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大使向毛主席递交国书
新华社17日讯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诺格拉第·山道尔在17日晚九时三十分偕大使馆参赞沙尔等外交官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递交国书。
在场的，有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倬如、苏联东欧司代司长刘靖宇。
递交国书时，诺格拉第·山道尔大使致颂词，毛泽东主席致答词。
匈大使的颂词
大使在颂词中说：
我能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我的国家，这对我是很大的荣誉。
这一崇高的使命责成我用全力来进一步加深我们两国人民间的亲密兄弟友谊和合作，并促进两国关系的全面扩展和加强。
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匈牙利人民以自己同久经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中国人民间的友谊而真诚地感到喜悦。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这一个工农国家曾经遭到反革命的严重进攻：
去年秋季，国内外反革命力量利用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作里所犯的错误，策动了一次武装暴动。
我们永远感激我们无私的朋友苏联，感谢它应工农革命政府的请求，并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帮助我们镇压了这次企图颠复人民政权的反革命暴乱。
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包括我们友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兄弟国家的迅速而巨大的友谊帮助，我们就不能消除反革命阴谋所造成的损失，我国人民就会遭到贫乏和苦难。
主席同志，请允许我借此机会代表匈牙利人民和政府对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您本人给予我国的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
我能够愉快地告诉您，主席同志，我国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最优秀的儿女们又在热情而兴奋地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
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各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友好国家对于遭到进攻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所表现的兄弟团结和国际主义援助的精神，对全世界劳动人民将永远是一个榜样。
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牢不可破的团结，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加强这种团结就更有必要。
匈牙利人民以真诚喜悦的心情看到：
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以您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发展国民经济、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以及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匈牙利人民及其政府衷心地预祝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创造性的和平劳动中获得进一步的成就。
主席同志，我向你保证，我在中国执行外交使命期间，将把发展中匈两国的兄弟关系看作是自己最重要的任务。
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我将努力促进我们的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加强。
我将努力加深两国人民的文化联系，使匈牙利人民能更好地熟悉具有几千年传统的中国悠久文化，使我们两国的科学家、演员、艺术团、学生、两国人士更频繁地交往，使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日益加深。
毛主席的答词
毛主席在答词中说：
我很愉快地接受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任命你为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并且对你的祝贺表示衷心的感谢。
勤劳、勇敢并且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匈牙利人民，在解放后的十二年中，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和平的事业中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不久以前，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匈牙利反动分子利用广大人民对过去领导所犯的错误的不满，策动了一个企图推翻匈牙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复辟阴谋。
但是，匈牙利人民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的领导下，依靠苏联的国际主义的援助，彻底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阴谋。
匈牙利人民的这个伟大胜利，不仅捍卫了匈牙利的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事业，并且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在团结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一切民主力量、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恢复国民经济等方面作了许多巨大的努力，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我深信，匈牙利人民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沿着光明、幸福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
中国人民一向密切关怀匈牙利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和平事业所进行的斗争。
并且把匈牙利人民的胜利当作自己的胜利而感到欢欣鼓舞。
匈牙利人民在维护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永远可以指望六亿中国人民的衷心的支持。
匈牙利人民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直给予多方面的援助，中国人民对此表示真诚的感谢。
近年来，我们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互助合作，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这种兄弟般的友好关系的不断增长，不但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的繁荣和幸福，而且也将加强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和世界和平、民主的力量。
大使同志，我热烈地欢迎你出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
在你为进一步发展和加强中匈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你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我谨祝你在工作中获得完全的成功。

基本建设的十个政策问题
李富春、薄一波在重庆谈勤俭建国方针
新华社重庆17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16日下午在重庆四千多人参加的干部大会上，分别谈了他们这次在西安、成都、重庆等地视察工矿企业和城市建设中所看到的一些问题。
李富春着重谈了各地在贯彻“勤俭建国”这一重要方针中的问题。
李富春说，根据沿途所见，各地大量的是蓬勃的建设气象，大多数的干部是艰苦朴素的，这是主要的一面；
但是另方面，还感到各地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不够，在基本建设方面存在下面十个方面的具体政策问题：
第1，技术政策问题。
李富春说，没有问题，我们在某些重要方面，在科学研究方面，采取最新技术是必要的，但不能要求一切厂矿企业都要现代化的技术。
目前盲目追求机械化、自动化是值得研究的。
例如矿井建设，都要建大型竖井，少数地质条件好的可以，但并不是都要采用比较高的技术水平。
现在有中央、省和县管的三种不同的煤矿，中央管的标准最高，每吨投资额平均二十元，大型的九十万吨到一百五十万吨的竖井平均四十元；
省管的如四川地区，平均每吨投资额九元，县管的平均只有五元。
中央管的比地方管的高一倍到四倍。
如把设计标准和机械化程度降低一点，就可以节省大量投资，收效更快。
发电站也追求建大型的，要十万、几十万瓩的，要五、六年才能建成，而我们的生产水平还不能生产这样的大型设备，这就只好进口，这样的技术政策对我们是不利的。
我们的技术政策应从六亿人口统筹安排和经济水平出发。
首先，考虑这些设备本国能不能生产，其次才是现代化、机械化。
我们目前的做法却和此相反。
有的工厂用不着现代化的也现代化，反而造成浪费。
第2，基本建设的规模问题。
目前一般追求大；
似乎大才算社会主义规模。
我们需要若干现代的、大的骨干项目，但不能一切都要大，要根据资源、人民需要、技术设备条件来决定规模。
中央和地方一般企业应以中小型为主，少数大的要同中小的结合起来。
大型企业有新技术，分工细，产品专一，从一个企业来说，劳动生产率较高，成本低一些；
但从全国来说，如果不和资源、销路、中小企业相结合，那就不是经济，而是浪费了。
学校建设也有求大的偏向。
有的大学大到八千到一万人，这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
有的中学大到能容纳一两千人；
如果分散一些办，能容纳五、六百人的学校，使学生能就近就学，不用寄宿，能多一些人读书，这不好吗？
百货商店也是一样，要盖四、五层，星期日拥挤不通；
如果分散盖小一些的，人民就不必排队，公共交通也不会拥挤了。
特别是服务行业，要分布均匀，便利人民。
西安新工业区在东西郊，而大戏院、大商店却在城里，造成大戏院有戏无人看，郊区要看戏的却没有，这是不合理的。
第3，建筑标准问题。
一般厂矿生产和非生产建筑标准都偏高偏大。
要提倡因陋就简，少花钱多办事。
成都刃具厂的办公用房是几幢草屋，每平方公尺只花八元，可用八年到十年，值得提倡。
现在住房都是盖三、四层楼，每平方公尺六十元，这种标准应当降低；
重庆盖竹泥巴墙房屋，只要十五元一平方公尺，应多盖这样的房屋。
在城市盖职工宿舍，应向城市居民看齐；
矿山应向农民的居住条件看齐。
这样，工农才能打成一片，而且也适合工人和他们家属居住的习惯。
第4，城市规划问题。
太原、西安、兰州、洛阳等新兴工业城市规划都过大，不但现代化，而且是社会主义的标准。
有的城市远景规划居住面积每人九平方公尺；
加上绿化面积，每人平均达七十六平方公尺；
估计重庆每人平均只有两平方公尺，这最好不过了。
新工业城市如果从目前实际出发，上下水道、马路等都可缩短。
第5，土地征用问题。
由于盲目求高求大，一般征用土地都过多。
有些工厂间隔距离远到四百到六百公尺，工人上下班走一、二公里。
多征少用，早征迟用和征而不用的现象，工厂、学校、医院都有。
西安电讯工程学院单是设计修建的灯亮球场就有七十二个，我们把它从设计图纸上一笔勾销了。
第6，自力更生和力争外援问题。
如果能把规模和标准降低一些，我们许多厂矿自己就可以设计。
我们应尽可能地自力更生，除了少数大型企业和精密机器由苏联和兄弟国家帮助外，一般新建厂矿的设备应争取自己供应70％——80％，这样就可以减少投资和外汇。
第7，专业化和协作问题，两方面都必须结合。
这几年我们注意了专业化，忽略了协作。
有许多厂辅助车间可以不盖，目前因重复而造成的浪费很大。
关于科学实验、附属车间等都可以由地方统筹安排。
第8，轻工业建设问题。
轻工业建设必须跟现有工业、农业、手工业和人民需要结合起来统筹安排。
今后轻工业如食品、造纸等，都要以地方为主统筹安排。
手工业不要盲目强调机械化，它有几千年传统，可以容纳很多劳动力，可以生产很多特种产品，能满足农民很大部分的需要。
今后手工业发展方向应根据人民需要来发展。
手工业合作社不可实行行业垄断，妨碍个体手工业者。
第9，建筑基地和职工住宅问题。
目前搞建筑基地太多，把工人都固定起来。
建筑工人本来带一定流动性，他们本来有自己的家的。
搞建筑基地不能适应工人流动的特点，而且工人家属搬来，也使城市人口增加了。
现在什么人都把家属带到城来。
我们要采取一些办法，鼓励工人家属不进城，宁可实行休假制，允许工人回家探亲，不然宿舍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第10，劳动工资政策问题。
这方面很多问题都值得研究。
劳动力统一调配、统一招生造成全国人口大迁移，增加交通、服务性行业的紧张；
是否考虑以就地招收、培养和调配为好。
学徒制度不合理，升级太快增加了新老工人的矛盾，这一制度应当改变。
临时工人必须订合同，一个月就是一个月，三个月就是三个月。
工资方面，主要是城市有些工种的工资要跟农民的劳动收入相衔接，不要刺激农民进城。
此外，福利和奖金制度，名目繁多，有不少问题值得研究。
李富春最后说，以上只是初步意见，供大家研究、争鸣和在整风中参考。
薄一波副总理接着对李副总理的讲话作了补充，指出“勤俭建国”方针贯彻不够的三大思想障碍：
一是讲享受，有的人不自觉地闹名誉、地位和工资、奖励等问题；
二是盲目骄傲情绪；
三是大少爷派头。
他认为目前贯彻“勤俭建国”方针的基本关键，是在于克服脱离中国实际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挪威大使举行国庆招待会
周总理祝挪威王国兴旺和人民幸福
新华社17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在挪威大使克洛格—亨生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举杯祝挪威王国的兴旺和人民幸福。
招待会是在一座花木繁茂的花园内举行的。
周恩来总理站在彩饰的凉亭里致词的时候，还提议为挪威国王哈康七世陛下的健康干杯。
接着，周总理就走到中外人士中间同他们握手，并同他们交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等也同各国使节在一起谈心。
挪威大使馆商务专员李秀夫向周总理表示了希望发展两国贸易的愿望，周恩来总理介绍他同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卢绪章会见。
总理说，我们两国的贸易一定会得到发展，尽管我国人民还很贫困，文化还很落后，要使经济繁荣和文化发达还需要一个时间，但是，我们两国贸易的总趋势是向前发展的。
克洛格—亨生大使介绍挪威广播公司负责远东方面报道的记者修迪夫人同总理认识。
修迪夫人汉话讲得很流利。
她告诉周总理，她出生在中国湖南省的益阳，在中国住了十五年，1924年回到挪威的。
这次再到中国来，怀着一种说不出的亲切的感情，她希望能在中国多留几天，总理表示欢迎。
荷兰代办司曼和夫人明天就要离开北京回国，在今天的招待会上他们向周总理辞行。
他们告诉周总理，他们将带许多中国的土特产、唱片、手工艺品回国。
他们说：
“许多人都会喜欢我们所带回去的中国礼物。”
周总理同瑞士大使贝努义谈到了各国使节到中国各地参观的问题。
他说，原来准备邀请使节们在最近到各地旅行参观，但因为伏罗希洛夫主席不久就要回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预计也将在6月初召开，所以大使们参观的事情要在人民代表大会开过以后才行。
周总理又笑着对大使说：
“老呆在北京，城墙就把我们围住了，看来，北京城墙的门太少了，需要多开几个门。”

文化部发出通令
禁演戏曲节目全部解禁
本报讯
文化部已经正式发出通令，将所有原来禁演的戏曲剧目全部解禁。
文化部曾经在1950年到1952年间，陆续禁演了二十多个剧目，京剧有杀子报、海慧寺（马思远）、双钉记、滑油山、引狼入室、九更天、奇冤报、探阴山、大香山、关公显圣、双沙河、活捉三郎、铁公鸡、大劈棺、全部钟馗；
评剧有黄氏女游阴、活捉南三妇、全部小老妈、活捉王魁、僵尸复仇记、因果美报、阴魂奇案；
川剧有兰英思凡、钟馗送妹。
此外在少数民族地区禁演的有薛礼征东、08月十五杀鞑子等等。
其中奇冤报、探阴山、活捉王魁等戏已经在这以前解禁。

新型国际关系的范例
读了苏联和蒙古两国政府和党的会谈声明，再回顾三十六年来苏蒙两国之间的友谊关系，我们看到了世界上大国和小国之间存在着真正平等和互助关系的一个鲜明范例，这种新型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只有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
苏蒙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建立起来的，是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多次斗争中用鲜血结成的。
二十世纪初期，在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下，蒙古处在极为落后的状态中，贫困、饥饿笼罩着整个蒙古。
蒙古人民为了摆脱这种悲惨的落后状态，在10月革命的光辉照耀下，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奋起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
蒙古革命的胜利，是和苏联人民的援助和支持分不开的。
蒙古人民的革命领袖乔巴山说过：
“当时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正处在国内战争、破坏和饥饿的艰苦年代，但仍向备受苦难的蒙古人民伸出了兄弟般的援助的手”。
同样，蒙古人民革命胜利，对于年轻的苏维埃也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英勇的蒙古人民军队和苏联红军并肩作战，对于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指出，苏蒙两国关系的基础是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兄弟互助和全面合作的原则。
这种兄弟友谊，是经住了时间的考验的。
1921年苏蒙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第1个平等条约——关于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协定。
列宁曾指出：
“落后的国家得到最先进的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帮助，便能够越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过渡到苏维埃制度，并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这一理论，对于蒙古人民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具有难以估量的巨大意义。
三十六年来，蒙古人民在列宁的理论的光芒照耀下，走过了别的国家必须经历许多世纪才能走完的道路。
蒙古人民在苏联的直接帮助下，进行了巨大的建设工作，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的落后面貌。
作为蒙古经济基础的畜牧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去年12月，全国22％的牧户加入了畜牧合作社，他们已经开始使劳动机械化。
为了使过去的游牧方式转变为定牧方式，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努力发展农业，以便建立巩固的饲料基地。
革命前，全国没有任何工业，现在，工业生产的比重，已经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一半左右，它已经变成了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主导部门。
苏蒙两国经济关系一直在顺利发展。
苏联人民大公无私和全面的援助，在蒙古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根据两国政府所发表的联合声明，苏联为了继续帮助蒙古人民向社会主义迈进，决定进一步给蒙古人民各种技术和经济援助，将给予蒙古两亿卢布的优惠贷款，这些援助对于蒙古人民完成从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计划”具有重要的意义。
苏蒙双方在会谈中，对于目前国际局势的重要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两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着重指出裁军和停止试验核子武器的重要性。
两国完全支持中近东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为祖国统一所作的努力。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欢迎苏日两国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并且愿意与日本就恢复正常关系举行谈判。
联合声明中并且指出不应忽视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会员的合法权利，应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
这些主张都表明了苏蒙两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事业的真诚愿望。
在目前国际形势下，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首要任务。
最近期间，社会主义各国政府和党的代表团的频繁往来和一系列的会谈，已使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获得了进一步的加强，这次苏蒙两国政府和党的友好会谈，在加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方面又作出了新的贡献。
中国人民对于我们的两个兄弟邻邦的会谈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愿苏蒙中三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友好团结日益发展和巩固。

毛主席任命张灿明为驻锡兰大使
新华社16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任命张灿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锡兰特命全权大使。

筱翠花昨晚初演“马思远”
本报讯
京剧著名花旦于连泉（筱翠花）昨天在一个晚会上演出了“马思远”。
这个解禁才两天的老戏，日内将在北京舞台上同观众见面。
“马思远”是筱翠花的拿手杰作之一，绝响于舞台已近二十年。
这个戏写的是清末在北京轰动一时的一桩奇案，真人真事。
筱翠花在戏里饰演荡妇赵玉，旦角身上忌讳的仰脸、挺胸、大步、活胯、翻眼看人等身段、眼神，在这个角色中都有表演。
这位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在戏中把这个泼辣、狠毒的女流氓，表演得淋漓尽致。
息影舞台数十年的老艺人雷喜福、王福山、高富远、于永利以及著名老艺人李洪春等参加了这出“群戏”的演出。
饰演奸夫贾明的，是得到筱翠花赏识的青年演员田喜秀。
晚会结束以后，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夏衍及著名演员叶盛兰、杜近芳、新凤霞等曾到后台去看筱翠花，祝贺他的演出。

蒙古大使向毛主席递交国书
新华社17日讯
蒙古人民共和国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苏诺姆·鲁布桑偕参赞策登依什等外交官，在17日晚10时50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递交国书。
递交国书时在场的有：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章文晋和礼宾司副司长张世杰。
递交国书时，苏诺姆·鲁布桑大使致颂词，毛泽东主席致答词。
蒙古大使的颂词
大使在颂词中说：
蒙、中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我们两国之间展开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两国之间建立了经济和文化的关系，我们共同合作的事业在真诚的、兄弟般的友谊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起来了，为此我谨表示深切的欢欣。
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我国的物资和劳动力的援助是在帮助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对我国人民的巨大贡献。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的友谊关怀和兄弟般的真诚热烈的援助，蒙古人民谨向伟大的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和我们最亲密的主席同志——您表示热烈的感谢和崇高的敬礼。
伟大中国人民在自己光荣的共产党和政府英明领导下，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运用和发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此表示欢欣。
在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执行的外交政策表示全力的支持。
爱好和平的蒙古人民及其政府同以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人民之间已经建立了友好的合作并且正以全力使其巩固和发展。
主席同志，值此递交国书之际，我愿向您保证：
为蒙、中两国人民间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为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我将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并且希望在我执行此一重大任务时将得到主席同志——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宝贵帮助与支持。
毛主席的答词
毛主席在答词中说，我很高兴地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委任你为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并且向你表示热烈的欢迎。
蒙古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三十六年的努力，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获得了不少的成就，中国人民为此感到欢欣鼓舞。
几年来，中蒙两国人民的真诚的，兄弟般的友好关系，日益巩固和发展，中蒙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密切合作，不仅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实际利益，并且对增进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也具有重大意义。
大使同志，在你为巩固和发展中蒙两国友谊和合作的工作中，一定能够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我预祝你的工作获得成功。

郑振铎举行酒会欢送缅中友协代表团
据新华社17日讯
中缅友好协会会长郑振铎、副会长钱伟长今晚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酒会，欢送来北京参加中缅友好协会成立五周年庆祝活动的缅中友协代表团。
郑振铎在酒会上向远道而来的贵宾们致敬。
缅中友协代表团团长达拉博士也致词向主人表示谢意。
达拉博士将在18日乘飞机转道昆明返国。
四位团员将在19日离北京赴东北参观访问。

青年团代表大会继续大会发言
据新华社17日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7日下午继续举行。
青年团天津市委员会书记张玉的发言认为，对于青年的教育，要本着爱护和热情帮助他们的态度。
一种思想问题的解决常常要经过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对于青年教育要耐心等待，长期进行，不能要求过高过急。
青年团清华大学委员会书记阮铭说，为了帮助学生们做到政治和业务相结合，青年团组织必须加强思想工作，同时要帮助团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密切联系团员和同学，和同学做知心朋友，用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来带动同学前进。
青年团广东省委员会第1书记田心的发言，指出在教育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去从事农业劳动的时候，不仅要教育他们认识劳动光荣的大道理，而且要联系他们的思想实际。
青年团山东省委员会书记林萍在发言中指出，应该运用先进人物的榜样来动员和组织青年，这是一种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来自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查波平，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团员和青年向大会汇报了志愿军青年同朝鲜人民、朝鲜青年互相帮助与支援的情况。
今天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还有青年团贵州省息烽县委副书记张廷朝、团甘肃省定西地工委副书记丁师廉、团四川省江津地工委书记王太高、团山西省昔阳县思乐乡总支书记王不理、团福建省小登乡总支副书记洪顺利、团集宁市铁路分局委员会书记迟明海等人。
代表们热烈欢迎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四个国家的青年代表，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代表在大会上的发言。
当他们在会上讲话的时候，场内一再响起热烈的掌声。

两种是非都要讲
任严
有了矛盾，就要分清是非。
既是矛盾，必有两个方面，分是非也就得两面都分。
只论一方面的是非，是非就不能分明。
如果矛盾发生在群众和领导之间，就需要既分清群众的是非又分清领导的是非。
可是，有些同志在处理群众和领导之间的矛盾的时候，却常常是只讲一方面的是非，而且大多是只讲群众的是非，不讲领导者的是非。
既然不讲领导者的是非，也就很难讲清群众的是非。
因为，群众的是，往往就是领导者的非。
因此，在讲群众的是非的时候，实际上是只讲群众的非而不讲群众的是。
应该提醒这些同志，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使领导者处于有理的主动的地位，其实，恰恰相反。
俗话说，公道自在人心，是非是不是分清了，大家心里自然清楚。
当群众感到领导者不和他们公平说理的时候，自然不会心服口服，这只是暂时的压服，问题并没有解决。
所以，要认真解决领导同群众之间的矛盾，重要的还是，先分清领导的是非，再去分群众的是非；
领导者的是非分清了，向群众承认了错误，纠正了缺点，这时候，再去分群众的是非，群众自然就比较容易接受正确的意见，改变不合理的要求。

密切党群关系　改进领导工作
高等教育部党组织邀请部内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
本报讯
中共高等教育部党组和党委会，在昨天下午邀请部里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
会上刘子载副部长代表高等教育部党组织，请大家对高等教育部党的领导工作提意见，帮助党组织整风，改进领导工作。
会上，大家发表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劳君展说：
人家批评高等教育部办事变的快，朝令夕改，像翻筋斗一样。
这和我们部里各司工作配合得不好很有关系。
部里每个司都向学校布置工作，强调自己的工作重要。
例如教师工作量制度布置下去以后，有些高等学校的教师就说，现在高等教育部又不搞科学研究了，光注意搞教学了。
部里、各司只顾各管各的，工作一布置下去，到了学校里就忙乱起来。
部里机构的变化也多，譬如教学指导司自从高等教育部成立以来，真是多灾多难，生死不定，一会有，一会又没有了。
另外，我对部里关于综合大学培养目标的决定上，也有点意见，为什么要将培养中学教师的任务也交给综合大学呢？
我想不通。
培养中学教师应该是师范大学的任务，只有这样，教师的质量才能保证。
陈蔼民说：
高教部对非党员是重视不够的。
司里派同志下去检查工作，党员可以直接找学校的领导人交谈，而非党员就不能直接找。
非党员下去检查工作，很难进行，不知道那些该问，那些不该问。
领导上看党团员是优点多于缺点，看群众是缺点多于优点，对待不公平。
工业司有几个青年同志的工作本来都差不多，领导上却表扬了团员。
无论听报告、看戏等发的票都是先给党团员，党团员不去才给群众。
陈蔼民还说，杨秀峰部长考虑和听取业务部门的意见不够，如工业学院方面的学生数量和质量是有矛盾的，招生太多，质量很低。
不少工业学院都叫喊要削减招生人数，但对这个意见部的领导方面却没很好考虑。
学校留助教也有问题，留下的往往是学生中成绩较坏的，这些助教根本不可能培养成讲师，这些意见也提到部里没得到很好解决；
还有，杨部长曾要教师们写教学指导书，实际上教师们写起来困难很多，但杨部长强调要写，也就布置下去了。
以后又说写教学指导书要发给稿费，怎么发法，很困难。
大家提了几项意见，但领导上没有改变。
卿如楫说：
高等教育部要在短时期内办大事业，自然是有困难的。
我们应该抓中心问题来解决。
提高学术水平，培养大批建设人才，关键在于发挥学校中的老知识分子的潜力，党要重视他们，发挥他们的创造性。
目前我们对高等学校中的一些工作弄得有不合适的，譬如把教授评为许多等级，差别很大，引起教授许多意见。
此外在百家争鸣方面，我觉得这不是句空话，需要研究，需要掌握资料。
目前搞自然科学的有助手，而搞社会科学的没有助手，研究工作就有些困难，许多资料要自己去抄。
孙尔纶说：
高等教育部里最大的宗派主义就是排斥中等专业教育，部里布置什么工作，经常都是把中等专业教育司漏掉了。
部里党组开会很少讨论中等专业教育工作，现在部里这样多人，但只有十九个人管中等专业教育工作。
在这次整风中，部里也没有找些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师来座谈，征求意见，究竟中等专业教育怎么办下去？
部里领导上是应该很好的研究的。
李洁民说：
目前还有些同志虽然对党有意见，但是还有思想顾虑，这个问题应解决。
部里对党员干部比较信任，注意发挥专长，而对非党员则常常是调动多，不照顾专长。
他说党要的是唯唯诺诺的人，好提意见的人不大吃得开。
党员有宗派情绪，如党员之间有说有笑，而对非党员则冷若冰霜。
党员之间通人情，对非党员就不通人情。
他认为要搞好党群关系，必须两面都拆墙，党应真正贯彻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多和群众交朋友，在政治上、生活上关心他们，处理问题要公平合理；
而非党员也要主动靠近党，向党反映问题，交谈思想，这样才能提高思想，搞好党群关系。
会上，余之介、史久芸、郝光炎等也分别对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党同群众联系的问题，提了具体意见。
会议到六时结束。
刘子载副部长说，希望大家在今后继续提意见。

射门犹豫不决坐失良机
我足球队指导戴麟经谈在雅加达比赛情况
本报讯
我国足球队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足球队进行了1958年世界足球锦标赛预选赛后，已经在昨天下午乘飞机回到北京。
球队指导戴麟经在机场同记者谈了这次同印度尼西亚队比赛的经过。
戴麟经说：
雅加达的天气很热，队员都不习惯，每天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大部分人都发烧，晚上觉也睡不好，因此影响了口胃，菜饭虽然很好，但是吃得不香。
比赛那天，气温是华氏八十一度，在上半场的比赛中，我队曾不断进攻到对方禁区，并且有三次射门球都打中了柱子。
可是更多的情况是，队员射门的时机和位置不适当，不是迟了就是距离远了点，在禁区内应射的球有六、七个，但前锋犹豫不决，坐失良机。
上半场，虽然印度尼西亚队也曾几次突破我防线，但射门都高了或偏了。
有几个知名的印度尼西亚足球裁判都说我队在上半场占了绝对优势。
戴麟经说：
下半场开始前，我向全队指出必须在对方大门附近射门。
比赛开始时我队信心更足，立即发起进攻，但是回守缓慢，造成后卫力量的空虚。
比赛开始到两分钟时，对方后卫长吊一高球到我禁区，守门员张俊秀跃起扑接，但因跳得过于向前，球从左肩漏过。
这时中卫王德发已经补了空，一脚把球踢到左面，对方右翼沙亚利正好赶上，他把球短传到中间，中锋拉曼趁张俊秀尚未退回时举脚猛射，球从右角入网。
我队虽失一球，但队员信心还是很强，并且曾经踢进了一个球，但因越位无效。
由于求功心切，缺点出现了，前卫和前锋距离太远，前卫得球只好自己带入，带到对方布防严密的地方再传给前锋，结果球往往被对方抢去。
比赛进行到三十五分钟时，对方后卫又用“老一手”把球长吊前场，左翼蓝礼巧妙传中，我队中卫王德发抢球失误，又是对方拉曼得球直入，用左脚从左边轻轻打入第2个球。
印度尼西亚队胜两球后，即加强后卫，稳扎稳打，我队虽有进攻和射门但都未奏效。
戴麟经最后说，印度尼西亚队进攻和防守变换快，这点大大值得我们学习。
我队失败主要原因是前卫和前锋距离过远，接应不上、盘球过多，以及射门的时机和位置不正确。
（毓忠）

平等相待　互相信任
武汉文艺界要求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
本报武汉16日电“要平等相待，互相信任，像一家人一样。”
这是在中共武汉市委15日邀集的文艺界座谈会上，许多党外人士提的意见。
在这个有市委第1书记参加的座谈会上，大家都要求进一步密切党与非党的关系。
国画家张肇铭说：
“党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后，生活上关怀了，但政治思想上还是长期无人过问。”
作家李蕤说：
“有时开会也能见到市委领导同志，但仅限于握手道寒暖，不接触思想。”
会上，大家对本单位党群关系不正常的问题提出了批评。
汉剧演员吴天保谈到汉剧团以前有个支部书记，因为有人对他有意见，他就在工作计划上写上一条：
“有些干部看不起党。”
把他个人说成是党，闹的很多人有意见。
李蕤也谈到有的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作家十多年不创作，文艺理论文章写的很少，成天忙于开会，学习也不好，进步很慢，在处理问题上还不谦虚。
歌剧导演鲍昭寿反映剧院领导干部动辄就说人“落后”，他自己就戴了好几年落后的帽子，但今年当上人民代表后，一个早晨就变得不落后了。
教授程千帆还举例批评武汉大学党组织为了培养某个入党对象的威信，指定选他为先进工作者，并将其事迹夸大，反而使这个人在群众中更没有威信。
在谈到武汉文艺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张肇铭谈到去年举办美术展览，很多搁笔多年的画家都重新提笔画了，很兴奋，但省、市领导的态度怎样呢？
他说：
“评奖时，我们请省、市文化局长参加，局长有事秘书也可以，甚至派个一般干部来也行，但两个文化局都没人来，只好悄悄收场。”
程千帆也谈到他在中苏友协组织文艺讲座，有的人从郊区二十里外赶来听讲，群众很热情。
但请来讲演的人都是党外人士，党员干部却请不来。
大家对杂志、出版社编辑部和个别党员干部不尊重别人的劳动，也提出了批评。

新闻工作者座谈会继续举行
老报人批评现在报纸的缺点
本报讯
首都新闻工作座谈会17日继续进行。
陈铭德说：
报纸趣味性和思想性不矛盾
老报人陈铭德在会上介绍了新民报成长的过程。
接着还谈了一些他对新闻工作的看法。
他说：
“报纸是人们的精神食粮，新闻工作者是厨师。
厨师要是光注意营养价值，不注意色、香、味不行。
趣味性和思想性不矛盾，正像色、香、味和营养不矛盾一样。”
陈铭德提出二点建议：
一、增办非党报纸，能不能倡办同仁报纸？
二、北京应该有晚报。
张友鸾说：
“记者不讨厌　不是好记者
报馆不闯祸　不是好报馆”
老报人张友鸾针对着新闻工作者的地位发表意见。
他认为现在的新闻工作者尚未被信任和尊重。
他说，新闻记者如果有特权思想，那当然不对。
但有许多官僚主义者觉得记者小三级，那也不对。
有人说记者是苍蝇，其实是蜜蜂，能够造蜜。
张友鸾说，旧社会有句话：
“记者不坐牢，不是好记者；
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
现在呢？
他认为可以这样说：
“记者不讨厌，不是好记者，报馆不闯祸，不是好报馆。”
对现在报纸的内容，他也发表了意见。
他说，报纸不怕软些再软些，只要软中有硬。
张友鸾认为现在某些报纸的社论不是什么社论，而是“社训”。
新闻也太少。
这种少登、迟登新闻的报纸不是好报纸。
谈到报纸的编排，他说，现在的报纸从不注意也不打算有民族特色和民族语言。
他还说，他最反对报纸横排。
如果说为了拉丁化，那还不知道那一年？
为什么不能等到实行拉丁化时，再来横排呢？
他提议北京办个通俗报。
萧离说：
新闻常被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垄断
大公报记者萧离对新闻工作者中的宗派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他说，新闻常被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垄断，他们想竞赛，都无从竞赛起！
他不满意中宣部的工作。
他说，前几天他们给中宣部写了封信，要求对报纸讨论新闻的状况发表意见，可是等来等去，三天过去了，还没有接到回信。
王芸生说：
报纸报喜不报忧，新闻工作者劳动生产率低
大公报社长王芸生提出两个问题：
一个是宣传的片面性；
一个是新闻工作者劳动生产率低的问题。
他说，现在的报纸是报喜不报忧，隐恶扬善，报上登的光明面，都是事实，但并不是工作中一点缺点没有，报上却很少报道。
他又说：
“大公报主要是报道财经的，财经宣传并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东西，可以大放大鸣。
但这要看领导支持到什么程度，我们自己认识到什么深度，掌握政策要恰到好处。”
关于劳动生产率，他说，解放前，记者不记很不光彩，可现在记者不记，编辑不编，生产率相当低。
今天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新华社北京分社记者丁宝芳，人民日报记者夏景凡，人民铁道报副总编辑范四夫，北京日报副社长周游，人民航运报记者赵琪、中国新闻社记者朱凤藻。

“春风吹进人心坎　百花百家尽开颜”
四川各界连日座谈
本报成都17日电
一周来四川各民主党派，学校，机关，文艺界，工商界，纷纷举行座谈会，本知无不言精神，给党委领导机关提出意见，积极帮助党开展整风。
人们以 “春风吹进人心坎、百花百家尽开颜”，形容空前活跃的民主生活。
省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已经开了五次，会上民主人士对党政不分、党员的特权思想，不尊重党外人士职权的宗派主义，作了尖锐批评。
成都市副市长、老作家李劼人列举具体事例，对省委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对市的工作干涉过多，提出批评。
他说，由于党员的宗派主义，几年来使他处于“真空地带”，他希望整风中党多收集具体材料，把“三怪”根子挖得更深些。
省政协副主席刘文辉说，要使党外人士做到有职有权、守职尽责，首先要求党员干部认真贯彻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对党外人士职权给予足够的尊重。
许多作家连日来在省文联召开的座谈会上，揭发了文学艺术界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以及川剧改革中的保守思想和不关心曲艺和民间艺人的官僚主义。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对自己片面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以及批评“草木篇”的简单粗暴方式作了检查。
但是他认为“草木篇”和“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
“草木篇”的作者流沙河说，“草木篇”中有孤傲离群情绪，应受到批评，但是不是毒草，不应该受到棍子式的教条式的批评。
他说他是对现实社会某些东西不满意，而不是不满意社会主义制度。
这一问题还正在进行讨论。
四川大学、四川财经、师范、医学、成都工学、体育等学院中共党委也大规模地召开会议，听取各方面意见。
许多教授对某些党员中的骄傲自满，官风压倒学风，不敢放手鸣放提出批评。
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张泽厚说，学校党委偏听偏信，不尊重民主党派，致使一些民主党派成员抱着守口如瓶，身心安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磕头少说话，打落牙齿和血吞等消极态度。
他建议党委发扬民主，广开言路相互协商办好学校。

沈志远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会议上说
管得太死损害了群众积极性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于5月11日开始举行。
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会主任委员沈志远，在16日的会议上发表了意见，他从国家制度的角度上对当前的一些工作提出尖锐批评。
他说，今天阻碍我们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原因，除各部门领导工作中存在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我们应该对它进行坚决斗争外，还有一个滋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属于制度性质的重大原因，那就是我们的党政领导管得太多太死，集中得太庞大、太笨重了。
社会主义要求集中
但不能集中过多过死
他说，社会主义是需要计划管理的，但过多的计划管理，就会损害自由，妨碍积极因素的发挥。
社会主义是要求集中化的，但是过多过死过紧的集中，就会损害灵活主动，同样会妨碍群众积极性的发挥。
而今天我们各部门的管理制度恰恰不足以鼓励群众的积极性，在某种程度上倒反而把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变为消极因素了。
由于管得过多过死，一切都要国营，一切都管起来，包下来，把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都管光了，包完了，于是出现了一系列反常的现象：
好些演员长期没有戏演了，好些教员整年没有书教了，好些名医常年不看病了，好些著作无处出版，只好藏之名山了，好些学术工作者无法从事研究工作了。
在我们这个文化落后、知识分子特别缺少的国家而出现这样一些现象，这岂不是糟得很吗？
沈志远说，“包下来”的制度在一定时期内是起了作用的，但是同时它有一定的副作用，那就是把人们的积极性包掉了，今后必须逐步地取消，对于知识分子的安排使用管得太死的办法必须及早改变。
沈志远联系戏曲界的情况，谈到集中太多的害处：
去年初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一起，把上海市大批的戏曲团体都改为国营了。
但管得太多的结果管出来一个官僚主义。
因为那么多的戏曲剧团根本没有力量、没有条件来管，结果就不能不用不管的方式来管，形成了戴了帽子不穿衣服的有名无实的国营剧团。
出版事业应该开放
政府只掌握大政方针
沈志远又谈到出版界存在着一方面出版社感到组稿困难，另一方面许多著作家又感到写了稿子无处出版的矛盾。
他说：
大家都认为出版事业中的“一家独鸣”“专业化制度”，是造成这种矛盾的主要原因。
我也大体同意这种看法。
为什么大家都要百家争鸣了，独有出版业还要保持一家独鸣，把某一种性质、某一门学科的书归一个出版社垄断呢？
垄断、独鸣就是排斥矛盾、掩盖矛盾、取消竞赛、保护懒汉、奖励不上进、阻碍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
使出版事业的生命枯萎下去。
所以今后出版事业应当向社会开放，允许志同道合的人开办像同人出版社，同人杂志社，书刊出版发行合作社之类的机构，政府只要掌握一些大的政策方针措施，负起督促检查之责，其他事情是少管为好，何况你事实上要管也管不了那么多呢。
他说，医务界也存在同样性质的情况：
好些名医过去每天替许多病人看病，私人诊所林立，病家也很方便。
现在极大部分名医都到公立医院去了，收入从数千元降到了数百元，担任了院长、副院长、科主任的医师，行政工作很多，特别是会议多得不得了。
名医不看病而光开会，不专心致力于业务领导而忙于在外面参加社会活动和行政事务，还要加上重重叠叠的学习，这一切的结果就把名医们的积极因素化为消极因素了。
同时，管得太多太死，结果出现了包办代替、“以党代政，以政代业”的情况。
医务界同志反映卫生行政部门对医院事务干涉太多，名医当了院长，还是有职无权，医院领导的权被行政部门代替了。
不合理制度滋长歪风
希望大刀阔斧地改革
他说，从上面所列举的事实情况来看，过多过死的集中、管理和一切都包办下来，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所起的消极作用甚至为害作用是不可计量的。
因此，如何正确地使计划管理与自由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问题，就成为当前党的领导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了。
我热烈地希望通过这次整风，不但要清除寄生在党和政府机体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三种歪风，而且还要把滋长这三种歪风的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大刀阔斧地改革一下。
他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之所以有害，过分集中，过多过死过紧的管，以及一切包办代替之所以有害，就因为它们是残害群众积极性，窒息群众主动性、创造性的，也就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

王禄小记杨朔
我有位朋友，是个记者，几年来走南闯北的，阅历很深，每逢见到我这个他称做“喜欢评头品足的文人”，也爱说长论短，告诉我许多事情。
这里记的就是他新近谈的一番是非。
我们的国家已经走进社会主义了，这是明明白白的事，还用问么？
可是，就有一类人，不是站着，倒是躺着往社会主义里走。
脚进去了，全身都进去了，偏偏脑袋别在门框子外边，进不去。
拿农村来说吧，往常年，要是谁家死头牛，真像死了亲人一样，一家人饭都咽不下去。
于今合作化了，牛归大家所有，死了牛，有的农民倒会高兴——能分到牛肉吃，好像也该高兴！
今年02月，我到东北一个煤矿去，只要眼睛稍微留神些，到处可以捡到铁丝、道钉、螺丝帽一类东西。
真是“脚下踩黄金”，叫人心痛。
这自然是少数矿工随手丢的。
作怪的总是思想：
不把公家东西当成自家东西一样看待。
要是自家的，哼，连点针头线脑也舍不得扔。
有一回，就是在那个煤矿上，我到一所露天矿去采访，老远望见一堆人围着台电镐乱转转。
电镐周围烟腾腾的，火苗顺着电镐两边的门口往外窜。
有人手忙脚乱地往上撂沙子，也压不住火。
我跑下去，迎面正好有另外几个工人刚刚跑到，看样子，都是才下班要回家的。
领头的工人身材不高，约摸二十几岁，一跑到跟前便喘着嚷：
“怎么会起火的？
准是电火。”
后边一个工人急的问：
“咋办？”
那个青年工人说：
“咋办？
脱衣服！”
有人说：
“不把衣服烧坏了？”
青年工人说：
“管那个呢。”
脱下棉袄便往电镐上跳。
不知谁喊：
“别上去，看烧死你！”
青年工人理也不理，冒着烟火跳上去，紧跟着又有两个工人也跳上去。
火苗顺着他们的头顶卷来卷去，几个工人侧着脸避开火，拿棉袄乱扑打，又用袄往火上捂。
那个青年工人又在上边喊：
“弄水来！”
水弄来，下边的人往上泼，七手八脚总算把火救灭。
02月天，本来冷的很，那个青年工人救完火下来，身上穿着单衣，浑身上下都教汗湿透了。
只说了句：
“该回家吃饭啦。”
披上烧糊的棉袄走了。
你看，这又是一类人，彻头彻尾走进社会主义来。
当时我一打听，知道这个青年叫王禄，是四十二号电镐的司机。
你一定要问：
这到底是怎样个人物？
这个人物也确实有意思。
乍一看，王禄的脸有点苍白，显得怪孱弱的。
人也有点羞涩，不大言语。
只要你一接触他，立刻会觉得他身上有股劲，说不出是股什么劲，反正热烫烫的，好像随时都会一头冲出去。
不信你当着他的面说矿山几句坏话，他才不留情面呢，不顶你几句才怪。
听他谈起矿山，就像谈起心爱的美人儿似的：
“唉呀呀！
你没见那露天大矿啊，煤黑亮黑亮的，直放光，要是啃它几口，准是又酥又脆。”
至于那台电镐，更是他心尖上的肉。
这不是机器，在他心上，这是个有生命有感情的活人。
时常听见他啧啧着舌头说：
“瞧这老家伙，溜明崭亮，多威武！
干起活来，饶你是神仙也赛不过他。”
黑夜回家睡觉，也放不下心，有时睡到半夜忽然会爬起来听。
他听电镐的声音，就像听人说话一样，一声咳嗽，一个字音，就能听出那是自己的亲人，还能听出亲人的心情怎样。
声音好，知道电镐没病，他才能安心睡觉。
有时干脆不回家，守着电镐睡，惹得妻子抱怨他不懂情意。
伙伴们耍笑他说：
“你敢情是爱上这个老家伙了。”
王禄对电镐的感情是浓，凡事总是先想到电镐，不大想到自己。
这个露天矿早年日本人便开发过，挖了许多斜井，后来井口又堵住，表面看不出，要是电镐从上边过，土一压塌，机器陷下去，几个星期才能弄上来，不知要耽误多少生产。
有那么两次，王禄开着电镐采煤，觉得轮子底下的土发松，好生疑心：
是不是有“老塘”啊？
他就走几步，用电镐的杓子头按一按前面的地皮。
忽然轰隆一声，土按下去，果然露出个“老塘”。
王禄实际是个急性子人，为什么会这样细心？
这也不怪。
对于自己心爱的人的安全，任何人总是格外敏感的。
不过有一晚上，还是差点儿连人带机器都葬送了。
那一晚上，王禄和一个叫杨长生的司机轮的是后半夜班。
正是冬天，黑夜冷的要命，天亮以前，王禄把机器交给杨长生操纵，自己坐到司机室后边，脱下手套刚想烤火，忽然闻到一股火药味。
王禄的心一动，寻思说：
照规章，夜间不许放炮炸岩石，又没听见炮响，那儿来的炸药味呢？
一边想一边又回到司机室去。
电镐的头灯正亮着。
王禄从杨长生身后往窗户外一望，灯光里显出一条发白的绳子，有火柴头粗，不是炸药的火线是什么？
这时杨长生已经挖了一杓炸药，还当是煤，撂到车上，又要去挖第二杓，王禄大声喊：
“别挖！
有炸药！”
杨长生惊的把杓子头一转，转到旁边去。
两人跳下去一看，前面就是一大堆炸药，用手往下一扒拉，扒拉出两个雷管来。
王禄一伸舌头说：
“好险啊！
这要是杓子头一碰上雷管，镐炸碎了，咱俩的小命也完了！”
只是这堆炸药是怎么个来历，一定要追查清楚。
王禄压不住火，立时拿着雷管去质问安全班长。
班长说：
“也许是臭的吧？”
王禄说：
“臭的？”
当场逼着班长把雷管拿出去，通上电一试，响了。
王禄怒气冲冲说：
“为什么炸岩石随便丢炮拉炮？
一台电镐六十万元，万一炸坏了，国家的损失多大！
人死了，更是没有价钱。
得好好追究责任，不能拿着公家财产当儿戏。”
不管对上边，还是对下边，发现错处，他总是这样铁面无私，当面批评。
有人怪他脾气不好。
其实不是脾气问题。
一个热爱公家事业的人，对于任何损害事业的行为，自然会激起他的反对。
那位记者朋友谈到这儿，我插嘴问：
“你说的是不是阜新海州露天矿的那个王禄？”
记者楞了楞，反问道：
“不错啊，你认识他么？”
当然认识。
我昨天刚和王禄谈了大半天，他是到北京来参加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的。
谈起矿山，谈到他的电镐，这个年青人低着头，还羞搭搭地说：
“乍离开矿山那天，我真想啊，一宿都没睡好。
一寻思：
我的电镐什么样，怎么动法，叫的又是什么声音，我的心就发颤。
昨天晚上做梦，还梦见在电镐上呢。”
由于我的职业性的习惯，我不能不“评头品足”一番。
于是我问那位记者道：
“你分析分析，为什么他对矿山会那么爱？”
记者笑笑说：
“这有什么难分析的？
你想想，他十一岁到阜新下煤坑，父亲早死了，母亲又死了，孤孤零零一个人，大冬天光着脚鸭子在雪窝里跑，没死还不是捡的一条命。
一直在矿山上住了十四年，于今成了家，立了业，有了今天。
他的痛苦，他的幸福，他的生命，都跟矿山结合到一起，你怎么能教他不爱？”
不懂得创业艰难的人，应该从王禄这类人身上，学着怎样去爱我们的事业吧！

要求经过整风使工作面貌焕然一新
江苏省委制定出整风工作两不误的计划
本报讯
中共江苏省委已经制定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计划。
这个计划，已在省委最近召开的第4次全体会议上讨论通过。
省委认为：
江苏省全党的整风运动，必须遵照中央指示，从实际情况出发，密切结合当前工作。
整个整风运动的过程，也就是改进工作，转变思想作风的过程。
不仅要做到整风与工作两不误，而且要求经过整风，使工作面貌焕然一新，要求在以下四方面得到显著效果。
一、以整风的精神，做好当前的中心工作。
农村要争取农业的全年大丰收，厂矿要继续贯彻增产节约运动，完成生产计划，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最根本问题，也是衡量整风成果的主要标志。
同时，对当前人民内部几个比较紧张的迫切问题，如夏收预分问题、中小学毕业生问题、临时工问题、转业军人问题等，要及时、正确地加以处理。
二、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主要矛盾，要作全面的、系统的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和步骤。
三、对改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要有具体的措施和行动，如扩大民主、精简机构、干部下放、减少会议文件、加强对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等。
四、在检查全盘工作的基础上，领导干部进行个人的思想作风的检查。

农业部党组邀请非党人士座谈
领导工作切忌主观主义
党组副书记刘瑞龙说：
忠言逆耳利于行，大家所提的意见一定起作用
本报讯
中共农业部党组在17日下午约请部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二十余人举行座谈会。
先后在会上发言的有农工民主党农业部总支主任委员曾宪朴，无党派民主人士莫定森，九三学社支委陈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支委及其成员刘国芳、陈家祥、软墨林、徐季吾等。
他们着重批评了农业部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
党组副书记刘瑞龙在会上表示诚恳接受批评并立即改正缺点。
莫定森说：
领导上不接受我的意见
多年忽视发展粮食生产
莫定森对农业部领导人几年来未能正确安排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忽视发展粮食生产提出批评。
他说，在1951年，农业部的领导人就说粮食多了，要发展棉花。
我和粮食生产局王绶局长认为，这是全国土地改革刚结束时期的暂时现象，并不是我国粮食真正已经够了。
我们不同意这样做。
我们的意见曾在部务会议上提出来，我们特别反对在西南地区大量发展棉花。
主管的司和办公厅负责人都不同意我们的意见。
于是，1952年棉花便大量种植起来，1953年就出现了粮食紧张的局面。
后来，在总路线学习中，我们又提出这个问题，也没有引起领导上的注意。
据说，一向缺粮的浙江省去年已能自给了。
但他们每人平均四百五十多斤，达到五百斤的很少；
而1947年，浙江省平均每人是五百零七斤，显然现在仍然比过去少。
向称鱼米之乡的安徽芜湖，去年每人平均才四百八十斤粮。
足见发展粮食生产是很重要的。
我国的棉花，1947年是三千多万亩，到了去年，则已经发展到九千三百多万亩，产量约增加了两倍。
据我了解，在波兰，比大战前增加49％。
其他像法国、意大利、西德等，也不过增加11％—43％。
因此，我们是不是需要那么多棉花还是问题。
今年，中央提出优先发展粮食生产同时发展多种经营。
我非常拥护这个方针。
但是，据我了解，广东今年粮食面积减少二百万亩，广西减少了约二百万亩，浙江减少了一百五十万亩，湖南减少了八十万亩。
可见，这个方针还停留在口头上。
因为农业社是按照他们自己的需要生产。
莫定森还批评了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中的生搬硬套的作法。
他说，第2个五年计划中，化学肥料原料磷和氮的生产是一比一，这就是搬的苏联经验。
殊不知苏联是黑钙土，有机质丰富，氮素多。
但是，根据每亩实产五百斤的水稻从土壤中吸取的情况看，则是氮三磷一。
所以，要是按照氮一磷一的标准，是不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
莫定森在谈到部内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联系的时候说：
去年推广“青森五号”、粳稻和银坊稻，在种子处调了多少种子，我们管粮食生产的都不知道。
到出了问题，我们却派人出去检查省的工作。
这样，省里很有意见：
“到底官僚主义在农业部还是在我们农业厅？”
要是种子处和我们稻作处联系一下就好了。
他还提出“三反”时，他在浙江被列为斗争对象，后来宣布他的问题是悬案。
这个案迄今未解决，希望农业部设法解决，作出结论。
曾宪朴说：
农业部到底是干什么的？
不给创造条件怎样争鸣？
曾宪朴在发言中认为：
农业部的工作任务到底是什么，始终是不明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好像主要是搞生产运动；
后来又抓技术措施；
后来又要搞经济工作中的价格、收购等问题；
去年又在搞交流经验、组织参观之类。
今后到底搞什么？
这问题不清楚，对于使用干部问题也是难解决的。
谈到农业部培养干部工作上的缺点的时候，他说，农业部老年干部和青年干部之间的矛盾最突出。
党对青年干部鼓励多，谈得多，接触得多，而对老年干部则相反。
因此，老年和青年干部有隔阂。
今后需要注意怎样使用年纪大的干部，发挥他们的长处。
党内文件许多都是关于业务工作的，例如党员局长曾经把党内蚕桑方面的材料给我看；
但这种与工作有关的材料很少看到。
这种做法使我们不能很好地工作。
曾宪朴说，除了同个别部长曾经有过几次谈话以外，其他几位部长很少接触。
他们很少同我谈家常。
曾宪朴在谈到百家争鸣的时候，批评领导上没有给部内的专家创造争鸣的条件。
他说，部里有一位国内知名的园艺专家，但并没有把他摆在园艺工作岗位上，他当然无法争鸣。
他在最后批评了一些党员对整风的不正确看法。
有些党员认为：
只要大家肯谈，肯提意见，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其实，要反掉三大主义并不那么容易。
党员干部应当要有三顾草庐的精神，倾听非党同志的意见。
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让人随便谈。
今天这样长桌子一摆，弄得有些严重。
他还说：
现在并不是所有人都已消除顾虑，还有人怕鸣了是不是悦耳，会不会起副作用，这都应当注意。
其他几位发言人从农业部精简工作、对生产领导等方面提出批评和建议。
陈仁说，农业部过去在技术改革中，给各地规定过死，没有强调因时因地制宜；
现在，强调了因地制宜，但对于应具体领导的方向又放弃了领导。
徐季吾原是作粮食分级检验工作的工程师，他很想搞出一个切合实际的粮食分级标准，但是，农业部人事部门在安排他的工作时，没有考虑他的所长，使他的愿望一直无法实现。
刘瑞龙说：
莫定森的冤屈马上就解决并向他表示歉意
最后，农业部党组副书记刘瑞龙表示：
大家所提意见对整风对改进工作都有好处，像这样的会今后还要开上若干次。
他说：
至于“鸣”是不是悦耳可以不管，这次不要求顺耳，忠言逆耳利于行，不好听的话也要听。
他说大家所提意见一定能起作用，不会起副作用。
对莫定森所说的冤屈，他表示马上就解决，并向莫定森同志表示歉意。

北京市非党局长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会议上
批判宗派主义　要求有职有权
本报讯
中共北京市委于5月14日到17日的下午，邀请了政府和其他部门的非党局长、副局长座谈会，请他们给市委、市人民委员会提意见。
市委第2书记刘仁，书记郑天翔、陈鹏，副市长张友渔、冯基平、贾庭三都出席会议。
先后在会上发言的有：
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李毅，道路工程局局长王明之，对外贸易局局长张锦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焦菊隐，公共卫生局局长严镜清，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第二商业局局长李伯球，上下水道工程局局长陈明绍，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莫艺昌，民政局副局长邓季惺，第二地方工业局副局长隋经仁，城市服务局副局长陈铭德，教育局局长翁独健，粮食局局长浦洁修，上下水道工程局副局长刘珍甫，教育局副局长汪通祺，工农业余教育局副局长关世雄，建筑工程局副局长钟森，文化局副局长孙承佩，都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梁思成，第三地方工业局副局长范崇武。
在发言中大家着重就非党人士担任局长、副局长有职、有责、无权，党员有优越感，不重视党外干部，造成党与非党群众之间隔阂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进行了较尖锐的批评。
不少人在发言中，还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
焦菊隐说：
同非党负责人商量
不过是一个形式
会上大家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了非党局长、副局长存在着有职无权的问题；
有的局基本上是正常的，有的局表现很严重。
焦菊隐说：
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分工管业务，有些问题提出来商量的时候，实际上党组已经决定了。
所谓商量，不过是一个形式。
院里增加了演员，我还不知道。
如舒绣文到我们院来，人已经来了我才知道。
在不被信任的情况下这样来干工作，有时我很痛苦，想辞职去教书去。
莫艺昌说：
我担任交通运输局副局长，从形式上说，只是有这个职务，权是很有问题的，因为党的领导不重视我们。
感到工作中有些问题，也不敢谈，比如我分工主管对私改造工作，党组开会研究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事后也不告诉我，这叫我怎么做好工作。
我有再大的热情，也无法发挥出积极性。
我苦恼过，感到党把我摆在这个岗位上，但又不让我参与有关工作。
邓季惺说：
提意见党员局长不听
再说岂不是自找无趣
邓季惺说：
“我来北京九年了，我由新民报调北京日报当顾问，实际上好久没有事情可做；
连报纸发行多少也不让知道，后来还是从黑板报上知道的。
以后调到民政局任副局长，对局内好多事情也往往是报纸上发表了才知道。
自己分工主管的工作会议不让参加，如要我经办把教养院交给教育局的事，开行政会议不通知我，决定了才告诉我。
关于家庭托儿站的问题很多，北京日报曾经转来读者的意见，我签发要调查处理，结果马局长压起来不让有关同志去处理，也不和我商量，这叫做尊重吗。
中央内务部曾经规定过临时收容所，每人每月伙食费七元五角，我们不按此规定硬要改为五元二角，我提出意见，党员局长也不听。
久而久之，有些话我就不说了；
因为在实际工作中，我说的不算，党员局长说的才算数，我要再说不是自讨没趣吗。
有一次在街上碰到一个姓陈的托儿所所长，我问他现在有多少孩子，情况怎么样？
他笑着说我早就调开了。
当时我很窘，啼笑皆非，人家以为我神经病，这位副局长真官僚，连自己管的工作，干部已调动了还不知道。
可是她那知道我的苦衷啊！
党员局长连调动一个托儿所的所长也不和我商量。
党的干部工作，非党局长应该不管，但对自己主管的业务工作方面的干部，应该过问。
总之局里在决定人事问题时，宗派情绪很浓。
对我保密，我也就自然地视人事科为禁地。
最后她形容自己说：
“在旧社会里，我没有当过太太、小姐，这几年在新社会里我反而好像成了个不劳而食的剥削者了。”
在实际工作中，有些非党局长、副局长的职权为什么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呢？
大家作了进一步分析；
综合起来大体上有这样几种原因：
市的领导同志不重视非党员局长
一、市的领导同志对非党局长、副局长的工作不够重视、尊重和信任，很少主动找非党局长、副局长谈话，了解情况，指示工作。
李毅说：
“贾庭三副市长分工管手工业管理局，他不是根据我们局的领导分工，该找谁就找谁，而有事就找党员局长谈。”
焦菊隐说：
“我们排演话剧‘考验’，事先剧本送给市委宣传部长看，排演时请部长来指导，可是宣传部长有意见不和我这个副院长兼总导演来谈，而只和党员院长说，那里要改，那里要动。
这种情绪好像也影响了群众，院内人给我们提意见时，也带有宗派情绪。
曹禺入党以前，群众提意见总是说两个党员院长能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曹禺同志一入党，提意见的人讲话口吻就变了，结果就成了我一个人不能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了。”
陈铭德说：
“领导我们的党员副市长从来未找过我，见到市内一些党政负责同志，每次总是我主动地找他们握手、点头，但对方也不表示热情相待。”
党政不分
二、党政不分，往往以党代政。
大家感到在行政部门里，对待工作，习惯从党的系统了解情况，研究布置工作，把非党局长或副局长放在一边，缺乏同他们合作共事的态度。
大家认为党内先讨论研究是必要的，但对一项工作，党组做了决定以后，不再开行政会议充分研究，或者不采取个别形式找非党负责干部真诚商量，听取意见，那是不对的。
这样不仅不能发挥非党同志的积极性，更不可能做到有职有权了。
对这些方面，过去各局的党组注意得很不够。
有人在会上形容说：
“我们非党人士担任局长、副局长，上下是耳目不灵，做工作像悬在空中，得不到支持和领导。”
有些党员干部蛮横无理不尊重非党负责干部
三、党对党员科长和一般党员，缺乏下级服从上级，尊重党外负责人的职权教育。
因此，在一些党员中总认为非党局长、副局长是为了统战而来的，放在一定的负责岗位上是“摆饰”。
他们片面地认为这些领导人既不了解情况，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对非党员上级不尊重。
在有些局里，党员局长交代一件工作，视为圣旨，非党员局长或副局长要下面办一件工作，不是拖上三个月，就是根本不理，不当一回事。
甚至有些党员对非党负责人采取粗暴的态度。
楼邦彦说：
“我在政法学院教书的时候，有一次我不同意党员教务长一个意见，向他提出在政法学院并不是没有条件进行科学研究。
话刚落音，一个党员同志跳到桌子上，以谩骂的态度，说我不应提出和教务长相反的意见，教好书就不坏了，还有什么条件进行科学研究，不了解情况，这个意见要不得。
这是以理服人吗？”
对某些这种党员的优越感和蛮横无理目中无人的态度，不少人在会上提出了批评。
关世雄说：
“在我们国家里，以共产党为领导，这是肯定不移的。
但不等于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党外人士的领导者，永远管你们的。”

大家提出积极意见
如何做到有职有权
如何做到非党局长、副局长有职有权呢？
大家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改进意见：
要求市委、市人民委员会领导上要真正重视，各局党组支持，教育党内同志改变不尊重非党负责人的态度。
非党局长、副局长不要有作客思想，要加强责任感。
一，从现在起，要加强党的领导，但这种领导要对事不对人，对于非党工作人员，要一视同仁。
二，要进行广泛的接触，市委要开大门，倾听群众意见。
除了和党员接触外，还要接触非党工作人员，这需要领导同志放下领导人的面孔，对非党工作人员要多问多谈，这样做，原来工作不好的非党工作人员，也不能不加油了。
三，要制定一套办事制度，建立正常的局务会议，不要以党代政。
四，希望经常采取座谈会或个别访问的形式，加强党与非党工作人员的联系。
这次市委召开的这种座谈会很好，要继续保持。
会上对使用干部重政治轻业务，提拔党员多，提拔非党同志少，也提出了批评。
大家认为重政治是对的，但忽视业务能力，单纯地重党员、重资格是不对的。
只要是德才兼备的干部，不管是党员还是非党员，提拔应该也是一视同仁的。
大家对在肃反中被错斗争的人，也提出了要在整风中加以解决。
座谈会将在20日继续举行。

工商界继续批评统战工作中的缺点
成立两个小组分别研究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工商联工作问题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8办公室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17日）举行第3次座谈。
在会上发言的有六人。
座谈会由李维汉部长主持。
为了今后进一步研究与解决这次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今天的会上决定成立两个小组，一个小组专门研究有关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的问题，一个小组研究工商联工作中的问题。
这两个小组分别由许涤新、千家驹、孙孚凌、黄玠然、经叔平、华煜卿、谭志清、冯和法、韩志明、田玉璞、柯尧放、谢惟安、胡庆照、李贻赞、彭六安、白瑞西、万景光等十七人组成。
他们将在这次座谈会结束后开始工作。
崔捷元批评统战工作
不该光听一面之词
哈尔滨市工商联秘书长崔捷元说：
许多专业公司的经理很少到合营厂、店去走走，了解了解。
有些干部下去，也只是找公方代表、工会主席，很少找私方人员，这样就难免听来的情况是不全面的了。
私方人员说：
“统战工作是两方面的，为什么光听一面呢？”
哈尔滨市工商业者对保留工资有意见，不服气，影响一些人的积极性。
工商联的公方委员、主任委员常不关心工商联工作，开会通知也不到会。
大家颇有意见，统战部也很少过问工商联的工作，有些事情可能早已通知党员秘书长，我却心中无数，摸不着底，工作中非常苦恼。
他谈到工商界有些人有消极情绪和自卑感的原因时，举了一个例子：
哈尔滨一个漂染厂的私方厂长，患高血压病，但因为是两千元以上户，不能享受劳保待遇，而厂方又认为他有钱，工资也不发给他，为了一家人口生活，他只好带病上班。
这样当然会影响他的积极性。
毕鸣岐谈应该怎样看民族资产阶级
毕鸣岐说：
我今天只谈一个问题，就是工人阶级应该怎样来看民族资产阶级，怎样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区别来看。
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跟共产党是敌对的，他们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是敌对的。
今天，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欢天喜地、敲锣打鼓把自己的企业交给了国家。
他们的家属为了要求进步，锻炼自己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凡能走出家庭的都走了出来，参加社会工作和社会活动，在工作中任劳任怨。
思想改造有了这样的变化，若干人还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还在留恋资本主义，想走回头路等等。
我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是教条主义的片面性。
即使有些小商小贩由于政治觉悟不高，发生一些不法行为，但是他们不能代表民族资产阶级。
这是把少数人作为一般，把一点作为全面。
当然，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改造过程中的污点，但是作为工商界的代表人，也一再呼吁政府对他们加强改造，同时也去协助政府纠正这些不法行为。
社会人士分不清民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的区别，把手工业者的行为算在民族资产阶级身上，在报上不分青红皂白乱骂一气，这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个打击，这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宗派情绪。
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
过去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上过历史舞台，也受三重压迫，共产党解放全国人民，我也是被解放出来的一个。
我们不否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有共同性：
还有剥削。
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很大的特性：
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
它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
它是一个爱国的阶级。
他们看见中国共产党具有远大的理想，所以才诚诚恳恳地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积极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同时也甘心情愿地把企业交出归全民所有，跟着共产党走。
他们一方面是为了改造自己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一方面也是为了共同实现共产党的崇高目的。
我认为这是在阶级斗争中和对人的改造中突出的一点，从这里看到人是可以改变的，不像一些党员干部说的我们本质有劣根性，不可改造。
民族资产阶级把自己的企业交出来不是简单的事，他们的思想斗争过程是党员同志体会不到的，是教条主义者更体会不到的。
今天，对民族资产阶级改造说是基本胜利，我说是完全胜利。
这个完全胜利，首先是由于共产党毛主席教导有方，但另一方面也是民族资产阶级自己积极努力，经过日夜痛苦的斗争取得的。
我认为，这表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伟大的（当然共产党是最伟大的）。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把这段改造的历史丰富地精采地写出来，作为历史资料。
至于资产阶级在结束了私人所有制，参加政权和企业管理以后，为什么还有自卑感呢？
这种自卑感应由谁来负责呢？
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不主动，但我认为政府和企业党员干部负有更大的责任。
他们应该消灭宗派主义情绪和作风，应该正确认识新形势的具体内容，要求基层党员干部给民族资产阶级以应有的评价。
在参加政权和共事关系中，不要再以求同存异的想法来对待我们。
从心里说，我们不愿再当来宾，我们也是主人，我们是在自己的祖国，是主人中的共同的主人。
我记得黄炎培主任在1953年民建代表会上说过这样两句话：
“谁是主人谁是客，同在天高地厚中。”
那时候，我对这两句话就觉得不太实事求是。
今天，我愿把这两句话改为：
“同是主人没有客，同在社会主义领域中”。
几年来，由于党的培养教育，我们之中也生长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芽（虽然不多）。
如果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敲锣打鼓接受改造。
因此，我们要求党员同志们欢迎我们参加工作就像欢迎新战士一样，和我们握起手来，紧紧地握起手来。
我们既然有共同的目标，也应该有共同的感情。
我们从心里渴望温暖，希望党员把温暖的手伸出来，面向我们，把工人阶级的思想带进来，增加我们的毅力和勇气，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
我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之一，本身也是民族资本家，我愿意在党的教育下，号召下，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和真实要求。
我相信我是党的忠实朋友，我也同样相信工商业者也同是党的忠实朋友。
周同善说：
给统战部提意见如石沉大海
民建中常委工商改造辅导处副处长周同善对统战部处理下边意见拖拖拉拉提出批评。
他说：
今年03月12日民建会曾向统战部和八办反映地方组织询问工商界加入工会的问题，后来又反映有关定息问题，这些都是当时下边急待解决的问题，可惜反映上去以后，却石沉大海，至今也没答复。
他说另一种情况是有些问题反映上去以后，答复是得到了，但是不能执行。
如今年03月23日国务院第4、五、八办公室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有关私方人员病假工资问题，上级已有明确指示，但很久也不执行。
聂叙伦批评安排工作的缺点
“大户当经理，小户饿肚皮”
云南省工商联副秘书长聂叙伦说：
有些行业，在人事安排上没有结合私方人员的技术专长，造成用非所长的情况。
个旧锡矿对原来私方人员——一个日本留学生，安排去赶马，要他树立劳动观念。
后来闹到了省里，才另作安排。
还有些行业不照顾私方人员的体力条件，把老的安排去做较重的活。
如昆明糕点业把原来有技术的私方人员，安排去抬几十斤重的铁锅。
他说，现在私方人员普遍反映工资低，生活安排不好，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
有的私方人员看到别人的收入比自己多，政治待遇比自己高，生活比自己好，产生一种不满情绪。
有人说：
“大户当经理，小户饿肚皮”。
这个说法也反映了大中小户之间的矛盾。
像这样生活上有困难的工商业者虽然不多，但问题确实需要解决。
关于定息时间问题，他认为要看具体对象而定。
他说有些定息确实太少，昆明市饮食业有一户半年只有七厘的定息，有的行业，一户每季只有四分的定息。
因此有些人要求摘掉定息户的帽子，我认为这个要求是对的。
谭志清说：
统战部宁左毋右成风
大的论功行赏　小的喝粥捞汤
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谭志清首先对目前工商界的情况作了概括的估计。
他说，我走了几个省，大家认为今年的情况比去年好，但问题不少，私方人员总感到有些委屈。
有的说是做媳妇，有的说是小媳妇，有的说是新媳妇，有的说是孙媳妇。
原因是公方作风不民主。
公方代表是党员，常常以党代公。
在整风中应当在这些方面做检查。
例如协商精神不够，对制度不好好贯彻。
有些事情事先在党内已经作了决定，才拿到会上来讨论，使人有“真主义，假商量”之感。
同时对私方人员信任不够，人事科、计划科、统计科就没有私方人员。
对制度的检查也不够。
譬如，有职有权问题，李部长已经讲了七年，到今天，成绩是有，但很不够。
关于中小工商业的问题，他认为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
最后他对统战部提了一些意见。
他说，毛主席把民族资产阶级划为内部矛盾的范畴，需要根据这个精神，检查过去的工作。
七年来在统战工作中，宁左勿右几乎成为普遍风气，对统左不统右，统大不统小，统少不统老，大的论功行赏，小的喝粥捞汤，工商业者是有意见的。
这一点统战部应该负责。
他说，统战部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跟党外人员协商也不够。
协商不够，就难免偏听偏信。
有些党员的面孔冷若冰霜，总以改造人自居，使大家感到很难接近。
各级统战部应对这些干部加强教育。
高振声分析工商界不敢鸣放的顾虑
河北省工商联秘书长高振声劈头就提出工商界为什么不敢鸣不敢放的问题。
他说，在全国各民主党派、各团体振振有词、生动活泼、理直气壮大放大鸣的时候，工商界为什么小手小脚，似鸣似放呢？
原因有四：
第1、当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河北省的宣传部门，宣传贯彻这个方针不够，工商界领会不深，不知如何“鸣”和“放”。
其次，几年来，党和政府对工商界的照顾是周到的；
合营前，企业有困难，国家给予大力支持。
合营后，私方人员有工作，有定息，有政治地位，一些小意见，提出来就不够朋友，就没良心，别人看来是不是得寸进尺。
第3、怕提了意见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又怕招来麻烦。
他说，过去有个私方人员提出有职无权的问题，这个意见一提出，公方人员就把文件都给他批，结果弄得这位私方人员吃不消，血压也高起来了。
第4、共产党到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工作，如过去的“三反”“五反”，这回又来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什么名堂，是不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呢？
接着他谈到公私共事的问题。
他说，现在公私双方同时都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作，为什么一定要划分阶级界线？
工商界有人认为只有工作关系，没有阶级关系，还有的说阶级关系和工作关系是不能分开的。
他说，千家驹虽然给他们作过报告，也没有解决这个思想问题。
他说，过去有些党员认为和资本家说几句话打一些交道就是丧失立场。
党员接近资本家就沾上臭味，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对工商联是否要长期存在，是否能成为第2工会的问题，他认为大有研究的必要。
将来多数工商业者要参加工会，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工商联如果成为第2工会，也是人数寥寥。
他说，这是用不着唱对台戏的。
喊长期共存，喊万岁，倒不如说工商联在一定的时期有存在的必要。
如果这个提法单纯是为了稳定工商联工作者的情绪的话，是不必要的。
他在谈到中小户的苦闷后，对河北省的工业厅、商业厅及工会提出了批评。
他说，有了中心工作，有关部门不和工商联配合联系，不重视工商联的作用。
工会随便吸收工商业者参加工会，不和工商联取得联系。
定兴县吸收了68.7％的工商业者参加了工会，使那里的工商联会也开不起来。
最后，他对全国工商联的工作提出了批评。
他说北京城市生活太高，农村有意见；
中小户工商业者到北京有意见；
到东安市场门口一瞧，什么牌子的汽车也有，谁能坐？
不全是公家的汽油么！
某些人有功劳也不能摆老资格，应当做人民的表率。
最后，他说全国工商联、八办、统战部对省工商联具体领导少，要材料，临时抱佛脚，要省里忙。
全国工商联对下面的工作检查少，有检查，也是坐上软席火车、坐上飞机到上海、杭州去。
省里睡的是木板铺，吃的是棒子面，这些地方就很少去。
今后要深入下去，不要高高在上。
张修锡说：
鹰潭镇叫工商联干部扫厕所
江西省工商联秘书长张修锡说，几年来，我们在工作上并不是不动脑筋，然而，为什么工作仍然没做好呢？
原因是没有好的工作条件，有顾虑。
拿我个人来说，我作工商联的秘书长，就有四怕：
一怕辜负党的领导，二怕和主任委员搞不好关系，三怕脱离群众，四怕干部调不动。
有些干部看不起工商联的工作，更增加工作上的困难。
一些县里的基层组织，更不被人们重视。
例如某县油脂公司的负责人就曾说过，我们为什么要同工商联在一起开会呢？
言下之意，就是不屑与工商联为伍，这问题我们曾在省里反映过，但得不到解决。
有些县竟派工商联干部抬桌子，有的县派工商联干部送信发通知，鹰潭镇甚至叫工商联干部打扫厕所。
对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建议有关部门在这次整风学习中求得解决。
（编者注：
这篇是前天会上的发言）

加强社员的集体观念　加强社内的民主生活
安徽推行“三大纪律、十项注意”
邓子恢同志说，可以把它编歌配谱，让全国的农业社社员唱起来
新华社15日讯
安徽省大多数农业社所执行的“三大纪律、十项注意”值得向全国的农业社推荐，应该像过去八路军所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一样谱成歌子，让全国的农业社社员唱起来。
这是今天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听到安徽省的汇报后指出的。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正在座谈今年农业社的夏收分配问题。
参加座谈的有包括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安徽、湖北、江苏等主要产麦区的十一个省市的农村工作部负责人。
今天，中共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处长马健在会上汇报说：
安徽省的农业社经过去冬今春的大整顿之后，经营管理水平普遍提高了一步。
生产中老农的经验受到重视，农业社普遍进行改造后，社干部中壮年老年农民多了，而且大多数社还聘请经验丰富的老农成立了技术顾问委员会。
六安县的农业社成立有技术顾问委员会的就占70％。
这就大大提高了老农关心农业社和指导生产的积极性，提出了不少的合理化建议。
农业社的经营管理、生产劳动，需要有一个大家都遵守成文的纪律，便是今年整社后各社老农普遍提出的要求。
中共安徽省农村工作部根据这个要求和各地农业社提出的或已实行的纪律内容，综合起来提出了“三大纪律、十项注意”，得到了各地农业社的同意和采用。
它的内容是：
三大纪律：
一、劳动生产听指挥；
二、公共财产要爱护；
三、大家决议要执行。
十项注意：
一、遇事要商量，大家出主张；
二、账目要勤结，公布要经常；
三、计划要认真，大家都执行；
四、记工要合理，分配要公道；
五、学习要认真，技术提得高；
六、生产积极干，作活要考较；
七、不偷懒，不讨巧，勤俭办社好；
八、尊重老年人，爱护青年人；
九、男女都劳动，同工要同酬；
十、干群关系好，全社团结牢。
邓子恢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创造。
农业社需要有这样一个“三大纪律、十项注意”的规定。
它可以教育社员，加强社员的集体观念和民主生活，使农业社更巩固，生产更有秩序。
内容可以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订得更充实和切实一些。
最好用当地流行的调子编成歌谣，使之深入群众中去。

四川万源县红茶丰收
本报讯
盛产红茶的四川万源县的头季春茶，获得了近几年来最大的一次丰收。
这个县从4月初开始采摘，到4月15日为止，已采制出红茶三万三千六百四十多斤，比去年同期多采制两万七千多斤。
现在，全县农业社已按时完成了头季春茶的采摘工作，正在准备采摘第2批；
当地的采购部门亦已开始大力进行新茶调运工作，以满足国家和各地城乡人民的需要。
（杨成美）

梅宣文事件的沉痛教训
本报记者　陆灏
编者按：
梅宣文事件暴露了某些领导人员的官僚主义的严重程度是十分令人吃惊的。
人们天天在喊反对官僚主义，对于官僚主义是那样深恶痛绝，但这些官僚主义分子仍然是那样无动于衷。
第1机械工业部工业教育司的负责人事前根本不知道沈阳工人技术师范学校存在着问题，直到看到记者的稿件之后，才派人去沈阳了解。
了解回来，这位负责人还对记者说，这个学校的校长并没有什么大缺点。
看来，这些人对中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和整风的精神，还需要进一步学习。
官僚主义者根本不关心群众的痛痒，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不幸自杀了。
03月28日，沈阳工人技术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沈阳工师）发生了梅宣文自杀事件。
梅宣文是这个学校数学一○三班的学生，他今年才十八岁。
一个年轻轻的孩子为什么要自杀呢？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去年09月，第1机械工业部在沈阳市成立了这个为本部各技工学校培养师资的学校。
由于学校成立得仓促，招来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这给教学工作自然带来了不少困难。
03月22日全校开了个大会，校长含含糊糊地说为了照顾同学在暑假好考别的学校，学校要办个补习班。
但如果考不取学校怎么办，校长在这个会上根本没有作什么交代。
普通学科主任刘启恒并宣布在二十四小时内去补习班的学生必须报到；
否则学校对他们不负责任。
意思是说，那就算自动退学。
学生梅宣文有两门功课不及格，一门是代数，一门是政治。
他听完报告，估计补习班的名额中必有自己，心情就很波动。
他和同学们在十二马路闲走，迎面开来一辆公共汽车，梅宣文说：
“不如让它撞死！”
同行的人以为说着玩，没有引起注意。
后来物理老师找他谈话说：
“你去就去，不去就回家。”
梅宣文眼看没有商量的余地，回到寝室，情绪十分激动，他烧掉了自己的书籍，把桌上的一瓶蓝墨水摔得粉碎，墨水溅了别人一床单。
从那时候起，直到26日，连续三天他不大吃饭，只是喝一点水。
这种情形引起了寝室里同学们的不安，赵强同学要去通知他的家庭。
他走到教室走廊里，碰上了普通学科主任刘启恒，刘启恒说：
“用不着去，我找他谈谈就可以。”
刘启恒晚上到了梅宣文的寝室，见他在笔记本上写字，他拿过本子来，看见上面写着这几句话：
“补习班坚决不去，回家不可能，只有死路一条。”
在这种情形之下，刘启恒不但没有对梅宣文进行解释和安慰，反而勃然大怒训斥梅宣文说：
“你写这个吓唬谁？
你死就死吧！
学校少了你也能成立！”
刘启恒撕下这张纸就走了。
第2天梅宣文的班主任问刘启恒：
“梅宣文怎么样？”
刘启恒说：
“我已经和他谈过了，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就在刘启恒说不会有什么问题的第2天早晨，梅宣文因为不愿意去补习班，也觉得没有脸回家，觉得自己没有前途，他想不开，就这样毫无意义地不应该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学校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波动，可是领导者还以为自己的天下十分太平呢。
学校的领导者一直好像蒙在鼓里，到这时候才突然吃惊起来：
成立补习班，怎么会出这样大的问题？
在梅宣文没有死之前，学校的领导方面还一直以为成立补习班这件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做了动员报告，也一个一个分头谈过话，事后也很平静，没有引起什么波动。
实际上，事情和学校的领导者们估计完全相反：
由于学校对去补习班的同学出路没有具体地安排，这就使同学们感到极大的不安。
他们想：
到了暑假，如果考不上别的学校，这上哪儿去？
学校虽然指定专人和去补习班的同学谈了话，但谈话的方式大多是简单和生硬的。
本来在校务会议上已经决定平时成绩及格的同学可以不去补习班，可是这时候校长万训擅自推翻了这个决议，这就使事情更加混乱了。
有个老师找语文一○二班李玉明同学谈话，李玉明问：
“我的功课都及格，为什么要我去？”
动员他的老师说：
“因为你太老实，不爱说话，将来当老师，不爱说话怎么能行？”
由于一来没有把办补习班的目的、性质和出路详细交代清楚，二来又采取了极其简单和粗暴的办法，这就在去补习班的同学中形成了一种悲观失望的空气。
梅宣文的寝室里有三个人去补习班，杨纯柱几乎哭了一整夜，梅宣文和叶长柏也流了眼泪。
住在隔壁房间的一个同学还在梅宣文的双层床头上拴了根皮带，装作上吊的样子。
但是，这一切情形，沈阳工师的领导者们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把这一件关系着六十二个人的切身利益的事情看成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情。
他们天天要和学生见面，但就不知道学生们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学生们的宿舍离他们没几步远，但学生中发生的事情他们一点也不知道。
学生们的愿望没有地方申诉，苦闷不敢向谁暴露，疑难没有人为他们解答，他们在哭在闹，要死要活；
但沈阳工师的官僚主义分子还以为自己的天下十分太平，还在夸耀他们的工作做得蛮细致，在梅宣文没有死的前几天，有人还问过校长们，校长们的看法都是很乐观的。
他们是教育别人的人，但却经常用粗暴手段对待学生。
在这样的学校里，梅宣文的死当然并不是一件什么偶然的事件。
这个学校某些主要的工作人员，他们根本不把学生当作自己人，他们对待学生根本谈不到什么关心、温暖和体谅，他们是教育别人的人，但却经常以难以容忍的粗暴和威胁的手段作为自己的法宝。
物理一○二班的李秀芳给学校的领导者写过信，对于学校的工作提过不少的意见。
今年01月，她又给第1机械工业部的部长同志写过信，这一封对于学校的领导表示不满的信，后来由部的办公厅转回到学校，最后又转到班主任吴一的手里，这一下子吴一可算抓住了小辫子，他在班上拿了这封信很得意地说过：
你们看李秀芳到中央去告状，她告来告去，结果还是告到我的手里了。
这次，李秀芳有一门代数不及格，吴一要她去补习班，她不去，吴一说：
“你是什么玩意儿，我出榜开除你！”
这可把李秀芳吓坏了，半夜三更，她跑了出去，四处乱转，想回家，没有家可回，想去北京，没有钱买车票，不得已到了下午又回到学校。
吴一见了她暴跳如雷：
“你人小，花招不少，你还想拿这来吓唬学校呢。”
吴一就是靠这样的办法来工作的。
一○二班另外一个学生苏维周，他有一门功课不及格，班主任吴一要他去补习班，他没去，班上就开会斗争他。
苏维周和李秀芳向吴一老师恳求说：
“我们一定努力追，我们相信一定能追得上的。”
本来，暂随原班学习，是符合高等教育部关于中等专业学校学期考试及学年（升级）考试办法的规定的，可是吴一不答应。
于是，他们两个人的座位被取消了，班上也不要他们两个人打扫清洁了，他们要请假也不理，讲义也不发给他们，选举也不要他们参加。
总之，一个学生的普通的权利都被吴一剥夺了。
吴一想怎么干，他就可以怎么干，其权力之大，令人惊异。
官僚主义分子继续用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错误，这就使得问题不能迅速解决。
为什么像刘启恒、吴一这样的人能够在这个学校里为所欲为呢？
作为沈阳工师的校长、党的总支书记的万训为什么能对这样的事情表示如此容忍呢？
在梅宣文事件的前前后后，为什么这个学校的党的组织竟表现得这样麻木不仁和丧失了战斗力呢？
校长万训对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不了解的，问题是在于他认为这些都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他既不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更谈不到采取坚决的态度加以制止，在某些方面，甚至是默许了事态的发展。
因为处理补习班时很多原则都是他确定的。
这个学校的党的组织，脱离群众的程度也是很惊人的，当群众思想情况十分混乱的时候，党组织竟然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有一个同学不愿去补习班，哭了，但根本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把事情看得很简单，觉得毋须担忧。
对于学校内某些工作人员对待学生强横霸道的行为平常也是知道一些的，但他们无动于衷，不加干预。
对于补习班问题的处理虽然也有过一些分歧，但没有能够坚持正确的意见，他们平常对于群众的思想动向不了解，不调查；
对于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茫然不知，对于群众的痛苦和委屈毫不关心。
一句话，思想工作的武器被这里的党的组织忘记了。
但是，事情还不仅仅就是如此。
按理说，梅宣文的事件发生后，中共铁西区委和青年团沈阳市委都派了负责人来帮助做工作，这就很应该引起学校领导方面的警觉了。
事实并不是这样，梅宣文死之前，万训恰巧到北京部里开会去了，等到万训从北京回来，人们都希望他能借此机会，好好检查和整顿一下学校的工作。
但是，万训并没有这样做，他非但没有和区委、团市委的同志们在一起好好虚心地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总结教训，以改进工作。
反而背后表示：
区委、团市委来了人，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在学生中起了副作用，对学校今后工作造成很多困难。
这里要附带地说明一下，沈阳工师的上级是北京第1机械工业部工业教育司，它的党的组织是属于沈阳市铁西区委领导。
学校的行政业务工作，都是同北京第1机械工业部工业教育司直来直去打交道的，这就使得万训的眼睛里好像只看得见自己的顶头上司。
由于万训有这样的不正确的态度，下面的思想当然也就更加混乱。
梅宣文事件发生以后，区委、团市委负责人到学校去检查工作，有的就说：
平常不管，出了事情就专门来找调皮捣蛋的学生谈话。
有的说：
事情并没有这么大，梅宣文是自己死的，区委、团市委是不是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
有人说：
为什么不先找老师谈话？
先找学生是不是会鼓起事来？
连有的党的总支委员也是这样说，一个人一个意见，纷纷乱乱。
直到现在，沈阳工师的领导还是不肯向群众老老实实进行自我批评，还是遮遮掩掩，想把事情蒙混过去，稀里胡涂就算了。
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沈阳工师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分子还在继续用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错误。
这几天，他们已经听到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的传达，这无论如何应该使他们的头脑有所清醒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毛主席的讲话并未引起他们的注意，事情还在继续发展，现在有七个按照学校规定的原则应该去补习班的同学没有去补习班，前几天学校又作了个决定，这个决定是准许这七个同学在原班试读，但到暑假考试时不及格者，自己就应自动退学。
后来，学校又要学生写一张申请书，学生不愿意写，校方要他们写，这件事情目前还在僵持中。
要官僚主义分子认识错误并不容易，第1机械工业部对于这一事件必须继续深入检查。
十分显然，梅宣文事件主要是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造成的。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要学校领导上认识自己的官僚主义错误，这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和这样的官僚主义分子作斗争还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梅宣文事件爆发后，上级党、团的组织都来帮助他们，但直到现在还看不到他们有认识和纠正自己错误的决心。
甚至还有人认为事情本来并不严重，而是上级机关把它制造得严重了。
似乎学校本身本来没有什么矛盾，矛盾是上级机关来的人鼓动起来的。
实际当然不是这样。
从梅宣文事件看，官僚主义大多发生在党的领导比较薄弱、民主生活比较不正常的地方，沈阳工师的情况便是如此。
这个学校的行政领导机关在千里以外，平时很少具体的领导；
地方上又觉得这是中央直属的单位，平时也很少过问，因此学校既缺乏上级有力的领导，加以平常拒绝群众的监督，因此官僚主义就能在这里安居乐业，不受干扰。
梅宣文事件发生前后，这个学校的学生曾和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过一些斗争，但因缺乏支持，也就没有什么结果。
梅宣文的事件说明，加强党对这样一些单位的领导，是一件十分迫切的任务。
梅宣文事件只不过是沈阳工师领导上官僚主义暴露的一方面，这个学校在其他方面同时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我们希望辽宁省委、沈阳市委和第1机械工业部的有关部门，对于沈阳工师发生的这些问题迅速进行全面的检查，使官僚主义分子受到应得的惩戒！

湖南发现许多香料植物
今年可提炼出香料油约六十吨
新华社长沙16日电
湖南省发现很多天然香料植物。
有关部门正着手设置小型加工厂，预计今年就可以提炼出约六十吨香料油。
据初步调查，在湖南农村有着大量的香料植物。
用这种香料植物制出的油和香精，是食品工业和轻工业的重要原料，同时也是出口的物资。
根据对外贸易部门的计划，湖南省今年决定加工的有柑桔油和山苍子油等。

老工人对现行学徒制度的意见
本报特约专稿　新华社记者莎荫报道：
11日上午，太原市工会联合会召集太原市一些机械厂、钢铁厂、纺织厂和发电厂的老工人座谈有关学徒工升级的问题。
座谈中，老工人们肯定：
最近几年，由于进入工厂的学徒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加之，老工人也改变了旧社会所风行的那种技术保密的坏习惯，因而现在学徒掌握技术和升级都比过去的学徒快些，这是正常的。
但是有升级过快的脱离实际的偏向。
包下来的方针不好
山西机器厂的老工人刘炳祥说，现在学徒工的工资是太高了，一进厂门月薪就是二十九元，在一年之内，随着两次升级还要提高到三十一元和三十三元。
学徒刚进厂，本来是学习，享受一个学生的待遇才是合理的。
现在钱是多了，可是技术却没有学好，因为对这些青年人说来，钱来的太容易了。
晋生纺织厂针织部的老工人李淑兰说，她自己当学徒的时候，每月只能有鞋袜钱，虽然她的家庭比较困苦，但是为了让她学技术，还是在困难的生活中，供养她若干费用，她自己也就没啥奢望了，一年到头在埋头学技术。
她说青年时候刻苦学习的结果，使自己体会到学一种技术和知识是很不容易的。
现在，学徒一进厂门就要负担家庭生活，而现行的制度也片面地照顾这种不合理的要求，这是不好的。
另外一些工人还说，国家不应该对学徒采取包下来的方针，而应该根据他们所付出的劳动给予报酬。
过多的报酬实际上把学徒工的大部分精力引导向追求待遇和享受方面去，而没有把大部分精力吸收到求知识、学技术方面去。
徒工升级标准过低，升级太快
太原矿山机器厂的赵贵根老师傅说，现在一个完全不懂技术的学生，进厂三个月就升为二级学徒或三级学徒，九个月到一年就变成工匠了。
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掌握工匠应有的技术。
许多学徒升为三级工匠以后，看不懂图纸，只会加工少数简单的零件，和这些零件有关的加工工具都不会修配。
晋生纺织厂的李淑兰也说，新提升的工匠只能加工某些产品而不能担负其他有关工作，她列举了许多新挡车工，即使打了一个针，也得保全工来给他换，因为他们在短暂的学徒时期没有可能学全这些技术。
有的老工人对“三个月一考试，六个月一升级”的规定和执行这一规定中的标准过低现象，提出了批评。
老工人们指出，目前企业中学徒升级的标准是平常操作、师傅印象和考试三项，而这三项规定中是有脱离实际的地方的，因为学徒工平常操作是当帮手，并且也只是在少数产品上进行比较简单的加工，很难看出他们的真实的技术水平，而老师傅的印象更没有标准。
至于考试，也主要决定于理论。
这些标准本身就不尽科学，再加上各厂规定只要上述三项平均达到六十分就能升级，就更加放宽了升级的尺度。
重型机器厂的老工人傅尚全说，我们当学徒的时候，虽然老师傅常常不愿把技术很快地教给我们，但是我们真是下心苦学，每天考虑的是学到真本事了没有，三年出师的时候，自己不仅能独立操作，还能修理所需要的各种工具，可是现在的学徒先考虑的是印象好坏。
他说这不能怪学徒，而是规定本身有问题。
徒工升级标准中
应有劳动态度一项
山西机器厂的王培芬老师傅说，过去当徒弟战战兢兢，晚上睡在床上，还要想想今天做错了什么没有，生怕做错被赶走；
现在废除了这种旧制度，就应该在考工升级中检查学徒的劳动态度，但是现在却不管，结果就形成了劳动纪律不好的现象。
他说，今年春季山西机器厂金工车间共有六个人旷工，竟然全部是学徒工。
老工人们差不多有一个共同感觉，那就是各厂在生产中所发生的事故和所生产的废品中，最多的是出自最近几年升为工匠的青年工人的手。
有的老师傅也谈到了学徒制度中有重数量轻质量的考工升级标准，助长青年学徒大批超额、却不能保证产品质量的偏向。
什么样的学徒制度才合理？
老工人们提到了什么样的学徒制度是合理的。
绝大部分老工人认为，旧的学徒制度的确有许多地方是现在可以仿效的，如延长学徒的学习时间，为学徒规定足以够他们本身生活而又不过分的待遇等等，但是，旧的学徒制度毕竟是资本家制定的，它带有剥削性质。
完全搬过来不能适合现在的情况。
因此，他们说，就目前制度的基础上，适当延长考工升级期限，修改现行的工资标准和制定严格的考工升级标准就会是比较合适的。

让各族人民尝到咖啡
本报讯
广西省桂西僮族自治州百色县的部分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在积极试种咖啡树。
去年，这个县在阳圩设立的国营咖啡农场试种咖啡树成功后，今年除农场计划上山定植六千多亩外，县领导机关还发动部分农业社进行试种。
现在已有十六个农业社种植了二千六百多棵。
社员们对种植咖啡树的积极性很高，他们说：
我们今年试种成功后，明年就可以大量种植，让祖国的各族人民都能尝到美味的咖啡。
（萧强）

青州银瓜开始定植
本报讯
一向远销北京、天津、济南、青岛、潍坊等城市及工矿区的青州银瓜，现在已经开始定植；
预计到6月底或7月初，即可陆续上市。
青州银瓜，产于山东益都县的洱河两岸。
由于它具有皮白、肉厚、香脆可口等特点，因而享有盛名。
今年，洱河两岸各乡的农业社，为了让更多的城乡人民能吃到青州银瓜，都扩大了种植面积，并提前进行了播种、育苗、定植等工作。
（王家鹏）

预防可能出现的特大洪水
水利部工程管理局副局长　蒋怀玉
据有关方面的预测和分析，今年各地仍有可能出现特大洪水。
现在，南方好几个省份已经普遍下雨，有些地区雨量很大，超过去年同期的雨量，某些河流的防汛工作已经相当紧张。
为保证今年农业大丰收，各地都需要提高警惕，迅速作好防汛工作。
今年的防汛工作应该注意哪些事呢？
我们认为：
一、要从最坏的情况出发，作好防御特大洪水的准备工作。
目前，许多河道治本工程尚未完成，还不能御防特大洪水。
为了避免堤防溃决，扩大灾害，各地必须在现有工程基础上预先考虑对策，作好准备。
堤防的整修加固，涵闸的检查维修，要抓紧时机、按计划于汛前完成；
尚未建立防汛机构的，要立即建立，使这个工作有集中的领导；
防汛队伍的组织，要结合农业生产，有计划地调配劳力；
防汛器材也要作适当的储备，以防措手不及。
二、目前我国已经兴建了一些大的水库、蓄洪区和入海减河工程，在汛期可以拦蓄及分泄一部分洪水。
但下泄的洪水还需要用堤防来防御。
但大多数堤防是在解放以前原有的残破基础上培修的，而且害兽隐患尚未完全清除，在抗御较高洪水时容易发生险情。
因此，加强堤防的防守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各地应当在这期间普遍进行汛前检查，发动群众，努力消灭堤身隐患，并加固堤身，提高堤防质量。
如遇险情，应先判明发生原因，运用先进的抢险技术，果断地抢救。
并且要抓紧洪峰间隙，进行整险加固工作。
三、每年汛期由于雨水连绵或暴雨集中，被淹面积比洪水所淹面积还大。
为了保障农业丰收，需要充分发动群众，加强排水除涝工作。
在排水工作中，往往由于上下游你扒我堵，引起纠纷。
今年应该本着“上下游兼顾，小利服从大利，大利照顾小利”的精神，本着团结互让，诚恳协商的态度，主动的相互密切联系去解决，只有这样才能作好地区间的排水工作，减免内涝灾害。
四、在历年的洪水灾害中，山洪造成对人畜财产的损失是很大的。
1955年河南省西峡县一次山洪死亡一百八十多人，损失是很严重的。
在易受山洪冲刷的地区，应做好雨情、水情的预报和传递，并做好对群众的迁移安置工作。
1956年06月下旬，湖北省发生了历史上少有的山洪，波及三十一个县，但由于那些地方健全了防汛机构，暴雨情报传递及时，没有发生重大损失。
如恩施专区在接到省的降雨情报后，在一小时半的时间内就把情报传达到乡，同时紧急指示各地将老弱妇孺粮食财物等事先转移到安全地区，因此人畜财产未受损失。
这一事例有力地说明，只要积极采取防御措施，减轻山洪灾害是完全可能的。
五、在防汛工作中还应当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克服麻痹思想。
我们需要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说明，我国各河流现有的工程还是不能根本解除洪水威胁的。
还必须再加上人为的努力，才有条件战胜洪水灾害，不能存高枕无忧的心理。
六、最后是要做好工程管理养护工作。
经常性的管理养护工作做的好，就能够保证工程的完整，充分发挥已有工程的防洪作用。
有不少的小型涵闸和有些堤防还严重地存在着无人负责现象；
有的不按设计使用，损坏了建筑物，或使农田遭到损失。
这应引起各地注意，立即改进。

首批鲜荔枝上市
本报讯
北京市干鲜果经营处，为了及时供应市场需要，于13日用快件由广州发出第1批鲜荔枝五十件约三千多斤，即日便可登市与北京消费者见面。
据采购员谈：
今年荔枝丰产，经营处已与广东省干鲜果商业处签订了九十四万斤的荔枝合同，较1956年同期增加470％。
为使荔枝色艳、香甜可口，并降低损耗，在装车前还采取了把采摘下来的新鲜荔枝先放入冷藏库预冷（这样做，可把筐内及荔枝本身所含热度吹出）再装冷车的办法。
（师佩珩、郭荣）

高原上的绿海洋
——云南的林业资源
云南是祖国的一个森林宝库，有七百八十多万公顷的林区，木材的蕴藏量仅次于东北。
光是滇西北一个林区，林木的蓄积量就达一亿六千万立方公尺。
在那一片片的原始森林里，参天耸立的云南松、云杉、冷杉，一般都抱不过来。
森林调查队的同志曾经计算过其中的一棵云杉，它的胸高直径达到七尺二寸（市尺），有十五丈多高，如果用这棵树来建造混合结构的房屋，足够造七百多平方公尺。
在红河流域和澜沧江下流的亚热带林区，则是另一种情形。
那里的原始森林里，大树枝丫交着枝丫，人在森林里行走，常常直不起身子来。
这里没有严冬，雨量充沛，树木生长非常迅速，油加栗树只要八年就可成材。
云南森林不只面积广大，林木种类也多。
据不完全的统计，共有八十四科二千七百多种，热、温、寒三带的林木都有。
在这里除了常见的松、杉、栗等树种以外，还生长着几百年不腐的建柏、秃杉，提炼冰片用的龙脑树，产软木的栎树，在工业上有重大用途的橡胶树、漆树，木质优良的紫檀、柚木、……，还有粗大得可以做斗做水桶的大龙竹。
云南省的林业有广阔的前途。
它不但有丰富的已经成材的林木，还有将近现有森林面积两倍大的荒山可供造林。
而这里的自然条件又是得天独厚，冬季很短甚至没有冬天，雨量充足。
在别处要三十年才能成材的树木，在这里生长二十年就行了。
几年来，云南各族人民在造林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第1个五年计划的造林任务现在已经超额近一倍。
大家正在为提前完成十年的绿化任务而努力。
依照规划，十年以后，云南森林工业的总产值将和去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相等。
（章皆淳）（附图片）
左图　云南红河流域亚热带原始森林的一角。
　杨畅和摄

龙井特级茶增产
本报讯
著名世界的浙江杭州龙井春茶已经大量上市。
杭州市西湖区供销社从4月12日开秤到月底为止，已经收购了四万三千三百多斤。
这批茶叶质量高，其中特级茶和一级茶就有一万六千三百多斤，占全部上市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去年只占5％）。
由于高级茶增产，龙井茶农的收入将显著增加。
（雪鱼）

佐林概述裁军会议讨论情况
苏联对草拟裁军协定已尽很大努力现在应该是美国表示态度的时候了
新华社17日讯
据塔斯社伦敦讯：
在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即将暂时休会的时候，苏联代表佐林5月16日在会上发言，归纳了这一时期小组委员会的讨论情况。
佐林说，苏联政府代表团曾经认真地谋求解决裁军的根本问题。
他特别提到，苏联4月30日提出的实现局部裁军措施的建议，就是苏联要使谈判各国的立场趋于接近的新的重大步骤。
关于原子核爆炸试验问题，佐林说，苏联代表赞成及早停止或者暂时停止原子核武器试验，但是西方国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表示出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愿望。
他驳斥英国所提出的关于预先登记核试验的建议。
他说，这不会对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消除原子辐射有害影响有实际意义，而只能在各国人民当中造成一种假象，仿佛在禁止核武器方面已经做了些工作。
佐林还谈到，苏联曾经建议各国就拒绝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发表相应的宣言，但是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同意。
他认为美国代表团只谈论停止生产用于军事目的的裂变物质而不把它同禁止原子和氢武器、不把它同消灭这种武器的储备联系起来，那是不可能解除原子战争的危险的。
他说，正是西方国家这种立场，造成了解决有关原子和氢武器问题的障碍。
佐林说，只有大大裁减军队和军备，才能保证各国的安全。
在这方面，苏联的建议中还提出了加强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安全和对裁军进行监督的其他措施，其中包括许多国家非常重视的空中摄影的广泛建议。
佐林最后说，苏联对迅速草拟必须的裁军协定这项共同任务已经作了很大的努力。
现在应该是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讲话的时候了。
他说，苏联同意小组委员会短期休会，是根据这样的理解，即：
这是一些代表团由于苏联最近提出的建议而准备表示新的态度所必需的。
他希望，在休会后的阶段里，能够做到认真地、建设性地草拟大家可以接受的协定，这个协定应该符合普遍安全的利益，也符合国际和平的利益。

关于党的政策中的关键问题
哥穆尔卡在波兰党的九中全会上的报告（摘要）
新华社华沙17日电
据波兰通讯社报道，哥穆尔卡15日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上关于“党的政策中的关键问题”的报告说，九中全会的任务是发展八中全会决议中所包含的问题。
哥穆尔卡说，十二年来，我们在波兰建设了社会主义。
虽然社会主义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是它的建设的形式是由地点和时间的具体条件形成的。
八中全会拟订了关于波兰社会主义建设形式的发展的三条方针。
第1是通过工人委员会，第2是通过扩大人民会议的权力，第3是通过发展农民自治的各种经济形式。
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问题
哥穆尔卡指出，社会主义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的；
社会主义的实质就在于它具有国际性。
强调本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严格地说，就意味着把某一个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苏联所遵循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区别开来。
每一个国家总有它自己的发展的具体特点，不同国家的不同特点反映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上，并且构成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因素。
但是强调由于历史而造成的不同条件和民族特性，决不是意味着否认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得出来的普遍原则的总规律。
如果在实践中否认这些原则的总的规律，就会直接导致取消社会主义。
低估或者否定苏联所经历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规律，那就是民族主义的修正主义。
必须反对这种修正主义。
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低估或者否定民族特性和具体特点，那是虚
无主义的教条主义，也必须把它根除掉。
哥穆尔卡认为，普遍适用于社会主义斗争的总规
律可以归纳为如下几方面：
（一）组织一个在民主集中原则的指导下执行工
农联盟政策的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政党；
（二）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后，建立无产阶级对剥削者、压迫者的专政；
（三）资本主义生产手段的社会化，逐渐改变农
村的生产关系，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集中计划和管理
的确定的范围；
（四）执行符合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列宁主义
原则的政策方针，尊重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平等和主
权，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力量团结一致反对帝国
主义侵略，保卫和平。
工人委员会的作用和任务
哥穆尔卡在谈到工人委员会的作用和任务时说，
一般讲来，工人委员会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内工人阶级民主的一种形式，它包括生产方面、工业管理方
面。
工人委员会不是工人阶级的政权机关，也不是人
民国家的行政机构单位。
工人委员会是这样一种机构：
工人阶级通过它直接地参加国民经济的管理。
哥穆尔卡指出，波兰的工人委员会的起源虽然是
来自南斯拉夫，但是对波兰的工人委员会有必要采取不同于南斯拉夫的发展方针。
他还表示反对职工对工业企业的集体所有，并且主张工人委员会只设立在工业企业中，而不是设在更高级的工业管理机构中。
他认为，工人委员会的任务是使工人了解工厂的生产情况和劳动力情况，对生产方面负责人员在业务上是否称职发表意见，并且提出有力的措施来反对工厂中的盗窃、行贿和其他犯罪行为。
根据法律，工人委员会的权力和任务还包括组织工作、技术进步、劳动纪律、分配工厂基金等。
企业中的党组织仍旧是居于领导地位的政治力量，它组织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为争取更高的技术水平和更多、更好、更便宜的产品而斗争。
哥穆尔卡接着谈到扩大省、特别是较低的各级人民会议活动范围的问题。
他说，波兰关于民主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主要政策方针是增加它们的权力和独立性。
关于农业政策问题
关于农业政策问题，哥穆尔卡说，合作化农业的形式是我们知道的唯一的好的形式，但是大多数在过去一段时期成立的农业合作社没有经得住生活的考验。
我们正在消灭过去的错误，并且支持健康的合作化农业的发展。
我们也正在寻找新的道路。
必须在农村中尽可能广泛地发展各种不同形式的合作化农业和集体活动。
哥穆尔卡指出，党组织在农村中的工作将主要集中在合作社方面。
党在农业政策上采取了广泛发展各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社的方针。
由农民自己起来组织的这些合作组织可以使农民工作方便，并有助于提高农业水平和增加生产。
这些组织将在农民中间鼓励共同工作的倾向，教导他们组织共同经营，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利用生产资料。
哥穆尔卡说，我认为我们党内没有人想在波兰发展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在农村中的发展、对人力的剥削，可以而且一定要通过小农和中农生产的各种社会形式以及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来制止。
在这些问题上，一个十分重要的调节因素就是人民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哥穆尔卡谈到了工农联盟对波兰的重要意义。
他指出农民占波兰人口的大约45％。
这种联盟的实质在于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政党所奉行的政策。
哥穆尔卡说，我们承认统一农民党是一个独立的政党，是波兰政治生活中、波兰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个永久性的因素。
同时，党对于一些异己分子、一些甚至敌视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的分子渗入统一农民党的某些队伍中去的情况，必须表示越来越大的不安。
我们对于统一农民党的有些领导机构对待这些现象所采取的容忍态度表示严重的不安。
统一农民党的有些组织以敌对态度公开攻击我们党、人民政权以及两党之间的合作。
我们党不能容忍这样一种状况。
因为这些并不是统一农民党的内部事务，这等于是破坏我们的人民社会制度。
奠定我们党同统一农民党、同民主党的联盟与合作、奠定我们的联合竞选纲领的一个根本原则是：
巩固和发展波兰的社会主义建设。
这一原则已经为两党所接受和承认。
现在该是实际履行这一原则的时候了。
哥穆尔卡在谈到国家和教会的关系问题的时候
说，我们党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为基础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它毫不相容。
然而，我们已经和天
主教会取得了谅解，甚至同意在学校里实行非强迫性
的宗教教育。
党是从这样一个假定出发的：
唯心主义
世界观将长期同唯物主义世界观一道存在。
教徒和非
教徒、教会和社会主义、人民政府和教会的教阶组织
也将长期地同时存在。
同时存在并不排除一定形式的
思想斗争，但是应当排除政治战斗。
教会应当认识到，
波兰已经改变了它过去的社会制度，它正在建设社会
主义。
在关系到人民波兰和全国人民的切身利益的事情上，我们希望教会同我们一起沿着波兰的道路前进。
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谈到党在波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哥穆尔卡
说，改善管理国民经济和治理国家的工作，将首先决
定于党，决定于党的力量和团结、党的意识形态、党
同群众的联系以及党影响群众的程度。
哥穆尔卡说，党内团结不能是建立在顺从地执行
命令的基础上的机械和盲目的团结，而必须是出于全
体党员的意愿、信仰和一致的目标的自觉团结，这种
团结必须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上。
党内有充
分的言论自由。
但是，党员无权在党外发表同多数党
员的态度以及同党组织所规定的党的政策不一致的意
见。
哥穆尔卡说，由八中全会改组的党中央委员会政
治局，今天能够采取一致的行动了。
这是党的伟大胜
利。
但是，党比较长期来的软弱无力使反动力量重新
活动起来。
它们曾以八中全会的口号作为幌子向党发
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八中全会以后一直到目前为止，
党还没有能够建立起它的队伍的充分团结。
哥穆尔卡
强调指出修正主义的特殊危险性。
他说，修正主义破
坏党的团结，在党员和工人阶级中间对党的政策的正
确性散布不信任。
它解除党和工人阶级为社会主义而
斗争的武装。
修正主义是社会发展的障碍。
党不能容
忍在它的组织内存在任何集团和派系，不管它们采取
什么样的名目。
哥穆尔卡又说，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
同样也解除党的武装，虽然采取的方法有所不同。
哥穆尔卡指出，只有当党能够通过它的日常实际
工作同工人阶级以及劳动群众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时候，只有当党和他们同甘共苦而同时又把这种生活
道路纳入党自己的政治倾向中去的时候，党才能是强
大的。
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掌握在群众中发挥政治影
响的方法，鼓励基层党组织的活动，并在党的机构的
工作中克服保守主义。
政治和经济生活的领导人应该
更加接近群众。
哥穆尔卡接着说，党应该把工人阶级、农民和知
识分子中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觉悟最高、最富有战斗
精神的部分，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
应该设法把仅
仅是挂名的消极的党员转变成为真正的党员。
但当这
种努力不能产生效果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些人从党的
名册上剔除掉。
党的质量问题、基层党组织的活动能
力问题应该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经济问题
哥穆尔卡接着谈到了经济问题。
他说，在五年计
划中虽然规定人民的实际工资和收入要增加30％，但
是这一增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生必要的繁荣。
在
1956年和1957年，工资增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五年计划中所规定的比例。
工资总额在1957年将比1955年增多二百五十亿兹罗提。
由于实际工资和农村人口收入
的迅速增加超过了计划的限度，因而在市场上供应一
般消费品方面引起了某些困难。
因此，社会主义商店最近缺乏牛油，有时也缺乏牛奶。
哥穆尔卡着重指出，在
国家目前的经济情况下，无法找到更多的资金来增加
工资。
目前的主要任务是阻止基本消费品价格上涨。
哥穆尔卡谈到了工矿企业里在提出经济要求以后所进行的短期罢工。
他说，必须说清楚，党是反对罢工的，既不能组织罢工，也不能支持罢工。
同时，万一工人们放下工具不干了，我们不希望采取行政措施。
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罢工不是表示在行政管理上有毛病，就是表明捣乱分子或敌视人民政权的分子在进行活动。
这两个因素有时是同时出现的。
最重要的是，罢工表示出党组织政治上的软弱、党和工人阶级、和群众之间缺乏政治联系。
我们并不否认工人的罢工权，但是必须告诉他们：
罢工并不是改善生活条件的办法，它们并不增加而是相反地减少国家的财富。
这样一种罢工是工人阶级或是它的某些部分同人民政权之间存在某种矛盾的一种表现。
但是，这些矛盾并不是对抗性的，或者可能是非对抗性的。
它们通常可以通过人民政权同工人阶级之间相互谅解的办法加以解决。
同兄弟党的关系
哥穆尔卡谈到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关系。
他提到了同一些国家的兄弟党所进行的会谈。
他说，在某些问题上，有时甚至在重要问题上，我们同一些兄弟党在看法上存在着某些分歧。
例如，法国同志在某些问题上与我们看法不一样，我们同南斯拉夫同志之间也存在着看法上的分歧，同其他某些党之间还有其他的分歧。
然而，我要非常坚决地强调：
在我们所有的会谈中，任何参与会谈的人都确信这种或是另外一些意见上的分歧并没有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思想和目标的共同性以及团结我们一切的党的阶级内容。
在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方面，我们一向强调把我们同其他共产党、工人党团结起来的东西，而把那些能够使我们分裂的东西撇开，让时间来判定。
如果偶尔必要在各党之间举行公开讨论的话，这种讨论应该在相互忠诚的原则上举行，在讨论中绝不应该提出没有事实根据的指责。
哥穆尔卡说，统一工人党有些党员失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指针。
党坚决地谴责那些想要反对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团结、想要破坏波苏友谊和联盟、破坏国际主义原则的任何事物。
党必须像保护眼珠那样保护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团结和以共产党、工人党为首的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团结。
哥穆尔卡着重指出了波兰统一工人党正在加强同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国际主义关系，指出了波兰同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合作。
他接着说，我们党怀着深切的同情注视着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中国共产党以最大的勇气发展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学说。
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力量和它同人民的紧密团结的一个表现是这个国家实行了解决非对抗性矛盾的新方法。
哥穆尔卡说，我们的党正在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并肩前进。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我们同这个运动分开。
我们拒绝并且将继续拒绝想要在我们党内寻找“民族共产主义”的任何无聊的企图。
哥穆尔卡在谈到外交政策时指出，波兰外交政策的基础是防止战争，用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和平意志来约束住帝国主义战争势力。
波兰统一工人党支持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实行共处的原则。
统一工人党实行着和平和同全世界一切争取和平的势力团结的政策。

苏联中学毕业生的愿望
考试就要开始了，学年快要结束了，毕业后做什么？
这是苏联各地中学十年级学生正在考虑的问题。
苏联有许多高等学校，每年招收几十万新生，但是还是不能把所有中学毕业生都收进去。
去年全苏有一百万中学生毕业，其中一半考进了高等学校，另一半投入了生产。
今年的情形也类似。
这是施行普及教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常现象。
在苏联，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一样受尊重。
中学毕业生们整校整区地决定参加生产，许多人准备下乡劳动。
莫斯科马林基区的所有中学，将有一百六十名青年毕业。
区里各个生产单位表示欢迎他们，他们的大多数已经决定到工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拖拉机站和农村建筑队工作。
这个区的第2中学十年级学生科诺乃喜娜等四个人说：
“我们在学校里不仅得到理论的教养，我们的教师教会我们爱劳动，以自己的双手创造物质财富。
我们的全部生活都和农业联系着。
我们从小就帮助家人农作。
我们毅然决定在毕业考试后留在故乡，到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工作。
我们的位置在农村。
这里有我们的未来，有幸福的劳动的生活。”
她们计划在工作中继续函授学习。
库班的旧敏斯克区各中学有一百八十多个学生决定在毕业后在集体农庄的养畜场工作。
他们号召库班所有中学毕业生学他们的榜样，到养畜场去。
信里说：
“在农业劳动者——我们的父母兄姊的面前摆着一个任务：
把库班变为盛产肉类和牛奶的工厂。
我们要在这件大事中投进我们的劳动、我们的知识。
让那些我们将要参加的养畜场成为共青团员和青年的养畜场。
我们将工作并且将在学院和技术学校继续函授学习。”
（17日）　本报记者　李何

苏蒙两国政府和党分别发表联合声明
加强苏蒙合作和社会主义国家团结
苏联决定把在蒙古的许多企业和设施无偿地交给蒙古
据新华社17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05月15日在莫斯科签字的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联合声明宣布，苏联政府本着去年10月30日宣言的精神和根据进一步加强苏蒙两国的合作的利益，决定把“蒙古石油”托辣斯的各个企业、乌兰巴托和赛音沙达飞机场的建筑物和设备以及若干飞机无偿地交给蒙古人民共和国。
两国政府达成协议，把苏联在“苏蒙金属”股份公司的股份以优惠条件转让给蒙古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将自1962年开始，不付利息在三十年内偿清苏联股份的价值。
声明指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实现三年计划（1958—1960年）方面，苏联将给予经济和科学技术援助。
为支付苏联供应的设备、机器、材料和其他技术援助，苏联政府将以优惠条件给予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为数两亿卢布的贷款。
声明说：
苏蒙关系的基础是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兄弟互助和全面合作的原则。
两国在1946年缔结的友好互助条约和经济文化合作协定，对蒙古人民共和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具有特别的意义。
两国政府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功的发展和苏、中、蒙之间的兄弟关系，为蒙古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它的和平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两大兄弟邻国保障着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的和平和安定。
苏蒙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正在顺利发展。
在最近十年内，苏联以优惠条件给予了蒙古为数九亿卢布以上的长期贷款，并且根据请求把价值一亿卢布以上的苏联财产无偿地交给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目前，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苏联的帮助下，正在进行十八个工业、农业和市政工程项目的建设。
在谈到国际形势的时候，联合声明指出了裁军和停止试验核武器的重要性，并且认为，美国原子部队驻扎在别国领土的计划加深了原子战争的危险。
声明说，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欢迎苏联和日本恢复外交关系，并且声明，它准备同日本政府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谈判。
声明指出，忽视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合法权利，是同这一国际组织的章程的原则不相容的。
两国政府声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是迫切必要的。
声明强调说，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友谊，在目前国际局势下，具有特别的意义。
最近社会主义各国政府和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举行的一些会谈的结果，表明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牢不可破的团结的进一步加强。
新华社17日讯
据塔斯社报道：
15日在莫斯科签署的苏联共产党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声明说，两党对会谈所涉及的一切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双方认为，为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纯洁性而斗争，是两党目前的首要任务。
声明说，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指出，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受到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一致赞同，并且对它的全部活动起了很大影响。
苏联共产党代表团指出了蒙古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的意义，特别是对落后和不发达国家的意义。
这个经验令人信服地证明，列宁的预见在实践中实现了，这个预见就是落后国家劳动人民在掌握政权以后，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和支持，能够跳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胜利地实现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在声明中着重指出，蒙古人民共和国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巨大成就，这是同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援助和支持分不开的。
双方非常满意地指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不仅大大促进了东方国家解放斗争的发展和全世界历史的进程，同时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状况也起了良好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给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新的、更为有利的条件和可能性。
两党代表团认为，为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纯洁性，为反对各种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表现，为共产党和工人党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上进一步团结而进行不懈的斗争，是两党最重要的任务。
双方认为，用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用尊重大小各国人民的主权和独立的精神以及严格遵守各国关系中完全平等的精神来教育本国人民是自己的神圣职责。

裁军小组委员会休会
下次会议在27日举行
新华社17日讯
伦敦消息：
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16日决定再次休会，以便各国代表有机会返回他们的国家，就各项裁军建议同他们的政府进行研究。
小组委员会下次会议将在5月27日举行。
自从苏联在4月30日提出首先实行裁军最低限度措施的新建议以后，美国一直还没有答复。
苏联新建议里特别又在“空中视察”问题上向美国坚持的主张靠拢。
美国政府人士也承认这个建议是一个“进展”，他们说，要仔细研究这个建议后才能提出答复。
现在，美国代表史塔生已经启程回国。
消息说，苏联代表佐林和法国代表莫克也要返国。

铁托发表谈话
世界各国当前共同目的是防止任何战争或侵略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6日电
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5月15日）前夕，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发表谈话说，世界一切国家当前首要的共同目的就是防止任何战争或侵略。
南斯拉夫人民和政府向一切政府，政治、社会和科学团体以及全世界的舆论呼吁，立即动员起来为取缔核武器试验、裁减军备和用和平方法解决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而奋斗。
铁托应南斯拉夫通讯社总编辑的邀请就当前最迫切的国际任务发表了意见。
他说，在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十二年之后的今天，人类不仅要担心经常的战争危险，而且要担心原子和氢武器试验的后果，军备竞赛，特别是破坏力越来越大的大规模毁灭性的原子武器和其他军备不能不使世界人心惶惶。
所有过去的经验和目前大规模毁灭手段都清楚地表明：
一次新的大战将比过去的战争更加可怕、更广泛和更有破坏性，实际上它对整个人类都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阿议会代表团从广州到杭州
贵宾们曾在广州参加体力劳动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消息：
以里塔·马尔科主席为首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代表团成员16日上午到广州市东北部的一个下水道工地参加了体力劳动。
代表团15日来广州途中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以后，就主动提出了参加体力劳动的要求。
贵宾们一到工地，就马上脱了外衣，卷上衣袖，接过工具和中国工人一起劳动。
里塔·马尔科主席还主动与同他并肩挖土的广州市朱光市长进行劳动竞赛。
17日早晨，贵宾们乘专机离开广州，于当日中午到达杭州，受到中共浙江省委第1书记江华，浙江省副省长、杭州市市长吴宪，政协浙江省委员会副主席宋云彬和各民主党派浙江省地方组织负责人等的热烈欢迎。
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巴利里，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程子华等陪同代表团到杭州。
客人们在机场上接受了少年先锋队员们的献花。
在机场欢迎的近三百群众不断高呼“中阿两国人民永恒的友谊万岁”等口号。
马尔科主席由江华陪同在欢迎群众的行列前走过，然后和江华一道登车往宾馆休息。
（附图片）
里塔·马尔科主席（右）和广州市市长朱光并肩挖土。
（新华社记者　郑震孙摄）

雅加达百万人欢迎伏老
两国领袖强调和平和友爱
据新华社雅加达17日电
大约有一百万雅加达市民在今天举行了一个比印度尼西亚各地更加热烈的群众大会来欢迎伏罗希洛夫主席。
当伏罗希洛夫主席和苏加诺总统在大会会场上出现的时候，到会群众高声欢呼。
伏罗希洛夫在会上说，现在我们正处在有历史意义的时代。
殖民主义正走向灭亡。
亚非民族正在复兴。
这些民族为了自己的命运而进行奋斗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
现在，东方各民族已经参加决定国际事务。
在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印度尼西亚人民起了显著的作用。
伏罗希洛夫说，在万隆会议以后，亚非各民族的历史起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正在团结起来，为完全的独立自由而斗争。
这点在埃及事件中得到证明。
侵略者想用铁腕使埃及屈服，但是，埃及在苏联、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人民的支持下，使得对埃及的侵略遭到可耻的失败。
各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已经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其中包括苏联和印度尼西亚。
他相信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将不断地得到发展。
苏加诺总统也在会上发表演说。
他指出，伏罗希洛夫主席在各地受到热烈欢迎是因为苏联帮助和同情印度尼西亚的独立斗争。
苏加诺说，不要认为我们得到经济援助和美援就会满足。
他说，不！
印度尼西亚民族如果得不到独立是不能满足的。
有些国家说是我们的朋友，但是他们在印度尼西亚进行颠复活动，也不愿意把西伊里安还给印度尼西亚人民。
他问道：
这怎样算是朋友呢？
苏加诺说，世界各民族要求的就是平等、友好和和平。
他最后表示希望苏联和印度尼西亚人民永远友好，共同为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而斗争。

马格里勃议会代表团在长春参观
据新华社长春17日电
马格里勃（摩洛哥）国民协商议会代表团昨天来到长春参观了第1汽车制造厂和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
代表团在参观第1汽车制造厂后题词，热烈祝贺新中国工业建设的远大前途。
客人们在第1汽车制造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郭力引导下，参观了铸工、工具、冲压、装配等车间，他们仔细地观察汽车的生产过程。
在汽车生产的最后一个过程的总装配线上，客人们停留了很久，他们把一辆刚装配完成的“解放牌”汽车摄影作为纪念。
代表团在参观了第1汽车制造厂后就来到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
这个学院现在正培养着二千七百名制造汽车、拖拉机和农业机械的人才。
代表团参观了各种实验室、资料室和实习工厂。
当他们来到实习工厂的机工车间时，一群大学生正在操作各种机床。
代表团团长哈吉·穆罕默德·布阿姆拉尼看到几个女大学生在实习操作一台新型机床，特别感到兴趣，他邀请摄影记者把这个情景摄入镜头。
他称赞这个学院说：
“这里一切都很好，我希望将来马格里勃能派学生来这里学习。”

以色列屡在加沙地带挑衅
埃及新闻局长提出谴责
本报讯
开罗消息：
埃及新闻局局长哈特姆14日谴责以色列不断在加沙地带进行挑衅活动，制造紧张状态。
哈特姆说，以色列在加沙边境的挑衅活动最近已变本加厉。
仅从4月01日到5月09日这段期间里，就发生了十四起事件。
其中以色列军用飞机侵犯领空事件五起，武装人员越过停战线袭击埃及人民事件九起。
04月12日，以色列一支地面部队借口“找寻车辆”，竟深入埃及领土达十二公里。
在十四次事件中，有两名埃及人被绑架，四名被击伤，两名联合国紧急部队的印度士兵被打死。
埃及人民的财物遭到抢掠。
哈特姆说，以色列的这种行动，是对联合国和联合国部队的蔑视。

伪君子李不雕
伦敦的英国新闻处有一位盖·温特先生。
这个英国官方宣传机关发表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评论，都是由这位先生署名的。
这位先生摆着一副“中国通”的面孔，几年来一直用他大言不惭、充满恶意的文章，企图向亚洲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完成不了的，证明中国是不要和平共处的。
对于这些文章，事实已经作了最好的答复，我们可以不去管它。
不过，温特先生最近的一篇题目叫做“对中东的煽动”的杰作，却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温特先生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大概睡了大觉，现在一觉醒来，忽然看到中东的局势“岌岌可危”，并且凭着他那种“中国通”的本能，立刻发现这种局势“正由于中国的插足其间而更形险恶”。
有点地理知识的人也许要替温特先生捏一把汗，不知道他的文章能从哪里做起。
可是，温特先生不愧是个“老手”，你看他多么会找可疑的“蛛丝马迹”，并且根据它们而写出了文章，向阿拉伯国家提出了当心中国的“政治上的目的”的警告。
温特先生找到的“蛛丝马迹”有三样，一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各种职业团体之间在互相进行访问和交流，二是中国同一些阿拉伯国家发展了贸易关系，三是中国的穆斯林同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有了接触。
就是这么一些吗？
就是这么一些！
而对于温特先生来说，要构成中国“插足”中东的罪状，有一样就够了，何况他居然找到了三样。
对于温特先生提出的这三种可笑的“罪状”，可以不必去多费笔墨。
不过，向温特先生提供一个中国“插足”中东的真实材料，大概是应该的。
这个材料就是：
中国人民曾经坚决支持埃及人民反对英国侵略埃及的斗争，并且现在还在坚决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
温特先生怎么偏偏忘记了这件事情呢？
我们只能希望，他不是故意忘记的。
从温特先生的记忆力太差这样一个十分宽宏大量的假定出发，除了已经提醒温特先生在中东发生过侵略埃及的事件以外，还需要提醒他：
中东局势对英国来说，的确“岌岌可危”，而且，并不是由于中国“插足”其间，而是由于英国的“盟友”美国插足其间而“更形险恶”了。
温特先生不把他的笔去对着正在中东扫荡英国利益的美国，却来对着在中东毫无利益可言的中国，这无论如何也是有失绅士风度的行为。
温特先生的文章，用不着说，是以阿拉伯人民的朋友的身份写给他们看的。
不过，喜欢用飞机大炮去进攻朋友的这位英国“朋友”，阿拉伯人民已经见识过了。
纵使温特先生并非故意地忘记了英国对阿拉伯人民表示过的这种“友谊”，阿拉伯人民却不会忘记。
他们知道温特先生这篇文章里对阿拉伯人民的“关心”是为了什么。
当然，我们无意指责温特先生，他可能只是照例奉命撰写“远东评论”而已。
不过，这篇文章所表达出来的这种伪君子的态度，倒是一种很典型的东西。

叙利亚总理警告以色列
不要派船只到苏伊士运河闯祸
埃报斥美总统煽动以色列混水摸鱼
本报讯
大马士革消息：
叙利亚总理阿萨利16日对记者说：
如果以色列企图派遣船只强行通过苏伊士运河，它就“会燃起中东战争的火焰”。
他说：
他相信“以色列和它的盟国都不准备在目前或者甚至在遥远的将来遭受这种战争的后果之苦。”
新华社开罗17日电
埃及报纸16日一致抨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支持以色列船只在苏伊士运河和亚喀巴湾通航的谈话。
“共和国报”说：
“这种声明显然是对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的挑衅，同时它也可以被认为是公开煽动以色列混水摸鱼。”
“人民报”说：
“正当局势开始稳定下来的时候，美国却怂恿以色列采取一种可能会燃起全世界的战火的行动，这的确是令人遗憾的事。”
据新华社17日讯
耶路撒冷以色列区消息：
以色列外交部长梅厄夫人16日重申以色列有权使用苏伊士运河和亚喀巴湾，她威胁说：
“我们将用一切手段来保卫我们的权利。”
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16日说，以色列将推迟派遣船只尝试通过苏伊士运河以待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作出决定。
法国已经把运河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

在苏伊士政策上作茧自缚
英国政府受到两面夹攻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
英国反对党工党对政府以发动“疯狂战争”开始而以屈膝投降告终的整个苏伊士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工党领袖盖次克尔15日在下院说：
保守党政府允许英国的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是因为除知难而退和忍气吞声之外别无办法。
盖次克尔提出了一项弹劾案，指责政府的政策使英国遭到了损失。
盖次克尔要求同苏联谈判，以便协助解决中东问题。
他认为，美国“竭力使其他阿拉伯国家同埃及分裂”的作法绝不能解决中东的“基本问题”。
一些“帝国派”的保守党议员对政府同意使用运河表示了很大的不满。
他们谴责这是“投降”。
英国下院16日晚间就工党反对政府的苏伊士政策弹劾案进行表决，弹劾案以三百零八票对二百五十九票被击败。
但是，有十六名保守党议员在表决中弃权。
这使得政府的多数票从通常大约六十票下降到了四十九票。
这是麦克米伦出任首相以来所得到的最少的一次多数票。
在投票以前和投票进行的过程中，保守党的督导员作了巨大的努力来保证政府多数。
据说，他们甚至动员了某些保守党议员从医院里出来投票。
公开叛变而成为独立保守党人的八个议员的领袖欣琴布鲁克子爵发表了愤怒演说。
他在谈到“苏伊士灾难”的时候说，“军事行动的后果非常之坏”，而随后的外交又 “完全失败”。
比万在为工党总结这次辩论时说，政府在面临着布尔加宁的警告的情况下同埃及进行战争的行动是 “犯罪的、轻率的、极为愚蠢的行为”。
他说，艾登的辞职并不能“洗掉”现任政府的“罪过”。
他针对政府大臣们说，“如果他们还有任何羞耻之心那么他们就会辞职，让位。”
麦克米伦在辩论最后发言中也不得不承认，“如果否认我们遭到挫折，那是愚蠢。”
但是他又说，“在国内尤其是在国外，要夸大这一点也同样是愚蠢的。”
伦敦的报界盛传，劳埃德不久可能要辞掉外交大臣的职务，作为苏伊士冒险的另外一头替罪羊。

抗议美国代理人干涉陆军事务
约旦一炮兵指挥官出走叙利亚
新华社17日讯
据中东通讯社大马士革消息，约旦陆军的一个炮兵指挥官埃赫桑·哈拉瓦尼少校最近出走到叙利亚要求政治避难。
他从叙利亚写了一封辞职信给约旦国王，声明他所以辞职是为了抗议被外国收买的分子为了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干涉约旦陆军事务。
哈拉瓦尼在逃离约旦以前曾经被软禁。
中东通讯社还报道，约旦政府打算解散一切有民族主义者在内的市议会或者地方议会。
约旦国王侯赛因已经在5月15日授权大臣会议可以根据内政大臣的建议解散任何市议会或地方议会，并且可以任命新的市议会或地方议会。
约旦当局正在继续执行镇压措施。
据约旦“圣战报”5月16日报道，约旦公安部队又逮捕了一些议员，其中包括前纳布西内阁的国民经济大臣哈迪和农业大臣萨勒。
在纳布鲁斯和泽林还逮捕了其他一些人。
约旦军事长官在5月16日颁布命令，宣布任何人如果散布文字或图画损害政府威信或国王尊严，都将被判处徒刑。
同时，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及就业局决定开除一百六十二个约旦籍职员和学校教师，因为他们同最近的约旦事变以后被解散的政党有关。
约旦一些报纸和电台曾经发动了敌视埃及和叙利亚的宣传运动。
黎巴嫩“东方报”说，据可靠消息，这一宣传运动是在美国驻安曼大使馆的怂恿下进行的，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同目前的约旦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约旦国王侯赛因决定不去巴格达参加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国王的会谈，引起各方面的推测。
据法新社贝鲁特消息说，这是由于他要避免给埃及和叙利亚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他切断了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关系。
消息指出，约旦国内的困难局势也是侯赛因不愿在这个时候出国的原因之一。
它说，实行军事戒严制度，一系列的清洗瓦解了最高行政机构，逮捕政党领袖或加以软禁，使得上次大选产生的大部分议员默不作声，这种种情况说明侯赛因为什么不愿远离他的京城。
消息说，约旦无意显出它似乎将加入巴格达集团。
侯赛因留在国内不出去，希望他的朋友和敌人都体会到他的谨慎的保留态度。

玩水的阴谋万峰
不久以前，美国商务部宣布：
它的海岸和测量勘察部门将派一队人到埃塞俄比亚去测绘青尼罗河流域。
据说，这是为了开发青尼罗河流域和给埃塞俄比亚“造福”。
美国对于尼罗河显然越来越有兴趣了。
1956年10月，杜勒斯一面拒绝帮助埃及修建阿斯旺高水坝，一面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声明说，美国“准备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并且根据各沿河国家的要求，考虑能够采取什么步骤来为了这个地区的各国人民的利益更有效地使用尼罗河的水力资源”。
今年01月初，华盛顿晚报“明星报”曾透露，美国政府在酝酿“一个大规模开发尼罗河的计划”，并把这个计划列入在中近东实行侵略扩张的“艾森豪威尔主义”之中。
尼克松在今年2、3月间访问非洲国家时，曾和乌干达、埃塞俄比亚两国当局着重谈判了“开发”尼罗河问题。
他在回国后的报告中，又专门谈到“开发”尼罗河的重要性，并建议当局“在政治局势允许的时候，支持符合一切有关国家的共同利益的开发河流的集体努力”。
美国对“开发”尼罗河这样有兴趣，据说是因为它非常希望“造福”沿河国家。
可是，4月02日的“纽约时报”并不是平白无故地说这样的话的：
“供给下尼罗河（指埃及境内的一段尼罗河） 84％的水量的青尼罗河发源在埃塞俄比亚境内。
这一点大大增加了埃塞俄比亚在战略上的重要性。”
美国眼中的埃塞俄比亚的“战略重要性”指的是哪一方面？
尼罗河是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之一，流域面积达二百八十六万七千平方公里。
它有两条主要的支流。
一条是白尼罗河，发源于乌干达境内的维多利亚湖。
一条是青尼罗河，发源于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塔纳湖。
白尼罗河和青尼罗河在苏丹的首都喀土穆相汇合，成为尼罗河的主流，往北经埃及入地中海。
而埃及境内这一段尼罗河，五分之四的水源来自青尼罗河。
尼罗河是埃及人民的母亲，是埃及人民的“命根子”。
在埃及全国将近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中，只有3.1％左右是耕地。
这些耕地的三分之二在尼罗河三角洲。
二千三百多万的埃及人民，都集中在沿尼罗河流域的一条狭长的沃土地带。
那里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哩约为一千六百人，为世界上有数的人口密度。
埃及每年降雨量很少，种地全靠尼罗河的水。
埃及的主要农作物棉花，同尼罗河的涨落更有密切的关系。
埃及要扩大耕地，就需要有更多的水。
但是，埃及在尼罗河的下游，水源不在自己的境内。
因此，所谓埃塞俄比亚的“战略上的重要性”，就是只要控制了发源于埃塞俄比亚的青尼罗河的水源，就可以制埃及于困难的境地，在供应正常水量、蓄洪、防洪等方面，埃及都将受到很大的影响。
美国之所以对青尼罗河有这么大的兴趣，就是因为通过控制水源，可以对埃及施加巨大的压力，来迫使埃及向“艾森豪威尔主义”屈服。
美国利用控制尼罗河水源来对埃及施加压力，是得到英国的支持的。
因为英属东非的乌干达、怯尼亚和坦噶尼喀都在白尼罗河发源地维多利亚湖周围。
英国就曾经发出过要用切断白尼罗河水源的办法来压制埃及的消息。
尼克松访问乌干达、显然同这事有关。
“纽约时报”不久以前报道说，在尼克松访问过乌干达、埃塞俄比亚以后，乌干达殖民当局对“开发”尼罗河的兴趣更加增大了。
除了在1954年兴建的欧温瀑布的水电工程以外，乌干达今年还计划建立一个大水坝，到1965年发电厂建成时可拥有十五万瓩的发电能力。
这条消息还说，环湖的英属东非的乌干达、怯尼亚和坦噶尼喀，都要求在利用维多利亚湖水方面得到“合理的一份”。
1929年，埃及曾经和苏丹签订“尼罗河河水协定”，规定埃及在使用河水方面有优先权。
据“纽约时报”说，英国打算再“审查”这项协定。
因为协定签订时苏丹尚未独立，所以是由英国代苏丹签字的。
英国现在就企图利用这个地位，来侵犯埃及的权利。
帝国主义这个扼杀尼罗河的阴谋是值得注意的，但是它们要实现这个阴谋，却并不那么容易。
因为尼罗河上游的水量很大，不可能完全控制。
而且，非洲人民日益觉醒，时间对帝国主义者们是不利的。
此外，帝国主义者们在一起对付埃及人民的时候，它们之间照例要发生狗咬狗的情形。
04月08日“泰晤士报”的一篇以“美国在非洲”为题的社论，提到了尼克松关于“开发”尼罗河的建议，同时还意味深长地说：
“如果非洲要保持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的话，最必要的是英国和美国要了解彼此打算在那里做什么，以避免彼此误解”。
玩火的人免不了要引火烧身，玩水的人免不了要淹死。
美国在中东不仅玩火，而且还想玩水。
水火无情，美国侵略者肯定是要倒霉的。

玩火自焚
美一原子研究所发生爆炸
新华社17日讯
纽约消息：
美国布罗克海温国立原子研究所发生爆炸，有四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另外还有六个人受到酸蒸汽的影响。
爆炸时正在那里举行着有许多拉丁美洲代表参加的一次原子讨论会。
发生爆炸的原因未详。

美记者严词诘责限制访华政策
杜勒斯在舌阵中窘态毕露
据新华社15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5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准备就美国记者访问中国的事情作出一个“不完全合乎逻辑”的决定。
他说，国务院不允许美国记者拿着美国护照到中国来采访新闻，这是因为中国还拘押着美国人；
但他又说，政府正在研究让一些美国记者在有限制的政策下前来中国。
杜勒斯的这种自相矛盾的话是在招待会的连珠炮式的发问下说出来的，美国记者对于国务院不给他们采访中国新闻的自由表现了极大不满。
记者们在这一次招待会上质问杜勒斯，他说过美国宪法规定的新闻自由只是指出版自由而不是采访自由，这种说法是不是表明美国报界只能在国务院的许可下才能采访外国消息，因为出国护照是控制在杜勒斯手里的，这种解释是否正确？
杜勒斯回答说：
这种解释不正确，不过他也“有些拿不稳”整个护照问题的法律范围，这要法院来决定。
一些记者在追问杜勒斯时说，美国的做法是把新闻记者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种工具，“等于要把记者作为强迫共产党中国人按照我们所要的去做的一种武器”。
杜勒斯回答说，美国政府的责任是保护美国人，除非中国改变“侮辱和虐待”美国人的政策，否则美国政府不让更多的美国人到中国去。
但是他又说，国务院“正在研究”一个派新闻记者去中国的计划，“这个计划有足够的限制，使我们觉得它符合我们的外交政策目标而可以接受”。
有记者指出国务卿的这种态度是自相矛盾的。
杜勒斯承认这种做法是并“不完全合乎逻辑”的。

要求从大地主手里取得土地
意大利农村开展“争取土地改革斗争周”
新华社17日讯
据塔斯社罗马讯：
意大利农民为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目前正在全国农村中广泛开展。
在“意大利雇农联合会”、“全国对分佃农联合会”和“全国农民协会”的联合号召下，意大利全国农村中从5月12日开始举行“争取土地改革斗争周”。
各地农民纷纷举行罢工、游行示威和群众大会，要求没收大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除了争取土地改革的斗争以外，农村中各类农业劳动者也积极展开斗争，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雇农要求提高工资；
对分佃农要求把归自己所得的一份农产品的比例从目前的53％增加到60％，并且要求保留在废止土地租约时要有“有根据的理由”这一原则；
小土地所有者极力要求获得低利贷款和减低税率。
罗维戈省八万雇农为要求提高工资而举行的罢工已经延续了二十多天。
罢工者没有被警察的武装镇压和地主的野蛮迫害吓倒。
五百个土地所有者已经让步并同意提高工资。
但是罢工者坚持要在缔结全省性提高工资的协定以后才复工。
巴维亚省的雇农也在13日和14日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
最近意大利南部地区——康波巴索省、阿费林诺省、萨勒诺省、巴利省、那不勒斯省及大兰多省都遭受了严重霜害。
据报纸报道，约有70％的农作物受到了损害。
这些地方的农民处境很困难。
他们要求政府给予财政援助、免征或缓征农业税，以及发给种子和肥料。

走向死亡的竞赛必须终止
日本卅五万学生集会抗议英国试氢弹英国各阶层要求结束犯罪的愚蠢行为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
英国在圣诞岛和美国准备在内华达州举行的氢弹爆炸，继续受到各国公众和舆论的愤慨的抗议谴责。
东京消息：
日本全国三十五万名学生17日在六十三个城市一齐举行了大会和示威游行，愤怒地抗议英国强行试验氢弹。
在东京，约有五十所大学的约计一万个学生举行了“反对准备原子战争总奋起大会中央集会”。
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日本教职员工会、国营铁道工会、日本禁止原子弹和氢弹协议会、社会党、共产党都派代表参加了大会。
大会通过了对英国政府表示抗议的决议。
大会还通过宣言说，我们对英国试验氢弹的行为表示抗议，要求立即停止这种试验。
我们希望英、美、苏三国迅速签订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定，并且对美国企图使冲绳岛成为永久性原子弹基地和派遣原子机动部队到日本等一系列的准备原子战争的政策，表示抗议。
同时，我们也坚决反对日本政府拥有原子武器。
会后，参加大会的人们到英国大使馆和日本“防卫厅”前面举行了抗议示威。
日本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报纸今天一致发表社论谴责英国试验氢弹，并且指出这是对日本的要求和世界舆论的一种蔑视。
同一天，日本政府就英国在圣诞岛氢弹爆炸试验向英国提出抗议，并且要求立即停止进一步试验。
日本政府要英国政府对日本人民由于氢弹试验所受到的损失负完全的责任，并且表示日本将保留要求赔偿这种损失的权利。
伦敦消息：
英国共产党政治委员会16日发表声明说，“这种犯罪的愚蠢行为更进一步地毒化了空气，这种空气将给许多现在活着的人带来疾病，给尚未出生的一代带来残废和死亡。”
“全国每一个男女必须比以前更响亮地大声疾呼和要求立即停止这些试验。
昂贵的走向死亡的竞赛必须终止。”
声明号召立刻采取有效措施来迫使政府同意苏联的同英国和美国一起停止核爆炸试验的建议。
独立工党同日发表声明指责政府爆炸氢弹的行动，并且要求不再进行这种爆炸试验。
英国妇女大会16日在一篇强硬的声明中谴责政府的作法是“一个疯狂的行动”。
伦敦妇女打电报给英国首相说，“母亲们不能宽恕你”。
在下院，有许多议员要求首相停止进一步的试验。
英国进行氢弹试验的消息在新德里引起了愤怒和严重的不安。
16日晚上，人们举行了公众大会，有几个国大党议员在会上讲了话。
布腊姆·普腊卡什要求舆论发展得更快，因为他认为只有有组织的世界舆论才能制止原子核武器试验。
国大党议员阿纽普·辛格在联邦院里要求尼赫鲁召开亚非会议来反对原子核试验和原子核武器。
印度共产党议员拉志·巴哈拉尔·戈德在表示支持这项建议的时候，还谴责美国用核武器来武装台湾国民党集团和日本。
“印度时报”和“印度斯坦时报”以及其他报纸都强调各大国有必要达成国际协议以禁止这种试验和武器。
雅加达“共和国报”17日发表社论，谴责英国不顾全世界人民反对，在圣诞岛投下了第1颗氢弹。
社论也指责美国将在内华达试验氢弹，囤积原子武器，并且以导弹供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蒋介石。
社论指出，这些行动是在准备原子战争。
“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说，英国的这一行动直接威胁了人类的生活。
社论说，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尼西亚和全世界人民只有加强要求完全禁止原子弹和氢弹和要求逐步裁军的斗争。
堪培拉消息：
澳大利亚工党领袖伊瓦特17日在评论英国试验氢弹事情的时候，再次呼吁在世界范围内禁止原子弹和氢弹试验。
伊瓦特说，英国没有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商量过它举行氢弹试验的时间，这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
他认为，“这意味着实际上澳大利亚的国际地位逐渐地削弱到无足轻重。”
（附图片）
东京学生在英国大使馆门前示威，高呼反对试验氢弹的口号。

通过苏伊士运河船只增加
新华社开罗17日电
16日有两支船队从塞得港往南驶入苏伊士运河，这是自从运河恢复通航以来的第1次。
第1批九条船是在上午行驶的，第2批十条船是在下午行驶的。
同一天还有一支包括六条船的船队从苏伊士港往北驶过运河。
16日，有一艘一万二千多吨的挪威油船同一艘六百多吨的南斯拉夫货船在苏伊士港外相撞。
南斯拉夫货船被撞伤，但没有人伤亡。

雪里毒葩　张一忱

下乡有感刘白羽
最近到乡下去住了短短的一个时间，时间虽短，有两点印象却特别鲜明。
从北京到了省会，就觉得生活条件有点不一样了，等到离开铁路线到县城去，坐的是卡车，由县城到农村去坐的是大车，等到在农村之间来往，最好的代步工具就是自行车了，如果说前面的几种都是靠车拉着自己，最后却是不得不“自食其力”了。
在这儿讲的当然不只是交通工具，就是周围的一切物质条件自然也都跟随着发生了变化。
把这变化再倒过来看一下呢？
等到往回走，坐上三等车厢便觉得太舒适了，到省会坐上小汽车已经有些忐忑不安起来。
我觉得这一上一下的对比，正像指标图上一上一下的线条，说明现在像我们这样的人（我指的当然不是城市里一般的工人、市民和普通干部）和人民之间发生了多么悬殊的距离。
仔细思索一下，这问题是不是不严重呢？
这次去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敌人扫荡最残酷的老根据地。
我骑着自行车到一个村里，去拜访了一个老党员，他深刻地批评了我们现在的干部脱离群众。
我知道，就是这个老农民，在战争时，咬咬牙，付出了自己亲生儿子的生命；
我知道，就是这个老农民，去冬，跋踄三十里到县党委会去，被一个收发室的人冷待，问他：
“干什么的！
？”
他说：
“我是来看看我的家的。”
可是，他们到现在紧密地联系着群众，因此他们能敏锐地看出我们现在干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我坐在他面前，很久没作声。
我想到从前，我们不是天天同人民在一道生活，一道斗争，共甘苦、共命运吗？
大风雪的日子，到了宿营地，不是他们把自己的一点热炕头腾给我们睡觉，把自己的一口粮食省给我们煮饭吗？
当然，我绝不是说我们现在不应当建设城市，繁荣生活，要大家都摒弃物质文明，都搬回山沟里去。
但是我觉得问题是我们中间一些人，从精神上离人民渐渐疏远了。
我们住在高高的大城市里，有些机关愈闹愈大，干部愈聚愈多，资格愈来愈老，级别愈来愈高，于是房子追着人员上涨，小汽车赶着级别飞奔，久而久之，甚至在一部分人头脑里公然把争级别，闹待遇都当成合理现象，而不耻于出口了。
但不知道，如果不密切联系群众，一味这样向上升，真令人担心，像放风筝，只放不收，有一天终会断了线，飞到九霄云外去。
人民现在还欢迎我们，热爱我们，尊重我们，因我们到他们乡村里来而高兴。
因为人民还记得党怎样领导他们穿过历史的风暴、怎样迈入康庄大道，向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提高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
他们也还记得我们这些人曾经怎样跟他们一道走过那患难的道路。
在这一点上，人民对我们的情谊是深的。
但是同时人民也在拿眼睛望着我们，考察着我们，在批评我们，要求我们，督促我们，这也是严峻的现实。
我觉得如果缩短那一上一下的距离，让我们恢复我们身上原有的传统，深入人民中间，熟悉人民的脉搏呼吸，真正像“春江水暖鸭先知”那样自如自在，该多么好。
另外一点印象，就是广大人民前进得很快。
如果前边一段说的是上与下的对比，现在再来讲讲前与后的对比。
有了些文化的人，不管自己出身阶级怎样，却总觉得人民落后，自己高明。
可是在人民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这几年，党领导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就在农民中间引起根本的、巨大的变化。
这变化就是由个体走向集体。
你去看一看，这一步跨得可真大，这一步踏翻了几千年历史，改变了整个社会关系。
这回下乡正赶上春麦管理最忙时期，人们白天都下地，夜间却聚集到各个生产队的“牲口棚”（生产队养牲口的屋子，自然地形成队员们集聚的公共场所，广播喇叭筒也就安装在这地方）。
你想想从那充满忧伤、贫困的古老农村牲口棚到今天这崭新的“牲口棚”之间的变化是什么意思？
而且他们的夜会进行得又多么活泼自由，和谐愉快啊！
晚饭后，人们陆续到来，先听了一阵他们最爱听的新闻广播，而后，妇女们来了，于是乎热闹起来：
“你们老爷们都坐在炕头上了！
？”
大家笑起来，于是年青些的从炕上让了地盘。
关于目前正在进行的几项劳作、工分应该怎么评的问题，先由一个青年记工员提了出来，讨论便开始了。
男队员热烈发言时，几个妇女聚到一处去商议。
一会，妇女发言了，批评了男队员对分给女队员耪麦子的活儿评分过低，于是发生了争论。
最后，老农们轻轻地说了几句公正的话，耪麦地的工分公允地提高了一半。
男队员们哈哈笑起来说：
“工分定了，你们可不能粗枝大叶呀！”
女队员答话：
“你们检查吧！”
你想想看，这岂是我们常开的那种沉闷的会议所能比？
人民那一点不比我们聪明，你能说他们不会在集体生活中享受着民主生活吗？
人们也许要问：
你讲的这是先进的社呀！
你要知道农村中还有缺点，还有黑暗，你前面不也说过有官僚主义吗？
不错，是有，但主流却是一派蓬蓬勃勃，锐不可当的朝气。
我也曾访问过这一县最落后的一个“白点”村，就是在这里，生活相当困难，但人们从心缝里打算的也是怎样积极赶上去，闹好生产，而不是一片垂头丧气景象。
总之，广大农民在社会主义高潮中的前进是快的，是令人振奋的。
但扪心自问，如果拿这种锐气来对照一下我们又怎样呢？
进城之后，是否全然一尘不染，两眼睁明，走在前面呢？
党是永远带着头走在前面的，中央是这样，多数同志也是这样。
但如果脱离群众，安于生活享受，背着包袱，扛着架子，我不敢说前进得快，而且相形之下，却显得迟缓、停滞、以致落后。
起码也是没有人民那一步跨得开、迈得大。
这样就得当心脚步奔放的人民，有一天，会回过头来笑你。
最后，三句话不离本行，从乡下回来，我一路上想着：
我们文学方面的情况怎样呢？
我们常常说：
文学不能适应人民的需要，文学未能深刻地反映人民生活的变化，这个矛盾，不也是脱离群众，落后于群众的一种反映吗？
现在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新时代提出了新任务，面临着几千年未有的社会大变革，眼前展开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广阔道路，阳光照临在我们生活之中，清新的空气冲进我们的肺腑，这正是我们和人民紧密结合、一同前进的好时候。

也请听听编辑的声音
林元
文艺刊物编辑部跟作家的关系，是像鱼跟水一样密切的。
但这当中也有矛盾：
主要表现在改稿和退稿上。
想加强他们之间的团结，必须解决这个矛盾，如果对作家的稿子一字不改、每稿必用，在作家方面，也许没有意见了；
可是，这并不等于解决了矛盾。
因为一字不改、每稿必用，这必然会影响刊物的质量，而编辑部除了为作家服务外，还有一个更主要的服务对象——那就是广大的读者。
其实，说编辑部是为作家服务的这个提法，就不够恰当。
应该说作家和编辑部都是为读者服务的。
明确这点，对解决矛盾是有好处的。
关于改稿问题，许多编辑部都的确有对作家、尤其是无名作者的劳动不够尊重，粗暴地、自以为是地改错了稿子的事实。
但是，编辑把作家、尤其是青年作者的更多的稿子修改得更精练、更好了，这也是一个事实。
往往有些作家，编辑把他的稿子改好了十个地方他一字不提，要是改错了一个字，就来信抗议不休。
难怪很多编辑发牢骚说：
最好是来个作家原稿展览会，看到底改错了多少，改对了多少？
编辑把稿子改好了，这是编辑应做的工作，应尽的责任，原没有甚么好说；
把稿子改错了，是没有把工作做好，也应该受到批评，这也没有甚么好说。
不过，要是由于编辑改错了一些稿子，就提出“决不改动”或“只改笔误、别字”，甚至像“老作家王西彦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说：
‘既已成为公认的作家，编辑就不能修改他的作品。
我个人主张，连一个字也不能修改。
’”（见本月09日文汇报所载“上海市政协第11小组座谈纪要”。
引文旁的加重点是本文作者加的）我看这对工作还是害多利少。
的确有很多写作严肃的作家，他的稿子是可以一字不改的，但也确有不少作家的稿子，不但有许多“可有可无的字、句、段”，而且确实有许多应该删去的字、句、段，和确实有许多错误的地方。
此外如文法不通、文章的组织条理不清、个别的论点不正确或说服力不强、有些提法不恰当，等等，也是常见的事。
如果各编辑部真的举行一个作家原稿展览会，不但会看到不少给编辑改正的、原稿上的大大小小的毛病，而且还会使人惊讶有些错误竟会出自“已成为公认的作家”之笔！
编辑能发现作家稿子的毛病，能改作家的稿子，并不一定是由于编辑比作家的水平高，而是因为编辑是稿子的第1个读者，旁观者清；
作家的稿子所以往往有这些毛病，也并不是由于作家的水平低，而是由于作家当局者迷，或写作还不够严肃。
假如每一个作家都能像鲁迅那样：
“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
那么，改稿的问题就会少得多了。
据上面所引的文汇报同日同文的刊载，在座谈会上还有人提出：
“编辑手里握了一枝红笔，大有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的气概，特别喜爱修改别人的文章，不改一个字总不过瘾。”
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
编辑改稿子不是甚么弄权、过瘾，而是在尽他的职和责。
编辑工作包括改稿被尊重为高级的创作；
退一步说，即使不是高级的创作，编辑在工作中所花的心血有时也是很多的。
有些对工作不负责任的编辑是不愿意改稿或不愿意用心血改稿的，他们说，改稿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目前社会上对编辑改稿不分青红皂白提出了批评后，更为这种不愿意改稿的人找到了借口；
而一些平日勤勤恳恳用心做编辑工作的人也增加了不少顾虑——怕的是卖力不讨好。
如果不分是非地指责编辑，对今后的编辑工作是不利的，对编辑与作家的团结也是不利的，矛盾也并不会因此而解决的。
关于改稿子的问题，我看既不是“一个字也不能改”，也不是“非改不可”的问题，我同意刘白羽同志的话：
“问题是怎样改。
既然编辑与作家对读者负有共同责任（即同为读者服务——作者），那末，改，如果对读者有利，对作者也有利，为什么不能改呢？”
说“非改不可”的编辑，是狂妄的；
说“一个字也不能改”的作家，是自大的。
两者的话都是不谦逊、都是对工作不利的。
我想，只要编辑部改进工作作风，虚心、慎重，改稿时尽可能提意见请作者自己改，或改好后给作者看过，或至少征求作者的同意，等等，一般作家对改稿是不会有很大意见的。
如果说在解决改稿这个矛盾上，由编辑部这一面多作努力就行了；
那末，在解决退稿这个矛盾上，除了同样地要由编辑部这一面多作努力外，还必须得到矛盾的另一面——作家的那一面的努力，那就是对退稿的谅解。
一个摆出来的常识的事实：
每一个刊物每一期的篇幅都有一定的限量，假如这个刊物的稿源比较丰富，就不可能每篇来稿都刊用，必然有退稿。
如果这个刊物广泛约稿，广泛鼓励新、老作家为刊物写稿，就是约来的稿子，也不可能每篇都用，也必然有退稿。
两篇水平差不多的稿子，总是先选约来的稿，后选投来的；
先选老作家的稿，后选青年作家的；
先选青年作家的稿，后选无名作者的（这种作法是否正确，也还值得商讨）。
但是如果两篇稿子的质量相差较大，那就顾不了是约来的、或是作家的，或是老作家的了。
因此，即使是作家的有一定水平的稿子，有时也还是免不了要退掉的。
至于作家的那些连一定水平都没有的稿子，被编辑部退回去，那就不能不说是应该的了。
可是有些作家，遇到稿子给退回来，就总绷着脸不高兴，不分黑白，总对编辑部有意见，甚至对具体处理那个稿件的编辑有意见，却很少考虑自家的稿子的质量怎样，更少考虑到编辑部的困难。
有一个作家，他的一篇稿子投到几个编辑部，都被退回去了，一般来说，这篇稿子的质量不会是很好的，可是这位作家却不反求诸己，而到处提意见。
一般编辑部退约来的作家的稿，还是比较慎重的。
有的时候，的确是由于稿子的质量太差，万不得已才退的。
作家收到退稿时的心情不舒服，其实编辑在退稿时的心情又何尝舒服——岂但不舒服，简直是沉重的。
如果是编辑亲自向作家当面退稿，那种沉重的心情，那种由于作家的自尊心受到了损伤所放下的脸孔而引起的退稿人的别扭味儿，真是没有给人退过稿的人所能体会的。
编辑对作家多做鼓舞、催生的工作，多约作家写稿，是可以的，这也是做编辑的责任。
可是希望作家在这方面了解一下编辑的约稿心情。
可以说自从约稿的那天起，约稿人的心情就像压上了一块石头。
如果稿子来了，果然写得不好，约稿的那个编辑，会不自觉地在心里沉重地说：
“唔，又背上了个包袱！”
于是，他就挖空心思、想尽理由在主编面前强调这篇稿的好处，甚至以团结作家等理由为借口，坚决请求刊用。
要是稿子终于通不过，他便到处打电话把稿子转给别的编辑部，如果有个编辑部说稿子可以考虑用，而作家也同意，他会跳起来说：
“唔，丢掉了个包袱！”
这时，他的高兴的心情，并不减于听到了自己的稿子被采用的。
为什么编辑对约稿会感到那么沉重呢？
这就不能不归究到作家平日对待退稿的态度和责难了。
我啰啰嗦嗦地说了这么一大堆，无非是为了一个目的：
要是作家也能体会到编辑部和编辑的困难和苦衷，他对编辑部的意见也许会少些，隔阂也许会少些，这个矛盾就会在互相尊重、谅解之下解决了。
自从提出了作家职业化，有些作家开始职业化以后，退稿的矛盾，又有了新的情况，也可以说，这个矛盾更尖锐了。
作家职业化以后，稿子的产量增多了，特别是短稿子的产量增多了，编辑部约稿比较方便了，这是一个好现象。
可是产量多了，不管是哪一个作家，也不能保证每一篇稿子的质量都是好的（要是写作不严肃的粗制滥造的作家就更不用说了）。
然而，据我所知道，现在有些作家，即使连自己也知道稿子的质量不高，可是也仍旧拿出来给编辑部，只是不用真名。
这明明是给编辑部苦头吃。
说句老实话，有时作家的稿子质量虽然不高，也还是用了，为的是名作家的稿子。
既可以达到“团结作家”的目的，还可以“文责自负”；
要是连作家自己也不愿用真名那就更使编辑部为难了。
现在有些编辑部对特约的稿子不用时，付以一定的稿费，这是应该的。
我以为所有编辑部都可以采用这办法。
然而要真正解决退稿的矛盾，除了编辑多尊重作家的劳动，不犯粗暴、无理退稿的错误外，更主要的，是作家对编辑部的困难和苦衷的谅解。
只要互相尊重，互相谅解，编辑部和作家之间的这个矛盾，是可以解决的；
编辑部和作家的团结是会加强的。
而互相尊重和互相谅解也是有基础的，那就是作家和编辑的劳动目的都是为读者服务。

增产节约的要点在哪里？
傅雷
增产节约是为了勤俭建国：
这道理粗浅得很，谁都懂得；
一联系到实际可就不那末简单，很容易出偏差了。
大家来多拉几声警报，恐怕还是必要的。
一切建设要从六亿人口出发，要从一般的生活水平和现有的物质条件出发，所以可省则省，应省必省。
但勤俭朴素并不等于因陋就简，因为我们是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前进，不是停滞，更不是后退；
所以目光要放得远，要照顾全局，眼前利益必须与长远利益结合为一，不可省的坚决不省。
增产不能降低质量，粗制滥造只能增加次货。
顾了眼前，忘了将来，省了小的，浪费了大的，叫做因小失大，不但与勤俭建国的本旨背道而驰，而且幼稚可笑。
一句话说完，增产节约是个科学问题，要经过精密的核算，反复的考虑，要听群众意见，也要听专家意见；
不能单凭一股子热情，冒冒失失的去搞。
小地方的增产节约往往只是常识问题，只要多用脑筋，前前后后，四面八方想个周到，就能少犯偏差，或竟不犯偏差；
可决不能盲目片面的追求增产节约，更不能一窝蜂的用平均主义对待。
此其一。
增产节约要防止本位主义。
越是在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社会里，越是在一个进行全国性大规模建设的时期，越是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危险。
任何工业品只管盲目增产，不问市场需要，势必造成大量积压。
只管本单位节省，不管别的有关单位省不省，只管产销机构的节约，不管用户的浪费，这是自私自利。
一个家庭一件日用品少用一、二个月，增加的支出为数甚微，也许感觉不到；
但在全国范围内这笔浪费就大了。
降低成本，减低定价，必须和制成品使用的寿命维持适当的比例，才是真正的节约；
因为要为全国人民积累财富才是真正的积累财富。
所以增产节约不能只算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工厂的账，而要算总账，算全国人民的账。
此其二。
第3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
节约的对象不能只限于物资，还要包括人。
劳动创造财富；
谁劳动？
人。
机器制造一切；
谁发明机器，制造机器，使用机器？
人。
作生产计划的是人，实际生产的是人，管理生产的还是人。
要不从人节约起，就是忘记了我们最大的资本。
节约人的办法无非是各得其所，各尽其用，不积压人，不埋没人，不要劳逸不均，忙的忙死，闲的闲死。
大材小用固然是浪费，小材大用更其危险。
生产部门也好，行政部门也好，用人不当对国家的损失是不堪设想的。
例如把没有专长的，没有文化水平的，无处安排而必须照顾的都往人事处送。
人事处主要是了解人，管理人，那比了解机器管理机器不知要难多少倍，那是一切政治工作的枢纽，责任何等重大，岂是小材大用的人所能担负？
结果是人事处像休养所，像养老院，又成为官僚主义的温床，本单位的绊脚石。
这能怪他们吗？
放在适当的岗位上，他们是能够起作用的，也许还是很大的作用呢。
另一方面，人事处阵容加强了，不但各机关的大小齿轮更灵活，便是党群关系，团结工作也可做得更好，而“西望长安”那样的笑话也保险不会发生。
再说，机器需要定期检修，人也不能只使用，不休整；
连钢铁制成的机器都不能负担过重，何况是血肉做的人！
在勤俭建国的阶段，从工程师到工人，都在千方百计的想法延长机器的寿命；
为什么我们不同样的爱惜人，不同样的想办法延长人的服务年龄？
领导干部固然是能者多劳，特别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里；
但是否可以不要劳动到筋疲力尽，直要病倒了才能有休息呢？
近于杀鸡取卵的办法是否合乎我们的长远利益呢？
要为下一代，甚至以后的世世代代谋幸福，全靠现在这一代打基础。
不管党内党外，这一代的人都是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第1批资本；
而这资本不大，青黄不接的时期还相当长，要用得俭省一点才行哩。
身心康健，精神饱满，生气蓬勃，是提高生产热情，增进工作效率的基本条件。
不论水平高低，能力大小，只要安排得当，使用合理，大家会自觉的发挥积极性，会有更多的合理化建议，会贡献出更多的群众智慧，也就会有无穷无尽的增产节约的窍门。
物资的浪费有目共睹。
用人的浪费看不见，所以为害更大，而且影响久远。
我们怎么能只管烧柴，不去养护青山呢？
节约物资的好处数得清，节约人的好处说不尽，因为人是最基本的工作母机。
这一点似乎还不曾受到充分的注意，我特别提出来，希望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一起来郑重考虑。

田汉酝酿两个新剧本
04月30日那天，从西安开到北京的列车上，载着一位满头白发但是精神抖擞的旅客——戏剧活动家田汉。
这已经是他两年来第4次出外了解情况。
他说：
“我对西北还是陌生的。”
这一次视察，他特意选了西安和延安。
读者也许在关心这位曾经写过不少剧本的老剧作家的创作计划。
他从西北旅行归来，就要开始写作两个话剧剧本。
为了纪念话剧运动五十年，他要写一个反映抗日战争时期救亡演剧队和抗敌演剧队的斗争生活的剧本。
当时，这些演剧队在党的领导下，从上海等中心城市把进步戏剧带到内地的城镇、农村，工厂和部队；
开始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相结合。
田汉同志打算描写这一支戏剧队伍怎样在抗战初期火热的爱国情绪下，克服着从未尝过的艰苦困难，使文艺“下乡”“入伍”；
怎样在新的艰苦环境下听取军民的意见，不断改进他们的演出艺术，经过斗争澄清这一方面的紊乱思想。
随着抗战形势的逆转，他们又怎样以出色的智慧和坚毅，同复杂的政治环境作斗争。
这个剧本，他将采取他惯用的场次较多的表现手法。
下半年他将要写的另一个剧本，是解放前后戏曲艺人的变化；
描绘他们在戏曲改革工作中所经历的，由粗暴、保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几个阶段。
剧中也将接触到艺人同干部的关系；
田汉同志说他作为戏曲工作干部之一，将通过这个戏展开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
两个剧本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作者过去的或者现在的伙伴。
从去年以来，作者四次离京出外，跑了十来个省，广泛而又细致地了解戏剧活动和艺人的生活，收集有关的资料。
我听到一位生活在田汉同志身边的年轻人说：
“田老家的大门总是敞开着的。”
我才体会到戏剧界的人和事是怎样走进他心里的。
（兰）

调整国营剧团和民营剧团的演员阵容
裘盛戎
我觉得，我们京剧界还存在着不少矛盾，急待解决。
否则，“大放手开放剧目”这个新方针是贯彻不好的。
民间职业剧团现在存在着“阵容”和“剧目”的矛盾。
最突出的是，因为演员阵容不齐整，影响了演出质量，也“放”不出更多的传统剧目。
现在民间职业剧团，演员阵容一般是很薄弱的。
有些剧团就凭一、二个主要演员在支撑局面。
戏曲界称这种剧团叫“光杆牡丹”。
有些剧团的主要演员底子很厚，能戏很多，可是角色不齐，班底不全，“一个人唱不了八仙庆寿”，许多拿手好戏干瞪着眼排不出来。
有些剧团演出了不少传统剧目，因为演出水平不高，在群众中影响不深。
国营剧团是另一种情况。
他们的演员阵容是空前的强大，集中了许多最好的演员，行政领导、艺术领导都强，物质力量雄厚。
按说该是什么戏都能演了，事实却不是如此。
虽然他们在整理传统剧目方面很有成绩，可是我要说，比起他们拥有的雄厚力量来，却是做的很不够。
拿中国京剧院来说。
观众在问：
为什么看不到李少春、袁世海、叶盛章合演的“连环套”？
为什么京剧院演的“群英会”，不是叶盛兰的周瑜、袁世海的曹操、李少春的鲁肃、李和曾的孔明、孙盛武、萧盛萱的蒋干？
像“临江会”“激权激瑜”“取南郡”“镇澶州”这些传统老戏，拿京剧院的演员阵容和条件，演出来一定能起到示范作用。
为什么不见演出呢？
据说，京剧团一、二、三、四团，派戏调人有很多困难。
演员方面，这个戏不演，那个角色不演；
甲演员非乙演员配戏不演，丙演员又决不同丁演员合作。
京剧界著名演员过去经常珠联璧合地同台演出好戏，解放了，国营了，这种合作反而不可能了，该怎么向观众解释这种现象呢？
窝工的演员也不少。
有一年派不上戏的，有生病而长期不演出的，也有不生病而长期不演戏的。
据说，有个国营剧团，有四位著名旦角，只有一名小生。
于是这些旦角一加入国营剧团也闲起来了。
这样看来，国营剧团的矛盾竟是演员阵容坚强，却又“放”不出好剧目。
民间职业剧团的演员阵容，迫不及待地要加以充实。
我们要说服那些有“挑班欲”的主要演员，放下架子，同有条件合作的剧团兄弟似的携手合作；
同时文化领导部门也要积极想法作些调整工作。
观众对于国营剧团的要求是很高的。
他们希望国营剧团在“百花齐放”中起带头、示范作用。
他们希望多看到著名演员合作演出好戏。
建议国营剧团改进制度，打破影响合作演出的界限。
现在有些国营剧团的领导方面，对于著名演员过于迁就，放弃政治思想教育，也是不利于“百花齐放”的。
国营剧团演员有敷余，不应让他们窝工，应当进行调整。
对于我们演员，没有比无戏可演更为痛苦的事了。
在你们那里，一个演员在“失空斩”里只能演赵云，到外地去就能演王平。
建议对国营剧团的演员作适当调整，这既增强了民间职业剧团的阵容，又能使更多演员得到发展。
听说现在有些国营剧团每年还是要国家补贴很多。
全国各行各业都在为国家积累社会主义建设的资金，我们文艺界还要赔钱是丢人的。

戴爱莲等在座谈会上坦率批评
舞蹈界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严重
本报讯
首都舞蹈界在15日和17日两次座谈内部矛盾问题的会上，揭露了不尊重我国舞蹈专家的艺术见解和创作劳动，以及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的领导涣散和宗派主义情绪。
在会上，戴爱莲讲到这些年来我国的舞蹈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可是作为舞蹈工作者之一，她一直为着服从革命的需要担任行政工作，完成出国任务，参加社会活动。
而在舞蹈艺术上呢？
她说：
“我是愈来愈感到能力差了，八年来我很少有艺术实践的机会。”
她回忆到解放以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各方面的条件虽差，生活也困难，还教了一些学生搞了一些创作；
今天环境好了，困难也少了。
但是创作反而少得很。
她原是华侨，很想通过自己所从事的舞蹈工作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她曾创作过“卖”、“游击故事”等作品，也努力学习瑶族、藏族、维吾尔族等民间舞蹈，她认为这些都同党的方针没有矛盾；
可是，当舞剧“和平鸽”演出以后，就被教条主义者指责，扣上一顶崇拜西洋、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帽子；
似乎过去的一切都没有用了，什么都需要从头学起。
戴爱莲过去是中央歌舞团的副团长，现在是中央实验歌剧院舞剧团的团长、北京舞蹈学校的校长，在谈到同党员的合作方面，她说：
“我只能听他们的，我的意见不被重视。”
她想在舞剧团排演舞剧“罗盛教”，因为演员不愿意，领导上不支持，就停排了。
她想把芭蕾舞民族化来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舞剧，也得不到支持；
强调舞剧团只搞古典的民族舞剧。
她只希望有六个学生来帮助她进行创作实践，一直也没有实现。
她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很高，艺术劳动却很少。
在会上，戴爱莲对于文化部总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分配工作职业，也提出了意见。
她说：
“原来答应不让我担任什么行政职务，我只搞创作和演出；
但是，在北京舞蹈学校举行成立典礼前的十三小时，部里忽然要我担任校长职务。
我有困难也只好服从。”
她还批评了文化部刘芝明副部长只关心舞蹈学校，而对其他舞蹈团体的事情找到他就说没有空。
她认为文化部应该全面的来关心舞蹈事业的发展。
舞蹈界领导不团结
有人说内外都有墙
舞蹈界，特别是舞蹈界领导闹不团结，是一个长时期以来存在的事实。
叶宁在会上说：
我们舞蹈界虽然年轻，不仅党与非党之间有“墙”；
墙内有墙，墙外也有墙。
她认为过去一讲到舞蹈界不团结，就只看成戴爱莲和吴晓邦两个人不团结，现在想来问题并不这么简单。
他们两个人的艺术见解的确不同，但这也不是解放以后才开始的，解放以前就是这样，但那时候他们还是合作演出过。
解放以后，特别是解放初期一直把这两个学派当成两个宗派来批判；
用教条主义的观点批判他们的艺术。
叶宁还指出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的性质不明确，理事会涣散，连会都开不起来。
绝大多数的党员理事只关心自己工作的单位，对整个舞蹈事业却不关心；
这个研究会附属的唯一刊物“舞蹈通讯”的编委会也组织不起来，谁都不愿意担任。
贾作光也认为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理事们的思想很难见面，特别是党的思想领导薄弱，不能起核心作用。
他还批评领导之间互相猜疑，有特权思想。
譬如“舞蹈通讯”有批判吴晓邦的理论的文章，经他看过没有登出来，群众自然有意见；
这样，就无法从理论上展开讨论。
他还指出了各个舞蹈团体之间，互相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抢节目等不正常情况。
会上，迪之、范蓬、郑宝云等对于舞蹈界唯一说话的地方“舞蹈通讯”，因为纸张缺乏，被迫停刊；
许多掌握了民间舞蹈艺术的艺人不受舞蹈团体领导的重视，需要时找他们来，用过以后送了走；
和不关心群众舞蹈活动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报刊不重视　清规戒律多
漫画家下笔难
据新华社17日讯
北京的漫画家们在中国美术家协会16、17日举行的座谈会上，要求文化工作领导部门和各报刊重视漫画创作，去掉清规戒律，使“漫画”这朵花更好地开放起来。
出席座谈会的老漫画家和青年漫画家们在会上首先谈到目前画画难，以及自己作品的“沉痛遭遇”。
沈同衡说，文化部对于漫画工作没有什么领导，中国美术家协会也管得不够，也许他们认为漫画界“太平无事”，其实漫画界问题很多。
米谷说，许多人口头上说要漫画，实际上不要漫画。
群众是要漫画的。
但是现在登一幅漫画往往要受到报刊编辑的种种阻难。
米谷把这些阻难归纳成六个字：
冷、抠、改、塞（不用时默默地把画退回作者）、压、缩（缩小篇幅）。
李滨声说，有些部门和有些人轻视漫画，轻视作者，已经“粗暴到野蛮的程度”。
北京出版社去年曾出版了他的漫画选集。
这本画集不仅印得错误很多，而且不许在封面上印“李滨声”的名字。
据说印上作者的名字就会培养个人英雄主义。
沈同衡、方成以及许多在报社工作的兼职漫画作者谈到了他们同报刊编辑部的矛盾。
沈同衡说，编辑部往往只根据少数领导人及一些不懂漫画的编辑人员的意见决定漫画的“生杀大权”。
编辑部常常只是为了配合政治事件和宣传中心让画家作画，而不鼓励自由创作。
漫画家只好从概念出发，用图解来解释“社论”，很难谈到不同的表现方法和风格。
方成说：
自己想画的往往不合编辑的口味，而所画的一些往往是硬着头皮被编辑逼着画出来的，自己也不满意。
画一幅画，要经过层层“审阅”，“旧社会一个小媳妇顶多有两三个婆婆，现在我这个‘小媳妇’却有不止六七个婆婆”，他还说：
“如果一个漫画家画画时竟皱着眉头，他画出的画要让人笑是很困难的。”
在工人日报社工作的何韦、文兵，在中国青年报工作的丁午等指出，这些报社在发表漫画上有许多限制。
何韦说，从去年领导上批评漫画“五世同堂”以后，工人日报社内批评人民内部矛盾的漫画很难被采用。
画了歌颂国家建设成就的 “吉庆有余图”竟因怕“粉饰太平”也不让登。
何韦说，似乎有些人认为，漫画应当像社论那样，既要画出“优点”，又要画出“缺点”。
在郑州日报工作的张国器说，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的一个部长曾对他说，没有美术组，报纸一样办。
他曾画了讽刺不守交通规则的人的漫画，竟被扣上“内容反动”的帽子。
有些领导人和编辑还常常说漫画作者“不看主流、不全面”，如果画反官僚主义的漫画，他们就说：
“领导上正在克服，不要画了”，种种阻难，使作者走投无路。
大家还讨论了讽刺人民内部矛盾的漫画如何画，幽默画是否需要的问题。
叶华说，现在报纸的编辑认为一定要把所讽刺的人的形象画得既可爱又可笑。
按照这个想法，往往把许多漫画画成了连环画。
钟灵说，在画讽刺人民内部矛盾的漫画时能否掌握住批评的分寸，在于画家能否认识到矛盾的本质，而不决定于画家的主观愿望。
如果一定要把讽刺画画到连环画那样程度，就等于取消了漫画；
如果认为漫画中必要的夸张和变形就是“丑化”，也等于宣布漫画的死刑。
吴耘说，毛主席讲话中还曾把党八股譬作瘪三、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为什么画内部讽刺漫画不能进行艺术上的夸张和集中？
陈永镇、缪印堂等认为，幽默画是需要的，幽默画的主要任务是使读者看了后能健康地一笑，要求幽默画必须有政治内容的看法值得研究。
漫画的稿费制度不合理，引起热烈讨论。
大家指出，目前漫画的稿酬标准很不一致，算法也各式各样。
有的出版社甚至按漫画笔划繁简来确定给多少稿费。
很多报刊登一幅漫画只给七八元的稿费。
温州报刊登一幅漫画，只给两元。
许多刊物转载漫画不给稿酬。
方成在会上曾提出漫画家应争取职业化的建议，但有人指出，除去极少数著名画家以外，多数漫画家目前如果完全职业化，仅依靠稿酬是无法维持生活的。
大家认为，目前漫画界人材本来就少，但仍有些人想改行，有些漫画家以画连环画来弥补收入的不足，这与稿酬制度不合理有关系。
很多漫画家们要求作到画责自负，希望给报社的美术组以处理漫画的真正权限。
钟灵说，只要画的内容不是反革命的，编辑对于风格、样式不应当过多地干涉。
漫画家们还建议多出些漫画刊物，扩大漫画的园地，奖励自由创作，创造不同的风格和样式。

昆曲界要求扶植文化部冷若冰霜
本报讯
16日下午，戏剧报编辑部邀请了北京一些昆曲艺人和昆曲爱好者举行座谈。
康生同志也参加了这个会。
自从昆曲“十五贯”演出以来，昆曲已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但一年多来昆曲这朵花仍然受到文化领导部门不应有的冷淡。
白云生说：
“有人总觉得昆曲是士大夫、没落阶级的东西。
我在很多场合提到要重视昆曲，被人认为思想不良，复古主义，留恋旧社会等。
‘十五贯’的座谈会后，就说要成立昆曲剧院，可是至今却还只是个去上海会演的北方昆曲代表团。
我们要求把团改为剧院，领导上说要考虑，我曾去文化部哭诉，但还是迟迟不能成立。”
韩世昌说：
“文化部对我们要成立剧院不积极支持，编制从一百二十人一直减到七十人，歌剧院光乐队就有七十人但不减少。
经费也一再削减，到现在我们连住的地方、房子也没有。
人力没有配备，使昆曲长期不能和观众见面，北昆的传统剧目‘百花记’也无法排演。”
侯永奎说：
“配角不齐，我现在只能演‘夜奔’，别的戏都不能演。
领导上说大戏不能演就演小戏，小戏不能演就学习、研究。
这对艺术事业是多么大的损失。”
昆曲乐队人材的缺乏和后继无人的情况是十分严重的。
笛师高景池说：
“我们北昆现在只有五个搞音乐的，其中四人都已六十多岁了，没有收一个徒弟，培养一个乐师比演员更难，非十年、八年不可。
本来准备收一些徒弟来培养，但领导上说，不行，这是制度。”
青年演员梁寿萱、孔昭等都表示要好好学习，把昆曲老艺人的遗产全部继承下来，但很多艺人如沈盘生、徐惠如等在中国评剧院等工作，虽然工作对他们并不适合，但就是调不来，使他们也不能更好的学习。
会上，其他如俞平伯、张伯驹、傅雪漪、刘厂一、叶仰仪、马祥麟、伊克贤、钱一羽、张琦翔等对昆曲的流派和发展昆曲艺术、照顾老艺人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最后，康生同志发言，提出了三点意见：
他说首先大家要有信心，昆曲的前途是乐观的。
现在困难虽然多，一定可以克服。
青年演员学习昆曲更要有信心，要坚持下去。
其次，昆剧界应该不分南北，不分地域，不分职业的和业余的，都亲密地团结起来，并团结兄弟剧种、文化团体、学校中一切爱好昆剧的人士，共同为发扬昆剧艺术而努力。
再次，要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以后就一定要多演出、多和群众见面，业余演员也要多多演出，戏剧文艺的刊物和报纸，更要多作宣传，现在这样的文章太少了。

民族音乐家们说“我们好像没娘的孩子”
本报讯
音乐界不重视民族音乐的问题，被民族音乐工作者们在17日下午中国音乐界协会、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联合召开的关于民族音乐问题的座谈会上纷纷揭露出来了。
活着不重视死了干着急
大家都感到继承遗产的工作没被注意。
王世襄十分感慨地谈到：
盛家伦没来得及留下他一肚子宝贵遗产就死了，人们只是在追悼会上叹息这点；
可是活着的一些民族音乐家们被重视没有呢？
没有。
他说：
“管平湖老先生今年六十岁了，前些日子发了几天高烧，幸而不久痊愈，要是真有三长两短，我们的损失就太大了，怎么对得起人？”
管平湖老先生是著名的古琴家，搜集、研究古曲很努力很有心得，也愿意贡献出来，可是只在去年才灌下他演奏的古琴“广陵散”一张唱片。
管平湖、杨大钧提出要赶快把北京民间吹鼓艺人的曲调记录下来。
据说，吹鼓乐是从唐宋大乐中的演奏法传下来并且不断由民间通俗曲调加以丰富而成的。
这种曲谱从来没有文字记录，全凭吹鼓艺人脑子记，每个艺人大都会三、五十曲，从前有人会一百八十多曲。
可惜现在民间婚、丧、喜、庆不大请吹鼓艺人了，艺人们也就渐渐忘了许多曲谱。
再不去记录，真有失传之虞。
接受会员分四等
许多人望门兴叹
从音协接受会员看，也可见得不重视民族音乐的宗派主义现象。
王世襄说，人们感到音协收会员分四等：
最易被吸收的是政治家兼音乐家，对一样水平的音乐工作者，音协总是先发展或只发展党员；
第2等是搞西洋音乐者；
第3等才是搞民族音乐者；
最后一等则是艺人。
至于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的人，则更是入会无门。
如汪孟舒老先生，是国内有数的名古琴家，研究四十余年了，还不是会员。
中央电影纪录制片厂民族乐队的王范地、陈永禄特别着重谈到各方面不重视培养、使用青年民族音乐演奏者的情况。
他们大都是从上海乐队来的小伙子，精力充沛，但是没处发挥。
厂里只给他们很少任务，他们盼望能在社会上多演出多锻炼，可是得不到机会。
王范地举了一个例子：
一次随艺术团出国一队音乐队，先说只要西乐的，后来说还是民族音乐好，可又不让搞民族音乐的去，却临时让搞西乐的改行，仿佛我们民族音乐是很容易演奏似的，结果影响当然不好。
未成曲调先断弦
大家认为，改革乐器是民族音乐中的重要问题，是艺术不是技术，决不能单纯依靠工业部门。
现在琴上用的弦，质量越来越低，演奏时，常常未成曲调先断弦。
最近出产的一些笛子，也音色不准，吹起来令人啼笑皆非。
这都是工业部门以最劣原料充数和粗制滥造的结果，因此民族音乐部门必须积极过问和参与乐器的改革工作。
民族音乐演奏家灌了唱片，拿的版税也极低。
管平湖先生的“广陵散”，版税算是高的了，也只能拿到2.5％（即厂方卖掉一百元，演奏者得二点五元）。
这种不合理的过低的待遇，使民族音乐演奏家的生活和情绪受到影响。
“我们好像没娘的孩子！”
好多到会的民族音乐家说了这句话。
他们建议成立民族音乐院，出版民族音乐刊物。

领导部门既不懂又粗暴
江苏省戏曲之花放得不盛
本报南京17日电
江苏省戏曲之花为什么“放”得不茂盛？
这里的戏曲界不少人士认为：
主要是省文化领导部门既不懂得戏曲艺术，又以简单的行政命令粗暴地对待戏曲工作。
在本月14日新华日报召开了戏曲工作座谈会。
会上，戏曲工作者王染野说：
昆剧原是江苏的地方剧种。
1951年国风昆苏剧团曾要求本省收留他们，领导上把昆曲摒斥到江苏以外，来南京演出又遭到冷待，后来这个剧团在北京演出了一出“十五贯”，才救活了这个戏种。
文化领导部门对待老艺人更是一付官派。
被盛称为“北王南赵”的京剧著名教师赵桐珊（芙蓉草），被闲搁在南京两年多，想教戏没有机会，甚至连住房子都成问题，后来，东北戏曲研究院专人请去，培养了不少演员。
朱彤说：
我的话剧创作生命被窒息了。
江苏省文化局领导上对戏曲创作和整理剧目采取冷淡的态度，有时还要受到压制。
教授朱彤说：
我过去是搞话剧的，解放后几年来一种无形的劝告，使我离开话剧园地，被逼变为文艺评论者了。
1951年我创作了“书香人家”，苏南文联却要我检讨。
后来，我又写了讽刺喜剧“贾医生的苦恼”，江苏文联连油印几份讨论一下都不肯，出版社把剧本给医生看，医生不满意，就不出版了。
几年来，我的话剧创作生命几乎被窒息了。
金震舆说：
“刁刘氏”这个戏解放后禁演的，省扬剧团经过改编整理，排演好了，可是领导上武断不让上演，连要求招待演出也遭拒绝。
其实让它“放”一“放”怕什么呢？
养不住曲艺艺人
江苏养不住曲艺艺人，很多戏曲工作者提出了呼吁。
解放军某部曲艺工作者陈北海说：
过去，高元钧等有名曲艺演员都在南京，1955年来了天津曲艺队，马宝禄也在内，结果都走了。
徐州琴师艺人崔金兰在徐州活不下去，连他妹妹也不能演出，他到部队来了，母亲、妹妹也到了天津。
为什么江苏的艺人，却不能在本省生根，而在外地开花呢？
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萧亦五说：
苏州的评弹艺人多，群众基础广泛，徐州、南京曲艺艺人也不少，领导上却忽视了。
1953年我曾要求帮助扬州说书艺人王少堂进行“水浒”口头记录工作，记录了几百万字，可是第2步如何整理又搁浅了。
扼杀音乐工作的开展
如果说领导上不领导戏曲，那么对于音乐工作就更不上眼了。
音乐工作者鲍蕙荪说：
文化局不知有几分之几的一个人在管理音乐。
江苏不是力量薄弱，而是领导不重视，扼杀了音乐工作的开展。
全国二胡名手瞎子阿炳到北京录音后，回到江苏竟饿死了；
一位女古琴家卖了古琴；
许多音乐家也长期不在音乐岗位上，有的被排挤在外。
那些领导全省音乐的专职干部只顾自己创作，群众音乐活动无法开展，中学音乐教师是一批很大的力量，可是谁也没有注意他们。
去年为了参加全国音乐周，广泛征求群众来稿，来稿很多，却没有人去处理。
参加音乐周由少数人包办。
结果，江苏省的音乐表演在全国是倒数第2，真是很痛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