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和日记>19570516

1957年05月16日
座谈会。
孟超(主席):田汉本来主持,因有外宾未到。田汉放火烧官僚主义,《戏剧报》预备发表,打破清规戒律。
张伯驹:“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是流行的,那是在五十年前。现在衰退,如书法研究会。昆曲在文学史上有地位,应成立昆剧院,多与群众见面。韵文学会与昆曲亦有关系,昆曲是韵文承上启下的。挖掘旧的,要写新的剧本。剧本完全开放,请大家大胆鸣放。
俞平伯:从小问题说起,过去写“看了北方昆剧的感想”,被《人民日报》删去后一段。昆曲是幽谷的一朵兰花,要成为红火灿烂的牡丹花,有捧昆曲的嫌疑。今日通知“幽兰,使它重吐王者之香”,很恰当。曲高和寡的想法是错误的,《十五贯》唱红之后,昆曲并没有脱离危险时期,电台广播极少,政府有不够,自身力量也不够,昆曲对群众联系太少,这一剧种不经常与观众见面。最古老、最传统的东西,不可避免其中有糟粕,我们应由群众中得到批评。昆曲派别问题,有许多误解,谈谈不一定正确。无派,只有一家,不全面。昆曲事实上有许多流派,但非宗派。牡丹花也有各种,因为200年来未发展,是时间和空间的缘故。例如,江苏昆曲由魏良辅开始,向各地发展,不同时代各有发展。北方人不能学会苏州话唱昆曲,非仅南北不同,即南方各地亦不同,无锡、苏州唱法不同,浙江也有昆曲各派。我们要克服这些,全体昆曲界应联合起来,经过切磋后,互相批评讨论,留下精华,去掉糟粕。过分乐观或悲观全不对,要改革必先保存。
韩世昌:小时候受罪,大了以昆曲为职业。饱受摧残,幸有少数人爱护。解放后,昆曲更不行。1949年找田汉,其时我在做小买卖。田说:“你会什么就教什么,传传就是。”于是开了几次会,人民艺术剧院找我和白云生等来,改歌舞剧。参加后,不是这回事,搞舞蹈,虽可发展,男女都学武生,什么是表情当然讲不到。到首都剧院演出,倒是满堂,看的都是熟人。领导不看,说是封建时代士大夫的东西,他们注重“二黄”。“红孩儿”,把林冲、周仓的动作都用上,一二三四有什么感情。软的不要,我就歇着。后来说《游园》《学堂》,一个月包教,不问教的对不对。天天学习,不敢说调工作。不让你走,你就不能走。《十五贯》后,活了一个剧种,也许能唱一唱。听了周总理的报告,回来好,精神好,也不咳嗽。组织了好几个月,去上海会演,我正病得厉害,第二次唱不唱也得去,去唱了。说北方要组织团和院,但回北京后大家就散了。成立院得60人、65人吧。他们脑子里没有昆曲,所里没房子,钱也少,到现在我们还糊里糊涂,功夫都白费了。
侯永奎:现在住处也无,各人都住在家里。重视不够,现为70人,连厨房、道具都在内。打虎无虎,没法练功。现在不是谁的昆曲,是国家的事业。
白云生:我向来敢说话,忠于昆曲、爱昆曲。说昆曲,人家就说复古主义、帮会主义,旧社会我说了就说了,新社会说错了不好,我日夜担心,会被扣上思想不良的帽子,一夜未睡。百家争鸣后,是否暂时可说“洋嗓子唱,芭蕾动作”的话,说你是唱戏的,中央宣传部听到会扣许多帽子,于是大家看风使舵。现在可以畅所欲言,不说可以告到周总理。心理用X光也照不出来,百家争鸣,要百家听。古书讲“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吕氏春秋》讲“一字千金”是对的,《吕氏春秋》有价值。院部扬州戏学扬州话,演员一致反对唱普通话。汉语规范化,戏剧语言也得规范化。苏联专家曾来谈过古典戏剧,叫歌舞剧。把30多人分散,“一脚踏”“文武昆乱不挡”,到京戏院,让在楼上不透明。最可笑的,中央同志问“是否后学昆曲”,都说“搞新的”,但无人敢说。《十五贯》演出以后,无此剧本、无此表演艺术、无此剧种,何来这一出戏。总理对我们好,我和韩先生感激流涕。昆曲是老大哥,为什么早不提出呢!到现在一年有余,迟疑不决。内部思想混乱,一年来艺术上损失不少。有个破房子就行,8万一年不少。让昆曲古树发芽,多浇一点水,一人当两人用。元曲大戏不能搞,活动带徒弟不行,是制度问题。关于建院的问题,我在文化部哭过一场。新文艺干部不来,先反对建院,说他们一死,戏就完了。李淑君事闹得文化部不得安宁,一个演员就费大劲。苏秦六国相印,他国都能发挥能力。张培仁的琵琶,高低不给。青年演员、侯(长治)花脸,舞蹈学校杨武光也不给。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演戏必须有演员,在座学者、专家要帮助。
张伯驹:(1)中外不公——外国好中国不好;(2)新旧不公——旧的不好,新的好;(3)老少不公——对年青的好,对年老的不好(年青的喜欢反映,老师的反映领导不在意)。
傅雪漪:不平则鸣,我去年参加昆曲剧院,解放前我学过。有人说,笛子不科学,一听到笛子,就想起士大夫,封建艺人。第一次会演无昆曲,我和惜华曾写昆曲材料。前途展望,有人说昆曲无前途,只能丰富其他剧种。1952年访问,各剧种保存昆曲者都在农村。河北高阳农村有业余昆曲剧团,群众欢迎,买票排队,餐馆大师傅都爱,城里群众也爱。刘部长经常去18号,只有一个小院子,房子困难,西单剧场初步解决一些问题,社会力量帮助是有力量的。北昆武生多,但无人教。《百花记》排到后来无法演,英雄无用武之地,缺人,迟疑不决,影响情绪。代表团非正式组织,生病无医疗关系。本位主义,无组织关系,不能用人。但好的不放,次要的一调就收起了。京剧院说北昆不能成院,京剧在排昆剧,看行不行,口头支持还是假的。
康生:鼓励叶盛兰唱《探庄》《雅观楼》。
孔昭:对青年演员的要求,就是学习的问题。我本不懂昆曲,学京戏九年,我不学昆曲,是团员。到上海后看昆曲有特点,表演细致,思想斗争后,坚决参加昆曲。但半年没有学一出戏,《游园》《闹学》学了半截,条件不够。韩老师处,每天仅有一小时,一周仅有二三次,武功不能练。青年没有几个,还是培养一个韩世昌,还是普通训练。来回练功、排戏,无事睡觉、回家,青年演员苦恼。要人得顶用,现在3人顶1个,演员条件要好,教基本动作,太费时间。剧目问题:大戏不好,有基础以后才能排,因艺术不牢靠。我不明白怎样发展,缺少音乐教师(笛子问题)。
刘庵一:昆曲应发掘,是我20年的愿望。侯玉山教耍狮子,突然有一天遇到永奎,谈到一些事,我为他们难受。老艺人在拆卖零件,永奎的《林冲夜奔》变成一二三四广播操。检查起来是一系列的领导同志的问题。演员的遭遇痛心,好消息(建院)石沉大海,人数、音乐、经费等都有问题,应该把北京搞昆曲的人团结在一起演。今天《戏剧报》座谈,本人看戏后,写了《牡丹亭》,送《戏剧报》,说文字太旧,希望努力。我没有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写法,写了要让群众批评,但我们写得太老了。复兴尚待时日,第一个五年讨论,第二个五年筹备,第三个五年成立。不管笛子如何就唱,局外人不平,我们向党呼吁,希望党大力支持这个剧种。过去各曲社中,有一垛墙,是俞先生说起的:侗五爷京昆,南昆不相信北昆,应该团结。白马非马是诡辩,要拆开这垛墙。侗五爷《望乡》的“江儿水”无人可比,南昆韵白使人听不懂,互有所长,互有所短,要互相切磋,过去不能说的现在都能说。青年和老年有距离,对老年人过去一系列的东西,不能粗暴地说祖先遗产不科学。青年同志要有耐心,接不上气就传不下来。登载要真实,希望《戏剧报》给我一席之地,让我们鸣。
梁寿萱:青年需要学习,老师也愿意教,但无时间。每天学习时间不够,可是就没有条件。学习问题一定要解决,可能的话可在南方、北方找导师。评剧院不放导师,不重视沈盘生,《十五贯》后重视沈,所以不放。我们尊重老师,希望有老师教,希望昆曲前辈多教一些。
孔昭:小戏花功夫就行。老师在外面报告、兼课,我们得不到父母的温暖。
伊克贤:南北昆曲互相学习,北昆名词不妥,教师不够,可南北互调。青年演员太少,无主角观点,也搞不好,要大力支持。
钱一羽:我的看法,究竟如何解决矛盾的问题,今天鼓起勇气。党已经大力支持,开放园地,争鸣呼吁。我提出几个问题:(1)昆曲和大家见面,重视剧团表演,包括南方、北方及一部分曲友。群众也喜欢,但领导不重视。(2)服装道具问题。(3)老艺人是昆曲至宝,沈老就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日本人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上谈到他,是全福班的名演员,现在评剧院,说明我们不重视老艺人。(4)戏改问题,要先研究后改。文章无地方发表,争鸣无地盘。昆曲研究工作希望报纸、杂志多多帮忙。(5)崇拜偶像,对不知名而演技好的要报纸登载,广播电台亦如此。
高景池:乐队有很多困难,吹笛子人很少,得培养一批人。有演员无乐队,乐队凑合,乐队笛子越少越好,无法培养。我呜呼哀哉怎么办?笛师全是老头,乐队大小五人,不能休息。要多培养音乐人才。过去施砚香和我做小买卖,解放后,出国的都是昆剧。出去不唱,永世不得翻身。大家都说我应当吊嗓子,我本位主义,要搞乐队。
叶仰曦:场面大半超过60岁,不准死也不让生病,上场不准解手。青年和老师双方都达不到目的,音乐工作要带徒弟。演员20人,无音乐徒弟。苏昆剧团的乐队70岁以上,有青年演员,无青年笛师。要让音乐培养新生力量。
韩世昌:青年演员提出问题,重点在没有房子,要求房子。
张伯驹:关于徐惠如问题,可以加入文化局编导委员。
袁敏宣:徐惠如应当在北昆、曲社起作用。
马祥麟:零件拆散用。毛主席有一次要看“堆花”,没演成。昆曲到今天还是消极。周总理说不能不成立,勉强做了。但名额限制,不能多招青年演员,新干部不能提。到南方两个月搞出戏,现在半年都搞不出戏,得违反制度找老艺人帮忙。借人调人都困难,第一次朱传茗虽然仅内部演出,可是说明并没有被忘记。研究机构要有文艺家参加。
伊克贤插一句:传字辈八出戏,仅内部演出一出戏。
马祥麟:调不动人,是国家浪费,领导应下去看看。
侯长治(《出塞》马伕):如此下去无希望,调人问题要解决。
张琦翔:会开得好。要解决如何领导职业、非职业昆曲团体和其他昆曲爱好者联合一致,记录韩的身段、拍片子问题。北昆院应马上成立,抢救遗产。
沈盘生:解放后,因唱戏的多资产阶级,我因为梅先生的关系来北京,看到昆曲受淡视。川戏等戏我们都有,决不令昆曲沉沦下去。现在我的信念更坚决,看戏文化要慢慢提高。我义务教一些曲社同志,多一个人知道好。无论有什么团体我都教,我不愿带回去,我要对得起祖宗,对得起遗产,沈寿林一生只希望昆曲传下去(眼泪汪汪,表演艺术很丰富)。
康生:我赞成沈先生,我是乐观主义。昆曲这样好,决不会消灭,艺术不朽。但如俞平伯先生估计,困难重重。北昆剧院一定会成立,大家放心。现在比过去延安京戏团,困难少得多。乐观中有困难,困难只能逐渐解决,一夜即可改变思想,昆曲也就无价值了,起码要三年功夫。“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这话证明了《十五贯》,昆曲的存在靠《十五贯》改编得成功。真正要宣传,不能天天觉得要死了,才讲的。大家都演《十五贯》。
戏剧工作本身的一个问题,轻视技术,《十五贯》是讲改编。苏昆的《十五贯》是成功的;《长生殿》是失败的,单演《小宴惊变》也失败。演员没有掌握好,技术是决定性因素。搬上舞台,技术重要。就拿演《小宴》来说,周传瑛比《十五贯》好,王传淞的《狗洞》也好。据说《判斩》改编得好,原剧本用北曲,改“点绛唇”“油葫芦”“天下乐”。
京戏也不重视技术,有许多清规戒律。青年很希望学昆曲,这件事无速成法,非短时期所能成就,大家要共同克服。首先,俞先生说,要同群众见面,见面后才能有结果。业余到怀仁堂见面,找齐燕铭,到国务院礼堂演一次。一切人都要团结,研习社有114人,是大的力量、大的帮助,团结重于一切。青年演员不可动摇,要有信心,宣传,团结。报纸不懂,退稿不要紧。报纸要靠老艺人、专家,大家多写文章。《十五贯》的文章有多少,不好。最好的是《舞台生活四十年》,少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多写事实。文化部、报纸要好好向老艺人学习,我上了程砚秋3小时课。空话文章要少写,不能写成社会科学字典。张君秋讲的《望江亭》,用什么腔唱,《白门楼》找到什么适合的唱腔。报纸要多开座谈会,多宣传。今天对我上了一课,要写剧本,音乐研究也重要。延安京戏忽视技术,解决不一定痛快。
金紫光:会开得满意。感谢康生同志花最大的时间参加我们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