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
（1957年05月10日）
中央指示的提要
县、区、乡的干部，县级以上的各级党委的主要领导人员、在政府和人民团体中工作的党的主要干部，包括党的中央委员在内，凡是能够参加体力劳动的，都应该每年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
——参加这些劳动，都应当遵守各该单位的劳动纪律，不要妨碍劳动者的劳动，不要影响生产的正常秩序；
也都应当不领取任何报酬，不要影响劳动者的正常收入。
——党的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活动，必须注意不致影响本机关的日常领导工作，不致拥挤在一时一地，不致增加基层单位的麻烦，不致增加国家财政的支出。
——要把我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社会主义的具有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国家，就必须继续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传统。
各级的领导干部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逐步结合，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的一个制度，也是当前整风运动要求达到的一个目的。
——在基层组织中，凡是超过需要的脱离生产的人员，应尽可能地减少。
有许多单位，应力求逐步地、有准备地做到没有完全脱离生产的人员。
今春以来，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纷纷参加田间劳动，若干地方的县区干部，有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和高级中级军官，也开始这样做。
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干部们参加生产劳动之后，并没有减弱领导工作，相反地，由于领导者参加生产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有利于及时地、具体地发现和处理问题，有利于改进领导工作，从而可以比较容易地避免和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许多错误，并且有利于改变社会上所存在的那种轻视体力劳动的观念。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怀疑农业生产合作社干部参加田间劳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有一些同志对于县、区、乡和县级以上的干部直接参加一部分生产劳动，还存有疑虑，认为会耽误领导工作。
事实证明：
这种疑虑是没有根据的。
中央认为：
不仅县、区、乡的干部，而且县级以上的各级党委的主要领导人员、在政府和人民团体中工作的党的主要干部，包括党的中央委员在内，凡是能够参加体力劳动的，都应该每年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
县级以上的主要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可以有多种多样。
现在看来，大体上可以采取以下的一些办法：
（一）按照各机关和本人的各种具体条件，经常联系一定的生产单位或建设单位（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工厂、矿山、作坊、工地、商店、食堂，等等），取得该单位的同意，在农民、工人、手工业者以及各种业务人员的指导下，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参加一些可能胜任的体力劳动，主要的是一些辅助性的简单劳动，例如，锄草，收割，拾粪挑粪，挑水挑土，清洁卫生，搬运材料，清理物资，等等。
各项业务机关（包括企业在内）的主要管理人员，可以在本行业的基层单位中参加。
参加这些劳动，都应当遵守各该单位的劳动纪律，不要妨碍劳动者的劳动，不要影响生产的正常秩序；
也都应当不领取任何报酬，不要影响劳动者的正常收入。
（二）到下面做考察工作的党的干部应当尽可能地在当地的一定生产单位参加体力劳动。
由外地回家探亲的干部，也要尽量就地参加。
（三）在当地党政机关的领导下，同群众一起，参加一些公益事业的义务劳动，例如，清除街道，植树造林护林，修堤筑坝，修路，挖沟，清理废墟，等等。
（四）在本机关中参加种菜、喂猪以及其他可能从事的生产劳动或服务劳动。
以上办法由各级的党的少数主要干部首先做起，而后有次序地再组织较多的干部实行。
年老体弱的干部都不要勉强地参加这些劳动。
党的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活动，必须注意不致影响本机关的日常领导工作，不致拥挤在一时一地，不致增加基层单位的麻烦，不致增加国家财政的支出。
因此，各级党委必须根据当地和本机关的具体情况，反复研究，同时必须同有关的生产单位和建设单位，充分协商，以便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按人数、时间和具体的工作条件，分批分期地合理安排，力求避免形式主义和时冷时热的现象，并且随时总结经验，不断地对实施的方案加以修正和补充，使这种活动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
关于机关的一般干部、军队的干部和战士、学校的教职人员和学生参加体力劳动的问题，因为人数很多，牵涉较宽，须由行政部门、军队政治部和教育机关加以研究，拟出办法，但不要盲目地、无计划地推广，而是应当经过一部分人首先试行，取得经验，继续在自愿的基础上，逐步开展。
党中央委员会唤起全党同志注意：
我们的党在三十多年中，同群众在一起，艰苦奋斗，赢得了伟大革命的胜利。
现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我们面前的艰巨的任务，是要把我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社会主义的具有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国家。
要实现这个任务，就必须继续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传统。
各级的领导干部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逐步结合，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的一个制度，也是当前整风运动要求达到的一个目的。
在1927至1936年的十年内战时期，我们的党的干部和工农红军的指挥员、战斗员，有许多人都曾经用一部分时间参加生产劳动。
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部队、机关、学校曾经进行了群众性的生产运动，许多主要干部有的参加了农业劳动，有的参加了手工业劳动。
这种生产运动大大地改善了领导者同群众的关系，加强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劳动观念，促进了当时各解放区人民的生产。
现在有不少同志受旧社会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忘记过去的这种优良传统，看不起体力劳动，滋长了一种贪图名利地位的习气，并且有一部分人只希望脱离生产，而在脱离生产以后即不愿意再回到生产中去。
这是非常危险的倾向。
党必须同这种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
由于目前全国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数量较多，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参加体力劳动，除了全体基层干部需要立即积极地参加以外，在开始的时候，县级以上的单位还只能限于少数领导人员。
但是，就原则上说来，一切共产党员，不论职位高低，资格新老，都应当把自己放在同普通劳动者的一样的、同等的地位；
除了年龄太大、身体有病的以外，都应当准备将来参加能够胜任的一部分体力劳动。
同时，党中央认为：
在全国基层的生产单位、建设单位和党委、政府、人民团体的基层组织中，脱离生产人员的数目应当限制在真正需要的范围以内，凡是超过需要的，应当尽可能地减少。
有许多单位（例如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组织（例如某些中小企业的党、团和工会这类基层组织），应当力求逐步地、有准备地做到没有完全脱离生产的人员，而在这些单位中的一切不需要脱离生产、但是已经脱离生产的人员都应当回到生产中去，或者成为半脱离生产的人员，参加一部分可能的劳动。
在基层以上的机关中的多余人员，能够回到生产中去的，应当回到生产中去，暂时不能回到生产中去的，也应当创造条件，在以后逐步回到生产中去。
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能否为党的总任务而奋斗的一种重大的考验。
党中央委员会相信全党同志是能够经得起这种考验的。

全国青年团员已有二千三百万人
新华社讯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夕，它的成员已经从1949年初的十九万人发展到目前的二千三百万人，占全国青年总数的19.17％。
全国各地的九十二万个团支部，已经成为党在各项工作中的有力助手。
目前在工业战线上有二百二十八万名青年团员，在农业战线上有一千三百六十七万名青年团员，商业方面有六十八万名团员，文化教育方面的团员有三百六十万名，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中的团员有九十七万名，部队及其他方面的团员有一百八十万名。
他们在各个战线上，大都能够密切团结青年群众，积极地参加各项建设事业。
青年团组织是随着各项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迅速发展起来的。
青年们在这些运动中受到了很大的锻炼，提高了觉悟。
在1949年召开青年团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全国只有十九万团员。
经过“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各项民主革命运动，参加青年团的人数大大增多。
到1953年召开青年团第2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团员的人数增加到九百九十万名。
从1955年全国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以来，青年团的组织继续壮大，现在全国团员数目比1953年增加了一千三百一十万名。
青年团的基层组织分布在全国各地。
1953年全国只有三十八万个青年团的基层组织，现在增加了将近一倍半。
1953年全国还有10％左右的县没有建立青年团县一级的领导机构，农村还有30％左右的乡、村没有建立团的支部。
目前全国各县都有了团的领导机关，农村中广大的乡村和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普遍建立了团的支部。
在商业、手工业及其他企业中，也已经建立了三万五千多个青年团支部。
现在全国已有六十万名少数民族青年加入了青年团的组织，他们分布在四十五个少数民族中。
1953年的时候，在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只是在个别进行过民主改革的地区建立青年团组织，现在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都建立了团的组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团员人数比1953年增加了六倍多。
西藏地区在1956年05月04日开始在藏族青年中建团以后，现在全西藏地区已经有二千七百六十一名团员。
云南省边疆地区在1955年发展了少数民族团员四千四百八十名，新建了团支部二百七十七个。
甘肃省吴忠回族、甘南藏族、固原回族等自治州及牧区的少数民族团员，已发展到占青年总数的10％以上。
广大青年妇女经过各种革命斗争的锻炼，积极参加了青年团组织。
目前全国青年团员中有六百六十万名女团员，比1953年增加了二倍多。
几年来，各地青年团组织密切注意对广大团员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提高了团员的思想觉悟。
从1949年建团以来，有大批优秀团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到1956年底，全国已经有二百八十万青年团员入党。

劳动·学习·团结
祝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开幕了。
通过这次大会，青年团将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形势，根据广大团员的愿望，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而走上新的发展阶段。
我们愿就青年团在新的发展阶段的三项基本任务——劳动、学习和团结，说一点我们的意见，作为对这次大会的献礼。
劳动创造了人类，创造了人类的历史和文化。
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只有经过劳动，首先是体力劳动，才能逐渐富裕。
我国的广大的劳动青年，正在同成年人在一起，在工农业战线上为创造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光荣地努力。
广大的青年学生，也正在为准备参加生产劳动而学习。
但是也还有一部分青年还不完全认识体力劳动的意义，甚至轻视体力劳动。
因此，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同这种轻视体力劳动的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作斗争。
对那些正在从事工农业劳动的青年，应该教育和鼓励他们安心地长期地从事体力劳动；
对那些还没有参加劳动的青年，应该教育和鼓励他们积极地准备参加体力劳动；
对那些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青年，也应该教育他们不要轻视体力劳动，而且鼓励他们只要有可能，也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
所有青年团员，都应该成为参加体力劳动的模范；
从一个团员是否热爱劳动，可以判断他是否真正具有共产主义的觉悟。
为了作到这一点，青年团的干部需要以身作则。
一切脱离生产、脱离体力劳动的青年团的干部，每年都应该有一定的时间参加体力劳动。
而且，我们还认为，今后青年团的所有干部，最好都从直接参加体力劳动而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的青年工人、青年农民中提拔。
青年的主要任务是学习。
在劳动战线上的青年，同样要在劳动中学习。
不但要学习业务，而且要学习政治。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每一个团员都必须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都必须学习和宣传共产主义的人生观。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重要的不是仅仅会背诵它的字句，而是要真正领会它的精神，并且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要认真注意在劳动、工作、学习、生活中发现问题，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学会用生动的说理的方法，说服那些不同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青年。
青年团员的学习任务之一，是要继承革命前辈的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热爱人民，艰苦奋斗，不计较个人利益，不害怕困难和挫折。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最后完成，资产阶级思想在青年中间还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那些自私自利、贪图享受、不要原则和理想的倾向，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显明的例证。
青年团的任务就是通过政治的学习，在青年中间有效地清扫这些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精神上的垃圾。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任务是崇高而又艰巨的。
很明显，它的任务只有在它真正成为全国青年团结的核心的时候，才有可能完成。
青年团在团结我国青年一代的工作中得到了重大的成绩，但是也还有宗派主义的缺点。
特别在目前的形势下，我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我国全体青年的大团结已经得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克服青年团工作中的宗派主义缺点的要求，也就更加迫切了。
青年团对青年群众只有关心和帮助的义务，决没有骄傲和瞧不起的权利。
青年团员要把团外青年当作自己的兄弟和朋友，要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
青年团员应该承认团外青年有很多优点，值得自己学习，也应该承认自己有不少缺点，需要团外青年的监督和帮助。
同时，青年团必须注意了解和反映青年群众的意见，并代表他们的合理的要求和正当的利益。
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国内主要的矛盾，这种变化当然也反映在青年问题上。
作为党的助手的青年团，应该在调节青年和国家的矛盾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劳动，学习，团结，这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战斗口号，这也是全国青年的战斗口号。
我们相信，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这些战斗任务的讨论，必将推动全国青年劳动积极性的高涨和共产主义觉悟的高涨，并且将大大加强全国青年的爱国团结。

罗议会代表团离京回国
新华社14日讯
以康·帕伏列斯库主席为首的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和布加勒斯特市人民会议代表团，今天早晨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刘少奇委员长在机场上讲话说：
代表团就要离开我们的国家了，我们怀着惜别的心情来欢送你们。
你们这一次的友好访问进一步密切了我们两国议会的直接联系，加深了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兄弟般的友谊，增进了我们两国的团结。
他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全中国人民对代表团的访问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且请代表团把六亿中国人民的真挚友情带给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
康·帕伏列斯库主席接着讲话，向各界人士表示告别。
他说，我们感谢你们使我们在短期内能了解了中国人民在各方面所获得的巨大成就。
他说，我们这次短期访问，促进和加强了我们两个兄弟国家间的友好联系。
康·帕伏列斯库主席说，在我们所到的地方，见到中国人民都有这样的一种愿望：
不断加强我们两国间的友谊，不断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他感谢中国主人的友情。
他说，我们带走了伟大而英勇的中国人民，国家和共产党的领导人，以及同共产党合作的共同进行建设事业的所有民主党派领导人对我们的情谊。
我们回国后，将尽一切努力宣传中国人民的成就，介绍中国人民对我们的情谊，从而加强我们两国间的友谊。
在他向全体送行的人说“再见”以后，刘少奇委员长和他紧紧拥抱。
这时，机场上响起了热烈掌声。
贵宾们同欢送者握手告别。
一群女青年向他们献了鲜花。
机场上再次响起掌声。
贵宾们同欢送者互相挥手致意。
七时二十分，贵宾们乘飞机离去。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李济深、彭真、陈叔通副委员长，聂荣臻副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乐松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访问过罗马尼亚的人士。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乔洛尤和夫人以及在北京的罗马尼亚友人也到机场送行。

阿议会代表团去各地访问
新华社14日讯
以马尔科主席为首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代表团今天早晨从北京乘飞机去武汉、广州等地参观访问。
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程子华，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巴利里和夫人陪同代表团到各地参观。

青年团第3次代表大会今天开幕
团中央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大会准备工作
十五个国家的青年代表应邀到京参加大会
新华社14日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明天开幕。
出席大会的代表一千四百九十二人（另有二十七人请假，二人尚在来京途中），从10日到14日举行了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
代表们按照选举的地区和单位，分别组成九个代表团，并且分组对青年团第2届中央委员会准备提交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草案）和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草案）的报告，进行了广泛的民主讨论，对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对各项文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意见。
代表们还对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工作，进行了初步酝酿和准备。
在14日下午举行的预备会议全体大会上，通过了第2届中央委员会建议的由七十三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大会秘书长、副秘书长以及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预备会议还通过了代表大会的日程和会议规则，决定全国代表大会从15日正式开始。
新华社14日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2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在5月08日下午和14日上午举行。
全会对即将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会议讨论和通过了第2届中央委员会提交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草案）和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草案）的报告。
会议还通过了准备提交代表大会的主席团名单、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名单、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和大会日程及议事规定的各项草案。
出席和列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一百零六人。
新华社14日讯
应邀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十五个国家的青年组织的三十七个代表已经先后到达北京。
另外，印度尼西亚的代表二人将在明天到达北京。
已经到达北京的是：
以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第1书记卢鲍尼亚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
以英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全国委员会主席约·迈·德拉霍伊为首的英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
保加利亚季米特洛夫人民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亚历山大·季米特洛夫；
以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书记弗拉吉米尔·梅斯纳尔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联盟代表团；
法兰西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全国委员会委员罗伯·齐利；
法兰西女青年联盟全国执行局组织书记艾琳·若尔热特·吕克；
以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书记赫耳穆特·米勒为首的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代表团；
以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委员会委员艾伯利西·拉斯洛为首的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
以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书记处书记劳罗为首的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代表团；
日本民主青年同盟中央委员小仓金吉；
以朝鲜民主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基洙为首的朝鲜民主青年同盟代表团；
以蒙古革命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贡嘎道尔吉为首的蒙古革命青年团代表团；
以罗马尼亚劳动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特罗芬·维吉尔为首的罗马尼亚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
以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符·叶·谢米恰内伊为首的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
以越南劳动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阮蓝为首的越南劳动青年团代表团；
以南斯拉夫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共和国人民青年联盟中央主席、南斯拉夫人民青年联盟主席团委员达·米拉诺维奇为首的南斯拉夫人民青年联盟代表团。
今天晚间，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举行酒会欢迎各国代表。

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闭幕
昨日讨论资料整理出版问题
本报讯
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昨日下午闭幕。
昨日会议集中讨论了如何整理出版中国哲学史资料的问题。
与会者普遍对于目前存在的轻视资料工作的错误思想提出了批评。
王维亭、吴则虞、周辅成等都认为资料工作是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本身有其独立的科学价值和科学地位，不是单纯为编写哲学史服务的。
北大哲学系学生代表萧箑文说，资料工作不但是研究工作的基础，而且是防止教条主义和简单化毛病的好办法。
会上绝大部分的发言，对今后进行古籍资料整理出版工作的范围、种类、书目等提出了不少的建议。
为了推进这一工作，有人建议成立中国哲学史学会和古籍整理委员会，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
王明、容肇祖、周辅成等认为需要做的工作是很多的，其间也有很多的困难，因此既不能单纯依靠国家来做，也不是指靠少数人能办得了的，应该组织全国的力量来做，而且要分别轻重缓急。
王明建议要摸清人力的底子，考虑可能的人力，分配明确的任务，规定完成的期限，这样才不致会使计划落空。
他并建议办一个“中国哲学史研究通讯”刊物，作为学术上联系的工具和争鸣的园地，以改变目前这种各地区、各研究单位之间互不通气的有害情况。
古籍出版社的徐调孚在会上介绍了该社的工作情况，并听取大家的意见。
冯友兰最后发言，表示这次会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对将来更大型的讨论会提供了有利条件。
关于今后工作的具体办法，他宣布将由三个召集单位的部分人员和外地来的几位同志具体商讨决定。

北京师范学院邀请民主党派教职员座谈
本报讯
中共北京师范学院工作委员会于14日下午邀请本校民主党派教职人员，座谈学校内部的矛盾。
到会者对于学校党同群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学校领导工作，提出不少意见。
许多人在发言中说，北京师范学院党同群众之间的关系不够正常，存在隔阂。
林传鼎教务长说：
校务委员会除他而外，都是共产党员。
党同行政工作的配合或多或少也有问题。
学校里对于非党干部在某些问题上还不能同党员一样相待，例如学校要求对于学生要全面负责，但是，系科主任如果是非党干部，就不能看学生的档案材料，不可能知道学生思想等各方面的情况。
这种情况不是北京师范学院一个学校的问题，其他学校也都存在这个问题。
林传鼎在会上也谈到教育部个别党员领导干部有特权思想，他说，教育部高等师范教育司司长李宾的爱人到北京师范大学任学前教研组组长，根本没通过任何手续，也未征得校长的同意，是走私进去的。
他说：
那时他还在北京师大任副教务长，为这件事他曾经提出过意见，并且给教育部柳湜副部长去过信，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反而引起些不愉快。
有些教师说：
党员同群众之间平时很少接触，谈心。
中文系讲师向锦江说：
党员和群众之间不是亲密无间的，而是有隔阂的。
党员和群众之间没话可说，没有共同语言。
会上，有些人还谈到学校领导对于教师的培养、用人等方面的意见。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该校民盟、民建、九三学社和民革的盟员、会员等十余人。

发动全国教师帮助教育部整风
中共教育部党组订出五项具体办法
本报讯
14日，中共教育部党组负责人招待记者，谈关于发动全国教师、地方教育行政干部、学生家长及有关各方面社会人士帮助教育部党组织整风的问题。
党组负责人说，我们要整好风，除去自己下最大的决心以外，还必须得到各地中小学校、师范学校、高等师范院校、幼儿园及职工业余学校教师，教育行政干部，学生家长及其他方面人士的帮助。
由于我们的领导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与全国教育界广大群众之间，存在着一堵墙和一条沟。
如不拆掉墙，填平沟，就不能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不利于教育工作的发展。
现在就要拆墙填沟，我们热诚地欢迎他们对教育部的领导进行批评。
希望大家能本着“放”和“鸣”的精神，充分揭发我们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帮助我们很好地认识问题。
关于如何发动教师、学生家长和其他各界人士对教育部的领导方面提出批评，党组负责人提出五点措施：
第1，教育部继续采取有效的办法，征求教师、教育行政干部以及专家对学制、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的批评和意见，以便进行修改它们。
第2，教育部已责成教师报，组织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对教育部工作进行批评和提出建议。
同时也欢迎其他报纸，能帮助我们进行这项组织工作。
第3，教育部准备有计划地组织一些座谈会，邀请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座谈各方面的问题。
此外，还准备组织一定的人力到地方去征求意见。
第4，教师、教育行政干部、学生家长以及其他各界人士对教育部工作有意见，也希望直接写信来。
第5，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发动教师、干部提意见时，同时也请发动他们对教育部的领导提出批评和意见。

对于坚持错误拒绝批评的人是否也要和风细雨编辑同志：
关于整风应当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我有一些问题尚未得到更进一步的解决。
我认为对于那些立场较坚定、民主作风较强、愿意改正缺点的自觉性较高的同志们，用和风细雨的方式是收效最快的。
但是那些立场不坚定、骄傲自大、缺乏民主作风、有较严重的个人主义、甚至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残余的同志，则往往不能接受善意的批评。
如果经过小组会耐心帮助或个别谈心都无效，面对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的事实，就是不愿意检查纠正；
在多数同志意见一致之后，仍旧保留不同意见，拒不接受批评，以致形成僵局。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呢？
当然，根据过去经验，对这样的同志，最容易采取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的组织形式，运用群众性的压力，逼他检讨，而一开大会斗争，又容易发生过火行动，违反了提高觉悟，治病救人的原则。
这一次整风如果再遇到类似情况，首先应该引起警惕，不要再发生类似的偏差，因为，强迫他接受批评，比他不接受批评的后果会更坏些。
对这一点，我的思想是明确的。
但是，应该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来帮助他自觉的检查并纠正缺点呢？
对这一点，我却感到经验十分不足。
不应该以势压人，也不必要以势压人，因为在有严重缺点或者犯了错误的同志面前，我们本来有充分的道理可讲，尽可以理服人的，遗憾的是这些同志在个人主义情绪支配下，偏是不大讲理。
如果采取耐心等待的办法，那么，在这次整风中就可能只解决了一些缺点不十分严重、自觉性较高的同志们的思想问题，而不能解决那些缺点十分严重而又拒不接受批评的同志的问题。
应该怎样做，才能使这一阵和风细雨把田地下透，而不仅仅是“雨过地皮湿呢”？
乐年

思想解放了
山西省和太原市各民主党派组织讨论会旁听记本报记者　何星环
在全国各地普遍学习、讨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的热潮中，山西省和太原市的民革、民盟、民建和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组织，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举国人民关心的重大问题，也进行了传达和讨论。
在讨论中，许多人怀着又兴奋、又感激的心情说：
“毛主席的这次讲话，真是说到我们心里去了！”
“这次讲话是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
“讲话内容的深刻，态度的诚恳，给人以莫大鼓舞！”
许多人说出了憋在心里多年来不敢说的话。
有人说：
“七年多以前我的身体解放了，今天，我的思想才真正解放！”
因此，讨论时气氛很热烈，发言的也很踊跃，而且相互之间有不同意见也敢于交锋，一扫过去开会时那种客客气气的风气。
人民内部矛盾究竟和官僚主义有关无关
在今天的社会制度下，我国人民的利益和目标是一致的，人民之间的关系也是和睦团结的，为什么还会有矛盾？
人民内部的矛盾从那里来的？
有人说，人民内部矛盾是官僚主义造成的，如果没有官僚主义，就不会有矛盾。
比如去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虽然是要改变资本家和农民的私人所有制，但是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没有官僚主义，就不会引起农民和资本家的不满，就不会发生矛盾。
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反映，根本与官僚主义无关。
人民内部矛盾的发生究竟与官僚主义有没有关系呢？
经过争论以后，大多数人认为：
不能说人民内部矛盾是官僚主义造成的，因为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没有官僚主义，也会存在矛盾。
但是，也不能说与官僚主义根本无关，官僚主义可以助长矛盾的发展。
仍以去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例，虽然个体经济改变成集体经济、私有制改变成公有制，是我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采取的措施，在这种大变动中，也必然会发生矛盾。
但是，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细致一些、深入一些，在提高了群众觉悟程度的基础上来改变所有制，矛盾就会少一些，改造也会顺利一些；
如果我们采取官僚主义行政命令的作法，就会引起人民的不满，增加改造者和被改造者之间的矛盾。
所以，克服官僚主义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怎样认识民主和自由
民主和自由，是大家特别是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因此，在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就谈到了它。
有人首先提出问题说：
现在吃饭、穿衣要按计划供应，升学、就业要统一安排，有人就认为国家管得太多太死，不民主不自由，没有旧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民主自由。
旧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自由是不是真正多些？
多些是不是一定就好？
对于这个问题，有人在发言中谈到了自己对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
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是无限自由的、有特权的民主。
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少数人的这种民主和自由，就剥夺了大多数人的民主和自由。
社会主义民主则是属于大多数人民的、有领导的、不破坏集体利益的民主。
极端民主化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因此它不是社会主义民主。
有一位教授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作了说明。
他说，在旧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可能“民主”和“自由”是要多些，但那是对少数统治阶级而言。
这一部分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甚至想杀人就可以杀人，他们享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民来说，则享受不到这种民主和自由。
他们只有被压迫被剥削、吃不饱穿不暖的自由，很多人因为肤色、金钱、出身、宗教信仰等被剥夺了选举这个起码的民主权利。
拿我们教书的人来说吧，在旧社会找职业确实是自由，但是，每到学期终了就发愁，不知下学期又身在何处。
像这样的“自由”，我以为还是少一些的好。
嘴上说民主和自由，但是大多数人享受不到，这叫什么民主和自由？
我十分拥护毛主席说民主是手段，也是目的的话，改善人民生活，使每个人都生活得很好，才是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
这位教授的肺腑之言，在许多人的心里引起了共鸣。
怎样监督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一次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使山西省各民主党派组织普遍感到“责任重了”，但是应该怎样来贯彻互相监督的方针呢？
有人说，监督只能通过组织来进行，民主党派的成员个人是无法对领导党实行监督的。
因为自己政治水平低，没有本钱。
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水平低可以通过学习提高自己，只要自己站稳人民的立场，密切联系群众，关心国家大事和本单位的问题，就有本钱向领导党提出批评和建议。
大多数人的意见是：
监督可以通过组织，也可以通过个人。
民主党派不但应该监督领导党，而且应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争取党对自己的监督。
怎样才能够较好地发挥监督作用呢？
大家认为：
首先应该改造自己的旧思想旧意识，使自己的思想意识和今天的社会地位相称起来，不要对党一片歌功颂德，要拿出对社会主义事业负责的精神来，及时地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积极地向党提出批评和建议，协助党做好工作，处理好问题。
对于某些不愿意接受别人意见的共产党员，也不要采取对立的态度，因为既然是朋友，就应该以诚相见、耐心帮助。
不能拿“难免论”做挡箭牌
毛主席说看问题应该“两点论”，不要“一点论”，既要看到优点，也要看到缺点，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都是不对的。
这个问题，在讨论中引起了相当激烈的争论。
有人说，如果一件工作说它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或错误是难免的，那不是是非不分了吗？
对“两点论”有怀疑。
有人说，成绩和缺点是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肯定成绩是为了吸取经验，看到缺点是为了接受教训，都是为了改进工作。
对成绩和缺点作正确的估计才合乎客观实际，并不是是非不分；
说缺点、错误是难免的，并不是说就可以不消灭错误、克服缺点。
有人说，在全国范围内说“成绩是基本的，错误是难免的”我同意，但是在有些具体问题上特别是对某些人不能这样说。
因为有些缺点、错误并不是难免的，而是官僚主义造成的。
现在有些人已经把 “错误是难免的”这句话作为挡箭牌了，不积极设法克服自己工作中的缺点。
比如买东西排队这件事，有些确实是难免的，但是为什么在煤矿近在咫尺的太原市，有的地方买煤也要排着长长的队呢？
这难道也是难免的吗？
经过争论，意见逐渐趋于一致，大家认为：
实事求是地肯定我们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是必要的，“两点论”是完全正确的，不这样，就不能继续前进。
但是对于那些企图把“错误是难免的”这句话拿来做挡箭牌的“难免论”者，我们要提出警告，进行监督，促使他们消灭错误，克服缺点，改进工作。

收起“帽子”，放下“棍子”
福建民盟盟员批评党员领导干部不敢放手开展批评
新华社福州14日电
新华社记者肖璜、林嘉煌报道：
中国民主同盟福建省委员会和福州市委员会12日联合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对福建省目前一些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还不能放手发动批评的状况提出批评，形容这种状况是“迎风户半开”。
他们认为，要把门户大开，就要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放下“官架子”，虚心诚恳地听取批评。
许多在高等学校工作的盟员在座谈会上说，高等学校中的某些党员领导干部，甚至系的政治辅导员，竟当面指责年老教授为“落后分子”。
某些领导者喜欢当面恭维的人，而不喜欢敢于当面提意见的人。
甚至认为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批评就是“对党不满”，因而使不少人不敢和不愿再提出意见。
座谈会上大家认为，共产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目前提出开展整风运动是非常英明的、适时的。
但是，他们说，目前对整风运动两方面都有顾虑。
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怕挨“整”，因此有的在传达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时，草草了事，或者强调“提高认识再联系实际”，迟迟不敢“放”；
民主人士怕提了意见后党员仍旧不改，甚至将来遭到报复。
同时他们也怕有些意见提得不一定正确，会反过来被抓“辫子”，甚至挨“棍子”。
他们最怕“北京话”传到地方就变成了“本地话”（意即中央指示贯彻到地方基层执行时就有偏差）。
他们说，现在应该收起“帽子”，放下“棍子”，实事求是，真正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盟员们在座谈中说，只有开诚布公，互相尊重，隔阂才能消除，团结才会加强。

“春风未渡剑门关”
四川党外人士批评省内尚未大开言路
本报成都13日电“春风未渡剑门关”，这是人们对四川当前未充分开放言路的批评。
毛主席报告在民主党派、机关、学校、企业普遍传达后，虽然组织了学习，省、市委也开了些座谈会，开始征求各方面意见，但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重重顾虑，障碍着放和鸣的开展。
民革四川省委副主任委员李紫翔说：
现在没有放起来，存在着知有所不言、言有所不尽的状态。
讨论中由于没有认真划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因此不敢谈，轻描淡写地谈，怕谈错了，说是立场、历史有问题。
他说，省委统战部10日开过一次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三、四十人，但时间只有半天，除几个人外很多人想讲话也没有时间。
跟北京比较相差很远。
对于放不够的原因，民盟四川省委主任委员潘大逵说：
从某些单位的领导方面看，因对知识分子几年来的进步估计不足，怕放出牛鬼蛇神，臭花毒草，不可收拾。
有个盟员在学校里刚写了要求消除清规戒律的文章，党委就不加区别加以指责。
他希望放的时候领导人员不要随便给群众泼冷水。
农工民主党四川省工委主任委员刘星垣说：
大家现在讲话仍有顾虑，要使大家能畅所欲言，帮助党整风，搞好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就应加强对这些单位中的党员进行统战政策教育，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
成都市体育学院教授卢君雄说：
清规戒律使大家不能畅所欲言。
这个学院在未放之前，领导上就宣布只准提正确的适当的意见，防止坏分子钻空子，同时还拟定了教职员工奖惩条例，引起师生普遍不满。
她说，有位教授希望四川不要只放几朵喇叭花，吹个喜临门，也要开个万紫千红。

河北省委请民主人士帮助整风
刘清扬批评省内鸣放都不够
本报保定13日电
中共河北省委于11日上午举行了民主人士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各民主党派河北省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二十人。
中共河北省委第1书记林铁在会上要求党外人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帮助党整掉三种歪风。
有些民主人士主张民主党派应和共产党一起整风。
对此，林铁同志说，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还是要集中地批判共产党的缺点和错误，因为只有共产党先整掉三个歪风，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沟才可以填平。
民主人士们对党的工作初步提出了一些批评。
九三学社保定分社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岩说，三种歪风在中央和省的高级干部中较少，到县一级就较多、较严重，有些乡村干部简直像个“小皇帝”。
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乃俊就河北省的水利问题对中共河北省委提出了批评。
他说，河北历年因水灾减产，虽有不少人提出了治水建议，但党委没把它当作关键问题加以研究解决，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方针，以致在治水工作上长期意见不一致，在治水方法上总是摇摆在防洪和开展小型水利之间。
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副主席齐璧亭要求中共河北省委立即把治水工作领导起来，迅速召开有关部门会议，进行切实的统筹安排。
以保证今年的农业丰收和消除地区间的水利纠纷。
民盟河北省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清扬批评河北省“鸣”和“放”的都不够。
她说，这首先表现在河北日报上。
林铁代表中共河北省委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

清华园里百余教授开怀畅谈
不该用搞运动的方法办教育
本报讯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昨天晚上，邀请全校一百多位教授、副教授举行了座谈。
许多教授、副教授提供宝贵意见，帮助学校党组织进行整风。
欢迎党的整风
清华大学整风已经开始了。
全校教授都表示欢迎，并愿意积极帮助党组织进行整风。
何成钧副教授说，作为一个非党的知识分子，对于党的整风，一方面感到兴奋，一方面又怀着感激之情。
我们知道，没有党的领导，什么也不会有，这是很清楚的事情。
但是，我们的工作中也有缺点，如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就是。
党的整风，就是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将使党更加坚强有力。
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是整风的重要课题。
我希望党委对整风要求放高些，不要满足于已有的成就。
用青年运动的方法搞教育
习惯势力，有时使人思想僵化，一时扭转不过来。
建筑系张守仪副教授说，学校领导方面，只会用搞运动和行政命令的方法解决问题。
陈梁生副教授说，学校教育工作方法应该是和风细雨，不是狂风暴雨。
例如修改教学计划，不是一个运动能解决了的，对某一个问题需要仔细的具体工作。
李欧副教授这样说，什么习惯势力是清华的特点呢？
用搞青年运动的方法来搞学校教育，这就成了清华的特点。
这个特点有三多三少。
三多三少是：
搞运动多，细致工作少；
任务贯彻多，商量少；
关心青年多，关心中年以上的人少。
学校搞运动，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当然，有中心是要得的，但是不能把经常工作冲破了。
所谓贯彻多，也就是指搞运动的手法，上面布置，下面贯彻，没有什么商量。
学校考虑学生的问题是对的，而对教师的问题考虑得就太少了。
电机系教授章名涛也说，清华目前学术空气还不够，这是否和党的领导作风有关系呢？
过去党习惯于搞运动的作风，习惯于用这一套办法，现在值得考虑。
连吃饭都不愿坐在一桌上
党同群众之间是有一道墙的，应该拆墙。
有的党员负责同志，脱离群众，走在路上，见到其他同志却不大理。
这是为什么呢？
万嘉璜副教授说，有的年青的党员，还为这个事情作解释。
他说，“因为负责同志很忙，在走路时也思考问题，所以没有看到你！”
这样，就只能造成隔阂。
还有，在吃饭的时候，党员和非党员在一起，正是党员接近群众的好机会。
可是，却不是这样。
党员吃饭在一个桌子，非党员在一个桌子，好像连吃饭都有阶级性似的，影响很不好。
自然，也有些党员同志很好，碰见面能好好谈谈。
张坚教授说，党对非党群众关心少，商量少，只要求工作。
李鹤云教授说，有的党员同志眼睛望空中看，有时甚至在楼梯上碰面也不打招呼。
过去是师生关系，但今天也冷淡了。
是否入了党就比别人高了一级？
有的本来是我的学生，现在也不理我了，真是六亲不认了。
有些后起的党员比老的架子还大。
机械制造系教授金希武说：
我觉得学校新老教师之间的关系还不够亲密，不够诚恳，不够尊重。
有些年轻教师对老教师还存在着敬而远之的情况。
同时因为学校对教师们照顾的情况不一样，也影响了教师之间的团结。
有些教师一入党后，路上碰见也不再点头了。
水利系陈梁生教授说，没有看见过党员在公开场合大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有些党员只谈原则，但不愿做具体工作，我们系里就有这样的党员。
建筑系莫宗江副教授说，有人对党员或对某草案提出意见时，党员不是听别人说，而是向别人解释一番，后来大家就不提意见了。
党员和非党群众日常生活中不在一起谈心，只有在讨论问题才在一起，都是很严肃。
我们系的党员，不是在群众之上，也不是在群众之中，而是在群众一边。
建筑系辜传诲教授说，学校对非党的领导干部关心和照顾不够，有些处于三不管的状态。
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过去还注意了一下，也像昙花一现过去了。
马约翰老教授和陶葆楷教授都认为党和非党同志都要主动接蚀，对团结才更有帮助。
许多教授都提出了改进党群关系的意见。
党外干部有职无权
水利系黄万里教授说，有职无权，是个普遍现象，像不成文法一样，大家习惯了，也不感觉什么，更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
张任教授说，有职无权可以这样来比喻，参加施工的多，参加设计的少。
例如送到国外去深造的名单，不是由教研室主任签名推荐的，而是由上面提出来的，不能说上面没有调查研究，但总不如教研室主任知道的详细具体。
这些名单提出来以后，也没有很好讨论，教研室成员提级问题也是如此。
充分发挥各教研室成员的积极性，需要使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有职有权，不仅让他们参加施工，而且也要他们多多参加设计。
李辑祥教授说：
我觉得清华党群关系虽然不像铜墙铁壁，但问题还是有。
例如在有职有权这点上就还做得不够，党有的事管得太多了。
如教研组是个教学工作单位，但是工作权限就不够。
董树屏说，我认为清华的党和行政之间的工作关系还没配合得好，还有一定的距离，有些事情只通过党委，没有通过行政，缺乏研究，缺乏讨论。
多商量、多信任、多帮助
动力机械系副教授方崇智说：
我认为党对高级知识分子主要应多和他们商量并信任他们。
目前清华党群关系一般还融洽，但党对教授们多少还有点看成外人。
我举几个小例子来说，例如有外宾来清华参观时，学校限制教授们不许用外文直接和外宾交谈。
又如教授们给苏联专家送些礼物时，也一定要经过系秘书，这实际上使教授和苏联专家不能够更亲密一些。
例如高等教育部曾再三声明，限制教授们不能直接和外国直接联系，这也值得考虑。
机械制造系教授王遵明说：
在百家争鸣的今天我觉得清华大学领导上虽然辛辛苦苦，但对某些方面开展还很不够。
如在提高教学质量方面，首先学校领导上对青年教师和老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就都重视得很不够。
清华在院系调整的时候，有60％的教师被抽调出去了，现在教师们的教学任务很重，领导上应该替教师们很好地打算，使他们再提高一步。
教条主义还很严重
清华大学的教条主义是很严重的。
何成钧副教授说，在第1次口试的时候，有的同学反映，班上许多同学要争五分，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我就同团的干部谈这个问题，应当很好解决。
团的干部却说，“苏联也是的”！
这就搁下来了。
有的事是很令人伤心的事。
有一次，我同系里的秘书谈教学工作中的问题。
我讲了应该怎么办，可是系秘书说，不能照你的办，不行！
后来，我发现他又按照我的意见布置工作。
我问，为什么这样？
他说，已经问过专家了。
有的党员甚至说，你们不要听党外人话，听我们党员的。
形式主义的思想工作
许多教授都说，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有些形式主义。
大家在政治学习讨论时，先找结论，然后向结论迈进。
但是，这样不能解决问题，人不说真心话，问题讨论得也就会不彻底。
还有，政治学习也分甲组、乙组，也分了个等级，不知道分开学的目的是什么。
党培养了一些积极分子，可是，有的积极分子在群众中的影响却不太好。
这种积极分子是怎样产生的？
值得研究。
水利系黄万里教授说，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显得枯燥无味，不能把思想教育工作融化在学生日常生活中去。
我们既反对公式化的电影，也反对枯燥无味的思想政治工作。
我们希望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富有诗意，富有诗境才好。
不该有“全国第1”的看法
清华大学中，有些人有全国第1的看法。
何增录教授说，其实，清华大学有些也不一定第1。
我们应该好好去学学别的学校，要学的还很多。
比如图书馆工作，现在就没有分类目，书借出去也不晓得。
提出了改进图书馆工作的建议，有的领导同志也听不进去，认为清华什么都好，图书馆还能不好吗！
王遵华说，清华开展“百家争鸣”慢了，搞得比别的学校又差，希望领导方面检查一下。
现在，领导方面好像没有什么，有些自满。
有的教授说，清华大学推行先进集体，有什么好处呢？
别的且不说，先进集体评选的经过，就是最大的官僚主义，因为领导方面只靠汇报，而没有深入实际了解情况。
教授们对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学校行政领导工作，以及学校党委制和教授治校问题，等等，也都提了很宝贵的意见。
清华大学昨天的座谈会，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教授们还有许多宝贵的意见，将在以后继续提供出来，帮助清华大学党组织的整风更深入一步，提高一步。

填沟拆墙揭开幕布帮助党员整风
电力部工程技术人员畅谈党群关系
本报讯
在电力工业部召开的有一百多个知识分子参加的座谈会上，这个部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人士，认为电力工业部的党群之间，有鸿沟，有围墙，也有幕布。
他们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把意见讲出来，帮助党来填沟、拆墙、揭幕，帮助党员把这次整风学习搞好。
这次的座谈会，从5月07日开始，已经开过四次，在会上发言的已经有二十八人。
张昌龄说：
抓小辫子，戴大帽子，使党外人士手足无措。
水电建设总局副总工程师张昌龄说：
领导上有时对工作的要求太多、太高，随之而来的是“帽子”也太多了，稍不合适，就是保守主义或冒进，使做工作的人进退两难，使胆小的人手足无措。
由于大家怕事，因而表现在工作上往往是互相推和拖。
谁也不敢大胆地把责任承担下来。
对工作应该有一定的要求，这是对的，但要求要根据情况，要求应该合适，不能抓个小辫子，就戴个大帽子。
罗孝胥说：
根本问题是党员对非党员不信任不放心
财务司会计师罗孝胥说：
有人说党群之间有道墙，也有人说有道鸿沟，我认为还是说有道幕比较恰当。
幕是从上边落下来的，开与闭都由台上人控制（当然我说的不是帝国主义所说的铁幕、竹幕的幕）。
党群间隔膜表现很多，根本问题，是党员对非党员不够信任，不放心。
其实，事情应该分成两类：
一类是该知道的，一类是不该知道的。
要知道知识分子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他自己能够判断，不该知道的东西他也不会要求知道。
那种什么都不想叫人知道的作法，知识分子是很有反感的。
知识分子喜欢开开眼界，就像一个能干的主妇，喜欢自己上百货公司挑东西，而不喜欢人家把东西挑好了给她送来。
知识分子有自尊心，不愿受人支配、受人限制。
我在东北的时候，收音机的短波被卡断了，虽然正值抗美援朝，但还是不聪明的做法。
对这件事直到现在我还有意见。
当然，现在情况不同了，参考消息扩大了发行面，能看到的有一百万人。
周总理报告中说全国有五百万知识分子，就是说20％的知识分子能看到了，还有80％没看到。
看到的人当然心满意足，但没有看到的人一定不满足。
其实应该看的是那80％，因为这20％即使不给他看，他也能知道一些，那80％不看就无法知道。
为什么不给这80％看呢？
是怕他们不能分析批判吗？
其实这也是过分害怕，对群众估计不足。
对群众估计不足的表现是很多的，例如，肃反开始，说估计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百分之几，这就是起码1％，多可多至9％。
但这次听到高部长助理报告我们部才千分之几，当然别的部情况也可能有些不同。
总之是说明了对群众估计不足，认为下面问题多。
当然，我的意见不是说阿飞电影也让青年去看，我的意见不是绝对化的。
非党员对党员也不信任，确实有些党员也不足以信任。
许多非党员是敢疑不敢言。
我听一位从外国回来的同志说，他回来以后到东北，高岗接见他，他看见高岗抽三炮台香烟，当时就怀疑，为什么不抽中国烟，但是没敢说。
在东北有很多干部说：
“高岗说了才算”。
我当时就弄不懂，这究竟说明高岗的威信高呢还是独裁？
直到现在我还理解不透彻。
当然高岗现在是完了，不过这种现象很普遍。
例如我们部里发文，下边不看是什么事，只看是“刘”字还是“王”字。
我们大家也这样，传达报告，如果说是周总理讲的，印象就深一些。
接着罗孝胥又说：
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方面也有矛盾。
财务司有这样一件事，发电厂煤灰可以做水泥的原料，可以卖钱，这些钱过去规定充作成本，今年开财务处长会议，各管理局要求由他们自己来处理煤灰，部长同意给一半作为厂长基金，可用作奖励。
我们财务司的干部不赞成，因为不符合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原则。
他们向司长反映这个意见，一位司长说：
“这也是财权下放，同时部长说了话不大好改变。”
虽然管了几年财务，但当时我们财务司还不清楚全国到底有多少煤灰，值多少钱。
以后到石景山摸了一下，才知道数字不小，因此又再度向另一位司长提出意见。
可是这位司长也说：
“部长已经答应了，不好改变。”
两位司长真是“英雄所见，不谋而合”。
以后经过我们司力争的结果才改为一半上缴，一半由厂长支配，但不作为奖金而作为计划外的基建开支。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两个问题：
一、不调查不研究，不知道煤灰有多少就作出决定；
二、“部长答应了不好改变”。
这句话如果在十年前说不奇怪。
我也是旧社会来的，过去虽然没有做大官，但听见别人这样说过，自己也这样说过，正因为我受旧社会熏染，所以对此特别敏感。
我认为部长的决定错了也应当改，一般干部的意见正确也应该做。
对这个问题的处理，财政部来的一位同志也不大同意，我们向司长反映了，司长说：
“他的意见能代表谁？
财政部也管不了！”
这可以与“高岗说了才算”联系一下。
是不是因为这个同志不是财政部的权威人士呢？
王文谔说：
上级错了，说这是辩证法；
下级错了，无话可说，只有挨批评。
北京电力设计分院工程师王文谔说：
我认为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是机关中最突出的矛盾。
所以这样说，是由于下级做错了，要受批评，要检讨，上级有错误，即使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可以说成这是辩证法，情况变了等等；
也由于上级了解全面情况，说话容易说得准确，而下级了解情况不全面，说话也就容易片面，容易说错。
但是上级还有上级，因此有些人认为越是上级说话越算话，什么事都要上级来出头。
例如一个设计人员对工作有意见，他的直接领导者——组长说话往往不解决问题，非要室主任、院长、部长说话才行。
有些问题有的同志还主张要国务院出来说话。
领导上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例如在竞赛中提出“百张图纸不出差错”的口号，现在事实已经证明是不可能的，其实只要想一想就可以知道，在一百张图纸中怎么能保证连一条线也不画错！
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因此出现了三种情况，也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即：
“转、望、抢”。
第1是“转”：
上边的指示都照转，反正一切都由上边负责。
第2是“望”：
观望“指挥台上”的动向。
第3是“抢”：
有“名”快争，有“利”快抢，大家都为本单位的好处抢。
否则要吃“空心丸”。
例如工资级别，凡是抢的单位都提上去了，有的单位相信了领导上的空头支票：
“不要抢，下去给你们适当调整。”
没有参加抢，谦虚了一些，结果就一直得不到解决。
王文谔又说：
党员与非党员间有隔膜。
非党员觉得党员与众不同：
政治待遇高，易被提拔，领导上信任，在群众中也有威信。
非党员对党员表面上接近，但不是同志式的接近，说话时都很留神，还有保留。
有许多同志把党的领导与党员的领导混为一谈。
有些党员认为“我就是党，唯有我正确。”
因此批评不得。
下边许多同志也认为只有党员的领导才是党的领导，没有党员领导同志就是没有党的领导。
这就使非党员的领导人两面受攻。
这就是造成非党领导干部有职无权或有权不敢使的原因。
萧季和说：
不是说服，而是压服，动不动就用有政治问题的帽子压人。
水电总局技术处长萧季和说，党内领导同志对知识分子的进步认识不足。
刚解放时，因为感到这些人历史复杂，又多念了几年书，多学了些东西，不愿与之接近，还有些道理，有必要提高警惕。
现在已经七、八年了，但在有的同志思想中，还是以旧眼光来估计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
今天在座的同志中好多人去过外国，都亲身体会到在旧社会作一个中国人所受的压迫，所以绝大多数都是非常爱国的。
而党内好多同志，特别是下边企业单位的领导同志，还认为旧知识分子思想很落后，没有考虑到几年来国家进步对他们的影响。
要是哪个人亲眼看到这几年来的事实，而还对共产党不拥护，还不爱国，那这个人太没有良心了。
党员领导同志和这些同志思想见面很少，只谈工作，不谈思想，对这些同志提的意见，往往没有好好考虑，就拒不接受，这就使他们的积极性受到影响。
过去有的同志是在那里压服人，而不是说服人。
例如说政治有问题，甚至戴上反动帽子。
但是究竟问题有多大？
严重到什么程度？
对目前工作、工资、待遇的影响如何？
有的同志的工作、工资、待遇确实不适当，这些同志的积极性发挥出来了没有？
他们感到方向不明确，想向上级请愿。
既然别的同志有这样意见，我听到了，就应该向党反映，所以今天在这里说一说，部里同志如果下去工作时可以进行细致了解，这样对提高党的威信，对发挥他们的积极性都有好处。
李运墀说：
父母教训孩子是为了爱孩子，党为什么不像这样的爱护干部呢？
电力设计分院李运墀说：
党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除一般的政治学习外，其他政治思想工作很少。
党委和其他领导干部没找我谈过。
党委一打电话给我，我就知道要我写证明材料。
当然写证明材料是需要的，但除此以外还应该有些别的。
另外，解决思想问题的方法比较简单，实际容易形成用大帽子压人，不如经常从具体事情上关心爱护同志好。
我常常想，为什么父母打孩子不会使父母在孩子中“丧失威信”，这就是因为父母平时关心他爱护他，偶尔打一次也不致影响相互间的感情。
政治思想工作为什么不能像这样作呢？
邓才寿说：
不要压我们，也不要捧我们。
北京水电设计院邓才寿说：
领导同志对干部的批评帮助要恰当。
过去鼓励青年积极性时助长了青年的骄傲情绪。
批评老工程师的缺点时不要把这些同志原来已经很微弱的一点积极性也损伤掉。
我们现在才四十多岁，我希望不要叫我们“老工程师”，我们还不老。
三国时黄忠还不服老，叫我们老工程师就会使人过早地产生老的感觉。
在外国， “老工程师”是光荣的称号，说明他有经验，得到大家的尊敬；
而在中国则不然，在某些场合实际上是保守落后的代名词或者同义词。
当然现在不同了，对老工程师都加以鼓励，但这些鼓励好像把人抛在空中一样。
过去一压，现在一捧，弄得人糊里糊涂，一捧一压实在叫人受不了。
老工程师不希望压，也不希望捧，只希望得到恰如其分的待遇。
张金堂说：
为什么工程师作的鉴定，没有党员签字就不算数。
技术改进局工程师张金堂发言中提到三点：
一、党员有义务向党反映情况，问题是有的情况反映错了，领导不加调查研究就轻信，使党外群众吃尽苦头。
例如“三反”时，我曾提出要求领导上纠正右倾行动，结果党员反映成纠正“左”倾思想。
当时正是反右倾的时候，因而使我吃了不少苦头。
二、对党外群众不信任。
例如云南烧坏了发电机，请了十个工程师去作鉴定，结论是技术操作上的错误，十个工程师都签了字，但十个人中没有一个是党员，因而领导上不相信这个鉴定，结果还是把运行人员逮捕了。
三、有的同志说党外群众有职无权，我认为是无职无权。
下边单位的领导人往往认为只有各级领导全都配备党员干部，才算加强党的领导。
例如云南电业局的通讯科长是个党员，他才搞了二、三年通讯工作，他的师傅刚好也在他科里，双方感到很别扭，我们也觉得很别扭。
找他谈问题得不到解决，因为他不懂。
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党员有宝贵的品质——很服从，上边说什么就干什么，非党同志却往往会提出意见。
我认为应该“量材而用”。
郑肇基说：
我请党员在家里喝一杯咖啡，也被批评是“太资产阶级化了”
技术改进局工程师郑肇基说：
有一次一位党员到我家去玩，我泡了一杯咖啡给他喝，我当时倒是很真诚的。
可是一个星期以后，在一次小组会上，就因为这件事批评我太资产阶级化了。
这真使人啼笑皆非。
这样，非党员对党员就心存戒备，有一次一位领导同志到我的朋友家去玩，本来朋友的爱人在后门口杀鸡，可是吃饭时却没有吃到鸡，原因是怕人家批评有资产阶级思想。
这两件事虽是笑话，但类似这样的事还很多。
刚解放时，我们从未认为党员可怕，但是为什么相处这几年，还感到有墙呢？
以上就是原因。
如何把这墙推倒，很大一部分要靠党，特别是要靠党员领导同志；
当然非党同志也要积极地毫无顾虑地反映情况，要有信心。
总之要靠双方努力，光空叫不行。
张景泰说：
不要把知识分子当成呆滞器材
生产司工程师张景泰说，旧知识分子不要求都做党员，但要求有适当的待遇。
希望领导上不要把我们当作“呆滞器材”，到可以处理时才加以处理。
去年成立技术改革局处理了一批，成立动力学院又处理一批。
而且处理这些“呆滞器材”，还不看规范大小，往往把二百二十伏的用在二万伏上，二万五千伏的用在六千伏上。
领导上对这些干部要深入了解一下看看规范，人虽没有名牌，但下了工夫是可以了解的。
不要让十二吋的工字钢当了二吋角铁用，同时也不要让三吋角铁当十二吋工字钢用。
这个会议还将继续举行。

把憋在心里的话讲出来
——人民银行党委听取非党干部的批评林洪
最近时期，中共人民银行委员会（以下简称银行党委），以检查机关中党员与非党员的合作共事关系为主要议题，召开了第3次党员代表大会。
会议邀请了机关中部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同志参加，同时在这期间和这以前，还通过党派联席会议和小组座谈等方式，听取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同志的意见。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同志，除了对银行党委吸收他们参加党的会议，听取他们的意见感到兴奋以外，对银行党委在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
朱绍文说：
知识分子受到压抑，心情深处像一潭积水
在大会发言和小组座谈中，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同志，都谈到这几年来非党知识分子的心情和感受。
民建会人民银行支部副主任委员朱绍文认为，这几年来知识分子受到了损伤和压抑，他们的心情深处已经像是一潭积水，欲鸣无力，欲放无胆了。
他说：
现在群众中也有不怕报复的人，他们不平和愤怒的心情已经抑制不住，愿意鸣和放；
但又总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说了不解决问题。
他又说：
过去的经验，已经使群众产生了一种敢怒而不敢言的心理，觉得自己的一生也不过如此，能有一碗饭吃就好了，还谈什么其他的侈望呢？
他认为，这种思想倾向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多数的，是在感情上和内心深处离开了党的表现。
他说：
这不应该责怪群众落后，应该由机关党组织和党员负责。
我以为主要毛病在于宗派主义，轻视非党干部，以统治者，以功臣，甚至有少数党员以征服者自居，把非党干部当做单纯的呼来唤去的仆役。
民革成员、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维城也认为，党员与非党员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吾为主尔为奴的关系。
他说：
三反运动把知识分子打得头昏眼花，再不敢讲话；
肃反以后，我们的心情是欲哭不哀，虽笑不乐。
朱绍文在发言中谈到，非党干部所以敢怒而不敢言，一方面是因为党员抱着“笑骂由你，好官我自为之”的态度，说了也不起什么作用。
另一方面更有甚者，是群众害怕钓鱼报复。
他说：
在过去的运动中，领导上总是交代绝对禁止报复；
但是以后就是有人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报复，给他们扣上“动机不纯”、“个人主义”、“打击领导”甚至“反党反革命”的帽子，反而惹了一身麻烦。
他举出国外业务局的一位党员处长就是这样，凡是有群众给他提意见，他就认为是“邪气上升”、“不健康”等等，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报复。
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郑伯彬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对银行党委这次检查统战工作，应当“听其言而观其行”。
郑伯彬说：
不要整天把我们当贼来防
好些非党的干部都认为，人民银行党内的宗派主义作风很严重，只要是党员，似乎就一切都好，事事都要党员负责；
只要是非党干部，似乎就一切都不好，对他们很不信任。
有人批评党员说：
过去把机关中的女职员当花瓶，今天你们把旧人员当花盆。
郑伯彬说：
过去在白色恐怖的时期，党员经常同我们往来，给我讲解时事问题；
现在党和非党的关系反不如从前，个人和党的关系疏远了。
这是不是我们反而比过去落后了呢？
我希望党能开诚布公，把我们当自己人看待，不要一天到晚把我们当贼来防；
否则即使没有问题，也会发生许多问题。
对革命有过贡献的党员，群众是从内心里尊敬的；
但是有许多党员却居功自傲，看不起非党人士，甚至一些职位并不高的党员的架子也很大。
朱绍文说：
有些作机密工作的一般党员，说是文件上写得不清楚，常常把非党的科级干部叫去自己改，而他们却坐在一旁看报抽烟，有时甚至粗暴地加以斥责。
希望真正发挥作用不愿坐着吃饭
在多年的学习和工作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也愿意把它们贡献给国家和人民，但是有力量无处使，这是非党的高级知识分子最感苦恼的事。
这中间有些人是因为工作安排不当，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所长。
据朱绍文反映，国外业务局叫一些不熟悉贸易业务的人去搞贸易方面的工作，熟悉贸易业务的人去搞非贸易方面的工作。
李大璋原在地方上担任的工作很重要；
但自1953年调到总行后，一直作些“擦屁股”的工作。
公私合营银行业务处处长陈鸣一认为，1952年公私合营银行大合并时，人员的安排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许多人安排的不恰当，有多年银行工作经验的人叫去点钞票和整理传票。
有个专门研究经济问题的博士，也被分配作这类工作，以后又叫他改行教英文。
外汇训练班教员宋乐岩说：
我的工作安排一直不适当，我熟悉外汇和银行业务，但是不让我搞这方面的工作。
还有许多人的工作虽然基本上安排适当，但是因为组织上不敢大胆地使用，没有给予他们作好工作的必要条件，也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郑伯彬说：
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愿意同党员共患难，但是你们只叫我们吃饭、看书，我们很感苦闷。
郑伯彬原是银行干部学校副校长，他说：
我们在教学上努力联系实际，但是看不到文件和材料，不知道总行在作什么工作。
我们还不如人民大学的教员，因为他们是党员，就可以列席分行行长会议，可以到各司、局收集材料，而我们反而不可以。
有人批评我们教书是教条主义，可是我们怎样能够不教条主义？
林凤苞是有三十多年经验的外汇专家，熟悉国外市场的情况，可是，这些年来没有让他作他最熟悉的工作。
他很感慨地说：
小孩子不摔几回跤，就学不会走路；
我不是小孩子，可是你们却深怕我出事。
时不我待，第1个五年计划都快要结束，我再经不起几个五年计划了！
著名的翻译家、银行专家工作室主任吴青友等同志，也发出了同样的感叹。
非党干部批评干部政策有些党员无德才却居要职
银行的干部政策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这也是许多党外人士尖锐批评的问题之一。
他们认为，衡量干部的标准有两个：
一个是德，一个是才。
但是有些党员既无德，又无才，却身居要职，做不好工作。
有个党员的作风恶劣，文化程度很低，工作能力差，但仍然叫他作科长。
据一些非党的同志反映，国外业务局党员领导干部不称职的情况相当严重。
群众对某党员处长的意见很多，认为他入城七、八年，业务上还只是能应付门市。
这个处有些有关业务方面的规章制度，至今还没有订出来，完全应当由党员领导人负责。
有人说，党员领导干部在业务上是外行，但是如果他们信任专门家，或者能够深入下层听取意见，事情也好办得多。
可是许多党员高傲自大，不懂装懂，工作作风极不深入。
他们做计划作总结，常常是根据党员的汇报；
对于下面送给他们的东西，也多是拖延不作处理。
宋乐岩反映，他在外汇训练班教书，可是教学总结，却由校长和学员一起作，不让他参加。
宗派主义还表现在干部的培养提拔上。
有些非党同志认为，过去提拔干部，党员提拔得快。
例如，去年工业信贷局提拔的都是党员，而有个当了好久科长、又是先进工作者的非党人士，却没有得到提拔。
党要知人善任，党员要虚怀若谷
许多非党同志在发言中，都希望党要了解知识分子的特点，既要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也要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
同时也希望党员能够克服骄傲情绪，虚心地学习非党同志的长处，大家互通有无，才能共同提高。
郑伯彬和胡雄定都说，高级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他们在学术上有所成就，都经过一定的甘苦。
因此党要大胆地信任和使用他们，不要使他们站在国家建设旁观者的立场。
胡雄定认为知识分子是活的财富，如果长期不使用，他们是会退化和死亡的。
林凤苞也说：
现在有些研究经济问题的人，专门到清宫里查清末民初以至北洋军阀时代的市场、物价和货币的材料，而我们都是活的材料，为什么不来找我们呢？
在我的业务知识和工作经验中，可能有90％的东西都过时了，但剩下来的10％的东西，也值得学习吧？
你们不学习，是你们自己吃亏。
不要把我们看得太低了。
我愿意赶快把我的知识和经验贡献出来！
党员大吃一惊
感到问题严重
对于非党同志的这些批评，许多党员都感到大吃一惊。
他们原来认为，银行的统战工作虽有问题，但还不至于这样严重。
因此，有些党小组最初对合作共事关系检查得不深不透，甚至觉得没有什么可检查的。
等到非党同志在大会小会上提出批评以后，许多党员才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感到人民内部矛盾在机关里也很尖锐。
所以对于非党同志的批评和建议，他们一般都抱着热烈欢迎和虚心听取的态度，认为非党同志的发言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给党员代表大会增添了新的气氛，对推动党内的整风很有帮助。
有人说，这是给我们党敲起了警钟；
有人说，参加这次党员代表大会，是等于上了一次短期训练班。
有人还联系思想进行了检查。
朱平说，他过去考虑组的领导时，从来也没有想到让非党同志担任。
赵荣轩说：
我们党内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骄傲情绪，这次非党同志对我们的批评，提醒党员必须努力提高自己，才能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
但是从党内外的反映来看，还有一些党员、特别是一些司局长以上的党员，还没有完全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他们的发言还没有跳出公式化、概念化的圈子，问题揭发得不多，思想挖得不深。
甚至个别党员司局长的发言，给人的印象是在那里表功。
对于这种情况，党内和党外的许多同志都不满意。
有些党外同志，批评这些党员是身在庐山不知庐山真面目。
有些党外同志则认为，这是由于党员和非党员所处的地位不同，感受也不同，在党员看来不是大问题的，在非党同志看来就可能是大问题。
党内和党外的这些意见，都及时地反映到银行党组和党委那里。
它们认为，这次检查只是一个开始，党内检查得不深不透，党外也还有许多意见没有说出来。
因此它们决定在整风运动中，将要继续检查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一方面通过说服教育的方法，批判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情绪，同时还要继续广泛地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

老工人建议建立新的学徒制度
本报讯
本报最近先后召开了两次有机械、纺织、建筑、交通运输等五个单位的十位老工人参加的座谈会。
会上他（她）们对现行学徒工培训制度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
等级高，本领低
老工人们反映：
吃尽了旧社会苦头的老工人，看到大批活泼聪明、有文化的青年到自己队伍中来，感到无限的兴奋。
但是，目前很多新工人的技术水平，和他们的级别是不相称的。
第1汽车附件厂马奎武说：
“我满师后，可以作大丝杠、冲床、曲轴、大铜瓦和八字输等较精细的活。
而现在短时期培养出来的工人定的是三级工，实际上只能做三级工的一部分粗活。
我们厂代长春第1汽车厂培训的一批新工人，名义上已是三级工，可是到了工作岗位以后，还得要三级工去带。”
农业机械厂马俊说：
有些新工人在正常操作的情况下还可以，但是一旦发生了问题就“玩不转”了；
同时由于他们操作不够熟练，对机器的性能掌握不了也影响了产品的质量。
就以农业机械厂的工具车间来说，每月退修报废的活，有80％—90％以上都是新工人作出来的。
有一位从技工学校毕业的青工，拿的是四级工资，可是作普通的“套扣”工作时，还把丝锥给弄断了。
国棉二厂童金妹说：
“我们工厂有一批新工人到了工作岗位以后，连什么纱都分不清楚，还得由老工人现教。
工长副工长和教练员急得没有办法，就自己下手帮助。
拈线丙班有一个工区，十二个新工人大部分完不成质量要求。”
曲美芳说：
由于新工人基本操作都没有掌握好，先进经验很难推广。
秦淑英说：
“我们车间有个新工人叫孙清兰，工作踏实，也比较虚心，但是因为学习时间短，技术不熟练，遇到车子不正常，就不知道怎样掌握，常常顾得东顾不了西。
我们替她着急，她自己也感觉为难。”
老工人的忧虑
老工人还反映：
有许多工人，不但技术水平不合乎国家要求，政治思想觉悟也是比较低的。
马俊说：
我们厂里有一部分青年工人，劳动纪律很松懈，没有树立起劳动的光荣感。
有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工人，刚从技工学校毕业出来不久就定为四级工，待遇很高，可是他不好好干活，上班的时候在车间里溜跶，不听从指挥，动不动就跟别人吵嘴。
下班后就赶快收拾得干干净净去谈恋爱。
最近这个青年结了婚，更不像话了，上班一干活就出虚汗，不是请事假就是请“病假”，陪着爱人玩。
别人向他提意见，他说：
“老子不是领你的钱，你管的着吗？”
曲美芳说：
我们厂里有些青年工人太注意生活享受，她们经常在脑子里打转的是比穿戴，闹待遇，一个又一个向领导上提要求，有的人发了工资不往家中拿，先去买皮鞋、买手表，没有钱的时候就找工会救济。
秦淑英说：
有的人一提起工资就嫌少，说她挣的工资还没有她家中吃的醋钱多呢。
有一个青年工人，今年头四个月每星期只上四天班，三天两头请“病假”，动不动就向领导上要求减轻她的工作。
今年五十六岁的丰台机务段老司机鹿士林说：
我带了好几个徒弟，都是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可是，有的徒弟对我却不够尊重。
有这样一个徒弟，起初他什么都不行的时候就叫我“鹿师傅”，学会了点技术，当着面就叫我“老鹿”，背着面就叫我“鹿老头子”了。
童金妹说：
我们厂有些青年工人对于公共财产很不爱护，好像出了次品和她们没有关系。
同时，她们也不知道饮水思源。
我常常这样想：
国家为了培养新生的青年技术力量，花了多少钱；
可是她们当中有些人偏偏满不在乎，很少想一想自己对国家有多少贡献。
我真是耽心。
这样下去多么危险呵！
上面主观，下面马虎
老工人们一致认为，上述缺点，主要是缺乏政治思想教育所致；
也和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分不开。
马俊说：
从一个生手培养成一个熟练的技工，是不容易的，可是部里要求一年就要达到三级技工的水平。
于是，局里分配给厂里，厂里分配给车间，车间就分配到工人头上，一层一层往下“贯彻”，要求我们突击完成。
我们作师傅的明明知道不成，也千方百计来“完成任务”。
于是有的师傅把学徒做的次品、废品算在自己的头上，有的师傅甚至把自己的优良成品拿到车间干部面前，当成学徒的成品吹嘘一番；
在学徒出师的时候考试也不认真，有的只考试一样两样，有的只查一查生产登记表，几个人评议一下。
就这样三宣传两宣传，从上到下，胡胡弄弄的就算毕了业。
暖房里的幼苗经不起风霜
老工人们反映：
国家今后需要大批技术工人，但是不能这样培养技术工人。
目前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合理的制度。
童金妹说：
旧社会的学徒制度对学徒的压迫剥削是很残酷的；
我自己的技术就是从九岁开始在把头的打骂下学出来的。
只有吃尽了苦头的人，才更深刻地体会新社会的甜头。
所以一般老工人都不怕苦，不怕累。
她建议，国家在制定新学徒制度的时候，应该把学徒学习时间订得长些，待遇低些，使青年学徒都有磨练的机会。
马俊说：
我在当学徒的时候，受尽了资本家的剥削，吃不饱，穿不暖，经常挨打受气，师傅还不肯教你手艺。
我为了学手艺，白天留心“偷艺”，看师傅怎样操作，晚上几个师兄弟在一起研究。
经过多少艰难，我的技术才能学到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我主张不仅要改变现在的学徒制度，而且新工人升级也不能过快。
我这么说，并不是要求所有青年工人都再过挨打受气的生活，而是说，要学到真本领，必须经过多年的勤学苦练，经过严格的考试，证明有了真本领才能顶事。
不然他们就可能像暖房里的幼苗经不起任何风霜。
曲美芳说：
现在的学徒制度是鼓励青年不练好的制度。
国家在考虑建立新的学徒制度时，应当把时间适当延长一些，待遇适当降低一些。
这样做有很多好处，不仅会促使青年努力提高技术，更重要的是可以使青年树立良好的劳动习惯，思想上得到锻炼。

北京为啥取消蔬菜自由市场
编者按　关于北京市取消蔬菜自由市场的问题，本报编辑部已经约请北京市人民委员会负责同志写文章，不久即可发表。
关于这个问题，本报准备组织讨论，大家如有什么意见，欢迎来稿。
人民日报在1957年05月08日刊载关于“北京市取消蔬菜自由市场”的报道，使我们很难理解。
过去正是针对着鲜蔬菜等的经营特点，采取了开放自由市场的措施，促使上市量增加了，环节减少了，质量提高了，花色品种增多了，这些好处报纸上已经登载很多。
现在，北京市取消了蔬菜自由市场，仍然由菜蔬公司统一收购。
这种做法是否比开放自由市场对生产者和消费者更为有利呢？
其他城市是否也有取消的必要呢？
蔬菜可以取消自由市场，其他商品是否也有必要取消自由市场呢？
这些都是大家密切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商业工作者所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也是开放自由市场中的一个新问题。
希望北京市的负责同志能在报纸上作公开答复。
　江苏省服务厅工作人员　程翼云

北京商业部门工作中的缺点
家底不清　官气十足
北京市商业部门的供应工作中存在许多不合理的现象。
有些单位家底不清，以致仓库有货，门市却脱销。
如石油公司长期脱销的钠基脂，最近在仓库里发现还压着四吨多；
药材公司的九昌葡、于术等药材门市脱销，可是在生产部却存着几百斤。
有些商店的货物品种不全并不是没有货，而是没有摆出来。
如百货公司西单商场有布拉吉、裙子等二百六十一种，门市只摆出一百三十九种。
纺织品公司的浅花布除泡泡纱以外，本来可以满足市场供应，但由于该公司保守惜售，不愿意早些向市场投放，影响了门市的及时供应和夏季服装的及时安排。
官气十足。
交通电工器材公司所属交通商店品种很不齐全，很多零星商品都在仓库搁着，以致顾客买一个一两重的汽车活塞也要亲自到广安门外仓库去取货。
民用铅丝需要细号的多，可是五金公司供应的细号铅丝仅占31％，其余69％都是粗号的。
这个公司供应供销合作社十里堡门市部合页，但不供应合页上用的螺丝，消费者只好到城里去买螺丝，四个螺丝只值三分钱，而进一趟城的车费就要二角六分。
搭配现象到处都有。
纺织品公司供应生产合作社的浅花布要搭深花布；
钟表眼镜公司供应商店的手表，交电公司供应的收音机也要搭配其他商品才出售。
市民向贸易公司买麻刀必须同时买石灰，否则就不卖给。
公私合营商店普遍存在愿意经营大品种，不愿意供应居民所需要的零星商品。
有的小五金店不经营民用五金，卖起大锅炉来了；
三友实业社原来主要经营床上用品（床单、毛巾被、枕套等），现在这些品种减少了，大部转向经营服装。
供应给公私合营商店的一些民用五金（如铅丝、铁钉、窗纱等），有的合营商店没有零星供应给居民，都成批地卖给机关企业了。
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商业局已经检查了这些情况，并将采取有效措施，纠正供应工作中的缺点。
·晏振陵·

·城市服务部整风动态·
听取各民主党派的意见
本报讯
14日下午，中共城市服务部机关党委邀请本机关各民主党派人员座谈，出席的有民革、民建、民盟等组织的代表十二人。
发言内容集中在各民主党派成员与中共党委的关系以及各民主党派成员在机关工作中的作用问题上。
贺益耕说：
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在机关里人数很少，要想发挥作用，一定要解决民主党派的发展问题。
有些政治活动像听报告等，应给各民主党派成员以照顾。
刘甲樱（女）说：
民革在城市服务部的成员只有七人，因为太分散，至今还未成立组织。
我希望机关党委能帮助我们的组织进行活动。
马克说：
民盟只有两个盟员，同各方面工作配合不上。
吴玉忱说：
机关里不少干部对民主党派的作用认识不够，有“敬而远之”的现象。
我认为机关党委对我们重视也不够。
王毅说：
我感到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是互相客气。
开会时彼此检查检查，会后就没事了。
沈平说：
民主党派成员少，怎样才能发挥作用？
我是不明确的。
今后我应当主动和机关党委连系，但党委也要找我们交换意见，互相通气。
座谈会结束的时候，城市服务部部长杨一辰代表机关党委发了言，他说：
过去城市服务部的党委对如何发挥民主党派组织作用等问题注意是不够的。
结合这次整风，请大家从各方面多提意见。
至于民主党派组织在机关工作中的问题，大家应该互相研究，只要是可能解决的，都要设法逐步解决。
纠正整风妨碍工作的现象
本报讯
城市服务部机关党组13日晚开会，研究上周机关整风学习情况。
会议认为整风办公室在领导整风学习中有要求过急的缺点。
如规定每天下午抽出四个半小时学习，势必妨碍工作，违背了中央提出的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
又如，要求前三天学文件，后三天暴露思想，由于时间过于短促，思想酝酿不够，实际上行不通。
为纠正以上缺点，党组决定：
第1个月集中学习文件，组织交谈，端正党员的认识，广泛听取非党群众的意见。
学习时间：
每周不超过三个下午。
党组强调指出：
局、处长以上党员干部，应该互相谈心，消除顾虑，才会有利于整风运动的正常进行。
（李根蒂）

射阳河闸夜景（套色木刻）陈泽津

山东每天收购鲜蛋三十多万斤
04月份以来，山东省每天可以收购鲜蛋三十五万斤，全月收购了七百六十五万斤，而去年同期只收了四百五十七万斤。
预计今年至少可以收购鲜蛋五千万斤以上。
这些蛋除供应本省需要外，还将运往天津、东北等地。
山东省今年鸡蛋收购成绩好，主要是因为采取了便利农民的收购方法。
如收购部门和农业社直接挂钩，农民可以零星地卖给农业社，再统一交售国家；
收购部门还组织农村的烟、酒、肉等零售点收蛋，此外，还组织小商小贩串村收购。
这些办法受到农民的欢迎。
·安若·

岂可如此“捷足先登”
一些工业部门为什么把市场上缺乏的商品作为职工福利在企业内部进行分配？
田力夫
国家为了缩小商品供求之间的矛盾，增加商品供应力量，今年以来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以求尽可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日用消费品日益增长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照理生产单位应该尽其所能为市场提供更多的商品，跟其他部门共同努力来缓和市场供应的紧张局面。
但事实相反，有不少生产单位并没有把生产出来的商品全部交给商业部门供应市场，据说是这些生产单位有个“捷足先登”的惯例，要把很大一部分产品低价卖给内部职工，作为一种福利。
呢绒是全国供应不足的商品，而天津两个生产呢绒的公私合营仁立毛织厂和天津毛织厂都不顾工商签订的合同规定，和1956年底中央纺织工业部供销总局、杂品出口总公司、中国纺织品总公司联合下达的关于1957年一季度毛纺织品供应数量的通知中的规定，坚持不把呢绒试制品、零料，甚至超产的部分拨交给商业部门，充实市场的供应力量，而作为职工福利自行分穿或自行在市场上销售。
仁立毛织厂即曾提出自行处理的呢绒达六千九百二十四公尺，其中超产的精纺正品三千九百九十公尺，试制新品及零料二千九百三十四公尺，这个数量若以中国纺织品总公司1957年分配给全国的销售指标来计算，要占天津市每月平均销售量的42.6％，若按河北省的销售计划，则够销一个半月。
据了解，这两个厂在今年春节前，未交给商业部门而自行卖给所属服装加工公司及振太、庆记、新天津、大生等服装门市部的各种呢绒亦达四千四百余公尺，其中包括二公分以上以至整匹的哔叽、华达呢、海军呢、条花呢等各种精粗纺呢绒。
商业部门虽曾再三与工业部门协商，并先后报请上级有关机关要求协助解决，但终因工业部门坚持不拨交，使问题至今不能解决，以至1957年工商包销合同也不能签订，影响对市场的供应工作。
上海各工业公司把产品作职工福利之用的现象也极普遍。
如搪瓷工业公司于2月13日将等级品面盆及茶盘、残次小面盆、茶盘、痰盂、盖杯等计价五千五百余元，低于零售价40％卖给公司职工作福利；
橡胶轮胎工业公司将出国退回的回力凹凸球鞋、金刚青年鞋、女带胶鞋共一千八百双，以出厂价九折卖给内部职工，较市场价格要低三千五百元；
热水袋货源不足，但生产热水袋的永和厂却在去年12月及今年01月将二千多只次品热水袋，在征得上级公司同意后也卖给内部和有关单位的职工作了福利。
其余像生产热水瓶、肥皂、香皂、铝器、玻璃器皿等的工业公司或工厂，也都有把产品低价卖给内部职工的情况。
人们不禁要问，上述这些生产单位的生产目的究竟是什么？
说他们不懂得这个问题吗？
他们会提出一百个不同意。
那么为什么在商品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不把有限的物资交给商业部门供应市场，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增加国家的积累呢？
天津呢绒生产单位把呢绒作为职工福利的理由是：
几千公尺数量不多，对市场影响不大；
工业职工福利已成惯例，不易取消；
服装工业公司原料不足，工业可以不通过商业环节直接供应；
零料不论大小统按正品整匹作价，商业不同意等四条。
显然，如果他们对满足人民需要是真正重视的话，那么谁都知道，“货缺为贵”，紧张商品有一点也是好的；
其次，工业直接供应服装工业公司不仅不符合工商分工的原则，同时，也不利于调剂供应市场，这事早有规定；
零料作价问题，上级规定“可根据商业利润低于工业利润的原则确定”，商业部门据此早就提出作价意见，且较其他地区一般为高，即便还有分歧意见，也应及早协商解决，不应该使市场供应因此受到影响。
至于说工业职工福利已成惯例，不易取消，这倒要弄清楚，是领导上低估了职工群众的政治觉悟，而主观认为不易取消呢？
抑或是经过一番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之后，由于职工落后而不接受取消呢？
如果是后者，人们不免要怀疑：
几年来各阶层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绝大多数人民都提高了觉悟，为什么在你们那个单位就不能说服职工，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而放弃“特殊”的职工福利呢？
在今天我国商品生产还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情况下，任何企业部门对本单位职工搞“特殊化”待遇的做法，都是脱离人民群众的，都会影响国家积累，增加商品供求之间的矛盾。
因此，及早改变这种做法，已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了。

快些向社员公布账目吧
贵州绥阳县富文乡光明一分社去年年初建社以后，社里所有账目一直未向社员公布过，分配决算迟迟不做。
社员们曾编了一首花灯“12月”，生动地唱出了他们对分配和账目公开的迫切心情。
我把它摘录几段在下面：
正月里来正月正，
唱分副业与你听，
很多社员闹矛盾，
不知副业分不分。
02月里来是春分，
副业可以早点分，
不是领导拖累你，
会计没有算得清。
03月里来忙春耕，
不知副业哪阵分，
分点我们置农具，
我们好去搞春耕。
…………
07月里来07月半，
鸭子副业有钱赚，
全部鸭子卖光了，
未跟社员把账算。
…………
09月里来09月九，
几个会计搞不走（算不清），
问他副业哪阵分，
等到腊月二十九。
10月里来小阳春，
会计办事不用心，
　干肥青肥算错了，
工分错了两千分。
…………
腊月里来又一年，
勤快出工多分钱，
粮食副业分到手，
拿去过个热闹年。
花灯唱起要起身，
几位会计费了心，
多多少少都不论，
希望会计早些分！
这首“花灯”先演唱在群众中，后来演唱到乡人民委员会，最后又演唱到区政府。
虽然起了这样大的风波，但分配决算仍未进行，区乡领导方面也没有去督促和帮助。
前些日子社员们又向社干提出质问，回答是“正在决算中”，但还是一拖再拖。
这大大地影响了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
社里布置工作，有些社员就不理睬。
如果这问题再不解决，其影响是不难想像的。
希望绥阳县领导方面赶快派人去帮助解决。
王昌

怎样向社员公开财政收支
收支逐笔公开
又简便又好懂
本报讯
浙江德清县干山乡国光农业社，最近采用“收支逐笔公开”的办法公布社里的财政收支情况，受到了社员们的热烈欢迎。
这个社在过去对于社里的财政收支情况，既没有作到及时公开，更没有在社员中进行过讨论，因此使部分社员对账目产生了某些疑虑，生产情绪不高。
中央关于民主办社的三项措施的通知下达到乡以后，这个社的干部进行了一次认真的学习。
通过学习，社干部认识了及时公开财政收支的重要意义，当即接受社员们的意见，经过反复研究，决定采取制定财务小段计划和收支逐笔公开的办法，来向社员及时公布财政收支。
具体作法是：
每月初制定一次财务收支计划，并向社员公布；
月底再向社员逐笔公布执行情况，听取社员意见；
如遇有临时性的大笔现金的收入或支出情况（如春茧、早稻等预购款收支等），立即逐笔向社员进行公布。
由于这一办法简便易懂，因而受到了社员们的普遍欢迎。
如最近及时向社员逐笔公布了春蚕预购款的收支情况，社员们的反映就很好。
他们说：
这样公布账目，我们不光了解了社的收入，还知道了社的支出，这可算放心啦！
（杨寄尘、傅光耀）
会计临门报账
社员疑虑消除
本报讯
据内蒙古日报报道：
内蒙古清水河县康盛庄农业社的会计，携带账簿深入全社各自然村，向社员公布账目，受到社员欢迎。
这个农业社在分完红以后长期没有公布账目，社员们对自己一年收入有很多疑问，纷纷找到社里算账，会计被吵得不耐烦，态度生硬，社员们就怀疑社干贪污了，不然为甚么不公布账目？
管理委员会根据社员的迫切要求，叫会计带上账簿、单据深入各队向八十五户社员公布账目。
会计公布账目的时候，社员在旁倾听，生产队长、组长和记工员手拿原始单据逐笔核对，如有疑问由会计交代，发现长短核查清楚更正。
以上是用口头公布的，此外，在社主任、副主任的监督下，全部账目核清后再作书面公布。
社员们对于会计临门报账表示欢迎，普遍反映心里舒服亮堂。
社里再没有吵闹着找账的人了。
“月月都知道”
错了也好改
本报讯
四川南充市都尉乡火花农业社，最近研究出一种名叫 “月月都知道”的公布账目的新方法。
这一新方法，已为南充专区的大部分农业社所采用。
火花社以往一般是采用按会计科目、编制收支对照表向社员公布的办法，多数社员听不懂也看不出问题。
社员虽然关心社里财务收支情况，但却对这种公布方法不感兴趣。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社里的财务干部，在中共南充地委农村工作部搞财会工作的干部的帮助下，研究制订了一种叫做“月月都知道”的表格。
这种表格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社里的，一部分是生产队的。
账目都很具体，不硬搬会计科目。
全社的副业收入账目，不是笼统地公布一个大数目，而是分别写明运输、牛奶等各项收入的数目，人人都可以看懂。
由于表格固定和统一，队里记账、汇总、报账都很方便，社里也可以作到月月向社员公布账目。
火花社最近采取这种办法向社员公布账目，受到了社员们的一致欢迎。
社员覃海清说：
“01月报一次账，错了也好改。”

湖南设专管物价机构
坚决压回不合理的上涨物价
今春以来，湖南各地物价稍有上升。
长沙市检查八万八千多种商品中，从1月至3月有五千四百多种调整了价格，其中65％调高，35％调低。
如以长沙、株洲、衡阳三个市十类共一百四十种商品的零售价格指数计算，则今年03月比去年12月平均要上升0.7％；
从分类指数看，粮食，许多工业品和日用品一直稳定，烟、酒、茶类还下降了0.4％。
猪肉、油脂类等农副产品，统一调高价格后，对刺激农村生产起了很大作用，如湖南农村生猪已由去年底的六百万头增加到六百七十多万头，农副业生产和多种经营普遍活跃起来了。
因此调高这些价格是合理的。
但是，某些生产或经营单位因为片面追求利润，乘机把一些不应该提价的商品也擅自提了价，或者是上升的幅度过大。
其次是自由市场物价缺乏必要管理，随意抬价。
提价不合理的是些什么商品呢？
主要是蔬菜、副食品、部分手工业品和日常家庭杂用品。
如猪肉每斤比原来价格提高6.25％，而腊肉却比原价提高21％，猪油提高了35.14％。
另一类是手工业品，如桐油调价后，以桐油作原料的雨伞，每百把雨伞需要的桐油只提高四元五角，而实际售价却提高了十六元五角。
有些家用杂品价格上涨也不合理，如小孩睡的摇篮涨了13.28％，布鞋却提了9.68％。
像这样不合理上涨的商品，大约在二百种左右。
为了贯彻中央稳定物价的方针和正确执行价格政策，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决定设立专管物价的机构，把物价工作全面统一管理起来，并提出了五项具体措施。
对一些不应调高或调高幅度偏大的商品价格，将坚决压回。
　·罗厚仁·

漳浦剪纸出国
中国土产出口公司厦门分公司曾向漳州、漳浦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订购一批剪纸出国，因为这些剪纸畅销于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一带。
闽南民间妇女剪纸手工业，技术精巧，她们能在不同季节，不同时间，剪成各种各式花样。
如在春节期间剪恭贺新春，端午节剪划龙舟，中秋节剪嫦娥奔月，春忙时剪农民伴随耕牛在田间犁田，以及禽兽花卉、民间舞蹈、戏剧等，真是唯妙唯肖。
漳州、漳浦民间妇女多善剪纸，但是剪的特别精巧的在漳州仅十余人，漳浦仅四、五人，她们每天每人剪三、五张，这些成品曾在福州、北京的手工业展览会上展览过，得到中外人士、艺术家很高的评价。
·胡静斋·

让社员有可能随时监督财务
何志贤
浙江省桐庐县窄溪乡星华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去年10月由四个小社合并而成的大社。
合并以后，社员户数大大增加了，财务工作更加繁重了。
但是，这个社却能在不比小社增加会计人员的条件下，改善财务管理，作到按时向社员公布账目。
这是怎样做到的呢？
财务混乱，领导被动
星华社前身的四个小社中，前村、星华两社财务工作较好。
前村社的会计、共产党员徐学章同志，曾被评为全县1956年度的模范会计。
但是，这四个小社在财务工作上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当时的财务制度使得社员不能随时监督财务收支情况，因此不断发生一些混乱现象。
这几个社当时的问题之一是账目公布期相隔过长，公布账目流于形式。
当时的做法是：
把全社的农业副业收支数字每月列成表格，到各小队向社员公布；
社员对于自己所得的工分、投资、预支、借支的金额却不知道。
只是到春花、早稻、中稻、年终决算等四个分配季节，社才把社的“分户财务明细账”交给小队，由小队记工员以口头方式向社员公布。
这样，全社收支账目虽然公布了，但是没有一个可以使社与小队之间以及小队内部互相查对的依据，而且数字很笼统，因此社员也无从知道账目是否有错。
有了差错，也不能及时发现、纠正。
久而久之，账目也就很难弄清了。
如去年08月里前村社第3大队社员徐土根向社预支了一双箩，会计却记在第2大队的徐士根名下，直到公布年终分配方案的时候才被发现。
有的社员说，这是“良心账”，记多记少是凭会计的良心。
那些发现自己的账目被记错的社员，指责会计说：
“我们辛辛苦苦做了一年，到头来只得到这笔糊涂账。”
因此尽管全社只有不多几笔差错，社员的心里却是“草木皆兵”，大家都怀着疑心，到会计室里来查账、对账，来查账的人最多时一天有近百人。
而会计员呢？
则感到“吃力不讨好”“受冤枉气”。
为了查一笔差错，少则半天，多的两三天，累得会计员很疲劳。
预支、借支批准权过于集中，也造成财务上的混乱和干部事务忙乱。
并社前，前村、星华两社实行按劳预支制，但没有定期。
五一、新庄两社没有预支制度。
而这四个社的共同的预支做法是：
由社统一把钱直接发给社员。
至于要借支的户，都得全由社长盖章批准，会计室付款。
社员认为“预支、借支就是向社长要钱用”，甚至把支钱看成是“挣工资”。
再加社主任存有恩赐观点，批准借支、预支的数目很大。
结果，工分做得多的户，预支不到钱，或得到很少几个钱。
他们说，“如今只要会争，请多少，是多少，社长章一盖，伸手就是钱。”
这些人的生产情绪不高。
支到钱的社员，因为没有严格的控制，有的因为到年来一扣除，剩下无几了；
有的甚至还亏欠。
有些社员支到钱去买酒、买肉，乱吃乱用。
而社主任、会计、出纳，则整天忙于应付批条子、付钞票。
矛盾怎样解决
并社后，前村社的会计徐学章同志被选为星华农业社的主办会计。
他为过去的问题感到苦恼。
原先前村社只有四百零三户，有三个脱产干部（二个会计、一个出纳）搞财务工作，还忙得头昏脑胀；
现在七百五十三户了，会计人员没增加，怎样能完成任务呢？
他反来复去地思考。
后来他想到年终决算的时候，有些差错不是社员发现的吗？
如果把制度改变一下，使社员能随时监督账目、发现问题，那不就好办了吗？
他把自己的想法在党的分支部委员会上提了出来。
在这个社工作的乡总支书记和支部都支持他的意见。
分支部委员会对于这个问题在作了详细讨论后，作出了决定。
星华社根据支部的决定，从今年01月起，实行按月公开全社财务收入账目和社员的工分、投资、归还投资、预支、借支等项明细账，建立社和队、社和社员、队和社员之间的连环查账制度（如劳动工分数字，要使社员劳动手册上的明细账和队的工分明细账相符，社、队和社员的总工分账相符；
又如投资、借支账目，社的分户明细账要和按月发给队的社员分户明细账相符）。
公布账目的方法是：
每月月底由各小队记工员把本小队每户社员全月工分、预支、借支、投资、归还投资的数字逐项登记，连同“分户公布表”报送社的会计室，由会计填在社的账簿上以后，再把这两种表退还各队，以备查对。
另一个改进是实行预支、借支的分级负责管理制，社只掌握各个大队的预支、借支的总的比例，社员的预支、借支由大队直接掌握（这个社的主要副业——造草纸，是以大队为单位生产的）。
具体作法是：
副业收入的30％作为大队的按劳预支数，15％是借支数（有一个大队因为经济困难，允许预支比例稍大些），副业收入的其余部分交给社统一使用。
大队（或小队）在处理社员借支问题的时候，要经过社员民主讨论。
为了使各队、社员对社的财务和各队的开支进行监督，合作社按季度逐项公布各小队农业生产开支（包括队向社领取的肥料、农具修添费用等等）和副业收入上交数。
执行新的制度，必然要增加小队记工员的工作量。
为此，党支部召开了记工员会议，教育他们提高工作责任心，并由社的会计带动他们学习新的记账方法，合作社给记工员补贴少数工分，以补助他们因为记账产生的误工。
实行新的财务制度以后，要求借支的人减少了，借支款也减少了。
例如社员舒阿斌，五口人，有劳动力两个半，去年盲目支钱，到年终结算的时候，倒欠社六十三元。
今年这几个月里，他用钱有节制了，到3月底才借支两元钱。
社员们对于这种做法十分满意。
大家认为这样做主要有三个好处：
第1是消除了疑虑，大家再不必担心“社大账难清”了，全心全意，积极生产。
第2是预支、借支由社员自己讨论决定，不再存有“向社主任拿工资”的雇佣观点了；
同时，本队有多少钱可以预支、借支，大家也心里有数，认真监督，保证合理使用。
第三因为账目清楚，在社员中间，过去那种因为财务混乱而产生的埋怨、猜疑社干部的情绪消除了，干部和社员的团结加强了。
社干部从被动地应付预支、借支的状况下解放出来，可以用更多的精力去领导生产。

谈“新任官不管前任事”赵保林
为了加强基层工作，各地都把一些机关干部调到农村去了，许多人并且在农业社中担任了固定职务。
可是最近发现有个别放下去的干部，给自己的活动划定了个圈圈——“新事我管，旧事我不管”。
河北省蔚县大德庄乡团结农业社里，去年的决算至今还没做出，放下来担任社主任的同志就以“这是前任‘官’的旧事”为理由而不管。
这样作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群众对社不满，生产情绪消沉。
一般派下去的干部，都会感到农业社里的问题比较多，也比较复杂。
有新的问题，也有旧的问题；
有的问题是自己不熟悉的，也不是一个人可以很快就能解决的。
但是，决不该回避这些问题，而应该热情地去研究和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有些过去遗留的事情既然也是社里需要解决，而又为社员所关心的，就应该抓起来管好。
当然，在具体解决的时候，也许需要找一些当事人共同参加协助，办起来可能会比较麻烦。
但是，仅仅因为麻烦而不管，也就是一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
不管过去的事情，也就不能管好现在的事情。
农业社的问题都是相互交错相互影响的。
社员们的疙瘩生在决算账目上，他们不了解去年这个新的大家务究竟管的怎么样，里边有没有不清楚的事情，他们不放心，因此，很难一心一意安心生产。
新“官”又怎么能孤立的动员大家一心从事生产，而把存在心上的疙瘩丢掉呢？
难道到农村去工作真是为了做“官”吗？

伏老访问诗之岛
巴厘人民举行隆重传统仪式欢迎
据新华社雅加达14日电
本社记者从巴塘报道，伏罗希洛夫主席在苏加诺总统陪同下，5月13日下午到达巴厘岛南部的巴塘。
当地居民以传统的仪式隆重而热烈地欢迎贵宾。
穿着颜色鲜艳的服装的少女们向贵宾撒着花瓣，男孩子们把中国明朝的古钱献给伏罗希洛夫。
巴厘居民很早就和中国有往来。
中国明朝和清朝的铜钱现在还被当地居民用来敬神，或者用来献给贵宾以表示敬意。
两位元首坐汽车经过稻田和乡村到海边的别墅去。
巴厘人民在一路上搭起了牌坊，点起了小灯来表示欢迎。
两位元首将在这个美丽的“诗之岛”休息一天，然后在5月15日坐飞机经过泗水回到雅加达。
14日上午伏罗希洛夫主席观看了巴厘人民特地为他举办的化装游行。
在载歌载舞的游行队伍里有许多搭着古色古香的房屋和殿宇的大卡车。
穿着巴厘古装的民间艺人在卡车上用舞蹈表现一个巴厘人从生到老的风俗习惯。
伏罗希洛夫以极为浓厚的兴趣欣赏了这些表演。
（附图片）
05月07日晚苏加诺总统在宴会后陪同伏罗希洛夫主席前往国家宫参观文娱表演。
温昌良摄

全苏东方学会议
将在塔什干举行
本报莫斯科13日电
一个内容丰富的全苏东方学会议将于5月27日到6月04日在塔什干举行。
会议将听取约一百个左右的学术报告和发言，包括苏联东方各共和国和亚洲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
将由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长加弗罗夫报告苏联东方学的情况和任务，并且将加以讨论。
关于中国的研究，将有如下专题报告：
“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国际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情况和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语言问题”。
在全体会议上，将有一系列学术报告，如像：
“帝国主义殖民制度的崩溃”，“万隆会议的国际意义”，“苏联和东方国家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加强”，“苏维埃社会主义国体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发展”。
在分组会议上，将分别就如下方面交换学术见解：
东方各族人民的历史、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他们的斗争史，他们的古代和中世纪的历史、考古学和人种学，他们的文学、语言、遗稿等。

加强两国友好关系
匈苏友协积极展开活动
本报讯
在匈牙利10月事件中，匈苏友好协会的组织机构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当时全国领导机关都被瓦解了。
几个月来，这个协会在城市和乡村中都没有进行任何工作。
现在匈牙利正常生活已经恢复，匈苏友好协会的各地会员们都自动集会，决定继续进行友好工作。
最近，在吉厄尔、塞格德、多瑙潘泰莱各大城市，匈苏友协会员们都开了会，会上一致的意见是，不限于用机构的形式，而要用活的形式来发展匈苏友谊。
这种创议都证实了匈苏友谊的牢不可破。
最近，匈苏友好协会全国领导机构将要召开会议，讨论工作继续开展的基础和方针。

在意共南部地区党委代表会议上
陶里亚蒂号召唤醒民主阶层反对政治独裁
新华社14日讯
据塔斯社罗马讯：
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5月13日在那不勒斯举行的意大利南部各区共产党委员会代表会议闭幕会议上指出，目前意大利政府危机的真正原因在于塞尼政府像1953年议会选举后的其他历届政府一样，没有能力解决国内最迫切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也不能实行符合意大利利益的外交政策。
他说，共产党员应该动员自己的力量，唤醒一切民主阶层，反对天主教民主党的政治独裁。
陶里亚蒂提出当前的一些主要任务是：
必须根据宪法改革工业机构；
实行土地改革和解决南意大利以及各岛屿的经济问题；
必须使国家机构民主化，严格实施宪法所规定的一切；
必须恢复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裁军、和平关系的政策，恢复各国间、首先是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几个大国间的经济合作和相互了解；
意大利应该要求一切国家停止试验原子武器，不要在我国领土上建立可能被外国利用的军事基地。
意大利应该拒绝用原子武器和热核武器装备意大利军队。
陶里亚蒂接着指出，意大利社会党和意大利社会民主党曾经决定要合并。
可是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却在反共的基础上加深工人运动的分裂。
陶里亚蒂强调说，如果社会党拒绝同共产党合作而产生了分裂，这对意大利共产党、对意大利社会党以及整个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都会带来损失。
共产党南部各区委员会代表会议是在5月11日开幕的。
参加会议的九百多人中有来自罗马、米兰、都灵、波伦亚、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地的党代表。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许多委员也出席了会议。
意共中央书记处委员乔治·阿门多拉在12日的会议上作了题为“共产党员为复兴南意大利而斗争”的报告。
他提到解决意大利南部不大发达地区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唯一正确的原则就是要意大利北部的工人阶级和意大利南部的居民在反对共同的敌人——大企业主和大地主的斗争中结成联盟。
参加会议的代表们讨论了南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情况问题，并且拟定了争取在南部实行土地改革和工业化以及提高南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计划。

学生参加劳动
在保加利亚的农村里，有许多中学毕业的男女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
他们工作的热情高，学习农业技术快，在集体劳动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这是普勒文县马哈拉塔村特克兹赫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在种植西红柿。
格兰诺娃（前、左）和盖·尼科洛夫（前、右）都是在中学毕业以后回到家乡来参加生产的。
　保加利亚电影委员会稿（新华社发）

富尔动身来我国访问
本报综合报道　法国前总理、激进社会党人埃加·富尔5月13日乘飞机离巴黎取道卡拉奇和香港前来中国访问。
富尔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访问中国的，随同他前来的有他的夫人。
埃加·富尔于1808年08月生于法国南部艾厚鲁特省的贝基耶城，现年49岁。
他曾获得巴黎大学法律学士的学位。
大学毕业后，当过巴黎上诉法院的律师和法兰西审讯委员会副主席。
1945年12月他代表法国临时政府出席纽伦堡国际法庭，对德国纳粹战犯提起诉讼。
1946年11月，他被选为激进社会党议员，1948年任高等法院副院长，后任国民议会财经委员会秘书长。
富尔曾经在八届内阁中先后担任过财政部长或预算部长。
在1952年和1955年两次出任法国总理。

每一个人的神圣责任
要求结束核武器竞赛和停止氢弹试验的呼声，已经响遍了全世界。
这已成为当前世界上最广泛的一个群众性的运动，而目前这个运动还在继续开展中。
核武器竞赛威胁着一切国家人民的安全，也包括那些推行这种政策的国家的人民的安全。
各国人民不愿意生活在这种可怕的威胁之中；
他们要求消除这种威胁，并且要求以停止氢弹试验作为走向结束核武器竞赛的第1步。
这种要求发自世界上每一个善良人的良知，并且它关系着每一个人的生活与安全，因而它具有无比的力量。
现在，世界上还只有苏、美、英三个国家拥有核武器。
在这种情况下，就防止发生原子战争、结束核武器竞赛达成协议，应该并不是很困难的事。
因此，各国人民殷切地期待苏、美、英三国政府在这方面有所行动，以满足人们对于和平、宁静的生活的渴望。
但是，上述三个国家的政府，只有苏联政府一贯真诚热情地支持各国人民的和平愿望。
它多年来一直积极地为同西方国家达成全面的裁军协议，特别是早日实现禁止使用原子武器而努力。
为了打开解决裁军问题的道路，苏联政府曾多次建议停止氢弹试验，最近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上更主张把这个问题与总的裁军问题分开来，先达成在规定的期限内暂时停止试验的协议。
苏联的这些作为，充分表现了它力求在这个问题上最快地达成那怕是有限的协议的诚意。
可是，美英两国政府在这方面却没有表示最起码的诚意，它们顽固地拒绝了苏联的一切努力。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又采取了新的、积极的步骤。
苏联政府和最高苏维埃在本月09日和10日，分别向日本政府和美英两国议会提出了建议和呼吁书，要求它们一道来促使美英政府缔结关于停止原子弹和氢弹试验的协议。
苏联的这些行动，无疑是符合于各国人民的愿望的，并且也是对各国人民要求结束核武器竞赛、停止氢弹试验的运动的一种鼓舞。
反观美英两国政府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不管各国人民和许多国家的政府怎样呼吁，它们只是抱定一个决心：
绝不放弃使用核武器，甚至也不肯放弃核武器的试验。
不仅如此。
美国政府还在竭力推行扩张原子军备的政策，来在世界各处制造紧张局势。
在不久前举行的北大西洋集团理事会会议，决定要以原子武器武装西欧国家的军队。
美国的这种做法，只能加剧核武器竞赛，加重各国人民的军费负担，特别是会使西欧各国人民受到无穷的灾害。
美国在西欧推行其扩张原子军备政策的同时，还把它的导弹部队派驻到我国的领土台湾，以便把台湾进一步变成它的属地和原子战争基地。
这就清楚地表明了，美国所以坚持不肯结束核武器竞赛，而且相反地在竭尽一切可能来扩张原子军备，其目的完全是为了要以这种武器作为它进行侵略的工具。
美国在台湾驻扎导弹部队的挑衅行为，就是这种政策的最露骨的表现。
但是，美国的这种做法是吓不倒人的。
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美国的扩张原子军备的政策是一种危险的政策，这是各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美国之所以敢于这样做，也是由于世界舆论的力量还未充分动员起来，并对它形成不可抗拒的压力。
为了解除核子战争的威胁，为了每一个家庭的和平和安静的生活，各国各阶层的人民还必须更为广泛、更为普遍地行动起来，坚决反对美国奉行核武器竞赛政策，逼迫美国放弃这一危害人类的疯狂政策。
这是当前争取和平的最迫切的任务，也是世界上每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们的神圣责任！

芬共要求成立民主政府
号召党员积极参加禁止核武器运动
新华社14日讯
据塔斯社赫尔辛基讯：
芬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5月11、12两日举行了全体会议。
全会就国内形势问题、新的党纲草案和即将召开的第11次党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等进行了讨论。
全会通过了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声明。
声明指出，由于国内政府危机所造成的严重局势，联合党及其同伙仍在企图建立反动政府，推行违背劳动人民和全体人民利益的政策。
中央委员会号召抵制反动集团的这种企图，并且声明说，现在需要一个依靠工人、小土地占有者和其它各先进阶层人民支持的有民主分子参加的政府。
全会还就停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试验问题通过了决议，号召党员积极参加禁止试验和使用核武器的运动。

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举行全体会
议讨论苏联文学发展问题
本报莫斯科14日电
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全会今天在莫斯科开始举行，这次全会将讨论从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以来的苏联文学发展问题。
这次全会原定3月间举行，后来延期。
当时记者曾经访问苏联作家协会第1书记苏尔科夫关于苏联文学的情况和全会的内容。
苏尔科夫说：
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向文学提出了新的问题。
过去一年中，在作家的会议上，对于苏联文学发展的主要问题，举行了尖锐和热烈的辩论。
首先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底本质和进步作用，关于文学应如何参加人民实现第6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工作中去。
在这些问题中，自然也有消除个人崇拜问题，因为一部分文学作者曾经犯了夸大历史人物的个人作用的错误。
在作家的会议上还尖锐地讨论了文学中粉饰作风和无冲突论调问题。
最近一年来出现了许多作品，它们尖锐地批评社会发展的阴暗面和缺点。
在评价这些作品的辩论中，人们认为：
奥维奇金的特写“困难的春天”，邓德里雅科夫的“小说和故事”等等是符合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原则的，因为在这些作品中批评缺点的力量无异于肯定苏联社会制度的力量。
在评价杜津采夫的小说“不只是为了面包”，葛兰宁的短篇小说“个人的意见”，雅申的短篇小说“杠杆”等等时候，有不同的批评。
许多人认为：
在这些作品中，社会中确实存在的缺点成为作品的基本的感召力，因此这些作者有意或者无意地歪曲了苏联现实的情景。
以上引起争论的问题，将提到5月全会上讨论。

苏联科学技术新成就
原子能轮船
列宁格勒造船厂正在制造原子能破冰船。
苏联既然能制造原子能破冰船，自然也能制造原子能轮船。
苏联科学机关正在研究它是否合算。
据苏联科学院总体运输问题研究所估计：
原子能轮船要比普通轮船经济。
一万到一万二千吨轮船和二万五千吨到三万吨油船，装配原子反应堆是很合算的。
这种油船的运输成本可以降低42％，因为不用花油。
这种轮船的速度可以提高20％，因为不用贮煤贮水。
只是原子反应堆和核子燃料的成本难以确定，因为它们在日新月异地变化。
更大的喷气式客机
莫斯科伏努科夫飞机场上每天都有“图——104喷气客机东去或西去。
五十个座位常常供不应求。
即将出产大型的“图——104”，比现在的座位多半倍。
在图波列夫领导下的一批设计师在设计一种能乘一百七八十人的四引擎飞机。
它的速度比火车快约二十倍。
用放射性同位素采煤
苏联工业日益广泛地利用放射性射线。
莫斯科的煤炭科学研究所最近创造了一些这类仪器。
它们可以自动调节和检查远距离的生产过程。
比如用放射性同位素检查地下煤车运煤的情形。
当煤车装满煤的时候，射线就向相应的装置发出信号，使煤车自动地运卸。
这个研究所在创造一种用射线操纵的采煤机。
放射性同位素能向采煤机指引道路，使它只采煤层而避开岩层。
（李）
（本报莫斯科13日电）

苏蒙友谊经住了时间考验
两国政府首脑同声强调加强合作
蒙古驻苏大使举行的招待会中充满手足之情
新华社14日讯
据塔斯社消息，蒙古驻苏联大使巴达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访问苏联，5月13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招待会。
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人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在招待会上致词说，我们这次同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人的会谈是本着充分谅解，本着真诚和我们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精神进行的，是在完全符合列宁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的情况下进行的。
泽登巴尔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真诚的兄弟友谊和相互帮助的关系存在着并且日益加强。
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些国家中某一个国家采取任何侵略行动都将引起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正当反对和报复性的措施。
只要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友谊健在，我们就不怕内外的敌人。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委员达姆巴接着讲话。
他说，在两国会谈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到苏联领导人真诚愿意尽力和全面地帮助我们改善人民的物质福利，使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迅速发展。
达姆巴说，目前，当国际反动派力图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团结一致的时候，我们党认为自己首要的责任就是进一步加强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
我们党坚决支持苏联共产党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新战争威胁日益加强的面前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上的纯洁和争取一切民主力量团结一致的斗争。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也讲了话。
他说，我们两国和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从苏维埃俄罗斯成立的最初日子起就已开始了。
这个友谊经住了时间的考验。
在我们两国生活中最困难的日子里，我们一直是朋友，一直彼此帮助。
布尔加宁说，目前，苏联和蒙古两国政府代表团的会谈是在非常真挚、热烈的情况下进行的。
会谈表明：
在苏蒙两国的关系问题上、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合作问题上，以及在对国际局势和我们的外交政策措施的估计上，双方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布尔加宁最后表示，蒙古同志们的访问苏联和双方的共同会谈，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两国间的兄弟关系和全面合作。

英国记者亲眼所见
我国新措施反映信心和力量
新华社14日讯
伦敦消息：
12日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刊载了最近访问过中国的里查德·休斯从香港发出的一篇通讯，通讯里说，中国政府最近执行的一系列的新措施，如反对官僚主义，实施节约，建立自由市场以及承认物资的暂时的缺乏，“这一切做得都很坚决，确实地反映了当权者的力量和信心，而不是软弱和惊慌。”
休斯指出，美国和蒋介石报纸根据这些新措施叫喊中国国内“濒临崩溃的边缘”和面临“危机”，这种说法是“一派危险的胡话”。
他说，“中国国内工业上和物质上的成就是明显的、不容置疑的事实。”
他举出他自己在三个月前在上海所看到的情况为例，他说，“他和任何访问者一样，曾有机会站在锦江饭店的楼顶上看到成片的烟囱，看到这六百万人口都市的郊区正在建设着许多新的发电站和工厂——西边是重工业，东边是纺织工业和轻工业，看到新建房屋的鲜红的屋顶代替了陈旧的茅棚。”
休斯说，“无视或者否认他们的成就是一种危险的愚蠢”。
同时他在通讯里认为这些成就是对西方利益的“威胁”。

赫鲁晓夫答“纽约时报”总编辑问
苏联支持召开大国高级代表会议
愿同美国会谈消除国际关系中的紧张气氛
新华社14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13日讯：
尼·谢·赫鲁晓夫对美国“纽约时报”总编辑卡特勒奇说，苏联政府支持召开大国高级代表会议的主张，认为大国政府领导人会晤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有好处的。
他又说，国际紧张局势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
苏联领导人认为，苏联只要能同美国达成协议，就不难同英国、西德、法国及其他国家达成协议。
因此，苏联希望能同美国进行会谈。
赫鲁晓夫在5月10日接见了当时正在苏联访问的卡特勒奇。
这位美国记者问赫鲁晓夫“是否支持在最近召开大国高级代表会议的主张？”
赫鲁晓夫回答说，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声明，而且现在仍然认为，大国政府领导人会晤是有好处的。
但是，必须对会上将要交换意见的主要问题进行充分的准备。
在这种会议上需要讨论的第1个最主要的问题是消除国与国之间、首先是大国相互关系中的紧张气氛的问题，第2个问题是保障欧洲安全的问题。
赫鲁晓夫指出，解决了欧洲安全问题，就能消灭军事集团和建立欧洲的正常状态。
也许，最好是在达成关于欧洲安全体系的协议时建立某种专门的机构，使包括美国在内的欧洲安全体系的参加国可以在这个机构里互相交换意见，防止各国关系趋于紧张。
如果各国间有了必要程度的信任，那么就不一定必须建立专门的机构，问题就可以拿到联合国去讨论了。
赫鲁晓夫说，如果把国际紧张局势这件事说得确切一点，那么，显然这件事归根结底就是苏美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
因为，苏联和美国在工业方面是最雄厚、在军事方面是最强盛的大国，同时两国都拥有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以及雄厚的常规军备。
在国际舞台上，它们之间进行着最激烈的论战。
因此，问题在于，苏美两国关系今后在友好的基础上发展呢，还是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继续下去。
赫鲁晓夫说，我们之间的观念形态上的分歧将永远存在。
但是，这应当不致于妨碍我们睦邻相处。
这是一条道路。
另外一条道路是继续积累武器。
在这方面应当考虑到，有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存在，有火箭技术设备和洲际导弹的存在，就难免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
由于某种后果严重的错误或偶发事件，可能爆发不仅会给苏美两国人民、而且会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战争。
因此，我们希望同美国进行谈判。
他说，在苏美两国之间没有不可以协商的问题。
但是，如果美国某些领导人向我们提出某种先决条件，例如像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先生所喜欢做的那样，那么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卡特勒奇问赫鲁晓夫，他是否认为在解决国际问题时，联合国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工具？
赫鲁晓夫说，当然，应当把联合国当作一个有益的工具。
但是，如果我说联合国目前主管人员压住不正确的假消息，不发表它们，这对社会是有益的。
卡特勒奇还问道：
在例如波兰从资本主义国家（比如美国）取得经济援助的问题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存在着理论上和思想上的抵触？
赫鲁晓夫说，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存在过这样的理论上的规则。
如果从经济角度上来看对我们有益的话，就是苏联自己也希望从美国得到一些我们经济方面所需要的东西。
但是，应该考虑到资本主义的固有的本性是不可能去援助任何一个国家而不追求自己自私自利的目的的。
因此，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或别的国家都应该慎重地去接受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以免丧失自己的独立。
卡特勒奇发问：
“去年‘纽约时报’发表了您在第20次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全文。
在那篇讲话中批评了斯大林时期的过火行为。
在西方国家所发表的您的讲话全文中是否有什么重大的疏忽或者曲解？”
他又问：
斯大林在苏联的历史地位如何？
赫鲁晓夫说，我听说，在美国曾发表过美国谍报机关制造出来的一篇东西，把它说成是我在第20次党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
艾伦·杜勒斯的出版机构在苏联没有威信，我没有兴趣拜读艾伦·杜勒斯的大作。
赫鲁晓夫接着说，斯大林在苏联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尽管他曾经犯过很大的错误，但是他是一位忠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一位忠实而坚定不移的革命者。
斯大林虽然在他的工作的后期犯了很多错误，可是他为我们国家、我们党和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
我们党和苏联人民会怀念他，会给他以应有的评价。
卡特勒奇问赫鲁晓夫，他是否认为苏联共产党在阐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是最高的权威？
赫鲁晓夫说，无论任何人和任何政党都不能占有阐释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特权。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门发展中的科学，每个共产党都可以对发展这门科学作出贡献。
但是，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各国劳动人民当中获得越来越高的威信，也出现了一些力图披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冒牌共产主义者。
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对各国劳动人民的影响越来越大，今后这种冒牌共产主义者显然会越来越多，因为把自己列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信徒之列是件时髦的事。
因此，我们的党需要严肃对付冒牌共产主义者，揭穿他们，不让他们沾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他又说，我们对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是非常偏爱的，并且不容许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任何歪曲。
我们永远希望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纯洁。
关于“目前，是保卫和平的可能性大还是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回答说，很难说天平是朝向战争方面还是和平方面。
战争和和平的问题取决于许多情况，这个问题不仅取决于苏联，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国家。
至于苏联，它过去和现在始终竭尽一切努力，不仅是使战争推迟，而且使战争根本不会发生。
但是，正像我所说的，这不仅取决于我们，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国家，首先是取决于美国。
赫鲁晓夫指出，那些断言苏联改组工业管理机构是为了某种军事目的的人的想法是不正确的。
他说，这次改组根本同军事目的联系不起来。
战争在这里是不相干的事。
改进工业和建设的管理机构的目的，是改进我们对国民经济的领导。
我们所推行的措施将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使苏联能更快地在按人口平均产品生产方面赶上美国。
关于目前近东局势是否会造成大的冲突的问题，赫鲁晓夫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驻扎在近东的并不是苏联军队，而是由一位光说大话、自吹自擂的海军上将所指挥的美国舰队。
只能够说，向地中海东部出动美国第6舰队是一个不聪明的打算。
如果这个政策继续下去，什么都可能发生，可是这个问题首先要让美国人自己去考虑。
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是愚蠢的事情。
赫鲁晓夫说，中近东国家的人民未必就心甘情愿地在摆脱英国殖民主义桎梏之后又给自己套上美国殖民主义的桎梏，因为背上美国桎梏并不比英国桎梏轻松。
人民决不会同意殖民主义制度。
卡特勒奇问赫鲁晓夫，他是否想访问美国？
他是否认为，他和艾森豪威尔各以苏联共产党和美国共和党领导人的身份会晤是有益处的？
赫鲁晓夫说，他希望访问美国，但是，他所处的地位，使他不能作为旅行者访问美国。
如果他和艾森豪威尔各以苏联共产党和美国共和党领导人的身份会晤，这可能是有益的，我当然同意这样的会晤。

一个教训
本报评论员
西方国家现在终于不得不承认，它们企图侵犯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主权的一切尝试都已经失败，因而不能不按照埃及的条件使用运河。
这是值得那些还在打算侵犯中东各国人民的利益的帝国主义者们深思的一个教训。
英国政府在5月13日宣布，它不再劝告英国船主不使用苏伊士运河。
同时，英国已经通过中间途径，同埃及商谈用英镑缴付通行费的问题。
英埃之间关于恢复商务关系的非正式谈判也正在进行。
在此以前，所谓“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理事会在5月09日发表的公报，事实上承认再继续抵制运河已经不可能了。
这样，西方国家就等于公开承认，它们对埃及从各方面施加的压力已经宣告破产，而埃及人民维护自己的主权的坚定努力已经取得了胜利。
英国政府作出这样的决定，应该说是明智的，是符合于它本身的利益的。
英国的“泰晤士报”把按照埃及的条件使用运河称之为一服“苦药”，并且说，“苦药是要吞下去的”。
应当指出，这服 “苦药”是英国自己制造出来的。
因为，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主权是不容置辩的。
如果英国不曾愚蠢到想在现代用“炮舰政策”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话，那末接受埃及的条件完全不可能成为一服“苦药”。
从埃及把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以来一直在使用运河的许多国家，就从来不曾认为它们是在吃“苦药”。
中国有句老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
英国和某些西方国家害的是帝国主义的侵略病，吃吃这种“苦药”对它们是有好处的。
不过，从许多迹象看来，这服“苦药”是不是能够把它们的病医好，还是个疑问。
法国政府仍然拒绝让法国船只使用苏伊士运河。
而英国和所谓“使用国协会”的其他会员国，在不能不正视现实的时候，还表示不愿接受埃及的条件。
这表明它们侵犯埃及主权的念头还没有死。
特别是美国，这个把中东当作它新开拓的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正在毫不掩饰它对埃及政府和人民的仇视。
它要其他西方国家在目前暂时忍耐，等待时机。
美国在巴黎的一个“权威人士”，在5月06日公开说，“应该继续努力，争取实现较为令人满意的通过苏伊士运河的条件，特别是运河使用者参加运河的管理。”
他并且露骨地说，这种努力的目的，就是使得“有一天埃及会有一个不同的政府，这个政府将具有不同的理想”。
关于这方面，“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在5月01日透露的西方国家打算谋杀纳赛尔总统的阴谋，是很值得注意的。
此外，合众社在5月02日从华盛顿报道说，一些美国官员已经告诉其它运河使用国说，美国将用给埃及制造经济困难的办法来使埃及寻求贷款，然后乘此机会来要求埃及修改它的条件。
美国现在在中东的侵略活动，基本目的之一就是要孤立埃及和叙利亚，从外部和内部来动摇和破坏这两个国家，使它们改变它们所坚持的独立政策。
美国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要取得对中东地区的绝对控制，使这个地区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并且把它作为对非洲进行扩张的跳板。
但是，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整个发展过程已经证明，任何侵犯中东人民利益的阴谋，都是必然要失败的。
那些由于追随美国想出来的“国际管制”苏伊士运河计划而受到了损失的西方国家，现在可以冷静地想一想：
替美国火中取栗究竟会有什么好处。

作者来信编辑同志：
04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英国削减军费开支的经济背景”。
这篇文章经编者作了删改，包含了一些我所不同意的意见。
有两个有关论点的问题：
一，文章发表时的第3个小题是：
“他们急需扩大出口工业，以便加强竞争……。”
但是，我的原稿中的小标题是：
“更置工业设备与出口竞争的新阶段”。
文中说：
“他们要求扩大国内投资，更置新式工业设备，以便在竞争日益剧烈的国际市场上扩大出口。”
大致从1956年下半年以来，英国有愈来愈多的生产设备因销路不足而没有利用，加强竞争并不是由扩大工业中去想办法的。
根据1月05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估计，英国由于过去投资而落成，又因为生产停滞未能利用的生产设备，在今年可以合到一年十亿到十五亿镑的产值。
固然，英国垄断资本也希望从某些军事部门中放出一些技术人员和生产设备来，同时，更置的结果也无可避免地要增加设备生产能力；
但是，总的说来，他们的目的主要在于更置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来从事竞争，而不是从扩大出口工业来竞争。
二，文章的最后一段是编者加的，里面说，新计划削减军费数目还不很大，同时预算的削减，广大工人群众并无得益，因此能解决多少问题还是一个大疑问。
这是和本题无关的。
裁减军备是否能解决问题，我的看法是：
第1，英国既然不能放弃所谓“核子威慑力量”的幻想，也就无法真正摆脱美国冷战政策的桎梏，因而也就无法长期地、有效地摆脱军事经济的重担。
第2，加强对亚非人民的“控制”的阴谋到头来必然会被历史的巨流所埋葬，亚非人民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所需要的，是无私的援助，不是帝国主义的阴谋。
这就引至第3点，即只有在和平共处和平等互利的原则下，英国才能找到利己利人的出路。
尽管要求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是完全正确的，但这样一笔写在这里却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姚念庆

修订独立后的马来亚宪法
马来亚同英国开始谈判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消息：
为最后修订马来亚宪法而举行的英国和马来亚联合邦之间的秘密谈判，13日在伦敦开始举行。
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拉赫曼10日到达伦敦时说，他的代表团的目的是要为订于8月31日获得独立的马来亚完成宪法。
他说，悬而未决的问题主要是单一国籍问题。
由英国的里德勋爵担任主席的委员会已经拟出了关于马来亚宪法建议的报告，作为谈判的基础。
但是，据了解，马来亚联合邦政府不同意英国的一项建议，即在马来亚的英国臣民在取得马来亚联合邦国籍以后还保留“英国国籍”或“英联邦籍”。
此外，马来亚虽然同意在独立后将仍旧留在英联邦内，但是它不愿接受英国女王作为它的元首。

北欧共同市场问题南之
最近西欧六国成立共同市场的活动，立即引起了北欧国家的注视。
北欧国家间酝酿已久的北欧共同市场问题，再度被提上日程。
建立北欧共同市场的问题，在北欧提出已久。
第2次世界大战后最初几年，经济力量相对弱小的北欧国家，在资本主义市场上处于不利的地位。
直到1950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之前，没有一个北欧国家的输出量达到战前水平，但是在这期间，它们的生产已经远远超出战前水平。
例如瑞典，没有遭受战火破坏，生产能力良好，但是它的输出直到1951年仍停留在1937年的水平。
北欧国家的经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对外贸易和国际市场的。
由于战后在国际市场上地盘缩小，北欧垄断集团亟谋解决扩大市场的问题。
既然本身力量较弱，就产生了建立共同市场的想法。
1948年时，瑞典、丹麦、挪威、冰岛四国政府就曾考虑建立北欧共同市场，它们的第1个目标是建立关税同盟，解决销售问题。
但是这一尝试因为各人打算不同，没有获得结果。
1950年以后，北欧国家的输出虽然有了增长，但是美帝国主义的倾销和英帝国主义的关税壁垒打击着北欧国家，西德经济力量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使北欧在资本主义市场上又多了一个劲敌。
市场问题更形尖锐。
于是，在1954年07月间，北欧国家又进行了协商，决定建立了劳动力的共同市场。
但是共同关税和商品市场，仍未得到解决。
西欧六国开始商建共同市场之后，英国又提出自由贸易区的问题，在北欧国家中引起了不安。
它们想抢先成立北欧共同市场，以便能以更有力的集团地位来应付西欧共同市场或自由贸易区的问题。
因此，关于成立北欧共同市场的活动重又加紧起来。
目前尚在讨论中的北欧共同市场计划还没有确定的内容。
据已透露的消息，北欧共同市场将包括销售和原料的共同市场、资本共同市场、劳动力共同市场三个方面。
北欧国家企图以建立关税同盟，取消相互之间的关税和进口限额，对外采取统一税率，来实现销售和原料的共同市场；
以设立北欧投资银行和进行生产和投资合作，来达到资本自由流动的目的。
但是像过去一样，北欧国家在建立共同市场方面仍然各有自己的打算，因此进展并不顺利。
丹麦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它必须进口大量工业品和原料。
进口工业品所需的外汇必须依靠出口农产品来取得。
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遭到的排挤，不仅造成农业萎缩也形成外汇长期短缺。
因此，丹麦采取加强工业投资、逐步增加工业生产的政策。
但它缺乏投资资金。
挪威在战时所受破坏较大，恢复建设需要大量资金。
战后挪威畸形发展出口工业和航运业，企图借这方面的收入来弥补国际收支的差额。
因之，它对投资的需要也很大。
而瑞典因为曾置身战争之外，战后经济扩张较多，有较雄厚的资本，希望向外投资以谋取更大的利润。
这样在它们之间就有了一些共同的基础。
但是当问题涉及到建立全面关税同盟的时候，矛盾就多了。
首先挪威就反对。
原因是挪威出口到北欧国家的商品大部分为原料和半制成品，本来就是免税的项目。
从北欧国家进口的商品主要是制成品，一向征收关税，因之，全部取消关税对挪威害多利少。
挪威在这一点上的反对是北欧共同市场迄未建成的重要原因。
北欧共同市场包不包括农产品也是争论较大的问题之一。
丹麦是北欧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对于任何取消农产品入口税的计划都是欢迎的。
挪威、瑞典两国则采用保护主义的农业关税。
取消农产品关税，对丹麦有利，但瑞典、挪威国内的农业却可能受到威胁。
所以瑞典、挪威两国的农业资本家就不同意采用和丹麦一致的对外统一农产品关税。
在农产品问题上的这种争执是建立北欧共同市场的另一重要障碍。
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垄断集团在工业生产品的竞争力方面存在相当大的悬殊。
根据十九个重要工业生产部门调查的结果，瑞典在绝大多数部门中竞争力较强。
丹麦在多数工业部门中竞争力也较强，而挪威在大多数部门中进行竞争的把握不大。
因此挪威对于建立工业品的关税同盟就犹豫不决。
这也使得部分工业品的关税同盟计划难于定案。
北欧各国和西欧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很密切。
西欧共同市场和自由贸易区如果成立，不论北欧国家参加与否，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北欧国家一方面要依赖“小欧洲”国家和英国供应大量物资，另方面它们的大量商品又必须在“小欧洲”、英国及其他西欧国家销售，如果置身于西欧共同市场和自由贸易区之外，就会被排挤出重要的西欧市场。
瑞典、丹麦、挪威三国都属于西欧低关税国家，如果参加西欧共同市场或自由贸易区，像英、法这类大国须降低关税壁垒，这是它们乐意看到的事。
但西欧共同市场要求对外采用统一的关税率，这将使北欧国家接受比它们现行规定税率高的统一关税率，使它们国内许多原料和商品的价格上涨，这又是它们所不乐意的。
这种情况使它们面临困难的抉择。
就自由贸易区说，英国坚持不把农产品列入自由贸易范围，这是丹麦特别反对的，因为农产品在丹麦出口货物中占70％。
渔产品是否列入自由贸易区至今尚无明确规定，也令出口货物中鱼类占五分之一的挪威犹豫不安。
不论北欧国家参加自由贸易区还是西欧共同市场，其后果是一部分出口工业可能得到一些利益，如瑞典的造纸业、冶炼业，挪威的木材、纤维素、纸张、鱼、氮气工业、铝工业，丹麦的造船业。
而另一部分的国内工业则会逐渐被淘汰，如各国的纺织业。
西欧共同市场和自由贸易区计划的提出，迫使北欧国家不得不积极地谋求解决拖延了八年多之久的问题。
它们认为北欧共同市场应该先于欧洲自由贸易区，甚至先于西欧共同市场之前成立，并且应当缩短北欧共同市场“过渡时期”的年限。
建立起北欧共同市场，北欧各国垄断集团可以自由选择在北欧地区内资源最合宜、技术力量最充足、劳动力最低廉的地点进行投资、生产，也更便于它们进行越过国界的生产组合。
产品成本因此可以降低，竞争力可以提高，利润可以扩大。
先建成北欧共同市场，再加入西欧自由贸易区或西欧共同市场，这对北欧各国垄断集团是有利的。
尤其有利于向外投资要求较大的瑞典。
芬兰在北欧所处地位比较特殊。
它长期置身于北欧国家的集团活动之外，直到1955年10月才加入了北欧理事会。
1956年08月以前，芬兰没有参与建立北欧共同市场的筹备工作，但此后芬兰的态度就从冷淡逐渐转为积极。
芬兰国内的垄断集团除了考虑参加北欧共同市场之外，同时也在考虑参加自由贸易区和西欧共同市场的问题。
芬兰既不是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又不是欧洲支付同盟的成员，参加自由贸易区还存在一定困难。
因此，芬兰能够考虑的首先是参加北欧共同市场。
虽然这方面也还存在不少困难需要解决，如芬兰货币情况恶劣，国内生产成本较高，在共同市场中竞争力差等等。
但依目前情况看来，芬兰似乎竭力为参加北欧共同市场作准备。
冰岛出口的商品实际上仅仅是鱼。
冰岛曾一度参加建立北欧共同市场的专家调查工作，不久就退出。
北欧共同市场如建立起来，冰岛不能不和北欧共同市场保持某种联系，或有条件地加入。
北欧国家准备今年下半年提出北欧共同市场具体方案。
北欧共同市场中的中心问题，关税同盟能否建立，要到那时才能见分晓。
不论关税同盟能否建立，北欧国家间加强投资和生产方面某种形式合作的趋势已经明显。
建立北欧共同市场的经济实质，是北欧垄断集团想以压低人民生活水平，牺牲中小资本家的利益来扩大北欧地区的市场容量，取得资本流动的更大自由，有更多的廉价劳动后备力量以便加强剥削。
这可以加强它们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同帝国主义大国进行竞争时的地位。
所以尽管八年来进展不多，建立部分的北欧共同市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印度尼西亚政府声明
不能容忍颠覆活动
据新华社雅加达13日电
印度尼西亚政府昨天发表声明，对企图用武力来颠覆政府的活动表示不能容忍。
雅加达人士认为，这个声明是针对最近在雅加达破获的企图颠覆政府的案件而发出的。
声明指出，最近发现企图使用武力来进行的非法活动和颠覆活动，是要以“违反宪法的手段来改变国家政体”，“危害印度尼西亚国家和民族的完整”。
声明说，政府不能赞同和放任这些活动。
声明承认，最近发生了一些地方对中央不满的事情，并且已经发展到擅自行动的程度。
政府了解发生这些事件的原因，因此把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作为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
但是，政府郑重声明，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根据下述的方针来进行，那就是：
保持印度尼西亚民族和国家的完整，人民的一切愿望必须通过合法的机构来表达。
雅加达“人民日报”今天发表社论欢迎政府这个声明。
报纸认为，几天以前在雅加达巴油兰区的逮捕行动，对肃清反对国家的阴谋集团的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
社论指出，有一些军官参加了巴油兰举行的秘密会议，在会场里还搜出了前副总统哈达在望加锡举行的“异中求同”大会上发表的演讲稿。
这个秘密会议同“异中求同”大会有密切的关系。
社论说，这些事实证明这个阴谋是很严重的。
报纸希望政府继续保持对待巴油兰事件那样的明确态度。
据新华社雅加达14日电
印度尼西亚总理朱安达延迟到今天坐飞机到望加锡去解决当地的地方问题。
朱安达原定在昨天到望加锡去的，因为事务繁忙而延期。
原定同去的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因故留在雅加达。
朱安达总理在离开雅加达以前对记者说，如果情况不允许，他将把这次视察的范围局限在望加锡。

叙外长指责美国制造约旦危机
表示叙利亚尽力击败外国干涉
新华社14日讯
巴黎消息：
叙利亚外交部长比塔尔在对“法兰西观察家”周刊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约旦事件是美国“干涉阿拉伯事务和施加压力的反映”。
比塔尔的谈话刊载在这家周刊5月03日出版的一期上。
他说，从美国领袖的言论中，从它的舰队的威胁性的行动中，已经证明这个危机确实是人工制造的。
他说，当时在约旦国王和前届政府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内部冲突，因为那个政府容纳了各个政党的代表，它的纯粹民族性质的纲领丝毫不触及王室的利益和反动人士的利益。
那个政府奉行阿拉伯人民所支持的积极中立政策，只不过是表达了民族解放的原则。
比塔尔说：
“然而，这种态度使得美国很不高兴，就用所谓共产主义危险作为掩盖，支持着穆斯林兄弟会和贝都印部落之类最反动的派系，竭力打击进步运动，挫折中立政策，建立亲美政权，从而损害约旦的独立和自由。”
比塔尔说，在艾森豪威尔没有公布他的计划的时候，中东的人们本来还以为美国的政策在本质上不同于英国的政策。
后来，人们以为，这两种政策只在方法上有所区别。
然而等到美国决定进入行动的时候，人们就发现了就连方法上也丝毫没有区别，“那就是说，支持内部反动倾向和制造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分化”。
比塔尔说：
“叙利亚认为，约旦事件就是人们希望叙利亚境内也发生的事件的直接反映，叙利亚甚至认为，外国干涉首先针对的就是叙利亚，因此，叙利亚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且竭尽努力来击败这一阴谋。”
比塔尔说，美国政策的危险，就在于它要强迫人在东方和西方之间进行抉择。
今天，阿拉伯各国和帝国主义之间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斗争的。
他说，假如美国不改变态度，结果就会使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而阿拉伯各国更加敌视西方政策。
那时，将不可能为这个地区的持久和平创造条件。

强权终于向正义低头
英国被迫宣布使用苏伊士运河
以法两国共谋派遣船只闯进运河挑衅
本报综合报道　据西方通讯社消息：
英国首相麦克米伦13日在下院宣布，“英国船只现在可以通过运河。
运河通行费和其他费用将用英镑支付”。
麦克米伦并且透露，不久将在“一个中立的城市”就英国所冻结的一亿多镑埃及款项问题进行谈判。
但是，他又说，要撤消或者放宽这笔款项的各种限制，必须“取决于解决对埃及的一切财政要求的圆满安排”。
人们认为麦克米伦的这些话是暗示英国将勒索它在埃及的财产的赔偿。
麦克米伦的宣布在保守党议员中引起震动。
八个著名的保守党议员，其中包括维克托、瑞克斯爵士和欣琴布鲁克子爵，已经决定退出议会党团，以抗议“向纳赛尔投降”。
英国船主欢迎恢复使用运河的决定，海运协会主席西蒙说，政府做出了令人满意的支付运河通行费的安排。
同一天晚上，埃及财政经济部发言人宣布，英国政府从13日起取消了对埃及将来用英镑同其它国家进行交易的所有限制。
这位官方发言人宣布，英国和埃及代表上星期曾经在瑞士进行会谈，讨论了关于使用运河的英国船只所交付的通行费的结账问题和埃及英镑结余的某些问题。
发言人说，在得到埃及汇业管制局的同意之后，英国和其它国家的船只交付的运河通行费都可以存入一个新的英镑账户中。
这位发言人说，英国政府已经同意，它将不侵犯埃及使用这个账户的自由，不管情况如何。
同时，英国政府还答应从埃及的被冻结的英镑款项中，把埃及在英国1956年07月27日冻结这批款项以前用英镑进行的交易所必需偿付的数目解冻。
美国国务院拒绝评论英国的决定。
国务院13日发表的一项声明说，不反对美国船主在“提出抗议的情况下”向埃及交纳通行费和使用运河。
声明重申了4月26日美国表明的对运河的政策：
即“埃及的声明不完全符合安全理事会的六项要求；
对埃及所提出的管理制度在试行以前还不能作出最后的判断；
运河使用国是否能树立信心的问题要以埃及的声明实际实行的情况而定。”
国务院的发言人还说：
美国将继续冻结埃及的资金，“以防万一”。
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在评论英国和其他一些海运国家恢复使用苏伊士运河时表示，以色列将在“适当的时候”派遣船只尝试“不受拘束地”通过运河。
如果以色列船只被阻止通过苏伊士运河，以色列将认为这是“战争行动”。
他又说，以色列同法国正在就试航问题作 “密切的磋商”。
目前，法国当局仍保持原有的不通过运河的态度。
法国轮船公司需要依靠政府来取得交付通过运河费用的外汇，因而不得不遵从政府的指示。

架子米谷

约旦拘留营行酷刑爱国人士备受折磨
新华社开罗14日电
约旦被捕的爱国人士在拘留营中遭受酷刑。
据中东通讯社报道，阿拉伯复兴党党员博罗斯由于遭受酷刑，已经在5月10日在加弗尔拘留营中死亡。
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一位领袖哈巴希的情况严重。
议员瓦拉德和阿拉伯复兴党领袖拉扎兹都在拘留营内备受折磨。
逮捕爱国人士的行动还在各地继续中。
安曼的军事长官根据王宫的直接命令继续逮捕军官。
约旦教育兼国民经济大臣说，约旦将再实行三个月的戒严。
一位约旦官方人士5月13日说，大约有一百多件同所谓“共产党活动”有关的案件将在安曼军事法庭受理。
根据戒严法，5月13日在纳布鲁斯成立了第2个军事法庭来审讯爱国人士。
此外还成立了一个负责审讯爱国军人的特别军事法庭。
约旦政府5月13日下令对主要的军事、外交、民政官员进行大调动。
前约旦驻美国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里法伊将担任约旦驻埃及大使，约旦驻埃及大使馆的官员都将调动。
纳布鲁斯军事长官哈桑·卡提普被任命为约旦全国的副军事长官。
安曼的民政长官、约旦电台的台长等都换了人。
据中东通讯社大马士革消息说，穿着约旦制服的大量伊拉克军队在约旦军队中同贝都印部队一起工作。
据新华社14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
埃及驻叙利亚大使里亚德5月13日驳斥了所谓埃及企图推翻约旦、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王位的传闻。
这种传闻是约旦首都安曼传出来的。
里亚德说，“这是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目的是要分化阿拉伯人以实现帝国主义者的梦想。”

美国拒绝日本的合理要求
硬要在内华达州试验核爆炸
据新华社14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国务院13日向日本政府提出照会，拒绝了日本提出的关于取消美国将在内华达州举行的核爆炸试验的要求。
照会强调美国要加强它的所谓原子“遏制力量”，并且硬说内华达州的试验不会造成有害的原子放射影响。
美国政府原子能委员会10日邀请四十七个国家派观察员和记者参观定于本月内举行的这次试验。
被邀请的国家主要是北大西洋公约、东南亚条约、巴格达条约和泛美防务委员会等组织的成员国，此外还有日本、南朝鲜、南越和台湾国民党分子。

苏发努冯陪同副国王往桑怒访问
斥责美国阻挠老挝重新统一
据新华社河内14日电
万象消息：
寮国战斗部队领袖苏发努冯亲王13日对法新社记者说，美国的干涉是老挝重新统一的一个障碍。
苏发努冯认为，如果过去在谈判中已经签订的协定能够开始实行，那么谈判中产生的困难就可以比较容易克服。
协定的执行将保证和证明我们能够不顾美国干涉解决问题。
苏发努冯已经在13日陪同副国王佩差拉乘飞机前往桑怒，访问寮国战斗部队集结区。
苏发努冯动身前对法新社记者说，对外方面的中立和内部方面的民主的权利和自由，是双方合作的两个根本原则。
他说，在这一点上，王国政府同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但是在这些原则和这些原则的执行之间存在着一个障碍，那就是美国的干涉。
苏发努冯说，美国经常用财政援助作为手段来迫使王国政府附和美国政策。
苏发努冯指出，寮国战斗部队并没有提出过要王国政府接受中国经济援助作为合作的先决条件。
他说：
“我们认为一个非西方国家的援助对王国来说将是中立和独立的保证，因为这种援助可以使我们摆脱美国的束缚。”
他又说，老挝没有任何理由不同中国保持像对老挝所有的邻国一样的友好关系。

北京中国画院昨天宣告成立
本报讯
北京中国画院于14日在首都宣告成立。
这个画院由文化部直接领导。
国务院已经任命叶恭绰为院长，陈半丁、于非暗、徐燕荪为副院长。
齐白石是北京中国画院的名誉院长。
周恩来总理出席了画院的成立大会。
他在会上谆谆勉励中国画家和西洋画家加强团结。
他希望中国画院成立以后，团结中国画家，继承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吸取外国绘画的长处，努力创作，加强研究，培养后代，为创造社会主义中国的新美术而奋斗。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致祝辞后，叶恭绰院长在会上宣布说：
中国画院的具体任务是繁荣国画创作，培养国画专门人材，对国画作理论的探讨，同时还将负责院外国画创作的辅导工作。
画院内设有创作、教学和理论研究三个部分。
画院的主要成员是画师、画士和助理画士。
前往祝贺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李济深、章伯钧、陈铭枢，老画家溥雪斋，工艺美术家庞熏琴和雕刻家刘开渠在会上致祝辞。
中国画院三位副院长也讲了话。
前往祝贺的还有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梅兰芳及首都各界人士二百余人。
为了庆祝画院的成立，文化部还在美术展览馆举办了一个国画展览会，展出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中国画家的佳作。

北京中国画院的成立
叶恭绰
北京国画院成立了。
这是一所具有特别性质的学院。
“国画”这两个字，大家一看见，很自然的会了解到是指我国固有的传统的绘画，然而这两个字，多年以来，也很有不少的见解和讨论。
记得四年前齐白石先生生日的宴会上，周总理就曾问我：
中国画的名称，究竟以怎样为的当？
其时我即说学术本是公物，严格的说，不能区分某种学术或艺术，是那一国那一地的，但是世界未大同以前，为便于称引或指认起见，于某些事物，加以地域标志，又有时为历史习惯和爱国情感关系，于某些事物，加上沿用或特定的符号，以引起大众的同感，这也是未尝不好的。
譬如国货用以别于洋货，中医用以别于西医等等，严格说来，并不太合逻辑，然而习惯已成自然，则也不妨通用，如果有更简单明了的字样，可以代替，自然更好，当时在座的人，尚有周扬、郑振铎、老舍、徐悲鸿、于非暗诸同志，想了好久，也拟不出更好的字样，因此成为悬案。
其后“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用了“中国画”三字，中央美术学院“彩墨画系”用了“彩墨画”三字，又有主张用“民族画”、“传统画”的，但仍莫衷一是。
这一次国务院为注重对于固有艺术优良传统的研究认识、整理传习起见，于1956年06月01日的国务会议，提出通过设立北京、上海两个国画院，为培养国画家之用。
上海一个由上海市人民委员会领导，北京一个，由文化部直接领导，并规定画院不仅吸收学理水平较高的国画家，而且还应吸收虽然学理水平不高但手艺高的人。
参加画院工作的老画家，不必集中到画院，可以在家里，或到画室里，或采用带徒弟的方法教学。
并由文化部组设中国画院筹备委员会通过实施方案，其纲领为“继承中国古典（包括民间）绘画艺术的优良传统，并且使它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画院的具体任务，是繁荣国画创作，培养国画专门人材，并对国画作理论的探讨，及负责院外国画创作的推动和辅导工作”。
如此，则学院的名实，均经规定，以后即可循用。
这画院的内容，将不同于一般学校，其实际的组织和工作，尚在慎重研讨中，大体或将采取我国固有的“书院”、“画院”制度，和近代现代的“学校”、“研究所”制度，参合融会而定。
这当然是一种尝试，成功与否，尚待考验。
因“书院”“画院”两种均有优点，但时代不同，不应硬性抄袭，而“学校”“研究所”二者，又与“画院”性质不尽适合，故斟酌损益，颇非易事。
我国文化遗产，向极丰富，历年虽经种种损失，然遗传的仍复不少。
所惜以往精品，往往为帝王贵族豪商所专有，致与一般群众，演成脱节，尤其绘画一项，几与群众分离。
然爱美为人类天性，吾国由都市以至乡村，由装饰品以至日用品，几无处不有图画，且民间创造尤多特产，以至爱国文人因反抗反动统治而独创一宗，兄弟民族因保守土风而流传的技巧，又历代吸收了不少外来的营养，因此民族风格之内，实具有多种的血型。
所惜多年为封建统治所掩蔽，披了他们的外衣，以致埋没了我国艺术的真精神，而且逐渐只存躯壳。
尤其近三、五十年，国画界少人倡导扶持，成了无政府状态，间有一、二同志，亦只能孤芳自赏，不易振起颓风，转移运会，这自然不定是国画家的责任，但事实上趋向下坡，是不可讳言的。
现在否极泰来，领导上对于国画的重视，已经发端，但究竟效果如何，恐怕仍如周扬同志所说，国画的前途，要由国画家努力。
这个课题，颇属严重，我深盼国内画家，一致为此而努力，且为此而团结，尤其当此青黄不接之际，承先启后之责，寄在今日画家身上，所以责任尤重。
说到“画院”的工作，大致当不出创作、研究、教课三者，但只此即不容易搞好，因为我国向无一部较完整的美术史或绘画史，前人著作记载，每多片段，难于提要，历代作品更多已毁失，虽然近日收回和新发现的不在少数，但要一一做有系统的说明，殊不容易。
更有许多地方，不是用今天流行的语言意识，所易表达得恰好的。
又有不少画家不习惯于使用语文，他的技巧和见解，只能口耳相传，或心领神会，所以国务院所提带徒弟的规定，是非常正确而切要的。
当此百花齐放之际，在我们自己的园地上，应该令固有的万紫千红，更加放出异彩，这是我国的美术家的义务，也可说是大众的期望。
从前我国人放弃自己对祖国的一切文化艺术义务，任令文化侵略的野心家，盗窃我国的美术财富，包办我国的美术业务，阻碍我国的美术活动，这实在是可耻的。
今天，随着我们国际地位的增高，对全世界文化美术，我们亦负有提供促进之责，有不少的友邦人士，方渴望我们能提供一部分固有美术，以资效法，而我们却还缺少一切采集和整理，正如古语所说，日坐宝山而不知，这不但显示我们的空浮疏略，而且不久文化高潮继经济高潮到来的时候，我们仍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无以供给人民的需要，这将是后悔无及的。
今天政府此举，正是适合时宜，望我国画界老年、壮年、青年，一致奋起，共同前进。

国画感言汪慎生
自从解放以来，我们党和毛主席关心国画家真是无微不至的。
我们只有衷心的感激并以实际的表现来答谢。
我今年六十多岁了，过去生活在漫长的黑夜里，是一直刻苦钻研民族形式的花鸟画，我认为自己用了半生的时光和精力，眼看国画传统艺术冰冷下去，没有翻身的日子和希望，真感到万分不安。
想不到解放后七年多的时光，我们伟大的祖国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各方面都是01日千里的不断的飞速发展。
在国际上的地位一天比一天提高，而且全国人民的生活日益富裕，大家都为走向社会主义而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去年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英明号召之后，国画界也更活跃，酝酿已久的北京中国画院，今天开幕了。
使我们国画工作者，兴奋欲狂，高兴得说不出话来，每个人都倍加欢欣鼓舞！
我想国画得到政府这样大力的支持和爱护，要使优良传统的民族绘画遗产继承发扬。
我们的目的是把老画家们创作的经验与心得介绍给青年人，要自觉的毫无保留的尽量将所有国画知识传授给下一代，从而使国画发扬光大！
这是可以做得到，可以自信的。
同时，我们要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我们要丰富自己的知识，发挥个人潜在的力量和集体的智慧向科学进军，要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所指示的文艺方针，和苏联先进的理论。
当然，国画不是没有缺点，这需要逐步的改进。
周扬同志在美协的一次会议上说：
“但是不要急于在表现方法上溶合中西画法，不要把几千年所形成的东西随意改变，避免传统的优良部分在轻率态度下丧失。
国画的真正改革必须在传统原有基础上发展，必须通过国画家本身的艺术实践。
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新国画。”
我们对国画的方向有了明确的认识，我们趁这余年自觉的全心全意的为国画事业服务；
以我们的艺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最后我深信：
北京国画院在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各方面的督促与帮助下，一定能够办好，并培养出大量的优秀的青年国画家。
（5月14日）

广州举行华南美术展览
本报讯
中国美术家协会广州分会主办的华南美术展览于5月01日起在广州市文化公园展出。
这是解放以后华南规模最大的一次画展。
展览会共展出包括广东、广西、香港、澳门四个地区，近三年来作者三百八十八人的六百七十六件作品。
展品中国画在数量上占了相当多的比重，说明了新老画家为了反映现实生活而相当活跃的进行写生活动。
版画方面增多了石版画、铜板画、玻璃刻、石膏刻等形式，出现了一些令人喜爱的优秀作品。
在雕塑作品中，“怀祖国，念妻儿”的作品揭示了在台湾铁蹄下被压迫的国民党士兵怀念大陆家乡亲人的心情，是动人心弦的。
其他在水彩、素描、漫画、连环画、插画、招贴画、门画等作品中，也有不少优秀作品。
总之，这是一次内容相当丰富，风格也较多样，并具有生活气息的作品展览。
展览会于20日闭幕后，将赴南宁、桂林、汕头、湛江等地巡回展出。
（多韦）（附图片）
养鸡女

石刻艺术的宝库
介绍四川大足宝顶大佛湾的摩崖造像
潘绍棠
四川省，有石窟或摩崖造像一百二十四处，分布在几十个县里，是全国石刻造像最多的省份。
从南北朝、唐、五代、宋以至明、清，延续修建或开凿了达千年以上，不但数量多而且有重要的文物和艺术价值，有些道教和儒教造像，在全国其它地区是少见的。
表现形式和方法有大胆的创造。
雄伟巨大的乐山石佛，高七十余公尺，为全国以至全世界所罕见，它的脚趾一丈多长，而全身仍有正确的比例和雄伟与慈祥的动态、表情。
四川的这些古代雕刻艺术，确是丰富无比的宝库。
现在仅就大足县宝顶区大佛湾的雕刻艺术作简要的介绍。
大足县有二十余处石窟或摩崖造像，其中宝顶区大佛湾，在城东三十五里的丛山中，是座形似“A”字的大山沟。
崖壁高约四、五十公尺，分南、北、东三岩，长约里许，山势雄伟，风景优美，周围有圣寿寺、倒塔、维摩顶等圣迹。
过去在一段很长的年代里，这里是四川佛教胜地。
这些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宋代造像是一位著名僧人赵智凤（公元1159—122？）
以他毕生化缘捐募来的钱动员群众开凿的。
根据规模来看，当时如没有几万的人力和数十年的功夫是做不到的。
这一艺术巨制，由于长期以来一直被埋没在交通不便的重山峻岭中，因此在近代文物和美术史记载中很少提到，只是在1945年间，大足县为了修县志才从重庆请去了一批专家，进行了为期很短的调查后，才开始被人们知道和逐渐重视起来。
大佛湾的雕刻艺术，所有造像，虽然都根据佛教经义，但不论在造型上、衣饰上、故事情节上和布局上，都没有受“仪轨”的局限。
它在表现宗教内容的时候，比其它任何地方的造像都更加具体，真实和深入地反映了当时当地的人民生活。
例如南岩入口左侧的“牧牛图”，原意是通过十条牛和十个牧人来表现所谓“正念”和“错念”抑制修养的十个过程的，它把牧人比做“正念”，把牛比作“错念”，每个牧人都持有鞭子，并且用缰绳牵着牛，表示操纵着“错念”；
但我们看依着山势刻凿出来的那些形象，却已经不是教义的生硬的宣传，而是非常生动的艺术品了，看它的布局是多么协调：
有的牛儿卧着；
有的闲散地舐着自己的蹄子；
有的好像遇到了猛兽正要脱缰而逃；
有的在俯首狂饮泉水；
也有的在仰头卷食嫩叶；
牧牛人有的在阳光下袒胸裸腹、无忧无虑地睡着；
有的钩肩搭背，并排而坐，不知因为什么，引起了他们的捧腹大笑。
这些生动逼真的形象，别致的民间情调，抒情诗般的艺术节奏，有趣地告诉了我们古代的放牧生活以及那康乐的田园风趣。
另一组“父母恩重经”，是反映家庭生活的一组连环画式的高雕，从一对青年夫妇在佛前求子到怀孕、临产、养育、玩耍，以及夫妻间的离别、劳动、口角等等情景，都刻划得很逼真。
这虽是千年前的家庭生活，但现在看来，仍感到十分亲切，所以极受当地群众的喜爱。
另外这些雕刻还渗透着对劳动和人民美好愿望的歌颂，或对人民的苦难给予同情。
在北岩一幅最大的“地狱变相”雕刻群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
如“饮酒图”，原意本在于说明饮酒之害，描写一家人饮酒之后产生了互不相识的混乱情形。
但从这些人物的实际表情和关系去看，给人们的印象，不是否定，而是充满了人情和乐趣。
再如优美动人的高雕“养鸡女”，描述一位少女，迷细着眼睛，流露出微微的笑容，弓身打开半圆形的鸡笼，鸡儿有的已经出笼，有的正在露出头来。
整个构图的气氛，给人的感觉是少女为自己的劳动感到欣慰和愉快。
这一雕刻的作者，不去表现原意是反对饲鸡宰食，否则会入“地狱”的教义的宣传，而表现了对劳动生活的歌颂，这就是这些艺术品的所以可贵之又一例子。
这些艺术品的表现方法和技巧上的丰富多样与独创精神，也是值得提出的。
例如湾的东岩（即湾顶），是一座横卧的长达六丈左右的半身佛“涅槃”像，右肩右臂和下身好像都埋在石山中而并未刻出。
为什么在这儿刻半身而不刻全身呢？
我再三思索，觉得它这样处理是有道理的：
第1，如果在这样并不宽的顶端，刻上全身长六丈的佛像，在体魄的雄伟感上一定要减弱，同时也就要显得整个佛湾头轻下重了。
第2，由于未露出部分与露出部分结合得很巧妙，因此给人一种实际上不存在而在感觉上却存在的延伸的印象，并不因为只有半身而失去整个艺术结构的完整和统一。
这种因地制宜的表现方法是有独创性的。
其它在“报恩经”和“九品往生图”中，有的地方也采用这种处理的方法。
在表现技巧的多样性方面也有很多例子：
例如“寒冰地狱”中的两位半裸体的罪人，其肌肉、动态和表情的刻划，都是根据这一主题的要求运用了极高的艺术技巧。
他俩缩紧身子蹲在冰块上，牙关紧闭，背后冲击着寒冷的激流，其中一人穿着一件破绽的上衣，这样就更增加了冰冷的感觉，看去使人联想到他俩正在打“寒战”似的，这种表现技巧不能不说是高超的吧。
再拿“圆觉洞”和“十天明王”这两组雕刻群来做比较，就可看出艺术匠师们在表现不同情况下的同一题材时是如何运用了不同的艺术格调。
“十二圆觉”给人以安定、肃穆、温柔、富丽的感觉，而由菩萨化身的“十大明王”的感觉则是给人豪放、激动。
在雕刻技法上也有着细致与豪放、轻匀与厚重等明显的不同。
大佛湾共约二十组的石窟和摩崖造像，在题材内容方面几乎没有什么重复，这在云岗、龙门等地的大规模造像区中是没有的。
而这些石刻艺术，在每组之间，其内容都是有机的联系着。
如表现佛的“死”的“涅槃”像的右边，便是表现佛降生的“九龙洛太子”圣迹；
象征美好“天堂”的“九品往生图”，其右侧便是残酷的“地狱变相”；
表现父母恩情的“父母恩重经”，和表现报答父母的“报恩经”，左右并列等等。
同时，这些造像的开凿，对自然条件的恰当利用，也是很有计划的。
如“九龙洛太子”就利用了自然流下的泉水，“圆觉洞”内则巧妙地利用了顶上射进的光线；
南岩崖壁短而较陡便刻了长而不高的“牧牛图”；
北岩的崖面深而有斜坡，便刻了幅面较大的“地狱变相”和“九品往生图”等壁画式的雕刻群。
这样恰当和巧妙地利用自然条件，对于我们今天的雕刻工作，仍有很大的启发。
大佛湾的石刻，还有不少特点，如通俗的经义石刻说明辞，背向跪着的菩萨像，圆的背龛，奇异的从口中引出的豪光，佛面型的地方化等等，因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大佛湾的石刻，不但应与国内的云岗、龙门、敦煌等地相提并论，即与世界著名的希腊巴农特神殿和印度阿旃陀石窟相比，也并无愧色。

祝辞
沈雁冰
谨以个人资格（文艺界一分子，中国画爱好者），向北京中国画院祝贺。
中国画院的成立是中国画家们自强不息，拿出货色为人民服务的结果，是和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斗争的结果。
文化部，在这件事上，（一）缺乏远见，不能主动；
（二）在斗争逐渐尖锐时又得过且过，拖延不决，直到最后五分钟方始决心支持中国画家们的合理主张。
祝中国画院永远保持这个传统，加强团结，学习众长。
希望中国画院不会反掉了洋教条以后又生出土教条来，而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中国画史开辟新的一页。
祝中国画院超越中国历史上所有一切画院的成就。
成为继往开来的中国画的研究、创作和培养后一代的学术机构，希望中国画院的所有成员和可能发生的“衙门化”的倾向作斗争。
中国画院的主体是画家，而不是少数的行政人员。
如果将来也发生了像大学里发生的系秘书指挥系主任、行政干涉艺术创作、研究、教学等等，我以作家身份，愿奋秃笔，用杂文这武器，为各位后盾。
同时，我也愿意以杂文为武器，同社会上的议论，——例如要求花卉翎毛也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等等作斗争！
祝国画的姊妹艺术——书法，在不绝如缕的情况下，恢复青春，发扬光大起来。
祝中国画院全体同志们的健康。
祝中国画院在叶院长和全体院务委员领导之下，日益繁荣发展！

“冷火”　高士其
北京医院的大夫，最近给我吃一种药品叫做甘油磷酸钙，这是磷的一种化合物。
关于磷的知识是群众所需要的，因此，我决定就它的发现经过和主要用途，写一篇科学小品文。
十七世纪的时候，德国汉堡地方有一个炼金术士，他在试验室里，把新鲜的尿蒸发干了，再把残渣加热到很高温度，他发现有一些白腊似的东西，集结在试验管上面，这种东西一见空气，会发出冷而静的光，人们叫这种光做“冷火”。
这发光的东西就是磷。
多少年来，磷被认为是一种奇异的元素。
人们幻想着利用这种“冷火”把银子变成金子，但是，屡次试验都没有成功。
磷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还是一个谜。
在十九世纪中，这个谜终于被揭穿了。
德国的大化学家利比喜说：
“磷的存在，对于植物的生命有很大的价值。
把‘冷火’的化合物撒在田地里，可以提高庄稼的收成。”
但是，哪里有这样多的磷，可以供广大田野的需要呢？
磷灰石的发现，解决了这个问题。
磷灰石是一种浅绿色的矿石，矿工们把它运进了大选矿厂，在那儿，它被碾碎，除掉杂质，研成粉末，一列车一列车地送到化学工厂里去，经过硫酸的作用，变成一种新的白色粉末，这就是磷酸盐。
磷酸盐就是磷肥，它开始为农业生产服务，已经有很多日子了。
现在全世界每年所制造的磷肥，为数达到一千万吨以上。
在我国，磷灰石的储藏量也非常丰富。
解放后，已经发现的重要磷矿就有十几处之多，其中在西南地区有一个磷矿，已经证明是世界上最大磷矿中的一个。
这样，我国在十二年内发展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磷肥，就有了可靠的保证了。
除了作肥料以外，磷还有什么用处呢？
我们知道，骨头里含有磷，没有磷，骨头就不能长得那样结实。
大脑也含有很多的磷，没有磷，思想工作就不能进行。
这样看来，人体是多么需要磷的滋养啊！
食物里如果缺乏磷，整个身体就会衰弱下去。
怪不得，有许多含磷的药品，给神经衰弱的人和病才好的人服了很有好处。
不但人体需要磷，其他动物也需要磷。
磷能丰富海水中的养料。
把磷的化合物撒在海港里，水藻和微生物就会迅速地繁殖起来，结果提高了鱼类的繁殖率，使鱼类生长得又快、又多、又肥大。
我们的食品工业需要磷。
有几种高级汽水，就是用磷酸来制造的。
我们的钢铁工业也需要磷。
最好的不锈钢，就是用磷酸盐来作涂料的。
飞机的各部分，如果涂上磷酸盐，也就不会生锈。
我们的火柴工业更需要磷。
谁都知道，磷是制造火柴的一种主要原料呀！
在化学发达的今天，磷已成为许多种化合物的“母亲”，这些化合物各有各的长处，用途很广，除了上面所说过的以外，在肥皂和洗涤工业上；
在纺织、制革和炼油工业上；
在杀虫剂和防腐剂的制造上，也都用得着它们。
据说：
现在至少有一百二十个工业部门都在利用这种“冷火”的化合物哩。
“冷火”又可以制造“冷雾”。
在军事工业上也少不了它，烟幕弹就是它的产品。
敌人飞机所施放的燃烧弹，也含有大量的磷。
所以对于磷，我们还必须提高警惕。

服务一辈子金受申
北京服务行业里面有许多老前辈，他们不但全心全意地服务，而且确实做到了“服务一辈子”。
服务行业里做到服务一辈子的人太多了，现在我们单谈一谈饮食业——饭馆的老服务员吧。
饭馆服务员，是一个饭馆组成的三大成员之一，也就是说一个饭馆必须有堂、柜、灶三方面，缺了一个就开不成饭馆。
堂指的就是服务员，堂口嘛，当然要有“跑堂儿的”，跑堂儿的又叫“过卖”，总起来说，就都是饮食业服务员的称号。
这些称号，哪一个也不比干部两个字低！
过卖，不经过他，菜饭能卖出去吗？
跑堂儿的，服务员慢条斯理地、带答不理地像话吗？
所以“跑”字是充分地把过去服务员的美德表扬出来了。
过去，堂口的也自成一行，叫做“勤行”，行业加个“勤”字，是多么好听的名词！
勤行老前辈们，有两句格言：
“三勤吃的宽，三飘不值钱！”
这两句格言，就促使老服务员们，有了实心实意为顾客服务的责任感。
北京饮食业中的服务员，服务五十年以上的还不少，四十年以上的更多，三十年以上的简直数不过来了。
他们为什么服务了这么多年？
为什么服务得这么好？
首先要从他们服务态度、服务技术上说，他们从学徒起，师傅就告诉了：
必须把座儿（顾客）当个座儿，不要看人穿的好坏、不要看人吃的多少，要一律平等、和蔼地对待；
座儿进来，必须“安住”座儿，座儿进来没人搭理，瞧瞧又走出去的，这是“勤行”的耻辱；
必须“压得住”座儿，不能让客人这儿也叫，那儿也叫……多了，服务员应该学的实际学问太多了。
我问在沙锅居服务了三、四十年的高文玉：
“你们怎么就能安住座儿、压得住座儿呢？”
他说：
“首先心里老想着，客人来吃饭，是为了吃好、吃得舒服，不是找堵心来了，进门没人理，服务员一个个都冷着脸子、闭着嘴，这像什么话！
所以，客人进门，服务员必须先打招呼，替客人找好了座位，这不表明服务员‘低下’，这正是服务员的责任。”
他又说：
“要想压得住座儿，必须三勤：
脚勤、嘴勤、眼睛勤，勤跑着点儿，多问问，多瞧瞧，瞧见哪桌米饭快吃光了，就要问一声：
给您续点饭哪？
瞧儿哪桌已然吃完了，就要问一声：
您不找补什么了？
一共几角几分，您柜上会吧！
不能让东边这桌叫：
同志，添饭！
西边那桌叫：
同志，算账！”
。
老服务员不但能给客人服务，还能替客人打算，让客人觉得这服务员简直像一家人似的，比如：
客人要菜，有时候不知道菜码的大小，有时候要的菜太多。
服务员不能只为柜上多卖钱，是有必要提醒客人一声的：
“您几位吃呀？”
“一个人。”
“一位吃不了吧！”
客人在服务员提醒之下，也许就减下一些菜肴，客人吃的也舒服，也不至于剩下菜肴，白白的浪费。
原来在“西来顺”的服务员刘瑞，“两益轩”的服务员王斌（现在都在粮食店回民食堂服务），刘瑞做服务员快五十年了，王斌做服务员快四十年了，他们一贯就是给客人打算的。
刘瑞、王斌常说：
“我们得让客人吃饱了，不能吃不够，不能吃剩下。”
我问：
“客人吃不够怎么办？”
“不够吃的再找补呀！
当跑堂儿的有怕麻烦的！”
老服务员不但能替客人打算，还能细心地照顾客人。
有一件我不能忘的事，在这里说，当然也是关于老服务员的事了。
从前，沙锅居有一个可以说是真老的服务员，名字叫洪吉祥，他从十六岁进沙锅居，整整干了七十二年跑堂儿的，八十八岁死在了沙锅居。
记得有一年，正是夏天最热的一个中午，我跑到沙锅居吃午饭去了，跑得满头大汗的，进门就喊：
“洪大爷，您给来一瓶汽水，要冰镇的！”
“你呀？
你别喝汽水啦！
跑得一心心火，一喝凉汽水，回头再吃白肉，这不是找麻烦吗？”
说着，他递过一把蒲葵扇来，“你先扇着，我给你沏壶酽茶去。”
二十多年了，洪老头的这种热情，仿佛还在眼前似的。
服务员工作做好了，也和烹调技术好的大师傅一样，是不会被人忘掉的。
上面说的洪吉祥，就是一个例子。
此外，像死去多年的同和馆老栾，像同和居的李麻子，像都一处的老高，像国强西餐馆的翁四，这些服务了一辈子的老服务员，虽然隔了多少年，虽然有的还已然死掉，可是一提起来，人们还清清楚楚地说得出某人有某某优点。
北京有句语汇：
“吃饭馆吃过卖”，服务员的重要性可知。
实际开饭馆也靠着服务员的态度好，服务员这门学问可深了。

看豫剧“樊戏”
陈梦家
几年前在北京吉祥戏院看曲周萧素卿演“三拂袖”，觉得好听好看而情节有趣，从此看上了河南梆子。
到后来才知道这出戏是一位樊先生编的。
去年马金凤和阎立品告诉我，河南曾经批评过人民最爱看的“樊戏”，批评得他们不敢演了。
这次到西安，我特地拜访了狮吼剧团的樊粹庭先生，参观了他们的新生部，在两个大芦篷的民乐园中，在拥挤的长椅上看了娃娃戏，真高兴。
但比我更高兴的，是排立在两廊买站票的朋友们，他们是真正的豫剧的欣赏者和拥护者。
樊戏的作者，二十五年前从大学里出来，弃官从戏，和家庭断绝了，在社会上成为一个 “戏班子的人”。
遭受贫困、污辱，他还是坚持教娃娃戏，自己“写”了几十个豫剧。
这些新本子，包括名演员陈素贞所演的“叶含嫣”，都是未曾印行的，但所有河南梆子的剧团都演唱，在农村中很受欢迎。
他在排戏以前，先把故事和人物个性和演员谈，让他们自己想怎么唱怎么做，然后才写。
在排演中，特别注意“内心的表情”，注意武功的锻炼。
他请了京戏中的名师（现在是徐碧云）给演员说戏。
樊戏的唱词都是通俗的，一听就懂；
为了满足观众的情绪，常常变悲剧为喜剧。
这种作法如何，可以暂且勿论，但他的戏之所以为人民所爱看，是他为观众写戏。
在过去和现在，樊戏做到了“是老百姓爱看的戏”的目的。
这中间不免有些旧日的情调，但我看了许多出，并没有什么毒素。
我看了据说是有问题的“汉江女”，不过是士宦之家和“贫女”相爱的故事，我很注意的看它是否有毒，只觉好而未见其问题所在。
在抗战期间，这个戏班受到大折磨，退到西安南关的“贫民窟”内存身，三面粪厂，在一空场上由几个癞头娃娃演戏。
现在好了，他们有了自己的民乐园，有了宿舍，分大小两队演出，去年一年在乡村演出了一百七十多次。
他们最近作了一次旅行演出，也要到北京争鸣一下。
他们没有带来什么名角，都是这些久经锻炼的长大了的娃娃，有一些做功，有一些跟头，更有继续发展为最好演员的希望。
他们带了两出新的樊戏——王佐断臂和劈山救母。
这两出戏在西北上演受到欢迎，天津的朋友已经写信来说演出的盛况。
在北京也一定会得到掌声的。
我在西安受到狮吼新生部孩子们的嘱托，要我回京介绍他们的老师樊粹庭和常警惕，我不能辜负这些孩子们的希望。
这几年中，我对于樊先生在豫剧创作、导演和培养第2代有很大的敬意，他的经验和成就应该值得戏剧界的重视。
我一向以为，作为全中国、作为华北官话区域中心的北京，应该有一个豫剧院。
今年来了崔兰田，还有要来的。
让我们在豫剧中多看出一些优良的传统，多看一看华北许多老百姓爱看的戏。
我慎重地介绍樊戏和它的作者，相信像我介绍曲剧杨乃武小白菜一样，不会使观众们落空的。

编辑忆旧
——关于世界短篇小说大系赵家璧
我在编辑生涯中中途流产的几个编辑计划里，有一套书是可以说将近临盆而夭折在母胎里的。
预约样本已付印，广告已刊登，预计三个月后，就可以开始出书，但是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挑起的八·一三侵略战争把它活活扼死了。
如今只留下几大包清样、原稿、选目在我身边，而十位编选人中倒有四位已先后作了古人。
那是“中国新文学大系”开始出书的1935年秋天，我带了一套样书去送给写总序的蔡元培先生。
他把这套书抚摩良久后，向我说出了如下的愿望：
“假如这部书出版后销路不坏，你们很可以继续地编第2期；
但是我个人认为比这更重要的是翻译作品的结集。
“五四”时代假如没有西洋的优秀作品被介绍到中国来，新文学的创作事业就不会获得目前的成绩。
当时从事翻译工作的人，他们所留下的种子是同样值得后人珍视的；
困难的是这些作品散佚的情形，比这部书更难着手去整理罢了。”
老人家的建议立刻引起了我的又一个梦想。
但是翻译文学范围浩如烟海，历史长，国家多，作家更多，如何找个重点来编选倒是一个难题。
当时东京河出书房正在出版一套七卷本的“世界短篇杰作全集”。
我所工作的良友图书公司编辑部经常收到它的出版月报。
再看看我国“五四”以来翻译作品中以短篇小说比重最大，它对我们的新文学运动影响较深；
而短篇小说又是近百年来发展的文学形式，最能反映现代人的生活和思想。
经过编辑部和作家们的很多次商讨，便决定以短篇小说为编选范围，取名“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分出十卷。
因为编辑方法和意图以及开本、篇幅与“中国新文学大系”颇有相似之处，称之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姊妹篇”。
这套大系在编辑方法上分三个部分：
导言主要概述这个国家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和它的特点，兼谈介绍到中国来的经过和对中国创作文学发生的影响。
作品部分按年代先后，每一代表作家选一至三篇代表作，冠以作者像和短传。
主要从“五四”以来已译作品中挑选，应介绍而没有译或译得不好的由编选者新译。
书末有两个附录，一个是“五四”以来这个国家的作品已译成中文的全目或索引，一个是入选作家原作的全目。
这个计划决定后，很快得到了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者的支持和合作。
收藏翻译作品最丰富的阿英先生愿意在资料上大力协助给了我们最大的鼓励，因为编选材料都将由良友编辑部负责供应的。
1937年春天已把十位编选人约定了，预计年底开始出书，1939年内完成。
蔡元培先生也在6月中把短序交来。
序文中说：
“短篇小说的译集始于三十年前周树人（鲁迅）作人昆弟的域外集，但好久没有继起的。
最近十年，始有世界短篇小说集、世界短篇杰作选、现代小说译丛与法、德、英、俄、波兰、西班牙、日本等短篇小说译集出版，在文学界狠添一点新激刺。
但各从所好，不相为谋，还不能给我们一个综合的印象。
良友图书公司新编一部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取已译的本，重加审核，选取合格的译品，并补以新译的代表作。
又加以各国短篇小说的发展历史，名家传记与最近十年的译本索引，不但对已往的短篇小说界作一普遍的介绍，并且对于将来的短篇小说定有良好的影响！”
十卷中，英、美、法、德、日各占一卷。
编选人：
“英国集”傅东华先生，“法国集”黎烈文先生，“日本集”郑伯奇先生，“美国集”由我自己凑数。
前一年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时，“诗集”原拟约郭沫若先生编选，因国民党反动派审查会的无理阻挠，没有如愿；
以后改约了朱自清。
这次我们坚决争取郭先生担任“德国集”的编选工作。
住在日本千叶县的郭先生初因事忙，推宗白华先生担任，还为我们写了介绍信去找他；
但经过我们恳切的要求，终于答应了。
（未完）

街谈巷议
省委的部长买青菜
不知是新近机关节约的规定发生了效果，还是因为中央的整风指示下达到这里的缘故，这几天，我有好几次碰到省委的一些部长和我们一起坐公共汽车。
公共食堂里也多了几位嘉宾，部长夫人们从专为省委委员办的小灶食堂里，走到普通的食堂来吃饭了。
大家的关系，好像一下子就亲近了起来，过去的一些隔阂也好像消除了许多。
前天，我又碰到一位部长从菜场回来，手里拿着一大把青菜，笑着对我说：
“青菜很好，就是缺货。”
我当时为之愕然，为之感动，为之祝贺不已。
我深信，只要他们经常地了解了民情，他们就会永远生活在我们中间。
（湖南长沙胡遐元）
干部下地了
你问县乡干部下地以后的情况么？
我先告诉你去年的事。
去年生产上受到一些损失，就是因为干部硬叫在洼地里种棉花、红薯、谷子，结果都淹了；
正当铲二遍地，社里就把青壮年都抽去巡河坝，把地荒了，草苗一般高。
当时有个顺口溜：
“要想找草，社里去跑，社里不够，小组里凑。”
要说，领导上也是存心想把生产搞好，可是不接近群众，办事不和大伙儿商量就把好事办糟了。
过去社干部就不下地干活，社员心里对这有意见，口上不说，可是干活不起劲。
今年一开头，就不一样，社干部都下地了，乡干部、县干部也下地了，下地不算，真是干活！
大伙儿看着高兴，都干的挺欢，你说今年生产还会搞不好吗？
（河北高阳一农民）
两个读者的对话
甲：
某某近来写的文章真不少，拜读过吗？
乙：
还不是老一套，我从来就不看。
甲：
为什么？
乙：
因为他的文章是“做”出来的。
他教训青年说，要联系群众呀，要艰苦朴素呀，这样呀，那样呀，可是他在我们机关里却是最脱离群众和最不艰苦朴素的。
（天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