一问题我从司法工作方面感到在贯彻婚姻法时较好，但是，时过境迁，对妇女不平等的封建思想又暴露出来了，因此，如何保证妇女在事实上和男子处于平等的地位，中央妇委仍需好好研究。
劳君展在发言中希望中央妇委帮助她们推动民主党派的妇女工作。
接着她谈到女教授向科学进军的困难，她说：
很多女教授也想提高自己，但总是有困难，她认为：
妇女固然应该对孩子对家庭多负责任，但是男同志也应多负责，解决妇女学习中的困难。
刘清扬在发言中，首先提出了中央妇委对民主党派妇女工作委员会的领导问题，她说：
民主党派的妇女工作如何做，我们很感茫然，过去曾要求妇联领导，但是，妇联确实不能领导民主党派工作，还是需要党中央妇委来领导。
加强对孩子的教育，不要过分宠爱孩子
刘清扬还谈到孩子升学问题，对孩子的教育问题，她说：
有许多孩子有流氓、偷盗行为，有些是劳动人民子女，有些是干部子女，她认为这主要是对孩子教育不够，她要求全国妇联在妇代大会上号召全国妇女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别让孩子流浪街头。
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刘清扬特别提到干部子弟的教育问题，她说：
有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孩子宠爱过分，对老师不尊重，有人甚至当着孩子的面骂教师，弄得教师不敢教育孩子。
全国妇联团结的面还不够广
李健生在发言中，也要求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对民主党派的妇女工作加强领导，把民主党派的妇女工作也列入工作计划之内。
同时希望能建立起经常联系、交换意见的制度。
李健生还认为全国妇联团结的面不够广，比如中华医学会护士协会、助产士协会中，绝大多数都是妇女，全国妇联只是在选代表时注意了照顾她们，但平时则很少联系，应该经常找她们谈谈，帮助她们解决些问题。
另外，李健生希望“中国妇女”扩大报道范围，不但要宣传妇女工作的方针政策，也要宣传一些民主党派妇女工作的性质、任务和活动。
罗叔章也要求党中央妇委和妇联党组同民主党派妇女工作挂上钩。
同时建议妇联在城市工作中要很好地运用资产阶级家庭妇女的力量。
她说，资产阶级家庭妇女中知识分子很多，光是民建会员和家属就有一千人左右，这些人如果很好地动员起来，可以做不少事。
现在儿童的升学和品德教育是个大问题，有的集体宿舍，父母上班去了，孩子们没人管教，偷窃、耍流氓、砸门窗，甚至组织小团体等等，如果把知识妇女组织起来，就可解决孩子的管教问题。
罗叔章还谈到现在社会上强奸幼女的坏人还不少，而我们的某些司法机关处理这些问题不够严肃，判刑很轻，她希望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不要光管孩子吃饱穿暖的问题，还要注意保护儿童的心灵不要受到摧残。
刘王立明认为妇联对非党的妇女组织和中上层妇女重视不够。
她说，中上层妇女既有知识、能力，又有钱，可以很好地组织起来做工作。
她说，中华妇女节制会就是这些妇女的团体，前几年我们派人到华南去改组我们的分会，和当地的妇联联系，她们不但不帮助，反说不需要这个团体，使我们的人很难过。
谭惕吾对党中央妇委和全国妇联提了四点意见。
第1、妇联没有注意发挥执行委员的力量。
她说，我这个执委选出后只开了几次会，什么工作也没做。
既然选出，就应该发挥力量，适当做些工作。
第2、希望党中央妇委同民主党派妇女工作委员会建立经常联系，告诉我们如何工作。
第3、妇女工作的障碍还很多，社会上轻视妇女的思想还存在，不能依靠少数人做好妇女工作，必须依靠、动员广大妇女做好妇女工作。
第4、妇委应对妇女群众关心和使用并重。
过去虽然在选代表时很照顾，很关心，但是使用不够，没有交代任务，叫她做好工作，发挥一份力量。
妇联应多关心妇女的切身利益
雷洁琼在今天的会上最后发言，她认为妇联对有关广大妇女切身的利益问题不够关心。
比如人工流产问题是一个有关妇女切身利益的问题，妇联有没有找专家研究过？
现在卫生部发出了对人工流产不加限制的指示，许多妇科专家和医生都不赞成，这样做很不好。
究竟是相信几个人的话呢，还是相信专家？
我觉得避孕应该赞成，但人工流产是科学问题，应该相信科学，尊重专家。
接着，雷洁琼批评妇联在对待某些迫害、摧残妇女的行为，斗争性不强，不关心妇女疾苦。
她说，徐州有个干部用硝镪水伤害了自己的妻子，对这种残暴的行为，妇联表示了态度没有？
我们的报纸为什么不登？
对于强奸妇女、虐待妇女的行为也应该进行斗争，有些构成刑事犯罪的案件判轻了的妇联也应该说话。
干部重婚的问题，虽然“中国妇女”发起过批判讨论，但妇联并没有表示原则性的态度。
国务院任免名单
新华社31日讯
国务院在5月24日任免了一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高等学校负责人。
名单如下：
任命钟夫翔为第2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杨西光为复旦大学副校长；
李广田为云南大学校长，寸树声为副校长；
阎子元为北京石油学院院长，张定一、曹本熹为副院长；
康敏庄为东北工学院副院长；
甘一飞为西安建筑工程学院院长，赵文钦、赵超为副院长；
温仰春、周承佑为华东纺织工学院副院长；
方春望为山东医学院副院长；
王季午、李茂之、林尧为浙江医学院副院长；
陈立为浙江师范学院院长；
梁百朴为武汉水利学院副院长。
免去赵文钦的西北工学院副院长职务；
俞仲武的浙江师范学院院长职务，陈立的副院长职务；
李广田的云南大学副校长职务。
国务院党外人士继续座谈
据新华社30日讯
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在今天下午继续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
国务院参事李祖荫今天下午首先发言。
他认为参事室没有受到国务院应有的重视，因而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他还批评了前法制委员会领导上的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
李祖荫批评了许多浪费现象。
他指出商业部建筑工地上满地是砖瓦和其他材料，任凭浪费无人过问。
他还批评高级干部坐小汽车的浪费现象。
李祖荫同意节育，但他对有些避孕方法没有经过科学证实就广为宣传介绍以致发生流弊提出了批评。
他认为人工流产害多利少，并认为药店和公共场所张贴避孕图解会败坏社会道德风尚。
国务院参事陈修和提出，统战工作必须注意团结技术人员。
他建议对一些旧的军事技术人员应该进行妥善地安排。
陈修和指责文字改革委员会被少数人包办了，他们发出几万份改革文字的方案征求意见，但别人提出了意见他们不接受。
他认为这不能完全怪文字改革委员会，责任在国务院。
他说，文字改革是一件大事情，为什么国务院就把改革方案草率地批准公布了？
他认为中小学的学制和课本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牵涉到很多人，希望国务院进行切实检查作出改进的办法。
谈到工程技术人员的安排问题，陈修和指出，大连一万多人的造船厂没有一个能设计的工程师，七八千人的汽车厂也缺少工程技术人员。
在新疆，他曾遇到一个总工程师，但这个总工程师根本没有学过工程技术，而是转业来的。
由于缺乏技术人员，设计不当造成的浪费现象非常严重。
但相反地却有许多工程技术人员闲着没有事情干。
他说，北京工业学院缺少兵工教授，但有一个曾在法国学过兵工工程的学者却被分配到武汉大学去教别的课程。
国务院参事章友江在发言中提出了四点建议。
第1，取消国务院所属的八个办公室。
他认为这样做不但可以减少层次，增强各个部的领导力量，同时也可以进一步发挥各个部的积极性和责任感。
第2，他建议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下面设立几个委员会，同国务院各个业务部门联系，加强监督政府的工作。
第3，他建议把国务院所属的监察部改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他认为，国家监察机关的主要任务是监察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把这样一个机构放在国务院是不适宜的，是不能发挥它的应有作用的。
第4，他建议对勤杂人员实行年资工资制，这样可以使这些人员的生活逐年改善，努力工作，进一步发挥积极性。
负责全国科学普及检查工作的国务院参事王卓然说，目前全国虽有二十一万多科普会员，但经常有工作的不过四、五万人。
他认为在全国范围内科普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党政的领导落后于实际的需要。
王卓然建议，在中央方面对科普工作要“加强领导，全面规划”。
他主张把科普工作列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工作内。
王卓然建议地方对科普工作应以“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作为方针。
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续昨）
罗子为提出改进党与非党关系的七点建议
罗子为最后发言。
他谈的是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又偏重谈党与行政的关系问题。
他说，从党与非党的关系来说，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党。
如何搞好党与非党的关系？
他分析现在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非党人士有职有权。
他在手工业管理局工作，他举他自己的情况作为说明。
第2种是有职有部分权。
第3种是有职无权。
涉及到职权问题的情况是：
第1，国家机关是由党组负责，对方针、政策、重大决定，都由党组讨论。
非党负责人是不是有职有权，在于能不能参加党组讨论。
有的参加了，就觉得有职有权。
有的没有参加，党组决定后告诉给非党负责人，这就使非党负责人感到有职无权。
第2，机关行政工作是分工负责制。
非党负责人分担的工作，如果下面的党员干部听他的，就会有职有权，否则就觉得有职无权。
第3，看文件，参加会的问题。
文件有两种，一种是党内的，一种是行政系统的。
党内的文件，民主人士看不到，有的也看到了，这就有不同的感觉。
他说问题就往往出在这上面。
会议也是如此。
他说，这些方面，做法各有不同，这是因为中共中央没有明确规定，而往往交给党组去掌握。
到了机关，又交给党员个人去掌握，这就变得作法不一致了。
他举例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的传达作法就不一样，有的单位只在党员中传达；
有的单位在某级以上干部中传达，不分党内外，有的党员没有听到也不满意；
有的在全体工作人员中传达。
他说这是制度界限不明确。
他说，党与非党关系，在具体到这个人和那个人的时候，就不一定是党员的责任。
他说从前他在一个单位工作的时候，三个人在一起，其中只有一个党员，三人相处得还融洽。
后来他离开那个单位，但那两个人却闹起意见来。
这是谁的责任呢？
他说是非不清。
谈到如何贯彻有职有权问题时，他提议：
第1，中共中央要做明确的规定：
机关党组开会讨论重大问题时，如是扩大会议，党和非党的负责人员都参加；
讨论某项业务时，有关非党负责人也参加。
至于保密问题，他说非党负责人是会懂得的。
还应规定：
各机关必须贯彻分工负责制。
这样可以加重非党人士的责任感，也可以推动工作竞赛，推动钻研业务。
还应规定：
凡属于工作、业务范围的文件，应该让非党负责人看。
作了这些规定，党组好掌握，党员容易明确。
第2，党组代表中央负责掌握方针政策，推动行政贯彻。
至于保证，可以由机关党总支负责。
第3，应明确机关民主党派的作用和地位。
给无党无派民主人士表达意见的机会。
第4，机关对非党人士，有的不大注意，有的关心不够，有的老干部警惕性过高，使非党人士觉得不受重视。
党对新党员教育不够，说话行动都有不好的地方，应加强对他们的教育。
第5，民主党派几年来没有检查过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应该检查检查，会对成员有教育作用。
第6，在广大党员中进行统战工作教育。
第7，非党人士也应在改善党与非党关系问题上，作自觉的努力。
他还谈到党员与非党人士交朋友的问题。
最后他希望像这次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的做法，能够订为制度，定期举行。
另外还要定期进行检查。
这样党与非党关系就会好起来。
陈其尤说：
应当协助民主党派建立和充实组织机构，给予民主党派一定的政治地位和权利。
陈其尤在30日上午的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
在他的书面发言中，首先谈到关于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问题。
他认为：
要切实贯彻长期共存的方针，使民主党派真正能够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就应该给民主党派能够共存和监督的条件，而民主党派自己也必须创造能担负起这一任务的条件。
怎样才是给民主党派共存和监督的条件呢？
他认为领导党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第1，协助民主党派建立和充实组织机构。
民主党派需要代表、联系他们特定的阶层和人士，同时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这就要在某些城市建立组织机构，进而健全充实这些机构，才可能正常开展它们的工作。
但不管是建立机构或者是充实机构，没有共产党的支持是办不到的。
因此，他主张当民主党派需要在某些城市建立机构时，只要这一民主党派在这一城市中有足够的工作好做，领导党就应给予建立机构的有利条件。
当民主党派需要调动其成员（他本人同意）回党工作时，只要他原机关不是非他不可时，就应该给他协助，借以充实民主党派的机构。
这一点过去某些地方统战部如广东统战部是做得很不够的，我曾有一次为了要调动一位致公党的成员回党支援工作，就受过极难堪的遭遇。
第2，给予民主党派一定的政治地位和权利。
他说，现在各民主党派在理论上说是平等的，而实际上在很多人（当然也包括统战部的某些同志）的眼中却不一样。
我觉得过去领导党对我们致公党的工作是支持不够的。
第1届政协会议时，作为民主党派之一的致公党居然没有在政协常委会中占一席位，因此，使我们为了开展一些工作，为了使我们的工作少出错误，急需知道某些政协常委会的决定时，也只能从私人朋友方面去打听。
这对于致公党的工作不能说没有妨碍。
今天这种情况虽然有一些改进，但仍存在着重大不重小的现象，有很多重大事情我们必须知道的，但我们仍没有机会能及时地知道，以致我们无法及时正确指导致公党的工作。
第3，应鼓励民主党派发挥当家作主的精神，和帮助进行思想改造，现在不少人反映民主党派有自卑感，但这并不是天生就自卑，这是由于环境造成的。
由于他们不可能看到足够全面的材料，因此也就不可能有较全面的意见。
不全面的意见提出来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参考的价值，但却很容易遭到极冷淡的反应，甚至会有被扣帽子的危险，再加上他们碰到了不少共产党员的优越感的表现，久而久之，不能不养成自卑感。
我们希望领导党从组织、政治和思想三方面大力协助民主党派，使民主党派有条件承担起监督作用。
他要求恢复暨南大学
其次，陈其尤谈到要求恢复暨南大学的问题。
他说，华侨热爱祖国文化，要求子女接受祖国教育，送子女回国升学，是值得我们欢迎的。
但在目前文教建设还一时不能适应人民对于文化生活迅速提高的需要，出现了今年将有相当多的高中毕业生不能升进大学的现象。
其中将会有一部分是在国内高中毕业的华侨学生和国外高中毕业回国报考大学的华侨学生。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致公党曾向政协建议将原来在上海的暨南大学复校，因为暨南大学和厦门大学在国外华侨的社会中具有同等的声誉，受到广大侨胞的爱护，许多侨胞都希望恢复暨南大学。
希望国家能够考虑这个要求。
对于归侨、侨眷的居住和迁徙问题，陈其尤也提出了意见。
他说，宪法上有居住和迁徙自由的规定，但我们因为物资供应和保证农业生产力的关系，不能使一些大城市的人口自由膨胀。
因此，对乡村居民移居城市加以若干限制和管理，这是有必要的。
但以归侨侨眷而言，则他们很多是没有劳动力靠外汇维持生活的，他们若离开乡村到城市来，对农业生产力不会有多大的影响，至于物质供应，与其让他们在乡村受到一些特殊的照顾，而又容易引起农民不满，倒不如让他移居城市为好。
除以上意见以外，陈其尤还对工资改革和物价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
茅以升从八个方面来分析形成“墙”和“沟”的原因，提出一些拆墙填沟的办法。
茅以升就“墙”和“沟”是怎样形成的问题做了书面发言。
他说：
现在各地都在谈党群之间的“墙”和“沟”的问题，但我看像这样的墙和沟，这几年来，不仅存在于党群之间，而且也存在于群众彼此之间，存在于各机关之间，存在于机关与群众之间，存在于业务上的外行与内行之间，存在于时间上的昨天与今天之间。
这样多的墙和沟的普遍的存在，而且已经存在了几年之久，是不是一个令人惊异的严重问题呢？
我看不是的。
这都是些人工的产物，不是天生成的，仍用原来的人工，是可以把墙拆除，把沟填平的。
茅以升认为形成墙和沟的原因大家说了很多，还可补充以下几点：
（1）工作上的积极性。
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人们是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性的。
然而就因积极性的程度有所不同，其间就逐渐地会有了墙和沟。
积极性差的，看到自己的政治水平不如人高，一时又学不好，只得遇事退缩，不敢以主人自居，先退为陪客，再退为来宾，真实的思想语言，常年闷在脑中。
工作总是要人作的，既有退缩的人，就必然有代庖的人，积极性的差别，也就愈来愈大了。
这样，就发生了所谓有职无权，党政不分，有力无法使等等的问题。
（2）组织机构的有经无纬。
我们的组织机构往往有个很大缺点，这就是很多组织机构只有垂直系统而无横的联系，身处其中，就不免时时碰壁。
比如同一地方，就可有几个系统的同样工作在进行，而各搞一套，互不关怀，更谈不到有无相通。
看到这样的浪费，自顾人微言轻，不知从何说起，只好袖手旁观。
其实，这就是组织机构的有经无纬，这样的布，在绷紧时，光彩绚烂，是很好看的，但稍一松手，就破绽百出了。
我认为，像这样的组织机构是应当研究改组的。
（3）业务计划的高度集中。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全盘计划化和全国统一化，同时也需要高度纪律性，以求方针政策的贯彻。
但是，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各地情况非常复杂，经济和教育的基础都很薄弱，而科学又十分落后，因此，在制订一个计划时，由于因素太多，而且资料搜集不易，就很难作得尽善尽美。
纵然制订的时候是对的，等到各地实行的时候，情况又变了。
这是一个高度科学性的工作，在我国现有科学水平上是很难做得完美的。
但是，上面订的计划和任务，在下面看起来，就必须要贯彻执行，因而就难免要犯命令主义的错误，在干部与群众之间就难免有墙和沟了。
现在各地常说，上边管的太紧太死，但上边也有必须要这样管的理由。
如果在计划中分别轻重，预留伸缩，哪些是必须由中央集中的，哪些是可以容许有“自由市场”的，哪些是必须要完成的，哪些是可以有伸缩的，尽量把事权下放，并且把集中和分散的比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逐步加以调节，我想下面干部就可经常开动脑筋，如何来统一这需要与可能的矛盾了。
（4）机关政令的灵活运用。
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是新的经验，机关政令必须随着情况变化而不免于更改，这是势所必至的，那种认为政令变更就会影响到政府威信的说法是过虑的。
一切政令都是为了人民利益，都是好意，但有时也有“己之所欲，强施于人”的片面性，因而，这里面就有是非问题，
而且应当有所交代。
如果以前是错了，承认错误是磊落光明的，最不应该的，是强词夺理地把不是的说成是，还说这是“辩证的统一”，这就阻塞言路，拒人于千里之外
了。
因此，政令是可以而且应该灵活运用的，但必须要有充分根据；
不能心血来潮，一时冒进，一时保守，弄得下边兢兢业业，无所适从，这就在上下级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造成墙与沟了。
古话说民无信不立，要维持这个信字，确不简单，过去这几年的经验是很值得深切回忆的。
（5）工作干部的组织分配。
解放后，政府机构的人事制度有了根本性的变革，就是要“服从组织分配”。
这在扫除旧制度的种种积弊上，获得了极大的成效，移风易俗，观感一新，确是新中国的新气象。
然而，被分配者应当服从，自是一种义务，而执行分配的组织，就应当慎重从事，真正做到学用一致，人地相宜，那才算尽了责任，但实际又不尽然，这就影响了被分配的积极性。
本来，调配干部是件极繁难的工作，而一般组织中主管人事的干部很少“内行”，于是“乱点鸳鸯谱”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所苦的是被点的人可能抱恨终身。
这首先表示在工作效率上，成为很大浪费。
我建议，在各机关编制中，可否保留四分之一的定员，编在“自由市场”中，这些人就是本机关各级领导认为不适当，或自认不相宜的，让各机关的自由市场，相互自由流通。
（6）业余时间的有余不足。
高级知识分子都说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没有保证，甚至有的科学家说，像这样长期的“不务正业”，中国的科学就要面临危机。
但是，同时在各机关中，都有很多的人，工作很少，每天甚至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无事做。
像这样有余不足的情况，一方面是浪费，另一方面也影响了积极性，造成了墙与沟。
在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着一句话，叫做“时间就是钱”，如果把钱字改成“工作”，这句话对我们也适用的。
必须千方百计地减少时间上的浪费，比如开会，就可用种种方法精简：
不论大会小会预先宣布开会散会的准确时间；
凡有书面的报告，不用在会上宣读；
发言的人，先自报讲几分钟；
凡可利用广播传达的讲话，一律不开会报告。
（7）保密要求的无边无际。
在任何国家，保密制度都是非常重要的，何况我们现在还在继续肃反之中。
然而保密要有限制，如果把它当作挡箭牌，认为一切公事皆可保密，无边无际地发展下去，那末，保密所到之处，就必然是墙沟所到之处了。
有人说这些年来，在办公室里，很多文件看不得，很多事体问不得，回到家里，一切公事说不得，任何工作写不得。
同行相遇，不谈正文，学术报告，不免空话。
有时教授带学生实习，参观不了工厂，工程师做设计，找不到必需的材料。
这样保密的结果，加上机构组织的有经无纬，就大大妨碍了对有关情况的了解和经验的交流，好的无从推广，坏的无法觉察，不但助长了本位主义甚或关门主义，而且彼此保密，各搞一套，形成极大的浪费。
从教育文化来说，知识如水，不流生腐，大家保密，学术如何交流，水平如何提高？
我建议，除因国防上的要求外，对于一切科学技术资料的保密制度应从速考虑取消，让它能在国内外自由流通，更好发挥它的作用。
（8）官僚主义的危害性。
四十年前我在美国留学就听到有人谈起“共产主义在美国是无法成功的，因为它带来了官僚主义，而这是我们最厌恶的”。
在解放初期，我就不由地回忆起这句话。
但是，在1950年春，铁道部就在铁道系统中大规模地宣传“铲除铁路系统中的官僚主义作风”，证明了那些美国人制造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
然而，从“三反”到现在，我们还是一直在反对官僚主义，也可见这个坏作风在中国是相当地根深蒂固的了。
它已经根深蒂固到这种程度，就是人无不以贪污为耻，但是谈到自己的官僚主义，就仿佛无动于中，其实是同样地有危害性的。
我认为官僚主义就是高墙深沟，必须要穷其根源，逐步肃清。
这不仅是教育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定出各种规章制度，打破吃干薪、少做事的依赖思想，养成自发奋斗的积极性，杜绝官僚主义产生的可能性。
自从各地争鸣以后，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现象，是各地各方面所揭露的矛盾有很大的共同性。
也正因如此，处理这些矛盾倒很可简单化了。
这就需要共产党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不但在党内整党员之风，还要团结全国人民，进行教育，分清是非，判明功过，来巩固我们人民民主制度，来加速我们社会主义建设。
可以断言，通过这次发扬民主的高潮，全世界都可看到党的鸣放方针的正确，整风运动的伟大和中国人民前途的光明。
首都文艺界人士和部队作家举行座谈
批评部队文艺工作领导者的缺点
新华社31日讯
应解放军报的邀请，昨天十几位首都文艺界人士和部队作家举行座谈会。
到会的人着重对部队文艺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现象和缺点，进行了批评，并且一致认为，应该立即动手拆墙、平沟和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把祖国的文学艺术事业，推向新的高峰。
文艺报总编辑张光年首先发言，他认为总政文化部领导同志有宗派主义的情绪。
他说，我曾经很直率地向陈沂同志提过，我感到他在工作中有宗派主义情绪。
张光年列举事实说明，部队文艺工作领导者听不进逆耳之言，听到和他们对某些问题或作品不一致的意见时，很容易激动、发火，给人以惹不得的感觉。
因此，使很多人在接触和评价部队作者的作品时，有无穷的忧虑。
文艺报唐因认为，在他和部队同志接触中，感到这里是有“墙”有“沟”存在的。
他说，过去文艺报曾经组织过一次关于写新英雄人物的讨论，其中批评了部队某些同志立论不妥之处，引起了轩然大波。
部队专门召集了一次座谈会，对当时文艺报主编冯雪峰等同志严词驳斥，给人压力很大，感到部队缺乏自由探讨学术问题的精神，只有敬而远之。
作家公刘认为，过去习惯用的“部队作家”的字眼就是不确当的，没有必要把文艺界分为“部队的”或“地方的”。
实际上，军外作家也是很愿意接触军事题材的。
他认为有人主张组织部队的作家协会分会是荒谬的。
作家胡可也在发言中认为，过去领导上不准军队内的作家在学术性问题上，在军外发表和领导上不同的意见，所谓“语言统一”，这是不对的。
总政治部创作室主任虞棘认为，宗派主义情绪是确实有的，应该勇敢接受这个批评，并且立即从部队开始，动手“拆墙”、“平沟”。
在座谈会上，许多人的发言，还集中地批评了部队文艺工作领导上和文艺批评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张光年认为，部队的创作潜力是很雄厚的，但这种潜力未能充分发挥出来，主要是指导文艺的人思想落后了。
他们看不到几年来文艺工作的发展和读者欣赏水平的提高，他们的指导方针还停留在若干年前所处的情况。
虞棘和解放军文艺主编陈斐琴都在发言中，批评陈沂、陈荒煤等人的指导部队文艺工作的一些文章，有许多教条主义的观点。
虞棘认为，部队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助长了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
要写什么，不要写什么，怎么写，都有许多清规戒律，限制创作的发展。
陈斐琴认为，一些领导人，常常用一般政治原则和概念来指导创作和批评作品，对创作带来了许多损害。
他说，教条主义，特别是当它一旦和领导权威相结合，其为害就更大了。
他认为着重分析一下陈沂关于指导创作的著作很有必要。
因为这些论点，长期结合着行政命令，对部队影响很大。
虞棘也认为必须澄清创作指导思想上的许多教条主义认识，解除许多清规戒律，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许多人在发言中，还对一些不懂文艺而采取粗暴的态度干涉文艺工作的现象，提出了批评。
也有许多人在谈到文艺评论工作时，批评了张立云所写的一些文章。
张立云在会上发言时也认为，他写的东西是存在着许多片面性和教条主义的。
张立云认为，产生教条主义的原因，是把文艺工作仅仅等同于政治工作，用逻辑思维的方法去要求形象思维。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举行第13次座谈。
会上发言的有全国工商联常委、黑龙江省工商联主委刘佩芝、北京市公私合营裕生祥铁工厂副厂长吴金萃、全国工商联办公室副主任兼宣传处处长冯和法。
刘佩芝说：
黑龙江省合营企业内公私关系大部分是好的，也有一部分不正常，如私方人员有职无权，分工不明确，公方代表不信任私方，包办代替，偏听偏信等。
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所以会发生这种不正常现象，是下边公方代表存在严重的宗派主义思想。
他说：
合营才一年，日子还少，缺乏经验，发生一些小问题是难免的。
一年来，公方代表对推动生产起了很大作用，没有公方代表，让私方人员全面领导企业还有问题，因此公方代表不能撤。
他认为工商联党员秘书长联系各方面，对贯彻国家政策，推动工商联工作作用很大，也不能撤。
他认为大多数工商业者是要求进步的，但是消极一面还有，表现思想动摇，留恋定息、患得患失。
他还反映了工资福利方面的一些问题，并对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提了一些意见。
吴金萃主张：
七年定息一次付清，资本家的帽子随着摘掉
“不同意千家驹的意见”
05月07日大公报把我写的关于向工人阶级学习的一篇文章发表了。
在这二十多天里，我从报上看到、在不少的座谈会上听到，有些人同意我的看法，也有些人不同意，所以我还要谈谈这个问题。
我主张“向工人阶级学习，如果具体到向工人店员去学，应当是有目的、有分寸、有选择的去学，而不是盲目的、笼统的去学。
应当紧紧的抓住人家的优点主动的去学，而不是啃住了缺点拒绝学习。”
我的想法错了么？
到今天我仍不以为然。
因为我还没看到有人主张要盲目的笼统的向每个工人、店员去学，也没有人主张抓住人家的缺点去学。
我说有落后思想和行为的工人店员“不是个别的”，也还没有人能讲出“是个别的”。
我说中国工人店员不能不具有很大分量的资产阶级思想或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也为许多人的发言加以进一步肯定。
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至今还没有人提出足够的理由来推翻我的几个主要论点。
千家驹先生的发言吓了我一跳，他虽声明他是以私人资格发言的，但几年来他是经常教育、领导我们的，谁都知道他是理论专家，他一发言很能影响或引导我们工商界的思想。
他一扣帽子，很多人不敢鸣了。
他说“又有人说要说美国资产阶级向苏联工人阶级学习完全同意，要中国资产阶级向中国工人阶级学习我想不通，这里面其实就意味着一个对工人阶级领导不服气的问题”。
我曾一再强调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不过分析了若干工人店员还不完全具备这种品质，并没有想把若干工人店员的落后思想推广到整个阶级上，为什么千家驹先生却硬说我们把它扯到一起了呢？
更何况“不服气”的人根本不会想到向工人阶级学习的问题，只有对工人阶级领导服了气的人们，才会深入研究如何向工人阶级学习和学什么的问题。
千家驹先生又说“有人举出某些企业工人某些缺点，认为中国工人是不值得学习的……”请问难道不许举出这些缺点么？
举出来某些工人的缺点就是不服气，那么今天我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许多党员的缺点岂不成了更大的“不服气”？
何况谁又说过“中国工人是不值得学习的”这样一句笼统的话？
另外在千家驹先生的发言里还有几点我不同意，这里只提毕鸣岐副主委没提到的。
比如千家驹先生在谈到“公私关系”问题时，说“工人同志对私方确有些不大公平的地方，这一方面要加强职工教育，但工商业者如把解放前所作所为设身处地想一想，也就会心平气和一些了”。
这就是说我们遇到“工人同志对私方不大公平的时候”，不要提意见了，只要想以前，不要想公平，而要安心于不公平。
事实上这样谈解决得了问题么？
“拿定息是拿照顾，我主张用公债票一次付给，不留什么“定息款”的痕迹
关于定息问题，我认为拿定息是拿赎买金，是拿照顾；
是合营以前的剥削，而绝对不是现在的剥削行为；
政府只是现在付款，而无所谓欠债，也没有人这么说。
我主张：
不要这样为付款延长时间而拖着我们当资产阶级分子了。
我主张：
按七年计算定息，除去已付的，一律用普通的公债票一次付给，不留什么“定息款”的痕迹，将来我们也便于处理，手续也简单（自愿的可以放弃）。
“公私合营改成国营，这是合情合理、切合实际、减去无穷矛盾的办法”
公私合营的牌子可以摘掉，改国营。
现在是“合资”不是“合营”，因为人既不一定在本企业，即使在企业的，也是大的问题由上级决定，小问题由公方领导，私方只是作“公职工作”，谈不上经营，更没有为私人利润而经营的剥削实质，这叫什么公“私”合营呢？
至于那些国家未投资，也未派人去的小户更是空挂合营的牌子，可以考虑根据自愿改为国营或仍维持私营，维持私营而又雇用劳动力的叫作资本家，政府按私营管理。
其余是小业主。
这是合情合理、切合实际、减去无穷矛盾的办法。
“资本家的帽子一律摘掉”
随着，资本家的帽子可以一律摘掉。
因为1949到1955是七年，我们已经取得四分之三社会主义，1956到1957这二年进步更快（因为已经改变了生产关系，失去了物质基础），完全可以取得另外的四分之一，落得个四分之四（至于资本主义思想残余还是要改造的）。
以前有不少人把企业搞垮了，今天已入工会，并且有的当了公方代表；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家还可以根据自愿或破产而改变阶级，我们怎么不能呢？
如果不是这样，退一步，撤出公方代表也是可以分别不同情况考虑的。
因为撤了公方代表还有党在领导，事实上公方代表当中有很多是一般干部、工人、转业军人，……有的并没有什么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经验和办法，有的政治水平也并不高，起的作用确实不大。
但我不主张不加分析地全部撤出，同时，也不要把公方代表就看成是党，把撤出公方代表和服从党的领导混淆起来。
如果不是这样（不改国营、不摘帽子），比照劳保条例的办法也请再加考虑，不要草率从事。
我们不是得寸进尺，而是二千元以上的照顾办法实在太笼统了。
执行起来会发生很多问题。
二千元以上的适当照顾，四千元的照顾不照顾呢？
像我是个四千元股本的资本家，每年定息二百元，除去买公债40％，交互助金10％，余50％为一百元，每月合八元多。
为了这八元多，资本家的帽子戴着不提（因为还有八角的……），病假工资、医药费、家属医药费就没有人管了。
那么我们又想不通了，对这样的资本家放弃定息不行，享受劳保不行，中国人的健康条件又是如此，究竟这定息是照顾呢？
还是惩罚呢？
是使我们安心呢？
还是心慌呢？
所以我想还是都允许摘了帽子吧！
“工商界上层脱离群众”
这些日子以来我感到工商界上层确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想法和作法。
中下层鸣放起来意见很大，这自然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但我们一方面帮助共产党整风，一方面也要多听群众意见，反映出来的问题，才能既代表自己也代表群众，否则一方面给党提意见，一方面不断地给群众扣帽子，并不等于自己完全没问题。
我十分赞同巩天民副主委前天谈的“目前工商界上层人物的工作、学习、思想都没有一般工商业者进步快”这句话。
确实，因为中下层劳动是比上层多一点的，这就是进步快的根本原因。
中下层都拥护上层，没有上层不成；
上层是中下层选举出来的。
但希望上层深入下层，否则反映情况不代表群众，被理论家们搞了去当资料，解决不了问题，那些新的理论、办法又不切合实际，矛盾反而增加。
另外，也要求研究工商界问题的理论家，和作工商界业务的同志们，深入中下层，因为自然科学家必须把实验品拿到实验室里来作研究工作，不能光靠书本。
社会科学家们若是不深入实际，必然脱离实际。
小说家、画家坐在屋里写作，不体验生活，弄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伦不类的，我们真怕研究工商界工作的人们把我们搞得不伦不类。
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理论家们的教条主义，因为教条主义是从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来的，并且在制造新的更厉害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
冯和法说：
不能把别人不同的意见说是打击“鸣”“放”
冯和法说：
工商联的宣教工作存在很大的缺点，其原因首先是党对宣教工作注意和领导不够，有些地区工商联和党委宣传部门挂不上钩，有些专业公司根本不重视工商业者的教育学习工作。
其次是形势发展过快，我们自己主动的努力不足，常常以旧眼光来看新问题。
再次是我们作宣教工作的干部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水平不高，没有及时提高自己。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存在缺点，就全盘否定几年来工商联宣教工作和工作上的成就，更不应该把教条主义的帽子到处乱扣。
教条主义是必须反对的，因为它不结合实际。
但是，什么是教条主义？
这必须弄清楚，不能把不合自己意见的理论，或者别人对自己意见的批评，都扣上教条主义的帽子；
也不能以修正主义来批评教条主义，或者在批评教条主义的口号下抹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真理。
这次工商业者揭露矛盾，是为了帮助党整风，而不是对工商业者整风，这是谁都不会有不同意见的。
但是，大家的意见不可能是一致的，免不了会有争论，而且争论是有好处的，决不能对别人不同的意见扣上教条主义帽子，或者就认为是在打击工商业者的鸣放。
例如5月28日北京日报所载，北京工商界座谈中，吴金萃把别人批评他的意见认为是在对他加压力。
阎少青认为千家驹的发言是给工商业者扣上五顶帽子，他所指的帽子是否真的是帽子还是讨论中的不同意见，姑且不谈，而阎少青给千家驹带上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三大帽子。
这样的帽子乱飞，似乎也不是争鸣的应有态度。
现在工商业者中似乎没有人斩钉截铁地说自己不要改造了，但是，有一些人的说法给人的印象似乎现在工商业者不要再改造了，认为说工商业者还要改造，就是不了解实际情况，就是教条主义。
吴金萃在大公报上所发表的文章，谈到向工人阶级学习和私方与公方的问题，就是认为工人阶级和公方并不比工商业者进步。
这种说法是值得考虑的。
前几天毕鸣岐同志在这里的发言，我和别的同志有同样的印象，仿佛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现在都是很进步的，现在还有不法行为的只是那些小业主、小商贩和手工业者。
姑且不论小业主们是否会喊“冤枉”，我认为不加分析，说资本主义工商业者都是很进步，这样的说法是不全面的。
毕同志在第3次发言中对于自己的说法作了补充，认为那天没有提到工商业者的消极一面，是不全面的。
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工商业者目前的两面性不仅是由现在的两重身分所决定，而且主要的是由过去长期是一个剥削阶级所决定
有的人认为，现在还说有两面性，是对客观事实不加分析，是教条主义。
这是一种臆测之词。
目前工商业者的两面性表现在一方面要求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方面还存在定息等物质因素；
一方面日益增长着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的愿望，一方面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思想感情。
千家驹同志认为工商业者目前的两重身分决定两面性，改造的方向就是两重身分变成为一种身分，即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两面性变成为一面，即建立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我认为这话还可以加以补充。
工商业者的两重身分是由于定息等物质条件尚还存在所致，然而即使定息等物质条件取消，摘去了资产阶级的帽子，思想方面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还是会存在阶级矛盾的。
所以，我认为，工商业者目前的两面性不仅是由于现在的两重身分所决定，而且主要的是由于过去长时期是一个剥削阶级，思想感情如不经过较长时期的自我改造，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过来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工商业者思想感情的改造比物质关系的改变，还要艰巨些、长期些。
有些人忘了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他们把赎买政策理解为买卖关系
“赎买”“定息”这些字句，是不应该从字面去理解的，赎买政策是区别于“剥夺”政策的一个用语，意思是国家采用和平改造方法来改变资本家所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由于工商业者接受和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和工人阶级结成了同盟，所以国家在物质方面给予工商业者照顾，使工商业者逐步的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在思想方面同样进行一系列的帮助，如政治理论学习、参加社会主义竞赛，以企业为基地进行自我教育，以及适当的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以改变工商业者的思想感情。
所以，根本不存在“赎买到底”等各种把赎买政策理解为“讨价还价”“等价交换”等问题。
但是，工商界中有一些人，以李康年为代表，认为赎买就应该赎买到底，定息期间应该延长到二十年，还有一些发行赎买存单、赎买公债的主张。
这种意见反映一种什么思想呢？
我认为，工商界中有一些人似乎忘记了我们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目的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他们把国家对工商业者进行和平改造的赎买政策理解为一种买卖关系，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解为英国工党的改良主义，也就是一种变相的资本主义。
所以，我认为应该研究的是如何在国家的物质帮助下使工商业者更好地改造自己为工人阶级的问题，而根本不存在定息的年限长短和赎买从那年算起等问题。
千家驹同志一方面很正确地说，赎买如何计算是根本不必谈的，而且越谈越糊涂，而另方面他又认为赎买应从1949年算起，这也是一种矛盾。
我认为定息七年是从宽计算，在这样长时期中，工商业者的大部分一定能够改造成为根据按劳取酬原则，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薄一波副总理说过，只要自愿，也可自动放弃定息，七年后还有困难的，可以拖一个尾巴。
这是帮助工商业者改造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工商业者的重视和帮助。
如果忘记或者抛弃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大前提，一切问题就很难讨论下去。
资本家爱国不等于爱社会主义
工商业者由这个阶级变到另个阶级，把这种质变用通俗的话来形容，就是“脱胎换骨”。
这四个字并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有些工商业者认为“这太可怕”，认为“我们交出了企业，还要对我们抽筋剥皮”。
这可能是一种误解，实质上也就是认为不再需要进一步改造。
使我不解的是，章乃器同志把“脱胎换骨”说成信仰主义、神秘主义，认为工商业者已经过了五关，现在还说要脱胎换骨，会增加工商业者无穷忧虑。
这不只是对这四个字的误解，实质上也反映了一些工商业者的感情。
并不是所有工商业者都同意章乃器同志的说法的，乐松生同志就认为工商业者的自我改造是一种“脱胎换骨”。
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爱国的阶级，这是不会有争论的。
但是，如果说，除了个别的资本家背叛自己的阶级，能够走向社会主义外，一般的资本家爱国不等于爱社会主义，甚至不可能爱社会主义。
这样说法是客观的真理还是教条主义呢？
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受到了压迫而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吗？
在解放初期，资产阶级难道没有强烈的发展资本主义愿望，因而使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成为我国过渡时期的国内主要矛盾？
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我国资本家能够敲锣打鼓接受全行业公私合营，把企业交给国家，这肯定的是一件光荣的事，对国家作出了贡献，但是，如果不是解放以来，国家通过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把私人资本主义逐步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没有这种长时期的量变过程，那会有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样的质变呢？
工商业者能够不太勉强地接受社会主义，难道不是由于国家长时期的说服教育工作和逐步改变私营企业的生产关系的缘故，而是资本家自觉地热爱社会主义因而走向社会主义吗？
说资本家爱国不等于爱社会主义，这是教条主义还是客观的现实，过去的事实是不能抹杀的。
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物质关系改变，思想关系也在改变中，资本家一般由不太勉强地接受社会主义而慢慢地对社会主义发生感情是可能的，但在目前除了个别的人外，说一般的人都已爱社会主义，那似乎为时过早了一些。
今后，工商业者随着物质和思想两方面进一步改造完成，是可以爱社会主义的，但是这个时候工商业者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就是已经脱胎换骨了。
此外，他还对向工人阶级学习，工商业者的职权问题等发表了意见。
承认两面性，才有利于自我改造
民建中央常务委员、民建重庆市委员会主任委员 徐崇林
说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的理由
今年以来，我们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有一部分会员，经过理论上的全面分析，结合工作实践的检查，认识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客观地存在着，因而认为有加强自我改造的必要；
但有一部分会员还有怀疑，或者是口服心不服；
个别的甚至坚持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的看法。
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认为全行业合营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已名存实亡，资本家已经“缴械投诚”，不可能再利用资本来唯利是图了，因而失去了产生两面性的物质基础，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消极性一面也不存在了。
二、认为两面性不是民族资产阶级所独有，农民和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个别工人还厉害些。
工人阶级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民族资产阶级也是有先进与落后之分；
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没有什么区别。
三、认为现在还说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只是为了要民族资产阶级多改造几年，故意弄个“紧箍咒”来箍起。
四、认为现在所以还说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主要是因为还有定息存在，如果放弃定息，两面性也就没有了，现在定息是5％，消极性也只有5％。
有人认为从理论上讲，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两面性的，但是个人就没有，尤其是骨干分子更没有两面性。
有人说，即使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也不要提出来，提出来有碍积极性的发挥。
消极性是资产阶级本质的一面，但是，积极一面已有很大增长，消极一面已显著减少
我认为，要彻底明确民族资产阶级当前还存在两面性，必须从阶级本质加以分析。
资产阶级必然发展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建立社会主义是对立的，因此，消极一面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本质的一面；
而积极的一面，则是在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这一点，同民主革命时期有所不同。
民主革命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来讲，不去掉三大敌人，他们的企业的生存受到威胁，更谈不到发展资本主义，所以，那时候，两面性中积极的一面与他们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
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中积极的一面，是同狭隘的阶级利益相违背的，而消极的一面，即愿望发展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有抵触的一面，恰恰同这种阶级利益相一致，也就是从阶级本质出发的。
七年多来，由于党的团结、教育和限制、改造，工商业者自家的努力学习与自我改造，积极一面有很大的增长，消极一面有显著的减少或缩小；
正由于这样，才能逐步走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
高潮本身标志着两面性的重大变化，可是这种变化并不等于两面性消灭，而是反映了两面性正在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
属于阶级本质的东西，不可能先于阶级的消灭而消灭。
目前，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表现在：
部分工商业家在接触到某些具体问题时，仍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出一面向往社会主义，一面又留恋资本主义；
部分工商业者虽然在理论上接受社会主义，并且也承认阶级必须消灭，但对自己的阶级，却自觉或不自觉地保有一定的感情；
部分工商业者希望参加工人阶级队伍，而又不愿意认真地进行自我改造；
部分工商业者没有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因此缺乏主人翁的责任感，主动积极的关心企业不够。
这说明了，工商业者的思想意识，还远远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发展。
否认两面性，实际上就是不要改造；
否认同工人阶级的区别，也就是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
党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说：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目前还只达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阶段。
我们必须准备在将来的适当时机，把这些企业变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
这就说明当前的企业改造还没有最后完成，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还没有最后废除。
现在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过程当中，还有根据股数而来的剥削性质的定息收入，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客观上还是存在的。
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虽然已经基本解决了，但阶级区别仍然是存在的，矛盾仍然是存在的。
如果否认两面性的存在，实际上就是不要改造；
如果否认和工人阶级的区别，也就是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
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是脱胎换骨的本质的改造，它与工人阶级中的成员的思想改造是不同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中的成员虽然都要进行思想改造，但因为这两个阶级有本质上的不同，所以改造的性质和要求也不同。
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是脱胎换骨的本质的改造，有其特定的内容即由剥削者转变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工人阶级依靠自己劳动生活，是被剥削的阶级。
个别工人有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那是由于受了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
工人阶级的思想改造只是怎样消除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和提高阶级觉悟的问题。
如果不从阶级本质的差别来看思想改造的问题，而认为既然两个阶级中的成员都有思想改造问题，从而就没有阶级的区别，我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
有人认为企业公私合营了，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已名存实亡，就失去产生消极性的物质基础和依据。
我的理解不是这样的，因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了解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相互关系，其中有这些道理：
经济基础往往并不直接地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上。
由于传统、习惯的力量，旧观点的残余在旧观点所由产生的基础被消灭之后，还会长期存在。
何况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只是基本上建立起来，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现在还没有最后消灭，还不能说工商界的思想意识已经适应社会主义制度，资产阶级思想的物质基础已经完全不存在。
关于工商界骨干分子有没有两面性的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
人们生活在阶级社会里，必然隶属于一个阶级，也必然有阶级烙印，这也就是说作为一个阶级分子，一定具有本阶级的特点；
如果没有这些特点，也就算不上是这个阶级的分子了。
当然，阶级的烙印具体到每一个分子时，是不均衡的，不一样的，有些人强烈一些，有些人弱一些，有量的不同。
这种不同程度的差别，是与外在的条件、社会的影响和自己的努力有关，如工商界骨干分子由于经常学习和愿意认真地接受改造，就能较多的克服消极思想，在各项工作上表现着较多的积极性。
正是这种不同才反映出工商界内部的先进、中间和落后的差别。
明确认识还有两面性，不是妨碍而是有利于工商业者积极性的发挥
两面性既然客观地存在着，就不应该讳疾忌医；
明确认识它，只有利于加强自我改造，有利于克服消极的一面，发扬积极的一面，有利于逐步缩小同工人阶级的区别，解决矛盾。
从民建会的工作方针和工作任务来讲，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继续推动工商业者会员进一步进行思想改造，协助党来正确处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
因此，今后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会员进行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工作。
在对会员进行思想教育时，应该依照毛主席所指示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以和风细雨，讲清道理的方法，治病救人的精神，根据“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合乎实际，恰如其分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就是要帮助会员从生产实践与理论学习上，改变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使他们不仅是从理论上，而且是从思想感情上接受社会主义，热爱社会主义。
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完成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武汉工人同工商界争鸣讲理
本报讯
据长江日报载：
“工商界谈了他们的意见，我们工人也应该跟他们争鸣讲理。”
这是出席武汉市公私合营企业老工人座谈会工人一致的呼声。
这个会是武汉市工会联合会在28日下午召开的。
没有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能做出这样大的成绩吗？
到会的许多工人对最近报上发表的否定一切工作成绩的说法表示非常不满。
武汉冶炼厂工人叶礼湖激动地说：
“工商界有的人说共产党领导一切，领导没有成绩，应对一切负责。
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大的事不说，就我们厂来说，是由六个破烂小厂合并起来的。
公私合营前，每开一炉要二十四小时，只能出四千斤铁水。
合营后有了党的领导，工人积极搞好生产，现在每开一炉只要八小时，铁水出到八千斤，工时减少三分之二，产量提高一倍。
这难道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成绩吗？”
江汉印制厂工人肖德符说：
“有的人光说工人阶级不行，党的领导也不好，试问这里的长江大桥和武钢是谁建设的？
没有党的领导和工人阶级的艰苦劳动，中国资产阶级搞得出这样伟大的工程吗？”
算算剥削账，有什么理由要求定息延长到二十年？
“定息应不应该延长到二十年？”
这是会上讨论得最热烈的问题。
志成布店店员胡行益说，有些工商界人士赞成上海李康年的意见，我要问他们凭什么理由主张定息要延长二十年呢？
拿志成布店来说，在1930年开张的时候，股金是一万银元，修理房屋后只剩下四、五千元。
1934年资方和别人争夺市场，把一万本钱蚀光了，还外欠倒账十万多元，和债主讲明分期逐年归还。
这些钱都是在往后几年剥削我们工人来还的。
1946年，资本家东拼西凑了一千元复业，但是，靠着投机倒把和剥削工人，几年内就大发横财，赚到六万多元，资本家不但大吃大喝，还抽出四百五十两黄金的资金投资到永大布店。
解放后，经营发生困难，我们先后四次自动减薪来克服困难维持营业，每月工资由五千五百元减到三千五百多元，这样才把企业维持下来，前后两年，工人就少拿工资二万四千元。
公私合营后，资方定息一万四千元。
这笔钱光是用来偿还我们减掉的工资都不够，还有什么理由说定息二十年呢？
这种说法不但我们工人反对，就是我店私方人员刘雨泉也不赞成，他就愿意割掉尾巴，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看来绝大多数资方都是愿意定息七年，只有少数人赞成定息二十年。
武汉铸造工厂宋振来说：
二十年后我国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主张定息二十年就是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后还要剥削，实际上这种主张也就是要延迟社会主义建设。
他举出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原来在万利翻砂厂做工，开张时资本家张新春只有一座小房子，每年赚的钱都装入了腰包。
1952年核定资金八千多元，四马分肥就得了五千四百元，公私合营后又得了一千元。
如果他这点资金还要延长定息二十年，那就不是赎买，而是“一本万利贪得无厌”了。
旅栈业工人柳云阶说：
有些企业开张，资本家根本没有出钱，哪能说有什么资金需要赎买呢？
我知道上海饭店开张资本是六百银元。
可是，资本家吕奎卿招雇工人每人就要押款五十块银元，招来二十多个工人，本钱早就捞回去了，这样的资本家给他定息七年就是天大的照顾，再要定息二十年就太不应该了。
工人阶级长期遭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历史上遗留的隔阂不是一时能消除的。
正是由于公方代表向职工群众做了许多工作才能搞好企业。
武汉针织厂工人佘玉山说：
“有的工商界人士要公方代表撤出合营企业。
我说这是绝对不行的。
这有三大理由：
第1、公方代表是代表国家经济利益的，没有公方代表，就不能保障国家投资的权益，我厂有二十三个资本家，资金有一万六千元，国家投资就有四万多元，凭什么理由能不要公方代表呢？
第2、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不是一个早上能改变过来的，没有公方代表，对资本家的改造是不利的。
第3、工人阶级过去长期遭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历史上遗留的隔阂不是一时能消除的。
正是由于公方代表向职工群众做了许多工作才能搞好企业。
没有公方代表就会加深企业内部矛盾。
他们说不要公方代表，实际上就是不要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
事实证明资产阶级还需要改造。
“资产阶级现在还有没有两面性？”
许多工人用具体事实来说明了这个问题。
新康化工厂工人陈俊初说：
“我们厂长过去是个资本家，最近他叫采购员用一千六百元到行商那里去买离心器，说这东西不好买不准还价，后来采购员只用四百元就在永安市场买来同样的东西。
这就是用消极的态度对待国家的财产。”
江汉机器厂工人张白奎说，我厂私方人员李兴和，公私合营后，政府安排他做供销股副股长，最近他开小差离厂，在外面开了一个“地下工厂”，想走资本主义的老路，这就说明资产阶级消极的一面是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
武汉铸造工厂宋振来在发言中说，有些私方人员对要求进步的人，不但不鼓励，反加以打击。
我厂第1车间私方主任叶梓琴对有些私方人员的工作作风不满，这些人就打击他说：
“你叛变了阶级，‘立场不稳’。
这就是两面性突出的表现。
我们私方厂长在外面开会说党和政府把资产阶级管得太死，埋怨青年监督岗，硬要批评他们。
实际上是私方课长得了定息，在上班时间到馆子大吃大喝，这种严重违犯劳动纪律的事还不让批评，并且说管的太死。
这还谈什么接受改造呢？”
为孩子们制造新玩具
抚顺市手工业社用废铁片制成的小吉普。
新华社记者 王少清摄
天津第八玩具社新制的泥蝈蝈和泥螳螂。
第八玩具社新制的机动舞蹈人和杂技人，上弦后可做出各种表演姿式。
新华社记者 梁一丁摄（上同）
依靠广大顾客 提高服务质量
北京市服务业职工代表会议闭幕
写信给全市服务业职工提出努力方向
新华社31日讯
依靠广大顾客，提高服务质量。
这是今天闭幕的北京市服务业职工代表会议通过的一封信中，向全市服务业职工提出的努力方向。
这封信中，提出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进一步和广大顾客建立互相尊重、互相关切、互相体谅、互相批评的同志关系，依靠顾客的监督和协助，把服务工作作得更好。
代表们在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中，总结和检查了过去的工作成绩和缺点，提出了很多改进今后服务业工作的意见。
前门区服务公司江泉浴池服务员李福桐代表本单位提出了八项保证条件，保证在今后工作中做到态度和蔼、主动、周到、勤快、扶老携幼，让顾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北京市电车公司售票员徐成敏和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售票员朱万宝认为他们服务的范围很广，对乘客要像对亲人一样。
他们提出在工作中要耐心、热心、虚心。
百货大楼女售货员刘霖认为，过去领导方面对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得不够，以致部分售货员有轻商思想，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工作岗位是生产和消费的桥梁。
她建议今后要加强服务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
代表们在发言中提到了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不尊重服务行业的劳动，他们列举了顾客打骂、侮辱服务人员的事例，要求各有关单位对这些人加强尊重服务业劳动的宣传和教育。
许多代表们在会上表示，他们一定回去好好地传达这次会议的关于提高服务质量、点滴节约等精神，并以大会的精神来改进工作。
会议期间，大会收到了许多单位的贺信。
北京市城市服务局职工训练班三百三十个未来的理发员、厨师、服务员们，在给会议的祝贺信中表示，他们决心和服务业的前辈们、哥哥姐姐们一起，把自己的青春献给这个光荣的事业。
中共北京市委第2书记刘仁，副书记张友渔、陈鹏，北京市副市长程宏毅、乐松生和市委财贸部、组织部负责人都到会祝贺。
张友渔在会上的讲话中，首先代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向代表们和一切从事城市服务工作的人们致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他说，北京市各服务行业的职工总计有十万多人，分散在一万多个企业单位中，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直接为首都的几百万人民服务。
张友渔说，党和政府一向是重视服务行业的，并采取了各种措施，加强了对服务行业的领导和管理，加强了对职工的教育，初步地改善了职工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张友渔说，服务行业目前的服务质量还不高，服务网和服务点的设置不够合理，经营管理和劳动技术还有问题，各级领导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
只有克服这些缺点，才能更好地为首都人民服务。
张友渔说，目前，社会上还有不少人不尊重服务人员，今后必须加强宣传教育，彻底纠正目前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剥削阶级的思想行为。
北京药材市场交易活跃
一贯缺货的麝香、川连、全虫、虎骨接踵而来
北京药材自由市场的交易一天比一天活跃了。
04月底的成交金额只一万多元，5月下旬增加到十一万多元。
04月底成交的药材只有：
麝香、洋参、琥珀、沉香、山萸肉、碯砂、白胡椒、燕窝和一些零星的鹿茸、人参、檀香等共十多种，到5月中旬成交的药材超过七十种。
05月间成交的药材中，有一向缺货的川连、牛夕、全虫和白僵蚕等。
参加交易的商人，来自西藏、广东、广西、河南、四川、甘肃、青海、黑龙江、辽宁和新加坡等地。
北京市的药材自由市场，给外地药材商人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携带四十一斤多麝香的藏族药商罗桑扎君表示，如果北京没有药材自由市场，他就要把麝香带到广州去卖，然后带钱回北京采购他要运回去的货物。
两个河南内乡的商人，由于在这个市场上很快地卖出了运来的药材——山萸肉，随后又运来了第2批山萸肉。
几个出售药材的华侨，也很满意这种市场。
药材商人们在这个市场上不仅可以很快卖出各种药材，而且可以得到合理的价格。
藏族商人罗桑扎君带来的麝香，成交价和预估价差不多。
北京市药材公司虽然规定了收购药材的牌价，但是牌价只作为自由市场的参考。
自由市场的药材成交价格可以根据外地价格、当地供求情况，高于（或低于）公司牌价。
例如，北京市药材公司收购麝香的牌价是每市两五十八元，而自由市场上成交的三宗麝香的每两价格，则是：
八十二元、九十八元、一百二十元。
麝香、山萸肉、川连、牛夕、全虫、虎骨等，有些是脱销的，有些是长期供应紧张的。
许多国药店由于缺乏这些药材，有几十种成药不能配制，有许多汤剂不能配齐，现在，这里的国药业大部分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原料。
·赵起·
十五种重要药品售价降低
商业部决定自今天起再降低十五种重要药品的销售价格。
这是由于近年来我国药品工业有所发展，这些药品在国内试制成功，生产数量增加，成本降低的结果。
今年以来，商业部已经连续降低了两次药品销售价格，3月份降低了一部分地方病专用药，4月份降低了避孕药械价格，这次降低的十五种重要药品价格，是今年药品第3次降价。
这次降低价格，并结合调整部分不合理的地区差价，按主要产地计算，金霉素粉降低24％，合霉素胶丸降低20％，葡萄糖粉降低29％—33％，葡萄糖酸钙粉降低36％，葡萄糖酸钙片降低25％，异烟肼片降低11％，异烟肼针降低13％，盐酸氯胍片降低15％，利血平片降低30％，己烷雷琐辛片降低20％，仙鹤草素片降低37％，乙底酚片降低38％，苯妥英纳片降低26％，青霉素软膏降低9％—23％，维生素Ｋ针降低11％。
大批夏令物资运到产麦区去
麦收季节快到，为了供应农村市场需要，第2季度以来平均每天都有上千吨夏令物资从天津运往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安徽等主要麦产区。
今年虽然钢、铁、棉纱等原材料比较困难，但是由于天津市工业部门采取了各种增产节约措施和商业部门的努力，天津市供应各地的工业品总值基本上仍保持了去年第2季度的水平。
广大农村需要的手推车轮胎、胶鞋、竹壳热水瓶等畅销货和汗衫、背心、清凉油、仁丹等夏令货，还比去年显著增加。
今年供应各地的工业品中还有第1次供应河北、山西等省用来磨小麦的动力钢磨。
这种钢磨用柴油机带动，效率比石磨大十倍，农民很欢迎。
今年供应的工业品的价格，基本上保持去年的物价水平。
深受华北农民欢迎的学生蓝布，每尺仍是三角八分。
只有占供应总值不到5％的小百货，因原材料缺乏，价格略有上涨。
·新华社·
幸福的儿童生活
上 兄妹俩
新华社记者 袁苓摄
上 乌鲁木齐市第20小学少先队员多依辉
（维吾尔族），是个美术爱好者。
新华社记者 李义芳摄
左 安庆市双莲寺小学为了丰富教学内容，培养儿童劳动技能，创立了“红领巾”工厂。
这是工厂的小木工正在工作的情形。
石虎摄
右 北京市东四区第2中心小学学生的课外生活过得非常丰富，愉快。
图为老师（后立者）在指导学生们进行诗朗诵。
新华社记者傅军摄
怎样才能少建修理车间？
化学工业部设计人员座谈，讨论本报发表的“在建设中要注意组织企业之间的协作”的社论和“可以少建修理车间”的文章，认为克服本位主义是加强协作、合理安排、使用修理车间的思想基础。
本报讯
本报5月21、22日先后发表的“在建设中要注意组织企业之间的协作”的社论、“可以少建修理车间”的文章里，曾提出在一个工业地区里，通过企业间的协作，合理地建设、利用修理车间，建议建设中心修理厂，以节约建设资金。
这个意见引起了化学工业部氮肥设计院技术人员们的重视，于5月25日专门召开座谈会讨论了这个问题。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国家建设委员会重工业局、化学工业部有机化学工业设计院、基本化学工业设计院、氮肥工业设计院、四川肥料厂、兰州橡胶厂、株州化工厂等单位的技术人员。
到会的人，发言很热烈，表现了勤俭建国的热情。
到会的人都同意加强部与部、企业与企业间的协作，在一个系统内或一个工业地区内，合理地使用各企业已有的修理车间，更合理地规划、建设新的修理车间，认为这是克服工业建设中浪费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大家认为各生产企业有一个修理车间还是必要的，能及时检修生产设备，保证生产顺利进行。
但是，这个修理车间的规模不宜太大，可以把生产能力控制在修理范围以内，把修理时所需用的备件通过协作去完成。
过去，有不少企业的修理车间建的大了，时常“吃不饱”，其中有很大的浪费。
现在，我国的工业基地已基本上形成，工业建设的计划工作已有所提高，组织协作的经验也比过去丰富，就有条件来解决这方面存在的问题。
但是，到会的人也指出，虽然有不少有利条件，要想解决合理安排、使用修理车间能力的问题，必须着重反对本位主义的思想，如有些企业只图自己单位的方便、嫌组织协作麻烦，仍然想“万事不求人”或“万事不被人求”等。
克服本位主义、加强勤俭建国的思想教育，是克服建设修理车间时浪费的思想基础，否则就无法杜绝这方面的浪费。
例如，兰州橡胶厂机修车间技术设计原规定可以不建铸工工段，全部铸造任务可以委托给兰州肥料厂机修车间铸工工段做，因为肥料厂铸工工段的能力很大，可以把橡胶厂的铸工任务包下来。
然而在今年04月30日，化工部有机化学工业管理局却通知兰州橡胶厂增建机修车间铸工工段，其原因主要是过分强调了协作方面的某些困难。
现在，上述两个厂的设计总负责人已联合写了报告，建议化学工业部撤销橡胶厂机修车间铸工工段这个设计项目。
像兰州橡胶厂、肥料厂这种不积极协作的现象，在部与部、企业与企业之间不是个别的，不克服这种现象，是无法组织协作的。
对于今后如何建立修理车间的问题，会上有三种意见。
第1，在一个工业区内，除各企业自己建立规模较小的修理车间外，再建立一个相当规模的中心修理厂，直接为这个地区企业的检修工作服务，为这些厂提供检修所需要的备件。
这个中心修理厂应由地方上领导，免得属于任何一个系统而发生本位主义现象；
第2，在一个企业不多的地区内，以某个企业较大的修理车间为主，组织协作，但是，大家很担心这个企业能不能公平地安排其他厂的修理任务；
第3，根据一个部的同类型企业对某几种特殊的、大型的设备的需要，建立一个供应这种设备的修理厂，这样的修理厂，可以超越一个地区的范围，为更广大地区的企业的检修工作服务。
至于这三种方法那一种好，因目前没有经验，所以没有加以具体的比较，但大家认为这个问题是应该迅速加以研究的。
在会上，大家还积极向领导机关提出了建议。
对国家建设委员会的建议是：
应该着手全面地研究这个问题，特别是考虑一个地区内各工业部门之间如何协作，而这些问题绝不是那一个部、那一个设计院可以解决的。
同时，还应该立即组织工作组到某些工业基地（如兰州）去，检查这方面的情况。
因为，现在还有些地区一些企业已建了大的修理车间，而另一些企业依然正计划或正开始建设大的修理车间，如不马上纠正这种做法，浪费的现象还会继续下去。
对化学工业部的建议是：
除了领导有关部门研究这个问题外，需要采取果断的措施，停止本部某些企业不合理的建议，如兰州橡胶厂正在计划建设的机修车间铸工工段。
（顾雷）
有趣的玩具（速写）
沙更世
社妹
程竞明
这孩子多逗人爱！
胖鼓鼓的小脸，见人就笑，舞着小手，咿咿呀呀说着话儿。
才七个多月，抱在怀里沉甸甸的。
谁会猜想到就在这孩子身上，曾经有着一段悲惨、感人的故事？
孩子的爹，是湘西苗族自治州车夫村一个土家族贫农，叫做彭青全。
夫妻俩养了一群孩子，俭俭省省过日子。
去年阴历08月初一那天，早饭过后，彭青全同别的社员一起堆草。
湘西农村潮湿多雨，禾草都堆在高树上面。
彭青全爬到几丈高的杉树上，底下有三个人给他递草把。
那晓得树杆太滑，彭青全站不稳脚，竟从树上摔了下来，顿时人事不知。
三个人喊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把他叫醒过来，一看，左臂断了，慌忙从远处请来接骨大夫。
可怜彭青全又是疼又是急：
一家六张嘴，眼巴巴望着要吃饭；
孩子的娘就在这几天要生第五胎。
这怎生是好呵！
彭青全疼了两天两夜没有闭眼，到初三晚上才迷迷糊糊地睡去。
半夜，一觉醒来听到右边小房里悉悉索索的声响。
他一惊：
莫不是孩子要落地了，忙叫醒大儿子民胜，给他娘打碗鸡蛋送去。
民胜煮了三个鸡蛋，端到娘房里。
见娘侧着身子朝床里边躺着，便说：
“吃吧，娘，别搁冷了！”
自己又去睡了。
天明，民胜帮着弟弟妹妹穿上衣服，还没有听见娘屋里有动静，便伸头看看，只见那碗鸡蛋还摆在小凳子上，连声叫“娘”，也没有答应。
这时，彭青全慌忙支撑起来，叫民胜扶着自己，走进房里去。
他走近床边，掀开被子一看，哎呀，孩子的娘脸色像一张白纸，眼睛闭着，额角上满是青筋，怀里紧紧搂着个赤条条的小毛孩。
彭青全止不住身子直打颤颤，一点主意也没有了。
民胜一看不好，就跑去把村里一个老婆婆请了来。
老婆婆摸摸捏捏，对他父子说：
“胎盘不下来，大人怕是没得救了。”
说着，就把新生的小女孩抱出来，洗了洗，裹上一块破布，放在她娘脚边。
不到一柱香的功夫，孩子的娘就咽了气。
孩子们扑到娘身上直哭喊。
四岁的民芬，被三个哥哥的嚎哭声惊呆了。
彭青全只觉得脑子里轰轰的响，过了好一阵才哭出声音。
怎么办哪！
这个家，这一窝孩子，这嗷嗷待哺的乳儿……，真不晓得怎么活下去。
乡亲们都来安慰青全。
生产队长带人扛来五根杉木，请木匠做了一口棺材，大家帮忙把死者安葬了。
空荡荡的大床上，只剩下一个刚出世的婴儿。
还有谁来关心这个小生命呵！
连她的爹也不指望她能活得了。
村里好几家妇女心疼孩子，可是又没法子抱去喂养。
她们隔半天就来问问：
“毛伢儿没死吗？”
彭青全望着善心的邻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小毛孩孤零零地躺在那里，饿了，就呱呱的哭，于是，民胜兄弟用手指沾点红糖，让她舔舔。
就这么挨过了两天。
初六早晨，农业社主任彭大喜从乡里开会回来了。
他在乡里得到了消息，就跟乡长商量好，要由农业社想办法来养活小毛孩。
乡长还打了电话，向县里请求发给三十元救济款。
社主任一回村，当天晚上召开了社委会议，请大家讨论彭青全家小毛孩的事情，委员们个个都同意归社来养。
有几个委员当场谈起了解放前不久的一件事：
在离开本村四里地的恰洞坪，有个马老三，他老婆也是难产死了，没人没钱，求救无门，实在养活不了刚生下的小孩子，心一横，就把那哭着嚷着的婴儿按在棺材里，活活同娘一块儿给埋了。
这一说，大家更难过了，都说：
过去单门独户的，想帮忙也不济；
现在有了农业社，一定得想办法救活孩子。
第2天开的社员大会决定请猛
科朝村的女社员陈妹抚养这个孩子，由社里按一个中等劳动力算工
分给她。
陈妹自己的孩子已经大了，怕奶水不多，就再由社里拨一百五十斤粮食，给孩子做米糊糊吃。
用政府的救济款给孩子缝些棉衣、夹衣和单褂裤，买了顶花帽，还有小袜子什么的。
剩下的钱存在社里，每月给孩子买两斤糖。
安排好了之后，社主任就带着陈妹去抱孩子。
只见那破布片裹的小身子，已经被尿水腌的通红，嫩皮都快烂了。
彭青全躺在一旁，又感激，又伤心；
他望着社主任直流眼泪。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
孩子有
人照管，能吃能睡，长得很快。
她会笑了，还会举起小手拇指塞在嘴里吃，农业社里的人，没有一个不喜欢。
开社员大会的时候，总有人抱着她来参加。
社员们都夸这孩子长得灵巧，大家都说是农业社救活了这个苦儿，就给取了个名字叫“社妹”。
从此，“社妹”的名字传开了。
车夫村的女社员们割牛草从猛科朝村经过，老远就要问：
“社妹养得可好？”
有的社员还进来抱一抱，亲一亲，都说：
“把社妹好生养着，等长大了，给她念书上学堂。”
社主任也住在车夫村，他隔不多久就去看看社妹。
有一回，农业社的干部听说保姆夜里摸黑给社妹喂米糊糊，他们心里好生不安，便商议着从社里秤了五斤油，给社妹晚上点盏灯。
＊
“社妹”的故事，写到这里就完了。
最近，我特地从湘西保靖县城走了六十多里山路，到水银乡车夫农业社去探看“社妹”，还访问了彭青全和村里的人。
在猛科朝村，我还抱了“社妹”大半天，看着她活蹦乱跳、快快活活的样子，真说不出心头是个什么滋味。
（附图片）
龙治安 摄
糖精一批进口
城市服务部最近通过对外贸易部门向国外进口糖精一批，供应大、中城市夏季冷饮和日用工业及一部分糕点食品的需要。
目前运到上海、广州口岸的五千公斤糖精，已分拨给上海、江苏、湖北、江西等地供应；
另有二万公斤糖精，将于本月上旬以前运到天津口岸，并分拨给二十个省市供应；
此外，还有一部分将在今年第3季度进口。
这批糖精全部进口后，约相当于数万吨食糖的供应量。
·朱有仁·
费孝通在开弦弓村“下马看花”
他说：
这个村的农业总产量比二十年前增加了60％，但副业产值低40％。
要增加农民收入，光靠农业增产是不行的。
本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族学院副院长费孝通，最近在二十年前作过农村调查的旧地——江苏吴江县开弦乡开弦弓村进行了二十天的调查以后，日前已向苏州专署的负责人提出了有关农村建设的意见，受到这个地区领导机关的重视。
费孝通指出，这个村的农业（粮食）总产量，1956年比二十年前的1936年增加了60％，这种增加，在农业合作化以后，表现得特别显著；
但是副业产值还没有恢复到二十年前的水平，目前比二十年前还要低40％。
因此，尽管农业上升较快，农民的纯收入1956年只比1936年增加5％左右。
费孝通说：
“水稻产量从现在的每亩五百多斤继续提高到七百斤左右是可能的，关键是要解决缺肥问题。
但是这里人多地少，要增加农民收入，光靠农业增产是不行的”。
费孝通谈到了这个村副业生产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
第1是蚕茧产量只及二十年前的60％，根本原因是桑田面积缩小，因此桑叶产量下降。
他说：
“如果进行补种、垦种，在三、五年内把面积扩大一倍是可能的，但是今年这里没有动手。”
他表示很惋惜。
第2是他建议有关部门排排队，将许多农产品加工企业放到农村里去。
这样，既不影响工人的生活，又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
第3是这个村是一个水乡，现有一百六十多条船，从前农闲时都从事运输副业，现在只有十条船在做，船力浪费很大。
根据调查，从前每条船在积肥以外每年还能赚回相当于七百五十斤大米的收入。
是否可以研究一下，这些船力怎样在运输方面发挥作用？
第4是饲养副业的饲料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阻碍着羊、兔、猪等副业的发展；
因此，就不能充分积肥，农业产量也就难以提高。
他建议领导上能够注意研究利用水面来种植饲料，据当地的情况，水面面积比陆地面积还要大。
费孝通进一步提出了当前农村中的一个社会问题：
农民不注意积累。
他说：
“我到农村以后，不少老太太向我叫苦，说钱不够用，粮不够吃，我不信，以后调查中她们向我讲了良心话。”
他说：
这里农民的收入在全国来说是突出的，是高的。
去年集体收入的分配，按人口每人平均分到八十二元，加上家庭副业收入，每人在一百元以上。
可是这里的农民生活费用之高，在全国也是突出的。
合作化以后，农民第1年是造房子，第2年是做衣服，现在是讲究吃了。
一句话，不注意积累，用钱没计划。
他认为政府应该重视这个问题，要加强教育，否则增产再多些，农民也是不会殷实起来的。
他认为在这个二十年中，农民经过几次事变，抗日战争以前有些积累，已经掏空了，因此家底子薄；
解放以后得到了稳定，但是还不殷实，应该让农民殷实起来。
费孝通二十年前在这个村里调查以后的著作，曾在新西兰出版，以后被翻译成十一国文字，成为外人了解旧中国农村的重要参考材料。
这次随同费孝通来到开弦弓村的还有中国经济研究所的三个同志，他们将继续在那里调查一个多月。
费孝通表示：
一俟调查结束，他将再写一本书，向外人介绍新中国农村的新面貌。
他说，这一次是响应毛主席提出的知识分子下马看花的号召而来的，他表示今后还要到这个地方来。
一批匈牙利儿童赴保度假
本报讯
为了援助去年10月事件中受害的匈牙利人，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总工会和红十字会在不久以前曾发起了一个募捐运动，在很短期间，就募集了二千八百万利瓦。
用这笔钱购买的一部分货物已经运到了匈牙利。
另一部分价值五、六百万福林的衣服、粮食和药品也用飞机运抵匈牙利。
这些飞机在返回保加利亚的时候，运回了一百七十个从六岁到十岁的匈牙利儿童。
这些匈牙利儿童将在保加利亚愉快地度过四个月的假日。
（附图片）
愉快的劳动（匈牙利）
东欧兄弟国家关怀下一代
据新华社31日讯
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儿童福利事业日益发展。
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全国有一千三百四十多名儿科医师，大约相当于1937年的四倍。
劳动人民的子女都享受到免费的治疗。
全国共有一千一百多托儿所和六千三百多幼儿园。
今年到少年先锋营过暑假的少年儿童将有十二万人，比去年多两万人。
波兰政府对于儿童们的生活非常关怀。
全国各地的工业企业、矿场、建筑工地和国营农场都设有托儿所和幼儿园。
在华沙、克拉科夫和其他城镇为儿童们设立有七十多个少年先锋宫和学生宫。
每年夏天到夏令营度假的儿童在五十万以上。
罗马尼亚工会中央理事会今年夏天将在山区和海滨为度假期的儿童设立一百七十多个露营地。
现在全国有两千七百多所“儿童之家”，儿童在那里可以得到医药照顾和营养丰富的食物。
有二十多万少先队员在空闲的时候就到这些地方参加手工艺、舞蹈、钢琴、博物、冶金等各种小组的丰富而有益的活动。
保加利亚的妇婴保健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妇婴保健站在1956年有一千四百七十多所，比解放前增加近三倍。
全国学龄前儿童约有半数生活在托儿所里。
学龄儿童99％都入学学习。
阿尔巴尼亚的妇婴保健和托儿事业也有着迅速的发展。
现在幼儿园的数目已经增加到战前的十三倍以上。
每年夏季，学龄儿童在全国最好的疗养地的休养所中度过暑假。
中阿友谊 永远巩固
马尔科主席的讲话最尊敬的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代表团来到你们美丽的国家作了友好的访问，代表团认为有责任再一次地衷心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它邀请了我们和给予我们非常热烈的兄弟般的接待。
我们认为有可能来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代表会晤，来了解正在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天才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和创造性的劳动，感到极大的愉快和光荣。
阿中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真诚的兄弟友谊，这种友谊就像我们两国人民的意志一样是牢不可破的，因为它建筑在完全新的、史无前例的基础上，在互相尊重、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
虽然在地理上我们两国隔着千山万水，但我们认为没有任何力量能稍微削弱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热爱和在我们共同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制造障碍。
阿中两国是以苏联为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成员。
苏联过去和现在都不惜一切地帮助我们建设一个幸福的未来。
因此，我们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称苏联为我们的老大哥和我们的忠实的同盟者，苏联对我们的关心就好像母亲对孩子一样。
我们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和完全平等的著名的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因而社会主义阵营是牢不可破的。
阿尔巴尼亚人民同样有像中国人民这样一个忠实和真诚的朋友，中国人民在过去和现在都全心全意地帮助我们建设新生活。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今年01月在阿尔巴尼亚的访问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代表团在中国的访问说明了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是多么的亲近，互通往来是多么迅速，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两个相互访问表明了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切和真诚的热爱。
这些访问过去和将来都有助于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友谊的进一步加强。
我们由衷地感谢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它给予我们以方便访问了很多省份和武汉、广州、杭州、上海、南京、天津、沈阳、鞍山等城市。
我们同样衷心地感谢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是它给予我们可能来了解首都的工作和古迹。
我们所到之处，从各省的主要干部到普通的劳动人民，我们都和他们谈了话，受到了他们热烈的、兄弟般的欢迎，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人民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的国际主义精神和热爱。
我们 到处感到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
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逗留时间内，参观了巨大的鞍山钢铁公司、横架在长江上的武汉大桥工地、农业合作社、学校、沈阳的工业陈列馆、广州的出口商品展览会和其他地方。
到处我们都亲眼看到全体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得像一个整体一样，他们正在日新月异地创造着巨大的成就，群众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正在不断地提高。
当我们从长江大桥的工人那里、从沈阳电气工人张明仁（译音）和江苏的合作社员们那里听到他们乐观地、信心百倍地讲述着生活改善的情况的时候，感到无比的欣慰。
我们衷心地祝贺伟大的中国人民在克服旧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和在建设新生活的道路上所遇到的困难方面，不断地获得巨大成就。
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期间，到处满意地看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政府关于整风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受到了全体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我们在这个伟大的国家逗留的期间，看到了你们人民的前进动力和信心，以及你们在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为此而表示衷心的钦佩。
你们的人民在工农业、文教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劳动群众忘我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明显例证。
所有这些鼓舞着我们在我国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像一座大的学校一样帮助了我们。
我们将把你们的成就、你们对我们和我国的热爱告诉阿尔巴尼亚人民。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将从你们朴实的、天才卓越的劳动人民的工作中得到收获。
同志们，我向你们保证：
阿尔巴尼亚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忠实而真诚的同志和盟友。
趁这个机会，请大家为阿中友谊而干杯。
刘少奇委员长的讲话亲爱的大使同志，亲爱的马尔科同志和代表团的全体同志们，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在大使举行的宴会上，我们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再一次欢叙一堂，感到十分愉快。
在三个星期的时间里，代表团的同志们访问了我国的九个重要城市，参观了我国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了解了我国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并且同各级领导人员和各阶层人民群众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中国人民对于远道而来的兄弟的访问，都感到十分亲热和荣幸。
几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还是落后的。
我们在建设自己国家的时候，时刻记着以苏联为首的、包括阿尔巴尼亚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对于我们的帮助和支援。
以马尔科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使者在广州同中国人民一道参加了体力劳动，这对于我们就是一个很好的鼓舞。
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是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大家知道，帝国主义者是害怕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团结的，并且千方百计地破坏这种团结。
他们越是害怕这种团结，我们就越要团结；
他们越是企图破坏这种团结，我们就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我们相信，在社会主义各国之间，不论国家大小和个别国家之间过去的相互关系如何，只要彼此永远抱着加强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共同愿望并且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社会主义各国的友谊团结就会永远巩固和加强，帝国主义的罪恶企图就会永远成为梦想。
最后我提议
为中阿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为社会主义各国的友谊团结进一步加强，为马尔科同志和代表团全体同志们的健康，为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英明领袖霍查同志的健康 干杯！
勤学 诚实 助人
越南少先队员表现好
本报讯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三十万少年先锋队队员，在学习和社会服务工作中，都起了模范带头作用。
他们的学习成绩一般都在平均水平之上。
海防的少先队组织了三百九十一个“教友”小组，帮助二千多个失学的小朋友认字。
少先队的“诚实”运动在社会和家庭中产生很好的影响。
海防的“吴嘉坎小队”，拾到四百万块钱、十五钱黄金和三只手表，都交还给失主。
少先队的活动深入农村。
在北越第3、第4联区，他们组织了许多“看牛组”，把牛喂得胖胖的，还互相帮助，防止耕畜践踏庄稼。
在扫除文盲运动中，出现许多带红领巾的小先生。
少先队队员们还发动了“帮助军属烈属”运动。
（附图片）
妈妈下班了（越南）
南斯拉夫的战时孤儿已有二十万抚养成人
本报讯
第2次世界大战中遗留下来的南斯拉夫孤儿，在南斯拉夫人民政权和整个社会的关怀下，正在成长发展为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公民。
南斯拉夫在上次大战中曾经牺牲了一百七十万人，有三十多万儿童失去了自己的父亲、母亲或双亲。
战后，对于这些孤儿的抚养和培育，就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所关心的事情。
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二十万名孤儿被抚养成人，开始了独立的生活。
目前在十八岁以下的孤儿还有十万零六千人。
他们有的在各种学校中学习，有的正在掌握各种行业的手艺。
对于战时孤儿的抚育责任，主要是由全国各地的市和区的人民委员会担负。
它们都设有一笔专门用来抚育孤儿的特别基金。
在1956年，为了这个目的而拨付了一十三亿第纳尔的经费。
另外，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和社会保险机构还拨付了一十五亿第纳尔来作为教育孤儿的经费。
今年，南斯拉夫各市区人民委员会将用相当于去年的经费来抚育战时孤儿，联邦政府为此目的也将拨付总额为一十亿第纳尔的款项。
（附图片）
孤儿不孤（南斯拉夫）
担心英国行动引起链锁反应
美国国务院表示“非常失望”
据新华社31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国务院30日就英国放宽对华贸易限制的决定发表声明说，英国这个行动使美国“非常失望”。
美国自己不打算改变它对同中国的贸易实行“全面禁运”的政策。
华盛顿的官员私下把英国的行动称为英美关系“公开大决裂”，他们说，其影响如何还不能预言。
美联社记者海托华说，英国的行动是英国去年同法国联合进攻埃及以来，伦敦使华盛顿在外交上受到的“最沉痛的失败”。
国务院的声明说，在最近举行的巴黎统筹委员会上，美国坚持要保持对中国实行差别贸易管制，认为这样才会最好地促进“自由世界”的“安全利益”。
但是英国在某些国家的支持下却认为：
对中国的贸易实行的管制的水平不同于对苏联的贸易管制的水平，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此英国认为，这种差异应该完全取消。
美国官员们公开表示担心，英国的决定将引起“链锁性反应”，同中国进行大量贸易或者希望增加这种贸易的其他国家，如日本、西德、法国和意大利在不久的将来会学英国的样，从而导致美国使它的盟国对中国保持比对苏联更为严格的限制的努力的瓦解。
消息说，预料英国的行动将在美国国会引起两方面的激烈反应。
一些人要出来竭力反对，其中包括共和党参议院领袖诺兰。
其他的人则将利用这一机会来重新抨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外交政策。
例如参议员富布赖特说，英国的行动是“又一证据，证明美国的对华政策非常无效，不能期望它导向任何目的。”
国会里有些人会说，既然禁运制度已经崩溃，美国必须实事求是。
国会里已经在展开一个恢复同中国进行非战略物资的贸易运动，这是民主党参议员麦格纳逊领导的。
他领导的参议院一个特别小组委员会现在正准备就美国政府拒绝放宽“禁运”举行意见听取会。
法新社驻华盛顿记者分析美国目前面临的局势说，英国这个决定是在台湾发生反美示威以后几天作出的，又恰逢美国报界起来反对国务院禁止美国记者前往中国的时候，因此这一决定马上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一个问题：
美国政府愿意在对中国问题上使自己陷于孤立呢，还是相反地愿意不顾国会“院外援华集团”的反对而准备忍痛修改它的政策。
记者还说，几个月之后，联合国大会将在纽约开会，接纳中国参加的问题那时将再次提出，而这个问题提出的情况将肯定地和联合国过去几届会议上的情况不同。
据新华社伦敦31日电
英国报纸对于美国因英国决定放宽对华贸易禁运而失望一事有尖锐的反应。
“金融时报”今天在社论中指出，美国的这种态度一部分是政治上的，一部分是心理上的。
在政治上，放宽贸易限制将使美国政府同一批有势力的参议员们争吵起来，因为这些参议员认为对北京的任何让步都是出卖美国的利益，并且将使“在国外的华侨瞩望北京领导”。
在心理上，放宽贸易限制将使人们回忆起朝鲜战争，“美国在这次战争中伤亡了十万人，并且陷入了痛苦的僵局而不是取得胜利”。
这家报纸说，对于美国的盟国来说，“必须用比较现实的而不是那末感情用事的态度来判断问题”。
“金融时报”着重指出，中国的确拥有英镑基金，它可以扩大对英国的贸易。
社论最后预料，英国的许多盟国和竞争者肯定会遵循英国的这个决定。
朝鲜停战后三年中新建二千多托儿所
本报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儿童受到国家无微不至的关怀。
停战后，朝鲜已盖起了五千三百九十多所学校，可以容纳学生二百余万人。
贫苦公民的孩子可以免费上学。
在三年期间还新建了两千一百多个托儿所和四百多个幼儿园。
现在各工厂和机关几乎都有托儿组织。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很多地区都设有少先营和儿童公园。
每年夏天，许多少先队员去到风景秀丽的地方在少先营里欢度假日。
去年到少先营去的有四万多人，今年去的人会更多，因为今年国家在这方面的支出又增加了很多。
法国人士说要学英国样儿
挪威外交部表示观点同英国接近
新华社31日讯
巴黎消息：
英国单独放宽对华贸易限制的决定在法国首都的反应是：
早在人们“意料之中”。
法国人士说，其他国家也必然会学英国的样儿，因为他们不能让英国“垄断”中国的市场。
31日早上出版的巴黎报纸不少都对英国这一行动发表了评论。
右翼的“震旦报”说，英法两国“没有必要牺牲商业利益来讨好美国”。
好几家报纸都认为美国应该重新研究它“过时的”远东政策。
“义勇军报”说，英国这一作法，是在台北反美事件以后，美国在“远东战线上所遭到的第2次失败”。
该报认为，如果美国不“冷静而又迅速地”重新研究整个中国问题的话，它将有遭到“第3次、甚至更严重的失败的危险”，这种失败将会“动摇整个西方阵营”。
新华社31日讯
奥斯陆消息：
挪威外交部发言人30日说，在对华贸易问题的初步讨论中，挪威的观点在原则上已经接近英国的态度。
他说，当他们接到参加巴黎“中国委员会”会议的挪威代表团的最后报告时，政府就要考虑这个问题。
苏联在东方朋友以亿计
伏老向莫斯科群众谈亚洲之行
新华社莫斯科31日电
伏罗希洛夫主席在结束了对中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的长途友好访问后，30日下午四时半乘喷气式客机回到莫斯科。
伏老虽经长途飞行，但是面色红润，精神愉快。
他下机后同前来欢迎的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萨布罗夫、赫鲁晓夫等拥抱，并且热烈地同欢迎者一一握手。
天下着雨，冒雨前来离市区三十公里的伏努科夫机场欢迎他的，还有各国驻苏联的外交使节和几千莫斯科群众代表。
伏老抵达后，即乘车前往体育宫参加群众欢迎大会。
据新华社莫斯科31日电
伏罗希洛夫主席5月30日在莫斯科说，他对中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和蒙古的访问，又一次证明了苏联在东方国家中有着数以亿计的朋友。
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以及摆脱了殖民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尊敬和热爱苏联。
伏罗希洛夫说，我们再一次确信，苏联坚定不移地争取国际和平和友谊、争取消灭殖民主义和争取一切民族平等、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是为亚洲各国人民所理解和感到亲近的。
伏罗希洛夫的这番话是他在莫斯科体育宫内为他举行的一万多人参加的欢迎大会上说的。
他的讲话历时约一小时。
在他讲话以前，莫斯科工人、学生和科学家的代表们先后致词，欢迎他的访问归来。
伏罗希洛夫在讲话中说，他在中国已经看到了人民政权时代的工作的实际成果。
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实现了根本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
文化、科学、教育和卫生事业都在胜利地发展中。
在中国人民的一切成就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经受过生活考验的英明政策。
中国共产党结合本国的特殊条件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在中国人民各阶层中获得了崇高的威信。
中国人民相信自己的力量，并且决心要在最近几年使经济、文化得到更大的繁荣。
伏罗希洛夫指出，我们在中国看到了人民、共产党和政府的团结一致，这种团结一致是中国一切成就的取之不尽的源泉。
我们所会见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工商界人士都对我们说，他们完全支持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政策，并且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他说，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坚定不移地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不断加强中苏友谊。
我们从中国各个不同阶层的居民中都听到关于永恒的和牢不可破的中苏友谊的最美好的话，关于对苏联人民无私帮助的真诚感谢。
伏罗希洛夫强调指出，中国政府和全体人民热烈支持苏联政府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所作的努力。
谈到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时候，伏罗希洛夫说，这个国家的人民在获得独立以后，碰到了殖民主义者统治的严重后果。
尽管在发展国民经济和文化方面获得了显著成就，但是，印度尼西亚人民仍然不得不在困难的条件下，向殖民主义遗毒作斗争。
殖民主义者在印度尼西亚仍旧有很大的经济势力，他们利用这种势力企图对印度尼西亚横加压力。
伏罗希洛夫接着谈到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人民在过去三年中完成的巨大工作，以及他们为争取在民主的基础上和平统一越南而进行的斗争。
伏罗希洛夫最后谈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的重大成就。
苏联有六百万儿童将去消夏
六千个别墅村将供给他们过暑假
本报莫斯科31日电
夏季来了。
苏联今年将有六百万儿童到许多消夏地区去度过暑假。
今年苏联供给儿童消夏的别墅村约有六千个。
这些别墅村都设在树林里、河边和湖畔风景幽美的地方，那里都有许多住所、球场和俱乐部，供给儿童们进行娱乐和体育活动。
儿童别墅村的经费是由职工会供给的。
到那里去消夏的儿童的基本费用也由职工会担负。
对于较大的中学生，将组织他们到高加索、乌拉尔、西伯利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去旅行。
（附图片）
电视的魔力（苏联）
英国决定单独放宽对华贸易限制
劳埃德说预料大多数参加“禁运”国家会效法英国
新华社伦敦31日电
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30日在下院宣布，英国已经决定放宽它的对中国贸易管制。
他说，对中国贸易的基础目前将跟英国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的基础一样。
“目前被禁止运往中国的某些货物，或者是转到数量管制货单上，或者是转到监视货单上，或者是完全取消禁运。”
他还说：
“必要的细节安排必须在中国委员会（西方主持对中国禁运事宜的机构）中讨论。
一俟可能，就将相应地修正货物出口管制规则”。
他说，对于现在被禁止运往中国、而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不需出口许可手续的一切货物，将根据要求发给许可证。
关于向苏联和东欧国家出口时受到数量管制的物资，在巴黎讨论对中国出口的定额数目之前不可能发给许可证。
有议员问，在巴黎对中国贸易管制国际委员会中，除了美国以外，其他国家是否会采取跟联合王国一样的政策。
劳埃德说：
“它们还没有表明它们的态度。
我认为它们是在等着听听英国政府将说些什么，但是我预料大多数成员国都会效法我们。”
据报道，英国政府是在国内各方面强烈的政治压力之下作出放宽对中国贸易限制的决定的。
自从朝鲜停战以来，在议会中有三百多项关于这个问题的动议摆在历届政府的面前，其中约有七十项是在今年03月下旬英美首脑百慕大会谈以后提出的。
英国各界支持政府决定
一个工人说：
好消息，美国佬可要不舒服了。
据新华社伦敦31日电
英国政府违背美国的意见作出的放宽对华贸易限制的决定，在这里获得了普遍的支持。
工党议员锡尔弗曼今天说，这是“恢复了理智”。
全国制造商联盟主席加兰说，政府采取这种决定是一种现实的行动，这种决定是早就应该采取的。
它会为英国的出口贸易敞开广大而有利的市场。
伦敦商会中英贸易委员会书记说，在要求废除这种不合理的贸易差别限制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中英贸易委员会，将要尽力帮助促进增加对华的出口。
从事对华贸易的一批贸易界人士的发言人说，政府这种决定的政治意义在于“在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两年之久以后，我们现在是决心按照自己的主张办事了。”
有一个搬运工人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说：
“好消息。
美国佬可要不舒服了。”
英国贸易部发言人说，由于修改了对华贸易禁令，英国对中国出口不久可望达到年额两千万英镑，也就是相当于去年的数字的两倍。
他说，巴黎会议讨论了一些折衷建议，可是“没有一种折衷建议是完全符合我们的基本主张的”。
他说，会议中大多数国家是支持英国的意见的。
发言人还谈到，英国预料美国不会根据“巴特尔法”进行报复，“巴特尔法”规定对违反“战略货物禁运”的国家停止美援。
伦敦也有人就这一点说，无论如何，英国每年不过只能得到三、四千万美元的美援。
贸易部宣布了现在可以从英国输往中国的货品种类。
这些货品包括：
一部分工作母机；
一部分电气发动机和发电机；
橡胶加工机；
大部分汽车和拖拉机；
大部分铁路机车，铁路车辆和其他铁路设备；
大部分内燃机；
一部分科学仪器；
橡胶和大部分的车胎；
各种化学品。
目前仍然列在“禁运”货单上的货物中间包括某些种重型工作母机、某些发电设备、涡轮机、球轴承和某些规格的铝以及其他货物。
以共总书记在党代表大会上主张
以色列和阿拉伯人民应当和解
指斥艾森豪威尔主义加剧以阿纠纷
新华社31日讯
据塔斯社特拉维夫30日讯：
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舍穆勒·米库尼斯在5月29日以色列共产党第13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
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目的是要把殖民奴役制度强加于中东国家，以色列接受这一主义就等于是放弃政治独立。
米库尼斯尖锐地抨击了本—古里安政府同意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决定，并且说，这一步骤背叛了以色列的最高民族利益。
米库尼斯说，艾森豪威尔主义将使帝国主义制造出来的阿拉伯—以色列纠纷长期存在下去；
帝国主义正在利用这种纠纷来侵犯以色列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和平利益。
米库尼斯指责本—古里安政府不让人民知道苏联提出的关于缓和中东紧张局势、通过和平协商解决这一地区一切纠纷的建议，而且本—古里安政府忽视了这些建议。
米库尼斯在分析中东局势的时候说，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巴格达侵略条约和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斗争日益增强。
这是中东局势的特点。
在埃及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以后对埃及发动的罪恶进攻，对约旦内政的粗暴干涉，理查兹的访问和使用美国第6舰队的恫吓，并没有使各国人民害怕而放弃他们争取独立的斗争。
相反，这些事情促进了他们对帝国主义阴谋的反抗。
米库尼斯谴责以色列统治集团甚至同法英殖民主义者勾结，对埃及发动了一次军事冒险，西奈战争的结果表明了依靠帝国主义支持的政策的破产，表现了战争政策和对阿拉伯各国人民实行“实力地位”政策的失败。
米库尼斯说：
以色列共产党反对侵略埃及是真正爱国的立场。
他说：
忠于以色列民族利益同声援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并没有矛盾。
这是以色列共产党——以色列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党——的本质的两个方面。
米库尼斯说，以色列和阿拉伯的纠纷只会对帝国主义和它们在以色列和阿拉伯的仆从有利，对阿拉伯人民和以色列人民都是有害的。
这一纠纷和巴格达条约都是殖民主义政策在中东的重要工具，都是这一地区紧张局势和各种纠纷的根源。
米库尼斯要求公正地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他说，这个问题是阿拉伯以色列纠纷的根源所在。
米库尼斯接着说：
为了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为了和平地解决阿拉伯同以色列的问题，以色列必须承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自决权利，承认阿拉伯难民可以返乡的天然权利。
他宣布：
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任何和平协议只要是双方能够接受的，并且能够考虑到以色列人民和阿拉伯人民正当的民族权利，以色列共产党都表示欢迎。
米库尼斯还呼吁憎恨战争的以色列人民起来要求停止原子武器试验，反对曾经杀害六百万犹太人的德国军国主义复活，反对任命纳粹将军斯派达尔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地面部队司令，反对杜勒斯—艾森豪威尔主义。
制止美国在朝鲜的阴谋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在5月30日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企图把新武器运进南朝鲜。
声明指出，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破坏停战协定，助长李承晚集团的侵略行为，把美军对南朝鲜的占领永久化。
南日外务相对美国这个阴谋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向美国提出了警告。
我们完全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种严正的立场。
从朝鲜停战实现以来，在维持朝鲜停战稳定和实现朝鲜和平统一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朝中方面一贯坚决遵守朝鲜停战协定的各项条款，并且为促进朝鲜的和平统一，使目前的停战状态能转变为持久和平，作了多方面的努力。
而美国方面却处心积虑地破坏停战协定的条款。
它积极加强和扩充李承晚集团的军事力量，侵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领空，阻挠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活动，拒绝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企图永久分裂朝鲜。
美国方面的这种做法，给朝鲜的和平统一制造了障碍，并且成为威胁远东和亚洲和平的一个因素。
美国阻挠在朝鲜实现持久和平的目的，就是要在这里保持一个紧张局势的根源，以便它随时加以利用。
最近国际局势继续趋向和缓，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
美国为了在亚洲保持紧张局面，就采取了在中国的台湾派驻导弹部队的措施，并且企图把新式武器运进南朝鲜，使驻扎在南朝鲜的美军成为原子部队。
显然，美国想通过破坏停战协定，在朝鲜制造新的紧张，以阻挠亚洲局势趋向和缓。
但是，朝鲜停战协定决不容许破坏。
原子武器决不能吓倒朝中人民。
美国如在南朝鲜拥有原子武器，无疑地将引起十分严重的后果。
美国的“盟国”们现在必须认真考虑美国这种打算可能给它们带来的灾难，并有责任及早制止美国的冒险行为。
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不仅是朝中两国人民为朝鲜和平而努力的结果，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努力的结果。
如果美国侵略集团竟敢破坏朝鲜停战协定，它就必然要遭到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坚决反对。
我们中国人民，将同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制止美国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阴谋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埃叙两国将开高级会议
新华社开罗30日电
中东通讯社消息，埃及和叙利亚两国将举行高级会议。
会议将从约旦事件来研究阿拉伯世界的局势，并且检查埃叙共同防御条约目前的状况。
放射人造卫星的火箭
美国放射人造卫星的火箭，最近举行了第1次公开展览，不久即将试射。
这种“先锋”式火箭全长七十二英尺，它的头部镀着钛，这是最坚硬和最耐热的金属中的一种。
制造“先锋”式火箭和发射人造卫星的负责人对参观火箭的新闻记者说，带着人造卫星的火箭将在1958年03月左右发射。
这种三段式的火箭将连续把人造卫星送到距离地球三百英里的高空，然后，人造卫星就能够绕着地球飞行。
每隔九十到一百分钟，环绕地球一周。
（新华社）
种蒺藜者得刺
刘仲平
由雷诺案引起的台湾人民反美运动的大爆发，据说，在美国官方人士中引起了一种焦虑，他们担心这次事件可能在日本产生反响。
这种担心是不无理由的。
而且事实上反响已经产生，并且愈来愈扩大了。
报载：
日本即将展开群众运动，要求美军把在相马原枪杀日本妇女的凶手哲腊德交给日本审判，这就是具体的反响之一。
相马原事件是在今年01月30日发生的。
事情拖了几个月，到今年05月16日，日美联合委员会才决定把哲腊德案件交由日本法院审理。
但第2天，美国国防部长威尔逊又下令，要远东美军当局在对该案进行彻底研究之前，不要把哲腊德交给日本政府。
日本前桥地方裁判所虽然接受了前桥地方检察厅对于哲腊德的起诉，但由于美军拒不交出犯人，这一案件的审理工作实际上仍然没有进行。
日本人民对此极感愤慨。
“日本时报”在评论台湾人民反美事件时说，如果日本的法庭对美国军人没有审判权，台北发生的激烈的反美示威也可能是在日本发生的事件的一种表现，当不是过甚其词的夸大。
关于相马原事件的审判权的争执，表面上是对于这一事件的发生是否在执行公务时间内，日美双方持有不同看法。
根据大大损害了日本主权的日美行政协定的规定，驻日美军人员的犯罪案件，只有发生在非执行公务时间内的，日本方面才有审判权。
但驻日美军的所谓“执行公务”甚至有过这样的先例：
美国士兵在巡逻中闯入民宅强奸妇女，美军方面也主张应把这看作是“执行公务”，其范围之宽泛，就可以想见了。
相马原事件，据调查表明，是发生在美军休息的时间内，是哲腊德故意招引人们去拾取弹壳，然后又驱散他们，开枪击毙了一名妇女的。
然而驻日美军却认为这是在“执行公务”。
美国众议院有一名议员甚至说：
哲腊德是在美国领土上保护美国的财产，使他站到日本法庭上是“令人愤慨”的。
这真是奇妙的论调。
说这位美国议员先生不懂得地理，是不能令人相信的。
这只道穿了一个秘密：
在美国占领者和殖民主义者看来，日本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国家，更谈不上什么主权和审判权了，美国在哲腊德案件上坚持所谓“执行公务”的说法，其实不过是掩盖这种观点的一个幌子而已。
“纽约时报”上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对于“以保卫日本人为目的而驻在日本的友好美军”，日本方面不应该有审判权。
这种说法几乎值不得加以认真驳斥。
因为日本人民早已领教过、并且早已认识清楚美军是怎样“保卫日本人”的了。
正如雷诺事件仅仅是引起台湾人民积愤爆发的一根导火线一样，日本人民在哲腊德案件上所表现的情绪，也不过是积久的怨愤流露出来的一端罢了。
种牡丹者得花，种蒺藜者得刺，造成这种积久的怨愤的根本原因，杜勒斯也承认，是在于美国军队的占领。
他在5月2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大批军队驻在外国领土上会引起“不可避免的紧张局势”，“这是一个非常微妙和爆炸性的问题”，“必须寻找比现在已经找到的要好的方法来处理它”。
关于哲腊德案件，杜勒斯说：
美国的代表们在今年03月间就作出了决定，决定在这个案件上“放弃管辖权”。
且不说，美国代表们作出的这个决定已被美国国防部部长威尔逊踩在脚下，说美国“放弃”对哲腊德案件的管辖权这种说法，也包含着很大的欺骗性。
既然说“放弃”，那末就是说“权力”本来是属于美国的了。
美国“放弃”了本来属于它的“权力”，日本人理应感恩、知足。
可是又是谁给了美国这种“权力”呢？
还不是美国自封的吗？
根本的问题在于美国在别人的国家里就不应该驻有军队，就不应该占有基地，就不应该拥有治外法权之类的“权力”。
解决杜勒斯所说的“爆炸性问题”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撤退军队，撤销在外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可是美国又作不到，也不想这样作。
帝国主义的不可避免的悲剧也就在这里。
它明明知道坐在火药桶上，可是它却把火药桶当作安乐椅，坐上就不想离开。
那末还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呢？
那就只有让它在爆炸中升天了！
美众院远东小组委员会主席
要求彻底审查美对台湾政策
鲍德温主张重新估计美国在远东军事地位
新华社31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众议院远东外交小组委员会主席扎布洛基在30日强调指出，台湾反美事件提出了“必须彻底审查”美国对待蒋介石集团的基本政策的问题。
自从蒋介石被赶出大陆以后，它就一直呆在台湾，并且接受美国的重大支持。
扎布洛基说：
“应该对我们关于台湾的态度进行彻底的审查”。
扎布洛基的小组委员会在27日一次秘密会议上听取了关于台湾事务的初步作证。
有消息说，小组委员会计划作进一步调查。
扎布洛基特别用威胁的口吻谈到这一点：
台北“骚动”的发生不会没有一些准备。
新华社30日讯
纽约消息：
美国军事评论员汉逊·鲍德温5月29日在写给“纽约时报”的文章中谈到远东的反美情绪时说：
美国应该重新估价它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地位。
他主张把美国军队从日本主要岛屿上撤出，而后把美国的军事活动转移到冲绳岛和南朝鲜去。
他认为，美国之所以占领台湾不让它归并中国，“主要是因为它的政治和心理的意义，其次才是因为它的战略意义”。
他说，台湾“作为一个基地，对美国来说，那并不是非常重要的”。
他在文章里说，在台湾和日本反映出来的“美国佬滚回家”的情绪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与美国士兵和当地居民的案件有关，但是根本原因要比个人的摩擦深刻得多。
美国在朝鲜制造新的紧张局势
金谊
美国侵略者宣布要把导弹运进台湾之后，又在计划用原子武器、导弹和其他新型武器装备驻在南朝鲜的美国侵略军和李承晚军队。
美国国防部长威尔逊5月14日公开表示，美国打算将能发射原子弹头的武器运往南朝鲜。
杜勒斯同一天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正在考虑把“更加新式、更加有效”的武器运入南朝鲜。
接着，李承晚军队第27师在朝鲜西部停战线附近举行了所谓“机动原子战演习”。
这些事实表明，美国政府正在企图彻底推翻它自己签字的朝鲜停战协定，在朝鲜挑起新的战争威胁和紧张局势。
美国为了掩盖它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正在想方设法制造借口。
杜勒斯说，朝鲜停战协定“是在将近五年以前缔结的，当时预期只实行一个短时期，并且规定只有在性能相当和一对一的基础上才能替换武器；
而现在经过那五年以后，本来在那里的许多武器现在已经不再生产了，已经陈旧不用了。
因此，完全在相同的基础上替换武器是不实际的，这里必须有一定的弹性。”
但是，杜勒斯在这里玩了一个花招，他回答不出为什么美国必须长期呆在南朝鲜，为什么美国要拒绝朝中方面所建议的召开有关国家会议来讨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和平统一朝鲜问题，为什么在外国军队撤出朝鲜以前双方的武器不能保持在停战时的水平上？
杜勒斯不谈这些，硬制造出一些借口来企图掩盖自己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这是行不通的。
杜勒斯自知理由不充分，所以他不得不搬出老一套的宣传伎俩了，他说：
“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那方面正在完全不能算是严格或合理地遵守停战协定的基础上运送武器和飞机到这一地区去。
在这些条件下，我们正在考虑我们自己也把更加新式、更加有效的武器运入大韩民国。”
当然，如果杜勒斯真的能拿出什么“证据”来，大家都会有兴趣看一看的，可是他什么也拿不出来！
如果真像杜勒斯所说的，朝中方面运进了武器和飞机，那末，杜勒斯为什么不要求中立国监察委员会进行调查呢？
为什么朝中方面坚决主张中立国监察委员会视察小组留在南北双方口岸，而美国方面硬要把它们赶走呢？
事实当然不是杜勒斯的花言巧语所能掩盖的。
停战三年十个月以来，美国和李承晚集团用尽一切手段破坏停战协定，这是人所共知共见的。
美国同李承晚集团订立了“共同防御条约”，拒不遵守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四国委员一致决议的各项规定，非法运进增援的武器，把李承晚军队从停战时的十六个师，扩充为三十一个师。
美国同李承晚集团在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进行了大量的严重的挑衅。
在停战后三年中，美国飞机飞越朝中方面军事控制地区即达五百一十三批，一千零七十二架次，其中有数次还深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后方进行挑衅。
美国用各种手段破坏监督朝鲜停战协定实施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对委员会人员施加迫害，两次发动暴徒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进行攻击。
最后为了逃避委员会对于美方偷运增援的武器进行视察，美方竟不顾朝中方面的抗议，于1956年06月09日片面地停止委员会的视察小组在南朝鲜各特定口岸的工作，企图一手遮尽天下人耳目。
美国为准备重新发动战争和制造紧张局势，一直反对从朝鲜撤出它的军队，拒绝朝中方面和中立国所提出的一切合理的政治解决办法，而坚持要让作为交战一方的联合国来“监督”朝鲜选举。
美国就是用这样一种荒谬透顶的主张来阻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拖延它的军队撤出南朝鲜。
三年十个月的记录，彻底揭露美国在朝鲜的意图。
仅仅由于朝中方面对于美方每一次挑衅行为采取严正的维护停战协定的立场，才使美方不敢贸然发动进一步的挑衅。
但是毫无疑问，美方的每一次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都引起了朝鲜的紧张局势，使朝鲜停战长期不能稳定，使战争复发的威胁经常存在。
这一次美国要把原子武器运进南朝鲜，乃是对朝鲜和远东和平的更露骨的挑衅。
对于朝中人民来说，美国侵略者有原子武器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朝中方面虽然过去和现在都要维护停战协定，仍然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但是如果美国方面硬要向朝中方面挑衅，朝中方面是不会坐视不理的。
战争威胁并不能吓倒朝中人民。
美国这种作法，倒楣的将是到现在还被美国缚在朝鲜战车上的那些美国的所谓“盟国”。
他们虽然对于美国的做法心怀不满，但是由于他们对美国和李承晚集团的讹诈采取姑息态度，想以让步来换取美国和李承晚集团不要“闯祸”，结果他们就不能不默认美国独断独行的既成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让美国牵着鼻子走。
在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上，美国的某些盟国曾指责美国对于解决朝鲜问题的态度太僵硬，认为应该保持停战协定的完整。
于是，杜勒斯不得不在4月02日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把整个停战协定视为无效并且在事实上恢复实际的交战状态而论，这是我们所不赞成的”。
但这是杜勒斯的谎言，因为破坏停战协定最重要的条款之一——禁止增援的武器运入朝鲜——的最终目的在于使“整个停战协定视为无效并且在事实上恢复实际的交战状态”。
美国现在正企图在下届联合国大会开会前把新式武器运进南朝鲜，以便把既成事实放在联合国的面前。
威尔逊已经在说，美国正在把美国这一严重的破坏停战协定的决定“通知”它的十六个“盟国”。
因此，在今后一个时期内，这些国家的人民将会看到，究竟他们的政府是履行它们在联大所说过的话，因而反对美国的冒险行为呢；
还是再一次屈从于美国的压力，从而必须担负起破坏停战协定，造成远东紧张局势的一部分责任。
现在已经是有关国家来讨论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朝鲜问题由朝鲜人自己解决的时候了。
美国把原子武器或其他新型武器运进南朝鲜的做法，只能使朝鲜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和更加困难。
美国必须立即停止这一行动。
如果它硬要这样做，那就只能证明它决心使朝鲜问题不能解决并企图毁灭整个朝鲜民族。
因为在朝鲜进行一场原子战争的结果，首先遭殃的是朝鲜人民，这不但将为朝鲜北部人民所反对，而且也将为朝鲜南部人民所反对。
李承晚集团的统治和美军在朝鲜的胡作非为，已经在朝鲜人民中间引起广泛的反对。
去年05月南朝鲜“总统”选举中，南朝鲜人民以各种方式所表示出来的反对李承晚集团的情绪是一次信号。
今年04月间南朝鲜人民对于美军在南朝鲜进行大规模抢劫和暴行所表示出来的憎恨和忿怒，这又是一次信号。
美国和李承晚集团实际上是坐在朝鲜人民忿怒的火山口上，原子武器的运入南朝鲜决不能压服南朝鲜人民，它只会使这个火山口更快的爆发。
美陆军部副部长
催运新武器入南朝鲜
据新华社平壤31日电
汉城消息：
美国陆军部副部长查尔斯·费纽肯5月29日在南朝鲜的金浦空军基地说，他完全赞成把现代化武器运到南朝鲜，并且主张参加侵略朝鲜战争的国家早日作出关于实现这个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决定。
老挝广大人民渴望统一
议员苏发那冯抨击某些大臣从中作梗
新华社河内31日电
万象消息：
国民议会议员、前国民大会主席彭·苏发那冯5月29日对法新社记者说，极大多数议员和极大多数老挝人民都希望王国政府同寮国战斗部队所签订的协定能够履行，希望双方的谈判获得结果和王国能够迅速恢复统一。
苏发那冯又说，在政府中有一批大臣们在表面上希望王国恢复统一，但是在某一个外国的支持下暗中反对统一。
国民议会既不欢迎这种干涉，也不欢迎这种反对。
苏发那冯曾经在议会猛烈抨击老挝副首相萨索里特反对政府在解决寮国问题方面所做的努力。
05月29日的国民议会以十三票反对，十一票赞成，否决了富马首相提出的解决寮国问题的纲领。
要求制裁美军杀人犯
日本人民怒不可遏
本报综合报道 今年01月30日美兵哲腊德无故杀死了日本农妇坂井中，引起了日本人民极大的愤怒，要求日本政府审判这个杀人凶手的运动正在日本各地广泛展开。
01月30日，美军第8骑兵联队在日本群马县相马原演习场举行了射击演习以后，好几个农民进入了演习场拾取弹壳。
一个叫哲腊德的美国兵以子弹壳引诱农民走到他的跟前，突然举枪对准他们射击，第一枪打伤了一个青年农民的脚。
第二枪打死了一个叫坂井中的农妇。
这个农妇今年四十六岁，是六个孩子的母亲。
美兵枪杀日本农妇事件，立即引起了日本人民的愤慨。
日本报纸用大量的篇幅报道这一事件。
在过去，因美军暴行所引起的无数事件，日本新闻界一向很少报道，受害者有冤无处申诉。
据共同社报道，在日本各地美军演习场因拾弹壳而被美军打死打伤的日本人，已有一百五十多人，其中在相马原演习场被打死的就有二十九人。
日本社会党对这次相马原事件进行了现场调查。
从2月04日以来，社会党议员不断在国会上提出质询，要求日本政府给美国凶手以法律制裁。
02月09日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也派出一个调查团到现场调查，认为这种“不祥事件”是“美军不尊重人民的生命和人权的结果”。
日本众议院内阁委员会也要求迅速地自主地惩办这个美国杀人凶犯。
日本最高检察厅确定美兵哲腊德犯了“在非执行公务时间内伤人致死罪”。
但是，美国方面却认为这是在执行公务中发生的事件，按照“日美行政协定”的规定，日本方面没有裁判权。
02月20日，日本全国反对军事基地会议举行抗议美国兵枪杀日本妇女国民大会。
参加大会的有从群马县相马原赶来的农民代表，工会、学校、文化界、妇女界和政界的代表共约二千人。
大会一致决议向美国总统和远东美军总司令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把美军杀人凶手交给日本审判。
大会还通过一项宣言，呼吁日本人民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实现美军从日本撤退而斗争。
在日本人民愤怒抗议之下，5月16日，日美联合委员会开会，远东美军司令部才被迫同意将凶犯交给日本审判。
但是过了一天，美国国防部部长威尔逊突然命令远东美军当局不要把哲腊德交给日本政府。
这个消息传到日本后，更引起了日本各人民团体和政党的强烈反对。
社会党和“总评”在27日派代表到美国大使馆，要求把哲腊德交给日本政府审判。
日本代理首相石井光次郎在26日也说，不管在美国内部有怎样的反对，日本对美国兵哲腊德枪杀日本农妇案件肯定地具有审判权。
目前，日本人民要求制裁美军杀人犯的运动正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
05月28日，日本社会党、共产党以及工会、农民团体的代表在相马原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从6月份开始展开一个要求由日本审判美国杀人凶手哲腊德的国民运动。
担当审判美国杀人凶手哲腊德的前桥地方裁判所已经决定，准备在6月末举行第1次公审。
（附图片）
02月20日日本各界代表二千人在东京举行抗议美国兵枪杀日本农女国民大会时的情形。
阿拉伯国家一致支持埃及
阻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运河
苏丹外交部揭露以色列准备侵略埃沙
新华社开罗31日电
阿拉伯联盟秘书长哈苏纳5月30日在开罗电台广播说，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支持埃及阻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的权利。
他说，1888年公约保证埃及有权进行自卫，或对敌船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
在英国占领苏伊士运河地区的七十四年当中，英国也支持这种权利，在这个时期中——包括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它阻止了敌国船只使用运河。
在过去九年中，甚至大国也没有提出过反对这个原则的意见。
哈苏纳在谈到阿尔及利亚问题时说，联盟秘书处已经向成员国发出了关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暴行的备忘录。
他还谈到美国所表示的态度。
哈苏纳说，不管大国的态度怎样，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唯一办法是保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自由和自决权，并且在阿尔及利亚建立民族政府。
新华社开罗31日电
中东通讯社喀土穆消息：
苏丹外交部5月30日发表声明说，它已经获得情报：
以色列将要派遣一艘试验船通过苏伊士运河，如果埃及阻止这艘船通过，以色列就要立即派遣伞兵在埃及后方降落。
这项情报还说，同样，如果沙特阿拉伯阻止以色列船只通过亚喀巴湾，以色列就要对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似的军事行动。
苏丹外交部向怂恿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采取侵略行动的那些国家提出了警告。
苏丹外交部说，它们的行动可能引起世界性的战争；
并且着重表示，苏丹将要同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站在一起。
“风暴已经从四面起来”
拉丁美洲反美情绪高涨
新华社31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30日讯：
美国报纸近来不无惊慌地报道拉丁美洲反美情绪高涨的情况。
军事评论员乔治·埃利奥特在“纽约美国人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承认，美国在“南面辽阔大陆上碰到十分不愉快的事”。
他认为，造成这种麻烦的原因是美国支持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反动独裁统治，根据军事“援助”协定，供给它们武器。
丹佛出版的“邮报”提到美国驻古巴大使加德纳把美国坦克交给巴蒂斯塔政府，供镇压古巴起义者之用。
这位美国大使公开干涉古巴内政的事引起古巴公众的抗议。
加德纳终于不得不辞职，并且离开这个国家。
报纸写道，由于供售武器和帮助独裁者把持政权，美国招来了“拉丁美洲人的仇视”。
有影响的“纽约时报”刊载了一篇题为“政局紧张的气氛笼罩着拉丁美洲”的文章，文章对美国在拉丁美洲某些国家扶植起来的反动政权的不巩固以及这些国家的人民运动的高涨，表示十分耽心。
报纸指出，美国继续不断地把武器供售给独裁者，来对付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
这已经在哥伦比亚、尼加拉瓜、洪都拉斯、海地、古巴、智利和其他一些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报纸耽忧地写道：
“风暴已经从四面起来”。
放心·容忍·人事工作
萧乾
一前天我去一家洗衣店取衣服，柜台外边有个顾客正跟店员吵嘴，大概店里把那人的衣服给烫糊了一块。
客人气势汹汹，忘记了洗衣店早已公私合营，就满口飞起“资产阶级思想”、“唯利是图”一类五反时期的帽子；
可是帽子越大，柜台里头的那个人越不服气。
他说，烫糊了，我们向你检讨不就完了么！
（“检讨”两个字是横眉立目地嚷出来的，说的神气跟那个字眼儿很不相称。）
那个衣服给烫糊了的人显然没从这个“检讨”得到任何补偿（无论是精神上或者是物质上），所以也还是不肯罢休。
这时候，店员就绷起脸来，俨然占了上风似的，理直气壮地说：
你这个人真是学习得太差啦！
我既然向你检讨认错了，你怎么还不依不饶？
我在旁听了，颇有感触。
在我们的社会里，有浓厚的健康的政治空气，可是把政治庸俗化的程度也很可观。
“检讨”居然成了以退为进的反攻战术，“学习差”成了骂语。
那个店员怎么会想出“抢先检讨”这个“高明”战术来的呢？
这里，近年来我有一种自己没有把握的观察——没把握，是说，我这个观察可能完全不对头，而且我也希望它是不对头——那就是：
由于种种因素（包括历次运动的搞法），我们这个革命的社会（直到最近气候改变以前），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可怕的“革命世故”；
大家相互之间存在着一种戒备状态。
譬如说，挨了批评明明心里不服，不还嘴，反而抢先检讨之类。
这种“革命世故”的表现还有：
对人不即不离，发言不痛不痒，下笔先看行情，什么号召都人云亦云地表示一下态度，可对什么也没有个自己的看法。
这种现象的形成，每个人都有责任（譬如说，作家们勇气不足），但是教条主义者的责任也很不小，他们大半都居于领导地位，而敢于用胳臂抗拒车轮的螳螂毕竟占少数。
我国有两句非常形象化的成语：
“杀鸡吓猴”“兔死狐悲”；
教条主义者一棍子打死的绝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
解放初期，我见过西南出的一本小册子，批判一部有原则性错误的长篇小说（“再生记”），其中，有些篇是这么开头的：
“我看了×××对这部小说的批评，深为愤慨”。
然后，就根据对那部小说的批评，写起批评来。
“十五贯”在古典剧的整理工作上，的确是个巨大成功。
中央推荐它，是叫大家学习这种从积极方面搞戏改的精神。
可是有一天早晨，我拿到“人民日报”吓了一跳，七版底下登的是全市各个剧院、各个剧种，清一色的“十五贯”。
当时我想：
这可说是我们文化界“响应”党的任何本身无可非议的号召最典型的表现了。
我问过一个朋友：
咱们这个革命的社会就是要不断地出现更新、更好的见解，为什么反而会这么人云亦云、人演亦演，这么缺乏独创性呢？
他说，因为咱们这个社会反对个人突出。
可怎么能把个人风格、个人看法，跟个人突出混同起来，一道消灭呢？
可怕的是，不少人认为这就是“组织性纪律性”。
可以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独立思考而已矣。
没有独立思考，马克思、恩格斯盲目地跟着黑格尔、费尔巴哈走，就不会有辩证唯物主义。
没有独立思考，就等于生鱼生肉没经过烹饪、咀嚼就吞下去，不但不能变成营养，一定反而还会闹消化不良。
在一个意义上，我觉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身，实际上也就是全国咀嚼、消化新思潮、新文化的过程。
既然说消化，就一定得有营养，也有排泄。
这样，我们的文化血脉才能舒畅，我们的创作才能繁荣。
我看“百花齐放”里要有两个“放”字才成，一是作家要把匠心“放”出来，一是领导——特别是党的领导要“放”得下心。
为什么过去文艺工作倾向于采取行政领导的方式呢？
我看就是因为领导者对被领导者不够放心。
为什么目前有些刊物编辑对“鲜花毒草”问题还在嘀咕？
大概就是因为他们对今天读者的判断力以及对绝大部分写稿人的政治水平还不够放心。
甚至，为什么我们的论文写得那么啰嗦？
我们的创作为什么那么缺乏余味？
我看也是因为作家对读者的理解力和想像力不够放心。
而能不能真正改变文学刊物机关化的状况，估计关键也就在这上头。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对他们的文化人是放心不下的，我们应该是可以放心的，因为正义在我们这边，人民在我们这边。
大家彼此都放心一些，花，自然就会慢慢放开啦。
二在资本主义国家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前，他们有一句非常豪迈的话：
“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性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
在这句话里蕴藏着他们对自己的宪法、对他们的民主传统和制度的自豪。
现在，他们那宪法早已经被麦卡锡、杜勒斯那些垄断资本的走狗踩成一团烂纸了。
现在，提起这句话来，那些国家的人民感到的不再是自豪，而是愤慨，讽刺和哀伤。
那句豪迈的话意味着：
一个人说的话对不对是一件事，他可不可以说出来是另外一件事。
准不准许说不对的话是任何民主宪法的严重考验。
今天，至少英美这两个自诩为“民主的”国家，在这个考验面前早就破了产。
他们资产阶级的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大宪章”，早已经被那些金融大亨、军火大王指挥下的反共大家撕成碎片了。
从“共同纲领”到宪法，我们国家对于人民享有言论、著作的自由，都有明文规定。
而且，解放以来，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政府从来也没下命令查禁过一本书。
可惜我们目前还不能进一步说：
每个中国人都已经有了说话和写作的自由了。
我们从1949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下就飞跃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中间，我们在民主精神的锻炼上，不能算很多。
所谓“民主精神”，应该包括能容忍你不喜欢的人，容忍你不喜欢的话。
由于革命进展得很快，干部的提升有时候也与他们本身的提高难得相称。
假使在掌握“民主”与“专政”的时候有些偏，轻易把“乱说”当作“乱动”来办，就会在维护宪法的名义下，干出实质上是违背宪法的事。
目前“争鸣”主要还是靠中央来号召，靠一股“运动”的空气在支撑，劲头很大，但是要持久下去，就还需要一种保证，树立一种社会风气，甚至像党中央对批评与自我批评那样制定出一条原则：
不以横暴态度对待别人的看法、想法和说法是每个公民对宪法应尽的一份神圣义务。
几年来，若干有可能接近马列主义的人却疏远了，这些人自己当然要负主要责任。
但是那些把马列主义神秘化，庸俗化，拿马列主义当棍子使用的教条主义者也有责任，他们逼人家对政治起反感。
我相信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越是有独立思考、自由选择的可能，就越会自觉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真理本身原是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
三谈到“放心”和“容忍”，当然谁的思想里也不会包括反革命的言行。
然而要保证长期在人民内部贯彻这种民主政策，就需要在不正确的见解与反革命的言论之间，严格地划一道红线，而今后的偏向和困难，可能就潜伏在这里。
在目前的初夏气候里，多年来感情上受压抑的同志们，在中央的撑腰下，得到一抒己见的机会，心情当然是豁然开朗了；
而有些今天做领导工作、以后也仍然要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心里我估计可能会有“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好搞，这下子就更加不好搞了”之感。
其中，我还估计最感觉棘手的，是做人事及思想工作的，如机关、学校、人民团体的人事科科长们。
可是我也听到不少人说：
今后民主空气保证得了保证不了，作为党组织处理“人”的问题的左右手的人事部门的做法，还的确是个关键。
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刚提出来的时候，我听到一位民主同盟的盟员私下里说：
从政治鉴定、评级评薪，到领结婚登记的证明书、孩子能不能进机关的托儿所，都掌握在人事科手里，还谈什么互相监督。
当然，这个说法偏，甚至歪，在感情上显然对人事部门有抵触。
我们只要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接受党的领导，就应该尊重人事部门，认识到它在机关内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但是，人事部门是不是同时也应该考虑一下今后如何改进工作的方式呢？
我知道有些非党同志干脆把人事科看作驻在机关内部的派出所，不过今天的派出所也大大不同于以往了。
解放前，派出所是神秘的、恐怖的，一般人走路宁可多绕几步，也离它远远的。
今天的派出所呢，南屋里正给孩子们种牛痘，北屋发着粮票布票，西屋里一位同志也许正舌敝唇焦地给人调解家庭纠纷，从早到晚，市民是川流不息地来往。
总之，派出所今天已经从神秘恐怖变为体现政府关怀人民的机构了。
可是就我的见闻所及，有些机关团体的人事部门虽然没有恐怖，但却多少带有一些神秘味道。
科里时常是一只放人事材料的保险柜（我个人的印象是：
这种材料非党的领导干部即使对工作有好处，也看不到），和一些跟大家不大往来的老干部。
这种隔阂一小部分是工作上的必要（其实，我始终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必要），一大部分是由于经历的不同。
这些老干部的优点在于单纯，而他们工作上的缺点也常常发生在这上头：
他们对中国旧社会不大了解，因而，对机关里的知识分子时常也就缺乏了解。
轻则和一般干部互不往来，重则在文化和政治上，彼此各存着轻蔑心理。
另外，还有人这样感觉：
给党总支（包括中央宣传部）或是人事部门写信，时常是石沉大海，不见回音。
这个滋味比挨顿棍子要难受多了，政治上得到的帮助也少得多。
这自然也更增加了不健康的神秘感，它本身就形成一道完全没有门窗的墙。
自然，在全国范围来说，人事部门的工作一定还是健康的。
他们非常辛苦，也做出许多成绩，一笔抹煞是不公平的；
不过，在我个人有限的接触中，我感到有些人事部门的工作有缺点，而这种缺点对于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弊多利少的。
比方说，一个人民团体的民盟组织在讨论吸收某一同志入盟的时候，与人事部门有联系的负责同志在介绍材料时提到：
在某一国际事件发生时，有人反映这位同志曾说过一句什么不很正确的话。
那个人民团体从肃反运动中总结出一条教训：
没有确凿证据，不能轻易构成嫌疑，因而也不能轻易进行追查。
可是一个公务员（一个党员同志的外甥）由于某干部对他的工作提意见，他立刻倒打一耙，硬说三年前曾经连续五次看见那个干部在宿舍里有猥亵行为。
人事科不问青红皂白，就派了两个人进行调查；
而且，调查了半年多，到现在仍然没个下文。
这个团体有个附属机构，过去一段时间那里没有党员。
支部书记和掌握人事科的副秘书长（同一位同志）主要信赖机构里一个“积极分子”的一些“反映”。
结果闹得内部疑神疑鬼，互不团结，并且使得群众一度跟支部对立起来。
直到那个机构有了党员，并且挨到肃反后期，才发现那位“积极分子”原来并不怎么积极，然而工作上早已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失。
听说机构里一位参加工作七、八年的同志已经坚决退出了革命队伍。
这算不算是主观主义的作法呢？
连封建时代的法律还讲究凶杀必有凶器才能成立，我认为为了明辨是非，防止把挟嫌诬陷与真正向组织汇报情况混同起来，应该给“反映”定出一个规格来；
比方说，必须有某种证据或旁证才能算数，不能任何人一句话就能叫另外一个人背上黑锅。
第2，不必要的拖延只有加深群众与组织之间的距离。
既然调查了，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宜于不了了之。
第3，对于一句不正确的话，即使证实了，也只能作为一个人某一时刻的想法，不宜遽然成为跟着这个人走的“人事材料”。
第4，应该承认说出来的不正确的话比不说出来的要好，它得到的待遇不应该是被暗地里记下来，而应该相机地进行帮助。
只有这样，才能使内部矛盾得到解决。
我们的人民政权主要是倚靠人民的积极力量，广泛地联系群众，而不是主要倚靠少数人的“反映”。
过去，有些人事部门的工作可能过分偏重于警惕的一面，对于“反映”虽不至完全听信，可也要求不苛。
历次运动对显然有意捏造和挟嫌诬告者，事后似乎都没有什么惩诫。
如果缺乏直接的接触，只根据少数人的认识来判断多数人的情况，就不容易避免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
大凡用这种方法工作的人事部门，必然平时对干部成见一大堆，真正遇到肃反那样时机，反而心中无数。
事实上，由于准确的“反映”而抓到特务的事有，由于不准确的“反映”而严重地影响同志之间的团结，甚而不必要地伤害了同志，冤枉了好人的事也发生过。
那时候，最陷于被动、最丧失威信的，常常正是人事部门本身。
现在大家都嚷着“拆墙”，我完全同意应该从两面拆，而且，我认为负责人事和思想工作的同志在这个意义重大的工作上，可以起极大的作用。
比方说，把每个干部的人事材料好好清理一下：
要是还有些捕风捉影、已经证实不符事实的小条条，就撕掉；
属于思想作风上的缺点的，及时地通过各种方式向有关的干部进行教育；
过去有些措施使干部感到困惑不解的，也尽量向他说个明白；
同时，该质问干部的，除非是反革命性质，也最好当面问个清楚（这个工作在肃反审干的时候应该已经做了一些吧）。
今后，让人事部门更能成为大家有冤可以申，有苦可以诉；
成为不仅仅做保卫工作，同时也能解决内部矛盾、加强内部团结的地方。
要在机关内部长期、健康地展开“鸣”和“放”的工作，我认为机关里做党和人事工作的同志（常常是同样一批人）也需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既要广开“反映”之门，使歹人无法得逞，又要避免在客观效果上纵容不真实、并且带个人动机、破坏团结的“反映”。
这样一来，积极分子的圈子必然就会越来越大，就会有更多的同志们亲近组织，而大家也就会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毫无忌惮地发出肺腑之言。
翻译和出版
汝龙
我是一个翻译工作者。
我想从文学翻译事业这个角度来谈谈我对出版问题的看法。
解放以后出版的翻译出版物，种类比以前多，印数比以前大，一般译文质量也比以前提高了，这种巨大的成绩使我们高兴。
虽然这方面的出版工作还不能满足当前的需要，但是我们相信只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就可以使翻译事业进一步繁荣起来。
问题在于怎样做才能推动这种进一步的繁荣。
我以为有一个根本问题值得提出来商量，那就是目前的文艺出版社是不是少了一点？
是不是该多办几个？
现在纯粹的文艺出版社全国只有两个：
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新文艺出版社。
此外还有只能算半个的出版社，如青年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等。
而对翻译工作者说来，实际上只有一个出版社，因为各出版社为了避免重复，在翻译计划上分了工。
出版社少，有种种的不利。
单以翻译事业来说。
当前，读者们嫌世界各国古今名著还有很多没译过来，要求多出，快出，甚至要求出完整的选集或全集。
对已出的好书，要求不要无尽期的脱销。
这就需要编订计划，调动全部翻译力量。
不能说出版社没出力，他们订计划，找翻译家。
可是计划那么大，老一辈和新一辈的翻译工作者那么多，他们怎么忙得过来？
怎么能做得周到？
例如一个编辑部每月收到上千万字的投稿，怎能仔细处理？
这是说，它担不起这个担子。
这是出版社的苦衷。
这是一面。
另一方面，反正独家经营，这个担子少担一点也没关系。
于是只热心于完成当前的事务，对挖掘潜力，书的脱销等等只能表现有限度的关心。
从读者眼里看来，这种出版社就显得老大，带点暮气了。
其次，读者还要求译文质量不断提高。
历年来，在反对粗制滥造、抢译滥译以后，他们现在进一步要求：
文学作品不仅要译得貌似，还要译得传神，他们不满意把丰富多彩的艺术品译得干枯平庸。
这首先是译者的责任：
他得提高文学修养，丰富生活知识，对原作进行深入研究。
出版社也有责任：
鼓励各种翻译手法不同而各有特色的流派，支持用不同手法表现原作风格的重复译本，组织外国文学研究的著作，编辑外国文学研究的刊物。
平心而论，以往在纠正粗制滥造、抢译滥译中出版社是做出贡献的。
可是现在改进质量却包括这么复杂的工作，出版社本来就忙不过来，怎能再添这负担？
它担不起。
另一方面，在一个编辑部里只能有一种流派占上风，这是很自然的。
独家经营所能产生的往往是“定本”思想，很难作到百花齐放。
至于研究性的文章，审查起来更是麻烦，因此有的译者要求在书前写一篇序都会遭到拒绝了。
再其次，出版社和译者原是坐一条船，相互关系应该十分亲密。
但是事实不然。
目前双方一般地存在着一种表面一团和气、实际上冷淡的关系，不像一家人。
独家经营首先关心的往往是这本书那本书的能否完成任务，因此他在挑选和使用译者的时候即使无心，也不能不多少流露出买主的派头。
译者为了使译品不错过唯一的出版机会，就不能不“搞好关系”，结果，照某一位翻译家的话来说，就变成“对于出版社有意见也不敢坚持。”
这种隔阂遇到出了问题，就会变得紧张，各走极端。
例如听说有这样一件事：
一位有成就的老翻译家的一部稿子，因为译笔不符合那种字扣字的流行译法，被出版社改了很多，往还打了几次笔墨官司，终于不欢而散，双方从此没有联系，就是说出书的机会没有了。
在这类事情造成的空气下，影响到的还不止于是那位译者。
别的译者也会变得缩手缩脚，下笔译书一到酣畅的时候就会左顾右盼。
我个人就有这种感觉。
这类事说起来是使人痛心的！
如果我上面的分析是正确的话，所有这些问题，追究起原因来，虽然出版社本身不能辞其咎，但是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文艺出版社太少，独家经营势必造成不良后果。
如果文艺出版社多办几个，同在文化部领导下，同是国营出版事业，在从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共同基础上展开友谊的竞赛，那么这些缺点就可以完全或者大大地克服了。
仍旧以翻译来说。
这并不影响计划，各出版社之间仍然有分工，不过这是灵活的、而不是呆板的分工。
既然竞赛，各出版社势必尽量做到书要出得快、多、好。
好的书籍脱销过久，它们不会允许。
因为这会影响它的竞赛前途。
如果这些出版社各有各的特色和流派，那它们就不会把团结志同道合的老译者看做不急之务，也不会把培养新生力量看做负担。
它们必须各有坚强的阵容。
竞赛促使各种流派生产，质量的提高会变得绚烂多彩。
出版社一定会依靠译者，译者也会把自己看成出版社的主人翁。
关系就正常了。
那么，翻译繁荣的节日就不远了！
（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
马越入队了
本报记者 戴月
你还记得“我们热爱和平”那张招贴画吗？
这是一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的照片，他俩并排站着，每人抱着一只和平鸽，歪着脸儿微笑着，向全世界人民表达出他们纯洁的心愿——我们热爱和平。
从城市到农村，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两个孩子的笑脸。
一位解放军的军官，用非常工整的楷体字，这样写信给他们：
“在我的办公室、宿舍和衣袋里，都有你们的像。
每当我遇到困难或者工作疲劳的时候，看看你们的像，马上就增加了勇气和力量。
你们一直就在鼓舞着我的工作、学习和进步……”他俩曾经收到过上千封这样的信。
这个男孩子就叫马越，今年“六一”儿童节的前夕加入少年先锋队，这是很多人听了都要高兴的消息。
可是自从1952年那张招贴画出版以后，这三、四年来，马越却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不论是幼儿园、家庭、学校都没有很好地对他进行教育，使他一直向着岔道走去。
直到1956年暑假，北京小学不得不叫他停学的时候，马越的坏习惯简直发展到了顶点。
马越在1956年09月01日从北京小学转到北京市东四区二中心小学。
他在北京小学过惯了自由散漫的生活，到这个学校，他就像一匹任性的小马，不管在什么时候，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在早操前校长讲话的时候，肃静的操场上传出了马越学着校长讲话的口音。
作操的时候，他从这个队串到那个队，搅乱别人，同学们叫他作操时，他说天太冷了。
上课时老师在台上讲课，他在下边说相声。
教师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可是他却满不在乎地说：
“你多活几年吧，干吗生这么大气呀？”
休息时全班同学谁也不理他，他在本班感到孤独寂寞，就跑到别的班上去闹，别班的老师和同学也批评他，但这些批评对他不起作用。
越是对他粗暴，他越要逞强。
这时，教师、同学在马越的眼里都是坏人，他经常无故打骂少先队员。
教师知道马越不怕硬，便哄着他，夸奖他，不适当地表扬他。
马越很敏锐地感到：
教师、同学对他不诚恳，引起他更大的反感。
这些事情引起了教师们的严重注意，就共同研究，怎样把马越教育好。
有一次课堂上同学们都注意听讲，马越唱起了“解放军进行曲”。
这时，同学们都看着他，阮老师停止讲课，走到他的身边，心平气和地拉着马越的手坐下来说：
“马越，你算算，你唱歌，耽误大家听课。
如果一个人按五分钟计算，全班四十个人耽误了多少时间。”
马越眨巴眨巴眼睛说：
“二百分钟。”
老师说，“因为你一个人耽误别人这么多时间，你说对不对？”
马越低下头说：
“老师，我不对，以后不唱了。”
从此马越在课堂上很少大喊大叫了。
老师发现他对算术比较感兴趣，很注意听讲，可是本子、铅笔、小刀什么也没带来。
老师问他：
“你为什么不算出来？”
他说：
“我脑袋算了。”
老师说：
“我不用嘴说不用手写，用脑袋教你们行不行？”
马越挠挠头说：
“我下次带来。”
为了提高他的学习信心，老师和同学督促他每天记日记，每天作了哪些好事，哪些坏事，哪门课听了，哪门课没有听，马越也实事求是地记下来。
他的日记里记着算术课听得最多，他的算术考试成绩都是四分、五分，其他成绩不好。
老师帮助他分析原因，马越也知道学习了效果好，不学习就不好，可是他觉得每门课都学习太难，就向老师说：
“咱们少念书，多玩会该多好啊。”
老师就给他讲少年儿童锻炼性格的故事，既要坚强、勇敢，又要善于控制自己，对个人对集体没有好处的事情就坚决不作。
马越听了故事说：
“以后要好好学习。”
有一天，正上作业课，马越看见同学们都跑出去踢小皮球，他把笔和本子往桌子上一扔就跑。
阮老师严肃地说：
“马越，你做什么？”
马越立刻站住咬咬嘴唇说：
“唉哟，太难了。”
阮老师本来下课后就去吃午饭，但是没去，走在马越身边问他：
“哪个地方难，我来帮助你。”
阮老师一直陪他作完功课，一块走出教室。
从此马越感到阮老师非常可亲，很愿意听阮老师的话。
现在马越上课时稍不注意听课，只要阮老师一提醒，他立刻纠正。
阮老师把大部分业余时间用来给马越补课，现在他能跟上大家的学习，马越再不感到学习太难了。
马越过去上学从来没把东西带齐，不是忘带书就是忘带本子，带来小刀忘掉铅笔，上课时要用就向同学们要，影响别人学习。
为了帮助他，一个小女孩看到他几支铅笔都是秃秃的，她便偷偷地把他的铅笔拿出来，削得尖尖的，放在他书桌里。
上课的时候，马越打开书桌看到这种情形，又惊又喜。
到底是谁帮他削的？
后来他知道是少先队员。
有一天过小队日，队员决定到北海去，他们请马越参加，马越很高兴，还主动给大家作响导，因为马越从小就是在北海幼儿园长大的，那里的每个地方他都熟悉。
马越领着队员走过了他在幼儿园时阿姨领他玩过的地方。
在公园里马越看到一群由阿姨领着的小朋友，立刻引起了他在北海幼儿园时的回忆，那时自己和小朋友们一样，谁也没把我当作坏孩子看待。
可是今天虽然和队员们一块玩，却和他们不一样，人家都带着红领巾，自己却没有，心里是多么想和他们一样带上红领巾呀！
他又想自己身上还有很多缺点。
在回家的路上，他沉默着，从此他很少说话，老师和同学很少看到他打闹。
马越不仅得到全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而且社会人士也在关心他，帮助他。
东四区车辇店派出所（马越住的本街派出所）民警邓福忠三年前是马越的好朋友，那时马越很喜欢他，常到派出所去找他玩。
1957年01月15日邓福忠刚从外边工作回来，看到北京青年报发表题为“马越成长中的风波”一文，他心里好像受到了责备，从此他常到马越家去帮助马越，和他谈心，关心他的校外生活，并和东四区“少年之家”联系，叫马越参加少年之家的小组活动。
马越的爸爸为了帮助马越，在放假时也到少年之家和马越一块参加活动。
马越的爸爸并和学校取得了密切的联系，学校开家长会议，他在学习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也抽出时间去参加，还经常给学校写信了解马越在校的情况，主动和学校配合对马越进行教育。
在各方面的关怀和帮助下，马越一天天变好了。
05月20日早上六点多钟，学校里特别清静，只有阮老师一人在办公室里看书。
阮老师突然听到窗外有轻轻的脚步声，看到马越在门外走来走去，好像有事情。
马越轻轻敲了几下门，走了进来，很严肃地站在老师面前，把入队申请书交给了阮老师，说：
“我要入队，但是还有很多缺点，希望老师帮助我改正，在北京小学时曾经六次申请入队，每次老师都说考验考验我，这是第7次申请。”
阮老师鼓励他继续努力。
阮老师很快把申请书交给中队讨论，队员们一致同意马越入队，并在5月22日正式批准马越入队。
全校教师也讨论了马越的入队问题，并指出马越还有一些缺点，入队后要继续加强对他进行教育。
05月31日，“六一”前夕，是马越带红领巾的日子。
他快乐地微笑着，像“我们热爱和平”招贴画上那样天真、活泼、可爱。
从“少先队有没有存在的必要”谈起
陈文澍
时当“六一”国际儿童节，忽然提出少先队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即使不是令人大吃一惊，至少也是不合时宜。
但是，事出有因，有报为证：
“少先队是从苏联搬来的，我怀疑这样的组织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因为孩子们能入队，固然好；
但是不能入队，就使得孩子们的小心灵上受到刺激，受到压力，造成自卑感，很影响他们的成长”。
（5月27日“天津日报”，女三中教师黄心平的发言）
“从苏联搬来的”，为什么就成为有些人“怀疑”一切的前提？
我看，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问题不在于从“苏联搬来”，而是在于是否适合中国的情况，在于如何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来学习苏联经验。
说到少先队，谁只要稍为考察一下事实，就会发现：
一，我们有从三十年前武汉劳动童子团就开始的革命儿童组织的传统，三十年来，少年儿童在自己的组织的领导下，获得深刻的革命教育，健壮地成长起来；
二，建队八年来的实践，证明它已经成为团结教育广大少年儿童的教育组织，正如列宁说过的，它“是教育共产主义者的好办法”。
反对少先队存在的人还有具体理由，就是如果不能入队，就要影响孩子们的成长。
这些同志大约没有看到，少先队已经成为少年儿童的广泛性组织，凡是适合队龄，愿意入队的孩子，都能带上红领巾。
自然，在实际工作里，有没有不按照队章吸收儿童入队、或者随便提高入队条件的呢？
有的。
但这只是工作中的缺点、偏差，应该改正。
有没有讥笑、嘲讽那些还没有戴红领巾的适龄儿童呢？
不仅是学校里有，家庭里、社会上也是有的。
这是由于少数人对少先队的组织还不了解，还抱有不正确的态度。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不妨去问一问孩子们：
“少先队究竟要不要？”
我想，不管队员还是非队员，他们的回答，都会是肯定的：
要！
如果再问一句：
“有人主张取消少先队，你们看怎样？”
——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回答。
我看，这种意见，也同那些主张公方代表撤出合营企业等等意见一样，是属于因噎废食论者的意见。
而因噎废食，我们是坚决不赞同的。
噎，要避免；
食，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丢掉的。
六一颂
北京国画研究互助组作
抗联的军田
石不琢
密林深处
树木是一重重围墙
闪光的白杨连成一片
高大的红松
像是牵起手来的山峰……
在这里，就在这里
抗联的英雄们
曾用战刀、用手指头
开出来一块小小的军田
它生过金黄金黄的谷子
它也长过火红火红的高粱
在那困苦的岁月里
它为祖国供养着千军万马
哺育着革命在这里继续前进！
那时每一根细细的松针
每片圆圆的白杨树叶
都时时警惕着敌人
为灾难中的祖国
在保卫着这块军田……
现在军田早又成为森林
像过去长着旺盛的庄稼一样
又长起来茁壮的树苗
一株一株翠绿的小红松
拔着高伸向了晴朗的天空……
森林小学
黄永玉
我是第3次来到森林了。
在森林里我有许多工人朋友。
采伐场常搬家，我每次都得费好大劲才找得到他们的场子。
大家重新见面是非常高兴的，他们的性格是那样的豪放，有时甚至不能不用当胸几拳来表示他们对我的友谊。
森林的变化很大。
前几年，任务紧的时候，白天晚上地干，人们的眼睛充满血丝，嗓子沙哑，动不动就光火生气。
现在呢？
任务紧的时候也是白天黑夜地干，但却是开着电灯轮着早晚班干的。
星期天有休息。
食堂附设小卖部。
同志们，别以为小卖部卖香烟糖果是平常事，你得考虑这是在大森林里，走几天几夜才到得了的地方。
过去吃饭，老是豆子、豆腐汤、豆腐花、炒豆腐、煎豆腐、煮豆腐、焖豆腐……现在呢，山上有甚么，这儿就有甚么。
不希罕了。
过去，人们脾气躁是有心事，想家，想山外的老婆孩子。
年青的就担心这样干下去，几时才讨得了老婆？
现在不怕了，伐木场到哪里，老婆孩子就跟到哪里，哪里也就盖上家属房子。
没有老婆的呢？
因为家属一多，媒人也就多了，问题也不大了。
现在麻烦的是孩子们读书的问题。
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起来了。
没人管教，成天在林子里跑来跑去，像个小野熊似的。
工人们有意见了：
“好啦！
好啦！
我们这些‘老盲’扫掉了，‘小盲’又出来了！”
森林采伐工作很特殊，流动性大，一两年或几年搬一次家；
又分得散，有时人多有时人少，这样情况怎样建得校舍？
离开城市又远，四、五岁大的孩子，怎么能送到百里外去念书？
孩子是重要的，有的是因为孩子念不到书回乡种庄稼去的工人。
记得去年我上森林来的时候，就碰见一个赤着脚在林子里跑来跑去的孩子，十一、二岁了，会玩，会说会笑，就是认不得字，他父亲要他搭火车上百里外的地方去念书，带了钱，过不几天，花完钱光着身子回家来了。
做父亲的气得狠狠地揍了一顿，又给了一些钱，又是花完了钱光着身子回来。
今年我没有见到这对父子，听说已经回乡生产去了……
但是，这个问题今年顺利地解决了，并且弄得非常之好。
从我的窗口望出去，朝南的那间原来做浴室的小木屋，现在是森林伐木场的小学校了。
从里头不时传出读书和唱歌的声音。
中午，孩子们排着队从屋里出来，小鸭子似地，回家属宿舍那边吃午饭去。
在森林里办小学，钱没有问题。
但不知道该怎么办？
没有老师，规模又小，学生少，弄不出个名堂。
像这样形式的学校还从没有见过，也没有先进经验可学。
办这种学校不能按照办学校的规矩的，建校舍，请教员，买校具甚么的，这都没啥用处；
学生人数又不一定，有时是三个，有时又是十一个。……
根据森林采伐队的特点，办法到底给想出来了。
“先别想建校舍，买教具请教员吧！
找个地方先上课再说！”
这儿的领导同志这么说，说完就干，事情也就成了。
书是从森林外的一间“大小学”里要的，先生呢！
麻烦了一下，后来才想起家属中有念到小学毕业的人，这不就好极了吗？
过去先生怎么教她，现在她就怎么教好孩子，她上午上课，下午仍然管家务事，孩子们很喜欢她，家长们也觉得由她来教导孩子们读书是很能胜任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朴素这样有勇气的学校，连个上下课铃噹也没有，“好！
下课啦！”
老师总是这么说完就下课。
这有甚么关系呢！
重要的是学校办起来了。
（附图片）
森林小学幼儿班（木刻） 黄永玉
送广东潮琼汉三剧团
田汉
广东潮琼汉剧团来京汇报演出已胜利结束，就要分别离京了。
这些剧团成员包含了许多前辈优秀艺人如洪妙、王黄文、王凤梅、黄桂珠等，和极有才华的青年一代。
在演出节目的发掘整理，音乐声腔的安排组织，表导演艺术的琢磨都表现了很好成就。
对于他们应该改进之处，在昨天文化部、剧协、戏曲研究院召开的座谈会上大家也提了些意见。
这些剧团的同志们远处祖国南部边疆，足迹及于东南亚，来一次北京真不是易事。
临别依依，送他们什么好呢？
古人有折柳送行的风气，就写诗三律，代替柳枝吧。
05月30日
潮剧
争说多情黄五娘，璇秋乌水？
各芬芳。
湖边细柳迎环珮？，
江上名桥走凤凰？
。
法曲久曾传海国？，
潮音今已动宫墙？
。
难忘花落波清夜，荡气回肠听“扫窗”？
。
？
潮州姚璇秋，闽南苏乌水都以演“陈三五娘”著名。
尝在汕头观璇秋演此，潮剧本地风光，热情婉丽，不减梨园戏。
？
潮州西湖相传黄五娘爱游处，西湖志载五娘事，附近有茂园即五娘家。
？
韩江上有湘子桥，相传陈三、五娘偕遁经此。
？
潮剧与粤、琼、汉各剧在东南亚各埠都颇盛行。
潮剧老旦洪妙就驰名泰国、越南、马来亚一带。
？
潮剧与琼、汉剧入京曾在怀仁堂演出，毛主席亲到台上给了演员们极大鼓励。
？
“扫窗会”写高文举认妻，与梆子评剧的“花亭会”或“夜宿花亭”同一故事，而处理不同。
潮剧词句雅驯，有帮腔，受南戏和弋阳腔影响。
琼剧
凤梅垂老又红梅？，
舞妙歌清几俊材。
文秀不堪人盗盏？，
茂芳偏遇狗衔钗？
。
方言土语生珠玉，古调新声？
入剪裁。
老辈耕耘新辈继？，
海南应有百花开。
？
王凤梅系琼剧名旦，驰名全琼与南洋各地，现已六十余。
后起的红梅，艺风流丽而深刻。
曾见她演“狗衔金钗”中的反派陈氏。
？
张文秀寄寓岳丈家，被其襟兄盗玉盏堕害。
后成名复仇。
红梅与陈华、莫爱花、王英蓉等演此。
？
“狗衔金钗”写莫子卿妻陈氏疑莫义弟梅茂芳偷去她的义髻和金钗，加以侮辱，使茂卿夫妻失和，后发觉是被狗子衔去，莫氏拾得还给陈氏，一场风波才平息。
故事平淡而演出极富波澜和风趣。
？
琼剧从海南岛民间小戏、闽广土曲、吸取弋阳二黄梆子曲调，改用海南方言，形成今天的形式。
表演身段也受昆京剧影响。
？
海南戏前辈艺人尚多，名旦王凤梅外有名老生王黄文等。
汉剧
罢舞七年黄桂珠？，
不将衫扇媚东胡。
琶声激越穿云汉，琴语低徊泣鹧鸪。
百里紫衣能认妇？，
兰贞红泪且盘夫？
。
年来汉戏流纤巧，古调应弹向楚都？
。
？
广东汉剧，亦称外江戏，是汉剧入粤后又被潮州音乐丰富了的。
黄桂珠系广东汉剧名旦，嗓音能高能低，甜润绝世。
在日帝侵陷潮汕时，罢演归农达七年之久，解放后才重上舞台。
？
黄麟传汉剧名老生，歌喉苍凉雄浑，演“百里奚认妻”与黄桂珠珠联璧合。
？
青年演员梁素珍等演“盘夫”，唱做细腻圆丽，极受观众喜爱。
？
湖北汉剧老生红净等唱腔调门高，使用假嗓，争论颇多。
青衣多走小腔，不甚注意报字，每脱离人物感情。
此意曾与吴天保、陈伯华同志等谈过。
汉剧团将到武汉演出，我以为应向广东汉剧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