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日侨乘船回国
获释的六名日战犯同行
据新华社天津20日电
一百二十九名日本侨民和他们的家属今天下午乘“兴安丸”轮船回日本。
和他们同船回日本探亲的还有和中国人结婚的五百五十三名日本妇女和她们的七百九十九个子女。
据新华社天津讯
第4批被释放的六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在20日下午乘“兴安丸”轮船回日本。
这些战犯是在4月30日刑满获释的神田久吉，因病或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而在11日被提前释放的木村光明、榊原秀夫、船木健次郎、田井久二郎和吉房虎雄。
到中国来探望正在服刑的日本战犯的七名家属也同船回国。
中国红十字会根据去年访问我国的“日本前军人访华团”远藤三郎提供的线索在广东找到的十六个前日本军人的骨灰也在这一次运送回日本。

周总理在锡兰大使宴会上表示
支持印度锡兰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
新华社20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表示支持印度和锡兰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
这是他在锡兰驻中国大使佩雷拉今晚为他举行的宴会上说的。
周恩来总理说，今天我们看到尼赫鲁总理在访问了锡兰以后同锡兰总理发表的联合声明。
我们感谢他们提到了中国和亚非其他国家的国际事务以及强调潘查希拉五项原则的重要性。
这说明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显示出了万隆会议精神、团结精神。
今晚的宴会是在大使馆一个雅致的客厅里举行的。
这是锡兰在中国建馆后第1次在这里招待中国的政治家们。
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由张奚若陪同出席了宴会。
佩雷拉大使介绍了印度驻中国大使拉·库·尼赫鲁同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团长纳·马·佩雷拉见面。
这时周总理走过来同他们亲切叙谈。
在宴会开始时，佩雷拉大使讲话。
他对周恩来总理第1次光临使馆表示感谢。
他说，这标志了我们两国的友谊在进一步增长。
他还谈到周恩来总理在锡兰访问时，锡兰人民给予的非常热情的欢迎。
佩雷拉大使对他的有几十年友谊的老朋友纳·马·佩雷拉能在这里欢聚感到高兴。
他向纳·马·佩雷拉和代表团其他人员表示欢迎。
周恩来接着讲话，感谢主人的招待，他并且对以纳·马·佩雷拉为首的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访问中国表示欢迎。
他说，锡兰新平等社会党是锡兰的反对党，但是他们同锡兰政府一道为实现锡兰的独立、和平的外交政策而奋斗。
这表现了锡兰各党派的团结精神。
他为此而庆贺。
出席今晚宴会的有亚洲各国驻中国的使节和经济代表以及英国的代办。
周恩来说：
“这是友谊的聚会。”
纳·马·佩雷拉也在会上讲了话。
他说，我们曾推动政府同中国不仅建立外交关系，而且建立最亲密的关系。
他说，有六亿人口的中国是不可忽视的、对世界和平非常重要的力量。
他还说，在印度的支持下，他曾一直要求世界各国议会联盟采纳中国为会员国，“一直到成功前，我不会停止我的努力的。”
贺龙副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其他有关各部负责人，中国驻锡兰大使张灿明等应邀出席了今晚的宴会。

坦率的批评　有益的建议
上海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听取各界知识分子意见
柯庆施在闭幕会议上表示决心
通过整风克服缺点改进工作
本报上海20日电
我们共产党员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没有别的任何利益，因此共产党员敢于面对自己的缺点，也有勇气改正自己的缺点。
我们不怕错误，我们能够改正错误。
这是中共上海市委第1书记柯庆施在今天闭幕的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的。
从本月11日开始的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在历时八天之后，于今天闭幕。
这次会议贯彻了大胆“放”和“鸣”的精神，广泛地听取了党外人士对党的各种工作的批评和建议。
柯庆施说：
这次会上绝大部分的发言，诚恳尖锐。
不少的代表从爱护我们党出发，有分析、有研究地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这一点非常值得感谢。
他说：
代表们所揭发出来的党的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和缺点，有的正在改正，有的牵扯到各方面的制度，要等到研究之后，才可以提出改进方案。
他说：
当然会议上也有一部分意见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但这些意见对我们研究问题也有帮助。
柯庆施接着谈到了整风的目的和方法，他说，共产党人要通过整风来提高思想觉悟，改进工作，使我们的思想和工作方法适应新的形势。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我们没有经验，许多工作都要从头学起。
只要我们放下架子，老老实实学习，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就一定可以学会。
他说，党和工人农民的关系，如同血肉不可分离。
考验共产党员是否有马列主义世界观，就看他能否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
他特别强调指出要用正确的方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
决不能用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用宗派主义反对宗派主义，用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
而且必须采用和风细雨的办法，开小会谈心，解决思想问题。
有人说和风细雨解决不了问题，实际上真正能解决思想问题的只有这个方法。
柯庆施最后说：
这次会议给了我们很大的锻炼，我们一定要改正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使中央的各项正确政策得到贯彻执行，使党和六百万上海人民团结得更好。
今天会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刘季平，根据几天来代表们的发言，作了答复。
例如过去工作有成绩的出版社如果现在愿意恢复，党将帮助他们恢复。
解放后若干出版社合并错了的，现在愿意分开，党也将给予帮助。
在去年社会主义高潮中实行了国营的剧团，有人提出要脱掉国营的帽子，我们也同意。
为了更好帮助科学工作者进行工作，上海市委已在考虑成立科学工作委员会，此外还准备选择若干高等学校重点试行校委会和院委会的办法。
关于改进今后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理论学习和改进新闻采访问题，石西民也提出了具体意见。
他检讨过去没有按照文化艺术的特点来进行领导，他建议艺术团体改为集体所有制，演员自由结合，废除一切不合理的制度。
出席和列席这次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的两千多代表中，约有一半是上海各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的代表，有八十六个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此外大会还收到书面意见一百余件，都将如数在上海报纸上发表，这些意见绝大部分来自党外各界人士。
本报上海20日电
上海巍峨的中苏友好大厦，在春意浓郁的5月中旬，度过了一段不平凡的日子。
上海近两千名党内外干部和知识分子代表，和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的全体成员一起，在这里举行了上海市委的宣传工作会议。
有人把这次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争鸣叫做“春天”或“解冻”。
几天来，记者目击着终年埋头于研究室的老科学家，年过半百的医院老院长、精力旺盛的工厂工程师，……一个又一个地来到讲坛上，对党对人民事业的责任感，闪耀在他们的脸上。
有决心揭露矛盾有信心克服矛盾
大会第1个发言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主任委员周谷城，一走上来就说：
我能以一个民主党派成员的身份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宣传工作会议，感到非常荣幸。
共产党自己开会，请党外人参加发言，并提意见，这是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少有的事情，不可等闲视之。
它有力地回击了敌人的谰言和侮蔑。
敌人常侮蔑说：
“共产党不给人民自由，不让人民有个性发展的机会。”
现在共产党却请党外人参加自己的会议，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不但回击了敌人的谰言，反过来也鼓舞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这次会议的本身，确实体现着这一点，许多党外朋友对党的工作的批评是尖锐的，激烈的，有的甚至大声疾呼，但是大部分的发言中都体现着这一点：
信心和力量，人们并不因此而沮丧，丧失信心，人们既然决心揭露矛盾，这就表明了人们有无限的信心和力量来克服矛盾，这正是表明了事业的前进。
翻译家李兰在大会上说，党目前所采取的“放”与“鸣”的做法，“是标志着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上将有飞跃发展的一个前奏曲。”
情辞恳切　语重心长
不少代表的发言都是那样情辞恳切，语重心长，他们真正从爱护党，关怀党出发，对党的工作提出尖锐而恳切的批评，听了很使人感动。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黄鸣龙的发言就是一个例子。
他一开始即说：
“中国共产党照其成绩来讲，毫无异议地可以说是伟大、光荣、正确，它提高了我们的国际地位，改革了我国万恶的政治社会，肃清了国内剥削贪污欺骗压榨的恶劣分子。
我们想想解放前上海的卑鄙残酷情况或者就拿消灭毒人的鸦片烟一事来说就可以断言，中国共产党造福于人民的功绩确实是不可胜数。”
他又说，他所以要首先说明这一点，是为了“今天的听众将我对党的建议与批评认为是兄弟姐妹间爱好的情意”，“有一分对，便可望被接受一分”。
接着，他便严格地批评了他所在单位党组织的一些缺点，如不走群众路线，不依靠群众，对党员过分地强调组织纪律的一面，缺乏民主空气和民主习惯，忽略了对这些党员个人志趣和身体健康的照顾。
他沉痛地说：
“跟我做研究工作的以及我在院中认识的青年党员很多，我觉得他们都是忠诚老实，一方面是好学不倦，一方面又竭力为人民服务，这确与从前不同（若干新入国民党的党员都是投机取巧、贪污奸诈、牛鬼邪神的分子），但是他们对院中领导上的偏差，浪费人才，浪费他们的时间，几年来学术不能前进反而把学校里所学的忘却得干干净净，当然感觉到极大沉闷，甚至背后哭泣，但是不敢向组织提出异议。
党内如此，党外可知，党员的意见都不敢上达，这如何可以依靠群众。”
批评为了增强团结实事求是处理矛盾
这种从爱护党、从增强团结出发的批评精神，还可以从许多代表的发言中听到。
民革上海市委代表赵祖康在发言中认为，这次对于党的缺点的批评不只是共产党一方面的事，同样也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次深刻教育，他说：
“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事实上不仅是在中共党内存在着，在党外知识分子中间同样存在着。
因此，我体会到这一个风气的整顿，不仅仅是党内的事情，也是全国在机关、学校、企业内领导与工作干部大家的事情，是中外古今从未有过的全国规模移风易俗的一件天大的事情。”
我们认为：
“在批评的时候，必须贯彻‘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的精神，这样，不但帮助了共产党，而且也可以学习了党的整风的方针方法，在运动中提高自己，改造自己，使我们大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
和赵祖康同一天发言的上海市政协常委、民盟市委副主任委员彭文应，由此联系谈到了宣传工作中的片面性，他说：
宣传工作应该经常用“和风细雨”，还应该用“春风化雨”，要避免一阵又一阵的狂风、台风、龙卷风。
他指出报纸前些时只见成绩不见缺点，目前又是“矛盾世界”，满纸缺点，成绩跑光了，这样报道是不全面、不真实的。
复旦大学漆琪生认为大家要共同努力，实事求是地处理各种矛盾，不要以极端自由主义来反对官僚主义，以修正主义来反对主观主义，以宗派主义来反对宗派主义，以致拆掉了现在的“墙”又筑起新的“墙”。
尖锐的批评　丰富的一课
对于参加会议的几百个共产党员来说，这几天来的宣传会议，真是丰富而深刻的一课。
尖锐的批评和责备，大量惊心动魄的事实，人们满怀激情的呼吁，……以巨大的力量使人感受到新的形势的逼人，有一个共产党员说：
“参加会议几天来，每天都是又激动、又紧张，回去睡不着觉，深深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
会议几天中，党员的出席率始终很高，会外的共产党员也普遍地阅读和讨论着有关会议的报道，党外的批评不是挫折了共产党人的勇气，而是更加激励了他们的进取心。
最近上海市委已将宣传会议预备会议上各阶层党外人士的批评，全部整理出来，发给各有关机关、企业的党组织，进行核对和检查，并立即解决一些可能解决的问题。
这次会议上提出的各种批评和建议，也已经指派专人进行整理工作。
上海市宣传会议的召开，上海社会上民主空气的空前活跃，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将使上海市党的整风运动深入开展。

我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发表声明
抗议南越政府强迫华侨改变国籍
新华社20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就南越政府强迫华侨改变国籍事件发表声明。
全文如下：
一年来，南越政府制造了一系列侵害华侨正当权益、强迫华侨放弃自己国籍的事件。
1956年08月21日南越政府颁布了一项歧视华侨的国籍法令，单独规定凡是在越南出生的华侨都要作为南越国民，并且毫无道理地把在这个法令颁布以前在越南出生的华侨一概包括在这个法令的有效范围之内。
接着，南越政府又采取种种措施从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华侨施加限制和压力，迫使他们放弃自己国籍，加入南越国籍。
1957年04月17日南越政府竟把它过去所发的确认在越南出生华侨的外侨身分的居留证宣布一律作废，并且胁迫他们必须在5月09日前将这项居留证缴回，逾期“将被视为处于不合法地位”。
现在南越政府正在加紧强制华侨办理改变国籍的手续。
南越政府这种违反国际惯例的迫害华侨的行为，已经引起了我南越华侨的极端愤慨和不安，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被迫离开了南越。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曾经多次表示愿意本着友好协商的精神，根据国际法的原则，同有关国家共同解决华侨的国籍问题。
很显然，关于在南越的华侨国籍问题也只有在尊重华侨本人志愿的基础上经过有关国家的协商，才能求得合理的解决。
而南越政府目前所采取的强迫华侨改变国籍的做法，不仅粗暴地侵犯了南越华侨的正当权利，而且还严重地违反了国际法的原则。
对此，我们不得不表示强烈的谴责，并且提出严重的抗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现特郑重声明：
南越政府有关改变南越华侨国籍的规定是无理的、片面的，南越政府应该立即撤销这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法的措施，凡由这种无理措施而引起的一切后果，应该由南越政府负全部责任。
1957年05月20日

检查领导　加强基层
十二位代表在青年团代表大会上发言
据新华社20日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20日全体会议上，有十二位代表继续发言。
青年团辽宁省委员会副书记、团沈阳市委书记张鸿钧在大会上批评了团中央的工作中脱离实际的缺点。
他建议下届中央委员会，特别是团中央机关以整风精神认真检查工作和思想作风。
青年团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路金栋和青年团湖南省委书记张德隆分别就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整团工作问题作了发言。
路金栋指出今后加强团的建设的中心问题是加强团的基层组织的工作，使基层组织真正成为团结青年的核心和教育团员的学校。
今天的会议在开始进行大会发言以前，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庄明理和南斯拉夫、蒙古、英国、日本青年代表在会上致了祝词。
大会副秘书长鲁钊宣读了波兰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和波兰农村青年联盟中央理事会给大会的贺电。

正确处理今年学徒的转正问题
去年各部门、各地区都招收了大量的学徒（练习生）。
其中一部分人在企业和事业单位中学习，一部分人在技工学校或技工训练班学习。
按照原来的计划，大部分要在今年内转为正式工人。
但是，由于今年国家建设速度放慢，各部门需要补充的新工人比原计划大大减少，而且现行的学徒制度也不尽合理，因此，最近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各省市根据生产需要、整个部门和地区人员平衡的情况，考虑学徒的转正问题。
如果不需要补充新的工人，现有学徒就延长学习期限。
因此，除个别产业部门以外，大部分学徒今年都将延长学习期限，但延长期满，经过考工合格以后，就一律转正，不再延长。
1956年是我国经济建设空前巨大发展的一年。
但是，在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也产生了计划过大的偏差，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实际上超过了国家的实力。
人员培训计划是整个建设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个建设计划过大了，人员培训的计划自然也就过大了。
去年大量招收徒工，就是在这样的计划指导下进行的。
以第1机械工业部为例，这个部所属企业1954年和1955年全部徒工都只有八千名，而去年一年就增加到四万名，比前两年多了四倍，显然是过多了。
国家经过去年一年生产和建设的实践，更加去年自然灾害严重，农业生产计划没有完成，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和物资的收购，因而今年国家不能不及时调整计划，放慢建设速度；
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扭转去年造成的计划过大的偏向，不少计划兴建的企业停建了；
一些原定今年投入生产的新建企业，也因为投资削减而不能不缓建或推迟建成期限；
现有企业的生产也因为原材料供应的限制，而不得不压缩生产计划。
我们的党中央提出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号召，要求各部门树立“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大量节减行政费用，严格限制人员的增加，并且彻底消灭各种铺张浪费现象。
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的职工，也明确地规定，在今年除个别调整以外，一般地不增加工资，也不提高级别；
部分工资过高的人应适当予以降低。
建设速度既然放缓，现有职工就有了多余，因此，今年各部门一般都不需要增加新的工人。
根据这个情况，国务院决定停止招收学徒，并延长已有学徒的学习期限。
应该承认，国家在建设计划上出现去年计划过大的情况，是不好的。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我们在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进行大规模建设，经验还很少，对国家的实力究竟有多大还不摸底，特别是对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如何进行建设，才能真正达到最快的速度，还没有找到规律。
国家建设资金的很大部分要靠农业来积累，我国目前还是一个农业生产占主要地位的国家；
而农业人口多，耕地少，农业生产中能够提供积累的部分是不大的。
因此，厉行节约，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是经济落后的国家争取以最快速度来建设的一个根本方针。
既然要“勤俭建国”，那末，在管理部门、生产部门的人员就不能过多，职工的生活水平也不能提高过快，特别是要考虑到和农民生活不能相差过大。
这就是为什么国家在今年对职工的增资、晋级要提出适当收缩方针的根本原因。
去年计划过大了，是一个缺点；
但是，如果今年不采取措施，扭转因为去年计划过大而产生的各种偏差，就要犯更大的错误。
因此，应当说，国家现时采取的各项措施，包括延长学徒学习期限在内，是完全必要的，是符合国家建设和人民长远利益的。
当然，对于一批不能按照原计划转为正式工人的学徒来说，他们的希望不能实现，他们原来的一些打算会受到影响，他们的收入比转正以后有的可能要少些，这都可以说是一种损失。
但是，这种损失对学徒的生活影响是不大的。
如果从全国人民的生活情况来看，也不能不看到目前学徒的生活待遇要比一部分农民好；
要比城市中还未得到就业机会的人民好得多。
学徒全是青年，没有什么家庭负担或者家庭负担很少，如果同负担重的工人来比，学徒的生活也好得多。
因此，延长学徒的学习期限，对绝大多数学徒的生活影响是不大的。
至于学徒之中，少数原有待遇比其他单位过低，家庭负担又重，因而确有困难的，在延长学习期限之后，应当由行政和工会根据具体情况，从救济项目中予以适当解决。
学徒不能按原计划转为正式工人，多学一些时间，多学一些东西，倒是有好处的。
过去几年，由于国家建设发展的速度较快，而原有技术力量又非常薄弱，各部门一般都采取了速成的办法来培训徒工，往往只用一年，甚至半年或三个月的时间，就把学徒转为正式工人。
这在当时情况下，对国家经济建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这种用缩小学习范围、缩短学习时间，来求得速成的办法，毕竟不是一种正常的办法，它只能算是一种救急的措施。
事实证明，用这种办法培训出来的新工人，由于时间短，学的东西少，技术的熟练程度是较差的，往往只会这种操作，不会那种操作，一旦变更产品或调换设备就有困难。
同时，由于徒工生产实践的锻炼时间短，对于设备也就不能运用自如，技术也不够熟练，因而各种事故也比较多。
从工厂的事故统计来看，老技工都比较少，最多的是二、三级工，其原因就在这里。
随着国家建设逐步正常的发展，目前的学徒制度是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的。
今后招收学徒，必须规定较长的培养期限和适当的待遇，要使他们多学一点技术，不仅要懂、要会，还要有一定的熟练程度；
不仅要学会一个工种、一个工序的技术，还要学会多种技术，以适应国家对企业多品种生产的要求，这一点对于机电企业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因此，今年学徒延长学习期限，和国家考虑根本改革学徒制度的要求是一致的。
暂时不能转正的学徒，在认识了国家建设发展的具体情况和困难之后，一方面应当体谅国家的困难，一方面还应当抓住延长学习的时机，更好地锻炼自己，多学一些本领，准备不久之后能够胜任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
当学徒们还不了解以上这些情况的时候，一旦听到要延长学习期限，在情绪上是难免要发生波动的。
有的人也许会说些怪话，有的人甚至还要闹事。
因此，企业和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员应当向学徒们讲清以上道理，同学徒们一起讨论应当如何对待国家的困难。
应当肯定，绝大多数的学徒，经过国家一年多的培养，接受了党、团、工会多方面的教育，一般都是有爱国心，有建设社会主义热情的，是能够接受这一个决定的。
很多地方执行这一个决定的经验也证明：
只要领导人员认真地把国家的情况摊开来，把道理讲清楚，青年学徒们一般是能够做到以正确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的。
北京人民机器厂原来计划在今年03月要进行一批学徒的考工转正，当时接到上级暂停转正的通知，就向学徒们揭开困难，说清道理，也就消除了学徒们的不满和各种疑虑。
学徒们表示：
“国家有大困难，个人有小困难，小困难应该服从大困难。”
上海市由党、政机关向全市学徒进行了说明和解释，也得到了学徒们的拥护。
这些都说明，通过讲明情况，讲通道理，广大期待转正的学徒们是能够服从长远利益，拥护国家措施的。
然而，必须注意，延长学习期限，毕竟关系着学徒们的切身利益，绝不能简单地用大道理来压服。
因此，除了进行细致的政治教育以外，各部门、各企业和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员，还应该对于延长期间的学习问题，比如学习什么新的工种，怎样订立新的师徒合同等进行妥善安排，要注意他们之中个别特殊的困难，要积极解决他们在生活上、学习上合理而又可能办到的要求，为他们创造安心学习的有利条件。
我们还希望学徒的家长们，也能够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鼓励自己的子弟服从国家的决定，继续努力学习。
学徒延期出师问题，是当前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一个问题。
这个矛盾能否处理得好，关键在于领导。
因此，我们希望学徒较多的地区的党委和人民委员会，能够直接过问这项工作，使得国务院的通知能够顺利地贯彻执行。

法前总理富尔到广州
表示对和平和裁军十分感兴趣
新华社广州20日电
今天下午到达广州的法国前总理富尔对记者说，他赞同禁止核子武器的试验，并且说，对于实现和平和裁减军备他十分感兴趣。
大公报记者请他谈谈法国政治界对禁运的看法，他说：
“现在已有一种取消禁运的趋势。”
他认为这是由整个国际关系情况决定的。
他说，就他个人来讲，他倾向于大大放宽的。
和富尔先生一起来的有他的夫人。
他们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
富尔先生还说，他们准备在中国停留的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将访问北京、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和西安等城市，还准备到新疆去，以便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情况和人民生活。
他还表示希望通过这一次访问能了解中国领导人对世界重大问题的见解。

陈叔通欢宴芬兰和平代表团
新华社20日讯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今天设宴招待芬兰和平代表团。
代表团是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邀请在4月29日到达北京访问的。

从高小毕业生到合作社饲养员
冯健参加农业劳动的故事
当冯健离别了打着锣鼓欢送她的家乡的人们，再一次来北京参加团的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一路之上，望着船舱外边波涛起伏的湘江，望车窗外边延伸无尽的田野，她心里是如此畅朗和兴奋！
她感到自己好像和我们的整个国家，和我们的全体人民，紧紧地拥合在一起了。
回想到三年多以前，她为自己的前途而哭泣的那些个夜晚，真像是迷失在暗无天日的森林里，种种个人的忧虑和追求蒙蔽了她的眼睛，使她看不见正确的生活道路。
而一旦她从那种种个人的追求之中解放出来，忠诚无我地献身于人民的集体事业时，就好像得到了一把童话里的金钥匙，生活立即在她面前展开了新天地……
决心留在家乡
1953年，冯健从高小毕业，没有考取中学的那个夏天，她哭泣过多少个夜晚！
她不仅怕见亲友同学，甚至也不敢到长沙的大街上去——看见街上熙攘来往的行人，她也羞红了脸，就像大家都认识她，都知道她没有考取中学似的。
她离别了在长沙商店里作会计的父亲，回到湘江岸上的家乡。
在乡下的家里，痛苦也依然不能减轻，她隐居到一间板楼上不下来，妈妈只得给她送饭上去，而她那里能够下咽。
更可怕的是那些不眠的夜晚，她愈想愈没有出路，简直要发疯了。
这时候，乡里正在筹办初级社。
县工作组的李度同志，党支书吴吟钦同志，还有党员吴春爹同志，大家都来劝说冯健，向她讲农村的灿烂的远景，留她在社里作信用社的会计。
冯健嘴上唯唯诺诺地答应着，心里却反感得很。
农村实行合作化，将来会像苏联农村一样美好，这点她坚信不移，而且，她在小学的时候，还曾幻想过作拖拉机手。
但现在，农村说得上什么拖拉机呢！
到苏联那样，还得多少年月？
党支部、团支部继续对冯健进行教育，最后，徐建春的事迹终于打动了她的心。
徐建春和她一样是高小毕业生，是十几岁的女孩子，人家能参加农村的生产劳动，而且作出那样的贡献，她为什么不能够呢？
冯健答应了作信用社的会计。
但这时，妈妈还在托人给她打听外边有什么工厂招收工人，她自己也抱着暂时作作看的思想，并且因为耽心将来有机会出去时脱不得身，她对工作就马马虎虎，心想只要账目不错就行了。
但工作是马虎不得的，不久，账目就发生了错误！
在一次结算当中，差十块钱，怎么也对不拢来。
还只有十五岁的冯健吓坏了——如果被别人知道，说她是贪污可怎么办？
她暗暗急了很久，终于提心吊胆地告诉了那把她当孙女看待的党员吴春爹。
大大出于冯健的意料之外，吴春爹不但没有责备她，还找了银行的营业员来帮她查了几夜账，那十块钱查对出来了。
这件事，深深感动了冯健的幼小的心灵，她怀着愧疚的心情，怀着对关心她如亲人的同志们的感激，决心要把信用社的会计工作做好，决心留在这处处感到温暖的家乡了。
热爱上了农业劳动
冯健晚上做会计工作，白天参加生产。
她第1次劳动，是去修堤。
那天来到堤上，看见根本没有妇女，她就有点发怯。
当她挑起土筐，来回行走在石子路上时，脚掌疼得呀，心里直发慌。
而且，挑多了，压得腰杆直不起，挑少了，又怕别人笑话。
她硬撑着干一上午，下午便歇在家里了。
晚上吴春爹来，他对冯健说道：
“头难头难，少挑子慢慢来，怕什么啰！”
听着这话，冯健忽然想起了她的红领巾。
在学校作少先队大队长时，红领巾曾鼓励她克服过多少困难！
第2天，她又鼓起劲上了堤，终于挑了六十几分工，并且带动四十几个妇女参加了修堤工程。
这劳动战线上的第1回合使冯健懂得了一个重要的诀窍——坚持就能胜利。
这年冬天，社里展开积肥运动，在霜雪凛人的天气里，冯健和男同志们一起，卷起裤脚下塘去挖塘泥。
男同志们好心地劝阻她，但她想：
“别人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做？
劳动就不能怕吃苦！”
就这样，冯健——这个唯一的尚未成年的女孩子，和男农民们一起，站在冰冻入骨，齐膝深的塘泥中，一锹一锹地，把自己的力量，献给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劳动。
自此后，冯健引起了人们的爱戴，她开始虚心学习田里的种种活路。
犁田向来是有经验的老农才干得了的农活，但她迎着严冬的寒风，带着满脸满身的泥污，来往于水田里，一天又一天，终于学会了犁田。
就这样，冯健以她的实际行动把自己提高到先进青年的行列，1954年03月，团支部吸收她加入了青年团。
在入团宣誓的大会上，党支书吴吟钦同志，对“为保卫祖国和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这句誓词作了热情的讲解，这句誓词火种般留在了冯健的心里。
自此后，她确实没有辜负“青年团员”这个光荣的称号，这一年的生产中，她事事走在群众的前边，如像她带动大家抢补油菜苗，如像她宣传插种红薯和双季稻，如像她推广盐水选种，如像她创造了一亩田三斤种谷的经验，与试验杂交，培养新的稻谷品种。
在危急的时刻
像很多女孩子一样，冯健怕鬼，怕走黑路，甚至从塘边过时还怕失足跌进塘水里去。
1954年秋，南方各省多年稀有的大雨，湘江泛滥的那天晚上，风声雷声，震撼天地，就着闪电的亮光，冯健跟大家一起往堤上跑，她忘记了害怕啦。
到了堤上，浑身湿透，男同志都劝她回去，她那里肯回去呢？
在人民的生命财产危在旦夕的时刻，她——一个青年团员，怎能不管不顾！
当堤上出现了裂缝，水浪汹涌地扑进田里来时，很多人都吓得退下堤来，躲在禾田里不知如何是好。
在这危急的时刻，冯健想起了刘胡兰！
刘胡兰对敌人的铡刀都不畏惧，难道自己就怕了大水？
这样一想，冯健立刻浑身都是胆量，她扑通一声，跳下水去。
男青年们楞了一刻之后，便也接二连三地跳下了水，大家拔起禾蔸，终于把裂缝堵住。
就这样，冯健留在堤上三天三夜没有回家，直到大水稍退，村子脱离险境。
经过这次抢险，在大家的心目中，冯健不仅是可爱可亲，而且可钦可敬了。
大家对这个小姑娘怀着与她的年龄不相称的尊重与信任，秋后扩社，她当选为西塘农业社的副社长。
1955年，她又当选社的劳动模范，出席了全省和全国的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
在北京开会，意外地看见毛主席的那一刻，冯健不禁眼泪直涌。
一路回来，她总想着申请入党的事，想着到了十八岁，就一定要站到党的队伍里来，这样自己才不愧对毛主席！
冯健确实没有愧对毛主席，她继续在每一件具体的工作和劳动当中考验自己，1956年春，还没有满十八周岁时，她就在毛主席的像前，又含着眼泪，庄严地宣读了共产党员的誓词。
不作会计要作饲养员
1956年春，社里把几十个先后离学校不久的青年人规划作饲养员时，有几个女孩子伤心地哭了。
这时，担任全社会计的冯健，便向社委会申请也去作饲养员，但这申请没有得到社委会的同意。
一天，冯健到饲养场去看刘霞和王爱莲，了解一下她们有些什么困难。
这两个女孩子望也不望冯健一眼，冷冷地说道：
“什么困难也没得！
我们在这好得很！”
冯健听着这话，看着她们劳累、烦燥和委曲难忍的神色明白了一切。
冯健蹲下来一边帮她们切饲料，一边说：
“慢慢来，任什么工作，开头总是困难……”“困难不困难也得干，”刘霞话中有刺地答道，“我们这些没得文化没得能力的人不来喂猪，哪个来喂呀？”
王爱莲立刻接着说：
“人家要作脱产干部啦！
人家说当饲养员，还不是带带头，骗骗我们这些蠢包！”
冯健听着，一声不响，从饲养场出来，径直往社委会去。
她在党支书和社主任面前几乎哭了，她惭愧地说道：
我是党员，又是团的干部，我不能把困难的工作推给别人……”
社委会终于答应了冯健的要求，决定送她到县上的饲养训练班去学习。
这事情再也瞒不住妈妈了，那天她一回家，妈妈就气冲冲地劈脸问道：
“你个细妹子，能喂得几只猪？
喂上几只猪又怎么样？
又能贡献些什么？”
无论冯健怎样解说发展生猪对国家的重要，当饲养员如何光荣，妈妈也不听她的，妈妈一口咬定：
细妹子喂猪，真造孽！
冯健说服不了妈妈，妈妈更说服不了冯健，她还是上县学习去了。
上县以前，妈妈气得不但不给她收拾衣物，连吃饭的钱也不给她。
冯健在县上学习六天，回来到第七饲养场工作。
这时，群众也议论纷纷，有的说：
“党培养冯健好几年，不当脱产干部，怎么倒喂起猪来？”
更有人给她算八字道：
“喂猪这个活路不易得，等着看吧，她保险长不了。”
妈妈呢，因为心疼女儿，又阻拦不住她，气得话都不和她说了。
第七饲养场喂猪八十多头，只有三个饲养员。
两个男饲养员整天在湖上捞菱角藤，她便留在场里，一个人要把这八十多头猪的饲料切好，煮熟，再冷凉，然后喂给猪吃。
饲养场初建，附近没有井，每天还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几十担水。
这样，从太阳没出，到月亮升起，一天下来，吃晚饭时，冯健的两只胳膊连筷子和碗都举不起了。
单是劳累还不算，打扫猪栏除粪的时候，那个臭气呀，熏得她几天都吃不下饭，想起来就发噁心。
她本想戴个口罩，又顾虑别人的闲话，便一横心，挽起裤脚袖管，就往粪栏里跳。
那好像简直不能克服的困难，冯健终于又坚持过来了，她没有让群众给她算的八字算对。
1956年，大湖乡高级社的生猪从二百多头发展到八千零六十多头，超过稻谷的收入，在酷旱成灾的年月，保证了社员的生活。
在团的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冯健站在庄严的讲台前面，向大厅里全国各地的代表们，作他们社里的养猪事业的报告时，她心里该怀着多么大的激动和喜悦！
因为，成为全国表率的湖南望城县大湖乡高级社生猪发展的巨大成绩之中，也包含着她的一份艰辛的劳动，包含着她多少的苦恼和欢乐。
在为自己的前途深深忧虑着的青年人呵，从冯健走过的道路上，去寻求生活里的那把金钥匙吧。
1957年05月北京（附图片）

听取批评　改进工作
司法部党组织邀请部内民主人士座谈
本报讯
中共司法部党组和党委会18日上午，邀请部内各民主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
座谈会的发言，对司法部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了批评。
民革司法部支部委员李大光谈到，司法部作为领导机关，没有跟上客观形势的发展，在许多问题上都是放马后炮。
领导同志不懂业务，又不好好钻研。
遇到问题，拿不出主意；
处理问题，过分强调“稳”，拿不出东西来，而地方却很需要司法部的帮助。
对下面，帮助少，批评多，可是又没有正确做法的标准。
民盟成员孙文铨谈到：
他下去检查工作，发现的问题，回来写了报告，如果早研究解决，对工作可能有帮助，可是交给司长，一压就没有下文，形成了为检查而检查。
党群关系方面，有人谈到，司法部近几年来党群关系有很大改善，可是也不是融洽无间。
民盟成员陈一清形容为：
“有和风，有春风，也有寒风”。
民盟司法部支部主任委员曹杰在发言中还分析党群关系不够融洽，是因为有些年青的共产党员还不了解中国近三十年来革命历史，不了解各民主党派在革命事业中的贡献。
他建议年青的共产党员要好好学习有关统战工作的文件。

广东民主人士连日举行座谈会
黄长水说：
“企业是否需要党组织来领导，值得考虑”
本报特约新华社广州19日电新华社记者陈日晶报道：
广东省、广州市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最近举行的几次座谈会上，尖锐地批评当地共产党组织的宗派主义。
这些座谈会是由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和中共广州市委员会的统一战线工作部分别主持的。
座谈会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罗翼群说，共产党有优越感，往往以特殊阶级自居，民主人士有自卑心，不敢同共产党员交朋友、畅谈心事，于是隔阂愈来愈深，团结就难搞得好了。
他说，有人说共产党是主人，民主党派是客人，甚至还说民主党派是“仆从”。
我看说“仆从”是过分了一些，不过共产党绝不应该认为自己样样都高人一等。
几年来，中共党员发展得很快，好处是面广和深入了，但是这些党员入党是否是真正由积极工作争取得来的呢？
恐怕有些是用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手段取得的。
他说这样就也有危机了。
他希望共产党在吸收党员时要谨慎地注意考察那些好讲是非的人；
并要求共产党在这次整风中，要着重解决党员对宗派主义的思想认识问题。
要真正发挥互相监督的作用，中国农工民主党广东省副主任委员云应霖认为有一个关键，就是一定去掉只向共产党歌功颂德的这种社会上的坏空气。
他说，这种空气无论在农村、国家机关或各种会议上，都使人们只说共产党很好、很好，而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更不敢批评党领导上的缺点。
他说，这是对党不忠诚的。
但是，他说确实有些共产党员就是不喜欢别人讲不好听的话，别人如果说了，动辄就说别人立场不稳和带有恶意。
他接着说，我们非党人士认为讲不好听的话有危险，也就不再敢讲了。
中国民主建国会广州市委员会主任委员黄长水说，那些所谓积极分子，专门喜欢向党员奉承，这更加重了某些党员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
他提到一些党员的严重的宗派主义表现时说，经常都听到党员对党外群众说“我们”、“你们”；
调整级别时，提拔党员多，非党干部就少提拔；
有些黑板报，变成专门批评非党干部的园地。
他还说，老党员一下子看不出是党员，但是新党员一看就知道了，因为他们大有“我领导你”的姿态。
他反映，有些党外群众说这些人是“小皇帝”。
黄长水说：
小型合营工厂有公方又有党支部，层次多的结果是不知谁领导，有事互相推诿。
在工商企业中不少党员不懂装懂，包办专权。
他说，我认为几个党员领导企业不能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因此企业是否要党组织来领导的问题的确值得考虑。
中国民主促进会广州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秋安批评学校中共产党员的特殊思想。
他说，他们未入党时联系群众，一入党就高高在上，似乎不摆架子就不像个党员。
而非党的教师总有些自卑，有话也不敢大胆讲，其原因是学校的党员和人事干部对教师态度很粗暴生硬。
他说，民进的成员将人事部门的党员比喻为唐三藏，非党的教师比为孙悟空。
他们说，虽然孙悟空历尽艰险，驱散鬼魔，为唐三藏到西天开辟道路，可是唐三藏却常常要念金箍咒，搞得孙悟空疼痛得无可奈何。
而猪八戒呢？
就像学校中的党、团员，虽没有什么本事，但却受到唐三藏的袒护。
因此，教师们说有些党员对民主人士是“打击！
打击！”
，
而民主人士只好“服从，服从”。
中国民主同盟广州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榕增、民盟广东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罗雄才、民革广州市委员会常务委员徐舜英、民建广东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邓文钊和民建广州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子彬、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陈卒凡、九三学社广州分社主任委员徐贤恭、以及现任广东省各厅、局长的民主人士，在座谈会上，也都批评了党与非党人士关系不够密切，有些共产党员在思想行动上不尊重民主人士的职权，对党外人士不信任的宗派主义等等，统战部门对民主党派工作不够重视的现象。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中有哪些缺点
高院整风领导小组邀请院内民主人士座谈
本报特约新华社稿　最高人民法院整风领导小组20日下午邀请在该院工作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
被邀参加座谈会的有三十五人。
为了使大家能普遍而又充分的发言，座谈会分四个小组进行。
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董必武主持了一个组的座谈会。
他在座谈会开始的时候说，我们的机关人数不多，但不能说党员就没有风可整，也不能说我们机关里没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
今天请大家来帮助我们整风，使我们的法院工作能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志让接着发言。
他讲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关系、有职有权有责等四个问题。
他建议，关于党和行政的领导关系问题和分工问题的原则和制度应加以具体规定，使大家明确起来。
这样，以党代政的一堵墙，就可以拆掉了。
他还说，从报上看，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来往和接触是较少的，就是党员和党员之间的来往和接触也较少。
他认为，友谊的来往和接触是必要的，而且必须加强这种接触和来往。
最高人民法院顾问、民盟候补中央委员林仲易在座谈会上说，各个机关在整风中都有着不同的问题。
我们的机关对申诉案件的处理问题应该解决。
目前，申诉案件并没有减少，应该适当调整人力，迅速处理积案，不要使群众不满。
最高人民法院顾问、民盟最高人民法院区分部委员俞钟骆，谈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在领导工作上的问题。
他说，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法院负有领导和监督的责任，但是对下级法院提出的问题，不是迟迟不答，就是回答了也是模棱两可。
他又说，过去常听到人说法院是专政的工具，但很少说法院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面能起些什么作用。
我觉得几年来法院的工作上没有注意把消极因素化成积极因素。
经过司法改革运动之后，有些人对审判是专门业务、法律是专门科学这一点是弄不清的，好像有了马列主义就可以代表一切，能掌握政策就不需要一切。
由于否定了旧法律的一切，就全国来说，对旧法律的知识分子一脚踢开。
他还希望院长、副院长亲自参加办案，以作示范。
民盟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林亨元批评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高克林业务不够熟悉，同时又不大虚心听取做实际工作的人的意见。
他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还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
在讨论问题时，往往不能很好地听取承办人的意见，有些人在会上过早地下断语。
在审判工作方面，要特别注意保护公民权利，这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好处。
但有个别法院，不问是什么事，都把被告押起来，这是不对的。
最高人民法院顾问、民盟北京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昱恒谈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内部的矛盾。
他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主要矛盾是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也是党和群众之间的矛盾。
他说，最高人民法院在执行干部政策上有宗派主义。
几年来，非党干部得到了提高和改造，可是到目前，没有一个非党干部做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
他又说，旧司法人员还没有被完全利用。
他最后对审判委员会提出批评。
他说，审判委员会在讨论重大疑难案件时有草率现象。
他希望审判委员会应像“况钟之笔”一样地慎重又慎重。
董必武在座谈会结束时说，大家提的意见都是宝贵的，应整理研究，能解决的应马上解决。
在另外三个小组的座谈会上，都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或党委负责人主持会议。
会上，非党人士对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关系、党群关系、培养干部、生活福利等问题提出了批评的意见。

沈阳党组织不敢放手揭发矛盾
市委接受教训开始主动征求党外人士意见
本报沈阳20日电
本报记者金雨困报道：
到5月19日为止的沈阳日报，除了仅有一些不触及具体矛盾的动态消息和几篇学习心得的文章外，这张报纸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直表现了缄默。
甚至，在新闻和社论的标题中连“大胆”的放和“大胆”的鸣的字眼都被抹去。
编辑部有些同志称自己的报纸是羞羞答答的报纸。
直到最近几天，才陆续发表了一些较详细的大专学校放鸣的消息，但仍使人感到“力求鲜花，畏惧毒草”。
这种怕放鸣、怕暴露矛盾、怕被动的思想实际上反映了沈阳日报和沈阳市的某些党组织的领导思想的状况。
思想落后于形势的发展、落后于党外群众，这是沈阳市许多党组织较为普遍的迫切的问题。
这里许多党外人士，学习了毛主席的报告和看了整风指示及报上的放鸣消息后，情绪极为鼓舞，思想大为活跃；
而某些党组织的领导人员对这种新的形势却感觉十分迟钝，动作十分迟缓。
很多党外人士看得很仔细，学得很认真，而我们某些党员领导干部虽也听了看了，但没有很好的看看学学。
很多党外人士自动地组织起来讨论和争鸣，但党员负责同志也不去参加，也不领导也不支持，因此有人说：
“此间春天何其迟迟”。
党外人士，特别高级知识分子是不满意的。
沈阳医学院副教授高秀贤说：
“全国各地早已揭发了一些内部矛盾，唯独沈阳迟迟不动——据我主观的看法，沈阳地区的领导有顾虑，好像改正错误的决心不大”。
这种情况最集中反映在东北工学院最近发生的问题上。
这个学校过去有严重的官僚主义。
在思想改造运动后曾将所有系主任（都是老教授）全部撤换，改由不熟悉教学的党员干部充任。
从此大批老教授意志消沉，沉默寡言。
这个具体问题以后虽有了纠正，老教授重新担任了系主任，但有的实际决策人却是系里的党员秘书，形成了秘书领导主任。
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极不正常，特别是前党员副院长汪之力作风主观粗暴，严重地伤害了不少老教师的自尊心。
同时在肃反中也有严重的缺点，善后工作也没有做好。
因此在全国都在鸣放的形势下，很多老教师都急迫地要求把积压在心头的话放出来。
而学校的党委对这种情况缺乏足够的估计，他们仍然把党委的全部精力投入领导学生的学习。
教师们看着学校领导如此冷淡，就自发组织座谈讨论，机械系的老师们座谈了两天，情绪十分热烈，大家提议要求党委书记参加，而党委书记正忙于听学生学习汇报不能来。
老师们又派代表去请，并说：
“就是讲五分钟话也行”。
党委书记没有办法才同意了，但他对教师们这两天学习的情况根本不清楚，对他们的情绪要求全然无知，因此去的打算只是想向大家解释一下：
他实在没有时间参加，你们自己学就是了，因此去讲了二十分钟的话，讲得就不大得体，与大家的要求距离很大。
他走后，大家情绪十分激动，八十二名教师就联名签字请沈阳市委第1书记来支持他们争鸣。
第2天市委书记出席了他们的座谈会，并表示了积极支持的态度，大家基本上很满意，但沈阳日报却连续两天只字未提此事，他们对市委的态度又产生了怀疑，因此又派代表去见省委第1书记。
在省市委支持下，全院七个系都展开了放、鸣，领导人员都分头参加了座谈会。
党内立即宣布整风，根据大家揭发的问题，边检查、边改进，这样紧张的局面才转入正常。
现在，中共沈阳市委接受了东北工学院这一教训，立即布置大专学校党组织转入整风，迅速主动征求党外人士的批评，大胆积极支持放鸣。
接着又召开了全市党员负责干部进行整风动员，要求改变目前党的领导迟迟没有行动、落后于形势的局面。
这两天来，有不少单位已开始组织座谈，情况正在开始逐渐转变。

顾虑重重不敢放手
阻碍了云南部队里文学艺术花朵的开放
据新华社昆明20日电
新华社记者周长宗报道：
解放军驻云南部队的文艺、医务、宣传、文教工作者等，15日到18日热烈讨论了什么东西阻碍部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
参加讨论的人认为，现在各地都在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部队中许多人都跃跃欲试，但是也有不少部门，仍是一片沉寂。
这主要是因为部队领导上没有很好地理解党的这一方针，顾虑重重，不敢放手。
参加讨论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提出，部队中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存在着命令主义和简单化的作风，如不纠正，文学艺术的花朵就难以开放得好。
有人谈到，领导上不是根据文艺工作的特点领导文艺工作，而是用指挥连队的那套方法，靠命令、纪律办事。
歌舞团的一个团员说，总政治部文化部一个负责同志就说过，我们部队里好办事，对于演什么，用不着像地方文艺团体那样讨论过来、讨论过去，只要下个命令就行了。
下边的领导同志，命令主义就更严重。
文工团的一些演员谈到，部队文工团业务领导归党支部，很不合理。
他们的党支部中，七个支部委员有四个根本不懂业务。
他们建议组织艺术指导委员会，由业务水平高的党员和非党员组成，来领导文工团的业务。
一些人在发言中，指出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部队领导方面有宗派主义情绪。
速成中学的教员谈到，部队中的知识分子在入党、提级方面，都比工农出身的干部困难得多。
作家彭荆风说，某单位一个搞创作的知识青年，参军八年了，出版了三部小说集，至今仍是个副排级干部。
有人说，有一个药剂师，长期得不到从事业务研究的条件，在建筑营房时调去打杂，当工头，搞经济核算；
一个英文系的大学生，有英文教员的差事不派他干，却让他去管理文具。
速成中学的一个教员说：
“我们学校中一个教员，对校级军官学员提出了批评，有一个政治领导干部对教员讲话时竟说：
他们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你们还没有出世；
当他们来解放你们的时候，你们那时还唱反动歌呢！”
有些人在发言中揭露了某些领导干部对文学艺术工作的粗暴和蛮横态度。
歌舞团的一个团员说：
“我们军的军长有一回看歌舞团跳舞，由于演得不好，军长竟当场破口大骂演员是流氓。”
京剧团团长张化锐说：
“首长看戏都是先把剧目和演员点好，可是中途首长的兴趣变了，剧目和演员就得大变动，弄得整个剧团手忙脚乱。
不少人还谈到了部队的清规戒律，束缚了“鸣”和“放”。
有人说：
“我们部队统得太严，‘金箍咒’太多。”
步兵学校的宣传科长对一篇讽刺某部门服务态度不好的小品文竟被审稿审了一个多月的现象，提出批评。
速成中学的一位教员反映：
“我们学校的一位领导干部规定，凡是表扬的稿子，教员组看过以后就可以发表，批评性的稿子，必须经过他审查以后才能发表。”

黄炎培向记者发表谈话
民建将运用集体力量参加鸣放
本报南京20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于19日在南京向人民日报和新华日报记者发表了谈话。
黄炎培谈到当前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他说，主要的问题基本上是如何使工商界人士进一步发挥积极性，贡献自己的才能的问题。
目前阻碍工商界人士发挥积极性的原因，就工商界上层人士来说，主要是如何改进公私共事关系，使私方有职有权的问题。
他说，目前还有相当多的公方人员，由于对私方人员在高潮以后的变化认识不足，因而对他们信任不足，没有能够帮助私方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
就工商界中的中下层来说，主要是生活福利上的问题。
例如病假工资的问题，就是一个当前亟待正确处理的问题。
此外对于工商界人士来说如何进一步使工商界人士认识到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有了大转变，即由原来的纯粹资产阶级分子的地位，开始向劳动者的地位转变，因此，他们的立场、观点、以及工作方法也就都必需有根本性的转变。
关于目前工商界对于“鸣”“放”的顾虑，黄炎培说，主要是工商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用“内外夹攻”的方法来彻底整风的精神认识不足。
有些工商界人士还怕在“鸣”“放”之后，会受到报复。
为了帮助他们消除顾虑，除了高级的党政领导同志要继续采取各种方法，鼓励工商界人士“鸣”“放”外，也要注意到使各级党政领导同志特别是直接同群众接近的党政领导人员以及企业里的公方人员能够首先表示态度，鼓励私方人员“鸣”“放”才对。
民建组织也应当帮助工商界人士清除顾虑。
黄炎培说，民主建国会一定要以积极的态度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
他说，我们认为民建成员的“鸣”“放”，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的问题。
民建组织应当鼓励成员“放”“鸣”。
这样做，也就是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它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发挥监督的作用。
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这次，我们一定要大大补课。
黄炎培说，我们还认为：
民建的成员，除了各人可以发表他自己的意见外，也还要运用集体的力量对目前的某些有关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问题提出我们的具体主张。
我们认为：
运用集体力量来“鸣”“放”，除了可以使我们所提的意见更加完整更加全面外，也还可以在讨论中联系实际，适当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提高我们自己的政治水平。
我认为：
我们民主党派，特别是我们民建，应当虚心地向党的这一整风精神学习，更进一步地改造我们自己，做好我们的工作。
关于民建组织如何集体“鸣”“放”的问题，黄炎培说，在广泛鼓励个人“放”“鸣”的同时，在有条件的地方，民建组织可以在个人“放”“鸣”的基础上，采取集体“放”“鸣”的办法。

为了改进粮食战线的工作
粮食部党委邀请技术人员座谈整风
本报讯
20日，中共粮食部党委会召开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会。
党委书记高锦纯首先发言，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章乃器部长接着说：
我曾经说过，我这个非党部长是有职有权的，和党的关系基本上是正常的，但并不是没有问题。
我是粮食部的领导者之一，因此，我也应当属于被整风者之列。
希望大家热烈发言，消除任何顾虑。
亓若梁说：
党员有特殊的气味
粮食科学研究所工程师亓若梁说，粮食部党员以功臣自居的思想很严重，无论在工作上、在待人接物上都有特殊的气味。
许多预备党员在转正之前同群众还有说有笑，一转正就板起面孔。
这难道不是宗派主义在作怪吗？
我在技术室当了好几年副主任，但一直是徒有其名。
他还说，对有些干部安排不当。
如粮食干部学校的冯先生在仓库害虫、药械等方面很有研究，在大学里教过十几年书，而他在干校只不过起了一般干部的作用。
张锡羊说：
造成宗派主义现象，非党同志也有责任
粮食科学研究所工程师张锡羊说，粮食部的科学研究所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机构。
我们对研究所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性质作过讨论，并提交部务会议研究，但无下文。
这样，研究所又如何领导粮食部门的人员向科学进军呢？
他认为造成宗派主义的现象，非党同志也有责任，不能全部推在党员头上。
陈民驹说：
人事制度上的“统一分配”很容易产生官僚主义
粮食部设计院工程师陈民驹说：
粮食部党组织对知识分子帮助少，打击多，甚至有人唯恐知识分子不犯错误。
各大区调来的党员科长仍然是科长，非党科长就当不上科长了。
党员负责干部的职名都通过人事部门正式公布，非党同志的职名却不如此，以致他们在工作上“名不正，言不顺”。
他认为在人事制度上采用“统一分配”的办法，是很容易产生官僚主义的。
他说，“肃反”运动中我曾被斗争，是弄错了；
但领导上又说“斗争”没有“错”，这叫我很伤心。
设计院工程师孙时中说，加工局的技术人员很多，据说很空闲；
而其他部门却又缺乏技术人员。
为什么不可以调出一些人员呢？
粮食干部学校教员陈启宗说，粮食部对干校培训学员的方针不明确，目前培训出来的学员都是“万金油”。
愈伯禹说，干校培训的学员中，党团员占绝大多数，是否非党干部就不能培养呢？
高锦纯最后说，这个座谈会将在21日继续进行。
他并且表示：
大家提出的问题能及时解决的马上就予以解决。

北京煤矿设计院工程技术人员
批评煤炭部和建委的主观主义
本报讯
北京煤矿设计院整风领导小组在13、16、18三天分别邀请本院工程技术人员座谈。
会上发言的共有二十二人，对煤炭工业部和国家建设委员会的主观主义提出了批评。
设计方向左右摇摆
李蕴峰、脱师禄和于在平等工程师说：
目前设计人员感到最苦恼的是建设设计方向摆来摆去。
李蕴峰说，几年来，煤炭设计院刮过几次风，不是刮削减投资风，就是刮增加投资风。
风一刮来，部里对许多问题都没有充分的根据，就硬性决定增加或削减投资，结果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使投资加大。
如刮增加投资风的时候，就硬性规定按设计年产量40％配备矿车，可是有的矿井不仅用不了这么多矿车，连放的地方都没有了。
脱师禄说，煤炭部设计审核处靠风向意图办事。
我们不愿意当官僚主义的尾巴，有意见，但他们根本不听，说：
“这些问题，由部长决定，你们只管修改设计就行了。”
大少爷作风从何而来
脱师禄说：
最近薄一波副总理发表谈话，“要整掉大少爷作风”，这是完全必要的。
但要整掉大少爷作风就必须弄清它是从哪里来的。
他认为一方面来自搞具体基本建设的同志，另一方面来自国家颁发的标准。
如1956年03月，国家建设委员会和卫生部批准的工业企业设计暂行卫生标准中，规定了可以建“哺乳室”、“吸烟室”。
按照这个标准在煤矿的行政和福利中设计，一定会遭到标准太高的批评。
因此国家在颁发或批准什么“标准”和规程时，一定要摸摸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
大井好还是小井好？
他说，薄一波主任反对片面地对待井型越大越好的观点，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肯定小型井要比大型井好的话，同样也是带有片面性。
他认为薄一波说的中央所属的煤矿原煤成本每吨十二元，省属九元，县属五元的说法比较笼统，不能详细说明问题。
因为我们了解到县属煤原成本五元的煤矿和国营煤矿的一些具体生产情况是很不同的，如果只从成本谈问题，很容易使一些不熟悉煤矿业务的人或对煤矿企业管理有官僚主义作风的人起副作用的。
他认为，我国煤炭工业能不能赶上世界水平，要看我们是不是能在第2个、第3个五年计划期间，在有条件的地区，建设一些年产三百万吨以上的矿井来决定。
关于建大井抑或小井？
以大井为主小井为辅抑或以小井为主大井为辅？
这两个问题，在座谈会上引起热烈的争论。
华顺添工程师说，矿井产量主要根据煤层成层条件、储量和地形等自然条件而定，在甲区建大井经济合理，在乙区可能建小井便宜，不能一概而论。
翁嗣超工程师也认为，井型的决定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也不能从初期投资出发，还要照顾到后期的成本和扩大再生产等因素。
如果说因为目前投资少、没有大型设备、缺乏钢材就不建大井的话，这种做法不一定全对。
如我们设计的大型皮带井就不一定比同样产量、同样地质条件的小型井花钱多。
规程繁多，脱离实际
王兆椿工程师说，我们矿井设计要遵守的规程、方向、规范、标准等不下数十种，部、建委、计委等部门都是以指令性质下达的。
这些条文，规定得很生硬而彼此有矛盾，精神不一致，又脱离实际。
同时因为这些条文都是以命令方式下达的，不容许争辩，限制了技术人员的积极性。
比如保安规程，基本上是照苏联1953年的规程抄录的，超过了当前国家物质允许条件。
但是，因为它在保安这个大帽子之下，大家都不敢去碰它，谁要提出不同意见，对方只是提出“你能保证安全吗？”
就可以把别人吓回去了。
这样就助长了教条主义，制造了不少混乱。
苑国滨工程师说：
由于条条的限制，设计人员不用动脑筋，只要一拉计算尺，查一下技术方向，三分钟的时间就决定了上百万元的资金、数百吨的器材的命运。
这怎能让工程技术人员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先进技术水平？
捧场的审核
工程技术人员反映，煤炭部审查鉴定国外设计的时候，很少对设计缺点提出修改意见，照例是歌颂称赞一番。
脱师禄说：
据说这是怕影响了国际关系。
我看这是不必要的。
外国专家并不赞成这种作法。
在一次国外设计审核会以后，我们院的苏联专家组副组长对我们说：
“这哪儿是审核会，是捧场。”
于在平工程师对鉴定处也有意见。
有位工程师告诉他：
“在处里有一位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女青年来鉴定我们有十几年经验的工程师作出的设计；
我们提出意见她也不能回答，要求她带我去建委开会她不但不带，还不让我发言。”

工商界继续讨论阶级关系
本报讯
昨天上午，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8办公室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举行第5次座谈。
会上继续就资产阶级两面性和工商联内部有没有阶级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
苏克勤认为马春霖的批评不全面
武汉市工商联秘书长苏克勤继续上次发言，他感到工商界的力量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
他说，目前，在武汉有部分工商界上层分子有骄傲自满情绪，使工商界群众不愿接近；
工商界家属互相之间有不少意见；
资方和资方代理人之间也有隔阂，资方认为资方代理人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资方代理人对资方也有意见；
不同性质的企业组织在一起，人员安排不平摆，互相瞧不起；
有些老年工商业者认为新社会与自己无关，遇事也不积极；
少数工商业者中有技术的人员，也还未发动起来。
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了资产阶级本身仍存在两面性，也说明了工商联的工作没有作好，应该进行检查。
同时，这种现象和统战工作中的统大不统小、统左不统右、工作不够深入、接触面太窄、没有掌握资产阶级的复杂性、下情没有上达等有关。
他举例说：
有些工商业者善于察颜观色，看风驶船；
有些工商业者就比较埋头苦干，不善于表面迎合；
如果不深入，就辨别不了真伪。
他说：
玻璃本来就有折光，如果再涂上黑颜色，把光线遮掩起来，就会使人享受不到阳光和温暖。
他建议把这种黑影玻璃先刷干净，使广大工商界的群众都能看到阳光。
接着，他认为沈阳工商联副秘书长马春霖在上星期六对毕鸣岐的批评不够全面，他说，毕鸣岐并没有要公方退出企业，更没有提出脱离党的领导。
05月19日人民日报上刊载马春霖的发言时用“马春霖不同意毕鸣岐的意见，资产阶级离开了党的领导是无能为力的”的标题，是不妥当的，这帽子太大了，会使大家不敢鸣。
他认为帮助党整风，发言都是真诚的，是出于对党的爱护，如果断章取义，就会非左即右。
寿墨卿说：
人事部门应该成为整风的重点
工商联内部仍有阶级关系存在
接着发言的是全国工商联办公室副主任寿墨卿，他认为党群之间的高墙深沟同国家人事制度以及干部作风有极重要的关系，要拆墙填沟，就要改变国家的人事制度和人事干部的工作作风。
他说：
现在做人事工作的都是党团员，而且多数是青年干部，他们年纪轻轻的，面孔冷冷的，同群众离得远远的，他们学会一套老成持重的样子，却不懂人情世故，我认为这些年青人做人事工作是不适宜的。
人事工作应该公开的放在群众监督之下，而现在的人事部门却成为机关企业的保密部门，成为一种“特殊”的部门，群众无从监督。
人事部门应该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而现在的人事部门只管追查历史，却不关心群众生活，有的人“权大无边，违法乱纪”，使人望而生畏。
这样，人事部门就成为群众的“怨府”，成为党和群众之间的墙和沟。
全国工商联的人事部门也不能例外。
因此，他认为人事部门应从组织上、任务上以及工作方法上进行必要的改革。
第1、一般肃反工作已经结束的机关企业人事制度完全公开，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不管党员、团员或群众都要平等看待。
第2、人事任免调动要有请示批核制度。
第3、人事工作应该让非党干部参加，而且应该让群众有可能进行监督，否则，必然要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
这次整风，人事部门应该是每个机关的重点。
全国工商联的人事工作也是有问题的，不要以为“太平无事”。
这时，李维汉部长问全国工商联合会副秘书长黄玠然：
“你们那里人事部门是不是也都是党团员哪”？
黄副秘书长说：
“差不多吧！
我不太了解。”
李维汉部长说：
“回去了解了解。
向大家作个交代，”接着又说：
“为什么非要党团员来做人事工作呢？
我看没有必要。”
谈到工人阶级怎样看待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寿墨卿表示对毕鸣岐提到解铃还是系铃人的看法有一点意见。
他说：
过去阶级之间有仇恨，是事实，这个仇恨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造成的，并不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捏造出来的。
既然过去系铃人是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是资本家自己，那么现在要改变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观感，主要还在于资本家自己。
他认为高潮以来各方面对资本家鼓励多了，而对资本家的批评少了。
最后，他谈到阶级关系问题，他肯定地认为在工商联内部仍有阶级关系存在。
他说：
从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以后，我国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立”的关系已经变为“非对立”的关系，今后阶级之间的距离将逐渐缩短，阶级之间的差别将逐渐减少，资产阶级将逐步消灭，但是，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阶级关系仍将继续存在，即使在阶级消灭以后，人们在立场、观点以及思想意识上的差别，也还会长期保留着。
他不同意某些人认为工商联内部没有阶级关系的说法。
他说：
第1、工商联不是单一阶级人民团体，而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
这里，既有工人阶级，也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这就是说，这里不仅有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还有工人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所谓公私关系，所谓大、中小关系，就是这种阶级关系的具体表现。
第2、在工商联的领导机构中包含着各种阶级成分的成员。
第3、工商联的一项基本任务是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实质上代表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这种利益，在社会主义一致的原则下可以同工人阶级利益统一起来，但在有些问题上不仅涉及到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涉及到资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
目前，职工对赎买政策不够了解，中小工商业者对于大户的“名利双收”也有意见，而某些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认为定息应该延长到二十年，这些都是阶级关系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具体表现。
可见，工商联内部阶级关系是客观存在，调节阶级关系是工商联的特殊任务，否则，它的性质和任务就要发生根本的变化。
邓季惺建议由国库支付“赎买金”她认为这样可以解决合营企业内部矛盾
第3个发言的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邓季惺。
她认为现在合营企业的公私、职私、私私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公私之间、职私之间存在着深沟高垒的情况，主要是由于作为赎买金的“定息”制度造成的。
因为现在合营企业的私方还持有本企业的股票，每三个月还要凭股票在本企业里领取“定息”，这样，纵使不再强调阶级关系，阶级关系也是显然存在的。
她说：
“定息”既然是作为国家赎买私营企业和为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支出的一笔费用，而且这笔费用又不管企业是否有盈余都要支付，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由国库支出，一次赎买呢？
这样，可以使工商业者单纯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工作，企业内部重重矛盾也就可以得到解决。
根据以上理由，她参考了捷克斯洛伐克1945年颁布的工矿企业国有化条例，建议政府发行“公私合营企业国有化公债”，用这种公债把所有已经定股的合营企业股票收回，然后将合营企业改为国营企业或地方国营企业。
公债发行的总额可根据国家的财力，订为六亿至八亿元，不给利息，不上所得税。
公债可每半年兑换一次，分为五年或七年还清。
她不同意李康年提的定息二十年的建议，她说，赎买给价是照顾性质的，国家财力有限，付给二十二亿是不合理的。
而且定息再拖二十年，对各方面都没有好处，中小户也不愿意。
但是，她认为李康年的建议精神是可以吸取的。
她认为采用国有化公债有以下四个好处。
一、“私方”一词不存在了，工商业者在国营企业中工作完全以公家人身份出现，积极性、创造性可以充分发挥，企业内部矛盾简化，有利于团结；
二、免除现在三个月支付一次“定息”的手续，可以大大节省人力，持票人也便利；
三、可以简化企业经济核算方法。
现在合营企业的经济核算办法因有定息的支出，和国营企业不一样，福利金、奖励金的提成也不一样，改为国营后，私方不再由企业领取定息，企业经济核算办法和国营一样，便于统一领导；
四、更利于工商业者的改造。
如中、小户不愿意要的可不要，或送给旁人，或交给工商联作互助基金，从而摘掉“资本家”的帽子；
大户可以割掉尾巴，对定息不再存有延长的希望。
最后，她说：
当然，经济上的改造完毕并不等于思想也改造好了，那是另一回事。
黄英民认为：
毕鸣岐对资产阶级进步性估价太高
贵州省工商联秘书长黄英民着重对毕鸣岐在5月17日的发言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毕鸣岐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性估计过高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落后性估计过低了，积极方面看得多了一些，消极方面没有看到或者看少了一些。
他认为当前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里是活生生地存在着的。
在座的很多人都是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存在，在合营企业里阶级关系也就存在，民族资产阶级存在，它的两面性也就存在。
他认为现在提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态度，和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表现说的。
许涤新在全国工商联合会发言中就曾指出那些积极和消极面的表现。
那些都是事实，并不是把消极的东西硬套在民族资产阶级身上。
那些事实行为无论是积极的消极的都是通过人们的思想来支配的。
他说当前积极方面是主流，而且正在上长。
这是多年来党的教育培养，和资产阶级分子的自我努力，在思想上接受了社会主义的东西，排除了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才取得的。
他举例说，当前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中有些人闹不团结，争名夺利，骄傲自满，互不服气，这些不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又是什么呢？
这些反映在工作中起积极作用还是起消极作用呢？
是推动了工作呢，还是阻碍了工作呢？
又如合营企业中，有些公私双方关系不好，难道私方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他认为把公私共事关系搞得不好的责任，完全推到公方身上是不公平的。
公私共事关系存在问题，正反映了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
有人说在工人中也有争名争利甚至贪污腐化等消极的东西，但不是工人阶级的本质，这也是受了资产阶级影响的反映。
这是两回事，不应等同看待。
有人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是民族资产阶级进步性的表现，这是事实。
他特地举出贵阳地区的例子说，所以有这种表现，正是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贯彻了团结改造政策的结果。
在贵州省工商联秘书长黄英民发言以后，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对大家在统战工作方面提出的批评表示欢迎，他表示，工商界的中共党员，应把大门敞开，有些问题要进行检查，应该改的立即改进。
最后，李维汉部长提出：
有些人在发言中提到目前工商界仍存在着进步的、中间的、落后的，左的、中的、右的。
是不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应该怎样看，怎样分析？
这都需要进一步讨论。
工商联内部有无阶级关系，对这个问题争论也很有意义，希望大家自由发表意见。
这个座谈会，今天将继续进行。

来信照登
05月16日你报第4版刊载我在工商界代表座谈会的发言，与我当时讲的内容，略有出入，请予更正：
〔甲〕第1段：
①“……原因有三：
一、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界限不清，……”应为：
“……原因有三：
一、什么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东西，有的分不清界限……”
②“……甚至有人到工人家去看看亲友，公方代表不让去，……”应为：
“……甚至有的工人到自己亲戚的私方家里去，公方批评说是立场不稳，弄得六亲不认……”
〔乙〕第2段：
①“……有的人担任学习小组长，但从来没有听过报告，如何去领导学习呢？……”应为：
“……在工资改革时，有的专业公司要私方担任小组长，但既未听过报告，又未看有关文件，如何能领导小组？……”
②“……春节时，公方、工人加班都有加班费，但私方人员却拿不到……”这是指个别地区，而不是全部如此。
③“……一般私方人员有的也有技术，但未得到安排，……”应为“……私方人员的安排，有些是不恰当的，有的有技术却安排搞一般工作，有的有管理经验却安排下车间。……”
④“……阶级关系，搞学习时可以提，在生产、合理化建议等方面就不应讲阶级关系……”应为“……搞生产经营、参加社会主义竞赛，政治、业务学习等方面，我认为是没有阶级关系的……”
彭六安
你报17日发表的“工商界代表继续批评党的缺点”关于我的发言，有几处与我原词有出入：
①想找公方人员交换意见……，是公方代表对工商联干部仍强调说：
“他们（指私方）有什么资格和我个别谈话”不是说工商联。
②合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我是指一部分在高潮前不久自动降低工薪的，应根据不同情况，适当调整；
还有部分合作商店，在合作当时，把工薪降低改为借支，但由于分红数字很少，情绪不高。
对他们的工薪也应适当调整。
　郑砚耕

盛丕华、荣毅仁、胡厥文带头揭露矛盾
号召上海工商界打消顾虑大鸣大放
新华社上海18日电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上海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盛丕华，在昨天晚上举行的民建市委和工商联执委扩大联席会议上号召工商界人士“大鸣特鸣，大放特放”，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
盛丕华在会上首先带头鸣放。
他说，许多国家机关、国营企业法制观念薄弱。
过去和私营企业签订合同，不按照履行或片面修改是“家常便饭”。
在今天房地产业中也还有类似的情况。
这种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损失的情形，是本位主义的表现，影响了国家的威信。
尤其那种以个人言语代替法律和契约的工作作风，更是极其错误的。
他还批评有些党员干部对党外人士的职权不够尊重。
他说，就像我担任市工商联的主任委员，许多应该由主任委员亲自决定的事情，往往连我也不知道是谁去决定做了。
这正像左传里讲的：
“政由宁氏，祭则寒人。”
应该指出，这正是有些党员同志存在宗派主义的具体表现，如不去除，是有碍于广大党外人士积极性的发挥的。
据新华社上海18日电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说：
上海工商界现在还不敢于大“放”大“鸣”。
种种原因归结起来，还是个“怕”字，怕挨整。
他认为长期来作为阶级关系的对抗性的情绪，双方都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
相互之间还没有做到开诚布公、推心置腹，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的关系还不够。
如果私方人员打了工人，问题就显得很严重，如果工人打了私方人员，私方人员只有忍气吞声。
工商界还有顾虑，问题就在这里；
工商界要“放”要“鸣”的问题也是在这里。
他说，现在有关工商联工作的政策方针等重要问题，往往只是人与人（指党政负责人员与工商联负责人员）口头上谈谈，很少作为一个组织机构，发给书面的文件指示。
是不是没有文件指示？
据说是有的，只发给了工商联的党员干部。
工商联委员中国营和公方的委员开会很少出席，出席也很少发表意见。
而工商联内部哪些人是党员？
有没有党组？
我不知道。
这是党的事务，不过现在人事分工、职权等等方面也存在着问题。
记者问：
你认为新情况下的工商业联合会是否需要公方人员参加？
他回答说：
这要根据工商联这个组织的性质来考虑。
作为各类经济的共同组织，应该参加；
作为国家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助手，也应该参加；
作为公私协商、互相反映情况和交换意见的桥梁，也应该参加。
当然，我现在所说的是指应该参加的理由。
在公私共事关系方面，首先是缺乏对私方人员的信任，如基层合营商店的经理自称为“四块九角九分经理”，因为五元以上的费用他们无权决定。
在大型企业里，有事都先开党团骨干会议，然后出来布置一套。
其次是缺乏协商，协商实际上是命令，有的干脆不协商。
有的两个厂合并了，经理事先不知道。
再就是缺乏帮助，平时客气敷衍，要批评的时候就集中火力。
在生产和经营管理方面，生产技术上片面强调学习先进经验，教条主义，影响私方技术人员的潜力发挥。
创造发明和竞赛中对私方人员奖励少。
生产计划不切合实际又多变，试制新产品缺乏支持。
而私方人员最不满意的是上级集权过多，事事要请示报告，无论对人事、经营和生产问题，没有主动的余地。
总的关键是对合营企业的制度问题，有的规定得太多、太死，有的就没有制度。
据新华社上海19日电
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胡厥文对新华社记者说：
上海工商界中最大的意见是被轻视的问题，生活困难只是部分中小工商业者的问题。
目前许多人仍然看不到资产阶级已处于转变之中，尚保留着“五反”遗留下来的资本家无一好人的看法。
我认为资产阶级现在还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愿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他们一般都辛勤工作，想尽力贡献自己的技能。
但是，他们的努力常常被泼冷水。
有一家工厂的私方，利用春节假期试制一种仪器，试验了二百只方棚（变压器），为工厂节约了两千多元。
并且使本厂出产的方棚今后不用再拿到外面去试验。
这件事本来应受表扬，但因这位私方人员动用了一些库存材料，却在大会上受到批评。
另一个糖果厂的私方动脑筋使胶姆糖质量做得更好，但受到主要表扬的是帮助他试制的一个工人。
这种是非不分，主次颠倒的作法很难使私方人员积极起来。
他说有人认为应该从合营企业中撤回公方代表，以解决公私共事的矛盾。
我反对这个意见。
我认为有公方代表，可以从另一角度看问题，因而对企业只有好处。
公私之间现在并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问题在于没有开诚相见，因而必须要有谈心会。
夫妻之间也常会吵架，但并不能因噎废食，就此拆散。

撤出公方代表行不行？
赎买二十年好不好？
撤出公方代表行不行？
陈毓曾说：
李康年主要是替中户资本家说话
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制药工业公司副经理许子素，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员会委员、化学制药工业公司副经理倪叔平等人说，定息多少年不是一个主要问题，现在规定七年，已经满意，就是少几年也是可以的。
天津市染料化学工业公司公私合营第2厂副厂长陈毓曾认为李康年的建议主要是替中户资本家说话。
天津市工商联执行委员、公私合营恒源纺织厂孟乃全认为资本家领了赎买存单之后，按期取回资本，并不是“没有剥削”了，因为所领的资本，还是剥削工人来的钱。
资本家只有到了完全凭着自己劳动收入生活时，才能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才能改变阶级成份。
定息二十年，时间太长了，这会使资产阶级的改造进行得更慢。
吴志超说：
不要派公方代表
上海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天厨味精厂总经理吴志超认为在合营企业里不要派公方代表。
他最近参加化学原料工业中三十个厂的私方人员座谈会，有二十九个厂主张取消公方代表，其中一家主张维持现状，原因是私方和工人关系很紧张，有了公方代表，可以缓和两者间的矛盾。
黄胜林等认为：
把权力交给私方，党支书只能监督
天津大中华橡胶厂副厂长黄胜林、恒源副经理李征吾和自行车架子厂副厂长徐振国三人主张撤出公方代表，并认为公方代表撤出后如果还在党支部书记领导下工作将是换汤不换药，因为许多厂公方代表就兼党支部书记，而且那样会导致以党代政、党政不分。
他们认为，把权力交给私方，党支书只要对他进行监督就行了。
刘靖基认为：
试由私方独立负责
上海市工商联常委、安达纺织厂总经理刘靖基认为，在那些规模较大、党和工会组织健全、而私方人员确有培养前途的工厂，可以试行撤出公方代表。
由私方独立对国家负责，表示国家对他的信任。
“士为知己者死”，私方一定拼命搞好企业。
可能一开始私方做得不好，但担子挑起来，可能得到锻炼，而使他们可能培养成为真正的国家干部。
这样的例子在上海已经有了。
像大隆机器厂的私方副厂长，因为公方厂长长期生病，不得不担起全部行政责任。
原来不会做的事，像布置生产、总结工作、动员报告等等也会做了。
由此群众对他的看法也有不同，他自己也感觉得不再像是个私方人员。
吕露园等认为：
管理新企业，私方人员不行
天津北洋纱厂副厂长吕露园、大中华橡胶厂厂长翟志宏等人认为公方代表不单单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代表国家。
必须考虑到：
职工对私方的观感和私方人员之间的观感；
私方还拿利息，阶级关系还存在；
私方人员过去经营的是旧企业，管理是家长式，今天要依靠工人群众民主管理新企业，私方人员不行；
私方本身还有缺点，还要自我改造等等。
　（据新华社讯）

一幢房子不到二百元
本报讯
为解决职工宿舍问题，云南一平浪煤矿今年准备采用自建公助的办法，建造二百六十户住宅。
第1批九十户5月以前竣工。
甲种住宅每户二十九点六平方公尺，造价一百九十二元五角；
乙种住宅二十六点五平方公尺，造价一百七十二元。
因为造价低廉，群众很满意。
建房的资金，统由行政方面向建设银行贷款，然后再分别贷给自建户个人，同时规定每户最低限度要预缴五十元。
交不出的人，可以用业余时间承包自建工作来抵偿一部分预交资金。
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三年，由行政上按月扣还。

内脏罐头
四川省万县食品罐头厂，把生产肉类罐头剩下的猪肚、肝、心肠和头，试制成“蒜苗回锅肉”、红烧大肠等罐头，很受消费者欢迎。

北京夏令商品基本上可以满足需要
最近，北京市商业局对所属百货、针棉织品、服装鞋帽、医药和五金机械等公司的货源情况进行了一次检查。
从检查结果来看，今年第2季度准备的货源一般都比去年同期要充分的多，可以基本上满足需要。
如汗衫增加142％、背心增加94％、毛巾被增加34％、衬衣增加45％、单服增加150％，其它如皮鞋、便鞋、胶鞋、肥皂等商品，也都有增加。
在夏令药品方面，市医药和药材公司，接受了去年的教训，今年提前准备了大量的暑药。
民用五金如元钉、木螺丝和铁锅等，也可以基本上满足需要。
但是，也有些商品在个别品种规格上，还不够充足（如女白袜套、棉毛背心、浅灰制服、女花衬衣、短袖衬衣、皮凉鞋、白力士鞋等）；
有的商品如汗衫、背心等的尺码也还不够齐全。
对此，有关公司正在与工业部门研究增加生产或增加调进，尽可能做到满足需要。
至于那些货源不足或原料短缺的极少数的日用商品，做到充分供应还有困难，也由各公司根据货源和需要情况，作到合理供应。
·晏振陵·

可以少建修理车间
本报记者　顾雷
最近，记者在中共兰州市委的帮助下，约了几个工厂的修理车间的同志，座谈建设修理车间的问题。
参加座谈的有兰州炼油厂的周钟明、兰州肥料厂的严振常、兰州自来水厂的赵志勤、西崮热电站的王志耕。
会上，他们都说修理车间盖大了，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各厂修理车间的规模是这样的：
肥料厂：
建筑面积四千五百平方公尺；
投资四百八十余万元；
职工一百三十九人；
机械加工能力九百八十五吨、铆焊能力九百五十吨、铸造能力四百四十五吨。
炼油厂：
建筑面积五千平方公尺；
投资五百九十六万元；
职工五百二十九人；
加工能力九千五百吨（包括被修理部件的重量在内）。
自来水厂：
建筑面积三千四百平方公尺；
投资一百二十万元；
职工一百五十人；
可以修理电动机、水表，而且可以大量生产水表外销。
西崮热电站：
建筑面积一千二百五十平方公尺；
投资二十五万一千元；
职工约二十人；
加工能力刚能够满足修理工作的需要。
此外，据了解，兰州石油机械厂的修理车间，建筑面积有一千三百五十三平方公尺；
投资二百八十三万元；
职工有二百二十六人。
炼油化工设备厂的修理车间建筑面积一千八百三十四平方公尺；
投资一百二十八万元；
职工有一百十五人。
这两个车间的加工能力都有二百多吨。
上述这些工厂，除了有修理车间外，各生产车间里也都装上几台机器，随时修理些零活。
这些工厂为什么要建设这样大的有完整加工能力的车间呢？
据参加座谈的同志们说，主要根据有两个：
一个是按照本厂生产设备每年磨损的情况，计算出百分比来，确定修理车间的加工能力；
另一个是把设备的大修、中修、小修的工作量，特别是把大修时的工作量，当作确定修理车间最高加工能力的依据。
至于思想上的根源，则不外乎这样几个：
愿意正规、全套、完整；
希望“万事不求人”；
缺乏节约观念，等等。
不管责任应当由谁来负，但是，这种做法所造成的浪费是很大的。
第1个浪费：
新工厂装的是新设备，不可能在一两年内磨损得很严重，不需要马上进行大修。
这就是说，在开始生产的两三年内，修理车间的修理能力不可能充分发挥。
而且，在两三年后，设备需要大修了，也不可能月月、季季大修，修理车间的任务仍然排不满。
第2个浪费：
各个修理车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什么样的设备都有，而有些设备是经常没有活干的。
例如，肥料厂修理车间有一台大滚床，可以压三十公厘厚、三公尺宽的铁板，实际上在一年里面这样的活很少，机器不得不时常闲置起来。
这个车间还有七百五十公斤和三百公斤的汽锤各一台，一年也用不了几次。
炼油厂修理车间有许多精密的机床，也是一年里开动不了几回。
第3个浪费：
各厂虽然准备了大修的能力，实际上在进行大修的时候，又有许多活是自己不能干的。
如肥料厂的修理车间比较大，设备也较好，大修时仍然不能做大压缩机的汽缸、汽缸套、大牙轮、大的铸件，仍然要请外厂帮助。
既然修理车间是按照大修的需要准备的，又不能把大修的活全部包下来，这自然不能算作经济的做法。
第4个浪费：
各厂都建立自己的修理车间，在使用土地、配置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方面，当然同样的不经济。
参加座谈的同志们也提出了避免这种浪费的意见。
一个意见是：
任何一个大工厂，有一个修理车间是完全必要的。
它可以及时检修设备，随时排除设备事故，保证顺利进行生产。
但是，这个修理车间的规模要很小，生产能力要大大压缩，设备要简化，无论如何不宜依照大修时的工作量进行建筑。
修理车间的生产能力，起码要控制在中修能力之下。
而计算中修的能力时，还应当充分估计到可能送到外厂加工的活。
另一个意见是：
在一个工业区的中心，建立一个相当规模的中心机械修理厂，担任这个地区各个工厂的大修或中修所需要的设备加工任务。
这个中心机械修理厂在满足各厂大修理所需要的产品之后，还可以用富余的生产能力，生产地区性的或全国性的标准件或外销产品。
再一个意见是：
现在已经建起了较大的修理车间的工厂，应当在能力有剩余的时候，到外厂揽一部分活做。
更好的办法是请求国家分配给一定的生产任务，生产某一种较简单的产品。
多数人都更赞成后一种做法。
座谈中，大家对建立中心机械修理厂可能遇到的困难也估计了一下，大概有这样几个：
一个工业区有各个部的工厂，这个中心机械修理厂由谁来设计、建设？
各个工厂的性质不一样，要求也各不相同，设计这样的工厂应当怎样？
中心机械修理厂建成以后，如何通过计划，满足各厂的需要，而且保证不影响生产？
中心修理厂要为各种类型的企业服务，它应当拥有怎样的设备同技术力量？
因为大家都没有经验，只是把问题提出来了。
但是，大家都相信：
这是一个能够大量节省建设资金的做法，只要有关部门重视这件事，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岷江大桥
正在修建的内昆铁路岷江大桥，全长三百五十一公尺，共由两个平台和八个桥墩组成，其中有三个桥墩建在深水急流的江心。
这是岷江大桥的工地。
新华社记者　孙忠靖摄

怎样对待批评？
批评会不会伤害干部的积极性
怎样对待错误？
怎样对待批评？
编者按　本报3月29日发表了益农同志写的“吸取去年的经验更好地推行农业增产措施”一文，其中谈到去年在湖北、湖南推广“青森五号”粳稻中发生的错误。
益农同志认为：
这件事同别的许多事情的失败一样是“在新生事物中难以避免的”，“但是，也受到了过多的批评和指责，伤害了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情绪。”
这篇文章发表后，我们收到直言同志寄来的一篇文章，对益农同志文中谈到的这一点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以“怎样看待‘青森五号’事件呢”为题发表在4月14日第3版的“读报杂感”栏。
益农同志又写了一篇“对直言同志意见的意见”，本报已在4月18日发表。
直言同志和别的一些同志认为益农同志这篇“意见”仍有一些不正确的地方。
现在我们把直言等同志的意见发表在这里。
批评会不会伤害干部的积极性
“……加上农村工作和农业工作领导干部水平也还不够高，还存在着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
因之，在农业增产措施的推广中，遭受一点失败（也包括推广“青森五号”在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难以避免的。”
——这是益农同志“对直言同志意见的意见”（见4月18日人民日报）中的两句话。
不知道别的同志读了这两句话如何理解，我读了觉得实在难以理解。
由于客观情况的复杂和干部经验的缺乏，在推行增产措施的工作中偶有错误，的确是难免的。
可是，能够说每一项具体的错误都是难以避免的吗？
把难以避免的原因说成是领导干部还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这是不是说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也都是难以避免的呢？
如果说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确是难以避免的，那么，我们岂不是应该对这些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加以原谅吗？
对于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又岂可原谅？
推广“青森五号”粳稻使湖南许多地方水稻减产，这一项具体的错误，显然并不是难以避免的错误。
现在来谈这件事，主要的不是为了“青森五号”事件本身，更重要的是究竟应该“怎样对待缺点和错误”。
益农同志的意见中有比较长的一段专谈了这个问题，我也认为这个问题值得提出来讨论。
农业领导部门对“青森五号”已经表示了什么态度，是不是应该再作检查和讨论，可以另作别论。
这里要谈的是益农同志对于“怎样对待缺点和错误”的一些看法。
益农同志也认为“对于做坏了的事情和犯有错误的人，给予适当的批评是任何人也不应该反对的”；
“犯了错误是不容许抱原谅态度，更不容许掩盖的”。
可是，他紧接着又说：
“同时，也应该力求避免过多的批评指责。”
什么叫做“过多的批评指责”呢？
这问题值得研究一下。
对于推广“青森五号”造成的错误，是不是已经有了“过多的批评指责”呢？
我只看到过去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农业部和监察部检查这个事件的报道，在人民日报同一天发表的社论中对“青森五号”事件也只是提了一下，也没有专就此事“过多指责”。
在别的报纸上，也没有看到对这件事有“过多的批评和指责”。
在湖南、湖北两省的农民群众当中，对这件事可能不断发出批评和指责，可是，能够教训为此受了损失的农民群众，说他们不该有“过多的批评和指责”吗？
人民日报读者直言同志写了一则“读报杂感”，又谈到了“青森五号”事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过去报上已经谈过了“青森五号”，时隔数月又来谈这件事，这似乎有点像是“过多的批评和指责”。
可是，在直言同志写这个杂感之前，益农同志就已经宣称对去年推广“青森五号”的错误的批评“过多”了。
实际上，直言同志批评的已经不是去年推广“青森五号”这件事，而是益农同志对待错误、对待批评的意见。
还有一个批评的时机问题。
我同意，批评应该选择一定的时机。
因为批评的目的原是为了加强团结，为了改进工作，如果在某种情况下提出批评对工作和团结反而不利，那就应该等待一个适当的时机。
可是，能不能说，在一般情况下，在实际工作中较多地出现了右倾保守的情况的时候，即使有出现了盲目冒进的情况也不必提出批评呢？
那恐怕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吧？
我认为，报纸上过去的宣传正有这个毛病，反对“左”倾的时候满版都是反对“左”倾，即使实际工作中有了某些右的倾向也不加理睬。
右的倾向发展成了优势，就又一味反对右倾，即使实际工作中仍有某些“左”的倾向也不指出。
这样做，恐怕对工作也未必十分有利吧？
益农同志说：
目前在许多地区农村中，“由于过去在推广增产措施中有些缺点，产生了某些消极情绪，对贯彻增产措施缩手缩脚。
在这种情况下，倘若继续批评急躁冒进，恐怕对工作没有多少好处吧？”
在报纸上，我并没有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用很多篇幅“继续批评急躁冒进”。
如果实际工作中的确仍然有旧的急躁冒进现象或者出现了新的急躁冒进现象，那末，作为一个读者，我认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地区出现了缩手缩脚现象的情况下），报纸也应该把急躁冒进现象反映出来，加以批评。
在一般情况下，这样做，会对工作有好处。
如果现在有些干部仍然在用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作法强行推广某些不切实际的“增产措施”，群众把情况反映到报纸的编辑部，而编辑部却置之不理，我认为这将是编辑部工作上的一个错误。
当然，这些都是假设。
目前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形。
在实际工作中没有急躁冒进的现象的时候，自然不必批评急躁冒进；
可是，如果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意见说急躁冒进之中的每一项具体错误都是难以避免的，那末，我认为任何时候都应该允许别人表示反对。
还有一个问题：
批评会不会打击干部的积极性？
益农同志也认为“肯定成绩，批评缺点，保护干部积极性”的方针是十分正确的。
可是，他实际上只承认肯定成绩才能保护干部的积极性，而把批评缺点和保护干部积极性对立了起来。
去年下半年，有一个时期，我在报纸上看到，对于推行农业增产措施，的确是发表了一些来自群众的批评意见。
我也听到，在有些地方，做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同志和一般的领导农村工作的同志，在那个时期情绪有些消沉。
这情绪的消沉和报纸上的以及其他方面的批评的关系究竟如何，恐怕还很难判断。
不过可以肯定地说：
一方面，不完全是由于批评；
另方面与批评也不是完全无关。
我认为当时报纸对这个问题的宣传是有缺点的。
当时报纸上的宣传的缺点不在于批评了工作中的缺点，也不在于“过多的批评和指责”，而在于在肯定成绩方面做得不够。
其实，从实际情况看来，报纸上的批评，也不见得就做得很够了，更不能说“过多”；
只是因为有一个时期肯定成绩做得不够，就相对地显得那一个时期批评“过多”了。
实事求是的批评，在任何时候也不会打击忠诚于人民利益的干部的积极性，而只会有利于消除不利于人民的那些消极因素。
对干部的积极性是一定要保护的；
可是，决不可把“保护积极性”理解为“做错了事也不批评”。
做错了事，承认错误，接受批评，改进工作，正可以消除干部身上的消极性而大大发扬积极性；
这对于发扬群众的积极性是更为有利的。
　欧海滨
既然犯了错误就该允许批评
04月1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益农同志写的“对直言同志意见的意见”一文，提供了一些推广“青森五号”粳稻的材料，再一次表示了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我认为他的看法仍然有一些是不正确的。
监察部、农业部和湖南省监察厅、农业厅的联合检查材料（见1956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中说，在湖南推广“青森五号”三百零一万多斤种子，共约减产四千五百万斤。
群众意见很大，他们说：
“不应该大面积推广没有经过试种的种子”，“种子来的远，无谷又无管（禾秆短小）；
事先没试种，害人真不浅。”
“搞这样多的种子，小干部没有那么大的胆量，一定是大干部搞的。”
这些意见，应该说是正确的，应该让他们说出来。
农村工作干部的工作任务和目的之一是引导农民走向富裕，他们绝大多数和农民有相同的感情。
农业生产受了损失，也就是他们的工作任务受了损失，他们就会不高兴。
工作没做好，以致减产了，批评他们，可以帮助他们检查错误的根源，避免再犯，他们是不会反对的；
即使农民的某些批评尖刻了一些，他们也会理解的。
一般说来，广大干部对待批评都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并不害怕批评。
至于看到自己工作失败、农民受到损失，仍心安理得，无动于衷，受到批评就消极起来的干部，并不是多数。
“青森五号”是省农业厅决定，农业部批准推广的，农村工作干部只有奉令执行。
执行的结果损失很大，他们能满意上级这种决定而抱怨农民群众的批评吗？
我们不难看出，在“青森五号”事件中，表现出了农民群众和政府、基层干部和上级领导部门之间的矛盾。
益农同志似乎没有注意这些；
在他写的“吸取去年的经验，更好地推行农业增产措施”（见3月29日人民日报）中涉及“青森五号”事件的时候说：
“……也受到了过多的批评和指责，伤害了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情绪。”
我在“怎样看待青森五号事件呢？”
一文中已经说过：
这是用扣“伤害了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情绪”的帽子的办法反对批评的论调。
伤害干部和农民情绪的，并不是什么批评和指责，而是盲目推广“青森五号”这件事本身。
请问：
农民奉令种植，直接受损失的是农民，谁还去批评农民？
对这件事的批评又怎么会伤害农民的情绪呢？
至于干部，也只有同益农同志抱同样态度的人，才有可能被批评伤害了情绪。
益农同志在这次“意见”里说：
“一个人生活一辈子，做一辈子工作，经常有成绩，也犯错误，犯了错误是不容许抱原谅态度，更不容许掩盖的。
同时，也应该力求避免过多的批评指责”。
什么叫“过多的批评指责”？
“过多”的尺度是什么？
人们提意见的时候又怎么能十分确切地知道是不是“过多”的？
这种要求岂不是让很多人不要提出意见，或者提出批评意见的时候不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要保留一部分意见吗？
这种坚持不想让人家提意见或少提点意见的反对批评的论调，对“青森五号”事件中表现出来的矛盾的解决是没有好处的。
不让人们畅所欲言，就不可能把批评的根据和原因弄清楚，也就不可能彻底改正缺点，解决矛盾。
推广“青森五号”的失败，虽是推广良种工作中的一个事例，但是它和限于科学水平、遵守国家规定的情况下造成的失败并不相同。
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就事论事，不应该和其他事件混为一谈。
不然，就会模糊“青森五号”事件的实质，就会使人把一些真正难免的失败看成和这一事件一样。
这对今后的农业技术改革是没有丝毫好处的。
直言

树枝制香料
浙江黄门海岩化工厂最近找到了三种新原料。
春天和夏天，利用农民砍下来的松树枝苗，炼制松针油。
秋季利用野生植物山苍树籽提炼柠檬香精，冬季利用桔皮榨桔皮油。

棉布供应中出现的新问题
第2期布票对折使用后，各地棉布市场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
首先是申请临时用布的人增加。
如哈尔滨市最近请求结婚、生育、死亡用布突然增多，该市南岗区4月15日申请生育用布的有五十一份，22日已增至一百零九份；
道里区24日一天申请结婚用布就达六、七千尺，有十几户没等人死就要申请死亡用布。
重庆市罗江区有两个干部已生孩子八个月，现在也来补充申请生育用布。
江苏省发现以前发出的临时用布证，最近都拿出买布，一般是实买很少，多要求将下余数量找回前期布票，如南京市丽华布店收回一百八十四尺临时布证中，就找出布票一百零六尺。
其次是发现有买卖布票的情况。
湖北省黄陂、孝感等县有人以每丈三分收购布票，贩到汉阳县即提价至三角出售。
上海市东昌区有南汇县的一个农业社员，持江苏省的整张布票三十七张，计一千零三十六尺，每尺索价二分五厘兜售。
第3，有人将布票涂改冒用。
武汉市最近陆续发现有将第2期布票加盖红色、蓝色的“军用”二字，企图不打折扣使用。
西安市有一个干部在一张1955年废布票上用号码机将使用年限改为1957年冒用；
沈阳市有人将颜色近似的山东后期布票冒顶辽宁前期布票使用。
以上情况值得引起各地棉布供应部门的注意，同时要对群众广泛地进行节约用布的教育。
·杨棣华·

橱窗里的新凉鞋
夏天来了，北京市皮鞋商店的橱窗里各式凉鞋吸引着行人。
到现在为止，北京市皮革公司的设计师们，已经试制出几十种凉鞋和夹鞋。
因为今年皮革供应不足，有些皮底凉鞋面是用大丝绸、尼龙做的，有些则用碎皮条拼成，色泽调和，美观大方，也很结实。
尤其是穿浅色衣服的女同志，如果配上一对半高跟的米色地镶着褐色边的凉鞋，一定显得很潇洒。
（附图片）

河北、山西两省商业厅经过协商后
商品跨区供应中的矛盾已初步解决
每年可节省运费两万多元减少群众负担六万多元
据新华社讯
河北、山西两省毗邻地区商品跨区供应中的矛盾，经过两省商业厅协商，已经得到初步解决。
据估算，实行跨区供应以后，大约每年可以节省运费两万多元，因工业品价格降低还可以减少群众负担六万多元。
河北、山西两省南北相接有千余里，毗邻地区在地理、历史、经济等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按照商品流转规律和历史条件，一般是京、津、沪、汉等地的工业品由河北供应山西，而农副产品由山西流入河北。
同时毗邻区群众之间也保持着自由串换和相互购买商品的习惯。
但是过去两省商业部门对跨区供应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工作中产生不少问题。
特别是从1953年以来，国家对粮、棉、油料实行统购统销，以及对一些不足的工业产品采取掌握销售的措施，问题就更显得突出。
加上两省某些单位往往只从本单位的业务出发，很少考虑对方的困难和群众的需要，在物资充裕时，便不顾商品的合理流向互相竞销，在物资不足时，又不顾商品的合理流向互相封锁。
同时，这样做也违反了商品的合理流向，增大费用开支；
更重要的是人为地分割了群众间的经济联系，加重了群众负担。
虽然国家采取补贴运费的办法缩小购销差价，但是两省毗邻地区的购销价格仍有一定距离。
河北、山西两省的商业厅认为，如果不适当解决跨区供应的问题，就会造成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
因此，最近两省商业厅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矛盾。
在这次协商中，规定了凡是由本行政区供应方便而且符合经济核算的地区，应该由本行政区供应。
有条件由产地直调的，尽量直调，减少环节；
凡是无条件从一级站直调的，可以在邻省设立转远机构自行中转。
不能采取以上两种办法解决的地区，不论整个县或部分基层供销社，都可以采用跨区供应的方法。
对已经确定跨区供应的地区，凡是本行政区生产的在供应上又符合经济核算的商品，以及由本行政区供应符合经济核算的外地产品，仍然可以由本行政区继续供应。
两省商业厅一致认为，解决跨区供应问题，必须坚持“一视同仁”的原则。
供应单位必须将跨入地区当作自己的业务区。
根据双方协商确定下来的数字，今年下半年要由河北省的张家口批发站和六个县供应山西两个整县和五个县的二十六个基层社的工业品总值为二百九十六万元。
对副食品的供应，也基本上得到解决。
这些问题是在6日到10日两省商业厅召开的毗邻地区跨区供应会议上解决的。

群众自己的事依靠群众自己解决
武钢工地职工自建宿舍的办法值得推广
本报讯
武钢工地出现了一批由职工自己出钱建筑的职工宿舍。
武汉钢铁建筑总公司第2工程公司一工地电工组长严迎春同志也是参加自建的一个。
他利用1955年和1956年上半年得到的四十元奖金，借星期天休假的时间，同其他几位工人同志换工，修盖了一间二十多平方公尺的草房。
这个自建的草房，一旁还搭了个小厨房，一家七口人住得满舒服。
他说：
我的房子冬暖夏凉，每年修补一次，保险能住七、八年。
他说：
他盖的房子还不是顶便宜的，有的人一间只用了三十元。
租用农民房屋的工人听到这个消息，都觉得是个好门路。
有的工人说：
“这个办法好，住十个月就赚回来了。”
很多工人表示，只要领导上能帮助解决水电安装，划拨地皮、统一购料等问题，都愿意自建房屋。
职工住房问题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去年，武汉钢铁公司工地修建了一批简易职工宿舍，每个房间十三平方公尺，造价约一百三十元。
由于国家投资的限制，所建宿舍不能解决全体职工的住房问题。
“自建公助”本来是解决职工住房的一个好办法，可是大家都怕花钱太多，说：
花一百多元盖房子，不知道那年才能还清。
因此都不愿意走这条路。
于是，有一部分职工在工地附近租住农民的房屋，每月交四、五元的租金，房间面积只有十平方公尺。
不住吧，又找不到更合适更便宜的房子。
于是他们先住下去，然后又向公家申请住房，房子问题仍然紧张。
有些企业的职工住房原是“自建公助”的，实际上是由公家出钱先建好房子，然后再由住房职工逐月偿还建房成本。
可是有许多职工在住进房子以后，往往不能如数偿还，甚至有的干脆拒绝交款。
结果形式上是“自建公助”，实际上成了“公建自住”。
（梅林）

伏罗希洛夫到越南访问
胡志明等党政领导人亲赴机场欢迎
河内十五万人夹道欢呼向国宾致敬
新华社河内20日电
伏罗希洛夫主席在访问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后，今天来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首都河内。
他是应胡志明主席的邀请来越南访问的。
胡志明主席和潘继遂、武元甲、孙德胜、长征等党和政府的领导人都到机场欢迎。
上午九点四十分，当伏罗希洛夫的座机在嘉林机场着陆时，全场七千多名来欢迎的群众欢声雷动。
胡志明主席拿着遮阳帽频频向机窗挥动。
飞机停稳以后，伏罗希洛夫出现在机舱口，他首先向欢呼的人群答礼，然后矫健地走下梯子。
三十五天的国外访问活动并没有给七十六岁高龄的伏老带来任何倦容。
他迅速抓住前来迎接的胡志明的手，并且同他紧紧地拥抱和亲吻。
胡主席随后同跟伏罗希洛夫一起前来访问的拉希多夫、叶留金、费德林等一一握手。
在检阅仪仗队以后，胡志明挽着伏罗希洛夫的手臂，领着他同前来机场欢迎的越南各党政领袖、外国使节和首都各界代表见面。
随后他们走上了机场讲台。
胡志明主席首先代表越南人民、政府和劳动党向伏罗希洛夫表示热烈的欢迎。
他说，越南人民正确地遵循着苏联人民的光辉的道路，因而取得了1945年08月革命的成功和抗战的胜利，取得了越南北方的独立自由。
自从印度支那和平恢复以后，苏联和中国以及其他兄弟国家慷慨的援助越南人民恢复经济和发展文化。
越南人民万分感激苏联人民、政府和苏联共产党。
胡志明接着说，越南人民十分爱戴伟大苏联人民的代表——一生为党、为阶级、为苏联人民而奋斗，为人类美好的未来而奋斗的伏罗希洛夫主席。
伏罗希洛夫这次对越南的访问，将更加发展和巩固越苏两国人民之间兄弟般的友谊，这将进一步促进保卫东南亚和世界和平的事业。
伏罗希洛夫在讲话中感谢胡志明主席的邀请和越南各界群众的热情接待。
他说，他非常兴奋地看到苏越两国人民的友谊正在日益发展，在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两国人民正在并肩前进、紧密团结、互相帮助和支持。
他说，苏越两国的外交政策是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让任何人发动新的战争，为共同安宁、使各国能和平共处而斗争。
两国人民主张裁减军备，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
伏罗希洛夫最后代表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和他个人向英勇的越南人民、兄弟的越南劳动党和越南祖国战线致最美好的祝贺。
随后，伏罗希洛夫在胡志明陪同下坐上黑色的敞篷汽车离开机场进入市区。
沿途有十五万群众夹道欢呼。
这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对外宾的迎接最隆重的一次。
据新华社昆明20日电
伏罗希洛夫主席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昆明，前往越南民主共和国访问。
伏罗希洛夫主席在上午八时四十分乘车来到昆明机场。
在和前来欢送的人们握手道别的时候，他一再感谢云南省党政领导人对他的招待。
他说：
“我们在这里吃得很好，睡得也挺好。
等我们回国的时候，我一定会胖起来的。”
伏罗希洛夫主席还应在昆明工作的苏联专家们的请求，在机场上同他们合影留念。
当伏罗希洛夫主席在机舱门口挥手向欢送的人们告别的时候，他又请中共云南省委第1书记谢富治向同志们转达他的谢意，并说：
“希望所有的同志都好好地工作，努力学习。
我们是会为人类做出许多好事来的。”

伏老拜访胡志明主席
新华社河内20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府今天发表公报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今天下午四点钟访问了胡志明主席。
苏联方面在场的有拉希多夫、叶留金、费德林和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吉米亚宁。
越南方面在场的有国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孙光阀，副总理武元甲，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长征、阮维祯、范雄和其他领导人员。
胡志明主席和伏罗希洛夫主席互致问候。
接着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南海万尺高空
伏老致电胡主席祝寿
据新华社河内20日电
伏罗希洛夫主席5月19日在从印度尼西亚到越南途中，从苏门答腊上空的图一一○四喷气式专机上，打电报向胡志明主席祝贺，因为5月19日是胡志明主席六十七岁的生日。
伏罗希洛夫在这封电报里对他们赶不及在胡志明的生日的时候到达表示遗憾。
电报说：
“但是不顾无情的时间，我们还是可以在一万零两百公尺的高空和每小时八百公里的速度中祝您健康、长寿，祝您在工作和建设新生活中取得许多更巨大的胜利。”

广泛宣传世界青年联欢节
我国组织朝中蒙苏长途接力
新华社20日讯
一个为了迎接第6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而举办的朝、中、蒙、苏四国长途接力正在组织中。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青年团中央、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体育运动委员会等单位已联合组织“第6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朝中蒙苏国际长途接力中国境内指挥部”，负责组织和指挥这一个长途接力活动。
这个国际长途接力，是根据联欢节国际筹委会的决定而组织的。
联欢节国际筹委会在今年01月间举行的常设委员会会议上决定在欧亚两洲组织六路国际长途接力，以便在青年中广泛宣传联欢节和它的意义。
中国参加联欢节筹委会经过和朝鲜、蒙古有关方面磋商后，已经决定从6月05日至18日组织在中国境内的长途接力。
06月05日在安东中朝边境从朝鲜方面接来接力棒，经过辽宁、河北两省和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于18日在靠近二连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扎门乌德交给蒙古方面。
这一段接力将经过三十个县市，全长约一千八百公里，准备用跑步、摩托车、自行车、跑马等各种方式进行。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新义州，我国的安东市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扎门乌德三地将举行边境青年会见等活动。

抗议南越政府迫害华侨
南越吴庭艳政府迫害我国在南越华侨的非法行为，正在变本加厉。
一年来侵犯华侨正当权益、剥夺侨胞基本人权的事件，在南越不断发生。
早在去年03月间，南越政府就首先剥夺了华侨和祖国的通信自由，宣布停止收受一切寄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邮件，隔绝侨胞同祖国的往来。
接着在去年08月21日，南越政府又颁布了歧视华侨国籍的法令，强制规定在此以前及以后在南越出生的华侨都要作为南越国民，企图把南越华侨中近半数约五十万土生侨胞强迫改为南越国籍。
为了实现这一阴谋，南越政府在经济上、文化上曾对侨胞施加各种限制和压力。
先在8月30日明令在南越的华侨中等学校必须由越南籍的人担任校长，9月06日又下令禁止外侨经营十一种重要的工商业。
今年03月间又开始了不包括土生华侨在内的华侨总检查，4月宣布土生华侨的外侨身分居留证一律作废，并胁迫他们必须在今年05月09日以前把这项居留证缴回；
过期即“不合法”。
目前，南越政府正在加紧强迫广大土生侨胞改变国籍。
这一切说明南越政府毫不顾及广大华侨的合法权益和他们自愿选择国籍的愿望。
南越政府的这种非法行为，已引起南越侨胞和我国广大人民的极大愤慨。
我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已就这个事件发表声明，表达了我国政府和人民对南越侨胞的关怀和对南越政府的严重抗议。
南越政府强迫改变土生华侨国籍的行为，是违反国际法和基本人权的。
1930年海牙国际法公约的总则中，曾明文规定每一个国家所制定的关于任何人为其国民的法律，只有在与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和普通的国际法律原则不相冲突的情况下，其他国家才予承认。
而作为国际公认的联合国人权宣言，对于国籍问题就有这样规定：
“人人有权享受国籍，任何人之国籍不得无理褫夺”。
显然，南越政府关于改变南越土生华侨国籍的法令，正是粗暴地违背了这些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原则精神。
我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声明强烈谴责南越政府的这一片面决定，是有充分的法律根据的。
在解决南越侨胞的国籍问题上，我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在声明中，主张在尊重华侨本人志愿的基础上经过有关国家协商的原则。
这不但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的原则精神，也完全符合各国人民通过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正当要求。
南越政府近一年来加紧迫害华侨和强迫我广大土生华侨改变国籍的行动，并不是偶然的。
随着国际局势的走向缓和，南越广大人民要求摆脱美国控制、实现日内瓦协议的愿望也有所发展。
采取投靠美国政策的吴庭艳政府，在政治上日益不得人心，经济上也更加困难。
因此它想通过迫害华侨的作法，一方面转移南越人民对于它勾结美国分裂越南的不满情绪，并企图以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继续讨好美国，另一方面打击华侨的合法经济利益，来缓和日益加深的经济困难。
此外，南越当局还透露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要华侨青年充当炮灰。
南越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陈忠庸在去年09月24日曾对记者表示，吴庭艳政府打算在这些华侨被认为是“越南公民”以后，征召他们服兵役。
南越当局迫害华侨的阴谋活动，得到了美国的默许和支持。
05月07日美联社记者戴维斯就曾自华盛顿传出美国对南越当局迫害华侨的看法：
“它觉得在外国出生的华侨取得出生国的国籍是有好处的”。
这就暴露了吴庭艳集团和美国之间的丑恶勾当。
南越广大侨胞为自己的生存和合法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
他们的背后有着六亿人民的强大祖国。
我们向南越政府提出警告：
任何迫害我国侨胞而引起的一切后果，必须由南越政府负全部责任。

捷举行地方政权机构选举
选民热烈投票选举民族阵线联合候选人
新华社布拉格20日电
捷克斯洛伐克全国各地的八百多万公民在5月19日选举了州、县，市等各级人民委员会的委员。
根据捷克斯洛伐克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消息，到当天上午十时为止，全国登记的选民就有几乎58％都已经投了票，有的州达到67％以上。
这次选举是在“为社会主义与和平而奋斗”的口号下进行的。
选民们在选举中纷纷表示，投民族阵线联合候选人名单的票就是“投幸福的未来的票”。
在这次选举中，候选人共有二十一万六千零九十一名。
这些候选人的候选资格是经过选民在多次会议上讨论过的。
在这些候选人当中，有64.6％是直接参加生产的工人和农民；
约有44％的候选人是非党人士。
妇女占候选人的16％以上。
（附图片）
05月19日，捷克斯洛伐克举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委员的选举。
这位青年母亲，娥尔嘉·克契玛佐娃，抱着她的孩子，投了“幸福的未来的票”　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传真照片（新华社稿）

捷政府代表团赴民主德国访问
据新华社布拉格20日电
以西罗基总理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20日由布拉格动身前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访问。

日本考古代表团在我国各地参观访问
本报讯
以著名考古学家、日本学士院会员原田淑人教授为首的日本考古代表团，正在我国进行参观访问。
日本考古代表团是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来我国参观考古研究机构和最近发掘的文物与遗迹的。
此外还进行学术文化交流的活动。
考古代表团在4月17日抵达我国广州。
来北京以前，曾在上海、杭州、南京、济南等地访问。
代表团在4月29日到达北京后进行了紧张的学术活动。
先后参观了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馆陶瓷馆和周口店，并在北大历史系、考古研究所和科学院举行了三次座谈会。
原田团长5月06日在北京大学历史问题讲座上作了“从考古资料看中日文化关系”的讲演，用丰富的史料，论述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
代表团在北京参观访问以后，分成两路到各地参观。
一路为团长原田等五人10日离京，赴西安、洛阳、郑州、安阳等地参观。
一路于12日到敦煌、兰州、西安、成都参观。

河内热烈欢迎国宾
本报记者
河内人这两天特别兴奋，昨天（5月19日）刚庆祝过胡志明主席六十七岁寿辰，今天，又迎接不远万里而来的国宾——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按理现在的气候正是盛暑，但昨夜连绵的雨水却把近日以来的酷热吹散，显得凉快宜人。
人们说：
河内的气候也在欢迎高贵的客人。
从清早开始，穿着节日盛装的十五万河内人打着采旗、拿着鲜花，兴高彩烈地涌向街头，涌向通往嘉林机场的大道两旁。
从行豆街、潘庭逢街到雄王街等林荫大道上，千万面大大小小的红旗迎风飘扬。
龙编桥头搭起了两座轻巧、美丽的彩牌楼，紫红色的边柱，深绿色的顶盖，上面悬着醒目的红色横幅。
装置在街头上的扩音器，不时的放送着苏联的著名歌曲和“伏罗希洛夫之歌”。
嘉林市区几乎家家门前都挂上了红旗和巨大的欢迎横额。
机场上，站满了欢迎的人群。
这里有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官员们，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越南劳动党、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们，有河内市的工人、学生、干部和市民们；
为了欢迎这位年高德劭而不辞辛劳远道来访的伏伯伯，最近，从中、越边境到边海河畔的北越十七个省的人民，也都派来了自己的代表。
河内机器制造厂的工人正在安装由列宁格勒运来的机器，他们的主要车间将在伏伯伯参观工厂的那天投入生产。
抗战期间访问过苏联的越南人民军战斗英雄罗文球、土族诗人农国镇，不久前才从苏联学习回来的留学生和技术工人等也来欢迎。
人们兴致勃勃地谈着“联苏”（越南话苏联）就像谈论着自己的邻邦和亲人一样。
对于越南，苏联不仅是新世界的开路先锋，还是最亲切的兄弟和知己。
且不说10月革命对于越南革命的深远影响，越南的年青一代都能记得苏联兄弟对越南抗战强有力的支持和声援；
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英勇斗争和伟大胜利，曾鼓舞过多少越南儿女为消灭最后一个法国侵略者而奋勇作战，在越南的敌后游击区和奠边府前线，也曾屡次出现“卓娅”和“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
裴氏菊、阮氏膻、瞿正澜……。
印度支那半岛和平恢复以后，苏联立刻提供四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帮助越南医治战争留下的创伤；
而最使越南同志感动的是同他们共甘苦的苏联专家。
这些生长在寒冷地带的“塔瓦里希”（同志）不顾烈日的曝晒、蚊蚋的叮咬，同他们一起爬山越岗、过河淌水，勘察地下的宝藏，帮助建立近代化的工矿企业和消灭疾病。
胡志明主席照例静悄悄地进入机场，但仍然很快地被发现了。
人们热情的唤着“胡伯伯”，叫着，跳着；
掌声像一阵阵轻雷，滚过机场。
胡主席穿一身米色卡叽布制服，着一双汽车轮胎做的“抗战鞋”。
精神矍铄，健步如飞。
他面色红润，炯炯有神的眼睛闪耀着喜悦的光芒。
9时40分，一架银色的飞机由远而近，七千多双眼睛迎望着它盘旋下降。
欢迎的人群挥舞着手中的花束和红旗，还有通帽，头巾……形成一片彩色缤纷的浪潮、欢呼的波涛。
胡主席攒着双手，显得有点激动，也许他期待会见的心情比别人更急切，因为对于他，伏罗希洛夫主席不仅是一位国宾，还是一位亲密的朋友。
早在1924年间，胡主席第1次访问苏联的时候他们便相识了；
1955年他们在莫斯科再度相逢；
而今天又要在这里聚首了。
飞机着陆了，容光焕发的伏罗希洛夫主席出现在机舱门口，胡主席急步迎上前去，亲切地唤道：
“克里门特·叶弗列莫维奇！”
于是两位老朋友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
伏罗希洛夫主席和胡志明主席一起检阅了由越南人民军最优秀的战士们组成的仪仗队。
他们带着从1946年首都保卫战一直到奠边府战役的荣誉前来接受为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敬仰的功勋赫赫的苏联元帅的检阅。
随后，两位元首来到了欢迎者的面前，当走到苏联使节和专家行列跟前时，胡主席用俄语说：
“我这个译员用不着了！”
两位老朋友会心的欢笑，感染了欢迎的人群。
七千人的欢迎行列不是很短的。
两位元首来到了欢腾的群众前面。
一位京族老人潘功寿捧着一束鲜花献给伏罗希洛夫，贵宾同他进行了一段短促的谈话：
“请问你高龄多少？”
“六十八了。”
“还年轻，您的胡须比岁数还长！”
“谢谢，祝您长生不老！”
这时胡主席就站在旁边，听到这些对话以后，也同两位老人一起笑了。
一辆环饰着莲花的敞篷汽车停在机场正中，两位元首互相谦让着走上去，胡主席请伏罗希洛夫过嘉林去河内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府休息。
在龙编桥那一边，更长的欢腾的行列在等待着贵宾。
　
（5月20日）

波兰党九中全会闭幕
通过了关于“党的目前任务”的决议
新华社华沙19日电
据波兰通讯社报道，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18日在这里闭幕。
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党的目前任务”的决议。
据会议公报指出，在讨论哥穆尔卡的报告时，发言的中央委员共有四十二人。
哥穆尔卡作了总结发言。
会议在讨论了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罗曼·诺瓦克提出的报告以后，通过了关于党对前公安部机构的偏差应负的责任的决议。
罗曼·诺瓦克是代表在八中全会上成立的一个委员会提出报告的。
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耶日·莫拉夫斯基在会上报告了统一工人党第3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全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在1957年12月召开党的第3次代表大会，并且决定成立两个委员会，分别负责起草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和关于党章的修改草案。
这两个草案至迟要在今年09月提交中央委员会，并且将在中央委员会通过后提交全党讨论。
这次中央全会决定，由于政治局委员奥哈布担任了政府农业部长的职务，解除他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全会选举耶日·莫拉夫斯基和泽农·克利什科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
据会议公报宣布，这次全会的各项决议将在日内公布。

苏联人热情迎接青年联欢节
音乐家赶作新歌曲　厨师学做外国菜
哈萨克斯坦学生准备驾摩托车来北京
联欢节期间，莫斯科的国家百货公司、中央百货公司和其他各大商店都要专门辟出一条长长的“礼品走廊”。
在这里能买到纪念章、徽章、像片簿、饰物等等。
目前全苏各地都在精心制作具有民族风格的美术品，以便让参加联欢节的客人们能够为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带回有纪念意义的礼物。
各地所生产的供联欢节用的丝织头巾如果排列起来，可以绕地球两周，仅仅在莫斯科制作的联欢节纪念章就有六百万个之多。
此外，还有琥珀别针、手镯、项链、眼镜盒、钱包、象牙雕刻、针织品等，仅立陶宛一地就准备制作十万件。
哈萨克斯坦大学的学生为了庆祝青年联欢节，准备举行一次从阿拉木图到北京的摩托车友谊赛。
他们在到达行程的终点后将访问北京大学，并且和在中国学习的苏联哈萨克族学生会见。
苏联作曲家们正在创作大量歌曲，献给青年联欢节。
著名作曲家、“世界民主青年进行曲”的作者诺维科夫最近作成了“让我们交个朋友”，另外一位作曲家菲利平科写了一首“和平之歌”。
苏联作曲家出版社已经从作曲家们写好的五百多首新歌中挑选出三十八首准备出版。
为联欢节创作歌曲的还有大批非职业性的作曲家，他们写出了许多具有各种不同风格的新歌，像引人注意的新歌“友谊”就是莫斯科电灯泡厂的钳工库尔古佐夫和工程师泽斯林共同创作的。
莫斯科在联欢节期间约有八十个食堂和七个餐厅供应来自各地青年用膳。
代表们在这里不仅能吃到美味的俄式大菜，也能吃到法国的、中国的饭菜。
苏联厨师们正在学习各民族的烹调技术。
五百个烹调专家已经从各个共和国汇集到莫斯科来学习。
食堂和餐厅的服务员因为要和外国客人打交道，也已经分别组织起来学习外国语言。
　（新华社）（附图片）
这是莫斯科“三山”纺织厂美术家季斯里娜（左）和切尔托科一起在检查青年联欢节的纪念头巾样品
（特列皮托夫摄　塔斯社稿）

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同知识界人士谈心
新华社20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的许多知识界人士5月19日在莫斯科附近的政府别墅里，同苏联政府和共产党的领导人一起消度了一个星期天。
这些人中有作家、画家、雕刻家、作曲家和戏剧界人士。
他们是应苏联政府和党中央的邀请而来的。
接待客人的有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苏斯洛夫、赫鲁晓夫、勃列日？
夫、谢皮洛夫、福尔采娃、什维尔尼克，以及苏共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们。
会上，宾主热烈交谈。
谢皮洛夫、赫鲁晓夫、米高扬和作家费定、苏尔科夫、索波列夫、西蒙诺夫、伊萨科夫斯基、考？
楚克，艺术家约甘桑，作曲家赫连尼科夫等共十五人都先后讲了话。

苏联科学家发现
大量睡眠能治疗未老先衰
新华社莫斯科20日电
据苏联科学家斯·布莱恩斯教授最近说，未老先衰和性机能衰退的人通过大量的睡眠可以得到治疗和恢复。
布莱恩斯5月18日在莫斯科一家报纸上发表文章说，个人卫生和有规律的饮食对防止未老先衰是重要的，但是他强调说人们到现在为止在研究这方面问题时对睡眠的重要性是估计不足的。
他举例说，动物可以忍受饥饿多至三十天，但是缺少睡眠却能使它们在十天内死亡。
布莱恩斯认为，人的衰老是由于大脑皮质中主要神经机能过度紧张而造成的。
苏联科学家们曾经通过使神经系统过分紧张的办法使得年轻的老鼠和猴子性欲消失，毛发脱落，肌肉衰退。
后来又用人工睡眠疗法使这些先衰的现象消失。
布莱恩斯教授曾经对一只已经活了十五年、衰老不堪的狗进行了三个月的人工睡眠疗法之后，使它恢复了健康。
现在这只狗已经活了二十一年，它对环境的反应，它的性机能逐渐恢复并且一直保持到现在。
布莱恩斯说，他深信这种治疗办法将有助于人类。
布莱恩斯的文章是苏联目前正在鼓励进行的延年益寿的研究工作中的一部分。
莫斯科已经建立了一个防老延年的研究院。

荷兰代办司曼离京回国
新华社讯
荷兰王国驻我国代办司曼已奉调在18日离开北京返国。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我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倬如等人。

佐利组成意大利新阁
班底由天主教民主党人包办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
在试图重新组织由天主教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共和党和自由党联合起来的所谓“中间派”政府失败以后，天主教民主党上议院议员阿多内·佐利19日组成了完全由天主教民主党人担任部长的少数派政府。
据法新社报道，观察家们对这个新政府的执政能力表示怀疑。
因为，天主教民主党在议会中只占40％的议席，而且，佐利的班子本身就是天主教民主党内部派系斗争的产物：
任总理兼预算部长的佐利在党内是中间偏左派，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朱塞佩·贝拉是有名的右翼领袖，而任司法部长的基多·戈内拉却是所谓左派的代表。
戈内拉曾经争取副总理的职位而没有成功，后来决定由他兼负“协调宪法”的责任，才勉强把班子搭起来。
佐利现年六十九岁，是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被墨索里尼判过死刑，幸而保全了性命。
在意大利历届政府中，他曾先后担任过财政部长、预算部长和司法部长等职务。
据宣布，佐利内阁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持意大利的政治局面，以待十一个月以后举行大选。
在外交政策方面，这个政府保证大力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欧联盟。
新政府将在月底以前要求议会两院举行信任投票。
在政府危机期间，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都曾经表示反对组织天主教民主党一党政府，因为这只会使意大利的政治局势更加混乱。
在佐利新阁组成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宣布，共产党将同天主教党力图在意大利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专断独行的行径斗争到底。

印锡两国总理发出紧急呼吁
要求立即停止核武器试验
重申忠于万隆会议原则　主张联合国接纳中国
据新华社新德里20日电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科伦坡消息：
印度总理尼赫鲁和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今天发出“恳切的和紧急的呼吁，要求在原子核和热核试验爆炸完全取消以前立即停止这种试验爆炸”。
两国总理在科伦坡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这样的停止不但会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且会促使对裁军问题进行有效的考虑。
声明说，两国总理“关心到苏联、美国和联合王国为试验目的继续爆炸原子核和热核武器而对人类造成的有害的和无法预测的放射作用影响的当前直接后果”。
他们对有关的大国还没有决定停止它们在这方面的“危险行动”表示遗憾。
声明说，“他们重申他们忠实于关于国际关系的五项原则，即为万隆会议通过的原则所体现并且发挥的潘查希拉。
他们确信，如果按着这些原则的精神办事，那就会有可能建立各国之间的合作、谅解和友谊，（这些国家当中的许多国家有着意识形态的和其他的分歧。）
这种态度也将缓和世界紧张局势，并且有助于避免在今天威胁着世界的严重的冲突。”
两国总理对于苏伊士运河正常通航感到安慰和满意。
但是他们对于“西亚某些地方的情况深感忧虑。”
声明说，“这个地区的问题只有通过让这个地区的国家的人民根据他们的愿望自由解决他们自己命运的办法才能解决。
要是强行建立外交界的权力就只会使紧张局势不断存在下去，使这些问题尖锐化。”
声明说，两国总理承认联合国作为争取世界和平的工具的重要性。
为了发挥有效的作用，联合国必须具有代表世界大家庭的充分代表性。
联合国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违反宪章的基本原则，并且还损害了联合国的作用。”
两国总理祝贺加纳人民获得独立，并且期望马来亚人民也获得独立。
两国总理相信，自由地区将会扩大，并且仍然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的国家不久将获得他们的自由。
他们强烈地反对一切侵略和把“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重新强加于人民的企图。

吴努主张重开亚非会议
指出缅甸和中苏关系良好
新华社20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20日讯：
缅甸总理吴努在同“星火”杂志特派记者的谈话中主张召开第2次亚非会议。
这次谈话的全文将刊载在最近一期的“星火”杂志上。
吴努说，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件事必须立刻见诸实行。
有些国家目前正忙于内部事务。
因而最好是再等一些时候，好使新的会议能像第1次会议一样，具有同等的代表性。
记者问吴努总理，他认为他生平最重要的事件是什么。
吴努回答说：
缅甸的获得独立。
吴努在谈到缅甸的建设时说，新的国家发展四年计划的完成，将使缅甸朝这个目标迈进一大步。
关于缅甸同苏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合作的前景，缅甸总理说，尽管缅苏两国政治制度不同，两国进一步发展政治合作是完全有基础的，因为我们两国执行同样的外交政策原则。
他说，至于我们两国的经济合作，前途是很光明的。
他指出苏联农业专家帮助缅甸解决许多农业问题的事例。
他对两国文化合作的前途也作了同样良好的估价。
吴努还指出缅中两国关系的良好发展。
缅甸总理对裁军问题表示意见说：
裁军是非裁不可的。
不裁军就是战争，再没有其他的道路。

哈达在中苏门答腊讲话
表示敬佩“雄牛师”集团
新华社雅加达20日电
据安塔拉通讯社报道，哈达今天将要回到雅加达。
昨天他在中苏门答腊的一个群众集会上讲话，对背叛中央的“雄牛师委员会”的“成就”表示敬佩。
在这次集会和早些时候举行的另一次大会上，所谓“雄牛师委员会”的主席侯赛尼和进行军事割据失败的西姆波朗也都讲了话。
他们同哈达一样，否认他们背叛中央的行动是分裂主义的活动。
西姆波朗还说，“有哈达这样忠实的领袖”，他很庆幸。

希腊学生在首都雅典举行示威游行，反对英殖民主义者，在塞浦路斯的暴行。
　（新华社稿）

土军在叙边境备战
据新华社20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
据“群众报”5月18日报道，“集结在叙利亚边境上的土耳其军队正在掘壕沟，建筑许多小型机场，美国制造的喷气轰炸机和战斗机正在从这些机场起飞。”
“群众报”说，叙利亚的“保卫亚历山大勒达州委员会”在一份给有关当局的电报中强烈抗议这个
“对中东和平和安全的威胁”。

“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空谈
美国妇女政治地位可怜
据新华社讯
美国全国女律师协会前主席斯普林格最近在洛杉矶发表演说时说，美国的妇女现在占选民的一半以上，并且占美国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以上，但是她们在政府领导工作中却相对地没有地位。
斯普林格的演说发表在不久前出版的“当今重要演说”杂志上。
她说：
在美国国会和最高法院的进口处刻了这样的话：
“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但是，在有权作出最后的司法决定的最高法院中从来不曾有过一个女法官。
在立法方面，新任第85届国会的五百三十一名议员中只有十六个人是妇女——比去年的最高纪录少一个人。
在行政方面：
美国总统的内阁现在仍然是清一色的男人。
她接着说，州政府的情况也并不好一些。
美国目前没有一个州的州长或者领地的总督是妇女。
某些州议会中连一个妇女也没有。
而且有一些州仍然把妇女同疯子和罪犯一样排斥她们在法院的陪审团中工作。
大多数的州连一个女法官都没有。
在美国总共大约有五十位女法官，但是她们全部都在下级法院中工作。

意大利的政府危机
　黄赓
1955年07月06日上台的塞尼政府已于5月06日垮台。
垮台的直接原因是社会民主党退出政府，使政府在议会中丧失了多数。
但其根本原因，和历届意大利政府的倒台并无不同，是由于塞尼政府无能解决国内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并且不执行符合人民利益的外交政策，引起广大人民不满而造成政府联盟内部分裂的结果。
塞尼政府共执政二十二个月，同战后意大利历届短命政府相比，时间算是相当长的。
这是因为在国际局势趋向缓和以及意大利人民要求向左转的强大压力下，塞尼政府曾经被迫采取了一些较开明的措施，如：
废除谢尔巴政府镇压民主组织的反动措施；
宣布遵守宪法并成立宪法法院；
颁布防止大垄断资本家逃税的税收法令以及通过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利益的石油法案等。
议会中的强大的左翼党派共产党和社会党在这些活动上给了塞尼政府以支持。
然而塞尼政府的这些措施执行得既不彻底，因此并未能根本解决国内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关于宪法规定的耕者有其田条款和1950年国家颁布的“征收土地”的法令，在代表大地主利益的自由党人和天主教民主党右派的阻挠下根本未能执行。
两年来意大利国内全失业和半失业人数仍然超过四百万。
生活指数不断上升，而工人和农业工人的工资的增加却远远落在后面。
同时垄断集团在1956年获得了巨额利润，较1955年增加了31.6％。
为军火工业资本家从中获取利润的订货还在不断增加。
1957年度的国防预算较去年又增加了五百五十七亿里拉，这进一步加重了广大人民的负担。
意大利的反动垄断资本集团并不以此为满足。
去年02月意大利工业、商业、农业的三个垄断资本家协会联合组成了垄断资本家协会联合会，以便对塞尼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使它更向右转，阻止宪法的实现并将公众事务的领导权更进一步地集中于地主和大资本家的手中。
自此之后，塞尼政府就明显地日趋反动。
去年下半年，波匈事件发生后，反动势力发动大规模的反共运动，并大批解雇国防部领导的军事企业中的进步工人，同时又利用社会党的合并问题，破坏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团结，这样来打击意大利民主进步力量，以便镇压国内强大的人民运动。
今年年初，塞尼政府又采取许多反动措施，如：
任命法西斯分子、垄断组织的代表托格尼为国家投资部部长，提出给地主更大权利的土地租佃改革法案，增加税收等。
同时它不断阻挠宪法规定的民主原则的实施。
塞尼政府这些措施激起了意大利广大人民的不满。
共产党在人民中间的威信有了新的增涨。
这表现在最近举行的地方选举中。
尽管反动派竭力削弱意共的力量，但是在二百一十二个地方选举中意共的选票却有了增加：
如在那不勒斯获选票25.1％，比去年增加3.3％，在利米尼获选票36％，比去年增加1.5％。
社会民主党的票数减少了。
抛弃了同意共统一行动的公约而向右摆的社会党也失了不少选票。
同时，意大利工人运动也日益高涨，今年头五个月中，罢工事件不断发生，范围亦极广，如铁路工人、烟草工人、制盐工人、半国家性质机关职员、社会救济事业机构工作人员、邮电员工、农业工人等都先后举行罢工。
就在塞尼辞职的同一天，八十万建筑工人还举行了要求增加工资的大罢工。
农民运动也此落彼起，蓬勃发展。
左翼党派最近曾发动了四百万农民争取改革租佃制度的斗争日。
意大利进步力量的增长和蓬勃的人民运动的压力，使塞尼政府面临重重的危机。
03月中议会辩论政府提出的企图使地主可以自由解雇农民的土地租佃改革法案时，引起了各党派之间的激烈斗争。
左翼党派坚决反对该法案。
极右的党派则因为法案还不够反动而反对。
天主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内部也陷于分裂。
代表一部分农民群众、以巴斯多莱为首的天主教民主党工会派和社会民主党的左派不敢表示赞成。
这样，赞成这个法案的只剩下自由党、天主教民主党右派和社会民主党右派。
塞尼政府只好将该法案暂时搁置。
塞尼委任托格尼为部长的措施更促进了政府联盟各党派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
四党联盟中的共和党（在下院占五席）看到形势发展对联盟不利，以自参加联盟以来从未获得一个部长职位为理由，宣布退出联盟。
这使塞尼政府在下院只剩一票多数，已经摇摇欲坠了。
人民运动的发展和左翼力量的增长，也促进了政府联盟中的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分裂。
社会民主党的党员群众对于社会民主党继续支持塞尼政府的右倾政策越来越表示不满，许多基层党员纷纷要求社会民主党尽速退出不得人心的塞尼政府，同社会党合并。
社会民主党书记马特奥蒂也提出了这个主张。
在遭到萨拉盖特的反对之后，他和执行委员会其他委员一起辞职，并扬言将在党代表大会上以一个新的“派别”出现。
萨拉盖特看到不妙，因此一反过去的态度而在5月05日宣布社会民主党退出政府。
这就直接造成了塞尼政府的危机。
天主教民主党和自由党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在促使塞尼政府倒台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
两党虽然都主张追随美国，但天主教民主党（特别是左派）顾虑到基层群众的压力，希望在追随美国的同时保持较多的“自主”，在西方联盟中有一定的“地位”，这与自由党一味追随美国的作法在程度上有所不同。
早在苏伊士运河问题发生时，塞尼政府内部意见便不一致。
以外交部长马蒂诺为首的自由党主张意大利跟美国走，但天主教民主党内以格隆基为首的左派以及在亚非地区有经济利益的一部分商界人士则认为意大利应采取一个不得罪埃及的独自的立场，以提高意大利在地中海的地位和发言权。
马蒂诺在运河问题上采取的态度遭到了天主教民主党内左派以及许多有影响的人物的激烈抨击，形成天主教民主党和自由党之间的严重摩擦。
马蒂诺最近在波恩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上表示同意意大利不参加为研究欧洲安全和德国统一而设立的西方委员会一事，再度引起天主教民主党右派以外的各派的攻击。
他们认为马蒂诺所奉行的对外政策已使得意大利在与其西方盟国关系中丧失了“自主”。
据西方报纸消息，政府联盟在外交政策上的这种分歧，是造成塞尼政府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塞尼辞职以后，意大利总统格隆基因无法调和联盟内部矛盾，任命天主教民主党的所谓稳健派的议员佐利组织一个天主教民主党的少数派政府，以便维持到下届大选，并谋在大选前使议会通过欧洲共同市场条约。
佐利已在19日凑成了他的班底。
这将是意大利战后基础最不稳定的一个政府。
塞尼政府的垮台和组织一个新的所谓“中派联盟”政府的活动的失败证明，意大利的人民力量非常强大，他们要求政府改变政治方针以彻底实现宪法的原则的呼声比以往任何时候来得更加强烈。
意大利统治阶级要不顾他们的意志是愈来愈困难了。

撒哈拉沙漠的肮脏交易
美国和法国正在对非洲的撒哈拉沙漠的石油资源进行肮脏的交易。
据“纽约时报”报道说，撒哈拉沙漠中的沉积盆地有三百万平方英里左右，像美国一样大。
在这里，已经找到十五处油苗，它们散布在从大西洋边一直到红海沿岸的三千多英里宽的地区内。
在阿尔及利亚中部，已经发现了大量的石油，估计埋藏量达到六亿桶。
在阿尔及利亚北部和摩洛哥也发现几个较小的油田。
到目前为止，在被认为最重要的油田的哈西·默沙乌特地区内，法国政府和阿尔及利亚殖民当局合办的一个公司，已在今年01月间建成一口深达一万一千英尺的油井，现在每天产量达到八千桶。
油的质量很好。
另外，在阿尔及利亚东南部的弗拉脱斯堡地区也钻了两口井，其中一口井每日的产量为四百八十桶。
这里的石油不必经过精炼，就可以供柴油机应用。
另据苏联“新时代”杂志一篇文章说，从撒哈拉沙漠的地质结构看来，这里的油田可列入世界最大的油田之中。
每年的石油产量可以达到六千万吨。
据“纽约时报”说，法国政府计划今后三、四年中在这个地区投资六亿美元，（包括兴建一所利用阿尔及利亚的铁矿制造油管的炼钢厂在内）希望能在这里取得足以满足法国需要的大部分石油。
美国垄断资本对撒哈拉沙漠的石油也是垂涎三尺的。
法新社本月06日引美国的一个“权威人士”的话说，美国对撒哈拉的石油资源“怀有很大的兴趣”，而且要法国和美国资本“进行有利的合作”，说什么“美国公司从来对可靠的企业是不乏投资的资本的”！
而法国也希望以撒哈拉的石油为代价，来换取美国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对法国的支持。
法国“人道报”4月24日报道说，法国共和国参议院的预算总报告员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由于已把最后的粮秣消耗干净，政府……对于在暗中酝酿的日益逼人的要求让步了，例如开始向（美国）路易斯安纳州的某些外国巨商出卖撒哈拉石油租让权”。
法美两国在做这笔“交易”时显然是不把有关的非洲国家放在心上的。
（高晋元）

日社会党抗议美国包庇凶犯
日本驻军工会决定发动罢工反对美军剥削
新华社20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社会党军事基地对策特别委员会的代表，今天上午访问了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和远东美军司令部，抗议美国国防部命令远东美军当局不把在相马原杀害日本农妇的美国兵哲腊德交给日本审判，并且要求美国收回这项命令。
日美联合委员会曾经在5月16日作出决定，要把哲腊德交给日本方面审判，但是美国国防部次日就发出了违背这项决定的命令。
新华社20日讯
横滨消息：
拥有一万一千八百多名会员的日本驻军工会，为了反对驻日美军当局新的剥削措施，决定在5月下旬到6月下旬的期间内举行罢工。
驻日美军当局在今年04月02日提出了新的日美劳务基本合同，这个合同实质上是要降低工资，并且使劳动条件恶化。
日本驻军工会19日在横滨举行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罢工的决定，并且授权工会总部领导这次罢工，罢工的具体计划将由中央斗争委员会决定。

李承晚军靠近停战线
举行原子战演习
新华社平壤20日电
汉城消息：
据南朝鲜陆军当局宣布，李承晚军队第27师5月17日曾经在朝鲜西部停战线附近举行了“机动原子战演习”。
李承晚军方发言人说，第27师在过去三年中一直在进行试验性的改编，以便使它成为一支“原子时代的部队”。
李承晚为了实现他的原子战争计划，曾经不断向美国要原子武器，美国国防部已经在5月14日宣布要把原子武器运到南朝鲜。

沙伊两国国王发表联合公报
同意尽力团结阿拉伯国家
叙“群众报”认为公报内容自相矛盾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
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同伊拉克国王费萨尔在巴格达举行会谈以后，18日发表联合公报说，两国“同意维护阿拉伯联盟的原则、集体安全公约的原则以及联合国和万隆会议决议的原则”。
公报说，双方决心“反对外国干涉内政，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反对破坏性的理论和威胁着阿拉伯国家的帝国主义危险”。
双方决定“继续执行两国在过去缔结的条约和协定”。
联合公报还说，“双方同意尽一切力量团结阿拉伯国家的队伍”。
“双方一致认为，任何阿拉伯国家都不应该干涉另外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内政”。
公报说，巴勒斯坦问题的最后解决是“再一次恢复中东的和平和稳定的唯一方法”。
双方同意保障阿拉伯国家在亚喀巴湾的权利，并且决心尽力防止以色列侵犯这种权利。
他们还保证要尽可能支持“为独立和自由而斗争的阿尔及利亚人”。
沙特国王是第1次作为国家元首访问伊拉克，这两国的王室之间一向有宿仇。
最近以来，美国竭力促使这两个国家接近，企图在中东组织一个亲西方的阿拉伯集团，孤立埃及和叙利亚，以便在中东地区推行艾森豪威尔主义。
参加巴格达条约的伊拉克被分派为这个计划的执行者。
但是，据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
巴格达外交界人士认为，沙特在参加西方联盟的问题上同伊拉克国王费萨尔和首相赛义德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他们认为，沙特不愿意过分卷入西方联盟的表示，使约旦国王取消了他原定要参加这次巴格达会谈的计划。
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会谈联合公报在叙利亚舆论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官方没有发表任何评论，进步报纸发表社论表示反对，而被认为是保守的报纸只是刊载了这个公报避而不发表评论。
“群众报”指出，伊拉克—沙特阿拉伯联合公报避而不谈积极中立主义，却表示要对所谓颠复性学说、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但是怎么能同意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呢？
怎么能相信帝国主义的巴格达条约的一员伊拉克会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呢？
“巴拉达报”指出，阿拉伯各国已经以双边军事协定代替了阿拉伯国家集体防务公约，现在公报说要恢复后者，这对沙特阿拉伯来说等于废弃同埃及缔结的军事协定。
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里法伊对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国王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公报表示欢迎。
他说：
这个公报是哈希姆和沙特两个王族关系中令人高兴的重大发展。
据他说，这一发展，对所有阿拉伯国家有最大利益。

约旦全国阵线领袖到叙利亚避难
据新华社20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
叙利亚“群众报”18日报道，约旦全国阵线的领袖阿卜杜勒·拉赫曼·舒凯尔博士已经到达大马士革，要求把他当作政治避难者。
这家报纸还报道，约旦交通机关的领导人加齐·阿拉比特也在同一天到达大马士革，要求给予政治避难。
舒凯尔在到达大马士革以后对记者说，美国驻约旦大使馆竭尽全力离间约旦同叙利亚和埃及的关系，迫使约旦放弃阿拉伯独立国家的政策。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大使馆首先就利用了约旦现任外交大臣萨米尔·里法伊。
舒凯尔说，约旦现在实质上已经接受了“艾森豪威尔主义”。
他指出，在叙利亚已经被禁止的国家社会党和反动的“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参加了约旦阴谋。

要求禁止氢弹试验呼声日益高涨
日本物理学家表示不参与制造核武器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
日本物理学会的八十位物理学家5月19日在一次会议上通过决议，表示拒绝参与试验和制造核武器的工作。
这些东京、大阪、立教等大学的学者们在决议中表示完全支持十八位西德原子物理学家在4月发表的“戈丁根宣言”，要求禁止核武器。
决议指出，日本政府主张的核武器试验事先登记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种办法不能消除核武器所造成的危险。
决议并且指出，日本首相岸信介不久前在国会里所说日本拥有核武器“不违反宪法”的发言是错误的。
在这以前，已经有汤川秀树等二十五位日本原子物理学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拒绝参与制造、试验核武器。
在英国，代表一万二千名英国科学工作者的科学工作者协会理事会会议5月19日通过决议，要求英国、法国、美国、印度、中国和苏联政府首脑举行会议，讨论禁止制造和使用原子武器。
会议通过的另一项决议对英国政府进行核武器爆炸试验的行动表示遗憾。
科学家们还对拒绝从事原子核武器生产的十八位西德著名科学家致敬，并且希望各国科学家效法他们的榜样。
社会主义者医学协会会议同日也一致通过了反对政府继续进行核武器试验的决议，并且要求立即采取步骤在大国之间就裁军问题取得协议。
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伯特朗德·罗素伯爵在他八十五岁生日（5月17日）的一天在伦敦发表电视谈话说：
他全力反对氢弹试验。
罗素说：
他愿意看到一个大国，最好是英国，向全世界发表一个单方面的宣言：
它将放弃未来所有的试验。
在印度，舆论界反对英国爆炸氢弹的愤慨情绪不断高涨。
许多报纸要求发动反对氢弹试验的强大运动。
议员们也一直在就这个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据报纸消息说，梅农5月22日在人民院提出反对试验的提案时将得到议会各方面的一致支持。
这个提案将吁请拥有原子核武器的国家达成协议，“毫不迟延地停止”一切原子核爆炸。
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刊载美国民意研究所所长盖洛普的一篇文章说，对于要求停止继续进行氢弹试验，美国舆论最近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在美国民意研究所刚举行的民意测验中，有63％的成年人赞成禁止这种试验，而在去年秋天，只有24％的人赞成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提出的关于停止试验核武器的建议。
新华社开罗20日电
据中东通讯社报道，摩洛哥民族运动领袖哈蒂布18日在开罗发表声明，指责摩洛哥政府同美国谈判在摩洛哥建立原子空军基地。
哈蒂布说，摩洛哥人民愿意不受外国势力的影响独立地生活并且坚持积极中立政策。

“金星旅行”的骗局
不久前，华盛顿曾出现一个骗子，用筹集到金星旅行资金的名义，骗取了老处女包宁·高蓓小姐四万美金。
这个骗子名叫哈劳德·巴尼，他曾经告诉包宁小姐说要乘飞碟到金星去作两个星期的旅行，回来后将请她誊写他的“金星见闻录”。
在许许多多的甜言蜜语之下，他卷走了包宁小姐的一切积蓄而“前往金星”去了。
不久之后，据说是从金星上寄来了一个给哈劳德·巴尼妻子的小包裹，包裹里面有一封“金星人的信”，说哈劳德·巴尼已经在金星上旅行中死亡了。
包裹寄来了他的遗物照相机、钱包、信件等等，这些安排是企图使包宁小姐绝望。
可是，由于这位骗子根本就没有离开地球，终于被人揭发了。

阿拉伯联盟石油委员会
反对西方通过非联盟国运走石油
新华社开罗20日电
据“金字塔报”报道，最近在开罗举行会议的阿拉伯联盟石油委员会，已经建议会员国政府禁止阿拉伯联盟国家出产的石油通过非阿拉伯联盟国家运出。
这家报纸指出，这项建议是由于西方计划通过非阿拉伯联盟国家的领土运出石油而提出的。
西方的一些大石油公司最近在伦敦举行会议，讨论建筑一条通过土耳其的油管，以便把伊拉克出产的石油运出。

为什么要取消新生调干助学金
王廷相
根据国务院的指示，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已向全国各高等学校发出通知：
自今年起，凡党政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群众团体、部队的在职人员、复员建设军人、转业军人以及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调干学生，考入高等学校学习后，一律不再给予调干学生人民助学金。
其中如有经济困难的，可以申请一般学生人民助学金。
为了照顾原在高等学校学习，已领取调干学生人民助学金的学生，和原在工农速成中学学习，已领取调干学生人民助学金现考入高等学校学习的学生，继续安心学习，他们的调干学生人民助学金，仍予以保留，发到毕业时为止。
至于产业工人学生人民助学金和一般学生人民助学金的制度，仍按现行规定执行。
取消调干助学金的原因
为什么从今年起取消调干学生人民助学金呢？
自1952年以来，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国家在高等学校设立了调干学生人民助学金。
这对于完成高等学校的招生任务，特别是对于在职干部能够受到高等教育，在物质保证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对在职干部学生发给调干学生人民助学金，在部分家庭经济情况较好或没有家庭负担的干部学生中，也发生了一些严重的浪费现象，甚至有些人抱着学习和工作一样，“一切都得由国家包下来”的不正确的供给制思想，妨碍了对学生艰苦朴素，勤俭建国良好品质的培养。
其次，学习和工作不同，学习是为了今后更好地工作准备条件，它不能直接为社会创造财富。
他们入学后，国家还需另用人员。
因此，除原在学校已领取调干学生人民助学金的学生，因没有准备，需要继续发给外，今后再按不同的干部级别发给调干学生助学金，不仅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
在同学和社会舆论中都会有不好的影响。
同时，在今后高中毕业生已经能够满足高等学校招生需要的情况下，调干学生人民助学金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再次，由于国家的财力、物力有限，在花钱时，就必须把钱用到急需解决的问题上去。
例如在高等学校内部，教学和生活住房拥挤，教学设备也感不足，急需解决。
而调干学生助学金花的钱不少，培养一个调干学生，可以培养两个一般学生。
如果不分轻重主次，再增加调干学生人民助学金的名额，就会影响主要方面的建设。
从以上情况来看，今天取消新生中的调干学生人民助学金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
有人说，没有调干学生人民助学金，这不是堵塞在职干部入学，妨碍他们深造吗？
进不了大学，如何提高自己？
再也当不上专家了。
据说，有的在职干部因此已经产生了消极失望和埋怨家庭负担的情绪。
我们认为，这种情绪是不好的。
因为没有调干学生人民助学金，并不等于限制在职干部去报考大学。
这一点国务院已明确的规定，在职干部如有自愿报考的，并不限制。
他们入学后如果有经济困难时，还可根据不同情况，申请一般学生人民助学金的补助。
这就告诉我们，在职干部在报考大学时，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本身的经济条件出发，如果自己没有家庭负担或者虽有家庭负担但可以不由自己解决，能够坚持三年到五年的学习，那当然是可以升学的。
如果真是有家庭负担，也就不要勉强的去升学。
过去有些在职干部由于自己的家庭负担太重，虽然有调干助学金，也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严重地影响到他们的学习，个别中途退学的也有。
至于不能升学的人，是否能提高自己呢？
我们认为，能到大学里学习，那当然很好。
不能上大学的人，也不要懊悔，埋怨家庭、子女的牵连，应该认识到上大学绝不是唯一提高自己的途径。
在工作岗位上安心的工作，努力自学，同样是可以取得成绩的。
在工作岗位上学习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如有的可以自学；
可以组织互助学习小组，进业余学校；
有的还可以进夜大学或函授学校等等。
总之，在工作岗位上的同志，决不应该因为不能升入高等学校而放松自己的学习。
只要有顽强的毅力，刻苦钻研的精神，经过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总会取得成绩的，也是可以成为专家的。
为什么保留产业工人学生人民助学金
也许有人会说：
既然如此，那么产业工人学生人民助学金为什么还给保留呢？
同是国家的职工，两种不同的待遇，岂不是“厚此薄彼”吗？
我们认为：
第1，由于产业工人与在职干部所处的工作岗位和工作性质的不同，他们所获得的培养和提高的机会也是不同的。
因为产业工人直接参加生产，从事体力劳动，他们的工作一般是比较紧张的。
这样，用来学习文化和提高科学理论知识的机会是较少的。
少数人能坚持自学，达到高中的文化水平应当说的确不容易。
在职干部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们担负的一般都是行政管理和企业管理工作，客观条件较好，只要他们肯于努力，通过各种方式都可以提高自己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
第2，从目前高等学校在校的调干学生及产业工人学生人数来看，据一百六十七所高等学校（不包括高等师范学校）不完全的统计：
领取调干学生人民助学金的学生人数有四万零一百十九人，占学生总数的13.16％。
领取产业工人学生人民助学金的学生人数才有二千五百四十二人，占学生总人数的0.83％。
调干学生比产业工人学生是多得多的。
这说明了国家对于产业工人学生的培养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既掌握了一定生产经验，又具备相当的文化科学技术理论知识，在我们国家建设中，十分需要这样的干部。
鼓励产业工人进入高等学校提高他们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由此看来，为了鼓励更多的产业工人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并且适当解决他们的家庭困难（产业工人一般有较重的家庭负担），在物质上给予帮助，按他们原工资发给一定比例的助学金，是应当的。
我们希望各部门的行政和党、团组织，重视对干部的思想教育，关心对他们的培养和提高。
如有自愿报考高等学校学习的，不要加以限制。
对个别有家庭负担而不能报考的，则应耐心的解释、安慰和鼓励，纠正过去那种“送出去”，“你上学吧！
学校一切都给你安排好了”的不顾干部本身的经济条件，片面鼓励的作法。
在提高和培养干部方面，可以按照干部个人不同的条件和工作上的需要，适当地采取一些必要和可能做到的措施，指导他们自学，成立互助学习小组，或在条件允许下让他们参加业余学校或函授学校学习，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

体育工作中的矛盾在哪里
本报编辑部邀请北京市体育界座谈
本报讯
18日，本报编辑部邀请北京市体育工作者举行座谈会。
到会的有石纫珠（女十二中）、苏士斌（四十一中）、李鹤鼎教授、张文广副教授（北京体育学院）、林启武教授（北京大学）、范政涛讲师、高椿讲师（人民大学）、李鹤云副教授（清华大学）、安景玉（火车头体育协会）、陈朝正（动力体育协会）。
会上，大家揭露了当前体育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矛盾。
体委抓竞赛忽视基层
推行劳卫制困难重重
北京体育学院教授李鹤鼎说：
中央体委只注意竞赛工作，不重视发展基层的群众体育运动工作，这是本末倒置。
体委的领导者带着运动队到各国走走，是会有政治影响的，但是国家体委群众体育司司长陈先也率领乒乓球队出国，而国内许多基层体协即将垮台，劳卫制问题一大堆，国家体委不知怎样考虑的。
人民大学讲师高椿也说：
中央体委不重视普及，单在竞赛上下很大功夫，只注意挑选跳高能跳二公尺的人物。
报纸杂志也只是轰轰烈烈的宣传竞赛。
目前大中小学体育教学不衔接，优秀的运动员后继无人，就是体委没有把竞赛工作和普及工作结合起来，片面强调竞赛的恶果，有些老的体育工作者早在几年前便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国家体委却置之不理。
北京体委不深入基层，不了解下情，不敢管劳卫制，只是发号施令，搞竞赛。
人民大学讲师范政涛说：
劳卫制标准、测验办法都和实际情况不符合，行不通，下面负担很重。
教学大纲要根据劳卫制，劳卫制又多变，使教学工作不好作。
清华大学李鹤云副教授说：
去年俄语学院在劳卫制测验中死了人，事情没有调查清楚，有些领导部门就认为劳卫制不能推行。
当时清华大学95％以上的同学都参加了劳卫制锻炼，一下子就消沉下来，后来又叫恢复，但是至今还没有恢复到60％，这个损失是很大的。
学校领导上
不应轻视体育
在会上，几乎所有的体育教师都指出了学校领导上对体育的不重视和他们受到的歧视。
有的人说，体育教师除了要教课外，还要辅导学生课外活动，指导校代表队，再加上备教案材料、学习，总是从星期一忙到星期七，即使是这样辛勤的工作，在大学里从事三、四十年的体育老教师现在还是一个副教授。
但是，他的学生、二代学生都在同校中成了教授。
在北京的中学体育教师，也有不少是二、三十年教龄的教师，但是在全市的一级教师中，却没有一个是体育教师，即使是二级教师也是寥寥无几。
有人说，北京大学体育教研组要求领导上加强对他们的领导，领导上便派来了一个年轻的党员来当教研组的秘书，由于那个党员不懂业务，因此有时发号施令简直令人啼笑皆非。
有人指出，某中学一个“三好”学生准备毕业后投考体育学院，当他同体育教师商量时，教师鼓励了他，但班主任知道后怒气冲冲地质问体育教师说，他是“三好”学生，为什么要他去考体育学院？
女十二中教师石纫珠，特别提到了女体育教师和老年教师的疾苦。
她说：
按照规定体育教师的产假与其他教师一般，但怀孕五个月以后就不能再在运动场上教学生各种动作了，产后短时期内又不能上课。
老年教师虽然有丰富的教育经验，但不能再在运动场上做动作给同学看，她们怎么办呢？
有些教师沉痛地说，由于这些原因，有的体育教师已准备改行了，年轻的学生在学校中看到了老师的情况，也不愿意将来从事体育工作。
年老的老了、死了，后继无人，将来毛主席提出的“三好”谁来实现呢？
到共产主义社会时怎么能使运动场越来越多，医院越来越少呢？
体委要克服官僚主义
有些人对国家体委和北京市体委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有的人说，体委领导部门官气十足，很少采纳下面的意见，经常是布置多，检查少；
使用多、培养少；
打击多、表扬少。
对体育教师的联系仅仅是裁判工作，即使是要体育教师出来担任裁判也认为是一种“恩赐、提拔”，因此“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在组织竞赛时，国家体委只注意完成任务，而不注意运动员的安全。
在今年04月份举行全国自行车比赛时，运动员就在泥泞的公路上赛车，结果有人跌伤抬了回来，连几个裁判员也翻了车。
国家体委举办一些训练班通知各单位派人来学习时，条件是先党员、后团员，最后是群众，他们从不考虑那些党、团员是否符合条件。
武术是文化遗产
应该继承和推广
北京体育学院副教授张文广说，国家体委对武术曾经提出“整理研究”的口号，但是说了不做，整理研究的人和机构在哪里呢？
只不过是把空话来喊喊而已。
1953年成立了一个武术队，后来解散了。
隔了不久又有人主张运动项目“国际化”，要把武术取消。
去年有人在政协上提出要推广武术，国家体委又忙乱起来，急急把刚调到北京体育学院作事务工作的武术科科长重新调了回来。
但是体委在推广武术这方面始终没有作出什么有效措施来。
北京体育学院也违背了“整理研究”的原则，对武术曾经采取了非常粗暴的手段，钟师统院长在一次全院教职员大会上公开宣布：
武术是封建的、迷信的，是反动会道门分子、偷盗分子干的事，我们不要这门课，连尾巴也不要。
尽管有许多教员和体育理论专家主张中国体育要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但是武术这门课还是被武断地取消了。
我认为武术是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对身体有益处，可是我们教武术的生怕再被扣上“反革命思想”“封建会道门”的帽子，有意见也不敢作声了。
现在武术又要在体育学院开课，可是教什么？
怎么教？
体委和学校领导从来没有过指示。
看来，国家体委对推广武术还是没有决心。
我希望尽快把武术的方针任务明确起来。
最近我到内蒙古自治区参加那达慕大会，看到那里的运动员体格非常强壮，力气很大，去年的冠军僧格今年只得了第3名，前二名的运动员力气惊人，双手把住一头大牛的角一压就压倒了。
在内蒙古开展举重、拳击等运动，便能弥补我们在这些项目中最缺少重量级选手的缺陷，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运动员。
清华大学副教授李鹤云说，把武术看作偷盗行为是把祖宗都忘记了。
武术是一项好的文化遗产，太极拳连苏联专家都认为在医疗上有很大的价值。
组织竞赛要考虑
产业系统的特点
火车头体协安景玉说，体委领导上有主观主义，不了解下情，去年限令百人以上的工矿、企业都要在七天内建立体育协会，要求火车头体协在年底有70％的会员参加劳卫制锻炼，40％要达到劳卫制标准。
结果我们天天打长途电话，一阵风轰起了二千多个基层体协，但基层体协对体协的性质、目的根本不了解，在送上来要求我们帮助展开的项目中，有“打麻将、打扑克”。
体协建立了，群众要指导、要场地设备，体协解决不了，基层单位的领导又认为体协的建立是“劳民伤财”，结果体协干部的工作不得不到处“叩头”，即使是经常从星期一忙到星期七，每年年终时还得写检讨。
动力体育协会陈朝正说，国家体委组织竞赛时，根本不考虑产业系统的特点，全国足球联赛都是分区进行，一比赛便拖几个月，而且是每隔一、二星期进行一场比赛，结果我们是到处走，往返旅途，劳民伤财，造成领导、职工和运动员的三不满。
最后，大家对体育运动的宣传方面提出了一些批评。
北京大学林启武教授说，人民日报的体育报道是象征性的报道，只点缀一下版面，希望报纸今后加强体育的宣传。
还有人提出希望报社能定期召开这样的座谈会。

文化部召开文物工作座谈会
听取专家们的批评和建议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本月15日和20日文化部邀请在北京的文物专家们座谈当前的文物工作问题。
专家们就这个问题对文化部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
专家们指出：
去年文化部召开的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确定博物馆工作的任务是：
（一）收藏文物，（二）通过陈列展览向群众进行教育，（三）进行科学研究。
而在实际工作中，却以陈列为主，使一些专家都变成陈列设计员，忙于日常事务，很少从事科学研究。
但是文物的科学研究工作作得不好，收藏、陈列工作也不可能作好。
他们希望加强这方面的领导。
有的专家对解放后文物工作的估计是：
搜集多，整理、保护少。
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们指出，他们一个单位有上百万件文物，但现在还没有有计划地整理。
许多专家反映各地文物保管工作还存在着不少混乱现象。
有的省份一面在抢救文物，一面在毁灭文物。
会上，许多专家提出，文化部应该强调文物干部要学习知识，要使自己成为有学问的人。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启功以龙泉破坏文物事件为例，说明领导上对破坏文物的人太姑息了；
这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犯法问题。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杨钟健提出，文化部应该克服忽视对自然科学方面文物保护的现象。
他说：
保护这些文物，不仅对中国历史研究，而且对世界历史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北京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潘洁兹主张对世界文物搜集和研究的工作也应该重视。
专家们严厉地批评了文物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文物专家沈从文、苏秉琦批评文化部、文物局在文物工作的领导上不够放手。
沈从文说，他到几个省市视察，发现许多师范学院和综合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和学生希望出土文物作实物教材而不可得，这是因为文化部规定的制度太死，使得文物不能调动；
而且没有注意到把文物工作和科学研究结合起来。
苏秉琦说，多年来文物局过多地依靠行政手段，依靠行政干部作文物工作，而没有看到文物工作的学术性和群众性，忽视了以宣传工作为主的方针，没有组织广大的社会力量进行发掘和整理。
他希望文物局在这次整风中，能把整个的体制、工作制度重新考虑一下。

汉字改革的争论
本报讯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16、20两日，邀请一部分学术界人士座谈文字改革问题。
胡愈之副主任说，汉字简化方案和拼音方案都经过政协讨论，但是多方面征求意见仍然是不够的。
文字改革是一件大事，需要征求多方面的意见。
汉字要不要改革？
这个问题引起了争论。
科学院编译委员会陶坤说，我对文字改革的基本原则不了解，因此我不同意文字改革。
文字改革的文献很多，但从里面找不出什么事实能证明汉字难认是改革的理由。
难写也不是问题。
打字不好打就要改革，这是技术问题，也不能算作理由。
我们找不出任何理由说明象形文字是落后的。
我并不反对文字改革，但是我不知道改革的理由，所以我不同意文字改革。
如果文字仅仅作为是记录语言的工具，那么，我们可以不要文字，所有书刊都用录音带好了。
汉字有许多优点，如“光合作用”，顾名思义，一看就明白，如果拼音文字直接用外来语，隔行人就不明白。
化学家袁翰青等都不同意陶坤的意见。
他们认为汉字是一种落后的文字，使用率很低，汉字必须改革，是汉字发展的必然结果。
语言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文字也是跟着不断向前发展的。
汉字也是如此。
几千年来，汉字对我国的科学和文化发展有着光辉的贡献，而且，现在、将来还是在继续贡献它的力量。
但是，现在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我们向科学和文化进军的道路上，汉字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困难，所以我们要进行汉字改革。
汉字改革并非是改革语言，语言是不能用人为的方法来改革的。
从适应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需要来说，汉字必须要改革。
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说，从我个人利益来说，文字改革与我有些不方便，但是我不能这样去想。
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我赞成拼音文字。
他说，文字是历史的产物，改革是历史发展的过程。
现在，我们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人为地加速文字改革的过程，是完全可能的事情，但不是容易的事情，需要好好地讨论，不要快，慢慢地来。
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主任马学良说，根据我在少数民族中收集到的反映，所有少数民族都拥护汉语走拼音文字方向。
但是汉语拼音方案有缺点，没有照顾到少数民族学习的方便。
他们利用这个方案来创造本民族的文字也有困难。
许多赞成汉语拼音文字的专家学者说，汉语走拼音方向对普及文化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
他们并提出汉语方案应及早公布试行，广泛吸收群众意见来修正。
文字学家唐兰说，他赞成文字改革，也赞成拼音文字。
但他认为不应该用外国文字系统来改汉字，应从汉字本身来改革，按照汉字发展的规律来发展，不能创造新的文字来代替。
文字改革需要慢慢地来，不能操之过急，不妨把时间拖长二十年或三十年。
座谈以后将继续举行。

重视中医，改进中医工作
卫生部邀请中西医学专家座谈
本报讯
卫生部为听取各方面对中医工作的意见，在昨日邀请了十七位中西医学专家举行座谈。
参加座谈的中西医学专家一致认为：
自从批判了贺诚、王斌歧视和排斥中医的错误做法以后，中医工作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由于卫生部门还没有从思想上真正重视中医工作，因此，还存在许多问题。
中医专家们认为卫生部对中医工作仍停留在表面上和主观愿望上，没有很好地研究贯彻中医政策。
中医研究院王伯岳说，几年来，卫生部门吸收了几万中医工作，但这些中医是否安排得当，卫生部不得而知。
他说，现在中医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一份全国性的刊物，连争鸣和反映思想情况的地方都很难找。
在中医机构里少有中医的高级负责人。
到现在卫生部没有召开过中医会议，据说是卫生部怕开这个会不解决问题，不如不开，其实听听大家的呼声也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北京中医学会董德懋说，卫生部很少广泛地同中医商量中医工作，商量的时候，也多半是已成事实。
西医学中医本是极重要的工作，但很少设专职干部教授中医课，以致教学质量不高，但卫生部门很少主动解决这些问题。
中医学院的教学问题很少征求更多中医的意见。
中苏友谊医院徐衡之说，卫生部不敢过问北京中医传习授徒中的问题，正说明卫生部对中医工作重视不够。
中医专家们对卫生部没有很好地领导中医研究院工作提出了批评。
王伯岳说，中医研究院的同志来自四面八方，每个人都想贡献自己的一得，但是，两年来，谁也不清楚研究院的方针、任务是什么，以致一些有丰富经验的老中医专家，每天只是给高级干部看病。
许多中医专家也有同样的意见。
中医专家们建议卫生部目前应尽一切可能扶持中医，大量培养中年中医，让他们接受和继承老一辈中医的经验，不要断了桥。
中医专家还建议编写统一的中医教材和强调了中医学习现代医学的重要性。
西医专家普遍认为卫生部在发动西医学习中医的过程中，只强调了西医学习中医，没有提出中医也要学习西医；
放松了对中医的思想政治教育；
只强调发扬中医方面科学的东西，而对其中不科学的东西批判不够；
而且，在领导方式上存在问题，致使中西医不能团结得很好。
北京医学院金宝善说，对中医科学的方法，我们应该提倡，应该学习；
对于不太科学甚至是不科学的方法，还是不提为好。
过去卫生部以搞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发动西医研究，同时还强调西医学中医，但不准西医发问。
中医研究院龙伯坚说，不准中西医争鸣，这是不合理的。
北京医学院毕德华说，目前只强调西医学中医，但凡是有医学科学知识的人，都认为中医是有缺点的，应当用批判的态度去接受。
交道口医院范正定说，中西医团结比以前好，但是仍然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
西医不敢对中医讲话，怕戴“帽子”。
北京儿童医院徐政闻说，由于领导上对中医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够，他们有不少人不安心于中医研究工作，互相瞧不起，不认真讨论研究和总结经验，不能很好争鸣起来，这也使他们提高不快。
大家在发言中，也批评卫生部领导上没有很好研究情况，对于研究机构的建立以及学习方法的决定等一系列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徐政闻说，卫生部成立中医学院等中医机构，似乎是为了赶中央所交给的任务，没有能进行切实的周到的考虑。

我们需要讽刺诗
——毛主席：
“讽刺是永远需要的”
臧克家
解放后这几年来，讽刺诗的产量越来越少，真正优秀的作品，也不多见。
广大读者吵着要讽刺诗，为它的歉收焦心。
讽刺诗是尖锐的武器，诗人们用它抒发自己对政治、社会的不满，希望引起共鸣和注意，收到批评教育的效果。
从“诗经”开始，历代不少诗人都写过讽刺性的诗篇。
杜甫、白居易的集子里这类作品，多系名篇，为读者热爱，传诵至今。
后者且以“讽谕诗”标举成类，认为它是自己的主要作品。
这些诗，就是诗人们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帝王奢淫，对社会不合理现象所作的不平之鸣。
这些诗，深切动人，时代相去已远，然而今天读了，我们还是为之激动，所谓旷百世而相感。
所以有这样的效果，主要是由于诗人对他所讽刺的现象感受深刻，愤懑不平。
“愤怒造成诗人”，这句名言十分确切。
诗人们写这些讽刺诗，目的在揭露一些诗人认为不平的事件，以便引起当道的注意，因而得到改善。
这些诗，不是为了否定当时的政治制度，相反的，而是为了更好的维护它。
讽刺了坏的，是为了使“闻之者足以戒”。
在“五四”以来新诗的简短历史上，讽刺诗也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1年以后一直到全国解放之前，讽刺诗成为新诗的主流，每一个诗人都写了大量的讽刺诗。
这是时代使然，置身蒋管区，如果他真是一个诗人，就一定会写讽刺诗。
此类作品中“马凡陀的山歌”发挥了武器的力量，发生了较大的影响。
那时候，有一些民歌、民谣，也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象，尽了讽刺的能事。
例如：
“有条（金条）有理，无法（“法币”）无天。”
仅只八个大字，把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社会情况，暴露无余，辛辣耐人寻味。
讽刺蒋政权的这些讽刺诗，实际上不仅是讽刺，而是暴露，它的目的，不在维护那个制度而是要推倒它，这一点和古代诗人们写讽刺诗的用意是不同的。
全国解放了，讽刺诗好似失掉了作战的对手，许多诗人，刀入鞘了。
讽刺诗少了，颂歌多了。
诗人们也并不是不知道帝国主义还是在虎视眈眈地窥伺我们，恨不得从地球上把我们的国家抹掉；
并不是不知道，我们的社会上还存在着许多妨碍进步的东西需要揭发，批评，可是，诗人们为什么不挺身而出发挥嫉恶如仇的爱国主义的热情呢？
毛主席说过：
“讽刺是永远需要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诗人们为难之处，首先在标准和分寸上。
今天写讽刺诗，首先要敌我界限分明。
“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对敌人，我不须多说了，对人民内部的矛盾，则必须“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同上）。
这几句话真是一针见血。
马林科夫在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里，用“火”形容讽刺，需要它去烧掉一切肮脏东西，毛主席用了“满腔热情”，字句不一样，而意义却相同。
如果一个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人民事业，政治热情高，责任心重，正义感强的诗人，那么，分寸问题就会不成问题。
马雅可夫斯基写的那些政治讽刺诗，讽刺得难道不够厉害？
但他是出于热爱苏联社会主义祖国的赤诚，他不允许对它有丝毫的损害。
他的诗句真像火，要把官僚主义和一切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物烧掉。
同样一个喉咙，唱颂歌，同时也可以吐出火焰般的讽刺诗句，一正一反，目的只是一个。
讽刺了坏的，是为了不使它损伤好的。
讽刺诗，不是想出来的，而是从抑制不住的愤怒里跳出来的。
不痛不痒不能成为讽刺诗，字句俏皮也仅是皮毛。
一个品质不高的诗人，对于坏事情他张不开口，一个不能艰苦自奉的人，浪费现象就不会激起他的愤激情感。
真正站稳了立场，爱社会主义祖国像爱自己的母亲，对于她不利的一切东西，即使很细微，也会激起从热爱出发的愤恨之情，敏感地、真实而大胆地挺身而出。
一个诗人如果能够如此，那么，他会写出动人的讽刺诗。
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分寸问题应该不成问题。
真是为了治病，即使药味苦些那有什么关系？

有知与无知
凡兵
有知领导无知呢？
还是无知领导有知呢？
当然是应该有知领导无知，而不是无知领导有知。
问题是如何了解有知与无知。
在革命战争时期，有些老同志文化水平比较低，引起一些“知识分子”的“不满”，认为他们是无知。
但其实，他们在革命斗争方面是久经锻炼的，知识是极丰富的。
实际上，他们对军事和政治工作也领导得很好。
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他们文化虽然低一些，但应该肯定地说，还是有知的。
现在呢，听说有这样几件事情：
有一位领导干部在动员大家重视“八大”文件的学习时说：
“这八个大文件非常重要，必须认真地和好好地去学习。……”
一个县委宣传部长在同知识分子座谈“百家争鸣”方针时，竟把“百家争鸣”念成“百家争鸣”（鸣乎哀哉的“鸣”），更不用说他“鸣”得怎样了。
像这样的负责干部是有知呢，还是无知呢？
在他们自己看来，当然是有知的。
当别人对他们的领导工作有些意见时，他们不是经常以“我过的桥也比你们走的路多！”
“你们还不如我这个皮带老呢！”
作为挡箭牌吗？
论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经验来说，他们的知识也确是不少的。
但在今天看来，他们却不能不算是真的无知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形势变了。
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主要是搞经济和文化建设了。
这些同志不了解社会大变动的新形势，既不好好吸取新的知识，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又没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特别是还有“强不知以为知”，“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恶劣态度，这真是无知之至了。
以这样的无知来领导有知，肯定地说是不可能领导下去的。
社会大变动，就好像车子大转弯。
我们在乘公共汽车将要转弯时，售票员同志总是打招呼说：
“扶好，转弯了！”
有些人漫不经心，充耳不闻，结果，车刚一转弯，就真地摔倒了。
今天有些同志也是满不在乎，不好好去学习和改造自己。
如果有一天从领导工作岗位上摔了下来，又该去埋怨谁呢？

江上的火焰
昆岗
第3次离港汽笛拉后，圻州轮准备从长江北岸的西河铺驶向对岸的三江口。
船上的一切都在有节拍地轻微地颤动着。
我在朦朦胧胧地睡着。
约莫过了两三分钟，突然听到一声轻微的爆炸声。
我睁开眼，一眼便看到从底舱冒出的浓烟，接着就是映红江心的大火。
船的底层开始骚动起来。
底舱的人纷纷向江中乱跳，楼上的人也秩序大乱地往底舱跑，想从那里再跳入江中。
当时火烧着船身的劈拍声，人们的呼唤声，惨叫声和水中人们的呼救声交织在一起，听起来叫人心悸。
我也和大家一样，在忙乱中窜下了底舱，从浓烟烈焰中穿到船舷。
在这里我看见了一件使我永远难忘的事情。
在我准备跳下去的当儿，我发现就在我的身旁，有一位复员的志愿军战士。
他将身体卡在船舷上固定的栏杆里，把一只腿伸向江中，下面有三个人紧紧地抱住了它。
他们是一位年迈的老太婆和一位年青的少妇，还有一个吓白了脸的小女孩。
这个人的旁边，还站着一个啼哭着的小孩，望望水，又望望火，站着不敢下去。
“小弟弟，下去吧，下去拉住我的腿，就不怕啦！”
他温和而又亲切地对小孩说。
孩子犹豫了一阵以后，才沿着他的腿下去了。
我呆呆地看着他，说不出一句话。
他发现我在看他，就急忙地说：
“同志，你不跳下去还等什么？
快抱着背包跳下去！”
“您呢？”
我看着愈逼愈近的大火对他忧虑地说。
“我等一下，等他们被救出以后再下去。”
他平静地毫无惧色地说。
我的身体被钉住了，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红色的火焰一步步地逼近我们。
最后他把我推下了江中。
我喝了几口水，又挣扎着浮起来，用左手死死地抓住背包。
在模糊中我听到那位老太太喊：
“孩子，下来吧……我们都是废人，您跳下来逃命吧！”
她啜泣着，几乎是在哀求他。
“老妈妈，别难过……救生船就会来的，我们都会活着的。”
他的声音仍然是那么镇静，那么充满着希望。
以后我就完全陷入昏迷之中了。
不知在江涛中挣扎了多少时候，幸运得很，一艘民船把我从江水中救了起来。
事后我一打听，那四个生命垂危的人被救起来了。
我们从死亡中活了。
可是他，那个至今尚无人知其姓名的志愿军英雄，却无声无息地逝去了。
在他逝去的前一刻，什么也没有留下。
既未留下他的光辉历史，也未留下他的姓名和地址。
甚至他的身躯也被那可恨的烈焰卷去了，仅仅留下了一只腿。
敬爱的同志，我虽然不知道你的名字，但是，你那种为了拯救大家牺牲个人的高贵品质和英雄形象，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过去，我是一个胆小鬼，在轮船着火以后，我不仅没有帮助大家，而且面对着江水还不敢跳下去，想到你，我自己十分惭愧。
今后，我要振作起来。
为了我们的祖国，我要学你那样，成为一个勇敢的人，以我的整个的一生，决心来完成你和千千万万烈士们未完成的事业。
我就以此作为我对你的誓言和祭礼。
安息吧，我最亲爱的同志！

粗卤的园丁
　保加利亚　拉杰夫斯基不知是谁的旨意，委派大象去做花园的园丁。
这位从未闻过花香的莽汉，制订了一个复杂的照料百花的计划。
它马上就在芳香的花园里开始工作，打算认真地劳动一番：
它决心弄清楚甚么方法最适宜更快地把这座花园翻耕一遍。
它注视着花坛，考虑怎样开始——
先浇水？
还是先施肥？
那缠绕着的杂草怎样才能拔个干净？
（整个花园繁茂的莠草呈现五光十色。）
大象依照惯例，用笨重的脚掌压倒芬芳、娇嫩的花儿，把它们塞进土里——在它的脚下，埋葬了花儿美丽的光辉。
以后，它断定花圃需要水分，就用粗大的鼻管浇个不停。
为了花园的利益，它从池子里抽出这样一股大水；
等不到雷雨和冰雹，花瓣儿开始雕零，花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它消灭了花园里的一切：
不是用脚踏死，
就是用大水冲毁……当它再度走进自己管理的花园，登高一望，它还不敢最后肯定，是否给花儿浇足了水。
由于这种关心花园像运动场了，要说这儿生长过花卉，每个人都会怀疑……大象却洋洋得意：
巡视了自己完成的工作，轻松地吐了一口气，为胜利而欣喜。
它期望一两个月后玫瑰和牡丹将要齐放。
可是，事情明明白白，花园里没有花，连草儿也没影踪，这一片荒凉景色，我们的园丁禁不住怒气冲冲，——这真刺痛了它的心它肯定：
这儿发生了……怠工！
它丝毫没有想到在自己身上找寻原因……
（周明深、潘承礼译）

级别迷
邹荻帆去年没有提级，今年他还在闹心病。
“十一级，这算哪门子行情？
我是三八年的老革命。”
“什么，小汽车就坐到第10级，到我这级就杀车这么急！
这晚上的戏票怎么把我分在十二排？
今天的宴会为什么把我排在第三席？
咳，公家宿舍不顾人，也不留给我一间会客室！”
走路、睡觉、都有鬼心思，吃饭、娱乐、都想着十一级。
工作的时候闹情绪，笔杆一扔发脾气：
“你们还提我的意见，你吃过多少斤小米？
从前在我下面工作的现在都是地委级。
我呀，是按酬付出劳动力……”可怜他夜夜失眠，和这个比比，和那个比比。
可怜他天天消瘦，怕这个不尊重，怕那个瞧不起。
因此一病卧倒在床上，还不敢前去瞧医师，只有局长级的医院，他才肯去。
整风运动来了他像很有经验地嘘一口气：
“这次的风暴是哪一级？
是和风细雨，那很好，只要不是十一级。”
快来救救他吧我不知这位同志的病到了多少级！
（附图片）
江有生插图

致我的上司
王平我那威严的上司，请让我提醒你：
你可注意到只有三种人，围在你身边：
一种是皮球式的，
一种是绵羊式的，
一种是软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