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把侵略者赶出台湾决不甘休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声援台湾人民反美斗争
新华社30日讯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和北京市支部今天在中山公园举行座谈会，声援台湾同胞的爱国反美斗争。
台盟主席谢雪红首先在会上发言。
她说，台湾同胞这次反美的斗争和“二·二八”斗争不同，这次反美的斗争在国际上具有很大的意义。
今天的祖国也比“二·二八”斗争时的祖国强大了。
我们要警告美国帝国主义，台湾的人民是不会屈服的，他们不把侵略者赶出去决不甘休。
台盟北京市支部主任委员陈炳基说，这次台湾同胞的爱国反美大示威，又一次表明台湾人民不甘心受美国侵略者的奴役，台湾人民一定要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
在北京市口腔医院工作的台盟盟员黄永仁说，这次台湾人民反美大示威，是美帝国主义者在台湾统治将要完蛋的预兆。
他并向刘自然的妻子表示慰问，向给台湾的受难同胞治伤的医生表示敬意。
台盟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田富达（高山族）说，蒋介石集团不仅不为被美国侵略者杀死的同胞报仇，反而向侵略者赔偿损失，这是可耻的，违背了中国人民的利益。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一百五十多人。
中国科学院增聘学部委员名单
数学物理学化学部七人：
吴文俊 郭永怀 钱学森 汪德昭 张文裕 张宗燧 蔡镏生
生物学部五人：
王善源 张香桐 冯兰洲 汤飞凡 刘思炽
地学部三人：
王竹泉 冯景兰 傅承义
技术科学部三人：
吴仲华 赵宗燠 汪菊潜
哲学社会科学部三人：
嵇文甫 吕澄 陆志韦
光荣平凡的劳动 共产主义的萌芽
北京市举行服务业职工代表会议
据新华社30日讯
北京市服务业职工代表会议今天开幕。
出席这个会议的九百七十多个代表，都是各个服务业推选出来的优秀服务人员。
他们中间有厨师，浴池工人，成天挤在上上下下的人丛中工作的公共汽车、电车售票员，双手不停地站着工作十小时的理发员，别人休息而他们加倍忙碌的公园服务员和商店售货员等。
这样的会议在北京还是第1次召开。
它是北京市工会联合会、北京市民主妇女联合会和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联合召开的。
北京市工会联合会主席王炯今天在会上作了报告（见今天第4版）。
他对从事社会服务事业的职工们的光荣的有成效的劳动表示亲切的慰问和致崇高的敬意。
他列举许多事例说明服务业职工热爱工作，热爱劳动，值得表扬，值得大家学习。
他热情地说，这些劳动看起来都是平凡的，但是不能设想没有这些平凡的劳动，首都人民能够生活得这样幸福和工作得这样顺利。
王炯说，目前服务业还存在服务质量不高，有浪费现象的缺点，他勉励服务业职工更进一步地勤勤恳恳地对待自己的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今天到会祝贺。
他向代表们说，我们社会主义生产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你们是直接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你们的劳动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劳动同样重要，同样光荣。
在旧社会里，服务性劳动被人歧视。
这种封建观念直到今天还残存在不少人中间。
有些人以为，只要自己拿钱，别人就得服侍他。
从这些人身上我们看到了旧社会的丑恶思想的残余。
赖若愚说，伟大的列宁非常看重服务性行业，他把革命以后兴办起来的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托儿所、食堂看作是共产主义的萌芽。
赖若愚说，我们要教育那些歧视和不尊重服务性行业的人，纠正他们这种错误的观点。
而服务性行业的工作者自己，应该首先重视自己的工作，努力改进服务质量，用优秀的成绩引起社会的重视。
北京市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王子如、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副书记周士贤今天也在会上讲了话。
台湾人民继续痛斥美国侵略者
舆论质问国民党当局怎样使人民免于被美军枪杀
新华社香港30日电
台湾基隆“东方日报”26日发表文章质问台湾当局，怎样才能使台湾人民免于被美军枪杀？
它引用另一家报纸的话说：
像美军这样横行霸道，杀人“无罪”，那么，在大批美军驻在台湾的情况下，“今后台湾人民欲享有‘免于枪杀的自由’，只有见到美军就远远走开，避免进入美国军人手枪射程之内”了。
台北“自立晚报”25日刊登一篇读者来信说：
美国人杀了刘自然，还在美国军事法庭上诬蔑死者；
而杀人犯被判无罪时，在场的美国人还鼓掌欢呼，“这些美国人残忍之心，是世界上最狠毒的，我们永远憎恨他们，并且永远记在心里。”
台湾报纸刊登的另一封读者来信写道：
美国说刘自然案已告一段落，我们决不承认；
现在只是开始，不能说已解决。
这件事在中国人心中是一个不堪容忍的恶例，后果无法想像。
这位台湾读者说：
雷诺杀害中国人就像美国影片描写的美国人任意枪杀美国西部的红种人一样。
新华社香港29日电
台湾“公论报”27日发表社论，对蒋介石集团在台湾搜捕参加反美大示威的群众表示不满。
社论说：
“台湾人民日来为刘自然的白死而愤慨，结果杀人者‘无罪’离去，在警局前又有国人死伤。”
社论问道：
“我们已经损失很多，还要惩办多少人才能对美国交代呢？”
社论说：
“这次雷诺案引起的愤慨是如此普遍，在事件未发生之前，几乎成为街头巷尾每一个人谈话的题目，而美国大使馆门前的抗议，群众聚集之速之多及情绪之激昂高涨，都是很自然的事。”
社论要求台湾当局对逮捕示威群众要“重加考虑”。
社论说：
逮捕示威群众“会使当日在场参加者更为之不安，虽则不至一时爆发，但影响总是很危险的。”
台湾全岛戒严，爆竹也禁止放
美国人心神不安不敢外出
新华社香港30日电
据台湾报纸报道：
蒋介石集团29日宣布，台湾全岛禁止一切集会、游行、示威、请愿、罢工、罢课、罢市和罢业。
在过去06日间，台湾全岛各县市都先后宣布戒严。
在宵禁和戒严的时间内，禁止燃放爆竹。
开入台北市的三师蒋军，29日还分别驻守在台北市区和市郊。
据新华社28日讯
美联社说，目前台北市尽管表面上平静，可是美国人仍然感到不安，许多人担心，只是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守卫，才防止了新的反美示威行动发生。
现在美国人不敢开汽车出去，因为害怕他们同一个中国人发生事件，就会有一群愤怒的群众出现。
愿中锡友谊一年一年地发展
锡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长举行辞别酒会
据新华社30日讯
行将离开北京的锡兰议会反对派领袖、锡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团长纳·马·佩雷拉今晚举行酒会，向中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和北京各界人士辞别。
周恩来总理出席了酒会。
纳·马·佩雷拉对锡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在中国受到的亲切款待和热烈欢迎表示感谢。
他说，代表团这次访问中国是愉快的，有收获，并且有很大的兴趣。
纳·马·佩雷拉说，这次代表团的访问中国，相信已增加了锡中两国间的了解，促进了彼此的善意，巩固了两国友谊。
他还对即将前往科伦坡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的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国和平代表团表示欢迎。
郭沫若和这个和平代表团的团员们也出席了今晚的酒会。
纳·马·佩雷拉说，锡兰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渴望和平，锡兰将同印度、中国一起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战争。
他说：
锡兰人民对中国人民永远有深厚的友谊。
周恩来总理讲话中对能招待代表团表示高兴。
他说，他在锡兰访问时受到锡兰各方面的热烈招待的情形还深深地留在记忆中。
正在北京访问的锡兰大学教师协会代表团也出席了今天的酒会。
周恩来在讲话时以这个代表团的来中国访问和中国和平代表团即将前往锡兰为例，说明中锡两国的交往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
他说，锡中两国有久远的友好关系；
愿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巩固旧的友谊，发展新的友谊；
愿这友谊一年一年发展下去。
出席今天酒会的，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济深、陈叔通和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和常务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和副会长，政府有关各部门负责人，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北京市副市长和各界人士。
锡兰驻中国大使佩雷拉和夫人，印度驻中国大使拉·库·尼赫鲁和夫人也出席了酒会。
“我不愿再到杀人者的领土”
刘自然的妻子拒绝董显光的无耻利诱
新华社香港30日电
据香港“文汇报”今天报道：
刘自然的妻子刘奥特华28日对台湾报纸记者表示，她拒绝了蒋介石集团驻美国“大使”董显光提出的无耻引诱，说要用私人款项资助她赴美国。
她说：
“我不愿再到杀人者的领土。……无论董显光拿出多少钱来，也不能够抵消他向美国的道歉”。
欢送阿尔巴尼亚和马格里勃两议会代表团
北京市市长彭真昨日分别举行宴会
据新华社30日讯
北京市市长彭真今天晚间举行宴会欢送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代表团。
代表团在中国各地进行了将近一个多月的访问，将在1日返国。
彭真在宴会上感谢代表团带来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他说：
“虽然帝国主义者不高兴我们的友谊，害怕我们的团结，但事实上，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将会继续不断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各国同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将不断增强，人类进步事业与和平事业将不断地前进”。
彭真请代表团转达中国人民对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友谊和北京市人民对地拉那人民的敬意和问候。
代表团团长、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里塔·马尔科在答词中说：
“我们在中国访问期间亲眼看到了各阶层劳动人民对自己的前途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满怀信心，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中国人民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友谊，以及为和平事业所进行的不懈努力。
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在同你们各阶层人民接触中，他们虚心地征求我们的意见，请我们对各项工作提出批评。
我们一定把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这一切转告给阿尔巴尼亚人民。”
他最后建议为中国人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中阿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为彭真市长、刘少奇委员长、毛泽东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健康而干杯。
代表团团员、作家齐尼·萨科在宴会上兴奋地朗诵了他在中国期间所创作的歌诵阿中友谊的诗篇“共同的道路”。
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巴利里和夫人应邀参加了宴会。
出席今晚宴会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陆定一，我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罗士高，前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徐以新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负责人等。
据新华社30日讯
北京市市长彭真今天中午举行宴会，欢送行将离京回国的马格里勃（摩洛哥）国民协商议会访华代表团。
彭真在会上说，马格里勃人民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曾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鼓舞。
非洲离中国很远，但是命运却是一样的，就是都遭过帝国主义的奴役，所以彼此友情是深切的。
代表团团长哈吉·穆罕默德·布阿姆拉尼说，我们相距虽然很远，但是彼此在精神上是团结一致的。
所以在二十世纪后叶的初期，亚非人民的斗争能够获得胜利。
北京市副市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和副会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包尔汉，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柯华等出席了宴会。
毛主席接见法国前总理富尔
新华社30日讯
毛泽东主席在今天夜里接见了法国前总理富尔和夫人。
接见的时候在座的，有周恩来总理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秘书长吴茂荪。
（附图片）
毛泽东主席和富尔夫妇谈话 新华社记者 邹健东摄
科学院学部委员会全体会议
通电声援台湾同胞反美斗争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在5月30日通过关于声援台湾同胞的爱国反美斗争的通电。
通电说：
我们科学工作者对美国侵略者在台湾的恣意暴行，感到无比的愤怒和痛恨。
对于台湾同胞水深火热般的处境，怀着无限深切的同情！
台湾同胞同全国人民一样，是不可侮的。
最近爆发的台湾同胞的爱国反美大示威，是对美国侵略者的严厉警告，鼓舞了尚处在美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各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正义斗争。
我们对台湾同胞这种英勇的爱国主义行动，表示最大的敬意！
我们吁请在台湾的科学工作者和台湾的全体同胞团结起来，发扬爱国主义传统，把爱国反美的伟大斗争坚决进行到底。
我们科学工作者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支援台湾同胞的正义斗争，为把美国侵略者赶出台湾、和平统一伟大祖国而共同努力！
能解决的问题要马上解决
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整风运动的进行同工作的改进结合起来，同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解决结合起来”。
这就是说，在党内外的批评中所暴露出来的缺点和错误，凡是能够马上克服和改正的，都应当马上克服和改正；
一切能够马上解决的问题，都应当马上动手解决；
而不应当等待运动完毕，或者运动达到一个什么阶段，再一总解决。
最近有一些单位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同时，把群众提出来的能够立即解决的问题作了解决。
比如化学工业部处级以上工作人员原来在理发、洗澡、看病时有一些优待，现在取消了。
邮电部会计司在阅读业务文件上原来有一些不合理的制度，现在改变了。
过去我国选派留学生时派出了很多的高中毕业生，留学的专业偏于照顾当前需要，而且没有正确地贯彻执行“政治业务并重”的原则，以致有许多留学生在专业知识、语文程度等方面条件较差，在国外学习成绩不够好。
现在高教部接受各校师生提出的正确批评，决定在今后选派留学生时改变办法，切实克服上述的各项缺点。
天津市粮食局接受群众的批评，把过去一部分领导人员专用的公家自行车，改归各处室公用。
局长除因公外出以外，不再坐小汽车。
局里福利金的使用情况，也接受群众的建议，决定从本月份起向大家公布。
上海市商业部门接受群众意见，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改善猪肉的供应工作，现在猪肉的供求矛盾已大大缓和。
最近期间党内外提出的对于党和国家工作的批评和建议，虽然并非完全都对，但是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
提出的问题，虽然有不少还需要慎重的研究，不可草率从事，但是有一部分是马上可以解决的。
比如有些党员干部不应该提升而提升了的，可以马上改回来。
有些党员对非党同志批评错了，可以马上道歉。
肃反中弄错了的案件，原来在什么范围内宣布的，现在也应当在同样范围内实事求是地宣布平反。
其他如人事工作中的缺点，国家机关中党外人员有职而权责不明、负责党员在处理问题时没有同党外人员作应有的商量的缺点，凡是可以马上改正的，都应当马上改正。
各单位如果把最近大家提出的批评和建议普遍研究一下，一定可以找到许多能够马上解决的问题。
在以后的工作检查中，各单位的同志还会不断地提出新的批评建议，其中一定也有许多是可以马上解决的问题。
只有随时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加强党内外对于整风运动的信任，才能有效地达到整风运动的目的。
有的同志这样想：
去年提了级，今年有人提出批评，就赶快自动改回来，从前批评或“斗争”错了的，现在又要道歉，这不是有点“难为情”么？
对于改变其他错误的和不合理的东西，也有类似的顾虑。
我们认为这种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
有错必改，能改即改，正说明我们是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不以自己的“面子”为重，这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光荣品质。
应当指出，有一部分问题，确是必须经过深思熟虑，不应当“朝令夕改”地轻率改变，轻率决定的。
这些问题，或者是牵涉全局，任意从局部下手只能增加矛盾，制造混乱，妨碍正确的有系统的解决；
或者是要从全面看长远看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一时一地的少数人的片面性的批评尽可以振振有词，却经不起周密的分析和时间的考验，如果听从这样的批评，反而要使正确的变为错误。
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者无疑地必须站稳脚跟，向群众透彻地说明是非利害，而不能随波逐流。
此外，整风运动既然要有一定的步骤，各个阶段解决问题的重点也不会相同，要求万弩齐发，实际上是使领导者疲于应付，必然一个问题也不能解决好。
但是这决不是说，可以把那些必须马上解决、能够马上解决的问题也用这个借口拖延下来。
有些问题虽然必须马上解决，但是下级没有条件去解决的，也应当马上向上级提出建议，催促上级解决。
就是解决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是马上就可以奏效的问题，也应当马上着手解决，而不要放着不动。
一般说来，等问题成了堆再来集中解决的办法，对实际工作是很不利的。
而且，有一些人因为看到我们能够改的不马上改，就会认为我们没有改的决心，甚至决心不改，因而另外一些原来准备提出的批评和建议也就不提了。
这就会使整风的要求——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增强团结、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能顺利实现。
我们的党和国家机关，不同于任何剥削阶级的党和国家机关。
它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再没有任何一点私利。
我们的党和国家机关的这种彻底的革命性，保证我们不会同人民群众有根本的无法解决的矛盾。
我们在工作中所犯的一些错误，绝大部分是由于少数工作人员不大了解党和国家的政策，或者在思想作风上有毛病。
只要领导上能够很好地对自己的工作人员进行教育，使他们明白了那些错误作法的为害，一般就都能够自觉地改正。
真正有意识地抗拒党的政策或者阳奉阴违的，总是极少数的。
所以，在整风中，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解决，随时揭发错误随时改正，一般说是不会遇到很大困难的。
问题的关键，是领导上要下这样的决心。
有些同志觉得，大家揭发出来的问题都是一些个别的问题，晚一点解决也坍不了天，因而不加重视。
这是完全不对的。
正是这些个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影响了党和群众的联系，影响了许多人对于党的重大原则的了解和信任。
因为大部分人总是通过个别的具体的人和事来认识党的。
如果我们有若干人在若干具体事情上犯了错误而不及时改正，人们就会以为我们党的某些原则只是一纸空文，谈谈而已。
这样，党和群众的团结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因此，各部门、各地区的所有整风单位，一定要密切注意这些个别问题的随时解决，不要让这些个别问题影响了整个整风运动。
面向全国 发扬学术民主 加强学部力量
科学院应该成为学术领导中心
科学院学部委员会全体会议闭幕会上颁发了1956年度科学奖金
本报讯
作为百家争鸣讲坛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30日下午在北京闭幕。
郭沫若院长在闭幕词中说，这次会议展开了争鸣，体现了当前的时代精神，初步发扬了学术民主。
郭沫若说，科学院的工作，几年来是有一定成绩的，不能盲目自大、自我陶醉，但也不要妄自菲薄、自我否定，评价应该恰如其分，也许可以说“大体还好，缺点不少。”
在这次大会上五十三位科学家四十一次的发言中，提出了不少缺点，应该是这次大会的最大收获。
大家的意见大部分是中肯的，很可宝贵的。
但也不能否认，有一小部分的意见并不那么中肯，还有进一步研究和考虑的余地。
他着重说，有的人强调面向研究、面向实验室，这是好的。
但我们强调了这一面，却轻视了另一面，那就是轻视了科学行政工作或者科学事务工作。
没有科学行政工作，要想做好科学研究工作，是很难设想的。
所以我们要重视自己的劳动，更要重视别人的劳动。
我们似乎不应该有这样的观点：
“万般皆下品，唯有研究高”。
郭沫若说，关于科学院的任务，在会议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大部分同志都认定科学院应该成为全国学术领导的中心，今后要面向全国，加强学术领导，这是应该的。
问题是如何面向全国，如何加强学术领导。
学部是学术领导的关键，要求加强学术领导，必须加强学部的力量。
郭沫若特别提出，这次会议的提案和发言中的建议，有好些是很有价值的。
其中可以立即采纳的，便立即采纳了。
（闭幕词全文见第7版）
学部委员们在闭幕会上听取并通过了这次会议的提案审查小组的提案审查报告。
报告说，这次会议收到各位出席人的提案共五十二件，这些提案都是值得重视的，它们有助于目前科学研究工作中矛盾的解决，有利于我国科学的发展。
报告对各项提案的处理，分别提出了建议。
闭幕式上宣布了增聘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二十一人的名单。
这些增聘的学部委员是经过这次会议推选，并经院务常务会议通过的。
闭幕式上还宣布中国科学院院章起草委员会名单，计竺可桢等二十九人。
中国科学院1956年度的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在闭幕式上由郭沫若院长分别授给奖金获得者。
会议并通过关于声援台湾同胞的爱国反美斗争的通电。
中央统战部继续邀民主人士座谈
十六个人发言对各方面工作提出意见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在休会七天后，于昨日继续举行。
上午在会上发言的有：
中国民主促进会秘书长杨东莼，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宁武，无党派民主人士陈垣，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张云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龙云、常务委员朱蕴山。
下午在会上发言的有：
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刘文辉、刘斐，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委员吴研因，民革中央副主席陈绍宽，民革中央常务委员许宝驹，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徐楚波，民革中央常务委员李俊龙，民盟中央副秘书长罗子为；
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茅以升也在昨天的会上作了书面发言。
杨东莼认为：
许多地方统战工作作得不好的原因之一是不懂得这个政策，希望总结中央统战部继续邀民主人士座谈十六个人发言对各方面工作提出意见三十多年统战工作的历史，建议党内进行一次系统的统战政策教育
杨东莼在发言中，对如何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了意见。
他说：
民主党派要得到社会重视和党内重视，毫无问题，应该自己从工作中争取，但是，另一方面，必须做好统战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从思想上解除障碍，使大家了解民主党派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才能更好地贯彻这个方针。
杨东莼认为：
许多地方统战工作所以做得不好，原因虽多，但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懂得统战政策，如农工民主党的对象是什么？
好多人就说是医药卫生工作者，民主促进会的对象是什么？
好多人也说是中、小学教员，有人甚至以为九三学社是公私合营的什么企业。
再比如：
民主党派在有些单位发展组织时，竟然遭到拒绝，说：
“我们这里已有一个民主党派了”。
因此，杨东莼认为：
要贯彻这一方针，思想教育实属重要。
如何进行统战教育呢？
杨东莼提了四点意见：
第1，他说：
总结一下三十多年的统战工作经验，其中包括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和私营工商业改造的经验，这是根本之图。
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
中，说到了统战工作是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这本书发行到现在已经六年多了，六年中变化很大，应该进一步总结和分析。
这个总结分析是科学研究，而且是马列主义的科学研究，其中有理论、有事实、有历史，还有艺术。
要总结得好，必须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通力合作，从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上，来说明统战工作的必要性，民主党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和作用，以及今后的任务等等。
有人说我们是吃团结饭的，吃团结饭不坏，
难道要叫我们吃分裂饭？
现在有人把历史割断了，孤立起来看现在，我看这三十多年来统战工作的历史还是不能割断的。
有了这个总结，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思想上的阻力就会减少一些。
第2个问题，杨东莼说：
中学我不谈，几年来大学的政治课，起了一定作用，但无庸讳言，也有很大缺点，这就是干巴巴的教条主义和现实的政治、经济生活毫不相干，而且写好讲稿，逐字逐句念，下面逐字逐句记，对现实生活很少谈到。
如宪法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但是如果给大学生考考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有什么区别，我想，及格的人恐怕不会太多。
对统一战线政策当然更不知道了。
现在高教部正在重新草拟政治课程教学大纲，是否可以考虑一下，把政治课同现实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联系起来，并把统一战线政策放在一定的地位。
我想这样做，对团结知识分子会有好处，对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也会有好处。
第3个问题，杨东莼谈到民主党派有无论坛的问题。
他说：
有，光明日报就是，另外人民日报、大公报、文汇报都登了许多有关民主党派的文章，现在什么都登也无人审查，这很好，但是还应该加强。
如何加强呢？
我觉得：
光明日报在当前大放大鸣的时候，应该出六版，不应出四版，以便在整风期间，让大家在论坛上活跃些。
杨东莼还建议各机关、学校可设民主党派讲坛，让民主党派有机会讲话，尤其在进行统战政策教育的时候更有必要。
如某学校一个同志对统战政策统错了，事情不大，不需要拿到报纸上去，就可以在那个学校里公开说清楚，讲清楚了，也就是进行了统战政策教育。
当然，我并不主张资产阶级的民主，今天群众水平提高了，可以明辨是非，有人要想哗众取宠，既不能哗众，也不能取宠。
这个对台戏怎样唱呢？
杨东莼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他说：
这个对台戏是吴铁庵和谭鑫培那样的对台戏，吴就是学谭，同样是谭派，谭唱什么戏，吴也唱什么戏，我们今天虽然有个论坛，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
这跟资产阶级的在野党同执政党的唱对戏是完全不同的。
也许讲坛上讲错了，但是，不要紧，讲错了，可以辩论，经过辩论，是非就出来了，这样民主生活就可以更活跃起来。
第4个问题，杨东莼建议在党内首先进行一次有系统的统战政策教育，他认为这个工作如果做得好，对于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会大有好处。
最后，为了贯彻这个方针，杨东莼还提出三个具体意见：
第1、他说：
统战部要求我们反映所联系的社会人士的意见，但是，反映以后很少有下文，他希望反映上去的问题能解决的一定要解决，不能解决的，也该有个下文。
第2、他建议从中央到地方直到各个单位，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如会议或座谈会、人事等等，都需要有个制度。
第3、下面民主党派的干部对政治待遇很有意见，如参考消息，究竟什么人才能看呢？
如某一地方规定十六级的才可以看，而十八级的秘书长反而不能看，这样做，是否合理，值得考虑。
宁武说：
民主人士要作共产党的“诤友”
宁武发言中认为，既然是帮助党整风，对于个别有错误的党员，就应该以“诤友”的态度进行批评，而不应该对他们维护。
他说，只有这样，才符合党的期望。
他说，一切犯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错误的党员，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
有些党员的个性完全超过了它的党性。
因此，他建议党中央要加强对党员的党性教育。
他说，据我的观察，凡是1949年以前入党的党员，党性就比较强。
而1949年以后的党员，党性就比较差。
他认为，现在全国党员有一千二百多万，其中党员的修养和锻炼大有差别。
过去的党员参加革命，冒着生命的危险，而全国解放以后的党员则不是这样，他们是愉快而光荣的参加党，只是抱着荣誉感，他们经过的艰苦锻炼比较少，因此，必须对他们加强教育和改造。
他还对王明在中共第8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表示很大的诧异。
他说，王明过去犯过十分严重的错误，但是，据他知道并未作过什么检讨，他认为这是个性超过党性的典型。
他还谈到在对待知识分子工作中的宗派主义问题。
他说，目前歧视知识分子，特别是年岁较大的知识分子，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
在大专学校中，就尤其严重。
有些党员干部，对年老的知识分子，有一种一成不变的看法，认为他们来自旧社会，历史不干净，思想有问题，于是摆在那里，既不帮助提高，又不给适当的工作。
据我知道，那些年纪从五十岁到七十岁的旧知识分子，只要党和国家了解和关怀他们，绝大多数人的情绪是很高的，知道自己是从旧社会来，带来了不少的旧思想、旧作风，愿意改造自己，愿意在晚年献出自己的所长。
当他们不能如愿，而感到自己是在“尸位素餐”时，心情十分苦恼。
这也是一种矛盾：
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人材，感到人材缺乏；
另一方面，又有些人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
这种矛盾主要是由宗派主义造成的。
因此，他希望通过这次整风运动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陈垣提出：
今后使用干部必须放手放心，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陈垣首先谈到教育部的领导问题，他说：
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是高等学校，又与普通教育有关，我们由教育部直接领导，又与高教部有关，但由于教育部和高教部工作上联系不够，很多事情是高教部布置给高等学校的，有时就没我们的份，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好像我们又是大学，又不是大学。
有的教授说：
我们是中学头，大学尾，在夹缝里讨生活。
因此，教育部与高教部必须很好的配合，注意到师大的特殊性质。
陈垣还说：
关于课程的设置、比重，有的不很恰当。
教育部有时过分相信教育理论的教条，从实际考虑得不够。
关于宗派主义问题，陈垣认为：
党必须特别加以注意。
他认为共产党所以有宗派主义，是因为过去对敌斗争情况随时提高警惕，已逐渐成为习惯，建国以后，对全国干部情况还心中无数，自然要多依靠政治上可靠的人，那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目前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果再有宗派主义就会大大影响党外群众的积极性，等于逐渐放弃各种积极力量，群众会由积极而消极而袖手旁观了。
陈垣认为：
在目前情况下，在使用干部上必须放手放心，才能使袖手旁观的人，卷起袖子来积极参加建设。
对于老教师的信任问题，陈垣说：
由于过去使很多人感到有不信任的倾向，今后要多在这方面作工作。
旧知识分子都有一些高傲的气质，自尊心很强，“士可杀，不可辱”，多年治学的老教授，在大庭广众之中，一次次检讨，或在火力很强的群众大会上被斗争，有时人家原是热爱国家的，但却指着脸骂人家是反革命，那当然会使人感到无限委曲，抑郁难平，感情的创伤一时不易弥补，这是十分可以理解的。
这是说当事的人，而其他群众呢？
由于当时有人抓住一两句话，甚至和朋友说的开玩笑的话，就往往被人抓住，说是思想如何，甚至追其动机。
运动过后，大家都不敢随便说话了，和党、团员说话时尤有戒心，知心朋友也不来往了，大有“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掏一片心”的状态，形成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党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墙，有的地方就是这样筑起来的。
吸收过去的教训，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陈垣接着谈到肃反问题，他说：
总的来说，肃反成绩还是很大的，某校的副院长，肃反时被误作为对象，前天他和我说：
“我当时确是难过得很，身体健康也差了。
但是，今天平心细想，经过这次运动，全国反革命基本肃清，可以安心的建设了，这就是最大的成绩，我当时虽然吃些苦头，但从结果来看，问题还是弄清楚了，也并没有冤枉我。”
他的话使我很感动，我想运动当中，群众发动起来，很多人在大运动里受了伤，如果仅仅说是“在所难免”，未免也是说便宜话，不过能从全国着想，总可稍稍解开这些症结。
今天吸取过去的教训，学会如何正确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不会再有误友为敌的错误作法了。
高教部边整边改的精神是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
关于整风运动，陈垣认为：
目前运动虽然刚刚开始不久，各方面已提出了许多许多意见，揭露了不少矛盾。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一再表示让大家大鸣大放，对大家帮助党整风一再表示欢迎与支持，虚心倾听群众意见，昨天人民日报登载的高教部接受正确的批评和建议，选派留学生将采取自由报考方式，这种边整边改的精神，是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
这次运动的本身，就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
谈到教学，陈垣认为：
有些问题要注意，有些年青教师，毕业不过二、三年，上课去按本宣读，就很不好。
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国家文化事业迅速发展，实际的教师队伍人数还不能马上充实起来，还不能跟上形势的时候，这些青年教师，勇敢的担负起以他们的力量还不能担负的重担，担负起繁重的教学任务，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与这同时，也确实有些人，由于自己政治上进步，是党员或团员，课程也开出来了，如果再加上组织上有宗派主义情绪，他们就骄傲自满起来，老教师也看不在眼里了，觉得他们落后，认为老教师教的东西是唯心主义，只有自己才是最掌握马列主义的人，自然就不会很好的虚心的向老教师学习，所谓新老关系也逐渐不好起来。
党群之间虽有墙但不是万里长城
陈垣还谈到党群之间的“墙”的问题，他说：
虽然有“墙”，但我看不是历史上的万里长城，第一因为城里城外不是敌对的双方，第二也并不是蜿蜒万里不断，而是断断续续，有高有低，有厚有薄，而且有些地方是没有“墙”的。
我觉得既然各人处境不同，看法不同，接触的党员的作风也不同，是高就说高，是低就说低，有就说有，没有就说没有，不应人云亦云，强求一致。
历次运动，在有些人心里留下一些印象，以为越说得头头是道，越能表示自己积极，据说在肃反运动时，有的单位开会时不说话，就被认为不能站稳立场，不能划清界限，我想这是个别的情况。
但是有人却误以为有一说三，有薄说厚，就足以表现自己的错误。
这纵然是极少极少的人如此，但也确实不能说没有这种现象。
批评应该是：
事实力求确凿，意见力求尖锐
陈垣认为：
批评时实事求是，对于党的整风，纠正错误，加强团结，改进工作，是有利的。
有时因为爱护党，维护党的事业，谈到工作上严重的错误和缺点时，自然不免声色俱厉，“疾恶如仇”，是很可理解的。
但如果只是漫骂和讥讽，或者无中生有，不能以理服人，对于工作的改进，反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言之无物，持之无理，你让人改正什么呢？
所以批评时应作到：
事实力求确凿，意见力求尖锐，对工作的改进才能真正有帮助。
陈垣最后谈到统战工作，他说：
党、团员、民主党派成员，都有组织关系，而统战工作对无党派的人应当如何作工作，今后也值得注意。
有时某一问题，党内和民主党派分别传达，而无党派人士，感到知道得很少。
目前还是无党派的人数较多，恐怕将来也仍然如此，既然要调动一切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则不但要注意发挥民主党派力量，对无党派的人注意加强连系，也应注意。
龙云说：
希望参加座谈会的人拿出勇气抓住重点放胆批评
龙云发言中说：
此次整风运动，主要反对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所谓“三害”，包括教条主义在内。
他说，他对张奚若先生、章乃器先生、陈叔通先生、章伯钧先生及其他的先生在座谈会上的发言非常钦佩。
他认为这些发言完全是对事不对人，真正所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如果每次座谈会能够贯彻这一精神的话，他相信共产党在这次整风中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帮助。
他又说，不过还有一些人的发言仍有顾虑，甚至顾虑很大。
为什么会有顾虑呢？
他认为原因就在于过去的几次运动使他们害怕了。
他说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认为这次运动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同以往的历次运动完全不同。
首先要信任共产党，信任毛主席。
有此信心，就用不着有什么顾虑，如有顾虑，就是不信任共产党了。
因此，他希望参加座谈会的人拿出勇气、抓住重点、放胆批评，无关的话，用不着的话少说。
他认为，缺点和错误揭露得越多，将来缺点和错误减少得也就会越多，相反，如果把缺点和错误掩饰起来的话，将来缺点和错误还会是很多的。
接着，龙云对共产党的错误和缺点产生的根源作了分析并提出他的看法。
他认为这几次的座谈会，大家所指出的错误和缺点，多半是在下面，而其根源多半是在上面。
他认为在国家的行政上没有作到分层负责，而是国务院指示一发，等于垂直领导，就一直贯彻到基层，党有党的指示，就成为双轨并行，没有注意业务部门的职权，业务部门也就无法帮助下面，置于可有可无之地，很多错误和混乱便由此产生，对问题不暇再加考虑和研究。
希望国务院以后多注意监督与考核，凡属业务无论专门与普通，都要主管负其全责。
他还认为，上面发布指示之前往往没有全面地深刻地考虑，把天下事看得太易。
在国家来说是求治心切，企图百废俱举，殊不知下面办事的人员经验不足，业务不熟，事体复杂而繁重，以致不能因地制宜、应付裕如，只能按令而行，造成紊乱，这也就产生了官僚主义。
他举例说，比如往年的教育事业一直在扩大，今年的教育事业突然要压缩，结果使得国家感到困难、主管部门感到困难、社会和家庭都感到困难。
这是冒进，也是轻率。
又比如去年提倡穿花衣服，今年又提倡穿补钉衣服，使得下面无所适从，莫明其妙，这种宣传同样说明是一种轻率。
他对这次整风运动中准备贯彻边检查边改进的精神十分赞成。
他说，过去我们国家考取留学生的办法不公道，最近不少人提出批评，昨天报纸上登载了高等教育部接受大家的批评立即加以改进，这使人们的观感为之一新。
他认为，今后整风运动如果能够贯彻这种精神，他相信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面貌一定会焕然一新。
他对干部子弟的培养问题也提出了批评。
他说，听说北京师范大学有个附中，现在改为一○一中学，学生完全是高级干部的子弟，其他的学生就不收。
这样是不公道的，以学生来说，像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一定会感到高人一等，一定会有特权思想，于学生也是不利的，资本主义的君主国家听说有贵胄学校、贵族学校，平民一概不收。
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也要设这种类似的贵族学校呢？
我想来这也是一时高兴，缺乏全面考虑的结果。
最后，他对民族干部问题提了意见。
他说，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的职权，有包办代替的现象。
少数民族实行自治之后，干部缺乏是事实，因此，成立之初，自治区的干部不能不用汉族。
这是在所难免，但是现在少数民族的干部陆续培养起来了，应该使少数民族干部有充分锻炼和提高的机会，使汉族干部逐步减少，少数民族干部逐步增加，而且有职有权，真正自己当起家来，达到名副其实的自治。
许宝驹说：
人事干部太严肃，人事机构很神秘，这是一道较厚的墙。
许宝驹发言说，一般群众，都觉得做人事工作的人太严肃，对于人事机构，感到很神秘，使人发生畏惧心理，产生一种隔膜。
假定说这是墙，可以说是比较厚的墙。
如何消除这种隔膜，是应该注意的。
他还说，很多机关首长，为了了解情况，听取一部分人的汇报，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却常引起人们一些疑虑。
比如，“汇报全面与否？
正确与否？”
使人疑神疑鬼。
在这里，他举南昌市某被错关过的青年为例说，这些事情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当时是否有人向领导上汇报了不正确的材料，其中是否有打击报复问题。
因此，首长以什么态度听取汇报，很值得研究。
张云川认为：
墙和沟是党员的特权思想造成的；
积极分子是挖沟打墙的“义勇队”
张云川在发言中，首先谈到他很喜欢提意见，而且很爱批评，因为他经常说话一开头就提缺点，过去曾被人认为思想落后，反党，扣了很多帽子。
有些关心他的朋友曾劝他最好不要说话了，说了不见得有好处；
要说也不要忘了那个公式：
先肯定成绩，然后再谈缺点。
他说，是不是我只看到缺点而看不到优点呢？
不是的。
只是觉得优点早已存在，有目共睹，用不着我再来说。
把缺点说出，改正过来，使成绩可以更加巩固，对党和国家都有好处。
不过，有些民主党派的同志只谈成绩不谈缺点，甚至把缺点也当成绩来加以颂扬，这种做法好像看见一个人要陷进泥中也不提醒一样，是很不好的，这也不是爱护共产党。
现在那些过去认为一切都好的人也提缺点了，证明他们过去是看到了缺点但没有说，是否考虑到个人的利害得失？
是否从前言不由衷？
我觉得说真话比说假话好，虽然真话难听一些，假话好听一些。
接着，张云川就他所看到和感到的一些缺点提出了意见和批评。
关于墙和沟的问题，他说，我也同意有些人的看法，党和非党之间是有墙和沟的。
造成墙和沟的原因，有人分析是由于党员有优越感、特殊感。
他说，这种优越感过去对敌斗争有好处，但革命胜利以后就在党员思想上变换了位置。
过去在革命斗争中，党员是站在群众中领导革命，革命胜利后，有些党员就站在群众头上脱离群众了。
甚至有的人觉得自己有革命的特权，觉得别人是不革命或不配革命，只有自己是真革命、最革命。
在日常生活中常有这种表现。
比如在机关里有党员也有非党员，可是不管吃饭、娱乐，总是党员坐在一起，非党员坐在一起。
拆墙填沟如果党员不先伸出手来，非党群众就不好先伸手，怕对方不握没意思。
可能党员也有这种顾虑，但党经常教育党员团结群众，因此，主要责任还要党员负。
张云川认为：
在工作上、待遇上、工资上都表现了共产党员不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而是相反。
另外，在工作上、待遇上、工资上，都表现了党员不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而是相反，形成特权，形成了墙。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强调非党人员要建立主人翁感，但是仍会很自然地有作客思想雇佣思想。
他说，造成墙沟，除了这些党员要负主要责任外，还有一些挖沟打墙的“义勇队”也起了很大作用。
谁是义勇队呢？
他认为就是积极分子。
他说，解放后，各方面人士风起云涌都集中在共产党的周围，党有责任了解大家，如能广征博采，互相引证，可能要好一些。
可是不这样作，只相信少数的人，把他们当做积极分子，依靠他们信口雌黄，就把谁进步谁落后排了队，使党和群众隔离开来。
而这些人就假借党的威信吓唬人，无形间就在党群之间打起了墙，挖起了沟。
其实，应该瞧不起这些没有改造或正在改造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这种做作，但是党却信任他们、鼓励他们，说他们积极、进步、靠拢党。
于是这般人就在群众中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不但群众怕他们三分，就是民主党派的头儿脑儿也怕他们说什么而迁就他们。
看戏因为抹了脸，很易辨别，而有些人作风不正，颠倒是非，又未抹脸，不好辨别。
这种情形现在已好一些了，但还是存在，建议统战部注意一下。
第2个问题，张云川谈到干部为人民服务的问题。
他说，解放以来，一直强调为人民服务，但有些人好像并不觉得自己是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的勤务员，而在意识深处觉得自己是做官。
“官”就是站在群众头上的人。
我们有一千多万干部，如果都是官都站在群众头上，群众怎么受得了。
我过去看过“夜未央”，印象很深，跟“真假巡按”差不多，官一层一层的，不管大官小官都站在群众头上。
我有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我觉得我们的干部只能有职务之别，而不应该因职务不同有高低贵贱之分。
现在以官自居，大官不愿和小官谈话的情况是普遍存在，如不进行思想教育后果很不好。
为什么在看戏、吃饭等场合也要官阶森严、官气十足呢？
很值得考虑。
上行就很难叫下不效。
因为官气十足、官阶森严、生活悬殊，就很自然地会使人闹地位。
张云川说：
我觉得对旧社会的声名地位，在统战工作上应加以区别。
第3是统战问题。
张云川说，我很喜欢看水浒，但对梁水泊有些做法搞不通。
比如玉麒麟卢俊义，原来和梁山泊并没有多大关系，但不晓得宋江为什么这么重视他，一定要把他拉上山坐第2把交椅，不知是否统战工作？
而黑旋风李逵甚至柴大官人柴进也不受重视。
我觉得对旧社会的声名地位，在统战工作上也应加以区别。
有些人确实是有真才实学；
有些人则是登龙有术，这并不光彩；
有些人的声名地位是靠吹牛拍马得来的，对这些人的政治地位是否要照顾？
我觉得统战工作统对了一个人会起好作用，统错了还要起副作用。
张云川引用了对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的评价以后说：
今天很多事情都是如此：
某人做是对的，某人做就不对。
我思想上还有些未解决的问题。
像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因为司马相如是名人、学者，别人就捧为才子风流，如果是没知识的人，就会说他是拐骗人口。
张君瑞与崔莺莺的恋爱也是如此，因为张是才子，崔是佳人，就被认为是风流韵事；
如果是贩夫走卒，就认为是和奸通奸。
这是不是证明我们每个人思想上还有些不公道的想法？
今天很多事情都是如此，某人做是对的，某人做就不对，很值得考虑。
张云川建议：
应该评价各民主党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作用，不要只讲共产党的历史。
除了以上几点批评意见以外，张云川还建议在中国革命史中，对民主党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作用也给予应有的评价，不要只讲共产党的历史。
因为虽然共产党是革命的主流，但民主党派也是支流、细流，也起了一定作用。
对于人事部门的工作，张云川也提出了二点建议：
一是最好有些年纪较大、社会知识较丰富的干部做人事工作，因为青年对旧社会情况不了解，在审查别人历史时容易割断历史，不能全面判断。
二是人事部门能否另开一条路。
现在社会上还有些人直接向政府请求解决工作问题。
这些人很难得有反映情况的机会，反映了也不重视，人事部门是否能考虑一下。
最后，张云川建议把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肃反工作的成绩和副作用，摸一摸，比较和总结一下。
朱蕴山说：
拆墙平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问题是
要加强领导不是削弱领导。
我在南京视察，碰到省市党的方面，正在开展整风运动，要各民主党派帮助整风，现在机关学校企业各方面，均在纷纷鸣放，已经提出很多意见。
我在南京民革座谈会上听到财政局科长陈家振说省市级机关党委对统战教育一般很差，例如建筑工程部庄部长在干部会上三次提到民主党派，把民革叫做中华革命党，曾给他提意见。
他第2次会议还称民革为中华革命党。
往下一般党团员总是把民主人士与老弱残疾并提。
陈又说党委提拔干部尽是党团员，有一领导干部贪污被揭发，党委叫他在党小组会上检讨一下了事，群众有意见，他答复是怕失威信以后工作不好做。
江苏邮电管理局副局长王良骏说，民革成员提意见有顾虑，他说江苏各县有七十多个邮电局长，85％以上是青年党员不懂业务，连一个懂业务的非党的副局长都没有。
地方统战教育是不平衡的，有的不重视，有的也很重视，类如苏州是个古老城市，党与非党同志团结很好，因为统战部很热心帮助，很多老知识分子古典文艺较有修养的人士视政协为老人之家，他们靠拢党，学习亦很起劲。
这说明任何地方任何单位能把党的统战教育能够贯彻下去，对于民主党派就不至于轻视，团结工作就可以做得好的。
为什么党中央发动整风运动呢，我想中国共产党过去也曾犯了好多次的错误，遵义会议由于毛主席领导，扭转过来，到了1942年整风统一了党内思想认识，纠正了歪风，朋友越来越多，得道多助，从此工人阶级壮大起来，因而领导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共和国，近八年来，党又进行社会主义一系列的改造，已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到社会主义新的阶段了，今天执政的党，成为六亿人口的大国最高领导核心，党的威信，达到最高峰，如果有部分党员，不能执行党的政策，或者思想硬化，仍停留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和近八年来社会主义改造那些阶段，那就不能够适应新的政治任务。
钢铁锈了，不重新锻炼是不好用的。
因此必须来一次整风运动，这一次整风运动，是个伟大的及时的英明措施，其目的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神圣的武器拿出来向社会主义进军，透过这一次运动，预期结果一定是很健康的，他把六亿人民除开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一致的团结在党的周围，将由社会主义直达共产主义之路，这是毫无疑义的。
民主党派为什么要帮助整风呢？
我觉得各民主党派过去与共产党患难相处，或先或后都有他历史因素，长期共存也不是偶然的，我们帮助党的整风亦即是帮助我们自己。
我们经过了曲折迂回道路，然或先或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多已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现更进一步踏上社会主义新的历史阶段了，我们一方面帮助党的整风，同时结合我们自己思想改造工作，在这一次和风细雨伟大的运动中，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神圣的武器，我们边帮边学思想是可以得到提高，我们各方面工作也可以推进一步得到改善。
讲到党与非党之间墙和沟问题，我在南京曾经讲过，我总觉得墙与沟是双方建筑起来的，我想对党员要求应该高些，他们的责任应较重些。
有些墙沟是人为的，有些墙沟可能因工作制度产生的，无论如何，需要大家一齐动手，多鸣、多放，大胆的鸣，大胆的放，将问题一齐摆出来，就是碰到坚固堡垒，边整边改那是不难拆除的。
在拆墙平沟的时候，各人看法不同，提法不同，都不要紧，目的只有一个，为了改进工作，为了社会主义建设，有些机关学校企业部门发生墙沟很多，是不是把党委从机关学校一齐退出，把公方代表一齐从企业部门退出，那就是拆墙平沟呢？
我认为拆墙平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问题是要加强领导不是削弱领导，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共产党领导核心那是搞不成功的，有人提出以党代政、或以党代校，工作制度上有些不合倒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不管在制度如何研究，亦只有从调整关系，改进领导方法上着眼，党是建设社会主义领导核心，这次整风运动正是为了加强这个领导核心，推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向前迈进。
我对统战部还有几点意见提供出来请予考虑：
（一）肃反运动是有成绩的，过去通过群众路线来肃反，也是正确的，要根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那是更无可疑义的。
问题是在执行工作方面部分的发生偏差，把肃反面扩大化了。
我建议在本年人大代表会议后，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应即召开联席会议根据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指示，迅即组织一个临时检查机构，会同有关机关方面分往各地认真检查，所谓肃反遗留问题，依我看来不外四种情况，要根据四种情况分别处理：
（1）根本搞错了的，应彻底平反，并赔礼道歉。
曾经在什么样规模的群众会上宣布有罪，现在也应该在同样规模的会上宣布无罪，使被错斗了的人，在精神上得到安慰。
（2）没有搞错，但处理不适当，应根据肃反政策纠正。
（3）仅有嫌疑而无确凿证据、或仅因历史不清而发生怀疑者，均应早作结论不拖尾巴。
（4）没有搞错而予以宽大处理的，应该向他说明白不能跟着嚷“平反”，不许翻案。
在纠正错误过程中，肃反运动，包括共产党员在内，有人说是不是需要检查呢？
我想，也不应对领导肃反的干部泼冷水。
（二）有些机关党委对于民主党派不够重视，建议党中央做出决定，明确指示中央机关及各地方各基层党委，认真负责定期召开党派座谈，加强领导，务须贯彻统一战线教育方针，并帮助各民主党派做好工作。
（三）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工资标准比政府机关为低，福利也较差，升迁也较困难，拿民革中央机关来说，在体制上没有处一级的设置，直属部以下的组织，只相当于政府机关的科级，这在调级和提升受到较大的限制，一般的对于民主党派干部也有些轻视，因而很多干部容易产生不安心于党派机关工作，常闹情绪，这也无怪其然，建议由政协和统战部帮助各民主党派共同协商，比照国家机关的人事制度，拟定民主党派管理办法。
另外民革在各地联系的社会人士和失业成员，很多在就业和安排方面承统战部大力帮助，解决了不少问题，我们是很感谢的，最近个别地方反映，通过组织排队分别缓急急需解决，请有关方面解决的尚未解决，而有些通过私人路线却先解决，发生不平衡现象，使地方负责人陷于被动。
他们希望以后多予联系。
刘斐说：
党不应该代政，就像开机器的人不能代替机器一样。
刘斐发言说，现在在党政关系中，有些上分下不分，早分晚不分，此分彼不分，而且越到下级，特别是县以下，就只看见党，看不见政的现象。
下面的人民代表大会也开得很不正常。
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是建国不久，法制尚不完备，某些高级干部和许多中下级干部法制观念薄弱，以及缺乏民主作风等原因所造成的。
党中央对这方面的情况注意不够，也不无影响。
要改变这些情况，除开进行思想整风之外，还必须在一般党员干部之间加强法制思想教育，迅速制定必要的法律，健全各种必要的制度，尤其是人事制度，以划清党政关系。
而且党员应以身作则，尊重国家机关的职权。
不然，整风虽然能收一时之效，但却缺乏经常的法制保证。
他说，党和政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系统，党是领导国家事业的核心，但是，党的领导要通过国家机器去实现，党不应该代政，就像开机器的人，不能代替机器一样。
但是，有些党员，不了解这种关系，而要把一切都抓在手里，连评级评薪也要高人一等。
以为这样才是实现了党的领导，提高了党的威信。
这是让国家机关生锈的作法，而且会滋长“三害”，加深人民内部矛盾。
刘斐在发言中，还曾谈到，在基层组织中发生的很多问题，是同我们的事业发展太快，任务太重有关系的。
他说，领导机关时常把很多任务、很多政策，一起往基层堆，他们消化不了、接受不了，发生问题是必然的。
刘斐还曾谈到党在团结、改造和使用知识分子方面的一些问题和意见。
他说，过去有些地方没有很好地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使一些人受了委屈，以后团结工作也没有作好，他们有意见。
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有错必纠，为受了委屈的人恢复名誉，另方面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使他们改变对知识分子的强硬态度。
这些人也就会消除成见，体谅过去产生错误之难免。
陈绍宽说：
福建省党外人士踊跃揭露矛盾，帮助党进行整风。
陈绍宽说，我是奉调来京参加国家预算会议的，统战部也给我这机会来参加座谈会，我觉得很荣幸。
我是从福建来的，请让我谈一点福建的有关情况。
福建同全国各地一样，也是正在学习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以备投入正在展开的整风运动，省统战部也曾召开过几次座谈会，讨论内部矛盾，帮助整风，省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前几天才开过，这次会议更加发扬了民主，人民代表和列席人员都踊跃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帮助党推行整风运动，并提出意见促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在福建党的同志与非党人士平时相处很好，中共省委和省人委领导同志态度谦和，对民主党派人士时多照顾，通过政协，统战工作做得很好，省政协的主席就是省委书记，政协常务副主席就是统战部长，政协秘书长是一位统战部副部长，民主党派负责人也都是省政协的副主席，每星期均到会办公，又参加集体办公会议，这说明党的同志与非党人士时相见面，协商事情，民主党派负责人能与统战部负责人常常见面，遇事商量，彼此就不隔阂。
此外，党员对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等也很接近，因为省政协每星期六下午集体办公之后，就有组织教育、文化、卫生、工商业等各部门人士轮流交谈，谈后留餐且有文娱，中国人习惯三杯黄酒就感觉亲密起来，他们的心内困难的话就谈出来了，党和政府能立即解决的，就为解决，较难的亦设法研究解决，这样既可消除隔阂，又能够解决困难，使党、政府与群众上下通气。
平时有事就讲，放和鸣都做惯了。
党的同志对我更没有什么矛盾和隔阂，并且对我很重视，也很信任，许多重要事情先期都和我协商，对我密切关怀和照顾，不少会议不必党外人士参加的，有时我也被请参加，平时交往，更是亲密，如一家人一样，没有见外，我也没有自外，当我年初患了重病的时候，中共省委和省人委领导和负责同志们对我更是十分密切关怀，他们为我好几次召集名医会商诊治，特由上海延请名医专家到福建来，卫生厅长亲自指导和帮同救治，使我得以回苏，这更使我体会到共产党员的品质道德是这样高贵，我万分感激，这个事情所有在省民主党派人士都普遍知道的，非常感动了社会人士。
党的同志们平时对其他民主党派人士也是很接近，很和蔼的，特别是省统战部对民主党派很多的帮助，解决困难，解决问题，在省人民代表大会和省政协也都发扬民主，遇事协商，省统战工作实在做得好。
徐楚波说：
各方面对中小学教师指责多，鼓励少。
徐楚波发言说，各方面对中小学教师是指责多，鼓励少，以致使中小学教师情绪低落，信心不足。
他说这是因为对中小学教师重要性估计不足、重视不够。
他谈到北京有的学校要教师给孩子道歉，中国青年报发表的“好厉害的七十二条”，都曾使中小学教师情绪受到影响。
“人民教育”、“教师报”也不了解教师的痛苦，对教师多所指责，因此许多教师不愿意看“教师报”。
他还谈到对教师的使用多，照顾少。
如有的地方体育教师平时工作任务很多，星期日都不能休息，但有球类等比赛的时候，买票困难，有关方面也不予照顾。
他谈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其他各界代表都接见过，却没有接见过中小学教师。
在福利待遇方面，教师也是较低的。
他说四川有的地方的教师的宿舍很简陋，而附近工厂职工宿舍却是高楼，真有天渊之别。
小学教师的工资也不如工人，因此教师愿去工厂工作而不愿留在学校。
他说，工资待遇，政治待遇，再加上社会上一般人对中小学教师不够尊重的看法，使很多中小学生不愿意考师范。
他还谈到，各地学校的统战工作作得是不平衡的。
有的学校里，党与非党人士处得好，有的学校里，党员有宗派主义。
他说，有宗派主义的地方，党员校长和党支部书记多半都是青年人，不大懂业务，和老教师闹不团结。
他们认为老教师落后，老教师认为他们不懂业务，彼此看不起。
上级在提拔干部时，多是重德不重才，党员团员就行。
提拔以后，就派到各个学校担任校长、教导主任等职务。
这些年青人又不虚心和老教师相处，向老教师学习。
而教育行政部门了解工作情况，又是只听他们的汇报。
他说，他在四川视察的时候，当地教育局介绍他到一个学校去视察，这个学校是被认为党与非党关系不错的学校，校长是优秀校长。
可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教师提出的很多严重意见，甚至是一般学校少见的。
他还谈到，北京有一个学校校长和党支部书记有宗派主义，引起老教师不满。
教育局去调查，向学校党支部了解情况，没有解决问题；
教师又向北京日报写信，北京日报去人调查，也是向党支部和人事部门了解，也没有解决问题。
最后教师给他写了信，他把信转给教育局，到现在一年多了，也没有下落。
吴研因认为：
本报的“周建人同意‘拆墙’须从两面来拆”的标题是“暗示党外人士不必多嘴”。
他认为这等于向党外人士说：
“去你的吧，你还是回去闭门思过。”
吴研因发言中说：
我们的座谈会在第9次（22日）座谈时，我没有列席，可是我对座谈会的发言，仍很注意。
我首先注意人民日报的记载。
23日人民日报对座谈会的记载，用特号大字标题，标出“讨论逐步转向深刻化”。
于是，我就细心地找了一下大家的发言是怎样的深刻。
后来看到用二号字排印的小标题，“周建人同意‘拆墙’要从两面来拆”，才恍然大悟人民日报所谓深刻化是对周建老发言的赏识，他的发言，是强调同意民主党派也要拆墙，就是要思想改造。
我们没有谁否认过思想改造。
帮助党整风，也是学习，也就是思想改造的过程。
不过在现阶段，只能强调整党整风，拆墙，拆“三害之墙”。
因为现阶段三害之墙只是在开始拆，而且远远没有拆到下层的墙。
比如民进的中小学教师会员就在喁喁向望，希望在下层拆墙时，他们也有机会帮拆。
身为民进领导，不代表中小学教师讲话，却强调要思想改造，这好像要在党拆墙时，我们来唱对台戏，就是要自行拆墙，不必帮党拆墙，大有消极怠工之意。
毛主席在4月30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对整风运动提出了指示，他说现在是党要整风，要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并不是要民主党派整风；
还说理论学习也可以停下来，否则会冲淡整风运动。
我认为周建老的话，至少是会冲淡整风运动的。
因此，我不同意，民进有不少同志也不同意。
我对周建老的发言固然不满意，但并不想发言反驳，因为周建老有他自己的言论自由，我们虽然不同意，也用不着加以反驳。
可是人民日报却竟赏识周建老的发言，认为深刻化，人民日报是甚么用意？
是不是怕别人帮党拆墙，拆得太厉害了，暗示党外人士不必多嘴，还是自己去改造思想，拆思想之墙，换句话说，“去你的吧，你还是回去闭门思过，不必来插手了”。
因为人民日报的态度是如此，所以写了一篇短文，给光明日报记者转给人民日报。
那文的意思虽然是针对周建老的发言而发的，但实际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实际是对人民日报有意见。
这篇文章是24日写的，25日送去的，到今天没有见登出来。
这或者是因为人民日报的稿件太多，或者因为不合于人民日报的意思。
总之我不理解人民日报所谓的深刻化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所理解的那样？
最后声明：
那篇短文送人民日报，不是一定要人民日报发表。
当时认为统战部不再开会了，所以写了书面的意见。
如果早知道统战部今天还要开会，那我就可能在会上讲，不必写那文了。
刘文辉提出保护公民权利的问题
刘文辉谈的是有关保护公民权利的问题。
他说，在过去，各级干部一般都不能很好地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又据近来整风中揭露的事实来看，在全国范围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相当普遍。
这些不能不侵犯到公民权利。
因为基层干部需要的人太多，一般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不及上层和中层干部，很容易把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如果再加上有些人的骄傲自满，作风粗暴，以至于违法乱纪，那末，公民权利遭到严重的损害就更不待说。
他说，关于这个问题，本来党和国家早就注意到了，因此在宪法第97条明文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
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这条给公民权利提出了有效的保证，也可以说是赋予公民以一种保护权利的权利。
但是普通公民处在有些基层干部强迫命令的作风之下，是否都能有效地行使了宪法赋予的控告权呢？
国家机关对公民权利因干部违法侵犯而受到的损失，是否都依照宪法给予了赔偿呢？
他认为事实上还有问题。
特别是对公民权利被侵犯的损害赔偿，好些机关都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他说，历史上剥削阶级的政府，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极为残酷，根本说不上保护公民权利的问题。
但他们的政权毕竟是脆弱的，他们的力量毕竟是分散的，他们的命令不是经常都能贯彻的，好些时间都是政令不出都门，加以社会的组织不严密，因此好些人民在紧急关头可以想出种种办法去躲避。
他说，今天，不仅是人民政权和旧政权的性质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且国家出现了空前的统一，人民的政权表现出无比的坚强，政府的法令随时都得到充分的贯彻，领导的决定每样都做到彻底的执行，也是历史上任何时代都不能相比的。
只有这样，才能为实现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美满的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保证，这是我们政治制度的最大优越性。
他说，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看问题要看两面，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遇到国家执行政策的干部，不用说他是违法乱纪，不用说他把人民的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就是他体会政策的精神不够，发生了较大的偏差，老百姓也就吃不消；
又因社会的组织十分严密，今天就没有躲避的可能。
这时候老百姓应当怎样办呢？
只有依法行使控告权了。
说到行使控告权，恐怕有些老百姓到现在还不知道，纵然知道，也不是没有顾虑的。
顾虑他控告不胜怎么办？
顾虑他控告胜了，对方也不过检讨一番，将来借故报复，又怎么办？
要控告都还有困难和顾虑，更说不上行使损害赔偿权了。
他说，我国民间流传一句老话：
“不怕官，就怕管。”
基层干部经常和老百姓接触，他们直接左右老百姓全家的利害祸福。
因此老百姓的顾虑重重，以致不能主动地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控告权和损害赔偿权，就不是什么难于理解的事情，这样，人民内部的矛盾可能由此越是加深了。
他认为党今后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方面。
他并提出三点建议：
（一）加强基层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把整风运动贯彻到基层去，从思想认识上来解决问题，这是根本办法。
（二）厉行革命法制，首先是严格执行宪法第97条的规定，保障公民都能充分地行使控告权和损害赔偿权。
过去一个干部损害人民权利，往往是检讨一番就算了事，今后如果给他加上损害赔偿的责任，对干部的教育意义将会深刻得多。
（三）加强人民代表和国家监察机关的监督作用。
古语说：
“徒法不能以自行”。
宪法已经公布三年了，公民的控告权和损害赔偿权到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行使，缺乏有效的监督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人民代表有保护选民权利的义务，国家监察机关有贯彻革命法制的职责，党和政府应当加强他们的责任，使他们为保障人民权利而有效地发挥监督作用。
他认为如果能够从多方面想办法来保护公民权利，将大大地有助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解决。
李俊龙根据在东北等地区的视察情况，提出高等院校和厂矿企业统战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李俊龙在发言中，根据他在东北等地区视察十六个院校、两个科学研究机构以及若干厂矿企业的情况，提出了高等院校和厂矿中统战工作存在的问题。
这个问题他分七个方面来谈：
一、加强厂矿企业、院校中的统战工作。
他说，富拉尔基的一位区长兼作统战部长，很多工程技术人员难得见他一面。
富拉尔基是新兴工业地区，城市建设和供应任务很重，很显然，区长兼作统战工作，只能顾此失彼。
他说，很多院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都作得不够好。
但是，群众在这方面的要求很迫切。
因此他希望今后向群众作一些时事政治报告，特别是学术报告，不要非限定党员去作，而应该设法多发挥民主党派成员作用。
党委今后应该更好地运用民主党派组织的力量。
二、若干新兴工业城市的政治思想工作很差，对非党的技术人员注意不够。
三、工会工作不强，工作作得太不好。
他说，东北友谊农场的工会只收会费，不作别的工作，文娱活动也没有人管。
四、评级评薪解决了许多不公平现象，但也带来许多新问题。
他说，过去，有些地方在评级时重德多，对业务、资历重视不够。
有的老教授，工资评得不如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多。
原因之一是有些做人事工作的青年人，工作很努力，但对旧中国情况了解得少，对旧知识分子、旧人员的看法不适当。
他认为人事工作是可以让党外人士参加的。
五、学校中的等级制度太森严。
他说，东北师范大学有的教授见校长要两天以前登记。
开晚会的时候，先长（包括科长）后教授，引起教授的不满。
他认为这种情况应当改变。
六、对新党员、新团员要进行统战教育、旧中国知识的教育和革命传统的教育。
他说，很多新党员对旧中国的知识不多，对革命艰苦也了解不多，以党和毛主席的威信，作为骄傲资本。
他还认为，现在共产党有一千二百万党员，今后接受知识分子入党不必那样快。
有的新党员入党以后，觉得自己是党员，对老教授的态度就变了。
七、他建议高等院校的党委，可考虑由省委领导，而不要由市委领导。
同时，他希望今后省委书记、副书记、文教部长多管一管学校，多检查一些统战工作，那样党与非党关系可能会好一些。
（编者注：
在座谈会上罗子为的发言和陈其尤、茅以升的书面发言明日续登）
支持台湾人民的反美斗争
李纯青
台湾人民反美斗争到底走上街头来了。
05月24日是台湾人民又一次爆发的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斗争。
在这个日子里，台北市民捣毁了美国大使馆，把美国星条国旗撕碎，并且践踏在脚下。
这不仅是推翻美国法庭对雷诺的判决而已，这是台湾人民积压已久的满腔愤怒，即使在美蒋强力控制下，也不可抑止地爆发了出来。
这是台湾人民再一次用血写出的宣判：
不许美国霸占台湾。
美国法庭对满身血污的杀人凶手雷诺宣告无罪，并且把他当做凯旋将军护送回国，雷诺逃生了。
但是美国在台湾的威风死亡了，美国霸占台湾的所有非法的法律和无理的理由通通死亡了。
05月24日告诉我们，美国第7舰队可以开进台湾海峡，但它不能开进台湾的人心；
美国导弹部队可以射击一个军事目标，但它永远不能射倒中国民族的尊严。
刘自然是江苏无锡人，他并不是在台湾生长的，但是，他是中国人，因为他是在台湾的中国人，美国就可以对他格杀勿论。
这不是刘自然一人的被杀，而是美国在刺杀着中国人的生存和自卫权利。
刘自然可以被杀死，所有在台湾的中国人，不分台湾人或大陆去的人，生命都没有保障。
事实上，美国人在台湾杀人行凶、强奸侮辱，是司空见惯的事。
台湾人民对美国仇恨已深，终于在刘自然案件上爆发了。
台湾同胞和一部分居住在台湾的大陆同胞，一同冲进美国大使馆，高喊美国人滚出台湾；
他们要为刘自然报仇，甚至不惜为刘自然的死而死。
这个时候，中国的民族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表现出来了，中国人民大团结表现出来了。
在反美示威的队伍中，除了台湾同胞以外，还有华侨学生，还有刘自然的妻子。
在台北示威群众以外，各地学生纷纷集会，甚至国民党“立法院”和“监察院”的一部分委员也能仗义执言。
他们都团结起来了，团结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
告诉美国侵略者：
在中国民族受到损害的时候，中国人和中国人是会团结的，不但在台湾的中国人能够团结，在台湾的中国人也将同在大陆的中国人团结起来。
你们休想把一部分中国人同另一部分中国人永远分开，休想制造“两个中国”！
告诉美国侵略者：
台湾人都是中国人，他们脉管里流的是中国民族的血液，他们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有过长期爱国斗争的经验，今天他们为爱国反美而斗争，也即为回到祖国的怀抱而斗争。
你们休想分裂中国的领土，休想制造“台湾独立国”！
在这重要的时刻，我要向蒋介石集团说几句话。
你们背叛祖国，让台湾居民成为无国之民。
因为无国，所以不能保护刘自然的生命，你们虽不杀刘自然，刘自然实由你们而死。
你们把九百万中国人囚禁在台湾岛上，使九百万中国人无国无家。
现在你们又逮捕了爱国者，用刺刀禁止台湾的爱国行动。
你们应该不会忘记沈崇案件，不会忘记中国学生历次抗暴运动；
你们应该记得“二二八”起义，记得那次起义的刀枪和滋味。
这次台北反美斗争，实际比“二二八”起义更深刻、更广泛。
如果你们不释放爱国者，不解除宵禁，不许台湾人民有爱国的自由，怒火不会不向你们身上延烧。
你们对美国那样卑躬屈膝，也应该有自知之明：
美国并没有给你们记功，对你们的压力还是有加无已。
你们在美国全盘棋局中只是一枚小卒，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这枚小卒的时价早晚不同。
你们已经大大被贬值，连存在都发生问题了。
美国准备的两个候补者——廖文毅和所谓“自由分子”，随时等待你们被撵下台。
中国有句老话说：
“狡兔死，走狗烹”。
走狗不中用或者不合用，也是要被杀掉的。
到时候了，蒋介石应该停止卖国自求生路了。
在这重要的时刻，我还要向全世界说几句话。
首先，我们感谢各国舆论对台湾人民反美斗争的同情和支持。
我们了解：
那些同情和支持，包含着对人类正义、人道、法律平等观念的保护，也有一部分包含着被压迫、被侮辱者同病相怜的感情。
在有美军驻扎的国家，到处都发生类似刘自然的案件，或者比这案件更加悲惨的案件。
美军所到之处，国家主权和基本人权沦丧净尽，居民时刻受到破国亡家的灾祸。
我们向一切破国亡家的人，一切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人呼吁：
团结起来！
请美国军队滚回家去！
现在台湾人民的反美斗争虽然暂时被强压下来，但是可以想像，人心是激昂的，暗潮是澎湃的，因为问题并没有解决。
关于刘自然案件，美国已经拒绝重审雷诺。
即使重审了，也不可能有公道。
蒋介石集团逮捕大批的爱国者，台湾人民没有爱国的自由，许多人为了爱国而牺牲生命，而坐牢，而受监视。
但是在祖国的大陆上，没有一个犯罪的美国人可以享受特权和逍遥法外。
在祖国的大陆上，人民完全有爱国的自由。
台湾同胞们，台湾的爱国者们，你们是有祖国的，你们要杜绝发生第2个第3个以至无穷尽的刘自然案件，道路只有一条：
一切爱国力量团结起来！
把美国侵略势力赶出台湾去！
争取和平解放台湾！
争取台湾回归祖国！
奋斗吧！
台湾同胞们，你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祖国支持你们，正义在我们一边，世界人民的同情在我们一边，最后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美国侵略势力不滚出台湾，台湾人民反美斗争绝不会休止。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举行第12次座谈。
会上发言的有福建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刘永叶、天津市工商联常委（天津造纸公司经理）董少臣、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员会秘书长（天津油漆颜料公司副经理）车重远、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委章元善、上海棉纺工业公司业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述曾、全国工商联常委（广西工商联副主委）卢燕南、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姚维钧。
刘永叶在发言中，建议政府让小商小贩大大开放，来进行自由竞争。
他认为中国人口多，需要的商品花色品种也多，小商小贩有它存在的条件。
如果能让小商小贩大大开放，一方面可以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满足人民需要，一方面又增加一个劳动就业的场所。
他说：
现在自由市场很混乱，不是由于管得太死，而是没有管；
只要把他们很好地管起来，他们是会起很大作用的。
董少臣说：
我不主张完全撤出公方代表。
他又说：
我主张选择几个点以一年为期进行试验，成熟后再全面推行。
董少臣在发言中对于撤出公方代表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
他说，自从人民日报以“天津工商联常委董少臣建议撤出合营企业公方代表”为题登出我对公方代表的主张以后，有人说我想纂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说我要造反，说胆子太大了。
后来有人帮我做了解释，说明这个标题和我的原意有些出入，有人又责怪我说了话不承认。
因此，思想上有些沉重，本想申明一下，也有人劝我不要申明，为了“鸣、放”起个带头作用。
他说，本来大公报记者访问的时候，我并没有系统的准备，就随便说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们资本家接受党的教育已经七年了。
合营后，虽然安排了工作，但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总觉得无事可做；
衡量自己的能力，又不是干不了。
这反映了私方人员有职无权的苦闷心情。
我想，要使私方人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能只靠空洞的语言教训一番，必须让私方人员在企业管理的实践中去锻炼才有可能。
因此，我建议在企业党支部领导和支持下，把国家计划、具体业务交给具有才能的私方人员负责，让公方代表放到更重要的工作岗位（后来新华社播出来是撤出公方代表），这对私方人员是有积极意义的。
我不主张不加区别地把公方代表完全撤出，那样做是有害的，我只是说选择几个点以一年为期进行试验，成熟后，再全面推行。
我认为这样做有几个好处：
第1、私方人员可以有条件学会社会主义管理技术，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人民；
第2、可以精简机构，公方代表可专做党的工作；
第3、党的领导可以掌握全面情况，可以密切私方与党组织的关系，把生产搞得更好。
董少臣发言后，车重远又补充了一点意见。
他说：
关于“公方代表要不要撤出”的问题，天津市的工商业者有的同意，有的反对。
我个人认为在个别合营阶段，公方代表是非派不可的，但是全行业合营以后，情况不同了，一般都成立了专业公司，小的企业变成了车间，层层都派公方代表是否必要，值得考虑。
不过全部撤出，是不堪设想的，因为阶级关系还存在，工人对私方人员的观感还不能一下子改变过来。
章元善说：
“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个别的”，这句话容易成为官僚主义的护身符。
章元善说：
党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我们感到义不容辞。
我曾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了五年，参事室搬了几次家，愈搬愈远，我也感到愈想靠近党愈困难。
现在三大主义已经发展到危险的程度，很多意见反映上去得不到及时处理，问题愈积愈多，党与群众之间的墙也就愈厚、沟也就愈深。
有些问题，上面已经作出决定，到了下面又被保密起来，没能贯彻。
他说：
现在保密的事情太多，甚至有的疗养所的作息时间都保密。
他建议政府把保密范围缩小，让更多的人知道国家更多的事情。
他说：
解放后，在公文里常常会看到这样的话：
“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个别的”。
这句话容易麻痹大家对缺点的认识，做了官僚主义的护身符。
大家要对小的缺点提高警惕，因为小的会发展成大的，个别的也会发展成普遍的。
他最后希望党对党员加强教育，希望公方和私方一齐学习，同时受同样教育，以便思想认识一致。
陈述曾提出了资方代理人对酬劳金的意见。
陈述曾发言中反映了上海棉纺业资方代理人对酬劳金的意见，他认为这个问题是棉纺业内部矛盾之一。
他说，在公私合营企业暂行条例中资方代理人的酬劳金有着明确的规定，这说明酬劳金是资方代理人应得的合法利益（当然不一定是合理的利益）。
资方代理人提出酬劳金问题已经一年多了，而上海工商联的领导人物一拖再拖，似乎准备拖过三年七年，把这个合法利益变为不合法。
他认为政府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有缺点的；
去年说，酬劳金不必谈了，今年又说，可以由私方自己协商，真是一个哑谜。
这个情况，反映了资方代理人同棉纺业同业公会的领导层之间是缺少共同语言的。
接着，他对千家驹的发言提出了批评。
他说，从资方代理人的角度来看，千家驹的发言跟我们资方代理人的思想感情有着很大的距离。
他不同意千家驹所说排队买东西会在思想上滋生一些留恋资本主义的情绪；
相反，如果对排队有所不满，只是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是积极性的表现。
他认为千家驹把脱胎换骨说成超凡入圣也不对，他说，我们绝大部分工商业者对于抽筋剥皮固然害怕，而对于超凡入圣也不感觉舒服，如果说工人阶级是圣人阶级，资产阶级是凡人阶级，那恐怕有许多资产阶级要放弃改造，工人阶级也有许多要背叛自己的阶级。
接着，他反映上海一些代理人的不满情绪：
说我们代理人代理得太多了。
我们代理经营管理，代理剥削工人，代理五毒，代理受教育，代理大老板过关，代理……而那些在工商界团体领导层里的人物（即代理资方的代理人）却是代而不表，表而不代。
最后他要求在工商联、民建等组织中有自己的代表席位。
卢燕南希望改变对“资本家”的称呼。
卢燕南在发言中，主要谈的是公私关系。
他谈到：
现在有些党团员仍以旧眼光看待私方人员，对他们不信任。
有个厂，上级有事通知开会，厂长不在，让秘书去；
秘书不在，让党支书去；
党支书不在，让工会主席去；
都不在，宁可缺席，也不让私方人员去。
有的厂，党与非党人士犯了错误，教育方式也不同，一是内部教育，一是开会批评，甚至发通报。
他说：
我们是资本家，但是有人叫我们“资本家”、“先生”或“老板”，心里总有些不舒服，听到有人称“同志”，心里就很兴奋，他希望社会上能改变对他们的称呼，希望报馆也能笔下留情，不要左一个资本家，右一个资本家。
他说：
拆墙、填沟，要公私双方一齐来搞。
从私方人员来说要除三害，即消极性、自满情绪和自卑感。
我们即是国家的公职人员，就要拿出当家作主的样子，正视自己的缺点，虚心学习，不怕碰钉子，主动争取公方领导，积极发挥“财富”作用。
从党这方面来说，要加强对党团员的统战政策教育，让他们和党外人士交朋友，说知心话，公方要大胆信任私方人员，要与私方人员真诚相见；
在企业里，要把民主管理委员会很快建立起来，草拟章程时，要有八办和工商联参加，以便反映多方面的意见。
最后，他提出：
他们省工商联没有党员秘书长，工作中遇到很多困难，要求统战部给他们派个党员秘书长或党员办公室主任。
姚维钧发言中，主要反映工商界家属和女工商业者的情况，她认为工商界家属和女工商业者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之中不少人得到了学习机会，思想有了提高，其中有些人也逐渐得到了安排。
但是还存在很多问题。
如有的因为家务事多、或男工商业者不支持，不能参加学习和社会活动；
有些骨干分子因社会活动太多，家务劳动没时间搞，爱人也发脾气。
她建议有关方面要对男工商业者进行教育。
她还反映了一些中小户工商业者家属生活困难情况，建议政府对他们给予适当照顾。
她又反映了妇女在节育宣传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歧视，要求政府要多方面宣传，并按宪法规定保护妇女儿童的健康。
全国棉花播种工作已经结束
播种面积比去年减少 农业部号召提高单位产量
新华社30日讯
全国各地的棉花播种工作已经结束。
绝大部分棉区的棉苗已经长得三寸到六寸高；
刚刚结束播种工作的东北地区，棉苗也已经开始出土。
主要产棉区黄河流域今年雨水适时，播种质量提高，棉苗出得齐全、长得茁壮，是近几年来没有过的现象。
长江流域不少棉区，由于播种前后阴雨连绵，因而普遍缺苗、烂苗；
现在正在查苗和补种。
目前已经掌握的情况说明，全国绝大多数省份今年的棉花播种面积没有完成国家计划；
比去年减少。
今年国家计划播种棉花九千一百多万亩，已经比去年缩减了一些；
但是各地今年实际播种的只有近八千八百万亩。
这主要是因为：
部分棉区低洼易涝，棉花产量很低，今年改种了粮食或其它作物；
去年有些棉区受灾，棉花收成不好，农民为了解决度荒口粮，在棉田里种上了粮食；
部分棉区往年的棉花种得过分集中，粮食、饲料和烧柴的供应不如粮区充裕、及时，今年多种了粮食。
另外，有些地区播种季节雨水过多，也影响了播种面积。
据新华社记者了解，今年全国的棉花播种面积虽然比去年减少了，但是仍然超过了除去年外的解放前后任何一年。
同时，今年各地的棉田质量比过去好（主要是缩减了许多低产地区的棉田），全国的棉花良种播种面积比去年扩大了一千五百多万亩，国家准备供应的防治棉花病虫药剂数量比去年增加了两倍多，许多先进植棉技术经过去年的实践有了因地制宜的发挥、创造，主要产棉区黄河流域的棉花播种及时、生长良好；
这些都是今年棉花生产的有利因素。
如果今年年景正常，各地又能充分利用上述有利因素，加强田间管理，克服某些不利因素（如某些地区棉苗生长不好、棉田基肥不足等），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今年全国的棉花总产量完全有把握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包括丰收的1955年），并且有可能超过1957年的棉花总产量指标。
农业部负责人说，现在到棉花收获还有三个多月。
为了提高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争取今年的棉花增产丰收，在这个期间必须做好以下几件工作：
（一）防治虫害，尽量利用国家准备充足的农药械，作到不因虫害而减产。
根据往年经验，只要做到这点，就能增产15％—20％。
为保证做好这件工作，各地农业社必须及早安排治虫的资金和劳动力，并希望各地政府帮助有些农业社克服资金不足的困难。
（二）增施肥料。
各地除了充分利用商品肥料外，要尽量利用人粪尿和各种农家肥料施行追肥。
（三）麦收前后，农业社要合理安排劳力，做到麦收、夏种和棉花的锄草、治虫四不误。
（四）加强后期棉田管理，做好灌溉、排涝、后期中耕和整枝等工作。
厂矿托儿组织收托了三十多万职工子女
贯彻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是托儿工作发展很快的重要原因
本报讯
厂矿企业的托儿工作开展很快。
1956年底统计，企业行政举办的托儿所有八千二百四十六处，收托儿童二十二万二千多人，幼儿园二百八十一处，收托儿童二万三千三百多人，职工宿舍家属群众举办的托儿站、幼儿园共有一千七百七十四处，收托儿童九万一千八百多人，此外还有许多儿童会、儿童队、儿童组、好孩子组、小学生自习组、辅导组、暑期儿童乐园等各种各样形式的组织，对儿童进行着学龄前教育和课余活动的辅导。
这许多托儿所和托儿站都贯彻执行了“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
上海三民帆布厂利用职工宿舍的房子，粉刷一下墙壁，添置一些简单的设备，只花一百多元钱便建立了一个小型托儿所。
有许多家属群众举办的托儿站、幼儿园更是白手起家。
如鞍山市共和卫职工家属自己动手捡砖、献砖，盖起了五间崭新的房子；
天津恒源纱厂，职工让出空闲房屋成立了托儿站。
有些儿童队，儿童会等组织，都是在宿舍周围的空地上，冷天找太阳，夏天找荫凉，雨天到辅导员的家里或家属委员会办公室去活动。
许多托儿所、托儿站的工作人员，十分注意精打细算，节约开支。
大连起重机厂托儿所的。
工作人员在一个月内，自己制作了三百多件玩具，节省了一百八十多元。
上海林康袜厂和大中袜厂联合举办的托儿所的小床，是用旧木料作的，上海有许多托儿所为了节约用水，把消毒用具的开水来擦地板。
许多托儿所、托儿站还在花钱少、营养价值高的原则下设法自制奶糕、豆浆、饼干等多种多样的食品，孩子们喜欢吃，也降低了伙食费用。
为了提高厂矿企业儿童工作的业务水平，1956年全国妇联与全国总工会共同举办了两期厂矿企业托儿所所长训练班，各地卫生部门也开展了多种多样方式培训保育人员的工作。
许多托儿所、托儿站尽力满足群众的需要，给了职工很大的帮助。
如哈尔滨地方服装厂曾有三十三名女工因孩子送不进托儿所停薪留职，经过该所工作人员想办法利用废料扩充设备，收容了这些儿童，使这些女工又回到了工作岗位。
在收托时间及收托制度上也尽量给群众方便，为了使女工能安心地参加文化，技术学习，有些托儿所延长了孩子受托时间。
常州戚墅堰车辆厂托儿站，根据家长的需要，把全站儿童分别编成整日班、半日班、隔日半天班等十四个班。
上海铁路红厦托儿站帮助接送家里没人照管的儿童。
有些托儿所、站还设立了一部分全托床位，女工出差、生病或男职工家属住院无人照顾孩子，均可把孩子临时全托。
上海国营毛纺织三厂托儿所，遇到母亲上中班或刮风下雨等特殊情况时，孩子可得到临时全托。
郑州国棉一厂职工宿舍的孩子送入托儿站以后，夜班职工得到充分休息。
筒摇车间焦蕙芳说：
“过去孩子闹得睡不好觉，上夜班看四十个纱筒还完不成计划，自孩子入托儿站后看八十个纱筒都能按日完成计划，别人说我进步了，我说不是我进步，而是托儿站帮我解决困难啦”。
（范蓉）
不久前，天津市福利公司好几十位具有多年理发经验的理发师，又重新回到理发店直接为顾客服务。
这是曾担任第二福利总店工会筹委会主任的刘金华理发师又回到理发店工作。
新华社记者 张映华摄
接受去年小麦被淹的教训
安徽沿淮地区及早准备夏收
新华社合肥30日电
安徽省沿淮河灾区的农业社接受去年小麦被淹的教训，积极准备早收和抢收午季作物，并决心在淮河大汛之前收完。
去年淮河汛期来得较早，沿淮洼地农业社事先收麦准备不够，许多麦子被淹，损失很大。
而今年沿淮各地麦子又种得特别多，长得特别好，但是农业社的耕畜瘦弱、农具缺乏，给夏收工作带来困难。
同时，还有发生特大洪水的可能。
根据这种情况，沿淮地区的各级中共党委，早在4月下旬就领导农业社作了早收、抢收的各种准备工作。
凤阳县灯塔农业社计划把95％的劳动力投入夏收，首先集中力量抢收四千亩低洼湾地的小麦，然后再收高地的麦子。
卫东农业社根据麦子成熟期的早晚，从晚麦较多的队抽出三百多个劳动力，再从没有夏收任务的蔬菜队抽出一百七十个劳动力，支援早麦较多的队抢收。
怀远县姚山社耕畜农具不够，就组织了二百多个劳动力，准备用网抬，担挑等办法，抢运靠村庄较近的一千四百亩小麦。
在行洪区和蓄洪区以及内涝严重的洼地，各县、区、乡和农业社还作了两套夏收计划，准备天气变坏就按坏天气的计划进行抢收；
并且从上到下成立了抢收打涝指挥部（队），领导这个工作。
阜南县所有洼地的农业社，都把劳动力分成防汛护堤、打涝抢收、处理湿麦等几套班子。
每个生产队都准备了两盏马灯，以便连夜抢收。
安岗区联淮社二十五个生产队，每队都搭了六间以上的庵棚，准备下了船只、门板和箔席等打涝工具。
猪肉供应情况开始好转
最近大多数地区生猪生产发展得很快，国家收购数量迅速增加，猪肉供应状况已开始好转。
据初步统计，目前我国主要生猪产区之一湖南省除了屠宰和外调的以外，还有存栏猪五百七十万头，比去年年终增长了10％。
浙江省养猪已达三百七十七万头，比这个省养猪最多的1954年还多五万多头。
不少大、中城市目前都正在积极地建立生猪的生产、供应基地。
中共湖北省委和人民委员会已作出决定，在武汉市周围的黄冈、鄂城、孝感、黄陂、武昌、汉阳各县和武汉市郊区建立起武汉市的生猪生产、供应基地。
随着生猪产量增加，国家的收购量也增加了。
去年05月份平均全国每天收购六万六千头，今年增加为八万三千头。
几个重要产猪省的收购情况比去年增加幅度都很大，湖南省今年05月比去年同期增加60％；
山东省增加133％。
猪肉供应紧张的局面已开始在大部地区缓和下来。
北京市目前每天供应一千四百头，星期天供应三千六百头；
天津市平时供应六百五十头，星期日供应二千头；
上海市平均每天供应三千五百头。
中等城市和县城也都先后增加了供应量。
前一时期比较紧张的郑州和保定市，每天只供应几十头猪，现在分别增加到一百五十头到二百头。
重庆市已经取消限量供应方法，改为凭购粮证自由购买猪肉的办法。
杭州市3月份每天供应二百八十五头，4月份增加为四百三十九头，市民在上午、下午都可以买到猪肉。
浙江省绝大部分的县城猪肉也都是充足供应的。
由于收购情况好转，库存增多，山东、四川和浙江等省的很多县区，都要求生猪外运。
今年端午节的猪肉供应将比往年增加。
但是生猪的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有些地区如辽宁、黑龙江、山西等省发展比较慢，因此市场供应还比较紧张。
辽宁省现在每月还要由别的省调进两三万头来供应，买不到肉的现象在很多城市仍旧普遍存在。
·新华社·
社会服务业职工的光荣任务
——在北京市服务业职工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北京市工会联合会主席 王炯同志们：
今天是北京市饮食业、理发业、浴堂业、零售商业的服务人员，汽车、电车工人和公园服务人员解放以来的第1次大聚会。
我代表市工会联合会对从事社会服务工作的同志们光荣的有成效的劳动表示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
（一）社会服务业职工的劳动受到广大人民的尊敬北京解放以来，我们社会服务业的职工群众和其他工人一样，成为国家领导阶级的一部分，我们在党的教育下提高了阶级觉悟，以主人翁的劳动精神，为首都人民的日常生活服务。
在早晨四、五点钟人们还在熟睡的时候，我们的汽车、电车工人就把车开到各个站口，等候着上班、上课、上市的乘客；
供应新鲜蔬菜的店员工人和食堂的炊事人员也都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在人们欢度节日和假日的时候，也正是我们的工作最忙碌最紧张的时刻，服务人员总是全体出勤，售货员要供应比平日加倍甚至多几倍的商品；
浴堂的服务员一个人要同时招待三、四十位顾客；
一个理发员最忙的时候一天要为三十多个人理发。
汽车和电车的售票员大部分时间挤在人丛中工作，无论在严寒或酷暑中都照样工作八小时。
零售商店卖肉的售货员在春节为了保证供应连续几天夜间剔肉，有时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
饭馆在最忙的时候，顾客接踵、座无虚席，有的服务员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夏天太热，厨师有时热得只喝盐水吃不下饭。
我们的工作很艰苦，但是我们却热爱自己的工作，愿意把全部精力献给为人民服务的事业。
例如在浴堂里做了三十多年搓修工的刘凤池同志，他的工作态度和出色的技术受到很多顾客的感谢，很多顾客和他建立了友谊，他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工作精神还是很饱满，老当益壮。
又如常秀桐同志作了十七年理发工人，他理出来的发型得到很多顾客的赞扬。
现在，他已经被提拔为理发部经理，还照样作活，他说：
我要终身为顾客理发。
老厨师杨永和同志创造了很多价廉味美的新菜，受到顾客的欢迎，他为了让更多的人学好烹调技术，一个人带了四个徒弟。
很多新参加工作的职工和青年徒工，刻苦地学习业务和技术，例如青年电车售票员赵玉敏同志，在下班以后回到宿舍还利用废票来练习售票，每天早晨独自到龙潭去喊“车路用语”，很快就成为业务熟练的售票员。
像这样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
他们这种热爱自己的工作、热爱劳动的精神，是值得表扬、值得大家学习的。
随着首都建设事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服务业职工的队伍不断壮大，劳动效率也不断提高。
我们的公共汽车1956年运送了乘客二亿三千五百多万人次；
电车在1956年运送了乘客一亿四千七百多万人次，现在每天乘坐汽车和电车的乘客平均有一百二十万人次；
饮食公司所属的国营食堂十二处和公私合营门市部四百九十二个，每天来吃饭的有二十一万人次，吃早点的有二十五万人次；
据全市六十三处浴
堂和七百三十九处理发馆的统计，1956年洗澡的人近七百万人次，理发的人达一千二百余万人次；
十大公园1956年接待的游客达二千一百四十六万余人次；
在食品杂货，糖业糕点，百货公司等单位里的售货员每天接触着成千上万的顾客，从柴米油盐到一针一线都要从商店里供应；
郊区的供销合作社辛勤地供应着农村人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这些劳动看来都是平凡的，但是不能设想没有这些平凡的劳动，首都人民能够生活得这样幸福和工作得这样顺利。
我们的党和政府一向关怀我们的劳动，解放以来，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起了根本的变化，我们服务业职工同样提高了社会地位。
我们之中有十八名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
1956年先进工作者运动中涌现出很多先进工作者和先进单位，仅理发、浴堂工人中就有二千二百七十一个先进工作者和二百零三个先进小组和单位，汽车工人中有六百八十九个先进工作者和二十八个先进集体，电车工人、饮食业和公园服务人员、商店售货员也有成千上万的先进工作者。
厨师田文宽同志列席了全国人民政协，理发员常秀桐、售票员牛凤鸣、售票员王林等同志当选为市人民代表，还有不少人参加了市政协会议或当选为区人民代表，这些同志代表我们参与着国家大事的管理。
我们的社会是“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的社会，每个人都应该懂得自己劳动的意义，也都应该尊重别人的劳动，这是我们的社会的特征。
在旧社会生活过较久的同志们都有很深刻的体会，从前我们服务人员被看得低人一等，受到的是打骂凌辱，而现在我们的劳动受到了社会上广大群众的关心和尊重。
广大顾客称呼我们是“同志”，我们工作得好，顾客向我们 道谢，和我们握手，表扬和鼓励我们。
例如1956年各公园就接到游人一万一千多件表扬的意见；
浴堂服务员杜兆明同志两年来没有顾客对他提出不满的意见。
1956年全年受到顾客表扬一千零五十一次；
汽车上那样拥挤，乘客仍然在意见簿上写下他们的感谢和关切的意见，先进售票员高增勋同志1956年就受到一百二十七件书面表扬。
很多服务部门和服务员都收到过报社转来或直接寄来的人民来信，向我们表示感谢和慰问。
不少顾客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关心我们工作中的缺点；
向我们提出各项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改进工作，解除困难。
这些都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我们已经不再是低人一等，侍候别人的人，我们是直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者服务，因此，我们的劳动和其他行业职工的劳动同样是社会主义建设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我们应该为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我们的工作也受到政府的亲切关怀，随着服务事业的发展，我们的劳动条件已经有了改善。
不仅较大的企业进行了很多重大改进，一般条件比较困难的中小型单位也都在政府的支持下作了尽可能的改善。
例如政府在1956年就贷款十四万四千元给五百八十六户中小型理发馆增添设备和改善卫生条件；
饮食业厨房狭窄、空气不流通等情况也正在逐步改进，1956年在这方面的投资就达八万余元，我们已经有了不少比过去宽敞的食堂，卫生条件也在政府卫生部门的指导下不断改善。
此外，我们的工资福利待遇也都有所提高，我们已经普遍实行了劳保条例或劳保合同。
这些都鼓舞了我们的劳动热情。
（二）要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
同志们，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信心百倍地从事着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我们在服务工作岗位上也正在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并且已经开始取得新的成绩。
但是，我们的服务工作是不是已经做得很好了呢？
我们工作中浪费人力物力的现象是不是已经很少了呢？
我们从事社会服务工作的全体同志们是不是都勤勤恳恳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呢？
现在还没有完全做到这样。
我们应该看到：
我们在许多工作中的服务质量还不高，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缺点。
有的同志对顾客不够关心、不够尊重，工作中缺乏主动精神。
例如有些理发员、浴堂服务员还不能想尽方法节省顾客的时间；
有些汽车和电车的售票员还不能很好地做到扶老携幼，照顾乘客；
有些售票员和服务员对顾客还很冷淡，不问不答，还有少数人残存着“看人端菜”的作风，有的人对购买东西不多而又喜欢挑拣的顾客表示厌烦；
还有些同志以生硬甚至蛮横的态度对待顾客。
有的饭馆服务员和浴堂服务员对顾客的态度很不耐心。
有些服务单位，尤其是部分食堂的卫生条件不好，影响到顾客的健康。
有些新参加工作的同志和青年工人业务极为生疏，而又粗心大意，因而工作中出现了很多差错，也常常引起顾客的不满。
我们还应该看到：
我们的事业中还存在着浪费现象，我们的工作中还有很大潜力。
有些部门和环节上管理工作落后，例如一些服务员的交叉上班还不能完全适应顾客的流动规律，忙闲不均的现象还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汽车和电车有时还发生车档不匀，造成“头车挤、二车满、三车松、四车空”的现象。
有些单位浪费物资的现象也很严重，仅据饮食公司的不完全统计，1956年一年各方面的浪费就达十万元以上，其中仅磁器破损一项就达二万九千五百元；
有一个卖涮羊肉的食堂三个月就浪费肉头二千二百九十八斤，相当于七十六只活羊，其中仅扔掉的肉就相当于十只活羊。
据检查，全市公私合营食堂的面袋有50％有一些浪费，如果以每个面袋浪费5钱面粉计算，全年就要浪费掉一万三千斤，相当于一百三十亩土地的产量。
在商品保管中霉坏变质的数字也很大，食杂公司1956年一年损坏商品等所造成的浪费就达二万二千九百零六元。
这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我们工作中存在的缺点是和我们有些职工同志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不高分不开的，有些同志对本身工作的重大社会意义认识不足，不了解劳动是没有什么贵贱的分别的，还或多或少地受着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轻视自己的劳动，认为自己是伺候人的，感到低人一等。
同时，旧社会轻视劳动、特别是轻视服务人员的劳动的遗毒确实还没有完全扫除干净。
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人对服务业职工的劳动不尊重，或者任意支使，或者盛气凌人，甚至还有少数人用轻佻下流的态度去侮辱女服务员或者开口骂人，动手打人。
这种轻视服务业劳动的坏风气，使得一部分服务业的职工对服务工作缺乏感情、缺乏应有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加以工会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进行的不够，对职工群众的错误思想认识缺乏及时的帮助，对群众的合理要求也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这就不能更好地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来提高服务质量了。
（三）发挥主动精神，依靠群众，千方百计，克服困难
为了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们要在这次会议上共同研究一些问题。
首先，我们来研究如何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问题。
我们中间的多数人不是在直接从事生产的单位工作，但是我们同样有很大可能为国家增加生产、节约物资，并且可以通过我们的劳动节省顾客的时间和精力。
我们很多同志已经在这些方面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例如花园食堂改进了添火的方法，每个炉灶每天可以节煤三十斤，仅就全市公共食堂的五百三十五个炉灶计算，如果推广这一经验，一年就可以节约煤约三千吨，汽车、电车在节油节电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仅白宝琴车组一个组去年一年就给国家节约了九百公升汽油。
先进售货员能够很快地让顾客买到满意的商品，在业务繁忙顾客拥挤的情况下，就可以减少排队等候的现象，节省顾客的精力。
这些事实都说明我们服务工作中增产节约的潜力是很大的，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订出各自不同的具体奋斗目标。
但是，应该明确指出，我们服务部门必须在提高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必须处处关心顾客的需要，珍惜顾客的时间，不断提高我们的业务技术水平、减少工作中的差错事故。
要注意防止可能产生的片面强调增产节约而忽略了服务质量的偏向。
汽车电车不能只顾追求节油节电而影响正点行车，商店不能单纯追求降低损耗而影响足斤足尺，理发员不能因为追求快速而降低技术要求，饮食业不能因为节省材料而降低饭菜质量。
我们应该把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坚决反对一切浪费紧密地结合起来，发挥全体职工群众的智慧来改进工作。
这样，我们的工作才能得到广大顾客的支持和协助，我们的增产节约运动才能实事求是地深入地开展下去。
其次，我们来研究一下如何转移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进一步争取群众支持的问题。
由于不少群众对我们的劳动不够了解，因此我们就应该向社会上作宣传，使广大群众了解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看来是简单的，但它同时是很艰巨的。
一个饭馆服务员要照料一、二十个顾客吃饭，既要记住饭菜的名称和数量，又要记住先后的次序；
一个浴堂服务员，不出屋门一天要走五、六十里到七、八十里路；
一个售票员每天上下车二三百次，一个电车司机要在车上站着工作七个半小时，要保证安全还要争取正点行车；
一个售货员要通晓各种商品的规格、质量和用途，要懂得顾客的心理和需要，要学会算账、包装等技术，有时一个人要应付七、八个甚至更多的顾客，一个生手就会眼花缭乱，手脚无措。
当广大顾客了解到我们的工作的重要性的时候，他们就会尊重我们，体谅我们。
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在要求广大群众了解我们工作的时候，还必须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加强业务技术教育，提倡尊师爱徒的风气，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不断提高业务技术水平，力求克服工作中存在的缺点，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使广大群众明显地感觉到社会主义企业中的服务人员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确实和旧社会不同，争取他们的支持和爱护，促使他们尊重我们的劳动。
有一些顾客和乘客对我们不礼貌，不尊重，有一些人甚至刁难或者侮辱，我们也必须对他们进行适当的批评，要他们去掉把服务人员当做下等人的错误思想，要他们平等地对待我们，如果有一些人仍然蛮不讲理，不接受我们善意的批评和劝告，我们甚至可以拒绝为他们服务。
至于对那些为数很少的有打人、骂人等恶劣行为的人，特别是侮辱调戏女店员的流氓分子，必须要求政府给他们以制裁，不能由他们任意胡作非为。
为了改变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还必须动员社会舆论，对这些不尊重服务人员的思想进行批评教育，树立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新的道德观念。
服务人员和被服务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相尊重，互相关切，互相体谅，互相批评的同志关系。
既然大家都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就应该互相支持，彼此合作，这样才有利于大家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
当我们工作有缺点的时候，他们也就会提出善意的批评，使我们能够依靠广大群众的监督来搞好企业。
此外，我们和顾客之间发生纠纷还有另外一些原因，例如顾客排队时间过长，秩序太乱，因而发脾气，我们也应该主动地耐心地去说服。
还有由于工作中彼此都有缺点和互不谅解所造成的纠纷，这就要研究问题发生的根源，采取适当的办法交换意见，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汽车公司和东郊一个工厂的职工开座谈会，互相提意见，改进工作和改善相互之间关系的经验，很应该参考和运用。
这种办法在商业和服务业中也曾使用，收到显著的效果。
最后，我们来研究一下如何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的问题。
我们必须加强政治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培养对社会服务事业的热爱。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经济日渐繁荣，国家越富强，人民的物质福利越多，我们的事业就会越发展，对服务水平的要求也就会更加提高，所以服务业是很有前途的。
我们的前途是和社会主义建设紧密相连的。
我们要帮助不安心工作的同志们认识到我们的劳动绝不是可有可无，我们的工作关联着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在我们的社会里，最光荣的人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的人。
在我们的社会里，劳动没有高低之分，不管从事任何种类的劳动，只要努力作好工作，都会成为受人尊敬的出色的人。
反之，不安心工作的人，在任何岗位上也不可能成为出色的工作者。
一个人作不好工作，不仅是个人的损失的问题，而且是服务业的损失，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损失。
所以任何一个同志不安心工作，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帮助他提高认识，改正错误的看法。
曾经有人轻蔑地问我们一位服务员同志说“你为什么干这一行？”
这位服务员同志立刻响亮地回答了他：
“我不干这一行，谁为你服务？”
这才是工人阶级主人翁的气魄。
我们是国家的主人翁，所以必须经常关心国内和国际的大事，必须努力学习，提高自己。
比如我们学习过“八大”文件，我们就能够正确认识目前有些物资供不应求的困难也正是显示了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显示了建设事业的突飞猛进，这是前进中的困难，而且是相当长时期内不能完全解决的困难。
因为我们正在集中力量建设工业化的祖国，正在创造美好的生活，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为了将来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忍受一些生活上的困难。
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合作社、勤俭办一切事业，这是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的长远方针。”
国家不可能一下子满足人民的一切需要。
我们既然是国家的主人翁，国家的困难，集体的困难，都有我们自己一份，因此，我们就不要只是抱怨和发愁，而要发挥主动精神，尽最大努力，千方百计地减少困难。
并且动员顾客，依靠群众，协助我们共同克服困难。
此外，我们的工作条件、学习条件、生活条件等方面还有不少问题，尤其是公私合营企业中还有些旧企业遗留下来不能马上解决的困难。
我们一方面应该积极努力争取可能解决的及时解决，一方面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并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加以解决。
至于企业中经营管理不善、制度手续不当等问题，则应积极提供合理化建议，协助领导克服官僚主义，改进工作。
同志们！
大家知道，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一砖一瓦建成的。
它不是靠空想而是靠实干。
现在我们服务业全体同志们正在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正在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一针一线、一丝一缕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这就是我们大家的光荣。
我们相信，我们服务业的增产节约运动将更深入地开展下去，我们的服务质量必将不断提高。
我们将更好地以全部精力为首都全体市民服务。
（按：
此文的题目和文中插题都是本报编者加上的）
防止盗窃隐瞒 做到快打快收
蠡县在夏收中推行“四包”办法
本报讯
据河北日报报道：
中共河北蠡县县委的三个委员和三个区委委员，4月下旬分别在荆丘、正南庄、张庄等六个农业社，通过总结去年夏收的经验教训，摸索到了一条小组包收、包打、包工、包产的“四包”办法。
就是把一定数量的麦田按照工序和包产产量（队的包产产量）分别包给小组收打，超产奖励，减产赔偿。
这个办法，通过社干部、社员讨论和大家座谈，一致认为它有以下四个优点：
一、能防止和减少偷窃、贪污和隐瞒产量；
二、指挥灵便，不窝工，收打快；
三、社员责任心强，管理的好，收打的净；
四、清楚干净，社员痛快，干部省心。
这六个社共一百零四个生产队，就有五十七个生产队决定采用。
到5月16日，全县一千六百四十八个生产队，已有九百一十六个生产队推行了这个办法，其余队也正在推行。
以共第13次代表大会开幕
新华社30日讯
据塔斯社特拉维夫29日讯：
以色列共产党第13次代表大会5月29日在雅法开幕。
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三百一十五位代表。
向代表大会致贺词的外宾有英国、保加利亚和法国的共产党的代表。
代表大会还宣读了其他兄弟共产党的贺电。
大会代表们热烈鼓掌欢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代表大会的贺电。
苏共中央的贺电说：
“以色列共产党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指南，坚决捍卫和平，团结国内一切进步力量，粉碎帝国主义侵略者和他们在近东的帮凶们的各种阴谋，为争取工人阶级队伍的一致和人民的切身利益而斗争。
“苏共中央表示深信，以色列共产党今后将依然一往直前地沿这条道路迈进，并且会在自己的工作中获得新的成就。”
共同的道路
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代表团团员、作家齐尼·萨科中国话我不会讲，且不管它，同志，我希望用阿尔巴尼亚语言来歌唱，一支明朗的歌子，温暖着我的心房。
我们遥远地相隔着，千山万水把我们阻挡，然而我们却频繁来往，像老朋友和亲兄弟，像来到了自己的家乡。
因为世界对你们变了样，因为我们也不像以往，当“阿芙乐尔”巡洋舰发出雷鸣似的轰响，召唤人类走向解放。
条条道路都为我们开放，我们的生活里燃起亮光，劳动大众举起刀枪，烈火席卷，炮弹轰鸣，解放的斗争有如怒涛骇浪。
在斗争中我们抛洒了鲜血，鲜血染红了我们的大旗。
那深红色的旗帜红得像血，我们把它高高地擎起，在硝烟中，在风暴里。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用共同的言语。
我们受过苦，我们已经胜利，我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为了建设共产主义。
1957年05月于北京
范承祚译
南日外务相发表声明
严斥美国企图运新武器到南朝鲜
美国政府应对破坏停战协定的一切后果负全部责任
新华社平壤30日电
据朝鲜中央广播电台广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今天发表声明，反对美国企图把新型武器运入南朝鲜以加强驻在南朝鲜的美军和南朝鲜军队。
声明说，朝鲜停战后，朝中方面严守停战协定，保证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活动，并且为了迅速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作了真诚的努力。
但是，美方不仅粗暴地违反停战协定，非法运入大量的武器和装备，武装了停战后扩充起来的南朝鲜军队，并且为了运进更多的武器，同南朝鲜当局相勾结，迫使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片面地停止了在南朝鲜监督停战的职能。
声明说，特别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国防部长威尔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等官方人士最近公开叫嚣：
要把新型武器运入南朝鲜，把驻在南朝鲜的美军和南朝鲜军队改编为原子部队。
“这些声明暴露了美国侵略集团要破坏停战协定，把新型武器运入南朝鲜，助长南朝鲜统治集团的侵略行为，把美军对南朝鲜的占领永久化的阴谋。”
声明指出，在南朝鲜，人民的反对美军占领和暴行的反美情绪也被激发起来了，美国和李承晚集团企图加强武力来镇压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
声明说，“美国侵略集团的这个阴谋吓不倒朝鲜人民，挫折不了朝鲜人民和平统一祖国的坚定意志。”
声明强调说，“朝鲜人民坚决反对美国侵略集团破坏朝鲜停战协定，把新型武器运入南朝鲜来把南朝鲜变为进行侵略的原子战争基地的阴谋。
朝鲜人民要求，为了朝鲜的和平统一和缓和远东紧张局势，必须严格遵守朝鲜停战协定的每项条款，必须采取实际的措施把停战转变为持久和平。”
声明最后说，“如果美国政府和其他联合国军方面的各国政府无视朝鲜人民的这个切实的要求，竟然进行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严重行动的话，那么它们就要对因此发生的一切后果负全部责任。”
各国科学家发表谈话
原子弹试验对人类危害很大
据新华社布拉格29日电
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28日开始陆续广播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们就原子弹试验对于人类危害问题发表的谈话。
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的记者向一些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提出了一些问题，请求答复。
这些问题包括：
如果放射性灰尘继续增加的话，对人类是不是一种威胁？
在人体组织上造成的后果会在什么时候和什么部分显露出来？
以及世界上是不是有安全的地方？
科学家们将建议采取何种措施来防止这种威胁着人类的原子危险？
据这家通讯社报道，日本西胁康教授在答复中主张应该停止核武器试验。
他认为，锶——90微粒的增多将增加对人类的潜在的危险。
他说：
“放射性危害的值得注意的特点之一是有一个长期的潜伏时期。
有时这种潜伏时期达几个月，有时达二十年以上。
特别是当牵涉到放射性的遗传后果时，我们必须至少等待好几代才能看到后果。
到遗传上的那些后果变得明显的时候，作任何补救都太迟了。
因此，我们必须在那些后果表现出来以前就停止核弹试验。”
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院士在致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的答复中说：
虽然关于原子和氢武器试验的后果的研究还不充分，但是现在已经绝对清楚：
即任何使用原子和氢武器——而且现在正在为了进行战争而试验这种炸弹——的战争都有消灭千百万人、毁灭整个国家以及毁灭科学和文化的巨大而无可替代的成就的危险。
涅斯米扬诺夫说，由于原子核和氢弹的试验日益增多，我们现在注意到大气中和地面上已有数量愈来愈多的长的潜伏时期的放射性同位素，尤其是锶—90和铯—137。
他说，特别危险的是落下来的锶—90的放射性微粒沉渣，这种沉渣会沾染地面、海洋的个别部分，渗入生活在那里的有机体并且毒害它们。
他还强调有必要提到世界没有任何部分能避免放射性微粒这件事，因为同温层中的气流和海洋中的潮流是环绕整个地球流动的。
真的，美国和英国政府为了保护它们国家不受放射性的影响，它们的原子弹和氢弹试验是在远离它们的领土的地方，主要是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
当然，这就会引起大量放射性微粒落在太平洋国家的领土上（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
他提到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对美英议会的呼吁，主张立即停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试验，并表示确信各国人民欢迎完全取消这类武器。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海森贝格教授在他的答复中谈到空气中的放射性物质的特殊问题。
他说，根据他所进行的生物学研究，迄今还没有在任何时候存在着因为原子试验而引起的空气中放射性物质的立即和普遍的危险，但是，他又说：
“军事技术试验如果继续下去是能够在相当时候引起像艾伯特·施维泽尔的呼吁中所说的那种严重的危险的。”
庆祝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
朝中蒙苏国际接力长跑开始
朝鲜青年昨天从板门店停战大厅出发
新华社平壤30日电
庆祝第6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的国际接力长跑今天上午八时从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大厅起跑。
包括共和国英雄李泰焕、模范工人杨容燮等在内的十名朝鲜青年选手从朝鲜民主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张瑞焕手中接过接力棒就向开城跑去。
接力棒上面装有一面锦旗，旗上绣着朝鲜青年致联欢节的贺词。
开城市的群众夹道欢迎青年选手们，并且举行了群众大会。
上午十时，另外十名选手在开城接过接力棒向平壤的方向跑去。
参加这次长跑的朝鲜选手有六百四十名，包括共和国英雄、生产革新者、模范农民、优秀学生和军人等。
他们分为六十四个组，在从今天起到6月05日的期间内跑完从板门店到新义州的四百五十多公里的距离，把接力棒传给中国青年选手，由中国、蒙古和苏联的青年选手把它送到莫斯科。
日本社会党发表声明
反对变冲绳为原子基地
据新华社30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社会党今天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把冲绳岛变成原子武器基地。
声明说：
冲绳美军宣布要在冲绳开始建立“奈克”导弹基地。
“奈克”是能够安装原子弹头的原子武器。
美军以前曾经向冲绳运进“诚实的约翰”火箭，现在又要运进“奈克”导弹，正在进行着使冲绳成为原子武器基地的活动。
声明指出：
这是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的计划要向冲绳派驻原子部队的先声。
另外，美军正以全力要把远东地区建成为原子武器基地。
例如美国正在准备把“斗牛士”式导弹运进台湾，用原子武器装备南朝鲜。
这不但不能保障日本的安全，反而会加剧日本周围的国际紧张局势，加深原子战争的危机，增加了使日本民族灭亡的危险。
新华社30日讯
美国国防部昨天宣布，美国正计划在冲绳岛建立导弹基地。
据日本“每日新闻”今天透露，美国准备在冲绳岛建立的导弹基地将达八个之多。
“每日新闻”说，冲绳的美军当局在昨天说，美国将用一亿美元来建立这些基地。
预料建设工程将从今年秋天开始，一年后完工。
冲绳岛人民和日本公众一直在强烈反对美国企图把冲绳岛变成原子基地的计划。
日本米丘林会代表团到京
据新华社讯
日本米丘林会访华代表团30日晚在团长、日本米丘林会会长、北海道大学教授、理学博士松浦一率领下到达北京。
代表团全体人员是：
副团长鹫美京一；
团员德田御稔、萩屋董、石埼三郎、江川友治、龟井健三、矢富良宗、田边鹰次郎和志贺浩等人。
美国二十五位科学家宣言
要求禁止核武器试验
新华社29日讯
塔斯社纽约28日讯：
据美国报纸报道，二十五名美国著名科学家在美国一百家大学的教授和教师中散发一个宣言，号召他们支持争取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运动。
宣言的发起人当中有两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化学家保林和遗传学家赫尔曼·莫勒。
在宣言上签名的还有美国科学发展促进协会主席劳伦斯·斯奈德等人。
宣言说：
“我们认为迫切需要立即采取措施来缔结禁止试验一切核武器的国际协定。”
芬兰共产党第11次代表大会开幕
王首道代表中共中央祝大会获得成就
新华社30日讯
赫尔辛基消息：
芬兰共产党第11次代表大会5月29日在赫尔辛基开幕。
大会将听取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讨论党纲草案，修改党章，并且改选党的领导机构。
苏联、中国、法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西班牙及其他国家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派代表出席了大会。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是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王首道。
芬兰共产党主席阿尔托宁在会上致开幕词。
他指出了芬兰共产党所遵循的国际无产阶级大团结和各国人民友好的主张的重大意义。
他表示，芬兰共产党愿意同一切反对把芬兰卷入西方国家军事、政治计划而斗争的人合作，同一切维护芬兰的和平外交方针的人合作，而芬苏两国的友谊和合作是这种政策的基石。
芬兰共产党总书记培西代表党中央委员会作了工作总结报告。
新华社布拉格30日电
赫尔辛基消息：
中共中央代表、中共中央委员王首道29日向芬兰共产党第11次代表大会致贺词，并且宣读了中共中央的贺电。
王首道说，芬兰共产党在漫长的岁月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紧密地联系群众，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今天芬兰共产党已经成为芬兰国家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力量。
我们为了你们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莫大的欣慰和鼓舞。
王首道接着说：
尤其使我们高兴的是，在1956年国际反动势力向和平和社会主义发动疯狂进攻的那些日子里，芬兰共产党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声援了埃及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在匈牙利问题上坚决支持了匈牙利的社会主义事业和苏联对社会主义匈牙利的援助。
我们认为，你们所采取的行动完全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对维护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王首道说，中国人民和芬兰人民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
我国政府和人民十分珍视芬兰人民和芬兰政府的友谊。
我们相信，这种友谊和交往今后还会继续加强。
王首道说，中国人民在实现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为社会主义工业国的艰巨任务的时候，非常需要向世界各国人民首先是苏联学习各种各样的经验和知识，十分珍贵各兄弟党、兄弟国家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王首道对于芬兰共产党一向给予的同情和支持表示恳切的谢忱。
他说，中国共产党人正像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一样，始终是你们在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斗争中的忠实战友。
王首道最后宣读了中共中央的贺电。
贺电全文如下：
芬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转芬兰共产党第11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代表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中国人民向你们的代表大会致以兄弟般的、热烈的祝贺。
芬兰共产党在长期的英勇斗争中，为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为保卫世界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作出了重大的努力。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于你们党在这一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深感欣慰。
我们深信，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在进一步加强你们党的团结、加强芬兰工人阶级和全国爱好和平、民主和爱国的力量的团结方面，必将作出卓越的贡献。
祝芬兰共产党和芬兰人民在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获得进一步的成就。
祝代表大会胜利地完成它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农业参观团到京
据新华社30日讯
由苏联农业部副部长彼得罗夫率领的苏联参观中国农业展览会代表团一行三十九人，在今日下午乘机到达北京。
这个代表团是由苏联农业部和国营农场部联合组成的。
访波兰“煤钢之都”
谢文清
乘汽车从华沙往西南行，经过两百多公里之后，我的视线就从平坦无际的原野和茂密的森林移向那一簇簇冒着浓烟的烟囱上去了。
不用问，我就知道已经进入西里西亚（波兰人叫做“什龙斯克”）境内了。
再前进，就有更多的烟囱和矿井卷扬机映入眼帘。
在密织的铁路线上东奔西驰的列车常常阻挡着汽车的行驶。
田野中纵横交错地排列着一行行架着高压电线的巍峨的铁塔。
这一片高度工业化的景象就已使我相信：
卡托维兹不愧为“波兰的煤钢之都”，也堪称“欧洲第2个鲁尔”！
来到卡托维兹后，波兰新闻界的同行就首先领着我参观和了解城市的概貌。
连然斯基同志陪着我登上电车，并告诉我：
“这条电车线有八十公里长，在这八十公里内，你可以粗略地欣赏一下市容。”
他还告诉我许多可观的数字。
他说，波兰人把煤比作“黑色的金子”，因为煤是波兰取之不尽的宝藏，也是最主要出口货。
波兰现在年产九千五百万吨煤，其中92％是卡托维兹省生产的。
波兰每人每年平均生产近四吨煤，这个数字仅次于英国而居世界第2位。
有了煤，钢铁工业就随着这个有利条件发展起来了，卡托维兹每年产钢占全波钢产量五百万吨的82％。
电力工业和铁路交通工业自然也舍不得远离这个产煤地区，这里的发电量约为全波发电量的一半，波兰全国火车车辆的半数以上都经常集中卡托维兹附近。
波兰的有色金属工业有85％集中在卡托维兹省，化学工业也同这个煤矿地带结了不解之缘，而在距此不远的肯杰仁等地兴起了。
高度的工业化使卡托维兹省的人口总数在三百万以上，为全波各省之冠。
虽然它的面积只有一万平方公里，是最小的省份之一。
这里有近四十万煤矿工人和钢铁工人，是全波人口密度最大省份。
有电火车直达华沙，全波最大的电视台也将在今年在卡托维兹开始播送节目，波兰工业总产值中的一半出自卡托维兹省。
在卡托维兹市周围环集着十六个大大小小的工业城市。
在这些城市中间都有电车线联系着。
我们乘的电车所经的八十公里行程就贯通着这些城市。
“不用下电车，你就可以参观十几个城市。”
连然斯基说，他在电车上常常指着高高的厂房和卷扬机说：
“这是科斯纠什科钢铁厂”，“那是巴布勒克煤矿”。
电车前进一段，他又指着说：
“这是煤炭工业部”，“这是钢铁工业总局”。
我约略计算的结果，这里竟有七十九处煤矿和十几个金属冶炼企业。
还有十四个技术科学研究学院。
他说这些城市有相当部分都座落在矿井上面。
在城市下面采煤而不妨碍建筑物的安全，这是波兰采矿专家们的重要成就之一。
大约三个多小时我们才到达终点站。
下电车后我们就挑选参观了几个地方。
郝若夫市是这里仅次于卡托维兹市的第2个城市，它的别名叫做“黑色太阳城”。
这里集中着十几个大煤矿的发电厂和一些金属冶炼企业。
各厂矿烟囱喷出的黑烟真的使得阳光显得暗淡了一些。
据专家们计算，这个城市上空每天散发出的各种瓦斯达四百二十吨。
其它城市的空气虽比较好些，但也是够严重的了。
卡托维兹市人民委员会一位同志告诉我说：
“因此，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大量营造花园。”
他陪我们参观了正在修建中的文化公园。
一位老园艺师陪着我们走过了许多花圃、密林、亭台和溪流。
他说这个公园的面积在两千公顷以上。
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公园也在同时建造着。
这位老园艺师在谈到他的抱负时说：
“要使工人们上下班时就能顺路穿过公园吸收些清新的空气。”
普建公园、广植树木，这是卡托维兹政府和人民正在进行的巨大事业之一。
专家们也正在苦心钻研如何减少烟囱中发出的瓦斯或使它不致飞扬到城市上空。
到卡托维兹访问的人大都留心煤矿的生产和矿工的生活，这自然也是我到此访问的目的之一。
因此在第2天，我就像“不速之客”一样出没在各个矿工住宅区。
未曾预约时间我们就向“矿工之母”的住处走去。
按过电铃，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开门了。
说明来意后，她就请我们进去。
我知道这里住着一位百岁高龄的老太太玛丽亚·雅奈克，她的世代儿孙五、六十人都在煤矿中工作，卡托维兹人都尊称她为“矿工之母”。
老太太神采奕奕，看上去可不像一百岁的人。
她说今天是她生平第1次招待中国客人。
她以压抑不住的兴奋要玄孙女给客人斟酒。
这时，我以最大的恭敬对她说：
“能同你这位西里西亚的矿工之母相见也是我一生的莫大荣幸！
我想中国矿工也将尊你为母亲的。”
这位“矿工之母”亲身经历了卡托维兹煤矿工业兴建的历史。
她用恳切语调告诉我：
“为了给国家更多的煤去换取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一切，卡托维兹的矿工，其中有我的五代儿孙，是不吝惜力量的。
他们曾自愿在每个星期天和假日照常下井工作。
但现在，党和政府已决定一年只让矿工工作十二个星期日，而且提高了工资。
我可以代表西里西亚的矿工感谢我们的党和政府！”
同样地，未经通知我们就走进了老矿工拉曹夫斯基的家庭。
这是一栋暗灰色、两层楼的钢筋水泥建筑物。
一进门，拉曹夫斯基就带我们参观他的家。
除楼上、楼下两间浴室外，还有四间寝室和一间书房。
有水、电、暖气和瓦斯等设备，室内整洁得粒尘不见。
精美的木器放置得再合适也没有了。
墙上满挂着照片和画片，阅读室还有学习用的小钢琴。
拉曹夫斯基是一位五十二岁的已工作了三十八年的老矿工。
儿子是煤矿工程师，女儿是医生。
他以无限的感慨叙述了自己的生活：
“你就看这栋房子吧！”
他缓慢地说道：
“它的全部费用中有80％是国家贷款，利息低到最低限度，而且三年后开始偿还，分十五年还清。
你看，要不是人民政权，我再干三十八年，让儿子也干三十八年，恐怕也盖不起这栋房子！”
话题转到生产方面时，拉曹夫斯基说，在他工作的那个“巴布勒克”煤矿中，今年以来缺勤现象已大大减少，而在他领导的那个采掘队中几乎天天满员。
当我请他说明原因时，他把双肩一耸，睁大了眼睛说道：
“原因很简单，矿工现在有了正常的休假日，就用不着随便缺勤了。
有了正当的娱乐，酗酒现象也很少了。”
在拉曹夫斯基的房子周围，还有几十栋楼房在建筑中，都是矿工自费修建的。
拉曹夫斯基同大家换工互助，不用请工人就能盖起钢筋水泥结构的楼房。
今年，还将有一千五百多个矿工自建住宅。
离开矿工住宅，我们到了申别尔基煤矿。
在三百五十公尺深的矿井中，我的问题得到了相同的回答。
陪我参观的工程师说：
“过去，每年靠星期天采掘七百多万吨煤。
现在我们不能再让矿工每个星期天都工作了，政府忍痛把今年的采煤计划削减了二百二十多万吨。”
煤炭工业部的最新数字表明，自从平均增加工资40％，并决定每月四个星期天中只工作一个星期天之后，已有五千五百个早已离开煤矿的矿工又回到煤井下来工作了。
其中大多是熟练的矿工。
今年01月以来煤矿工业的日产量较去年第3季提高了四吨多，而每人每日的采煤量增加了四公斤，每天的计划都被超额完成着。
在返回华沙的路上，卡托维兹这个“欧洲第二鲁尔”的景象还时时映现在我的脑际中。
一片片高大的厂房，一群群的烟囱，昼夜旋转不息的卷扬机，夜间许多钢铁厂出铁时发出的直冲云霄的红色光芒，矗立的电线铁塔和密织的铁路网等等构成一片高度工业化的瑰丽图景。
那些受到全波兰人民崇敬的卡托维兹矿工的形象更使我念念难忘。
（附图片）
西里西亚煤矿区烟囱林立，黑烟弥漫天空。
波兰 斯·克拉科威克摄
访问一个半月满载友谊归去
伏老离乌兰巴托回国
新华社乌兰巴托30日电
伏罗希洛夫主席今天早晨从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坐飞机回国。
七十六岁高龄的苏联元首在亚洲四个国家一个半月的友好访问到这里结束。
伏罗希洛夫由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陪同从迎宾馆到飞机场。
乌兰巴托市劳动人民沿途夹道欢送苏联贵宾。
两位主席在飞机场检阅了仪仗队。
伏罗希洛夫和欢送他的蒙古党政负责人、各国外交使节等一一握手，并且走向成千的欢送人群前面挥手致意。
人们欢呼起来，唱着歌颂伏罗希洛夫的歌曲。
伏罗希洛夫容光焕发地走上讲台，发表了告别讲话。
他感谢在访问期间蒙古党政和人民的优厚款待。
他说，他在蒙古的时间虽然不长，却看到了很多东西。
蒙古的国民经济建设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获得了很大成绩。
他在讲话中认为，蒙古在建设中还有很多潜力。
他相信蒙古将不断前进。
桑布致欢送词说，伏罗希洛夫的访问对加强蒙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有重大意义，在两国的友好关系史上写上了新的一页。
桑布说，蒙古人民将继续加强和苏联、中国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友好团结，为保卫世界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尽一切努力。
他代表蒙古党政和人民感谢伏罗希洛夫在访问中的一切美好的赠言。
伏罗希洛夫一行走向飞机的时候，人们把一束束的鲜花送给伏罗希洛夫。
桑布、泽登巴尔、达姆巴等人陪送伏罗希洛夫到飞机门前，伏罗希洛夫和他们拥抱亲吻。
中国驻蒙古大使何英在飞机门前祝伏罗希洛夫一路平安。
伏罗希洛夫和他亲切地握手告别。
八时三十分，伏罗希洛夫乘坐的专机起飞，满载着他所访问的四个亚洲国家人民的友谊回去。
新华社乌兰巴托30日电
伏罗希洛夫主席写信给蒙古人民，祝贺他们健康、幸福和在建设祖国的美好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刊登在今天的蒙古“真理报”上的由伏罗希洛夫签字的信说，他在访问蒙古期间，收到了蒙古工人、牧民和知识分子给他的许多电报和信件。
这些电报和信件都表示要巩固蒙苏友谊，并且感谢苏联对蒙古的帮助。
他们还向伏罗希洛夫问好。
伏罗希洛夫请求报社编辑部转达他对蒙古人民的感谢。
长征在越南农业劳模大会上说
越南农村要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新华社河内29日电
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长征昨天下午在越南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和变工组干部大会上说，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应当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他说，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将有两条完全相反的发展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
资本主义道路会把劳动农民重新带到贫困的境地。
党要领导农民同党一起前进，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这条路是自由幸福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从5月21日开始的越南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和变工组干部大会一共开了八天。
在昨天的闭幕会上通过了给全北方农民的号召书，号召农民努力展开竞赛，实现1957年国家计划。
胡志明主席在大会闭幕的前一天，向大会讲了话。
长征在会上还表示越南今后还要在山区进行土地改革，以便彻底推翻越南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长征说，土地改革虽然已经在越南北方的平原和红河中游地区的近四千个乡基本完成了，但是山区的一千多个乡还没有进行。
他指出，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进行土地改革的方式将和平原地区有所不同，要更适合于少数民族的情况。
双胞胎先后四十天出生
越南北部宁平省嘉远县嘉水乡有一位妇女叫丁氏洳今年01月底生育了一个男孩，但是分娩后腹部仍然大胀且有蠕动现象，隔了四十天又生育另一个男孩，这两个男孩面目很相像。
现在已经快三个月了，产妇和两个男孩子各方面情况都很正常。
相隔四十天生育双胎儿，这是一种比较稀有的现象。
这件事引起越南医学界很大的兴趣，有的专家正在研究中。
台北事件引起连锁反应
菲律宾将要求恢复美菲谈判
雷克托主张解决对美军审判权问题
新华社30日讯
马尼拉消息：
参议员克拉罗·雷克托要求立即解决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的争执。
他说，如果不解决对美国军事人员的审判权的根本问题，像台北发生的那样的反美事件也可能在日本或者菲律宾发生。
菲律宾政府在去年12月同美国进行关于军事基地的谈判时曾经在审判权的问题上宣告破裂。
据菲律宾外交部方面消息，菲律宾政府将要求美国迅速恢复陷于僵局的关于军事基地的谈判。
消息说，台北事件使菲律宾普遍认为美菲谈判应该恢复并且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
政府人士说，如果美国拒绝恢复关于基地问题的小组谈判，菲律宾将寻求大使级的谈判。
美国新任驻菲律宾大使波伦预定在6月01日到达马尼拉。
政府人士说，菲律宾在坚持要求有审判美国兵的权利方面将没有任何改变。
他们说，菲律宾仍然要求华盛顿放弃审判美国兵犯的某些罪的权利。
啊，怪哉！
怪哉！
在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我们美元买不到的东西 米谷
杜克洛发出警告
军国主义已在西德复活
据新华社柏林30日电
法国共产党书记杜克洛29日在这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警告说：
军国主义已经在西德复活。
它的危险性并不下于希特勒时代。
他说：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同志们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在这方面，杜克洛指出，阿登纳继承了希特勒的衣钵，禁止了德国共产党，现在又要求装备和制造原子武器，并且重新起用了纳粹将军斯派达尔。
西德军国主义者正在逐步地飞扬跋扈起来。
杜克洛还指出，西德在欧洲重新攫取军事霸权的做法是同它的争夺经济霸权相并行的。
按照小欧洲“共同市场”条约实行“资本自由流通”的结果，西德资本将流入各小国，从而造成西欧更大的资本集中。
这个条约又是各国资本家之间建立的反工人联盟。
因此，法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共同市场”条约。
他说：
“我们号召工人阶级一致行动，特别要向社会党人发出这种号召。”
杜勒斯对记者承认
台北事件发自人民积忿
扬言美国不同苏联对裁军作出双边安排
据新华社30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29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台北事件不会使得美国在远东的基本政策或者美国对台湾蒋介石集团的政策有任何改变。
他认为，美国在台湾驻扎大批军队是在台北发生的反美示威的基本原因。
他说，在长时期里，在中国有过“排外的骚乱”，而在他看来，台北事件正是表明“一种来源已久的东西——那就是深藏在所有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心中的一种情绪”。
杜勒斯说，美国军队大量驻在国外是一个“爆炸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
在一个过去忍受过治外法权而对这种特权感到愤慨并且有强烈反感的地方，特别可能发生这个问题。
他着重说明，美国正对海外基地和驻外军队问题进行的“全盘性研究”主要并不是考虑保证美国部队在国外的特殊地位的协定本身，而是考虑美国的海外基地和驻在国外的部队是否有“过多”的部分可以予以削减，而不致损害这些基地的“价值”。
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还谈到裁军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杜勒斯说，美国认为，在目前的裁军谈判中，重要的事情是“总得取得一点进展”。
他说：
“我不相信你可能一年又一年的谈呀，谈呀，谈呀而毫无进展。”
他说，美国目前认为应该设法从具有最小限度的政治复杂问题的方面开始，来采取裁军的步骤。
他说，由于欧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区，因此欧洲地区大概不会包括在第1步的裁军计划内。
杜勒斯说，依照阿登纳的意见，裁军的第1阶段将不包括德国在内。
杜勒斯还说，裁军问题牵涉到许多国家，因此美国也不会单独同苏联作出双边的安排。
谈到召开四国外交部长会议的问题，杜勒斯说，举行这个会议并不是眼前的事情。
这个会议应当在裁军谈判第1阶段结束的时候举行，而裁军谈判的结束是一件“多少旷日持久”的事情。
民主党参议员戈尔说
美在台人员有增无减
新华社30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戈尔29日驳斥了国务院关于美国一直在考虑削减驻台湾人员的说法。
戈尔指出，美国驻台湾人员的总数一直在增长。
戈尔去年曾访问过台湾。
他说，最近国务院告诉他说，自从他访问台湾之后，美国驻台湾的机构已经又增加了“几百个”美国人。
法国新阁依然难产
人民共和党主席尝试组班
据新华社30日讯
巴黎消息：
法国前财政部长、人民共和党主席比埃尔·弗林姆兰29日晚对总统戈蒂表示，他“原则上”接受试组新政府的任务。
弗林姆兰接受试组新阁的任务，是因为普利文组阁的“试探性”活动失败了。
普利文在29日向戈蒂总统报告说，他没有能消除这个国家的互相有争执的政治团体之间的分歧，而他本人也不愿意出任总理。
戈蒂曾经要求独立党的安托万·比内组织新政府，但是比内也拒绝了他的要求。
弗林姆兰在同戈蒂会谈之后说，他将努力组织一个广泛的“联合”政府。
人民共和党是天主教政党，在国民议会中拥有七十四个议席。
在这次政府危机中，这个党一再强调，它决不参加任何没有社会党人参加的政府。
弗林姆兰在战后曾经先后在八个总理任内担任过四年的农业部长，并且曾经在前总理富尔任内担任过财政部长。
有消息说，他是“欧洲统一”计划的积极支持者。
美国—西德轴心的一次重要策划
本报评论员
阿登纳到美国访问了五天之后，在28日和艾森豪威尔发表了会谈公报。
这个公报冠冕堂皇地谈到了不少同欧洲安全和世界和平有关的问题，但是却没有在这些问题上作出真正有价值的贡献。
但是，艾森豪威尔和阿登纳的会谈对于加深德国分裂和制造欧洲紧张局势，却表示了巨大的兴趣。
在他们的会谈公报中，双方宣布：
要进一步加强北大西洋侵略组织；
西德将尽快建立军队；
美国将继续在欧洲和西德驻军。
他们还鼓吹北大西洋公约军队要使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包括所谓“最现代化的防御武器的提供使用”。
西德的自由民主党报纸“通信报”恰当地把这个会谈公报比作一个“关于冷战的陆军公报”。
会谈公报在谈到全世界都在密切注视的裁军问题时强调说，在达成全面裁军协议之前，“一定要以事先解决德国恢复统一问题为先决条件”。
美国总统还向阿登纳保证，美国在裁军方面将决不采取有损阿登纳的统一德国政策的行动。
美国和西德政府把裁军和德国问题这样连在一起的态度，显然有两种作用。
一方面，在目前世界人民要求裁减军备的高涨的浪潮面前，特别当苏联政府作了许多建设性的努力之后，再要使裁军谈判毫无结果地拖延下去已经是非常困难了。
美国现在不得不考虑做出一些让步的姿态来应付世界舆论，而阿登纳也需要有一点缓和的空气并在解决德国问题方面向西德人民炫耀某些希望，这样来帮助他竞选，所以公报中表示赞成在裁军方面“作出开端”，甚至表示那时将是举行一个四国外长会议来讨论德国问题的适当时机。
但是，另一方面，在裁军僵局上打开的任何一点缺口，势必会大大鼓励世界人民进一步要求全面裁军和禁止原子武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运动。
这当然是美国和西德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他们就预先在这方面设下障碍。
这个障碍就是德国重新统一问题。
他们把德国统一问题的解决作为达成全面裁军协议的先决条件，同时又把阿登纳主张的所谓“自由选举”作为德国统一所必需采取的方法。
他们知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都决不可能同意用这种方法把东部德国并入阿登纳德国，所以这样的安排就会使德国问题无法解决，从而也阻挠了全面的裁军。
会谈公报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力图表明，美国保证不改变对德国的政策，它坚决支持阿登纳政府和它的“统一德国”的政策。
美国的这种支持，就是阿登纳这次访美所要寻求的东西。
他希望靠这种支持来加强他在今年竞选中的地位。
可以看出，这次艾森豪威尔的确是煞费苦心地想为阿登纳在西德的竞选中增添一些可以吹嘘的资本。
除了前面所说的保证和诺言，美国政府还表示支持西德参加组织欧洲共同市场和原子联营的努力。
美国政府知道，如果阿登纳在今年09月的选举中终于被赶下台去，那末，美国政府正在力图加强的、以美国—西德轴心为基础的欧洲政策将遇到重大的困难。
美总统和西德总理结束会谈
就裁军和德国统一问题取得折衷意见
阿登纳希望开四大国外长会议
据新华社讯
西德总理阿登纳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经过了三天秘密会谈后，在28日发表会谈公报。
公报表明，他们在裁军和德国统一问题这两者的“联系问题”上达成了一种折衷意见。
这就是把德国统一问题的讨论放在达成“初步裁军协议”和“全面裁军协议”的中间。
公报说：
如果“初步的”裁军步骤获得成功，那末经过“一个相当的期间后”就应该达成“全面裁军协议”，但是这种“全面”协议一定要以德国统一问题的解决作为“先决条件”。
公报说：
西德方面认为，这种“初步裁军协定”的缔结可能成为召开四大国外长会议来讨论德国统一问题的“适当时机”。
在这一方面，艾森豪威尔和阿登纳在公报中又重申了他们通过所谓“自由选举”来恢复德国统一的政策。
公报还说：
他们认为：
必须“进一步加强”北大西洋集团的力量。
西德将“尽快地着手建立”军队。
美国打算继续在欧洲，包括在西德“驻扎军队”。
两国政府重申：
北大西洋集团军队必须能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包括“最现代化”的武器。
阿登纳在他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公报发表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他期待举行四大国外长会议。
目前关于裁军的会谈不会影响西德的重新武装计划。
正在建立的西德军队将用所能得到的最精锐和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起来。
美财长汉弗莱辞职
据新华社30日讯
美国财政部长汉弗莱29日辞职。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已经任命前海军部长罗伯特·安德逊担任他的职位。
据白宫透露，美国政府还将免去现在的财政部副部长伦道夫·伯吉斯的职务，另有任用。
美国报刊曾经不断预料汉弗莱将要离开政府。
有消息说，汉弗莱的辞职，同他反对艾森豪威尔实行庞大开支的预算政策一事有关。
老挝议会否决同寮方继续谈判
富马首相提出辞职
据新华社河内30日电
万象消息：
老挝首相富马亲王在国民议会拒绝对他进行信任投票之后，今天提出辞职。
老挝国民议会在29日继续对寮国战斗部队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据万象电台广播，一项关于国民议会是否赞成依照政府的报告继续同寮国战斗部队进行谈判的动议，在表决中以十三票反对、十一票赞成遭到否决。
这一项表决是秘密进行的。
29日的会议上还对另外两个动议进行了公开投票，表决的结果表明国民议会赞成王国政府和寮国方面已经签订的各项协议和联合声明；
但是，国民议会并不认为双方执行这些协议和联合声明已经获得成效。
出席29日会议的议员共三十六人，三人缺席。
表决的时候，十二名兼政府职务的议员不投票，因此实际投票人数是二十四人。
29日国民议会上突出的事件是万象的议员、前国民大会主席彭·苏发那冯猛烈抨击副首相萨索里特。
苏发那冯指责萨索里特反对王国政府在解决寮国问题方面所作的努力。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萨索里特已经不再站在政府的立场。
据新华社河内30日电
万象消息：
据老挝“和平”周刊最近报道，老挝拥护和平中立政策委员会主席彭·苏发那冯20日在万象五千多群众的盛大集会上讲话，号召老挝各阶层人民积极拥护富马政府，使和平中立政策的执行以及同寮国战斗部队的谈判取得良好结果。
彭·苏发那冯一再强调和平中立政策的正确和重要。
他说，执行这种政策将使老挝免遭战祸，给人民带来很大的利益。
英国为什么要求放宽“禁运”
杨湛林
最近一个时期，英国舆论对美国继续强迫英国执行“禁运”表示了越来越大的不满。
“泰晤士报”在一篇评论中写道：
“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美国的事，但是，美国坚持它的盟国必须保持对中国贸易的禁运却并不是仅仅美国的事。”
03月29日，一百一十名议员向下院提出一项动议，要求结束对中国的贸易“禁运”，赞同英国工业联合会和工商业组织最近向政府提出的扩大对华贸易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也不得不有所表示。
英国政府负责官员在下院答复议员责问时一再表示，英国决心要求得放宽对中国的“禁运”，如果不能同美国取得协议，英国将自己采取行动。
目前，英国同美国正在巴黎的讨论“禁运”的会议上争持不下。
英国要求放宽对中国的贸易“禁运”，这是同英国的切身利益分不开的。
战后以来，英国的对外贸易一直处于不利地位。
去年的情况略有好转，逆差有了减少。
但苏伊士战争以后，又趋恶化，今年01月份的贸易逆差达一亿零三百八十万英镑，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二千九百四十万英镑，几乎等于去年10、11、12三个月逆差的总和。
02月份只是由于削减了进口，才减少了逆差，但也达到三千一百七十万英镑。
03月份的入超又增加到四千九百万英镑。
由于英国政府采取限制国内消费来增加出口的政策，去年英国的出口是增加了。
但是这种增加仍然落后于世界贸易额的增长。
去年资本主义世界的出口总值比1955年增加了13.7％，其中日本增加了25.3％，西德增加20.4％，意大利增加18％，美国增加17.3％，而英国只增加9.8％。
在英国出口中占主要地位的制成品输出，1951年占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22％，而1956年降为19％。
对外贸易的恶化，大大增加了英国的经济困难。
黄金美元储备缩减，债务增加，英镑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动荡不定。
造成英国贸易情况不振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屈从美国的“禁运”政策。
美国硬搞“禁运”，原想借以阻挠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经济的发展，但是几年来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不但未受损害，反而更加巩固、更加发展了。
而执行“禁运”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却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销售困难，并因销售困难而引起了经济困难。
英国是受害最大的国家之一。
英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原来有着传统的贸易关系。
1937年，英苏两国的贸易额曾达到二十五亿卢布，即二亿二千多万英镑。
英国同中国的贸易额，也曾达到二亿多美元。
这些贸易关系被人为的贸易壁垒所破坏，不能不严重地打击了英国的贸易。
“禁运”还打击了英镑区其他国家的经济。
例如以输出橡胶为主的马来亚，在1950年和1951年，都有相当大的出超，为英镑区积储了不少外汇。
但自1952年以后，由于马来亚奉行了美国的“禁运”政策，美国又乘机压价，马来亚遂由出超一变而为入超。
这不但给马来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而且也加深了整个英镑区的困难。
英国原来可以从社会主义国家以公平合理的价格输入的许多商品，现在不得不转而依赖于美国，而美国也就乘机加强对英国和整个英镑区市场的输出，以推行它的经济扩张政策。
与此同时，美国又运用关税政策、“买美国货法”、“反倾销法”等手段，限制英国商品对美国的输出。
这种片面贸易的结果，使英国在对美贸易中每年都有巨大入超，逆差日益扩大。
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以及在英镑区市场上，英国也不断受到美国及其一手扶植起来的西德、日本垄断组织的有力排挤，而英国的贸易危机也就越来越深刻。
自英法侵埃战争失败后，西德和日本乘机分别巩固了它们在中东和东南亚市场上的地位。
美国更利用英法势力在中东受到沉重打击的机会，搬出了所谓“艾森豪威尔主义”，明目张胆地谋取英国的地位而代之。
面对着这一可怕的情况，英国不得不寻求对策，以挽救它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的地位，缓和它的经济困难。
近年来，英国为了改善它的对外贸易是曾经想过许多办法的，如开放以伦敦为中心的商品市场、扩张英联邦内部贸易等。
同时，英国政府也曾不止一次地向英国工商业者提出警告，要他们尽一切力量抵御来自美国、西德、日本的竞争，但都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
最近以来，英国又把希望寄托在西欧市场上，拟议中的欧洲“自由贸易区”，就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
但英国的打算同参加“共同市场”的西欧各国有很大矛盾。
英国所提的计划，是要求参加“自由贸易区”各国相互间逐步减低关税和贸易限额制度以扩大贸易，这是和“共同市场”计划的内容相同的；
但是“共同市场”各国除要求相互减低关税外，还要求各成员国必须规定一致的对外关税。
英国如果同意这一点，那就等于拆了“帝国特惠制”的台。
因此，英国提出：
“自由贸易区”各成员国不必有一个一致的对外关税，各参加国可各自保留自己的对外关税。
同时，“共同市场”计划中包括农产品在内。
如果让这一点也适用于“自由贸易区”，就会影响到一些英联邦国家同法比等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在向欧洲提供农产品方面进行的竞争。
因此，英国的“自由贸易区”计划只包括工业品，而把粮食、粮食制品、饲料、烟草等除外。
英国是既想保持和扩大自己在西欧市场上的地位，又不愿放弃“帝国特惠制”。
在“共同市场”和“自由贸易区”的问题上，还包含着英国和西德争夺西欧领导权的斗争。
英国在欧洲“自由贸易区”问题上，退固然会把西欧市场拱手让给西德，进也会把它自己的国内市场开放给它的最凶猛的竞争者。
英国原想利用“自由贸易区”计划来维持它在西欧市场上的地位，但结果却会招来一场新的极其剧烈的市场争夺战。
西德竞争的锋芒，几年来英国是尝够了的。
在西德咄咄逼人的形势下，英国在西欧市场上的前景不能乐观。
现在，英国许多资产阶级人士已经看出，“自由贸易区”能否按照英国的算盘组成，组成了又能否按英国的目的发展，都是有问题的。
因此，他们纷纷提出，目前把英国对外贸易扩大一步的一条最现实的道路，就是放宽和结束“禁运”，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
社会主义世界市场的容量，随着组成这一市场的各个国家的经济的不断高涨，正在日益扩大着。
苏联曾经表示过，愿意在今后五年内向英国购买八亿至十亿英镑的货物。
至于中国，英国工商界自己估计，目前输入英国商品的潜力至少在六千万至七千五百万英镑之间。
近一两年来，西欧国家对中国的贸易已经在增加了。
这些国家目前对中国的出口虽然还不算大，但增长速度很快。
比起这些国家来，英国是走得很慢的，贸易额也很小。
“每日快报”在4月09日写道：
“英国必须争取更多的出口：
中国在矿业机械和拖拉机等类东西方面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市场。
别的国家正在夺取这个市场。
英国现在必须参加进去，否则就要落后了。”
这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的焦虑心情。
英国最近特别积极谋求放宽“禁运”，其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要美国交出杀人凶手
日本即将展开群众运动
华盛顿担心爆发一连串反美示威
据新华社30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社会党、共产党、工会、农民团体的代表28日在群马县相马原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从6月份开始展开一个群众运动，要求把在相马原枪杀日本妇女的凶手美国兵哲腊德交给日本审判。
日本报纸这两天在继续联系着台北的反美事件谴责美国的行动。
英文“日本时报”认为哲腊德应由日本审判。
它说，如果日本的法庭对美国军人没有审判权，那末在台北发生的激烈的反美示威可能是在日本发生的事件的一种表现。
“朝日新闻”的评论员在评论美国军事当局和报纸企图以哲腊德是在“值勤”时犯了罪行为理由来开脱他的时候说：
“由此可见，杀人是美国军人的职责”。
“朝日新闻”评论员还评论台北反美事件说：
台湾示威是台湾人民长久积压在内心的愤恨的爆发。
据新华社29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检察当局昨天要求对被控接受赃物的美国商人、前美军刑事侦查员沙塔克判处两年徒刑和罚款五万日元。
检察当局控告沙塔克接受另一个美国人麦克法兰从东京帝国饭店里偷来的四块宝石。
麦克法兰已经因为犯有偷窃宝石罪被判处徒刑八年。
麦克法兰在定罪以前供认沙塔克同这个偷窃案有关。
据新华社新德里30日讯
“印度斯坦时代晚报”5月29日登载的华盛顿消息表明，华盛顿人士普遍担心会爆发更多的像台湾那样的反美示威。
消息说，华盛顿有人响应了外国响彻云霄的“美国佬滚回去”的呼声而要求“美国人回来”。
美国深深担心它会失去威望，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在28日已经召集国务院和国防部远东问题专家开始进行研究。
消息说，“到处都响起了警钟”。
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已经采取了特别预防措施以防那里发生示威。
消息还说，预料日本还会因为哲腊德案件而爆发新的示威。
消息还说，据美国国防部的材料，去年，驻在各个外国的美国军人被控犯罪案共达一万四千三百九十四件。
马尼拉集团在泰国演习
曼谷市民集会抗议
新华社30日讯曼谷消息：
曼谷市民5月29日举行了一个巨大的群众集会，抗议马尼拉条约组织在泰国举行军事演习。
在这个由泰国社会主义联合阵线各党组织的集会上，发言者谴责美国殖民主义者企图利用马尼拉条约组织的阴谋，并且指责马尼拉条约组织的军事演习是一种挑战行动。
会场上的标语写出了泰国人民的要求：
“我们要和平”，“我们要中立政策”，“我们反对军事条约”。
马尼拉条约组织5月29日开始在泰国举行一次称为“空中联系”的演习。
美国、英国、新西兰和泰国将参加这次在曼谷以北的北标府和华富里府举行的演习。
高呼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
苏丹首都学生大示威
新华社开罗30日电
据中东通讯社报道：
喀土穆学生29日在全市举行示威游行，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
喀土穆大学和其他学校的示威者们到了主权委员会，提出表示他们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请愿书，并且高呼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口号。
中东通讯社另一条消息说，苏丹副总理兼农业和灌溉部长哈姆扎29日说，英国和美国提出乌干达和苏丹之间的尼罗河河水问题的目的是要对埃及和苏丹施加压力。
哈姆扎要求苏丹和埃及共同采取行动来对付英美的压力。
黎巴嫩发生反政府示威
当局出动军警酿成血案
据新华社30日讯
贝鲁特消息：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五千人今天上午不顾政府的禁令举行了示威游行。
同时贝鲁特的部分地区举行了罢工罢市。
这次示威和罢工罢市是反对党所组成的“民族阵线”组织的。
“民族阵线”曾经在5月27日要求索勒哈政府在四十八小时内辞职。
政府出动了大批军警和坦克、装甲车镇压示威的人，警察曾经开枪并投掷催泪弹。
示威的人用石块反击军警。
率领游行队伍的前总理赛布·萨拉姆的脸部被一个士兵用枪托打伤，前议会议长希马迪的腹部也被打伤。
据路透社报道，有七人被打死，三十五人受伤。
中国人民大学继续举行座谈会
教师们从不同观点提出问题
本报讯
中国人民大学开始整风以来，学校党委已经邀请全校教师分别举行了许多次座谈会，教师们给学校党组织提出许多批评和意见。
杨承祚说，人民大学各级领导应职责分明
财政系教授杨承祚说：
我的体会是：
要办好学校，应树立社会主义法制精神。
大家发言中谈到我校机构庞大，人员多，效率低，不负责等现象。
我认为我校各层领导“有职有权”问题很重要（这不是指党外人士而是指党员干部），我校很流行汇报制度，把责任往上推，结果就形成有职无权了。
我在旧大学教过多年书，我觉得旧大学有可取之处，旧大学中，院长、教务长、系主任的职责范围都有明文规定，职责、权限等都清清楚楚，你的责任尽不到，不能埋怨院（校）长，这就是法制的问题。
我校领导上多少犯了手工业方式的错误，如：
昨天发言中有人谈到，一位教员被校长命令停课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在系里解决，而要校长来过问呢？
我认为土改中的包干制领导方式，还是可以采纳的。
周作仁说，人民大学要克服宗派主义
财政系教授周作仁说：
原来的人民大学教师看不起从别的学校里调来的教师，认为他们马列主义水平和业务水平都不如人民大学的教师。
有一个同志反映，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尚钺同志，认为从山西大学转来的同志都是资产阶级学者。
这个同志很愿意教课，但两三年过去了，学校一直不让他讲课，这是宗派主义表现。
1953年院系调整时，有人说人民大学只要山西财经学院的学生，但是不要他们的教员。
我想这可能是从办事出发，怕麻烦。
有一个校长报告学生成绩时说：
成绩所以下降是由于财经学院合并来的结果。
情况可能是事实，但这样讲是有问题的。
这也反映了宗派主义情绪。
校长要有这种情绪，那么下边也有是不足为奇的。
领导上在学术方面重视四大理论教研室，但是否四门理论教研室的水平很高呢？
我觉得并不比业务教研室水平高。
我在夜大学听了四年课，很多教师讲得倒不坏，但是我对哲学课很不满意。
哲学的内容本来是很丰富的，但是，教员常常感到时间多，没东西可讲。
即使联系实际，往往也是牵强附会。
葛佩琦认为：
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
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
他说：
“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工业经济系物理化学教研室讲师葛佩琦说：
我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
学校是这样，老百姓也是这样，老百姓把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
统购统销搞糟了，所以物资供应紧张，“肃反”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领导人应该自请处分。
猪肉紧张，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说这是生活水平提高；
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
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
说良心话，物资供应之所以紧张，这是由于执行党的政策的人犯了错误，例如，猪肉哪里去了呢？
不是被老百姓吃光了，而是因为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发生了偏差，老百姓不肯养猪所造成的。
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
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
老百姓几时也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总是欢迎他们的，但他们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利益时，人民就要反对他们。
例如，1945年抗战胜利时，受了日本人压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
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了。
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很危险的。
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用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所以看党员的成绩就是看汇报多少，汇报的多，就是好党员，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
这事不能怪党员，因为党组织叫他们作情报，所以责任在党组织，因这是组织给的任务。
共产党对我三心二意，我对你也三心二意。
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
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
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
搞得好，可以；
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
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
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庞景仁说，我认为办好大学，首先应让教授多上课
新闻系教授庞景仁说：
我认为人民大学有缺点也有成绩，教条主义就是一个重要缺点。
但是解放以来，人民大学在青黄不接时培养出大批的干部，这是很大的成绩。
可是到今天，人民大学作为最高学府来说，就要有学术水平，不够学术水平，就是名不副实的大学。
我们的领导，过去没有充分注意这一点。
我们学校的领导，心里想办社会主义的大学，但是作风是手工业式的。
看得不够远，不够全面，没有从学术方面来看。
我认为办好大学，首先应该让教授多上课。
我们的马列主义夜大学，也应该让教授来教一教，光是年轻的教师在那里背教条，一句话往往念两三遍，叫人听得腻不腻？
我们学校的领导，应当赶快推动一下党外的教授往红色的教授方面变。
我们愿意很快完全变为红色的教授，特别要求给我们一种变的力量。
曲学文说，人民大学培养出来的干部做了很多工作
新闻系教员曲学文说：
学校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差，大家为什么信心不高？
就是这个原因。
不能改要讲清道理，领导上应有大刀阔斧的精神。
我不同意许孟雄教授在高级组会上的发言。
他认为人大是教条主义大蜂窝。
人民大学培养出来的干部作了很多工作，这样对他们是个打击。
教条主义是严重的，应该改，但那种说法不对。
如果人大是大蜂窝应该关门，学生要提出抗议。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全体会议闭幕词
郭沫若
一各位来宾、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这一次学部委员会会议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在今天如期地到了闭幕的阶段。
在预备会议上我曾经向大家说明过：
会议的任务有七项：
总结工作、明确任务、讨论计划、增聘委员、宣读论文、展开争鸣、授予奖金。
这些任务，我们都照着预定执行了。
特别是展开争鸣一项，表明了本次会议是体现了当前的时代精神，初步发扬了学术民主。
我们认为这是本次会议的一个显著的特色。
各位委员和各位同志都踊跃地发言，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了不少的内部矛盾，提出了不少的具体建议。
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和空气一样，在任何工作中都是特别需要的。
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地方，工作就有进步；
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地方，工作便会停顿。
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要展开得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据我们大家的经验：
批评似乎还比较容易，而自我批评却十分困难。
一个人或一个机构能够经常反省、检查自己的缺点，承认自己的毛病，我看这个人、这个机构已经就可以肯定是在不断进步的。
古时候的人也明白这一点。
有这样的一个格言：
“圣人过多，贤人过少，愚人无过”。
也有这样的一个格言：
“道吾恶者是吾师，道吾善者是吾友，阿谀我者是吾贼”。
这也足以证明古人也十分重视批评和自我批评。
据我自己的体会：
一个人要能够严肃认真地执行自我批评，然后才能够开诚布公地批评别人，也才能够虚心坦怀地接受别人的批评。
我看，这真是不大容易的事。
各位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正在整风期中，党更要求党外人士和别的党派帮助整风。
整风就是执行自我批评，帮助整风也就是欢迎别人批评。
共产党能够不断进步、不断发展，能够担负得起解放全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任务，善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项犀利的武器，毫无疑问，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当然，我并不准备说，每一位共产党员都是圣人贤人。
有的共产党员是不喜欢批评的，一听见批评便会面红耳赤或者板起一个面孔，或者甚而光火。
这就证明他们的火候还没有到家，还没有经受过充分的锻炼，也就是说还不能够善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据我自己的体会，正因为这样，所以党要选择一定的时期适当地进行一次整风运动，就跟我们的房屋每年要执行一次或两次大扫除那样。
整风指示中是提到党外人士可以自愿参加的。
我自己倒有这样的决心：
向党员同志们看齐。
我要经常不断地整我自己的风，也诚恳地请朋友们帮助我。
二
科学院的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有不少的党员团员同志们和更多的党外同志们在作不断的努力，几年来应该肯定是有一定的成绩的。
我们不要妄自尊大、自我陶醉，但也不要妄自菲薄，自我否定。
我们对科学院的评价应该恰如其量。
科学院的工作，或许也可以这样说吧：
“大体还好，缺点不少。”
在这次大会上，不少的人在发言中，就提出了不少缺点。
我们认为：
这应该是本次大会的最大的收获。
发现了缺点，揭露了矛盾，这就逼着我们不能不努力改正这些缺点，解决这些矛盾。
各位在大会上所提出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大部分是很中肯的，很可宝贵的。
但也不能否认，有一小部分的意见并不那么中肯，还有进一步研究和考虑的余地。
例如有的朋友强调“面向研究、面向实验室”，这是好的，科学家不研究当然就会成为空头科学家。
但是，我们强调了这一面，却轻视了另一面，那就是轻视了科学行政工作或者科学事务工作。
没有科学行政工作，科学研究工作要想做好，是很难设想的。
譬如我们在这讲坛上讲话，假使没有服务员替我们不断倒茶，我们就会讲得唇燥舌干。
所以我们认为：
要重视自己的劳动，更要重视别人的劳动。
别人的任何轻微的劳动，都应该另眼相看，特别加以尊重。
我们似乎不应该有这样的观点，便是“万般皆下品，唯有研究高”。
事实上有这样的事，据说有的做研究工作的朋友，进城里来买书，书的包裹自己不肯拿，要叫同路的做行政工作的同志拿，说“你们是为科学家服务的”。
这，恐怕不是科学家的态度，而是科学老爷的态度吧！
当然，这只是极少数个别例子，甚至是独一无二的例子，但是我们不能否认：
有好些朋友是有轻视行政工作和事务工作的倾向。
我在这里倒要为组织力量比较强的做行政工作和事务工作的同志们轻微地呼吁一下。
他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任劳任怨的是他们。
工作如果做得好，是分内事；
如果稍有差池便成为众矢之的。
我们似乎应该向他们表示慰劳和敬意。
特别是少数本来是科学家，为了国家的需要不能不从事行政工作或事务工作，为科学研究服务，认真说，他们是在发挥着自我牺牲的精神。
这些可尊敬的朋友们，据我自己的体会，他们也并不高兴一定要做官做长，他们也是想早日归队的。
本来官僚这个字就不是一个太好的字眼，但你有了国家有了政府，便不能不设工分治。
科学行政是国家事务的一个重点，也就不能没有人来管。
强调科学家归队，但因而轻视有必要一时不能归队的科学家，甚至一般地轻视科学行政工作和科学事务工作，我要不客气地说，那显然是一种偏向。
我的看法是：
尽管官僚这个字眼不大好听，但官僚不可无，而官僚主义则不可有。
我们做行政工作的人，其中有的或多或少犯了官僚主义的毛病，有的还可能十分严重，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
有了毛病，我们就要来医好这个毛病，大家来医。
我们要抱着一个“治病救人”的态度，不要以为谁犯了官僚主义，谁就“可耻”，大家就“敬鬼神而远之”，或者是“一棍子把他打死”。
那种高自位置、独善其身的态度，其实也就是另一种的官僚主义——科学老爷的态度。
这样的毛病，我们也不希望有，有了也希望想出妥善的方法来加以治疗。
在大会上发言尽管多少有一些偏向，但我们认为大家的批评都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不是就能够“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新的团结”呢？
这还要看我们今后的努力，今后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
三
在大会上宣读的论文七十八篇，据一般的反映，比1955年06月学部大会成立时所宣读的论文，一般说来，水平是提高了。
这是科学研究上的具体成就，我们只觉太少，不嫌其多，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出现。
但是在宣读论文的组织方式上，我们认为是有缺点的。
专门性的论文，没有广泛邀请专家来听取和讨论，院外有兴趣的人知道有论文报告，但不知道在何时何地报告，是否可以旁听。
前两天就有朋友问我：
听说有关于光学方面的论文，他很想旁听。
然而报告的日期已经老早过了。
甚至在我们院内、在学部与学部之间都互不通消息，互不知道在何时何地有何报告，这样就表明我们不仅没有做到面向全国，甚至没有做到面向全院。
听报告的人不多，讨论没有展开，这样宣读论文就成为形式主义了。
听说有不少委员表示不满意，我看是有理由的。
但这不是宣读论文不好，而是组织方式不好。
学部究竟应该怎样做工作？
从这样具体的事实里似乎就可以找出一种办法。
经验是从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失败是成功之母。
我们希望下一次会议，或其他单位在其他机会上宣读论文时能够有所借鉴，组织得更好一些。
四
关于科学院的任务，在会议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大部分的同志都认定科学院应该成为全国学术领导的中心，今后要面向全国，加强学术领导是应该的。
面向全国当然也包含科学院本身在内，科学院和它的直属系统是在全国之内，并不是在全国之外。
问题不是应不应面向全国，而是在如何面向全国，如何加强学术领导。
学部是学术领导的关键，要求加强学术领导，必须加强学部的力量。
在这次大会期间，由各学部经过学部委员的推荐，我们又增聘了二十一位学部委员，这已经在昨天晚上举行的第12次院务常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这样在实际上就可以使学术领导的力量加强。
关于学术领导的内容和如何来进行学术领导，学部暂行组织规程中是有所规定的，但嫌简略，有些也并未切实地按照实行。
例如在这次会议上，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各学部委员可以结合一些非学部委员的科学家组成一些学科小组，更多注意定期总结各学科发展状况，提出新方向，以推动研究工作的进展。
这是切实可行的。
但这样的办法，事实上在组织规程上已经有了规定，那就是规程第4条第5款“学部因工作需要得设各种专门委员或专门小组”，在起草当时就是在这样预计之下起草的，但两年来没有认真地运用，以致使规程成为了具文。
关于科学研究的体制问题，也就是中国科学院和高等院校、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如何进行分工合作的问题，在会议上也有所讨论，所有有关的建议和提案，我们将提供国务院规划委员会参考。
关于这个问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不久就要召开第4次扩大会议加以讨论和研究，各位同志中参加规划会议的还可以进一步发表意见。
科学院本身是应有明确的分工的。
在院的报告中曾经提出三项：
（一）从事较大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二）开拓新的科学技术领域，（三）进行综合性的重大研究任务。
经过讨论的结果，大部分委员的意见认为需要有两点的补充。
一、科学院研究机构担负着在国家当前建设事业中有关键意义的、而又为别的部门短时期内尚未能担负的任务，在较长时期内仍须继续进行研究。
二、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进行有系统的资料调查、整理，提炼和理论研究。
这两项补充意见，我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科学院将根据上述任务，有重点地建立新的机构。
现有的研究机构，除个别单位在经过和各方面慎重协商后可以调整者外，一般不加以改动，并须大力加以巩固和提高。
各方面的研究工作必须有明确的分工，这是无可置疑的。
但在实际上每每也难免有些错综。
因此，在明确的分工之外，必须注意的就是协调和合作。
五
在这次大会有五十三位科学家作了四十一次发言，并有一百五十四位科学家提出了五十二件提案。
这些提案和发言中的建议，有好些是很有价值的。
其中可以立即采纳的，我们便立即采纳了。
例如，魏建功委员等二十二位同志所提出的“建议学部委员会会议每年开会一次”案（提案二十一号），经过分学部讨论之后，差不多全体同意。
我们在第12次院务常务会议上便采纳了这项建议，把学部暂行组织规程修改了，便是把第5条“学部委员会会议每年召开两次”改为了“每年召开一次”。
又例如，由院部好几位负责同志提出的，把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改为每五年颁发一次的建议，也经过分学部讨论之后，大多数委员主张三年至五年，我们折衷了一下，定为了四年。
因此，我们也把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修改了一下，便是把条例第4条“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每两年颁发一次”改为了“每四年颁发一次”。
此外有好些建议，我们认为是可以采纳的，也将尽快地可以见诸实现。
例如，中国科学院今后出国学习的研究生要和高等教育部取得一致，采取自由报考的办法，以保证出国学生的质量。
某些必要的基础课程，要采取在国内补修的办法，以节省在国外学习的期限。
又例如，今后科学院吸收大学毕业生为研究实习员时，一般在事前要经过考试审查。
这项办法我们 在准备取得国务院同意之后，立即施行。
有好些具有原则性的意见，例如（一）院和它所属业务单位的领导人，如院长、学部主任、所长等的民主选举制度，（二）明确学部委员、学部、学部委员会议的职责，（三）根据精简原则设置院内的行政机构，（四）事权下放、加强各所的业务和事务工作等，都是值得十分重视的。
好在在这次大会上我们已经通过了一个中国科学院章程起草委员会，这些意见和其它好些建设性的具体建议，都是起草委员会的很好的参考资料，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和琢磨，我们将使它们变成为一定的制度。
关于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研究业务的问题，也得到热烈的讨论。
特别是千家驹委员等二十七位同志所提出的“采取具体措施以保证学部委员及其它高级研究人员有充分时间进行科学研究”案（提案二十三号），提出了十一项具体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有好几条是容易做到的，我们将送请国务院研究处理。
为了促进各方面的注意，我们认为这个提案是可以登报的，请提案人二十七位同志加以考虑。
为了确切保证研究时间确实是有困难的。
主要的原因是建国的事务繁重，而建设人才不多。
各方面都需要人，因而专家们便不能不身兼数职，一人当两人用，乃至两人以上。
今天的情况比较前几年是有些改进了，本次大会上，不少人就提出了要使科学家有自由支配业务工作时间的权利，并要求减少不必要的兼职。
我们认为这样的要求是正当的。
兼职过多的科学家们似乎可以自行权衡一下，主动地向有关单位提出辞去兼职的要求。
如果这样的同志们愿意要我们代为转达意见，如果具体地把各人兼任的职务列出，标明孰可辞去，孰可保留，我们也愿意协助，向有关机关商请解决。
六
在这次会议上，各位委员和各位同志审议了科学院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自然科学的研究计划和怎样实现十二年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的问题，大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修正意见，这将是各学部进一步修正原计划草案的依据。
制定计划是繁巨的工作，然而是必要的。
国家一切事务是按照计划建设发展，要使科学在不太长的时期内赶上国际水平，应国家建设的急需，尤其不能不有计划。
但今后我们准备把制定计划的手续尽可能简化一下。
我们根据多数同志的意见，初步地考虑到了这样的几点。
第1，对于每年财力物力的分配，按几年来的情况，确定各研究单位一个基数，作为计划中不变的部分，每年新编计划时便只需编造需要增加的部分，院部便按照各单位的研究计划来确定新增或减少经费等的分配。
第2，研究计划的审查、检查执行等可以按具体情况，分别由院部、学部或所负责进行。
第3，除列入国家规划的研究之外，科学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长和要求，自由地进行某些研究工作。
此外，根据杨惟义同志的提案和张大煜、吴学周等同志发言中的建议，我们将注意逐步加强京外地区特别是今后国家建设发展的重点地区的科学研究工作，适当地在这些地区建立研究机构，充实研究力量和设备，以便有步骤展开科学工作。
有的同志建议要注意某些新的学术方向的建设是很值得重视的，我们将建议科学规划委员会和有关部门研究处理，并请各学部特别注意。
也有同志建议各学报可以减少稿费或废止稿费。
这样的呼声在今年政协开会时也很高。
请编辑出版委员会仔细讨论一下，能够订出一个办法，提请院务常务会解决。
关于图书、仪器、资料和保密问题，会上提出意见很多，我们将仔细研究，并准备请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统筹解决。
七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这次会议靠着大家的共同努力、集体智慧，虽然有不少的缺点，然而收获是不少的。
特别是在我们开会期中，八百万台湾同胞发动了反抗美帝国主义暴行的英勇行动，我们已经通过了一个决议表示我们的愤慨和支持。
这也表示了我们中国科学家热爱祖国、保卫和平、和帝国主义誓不两立的决心。
我们要整齐我们的科学队伍，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常注意改进工作，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支援国家建设，使台湾同胞早01日回到祖国的怀抱，使和平力量最后战胜战争。
保证有充分时间进行研究
科学家们提请采取具体措施
本报讯
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千家驹等二十七位科学家提出了一项请院部采取具体措施以保证学部委员及其他高级研究人员有充分时间进行科学研究的提案。
这项提案建议院部与有关部门协商，采取适当措施，建立必要的制度，以保证每一学部委员及其他高级研究人员均有充分时间从事研究工作。
提案提出的办法如下：
一、与统战部及其他有关方面协商，切实减少科学家的社会政治活动，其具体办法是：
（1）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不论全国的或地方的，每人总共至多担任一职；
（2）外宾招待工作，每人以一个方面的对象为限，应坚决改变过去将此项工作集中于少数人的情况，赴车站、飞机场迎送外宾，应尽量减少派科学家前去；
（3）对于科学家，应尽量减少他们不必要的集会，有些大报告（如布置某项运动的动员大会，人代、政协会议的传达报告会等）可用书面文件代替者，即分发文件，而不必举行大会；
（4）经常性社会活动的集会，应严格规定在每周的一定日期举行；
（5）临时性的集会，在通知上应写明会议内容，科学家认为没有十分必要参加的，或已参加过类似性质会议的，可以不参加；
（6）开会及做大报告时间应予严格限制，开会一般最多以三小时为限，做大报告以二小时为限；
那种内容贫乏、空话连篇或背诵文件的报告，听众有随时退席的自由；
（7）对于年在六十以上的老科学家，最好解除其一切行政职务，让他们利用自己仅有的十年二十年写出他们所知道的东西。
二、切实保证每年固定的研究时间，并减轻或解除行政职务（包括学术性的行政职务在内）的负担，其办法如下：
（1）每一学部委员或其他担任行政职务的高级研究人员，每年至少应有六个月连续研究的时间或上下半年各有三个月连续研究的时间，在此期间，他们应被允许不参加其他任何社会政治活动（可向有关方面请假）；
（2）科学研究机关、高等学校或国家机关的行政职务，在正副主管人员间，应采取轮流负责制，以保证在每年的固定研究时间内专心从事研究工作；
（3）应该建立工作五年休假进修一年的制度；
（4）对在高等学校担任教学的学部委员，应避免使他们负担过多过重的教学任务和指导研究生的任务，以保证他们有必要的研究时间。
三、以上办法，经与各有关方面协议决定后，应提请国务院批准并制订相应条例，通知全国各有关部门施行。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全体会议已同意将这项提案送请国务院研究办理。
儿歌两首
爸爸戴上了光荣花
小黄狗，摇摇尾巴，
迎着爸爸下班回到家。
“妈妈妈妈你快看，
爸爸戴上了光荣花。”
“爸爸爸爸告诉我，
你找的窍门多么大？”
小柱子
小柱子，不知丑，
长了一身懒骨头：
懒骨头瘫在褥子上，
懒脑袋长在枕头上，
拿着被窝当衣裳，
太阳照在屁股上，
他妈叫他吃早饭，
他说吃饭没有睡觉香，
他爹叫他上学校，
他说不要学校光要床。
三川
和风细雨及其他
东郭迪吉
一、和风细雨
整风和解决人民内部问题，要采取和风细雨的态度，这是勿庸置疑的；
其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对待自己人不应该像对待敌人那样，大轰大擂，坚决斗争，拼个有你无我，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
但和风细雨，还是得要有风有雨；
如果没有风，没有雨，那就根本无所谓“和”与“细”了，自然就不会解决任何思想问题和工作问题的。
况且，如果真心承认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是三股子歪风，别管歪风的劲头大小，毕竟吹动起来是害人不浅的；
那末无风无雨，能遏止住歪风的飘来飘去才是怪事哩，就更谈不到“整”与“解决”了。
我看，有的机关，整风整不起来，解决人民内部问题发现不出任何问题，就是对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太惜皮爱肉，因而怕风怕雨，只是空口说白话地在推敲“和”、“细”的分量，便是主要的原因。
至于，借端打掩护，我姑不说他们是不可救药；
但歪风深入骨髓，怕痛怕痒，怕医生诊断医疗，却是事实。
听说本市某团体在别处发动群众提意见，进行整风学习时，他们的整风布置却是别出心裁地要大家讨论1956年总结1957年工作计划。
且不说1957年快过了二分之一的时间了，早干甚么？
今天才讨论去年总结，已属徒留笑柄；
而不发掘群众意见，又如何能在整风中把工作计划订好，怕也是舍本逐末之举。
假令传闻不曾失实的话，这应该叫做移花接木，巧妙地蒙起群众嘴巴，妄谈整风。
整风和解决人民内部问题，要避免狂风暴雨；
即使是和风细雨，我看也得风雨无阻才好。
二、怕照镜子的人们
人类之会照镜子，是无上的发明，是不可言喻的奇迹。
因为镜子会照出人的美或丑，也会照出面孔上是否有尘垢，有脂粉；
所以爱惜自己尊容的人，每天要洗几次脸，每天要照几次镜子。
可是，也有那末一种人，他最讨厌镜子，因为镜子虽然属于自己身外的另一物体，它的反映也只是照出来的自己的形象，毕竟不是自己本身；
但却能使人对镜自警，一点斑痕，一粒灰痣，白鼻黑脸，都逃不出它的莹光普照。
更有那末一种人，对于镜子，不只是讨厌，而且非常非常的害怕，因为他庇护自己丑恶的一面，偏爱自己的缺陷“美”，这就应该属于嗜痂之徒一类。
至于因怕镜子，而使明镜尘封，或者再罩上一层黑布，那我想就更不在话下了。
不过，话还得说明白一些，这里所说的镜子，也只是譬喻罢了；
所以从古以来，就有“以古为鉴”、
“前车之鉴”等等的说法。
所谓“鉴”者，也并不是指的真的古铜镜、玻璃镜，譬喻毕竟是譬喻。
絮絮不休谈镜子，像是废话连篇；
其实，一点也不，有事实为证：
自从号召揭露人民内部矛盾以来，许多机关团体，揭发了不少的严重的问题，我相信问题虽然严重，但能彻底揭发，就有可能得到解决。
可是，偏偏有那末一种领导人物，像是不懂借镜自鉴的道理，欣然自得，王顾左右而言他地说道：
你瞧，某机关官僚主义真严重，某某人主观主义真厉害，某些人宗派主义透顶加二，戟指而嘲笑，可就是忘记了自己是站在镜子的面前。
——是忘记了呢？
还是故意装傻？
还是有心转移目标？
一切，难说。
我有一条经验：
说镜里模样丑的人，他自己真正的形象会比反映出来还要丑得多。
其目的何在？
一言以蔽之，怕整风，怕解决问题！
三、嘤嘤之鸣
翻开这些日子的报纸，每天总有不少篇幅登载着争鸣的消息，从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来看，的确是一种空前的好现象。
自然，也许还不够，还应继续的大鸣、大放。
但却有某些机关、某些团体，好似神仙境界，不染半点红尘，不受外界风雨波及，看起来好似云淡风轻，“天下太平”，仔细想想，却也奇怪。
在这种“太平盛世”之域，假令你信以为真，那就会被假象所蒙蔽，看不到真实的情况。
如果认为我在说诳，不妨轻移脚步仔细考查一下：
墙角落里，阴山背后，晚间蠋灭灯熄之时，总有人在轻声细语，唧唧喳喳，咕咕哝哝，大约还不是唯一的发现。
对于这种方式的鸣，我名之曰：
嘤嘤之鸣，盖有以区别于嘹亮的谈锋、争之不休的畅鸣。
嘤嘤之鸣虽然也算是鸣，但毕竟不是公开的鸣，大声的鸣。
其所以如此，大约一方面不能自忍，只有诉诸切切私语；
另一方面，恐怕总有不能畅所欲言的道理，无形的绳子拴住他们的喉头，由此就不能不使我体会到唐诗中“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的心情了。
可是，竟有某些人对这种嘤嘤之鸣深恶痛绝，甚之戟指而骂：
“好汉有话说在当面，背地小广播不算英雄！”
话是说得多么理直气壮，但倒底出自谁人之口，可就值得深究。
我看问题不在于嘤嘤之鸣的鸣者，而在于这些对他们深恶痛绝者。
唉！
言路闭塞未开之处，要他们不作嘤嘤之鸣，又将若何！
团结
陈伯吹
学校里实行“二部制”，三个孩子只上半天学，凑巧都是下半天在家里。
日长如小年，孩子们实在闲不住。
吵嘴，争夺，哭，笑，甚至于要打架，竟成为家庭里的日常功课了。
这一天下午，这门不好的功课又开始了。
妈妈劝不理，喊不应，正愁得没办法。
忽听得门外叫卖小鸡的，就带着才吵了半场的孩子们看去。
小鸡们真可爱。
“啾啾！
啾啾！”
地叫，迈着小步子，奔来奔去，还一跳一跳的，找东西吃。
妈妈说：
“你们看，小鸡们大伙儿在一起，和和气气的，多棒！”
小妹噘着嘴说：
“我们也会和气。”
她腮帮上挂着的一颗眼泪掉了下来。
小弟接着认真地说：
“以后咱们就不吵架。”
孩子们看了半个钟头，还不肯走。
他们望望小鸡，又抬起头来望望妈妈。
妈妈从衣袋里掏出钱来，买了三对。
小妹抢着说：
“我爱两只黄的。
我要。”
“两只黑的给我。”
小弟弟当然不肯落后。
这一回小哥可大方了。
“那么，剩下来两只花的就算归我。”
“不成，”妈妈说：
“小鸡爱在一块儿玩，一块儿吃，一块儿睡觉。”
“那我们就养在一块儿，不要分了。”
小弟说着，看了看小哥。
小哥没吱声。
“也不成，”妈妈又说。
“你们会吵嘴、争夺、打架的。”
“不会。
我们也像小鸡一样和和气气。”
小妹瞪着大眼睛，天真地说。
她伸出一只手拉着小哥，一只手拉着小弟。
妈妈心里头真高兴，六只小鸡是六颗救星，可把她从吵吵闹闹的世界里救驾出来了。
她笑眯眯地，“好，你们自愿的，你们自己养。”
“我们养。”
小弟一口答应下来。
“养大了下蛋，给妈妈一个，给爸爸一个，给奶奶一个。”
小妹眼睛里，仿佛六只小鸡就是六个滚圆的活动的蛋。
小哥也开口了。
“蛋下多了，咱们自己吃不完，卖给合作社。”
妈妈就问他们：
“你们把小鸡养在哪儿？
它们也要有个家。”
小妹和小弟都楞住了，眨眨眼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这一回又是小哥挺肯出力。
他跑到房间里去，把自己一只心爱的大纸匣捧了出来，眯缝着一只眼睛，笑嘻嘻地问：
“这个可行？
不过是一幢纸头房子啰。”
“行。”
妈妈小心地把小鸡一只又一只地捉起来，轻轻地放到大纸匣里头去。
孩子们蹲下身来，睁大了眼睛，齐声数着：
“一，二，三，四，……”
小妹忽地拍拍手，跳跳脚，对妈妈说：
“妈妈，你在抱小孩不是？”
“就是，它们是小孩子呀！
你们好好养它们。”
小哥开起玩笑来。
“那，小妹要当小妈妈啦。”
小妹头一扭，伸着小脚踢了踢纸匣。
“去！”
害臊得躲到妈妈怀里。
小鸡们吃了一惊，“啾啾！
啾啾！”
地奔拢来，挤在一块儿。
“它们在开会啦！”
小弟大声叫出来。
是小哥摇了摇头。
“不的。
它们以为大地震了，害怕！”
妈妈微笑着。
“你们看，它们遇到危险，就互相爱护。”
“嗯——”小哥点了点头。
“他们团结。”
妈妈站起身来，边走边回头说：
“我拿小鸡吃的食来。
你们看着它们。
留心阿花（猫）！”
屋子里很安静。
小鸡又在“啾啾！
啾啾！”
地叫，迈着小步子，还一跳一跳的，十分快活的样子。
灾难没有发生，世界又和平了。
妈妈兜着一把糠粞，从厨房里跑回来，却不见了孩子们，真奇怪。
忽听得有个声音笑出来，一看，三个孩子在屋角落里，张开手臂，抱做一团。
“怎么啦，不喜欢小鸡了？”
小弟提高小嗓子回答说：
“我们也团结！”
家乡的信
（中央美术学院油画训练班毕业创作） 汪诚仪
瓷都（二首）
路工
艺术的宝库我走进瓷器展览馆，看到一座艺术的宝库；
我脚下长起了根须，根须深深扎在瓷都。
瓷都里家家都会画花，花朵比星星还多，每个人就是一棵树，树上开满奇异的花朵。
一百年，一千年，瓷器上沾满血和汗……一代一代传到今天，展览馆里百花逢春含笑开。
我身在艺术的宝库，脚下根须扎在瓷都，伸入到千万棵树根里边，根须盘住了根须。
当我完全忘记了自己，身上就开出奇异的鲜花……我看着展览馆的瓷器，像望见照耀着世界的光华。
画花他从小在瓷都长大，十岁上就在瓷器上画花。
他手中的笔不肯躺下，即使饿得眼睛发花。
日月在他笔下飞过，冰雪在他心上融化。
今天，他的白发闪着光华，瓷器上开满永不雕谢的春花。
孩子端碗吃饭，他说：
“妈妈，碗上有朵牡丹。”
老年人拿起杯子喝茶，他把杯上的迎春花看了又看。
谁知道他画了多少朵鲜花，他的笔还是不肯躺下。
他从来不在瓷器上题名，好像活着就是给大家画花。
1957年03月于景德镇
让老作家归队吧
顾家熙
全国解放之后，很多从前活跃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战士，被调到各种机关做领导工作，从那时起他们就搁笔了。
从前这些人天天写文章，他们的思想天天和读者见面，读者对他们有感情，他们在读者中间有威信。
如今，有的做了文化部门的负责人，有的当了出版社的编辑，有的在担任行政领导，有的做了外交官。
他们整天浸沉在频繁的大小会议里。
如果真要做一个调查的话，恐怕能举出百把位转业的老作家来。
这些同志都是擅常写作的，他们常常向报刊编辑诉苦，很想能得到更多的写作的时间。
他们对今天的新事物，以及新事物中存在着的缺点，很有写作的冲动，可是无暇执笔。
有好些老作家每年所订的写作计划都无法完成。
诚如老舍同志最近所说：
想想看，什么比会写而不能写更难过、难堪的呢？
报纸和刊物应该成为他们大显身手的好地方。
我们报纸副刊和进步文艺杂志有着优良的战斗传统，它曾和各式各样的敌人思想进行斗争，它是在污蔑和屠杀中成长起来的。
这些副刊和杂志培养了我们老一代的作家，老作家没有在报纸副刊或杂志上试过笔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鲁迅的那些时代的触角和感应神经的作品，很多都是发表在副刊或杂志上的。
从鲁迅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一直到解放前夕，这传统一直也没有断过，然而从1949年起，直到去年夏天，这些东西在我们的报刊上找不到了。
远的不谈，只就日本投降以后来说就有许多报上的东西是值得我们怀念的，像重庆“新华日报”上署名司马牛的杂感，在上海“世界晨报”上署名东风的“蚯蚓眼”，在港版“群众”上署名汪老吉的“茶亭杂话”和署名任晦之的“蜗牛随笔”，以及在“华商报”上“今日和明日”“今日谈”等栏中的短文和絮语等都是。
这些短文有的只寥寥十数字，但直到今天还令人难忘。
像司马牛的“赫尔利！
赫，尔利，中国不利。”
像东风在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跌死后，鉴于有些进步人士为之大高兴而放松警惕时所发出的“中国人一直是重视人而不重视制度”的警号，直到反对个人崇拜的时候都成为我们思想上的武器。
我想有这种有才能的作家，他们的生花之笔，昨天为民主革命做了贡献，今天也可以更好地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起巨大作用的。
把老一辈的作家从行政事务工作和社会活动中“解放”出来，以加强我们的思想战线，是轻而易举的当务之急。
记得在1956年新年出版的“文艺报”组画中把一位老作家画在汽车里写作，这绘出了写作和社会工作的矛盾。
由此可见我们感觉锐敏的漫画家在那时已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然而直到今天，这种情形还未改变，以致在思想工作上使我们遭到了一些损失。
如果说刚解放时让作家做行政工作是有其必要的话，那么时至今日，就已到了把这些作家从行政岗位或社会活动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