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北京市委扩大会议布置整风
彭真同志谈坚持和风细雨的方法
本报讯
05月08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市委扩大会议，讨论、布置在全市各级党组织内开展整风运动。
市委第1书记彭真和书记刘仁、郑天翔等同志根据会议讨论中所提出的问题讲了话。
彭真同志在讲话中指出：
这次整风首先要求要学好毛主席的两个报告和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人民日报有关整风的社论。
在学习这些文件的时候，要防止教条主义；
一定要仔细认真地研究和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用它作为思想武器分析问题，检查自己的工作和思想，总结工作经验和改进工作，即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特点，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他强调说明，整风运动必须自上而下地推行，首先要从检查市委常委和市人民委员会党内的主要领导同志们的思想作风开始，作出榜样，取得经验，然后层层往下推行。
在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进行整风的时候，首先要充分听取同级、下级同志和党外朋友们的意见，这样才可能把风整好。
整风运动必须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按照“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精神，检查工作，检查思想，弄清是非，提高认识，改进工作，但同时又必须坚持和风细雨的方法。
有的同志说和风细雨会造成无风无雨；
有的同志又说，说的时候是和风细雨，运动搞起来就是狂风暴雨。
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妥当的。
现在已经是“满城风雨”了，无风无雨的说法是还在那里睡觉，没有很好地听听各方面的意见。
在整风运动中，我们一定要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当你一接触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那些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就不能原封不动地存在下去了，就会暴露出来，受到批评了。
无风无雨、没有问题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
在整风运动开展起来以后，会不会有狂风暴雨呢？
中央关于整风运动指示的第3段中的那些具体规定，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在运动中能够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
但运动搞起来也可能发生一点大风，只要我们的领导者坚决按照中央指示的要求去做，有毛病也可以及时得到纠正，使运动健康地发展。
因为我们整风的目的，不是为了整人，而是要通过整风，搞清是非、提高党内的思想认识、改进当前的工作。
这样整风运动就会搞得更深，干部在精神上也就不会受到打击。
和风细雨的做法，是这次整风运动的特点，各级党的领导必须紧紧地掌握这种精神，使运动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
会议根据讨论的结果，委托市委常委会最后修订市委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计划。

从遥远的兄弟之邦带来了亲近的友谊
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9日讯
以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里塔·马尔科为首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代表团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刘少奇委员长在机场讲话，欢迎代表团来中国访问。
他说，代表团的访问将加强中阿两国人民的紧密团结和友好合作。
刘少奇委员长说，中阿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和互相往来深刻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兄弟友谊和亲密团结。
马尔科主席接着讲话。
他说，遥远的距离不能成为我们两国人民相亲近的障碍，因为联结着我们的有共同的道路、共同的思想，联结着我们的有照耀着我们两国党、两国政府的活动的灯塔——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尔科主席说，阿尔巴尼亚人民非常珍视同中国人民的友谊。
他说：
“我们把你们的每一个成就也看作是我们自己的成就，因为它加强着我们共同的威力。”
贵宾们是在下午五时二十五分到达北京的。
他们走下飞机后，接受了献花，并同欢迎的人们亲切握手。
马尔科主席讲话以后，由刘少奇委员长陪同，绕场一周，同欢迎的群众见面。
这时，人群中发出了欢呼，机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机场上中阿两国国旗迎风招展。
有五百多人在这里欢迎贵宾。
他们中有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彭真、陈叔通副委员长，李先念副总理、习仲勋秘书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包尔汉。
他们中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和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以及访问过阿尔巴尼亚的各界人士。
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巴利里和夫人也到机场欢迎。
新华社地拉那9日电
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代表团，应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的邀请，8日早晨动身前往中国访问。
代表团由十四人组成，团长是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马尔科。
（附图片）
马尔科主席（左第3人）由刘委员长陪同步出机场　新华社记者　李基禄摄

周恩来总理接见三个日本访华代表团
新华社9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在北京接见日本考古代表团、日本福冈县友好访华代表团和日本戏剧访华团。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和副会长阳翰笙，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等人。

志愿军党委讨论整风运动
新华社平壤7日电
中共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最近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和开展整风运动。
会议认为，由于志愿军驻在国外，人民内部矛盾不仅表现在志愿军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上，而且也表现在志愿军和祖国人民的关系上，此外志愿军的部分官兵还存在着某些大国主义思想。
因此，这一学习对志愿军说来，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会议决定，在5月份开始的学习中，要有领导地大胆发扬民主，充分展开讨论，特别要鼓励自下而上的批评，把锋芒指向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下去发现矛盾、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采用边学习、边检查、边改进的办法，以达到解决问题、推进工作的目的。
会议着重指出，志愿军同朝鲜人民之间的友谊团结是日益发展和巩固的，今后志愿军官兵还应大力帮助朝鲜人民的生产建设，进一步增强同朝鲜人民的友谊团结。

捷大使举行招待会庆祝国庆
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到会祝贺
新华社9日讯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驻中国大使格里哥尔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庆祝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庆。
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出席了招待会。
大使在招待会开始的时候致词，他提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强大的发展，为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取得更多的成就，为捷中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和兄弟般的合作更加增强而干杯。
大使说，不久前，以西罗基总理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访问中国，为捷、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奠定了巩固的和深远的基础。
他祝捷中两国人民永恒的友谊和合作长存并日益巩固。
他提议为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的组织者，中国人民的英明导师和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同志而干杯。
大使还提议为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健康，为各国人民间的友好相处，为出席招待会的全体来宾干杯。
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相继举杯祝酒。
朱副主席请大家举杯，祝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祝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萨波托斯基同志的健康。
周总理提议为伟大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为中捷两国人民的友谊，为社会主义阵营大家庭的团结，为世界和平，为西罗基总理的健康，为招待会的主人格里哥尔大使和夫人的健康干杯。
招待会自始至终都很热烈。
朱副主席和周总理同各国驻华使节及捷克斯洛伐克友人一一握手谈话。
在招待会上，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彭真、陈叔通，副总理李先念，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等，都同各国朋友在一起饮酒交谈。
出席招待会的共有五百多人。

欢迎阿尔巴尼亚人民使者
以马尔科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代表团，已于昨天抵达北京，开始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代表团的这次友好访问，将有助于加强中阿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
我国人民将像欢迎亲兄弟那样来欢迎从亚得里亚海畔远道前来的嘉宾，并且乘此机会再一次表示对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深情厚谊。
从地理上来说，阿尔巴尼亚是距离我们最遥远的兄弟国家之一。
但是，早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就已在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共同斗争中认识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并从他们英勇顽强的抗敌精神中得到了鼓舞。
在两国人民都取得了革命胜利以后，地处欧亚两端的我们两国之间，就开始架设起友谊的桥梁。
这座桥梁不是普通的桥梁，而是用我们共同的指导思想，共同的奋斗目标，用我们情同手足的深厚友谊建立起来的。
这几年来，中阿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已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并且越来越密切了。
今天无论在政治、经济或文化方面，我们两国都进行着兄弟般的友好合作。
我们两国的关系充分地体现了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的原则，体现了团结合作和相互支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在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和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我们有着共同的见解和共同的语言。
这几年来，我们两国曾经相互派遣了许多代表团和个别代表性人物，相互介绍了两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和经验。
我国的一些党政领导人员曾经访问了阿尔巴尼亚。
今年01月，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到阿尔巴尼亚进行友好访问，受到阿尔巴尼亚人民热情的欢迎和接待。
我们也曾经在自己的国土上接待过包括阿尔巴尼亚国家领导人霍查、谢胡等同志在内的许多阿尔巴尼亚贵宾。
所有这些，都有效地增进了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
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代表团这次来访问我国，无疑在这方面也将作出新的贡献。
它带来了阿尔巴尼亚全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也将在访问以后带去我国人民对阿尔巴尼亚兄弟人民的关怀和情谊。
05月，在我国正是百花盛开的美好的季节；
我国社会政治生活正在生动活泼地向前发展着。
中国人民在这样的时候接待阿尔巴尼亚贵宾们，特别感到愉快和兴奋。
他们这次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不仅将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而且可以乘此机会交流我们两国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我们十分欢迎曾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巨大成就和许多经验的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批评和意见。
我们相信，这种意见的交换，也是增进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了解和合作的方式之一。
我们谨祝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使者在这次访问中获得完满的成功；
祝中阿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

绝不容忍美国的侵略行为
美国侵略集团公然在中国的领土台湾派驻导弹部队，并且扬言要用导弹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进攻中国人民。
美帝国主义的这个狂妄的挑衅行动，充分说明了它是何等的敌视中国人民，敌视为争取和缓国际紧张局势而努力的亚洲和全世界的爱好和平的人民。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
中国人民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容许任何人加以干涉。
美国用武力侵占台湾阻挠中国人民完成自己祖国的完全统一，已经是对中国内政的无耻干涉。
现在，美国又更进一步用导弹部队占领台湾，把台湾变成它侵略中国和亚洲的原子武器基地。
这是无法无天的侵略行为。
中国人民对此绝对不能容忍。
美国在台湾派驻导弹部队，不仅仅是对中国人民的挑衅，也是对亚洲人民的挑衅。
美国的合众社毫不隐讳地把这个行动称之为在亚洲“显示力量”。
很明显，最近时期出现的国际局势继续和缓的趋向，已经使美国侵略集团惊慌失措。
特别是在亚洲，各国人民对于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已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反美情绪甚至在参加美国策划的军事集团的国家里也日益高涨。
美国在亚洲国家中几年来用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谎言蓄意制造的对中国人民的敌视，已经破产。
对中国实行的所谓
“禁运”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中国同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文化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
美国所策划的所谓“两个中国”的阴谋，甚至在日本也遭到了反对。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配合着在欧洲和中东地区制造紧张局势的阴谋，美国在台湾派驻了导弹部队。
美国企图用这个“显示实力”的行动，来恫吓亚洲人民，阻挠亚洲局势的缓和。
然而，美国的这种行动，是吓不倒中国人民，也吓不倒亚洲人民的。
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绝不会在原子威胁之下低头的。
美国的这种行动恰恰暴露了美国侵略集团对于日益强大的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力量是多么害怕。
只有那种对于自己的力量丧失信心、内心十分怯惧的人，才需要到处显示力量，来镇定自己错乱的神经。
就中国人民来说，美国侵略集团无论耍什么手段，我们是一定要解放台湾的。
不管任何恫吓和威胁，不管什么原子弹、氢弹，都不能改变中国人民的这个决心。
如果美国侵略集团认为它有足够的本钱进行一场原子战争，它就要犯估计不足和永远无法挽回的错误，而使自己从地球上永远消失。
美国侵略集团在台湾驻扎导弹部队，用第6舰队的“显示实力”来干涉约旦内政，用武装演习来镇压巴拿马人民对于巴拿马运河主权的要求……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彻底破产的边缘。
现在美国侵略集团除了早已破产的“实力政策”以外，再也拿不出任何东西来推行它的外交政策了。
在这种“实力政策”所招来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强烈憎恨之下，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帝国主义，正在一步一步地向它的坟墓走去。

罗士高任我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新华社9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任命罗士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免去徐以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职务。

董必武院长接见南斯拉夫法律工作者代表团
新华社9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今天接见了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立法和组织秘书处秘书长莱昂·格尔什科维奇率领的南斯拉夫法律工作者代表团。
接见时在座的有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志让、马锡五，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和司法部部长史良等。
南斯拉夫法律工作者代表团是应中国政治法律学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

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代表团名单
团长：
里塔·马尔科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团员：
穆士林·佩扎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副主席、阿尔巴尼亚民主阵线副主席。
托宁·雅科瓦　人民议会议员、交通部部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
米达尔·什图拉　人民议会议员、阿尔巴尼亚民主阵线副主席、阿尔巴尼亚全国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地拉那医学院院长。
涅奇米叶·霍查（霍查夫人）人民议会议员（女）、阿苏友好协会副主席、阿尔巴尼亚妇女联合会主席团委员、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党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
萨迪克·波查伊　人民议会议员、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斯库台省党委会第1书记。
齐尼·萨科　人民议会议员、阿尔巴尼亚科学研究所委员、作家。
费佐·伊斯迈利　人民议会议员、人民议会法律委员会委员。
德米尔·利奇　人民议会议员。
穆阿泽斯·萨利查伊　人民议会议员。
雷切普·阿拉皮　人民议会议员。

陈云副总理两度接见苏联石油工业部代表团
新华社9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在4月29日下午和5月08日下午，先后两次接见了以苏联石油工业部副部长萨·阿·奥鲁杰夫为首的苏联石油工业部代表团。
陈云就中国石油地质勘探工作同奥鲁杰夫和苏联石油工业部总地质师米·费·米尔钦科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代表团团员们根据在中国各地现场考察的结果，对中国各主要油、气产区和探取作了评价，并且对今后石油地质勘探工作的部署等问题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两次接见时，在座的有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副部长李范一、李人俊、康世恩等。
苏联驻华经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也在座。

马尔科主席拜会刘少奇委员长
交谈如何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等问题
新华社9日讯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里塔·马尔科和夫人以及他所率领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代表团，今天晚上拜会了刘少奇委员长和夫人。
宾主谈到了如何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如何分别不同情况来正确地处理这两种矛盾，以及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等问题。
拜会时在座的，有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彭真、陈叔通副委员长和章伯钧、包尔汉、许广平、张苏、胡子昂、姬鹏飞、吴克坚、余心清。
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巴利里和夫人也在座。
（附图片）
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里塔·马尔科（左第2人）同刘少奇委员长亲切谈话。
　新华社记者　李基禄摄

马尔科主席的讲话
亲爱的刘少奇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请允许我代表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代表团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北京市民、和英勇的全体中国人民，致以最衷心的兄弟敬意。
同时请允许我向你们表示我们的感谢，邀请我们访问你们的伟大而美丽的国家。
以彭真副委员长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在几个月前访问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我们人民以极为钦佩的心情记忆着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卓越代表在我国的那些日子。
我国人民保持由于那次访问所引起的一连串的记忆，就像保持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一样，我们愉快地接受了你们的邀请。
虽然我们之间相距有几千公里，但并不影响我们一个家庭内的成员的亲切了解，遥远的距离不能成为我们两国人民相亲近的障碍，因为联结着我们的有共同的道路、共同的理想，联结着我们的有照耀着我们两国党、两国政府的活动的灯塔——马克思列宁主义。
阿尔巴尼亚人民和作为他们的代表的我们，以有兄弟的中国人民这样一个伟大的、忠实的和亲爱的朋友而骄傲。
我们非常珍视同你们伟大人民的友谊，特别是珍视人口众多的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对人类发展所作的贡献。
我们非常珍视中国人民今天在人类进步事业当中所起的作用。
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光荣传统，对长期为自己的解放而战斗的我国人民是亲切的。
我们和你们有着许多的共同之处。
我们阿尔巴尼亚人的解放和登上国际舞台，应感谢我们的共同的朋友、领导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光荣的苏联。
我们大家都以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思想团结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家庭里，世界上没有能够破坏这个伟大团结的力量。
阿尔巴尼亚人民为中国人民的巨大成就由衷地高兴。
你们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胜利地引导国家走向社会主义。
我们把你们的每一个成就也看作是我们自己的成就，因为它加强着我们共同的威力。
我们衷心地祝贺你们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和解放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岛。
同时，我们对那些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取得应有地位的人们的企图感到愤怒。
我国人民对中国人民过去和现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给予的慷慨援助，怀着敬意和深切的感激心情。
这种援助，以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给予的援助，使得我们能够更快地前进，并克服很多的困难。
请允许我再次的表示我们代表团的深切愿望，愿我们在你们伟大国家的访问，为了我们两国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幸福，为了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更加促进我们两国友好关系的加强。
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阿中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中锡网球赛中国队以三比一胜
本报讯
第1次来我国访问的锡兰网球队昨日下午同我国网球队举行了三场男子单打和一场男子双打的友谊比赛，比赛结果三场单打中国队都获胜，双打锡兰队胜。
第1场比赛是三度代表锡兰参加“台维斯杯”比赛、接连三次获得锡兰男子单打冠军的菲迪南斯对我国的运动健将朱振华。
朱振华一路领先以六比零、七比一连胜两盘。
锡兰亚军品脱对我国运动健将梅福基的比赛非常精彩。
梅福基以六比一和六比二连胜两盘。
第3场比赛是锡兰第3名波利西地对我国运动健将吴生康。
吴生康也以六比二和六比零得胜。
男子双打是四场比赛中最精彩的一场。
第1盘双方从五比五，一直打到九比九，最后客队连胜两局，以十一比九取胜。
第2盘双方又从一比一直打到八比八，最后客队赢得了关键性的两局，以十比八胜第2盘。
周恩来总理观看了今天的球赛，并且接见了锡兰网球队领队。

公安部确定整风计划
遵守法制防止特殊化
执行统战政策接受监督
新华社9日讯
公安部党组和党委会今天下午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并确定了公安部的整风计划。
会议认为，这次整风对公安部门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这是因为，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之一，它的任务是保护人民利益，依法惩办敌人，并且在工作中同人民群众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如果有一个公安机关，有一个公安人员，对于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区别不清，处理不当，就可能发生严重的错误。
而当前的实际情况是，许多公安干部对我国政治形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问题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在工作上往往仍然因袭已经过时的、或者是错误的观点和方法。
同时，还有少数公安干部因为在肃反斗争中有成绩而骄傲起来。
他们在思想上分不清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
这样就要求公安干部通过这次整风，迅速赶上形势的需要，做到严格地区别和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在社会大变动时期的新形势下，进一步做好公安工作。
会议通过的整风计划，确定了在整风中应当着重检查和解决的问题。
第1个问题是要严格地区别和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
检查和防止把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问题。
另外，对于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问题来处理的偏向，也要进行检查和纠正。
通过这项检查，总结出严格地区别和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经验。
第2要检查公安机关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检查公安机关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和为人民服务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通过这项检查，要达到彻底地扫除某些公安人员中的特权思想，继续克服和防止神秘化、特殊化，进一步依靠群众和密切联系群众的目的。
计划确定在这次整风中还要检查公安机关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情况。
会议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批判了有些公安干部认为公安工作可以不讲统一战线，不接受民主党派监督的错误看法。
会议认为，公安机关应当和其他国家机关一样，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和他们一起同敌人进行斗争。
并要在实际工作中，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巩固社会主义的新秩序。
公安部整风计划中还确定要检查公安机关在工作上是否严格遵守法制的问题：
公安系统内上级同下级之间、公安部内领导者同被领导者之间和党同群众之间的关系，以及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的情况。
会议要求在整风运动中要做到“边学、边整、边改”。
特别是对于目前公安机关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中已经发现的问题，以及其他各项业务工作中已经发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必须及时研究和解决。

切实做到民族干部有职有权
谢富治谈民族地区整风的重点
据新华社昆明9日电
中共云南省委第1书记、政协云南省委员会主席谢富治，7日在政协云南省一届三次全体会议的一次座谈会上，就正确处理边疆民族地区内部矛盾和共产党的整风问题讲了话。
谢富治说，长期以来，云南省在边疆民族问题上存在着三种矛盾，这就是：
各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各民族之间、尤其是与汉族之间的矛盾；
各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
谢富治说：
“当前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主要矛盾，是各兄弟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要承认，经过了几年的工作，各民族之间已经取得了空前的团结和进步，现存的民族矛盾并非已经十分严重。
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在边疆民族地区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和汉族干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已经发展得相当严重。
这些错误反映在民族关系上，就是大汉族主义。
因此，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帮助各兄弟民族做到完全由自己当家作主，使民族干部切实做到有职有权有责，是当前的主要问题，也是即将在民族地区展开的整风运动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谈到整风问题时，谢富治说，整风进行得好坏，不仅是关系到共产党员进步的问题，而且将对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很大的影响。
因此，在整风运动中就迫切需要来自各族群众、各族干部和各族公众领袖人物的批评和帮助。
他一再强调地指出：
本着知无不言的精神开诚布公地批评党在各项工作中的缺点，就是对党的整风运动的最大的帮助。

团员应该积极参加整风运动
青年团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发出号召
据新华社9日讯
今天举行的青年团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团员参加党的整风运动的号召。
号召中要求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团员，当前应当认真参加党所组织的关于整风文件的学习，体会党的这次整风运动的重大历史意义，了解整风的方针、主题和方法。
从而使团员对整风有正确的态度，积极自觉地投入到运动中去。
号召指出，在干部团员参加整风学习和认识提高的基础上，各机关团组织应根据本单位党的整风部署，教育团员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积极参加党的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斗争，大胆地实事求是地揭发问题，提供改进工作的建议。
号召说，结合党的检查工作，团组织还可以联系团员思想实际，运用谈心会、座谈会、专题讨论会等形式，漫谈心得和体会，巩固整风中的成果。
这些座谈、讨论，可以和传达贯彻即将举行的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以及“怎样做一个共青团员”的教育活动密切结合起来。
号召还说，在参加党的整风运动的同时，各机关团组织应该根据本单位条件，通过多种形式，积极组织机关团员和青年参加体力劳动，以加强他们的劳动观点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
由于机关青年人数较多，各机关的情况又不尽相同，因此必须加强领导，有步骤地逐步进行。

应当怎样理解和运用和风细雨的原则
编辑同志：
现在我们机关已经开始进行整风学习。
中央的指示上说，这次整风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运动，开会应该只限于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应该多采用同志间谈心的方式，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斗争大会。
在我们这儿，不少人对和风细雨的做法都有怀疑或者是思想不通。
有些人认为和风细雨当然好，但是不解决问题，而且个别交谈太麻烦，不如开大会来得干脆痛快、解决问题。
有些人说，在一般的情况下可以和风细雨，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就不能和风细雨。
比如有的领导同志官僚主义的毛病很严重，同他个别交谈不解决问题，开大会他也不在乎。
在这种情况下对这种人怎么办？
难道还能和风细雨？
有人认为不管是和风细雨还是狂风暴雨，只要解决问题就成。
主张只要能达到整风的目的，不管大会小会那种方式都可以。
还有一些人认为和风细雨就是和和气气，和和气气怎么能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不能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歪风怎么整得掉？
有少数原来害怕挨整的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听到说和风细雨地进行整风后，心中暗喜，庆幸自己不会挨群众“整”了，这次可以顺顺利利地过关了。
除了这些意见以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同志是衷心拥护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来整风的。
他们认为只有和风细雨地进行，才能让人毫无顾忌、真诚地谈出自己心里的话，大胆地、勇敢地揭露和检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实事求是地分析缺点和错误，找到改正错误、改进工作的途径；
只有和风细雨，才符合治病救人的方针，才能恰如其分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
但是，究竟要怎样做才是和风细雨呢？
是不是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人（包括严重的官僚主义者在内）都要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
能不能对某些人施以舆论的压力？
还是很不明确。
我自己在这些问题上也有些糊涂观念。
我觉得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影响整风运动的正常开展，因此，我非常希望同志们能够就这些问题提些意见，帮助我及其他同志澄清一些糊涂思想。
曾志

总工会和妇联确定整风重点
团中央党委将开党代表大会进行整风动员
新华社讯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三个团体分别布置整风运动。
全国总工会和妇联已初步拟定整风计划，确定了整风重点。
全国总工会党组在讨论整风问题时认为，总工会在整风运动中应该着重检查工会在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是否已起了应有的作用？
还应进一步起什么样的作用？
会议要求总工会各部门在检查工作前，要先研究情况，找出主要问题。
会议确定，总工会的整风先在副部长和各直属产业工会副主席以上的领导干部中进行。
总工会已通知下去检查工作的领导干部迅速回来参加整风。
目前，总工会干部正在学习毛主席的两次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已提出许多问题。
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将要向干部作报告，动员干部积极参加整风运动。
全国妇联党组也开会讨论了整风问题。
会议认为，全国妇联在整风运动中应该着重检查妇联领导工作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问题。
具体检查内容是：
妇联在团结各民族各阶层妇女、关心妇女群众、贯彻群众路线、发扬民主和发挥集体领导作用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妇联党组要求通过这次检查，达到提高思想和改进工作的目的。
会议要求妇联在整风运动中还要研究人民内部矛盾在妇女群众和妇联机关中的反映情况以及如何正确处理矛盾的问题。
会议认为，今年妇联在6月份要召开第3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因此要求妇联在整风运动中要把整风和准备召开妇女代表大会的工作结合进行，做到“边整、边做、边改”。
妇联党组还要开一次会议，确定整风的具体计划。
青年团中央党委会正在领导干部学习整风运动文件，并将召开党代表大会，进一步动员展开整风运动。
青年团中央还忙于在15日召开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计划在大会结束后再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系统检查工作。

整风的先声
——记北大召开的党内外主要干部会议
本报记者
北京大学在6日、7日、9日举行党内外主要干部会议，根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的精神，检查学校的领导工作。
这三天会上，教授们对学校领导工作中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也对高教部的领导工作提出了不少意见。
依靠谁来办学校
党群关系不够正常，是目前学校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这首先表现在依靠谁来办学校的问题上，也就是怎样正确的对待高级知识分子的问题。
胶体化学家傅鹰教授说，这些年来，中年以上的人差不多都消沉起来，处于无用的地位。
特别是三反以后，更使人感到“人老言轻”。
有些人认为年纪老的人满脑袋旧思想，他们的话不值得一听。
六年来学校当局没有找过我们讨论学校的方针大计，一切工作往往由高教部从上往下的贯彻，这难免要发生很多问题。
如果听听老教授的意见，利用他们几十年的教学经验，就会有很多好处。
他说高级知识分子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
他们不要求你对他们特别客气，或特别优待，只要求不把他们当作外人，重视他们的知识。
知识分子会议后，领导上只注意对教授加级加薪，看戏坐前排，理发买东西不排队，而不注意在工作中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这是没有摸对知识分子的脾气。
杨人楩教授说，1952年以来，我们提出依靠积极分子来办好学校。
但是这些积极分子到底是起了桥梁作用呢，还是使领导和群众更疏远呢？
值得怀疑。
将所有的人分为积极、中间、落后三类，只会发生不好的后果。
有些积极分子，善于体会领导的意图，实际上是思想上的懒汉。
而所谓落后的人，不受重视，也只好悠悠岁月。
他认为必须将这条鸿沟填平，依靠广大的知识分子，重视他们的经验来办好学校。
知识分子要不要改造思想，在会上是有不同的意见的。
傅鹰教授说他对“思想改造”这几个字最反感。
一听到这几个字，就联想到清河农场的劳动改造。
资产阶级思想自然是不好，但不完全是要不得，完全要不得才要改造。
冯友兰教授和崔芝兰教授在发言中，提出需要思想改造。
崔芝兰教授说，在新形势面前，六亿人民大家都需要改造。
问题是过去有些党员以改造者自居。
认为自己的思想完全正确，而专门来改造别人，这样使人引起反感。
党员和非党员应该一起改造。
不听非党同志的忠告
党群关系不正常，还表现在某些党员的宗派主义情绪上。
崔芝兰教授说，在某些党员中，宗派主义非常突出。
在肃反前，我对江隆基副校长的作报告时间太长提出意见，在肃反时就受到党团员的批评，说我不尊重领导。
又有一次系内党团员讨论向科学进军，请我参加。
在会上我说向科学进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自己下苦功。
如果自己不努力，把老师当成字典，这恐怕是一种剥削思想。
某些党员最忌讳说剥削思想。
我因为说了这一句话，在一次系的大会上受到一个党员同志声色俱厉的批评。
有些年青同志作为一个工作同志来讲没有多大的缺点，作为一个党员来讲架子就大了，盛气凌人。
这样做只会使直言无讳的正派的人和党疏远了，另外亲近一批歌功颂德的人。
党委会应该负“养不教、父之过”的责任。
学校机关化、衙门化
以行政命令的方法来领导科学研究，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
王铁崖教授说，我们现在是学校机关化、衙门化。
人们一进北京大学，可以看到好多的教学大楼，好像学术空气很浓。
但是只要在学校内耽上一、二天，深入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每个楼内都有一个办公室，每天吵吵闹闹的，都是行政、经费、房屋等问题。
所谓领导，也无非就是计划、会议、传达、布置。
结果行政压倒一切，学术空气下降。
行政主义是官僚主义的根源。
用行政方法来领导教学和科学研究，是很省事的，但不能解决问题。
目前行政主义已经形成一种风气，人们不是以学术地位来衡量一个教授的学识才能，而是以什么主任什么长来表示一个人的学识才能，甚至在报上也出现了“某某教授升为系主任”的可笑提法。
他主张要肃清官风，提倡学风。
汤佩松教授也批评了学校学术空气稀薄。
他说，北京大学除了最近开办的历史讲座和马寅初校长公开讲过一次人口问题外，就没有看到全校性的学术报告了。
杨人楩教授说，官僚主义的一个表现是工作效率不高，历史系为了增加一个资料员，给人事处打过十次电话，亲自去过三次，才解决问题。
王重民教授批评学校领导不深入下层，高高在上。
他作为一个系主任，从1952年到1957年只和江副校长和党委书记交谈过一次。
由于上下不通气，工作中时常发生一些问题。
不相信中国专家
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流行，大家也表示深恶痛绝。
杨人楩教授说，自从教学改革以来，我们犯了好多错误。
第1是割断中国的传统，生搬外国的东西。
只相信外国的专家，不相信中国的专家。
第2是求效心切，揠苗助长。
例如片面的强调培养干部要又好又快又省，结果给教学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
第3是学习苏联经验，没有和中国情况结合。
例如苏联大学中有一门世界史，而中国只有教西洋史的条件，我建议将世界史的课程改称西洋史，就遭到教条主义的反对。
冯友兰教授同意杨人楩教授的意见，说领导上对中国专家的信任差一点，总是往低的方面估计。
前年北大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搞了一个中国近代思想史提纲，外边的学校想要，领导上怕有错误，不许往外拿。
后来新建设编者陶大镛先生经过一番斗争，拿去在新建设发表了，受到读者欢迎。
现在提纲已由书店出版，并一直传到日本，日本一个大学还专门开会讨论这一提纲。
这个提纲今天看来问题还不少，主要是教条主义，而那时领导上所以不让发表，倒不是嫌有教条主义，而是嫌教条主义不够。
在会上发言的共有十五位教师。
除了上述问题外，孙国华教授对高教部不重视心理学专业提出批评，曹靖华教授对俄语学校毕业生分配等问题向高教部作了建议，黄昆教授提到了加强对教师的政治思想工作等问题。
此外好几位教授还谈到了百家争鸣的问题。
北大这次举行的会议还未结束，从会上揭发的问题来看，这次会议成了北大整风运动的先声。

民主党派负责人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
批评共产党员的宗派主义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9日下午继续举行。
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王昆仑、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中国民主建国会副秘书长谭志清、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闵刚侯等。
党与非党之间不应有“墙”
胡子昂说：
在目前形势下，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需要更加紧密，但实际上，不是紧密而是相对的疏远了。
比如：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来以后，党没有与民主党派共同研究一套如何进行互相监督的具体措施，原来有些地方对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有不同程度的支持与帮助，现在反而一概不管了。
胡子昂建议从组织联系的角度上，建立一套有关工作关系和工作方法上的办法和措施。
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胡子昂说：
工商界有人认为自己是被改造的分子，怀有阶级自卑感，怕“放”、“鸣”出来的东西不被重视；
更有人怀疑“放”、“鸣”与“整”是三部曲，“放”、“鸣”以后有被整的危险；
有的同志说：
我们对有些政策不是没有意见的，工商界可“放”可“鸣”的东西是不少的，但有人说，政策不能争鸣，又有人说，政策可以争鸣，但不可以公开。
胡子昂还分析了民建内部的矛盾，更具体地说，就是民建内部对目前工商界的估价问题。
他说：
从各方面反映的资料看，目前对工商界有两种不同的想法和看法。
一种认为工商界在企业合营后，经济基础已起了根本变化。
因此，在合营企业里，只有合作共事关系，没有什么阶级关系，也谈不到有什么消极的一面。
他们认为对工商界要采取多鼓励的方法，工商界的积极性才能发挥，如果强调有两面性，就会增加工商界的自卑感，越发束手束脚起来。
另一方面的意见是：
工商界同志几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教育和培养下，觉悟不断提高，其中许多人已具有了“闻过则喜”的精神。
因此，对他们的成绩加以鼓励，对他们的缺点提出批评，不仅不会影响积极性，相反的，可以提高他们和加速他们的改造。
胡子昂认为：
应该把这两种不同意见，公开地让大家争鸣一番。
胡子昂直率地批评了共产党员的宗派主义思想，他说：
许多地方党群关系尚有距离，表现为“敬而不亲，亲而不密”。
有人说，党与非党的关系中间，好像有一堵墙，一道门槛，这堵墙，这道门槛虽然不一定很厚、很高，但是，不应该存在。
胡子昂并举例：
如几个党员在一起谈话，有一个非党人士进来，谈话便马上停止，非党群众对于党员也有这样情况。
有些党员一副严肃的“政治面孔”，使人敬而远之。
有人认为：
目前有些企业的党组织在工作上和学习上均先行一步，并有一套文件，这是好的，可使党员事先心中有数，但是，私方负责人会在工作上受到影响。
在谈到干部问题时，胡子昂说：
民建干部存有“三不管”（政府不管、工会不管、统战部不管）四不像（不像民主人士、不像工商界、不像机关干部、不像工人阶级）思想。
他希望统战部帮助民建解决这些问题。
让致公党成员多参加活动
陈其尤发言说：
机关中民主党派的成员肃反时有被捕的，但是民主党派根本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清楚到底因为什么而被捕。
致公党有一成员，在科学院工作，被捕了，他被捕后几个月，致公党一直不知道，等到知道了，就决定开除他的党籍，但是，不久他又出来了，而且恢复了工作，至于到底为什么被捕？
又为什么释放？
致公党根本不知道。
究竟为什么不给民主党派知道呢？
陈其尤认为：
是不是因为不信任？
还是因为把民主党派当作一个与它的组织成员不相关的机关？
但是无论是什么理由，都是不恰当的，因为这并不是什么保密问题，而是是否守法的问题。
陈其尤还提出：
国家的民法、刑法应及早制定并切实遵行。
陈其尤还认为：
致公党很少有机会参加北京市一级的活动，市人民代表大会没有致公党的代表，市政治协商会议没有致公党的委员，市一级的其他各种政治活动也没有致公党参加，据说因为致公党现在还没有北京市一级的机构。
陈其尤认为没有市一级的机构，并不等于没有工作可做，更不等于不要参加政治活动。
为了接待华侨，陈其尤认为应该给致公党一所比较像样的房子，目前，致公党党部的房子，实在不够用。
致公党的房子原是北京办事处时期九个人编制时用的房子，现在中央编制比过去增加了几倍，不够用的程度可想而知。
在谈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时，陈其尤建议：
民主党派对其有关的政策方针、资料应该有所了解。
否则无所准绳而监督，也无所准绳而开展工作。
但是，陈其尤同时认为：
我们不是要求参加所有的会，获得国防机密资料，而是对我们的工作有关的会，应请民主党派参加。
希望在这次整风中
民主党派能够大胆发言
王昆仑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政权机关中是否发挥了作用的问题，作了发言，他举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情况为例：
指出这方面的三个缺点：
在发言中，批评了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他说：
民革同志反映：
人大常委会了解情况少；
具体讨论少；
个别接触少。
由于常务委员对国家情况不了解，常委会在讨论议案时，往往是临时讨论，这样讨论起来就有困难。
有人说：
为什么重大议案拿出来讨论时，尽是民主党派发言，共产党员却不发言？
是否是先讨论好了，再告诉我们的。
还有人认为：
国家重大的方针、政策，一次会上就通过了，这样发言流于形式，应该先开小会讨论，以后常委会讨论。
关于有职有权的问题，王昆仑认为：
民主党派在机关中有职、有责而无权。
有人批评民主党派有作客思想，他认为应进行具体分析，看看是不是把我们放在主人位置。
他希望在这次整风中，民主党派能够大胆发言，把所有意见拿出来，大胆地批评共产党。
在谈到对统战部的意见的时候，王昆仑说：
统战部统上不统下固然是事实，但是也有人说，“上”是不是都统够了，还成问题。
中、下情绪不安，愿到机关去，不愿作党派工作，主要因为统战部不重视他们，因此，他希望统战部同志应该多和他们接触。
王昆仑还提出房屋困难问题。
要把民主党派待如兄弟
接着发言的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
他在发言中首先表示，对座谈会上已有的许多发言，都有同感。
希望今后每两周召开一次这样的座谈会。
但是，单是这样的座谈会还不够。
还应该定期地召开党务工作座谈会。
参加这个座谈会的人员可由各民主党派自行决定。
统战部可以通过这样的座谈会，了解各民主党派在党务工作上，有什么困难，以便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然后他谈到，过去的统战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
比如，在农工民主党建立组织，分清敌我，整顿党务工作中，统战部就给过不少帮助。
他说，过去参加民主党派的一些共产党员，一般都起了团结和密切两党关系的作用，给过他们党一些帮助。
因此，近来共产党要把参加了民主党派的共产党员都抽回去，只能使人感到失望。
现在，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的政治目标越来越接近了，共产党应该切实地把民主党派当作兄弟党来对待。
但是，统战工作也仍然有许多作的不够的地方。
他希望统战部今后能够加强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帮助农工民主党解决思想领导问题；
二、帮助各民主党派解决在发展组织的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特别是要帮助农工民主党解决发展组织的方向问题；
三、帮助解决民主党派间的是非问题和民主党派领导层的团结问题；
四、帮助各民主党派办好光明日报；
五、帮助各民主党派解决房子和干部待遇问题。
统战部也要统中统下
谭志清发言说，民主建国会的工作人员，希望民建会的干部在工作、福利、政治待遇等方面能与其他机关的干部机会均等。
有些现象，使得民建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感到在民建作党务工作，不如在政府机关有前途、有熬头。
这种现象，与统战部统上不统下，甚至也不统中的现象有关。
比如，统战部对于民建机关中的处长级干部，就没有什么联系。
他们在工作中有不少困难，比如，民建现在有一百二十个地方组织，其中有四十多个组织向中央提出了很多具体问题，他们都很难解决。
因此，希望统战部加强同他们的联系，并且能够成为他们同中央各部，比如中宣部之间的桥梁，使他们能够知道一些在刊物和报纸上看不到的东西，给他们一些作好工作的本钱。
闵刚侯在发言中首先提出了干部问题，他说民盟干部在学习以前，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顾虑很大，有些同志说：
民主党派是“万岁”干部是“万死”。
还有人提出：
民主党派处一级干部究竟相当于政府那一级？
闵刚侯还对统战部统上不统下的问题作了批评，他希望统战部今后多联系一般干部。
各党派推出代表商讨举行双周座谈会问题
会上，因为很多人士都提出了举行双周座谈会的意见，根据李维汉部长的建议，各民主党派都推举出代表，拟于日内共同商讨有关实施方面的具体问题。
这些代表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邵力子、中国民主同盟罗隆基、中国民主建国会谭志清、中国民主促进会许广平、中国农工民主党黄琪翔、中国致公党严希纯、九三学社茅以升等。
召集人是罗隆基。
座谈会将于10日继续举行。

贯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
监察部党组讨论整风重点
据新华社9日讯
中共监察部党组在最近连续召开三次会议，讨论监察部门的整风重点问题。
监察部党组认为，由于监察机关主要是和各种错误和缺点作斗争，这一次整风要着重检查贯彻执行“团结—批评—团结”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中存在的问题；
检查监察部门在检查工作中由于缺乏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确定检查项目不切合实际、检查工作不深入、看问题不全面、结论不恰当，因而同有关部门的关系不协调的情况；
检查处理公民检举控诉案件的效率和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不相适应，有些案件处理得不及时或检查得不彻底、处理得不严肃，引起人民群众不满的情况；
检查指导下级监察机关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监察机关内部领导和被领导之间、党员和非党群众之间存在的问题。
在检查时，必须通过具体问题，抓住重点，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
监察部党组指出，通过这一次整风，还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监察机关工作的任务、职权范围、作法和体制问题，以及监察部内的组织分工和工作制度问题。

东鳞西爪
赠肥料给农业社
新建吉林肥料厂职工在7日把他们试生产的第1批化学肥料，赠送给吉林市市郊朝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民兄弟。
当满载化学肥料——硝铵的汽车到了朝光社的时候，穿着鲜艳民族服装的朝鲜族社员，热情地出来欢迎，还表演了朝鲜民族歌舞。
他们需要学文化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范永最近从长白山林区视察回来，他认为有关部门应该考虑林业工人的文化学习问题。
很多工人晚上都在看带画的小书，但是其中大多数人只看画，不看字，因为工人中间文盲很多。
同时，商业部门把一些过时的冷背货运到林区去推销，工人们也很有意见。
第4座横跨黄河的桥
天险黄河把兰州市分割成两个部分，一直是兰州市交通运输的大障碍。
在解放前，这里只有一座狭窄的铁桥，从1954年到去年年底，已经建成了三座大桥：
兰新路河口黄河大铁桥、包兰路十里山黄河大拱桥、沙井驿木便桥。
现在，兰州市又在修建第四横跨黄河的七里河钢筋混凝土公路桥。

信任不足　使用不当　关心不够　支持不力
地质部高级技术人员坦率批评领导缺点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地质部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会反映的情况表明，信任不足、使用不当、关心不够、支持不力，是大多数工程技术人员的一致呼声，也是目前企业党、政领导干部跟工程技术人员之间关系不够协调的主要原因。
在座谈中有些人指出，过去几年来，地质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同工程技术人员的关系是有改进的。
许多工程技术人员有了很大进步，并且在工作中做出了显著成绩。
但是，党、政领导干部同工程技术人员之间关系还不够协调。
有职无权缩手缩脚
不少人在座谈当中，说有些单位对工程技术人员不够信任。
有些野外普查勘探队的工程技术人员有职无权，担任行政工作的队长做决定时，往往不征求技术负责人的意见。
派留学生偏重政治，忽视技术。
有一个单位要派四名技术人员到国外学习，可是由地质部干部司指名，结果派出的人质量很低，而有相当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却没有派去。
一位原来在东北地质局工作的工程师感慨地说：
我们有些人虽然还不能称为“红色专家”，但是经过党几年来的培养教育，至少也够得上“水红色的专家”了；
可是那里的一些领导干部却不这样看。
有些人谈到：
由于信任不够、使用不放手，不少技术人员工作中缩手缩脚，积极性没有很好发挥。
学非所用调动频繁
有些人认为，对工程技术人员使用不当的情况，还相当严重。
有些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往往被分配做机关工作，而不让他们先去接触实际，使他们不能很快提高。
目前有的机构设置不当，技术人员没有事可做，很苦闷。
有些干部今年让他们找煤，明年又让他们找锰，后年又让他们找石油，结果成了“万金油”，哪样也不专。
目前地质勘探工作已经进入有计划发展阶段，应该让技术干部固定在一定的矿种、地区，以便于他们的提高。
科学研究困难重重
有人说，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去年喊得很响，现在却有些消沉。
有些年轻的技术人员感到理论水平低，迫切要求学习，可是至今领导上还没有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有些老的工程技术人员感到资料少、图书不足、研究条件差，领导上也没有及时帮助解决。
有些人认为地质部对中等技术干部的培养尤其不够。
一位工程师说：
我们上有老前辈（老的技术人员）、下有党团员（指入党入团的青年技术人员），出国参观年纪轻、留学年纪大，都轮不到，被卡在中间，成了“卡级干部”，老不能提高。
有些人感到老本越来越不够用，心里很苦闷。
有的人指出：
地质工作是一项科学技术工作，要“鸣”的东西很多，如大地构造学说就有许多学派，青年人无所适从，但是由于没有人支持、推动和组织，“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地质部还没有很好贯彻。
有些老的技术人员担任行政工作过多，或者开会时间过多，“不务正业”；
保密制度过严，有些资料看不到。
这也大大影响了科学研究工作，有些单位在政治上、学习上关心工程技术人员也做得很差。
有些干部作风粗暴
有些人提出有些党和行政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化，不能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甚至打击报复。
有一个单位一位党员技术人员对某项工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结果被批评为“反党思想”。
有的干部看到技术人员有缺点，不是采取批评团结的态度，而是采取强硬的斗争办法，使有错误的人抬不起头来。
还有的党和行政领导干部对有缺点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及时帮助，而只是挑剔这也落后那也落后，从而加深了技术人员跟党、政干部之间的隔阂。
技术人员也有缺点
有些人谈到有些工程技术人员不够虚心，有骄傲自满情绪；
有些年轻的技术人员不愿向老技术人员虚心学习。
有些工程技术人员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过分强调个人兴趣，研究题目脱离实际需要。
还有些技术人员不愿从小处着手一点一滴地研究起，而是处处想抓大的，效果不好。
还有的人怕负责任，工作不大胆。
思想见面消除隔膜
大家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对生产工作和科学研究都造成了不好的后果，应该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很多人提出在党、政干部同工程技术人员之间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只要相互间能思想见面，许多隔膜是可以消除的。
地质部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会是由中共地质部党组召开的，从4月30日到5月06日，先后开了四次。
座谈期间，参加座谈的有三十多位在京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
在座谈会结束时，中共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代表地质部党组，对大家提出的许多批评建议表示感谢，并且表示将很好地研究这些批评和建议，在今后工作中加以改进。
他还希望工程技术人员今后对领导工作提出更多的批评和建议。

学徒生活回忆
——谭震林同志访问记
本报记者　柏生
最近，记者有机会访问了今年已经五十五岁的谭震林同志。
他现在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从他的回忆里，我知道了他四十多年前当学徒时的艰苦生活，以及他在学徒生活中受到的锻炼，和养成的好学的习惯。
那是1913年的一天，在湖南省南部攸水旁边的一个小县城——攸县城里，一个穿长衫的人带了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走到了一家古书铺门口。
这两个人就是谭震林同志和他的父亲。
这家古书铺，只有很狭小的门面，一层楼的瓦房，可是上下只有两间。
楼上放货，楼下门市又兼作坊，摆了些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还有些纸、墨、笔、砚。
门口挂了一个古色古香的匾额，上面写着“太成堂”三个字。
谭震林同志的父亲带了他进去，让他给穿长袍的书铺老板磕了头，拜了师傅。
就这样，他就开始了学徒生活。
谭震林同志生在湖南攸县一个矿山小职员的家庭里，他有兄妹八人，全家人只靠父亲一人做工过活。
1913年，辛亥革命后不久，湖南还是一片混乱动荡的局面。
那时，他父亲被矿山老板辞退了。
他父亲只好把子女们送出去找生活出路了。
他的大哥被送进一家香店学做线香的手艺，二哥进了一家豆豉坊学做豆豉，五弟和七弟家中养不起，都送给了人家。
他就被父亲送到“太成堂”古书铺里来了。
虽然那时他还只是十二岁的小孩子，从他进了“太成堂”的第1天起，便参加了繁重的劳动。
每天早上，老板和老板娘还没有起床以前，他就同另外两个学徒起身了，把屋子打扫干净，把桌子抹好，痰盂倒好。
等老板起来以后，他们三个人又要忙着烧饭。
他有时还要帮老板娘洗衣服，抱孩子，替老板装烟袋。
头两年什么也不能学，只好替老板家做义务工，一个钱的报酬也没有，就是吃老板家的饭，每天青菜、豆腐，一个月只吃四两肉。
谈到这里，谭震林同志感慨颇深地说：
“你们是不会知道的，那时学手艺可真困难。
老师傅很难服侍，很保守。
学徒要同他处得好，帮他洗衣服，倒茶水，做许多事，他才肯教一些。
如果服侍不好，根本别想他教你东西。
所以，有的学徒学了三年出了师，可是两手什么也不会做，什么也不行，学三年等于白废了。”
他在“太成堂”当了两年学徒。
当他才开始学打算盘，和学着打那敬鬼神用的纸钱的时候，因为老板生病死了，店也就随着倒了。
他只好背着行李回家。
在这两年中，他虽然没有学到什么手艺，可是也学会了照管自己的生活，初步养成了一种勤劳的习惯。
谭震林同志回到家里，怎么办呢？
手艺还没有学成啊！
十四岁的孩子，又远离家门九十里，到三面环水的茶陵县城里去，在一家“徐文元”书店里学手艺。
这家书店的门面比“太成堂”大些。
来到“徐文元”书店的头两年，他仍旧做着抹桌子、扫地、烧饭、抱孩子这些杂事。
此外，他有机会开始学手艺了。
他先学会了木板印刷技术，以后又学会了装订技术。
但是这是多么不容易学得的呵！
靠人教是假的，主要靠自己看，自己做，从做中积累经验。
在这个店里，每个学徒每天的工作都是很繁重的。
那时他拿着墨刷子，坐在木板面前，每天不论怎样腰酸手累，必须保证在木板上印刷完三千张纸，不然老板是不会让他休息的。
装订工作也很繁重，一把切纸刀就有四五斤重，切纸要求又快又齐又光，做起来很是累人。
可是，谭震林同志就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逐渐锻炼成为一个比较熟练的印刷徒工了。
“这些手艺本身是比较简单的，有一年就可以学会了。
可是那时候规定，学三年才能出师。
因为换了地方，我一直做了四年学徒才出师。”
谭震林同志笑着说。
在这个期间，谭震林同志也养成了一种酷爱读书的习惯。
只读过三年私塾的他，是不满足于仅有的这点文化知识的。
他白天在店里干活，晚上还抓紧时间，在煤油灯下看各种各样的书籍。
那些书多半是旧小说。
他晚上从书架上把书拿到手，在第2天一清早就悄悄地放回书架子上去。
即使没有看完，也只能到第2天晚上再偷偷去取下来接着看。
他看书的时候，要十分小心保持清洁，不发生一点折皱损伤，只有这样老板才会看不出来。
就这样他不间断地看了许多旧小说，例如“水浒”、“三国演义”、“七侠五义”、“西游记”、“洪秀全传”，等等。
从这些书里，他找到了知识的源泉，几乎每天晚上他都贪婪地读到深夜。
说到这里，谭震林同志诙谐地说：
“我那时看书的技术是很高明的呢！
看过的书就和没人翻过的一样新。
就是这样，老板没有发现我看书，才使我看了许多书。”
那时工人的工资是很少的。
谭震林同志出了师以后，第1年一个月拿一吊钱。
当第1次拿到了自己劳动的报酬的时候，虽然那样微薄，可是他心中很高兴。
第2年一个月他拿到两吊钱，以后逐渐增多，到了拿四块钱一个月，就算不错的了。
那时有的人做了一、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最多才不过拿八块钱。
在那个时候的印刷业中的工钱没有超过这个限度的。
就是这样，除了自己生活以外，就很难养活全家老小。
所以，在那个时候，在攸县、茶陵县城里那些从江西来的生意人，不论在杂货店、绸缎庄、药店，都没有带家属的，妻子老小都在农村里。
那时候，一年放几天假，让大家回乡一次。
看起来，在旧社会中，求得职业是不容易的，想养活一家老小更不容易。
有一次，“徐文元”的老板娘打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
这个老工人在店里几十年了。
那时的店老板就是他抱大的。
这个老工人的无辜挨打，激起了店员们的愤怒和抗议。
大家联合起来向老板和老板娘进行了斗争，一连罢了三天工。
最后老板和老板娘不得不向老工人赔了礼。
这一次斗争的胜利，使谭震林同志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清楚地看到了工人们团结起来的力量。
在生活实践中，他的革命思想受到了启发。
1924年，谭震林同志离开了茶陵县，回到了攸县，还是继续做书籍装订工人。
在他所在书店的对门，住了一个小学教员余来。
余来是当时攸县共产党的负责人之一。
谭震林同志同他常常往来，在一起谈论革命道理，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在1926年，谭震林同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积极进行革命斗争。
从此，他就走上了献身于革命的道路，一直到现在。
当访问快要结束的时候，谭震林同志一再地表示自己从学徒工生活过来的道路，只不过是很平凡的一段。
他笑着对我说：
“这些都是青年时代的往事了。
如果从我的这一段生活中可以给今天的青年人一些什么东西的话，我想那就是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青年人都应该抱着正确的生活态度，顽强地克服困难，努力工作和学习。
今天青年人的生活道路是无限美好的。
这比起四十年前我们青年时代所走过的道路，真不知要幸福多少倍。”
说到这里，谭震林同志停了一下，接着又感慨地说：
“可是，生活在今天这个新时代里的许多高小和中学毕业生以及青年徒工们，有的人还不愿意下乡参加劳动生产，不愿意当徒工去学手艺。
他们认为下乡种地丢人，当徒工没出息，只想升学，或者到大工厂里去做个三级、四级的工人。
其实，升学或到大工厂里去做工，固然是一条出路，但是，当徒工学手艺，下乡种地，不也是一条很好的出路吗？
青年人是应该经过艰苦锻炼的，不要以为做学徒、种地就什么也不能学习了。
我的文化水平不就是在当学徒工时提高的吗！
学文化要靠自己。
我在参加革命后不断自学，可是基础是在那做工的十二年中打下来的。
青年人即使在最困难的环境中，也应该努力坚持自学。”
“我自己是学手工业学徒出身的，我愿意在这方面再谈几句。”
谭震林同志说，“我们中国的特点是人口多，工业落后。
今后不仅大工业要发展，就是各行各业的手工业也要发展。
有许多手工业，比如说做豆豉吧，现在还不能机械化。
我们的政策就是要鼓励多种多样的手工业发展，这样不但对工业生产有利，对人民消费需要的满足有利，社会上就业的门路也将扩大。
各行各业的手工业都需要有人去学。
而且，现在一切劳动都被人尊重了。
今天的师傅也不像过去那样保守了。”
说到这里，谭震林同志笑道：
“我从木板印刷这个科班里出身，直到现在还没有忘了这一套本事呢！
在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我有时还用到这套本领。
别的不说，自己订个小本本，也比别人内行得多呢！”
接着，他又谈到，在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中间，李先念、曾山等同志也是从学徒出身的。
李先念同志少年时代做木匠，曾山同志做过缫丝织绢工人。
他们青年时代都没有进过大学，没有受到高深的教育。
他们当时接触到的是锯子、纺车……而不是课 桌、精装书、试验仪器。
可是，对他们来说，生活是最好的教材，勤勉是最好的教师。
几十年来，他们经过丰富的生活锻炼和艰苦的革命斗争的教育，也都已经成为有经验的政治活动家了。

批判了“唯有读书高”的错误认识
很多中小学毕业生决心参加农业生产
本报讯
04月08日本报发表了“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以后，已引起各地党、政机关和广大学生的重视。
不少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专门研究了这一问题，并指示有关部门认真地、广泛地宣传社论的精神。
中共湖北省委通知各级党委组织全省的干部、教师和学生认真学习这篇社论。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也发出通知，除强调指出学习这篇社论重要性外，并要求各级党委，特别是党委宣传部门，政府文教部门和青年团、学生会、工会、妇联等组织分工负责指导这一学习。
在这次宣传工作中、不少党、政负责干部亲自指导，并向广大干部、群众作了报告。
这篇社论在广大的中小学毕业生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毕业生都赞同社论中所提出的论点，他们表示要继续认真地学习这篇社论，并向社会人士进行宣传。
四川省隆昌中学应届初中毕业的五十四个学生在他们热情而真挚的来信中表示积极拥护社论中的论点，他们认为这篇社论明确地指出了青年学生的前途，表示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党和人民对青年的关怀。
天津市有些学校的高初中毕业生在学了社论以后，提高了认识，澄清了混乱思想。
如当学生们听到扩音器播送社论时讲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观点时，都深深感到应该纠正这种错误认识。
有的同学说：
“我听一句，心动一下。”
太原市第5中学、第6中学，榆次第1中学，阳泉第1中学等学校的应届毕业生经过学习社论，大多数学生提高了认识，认识到在我们的国家里，无论参加什么劳动，都是最光荣、豪迈的事业。
榆次第1中学张栋同学说：
“过去我认为只有参加工业建设才有前途，通过这次学习，使我认识到工农业是手足关系，谁也离不了谁，而农业又是保证工业原料、粮食和市场的基地。
没有农业，就会直接影响工业的发展。
因此，我决定考不上学校就愉快地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
同学们对于如何对待家庭、社会上不正确的舆论和压力，也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他们的结论是：
耐心地说服、教育，更重要的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改变群众的错误观点。
不少学生的家长、学校教师经过学习，也改变了过去的错误看法，树立了正确观点。
在他们的教育和鼓舞下，使许多青少年认识到劳动的光荣，升不上学就参加劳动生产。
湖北省沙市政协委员会副秘书长袁守义在学习这篇社论后，批判了自己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错误思想，改变了对待自己孩子的态度，他鼓励两个即将毕业的孩子，如果升不上学，就去作一个很好的劳动者。
恩施县美术工作者齐金山最近写信给正在宣恩一中读初中三年级的儿子齐一之，信中说：
“参加农业生产是最光荣最有前途的岗位。
如果你升不上学，希望你像湖北省劳动模范、鹤峰县初中毕业生滕久林一样，把自己的知识献给山区建设事业。”

煤渣里拣黑金子
曾辉
在无锡机床厂铸工车间，在燃着熊熊火焰的炉子旁边，有位四十多岁的老工人。
他就是爱厂如家的烧炉工，共产党员乔泉荣。
乔泉荣1954年到炉上来工作不久，就发现每天倒掉的煤渣里有很多没有烧光的煤。
他想：
“煤！
是建设祖国的命根子，没有它，许多机器就要挨饿，这些黑金子怎么好白白倒掉呢？”
于是他和烧炉工李仁杰商量，决定把这些黑金子拣出来。
两年来，他们天天拣煤，节约的煤已有三万一千多公斤了。
乔泉荣又发现车间旁的垃圾堆里和地面上，到处是洋钉和废钢铁块，这些都是出砂时倒掉的。
他找了几块木板子钉了个小木箱，每天上班前和下班后，到垃圾堆里用手扒扒，到车间四周转转，把洋钉拾起来。
在他的影响下，车间里许多同志都注意了节约。
二年多来，他拾到的洋钉估计有一百多公斤，拾到的废钢铁至少可以浇铸三台半该厂制造的3A64万能工具磨床。
有一次，李仁杰不小心把锅炉底上的煤灰敲掉了，还敲下一块炉砖。
乔泉荣心里很难过。
他批评李仁杰说：
“炉底的煤灰，可以保护锅炉，敲掉了多可惜！
你，还敲掉了炉砖，简直把国家财富当作儿戏。”
李仁杰听了跳起来说：
“一块炉砖算得了什么？
再说又不是把你的东西搞坏了，管你什么事？”
老乔说：
“搞坏我的东西我不说，随便浪费国家财富我可看不过去。
自己的事小，工厂的事大。
在厂里当家作主，就得爱护工厂的公共财物。
不要小看一块炉砖，水滴石穿的道理你懂吗？”
李仁杰说不过他，就闹到党支部。
党支部支持了老乔，教育了李仁杰。
李仁杰经过党支部的教育，提高了思想认识，最后向乔泉荣道了歉，表示今后不再使国家财富受损失了。
（附图片）

站得高些，看得远些
　石林
再过两个月，全国即将有十多万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毕业同学以社会主义建设干部的身份走上工作岗位了。
在临到走向生活前夕这个重要的时刻，同学们都正在考虑如何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同时也在为自己的前途而打算。
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的一百四十五位毕业同学志愿前往密山支援垦荒的事例，代表了我们时代青年不怕艰苦不畏困难的风姿；
“组织指向那里就到那里”，“到边疆去！
到艰苦的地方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成了同学们的战斗口号；
北京石油学院的毕业同学发出了英雄豪迈的语言：
“打通祁连山，凿穿大戈壁！”
这些都是我们时代青年的声音。
但是，也有一部分同学并没有为这些时代的声音所激动。
他们在个人利益的问题上想得太多，而对国家的利益和自己如何对国家有贡献的问题则考虑得太少。
有的同学把未来的工作分成等级：
科学研究是一等，作助教是二等，到工矿企业是三等，当中学教员是四等……因而只愿干“一等”工作，不愿意作其它事情；
有的同学公开表示，要在大城市工作，不愿意到边疆和农村，理由是“大城市电灯明亮，马路平坦，文化生活丰富，边疆和农村生活苦，文化贫乏，找不到恋爱对象”；
有的愿意到边疆，却有另外的想头：
“那里薪金高，提拔快”；
西安市某个高等学校有位同学甚至要求得这样具体：
“我志愿到的地方，是以西安为圆心，以咸阳、三原、临潼为半径，出了这个圈子我就不去。”
至于丢开国家的需要不管，以“照顾家庭”、“侍奉父母”、“过不惯外地生活”为辞而提出各种要求的，也不是绝无仅有。
我不敢贸然以个人主义的“帽子”加在这些同学的头上，因为从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出发，似乎他们都多少有点“理由”，但是这些打算和想法，不能不说是一种很不健康的情绪，它实在和社会主义大学生这个荣誉的称号不相称，至于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那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即使从个人前途来考虑，这些打算和想法，也未免太短视、太庸俗了！
边疆、农村和小城市，比起大城市来，生活上自然要艰苦一些，到那些地方去工作自然会遇着许多困难（其实任何工作都是有困难的），但是一个有志向、有抱负、有理想、愿意真正为社会主义作一番事业的青年，谁愿意坐享其成，眷恋那种平静舒适的生活而逃避艰苦和困难？
前途是要从艰难困苦当中奋斗出来的。
将来的边疆、农村，祖国的每一个角落，都要开满社会主义的鲜花，如果我们能够以自己的双手去参加这个披荆斩棘的工作，并且下定决心在那里去干一辈子，将来必定会亲自享受到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那岂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和最美好的前途！
一些只在生活上考虑问题，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同学们，应该迅速抛下那许多短视而庸俗的“包袱”，如果国家要分配你到边疆、农村和一切艰苦的地方，你就勇敢地迈开脚步踏上这个光荣的征程吧！
吃苦在前，享福在后，不避困难，不怕“吃亏”，这是对个人前途最长远的打算。
考虑个人前途是可以的，但是应该站得高些，看得远些，在这里用得着孔子说的“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两句话。

符合生产发展需要　缓和企业内部矛盾
第1机械工业部劳动工资司负责人谈延长学徒学习期限问题
本报讯
本报记者就执行国务院关于今年学徒工（练习生）能不能按期转为正式工人的通知问题访问第1机械工业部劳动工资司负责人。
承他答复如下：
负责人说，从第1机械工业部具体情况来说，国务院这一规定是适宜的。
去年第1机械工业部各厂共招收了九万多人，其中包括学徒工四万三千多人，学员一万多人。
同时，为了加速技工培训的工作，本部曾规定：
二年制学员毕业后可升为四级工；
一年制学员毕业后可升为三级工；
各厂生产中委托培训学员一年可升为三级工，并订立师徒合同保证完成。
实践证明这种规定是主观主义的；
再加某些厂执行中提倡速成培训方法，争取提前出师，这就造成了升级过快的现象。
例如有的徒工三个月升为二级工，有的六个月升为二级工，大部分徒工一年升为三级工。
负责人说，上述培养徒工的要求是和本部培养技工的力量不相称的。
去年招收的学徒工几乎达到本部原有工人的40％，再加原有工人中有许多没有带徒弟的条件，便出现了许多不合理的现象。
例如第2机器工业管理局所属各厂原有工人两万人，却招收了学徒一万七千多人，老工人数量不够，因此，有的老工人带三、四个徒工，最多的带到七、八人，根本无法传授技术。
学徒学习时间太短，虽然许多徒工很努力，但是，一般还不能达到现在生产中同级技工的水平。
再加某些企业在学徒升级的时候没有经过严格的考工评级，有些学徒本来没有达到四级的水平，在技工学校要求下，也勉强评为四级工了。
有的师傅还是二级工，徒弟反而评为三级工。
师徒间、工人与工人之间便产生了矛盾。
同时，一般徒工都是工序工，只会一道工序，遇到试制新产品的时候就要从头学起。
学徒工对机器性能不全面了解，操作技术不够熟练，往往造成生产和人身事故。
这说明现在生产岗位上的学徒实有进一步深造的必要。
否则，就不能满足今后机械工业经常变化产品的要求。
负责人说，今年第1机械工业部技术工人已经多余，一般工人也不再升级；
按照企业规定，学徒工出师后，一般不再作辅助工。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大批学徒工转为正式工人，不但会影响到学徒工技术的提高，而且会使工人内部矛盾扩大。
因此，规定学徒，不升级以减少这种矛盾是十分必要的。

美化生活
河北保定女中学生　门玉荣
当我看到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后，深深地感觉到国家对我们青年一代无微不至的关怀。
现在，我认识到不论是升学还是参加生产，都有光明伟大的前途。
我的父亲是一个缝纫合作社社员。
高中毕业后，如果考不上大学，我决心做父亲的一个有力助手。
可是有的同学认为这个工作，既单调又无味；
也有的人认为这个工作太平凡，没有什么前途。
我可不同意他们的看法。
大家想想看，我们哪一个人不穿衣服？
哪一个人穿的衣服不是缝纫工人做的呢？
这一个行业在社会上是不能缺少的。
我要用心制作出多种式样的衣服来，美化我们的生活。
难道这种工作是单调无味吗？
难道说没有什么前途吗？
难道做一个中国有文化的手工业者不光荣吗？
一旦我当了缝纫工人，我就好好地学习缝纫技术，克服一切困难，争取将来成为一个优秀的缝纫工人。
我想，在平静的海洋里，锻炼不出勇敢的水手。
我们应该接受生活给我们的考验，勇敢地去迎接生活。

今年上海鲜蛋市场的变化
在上海，历年农历3、4月份是鲜蛋上市量最多的季节。
但是今年出现了不同的情况，国营公司和自由市场的鲜蛋到货量，平均每天只有十四万斤左右。
而去年这时候，仅市食品公司采购的鲜蛋，每天就有二十多万斤运到上海。
由于到货不多，上海市场上鲜蛋的价格没有跌下来，现在国营公司的鸡蛋零售牌价是每斤六角。
自由市场的蛋价也相仿。
而去年在3月05日到4月10日的一个月零五天内，国营公司的鸡蛋牌价一连调整了四次，到4月10日已达到最低水平，每斤零售价格是五角二分。
据上海有关国营商业部门最近向产区了解，今年鲜蛋来货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入春以来，气候仍然较冷，母鸡产蛋少。
上海商业部门的人员还分析，今年即使在鲜蛋上市最旺的季节，价格也不会下降太多。
一方面今年产区普遍实行了就地储藏，同时开放自由市场后，农民养鸡数量增加，产区孵房也有增多，仅江苏扬州专区今年就将留种蛋二百万斤。
另方面，上海也提前准备了大批储蛋缸和一些冷风仓库，并已开始大量加工咸蛋和冰蛋。
因此不会发生像去年那样鲜蛋上市数量过多，价格急骤下跌的现象。
·新华社·

光靠指示和号召是不行的
辽宁省的生猪生产领导工作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
本报记者　陆灏
猪肉本来是大体够吃的；
但现在沈阳等地很多人已经半年多吃不到猪肉了。
自从去年第4季度以来，沈阳市除了医院、疗养院、托儿所、饮食业和某些必须供应猪肉的单位或个人平常能分配到一些猪肉外，在全市出售猪肉的商店长期买不到猪肉。
不但在沈阳是如此，在辽宁省的大连、鞍山、抚顺、本溪、阜新、锦州等城市，很多人一连好几个月吃不到猪肉。
有人说，辽宁省的猪肉供应之所以比别的省份格外紧张，主要是因为本省工矿集中的大、中城市太多，因此全省农村的生猪无法满足这样多的城市的需要。
于是有人就说：
要想满足这些城市猪肉供应的需要，除非中央从别的地方调拨一些猪肉来，否则情况是很难改善的。
实际的情况是怎样呢？
远的不说，就说1955年，全省养猪三百九十一万头，收购生猪的数字是一百零三万七千头，另外，还外调了二十六万二千九百头。
这就是说，不但本省大体够吃，而且还能外销。
在1956年，全省养猪降到三百三十七万头，收购生猪还保持了一百零三万头，上半年还外调了十万三千八百头。
可是到了今年02月，全省养猪只有二百九十五万头，全年收购生猪下降到八十万头。
中央为了照顾辽宁省人民的猪肉供应，今年决定从内蒙古、河南等地调拨十四万一千六百头生猪给辽宁。
就是这样，现在看来猪肉供应的紧张状况还是得不到缓和。
可见辽宁省的猪肉本来是大体够吃的，现在吃不到，主要是生猪的生产下降了，是国家收购生猪的数量减少了，加以人民对于猪肉供应的需要日益增涨，矛盾就显得格外尖锐。
据辽宁省商业部门的统计，全省现有猪二百九十五万头，猪的总数比1952年下降27.9％；
比1956年少12.4％。
按照省人民委员会的计划，全省今年准备收购肥猪一百十五万头。
后来与各方磋商，改为收购一百一十万头。
到了今年01月，最后决定收购九十万头。
但是，目前城市服务厅认为今年要收购八十万头信心也不大。
直接从事生猪收购的省食品公司，原来估计只能收购六十五万头。
经过最近市县经理会议的再三核计，也认为只能收购七十五万头。
就是收购七十五万头，很多县的食品公司还是认为难以完成任务。
这样，人们不能不关心地问：
辽宁省的生猪生产究竟为什么这样逐年下降？
生猪生产本身到底有些什么困难？
挫伤农民养猪积极性的因素很多，具体帮助农民解决养猪困难的工作却做得不多。
从辽宁省的养猪情况来看，养猪生产的困难是多方面的。
而在各个地区，困难的原因和程度也不是完全相同的。
譬如某些地区缺乏猪饲料便是阻碍生猪生产发展的严重困难之一，在特产作物地区和歉收地区更是如此。
很多地方在去年09月采取了“见猪留粮”的办法，即是见一口猪留粮一百斤；
但9月以后喂养的仔猪，饲料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了。
辽宁省猪的疫病很猖獗，因而猪的死亡率也很高，这对于农民养猪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据省统计局对于八个点的农民家计调查推算，1956年猪的死亡率占养猪总数23.1％。
某些收购生猪的工作人员的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养猪生产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有些地方收购肥猪百般挑剔，有一位省长问辽阳县的县委书记：
“你们的猪怎么收购不上来？”
县委书记叹息地说：
“省长啊！
食品公司的收购人员买猪比挑爱人还困难呢！”
农民们的反感便可想而知了。
辽宁省生猪生产发展缓慢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猪源不足。
全省在1956年年底只有母猪三十七万到三十八万头，如以每头母猪下仔猪十五头计算，全年可生仔猪五百七十万头，扣去25％的小猪死亡数，加上全年育肥数，只有生猪四百六十五万头，比省计划养猪五百五十万头还差八十多万头。
母猪很少就造成了目前仔猪奇缺的情况，自从中央指示各地提高生猪购销价格以来，农民们养一头猪大约可赚一、二十元，这对于鼓舞农民的养猪积极性有着很大好处；
但现在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地方仔猪的价钱已经高了一倍多，仔猪价钱昂贵的结果，农民们自然就相对地减少了生猪价格提高的实惠，这对于发展养猪生产当然也是不利的。
总之，就整个情况来看，在已往这一段时间，挫伤农民养猪积极性的因素是很多的，至于如何具体地领导和帮助农民解决养猪问题中的困难，虽然辽宁省已经也做了不少工作，但和今年养猪五百五十万头的艰巨任务相比，还是做得不够的。
发展生猪生产虽然已经引起了领导上的重视，但有关的负责人至今仍然心中无数
中共辽宁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自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对于发展生猪生产的问题已经开始重视。
为了支持生猪生产的发展，不久之前省的领导机关还坚决拨出了二万吨粮食和本来打算烧酒用的五万斤糠麸作为饲猪的料。
特别是从中央发布了关于发展生猪生产的决定和提高猪肉的购销价格以后，从总的趋势来看，农民的养猪积极性是增长了，尽管仔猪的价格很高，农民还是争相购买，养猪的数字日有发展。
近来收购生猪的数字也有了一些提高，3月份的收购数字也比前两个月增加了一倍还多。
尽管如此，生猪生产的发展和人民需要的距离并未因此显著地有所缩短。
当然发展生猪生产是需要一定的过程的。
从一只仔猪长成肥猪，大约需要十三个月的时间，人们不能够希望生猪生产这种事情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就大有成就。
但是，猪肉供应不正常的状况已经延续了半年多，人们不能不关心地问：
究竟在什么时候生猪生产的发展才能使猪肉的供应趋于正常？
人们长期吃不到猪肉的情况究竟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改变？
这里没有一个有关的负责人可以对于这个问题作出比较接近肯定的回答。
人们只是含含糊糊地说：
生猪生产有发展，收购数字有增长，可能到今年的第4季度会好一些。
是不是到今年的第4季度一定会比现在好一些？
人们摇摇头说：
这个我心里也实在没有数。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辽宁省人民委员会农业厅是负责生猪生产日常工作的领导部门，但是这个厅具体负责生猪工作的人只有三个，有一个时期甚至只有一个人，实际上难以担负起目前繁重的生猪生产的任务。
粮食厅掌管猪的饲料，但由于对生猪生产具体情况不清楚，结果有的市、县拨了很多饲料，但那里的猪数很少；
有些确实很缺饲料的市、县却不能及时得到饲料。
商业部门只管收购生猪，他们当然更管不着养猪，生猪生产情况自然也就了解得很少。
省级机关的这些部门，它们平常对于生猪生产的问题彼此之间既很少联系，也缺乏常常在一起进行通盘地研究。
他们各有系统，各司其职，相互间的配合也很差。
到了县里，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
不少县从表面上看来，既发过指示，也开过会，但实际上是号召多，具体工作做得少。
生猪生产的问题还没有被经常提到县级领导机关的日程上来，它只是被交给农林局来管，但农林局，也往往全权交给人数既少力量又弱的畜牧股办理。
在很多县份里，生猪生产基本上还是自流的。
从县到区，从区到乡直到农业社，究竟要采取些什么措施才能保证养活多少猪？
已经养猪和准备养猪的究竟有些什么具体的困难？
像饲料、仔猪、猪源以及防治猪的病疫等问题究竟怎样才能具体地逐渐予以解决？
农业社在粪价、垫圈、拉土等问题上又如何帮助养猪户解决具体困难？
这些问题还是很少有人来通盘研究，通盘考虑。
大家知道，我们养猪生产是采取“私有、私养、公助”的方针的，如果缺少具体而有力的“公助”，“私有、私养”就变成很难“有”，也很难“养”了。
因为缺乏具体领导，所以在生猪生产困难较少的地区情况也是不妙的。
由于缺乏具体的领导，所以，纵然某些地区生猪生产的困难要少一些；
但目前的状况也是不妙的。
辽宁省去年是连续第6年的大丰收，绝大多数地区的粮食都比往年多收。
像社社有余粮的新民县，去年收购肥猪四万一千三百三十七头，今年估计只能收购三万头。
比去年少收四分之一还多。
只有六个农业社缺粮的台安县，去年第1季度收购生猪七千零六十头，今年同期只收购了一千五百多头。
有些农业社的社员，去年因为大丰收多分了很多粮食，如凤城县的白旗区、大卜区，每人分到了七百斤到一千斤粮食。
粮食很多，应该说不缺猪饲料，但养猪数却比去年还低，如大卜区去年养猪一万五千七百二十八头，但现在只有猪六千四百五十五头。
该县七百六十八户的人民乡，农民们今年多分十八万斤粮食，但现在的养猪数只有去年的65％。
可见如果养猪缺乏领导，虽然饲料充足，生猪生产还是会落后的。
生猪的严重的疫病固然影响着农民的养猪积极性，但如果缺乏领导，就是疫病较轻的地方，生猪生产的情况也并不是令人满意的。
复县、新金、盖平、金县四个县，是辽宁省预防生猪病疫的联防区，那里生猪的发病率是逐年减少的。
如新金县1956年的生猪病疫比1955年减少了66.6％。
生猪的病疫是减少了，但养猪数却并未因此增加。
据该县商业部门的普查，去年06月新金有猪六万九千六百六十五头，但今年02月的猪数下降为五万二千二百六十一头。
今年比去年下降了24.9％。
猪源不足，仔猪奇缺，这些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统一的考虑和部署。
辽宁省统计局的一个材料说，按照全省现在能生殖的母猪繁殖小猪，到1957年底，离全年的养猪计划数还缺生猪八十一万头。
增加八十一万头生猪，是一桩多么巨大的工作，这就必须在今年争取能生殖一百零八万头仔猪（按仔猪25％的死亡率，实际成活只八十一万头）。
要想生殖一百零八万头仔猪，就必须新增二十二万头母猪。
这就是说，要想完成在1957年底发展五百五十万头生猪的计划，就必须在今年第1季度内多留二十二万头小母猪。
应该说，辽宁省统计局这笔账是算得很科学的，它对于开展本省的生猪生产提供了重要的意见。
但现在第1季度已经过去了，你想知道现在究竟多留了多少小母猪？
在多留这些小母猪的问题上有些什么困难？
这些情况，在省里没有一个部门，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具体地告诉你。
只有把现有的力量组织成一支有力的队伍，生猪生产的情况才能从根本上好转。
辽宁省在生猪生产上缺乏领导，是不是因为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依靠呢？
不是的。
力量是有的，但是是分散的，力量没有被组织起来有效地使用。
像辽宁省的食品公司，它在各县、区、乡都有自己的工作人员，全省食品公司的工作人员共有四千四百多人。
但是，目前一天只收购猪八百头，平均六个人收购一头猪。
由于食品公司的工作人员只管收猪，不问养猪，因此他们的工作处于十分孤立的状态。
辽宁省的农村里，还有属于农业部门领导的畜牧兽医工作站，它的工作人员虽然没有食品公司那样多，但它的机构也遍及每一个区。
他们只管给猪打针治病，养猪的事情也是不管的。
辽宁省的领导机关如果能把这些力量集中起来，并把这支力量组织成为基层领导生猪生产的一支有力的队伍，这样，在全省广大的农村里，就有一批人经常考虑到如何加强生猪生产的发展？
要养多少猪？
要解决些什么困难？
假若饲料不足，如何更多地利用青饲料来代替粮食？
如何减少猪的病疫以降低猪的死亡率？
如何多留一些母猪？
如何才能更多地供应仔猪？
没有这些具体的艰苦的工作，光靠号召和指示是不可能有力地推动生猪生产的发展的，我以为这就是改变辽宁省生猪生产状况的重要关键。
如果有人问究竟在什么时候沈阳猪肉供应能够日趋正常？
我的回答是：
只有切切实实地加强了在全省范围内的生猪生产的领导，猪肉供应的情况才能有把握地逐步改善。
否则，情况虽然会逐渐好一些，但好得很慢，即使好一些，它也是不巩固的。
人民显然非常不欢喜这样的情况，我们必须努力从根本上加以改变。

北京市全面加强物价管理
北京市去年下半年以后，市场上很多商品供不应求，价格也有上涨。
除猪肉、呢绒等商品在全国统一调整价格以外，有许多商品由于主管部门对市场物价管理不够，价格曾经一度发生混乱现象。
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发现这些情况后，在今年01月采取措施，加强了对市场物价的管理。
首先，对自由市场的物价进行管理。
在各区建立固定的自由市场，对价格幅度大大超过刺激生产限度的某些商品，加以管理。
其次，加强对公私合营商店的物价管理，使公私合营商店一般商品价格，都跟国营商业公司牌价拉平，并且规定零售部门一般的不应该从外埠或本市零售部门进货。
连家小铺和小商小贩经营的主要商品，也必须服从国营商业公司的牌价；
经过加工整理而零星出售的次要商品，可以稍高于牌价。
第3，对工业、手工业和国营商业的物价，决定凡能平衡工商双方利润的或因费用、工资福利增加而加大成本的，应该设法节约开支，降低成本，一律不准涨价。
确实赔钱的商品，按照商品的主次分别处理，对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日用必需品，要力求稳定价格。
凡调高价格的（包括新产品新订价），必须一律经过市人民委员会批准。
此外，还加强废品市场的管理。
采取以上措施后，市场物价方面某些混乱的现象基本上克服了。
但是，目前物价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有些商品价格，还有上涨或变相上涨的现象。
有些商品，价钱虽然没有上涨，但是质量降低了。
对这种变相涨价的商品，政府决定提高质量，或降低价格。
例如面粉，目前面粉质量较次，这主要是由于去年小麦受灾，很多都发了芽。
但是在加工当中，好麦子掺兑发芽小麦过多，也影响了面粉的质量。
现在已决定把质量太次的面粉，降价出售。
又如，煤球质量降低，不耐烧。
主要是因为门头沟煤末供应不足，掺兑一部分阳泉煤末。
为了提高煤球质量，已决定少掺阳泉煤末，手摇煤球和机器煤球每百斤各降低五分钱，蜂窝煤按不同的规格，每百块降低二角到三角。
饮食业有不少的店铺存在着烧饼、油饼分量不足和提高价钱的现象，特别是一部分自负盈亏的小户，更为严重。
目前各区正对饮食业进行普遍检查。
手工业产品和废品（作原料用）价格已进行了管理和压回，基本上趋于稳定。
此外，北京市还正在进一步加强对自由市场的管理，禁止高抬物价的不法行为。
　·王敬·

发动一切社会力量大量增产油料
充分利用闲地种植油料作物
农业、林业等七个部联合发出通知
本报讯
农业部、林业部、粮食部、交通部、水利部、教育部、食品工业部，于5月06日发出的联合通知中指出：
为了缓和目前食用植物油脂与工业用油的紧张局势，各地必须从多方面想办法，增加油料作物的生产。
充分发动群众利用住宅前后、山坡、荒地、公路、铁路、河堤两旁的隙地，因地制宜地种植各种草本、木本油料作物，是增加油料生产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利用公路、铁路、河堤两岸的国有土地种植油料作物的时候，应在保护河堤与路基巩固和行车安全的原则下，由各有关部门指导和发动附近的农业社和群众种植。
至于农业社或群众在公有的荒地、田边、村旁等土地上种植的油料作物，可归他们“自种、自育、自收”。
通知中说：
油料作物的种子、苗木的供应，一般应由农业社自行解决。
凡真正缺乏种子、苗木的，可持当地政府介绍信，就地与粮食部门（包括油脂公司）、林业部门接洽，作价供应。
成片造林者如种苗有困难，可用贷种贷苗的办法，按成本作价，分期扣还。
为了鼓励广大农民增产油料的积极性，各级收购单位，应当积极改进收购方式，增设收购点，给农民以出售油料的极大方便，保证收购。
同时，还应认真贯彻合理的价格政策。
通知要求各级有关领导部门，抓紧季节迅速发动农业社、学校、机关、团体、工厂、部队等社会力量，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土地，开展种植油料作物活动。
同时，要求各级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共同作好种子、苗木供应、技术指导、收购等工作，使油料生产进一步地发展。

吃对虾的季节来到了
对虾上市了。
在北京，对虾上市量每天平均达到三万斤。
今年气候不够正常，产量减少，出口数量也较多（以主要产区山东来说，截至今年04月底出口将近一千吨，约为产量的一半弱）因此价格较去年同时期高了一些。
山东、河北、天津、辽宁沿海，每年春、秋季均可捕获大量对虾。
春季的东海沿出现虾群最早，石岛附近3月中、下旬即开始虾汛，威海、烟台、龙口、莱州湾均是著名的产地，每年捕获期到6月前后才结束。
河北、天津、辽宁有歧口、塘沽、洋河口、复县、庄河等产区。
汛期由南向北，依次推迟，各地秋季汛期又呈逆向变化，秋后，对虾游至黄海中部越冬。
对虾是我国的特产，而且仅产于我国北部沿海地区，它年产量可达八、九千吨，水产公司的渔轮最高一网可捕对虾二万四千斤。
对虾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出口鲜对虾一吨，可换回钢材六吨，比出口蛋品价值要高出一倍。
·胡歌·

草本油料和木本油料
草本油料包括：
花生、油菜、芝麻、大豆、胡麻、向日葵、蓖麻和苏子等。
向日葵、蓖麻、苏子都适宜在住宅前后、山坡、荒地、路旁种植。
在一般情况下，每株向日葵可收籽2—4市两，每株蓖麻能收籽4—8市两。
在南方一些地区种植的多年生蓖麻，每株有结籽四、五斤的。
木本油料包括：
油茶、油桐、乌桕、漆树、核桃、油棕等。
油茶、油桐适宜在荒山上栽种；
路旁、河旁都适合栽种乌桕。
油茶在结果旺期每株可产油茶籽6—10斤，乌桕结种旺期每株产种15斤左右。
油茶、油桐、乌桕、漆树只能在南方种植，油棕是亚热带作物，核桃则是南北皆宜。

走出办公室　站到柜台旁
北京上海武汉太原不少领导人员当营业员
本报综合报道　这几天，北京、上海、武汉、太原有不少公司经理走出办公室到基层单位去参加各种体力劳动。
09日，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崔月犁、财贸部部长刘莱夫等在百货公司做了一天售货员。
07日，上海市百货、纺织品、钟表眼镜、综合贸易公司六位正副经理，分别到批发部、商店、仓库去当营业员和保管员。
上海市综合贸易公司经理范秉彝到甘泉新村商店去当营业员；
钟表眼镜公司副经理汤传尧到公私合营上海眼镜玻璃厂去当拌料工人。
还有几位经理到木材公司经营处、服装工场去做过磅、发筹等工作。
国营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经理宗鳌春，6日在商店的金笔柜当了半天营业员。
大清早，他提前三刻钟来到柜台，揩抹橱窗，整理商品以后，在胸前别上第5698号营业员证，开始接待顾客。
在当班的六小时中，他做了三十五笔交易，没有发生差错。
武汉市第一商业局副局长兼市百货公司经理江洪其，副经理张志鹏、范文远、朱鸣皋、陈其章6日到武汉市百货公司中心门市部做售货员。
太原市管理财经贸易工作的领导干部7日在太原市百货公司当了整整一下午的售货员，直到晚上八时以后才离开。

领导人员和群众一起参加体力劳动
倾听工人农民对各方面的意见，以身作则密切联系群众
本报综合报道　北京、山西、云南、湖北等省市许多党政负责同志同工人一起从事体力劳动。
北京
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委员会许多负责同志昨天都参加了体力劳动。
市委第1书记彭真到猪市大街去修马路；
市委第2书记刘仁同志大病初愈，也去修马路。
彭真同志一到筑路工地，就脱掉外衣动手运输石块，他像青年人一样地装车快、推得快、卸得快。
彭真对人们说，我对体力劳动还很熟悉，从小干过十多年的庄稼活。
在延安的时候，很多中央负责同志和干部都下地劳动，现在应该继续发扬这种好的传统。
彭真在劳动的时候，发现堆石块的地方比较远，马上和工长、工人研究改进办法。
他对块石工段工长王世恭说：
“这只是一个合理化建议，你们研究研究吧！”
张友渔副市长和市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局长们在邮电大楼工地紧张地整理场地。
市委工业部的同志到国棉二厂的车间作了粗杂工作。
市委地方工业部副部长宋汝棼在清河制呢厂的准备车间和工人一起拣除了羊毛里的杂质。
山西
山西省和太原市几十个党和政府的负责干部7日下午同工人一道劳动了四小时。
在工人文化宫工地上可以看到中共山西省委第1书记陶鲁笳和书记池必卿正在给一间将要落成的房子填土打夯。
休息时，省委书记们接到了工地上一位名叫张延吉的职员的来信，申述他对所在的建筑公司的工资改革的意见，陶鲁笳立刻和他谈了话，鼓励他继续帮助建筑公司的领导干部克服官僚主义，还答应他将研究和处理他所提出来的意见。
云南
中共云南省委第1书记谢富治、书记于一川、马继孔和省委各部、委的负责干部们，在昆明市的翠湖公园参加了疏挖翠湖的义务劳动。
在书记们的带动下，许多干部、高等院校的院长、教授和在昆明的作家们，也都加入这支劳动大军。
湖北
中共湖北省委第1书记王任重和书记处书记张平化、赵辛初8日下午率领省委各部部长等八十多名干部，到武汉重型机床厂工地和建筑工人一起参加挑土等体力劳动。
他们在劳动中劲头很大，个个满脸是汗。
六十二岁的湖北省副省长、省委文教部长孟夫唐，在离地面几十公尺高的厂房上为砌砖工人传送砖头，累得汗流夹背。
工人们多次要他休息，他都执意不肯，并对工人们说：
你们能参加我国第1个重型机床厂的建设，是非常光荣的，我们来做这点工作算不了什么。
领导干部们并利用这次体力劳动机会，和工人们广泛进行了接触。
本报综合报道　山东、河南、黑龙江、吉林、贵州等省党政负责同志去当地附近农业社帮助农民劳动生产。
他们和农民打成一片，深入了解了农业社的情况，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山东
05日上午，中共山东省委第1书记舒同、书记处书记谭启龙等，带领三十多名干部，到济南市郊区十里乡红星农业社参加体力劳动。
两小时内，他们共锄了十亩山坡麦田。
休息时，省委的书记们向社干部了解了社里的情况，并要求这个社经常分一些活给省委机关的干部去做。
社干部、社员们对省委负责同志带领干部帮助他们干活，很满意。
一个社干部说，去年社干部一点田间劳动也不参加。
今年规定社干部每月只参加三天劳动，看来规定的时间太少了，准备研究改进。
河南
中共河南省委员会第1书记潘复生，省委书记、省长吴芝圃，书记史向生，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司令员毕占云和省级党、政、军等四十多名负责干部，到郑州市郊燕庄乡金星农业生产合作社，同社员一起参加了体力劳动。
休息时，潘复生同志和社员们拉起家常，社员们讲了许多知心话，对社干部不民主、社内经济不公开等提了不少意见。
省委计划从现在起直到麦收，每天要有四十多个省级机关干部，到这个社同社员一起劳动。
黑龙江
中共黑龙江省委第1书记欧阳钦等利用5日星期日例假，在齐齐哈尔市郊区光荣蔬菜生产合作社参加体力劳动，并且调查研究合作社的内部矛盾问题。
他们和社干部、社员一面劳动，一面交谈。
欧阳钦同志还帮助社干部总结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好处，鼓励社干部更密切地联系社员群众。
并指示这个社要大力发展生产，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搞好分配工作等，来调整社内各个方面的矛盾。
吉林
08日清晨，中共吉林省委第1书记吴德、省长栗又文、吉林军区副司令员舒行等十八人到长春市郊兴隆山工农友谊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民一道点种高粱和玉米。
中共吉林省委各部正副部长组成两个组，到市郊四季青、长青两个蔬菜合作社下地刨菜池子、搂杂草、栽苗。
中共长春市委书记、部长和长春市市长等十二人，也在今天到郊区金星蔬菜生产合作社参加生产。
他们在参加生产的同时，和社主任、生产队长、社员亲切交谈，了解农业合作社的情况和问题。
工农友谊社的社主任王秉文告诉吴德同志，他们社去年种玉米推广了“一埯双棵抓把粪”的先进经验，效果不很好，有的地减产，只有三分之一的地增产。
吴德同志问他自己参加生产没有，有什么困难。
他说，今年已经参加生产了，一年干五十个劳动日没有问题。
四季青蔬菜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还向参加劳动的干部提出一些意见。
有的社员提出城市有的工人回家，装模作样，说工人生活怎么好，农村怎么坏。
希望领导上加强教育。
有的人提出城市自由市场开放以后，过去是小商贩的社员去做买卖，不安心干活，希望对他们也管一管。
参加这次劳动的同志并计划今后抽出一定时间，各人固定到一个社或一个工厂去，参加体力劳动。
贵州
中共贵州省委第1书记周林，书记处书记苗春亭、常颂，贵阳市委第1书记伍嘉谟和省、市委各部、处领导人员，同两百多名干部一道，于8日上午到贵阳市郊区南岳社和社员一块参加了劳动生产。
省委书记等还到社主任王生荣家里去了解社里的生产情况。
省委书记苗春亭表示，这只是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开始，一定要坚持下去，形成制度。
新疆
08日，新疆自治区党委第1书记王恩茂和自治区赛福鼎主席、艾斯海提副主席，同参加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的各地（州）委、市委等各族领导干部一百八十多人，一齐来到乌鲁木齐市郊各农业社里，和各族农民一起进行了整日的田间劳动。
第1书记王恩茂同志，一边和七道湾农业社的社员谈笑，一边挥舞着长柄锄在麦田锄草，他锄得特别细致，连那些躲在麦丛里的很小的茴茴草，也逃不过他的眼睛。
王恩茂同志告诉他身旁的乡支书尹克勤说：
“到夏收的时候，我们再来帮助你们割麦。”
（附图片）
昨天，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的局处长以上的干部四十余人到北京市邮电大楼工地作义务劳动。
这是张友渔副市长在作清理木料工作。
本报记者吕相友　纳一摄
05月09日，中共北京市委第1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中）在猪市大街同筑路工人一起劳动。
　新华社记者　顾德华摄

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发表公报
要求立即停止热核武器试验
理事会号召加紧筹备下月举行的科伦坡会议
新华社布拉格9日电
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在5月06日发表公报，号召各国人民和舆论争取立刻停止试验热核武器。
公报说，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柏林会议在4月02日通过了要求停止试验核武器的宣言，这个宣言已经在各国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像十八名德国原子科学家和罗素、施维泽尔、约里奥—居里这样一些有很高声誉的人以及一些最著名的宗教界人士，都发表了声明，强调指出原子威胁，并且预先警告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
公报说，社会舆论的任务是支持各国政府提出停止试验核武器的建议或者在这方面的努力，对那些摇摆不定或拒绝走这条道路的国家的政府施以压力，以争取立刻停止试验热核武器。
新华社9日讯
赫尔辛基消息：
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联络和筹备委员会8日发表公报，号召各国和平运动在最近几个星期中特别加紧努力，以保证尽可能卓有成效地进行理事会科伦坡会议。
公报说，将在6月10日到16日在科伦坡举行的会议是理事会第1次在亚洲举行的会议，这证明和平力量的团结一致，证明和平力量在全世界五大洲的影响日益增长。
公报指出，各国人民力求摆脱冷战的危险和原子战争的威胁，公众希望在谈判道路上取得新的进展，他们渴望能够为了保卫各国人民的利益和独立而达成公平和可以接受的决议。
这一切问题都将在科伦坡会议上展开广泛和自由的讨论。
公报最后说，会议议程将由世界和平理事会自己在科伦坡决定。

加强德苏友好　加强工农国家
民主德国庆祝解放日
据新华社柏林9日电
05月08日是苏联军队把德国东部地区从希特勒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十二周年纪念日。
柏林的大街小巷到处挂起了德国的黑红黄三色国旗和苏联国旗。
报纸都以第1版的首要地位刊载了民主德国国家领导人皮克、狄克曼、格罗提渥、乌布利希、柯伦斯联名拍给苏联部长会议的贺电。
上午九时，人民议院主席狄克曼，民主德国第1副总理、统一社会党第1书记乌布利希，副总理努舍克等以及柏林市各界代表和各国外交使节聚集在特莱普托夫公园向苏军烈士墓献花圈。
柏林市区各国营企业都在解放日前夕举行了庆祝会。
统一社会党大柏林市委员会第1书记基费特在“斯大林电气装备制造厂”的庆祝会上说：
“德国人民的解放日——5月08日是民主德国全体居民表明他们拥护同苏联的亲密友谊、加强我们工农国家和反对波恩军国主义者进行原子战争准备的坚强意志的日子。”
民主德国其他城市劳动人民在8日也纷纷到当地苏军烈士墓献花。
来比锡的“列宁纪念馆”在解放日前夕开幕，当地劳动人民在纪念馆前的广场上举行了盛大庆祝会。

劳动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
匈牙利经济将近完全恢复
许多轻工业产品超过事件前产量
新华社7日讯
据塔斯社布达佩斯6日讯：
匈牙利“人民自由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说，匈牙利经济到现在差不多完全恢复了。
现在整个工业的产量比一年前仅仅低10％，轻工业的许多产品已经超过10月事件前的水平。
报纸特别指出，矿工走在增产运动的前列，他们在“五一”节前夕采煤八万五千吨，即比去年09月份平均日产量多六千吨。
由于生产日益发展，商品品种也扩大了，批发和零售商业网的商品储存量增多了，商品流转量大大增加了。
这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报指出，这些成就是党进行顽强斗争的结果，党把广大劳动群众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了。
文章指出，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对克服经济困难起有很大作用。
为了使经济生活进一步正常化，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8日电
匈牙利农业部长德盖伊说，在今年第1季度，匈牙利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了很大发展。
到3月底，全国已经有二千五百五十六个生产合作社，共拥有土地八十七万二千二百霍尔德。
除老社外，重建和新建的合作社有九百三十九个。
所有这些合作社拥有农户九万四千七百五十户，社员十一万九千八百零六人。
德盖伊是6日在国民议会农业委员会会议上说这些话的。
他还谈到今年匈牙利农民比往年更快和更好地完成了春季播种工作。
今年春天苜蓿和三叶草等饲料作物的播种面积达三十五万到四十万霍尔德，春大麦、燕麦播种面积比去年也有增加。

匈牙利得布勒森等地
举行中国电影节
新华社布达佩斯9日电
匈牙利东部得布勒森城从5月07日到11日举行中国电影节。
在电影节期间放映的有“白毛女”、“虎穴追踪”、“山间铃响马帮来”、“渡江侦察记”等影片。
在这个城市的一个大电影院里，同时举行中国电影艺术展览。
不久以前，绍耳果托里安城也举行了中国电影节。

团结就是力量
蓝海
05月01日这一天，是个不平常的日子。
平时阔步在日本各城市街头的美国兵，这天连个影子也看不到了。
他们缩回到基地里面，奉命不许出来。
这一天，在日本全国七百九十八个城市里，共有三百八十万劳动人民高举旗帜和标语牌，举行大示威游行，歌声响彻云霄。
在东京，午前九点四十五分，在红旗似海、欢声雷动的神宫外苑上空，国营铁道工会租来的两架飞机，带着写有“反对无理处分！
五一节万岁！”
的旗帜盘旋飞行。
从飞机上撒下来的传单，有如五彩缤纷的落花，乘着南风，翩翩飞舞而下。
这些传单呼吁：
加强团结，反对日本当局处分工会干部，反对大量裁减铁道工人和公务人员。
在今年的春季斗争中，三百万工人团结起来的伟大力量，曾使垄断资本家们胆战心惊。
特别是以煤矿工人工会和国营铁道工会为中心而展开的3月10日、11日的第3次波浪式斗争，曾使铁路、电报、电话陷于瘫痪状态。
日本政府想大批处分国营铁道工会的干部，拔除工会的骨干。
今天，日本劳动人民面临着这样紧迫的斗争任务，迎接着这个战斗的节日。
在主席台上，挂着一幅大画，上面画着两只劳动者的紧紧相握的手。
这象征着一切劳动人民的大团结。
在主席台上，还挂着写有三条中心口号的大标语：
“今年一定要以工人的团结力量，实现大幅度增薪，缩短工作时间，建立最低工资制！”
“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废除临时工制度，反对修改劳动法，争取劳动的基本权利！”
“废除不平等条约，禁止原子弹氢弹，裁减军备，保卫世界和平！”
从早晨八点钟起，各工会的文工团接连不断地在主席台上吹奏着、高唱着五一节歌、国际歌和进行曲。
那愉快的调子，从扩音器传送出去，飘荡在很远的四面八方。
通向会场的每一条小道上，都有举着红艳艳的工会旗帜的工人队伍，从绿树丛穿行出来，不断地涌进主席台前面，把广场装点得一片通红。
经过去年的砂川町基地大斗争、今年以来的反对在圣诞岛试验氢弹的斗争以及春季斗争，各个工会都更增强了斗争信心。
队伍中，有许多要求禁止试验氢弹的大标语牌。
印刷工人抬着将派往圣诞岛的抗议船的模型，船身上写着：
“不容死灰重见”。
还有人抬着一个一吨重的炸弹模型。
各个队伍里面，都可以看到写着“恢复日中邦交”、“不许妨碍日中贸易”的大幅标语。
东京都职员工会南部支部抬着小型“神舆”（本来是祭神时抬着游行的），在上面写有“恢复日中邦交”的标语，嗨哟！
嗨哟地进入了会场。
国营铁道工会队伍，以火车头的模型为前导，每个人的头上都缠着写有“反对无理处分”的头巾。
他们入会场时，周围的人们都鼓掌欢呼。
汽车工会、化学工业工会和中小企业工会的队伍，也都抬着“反对无理处分”的标语牌。
造船工人的队伍中，有几个工人化装成“拾破烂的”。
他们背着大的废纸篓，把“日美安全条约”、“日美行政协定”当作废纸扔在里面。
东京大学文学部的职员工会的标语牌上写着：
“不能让诺曼白死！”
这表示了他们对美国麦卡锡主义的愤怒。
国营铁道工会大井分会捧着岸首相的白木骨灰箱，上面写着大字：
“反对岸首相赴美！”
工人们对岸内阁的屈从美国政策，表现了极大的不满和憎恨。
这些政治口号，同“付给生产期间女工工资！”
“取消临时工制度！”
“保卫劳动基本权利！”
“实行最低工资制！”
等等经济要求的口号，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举着“给劳动妇女办托儿所！”
“取消男女工资的差别！”
等标语牌的女工队伍，今年人数也大大增多了。
上午十点钟，宣布庆祝第28届五一节中央大会开始。
大会推选出总评议长及各大工会的代表七人组成主席团后，就开始了来宾致辞。
日本社会党委员长铃木茂三郎向大会保证，社会党将以下列的五项作为社会党当前的斗争重点：
恢复日中邦交、废除或修改日美不平等条约、禁止试验原子弹氢弹、确保实行最低工资制、加强社会党的力量。
日本共产党第1书记野坂参三呼吁说：
如果我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能保持像今天五一节所显示的工人的大团结，那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旧金山和约体制而取得日本独立的胜利。
大会通过了三项决议和两项紧急动议。
三项决议的内容就是要为实行大会主席台上悬挂的三条中心口号而斗争。
紧急动议之一是：
抗议政府用“春季斗争的负责人”的借口逮捕佐贺县教职员工会的干部并号召粉碎政府将加给官公厅工会协议会的无理处分。
另一项是要求李承晚释放扣留的数百名日本渔船的船员。
接着，大会在雷动的掌声中通过了五一节大会宣言。
宣言写道：
“日本的资本家和保守势力，现在依靠‘经济繁荣’为背景，努力稳定自己的阵营。
他们竭力制造一切借口维持低工资的政策。”
宣言还揭露了反动势力重新武装和修改宪法的企图。
同时指出了目前有继续进行原子弹氢弹竞争的危险。
大会在宣言中向美、英、苏三国和全世界劳动人民以及世界舆论，发出了禁止原子弹氢弹的强烈呼吁。
为了保卫生活权利、自由与和平，大会号召“不分大小，所有工会都像今天一样地团结起来”。
十一时，大会闭幕，五十万劳动人民分五路开始示威游行。
以东京都职员工会、教职员工会和国营铁道工会为主力的中部路线的队伍，浩浩荡荡，游行时间延续七个小时。
示威队伍经过自由民主党本部、国会议事堂和防卫厅门前，以蛇形队形前进，高呼口号：
“反对重新武装！”
、“不要大炮要住宅！”
“反对无理处分！”
教师们的队伍为抗议当局镇压佐贺县教师的暴行，也以蛇形队形通过文部省的门前。
各路示威队伍通过市中心繁华街道时，一切车辆停止行驶，威武的蛇形队伍英勇行进。
傍晚，秩序井然的各路队伍游行完毕。
这一天，东京都内出动警察一万三千人，但是他们对工人队伍连一个手指头也没敢动。
（附图片）
上图：
在今年五一节时，日本工人以蛇形队伍通过东京市区。

庆祝解放十二周年
布拉格举行盛大阅兵
新华社布拉格9日电
为庆祝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二周年，布拉格在5月09日举行了盛大的阅兵。
阅兵的仪式在勒提尼广场举行。
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长洛姆斯基上将首先检阅了陆军、内务部和民兵的队伍。
他接着对接受检阅的部队和聚集在广场上的数以千计的群众发表了演说。
随后，阅兵的分列式开始。
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了检阅台，接受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他们当中有萨波托斯基、西罗基、诺沃提尼等。
走在前面的是各军事学院的学员，接着是步兵、边防军、民兵及其他兵种的队伍。
喷气式轰炸机和歼击机组成的编队以高速度飞过广场上空，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

澳工党将派代表团访华
新华社9日讯
堪培拉消息：
澳大利亚工党领袖伊瓦特8日宣布，澳大利亚工党已经接受中国方面的邀请，将派出一个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工党党团四人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访问。
据宣布，代表团的行程预定是在6月，历时大约四个星期。
代表团人选将于5月15日开会决定。
伊瓦特说，由于他要到伦敦去出席英联邦工党会议，因此不能参加代表团。
伊瓦特说，澳大利亚工党的政策一贯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支持它进入联合国。
他说：
“我绝对相信，从贸易和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的观点看来，长期不能作到这点是非常不好的。”

美国囊括台湾阴谋毕露
导弹先头部队开到　酝酿结束蒋帮统治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
霸占中国领土台湾的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司令英格索尔8日在台北宣布，美国“斗牛士式”导弹部队的先头部队已经开到台湾，其中包括人员和导弹。
英格索尔8日又在记者招待会上重弹了导弹的所谓“威慑作用”的老调。
英格索尔说，这支导弹部队将成为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的一部分，由美国空军驻台湾特遣队司令弗雷德·迪恩指挥。
据华盛顿消息：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8日任命奥斯汀·道伊尔海军中将继英格索尔为所谓“协防台湾司令部”的司令官。
道伊尔以前是海军部的空军训练负责人。
英格索尔将调任美国罗德岛州新港的海军军事学校校长。
据新德里消息：
　“印度斯坦时报”9日发表的一则华盛顿消息说，当美国在台湾建立带原子弹头的导弹发射站的消息传出的时候，美国正在幕后进行阴谋活动，企图通过联合国将台湾交由美国托管。
消息又说，美国最有钱的大商业公司的一个所谓“公民外交委员会”的集团正在推进这种“等于美国吞并台湾”的阴谋。
消息说，几天前在巴尔的摩举行的一次宴会上，美国前海军情报首脑埃利斯·萨查里阿斯海军上将，上次大战中麦克阿瑟的谍报首脑查尔斯·威洛贝将军和富翁詹姆斯·克隆威尔都竭力鼓吹“联合国托管”台湾的主张。
消息说，“这将宣布蒋介石在那里的势力的结束，而使台湾成为第2个冲绳岛。”
而据“纽约每日新闻报”华盛顿办事处主任约翰·奥当纳报道，美国国防部“早就秘密讨论过”一个关于由美国直接控制台湾的计划，这个计划规定“美国要求停止蒋介石对台湾的统治”，而把台湾“置于联合国的托管之下，并且把管理权交给美国”。
奥当纳在谈到这个计划的目的时说，这个计划“将要使台湾变成像冲绳一样的另一个美国远东基地”。
纽约“每日新闻”8日把台湾说成是“美国的远东太平洋防线上的要塞”。
它说，美国把装备导弹的一个空军中队派去台湾，就是在“保护”这个“要塞”。
据英国“每日快报”驻华盛顿记者报道，在美国在台湾建立异弹发射站的同时，美国出现了一种论调，主张要求联合国让美国托管台湾。
这个记者说，如果实行这种托管，蒋介石的统治就要完结，而台湾将成为“第2个冲绳”。

苏联工人一年干两年的活
“友谊铁路”明年修至新疆
新华社莫斯科9日电
据苏联“真理报”8日报道，苏联修筑“友谊铁路”的工人们在劳动竞赛中决定，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明两年的铺轨任务。
今年的任务将在7月01日前完成。
到明年年底，从苏联阿克斗卡站到中国新疆边境的全长三百一十二公里的铁轨将可以全部铺好，并且通车。
苏联工人们热情地希望早日和中国筑路工人会师。
这些筑路工人是为了迎接10月革命四十周年而展开这种劳动竞赛的。
目前铁路线正在向东延伸，工地已经推进到人烟稀少、最难施工的荒漠地带。
居住区已经建成了。
下一步的施工将在戎加尔狭谷地带进行。

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讨论赫鲁晓夫报告
本报莫斯科8日电
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今天在克里姆林宫继续举行联席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同志关于进一步改进管理工业和建设的组织工作的报告。
上午会议从十点开到下午二点，下午会议从四点开到六点，代表们踊跃地发言。
在上午会议上，有十位代表发言。
第1个发言的是苏共列宁格勒州委第1书记科兹洛夫。
他谈了列宁格勒经济区的组织原则，这个经济区将包括列宁格勒、普斯科夫、诺夫戈罗德三个州。
他不同意设置共和国的专业部，认为既有国民经济委员会，又有共和国专业部，机构重叠。
他说，为了取得改革的好结果，应当巩固国民经济委员会，把没有地方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优秀积极分子派到那里去。
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卡罗特钦科说：
乌克兰原想保留钢铁、采煤工业、采煤工业企业建设、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企业建筑等工业部，但这些部的负责人和州委书记都坚决反对保留它们，我们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他反对在共和国设置木材、造纸和木材加工工业部。
莫斯科州代表卡尔达诺夫，哈萨克斯坦代表库纳也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代表基里列诺夫都支持列宁格勒和乌克兰同志的见解。
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卡马洛夫赞成保留航空、造船、无线电、化学、中型机器制造、建筑机器与筑路机器制造等工业部和国防工业部与普通机器制造部，电站部与电站建设部的合并。
他提议把一部分科学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迁移到乌兹别克斯坦去，由国民经济委员会领导。
阿塞拜疆代表穆斯塔德也夫认为，阿塞拜疆的石油工业部应该保留，需把所有石油企业交给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
在下午会议上有六位代表发言。
格鲁吉亚代表查瓦喜什维里提议在地方设置地质局，它受共和国部长会议和苏联地质和矿藏保护部领导。
著名高速切削工人贝科夫批评母机制造和工具工业部把精简的干部藏在不需要他们的工厂里，有一个工厂只有三个空额，而部里派去了二十二名技术人员。
交通部长别什切夫提议，把煤、石油、钢铁等的铁路运输归中央管理，把食物、建筑材料等的铁路运输归经济区管理，以便能就地计划。
他认为，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建立，将帮助精简铁路管理机构和克服官僚主义。

防止衰老　恢复青春
阿斯兰教授介绍罗马尼亚防老工作经验
本报讯
关于罗马尼亚医学界进行防老研究的消息发表后，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
最近，“健康报”记者访问了曾经参观过罗马尼亚内泌素研究所的中国卫生工作者代表团团员、医学家魏一斋同志，谈到了这个研究所进行防老工作的情况。
据在这个研究所中具体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的阿斯兰教授向参观者谈：
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只是用甲状腺或肾上腺的荷尔蒙，后来改用甲状腺或肾上腺的提出液。
此外，也用过抗上皮硬化的维生素甲，各种酶类及多种维生素乙等做过试验，但效果并不理想。
后来，利用奴佛卡因封闭疗法给一位患风湿性关节炎的老人治疗时，除了看到关节炎症状消失外，也奇异地发现了老人的衰老现象有了恢复，这引起她的注意，于是她除了用维生素甲、维生素乙等外，也专用维生素H3（研究所自制的PH4—5的2％的奴佛卡因，可保存半年，他们管它叫“维生素H3”）一组做对照性动物试验和临床试用。
从效果看，以维生素H3为最好。
阿斯兰教授说：
把维生素H3注射到体内后，它分解为两种对位氨基安息香酸类的物质，这两种物质中的一种有抗血管硬化作用（据说已为德国学者证明），另一种在生物体内起催化剂作用，所以对中枢神经系统的营养方面有良好的反应。
但试验证明如果单单注射对位氨基安息香酸时，则不起作用。
据阿斯兰教授说：
用药后的老人，出现精神饱满，眼目闪闪有光，颜面红润丰满，皮肤弹力性增加，记忆力好转等近乎壮年的一般状态。
阿斯兰教授举了一个以往治疗过的例子：
当地某冶金工厂有一位七十七岁的老人，治疗前患着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两腿不能走路，失去了劳动能力，也有一般的衰老象征。
经过四年多的治疗，这位老人除了关节炎症状消失外，并恢复了劳动能力，重新回到冶金工厂，和壮年一样，每天做八小时工作。
阿斯兰教授又说，他们在克鲁采城中的一个工厂里给凡是五十岁以上的工人都注射维生素H3，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这个研究所采用的注射方法有的是隔01日一次，有的隔02日一次，按着具体情况，由医生来决定。
开始注射先在皮下注射一毫升，过二小时后无反应时，再往肌肉注射二毫升。
一般每次都是肌肉注射五毫升，注射一周，休息一周。
有的曾持续治疗五年，并未出现过敏反应。
阿斯兰教授强调说：
他们只有对两类老人用此药，一种是有胃下垂、风湿性关节炎、哮喘等慢性病的；
另一种是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并有衰老征象和各种机能减退等症状的。
阿斯兰教授介绍完了以后，还请来了几位老人和参观者相见。
第1位是像貌如七十多岁、手里拿着三公斤重铁手杖的老人。
这位老人向他们说，这个手杖并不是用它帮助他走路的，而是绕圈玩的，因为他很喜欢这种运动。
原来这位老人已有一百一十岁了，但他的精神饱满，颜面红润有光，说话声音宏亮。
这位老人自己介绍说，他经过五年治疗，记忆力变得很好，四肢关节也很灵活。
他还在他们面前做了一、二种简单的肢体活动。
第2位老人九十七岁，但看起来不过是六十多岁的样子。
这位老人向他们介绍了治疗前后情况，他说他是中学教员，很早头发就全掉光了，经过五年的治疗，头发完全长出来了，并且还有很多黑头发。
他并且说，他还想结婚。
据魏一斋同志说，和他握手告别时，他的握力相当大，而感觉不出有老年性肌肉萎缩现象，皮肤也很紧张。
第3位是一位老太太，进门以后她就让客人们猜她的年龄。
从她的面貌看来，也不过是六十多岁，但实际上她已八十二岁了。
她以往是白发苍苍，又有严重的关节炎和心绞痛，但经过六年的治疗，大部分头发已经变成黑的了，心绞痛发作已经停止，关节炎消失了。
这位老太太用脚尖跳了几下，表示她的活动能力很好。
她说，她每天可以讲两小时课，并能做很多针线活。
魏一斋同志说：
该所住院病人的生活环境优美，饮食富有营养，并有着每天定时的体育活动、休息、劳动等有规律的生活制度，这些也是防老的重要因素。
他认为不能单独强调奴佛卡因的防老的作用，应当把它看作是防老的综合措施之一。
据悉：
阿斯兰教授已接受我国卫生部的邀请，将在今年10月中旬来中国讲学。
（附图片）
治疗前
治疗后

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
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是阿尔巴尼亚最高的国家政权机关，它成立于1946年01月11日，当时称为制宪会议，后来根据1946年03月通过的宪法才改称为人民议会。
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是由公民按选区每二万居民选出代表一人而产生的。
解放后，人民议会共举行过三次选举，最近一次选举是在1954年05月30日举行的。
人民议会是一院制，每届任期四年，每年召开例会两次。
人民议会在每届会议开始时，选出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各一人，人民议会的常设机构是人民议会主席团。
本届人民议会是第3届，共有议员一百三十四名。
现任的人民议会主席是里塔·马尔科，副主席是费切列特·谢胡，秘书是萨利·姆波里亚。
从1955年起，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曾先后邀请了苏联、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我国的议会代表团去阿尔巴尼亚访问，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也组织了代表团到苏联、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了访问。
（白）

一百年前印度人民起义的历史意义
彭树智
今天是1857年印度人民反英起义的一百周年。
1857年05月10日，开始了印度人民的反英大起义。
印度人民在这次起义中，充分表现了反抗殖民者的英勇精神。
这次起义，无论在印度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史上，无论在亚洲各国争取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印度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运动迅速增长。
到了1857年，在印度各个角落都可以感到对于殖民者的仇恨情绪。
秘密组织紧张地在各地进行工作。
1857年初，在较有组织和手执武器的印籍士兵中，已经有了好多次的发动。
1857年05月10日，在米勒特（德里附近）的印籍士兵中，爆发了反英斗争，紧接着起义军便向印度古都德里挺进。
在德里的印籍士兵、市民和郊区农民的配合下，米勒特的起义军于5月11日进入德里。
不几天就建立起了德里的起义政权。
同年06月印度人民反英起义的行动便迅速地扩展到恒河流域以及其他地区。
英国殖民者在起义的暴风雨面前，吓得手忙脚乱。
他们不得不慌忙地把当时派到中国进行侵略战争的军队中途调回来对付印度的起义者。
在伊朗进行侵略战争的英国殖民者，也匆匆地签订了和约，转过来镇压印度的起义。
此外，他们又从马德拉斯、孟买和旁遮普抽调了优势的兵力，由各方面向起义者进行攻击。
起义的主要中心是德里和勒克瑙。
在德里和勒克瑙的保卫战中，起义者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事迹。
旁遮普是英国殖民者镇压起义的基地之一，他们从这里派出了大批军队来包围德里。
1857年06月开始，德里的起义者进行了三个多月的保卫战之后，在9月间，终以力量过于悬殊，不得不放弃德里。
德里的陷落，给起义者一个很沉重的打击，但和英国殖民者的讨伐军的正面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
勒克瑙成了起义的中心。
英国集中了最精锐的部队来进攻这个英雄的城市，战斗一直继续了半年的时间。
由于勒克瑙封建主的背叛行为，限制了起义军的积极性，压制了民族英雄毛列维·阿赫穆德·沙的指挥才能，使得英军终于在1858年03月间，攻下了这座城市。
但是，勒克瑙的陷落，并不意味着起义的结束。
在中部印度的反英斗争并未平息。
在詹西，民族英雄拉克什米·巴依和唐提亚·都庇进行着顽强的战斗。
这里的斗争一直继续到1858年06月。
拉克什米·巴依在战场上英勇牺牲了。
直到这时为止，英国殖民者只是夺取了大城市，在广大的乡村和交通线上，游击队到处展开进攻。
起义者还有十二万人。
英勇的毛列维·阿赫穆德·沙和唐提亚·都庇领导了游击队，转战在中印度一带。
特别是唐提亚·都庇，他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他在中印度很大地区内，展开了长期的游击战争。
但是，起义的主要弱点是没有把这一运动发展为彻底的反封建斗争。
封建主的叛变是起义终于失败的重要原因。
毛列维·阿赫穆德·沙和唐提亚·都庇先后被封建主出卖而光荣牺牲。
1859年04月唐提亚·都庇拒绝审判，从容就义。
起义结束了。
在印度近代史上，曾经出现许多次英勇抗击殖民侵略者的事件，其中如迭普·苏丹所领导的迈索尔战争，如马拉特人的反英斗争，特别是旁遮普的塞克人，曾经给英国殖民者的侵略行为以坚决的打击。
1855—1856年，居住在孟加拉和比哈尔拉志摩哈山区的桑答尔部族起义，也曾使英国殖民者大为震惊。
然而，从1757 年普拉西战役以后的一百年间，这些斗争都是互相分离的，它们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像1857—1859年起义这样大的规模。
所以历史家把这次事件称作印度人民的“大起义”。
这次起义的目的是要推翻英国殖民统治。
起义的参加者不仅有农民、手工业者、城市居民和士兵，而且也有封建主、地主和商人；
不仅有高级种姓的婆罗门，而且有低级种姓的首陀罗。
印度教徒和回教徒也忘记了往日的嫌隙，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印度的妇女也和男子一样，参加到反对殖民主义的行列中来。
起义严重地打击了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统治，使它的财政和军事力量受到很大损失。
在德里起义后不久，马克思在评论这件事时说过：
“如果印度帝国的传统中心被起义者无可置疑地占领01月之久这件事发生了最有力的酵母作用，完全分解了孟加拉的军队，把军队的起义和逃亡从加尔各答向北扩张到旁遮普地方，向西到拉吉普他那地方，从印度的一头到另一头动摇了不列颠的威权”。
1857—1859年的人民大起义，给英国殖民者留下了可怕的记忆，他们第1次感到了印度人民的力量。
在许多殖民者的著作中都谈到了这一点。
同时，起义也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关于1857—1859年民族大起义中的光荣战役，关于起义的领袖和战士们的英雄事迹，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中谈到1857—1859年的起义时也说：
“……这件事还有着另外深入印度人心的一面情景，尤其是在我自己的省份中，在市镇和农村中这件事还始终在被人记忆着。
英国殖民者惧怕起义的影响，也表现在他们害怕人们写出关于起义的真实历史的事实上。
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关于起义写了许多歪曲而虚伪的历史。
许多起义史都是当时参加镇压起义的军官写成的。
当印度的民族主义者萨瓦尔卡尔在1909年写的“1857年印度的独立战争”一书出版时，立即被英国当局禁止，并把作者逮捕入狱。
当时世界著名作家高尔基曾对此事表示过抗议。
直到1947年这本书才得以和印度人民见面。
这次起义在十九世纪中叶亚洲各国人民运动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十九世纪中叶，由于西方殖民者侵略和剥削的加强，在亚洲各国中掀起了许多次起义。
印度人民的起义，无疑是亚洲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侵略、首先是反对英国殖民侵略的一种共同的反映。
马克思曾经指出了起义的这一特点：
“英印军队的起义是和伟大的亚洲各民族所表现的对于英国威权的普遍仇恨分不开的，孟加拉军队的起义无疑地是与波斯和中国的战争密切相联系的。”
我们知道，亚洲人民走过共同的历史道路，遭受过共同的痛苦。
当鸦片战争中，英国的水兵把炮口朝向中国古老的城堡时，英国的殖民侵略军也正向印度西北的边缘地区进军。
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殖民奴役，亚洲各国人民也经历过共同的长期而艰巨的斗争。
在中国展开蓬蓬勃勃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时，印度也掀起了这次伟大的起义。
由于印度人民起义的爆发，打乱了英国殖民者向亚洲其他国家（首先是中国和伊朗）的侵略计划，从而也支援了这些国家的斗争。
情况是这样的：
英国殖民者当时正想利用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的机会，发动又一次侵略战争。
英国舰队曾向广州的人民进行了疯狂的扫射。
在英国，巴里米尔顿政府解散了不赞成对中国作战的国会，在狂热的沙文主义的情绪下进行了新的选举，拥护英国政府的势力占了上风。
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已经决定了，英国政府向中国派出了侵略军队。
同时，英国殖民者又利用伊朗对阿富汗进行战争的机会，也发动了侵略伊朗的战争。
1857年初，英国侵略军队侵入波斯附近的地区。
殖民者满以为他们的侵略和掠夺计划就要达到目的，但是事情的发展对他们是不利的。
印度人民起义的暴风雨，使殖民者的头脑有些清醒了。
他们懂得：
失掉了印度将会给英帝国带来何等可怕的结果。
于是，狂热的殖民者的扩张计划不得不收起来。
他们赶快调回驻在伊朗和开往中国的军队，来镇压印度的起义。
于是，侵略中国的战争不得不拖延了将近一年，而侵略伊朗的计划则全部破产。
可以说，印度的人民起义给英国扩张领土和发动殖民侵略战争的迷梦以非常有力量的打击。
但是，由于种种条件，亚洲各国人民的反对殖民主义斗争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还不能自觉的联合起来。
这次印度的起义，只是在客观上支援了亚洲其他国家的斗争。
这也反映了亚洲各国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共同规律和必然趋势。
联合起来进行共同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乃是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
印度人民起义的历史经验非常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马克思不仅从此看出亚洲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密切联系，而且也从此看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与殖民地人民反对共同敌人的联系。
1858年01月14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
印度“对英国是有价值的，现在是我们最好的同盟者”。
现在，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
新的亚洲已经诞生了。
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浪潮不仅席卷了亚洲大陆，而且已经深入到非洲和拉丁美洲及一切被压迫民族当中。
反殖民主义斗争已经得到了全世界正直人士的同情和支援。
目前这种新形势不是轻易得来的，它是经过了长期的艰苦斗争过程。
印度人民正是在1857—1859年的大起义以后，经历了无数的斗争，才取得了今天的独立。
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有着同样的心情，中国人民也像热爱自己历史一样去热爱印度人民的英勇斗争史。
1857—1859年印度人民大起义的光荣传统，将永远鼓舞着印度人民以及一切被压迫人民为反对殖民主义、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
（附图片）
印度的起义人民在民族领袖唐提亚·都庇领导下同英国殖民军进行英勇斗争。

印度喀拉拉邦议会通过法案
制止收回租给佃户的土地
新华社新德里9日电
印度喀拉拉邦议会昨天通过一项法案，制止任何人收回租给佃户的土地。
这一法案代替了喀拉拉邦共产党内阁组成一星期以后所发布的内容相同的一项命令。
它的目的是要使那些实际占有土地的佃户在议会有时间研究整个土地问题以前不致受到干扰。
喀拉拉邦的土地问题是尖锐的。
由于人口很稠密，对土地的压力很大。
地主在这个邦的特拉凡哥尔、柯钦和马拉巴等中部地区占统治地位。
在议会讨论制止收回佃户土地的法案的时候，三个反对党退出了会议，他们说，共产党内阁要草率地通过这项法案。
共产党议员们指出，邦内阁原先发布的命令在六星期之内就要失效，因此法案不能拖延了。
他们说，“在通过法案时即使只拖延一天，其结果也会是有些佃田被收回。”

叙外长指出帝国主义枉费心机
叙利亚中立政策不受约旦政局影响
理查兹不去叙利亚是因为怕碰钉子
本报讯
大马士革消息：
叙利亚外交部长赛拉哈丁·比塔尔对印度报业托辣斯的记者说：
真正威胁中东和平的是“西方帝国主义者为统治中东和迫使这个地区的国家依附它们军事条约的努力”。
比塔尔说，他并不认为“国际共产主义危及中东”。
他说，美国一再提到“叙利亚共产主义”的意图，是“使世界舆论对于美国想在叙利亚采取的任何可能行动，进行准备”。
比塔尔指出，“帝国主义势力正在拚命阻止中东中立势力的发展”。
比塔尔认为，西方愈进行干涉和施加压力，阿拉伯人将愈怀疑西方的政策，因此结果不是削弱中立的势力，事实上反而会加强中立势力。
比塔尔表示：
约旦的形势发展不会影响叙利亚的现行的积极中立政策。
“我们信任约旦人民，我们深信这些人民是不让任何阴谋威胁叙利亚安全的强大保证”。
新华社9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
叙利亚外交部发言人5月08日表明，美国总统特使理查兹所以没有到叙利亚访问，是因为叙利亚没有同意在积极的基础上考虑“艾森豪威尔主义”。
发言人说，美国驻叙利亚大使馆曾经在今年02月16日照会叙利亚政府说，如果叙利亚愿意在积极基础上考虑“艾森豪威尔主义”，理查兹就访问大马士革。
发言人说，叙利亚外交部3月12日在复照中表示理查兹将受到欢迎，但是没有表示对于这个“主义”采取赞成还是不赞成的态度。
发言人说，叙利亚的态度是符合政府的“积极中立”政策的，这种政策允许同一切国家交换意见。
叙利亚一向准备举行会谈，只要会谈可以巩固阿拉伯民族的独立、加强世界和平和“建立阿拉伯民族和全世界其他民族之间的真诚关系和合作”。

埃及电台警告帝国主义
任何侵略尝试必将遭到新的失败
“运河使用国协会”中有十三国同意接受埃及条件
新华社开罗9日电
开罗电台评论员8日晚上说，“帝国主义正在准备对埃及进行新的阴谋”。
他说，“我们不能不再一次警告西方，想破坏我国中立政策、想把它的政策强加于中东的任何尝试，都将遭到新的失败。”
他指出，西方为了反对埃及管理苏伊士运河而发表的许多言论透露了“帝国主义要使埃及丧失运河，要使中东局势始终紧张”。
这位评论员说：
“其实，运河问题只是我们同帝国主义分歧所表现的一个方面，而这些分歧的主要方面在于我们有坚决的决心要奉行积极的中立主义政策，在于我们反对侵略性的军事公约，在于我们希望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平共处。”
新华社9日讯
伦敦消息：
在“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的十五个会员国中，有十三国的代表都同意在“表示抗议”的情况下接受埃及的条件使用苏伊士运河，只有法国和西班牙的代表说，他们仍然要等待本国政府的指示。
这是协会8日会议上的情况。
由于法国和西班牙反对马上就使用运河问题采取行动，协会在9日还要再举行一次会议。
目前，船主们的压力已经愈来愈大，他们往往不顾政府的“劝告”而按照埃及的条件使用运河。

惠勒回到纽约后说
埃及完全能够管理运河
新华社8日讯
纽约消息：
联合国负责协助埃及清理苏伊士运河的特别代表惠勒将军7日乘飞机回到纽约后发表谈话说，苏伊士运河“完全能够满足正常通航的要求”。
他还说，埃及能够“胜任地管理运河”。
惠勒在埃及总共逗留了五个月。

意八十万建筑工人
要求增加工资
新华社8日讯
据塔斯社罗马讯：
意大利全国八十万建筑工人要求增加工资。
建筑工人的工会组织为了支持这一要求，决定在许多地区举行一天罢工。
波伦亚、摩登纳、巴马和勒佐尼尔艾米利亚等省的建筑工人已经在7日举行了罢工。

意大利新阁难产
意共要求成立依靠左派政府
新华社9日讯
罗马消息：
意大利新内阁难产。
总统格隆基8日晚上暂停同政界领袖的协商，决定到下星期再进行这种努力。
格隆基在过去两天中接见了议会上下两院的议长和各政党议会党团的领袖。
上议院议长梅查戈拉在同总统会谈以后说：
他认为这次政府危机不会在短时期内获得解决。
共产党议会党团主席陶里亚蒂在同总统谈话以后发表声明说：
共产党议会党团认为，要摆脱当前的危机就必须改变政治方针，以便吸收劳动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的领导。
这就必须消灭中间派分子的联盟，停止对左翼政党的歧视，而建立一个从天主教民主党的立场出发、依靠左派政党并且拒绝同自由党人合作的政府。
陶里亚蒂还在“国家晚报”上指出：
农业劳动者反对塞尼政府企图废除土地使用契约原则的运动是促使政府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社会民主党的退出政府不过是危机爆发的导火线而已。
因此，必须改变政策方针和基本纲领。
社会党议会党团也要求彻底取消中间派分子政府的过时措施，要求建立能解决国家的社会问题、完全实现宪法和保卫和平的政府。

约旦当局继续实行高压政策
爱国领袖组织人民反抗运动
据新华社9日讯
安曼消息：
约旦当局继续逮捕爱国人士，查禁青年团体。
消息说，被捕的有国家社会党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成员。
拉马拉广播电台台长哈迪姆博士也被逮捕了。
耶路撒冷、杰里科和其他一些地方的青年俱乐部和体育俱乐部被封闭。
消息说，约旦军事长官图康发布命令，威胁要对拒绝同新政府合作的人加以严厉的惩处。
纳布鲁斯市政委员会因为拒绝发表支持新政府政策的声明而被解散。
约有五十名约旦公务员在8日被解雇，因为他们拒绝为新政府工作。
据埃及“人民报”8日报道，转入地下活动的约旦民族主义领袖正在组织一个秘密的人民反抗运动，准备同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斗争。
据这家报纸说，尽管逮捕了几百人，但是约旦民族主义者的领导组织没有受到影响。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在大马士革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最近有人打算在约旦外交部行刺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里法伊，但没有成功。
还曾经有人寄给里法伊一包炸药，结果被警察查获了。
美国准备直接支持约旦财政。
在约旦执行美国的第4点计划的代表纳尔逊在安曼透露，他预料美国给约旦的一千万美元的紧急赠款中，有四百万美元将直接付给约旦国库。

美国国务院的替罪羊
李不雕
美国的官方对外宣传机构美国新闻署，现在正在国会里面为了它的下一年度的预算而挣扎。
它要求下年度拨给它经费一亿四千万美元，比上年度多二千七百万美元。
而正在嚷着要削减预算的国会却不肯给它这么多，打算把它的要求削减三千七百九十万美元。
美国新闻署是美国在国外进行宣传和颠覆活动的重要工具。
它下面的“美国新闻处”、“美国之音”、“里亚斯电台”等等机构，都是臭名远扬的美国在别国从事颠覆和煽动活动的大本营。
美国新闻署署长拉森在国会里为它的增加经费的要求辩护时就透露，这笔经费将用来在八十二个国家中展开活动。
其中用于欧洲的款项，半数以上将用于同社会主义国家相邻的四个国家，而其余的25％将用于西方国家中共产党获取选票最多的两个国家，大概是指的法国和意大利。
拉森还说，下一年度经费增加，是因为要增加对近东地区的开支，特别是要注意宣传艾森豪威尔主义。
他还要求另外拨款四百万美元，专供在近东建立一个强大的广播电台。
据他说，这种加强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许多许多年以来，阿拉伯人和亚洲各国人民在自己的意识中一直把美国、英国、法国和一切被他们称为其他‘殖民主子’的人等量齐观。”
可是，尽管美国新闻署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所收到的效果却非常可怜。
“纽约时报”在几个国家里调查的结果是够使拉森先生伤心的。
例如，西德认为美国新闻署“渐渐在社会上无声无嗅”了。
在印度的美国新闻署工作人员“被认为是反对印度安全利益的一个国家的代表”。
而在中东，美国政府的中东政策使得美国新闻署争取阿拉伯人民的努力只有“小得可怜的影响”。
在美国国内，美国新闻署的工作普遍被认为是失败的。
由于它现在居然还要求增加经费，所以受到了各方面的攻击。
而最使拉森先生咽不下去的一种攻击，就是说美国新闻署是“那些被他们的行业所抛弃和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找到职业的破落新闻记者们的归宿”。
美国新闻署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呢？
“纽约时报”的记者詹·赖斯顿最近的一篇文章试图指出这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各个机构，不能像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刚上台时所宣布的那样，“在总的战略计划之下和谐地行动”。
据赖斯顿说，拉森不是小角色。
他参加内阁，参加决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参加监督执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的行动调整局。
可见，他是个消息灵通人士。
可是，真是见了鬼，美国的政策同美国新闻署的宣传总是“协调”不起来。
赖斯顿举了几个这种“不协调”的很有意思的例子。
例如：
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最近决定要派轰炸机作环球长行，并且在亚洲海面投掷假的原子弹，而美国新闻署却正在设法减弱亚洲国家对美国使用原子武器的反对。
五角大楼最近在搞“原子支持司令部”，而美国新闻署却在“绝望地设法”对付苏联的关于美国要进行原子战争的指责。
赖斯顿所举的例子本身，就已经说明这不是什么“协调”不“协调”的问题，而是美国新闻署纵有如簧之舌也掩饰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侵略本质的问题。
无怪乎这位获得1957年普利兹奖金的名记者，说了半天也说不出究竟如何才能使两者“协调”的办法来。
美国新闻署是受美国国务院领导的。
美国新闻署的失败，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
归根结底，受到攻击的美国新闻署，不过是国务院的一头替罪羊罢了。

美国钓鱼也无自由
垂钓者须宣誓不是共产党
本报讯纽约市的水塘是钓鱼爱好者的乐园。
但是这样的一个去处，如今却也染上了万人唾骂的“麦卡锡主义”病毒。
据“每日快报”驻纽约记者亨利·劳里报道：
纽约水塘管理当局规定，凡领取钓鱼许可证的，必须签字宣誓证明本人并非共产党人。
管理当局负责人福特于5月07日宣称，此举是因为“我们不要那些和破坏活动有关的人来熟悉我们的设备。”
他的这番话是针对两位美共领袖弗烈德·范恩和帙德·斯坦因而发的。
范恩和斯坦因已宣称他们对这种非法的歧视提出控诉。

“西欧联盟”
1948年03月04日，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五国的外长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17日签订了一个为期五十年的所谓“互助与集体防御条约”，也称为“布鲁塞尔条约”，这条约的组织就是一般所说的“西欧联盟”。
“西欧联盟”在它的组织条文里以所谓“经济、社会、文化方面及集体自卫方面的合作”为标榜，但是实际上却是一个带有帝国主义目的的联盟。
联盟条约中规定任何缔约国在提出“关于不论何处发生构成对和平的威胁的任何情势”或“关于构成对经济稳定的威胁的任何情势”时，缔约国理事会就立即召开会议来讨论对策。
当“西欧联盟”组织刚成立时，美国统治集团就立即宣称给予这个组织以支持。
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条约签订的当天，就发表声明，表示全力支持各缔约国。
美国之所以表现积极，是因为它极想利用这种联盟，便于它统一掌握西欧国家，使之服从于美国的战略目的。
“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组成以后，在美国压力下，“西欧联盟”理事会在1950年12月12日举行的会议上，就决定将联盟组织的“防务组织”并入北大西洋公约司令部。
这样，“西欧联盟”就成为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的一个附属机构，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本来“西欧联盟”是以英、法联盟为核心的一个组织。
英国当初发起组织这个联盟的一个实际目的，是想借以加强它和西欧各国的联系，建立它在西欧国家中的盟主地位，利用西欧各国的人力、物力来为英国的利益服务。
但是，由于英国在战后经济势力的削弱和美国势力的大规模渗入西欧，英国的这一图谋受到了挫折，不但愿望没有实现，反而被美国利用来建立了以美国为主的“北大西洋公约”集团，成为美国控制西欧各国的一个组织机构。
1954年，美国致力筹划的“欧洲军计划”因法国国民议会否决而完蛋以后，英国又重新拣起“西欧联盟”，作为建立一个新的西欧军事集团的基础。
10月03日美、英、法、西德、荷、比、卢、意、加等九国在伦敦举行会议，决定吸收西德和意大利参加“西欧联盟”，并且决定对“西欧联盟”条约加以修改。
“西欧联盟”条约修改后规定：
“在一旦发生攻击时自然而然进行互助的制度将扩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意大利”。
这种修改实质上就是正式取消了这个条约中原来所标榜的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再起的目的，而使这个联盟更露骨地成为一个同苏联为首的人民民主国家敌对的军事集团。
近来，英国由于长期大规模扩充军备，特别是因为侵埃失败，经济发生很大困难，被迫决定削减军费，减少海外部分驻军。
这个决定在美国和“西欧联盟”成员国中引起很大反应。
为此，“西欧联盟”议会正在斯特拉斯堡举行会议，讨论英国这一行动引起的问题。
在美国的影响下，联盟的某些成员国的代表已在会上发言反对“采取单方面的决定”来削减军备。
这说明，围绕着英国裁减常规军备的问题，“西欧联盟”各国以及虽然站在联盟之外，但实际上参预联盟事务的美国正在进行尖锐的斗争。
　（铎）

西欧联盟议会通过反对裁军决议
叫嚣大力扩张核武器部队
新华社9日讯
斯特拉斯堡消息：
西欧联盟议会8日通过决议，反对裁减“西欧大陆上的盟国地面部队”，指责这种做法会“破坏西欧防御体系的主体”。
决议认为，西欧的所谓“前沿防御力量”至少需要三十师装备有现代战术性原子武器的地面部队，此外还要有一支装备所谓战略性核武器的打击力量。
决议要求所有西方的部队都必须同等地装备战术原子武器和导弹。
这个决议是以三十九票对七票通过的，十九票弃权。
几乎所有英国代表都弃了权。
在前一天，一项要求谴责西欧联盟部长理事会批准英国从西德撤退部分驻军的提案，因为没有获得应有的绝对多数票（四十五票），而没有通过。
法国人民共和党议员戴尚在讨论这个提案的时候指责英国，他说：
“一个个别国家无视西欧联盟的存在就作出决定，这是不能接受的。”

要求巴基斯坦退出军事集团
爱国人士绝食游行
新华社卡拉奇9日电
巴格达条约理事会会议将在6月初在卡拉奇举行。
巴基斯坦公众当中再次迸发了反对这个军事条约的呼声。
卡拉奇公民自由委员会的五个委员5月07日晚上在总统府前面开始绝食，他们要求巴基斯坦退出巴格达条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要求在国内恢复公民自由。
据今天的“成就报”报道，这些绝食的人在接见记者时说，政府在参加巴格达条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时并没有征求人民的意见。
他们要求全国对这个问题举行公民投票。
卡拉奇国民党的工作人员于5月06日在市内主要街道上游行，高呼要求取消军事条约、废除安全法和消灭地主制的口号。

领土狂
美国一家科学杂志最近主张由火箭携带一面美国国旗到月球上去，借此宣布这个星球为美国的领土。
这家美国杂志说，这是实现艾森豪威尔总统国际管制宇宙空间计划的第1步。

加强编辑部同作家的团结（续完）
——在北京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摘要
克服文艺批评上的教条主义作风，纠正不正确的选稿标准，改进“解放军文艺”的编辑工作。
陈斐琴
“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和作家的关系，也是搞得不好的。
“解放军文艺”创刊六年来在群众中起了一定的影响，但在文艺批评上的一些教条主义作风也起了不好的作用，由于编辑水平以及一些不正确的选稿标准，也发表了好些不够好或不好的作品。
（一）“解放军文艺”与作家的关系，的确有不少不正常的地方，文艺批评上的教条主义伤害了一些作家，比如对白刃同志的小说“目标正前方”。
虽然这个作品是有缺点的，但其主题和题材是反映了当时一些情况的，而对他的批评是过分的；
对苏策同志的“小鬼与团长”小说，也有批评过分的地方，这些都伤害了作家的心。
更不好的是在刊物上发表作家的检讨（其实有些作品并未公开发表），同时编辑部加上给作家作鉴定式教训作家的按语。
当然，这是在比较严重的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在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情况下产生的事情，但是，这种对待文艺、对待作家的方法、态度是很不适当的。
其他如从居功骄傲的战斗英雄说的一句话“老子老火车，你坐火车”引伸出“反无产阶级领导，反正规化”的结论，从写干部没写好，引伸出作者看不起工农干部的结论（对“小鬼与团长”的批评）等等，都损伤了新生的幼芽，说明在一些武断的批评之下，只要有一些缺点的作品，往往难以放出来。
（二）在修改作家的稿件上，也有许多粗暴的地方。
比如“蒌拉姑娘”中的小姑娘原来处理是死了的，但编辑部硬要处理成活的，原因是听一个外国作家说，为什么给儿童看的作品都是写死的呢？
以一般的意见对待具体的作品，这就把作品处理坏了，直到刊物付印时才加以改正。
再如朋斯克的“金色的兴安岭”是一个较好的作品，但编辑部说它人民性不够而加了些“人民性”的情节进去。
另一种是由于生活知识的缺乏而来的。
如把一首诗的“千峰骆驼”改为“千只骆驼”，即由于不懂骆驼是以峰来计算的。
而“峰”比“只”也更形象些。
另，即过分强调编辑部的删改权，稿约上本来印有“不愿删改者请声明”，但一般作者是不愿作此声明的，因为怕编辑部说他骄傲，还可能会影响作品的发表。
而编辑部删改起来即有对作者不尊敬之处。
有的在稿签上注批着“掐头去尾留中间”等等。
作者写稿用很长时间，而编辑改稿却用很短时间，致有时把人家写得正确的地方给改错了。
或者给中间删掉一段，用粗糙的文字连接起来。
给作者的回信，也有扣帽子的。
如一个部队同志写了一首诗叫“照阳江的姑娘”，在退稿信上评为“小资产阶级缠绵感情”。
结果下面的领导又给予批评。
（三）对军内稿件的处理也还有种很不好的作风，即有时看名人、职位，已引起许多人的不满。
（四）对团结老、新作家问题上，对文学风格方面，往往习惯自己喜爱的方面，比如文学评论，对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师采用他们所习惯的分析作品的方法，则看不惯，而要求改成自己所习惯的那种形式的论文。
这些问题，有的已经作过检查，有些改正，现在正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情况下，我们准备作一次比较全面、深刻的检查，以纠正过去所发生的缺点和错误，改变作风。
茅盾同志的结束语
编辑工作是任劳任怨的工作，作家们要谅解编辑部的困难。
编辑部要竭力克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宗派情绪，主动地同作家团结。
综合大家的意见，作家和编辑部之间加强团结，需要做到：
一、互相尊重，彼此了解。
在我们这社会里，作家和编辑都是脑力劳动者，都是为了共同的事业，有共同的语言，这就是互相尊重彼此了解的基础。
编辑工作是任劳任怨的工作，而且又是需要高度思想水平的很细致的工作；
为了忙，为了主观能力的不够，编辑工作令人不满，甚至发生错误，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
作家们如果能够了解编辑部的这种困难，设身处地想一想，就会谅解，而从团结的愿望、帮助的目的，向编辑部提出意见。
编辑部要随时随地虚心接受意见，竭力克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宗派情绪，主动地和作家团结。
各刊物的编辑部如果能够经常和作家们座谈，倾听作家们对于刊物的意见，同时也把编辑部遇到的问题提出来和作家交换意见，——如果这样的座谈会能够每月举行一次，我想会大大加强作家与编辑部的彼此了解和团结。
解放前，我们办同人杂志，就采用了这样的方法，团结了相当广大的一群作家。
二、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这个方针的坚决贯彻，就为作家和编辑部的加强团结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作家和编辑部的团结不是一团和气，彼此有意见都不提，而是要以“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互相策励，共同把刊物办好，——也就是，共同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贯彻起来，达到文学艺术的更大繁荣和发展。
现在普遍反映，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刊物是一道关口。
这所谓“关口”，如果直到现在还是有真实性的，那么，我们必须决心使它今后不再存在！
让我们——作家们和编辑部——把这关口拆掉！
而编辑部因其地位关系，必须主动来拆，彻底地拆掉它！
三、处理稿件的问题，大家谈得很多，很坦率；
意见都很好。
虚心，慎重：
——这在编辑部方面是首先第1要遵守的原则。
不但改稿要这样，取舍稿件也要这样。
关于改稿——哪些可改，如何改，等等，大家都讲得很对。
如果发生错误，就用负责的精神坦白承认，作家一定会谅解。
这次座谈会上，秦兆阳同志的自我批评精神和王蒙同志的谦逊诚恳的态度，都值得赞美。
秦兆阳同志对于造成这次错误的分析，我觉得也还深刻。
这件事给我们编辑部的教训意义是重大的，而且效果也是好的。
这就是，坦白相见，作家和编辑更能互相了解、互相尊重，加强了团结。
各位同志还有没有意见？
如果没有了，这次座谈会就此结束。

我的看法
黄药眠
旧一代的知识分子是从旧世界来的。
他们在旧世界里都曾经走过一长段的旅程。
但是由于各人所经历的旅程不同，所以他们的衣襟上都染上有不同的酒痕和不同的尘土。
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对于今天新时代的看法也就不免各人从其所已经经历过的旅程去加以衡量和比较。
费孝通同志说现在正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这个说法，我认为也是有一部分理由，而且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见解。
但在我个人看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就已经是春天，这并不是我有意要来唱反调。
这只能说我有我的一番经历。
当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时候，我只是半个流浪汉半个知识分子，生活像是被一条丝线悬在空中，门口时常有不尴不尬的生面孔出现，窗口的短墙外，时常有人露出一个头来在探视，走路的时候，也时常提防着后面有什么人跟踪。
至于摇笔为文，既不能成为文豪，徘徊在大学的门墙外边，也只能作一个墙外的行人，向往于墙内的佳人的唉声。
到了全国解放，眼看全国人民都获得解放，反动的国民党统治被推翻，在中国飞扬跋扈百多年的帝国主义势力从中国大陆被赶走，我就不禁大乐。
而我个人则竟然有机会追随在许多专家学者后面做一名小小的知识分子，有机会摸摸书本，这比我过去有时在寒风割面的深夜里踯躅在街头的情况，的确是温暖得多了。
所以我说，从那时起，就是春天。
当然，春天也还不免有一、二次的春寒，或者是一夜东风不知吹散了落红多少，或者甚至个人也还不免有一个时期的“伤春”的情绪，但春天究竟还是春天。
可惋惜的只是我不能像梅花最先传达出春天的消息。
至于目前知识分子所苦恼的问题我认为也是多种多样的。
从绝大多数的人看来，六分之五的研究时间是得到了保证了。
这些人当中有些人的确是在埋头研究，有些人则在很紧张地备课。
今天的学生，更能独立思考了，提出来的问题是很多的。
争鸣当然很好，但争鸣也得有资本。
钻研业务的精神是提高了。
可是他们的社会活动都是很少的。
有些人则又因为没有得到什么政治待遇，特别是一些过去曾经在学术上有一定地位的，或在过去曾经活跃过一时的人物，抚今追昔，又未免有点寂寞之感。
以上两种人，问题都不是在于如何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而是如何更好地利用六分之五的时间来搞好研究和教学的工作，和如何更好利用六分之一的时间来进行政治学习和做些社会活动。
也就是说，问题不是政治太多，而是政治太少了。
的确也有些人，社会活动太多，侵犯了他的六分之五的学术研究的时间。
这种人，其实并不多，但也最容易嚷，而且他们的嚷也最容易被人听见。
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人的确可以多做一些研究工作，而他自己也是愿意沉下心来做些研究工作的。
但也有些人不过口里嚷嚷，而其实正是“乐此不疲”，真的要他少出来活动，他可要皇皇然起来了。
但也不能说，他们这种嚷就都是假的，不，它还是有几分真情。
不过这只是偶尔抒情，或者老朋友面前，偶然表示一下对于过去摩娑过许多时日的旧业的怀恋。
如果把这些嚷就看成是他们的主导思想，这也许未免太天真一些。
有一位做知识分子工作的青年，曾和我说过，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真的不容易搞，把你们的名字放上去请你来开会吧，你又说，我那有时间来陪你们开会？
如果不把你的名字放上去吧，有朝01日，名单在报上发表出来，你一看见大名没有在报上登出，又会大发牢骚，说某某都有名，我的名字谁给除去的？
总之像是绞纹柴，很难摸清它的纹路。
这些话，我认为也是真的。
以上两种人，尽管社会活动很多，但是不是可以说，他们的政治太多了呢？
我看还不是。
因为他们是不是真的对于政治科学有深刻的研究呢？
对于政治艺术有很好的修养呢？
对国计民生有十分关切的心情、对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呢？
我看还没有。
他们有些人，好像是名贵的花，被人十分小心地保护着。
久而久之，也就自己觉得真是名贵的花，而有些儿飘飘然起来了。
我看以后也有必要让他们学习学习。
总的说来，知识分子目前的政治积极性的潜力还远没有充分发挥。
今后随着民主生活的日益充实，大家有更多机会说话，情况是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问题是需要领导和帮助。
诱导人们向前看。
此外，如果能再把社会活动过少的和社会活动过多的人加以适当的调整，使小提琴固然有机会鸣，就是轰然作响的大鼓也可以有机会响，典雅的竖琴也有机会来丁冬的几声，那就更好了。
知识分子总得要有知识。
天下总很难找到没有知识的知识分子，或者是知识分子自甘于没有知识。
知识分子，喜爱知识，喜爱自己的专业，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知识分子希望有一个书斋，书斋里有几本书，那也是很可以理解的。
所以协助和推动他们搞好业务，是很重要的工作。
但是如果说，有人想躲进书斋里去就不出来了，那恐怕事实上也不可能。
即使你想“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专向圣贤书”，但是时代会来敲你的门，它会给你许多邀请。
而且今天的知识分子，真的想钻进书斋里去，不出来过问天下大事的人，恐怕是很少的。
如果真的有人这样说，那恐怕也是出自一时的感慨。
为什么？
因为他总得把他所学的东西，和人民的需要对对口径。
学以致用，这是我们中国的老传统。
莫非今天的知识分子，不想把他的知识贡献给国家，为世所用？
我想不是的。
没有不愿意他的知识发挥作用的。
如果他能作出建议，而这个建议又为政府所接纳见诸实行，他一定会感到精神上莫大的安慰。
近年来知识分子之所以不大肯谈政治，主要就是有顾虑。
顾虑别人说他立场不稳，说他有唯心主义。
可是现在情形不同了，知识分子多发表意见的机会来了。
难道知识分子不愿意把花了多年的劳动获得来的宝贵的知识，拿出来让大家品题，而甘于把它埋在心灵深处让时光送入遗忘的王国？
中国知识分子继承士大夫的传统，态度比较矜持，希望别人对他有更多的尊重，批评起来采取更委婉一些的办法，这些估计都是对的。
但我不同意把今天的知识分子比成诸葛亮。
当然任何比喻都是跛脚的，但这个打比，却跛得太厉害一些。
因为究竟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没有成为高卧隆中的诸葛亮的可能了。
他既不能收租，又不能真的卷起袖子来以“躬耕”为活，而且如果他不读许多杂志报章，如果不经常听报告，和社会各方面的人士接触，即使他有满腹经纶，又如何能了解天下大势？
所以别人对于知识分子尽可以有三顾茅庐之心，而知识分子可切不要存让别人来三顾茅庐之意。
知识分子要求别人尊重，这是好的，但知识分子，也应该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劳动，尊重别人的奋斗经验和历史。
我觉得有些知识分子有时候就不够尊重别人。
好像他就是天生成的诸葛亮，或者是应着天上的什么星宿下凡，命定的摇摇鹅毛扇就可以指挥如意！
我们还得更多学习谦虚。
现在再就百家争鸣来谈罢。
要真的争起来，就首先要求领导方面真的敢放，而且不要一放一收，或欲放还收。
另外一方面，则知识分子要对于这个政策的贯彻有信心，有勇气。
有许多问题过去认为早已经解决了的，实际再研究一下，还是没有解决，还可以提出来争论。
而且你不提出来争论，青年同学们早就提出来争论了。
所以你想不争鸣，也就不可能。
为了培养争鸣的勇气，提高争鸣的质量，我认为可以多组织一些小型的读书会，小型的讨论会。
小型讨论会中，就可以某些重要论文提出讨论；
可以由某一个人写好文章，约几个朋友来对他的文章提提意见，可以就某些重要的学术问题，先由几个人交换意见或展开争辩。
由小型的座谈会到大型的座谈会，到讲坛上的争鸣和报纸刊物上的争鸣。
“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以后，像我这样的小知识分子，所担忧的就是，我能够拿出什么东西来争鸣。
但过后一想，争鸣也就是学习的过程，如果我把幼稚的意见或甚至错误的意见拿出来，因而引出了层出不穷的真知灼见，那对我也是莫大的快乐。
因为真理难道一定要通过我的手里获得么？
真理难道一定要放在自己的荷包里才算是快乐么？
无论谁把真理挖掘出来，真理都是人类共有的财产。
既然是共有的财产，当然我也就能分享得一分光荣了。
因为想通了这一点，所以我的胆子也就大起来了。

要重视世界史这门科学
杨人楩
百家争鸣的方针鼓舞了每一个科学工作者。
我们鸣得还不够，这固然是由于科学研究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然而也并非不是由于完全没有顾虑。
毛主席指示要继续放手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且说不要怕毒草而要在斗争中求真理，这就消除了我们不少的顾虑。
百家争鸣的方针具体应用到科学工作上，我以为有三类形式。
第1、在学术上展开批评与讨论，这一类工作做得已经很多，缺点在于面不够宽，不够深入。
第2、放手出版专著和开设专题讲座如历史讲座之类，这一类的成绩也是肯定的，只是嫌少了一些。
第3、科学的准备工作，即替各门科学打一个结实的基础，使不能鸣者能鸣，能鸣者鸣得更好。
从长远来看，第3类的工作比前两类是更重要些，但是，恰恰是这一类工作做得很不够。
目下有这样一种倾向：
认为推动科学研究的方法只是叫人选定题目，写出论文；
于是我们时常看见某单位定出几百几十个题目的报道。
看样子，十二年科学规划要提前六年完成。
可是，论文与专著只是科学研究的结果。
我们要求有研究成果的鸣，不是“瓦釜雷鸣”。
事先不给人准备条件，不让人踏踏实实去钻研，只知为讨论而加班加点地写论文，无疑是拔苗助长。
对于不能鸣或鸣得不好的科学，尤其要做准备条件的工作。
我们现在正忽略了这一类工作。
百家争鸣的方针自然会使每一个知识分子想到他所从事的那一门科学，因此，我要谈谈有关世界史的问题。
我认为，目前世界史这门科学是没有受到它所应有的重视的。
在解放以前，它只是一门贩卖西洋知识的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科学；
由于我们的国家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它才摆脱了半殖民地的性质。
我们已培养了一些土生土长的世界史专家，我们已在进行世界史的研究工作，对于某些历史问题我们已有我们自己的看法。
然而这些成绩仍是非常微小的。
由于它的原有基础太薄弱，所以高等院校世界史教师的质量还不够高，量则离客观需要更远。
最严重的是继起乏人，青年人不愿学世界史，原因不在于怕困难而在于这门科学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因而觉得学了也没有前途。
我们的领导是否忽视了世界史呢？
没有！
在十二年科学规划中世界史已有其应有的地位，教育领导部门也相当照顾到世界史的发展。
可是，直接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的某些同志们，对于世界史显然采取了忽视、甚至是排斥的态度。
我们认为就世界史而论，它的主要矛盾也正是先进的科学水平的要求与落后的科学现实之间的矛盾，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一矛盾。
目前急需着手的是一系列的准备条件的工作，如扩大队伍、编译专书和史料、购置及整理资料，编纂工具书，摸先进水平的底等等。
我们曾具体建议如何推动这些工作，如何组织分散在全国的力量以免各搞一套的浪费现象而收分工合作之效，这些建议都得不到应有的支持。
关于图书资料的问题，我们不止一次在座谈会上提出，也不止一次向有关负责同志提出，结果是不予理睬。
我们迫切要求办一个有关世界史的杂志，希望除利用它来发表论文外，还可用它来介绍先进成果与科学动态，交流并讨论各种工作的经验，大量刊登史料与书评，这些都不是一般史学刊物所能容纳的。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杂志来联系分散在全国的力量。
我们不可能想像在各门科学都有一个或几个刊物的今日，而世界史不能有一个争鸣的场合。
学报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因为学术性的刊物应当是愈专门愈好，学报之所以不能受到重视就在于它是一个杂烩。
我们这一建议没有遭到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反对，却遭到了行政命令的制止。
世界史没有第一流的学者，所以在学部里没有发言权，我们只有知难而退。
在一再努力都遭到碰壁以后，我们不但有顾虑，而且有些消沉；
我们在怀疑：
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是不须贯彻到世界史呢？
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以后，我们知道我们的怀疑是错误的。
可是，世界史要求有领导而没有领导，应当办杂志而不让办杂志，假使不是宗派主义作祟的话，是否存在有领导落后于群众的问题呢？
我们的科学落后，当然不可能叫各门科学都齐头并进。
应当排排队，不妨把世界史排在末尾，只要不把它抛在队外。
我原是赞成在1958年设立世界史研究所的，现在有些动摇了，因为怕成立了以后会有些名不副实，还不如先在各大学设立一些小型科学据点为好。
为了要把力量组织起来，我们建议先成立一个世界史学会，由它来进行一切有关准备条件的工作，目前以出版世界史杂志为中心。
有了学会的组织，我们就可透过它来决定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现在就因为方向不明确而普遍感到苦恼。
在放手贯彻百家争鸣的时期中，负责推动这一工作的同志可能会感到难于领导，那么，请考虑一下周扬副部长的话：
“依靠科学家、艺术家，要很好地和他们合作，信赖他们，遇事多和他们商量”。
我们迫切需要领导。
最后，我必须附带声明一点：
以上所指的世界史其实只是西洋史；
只因教条主义者的武断才让它张冠李戴地搞了这么几年。
教条主义者曾用“西洋是帝国主义者带来的东西”、“西洋史是西欧本位主义”、“反对世界史的名称就是不虚心学习先进经验”等大帽子来压服人；
就不曾理会我们早就有“三宝太监下西洋”之说，东西只是相对的字样，硬把不包括中国史和亚洲史的西洋史来囊括世界是何等不谦虚！
科学是要求名实相副的，我建议还是应当考虑用西洋史这一名称，除非我们能够想出更恰当的名称。

这个方针需要长期存在
潘菽
关于放还是收的问题，毫无疑问，毛主席的要放不要怕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的“百花齐放”是含苞刚吐，现在的“百家争鸣”是刚打起锣鼓，决没有就要收的道理。
但是否若干年以后就会放得够了或者有余了而要收一下了呢？
我认为这也不会，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会长期存在的，人有意见也是应该让他说出来的。
为什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方针放手地予以贯彻执行而不必有什么害怕呢？
那正是因为我们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可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战无不胜的武器。
马克思列宁主义决不怕跟不同的意见或者错误的意见作斗争而只会在这种斗争中壮大起来。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否是一种放任自流的办法呢？
那也不是。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贯彻执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重要的办法。
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领导。
因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贯彻执行也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领导。
其实，这个方针本身的提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作用的一个光辉的体现。
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领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贯彻执行呢？
领导的方法并不是给这个方针的执行订下几条戒律，制定几个框子或者立出几种标准。
这样就要变成收而不是放了。
领导的方法是积极地，无顾虑地参加到“齐放”和“争鸣”中间去。
毛主席说，百家其实只有两家，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家和非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家。
照这个意思，百花也可以大别地分作两种花，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和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
在这里，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可以并且应该把自己和别的思想平等看待。
只有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发挥最好的领导作用。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效果会是什么呢？
效果一定是：
正确的东西变得更加正确了，不正确的东西也会向正确的方面转化。
作为人民内部的问题来看，使不好的向好的转化，使不正确的向正确的转化，这不正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吗？
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就是对人民自己的一种教育过程，并且是最好的教育过程。
现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已快一年了，但效果还不显。
我认为这就是因为放和鸣都必须经过一定的过程，而并不是因为存在什么障碍。
百花的放不像吹肥皂泡，一吹就是好几个。
百家的鸣也不是信口开河，张张嘴就是千言万言。
所以迟迟地放出来和迟迟地鸣起来未必不是好事。
吹肥皂泡和信口开河总不是大家所欢迎的。
但我们也应该看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出来以后百花的枝头是否在孕育着苞蕾，百家的头脑是否在活跃起来。
假如不或者不够，那就有问题。
假如有这样的问题，就必须想办法。
我觉得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贯彻执行可能有的主要妨碍是大家对这个方针的认识不够或者理解不正确。
尤其是在领导地位的人假如对这个方针认识不够或者理解不正确或者根本反对，那是最有害的。
再，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也必须有一定的物质条件。
这也是我们应该予以注意的。
我还有一种看法。
以百家争鸣来说，我认为一种意见不一定要在刊物上发表出来才算是鸣。
把这个意见写了出来给人看或者讲了出来给人听也就是鸣了。
例如一个编者把一篇稿子附上自己的意见退回给作者，不能说是压制争鸣。
假如编者的退稿意见是正确的，不是粗暴的，那也是一种争鸣。
一个人假如要求自己写的什么东西都要印成白纸黑字，不许编者参加意见，那就是只许自己鸣不许别人鸣了。

修脚医生
宗禹
前些时，我右脚拇指红肿会脓，疼得寸步难行。
我到医院，请求医脚，但是医院里有的是内科、外科、眼科、牙科、耳鼻喉科……许多科门，却没有脚科。
我想脚上的毛病，也许比较接近外科，便找了外科医生。
医生看了看我红肿的脚指，说里面已经发炎会脓，需要打几针盘尼西林消消炎。
打过三针，丝毫无效。
我向医生诉苦，医生说那只有开刀了。
我一来怕开刀，二来对这位医生已不大信任，决定另行求医。
我去找有名的中医外科医生，这是一位老先生，看看我的病情，肯定地说：
“这毛病去澡堂找到修脚的同志，保证你立刻就好。”
怎么？
要我去澡堂修脚？
从前我脚上有过小毛病是找修脚的治好的。
这次是严重到不能走路，已疼得坐卧不安，难道还能修好吗？
我有些怀疑。
老先生解释说：
“脚上的病修脚的同志都能治，他们很有本领，我脚上有病也是找到他们的。”
老先生说得非常诚恳，我虽然还有一点半信半疑，终于遵照老先生的指点去了。
来到澡堂，简单洗个澡，要求修脚。
接着，一位赤背宽胸、汗流满面的中年人，拖着木履，带着小凳，向我走来。
没等我开口，便在我面前坐下。
看看我红肿的脚指，有些埋怨似地说：
“怎么不早来，弄得这样厉害了。”
我告诉他去过医院，打过针，医生还想给我开刀，问他能治不能治。
他既不说那位医生多事，也没有显露出他是能手的神情，很和善地说：
“能治。”
他点着那个红肿的脚指说：
“这是指甲弯进肉里了。”
一边说一边解布包，取出一个小皮匣，上面插着十多把粗细不同的小裁刀。
这就是他唯一的工具。
他温和地拿起我的脚，先照着不疼的指甲修，我只注视着那个红肿的脚指，祈望他能以真的手到病除。
他修完别的指甲，换了把细刀，聚精会神地照着弯进肉里的指甲慢慢刺去，我十分紧张，要求慢点再慢点。
他安慰我说：
“太深了，忍一下疼就好了。”
我闭住气、咬住牙，不到一分钟工夫，他满意地说：
“好了！”
我有点不相信，他试着用手照疼处一捏，问道：
“还疼吗？”
我只觉得轻松，但还不相信自己的知觉，自己用手去捏，确实不疼了！
立在地上，故意踏了几步，完全成了好脚！
这时，我不禁涌上一阵感激心情，不知说什么是好，只叫了声：
“你真是好医生！”
他满意地微笑着。
一边收拾刀子，一边说：
“使你不疼就行了，称不上医生。”
他那谦逊忠厚的神态，使我感到带有自卑，不大舒服。
我希望他能完全忘记被旧社会贬为最低下职业的创伤，谈谈这门职业的情况。
我想知道这门职业的来历，因为从来没有看到过文字记载，可是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
只是口头上有一个模糊的传说，许多年前，有位道士，每天走路，脚磨坏，便用自己的铁禅修一修，修好了再走，走坏了又修，说这便是修脚的起源。
后人把这位道士称为修脚的祖师——称作“治祖”。
以后的修脚刀中都有一把禅形刀为证。
与道士成了一家人，生活上互相帮助。
这是封建社会的事情，是传说，中年人使用的修脚刀中，已没有那把禅形刀了。
脚上的毛病和技术上的发展，早不是铁禅所能解决了，而是使用着十多把形状不同各有用处的好钢刀。
在技术上，据说，修脚比理发还要难学一些，因为头上有皮，指甲和肉之间只有一层无形的薄膜，要能去掉指甲不刺伤薄膜，不流一点血，才算好本领。
这真不亚于“郢人运斧”的本领，也不弱于西医开肠破肚所需要的准确与细心。
但是，脚上都有一些什么毛病，是否都能治脚呢？
他说：
“脚上的毛病很多——嵌指、顶指、盖指、加指、脚垫、鸡眼……你这指甲弯进肉里就叫做‘嵌指’，‘鸡眼’、‘脚垫’都有好几种，修脚的全都能治。”
哪些人脚上毛病最多呢？
他说：
穿小鞋、穿皮鞋、妇女穿高跟鞋、走路多的和跳巴蕾舞的人脚上毛病最多。
前年莫斯科大剧院来北京演出时，我们的同行就修过她们许多名演员的脚。
提起巴蕾舞，那轻妙如飞的舞姿，特别是那柔和荡漾犹如花苞似的双脚，给人们带来多少幸福和愉快。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花苞似的双脚会有什么毛病，更不会想到她和修脚的有什么关系。
所以引起我进一步探问的兴趣。
我打听到给苏联巴蕾舞演员修脚的是西四浴池的鲁亨。
据说：
1954年的冬天，苏联莫斯科音乐剧院来北京演出“天鹅湖”、“巴黎圣母院”等名剧时，那一朵朵花苞似的脚尖上，磨了许多茧泡。
她们把鲁亨请到寓所。
最初鲁亨不懂毛病为什么全在脚尖上。
问起来由，她们立刻在鲁亨面前飞舞荡漾了一番，作为解答。
鲁亨惊喜，卷袖拿刀，为她们精心修理。
片刻，使得她们的双脚更加柔和轻快了。
后来，鲁亨看了她们的正式演出，对他亲手修理的美妙如飞的双脚更加爱慕。
从此，鲁亨成了演员们多次邀请的修脚医生，也成了朋友。
当她们回国上火车前几小时，还有两位演员请鲁亨修了一次脚。
她们对鲁亨修脚的本领大为赞扬。
我听了这些故事，觉得自己过去太孤陋寡闻了。
据说北京市的近八十家澡堂里，有三百多个修脚医生，一年中总要为好几万人医治脚病，谁能说这行职业不重要吗？
可惜近几年来没有收过一个学徒，可惜这门技术还没有得到重视。
他们每修好一次病脚，不管病的轻重只收二角六分钱，而医院挂一个普通号就得三角，未免有些不公平吧。

“党内知识分子”的顾虑
李跃
05月03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北京书简”，读后颇有感触。
我想，争取民主，固不容易，享受民主也不简单。
不少同志在不民主的旧时代有争取民主的勇气，即使“争”得头破血流，也没有什么顾虑；
可是在争得了民主的今天，他们反而缺乏享受民主的勇气，“顾虑”这，“顾虑”那。
自然，“享受”民主不等于在民主的软床上睡大觉，而是包括发展民主，求得更充分、更高级的民主在内。
举例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今天民主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人民内部的斗争。
这种斗争，跟对敌斗争比较起来，往往更复杂，更细致，有时甚至更艰难。
有些敢于冒着敌人的炮火的同志，却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关口面前却步了。
“北京书简”说的是“党内知识分子”，而且是“相当负责的同志”，这就更值得注意了。
这位同志明明看出了“他这个业务部门里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在别人的办公室里“列举了许多事实”，“滔滔地讲了一个半钟头，仿佛还没有讲完似的”，可是他无论如何不愿公开发表他的意见。
为什么呢？
第1，因为他“每天和部里打交道”，怕搞坏了上下级“关系”；
第2，“部里那些教条主义的做法，都是通过我的手贯彻下去的。……在群众眼中我何尝不是个教条主义者呢！”
据我所知，在“党内知识分子”中，这确是有相当代表性的“顾虑”。
为什么有这种“顾虑”呢？
为什么过去的“教条主义者”在认识教条主义的错误之后，不能公开批评教条主义呢？
以今天的新我来批判昨天的旧我，“反戈一击”，不是更能制教条主义于死命吗？
可是这么一来，批评就必然带有自我批评的性质，他有“顾虑”！
不少“党内知识分子”在接触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往往首先想到自己的“面子”、“威信”之类，而忘记了党和人民的利益。
他们往往不肯老老实实地公开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同群众一起来商讨克服缺点、改正错误的办法，争取不加括弧的真面子、真威信，有的甚至躲在党的威信后边转弯抹角地掩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而到了掩饰不了的时候，便“守口如瓶”！
没有勇气批评自己的人，一定也没有勇气批评别人，生怕“搞坏了关系”。
其实，像“北京书简”所反映的那种上下级“关系”，还是“搞坏”了好。
你瞧，“部里”“完全撇开教条主义不谈，好像我们这儿压根儿没有教条主义似的”，而那个“每天和部里打交道”的“相当负责的同志”，却“列举了许多事实”，证明他这个业务部门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但为了“关系”，只能悄悄地谈。
一个怕民主，一个怕不民主，而双方的“共性”便是怕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种“关系”不“搞坏”，怎能建立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怎能开展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怎能带头贯彻执行党的“齐放”、“争鸣”的方针？
“党内知识分子”的这样那样的顾虑，反映了有些部门、有些单位的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
“顾虑”越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勇气越少，而“党内知识分子”的顾虑，又很容易引起党外知识分子的顾虑。
这是当前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官僚架子滚开！
　袁水拍
报载：
有同志在一个会场上无理撵走摄影记者。
我们祖先做什么都要查皇历，如今有人做什么都要查级别。
走路站队一律按级排列，仿佛处处有一道楚河汉界。
你该在我后，怎么在前？
你怎么不懂得高低贵贱？
一个记者算得了什么？
我的官儿要比你大半个天！
“我重要还是你重要？”
我们这位同志一时火冒，竟不自觉地问得这末粗暴。
他忘了公民一律平等这一条。
“哼！
你给我滚开！”
我们这位同志一时愤慨，竟不自觉地骂起人来。
我们希望这只是他一时失态。
滚开！
对！
应该滚开！
让这些官僚架子，官僚腔，
腐朽作风，老爷气派，
势利眼，对下压，对上拍……一古脑儿都滚开，不许它们再把我们的同志害！
（附图片）
方成插图

要学会尊重人
梁汝怀
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同志，在伏老参观农业展览会那天，当新闻记者想要摄影请他暂时让开镜头的时候，他说：
“怎么？
你重要还是我重要？
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
这还不算，外交部新闻司一位工作人员又走过来火上加油，对记者说：
“你们别挤了，方才已经有一位同志有意见了。
再挤，就叫记者都滚出去！”
（据中国青年报、上海文汇报的报道）这件事引起了舆论界的愤慨，文汇报为此还发表了社论，题目是“尊重新闻记者”。
尊重人，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基本表现之一，这道理，左叶同志及其他有类似思想的人，想来也是十分熟悉了的。
为什么还会一冒火就要叫人“滚出去”呢？
我想问题还是出在“你重要还是我重要”这句话上。
闻其声如见其人。
虽然我也为那位记者没有及时照下这个精彩的镜头感到遗憾，但是这句话也仍然活龙活现地突出了一副“官”气十足的神情，使人闻到他的灵魂里的一些霉味。
在“级别论”者心目中，当天的会场上，自己纵然数不上第1、第2，大约也凑得上第3、第4号“重要”人物了。
至于什么记者、摄影师，算得个啥？
我不打算同左叶同志研究记者同部长助理之间的级别，尽管那也许是他最感到兴趣的；
也无需再为摄影记者工作的重要性多加解释。
这位部长助理同志似乎忘却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
他跟当天所有在场的人（包括他认为比他“不重要”和比他“重要”的，包括我们最敬爱的伏老在内），地位其实都是平等的。
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是建立在真正的、完全平等的同志式的基础上的，谁也没有权力说他比别人重要些。
这样一说，有人也许不服气。
会质问：
难道部长助理的工作还比不上一个记者来得重要吗？
亲爱的同志，你说错了，在那样的场合，摄影记者的工作，硬是比部长助理重要得多。
没有他们，亿万人所渴望的照片就无从见到。
这不是很浅显的道理吗？
这个道理，也许是白说。
看来，对于那些以为级别“高”就可以任意呵斥人、开口就要跟别人比“重要”的人来说，学会尊重人、学会以平等态度对待人，也许倒是更“重要”的。

随感
徐淦
绍兴歌谣：
“大人话错话话过，小人话错打屁股”。
这里的大人小人，在家庭里，指长辈晚辈；
在社会上，指堂上的官吏阶下的百姓。
这自然是不民主时代的写照。
民主时代怎样呢？
反其道而行之，变成“小人话错话话过，大人话错打屁股”吗？
小人无知无识，难免说怪话，发谬论，不知不罪，何妨从宽；
大人德高望重，不该胡言乱语，明知故犯，理合从严。
所以，挨打挨够了的小人忽然要求这么反一反、变一变，未始没有道理；
就算近乎过激，小人眼界小、器量小么，也是只好请予鉴谅的。
然而，最好的办法，还是人不论大小，话错了一概免打屁股吧？
说什么天生屁股之所以长着厚厚的肉，正是为了一五一十地挨打，那是可哀的笑话。