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大丰收的步骤丝毫不能放松
辽宁省面临抗旱播种防虫保苗的艰巨斗争
本报沈阳28日电
记者陆灏报道：
辽宁在春耕生产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很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够迅速解决，那么争取今年大丰收的希望就有落空的危险。
这是辽宁省人民委员会一位负责人今天对记者说的。
今年以来，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了整顿和物资准备比较充足，辽宁各地的春耕一般还及时，播种也较细致，取得了很大成绩。
目前，南部和东西部的春耕已经结束或接近结束。
北部地区的播种工作预计在6月上旬也将完毕。
这位负责人介绍了春耕生产的情况以后，着重地说：
在春耕生产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是有些地区由于某些农业社内部矛盾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农业社的领导不民主和财务制度没有公开，农民的生产情绪不高，许多人想搞副业和做小买卖。
结果，不少农业社的出勤率很低，劳动效率不高。
全省今年有很大数量的土地不能及时播种。
其中有一部分土地虽然是属于轮休地，但有很多土地是不应该荒芜的。
昌图县去年撩荒六万亩，今年本来要撩荒二十万亩，经过三级干部会议一再动员，预计所撩的荒地约有十万亩。
北部十个县将要撩荒三十七万亩。
从目前情况来看，西部彰武、阜新等地也有大量土地不能及时播种。
这些地区今年减产的可能性都是不小的。
这位负责人继续说：
因为有些地方只强调了群众的习惯和需要，忽视了国家的需要，全省经济作物和高产作物的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
估计全省棉田种植面积尚差十万亩。
辽阳地区水稻播种计划还差十一万亩。
建平县叶柏寿区花生的播种面积仅占下达计划的50％。
开原县三个乡大豆少种了五千七百亩。
从现在的情况看来，经济作物和高产作物的播种计划有的地方是原来的计划高了；
而更多的地方则有落空的危险。
负责人还说，最近一个时期许多地区降雨不足，加以强风多，各地旱象已经成为当前春耕生产的很大威胁，很多地方已经停犁，无法播种。
营口县一万二千亩棉田只有一半出了苗。
义县有三万多亩棉田不能出苗。
除了干旱以外，虫害也有普遍发生的迹象。
除了东部外，夜盗虫成虫已经在各地普遍发生，其他如金龟子、红蜘蛛等虫害也有发展。
干旱和虫害虽然在很多地方已经引起了注意，但整个说来，消灭虫害的工作目前还是薄弱的。
负责人还说，眼下离芒种还有九天，大田播种就剩下很短的时间了。
如果全省农业战线上的力量能够马上集中起来，加强突击，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还是有可能的。
比如能够更充分合理地使用人力畜力；
组织和请求有畜力的机关、部队帮助支援；
组织县区范围内的人力畜力的调剂，这样就可以多种一些经济作物和高产作物。
有些地方如果实在种不上，就应该赶快准备一些晚田种子，以便多种些晚田或饲料。
在那些已经种上的地方，加强保苗追肥，及时铲趟，尽可能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关于抗旱问题，辽宁省人民委员会在本月25日已经向全省发出了紧急指示，省里各部门的负责人都正分头下乡，一个抗旱保苗的运动马上就要在全省开展起来。
这位负责人最后对记者说，今年争取丰收的有利条件是很多的。
丰收当然还是很有希望的。
我们当前在农业战线上的主要斗争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今年的大丰收不要落空。

全国一致声援台湾同胞反美斗争
各人民团体号召把反美爱国斗争坚决进行到底
新华社28日讯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和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等人民团体负责人今天分别发表书面谈话，一致声援台湾人民的爱国反美斗争。
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在谈话中代表全国工人向为反对美国侵略者而斗争的台湾同胞表示敬意。
并指出，美国帝国主义虽然用它的军事力量占领了我国的领土台湾，但是，台湾的人民是不会被征服的，他们将沿着祖国大陆人民走过的道路，像把美国侵略者赶出大陆去一样把美国侵略者赶出台湾去。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负责人说，美军杀害刘自然的事件，只是美军在台湾所犯无数次杀害我国同胞、强奸我国妇女的罪行中的一件。
但是台湾同胞姊妹是有爱国传统的，是不能长期忍受美帝国主义的压迫的，这次台湾同胞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就是一个证明。
负责人又说，台湾同胞们！
姊妹们！
我们将和大陆上所有同胞一起，以一切力量来支援你们，把美帝国主义赶出台湾去，使台湾同胞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负责人在发言中指出，美国侵略者长期霸占我国领土台湾，使台湾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又肆无忌惮地宣判杀害中国同胞的美国军人无罪，这是对台湾人民也就是对全中国人民极大的藐视和挑衅。
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决不能容忍美国侵略者这种恣意的暴行。
台湾同胞的爱国反美大示威是正义的，台湾青年在这次事件中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充分表现了中华儿女的英雄气概。
我们在大陆上的青年，坚决支持台湾同胞和青年的正义斗争，并向他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负责人说，1946年美军强奸北大学生沈崇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在全国学生中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暴运动”。
当时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想尽一切办法来镇压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但是他们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最后被赶出了中国大陆。
现在雷诺枪杀刘自然案件，引起了台湾人民反美情绪的爆发，“美军滚出去！”
的口号已经席卷台湾。
我们相信，在台湾人民和全中国人民团结一致、英勇斗争下，美国侵略者一定要再一次地遭到可耻的失败，台湾一定要回到祖国的怀抱！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负责人指出，台湾同胞的爱国反美斗争，不仅表现了中国人民对美国侵略者无比的愤恨，同时对全世界反对殖民主义、反对美国侵略扩张运动的高涨，也是直接的贡献。
不但我们华侨和大陆上六万万人民表示坚决支持，而且受到世界各国有正义感的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支持。
并说，把残暴的美国侵略者赶出台湾，是八百万台湾同胞的愿望，也是全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意志。
和平解放台湾，实现伟大祖国的统一，是中国人民的神圣任务。
我们一定要斗争到底！

加拿大作家华莱士抵京
新华社28日讯
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来中国访问的加拿大进步作家乔埃·华莱士，在今日下午乘火车抵京。

台湾同胞一定会重见光明！
各地人民呼吁国民党军政人员为和平解放台湾立功
本报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28日邀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声援台湾同胞的爱国反美斗争。
北京市政协副主席蒋光鼐说：
我们警告美国侵略者绝不许对我们台湾同胞作任何进一步的迫害。
我们警告蒋介石集团要觉悟过来，不许帮助美国侵略者迫害台湾同胞。
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昱恒，代表民盟北京市组织的成员，对台湾人民表示敬意和支援，对刘自然的家属表示慰问。
市政协委员黄永仁是台湾籍人，他说，台湾人民这一次又给了美国侵略者当头一棒，一定会赶走美国侵略者。
北京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主席王梓仲说，美帝国主义者到处抢人！
杀人！
打人！
他们走到哪儿，哪儿的老百姓就指着他们说：
“美国侵略者滚回家去！”
北京市工会联合会主席王炯说：
北京市的工人一定要继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用生产和工作支援台湾人民的反美斗争。
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莫艺昌指出：
蒋介石应在这次事件中取得教训，应能立功赎罪。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北京市负责人陈炳基说，台湾人民的爱国反美斗争，说明中国人民不可辱，中国人民不可欺。
牛街清真寺阿訇安士伟说，这次台湾同胞的爱国反美斗争，给美国帝国主义敲起了警钟，给全世界的穆斯林发出了号召。
今天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中国民主促进会、市工商联、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会、市归侨联合会、市妇联、致公党市委会等党派、团体的人士。
据新华社28日讯
各地各界人士一致声援台湾同胞的爱国反美斗争。
现在福州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员、“二·二八”起义者王天强发表谈话说：
台湾同胞的反美爱国大示威，表明台湾同胞对美国霸占台湾已经忍无可忍。
我们对台湾同胞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举起反抗的旗帜，表示钦佩。
他希望台湾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不屈不挠，斗争到底。
民革福建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刘通说，蒋介石集团应该从台湾人民的这一爱国反美事件中得到教训，幡然悔悟，和台湾人民站在一起，为和平解放台湾作出贡献。
福建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华侨投资公司副经理、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郭瑞人说，台湾同胞的爱国反美斗争使我非常激动，我们所有的华侨都应该支持这一英勇的爱国行动，努力争取早日解放台湾。
福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叶鸣宝呼吁归国华侨和国外侨胞更加团结对外，反对美帝国主义霸占我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台湾。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广州市支部主任委员林东海说，台湾同胞的爱国反美斗争，充分表明八百多万台湾同胞血管里流着的是滚滚的爱国主义热血，台湾人民所继承的是光辉的革命传统。
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席、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李朗如，前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现在广州的香港知名人士曾靖侯和蔡凯元等，纷纷表示支持台湾同胞的斗争，指出美国帝国主义可以在台湾横行的日子已经不长了，台湾同胞一定会重见光明。
广州市五十多位归国华侨代表和广州市工会负责人一致斥责美国侵略者的横行霸道，表示要支持台湾人民直到把美国侵略者赶出台湾去。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上海市支部在27日晚上召开会议。
台盟上海市支部主任委员谢雪堂在会上说，我们在上海的台盟盟员和台湾人民，同全国人民一起，全力支持台湾同胞的正义斗争。
在政协上海市委员会促进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组今天举行的座谈会上，工作组组长、民革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赵祖康说：
这两天不断有市民和学生写信给促进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组，各民主党派上海地方组织也分别召开会议，一致表示全力支援台湾人民的正义斗争。
他说，台湾同胞有强大的祖国作后盾，美国侵略者一定要从我国的神圣领土上完全被赶出去。
一部分在天津的台湾籍同胞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成员，在今天举行了座谈会。
曾参加过台湾“二·二八”起义斗争的陈浴沂在会上说：
我在台湾亲身经历过美蒋集团迫害的滋味。
美帝国主义者不仅在台湾横行霸道，还把台湾作为他侵略亚洲的导弹基地之一，这些罪恶行为使我们感到愤怒，今天台湾同胞反美爱国的斗争不仅得到解放了的祖国六亿同胞的支持，而且得到各国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
座谈会最后还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美国当局交出凶手；
要求蒋介石集团立即释放因参加反美斗争而被捕的爱国者。
政协山西省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支持台湾同胞爱国反美斗争的电文。
号召山西在台湾的军政人员，在爱国一家的旗帜下动员起来，团结起来，积极参加和支持台湾同胞的爱国反美斗争，积极响应祖国的号召，争取台湾的早日解放。
政协江苏省委员会副主席陈鹤琴、农工民主党江苏省委员会主任委员邓昊明、九三学社南京分社主任委员高觉敷等都对台湾同胞的斗争表示同情和支持，并殷望台湾同胞万众一心，继续发扬爱国反美的精神，为实现祖国统一而努力。
居住在杭州的台湾籍同胞，今天在政协浙江省委员会分别举行座谈会。
到会的人一致通过决议和抗议，要求美国军事当局立即把凶手雷诺交给台湾人民审判。
正在举行的政协辽宁省、沈阳市第2届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今天通过了一项通电，对台湾人民的爱国反美斗争表示同情和支持，并向死难者家属和在斗争中光荣负伤的英雄们致以深切的慰问。
今天闭幕的政协山东省济南市第2届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也通过了一项声明，号召全市人民以实际行动为解放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的统一而斗争。

台湾国民党许多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
反对驻台美军享受外交特权
新华社广州28日电
台湾报纸消息，国民党许多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们对驻台湾美军享受外交人员待遇的特权深表不满。
24日在“立法院”举行宴会的时候，立法委员谢澄宇质问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
为什么“美军顾问团”人员可以享受外交特权？
他说，每一个美国人“并不都是天使或上帝！”
监察委员黄宝实等十四人在24日举行的“监察院”宴会上提出了一项动议，要求国民党“外交部”迅速就驻台美军的法权问题与美国洽商，以“确保司法权的完整”。
黄宝实说，“目前美军在台享有外交人员待遇，不受我法律审判，这无疑是治外法权的复活。”
他说：
“今天如果是为了美元而要我们让步的话，这问题就要重加考虑。
我们不能将司法权让给人家！”
监察委员叶时修等十多人在会上热烈发言，支持黄宝实的动议。
叶时修指出，美军在台湾人数很多，现在不但“美军顾问团”人员享受外交人员的特权，而且连美军眷属以至佣人都一律享受。
他说，正是由于让美军享受这种特权，才发生了美军横行的许多案件。
台湾报纸说，所有发言的人一致认为，为了“维护主权的完整”，必须迅速与“美军顾问团”举行谈判，解决驻台美军的特权问题。

台湾工人站在反美示威最前列
新华社香港28日电
据台湾报纸透露，台湾工人英勇地参加了反美爱国大示威。
在捣毁美国“大使馆”、美国新闻处和包围台北市警察总局的示威群众中，都有数量很多的台湾工人，而且许多都站到群众的最前面。
从台湾警方公布的在反美大示威中死伤者的身份看来，工人占了大多数。
死者吴面涛是台湾气象所的工人。
重伤者大部分是印刷工人、工厂工人或店员，还有一些文化工作者和学生。
在示威中，还有许多工人被击轻伤。
许多三轮车工人都英勇地参加了反美大示威，当24日晚上蒋军驱散包围台北市警察局的示威群众时，几个三轮车工人最后还把几个被警察击致重伤的示威群众护送到医院去。

在国营企业中逐步推行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办法
本报今天发表了中共沈阳市委第2工业部关于在五个国营工厂中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试点工作的报告。
这个报告和这个时期其他各地在试点工作中所取得的初步经验可以说明：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国营工业交通企业中逐步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是扩大企业内部民主、解决企业内部矛盾、推进生产的一种好方式，也是帮助国营企业中的党、行政和工会组织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一种好方式。
我们认为，各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在试点取得比较成熟的经验以后，可以根据当地国营工业交通企业的具体情况，订出计划，分批地推行这个办法。
大家知道，全心全意地依靠职工群众办好企业，从来是我们党在国营企业中工作的方针。
在全国解放之初，当许多原来的官僚资本企业被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以后，就在企业中建立了职工代表会议，作为吸收广大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的管理工作的一种组织形式。
这种组织形式，对于进行企业的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重大的作用。
但是在后来，特别是从1953年在许多国营工业交通企业中推行“一长制”以来，职工代表会议就变成单纯地由企业领导者布置任务、职工群众提出保证的会议了，企业领导者很少在这样的会议上进行自我批评，更不注意发动群众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
这显然是不适当的。
去年09月，党的八次大会决定要在国营企业中贯彻执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以后，各地一方面在国营企业中执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另一方面也开始在少数国营工业交通企业中，将原有的由工会主持的职工代表会议试改为职工代表大会，适当扩大权限，并使之逐步成为一种制度。
这种试验对于扩大国营企业中的民主管理，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有重要意义的。
职工代表大会应该是一个甚么性质的机构呢？
各地进行试点工作的经验表明，职工代表大会应该是国营企业的职工参加企业管理和对企业行政领导进行群众监督的机构。
职工代表大会采取常任代表制，代表由职工群众直接选举，代表向选举他们的职工负责，职工群众有权随时撤换不称职的代表。
职工代表大会有权听取和讨论厂长的工作报告，审查和讨论企业的生产计划、财务计划、技术计划、劳动工资计划和实现这些计划的重要措施，定期地检查计划执行情况，并且提出建议。
职工代表大会还有权审查和讨论企业奖励基金、福利费、医药费、劳动保护拨款、工会经费以及其他有关职工生活福利的经费开支；
在不违反上级机关的指示、命令的条件下，可以就上述范围作出决议，交企业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方面执行。
国营企业既然是全民所有的企业，而不是企业职工集体所有的企业，所以企业的行政领导人员，当然应该由代表全民利益的国家管理机关任命，而不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但是，如果企业的行政领导人员不称职，职工代表大会不仅有权给予批评，还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建议上级管理机关撤销他的职务。
职工代表大会对上级管理机关的决定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也有权向上级机关提出建议。
但是如果上级管理机关经过研究仍旧坚持原来的决定，那就必须贯彻执行。
这些，都是符合于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即民主集中制这个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的。
试点的另一个重要经验是，在国营工业交通企业中建立的职工代表大会，同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应该是一套组织，它不需要也不应该抛开工会而“另起炉灶”。
工会委员会不仅要负责准备和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而且在职工代表大会休会期间，要负责监督行政领导上对职工代表大会有关生产行政工作决议的执行。
在下届职工代表大会上，工会委员会要作监督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这样，就可以加强和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
如果把职工代表大会同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分作两套机构，不仅代表大会次数加多，浪费职工的时间和精力，而且机构重叠，开起会来和在会后办起事来也免不了有许多内容重复和职责不清的地方，因而免不了减低工作效率，削弱工会组织的作用。
要使国营企业中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能够健康地建立和推行起来，企业党委的正确领导起着决定的作用。
根据各地试点的经验，企业党委必须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正确地处理全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同本单位职工群众的局部利益和暂时利益的关系；
必须正确地调节企业行政领导同工会组织和职工群众的关系。
对于职工代表大会的议题，党委不要事先作出硬性的决定，好让会议能够无拘束地表现职工群众的意志；
但是，对于会议中讨论的重大问题，党委又要有明确的方针，并且通过党员的积极活动，加强对会议的思想领导，力求使会议不致作出错误的不能执行的决定。
在职工代表大会上，职工代表的意见即使是错误的，也应该允许自由发表，而不要定出种种清规戒律，限制群众的民主权利。
对于错误的意见，当然需要进行说服，但是必须注意，绝不要妨碍了职工群众的积极性。
在职工代表在会议上正确地批评行政领导的官僚主义错误的时候，党委不仅不应该去作辩护，而且应该热情地支持这种有益的批评，依靠群众的力量去克服行政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缺点。
党委还要领导企业行政方面积极执行职工代表大会的决议。
无论工厂管理的民主程度怎样扩大，在我们的国家内，企业生产管理的指挥，都必须由行政领导者负完全责任。
所以党委需要加强在职工中的政治思想工作，使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委员会在他们的工作中，务必不要妨害厂长在企业行政上的负责制。
党委和工会都需要教育全体职工遵守企业的规章和劳动纪律，服从行政领导者的命令和指挥。
这样，才能达到调动企业中的一切积极因素去搞好生产，全面地超额地完成国家计划的目的。
从各地最近关于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试点工作的初步总结中，我们以为，可以提出以上的一些看法。
关于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初步经验，虽然一般是成功的和可行的，但是还显然没有成熟。
我们希望各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责成所属的工业交通企业部门，继续将试行职工代表大会办法的经验总结出来，以便使这种经验更加完善，并在各地国营企业中分批推广。

考察我对外文化活动
蒙古一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28日讯
由蒙古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局秘书长额尔德尼和蒙苏友好协会秘书长涅布组成的代表团在27日下午乘飞机抵京。
代表团是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局邀请，来中国考察中国对外文化活动方面的工作方法和经验的。

高教部接受正确的批评和建议
选派留学生将采取自由报考方式
六年来我国共派留学生七千多名，三百多人学成回国
新华社28日讯
高等教育部选派出国留学生的工作，经国务院同意，从今年起将采取公布专业、自由报考的方式。
招考留学生的对象是大学毕业后具有两年以上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
高等教育部到时候将公布招考的专业，由报考学生自由选择。
这和往年所采取的按专业比例在重点学校布置选拔的办法不同，它可以更广泛地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出最优秀的人出国留学。
高等教育部今后派遣留学生，将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充分考虑苏联和其他各国的教育特长和可能条件，我国的实际需要，做到慎重选择，少而精。
对应考的学生，除了业务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以外，还要求有关外国语达到能听课、能读专业书籍和会话能表达基本意思的水平。
从今年起，高等教育部决定不再选派高中毕业生出国留学。
因为国内高等学校教育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一般大学生可以在国内培养。
派遣留学生以培养科学研究干部为主。
过去几年由于缺乏经验，派遣留学生的专业一般照顾当前需要多，照顾长远需要不够，因而造成有些专业过于集中，有些重点专业派得过少或者没有派。
为了克服这种盲目性，适应国家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要求，准备在科学规划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由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高等教育部等部门参加的派遣留学生专门小组，负责确定派遣留学生的长远计划和年度计划。
今年，对于正在国外学习的大学生（主要是一、二年级）将进行必要的专业调整。
凡是国内能培养的、一般专业的大学生，尽可能改学国内的缺门或薄弱的专业。
对于出国留学生的选派工作，近来有很多高等学校的师生提出了批评。
他们认为，过去留学生的选拔工作表现出重政治、轻业务的偏向，留学生质量不高，不符合在国外学习的要求。
如留学生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水平不高，语文水平也不能适应出国学习的要求；
留学研究生大多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独立研究的能力较差。
因此，高等教育部经过研究，决定采取上述改进办法。
从1950年开始派遣留学生到1956年，我国留学生所到的国家有十四个，共七千零七十五名。
其中研究生一千三百三十一名，大学生五千七百四十四名。
到1956年11月止，已经毕业回国的留学生有三百五十四人。
留苏毕业研究生中有两人获得博士学位，一百十一人获得副博士学位。
他们都根据国家需要分配到工厂、学校和科学研究等单位工作，有的还担任了领导职务。

一定要为我们的亲人复仇
解放军战士　马宗堂
当我翻开了25、26日的“人民日报”，看到了一个美国兵无辜杀害我国同胞刘自然的消息后，无比的愤怒从心里燃烧起来。
做为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决不允许美国侵略者这样逞凶霸道！
台湾的领土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我们迟早要解放。
台湾的人民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我们不容任何人污辱。
今天，一个美国人雷诺竟无法无天地杀害了一个中国人民的同胞，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是决不肯罢休的。
令人痛恨的是美国当局不但不判决杀人凶手雷诺有罪，反而替他辩护，宣判“无罪”！
我们抗议美国政府这一粗暴无理的行为！
台湾人民，全中国人民，全体人民解放军战士，我们一定要为亲人复仇！
把愤怒变为力量，时刻准备着，为我们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为解放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而作英勇不屈的奋斗！

云南少数民族上层人士
批评汉族干部的大汉族主义
本报昆明讯
最近期间云南省各方面人士深入学习毛主席的报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揭露出人民内部的矛盾。
部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揭露了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倾向。
有的说，党对培养民族干部一向是很重视的，但距离目前的工作需要还差得远。
如法院、监察、武装部队中少数民族干部就很少。
有的说现在少数民族干部中普遍有一种两头受气的感觉。
一方面，某些汉族干部轻视少数民族干部的作用，包办代替，遇事不同少数民族干部商量；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群众也对本民族的干部不满意，认为他们不能代表本民族的利益，只是起了汉族干部的翻译或引路的作用。
苗族人士王弘道说：
“几年来人民政府做了不少工作，成绩是极大的。
各级政府机关都适当地配备了少数民族干部。
可是在这方面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例如有的少数民族干部有职无权，思想苦闷；
有的干部实际困难长时间得不到解决而不愿意继续工作；
还有的是工作能力弱，文化水平低，在工作中发生错误或是不能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受到批评，伤了自尊心，想回家搞农业生产。
李福鹏说：
“还有少量的外来干部尚存在着大汉族主义的思想残余，摆老资格，认为少数民族干部不如自己，甚至厌恶、歧视他们，在生活上不照顾他们的习惯，在工作上不体贴他们的困难。
有的汉族干部说民族干部水平低，无文化，脑子笨，认为提拔少数民族干部担任领导工作是抬得太高了，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的职权，致使少数民族干部很苦恼，不愿在机关工作，愿意下乡跑腿。
很多人认为党员是否真正全心全意为少数民族服务，首先要考验他对少数民族干部持什么态度。

台湾当局不敢提出抗议　美国政府大兴问罪之师
港报纸继续评论台湾反美事件
新华社香港28日电
香港报纸27、28两日继续评论台湾人民反美示威事件。
“香港商报”27日评论说：
“刘自然白白地死了，我们听不到台北当局为他们自己的官员被枪杀而发出抗议”，反而是华盛顿向台北当局大兴问罪之师，咄咄逼人。
评论说，“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人格，华盛顿当局的颐指气使，台湾同胞无论如何不可忍受，也不能忍受！”
“内幕观察报”同一天说，美军“杀人者判无罪，而中国群众抗议示威者却有罪”。
这家报纸指责“美国用强力压迫被害者向他道歉”为“暴露其丑态于世界之前。”
“香港商报”28日再次发表评论分析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有如此强烈的反美情绪的原因，是“台湾的中国同胞显然已经受够了寄人篱下的痛苦滋味”。
评论指出，台湾内部很多人对和平解放台湾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响应，“因为只有这条路才可能使台湾脱离美国人的控制，才可能使台湾同胞免于美国人的欺凌”。

“好提意见”究竟是好是坏？
政协山西省委员会特邀委员　张正非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大家的事情，是全国六万万人民的事情，不仅是人人要说话，而且是人人有责任。
因此，我今天要提出两个矛盾问题，在大会上来讨论：
第1，关于团结态度的矛盾问题
党的政策方针，是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在对待思想问题上，要求采取“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态度。
但是，有些地方在对待已经转变了的旧知识分子、旧军政人员、资本家以及过去的地主和富农的态度上有问题。
我把它归纳起来，有过这样两种态度：
有一种人，是采取“既招之，又拒之”的态度。
这种态度的表现形式，是冷淡，怀疑，格格不入，转头而过，交谈不自然，触目不顺眼。
另有一种人，是采取“欲与之，先殴之”的态度。
有人说，“这是党对他的考验。”
我说，这好比是甲要乙今天先接受一个耳光，明天才肯给他吃四两猪肉；
或者是，今天先打一个耳光来考验考验，然后决定明天是否给乙四两猪肉吃。
我认为，如果今天不打一个耳光，明天只给乙一两半猪肉吃，乙是否会感到比吃四两猪肉更加愉快呢。
还有一个古典的例子，就是所谓“蹴而与之，乞人有所不取”。
自然，如果先踢他一脚，再给他东西，就是要饭的人也是不会要的。
因此，我认为，起码应该采取“既来之，使安之”的态度。
但严格分析起来，像这样的态度还是消极的，不如采取“既亲之，紧抱之”的态度。
只要各级党的领导同志，在主动团结群众时，就可以这样做。
第2，“好提意见”究竟是好是坏？
这里，不讨论“意见内容是否正确”的问题，专门讨论“好提意见”这一种性格、习惯和作风，究竟是缺点，还是优点的问题。
1953年冬季，我在山西省人民政府里一个集会上，听到办公厅人事科科长宣布说：
“有很多复员军人转业到太原来，太原市有些单位认为军人好提意见，不要。
现在要纠正这种错误。”
我在当时就大吃一惊。
认为：
“光荣的军人因好提意见，别人不要；
我是一个旧军人，又好提意见，还有什么前途呢？”
随后，我又想：
“如果好提意见是缺点，我就应该把它丢掉；
如果好提意见是优点，我就应该坚持不放。”
现在，把我三、四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分析，提出来谈一谈：
首先声明：
“不好提意见”不一定是缺点。
不要简单地把它扣上“个人主义”的帽子。
“意见”是脑力劳动的产物。
只有经过脑力的艰苦劳动，才有可能产生比较好的意见。
“好提意见”的理论基础，基本上是由下而上的群众路线。
它是群众路线中比较集中的带有主导和先锋作用的形态。
党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的根本精神，就是要求大家多提意见。
“好提意见”的心理基础是勇敢和责任感。
这是对人类世界和国家大事以及社会问题处处留意，事事关心的具体表现。
正直、坦率、敏感、好思，有见必发，有啥说啥，是“好提意见”的性格反映。
谠论直言，不计利害，置个人的褒贬于度外，是“好提意见”的风格。
“好提意见”应该说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改造社会和改造世界都需要“好提意见”。
每一个人想进步，也需要“好提意见”来帮助。
因此，“好提意见”的本质，就是喜爱帮助别人克服缺点，快些进步，就是喜爱推动社会离开落后，走向进步。
“好提意见”的发展历史及其现实意义。
过去各个朝代的政权与今天人民的政权，有本质上的不同，在此不想多说。
但在开放言路这一点上，却有共同之处。
我国自周朝起，历代先后出现的御史、观风史、谏官、采诗官、谏议大夫、都御史、肃政史及监察委员、监察史之类，一般说就是那些敢于提意见或“好提意见”的人充任的。
今天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把全国人民引入崭新的民主时代，更是大开言路，并想尽一切办法，鼓励人们打破顾虑，多提意见。
“好提意见”和“德”与“才”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我认为：
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好提意见”就是“德”；
因为他对人民的事业，处处留意，事事关心。
只要能善于分析问题，提出与人民有利的意见，“好提意见”就是“才”。
司马迁说：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这一句话，尽管是以千比一，扩大了一些，只要不是说反了，只要不是一比一，那末，谔谔之士的才，总要比那些诺诺之人的才高一点吧。
孟轲说：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法家拂士”是内在的条件，“敌国外患”是外在的条件，因此，“法家拂士”应该比“敌国外患”重要得多。
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国家的内部，应该特别重视那些“守法不移”和“谏诤不屈”的干部，而且是越多越好。
魏征勇于对唐太宗犯颜敢谏，而且凡上二百余奏，使太宗不能不敬惮。
今天对唐太宗的评价很高，也反映出魏征先后提出二百多次自下而上的批评和建议的客观价值。
毛主席说：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有些人说：
“言者有赏”。
可是在实际上，“好提意见”的人，有些单位不要。
据说有些领导同志害怕提意见，因而不欢迎“好提意见”的人。
这不是都证明“言者有罪”了吗？
因此，我希望领导上把“好提意见”这一种性格、习惯和作风，究竟是缺点，还是优点，明确肯定起来。
如果，最后判定这是“缺点”，那末，可以让“好提意见”的人赶快把它丢掉；
倘使，最后判定“好提意见”是“优点”，那末，也可以让“好提意见”的人早日摆脱“言者有罪”的不幸遭遇。
（这是在政协山西省第1届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文化部党外人士举行座谈
坦率批评领导工作中的毛病
本报讯
文化部党组和党委邀请部内及所属各单位的民主党派成员和党外高级知识分子座谈，帮助党员领导干部整风。
应邀参加了座谈会的共二十五人。
在本月20、28日座谈了两个下午。
先后发言的有韩寿萱（九三学社）、张申府（农工民主党）、马彦祥，冯亦代（民盟）、罗涵先（民盟）、白芸生，王叔庄，张其春（民盟）、戴不凡（民盟）、罗静予，张子光（民盟）、甘伯林（民主促进会）等十二人。
座谈会上着重批评了文化部领导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现象，对高级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作了尖锐的批评。
批评了文化部的共产党组织不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缺乏对党员的统一战线政策教育；
批评了党组织对知识分子的关门主义情绪。
批评了一些党员干部对待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批评了他们的宗派主义情绪和特权思想，批评了人事工作中的缺点。
座谈会上还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要求。
有人建议应配备一些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较强的干部到文化岗位上作人事工作，这样才能更好地团结知识分子进行工作。
有人建议应重视广泛采用和改进十六？
糎的电影放映机和电影拷贝，多修规模较小的电影院，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电影的迫切要求。
有人建议要重视图书馆工作、文物工作和外文书籍的出版和发行工作。
有人建议共产党应该注意培养自己的党员具有专业知识，建议在文化系统工作的共产党员，除了共同地把共产主义事业作为自己终身事业以外，还应该各有一门专业，作为自己终身从事的具体事业。
有人要求改变对一些非党知识分子的不合理安排，要求改进一些工作的条件。
到会听取意见的党员副部长们，都表示欢迎这种坦率大胆的批评。
无党派人士马彦祥在第1次座谈会上当面指名批评了副部长钱俊瑞和刘芝明。
他认为钱俊瑞有宗派主义。
他是艺术局的副局长，周扬同志在文化部工作时他是有职有权的，但钱俊瑞上任一星期后，就叫他不必到局里办公，光参加局务会议就可以了。
从那时起，文件也看不到，也没有人给他汇报工作，实际上是有职无权。
钱俊瑞同志说：
“马彦祥同志这种当面指名指姓批评的精神很好，不过还是太客气了点。”
马彦祥说：
“今天时间有限，先批评这些，以后有机会还要再批评。”

有骨气！
国际书店总店　张延华
勇敢可敬的台湾弟兄们，当我读到人民日报刊登的题为“台北爆发反美大示威”的消息时，我的内心激动得一刻也不能安静。
你们为抗议驻台湾美军当局的无理跋扈，忍无可忍地捣毁美国大使馆的激愤举动，是痛快淋漓的！
你们做的有骨气，你们为受屈辱的台湾同胞出了气，你们不愧是祖国人民的好儿女！
全中国人民都会向你们致以深切的慰问和关怀！
台湾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领土，但是蒋介石集团却纵容美国强盗在台湾横行霸道，无法无天。
臧大二子的深冤未伸，沈崇被美国兵污辱的事件还记忆犹新，美国强盗又在台湾惨害了我们善良的台湾同胞——刘自然；
而杀人的凶犯雷诺却逍遥法外。
在旧恨中又添了新仇，这笔血债迟早要美国强盗用血来偿还！
等着吧，台湾的弟兄们，最后胜利是永远属于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人民！
侵略者迟早会被驱出人类的历史舞台！
让台湾同胞和祖国人民一道协力为解放台湾而努力！

杀人犯雷诺逃回美国
新华社28日讯
旧金山消息：
杀人犯雷诺26日晚到达旧金山东北翠菲斯空军基地。
这个杀人凶手乘空军公用汽车离开翠菲斯。
美国当局还在他回国后给了他三十天的假期。

法学界人士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开的座谈会上
提出对我国法律制度的意见
新华社27日讯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今天下午邀请法学界人士举行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有政法学会在京理事，高等学校的法律教授、讲师以及在各机关工作的法学界人士等共九十多人。
中央政法机关的党员负责干部也参加了座谈会。
政法学会副会长吴德峰在座谈会开始的时候说，首都法学界人士散布在各个机关和学校。
他们有些意见已在所在单位提了，但有些人觉得有些与法律方面有密切关系的意见还要专门开会提一提。
因此，政法学会决定开这个座谈会，希望法学界人士大胆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改进工作。
今天在座谈会上发言的共五人。
兰州大学副教授吴文翰首先发言，他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中国法学界具有“招魂”的重大作用，因为中国法学界老的一辈被一棍子打死了，新的一辈被教条主义迷住了窍，所以都需要“招魂”。
吴文翰说，解放后，全国各地的法学院大都被取消、解散和归并，存者无几。
兰州大学法学院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在思想改造和司法改革运动里，学过旧法学的人遭到了更大的歧视和打击。
党和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润泽了枯树衰草，复苏了吓掉了魂的人。
吴文翰认为，现在有一部分领导干部有法律的虚无主义思想，忽视宪法，认为以党代政是当然的，党的命令高于法令，党员个人的言语自认是“金科玉律”。
这都是违反法制的。
他说，在整风的今天，要“慎刑”，要根据“八大”的精神，强调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对于过去错判、误判的案件，由司法、检察等机关进行调查平反；
对于个别故意“出入”人罪的违法行为，也应该进行处理，作为建立法制风气和加强法制的先声。
吴文翰说，现在在法学界中间有一道无形的“沟”和“墙”存在，宗派主义者要负主要的责任。
要整风先要整这个宗派主义。
其次是必须沟通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关系，废除不必要的保密制度。
在法律科学的学制方面展开讨论。
吴文翰并且建议迅速设立法学研究所，也可以考虑把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与法学研究所合并成法学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吴家麟在发言中着重谈到对我国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意见。
他说，人民代表大会制是优越的，比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有无比的优越，但我们在运用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有毛病，甚至有严重的毛病。
领导干部在对制度的运用中存在不少问题。
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领导力量，但两者应有界限，应有所区别，既要实现党的领导，又不能以党代政。
以党代政就牵涉到政治制度问题。
吴家麟说，有些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没有按规定召开，开得也不及时。
中央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虽然好一点，但也不正常。
有些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形式主义偏向，没有常务机关，也没有常设委员会，在闭会期间不能监督政府工作，没有真正起权力机关的作用。
关于法律制度问题，吴家麟说，要作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有些部门没有作到有法必依。
中央最高领导机关法制观念也不强，甚至还有不遵守法制的现象，应该坚决纠正，否则上行下效，贻害无穷。
他举例说，195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撤销新疆省建制和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决议，而宪法第27条第11款规定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划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又如1955年0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通过，授权常务委员会制定部分性质的法律，而宪法第2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
又如选举法第44条规定选民名单应在选举的三十天以前公布，但国务院关于1956年选举工作的指示则规定“争取在二十天左右完成一个基层单位的选举工作”。
吴家麟最后提出四点建议。
一、健全政治制度，调整失调的一些环节，并正确运用这个制度。
二、加强立法工作，把立法活动提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日程上。
三、加强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民主和法制教育，中央领导机关首先在严格遵守法制方面做出榜样。
四、开展法学研究工作，重新审查法律教育制度，改进政治法律学会和法律出版社的工作。
内务部研究员洪鼎钟提出三点意见：
第1是政法学会的联系面太窄，忽视了法律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没有适当地把法律科学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一步，许多潜在的力量没有发掘出来；
第2，目前需要作些科学进军前的准备工作，要补足一切必要的基本知识。
第3，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一些外国书籍在翻译方面有错误，但又不虚心听别人意见。
国务院参事李祖荫认为如成立了法学研究所，那就可以把我国法律研究工作提高一步。
他还建议政法学会要建立年会制度，使年会成为法学界争鸣的论坛。
政法研究杂志可由两月刊改为月刊，使之成为全国法学界人士争鸣的园地。
他最后希望政法学会可以把老解放区和解放后的法制经验总结一下，把毛泽东主席在许多著作中表现出的法制思想加以很好的研究。
现在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的前武汉大学副教授张鸿增说，这次整风首先要整法学教育工作上的宗派主义。
他在讲话中着重地批评了前武汉大学法律系副主任、党总支书记李文钧的宗派主义作风。
座谈会将继续进行。

祖国人民支持你们
　谢南光
为了抗议驻台湾美军当局释放一个杀死中国人刘自然的凶手美国士兵，台北市民万多人捣毁了美国大使馆，对于台湾人民的这种英勇行动和见义勇为的精神，我感到万分兴奋和钦佩。
台湾人民的行动将得到祖国六亿人民的支持。
现在美国在台湾征用二十多万青年到蒋介石的军队里面去，想利用我们台湾同胞的鲜血来侵略我们的祖国。
我相信台湾青年总有一天会利用敌人的飞机大炮来粉碎敌人侵略台湾的阴谋。
现在台湾同胞的行动就是反帝抗美斗争的开端。
我希望台湾同胞们坚持下去。
你们不是孤立的，不但六亿的祖国人民在支持你们，全世界爱好和平和反殖民主义的十多亿人民都在支持你们。
我们希望台湾同胞从刘自然事件发展到抗美反帝的斗争，发展到赶走美帝国主义解放台湾的斗争。
不管美国的压力有多大，只要八百万台湾同胞同祖国六亿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我们一定能够完成抗美反帝和平解放台湾的任务。
希望台湾同胞们再接再厉，祖国人民一致在支持着你们的神圣的斗争。

美军从台湾滚出去！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专业三年级二班全体同学
我们看了人民日报关于台湾同胞奋起进行爱国反美斗争的报道以后，热血沸腾了。
美帝国主义武力强占我国领土台湾，使八百万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几年来暴行累累，最近又无辜杀害我同胞刘自然，对此我们无限愤慨！
台湾同胞的苦难，就是全中国人民的苦难，台湾同胞所掀起的英勇的爱国反美斗争，我们坚决的支持。
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台湾同胞是不可欺侮的，全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意志是决不会动摇的。
我们也强烈地抗议台湾当局对于自己同胞这种爱国斗争所采取的军事镇压手段。
我们认为这种背亲向敌的做法，与其说是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如说是埋葬自己的手段。
中央人民政府早就发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蒋方官兵应该清醒头脑，早日回到祖国怀抱，共同建设独立、富强的新中国。
最后我们高呼：
美军从台湾滚出去！
我们全力支持台湾同胞爱国反美的英勇斗争！

美国公然拒绝重审杀人犯雷诺
新华社28日讯
据国际新闻社消息，美国拒绝重审美军上士雷诺。
美国驻台湾“大使”兰金昨天把华盛顿的照会递交给国民党“外交部”，照会说，为枪杀刘自然案而重审雷诺是“不可能的”。
这个照会是美国为了答复叶公超的要求而递交的。
叶公超曾向兰金探询是否可能重审雷诺。
合众社今天从东京发出了一则内部通报，其中透露了美国军事法庭当时在台北“审讯”雷诺的真正用心。
通报中说：
美国“陆军部力促举行审讯”，是为了“替雷诺洗清罪责，并且使他从案件中摆脱出来”。

蒋介石集团媚外压内
董显光摇尾乞怜再次向美国赔罪
新华社28日讯
华盛顿消息：
蒋介石驻美国“大使”董显光27日晚在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中再一次表示，蒋介石集团愿意赔偿在反美大示威中被群众捣毁的美国驻台湾“大使馆”和“损失”。
他说，如果必要的话，蒋介石集团愿意出钱建造一座新的“大使馆”。
他说，引起骚动的原因之一是美国人欢呼了美国军事法庭判处杀死刘自然的美国军人无罪的决定。
他竭力说这次事件是“孤立的事件”，后来才“弄得不可收拾”，并且“对我们的代价是很巨大的”。
董显光以哀求的语气希望美国不要因为这次事件而撤回对蒋介石集团的“援助”。
不准传播受难者的声音
国民党集团逮捕两名记者
新华社28日讯
据国际新闻社台北消息，国民党警察当局以“帮助煽动”群众袭击美国“大使馆”为名，昨天逮捕了台湾“中国广播公司”的记者王大成和洪成忠（都是译音）。
国际新闻社说：
他们的被捕是因为在台北的美国官员指责“煽动分子发动了这次暴动”，并且指责“国民党的警察和军队行动慢吞吞”。
这两名记者的被捕，只是由于他们在大示威发生那天，用录音机录下了刘自然妻子的演说，在电台播送。
在这篇演说中，刘自然妻子对美国宣判杀害她的丈夫的凶手“无罪”，提出抗议。
法新社说，国民党特务机关还要求采访反美大示威消息的当地摄影记者交出他们的底片供作“考证”，并且正在询问几个曾在示威地点采访的中国籍新闻记者。

蒋军炮兵轰击英国商船
新华社福建前线28日电
27日晚上二十一时十分，由香港开来的英国商船“成丰号”经浯屿岛附近海面驶近厦门，遭到大担岛上的蒋军炮兵轰击，共发炮二十多发。
我军海防炮兵随即进行了压制射击，掩护“成丰号”安全进港。
接着，大、小金门岛上的蒋军炮兵又向厦门岛前村等地盲目轰击一百多发。
我军炮兵再次进行了压制射击。

要相待以诚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萧璋
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逐年在改进中，说它基本上是好的，我很同意，不过还有问题。
问题就在关系还不够好，还有隔阂。
这是两方面的事情，原因当然应该从两方面找，现在我想单就党这方面来谈谈。
我们知道，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是群众，所以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党群关系问题。
党员和群众的关系，一般来说，往往比不上群众自身之间那样的亲切，总是不大自然似的。
这是什么道理呢？
当然，可以说是由于群众觉悟低，对党认识不够，甚至有错误的看法，因而同党员有一定的距离。
这是个原因，但不是主要的。
主要原因是在党员方面，党员在这方面有些什么问题呢？
我看主要是不够诚恳，现在只谈两点：
第1，我们感觉好些党员不大敢或不大愿意在群众面前暴露他们的缺点，言谈举止，也很拘谨。
自然，对知识分子也不例外。
这种情况，他们也许认为是对的。
因为他们怕不这样做，就可能给党的威信带来损失。
他们对党忠实爱护是好的，但这样做恐怕不但不能如他们之愿，而且会有相反的结果。
因为这会使群众感觉到他们不大平易近人，不是“高人一等”，便是“矫揉造作”或其他等等，以致影响了群众对党的正确认识。
另一方面，不暴露缺点，在群众看来，就会认为是党员对待他们不够诚恳。
这一点，对联系群众来说是个较大的问题，因为不管你动机如何诚恳，一出发就不知不觉地和群众发生了距离，还谈什么联系呢？
我们知道，暴露缺点是表示诚恳的不可少的一环。
家人父子为什么比一般外人要少些隔阂呢？
不正是由于彼此能经常暴露缺点吗？
交朋友不也有时在互相暴露缺点之际而交谊也就随之增进以至达到知己的地步吗？
这些人的心理并不存在诚恳的抽象概念，却作了真正诚恳的事实——暴露缺点，所以关系是好的。
党员对待群众，如果也像家人父子，知己朋友一样，敢于暴露缺点，言谈举止，也不要那样拘谨，那么，群众就会把他们看作是自己人，也会把自己的缺点暴露出来，关系自然会好起来，最后变成了知交。
道理是很明显的啊！
其次，是党员对知识分子的特点了解不够，工作不能深入的问题。
对知识分子作具体的深入的了解，本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
因为一般知识分子有其特点，高级知识分子又有其个别特点，知识分子每个人又在其所属阶层共有特点的基础上又各具特点，所以非常复杂。
拿高级知识分子来说吧。
以我个人不正确的看法，他们的岁数都比较大，旧社会的教育都受得比较深，不管是在哪一国留学过，他们的思想意识（不是说政治思想），基本上还是封建成分多（当然也有少数例外，是资本主义的）。
至于没有留过学的，更不用说了（当然也可能有例外）。
这是一个共同点，而每个人又有其封建特点。
尽管是封建的，但也还有其优点。
比如“好面子”，固然不好，但你能说它里面没有积极因素吗？
我看是有的。
它多少包含有点“不甘落后”的思想成分，就是积极因素。
假使能把每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积极因素都发现出来，并很好地引导入正确方向，这对社会主义建设该有多大的帮助啊。
可惜现在这方面的工作似乎作得还很不够。
这个问题，依我看，还是要归结到不够诚恳。
为什么呢？
因为诚恳这个问题，不是光有简单的概念就行了，而是要具体行动，见诸效果的。
一些党员对知识分子的联系，尽管动机是极端诚恳的，但工作却是一般化，没有作深入的了解和具体的分析，因而效果不大。
这也只好说是还没有做到全心全意的程度，也就是不够诚恳吧；
否则，又该怎么说呢？
以上是就我个人所想到的两点来谈的，当然还有其他问题。
但是不管问题有多少，产生的总因，大概不外是许多党员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对知识分子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重要性，体会不够。
这是属于认识问题，是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的问题，我想将来一定会得到解决的。

工商界第10次座谈会着重讨论
如何正确处理公私关系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举行第10次座谈。
在会上发言的，有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盛丕华、河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吴韫山、上海永新雨衣染织厂副经理潘仰尧、民建天津市委员会主任委员朱继圣、安徽省工商联秘书长胡庆照。
他们继续对于公私共事关系、赎买政策、两面性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盛丕华首先发言。
（全文另发）
关于公私共事关系问题，吴韫山认为目前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主要反映在公私共事关系上，公方代表在企业中处于领导地位，公私关系好不好，公方应负主要责任。
为了搞好公私共事关系，他建议，首先应加强对公方代表的教育，在私方人员方面，应该诚恳地接受领导，既不要自大，也不要自卑。
他说，如私方人员是副职，应按照职务分工进行工作；
如果私方是正职，就应有全面处理和主持业务的权力，公方副职除自己的分工范围外，对全面业务最好处在监督地位，不要代替私方，要放手让私方去做，并给予大力支持。
他认为公私共事关系中的矛盾，今后仍会不断发生，私方人员要树立主人翁的态度，不要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多愁善病总把自己看成“外人”，要学习李逵的正直无私，对各种歪风要拿起板斧来“劈”，如果自己有错就负荆请罪，这样才合乎互相监督的精神。
潘仰尧认为公私共事关系不好的原因，是公方代表抓的太多，抓的太紧，抓的太死，抓的太细。
他认为，有人主张索性不要公方代表是不对的，那是因噎废食的想法。
朱继圣认为某些公方人员对工商界有成见，对工商界的进步估计不足，提起工商界总是唯利是图，总是自私自利，以致造成了公私之间的深沟和高墙。
他认为：
改善公私关系，应该双方努力。
座谈中大家集中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正确地理解赎买政策问题。
胡庆照反对定息二十年的做法。
他说我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具有工商业者兼地主的成分。
我所经营的企业曾经经历过简单协作、手工业工场生产阶段，然后积累成为半机器工业的食品工厂，现在是合营厂，到了客观条件许可时，就可以转为国有。
他回忆自己企业的发展过程，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世界一般的资产阶级具有共同性，都是剥削工人阶级养肥了自己，尽管少数企业的原始积累容或不同，但其最后的成长还是取诸之剥削。
这是一个本质问题。
他说，从根本上分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剥削而积累起来的生产资料，本来应该无偿的归还给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过三大敌人的压迫，具有两面性，可以不用剥夺的办法，而采用和平改造的方法过渡到社会主义，赎买政策正是根据和平改造的原则确定的。
他认为赎买不能等价交换，也不能要求等价交换。
因为人是不能以经济价值来比价的。
至于“赎买到底”的问题，是人的改造问题，就是说要把一个剥削者，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能以民族资产阶级有了进步的一面，就要求国家在根本性的问题上有所迁就。
当前有部分工商业者提出“定息改变为二十年”和采用“赎买存单”以及用“公私合营企业国有化公债”等代替定息的办法，这无异说：
资本家剥削工人是天经地义的事了。
有人认为工商界中已经没有两面性了。
他说：
这是带有浓厚的阶级思想感情的。
这种看法，正可以作为“没有两面性”的有力回答。
潘仰尧、朱继圣等都表示不同意定息二十年的主张。
潘仰尧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发了存单工商业者就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应当认识它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改造过程。
但他最后说：
“李康年想出的一些办法，值得参考，不可一笔抹煞。”
座谈会今天将继续进行。

我和公方代表之间
——记一个私方人员的谈话
本报记者　叶剑韵
05月23日早晨，我到北京市电器工业公司去找裴仁。
裴仁是这个公司的经理，我找他为的是了解这样一件事情：
原来他是公私合营朝阳电机厂的公方代表，听说他在公私关系方面搞得很好。
打算请他谈谈这方面的经验。
距上班还有一段时间，裴仁来了。
这人三十多岁，穿的蓝布衣服。
他问明我的来意后，恳切地回答说：
“完全是摸索，谈不上经验；
有些自己也不满意，不值得一提。”
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坐了两个多钟头，他告诉我的，尽是些别人的事情。
譬如说，这个厂子在合营以后，职工们怎样积极地完成生产任务；
私方人员几年来克服了那些缺点，有了那些进步；
企业里的生产总值是在怎样直线上升……。
至于他自己，只讲了几个缺点。
他说，他刚进厂的时候，对团结私方不够主动，只相信工人的意见，对私方的意见还不大重视；
后来，在某些工作上，又要求私方用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方法和原则来处理问题，要求得过高了一些。……
我正在为这种谦虚的谈话感到为难的时候，他却站了起来，慢条斯理地对我说：
“我们的缺点很多，现在正在整风，还没有来得及检查；
现在我们公司的副经理是朝阳厂的资方代表，我们是老同事。
需要的话，你可以听听他对我的批评。”
本来我是想告辞的，听到这个新的线索，又兴致勃勃地找副经理去了。
公司的副经理名叫柏岳，是私营朝阳电机厂的创建人之一，也是合营后的私方代表。
他还是北京市的人民代表，又是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的常务委员，民主建国会的会员。
我们谈话的题目是：
我和公方代表之间。
“提起过去的朝阳，”柏岳对我说：
“我给它想了两句话：
千孔百疮的厂，多愁多病的人。
三十七万资金，到1954年05月合营前夕，差不多快赔光了；
工资开不出，税款交不上，同人们认为没希望了，走的走散的散。
我是厂子里的经理，为了把这个门面撑下来，不多久就搞出了肺病。”
这位从二十多岁就投身于企业界的经理，先诉了过去一大堆的苦，接着又说：
“私营的那几年，头上离不了‘愁’字；
现在伴着我们的是‘欢’字。
人精神了，肺病也钙化了。
与合营前比较，现在朝阳厂从业人员增加了好几百，产值增加了好几倍。
想起过去，比一比眼前，一个办工厂办了多少年的工商业者，看到自己一手扶养大的厂子这么欣欣向荣，心里能不乐不欢吗？
这一切是合营的好处，是公方代表的功劳。
“我想，这几年来，公方代表给我们最大的好处是帮助我们进行了改造。”
经过一番回忆后他继续说道。
“拿我和裴仁的关系来说吧。
他刚进厂，总务部门为他单独准备了一个办公室。
这在我们私方人员看来，公方代表是领导人，免不了有些活动，同时还会有些文件之类的东西需要保管，给他一间房，也不为过分。
可是，裴仁一进厂，就把桌子搬来和我坐在一起了。
看来这是小事，却给我们私方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然我和裴仁之间，也不是什么时候都相处得很好的，大体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时期。
一开始，彼此之间没有共过事，互有戒备。
公方遇事和我商量时，满以为人家早就准备好了，商量不过是聋子的耳朵装装门面，总认为公方不信任我们。
原来我是分工管财务的，一次，为了试探一下，我突然向老裴提出自己能力不够管不了，要求不管财务了。
裴仁见我管得好好的，为什么无缘无故提出不干呢？
于是就找我谈话。
我见他态度和蔼，语气诚恳，也就把心里话告诉了他。
我说：
‘管财务责任重大，厂子里的进进出出，全担在一个人身上，这样的事儿，应该让党员管。
’裴仁严肃地对我说：
‘你是副厂长，是厂子里的领导人，这里没有什么政府不信任你的问题，而是你不信任政府。
’这话我回去想了好久，越想越感到公方代表说的对。
事实上，合营初期，工人对私方人员参加领导是不服气的，什么事情都去找公方代表。
裴仁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很大胆很果断。
不是自己份内的事就顶回去，不管私方公方，该谁管就找谁。
日久，工人们的看法也就慢慢的变了。
“第2个时期，双方接触的机会多了，一般说顾虑是打消了，但心里还有许多地方不服气。
我们这些人，在旧社会多读了几年书，文化上是强一些，也有一些老经验老包袱，有时感到自己很行。
老裴只念过四年书，长期在农村工作。
可是他的原则性很强，很注意方式。
如我在管财务的时候，一次一个工人来向我借钱，我说，这是制度，不能借。
后来这个工人把我骂了一顿。
当时我又气又恨。
心想：
千不怪万不怪，只怪自己头上戴了这顶资本家的帽子，如果是公方代表，你们就不敢这样了。
后来裴仁一调查，说这件事我只做对了一半，还有一半是不对的。
我心里想不通，为了执行制度，错从何来？
裴仁说：
‘工人无故借支，为了遵守制度不借这是对的，可是，不久以前，有个私方向你借支，你却借给他了，这就不对了。
’我仔细一想，原来工人骂我是有原因的，首先是自己破坏了制度。
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老裴对我进行了批评，也对工人进行了教育。
他虽然批评了我，可是我们的关系却比过去密切了。
此后，我遇事也就不像过去那样自信了，有问题首先检查自己。
对老裴也就更加信任了。
“第3个时期，是积极要求学会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时期。
民主管理、群众路线，这在私营企业来说，经理或厂长是不可能去考虑这些问题的。
然而，合营以后，企业的性质变了，不学会这一些，就不能当好企业的领导人。
在这方面，老裴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
我在厂子里兼管总务。
我管伙食，自己却宁可下小馆子也不在食堂里吃饭。
有时老裴也陪我去吃一两次馆子。
他吃馆子并不是只为陪我，而是借吃饭之便说服我，要我关心职工的伙食，并建议我在食堂吃饭，以便随时了解饭菜的质量。
后来，我在食堂吃了几次，亲身感到工人们反映伙食搞得不好的意见是正确的。
这时老裴建议抽出得力的干部下厨房，具体帮助，并指名要抽总务科李培治。
当时，我心里大为不满。
李培治是个大学生，工作又积极肯干，叫这样的人去搞鸡毛蒜皮的事情，不是浪费人才吗？
后来，这个同志下厨房去了，没几天，伙食搞好了，工人们很满意，纷纷写墙报写信表扬李培治。
通过这件事，我学到了两点。
一点，我平常把群众观点看得很抽象，其实，把群众最关心的事情搞好了，就是很好的群众观点。
另一点，过去我总认为做轰轰烈烈的事才是光荣的，现在才体会到不管任何细小的工作，做好了，群众拥护了，都是光荣的。
“老裴经常下车间，但是他并没有给我们分派下车间的任务。
我是负责原材料供应的。
一次在交谈第3分厂材料供应情况时，我肯定地说材料不成问题。
当时老裴没说什么，拉着我的手说：
‘咱们下去瞧瞧吧！
’一进三分厂的门，分厂长就说：
‘厂长、副厂长来啦！
材料问题可大啦！
’我弄得莫名其妙：
材料早就批拨给他们了，为什么还在闹停工待料哩？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把送给三分厂的材料错送到一分厂去了。
事后老裴对我说：
‘我们领导人仅仅守着办公室，工作是搞不好的，今后得多下车间。
’老裴这人，每逢刮风下雨就披上雨衣到工人宿舍去转一圈，看看那儿漏雨，那儿需要修理。
冬天，越是刮风下雪，他跑得越勤，看炉子的烟囱装好没有，会不会出问题。
老裴曾说：
‘越往工人中间跑，和工人的感情就越深。
’当时我领会不了这个意思，后来自己下去了几趟，认识到了它的好处，从此就主动下去了。
“向公方代表学习的东西可多啰，和老裴相处，也确是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有一次，我们厂子接受了一批配电箱的生产任务，图纸是我厂设计的，也经过甲方看过同意了。
后来出厂的产品甲方说不合用，要求返修。
这时，私方人员认为责任不在我们，不愿意修，老裴却对大家说：
甲方是外行，我们是内行，错了我们也有责任；
何况我们生产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甲方不好使，对建设也不利。
他就说了这么短短的几句话，可把我们合营企业的优越性全说出来了。
把大家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
最后，我们的谈话快结束了，柏岳告诉我说，裴仁正在跟他学算术，他们还一道在学习政治经济学。
在分别时，他概括了以上的谈话说：
“几年来，在工作中我个人碰了不少的钉子，回想起来，碰一回钉子就等于破一回资本主义，也就是立一回社会主义。
这些破和立，如果没有公方代表的帮助，不是不破不立，就是有破无立。
合营这几年，我们私方人员等于上了一堂大课。
党和政府给我们讲了课，公方代表就是课堂上的辅导员。”

江苏省严德业等工程师提出尖锐批评
有些领导机关带头破坏节约原则
本报讯
05月24日，在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召开的工程师座谈会上，工程师们对有些领导机关破坏国家城市建设节约原则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城市建设厅工程师严德业说：
城市建筑一方面要保证质量，一方面要节约，可是建筑造价要降低到什么程度是个问题。
城市建设工作中一阵风的现象十分严重，不知什么地方吹来了大屋顶之风，于是处处都是大屋顶，现在提出降低建筑标准，就普遍号召造平房、茅棚。
中央规定建筑造价是：
每立方公尺六十元，省里规定五十元，市里只有四十元，这样层层克扣建筑造价，如何保证工程质量呢？
严德业工程师接着说：
如果要问，城市建设中的许多制度为什么贯彻得不坚决、不彻底？
我觉得这是因为中央和省的领导机关首先“带头”破坏了制度。
中央号召节约钢材，可是中央系统在南京的单位首先在大量浪费钢材。
不必要用钢材的建筑也硬逼着我们设计成使用钢材。
我们提出意见时，他们就用大帽子扣，说“部里批准了”。
解放军某部要建筑一个导演室，同时却又指明要设计得像歌剧院一样。
歌剧院和导演室性质不同，使用材料自然也不同，当我们提出意见时，他们却说：
“是海军部决定的，要木料有木料，要钢材有钢材”。
南京市决定在中央门外建造一个水库，市长也说：
“多用点钱不在乎，多用点钢不要紧”。
降低建筑造价的规定好像是没有人反对的，可是我们替省里有关厅、局建造普通宿舍时，没有抽水马桶就不行，还发脾气说：
“为什么要造这样的破房子！”
领导机关有了掌握原材料的“特权”，就随便破坏国家政策，造成很大的浪费。
省里决定在玄武湖造一个能容纳两万人的露天舞台，据说是为了迎接一个外国歌舞团来宁演出时用，所以市里当一个紧急的政治任务布置下来。
按照这种情况，这个舞台只要建一个临时性建筑就行了，而且在二面有水的玄武湖内造一个能容纳二万人的舞台也是很不安全的，因为出口只有一个，可是领导上不答应，现在是建了一个好像永久性建筑也像临时性建筑的东西，弄得非牛非马。
最近听说，这个歌舞团不一定来了，真是劳民伤财。
南京市不知那位领导干部心血来潮，决定在热河路造一个广场，事先没有和建设厅商量，就拆了许多民房，后来发现基础不行，可是“聪明”的领导同志却说：
“房子已拆掉了，不修建广场，政治影响不好”，还是要建。
工程师恽新安说：
现在城市建设中是党委领导技术，只要党委决定了，城市建设部门的意见根本不放在眼里。
前些时候我到常熟市去，听说他们准备要新开一条马路，修一座大桥，因此必须拆掉一百多间民房。
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再三派人去说服动员，说明利弊，可是“地方积极性很高”，还说民房都动员安排好了，而且市委已经批准了。
党委批准了，建设部门根本不能反对。
我想，现在省里正在下放职权，基本建设权也要下放，职权下放之后，我们更管不到了，希望领导上好好研究一下放多少权比较合适，不然后果不可设想。
崔宗彝工程师说：
现在领导决心下放基本建设职权，这是好的，但是据我知道：
过去县里只有决定一万元的基本建设权，而基建权下放之后，县委可以决定三、五百万的资金，忽然一下子增加了几百倍，下面没有准备，缺乏经验，这样做恐怕不会有好处的。
城市建设厅工程师汤昌镐说：
现在许多基本建设施工单位自动修改图纸的现象很普遍，弄得我们设计人员哭笑不得。
我们替省中医院设计的病房，本来规定是白色粉刷，现在全部粉刷成黑色，有人还说：
这是民族特色（农村中的民房朝外的墙大多是黑色的），漆黑一团的房子当病房是十分不适合的。
林学院的房子也被改得不三不四，竟把中、西二种完全不同的建筑风格混在一幢建筑物上，真是无奇不有。

贯彻以党为核心的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度
解决中小工商业者的生活和摘帽子问题
盛丕华认为这是工商界当前最重要的问题
我这次从上海到北京来，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朋友问我：
“解放八年了，从各个方面都听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好的，我自己的体会也是如此；
为什么到现在报纸上只看到全国范围内对党和政府指责偏差、指责缺点错误，究竟从前讲好的错了呢？
还是现在讲不好的错呢？”
我说，话不是这样讲，共产党和政府八年来的成就是伟大的，但是，在伟大成就的同时，并不是没有错误和缺点的，为了要使今后工作上避免错误、减少缺点，因此党和毛主席提出整风运动，要求党外人士对党提出意见和问题，这正是党和毛主席的英明远见，是增高党的威望和人民对党的信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基础今后是更加巩固了。
这真正是一件全国团结的大好事，只有共产党才有这样伟大的气魄和力量这样地做，通过党的整风，相信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将更向前推进一大步。
我现在谈谈与工商界有关的四个问题。
取消公方代表的意见是不正确的；
但是，必须贯彻以共产党为核心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把决策工作和执行工作在职权上划分开来，让私方人员可以有职有权有责。
首先，我要谈一谈关于公私共事关系的问题和我一个不成熟的意见。
在这次座谈会上，许多地区反映出公私共事关系上还存在很多问题，上海也是如此。
从许多私方人员向工商联、民建会反映的情况看来，公私共事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私方人员的职权问题，他们感到自己的职权没有得到公方代表和职工足够的尊重和支持，感到有力无处使，英雄无用武之地。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原因，就是公私合营企业的领导制度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李维汉部长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会上发言中曾经提过一条很好的意见，他说：
要保证党外人员有职有权，关键在于同党外人员认真地实行以共产党为核心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遗憾的是，李部长这个意见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在公私合营企业里得到有效的贯彻。
在许多公方代表、职工和私方人员头脑中仅仅有着一个合营企业应受公方领导的笼统概念。
至于在合营企业里党和行政的关系，公方代表领导与企业行政领导的关系等具体问题，则都不明确。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形成了私方人员束手束脚不敢大胆负责，也导致了职工的请示汇报集中于公方代表一身，造成了公方代表的包办代替。
许多私方人员曾经反映他们的苦闷说：
“多做了工作，怕被说成是争夺领导权；
少做了又怕被批评为不负责任，觉得进退两难。”
这种矛盾现象，在私方代表担任正职，公方代表担任副职的企业里，尤其显著。
面对着这些矛盾，有些私方人员怀疑起公方代表的制度来了。
提议撤销公方代表或者取消公方代表的意见。
在我看来，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
为了保证企业向社会主义过渡，帮助私方人员进一步接受改造，目前在一般公私合营企业里保持公方代表的制度是完全必要的。
关于这一点前几天好些同志已作了专题发言，我不再多讲了。
目前的问题是如何把李部长在八大会上的发言积极贯彻的问题。
我认为今天应该迅速作出决定，把合营企业里的决策工作和执行工作在职权上划分开来，凡是重大问题，原则性问题的决策工作，应由企业的党、政（包括私方行政人员）、工、团建立适当的会议制度，在党和公方代表统一领导下，集体作出决定。
至于决策的贯彻执行以及日常事务工作，则由企业的行政部门按照行政的职别办事，不再分公方或私方。
这种把决策工作和执行工作在职权上划分的办法，一方面依旧保证了公方对企业的领导权，一方面可以严格贯彻按职办事分工负责的制度。
消除目前公私共事关系中存在的权责不清的现象，使私方人员可以有职有权有责。
我这个意见未经过成熟的考虑，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中小工商业者特别是小工商业者的生活困难和他们在一定条件下改变阶级成份，是当前工商界的重要问题。
其次，我想就有关中小型工商业者特别是小工商业者的问题，提供一些个人的看法。
中小型工商业者在工商界中大约占90％，是绝大多数，他们的地位和作用，毛主席和党政负责同志都曾作出正确的估计，认为中小型工商业在全部工商业中是不可缺少的，中小工商业者也是国家的财富，也应该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安排在适当的地位。
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国家根据量才录用、适当照顾的原则给工商业者在合营企业或在国家机关里安排工作，维持原有的薪给报酬，工资改革后，低薪的且有增加，又在七年以内使他们有定息可拿，为的是使工商业者安心接受改造，发挥生产经营上的积极性，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出贡献。
但是，目前中小型工商业者特别是小工商业者生活有困难，在工资、福利等方面存在着很多矛盾与问题，迫切需要解决，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党政负责同志关心他们，曾就一些问题作出决定，但是，在贯彻执行中，拖拉推诿的现象是有的，他们对于政府是有意见的。
如参加座谈会很多同志提起的病假工资问题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不少人反映：
工资改革后，福利、借支取消了，“减的多，加的少。”
生活问题也就是吃饭问题，广大的中小工商业者在这个问题上耽心事，闹情绪，这就不能不影响工作积极性的发挥。
生活问题而外，最为中小工商业者特别是小工商业者关心的，就是摘帽子的问题。
试想有这样一些小户私方人员，职位低，工资少，家庭负担重，他们在车间、科室里与工人群众一道从事劳动生产，而拿到的定息，只不过够买几包香烟，有的一个钱的定息也拿不到，在阶级关系的处理上，也要他们戴起资产阶级的帽子，在福利待遇等方面，受有差别的待遇，他们的心情怎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关于摘帽子问题，毛主席和党政负责同志去年曾说过在一二年内，由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中小工商业者可以从资产阶级中划出去改称小资产阶级，资方代理人也可以考虑划出去。
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听到党和政府准备进一步具体化。
目前仅有为数有限的中小工商业者和资方代理人，改变阶级成分，被工会接纳为会员。
不少的人摘帽子的要求是非常迫切的，但是，不得其门而入。
根据以上的情况，我认为对于中小型工商业者特别是小工商业者的生活困难问题和他们在一定条件下改变阶级成分、参加工会的问题是当前工商界的重要问题，必须加以注意。
希望党和政府及时地作出适当的措施，并在今后的贯彻执行中，克服拖拉推诿的官僚主义作风。
七年定息，恰到好处，这对国家、对劳动人民、对工商业者都有利
第3，让我谈谈对于赎买政策问题的看法。
上海市工商联和民建会对于这个问题曾经展开了讨论；
民建会中央也已把这个问题放下去在一百三十多个地方组织、二万四千多位会员中间展开讨论，到目前为止，都还未达到结束阶段。
这里所谈的，仅仅是个人的意见，为了要谈得更清楚些，也许要多占用些时间。
我的意见的要点是：
一、赎买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开始；
二、定息七年五厘拖一个尾巴是好办法；
三、今天工商界的重要问题并不是定息期间长短的问题。
大家知道：
赎买是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中采取和平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中国历史上没有，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创举。
赎买什么时候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革命开始，资本主义要过渡到社会主义，那末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怎样对待呢？
我们国家是采取和平改造政策，而不是采取强力没收政策。
这是因为对国家、对人民和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有利。
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政权是工人阶级所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
目的在于建设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
那时社会主义改造就开始，也即是赎买开始。
因为在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下，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以后允许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营图利，这不是赎买是什么呢？
自从共同纲领订定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进而为利用、限制、四马分肥和高级、中级、低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阶段；
从全行业公私合营到定息停止之日，这又是一个阶段。
所以从1949年开始一直至定息停止之日，这整个时期是改造过程，也是赎买过程。
前一阶段，后一阶段，实质上都是赎买，不是赎买就不可能是这样的情况。
赎买在后一阶段定为七年，是太短还是太长呢？
我说不太短也不太长，理由有三：
第1、赎买是要国家拿出钱来的，虽然生产资料是归为国家所有，但也必须工人、农民、工商业者和其他一切人民，都能在不太勉强的情形下，大家可以过得去而愿意接受。
而七年期间一般说来能够得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的绝大多数同意，尤其是大多数工商业者欢天喜地感到鼓舞。
这样说，是不是没有反对呢？
有的。
去年12月全国工商联第2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关于定息问题，毛主席曾对全联和民建会各地负责同志谈过，定息以七年为期，即今年、明年和第2个五年计划；……。……这样的处理方针，需要在工人中间多做宣传、解释工作，因为这不仅在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职工中会有意见，在国营企业的职工中也会有意见的。
对于中小工商业者也需要做许多宣传、解释工作。
（上面主席讲话的一段，全凭我记忆所及提了出来，如有错误，由本人负责。）
所以我说反对是有的，可以有办法说服的，赞成的终是大多数。
这是第1个理由。
第2、在赎买过程中，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使得工商业者来提高自己，充分学习，学习业务、学习技能、安排自己的生活，作好准备，终于使自己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通过这些改造时间，认识到消灭剥削和贫困，是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道理，这也就是要有七年期间的必要。
这是第2个理由。
第3、国家在过渡时期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还只是基本完成，需要再经过一个时期，才能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定息七年到期就是1962年第2个五年计划完成的一年，这个时候三改一同完成，共同进入社会主义，这是第3个理由。
我认为七年定息是恰到好处，既照顾到工商业的局部，也照顾到各阶级、各阶层的整体，这的确是对国家有利、对劳动人民有利、对工商业者也有利的好办法。
有人问：
你这样说，对要求延长期限的人怎么办呢？
我认为毛主席对这一点也不是没有安排。
毛主席说：
七年是虎头虎身，如果到那时候工商界还有生活问题不能解决的，可以拖一个尾巴，这些主张要长期拿下去的人，在七年到期还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还可以继续拿。
但是，照我看起来，今天虽然主张要拿下去，到了七年后不仅环境情况和生活条件起了变化，自己受到党的教育改造，这样的愿望是会消逝的。
总而言之，任何一件事情是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满意的，只能做到大多数人同意。
我认为对于定息问题，假如有人自己不要拿，那是可以的，但要强求别人也不要拿，这是不可以的。
反转来讲，自己要多拿几年，这主张也是可以；
但也不能强求别人都要多拿几年，这同样是不可以的。
还有人对于定息名称来钻字眼，以为定息就是利息，既是利息就联想到还本，这和革命进行中的赎买完全是两样东西，其实定息只是赎买过程中每年给付金额若干的一种计算尺度，以便利计算而已，与赎买本身没有多大关系，至于这个名称恰当不恰当，原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我认为凡事应以精神、实质上多求理解，专在名词概念上作推敲，意义是不大的。
我认为今天工商界最重要的问题，不在此而在彼，是合营企业公私共事关系问题和中小工商业者有关的问题。
这些都是当前实际问题，牵涉到发挥积极性问题、解决生活问题和如何正确处理阶级矛盾的问题。
当然事情是非常复杂的，但又是必须解决的。
在今天我谈的第1、第2部分已经有所涉及了，我希望党和政府重视这些问题，予以详细讨论，能用各种各样方式，逐批深入具体研究，按照可能条件，分别解决。
资产阶级是有两面性的。
它的存在对于工商业者能否很好地接受改造有关，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最后我就两面性问题谈几句话。
我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两面性的，但是，我不反对别人说没有。
目前形势已经改变，阶级矛盾已经不是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有没有两面性是一个理论性问题，不是一下子能够彻底解决的。
它的存在对于工商业者的能否很好地接受改造是有关系的，但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是不是暂时让它存在呢？
我看是可以的。
我个人的体会是如此，当否也请同志们指教。

及早注意解决夏收预分中的问题
河北纠正部分农业社隐瞒产量等现象
本报保定28日电
河北省部分地区在贯彻夏收预分工作中，曾经发生了隐瞒和低估产量等现象。
如清苑县各农业社，去年种麦是八十万亩，现在却只报了四十万亩。
房山县南庄等三个农业社，亦少报表田三百来亩，夏村还虚报了三百亩小麦受灾。
据了解，这些社瞒田和低估产量，都是经过社干部同意的。
他们说：
瞒田能受到社员拥护，不瞒田社员就要反对，何必得罪群众呢！
静海县小南庄等农业社，甚至计划把社里的麦田，根据人口多少，事先分好，让社员明抢暗收，并说什么“暗收了，政府纠也纠不回去”！
此外，还有些农业社片面强调少扣多分或多扣少分；
不少联村社种麦多的村，主张不让社里统一分配，也不让外调粮食，种麦少的村则坚持统一分配，按劳取酬。
当地工作组发现上述情况后，都及时地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并想出许多办法进行解决。
如隐瞒和低估产量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灾区群众对粮食紧张的心理还未扭转过来，另一方面则是有些社对去年瞒产、偷盗和占了便宜的人，至今还未作适当的处理。
解决办法是：
加强对社干部和社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并实事求是地解决去年的遗留问题。
再如联村社村与村经济矛盾的问题，解决办法是：
三定以内统一分配，三定以外归村分配。
为减少调粮麻烦，还采取了从麦田多的村多扣公积金、公益金，或发动缺粮村到余粮村买粮等办法。

河北省滦城县贾村乡农业社今年重视小麦田间管理工作。
这是社员在拔草。
　袁浩摄（河北日报社稿）

解决农业社收益分配中的矛盾
湖北提供了新的办法：
以按劳预支代替过去的按劳预分
本报武汉28日电
本报记者古维进报道：
夏收即将到来，记者以“如何解决合作社分配中的矛盾问题”为题，请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发表意见。
他说，解决合作社分配中的矛盾问题，已经找到一个新的办法——从今年夏收开始，以按劳预支代替过去的按劳预分。
按劳预分不能适应收获次数
干部忙不过来社员还不满意
接着，这位负责人谈到过去的分配情形：
高级合作化以前，每年夏、秋收获两次，高级合作化以后，随着耕作制度的改变，一年收获数次（收夏收作物、早稻、中稻、晚稻、晚秋等），从夏收以后，平均一个月收获一次。
在这个新的情况下，应该采取一种新的分配办法。
但是，去年还是采取过去的分配办法——夏收预分一次，秋收预分一次，这就发生了一些问题：
收获次数很频繁，预分却只有两次，许多具体问题需要集中解决，不得不在收获以前一个多月进行估产（特别是秋收预分，有些社的晚秋作物还没有下种，就进行估产），制订预分方案。
结果估产过早，很不准确，预分方案一般需要变动六、七次，多的达十次以上。
由于预分方案变动太多，去年夏收制订预分方案时，从4月搞到6月，秋收制订预分方案时，从7月搞到12月。
耕作制度改变以后，干部的生产工作特别繁忙，但制订预分方案却占去干部大半年的时间，许多人都感到忙不过来，使生产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由于预分方案变动太多，预报工分不能实现，造成超支，引起社员对按劳取酬政策的怀疑，埋怨干部订的方案不顶事，把方案叫作“翻案”。
省委负责人说，去年采取按劳预分的办法，给合作社带来许多矛盾。
但是，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办法呢？
这和当时工作发展有关系。
首先，去年是合作化第1年，群众对于按劳取酬政策不够了解，提前估产制订预分方案，可以使群众了解按劳取酬政策，积极投入生产；
其次，当时干部还缺乏分配经验。
干部深入下层和群众商量
按劳预支的办法十分简便
省委负责人说，今年各级党委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后，对于去年分配发生的矛盾问题引起重视。
他们深入基层，总结去年分配的经验教训，倾听群众对于今年分配的意见。
群众普遍提出一个要求：
今年分配，既要简单，又要合理。
他们和群众研究怎样实现这个要求，首先分析当前情况：
社员经过去年的分配，对于按劳取酬政策已经了解；
包工包产基本走上正常状态；
财务工作做了适当清理和公开；
每次作物收获量占全年作物收获量比例不大。
根据这些条件，大家一致认为，今年分配要想做到简单、合理，应该废除按劳预分，实行按劳预支——收获一次，按劳预支一次，年终结账。
按劳预支的办法是：
召开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制订按劳预支方案——由于是预支性质，所以有些问题不必像预分搞得那样细致，只要简单确定估产数字、扣留和分配比例、参加预支的劳动工分、时间和预支口粮标准等几个原则就成。
这样制订预支方案，可以由过去七、八天缩短为三、四天；
估产时间则由过去距离收获前一个多月进行改为距离收获前七、八天进行；
同时，采取两次预支办法（第1次预支一部分，第2次按实收多少结账）。
这样估产比较准确，预支方案大体一次可以制订成，不必返工。
以按劳预支代替按劳预分
还需要采取几项重要措施
这个办法，显然比过去按劳预分的办法简便。
但是，它只能解决分配中的部分矛盾问题。
要想全面解决矛盾问题，必须做到分配合理，正确地处理社与社员、国家三者的关系，这就需要采取几项重要措施：
一、确定扣留和分配比例。
根据中央指示，将社的全年总收入扣留30％—40％，其余60％—70％分给社员，争取90％左右社员增加收入。
在这个要求下，各地根据生产和需要，适当确定夏收的扣留和分配比例（其中生产资金、公粮、统购、公益金等必须留足）；
二、坚持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三、在坚持按劳取酬的原则下，全面安排部分缺乏劳力分不回口粮的社员；
对有钱买粮的社员（如工属、干属和家庭副业收入较好的社员等），动员他们自己拿钱买粮；
对五保户和天灾人祸的困难户，从社的公益金和社会救济款加以照顾；
对家大口阔、劳力不足的困难户，给予适当增加预支一段工分，和帮助合理安排活路、开展家庭副业生产等；
四、清理账目，合理解决超支户和应进户的矛盾；
五、检查包工包产执行情形和适当解决存在的问题，清理工分账目，合理平衡队与队的工分；
六、适当解决政策遗留问题（如零星的山林、果木，归还私人，合理调整耕牛折价不公等）。
负责人说，这个按劳预支的办法，已经在孝感、黄陂、浠水、鄂城、襄阳等六个县的八个有代表性的合作社试验，受到了干部和群众的一致拥护。

让大家过好端午节
各地对节日食用猪肉已作安排
新华社27日讯
端午节快到，据从有关方面获悉，各地对供应节日食用的猪肉已经作了安排。
根据货源情况，一般地区每人大致可以吃到半斤到一斤猪肉。
由于最近山东、江苏、湖南、四川、湖北等重点产猪区收购和调运情况较好，各地货源准备比较充足。
北京市准备供应生猪一万八千头，比去年增加37％。
天津市准备供应九千五百头，比去年增加38％。
上海市的供应量不低于去年的水平。
平时猪肉供应情况比较紧张的辽宁省的十一个市，最近由于调去部分生猪，估计过节时每人也可以吃到半斤猪肉。

集中全厂智慧，克服内部矛盾，推动生产前进
沈阳五个工厂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初步经验
中共沈阳市委第2工业部
为了在工业企业管理工作中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吸引全体职工积极参加企业管理，进一步发扬他们的主人翁责任感，加强对行政的监督，今年01月中旬，我们确定了在沈阳市的变压器厂、矿山机器厂、扇风机厂、高压开关厂和风动工具厂等五个单位进行了扩大企业管理方面的民主、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试点工作。
上述五个厂的职工代表大会均已先后开过。
现在将这五个试点厂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情况和我们的意见综述如下：
职工代表大会的性质、任务和具体形式
几个厂的实践证明，职工代表大会应当是在全厂范围内发扬民主，吸引职工群众参加管理的主要形式。
它能够比较完善地体现企业管理上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能够把企业行政领导的集中指挥和职工群众的意志和要求统一起来，能够集中全厂职工的智慧，能够克服与防止企业管理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倾向，从而强有力地推动全厂的生产工作。
关于全厂职工代表大会的性质，任务和具体形式等问题，曾经有过各种不同的看法，但经过初步实践以后，大家的看法便趋于一致，同意了下列一些原则：
第1、职工代表大会是全厂职工参加企业管理和有权力的监督机关。
它的任务主要是保证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令、指示、计划能够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正确地贯彻执行，并把领导的要求和群众的要求合理地统一起来。
这样，职工代表大会既能表现出职工群众主人翁的作用，也不会妨碍国家和上级经济机关的集中领导。
如果职工代表大会成为全厂的最高权力机关，则会引起很多问题，如职工代表大会与企业党委领导的关系以及与上级管理机关的关系等等。
这五个厂的职工们也并没有提出这种要求。
如果职工代表大会仅仅是谘询机关，则易陷于软弱无力，很难发挥它的监督作用，职工也不欢迎这种形式。
第2、职工代表大会在保证国家的方针、政策、法令、指示、计划正确贯彻执行的精神下，有权听取和审查厂长、有关行政负责人员和工会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有权讨论和审查本企业的生产、财务、技术、计划以及其他方面的重大的经济工作问题，有权讨论和决定企业奖励基金、福利费、医药费、劳动保护拨款、工会经费及其他的经费开支办法；
有权奖励与表扬本企业优秀的工作人员和部门；
对无故不执行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和犯有严重官僚主义错误的领导人员可以提出批评和建议行政部门给以处分，并且可以向上级领导机关提出撤换厂长的建议。
实际上这五个试点厂都没有遇到建议撤换厂长的问题。
由于职工代表大会不是企业最高权力机关，所以对行政领导干部不进行选举。
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规定选举行政领导干部。
因为这样做，一方面会增加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甚至造成混乱，另一方面也容易流于形式。
从干部到群众都没有提出这种要求。
第3、职工代表大会在讨论和审查上述工作和问题的时候，有权作出决议。
这种决议的内容和范围，可以包括职工代表大会所讨论审查的各项工作，但不能与国家领导机关和上级经济部门所规定的原则和指示相抵触。
这种决议对企业领导者和全体职工都有约束力，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第4、职工代表大会在党的领导下由工会委员会负责召集，在开会期间由临时选出的主席团主持会议，在闭会期间由工会委员会负责监督大会决议的贯彻执行，在下届大会上，由工会委员会作监督决议贯彻执行情况的工作报告。
因之，不再设立职工代表大会的专门的常设机构（如管理委员会等），这样，可以加强和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并且避免机构重叠。
从五个厂试点的情况看来，这样做是适当的。
大家有一个顾虑，就是认为在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和闭会期间的工作任务都是繁重的，工会组织是否能够胜任这个责任。
这五个厂的初步经验证明，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因为：
（一）在大会的准备、召开和决议的贯彻执行过程中，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都是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
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党、行政、工会、团都分工担负一定的任务，尤其是行政和工会分别担负着更多的具体工作任务，这样就能够解决问题。
（二）所谓工会委员会的监督，是指整个工会组织（包括工会的各种委员会和小组）的监督，这比一个专设机构的力量要大得多。
（三）工厂企业中工会组织的作用过去没有充分发挥，在工会工作中脱离群众的情况较为严重。
但这种情况是可以改进的，如果加强对工会组织的领导干部的配备，健全工会的民主生活，加强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这一问题就可以解决。
那种不设法加强工会，不信任工会和削弱工会组织作用的观点和作法是不妥当的。
（四）在职工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为了检查和研究某一个问题，还可以组成临时的委员会和检查组，以推动决议的贯彻执行，可以组织职工代表大会的代表进行活动，如组织视察组，以检查督促某一部门、单位改进工作，贯彻执行大会决议。
第5、职工代表大会一季或至少半年开会一次，代表为常任制，一年选一次。
代表由车间、工段、科室等生产、工作单位选出，各选举单位根据需要可以随时撤换和增补本单位的代表。
第6、厂长对上级负责，同时对职工代表大会负责。
厂长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上级指示和职工代表大会决议，指挥生产行政工作的时候，有权发布命令和指示全体职工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这五个厂的情况证明，在充分发扬民主以后，行政的集中指挥就能更加有力，但是把厂长的集中指挥权力强调一下还是必要的，以防止削弱统一指挥现象的发生。
第7、关于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的关系问题，我们的意见是两者合而为一利多弊少。
保持两套的缺点很多，如果代表大会太多，开起来重复，有些内容又不能严格分开（如生产、技术、财务工作及文化、生活福利等）。
第8、为了弥补全厂职工代表大会的不足，还要开好车间、科室的全体职工大会（个别规模过大、工人过多的车间可以召开车间的职工代表会议）。
会期一般可以规定一个月召开一次。
车间、科室全体职工大会的职务、任务，主要是保证上级机关和厂长的指示命令以及全厂职工代表大会决议的贯彻执行，讨论审查本车间的生产、技术、财务计划管理工作等问题。
有了全厂的职工代表大会，再加上车间、科室的职工大会，就能更加充分有力地组织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的管理工作，对企业的生产管理工作实行十分有力的群众性的监督。
怎样开好职工代表大会？
第1、做好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是开好职工代表大会的前提。
做好准备工作主要是要抓住以下几个环节：
一、正确地确定职工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
职工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必须是当前全厂生产工作中的一个中心问题，或是一个迫切的重大的并为全体职工所关切的问题。
在正确地确定了中心议题之后，领导思想就能统一起来，行动一致起来。
这五个试点厂都是以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为职工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因为这正是各厂目前要解决的一个最迫切的问题。
另外，围绕着这个中心议题还有很多具体措施和一些专题。
职工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主要进程和其他一些带有原则性的问题，都是经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然后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由党、政、工、团等组织分工进行准备的。
二、认真在全体职工中做好思想准备工作。
思想准备工作的最基本的内容就是通过广泛宣传职工代表大会的性质、职责、任务等，来进行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群众路线的教育，进行工人阶级主人翁的教育，进行选好代表的教育，进行以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以做好工作的实际行动来迎接职工代表大会的教育。
在各级领导干部中，还进行了检查工作，改进工作，改进领导作风的教育。
通过这种宣传教育，使全体干部和全体职工对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具有正确的认识，并以积极的行动来迎接和参加职工代表大会。
这种宣传教育要反复深入进行。
绝大多数工人对参加企业管理都表示兴奋和积极，但在职工中也存在着不同的思想障碍。
有些老工人一方面对参加企业管理很受感动，一方面又顾虑到青年工人不好领导。
有些徒工表示：
“不管民主管理不民主管理，我就是赶快学好技术”。
有些人抱着怀疑的态度说：
“还不是你们领导说了算！”
还有个别工人有极端民主的情绪，有一个工人违犯了劳动纪律，不接受干部的批评，并且说：
“要民主管理了。
职工大会上再见！”
技术人员有很多人认识是好的，但也有少数人抱着怀疑的态度。
干部一般也是积极的，特别是厂一级的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积极对待职工代表大会的召开。
但也有一部分管理干部怕受批评，怕今后事情不好办，怕群众监督。
那些官僚主义作风脱离群众比较严重的干部则表示情绪紧张。
各厂针对这些不同的思想认识和不同的对象，进行了思想教育，提高了干部和广大职工的思想认识。
三、选好职工代表大会的代表。
在选代表时最好不要规定当代表的具体条件，以免群众受拘束。
为了选好代表，从五个试点厂的情况来看，应该注意掌握以下几个原则：
第1、代表要具有广泛性和群众性，要尽量照顾到各个方面；
第2、对党员和干部要有一定的控制，避免把职工代表大会变成党员会和干部会（党员一般以控制在三分之一左右为宜）；
第3、选举要充分发扬民主，领导事先不提名，以工段或小组为单位，按照一定的人数比例，先由群众提出候选名单，经过群众再三酝酿确定全车间或科室单位的候选名单后，在车间和科室的全体职工大会上以无记名投票进行选举（也可以按工段小组为单位进行选举）；
第4、在酝酿确定候选人和选举代表的过程中，要注意引导群众对候选人适当地开展批评。
这次几个试点厂对代表的选举都十分认真，无论对群众和干部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育。
群众对官僚主义毛病严重的干部（如有的车间主任、工会支会主席等）一票也不投。
有的单位党员选上的多了，支部动员党员要让给群众当代表，群众一面对党支部这种做法很感动，一面又说：
“我们不管党员不党员，谁能代表我们我就选谁！”
群众对这次代表的选举普遍表示满意，认为
“这才真民主”，被选上的代表也觉得光荣，干部也不认为当代表是负担了。
四、拟订职工代表大会的暂行章程。
五个试点厂都经过党委集体讨论拟定了职工代表大会的暂行章程，并且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反复讨论、修改，最后一致通过。
有一个暂行章程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使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化，有章可循，对全体职工也是一个具体的教育。
暂行章程不成熟不完善也不要紧，以后还可以修改，将来国家有了统一规定再按国家规定执行。
五、厂的领导者要准备好大会报告。
这个报告体现大会中心议题的主要项目。
这一报告必须是在深入检查工作和对当前工作问题进行深刻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的。
不但要对过去和目前的工作情况有检查，有分析，对今后的工作也必须提出明确的方向和要求，并且要有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作保证。
五个厂的工作报告都是本着这种精神准备的。
有一个厂长说：
“过去我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是随便应付一下，报告完了就完了，这次就不同了，说了就得做！”
这是实际情况。
在职工代表大会上厂长一定要做主要报告，因为厂长是工厂行政管理的统一指挥者。
大会的主要报告最好在会前就传达给全体代表和全体职工，先让大家讨论酝酿，以便准备意见，提出提案。
这样做也可以推动当前工作。
围绕着主要报告，还应事先组织各种专题发言。
专题发言的确定主要是看中心议题的需要。
专题发言要和代表发言穿插起来进行。
六、及时做好提案工作。
这几个厂的职工代表大会，群众提案都很多，多的达一千五百多条，少的也有五百五十多条，一般都在千条以上。
这些提案很多都是合理化建议，而且主要是有关搞好生产工作的，属于生活福利的只占一小部分。
如矿山机器厂共提了一千一百五十八条，经过整理归纳为四百三十七条，其中有关计划、技术管理的一百一十五条，生活福利的八十九条，工资奖励的三十条，人事方面的三十四条，培养教育的二十七条，劳动保护的四十二条，对各车间的五十一条，对各级领导的四十九条。
这些提案绝大部分都是切实可行的。
如在这四百三十七条提案中，应该立即解决的有一百六十七条，属于逐步改进解决的有二百一十六条，只有五十四条是不能执行，需要解释的。
对群众提案必须严肃处理，条条认真交代。
群众对提案的处理是十分关切的。
上面就是做好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准备工作的六个重要环节。
这些工作是互相穿插进行的。
进行这些工作的过程，同时就是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和推动当前生产工作的过程。
第2、做好大会的准备工作之后，就转到集中力量开好职工代表大会。
这是紧张的、决定性的阶段。
从五个厂的情况来看，为了开好大会，就要着重注意下面几个问题：
一、要加强党对大会的思想领导。
在召开大会之前及在大会进行的过程中，首先要通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掌握住思想动向，以便心中有数。
其次，对可能出现或者已经出现的情况和问题，要作冷静的分析，并且适时地采取措施。
如有的领导干部在作风上毛病多，群众意见大，就要对他进行工作，让他有思想准备，主动检查自己，虚心听取群众意见。
再其次，还可以召集代表开预备会，说明大会的基本精神，说明大会的目的是从搞好工作、加强团结出发，要肯定成绩、揭发问题、想出办法、改进工作。
这样可以引导大会健康地发展。
但这种引导绝不能简单生硬，不能使大家的发言受到拘束。
二、要充分发挥大会主席团的作用，以加强大会的具体领导。
主席团要分工主持会议，根据代表讨论的意见研究修改简章与大会决议，解答问题，分工研究其他有关专题等。
党委不要直接出面领导大会，也不必在主席团中成立党组，党员领导干部要在主席团中起作用。
对大会中的重大问题不便立即决定时，可以临时召开党委会讨论，在党委会讨论决定后，再拿到主席团讨论，或最后经过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这样既能保证党对大会的领导，又能充分发挥主席团的作用。
这次五个试点厂职工代表大会的主席团，对于大会的领导都很认真负责，有不同意见就争论。
过去的那种“开会上台，散会下台”，只是走形式、摆样子的现象，在试点工作中没有发生。
三、在大会发言中要注意做到充分发扬民主，打消一切顾虑，使大家能够畅所欲言，以主人翁的姿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倡善意的对于不同意见的争论，以辨明是非，达到集中群众智慧的目的。
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大会成败的关键。
五个工厂都注意了这个问题，因而代表都争先发言，充满了当家做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气氛。
有不少人不但对别人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对自己或本单位的缺点也进行了检查。
很多代表不仅对当前工作的缺点和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且对今后工作的改进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群众感到非常满意，很多代表感动地说：
“这是前所未有的新风气！”
“我们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思想愉快了！”
有的代表回到车间，工人立刻把他包围起来，问“会开的好不好？
意见都讲了吗？”
群众非常关心自己提出的意见。
从五个厂的实际情况来看，群众在大会上的发言，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或者基本上正确的；
比较片面，或者要求过高不切合实际的意见是极少数。
对于正确或基本上正确的意见，绝大多数都被采纳了，对于某些片面或者不符合实际的意见，已实事求是地进行了解释说明。
群众对这一点也比较满意，有的说：
“这次大会不像过去那样是非不分，没有结果；
正确的意见得到了支持，不正确的意见领导上也作了解释，提高了认识。”
四、切实做好大会的决议。
五个厂的实际情况表明，做好大会决议是全体代表专心致意的焦点，群众十分关心大会决议是否能够解决问题，是否能够把自己最关心的问题纳入到决议中去。
通过大会决议，把大会的中心议题、提案和大会发言都集中起来，这是把领导的智慧和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的具体表现，也是大会是否能够解决问题和解决那些问题的具体标志。
大会的决议做得好，就能统一全体代表、全体职工的思想认识和今后的实际行动。
关于做好大会决议问题，有这样几点需要注意：
1、大会决议主要应该体现大会中心议题的要求，围绕着中心议题的要求，决议的内容可以广泛一些。
这样的决议对办好工厂企业有利，不会带来损害。
2、决议所体现的应该是比较重大的问题。
凡是决议上规定要解决的问题，不但要有明确的方向，而且要有具体要求，有措施，有负责人，有完成时间，这样就可以检查。
执行决议的当事人，往往怕决议规定得太严格、太具体，但是群众则要求规定得严格、具体，不给“钻空子”的机会。
因此，常争论很长时间，不达到具体化不止。
3、写在大会决议上要加以解决的问题，一定要切实可行。
因此，对于决议要注意充分酝酿和研究，不但要重视一般代表的意见，也要重视执行决议部门的意见。
这样取得一致意见之后再正式通过，就可靠得多了。
如何贯彻执行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在职工代表大会闭幕后，就要抓紧组织大会决议的贯彻执行。
这次几个试点厂职工代表大会的决议，一般都是以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树立勤俭办企业的风气，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完成国家计划，努力改进工作、改进作风、克服官僚主义为中心内容。
大会决议能否迅速在全厂贯彻执行是全体代表和全体职工最关心的问题。
决议的贯彻执行，不单是企业管理部门的任务，也是全体职工的任务。
关于如何组织大会决议的贯彻，从目前的情况看来，下列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在大会闭幕后，党委应该立即讨论如何在全厂范围内保证决议的贯彻执行，并且要制定出贯彻执行决议的规划。
二、厂的各方面的领导组织要一致行动起来，积极贯彻执行大会决议。
党委应该推动党的支部，动员全体党员保证决议的贯彻执行，积极克服干部、党员的思想障碍，以实际行动克服工作作风上的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现象。
行政领导者要切实地通过强有力的思想、组织和业务的领导，把各个行政部门的工作推动起来，研究和采取贯彻执行决议的具体措施。
这是保证决议贯彻执行的具有决定性的环节。
因为行政领导部门对决议的贯彻执行担负着极大的责任。
工会一方面要加强与代表的联系，加强与各个受大会委托的研究与检查组的联系，并且指导他们的活动；
另一方面要通过工会组织，通过工会各种工作委员会和积极分子的活动，通过组织社会主义竞赛，来保证大会决议的贯彻执行。
团委应该通过对团员的教育和组织团员与青年的活动，保证决议的贯彻执行。
三、以贯彻大会决议为中心要求，在充分做好准备工作的基础上，结合本单位的情况，召开各车间、科室的职工大会进行传达贯彻。
在全体职工中作到人人皆知，发动全体职工都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行动起来，这样才能使决议的贯彻执行有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
四、要充分发挥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
发挥职工代表大会代表作用的一个很好的形式就是组织代表视察小组。
组织代表视察是发挥群众监督决议贯彻执行的有效方法。
变压器厂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由工会具体负责组成了不同业务性质的代表视察小组，检查并监督决议的贯彻执行。
首先要确定视察的目的，要求和方法。
然后就展开视察活动：
听取被视察单位贯彻执行决议情况的报告；
召集小型座谈和深入群众进行个别谈话了解，听取群众意见，发现存在的问题；
把视察结果在被视察单位的一定会议上作报告，实事求是地肯定成绩和指出问题，并且提出建议。
代表小组的视察活动，作用很大，效果很好。
不仅推动了决议的贯彻执行，也提高了职工的思想认识。
如变压器厂对铸造车间、总务福利、卫生等单位的视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视察小组在铸造车间发现原来决议要求该车间铸件废品率要稳定在7％以下，而从2月份以来实际已降低到2.56％，成绩很好。
视察小组根据视察中发现的问题，还建议铸造车间把铸铁贯彻执行工艺的办法健全起来，加强炉前试验控制与砂型试验研究等，这对铸造车间改进质量将起一定作用。
在视察总务福利、卫生部门时，发现这些单位在贯彻执行决议后工作有很大改进，如设立开水站，修建厕所，成立群众性伙食管理委员会，改进了食堂卫生和服务态度，饭菜也由凉变热了，等等。
因此，总务部门感到由群众不满意变到群众拥护了。
总务科长说：
“视察小组推动了我们的工作，视察小组能客观地了解我们的工作成绩和困难，今后工作更好开展了。
同时也教育和启发了我们迅速克服官僚主义作风。”
参加视察的代表也都感到参加视察很光荣，视察人家也教育了自己，对自己的工作也是个帮助。

几年内使畜产品生产水平赶上美国
苏农业劳动者争订增产计划
新华社莫斯科28日电
按人口平均计算使畜产品在最近几年内赶上美国的目标鼓舞着苏联农业劳动者。
最近许多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都在按照这个目标修改自己的计划，提出了更高的生产保证。
各地传来的消息表明，许多地区在这个五年计划内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波尔塔发州决定在1960年使全州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牛奶产量达到五百一十九公斤、肉类一百四十三公斤、油脂八点四公斤，这将大大超过1956年美国在这三种畜产品方面的生产水平（美国去年牛奶是三百四十三公斤、肉类一○二点三公斤、油脂三点八公斤）。
利沃夫州决定今年在每一百公顷农业用地上生产肉类三十五公担，牛奶一百五十公担。
阿塞拜疆共和国马萨林区“真理”集体农庄决定在1960年使每一百公顷农业用地生产肉类一百二十公担，牛奶五百公担，这也大大超过最近赫鲁晓夫同志所提出的四十二公担肉类和一百四十一公担牛奶的目标。
集体农庄拟定的达到目标的主要步骤是发展饲料基地，增加玉蜀黍产量，同时发展家禽业和饲羊业。
和这同时，苏联工矿企业的工人们表示要支持农业劳动者完成这一任务。

北大西洋集团的军费重担
徐施尧
自从1949年北大西洋集团成立以来，在七年中，它的全体成员的直接军费直线上升，共达三千七百二十亿美元。
1949年，这些国家的直接军费是一百八十五亿美元；
1951年上升到四百二十一亿美元；
1955年又增为五百四十一亿美元。
1956年，仍高达五百六十一亿美元，比1949年增加了两倍。
庞大的军费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在同一期间，这些国家的居民每人每年平均负担了军费一百二十二美元。
而根据官方统计，欧洲国家居民1955年的收入平均每人只有一百七十五美元。
根据西方国家报刊的材料，军事费用在北大西洋集团国家的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中都占着很大的比重。
表一：
七个西欧国家1955年的军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1957年02月17日伦敦“泰晤士报”）
1955年军国民收入 军事开支每人负担
事开支（总额（百 占国民收军费约数
百万英镑）万英镑） 入总额百 （镑．先
分比令．便士）英国1，569　16，762　 9.3％　30.12.0法国1，117.614，401 　7.8％　25.14.0西德　628.3 11，838 　5.3％　12.8.0意大利　324.4　 6，655.1 　4.7％ 　6.14.0荷兰　159.2　 2，440.4　6.5％　14.7.0比利时　121.3　3，090.1 　4.0％ 　13.12.0卢森堡　4.3　 119 　3.6％ 　13.16.0
表二：
北大西洋集团国家军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
（1957年01月05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
1949—1954　 1955丹　麦　2.5％　3.2％卢森堡　2.6％　3.4％比利时　3.6％　3.6％挪　威　3.6％　3.9％意大利　4.3％　4.1％葡萄牙　3.8％　4.4％西　德　——　 4.5％荷　兰　5.1％　5.8％希　腊　6.8％　5.8％法　国　7.5％　6.6％加拿大　5.7％　6.8％英　国　8.2％　8.2％美　国　9.8％　10.3％
日益增加的沉重的军费负担已经给北大西洋集团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英国的情况便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近年来，英国由于追随美国的扩军备战政策，军费庞大，居西欧各国的首位。
表三：
英国近年来的军费开支情况
（下列数字中，1952—1953财政年度以后各年度的直接军费都包括美国军事援助在内。
1956—1957财政年度直接军费，还包括西德提供的占领军费在内。）
财政年度　直接军费　占英国整个开支
（单位：
亿英镑）　百分比
1937—38　1.07 　——
1948—497.68　24.2％
1952—5316.34　 34％
1953—5416.37　 38.3％
1954—5516.399　36.3％
1955—5615.372　33.7％
1956—5716.34　　——
在第2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的军备开支还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而去年这个比重约达10％。
近五年来英国有7％的劳动人口直接或间接为军事服务，八分之一的金属加工业产品消耗在军备上。
这样巨大的消耗带来了可怕的经济后果。
它不仅使英国的黄金美元储备减少，英镑贬值，而且大大地削弱了英国商品的出口能力。
据统计，英国工业产品在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已从1950年的25.7％下降到1956年的19％。
因此，连英国前首相艾登在谈到英国的经济困难时也不得不承认：
“军备乃是一个最大的负担”。
事实证明英国的经济已经无力承担北大西洋集团扩军计划的巨大开支了。
因此，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加强自己的实力地位，英国政府最近宣布了削减军费和武装部队的计划。
目前英国总共有六十九万军队，其中包括十五万在海外驻扎的殖民军队。
英国政府在国防白皮书里宣布，它将在1962年底把军队裁减到三十七万五千人，并削减一些海外驻军。
在今后的一年里，将裁军六万五千人。
在这个基础上，英国1957—58财政年度的“防御”经费将可缩减到十四亿八千三百万英镑。
如果再除去从美国和西德得到的收入，则军费预算将是十四亿二千万英镑。
但如果不作这些改变而继续执行一年前所拟订的计划，军费预算就会上升到十七亿英镑。
由于追随美国奉行扩军备战政策和在北非进行肮脏的殖民战争，法国的军费也达到了惊人的数字。
近五年来在法国预算总支出中，军费占的比重平均每年达到三分之一左右。
表四：
法国历年军费情况
（单位：
十亿法郎）
年份 直接军费 占预算总支出比重 预算总赤字
1950　 477　19.7％　　378
1951　 806　　27.7％　　398
1952　 1，257 　34.4％　　769
1953　 1，290　 33.9％　　698
1954　 1，198　 32.4％　　346
1955　 1，047　 　28.7％　　803
1956　1，228　——　1057
军费的重担也使法国产生了严重的经济恶果。
今年04月，法国在西欧支付同盟中的债务已达三亿六千多万美元。
法国的通货发行总额已从1949年的一万三千多亿法郎增加到现在的三万亿法郎以上。
即使不断滥发钞票，法国财政预算中还是出现巨大赤字。
1957年的预算赤字将超过一万五千亿法郎。
在财政经济不断恶化的情况下，法国政府不得不于5月02日宣布在今年的一万亿军事预算中削减六百六十亿法郎。
同时，据“法兰西晚报”透露，法国也在考虑仿照英国的作法，准备实行一项发展原子武器和削减军费和武装部队的计划。
英国和其他国家削减军费的计划，充分反映了北大西洋集团扩军备战政策的严重危机。
这使得华盛顿感到惶惶不安。
美国正在竭力阻挠它的盟国削减军备，而且企图以原子武器装备北大西洋集团各国，扩大原子战争基地。
特别是，美国正在准备以原子武器装备西德军队，把西德变为原子战争基地。
这个计划，是组成“美国—西德轴心”的计划的一个部分，引起了西德人民和其他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的不安。
与此同时，美国继续扩大军事预算，加紧进行军备竞赛。
仅直接军费的开支，在1957年就已比太平洋战争以前增加到近四十倍。
美国平均每人负担的军费，在1929—1930财政年度是七美元，而在1954—1955年则为二百五十美元，增加到三十五倍以上。
表五：
美国历年军费情况
年份　直接军费　占国民收入比重
（单位：
亿美元）
1939　11　1.8％
1949　193　10.5％
1950　185　9％
1951　372　15.8％
1952　485　19.8％
1953　520　20.1％
1954　435　17.7％
1955　406　12.5％
1956　406　11.9％
1957　410　——
美国所以害怕裁减军备，并要扩大军备竞赛，是为了使垄断资本得以继续从扩军备战中发财。
1955年美国大公司的利润比北大西洋集团成立的1949年增加了将近一倍，比1938年增加了十三倍。
表六：
美国大公司历年利润（纳税前）统计
年份　单位：
（亿美元）
1939　65
1943　251
1946　235
1948　338
1949　271
1950　396
1951　445
1952　420
1953　394
1954　346
1955　432
1956　415
在美国的盟国中，扩军备战也使它们的垄断资本得到了很大的利润。
如从1946到1951年法国一百十三家大公司的利润就增加了九倍。
英国的情况也是这样。
去年英国经济情况由于侵略埃及而弄得十分糟糕，可是英国垄断企业所掌握的三千五百九十家公司的全部利润却从1955年的二十四亿八千二百万英镑上升到二十七亿四千七百万英镑。
但是，它们追随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结果，不仅使它们的财政经济状况日益恶化，而且使它们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因此，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不能不看到，军备竞赛决不符合自己真正的利益。
至于北大西洋集团各国的人民，更是不能忍受军备竞赛所造成的苦痛和威胁。
他们正在对自己的政府施加日益强大的压力。
要求禁止核武器和裁减军备的运动，在这些国家里正在广泛深入地展开起来。

地下水力发电站
苏联亚美尼亚共和国首都埃里温附近格加姆山的山谷中，经年累月地流着一条汹涌奔腾的拉兹丹河，最近这条河流不见了。
现在这里是一座阿尔兹宁水力发电站。
原来，这条河流经过导水管，沿着隧道，从高处往下流到水力发电站涡轮机的轮叶上了。
这是苏联建设水力发电站新的技术思想的产物。
这个地下水力发电站的建筑物在外面是看不见的。
装设有各种机器、操纵台、实验室以及其他附属车间的十层巨大钢筋混凝土厂房设在山的内部。
建筑这样一座地下水力发电站是颇不容易的。
最初是一批地质学家对山的内部进行勘探。
接着来了一批建筑人员，他们起初是爬到山上用双手清除障碍，有了立足之地，然后才使用简单工具，开辟道路，接着用机械，而最后才在山中使用掘土机和自卸卡车，从事建筑工程。
水力发电站的厂房建筑也是很特别的。
一般建筑厂房总是先打地基，而后从下面往上修筑。
而这个厂房完全是反过来，第一立方公尺的混凝土不是放在厂房的地基部分，而是放在厂房的屋顶上，到最后，差不多快竣工的时候才打地基。
最后这部分工程最复杂也最困难，要在水面下六公尺建筑地基。
河水不断地渗入为打地基而掘的壕沟里，要夜以继日地把水抽出去。
打地基的工程在新的技术和全体建筑人员的努力下如期完成了。
　（章）（附图片）
阿尔兹宁水力发电站的输电线是从这里引出去的　茨·梅里扬摄

巴黎“中国委员会”会议仍未谈拢
劳埃德坚持要放宽“禁运”
新华社伦敦28日电
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27日在下院答复问题的时候说，在主持对中国禁运的“中国委员会”当天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上，英国“将作进一步努力，以便就放宽对中国贸易管制问题达成协议”。
有人问，政府曾经声明，它将向美国人坚持对中国的贸易安排不应该比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安排更为不利，政府现在是否打算坚持这种声明？
劳埃德说：
“我们坚决认为这种区别不应该继续下去。”
劳埃德十分希望当天的巴黎会议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而使政府得以宣布它的决定。
来自巴黎的消息说，据法国人士透露，27日的“中国委员会”会议像上两周的会议一样，仍然没有达成折衷协议。
委员会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再举行会议。

“新生活”村的面貌改变了
阿尔巴尼亚作家　阿·恰奇
在通往贝拉特城的公路旁，新建起了一座村庄。
这座村庄取名“新生活”，和这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名字一样。
过路的旅行者都不免要打听这座村庄的来历。
那些瓦顶石墙的房屋是村民们近几年修建的；
原先散落在村里的小茅屋则已用作饲畜舍或饲料库了。
我在解放前很久就认识了这座村庄，现在我来简单地介绍它的故事，让你们了解几年来这里有多么大的变化。
从前这里的农民都居住在小茅草屋里，没有一所石建的房屋。
他们的茅草屋没有烟囱，一生火，满屋子都是烟。
农民们自己没有土地，只有官老爷才有土地。
这些官老爷可以任意赶走佃户，把他们逼得走投无路，因为所有的地主对待他们都是一样的。
年老的卢西·阿拉对我们说：
“我曾经搬过六次家。
我以前也住在现在住的这个村庄里，一到收获的季节，地主怕我分去我那份粮食，就为一点小事把我赶出去。
我到哪里去呢？
我拿着仅有的一点东西，茫然地上路了……我走到另外一个叫塞孟的村庄里……我在一所小茅屋中住下来。
我辛苦地劳动，但是仍然不得一饱。
在收获时，地主又把我从这里赶走……我到克鲁雅去了……我一回想起这些往事，就会气得发抖，……现在我已像别的农民一样，从苦痛中解脱出来了。
现在我已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我有一所新房屋，屋前还栽种了桔树。
总之，我活得像个人了。”
村中其他农民的遭遇也和卢西·阿拉的经历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现在这些过着幸福生活的人一谈到过去都非常愤恨。
农民们从1945年的土地改革中获得了土地。
土地改革后的最初几年间，村民的生活仍然是困难的。
当然，他们已经获得了土地，国家还给予他们各种援助，但是他们的收成不高，因为土地分散，也没有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等。
离村庄不远成立了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
阿尔巴尼亚第1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高克鲁热合作社以及别的合作社都成立了。
村庄里流传着这样的消息：
合作农民获得了丰收，他们生活得很富裕。
那时富农也在散布谣言，但是村民都不相信他们，因为事实摆得很明显。
于是，这个村庄里有些农民也想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但也有些农民不同意。
1950年11月，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后，全村大多数农民已决定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
本村土地和劳动工具集中的条件成熟了。
从合作社一开始建立起，工作就进行得很好。
从前妇女没有在田间劳动的习惯，现在也开始在田间劳动了。
但是，只有当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开始出现在田野上的时候，村庄的面貌才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
从此以后，木犁就只在丘陵地带使用了。
没有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民，看到合作农民生活过得好，也表示要加入合作社。
在农业集体化的激烈战斗中，党组织起着领导作用。
当你走向村庄时，你从很远便看到那些根据计划一个接一个修建起来的房屋。
现有的二十五户人家共建筑了二十五所住宅。
合作社员分得的红利每年都有增加。
村民们常说：
“为什么不努力耕种我们的土地呢？
既然已经获得了自由，那么，我们在土地上流汗，土地会报答我们的。”
离村庄不远有一股清泉流过，不久人们就要把它引进村庄。
合作农民计划在村里修筑三个蓄水池。
人们将把村庄改造成为一个全新的村庄。
农民阿巴·奈查说：
“我们要把一切陈旧无用的东西都扔掉！”
村里新建了一个阅览室。
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当天的报纸。
书籍也很多。
村民们经常在这里阅读各种书籍，尤其是有关农村生活的书。
有一次村民朗诵了中国作家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的片断。
就在同一天，电流也传送到这个村庄来了。
这里不久还要成立一个托儿所。
“新生活”合作社和它美丽的名字很相称。
这里一切事物都是新鲜的。
但是合作农民们并没有把过去的日子忘掉，他们常常说：
“为了前进，为了保卫我们所获得和创造的成果，不应当忘掉过去的痛苦”。
在节日和有人举行婚礼的时候，他们常常唱这支他们自己编的歌：
“从前我是官老爷的雇工，
我在别人的田地上耕种；
为了养活村长、警察和神父，
一年到头我忙个不停。
我的房屋东倒西歪，
四壁都是洞穴和裂缝。
乌龟一个个从门前爬过，
好像军官和他的士兵。”
　（本报特约稿　李宁来译）（附图片）
丰收的果实给她带来了欢乐的笑容。
（阿尔巴尼亚通讯社供稿）

美国一工会代表说
为了挽救西海岸港口
最好恢复同中国贸易
新华社27日讯
波特兰（俄勒冈）消息：
美国国际码头与仓库工人工会俄勒冈州代表米汉5月25日说，如果恢复了美国同中国的贸易，“等于是救了”美国西海岸各港口。
米汉说，国际码头与仓库工人工会将在6月01日派代表团前往华盛顿要求政府采取一项“比较现实的对华贸易政策”。

苏匈两国签订协定
苏军暂驻匈牙利防御侵略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消息：
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27日到达布达佩斯。
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同匈牙利政府商谈签订有关暂时驻扎匈牙利境内的苏联军队的法律地位的协定。
当日，苏联和匈牙利两国政府代表在布达佩斯签订了一项关于暂时驻扎在匈牙利的苏联军队的法律地位的协定。
协定指出，鉴于侵略性的北大西洋集团的存在、西德军国主义的复活以及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其他成员国在社会主义国家附近驻扎大批军队和保持许多军事基地威胁着这些国家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苏军暂时驻扎在匈牙利境内对于共同防御可能发生的侵略是适宜的，并且是符合国际协定的。
协定规定，苏联军队在匈牙利的暂时驻扎决不能触犯匈牙利国家的主权，决不能导致苏联军队干涉匈牙利的内政。
暂时留驻匈牙利境内的苏联军队的人数及驻扎地点，将根据苏匈两国间的特别协定确定。
在匈牙利境内，苏联军队在驻扎地点以外的调动，每次都要取得匈牙利政府当局的同意。
协定规定，驻扎匈牙利境内的苏联军队、苏联军队编制以内的人员和这些人员的家属，必须尊重和遵守匈牙利的法令。
协定中有关裁判权问题的条款规定，作为一般规则，匈牙利法律适用于处理苏军编制以内的人员或他们的家属在匈牙利境内的犯罪或过失案件，这些案件由匈牙利法院、检察院和有权起诉罪行和过失的其他匈牙利主管机关处理。
苏军军人犯罪案件由匈牙利军事检察院调查，并由匈牙利军法机关受理。

蒙古领导人欢宴伏老
宾主畅谈蒙苏友谊
新华社乌兰巴托28日电
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部长会议和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5月27日晚上举行盛大宴会欢迎伏罗希洛夫主席。
伏罗希洛夫在桑布等陪同下来到政府大厦灯光辉煌的大厅，受到出席宴会的蒙古国家领导人和外国使节的热烈欢迎。
伏罗希洛夫在宴会上讲话说，我们要来你们国家访问时，心里很激动，加上在北京受到盛大的欢送，就更加激动了。
到达这里，我们像见到了亲人。
从蒙古革命胜利的第1天起，蒙苏人民就建立了友谊。
我们在这里不能不提起列宁所说的落后国家受到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就可以越过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话，这句话已经在蒙古实现。
蒙古人民积极地参加和平事业，并且努力加强同苏联、中国及其它人民民主国家的团结。
我们为蒙古人民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
桑布代表蒙古人民又一次热烈地欢迎伏罗希洛夫。
他说，列宁忠实的学生、苏联共产党杰出的活动家伏罗希洛夫到蒙古来访问，将更加巩固大小国家平等和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的友谊。
桑布指出，蒙苏会谈的成功，说明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对蒙古人民是如何的关心。
他说，在苏联、中国和其它兄弟国家帮助下，蒙古人民将获得更大的成就。
宴会结束以后，伏罗希洛夫到国家剧院观看了歌舞表演。
在出席宴会以前，伏罗希洛夫还到乌兰巴托市郊的寨桑山头向苏军烈士纪念塔献了花圈。

裁军小组委员会复会
史塔生表示将采取认真态度
据新华社28日讯
伦敦消息：
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27日在伦敦复会。
据西方通讯社透露，美国代表史塔生在会上说，美国愿意就局部裁军协定达成协议。
史塔生说，美国了解，关于应该在那些问题上妥协，仍然有许多难题需要解决。
但是，美国目前正在“认真地”寻求一项使一切国家都可以接受的计划。
他说，美国当前的目的在于缔结一项有限度的条约，决定走向裁军的初步步骤。
史塔生没有正式提出美国的裁军计划，据说这是因为这个计划正在由美国的一些“盟国”研究中。
苏联代表佐林在发言中说，他虽然不知道美国计划的内容如何，但是他对史塔生所提出的要采取认真态度的那种保证表示欢迎。
加拿大代表约翰逊称赞史塔生和佐林的发言，认为这种发言是“令人鼓舞的”。
小组委员会下次会议在28日举行。

西德不敢面对现实
拒绝苏联关于统一德国建议
新华社28日讯
波恩消息：
西德政府在27日公布的一件给苏联政府的照会中，拒绝了苏联的关于西德应该同民主德国举行谈判以实现德国统一的建议。
同时，西德政府表示愿意继续讨论欧洲安全体系问题和德国统一问题，并且愿意在一个“全面的裁军公约”范围内共同确定一切国家的军队数量的限额。
西德政府说，它不承认民主德国的政府。
它坚持通过所谓“自由选举”来统一德国，说它愿意在1955年10月日内瓦外长会议上“西方国家所提出的建议”的范围内讨论欧洲安全体系问题和德国统一问题，而把德国统一问题的没有进展归咎于苏联的拒绝这种建议。
西德给苏联这件照会，是去年10月苏联和西德政府就德国统一问题所进行的照会交换的继续。
苏联政府曾经建议由东西德双方政府举行会谈来实现德国统一。
苏联和西德之间目前正在就几个问题进行照会交换。
除了上述的照会外，西德政府在5月23日还对苏联政府4月27日关于警告西德军队勿装备原子武器的照会作了答复，声明西德不能“永远放弃”使用原子武器的“权利”。
苏联政府则在23日答复了西德政府另一件关于两国贸易关系的照会。
苏联政府建议两国在6月15日开始谈判两国关系问题。

铁托谈改善同苏联等国关系
不希望同东方国家发生争吵
不愿和西方国家有敌对关系
据新华社28日讯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报道，铁托总统27日表示，南斯拉夫希望同一切国家合作，希望看到结束军备竞赛。
他还说，我们正在改善南斯拉夫同苏联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关系，正在着眼于使我们各国结合在一起的共同的东西。
铁托是在马其顿西部一个水电站第1部发电机开始发电的典礼上发表演说时谈到这些问题的。
他强调指出，共处对于人类的生存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他认为，不仅要禁止战争，并且还必须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
在谈到南斯拉夫同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的正常化问题时，铁托追溯了过去彼此间关系的改善和匈牙利事件以后的变化。
他认为，对匈牙利事件看法上的不一致不应当影响相互间的友好关系。
他表示衷心欢迎某些东方国家、特别是苏联的领导人目前对南斯拉夫所采取的态度。
他说，我们有许多共同的东西。
他们在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在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
对于他们的方法中我们认为是积极、可用的东西，我们就衷心和高兴地采纳。
反过来，我们将始终很高兴展示出我们方法中他们认为好的东西。
他还说，他们将走哪一条道路是他们的事情。
我们的事情应该是，如果它们成功了，那就为之高兴，正像反过来也应该如此一样。
铁托强调说，我们没有理由争吵，而应当越来越多地寻求使我们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因素，并且尽一切努力逐步消除使我们分离的因素。
铁托在谈到南斯拉夫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时说，这些国家有着一个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种同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同的制度。
但是，整个战后期间，一直到今天，我们并没有遭到那方面威胁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任何特殊的困难。
我们同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有良好的关系，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循着这个方向继续下去呢？
铁托还着重表示，南斯拉夫不希望同西方有敌对关系，它也不希望同东方发生争吵。
他说，西方不应该因为南斯拉夫希望同东方有良好关系而反对，因为我们是被同样的目的——发展社会主义——联结在一起的。

长寿和地理条件没有关系
阿塞拜疆科学院研究长寿问题的初步结论
据新华社27日讯
据塔斯社报道：
阿塞拜疆科学院最近派出许多考察团，到共和国各地考察和研究居民的长寿问题。
考察团将要调查和研究各地长寿公民的情况，收集有关他们日常生活和营养等条件的资料，并且制定出阿塞拜疆共和国居民的长寿情况表。
根据现有的资料，阿塞拜疆现在有四百二十位年龄在九十岁以上的老人。
其中有些人的年龄接近或甚至超过一百五十岁。
阿塞拜疆科学院院士卡拉耶夫对塔斯社记者说，共和国科学院派往各地的考察团，要研究促使这些人长寿的外界条件和日常生活的特点，以便今后能够系统地综合所搜集到的资料，并且从中得出如何延长人的寿命的有科学根据的结论。
从初步调查中已经可以看出，长寿跟地理条件并没有任何关系。

十四岁少女一胎五孩
库利阿康（墨西哥）消息：
墨西哥一个十四岁的少女最近一胎生了五个孩子。
这些孩子都没有足月，其中三个生下来就死了，另外两个出生以后不久，也因为没有得到适当的医药照顾而死去。
这个少女名叫阿尔法罗，她住在墨西哥西海岸一座高山上的科萨拉村里。
　（新华社）

反对核武器运动波澜壮阔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
反对原子核武器试验和要求禁止原子核武器运动，愈来愈广泛地在各国展开。
日本
东京消息：
曾经英勇反对美国扩大立川基地的砂川町人民，在25日举行了反对把核武器运入日本、保卫砂川的群众大会。
大会通过了下列几项重要决议：
反对扩充砂川基地；
要求禁止试验原子弹、氢弹；
要求立即缔结关于禁止核武器的协定；
反对把核武器运入日本；
要求撤销日美不平等条约。
大会还通过了一项紧急决议，要求美国把在群马县相马原枪杀日本妇女的美国兵犯人交给日本审判。
日本全国反对军事基地联络会议代表松本治一郎、日本禁止原子弹和氢弹协议会代表安井郁以及社会党、共产党、宗教界、文化界的代表都在会上致词。
参加大会的还有全国各个美军基地附近的群众代表。
印度
新德里消息：
全印和平理事会召集的全国和平大会5月24日晚上在班加罗尔开幕，会议将讨论发动一个强有力的反对试验原子核武器运动的问题。
印度前总督拉贾戈帕拉查理在主持大会开幕仪式的时候，竭力主张立即停止原子核武器试验与禁止原子核武器。
他要求英国宣布自己为“中立”国，并且采取单方面行动停止原子核炸弹试验。
他敦促所有的英联邦国家在它们各自的议会中通过决议反对制造和试验原子核武器。
拉贾戈帕拉查理还强烈地抨击美国统治者关于使用原子弹和氢弹的主张。
越南
河内消息：
越南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其他的一些群众团体24日举行了联席会议，决定在越南人民中加强反对原子战争准备的斗争。
河内报纸26日发表了越南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等团体的联合声明，谴责美、英帝国主义最近进行原子弹和氢弹试验，加强军备竞赛，以及以原子武器装备西德、北大西洋侵略军队和驻扎在外国的美国军队的行为。
声明表示热烈欢迎苏联最近提出的各个国家共同停止或暂时停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试验，共同缔结禁止使用这些武器的协定的建议。
泰国
曼谷消息“泰国自由民主党发言人乃荣·炎是拉17日以这个党的名义向英国驻泰国大使馆递送一份呼吁书。
呼吁书谴责英国政府不顾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要求，仍然坚持试验氢弹的态度。
呼吁书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氢弹试验。
英国
伦敦消息：
在英国和平委员会倡议下，英国正展开一个广泛的征集签名的运动，呼吁争取缔结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国际协定和最终禁止这种武器。
由哈特福德郡议会议员、工党女党员肖特发起的英国妇女抗议核武器试验的运动仍在进行。
这几天来，每天有几个全身著黑（作为原子核武器所造成的悲剧的象征）的妇女在下院休息室等着，争取会见议员，以便对英国在太平洋进行试验氢武器一事表示抗议。
美　国
纽约消息：
“华莱士的农人和衣阿华自耕农场”期刊向衣阿华州农民征询关于争取达成禁止试验氢武器国际协议的建议的意见时，大部分农民在发言中都表示赞同。
在辛辛那提举行的讨论教育问题的教师和家长代表大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要求缔结停止试验和使用氢武器和其他核武器的国际协议。
“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和其他若干家报纸都刊载了一个名叫罗保写的一篇文章，作者赞同禁止核武器和“使核武器变为灌溉沙漠的原子能发电站”。
加拿大
渥太华消息：
加拿大要求禁止试验核武器的运动和竞选运动结合起来。
劳工进步党把禁止氢弹试验的问题放在选举纲领的中心地位。
温尼伯的一位神父彼得逊向议会全体候选人以及加拿大各政党发出一封公开信，呼吁采取措施，禁止试验核武器。
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文幼章博士向全体候选人发出呼吁，促使加拿大政府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上坚持使各国政府宣布立刻停止氢弹试验。

发什么脾气
李不雕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约翰·伏利斯，因为台湾人民举行反美示威而激怒了。
他恶狠狠地说：
“这真使我发火。
我想他们最好还是放明白些。
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理由抗议。
中国人最好还是别发脾气。”
看来，凭着美国有几个从全世界剥削得来的臭钱，这位众议员真的想把天下一切事物，都由美国一手垄断起来，连发脾气的权利，也不例外。
美国军人在台湾杀了中国人，中国人不应该发脾气，倒是这个美国议员应该来发脾气。
伏利斯发脾气给谁看呢？
给在台湾的中国人民看吗？
如果伏利斯是条保卫美国的杀人权利的“好汉”，真正相信美国的“威慑力量”，他最好从他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走出来，跑到台湾去，面对着台湾人民，发发脾气试试看。
好在在台湾的美国军事顾问团有的是医院。
即使他的头上给打开了几条裂口，只要保住了性命，他带着一头的绷带，回到美国去还满可以成为殖民主义的“英雄”。
伏利斯未必有这样的胆量。
他的脾气，不过是一个吃了一巴掌的人的一阵歇斯底里的发作而已。
然而，他说的那几句话，倒是很能说明美国对那些接受美国“援助”的人是怎样看待的。
应当承认，伏利斯的几句话，说得很紧凑，可以说没有一句废话。
他首先声明他“发火”了。
接着说明使他“发火”的原因是台湾人民没有“放明白些”。
在什么问题上“放明白些”呢？
伏利斯认为用不着他加以说明，大家就该知道的了。
另一位美国参议员乔治·斯马特斯比较爽快些。
他说，美国已经给了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三十五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七亿七千五百万美元的“经济援助”。
换句话说，蒋介石集团是靠“美援”在活命的。
既然拿了美国的钱，就得服美国的管。
要杀要刮，就都得看美国的高兴。
对于美国殖民主义者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因此，伏利斯就说，他看不出台湾人民有什么理由因为美国军人杀了一个中国人而抗议。
可是台湾人民偏偏要抗议。
伏利斯就用最后一句话提出了威胁：
你们最好还是别发脾气，否则……
伏利斯不愧为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委员。
他这四句话，颇为精采地说明了美国对于接受“美援”的亚洲国家的政策。
美国之所以在日本、菲律宾滥用治外法权、杀人不肯偿命，都可以从这四句话里得到解答。
不过，伏利斯忘掉了最重要的一点。
这就是，台湾人民和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反对把他们的土地变成美国殖民地。
无论美国出多少钱，它却永远收买不到人民。
只要美国忘记了这一点，它在许多地方的大使馆就都要准备有被捣毁的一天。
英国的“新闻纪事报”就台湾人民的反美示威说的几句风凉话，倒是有点道理的。
这家报纸说：
“……美国人必须明白，你们即使用美元也不能收买朋友。
“实力和影响不是受人欢迎的品质，如果你太渴望看到笑脸——这是美国的一个弱点——你在国际政治上就不会取得很多的进展。
“在国际上，伟大是要它自己的纪录来证明的。”
伏利斯听了这些话，大概又要脸红脖子粗了。

埃及整顿外国学校
清除殖民主义文化遗毒
本报讯
埃及政府正在采取积极措施，清除以前英、法等国在埃及开办的学校中的殖民主义影响。
埃及教育部已指示各学校教师“必须去掉英、法文化统治在儿童思想上的一切遗迹”。
在这些学校里，埃及教师已经接替因战争关系回国的英、法教师的工作。
据埃及报纸说，在下一学年开始以前，将有一部分英、法侨民主办的学校划归埃及教育机构管理。
过去在这些外国学校中，历史、地理等科目都须使用英文或法文教本。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埃及教育部已通令废除英语或法语的历史、地理等文科课程，并重申1955年底发布的外国学校必须使用阿拉伯文的历史、地理课本教育学生的法律。
所有埃及学生的阿拉伯语文成绩，必须达到五十分的及格标准。
埃及国家指导部已指定一批教授改写埃及历史课本，以纠正这些课本中的错误。
据英国报刊估计，在去年英、法侵埃战争以前，外国人（包括英、法、美、意大利和希腊）在埃及举办的学校约二百八十所，学生有九万多人。
这些外国人办的学校中，英国占三十所，法国一百多所。

巴黎公社遭镇压86周年
法国劳动人民游行纪念
新华社28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讯：
在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总工会的号召下，巴黎劳动人民26日举行了群众性的示威游行，纪念巴黎公社遭受镇压的八十六周年。
劳动人民的示威行列从巴黎公社英雄们遇害的纪念壁旁边通过，前后历时好几个钟点。
示威的群众要求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建立左翼政府、保卫民主自由和社会福利的成果。

意大利罗维戈省雇农罢工斗争胜利
据新华社28日讯
据塔斯社罗马27日讯：
在意大利延续了一个多月的罗维戈省八万雇农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正在胜利结束。
六万四千个雇农已经使地主作了让步，并且提高了工资。
现在，在大地主坚持拒绝满足雇农要求的村镇，罢工仍在继续着。

汉森
再度出任丹麦首相的汉森现年五十一岁。
他早年就开始从事青年运动。
1929年担任丹麦社会民主青年组织的书记，1933—1937年任这个组织的主席。
1938—1939年，他还做过丹麦社会事务部青年委员会主席。
1937—1939年，他在丹麦的工会组织和丹麦社会民主党组织中担任要职。
1939—1941年以及1945—1955年期间，他曾两度被选为社会民主党的书记。
战后，汉森在丹麦政府内数度担任重要职务，历任财政大臣、贸易大臣和外交大臣等职。
1955年起，他任首相兼外交大臣。
去年03月，他曾经率领丹麦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两国会谈公报表示要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现有的善邻关系。
（翁）（附图片）

汉森重组成丹麦政府
新华社28日讯
哥本哈根消息：
丹麦新政府已经在5月27日晚间组成，结束了为期十二天的政府危机。
新政府是由社会民主党、激进党和正义同盟联合组成的，前首相汉森仍然担任首相和外交大臣。
这个政府在议会一百七十九个议席中共拥有九十三个席位，是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丹麦第1个拥有议会多数的政府。

法国经济近况
外汇储备
去年年初法国有三千九百四十亿法郎（约合11.26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今年年初还有一千亿法郎，今年04月18日统计，外汇储备只剩下二百三十亿法郎。
法国共和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委员马赛尔·贝朗克说，照目前的开支速度，法国的外汇储备在5月将会消耗殆尽。
对外贸易
去年法国的进口总值是一万九千四百三十五亿法郎，出口总值是一万五千八百八十六亿法郎，逆差达三千五百四十九亿法郎（约合7.8亿美元），这样巨额的逆差在法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今年03月份的逆差是五百一十五亿法郎，4月份的逆差更增至五百三十八亿法郎。
1957年头四个月对外贸易逆差比去年同一时期增加一倍多，即从一千零一十九亿法郎增加到二千二百一十亿法郎。
农业情况
去年农业歉收，麦子只生产了五百七十万米吨（一米吨等于中国二千斤），今年的粮食不够，需要进口大量粮食，这就更加扩大对外贸易逆差。
据法国农业部计划今年可产一千至一千一百万米吨的麦子，情况可能要好一些。
今年04月的寒霜对今年葡萄的产量大有影响。
工业生产
去年苏伊士运河封闭，法国的石油供应紧张。
今年自伊拉克油管部分恢复输油和沙特阿拉伯取消了对法国的禁运以后，石油的供应已有改进。
从4月01日起，煤油可自由购买，汽油配给制可能在今年07月取消。
在去年冬天实行汽油配给制后，汽车生产下降，目前小汽车产量有些回升。
今年03月，钢的产量比去年10月的一百二十二万二千吨还少一万三千吨，但今年第1季钢的产量比去年第1季增加了6.8％。
紧急措施
法国摩勒政府为了应付财政困难，曾采取了一系列的紧缩措施：
限制进口、鼓励出口和限制信贷等。
从4月11日起，把银行利率从3％提高到4％，证券垫款利率从4.5％提高到6％。
在辞职前，还提出了一个所谓节约计划，要把今年的政府预算削减二千五百亿法郎（军事费用削减一千亿法郎，民政费用削减一千五百亿法郎）；
同时增加一千五百亿法郎的税收。
（守基）

美共三位领袖获释
新华社28日讯
塔斯社纽约27日讯：
美国“工人日报”报道，三位美国共产党领袖——伊丽沙白·葛莱·弗林、亚历山大·毕特尔曼和路易斯·温斯托克已经获释。
他们是在1955年根据臭名远扬的史密斯法被判三年徒刑的。
现在，美国共产党的另外三位被监禁的领袖——吉伯特·格林、罗伯特·汤姆逊和亨利·涅斯顿仍然在狱中。

美国兵在大阪持枪行劫
日司法部职员工会要美国交出杀人犯
据新华社28日讯
东京消息：
大阪地方警察厅今天控诉美军伊丹基地的一个美国大兵抢劫日本人，并且非法持有武器。
根据警察当局调查，这个名叫布里安特的美国空军士兵曾经在3月22日在大阪持枪威胁一个出租汽车的日本司机，劫走了这个司机的一千三百日元。
据新华社29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全国司法部职员工会昨天决定就哲腊德事件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书面抗议，并要求美国有关当局交出枪杀日本妇女的美国兵哲腊德。

美国镇压不了台湾人民的爱国力量
各国舆论继续声援台北反美大示威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
各国报纸继续评论台北反美大示威事件，认为这是美国横暴奴役台湾人民和把台湾变为侵略前哨的结果，并且指出美国侵略者和蒋介石集团的残酷镇压是压制不了台湾人民的爱国力量的。
越南“人民报”28日发表社论说，台湾人民对美国暴行的强烈反抗，说明了美国任何新式武器都吓不倒台湾和世界各地的广大人民，他们是把美国恨入骨髓的。
美国越是扩大军事基地和侵略范围，就越招来更大的愤怒，而最后必将埋葬了自己。
社论说，不屈的台湾人民和全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完成解放台湾的任务，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
“民主朝鲜报”28日社论说，朝鲜人民对于美军在台湾的暴行表示极大的愤慨，并且向为了民族的荣誉和正当的权利而起来斗争的台湾人民致以热烈的战斗的祝贺。
社论说，长期被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政策折磨的台湾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
祖国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打动了台湾的每个人的心弦，美国和蒋介石集团对起义人民的镇压是压服不了台湾人民爱国力量的。
保加利亚各大报纸和索非亚广播电台25日以来连日刊载和广播台北居民英勇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消息。
26日的“祖国阵线报”发表评论指出：
捣毁美国大使馆的行动表明台北居民对美国侵略者的仇视。
现在全世界已经知道台湾人民想的是什么了。
印度许多报纸在评论台湾人民的爱国反美大示威时普遍认为，这些行动表现了人民对美国占领军的愤恨。
孟加拉文日报“自由报”认为，这些示威是“人民力量起来反对外国压迫者的表现”。
这家报纸指出，这些示威行动“将使和平解放台湾的道路更加宽阔”。
好些报纸指出，这次示威说明在国民党统治者和台湾人民之间存在着一条宽阔的鸿沟。
“印度时报”警告说，这种鸿沟是非常大的，就是三万三千名国民党军队也无法“使人民顺从”。
埃及“晚报”27日说，亚非两洲各国人民听到台湾居民起来斗争的消息，感到十分兴奋。
台湾居民所树立的榜样，会有人效法。
他们的斗争不会到此为止，它将会在亚非两洲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政策和条约的运动中得到响应。
巴黎“世界报”27日发表社论说，这次事件表明：
“美国的政策不仅在台湾有遭到损害的危险，而且在亚洲也有遭到损害的危险。
中立情绪和反西方情绪正在亚洲起作用。”
社论说，在台湾，“人们可能逐渐感到台湾已经不过是美国的一个‘保护国’，而且美国不过把它看成是一个未来的原子基地而已。”
因此，那里的“士气是低沉的。”

老挝议会辩论寮国战斗部队问题
富马表示愿继续谈判
苏发努冯致函要求迅速成立全民政府
据新华社河内28日电
万象消息：
老挝国民议会27日开始辩论寮国战斗部队的问题。
富马首相在会上说，尽管过去几个月同寮国的谈判遭到了挫折，他打算继续进行谈判。
他概述他的计划是：
“在合法政府的充分的、不可分割的主权范围之内继续进行已经进行的努力。”
富马请求国民议会决定他所遵循的途径是否正确。
寮国战斗部队领袖苏发努冯亲王写了一封长信给国民议会。
他在信中建议议员们同寮国战斗部队和老挝全体人民一道支持王国政府继续进行谈判，以求迅速组成全民团结的政府和实现王国的重新统一。
苏发努冯提到王储萨旺·瓦达纳、副国王佩差拉和首相富马发表的赞成和平中立政策的言论。
他接着说，老挝人民，包括寮国地区的人民在内，都支持这些言论。
他们感到欣慰地看见这些主张已经开始实现，他们热烈希望继之以其他更加重要的积极行动。
这封信最后表示相信议员们将考虑执行去年12月28日的联合公报，特别是公报中关于成立全民团结的扩大政府的一段。
他相信议员们会考虑他所提出的建议。

芬兰新阁组成
新华社28日讯
赫尔辛基消息：
芬兰农民联盟、瑞典人民党和芬兰人民党在5月27日联合组成新政府。
新政府由农民联盟主席苏克西莱宁任总理。
前任教育部长、农民联盟的维洛莱宁任外交部长。
社会民主党拒绝参加新政府，而成为政府的反对党。
这次政府危机就是由于这个党在工资问题上同农民联盟决裂而引起的。
它在议会的二百个议席中拥有五十四席，是议会中的第1大党。
而组成新政府的三个党在议会中共拥有七十九席。
新政府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芬兰经济困难的问题。

菲律宾驻美大使罗慕洛说
美国在亚洲侵犯民族主权
据新华社28日讯
纽约消息：
菲律宾驻美大使罗慕洛26日晚上说，最近在台湾、日本和南朝鲜发生的反美事件不是共产党煽动的。
它们的起因是美国侵犯了当地的民族主权。
他说：
“情况很明显，这些骚乱并不限于一个特定地区，而是蔓延于美国在远东保有军事基地的一切地方”。

“赶走那民族敌人！”
——日本基地工人反对美军的残酷压榨
裴达
“日本驻军工会”为反对驻日美军当局新的剥削措施，决定在5月下旬至6月下旬的期间内举行罢工。
这是日本人民反对美国的奴役、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有力行动。
在美军基地工作的日本工人约有十七万七千多人，其中约有九万人组成了“全驻军工会”（参加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有一万一千多人组成了“日本驻军工会”（参加全日本工会会议）。
基地工人在工会领导下，几年来不断地对美军当局的残酷压榨展开斗争，表现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
去年08月27日，十五万八千名基地工人为反对“新制裁规定”，举行了二十四小时总罢工。
这一天，美军基地的军需品的输送、信件的分发、医院的业务、炊事部门的工作等，都陷于瘫痪状态。
成千上万的工人手挽着手，高唱“民族独立行动队之歌”，在美军基地门前示威游行。
出现在美国远东军司令部大门前的工人纠察队员们高呼：
“嘿！
嘿！
美国佬滚回去！”
在今年日本工人春季斗争中，为要求增加工资，十万七千名基地工人分别举行了两小时的罢工。
立川基地女工为反对变相解雇，坚持罢工达一个月之久。
在美军基地工作的日本工人，直接遭受着美军当局的压榨，一直过着屈辱的日子。
他们被美国佬看作小偷一样，在工人身份证上要按上两手的全部指纹。
上班的时候，他们必须拿上写着英文的入门证，在高大的拿着手枪的美国宪兵监视下走进挂着“日本人禁止入内”的牌子的基地里去。
下班的时候，他们更受到人身检查，女工要解开内衣，甚至连饭盒子都得翻开让美国兵看看。
大阪一个基地工人在他的日记上写道：
“在自己的祖国，好像在外国作劳工一样！”
基地女工遭到美国佬的百般侮辱。
美国兵常常要女工给他们点香烟，借这机会去吻她们。
拒绝出卖贞操的女工，就遭到解雇。
女工“例假”时，要受生理检验。
许多女工都说：
美军把基地女工都看成是“乓乓”女郎。
基地工人没有言论、思想的自由。
在美军基地，除了谈论棒球以外，不许说“反对原子战争”，不许说“承认新中国”，不许唱“马赛曲”。
谁要这样作，就会遭到惩罚。
有次，一个工人说，“英国有劳动保险，比美国好”，后来就被解雇了。
在美军基地的工棚里，连厕所都没有。
工人饿了就在地上吃饭，渴了喝生水。
美军当局规定，03日缺勤就要退职。
即使生了病，日本医生的诊断书也不中用，因此工人得了重病也得上班。
有的工人受了重伤，甚至连一文医疗费也得不到。
在朝鲜战争结束时，基地工人不论自己愿不愿意，都要被迫为美军输血，输血之后还得不到充分的休息时间。
有些工人因为输血而病倒了。
在基地作工的日本工人，是得不到日本法律的保障的，美国兵可以随意枪杀他们。
1954年07月，一个日本工人在值班时被美国宪兵杀死了。
亲眼看见这件事情的两个工人，也被调换了工作，并且不准他们谈论这件事。
但是，日本基地工人为保卫生活权利，争取自由，他们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了。
他们在美军枪口之前，树起了民族独立的旗帜；
“民族独立行动队之歌”的歌声，惊天动地，召唤着日本劳动人民英勇前进：
对敌人的血腥统治，
要以正义的鲜血去抗争；
狠狠打击卖国贼，
赶走那民族敌人！
（附图片）
（1956年秋天，日本全国学联的代表在立川美军基地飞机跑道前面集会，宣布反对美军扩充基地的斗争决心。）

阿尔及利亚亲法政客歇卡勒
在爱国者枪下横尸巴黎街头
巴黎警察大肆搜捕市内的北非人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
巴黎消息，阿尔及利亚著名亲法政客阿里·歇卡勒26日在巴黎遇刺身死。
他是在观看足球赛之后离场登车之际被人用枪打死的。
刺客当场被捕。
歇卡勒自从1948年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设立“国民议会”以来，就一直连年被“选”为议员。
到去年06月这一议会被法国人解散之前，他曾经数度担任过副议长。
他又是上次参加联合国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辩论的法国代表团成员之一。
由于他一贯热心替法国宣扬关于“阿尔及利亚是法国一省”的说法，因此长期以来在阿尔及利亚爱国人民中名声很坏。
27日黎明数百名武装警察在巴黎市内北非人居住区进行大搜查，企图寻获同刺死歇卡勒案件有关的“同谋者”。
大约有一千人被押往警察局作进一步的审问。
据警察局方面宣布，26日在行刺后当场被捕的阿尔及利亚青年本·萨多克·莫罕麦德说，他是自动杀死歇卡勒的，因为歇卡勒是“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最后一个朋友”。
他还说他不属于任何政治组织。
本·萨多克已经被控犯了“蓄意杀人和危害国内治安”罪。
有消息说，歇卡勒被刺案在法国上层社会中引起了“震惊”。

图书馆专家举行座谈
批评文化部不重视图书馆工作
本报新华社特约专稿　文化部在20、24两日邀请图书馆专家座谈。
专家们对文化部的领导工作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
在座谈中集中批评了文化部对图书馆领导的不重视。
科学院图书馆部主任顾家杰说，文化部几年来对公共图书馆的方针任务是摇摆不定的。
在提倡向科学进军之前，确定图书馆为广大群众服务，读者主要是学生、少先队员，连北京图书馆都办起少年儿童阅览室，展开少年儿童阅览工作，反而对科学家照顾的太少。
在藏书方面线装书和解放前平装本基本上不出借，认为有毒素。
欧美的外文图书，除去北京图书馆外，其他图书馆很少买。
提倡向科学进军后，各图书馆就发生为群众服务与为科学工作者服务之间的矛盾，直到去年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后，公共图书馆的方针任务才比较明确了。
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张申府以北京图书馆为例，说明由于领导不重视图书馆工作，长期使全国最大的北京图书馆的发展方向不明确，性质未确定，至今未颁布图书馆的规程。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王重民也谈到文化部把重点放在电影、戏剧、文艺创作等方面，却对图书馆事业非常轻视。
如图书馆学教育问题，文化部从1952年到1956年是一步一步压，只管要干部，不管学系的发展和科学研究，我们是一步一步的争，想延长修业期限，提高教学质量。
专家们在座谈中还谈到目前图书馆工作中比较普遍存在着图书不足、干部缺少，阻碍了图书馆事业发展。
北京图书馆研究员赵万里说，“赵城经藏”是国内唯一的珍本经藏，对佛教、哲学、历史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现只有一个人修补这部书，如每月整修以十卷计，全书修完要用三十多年。
他希望增加修补工人。
他还谈到善本书装订问题。
北京图书馆要装订的六万多册书，其中残坏者二万册，现有五个人装订，如此下去要一百年才能装订完。
张天麟等专家们谈到许多老弱、神经衰弱等病患者都分配到图书馆工作。
有些图书馆好像是“养老院”、“养病院”，严重地影响了图书馆的工作。
专家们在座谈会上还提出许多建议，希望有关部门解决各大图书馆相互配合协调、培养图书馆干部和发挥书籍的作用等问题。

委托国外设计水利工程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汪胡桢委员发言摘要
黄河三门峡工程是我国第1个委托国外设计的水利工程。
据说我国今后还打算把更多的附有水力发电站的水利工程委托国外去设计，以期吸收外国的长处来壮大我国的水利科学。
故我认为有必要就三门峡工程委托外国设计所得的经验提出五个必须注意的问题。
第1、国内能够设计的不应委托国外。
我国在最近这几年里建设完成的几个高坝，大型泄水闸，和若干水利发电站，在工程设计上都能结合我国当时的和当地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材料和结构，故能以比较少的投资来完成建设的使命。
在施工上大都能利用一部分的机械和人力作有机的配合，使工程能在短时期里迅速完成。
在这六、七年里的实践工作中，我们已经培养出一大群设计人材，他们满怀信心要为我国设计规模更大的水利工程。
因此我建议今后打算把水利工程委托国外设计以前应先把国内设计力量摸一个底，倘确是国内没有能力担任的设计才应当委托国外去做。
第2、如属可能应邀请专家来华设计。
毫无疑问，虚心地吸收外国的长处加以消化，用来提高我国在水利工程上的技术科学水平是我国当前应当努力的方向。
但所谓吸收外国的长处主要是要求我国的技术人员学会外国的本领。
这样，几年以后，我们才有本领来独立工作，不需要处处要师傅来帮助。
当然有人会说在国外进行设计时，我国可以派遣大批的技术人员去参加，不是一样可以学到本领么？
其实在事实上派去的人数不会很多的。
以三门峡而论，派去的只有二人，学习面不广是可以意会得到的。
倘邀请专家来华，三门峡工程能有外国专家数人已可领导全部设计。
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真不知可为我国造就多少设计人才。
今后如属可能邀请专家来华教导当比委托国外设计为有益。
第3、委托国外设计须先摸清外国技术的底。
一个国家技术科学的成长离不开它的环境情况和历史传统。
就是一国里边，各个设计机构也各有擅长的薄弱的部门。
所以委托国外设计水利工程以前，必须摸清这个设计机构是不是适宜于我国提出的工程。
我国已经完成的水利工程用什么方法来缩短施工时间，用什么方法来减省费用，在国外就找不到同类的设计经验，而他们的设计经验对于我国也常常用不上去。
以三门峡工程为例，它的特点很多，只有应用从我国现有的工程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经验，才可达到既好且快又省的目标。
第4、委托国外设计须先做好规划。
一切水利工程都不会建设在荒无人烟的土地上，就必然要引起多少和人民利益相冲突的社会问题；
它也不能脱离地面而成为空中的楼阁，必然要发生许多牵涉水文、地形、地质等自然界的问题。
在设计以前要做的水利规划就是要把存在着的社会和自然界矛盾求得辩证的统一。
三门峡工程在设计前虽然做过根治黄河水患开发黄河水利的技术经济报告，但因内容过于广泛，不可能作为个别工程的依据。
在委托设计时才由各部门分别提出防洪标准，水土保持工作发生成效的年限，灌溉耕地的面积，三门地区的电力要求等。
由于这些条件使得水库的高水位不能不超过技术经济报告的规定，这就引起了新的矛盾。
殊不知水位是设计条件所决定的，没有统一矛盾的总体规划，而分散的片面的提设计条件，势必造成紊乱的结果。
今后委托国外设计水利工程（其实在国内设计也是如此的）必须以三门峡为前车之鉴，在事前做好工程的规划。
第5、在国外设计时国内须进行平行设计。
为了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在国外设计的同时在国内组织技术人员进行平行设计是必要的。
一个工程在设计的时候，一定可以遇到许多科学上没有解决过的新问题。
在拓荒性质的三门峡工程，这种问题为数更多。
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国外曾动员不少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进行研究和试验，重要的科学报告就达到十余种之多，所费的劳动量的巨大也可以想见的。
但就我国而言，则只叫别人为我们劳动。
自己既一无所事，结果也一无所得。
今后我国倘有委托国外设计水利工程的必要，必须同时在国内组织力量，进行平行设计。
一切试验、研究、分析、计算，必须用自己力量同样搞一套。
这不但使我国设计能力能够提高，也可在审核国外设计时获得互相校对的便利。
以上五点为我对于今后如何正确处理有关委托国外设计水利工程的意见，希望有关方面加以注意。

建议建立西北科学研究中心
张大煜委员书面发言摘要
最近，我有机会到祖国的西北——兰州等地参观，虽为时甚短，所到之处不多，但从蓬勃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了很多教益，愿将一得之愚供各位研究讨论。
西北地区广阔，地上地下资源丰富，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基地之一，这是各位委员所熟知的。
科学院在1954年成立了西北分院筹备委员会，两年来，在联通新疆、青海、西藏的中心工业城市兰州又开始筹建研究基地，这是十分切合我国科学事业需要并且具有辽阔发展前途的。
但关于工作范围、发展方向等等都很不明确。
作为一个化学科学工作者，我深感西北地区有大量化学化工领域的科学问题迫待科学家来解决。
例如，新疆、柴达木和玉门地区新旧油田将来在开采过程中都需要寻求石油在不同地层中的流动规律，高压下油气关系等等；
又如，青海的盐湖（仅茶卡等五个湖的盐储量就达二百亿吨！）
、西藏的硼砂湖（储量达三千万吨以上！）
都需要研究相图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地将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重大的贡献，而同时也将大大丰富祖国和世界的科学宝库。
我认为，祖国的科学繁荣应该是科学家从实际中来又到实际中去的劳动结果，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应该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成就，还必须结合祖国自然资源和生产的实际，使科学在我国的土地上生根、成长、开花、结果，而西北地区正是急待开发的一块处女地。
科学研究机构，特别是科学院的机构，虽不必一定都设在产地，但和产地更接近一些，和实际生活更接近一些是有裨益的，何况西北还有兰州大学等高等学校，又有地质部、石油部以及其他工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可以共同协作。
我建议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及有关的产业部门根据条件的许可，逐步地稳妥地在兰州建立西北科学研究中心。

新老科学工作者必须互相学习
纪育沣委员发言摘要
我从事化学研究工作，将近三十年了。
我选定了自己的研究领域：
（一）杂环化合物嘧啶和噻唑的研究；
（二）中药中生物碱之提取和结构的研究。
我之能够获得一些成绩，不外于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克服困难继续从事研究。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许多青年科学工作者，愿意听从我的指导，得以完成研究成果。
我对嘧啶和噻唑虽有一些研究成绩，但不能因此骄傲自满，仍应当保持那百折不挠的精神，继续前进，以求深造。
青年工作同志们应否向我看齐呢？
我们老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或许没有青年工作同志们的前进，但是刻苦钻研的精神则是年青同志们所不及。
我们彼此应当取长补短。
我国目前各研究所和各大学的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和国民党掌权时代相比较，确有天壤之别。
我羡慕我们年青同志生于此幸福的毛泽东时代。
今日青年工作同志有了最新式的仪器设备，和大笔的研究经费，那么应当做更好的研究工作，得到更优良的研究成果。
青年工作同志们对于研究工作有积极性，如果加上刻苦钻研的精神，虚心受老科学工作者的指导，于十二年内赶上国际水平，那是不成问题的。
青年工作同志有敏感性及积极性，确是我们年老科学工作者应当学习的地方；
但是青年工作同志们在计划研究题目时，仅知道查考文献，在收集大批文献后，没有去开动脑筋深刻思考，分析前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只知道依样画葫芦，重复他人工作，以为可以解决一些国民经济中的有关科学问题。
这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老科学工作者有缺点也有优点，青年工作同志们应该学习我们的优点。
党和政府号召我们年老科学工作者和青年工作同志团结一致共同向科学堡垒进军，如果各自贡献自己的优点，必定能使研究工作做得更好，必更容易解决国家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我现在确定我自己的研究方向，一方面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结合自己的专长，去配合政府分配给我的任务，解决一些国民经济有关的科学问题；
另一方面，继续我的嘧啶和噻唑的研究。
现在国内重有机合成，尚是一个空白点，我愿意在我自己的研究计划中，重点地研究重有机合成领域中的科学问题，相应地继续研究轻有机合成领域中的科学问题。
我相信在这优越的研究条件之下，有大批的青年同志，长期与我共同研究，在最短时间内，一定可以迎头赶上国际水平。
为此，我有两点建议：
（一）解决新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工作者与年老科学工作者间的矛盾问题：
老科学工作者手下有大批他自己苦心训练出来的年青干部，老科学工作者要成为世界上的一学派（并非宗派），年青干部是他工作上的配角，领导不应调他的配角去充当新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工作者的助理员。
我向党员领导干部建议：
应多考虑如何分配刚从大学毕业的年青干部给新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工作者为助理员；
更应如何考虑分配新从国外回国的科学工作者在自愿的原则下在老科学工作者的指导范围内，去做研究工作。
老科学工作者为了发展自己的专长及完成政府分配的任务，必须自动去团结新从国外回国的科学工作者，自愿分配他所训练好的助理员。
（二）党员领导干部，采纳国内专家的意见，应不亚于采纳外国专家的意见。
最后，我来谈谈党能否领导自然科学的问题：
我觉得过去、现在和将来党均能领导。
但是如何领导呢？
首先领导党员应对世界各自然科学的发展情况有相当的了解；
同时对国内老科学家及新从国外回国的专家谁具有何种专长，应预先作详细的调查，然后给以相当的任务并信任之，自己不懂不可装懂。
应尊重非党科学家的业务研究方针，虚心向他学习；
应与之建立感情，做到党员与非党员有共同的语言，这样，不但政府政策方针容易执行，而非党员的思想也容易前进。
任何自然科学工作者，不能对自然科学门门精通，尤在今日专业分得非常精细更难办到。
所以领导者，必须征求所有专家的意见。
将之集中起来，得出结论，然后指出领导方向。
这就是党在领导自然科学。
我相信共产党员具有过去那种没有克不服的困难的光荣传统，必能培养出许多红色专家，达到将来党直接领导科学的目的。

科学院学部委员会全体会议继续大会发言
张钰哲建议国务院适当下放一些事权
千家驹建议在干部培养上搞点“自由市场”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28日继续大会发言。
化学家汪猷的发言题目是“为留学生争鸣不平”，他以三个留学生的遭遇为例说，留学生庄亚辉由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于1955年派到苏联学习高压有机合成，他在莫斯科闲等了一年多后，才由我国驻苏联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分配到莫斯科大学作研究生。
主管部门负责人曾三次说服该青年改变专业，最后说服他学放射化学。
试问，放射化学与高压有机合成相隔几远？
最后他呼吁：
我愿有关党与非党的领导同志们，你们切莫忘记了千万客居异乡的莘莘学子，要爱护我们未来珍贵的科学进军中的栋材，快为他们以及将来的青年留学生设法解决由于以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而造成的烦恼和困难，更防止新的类似问题的产生。
数学家王湘浩谈了科学文教人员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问题。
他指出，由于评定职务和工薪的标准不尽合理，有人把各尽所能理解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而且把所谓唯有读书高理解为唯有论文高。
于是“各尽所能”成为
“各尽所能地拼命写论文”，“按劳取酬”成为“按论文取酬”。
他建议今后评定职务以德才为标准，不论年资；
工薪以才资为标准，不论品德。
他说，理由很简单，担任一个职务必须基本上称职而且要作风正派、工作积极。
这就是德才标准。
为什么不问年资呢？
年纪大、工龄长并不见得胜任。
评定工薪则不然。
工薪必须考虑年资，汗马功劳不能不问。
王湘浩还谈到了什么人应该受尊敬和生活待遇方面的统筹安排问题。
天文学家张钰哲建议国务院把事权下放。
他说，在协调平衡研究机构和高教、产业各部门之间的工作计划，必须国务院出来掌握，至于科学院一些本身的问题大可以让科学院的七位院长八位秘书长和几百名的学部委员去动脑筋去作决定。
化学家卢嘉锡在发言中，要求科学院加强边疆地区的科学研究工作；
逐步加强专门学会的学术活动，通过它来了解全国各地区的学术动态，把学术论坛更健康地组织起来。
化学家袁翰青，批评科学院的工作有三大缺点：
科学院没有能够很好地成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全国科学工作的参谋部；
科学院院内的研究工作，没有能尽量地根据世界科学发展的趋向明确重点；
科学院一直还没有使全国科学家感觉到它是全国科学家的科学院。
经济学家沈志远在发言中首先提到了加强科学院和高等学校、产业部门三个系统研究力量合作的问题，他建议三个系统的科学工作者可以在自由自愿的基础上互兼研究或教学工作。
同时对分散在各方面的安排不当的科学研究人士，由政府对他们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让他们分别归队。
经济学家千家驹建议在科学研究干部的选拔培养上搞点“自由市场”。
他说：
“在干部调派上，过去强调统一分配，服从组织，这在建国初期是完全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证国家建设人才的各方面的需要。
但到了现在，情况已有所改变，如果单单强调统一分配一面，而没有合理使用一面，那是有缺点的。”
他认为过去统一分配的办法，好像是强迫婚姻，绝无离婚自由，“统”的太死了，今后应该加以改变，搞点“自由市场”，作为社会主义统一市场调配的补充，即在国家有计划的统一分配之下允许青年某种程度的自由选择。
历史学家吕振羽在发言中着重分析了科学院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的客观原因后，他建议科学院的院务委员会逐渐担负和进行学术领导，以之与院务行政会议区别开，以便行政领导和学术领导的关系、院部与学部的关系、行政工作与科学研究工作的关系等逐渐明确起来而步入常轨。
他还提出，应具体掌握五四以来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情况，各个科学家的全部学术生活和创造成果，从而对科学评奖、科学行政和研究工作的人事安排等作到心中有数，措置得当，并帮助解决高级知识分子间的矛盾。
力学家钱伟长要求重视科学家的研究时间，解决学部委员的助手问题。
他说，可否由国务院通令全国，准许能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在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方面长期请假，以便他们全力从事科学研究和干部培养工作。
我提议由学部主任副主任领导我们坚决地迅速地走进实验室，进行一个科学家应该进行的工作，而把学部的繁文细节的行政包袱，趁早丢掉。
他还要求解决图书仪器的购置问题。
化学工程学家侯德榜就科学研究计划作书面发言。
他建议科学研究计划在化学工业方面应该考虑到以下几个问题：
在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之后的农业生产要求供应更多的氮、磷、钾等化学肥料，其中钾的资源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
在向科学进军中，图书、仪器和化学试剂三者缺一不可，其中化学试剂的供应最缺乏基础；
重有机合成包括的范围很广，也是我国最薄弱的一环；
近来高温蒸汽用的滑润油很缺。
在昨天的会议上，发言的还有数学家陈建功，语言学家吕叔湘，有机化学家朱子清，电子学家孟昭英，石油化学家侯祥麟，光学家王大珩，物理学家施士元，航空学家王俊奎。
书面发言的有化学家纪育沣、机械工程学家石志仁、水生生物学家王家楫、地理学家黄秉维、冶金学家靳树梁、医学家胡调甫、电子学家陈芳允、水利工程学家汪胡桢、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王方名、物理学家王竹溪、植物学家钱树崇、水利工程学家张光斗。
医学家吴英恺等九人作了联合书面发言。

科学院需要“精兵简政”
吕叔湘委员发言摘要
这几年来，科学工作者中间有一个普遍的感觉：
时间不够用。
时间哪里去了？
社会活动占用了一部分。
可是这个因素只影响我们中间的部分人，但即使关在研究所大门之内的人，也并不见得能好好的做研究工作。
很忙，但是忙不出一个名堂。
老是在围绕研究工作打转，可没有足够的时间用在研究工作本身上。
为什么呢？
工作开始之前有一套：
计划，布置，推动。
工作了不久之后又有一套：
检查，总结，汇报。
接着又要重计划，重布置，如是周而复始。
总结有年度总结，半年总结，过去还有季度总结。
汇报，在不久之前，学术秘书处要每月汇报，学部要半月汇报，有时候还要到院务常委会议去做大汇报。
检查，除了为总结作准备的检查外，每来一个重要的学习或是运动，也都要结合着检查工作。
不是说这些事情不需要，而是说方式要考虑。
需要有计划，但是不是要填写那么多烦琐的表格呢？
检查和汇报也都有需要，但是不是要那么频繁呢？
至于那些表报是否有人认真看，检查和总结出来的问题是否设法解决，那就又是另一问题。
就因为形式主义地进行这些工作，就形成了开会多，填表多，写文件多，繁文缛节占去了不少应该用在研究工作上的时间，并且打乱了研究工作所必需的稳定的进程。
形式主义也表现在理论学习和搞运动上。
我感觉这几年来，对于如何推进工作，流行着一套办法。
这套办法总起来是一个字，“加”：
加人，加机构，加条文也就是加花样。
上面所说属于加条文的一类，现在再说说人员和机构。
老话说，“人多好办事”，这句话也对也不对。
要看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
有各种不同的人，有各种不同的事。
不解决问题的人，多几个还是不解决问题（徒然给管理局添麻烦，使宿舍问题、交通问题、医药问题等更加严重起来）。
现在科学院的工作人员已经到达或者接近一万四千人。
其中研究员和副研究员大约七百人，只占总人数的5％，中级研究人员的数目大约和高级研究人员相等，也约七百人。
再加上技术人员和编译人员大约一千人。
这三项是科学院的主要力量，加起来也只二千四百人，占总人数的17％。
助理业务人员和行政人员合起来大约八千五百人，超过总人数的60％。
这样的比例数是很不合理的。
上面说科学院人数多，还不够精密。
应该说一方面是太多，一方面还是太少。
再讲到干部的质量，问题也多。
使用干部，主要是要人地相宜。
每个人都有他的用处，可是并不是任何人可以做任何工作。
人地不相宜，毁了工作也糟塌了人。
科学院的干部政策好像是抓紧高级而放松一般，抓紧研究人员而放松其他。
实习员是听候分配。
一般助理业务人员和行政人员的进用似乎也没有一定的制度。
人地不相宜的情形自然就难免了。
说到机构，最近一年里增加了好些个研究单位，是否条件都很成熟，我不了解情况。
单拿院部来说，机构是越来越庞大而复杂了。
院部之外还有学部。
我们在所里工作的人，常常有事情不知道找哪个部门，找哪位负责同志。
机构复杂，环节多，办事必然迟缓，再加上有些同志做事不大负责任，就更容易出错。
互相推诿踢皮球的情形也不是没有。
有时候增加一个新的机构也会带来一些“新猷”，例如干部培养部新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为局），就用培字第1号行文各所，要填报所有干部的详细履历，其实干部局就有全份保存在那儿，干部培养部要参考是毫不费事的。
说实话，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干部培养局的任务是什么。
如果只是收发一些文书表格，有一位秘书和两位助手也尽够了。
总之，科学院机构庞大，人员多，花样多，可是效率不高。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
既然过去几年的“加”的办法没有多大成效，现在是不是也可以试试“减”的办法。
减少一些机构，减少一些人员，减少一些条文，或许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些，也未可知。
当然不是说绝对不要增加，为了工作的需要，该加的还是要加。
但是该减的也一定要减。
这次学部会议上要讨论科学院的体制问题，是不是可以从“精兵简政”这方面着想，做到（1）机构灵活，（2）人地相宜，（3）明确责任，（4）减少繁文缛节。
要是能根据这几条原则办事，我相信科学院工作效率是能大大提高的。

不要随便插标签
最近，浙江省文化局一位副局长，在省文化局系统几百个干部的大会上，传达毛主席在宣传会议上的讲话时，公然宣判前几天文艺界座谈会上某同志的发言是“毒草”。
那个同志说了些什么呢？
他只是批评了一个外行党员干部在领导文艺工作中不懂装懂和行政命令的作风。
这个发言怎么一下子被插上“毒草”标签的呢？
请看副局长的论断：
“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就意味着反对党的领导。
这种思想当然是毒草、是脓包。”
他所批评的那位同志发言的详情、所列举的具体情况，我们都不得而知。
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也还可以具体分析研究。
但是，所有在场的人，听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判断，却都不免大吃一惊。
如果一批评领导，就变成了“毒草”，那还会有谁愿意大胆说话、坦率批评？
就更不用说党外那些好心地帮助我们整风的朋友们了。
方宾

会上与私下
在会上
×长：
“我们的干部，现在滋长了一种包干制思想：
公家给了宿舍，置办了必要的家具；
还有这个那个，有的连锅、碗、瓢、盆也要公家给。
这是一种什么思想呢？……”
在家里
妻：
“那我们怎办呢？”
×长：
“什么怎办？”
妻：
“不是你批判了包干制思想吗？
我们房里已经有了绒沙发，你昨晚不是说还叫行政科给一套皮沙发吗？”
×长：
“傻瓜！”
南雨

何必走极端
山柏
不久以前天津日报副刊登了两篇文章，引起了人的注意。
文章不长，却有十多处的笔误和别字。
原来，编辑部因为过去退了一位作家的稿，受到了批评（认为阻碍了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于是干脆把文章按原样登出，连错别字也保留。
编辑部只在这些错字的后面，打上方括弧，括弧里注上改正了的字，例如：
？
〔妨〕碍生产，没〔莫〕明〔名〕其妙，尤〔愈〕演尤〔愈〕烈等等。
当编辑受到作家关于改稿的指责时，有些编辑曾经说过一句气话，“那末让我们来开个原稿展览会吧，看一看那些原稿的真面目。”
上面这个做法，也许可以说是类乎开原稿展览会了。
在编辑方面，气是出了，但不能不说是走了另一极端，对于工作，对于加强编辑同作家之间的团结，恐怕没有好处。
再说，难道以后就照这个办法来发表文章？
显然是做不通的。
最近天津日报接到了读者对于这种做法表示不满的信，编辑部表示了同意。
这是一件极个别的例，却反映了近来编辑出版工作中出现的一种思想。
说报刊出版物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关键之一，是完全正确的。
可是作家如果把过去这一方面的缺点都归之于编辑，看来也未必公允。
这笔账且不在这里算。
问题在今后，是不是今后能够像有的同志所主张的那样，“来稿照登”，“按原样登”，“一字不改”呢？
或者，像另一些同志所主张的那样，“只作文字润饰”，“只改错别字”，此外毫无商量余地呢？
照后一种主张办，读者固然不至于从报刊上多学会一些“尤演尤烈”之类，但是我们的报刊的目的和方针难道只是教人不写别字？
按照前一种主张，当然更成问题。
有位作家说得好，我们的编辑部总不能成为收发室：
收到什么，发表什么，有闻必录，文责自负（写文章当然作者要负责，但不等于说刊物编辑部可以不负责）。
这样的报刊不知道世上有没有，更不要说这样的报刊是不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指导的国家所应该加以提倡的报刊。
编辑部处理稿件必须慎重严肃，必须排除个人好恶偏见，必须尊重作家的劳动，编辑部对稿子有意见，只能向作者建议并且经过作者同意作某些修改，这些都是对的，但是我们的报刊不能不对广大读者负责。
我们的报刊不能不为我们的总的目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工作。
正像我们国家的一切工作一样，我们的报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部分。
编辑工作是有错误，“左”右摇摆，既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又受到“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
有的编辑人员水平低，经验差，态度骄傲，有宗派情绪，方法简单粗暴，执行上级指示有些机械等毛病，应该受到作家们的合理的指责，编辑工作应该改进，包括某些工作制度在内，不能胜任的人员应该换掉。
但是，应该坚决肯定我们的报刊的性质，它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为人民服务的报刊。
我们的报刊编辑部首先应该有选择稿件之权，不应该什么都照登。
我们的一些工作中有教条主义的毛病，但是，这不是方向路线上发生了根本性质的问题，因此不是要作什么根本性质的改变。
从教条主义的死胡同扭转头来，不等于说要去走另一极端，这是危险的。

升级以后
有这样的同志，他们不久前还是一般干部，和大家日常相处，亲密而自然。
自从最近被提升为科长、局长、经理、股长之后，就变得沉默寡言了，日常摆出严肃的脸孔。
别人叫他“老何”或者“何同志”，置若罔闻；
改叫一声“何副科长！”
耳朵就豁然亮了，报之以笑容，有问也会有答了。
也有人为了和新的职位相称，特地买套呢制服穿；
还有一位同志，一面要求组织救济，一面向别人借钱买皮鞋和手表！
真可惜，为什么我们有些同志偏偏热中于头衔和派头？
对于一个立志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来说，这种“身外之物”又算得了什么呢？
以小见大，我们真为他们耽心：
究竟是勤勤恳恳地干革命的风占了上风呢？
还是“名利、享乐”的风占了上风呢？
陈篷图　冯美鑫

只认公文不认人
沈同衡
反革命分子李万铭，一贯撞骗，顺利地混过了许多机关，而终于被揭发，破了案。
受冤枉的山西农民张顺有，历尽艰辛，不屈地走访了许多机关，而终于弄清是非，“平”了“反”。
这两件事说明了同一个道理：
任何假象，最后总归要水落石出，而真相大白。
然而，李万铭混过了许多机关才被破案，张顺有走访了许多机关才得平反，这里也还有另一个问题值得我们警惕，就是：
今天我们的况钟毕竟仍嫌太少，而过于执那样的人物倒似乎还相当多。
“官官相护”这种旧社会的衙门恶习，今天是不会公开存在的了，不过，厌烦群众意见，懒得调查事实，和偏信公文材料，却一直是官僚主义者们奉为简便省事的一种工作方法，而且一时好像还舍不得改掉。
李万铭事件、张顺有事件，都早已过去。
哄动一时的昆剧“十五贯”，也已渐渐在观众的印象中淡去。
不知官僚主义者的工作方法，近况如何？
至以为念！
（附图片）
——甭麻烦啦，咱们干部材料齐全，情况不早都一清二楚了吗！
05月19日本栏“立场不同”一文，编排时遗漏了原附的漫画，而误将另一短文“各有所好”的插画排入，并遗漏了该画的原题和说明（原题是“小王和老王的瓜”，他们各自以为只有自己的瓜“才真正是个瓜”）。
特此补正。
　——编者

深圳车站及其他
陈残云
车站之一边地上第1个车站，越来越多热带人，
热带的采色和香味。
世界的地图像一年年缩小，从车站向热带遥望，
不过是一海之隔，
绿水依依。
那就没有什么奇怪呀，热带人和我们仿佛是同命的兄弟，忧戚相问，苦乐相知。
我们的国家在忧患中重生，而今，年年都像办喜事；
热带人欣欣而来
探亲又道喜。
不同的言语有相同的心，不同的衣饰有相同的笑，车站里一团和气。
车站之二列车就要往北开，三天以后的热带人，
将看见北京的瑞雪。
北京和瑞雪，都是新奇的，在热带人的想像中，
铺开一个新奇的世界。
我想告诉善意的客人，在我们的国土上，所有
人和景物都很平凡。
要有什么新奇，便是人们的脖子上失掉了锁链，
把自己的幸福与祖国相连。
热带人都激情地笑啦！
车站上一声长笛，叫列车、把他们的笑意带到北京。
小桥之一一道狭窄的小桥，横跨着两个世界。
一个是灰色的，处处是酒色财气
和政治的扒手！
在那里，多少清白的灵魂，不甘于生存的委屈与磨折，
沉郁地死去！
而另一个，却是我们多采的世界，有那样多的自由，和谐
欢乐和多采的生活。
一切人都有爱，都有
永不雕谢的青春。
小桥之二一道狭窄的小桥，站着两种带枪的人，一种是垂头丧气的奴隶，一种是容光焕发的
国家的主人。
他们朝夕相望，相识不相问
又不相亲！
当奴隶的却知道自己的命运；
有一天，桥上的栏栅拆掉了，他也会变作庄严的主人。
小桥之03日日有人在桥上走过，忍不住激情的眼泪！
谁也会有无言的激动，走前一步就是新鲜的世界。
桥下的流水都是轻快的，举头一望
阳光铺满地。

美国作家的自由
冯亦代
好莱坞正在找寻一位名叫罗伯特·李奇的电影剧作家。
不久前，好莱坞出现了一部电影。
电影广告做得很朴素，只说是部描写一个小孩和一条雄牛之间深厚感情的影片，没有用美国电影广告惯例中穿坦胸露臂衣服的小明星作宣传。
片名也很简单，就叫“勇敢的人”。
影片上映之后，立刻哄动一时，特别为儿童影迷所喜爱。
在美国电影艺术学院每年颁发奥斯卡奖的候选名单上，这张影片逐渐越过其他影片而名列前茅，最后终于获得了最佳电影故事的金像奖。
但是，究竟谁是这张影片的剧作家罗伯特·李奇呢？
好莱坞传说纷纭，莫衷一是。
颁发金像奖而无领奖之人，这是电影艺术学院自成立二十九年以来，从未经历过的事情，使学院陷于极度困难之中。
电影艺术学院曾经做过一件不大体面的事情：
即在剧作家迈克尔·威尔逊所写“亲切的劝告”一片有获奖希望时，电影艺术学院特别立了一条清规戒律，说凡是公开反抗国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人，都不能得奖。
威尔逊是受美国法西斯迫害的电影剧作家，也是当年哄动一时的好莱坞十人案其中的知名人物。
这一条也就是为了不让他得奖而设的。
“亲切的劝告”的制片人也吓得在电影片头上不敢写出剧作家的名字。
可是对于“勇敢的人”，电影艺术学院很有把握，因为他们早已知道好莱坞确有罗伯特·李奇其人，而且这个人还答应亲自参加给奖大会。
不过事与愿违，临到给奖那天，这位罗伯特·李奇却杳无踪迹，这座名贵的金像奖，也不得不由剧作家协会出面代领。
这位自称是罗伯特·李奇的显然是个有良心的人，他事后告诉电影艺术学院说，他是个会计师，不是个剧作家，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写过电影剧本；
既然不是写剧本的人，即便他出席给奖大会，也不能解决问题。
这一来，却使电影艺术学院手忙脚乱了，所有学院的法律顾问，都一致怀疑，这位不肯一露庐山真面目的剧作家，很可能就是反对国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好莱坞十人案中的人物。
好莱坞的“杂耍”周刊记者访问了十人案中的另一位剧作家达尔顿·屈仑波，直截了当问他是否就是罗伯特·李奇，屈仑波说不是他。
可是“杂耍”周刊和电影艺术学院都不能证实屈仑波的回答究竟对不对。
因为“杂耍”记者问到屈仑波时，他的回答是：
“见鬼，不是的，我是屈仑波。”
可是，屈仑波的恶作剧的论调，却又使记者有些伤脑筋。
屈仑波说：
“罗伯特·李奇就是迈克尔·威尔逊。
威尔逊知道他的‘亲切的劝告’没有机会获奖，就写了‘勇敢的人’来显显他的身手。”
那末，屈仑波有没有写过“勇敢的人”呢？
屈仑波说：
“我曾经写过许多电影剧本，因此久矣夫我采取了这样一个办法：
如果影片很好，那我就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这是我的作品。
这么办，我可以对成功之作分享荣誉，对失败之作不受谴责。”
因此，正由于“勇敢的人”如此之好，他就“不敢”否认了。
他说：
“这部影片既不惨杀、又不吸毒，既未诱奸少女，又无枪击场面，更没有道德的堕落。
事实上，我真不知道怎么会让这样的故事拍成电影的。”
屈仑波还说：
“今天纽约还有电话来，要我把找寻罗伯特·李奇的故事写成剧本。
自然啰，这个故事是出闹剧，可是除非我们得到有关罗伯特·李奇的消息，否则我就无法动笔。
我也正竭尽棉力在找寻这个人。”
去问这部电影的制片人金氏兄弟，也不得要领。
法兰克·金说，的确有那末一位名叫罗伯特·李奇的人，他是个摄影家、作家，留山羊胡子的，现在正在欧洲旅行，可是行踪不知。
至今，这座奥斯卡金像奖还保藏在保冷库里。
但是学院主持人乔治·西顿，却宁愿罗伯特·李奇永不出现。
因为如果他真是十人案中的人物，事情就更难办了。
美国的报纸把这件事名之为“鬼故事”，而被命名为“鬼”的人，显然是那些因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法西斯行为而被迫潜入地下的优秀剧作家之一。
“鬼”作家的出现，说明美国进步作家的处境，也显示出他们的不屈斗争。
对我们生活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环境中的中国作家，这个故事自然是不可思议的。
但这正是“自由世界”中的现实生活，也是对美国的所谓“自由”的一个有力的讽刺。
〔注〕1947年美国法西斯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决定把好莱坞的进步电影工作者全部驱逐出去，就传讯了马尔兹、劳逊、屈仑波、威尔逊等十位进步的剧作家和导演。
由于他们拒绝答复询问，都以“对国会不敬”罪而受审，并被判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